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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观点：暴力威胁不是治理美国的方式，但却是法官们面对的现实

时报》的观点专栏作家，撰写法律、文化、宗教和武装冲突等主题的文章。你是否曾写下让你担心自己会因此丧命的话？是否曾写下让你担心所爱之人可能因此遇害的话？这正是如今美国联邦法官所面临的现实。在这个充满恐吓和政治暴力的可怕时代，法官们也难以幸免，这对美国司法系统的独立性和完整性构成了严重威胁。情况十分严峻。联邦法官正面临的威胁猛增。纽约时报今年在报道中指出，美国法警局收集的数据显示，截至3月1日的五个月内，有80名法官遭到威胁。而在接下来的六周内——这一时期正值网上对司法裁决的不满情绪在“MAGA”圈层中急剧升温——受到威胁的法官人数升至162人。用“受到威胁”来描述这些恐怖的信息和遭遇，其实是轻描淡写。上周，一个名为“为司法发声”的组织举办了一场活动，邀请了五位在任联邦法官，他们在现场公开讲述了自己的经历，这个组织致力于维护司法独立。杰克·麦康奈尔法官曾在3月裁决特朗普政府败诉。他说自己所在的法院接到了超过400通“恶毒、威胁性、令人发指的语音留言”。在活动开始时，麦康奈尔法官播放了其中一段，一名愤怒的人用满口脏话怒吼，还明确发出了暗杀威胁。麦康奈尔法官说，他担任法官已近15年，这是“唯一一次真正动摇了我对司法系统和法治的信心”。埃丝特·萨拉斯法官也在这个讨论小组上。2020年，一名律师闯入她家中，枪杀了她的儿子，并打伤了她的丈夫。在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恐吓升级手段中，有人开始给法官家中送披萨，有时还用她儿子丹尼尔·萨拉斯的名字下单。送披萨的行为意在传达一个可怕的信息：我们知道你住在哪里。而用她儿子的名字下单，显然是在故意加深恐惧与创伤，让萨拉斯法官及其家人再次承受痛苦。最高法院也未能幸免于这种暴力威胁。 2022年，一名男子携带手枪、匕首和胡椒喷雾等武器，在布雷特·卡瓦诺大法官的住宅外被捕。今年3月，有人用管式炸弹威胁艾米·科尼·巴雷特大法官的妹妹，巴雷特法官的家人同样也遭到披萨恐吓。不仅是巴雷特法官的家人受到威胁。其他联邦法官也表示，他们的家庭成员被公开个人信息，甚至收到了人身威胁。如今，法官们不得不担心他们的裁决会对至亲造成怎样的影响。法官们长期以来都很重视安全问题。他们主持的案件常涉及美国最危险的罪犯，罪犯怀恨在心并不少见。司法系统过去就是为了应对这样的威胁而设立的，虽然可怕，但尚在可控范围。美国法警局过去在处理这类日常威胁时高效有力。但现在的情况，早已超出“日常”所能涵盖。更糟糕的是，作为普通人，我们本就难以承受如此巨大的仇恨。再坚强的人，在持续不断的恶意中也可能身心俱疲。美国司法系统如今也加入了一个可悲的行列。如今，任何有公共身份的美国人——无论名气大小——都明白，只需写一篇文章、投一张票、发一条社交媒体，就可能引来铺天盖地的痛苦。无论你是曾经无名的选举工作人员、小镇学区委员会成员，还是联邦参议员，结果都一样。只要你在有争议的问题上公开表态，就必须面对后果。别以为暴力只来自“MAGA”阵营。极端主义已经渗透到美国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今，有人会为一位保险高管被暗杀而欢呼，为一位为投资公司黑石工作的女性被杀而喝彩。不是“MAGA”阵营的人，也试图在棒球训练时刺杀国会共和党议员。至于那名试图暗杀特朗普的人，我们尚不清楚他的动机，但他显然不是为了“MAGA”的利益而行动。虽然每一轮威胁都引发了大量媒体关注，但说出下面这番话可能听起来有些奇怪：这种无处不在的恐吓氛围，正在为美国民主制造一场悄无声息的危机。原因很简单。在媒体关注过去之后，后果依然存在。我们正在培养一代公共服务人员，他们在公共场合无法感到安全，在自己家中也心存疑虑，时刻担忧兄弟姐妹、配偶和子女的安危。结果就是，有些人几乎变成了“行走的伤员”。他们的快乐减少了，焦虑升高了，开始怀疑从事公共事务是否值得承受这一切代价，接着又为自己居然动过“向恶势力低头”的念头而感到羞愧。但他们还是忍不住时刻警觉，心中不免对回归平凡匿名生活感到一丝安慰。也有人被极端化。那些朝他们倾泻而来的仇恨，在他们心中滋生出新的仇恨，对手所激起的愤怒变得炽热无比。我一次又一次感到震惊，因为我所认识的许多极端分子，他们激进思想的起点，几乎都可以追溯到某个极度糟糕的遭遇。这是政治领域中的那句老话的写照：“受伤的人，也会伤害别人。” 还有一些人选择屈服。他们无法忍受威胁，但又舍不得这份工作带来的收入与声望，于是干脆屈服。前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彼得·梅杰在接受《大西洋月刊》采访时表示，共和党人在1月6日事件后没有挑战特朗普的主要原因是“恐惧”：“人们害怕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胁，害怕失去工作，更害怕在一场注定失败的战斗中孤军奋战。” 我想起了阿拉斯加联邦参议员丽莎·穆尔科斯基最近的发言。她有时会公开对抗特朗普。今年4月，她在安克雷奇的一次会议上说：“我们都很害怕。” “我们正身处这样一个时代和环境——我不知道，我确实从没经历过类似的情况，”她接着说，“我得承认，我自己也常常对发声感到焦虑，因为报复是真实存在的。” 我认识一些受到威胁的法官。他们都有着强烈的信念，想要继续履行职责、公正裁决、不畏不偏。但与此同时，很多法官也已经受到了创伤。他们的遭遇给他们本人和家人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压力。本周，退休联邦法官南希·格特纳和乔治城大学法学院教授斯蒂芬·弗拉德克，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驳斥了特朗普政府对詹姆斯·博斯伯格法官的法律攻击。博斯伯格是华盛顿联邦地区法院的首席法官。在美国司法会议一次会议期间举行的私人早餐会上，博斯伯格法官对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及其他联邦法官表示，有不少同事担心特朗普政府不会执行法院命令。随后，特朗普政府竟以此为由对博斯伯格提出了行为不端的投诉，理由是他“损害了司法的公正与完整”。这种指控荒唐至极。格特纳与弗拉德克的文章已经清楚地说明了投诉将几乎肯定被驳回的原因。但无论如何，必须记住：每当你看到某位法官遭遇公开攻击时，要明白这就像是一枚照明弹，会鼓动美国最恶劣的一些人发出威胁，曝光法官家属的私人信息，让公职人员陷入恐惧与苦难。更糟的是，遭受仇恨和骚扰的人，在公众领域中常常感到极度孤独。普通人——正派的人——看到这些仇恨后，往往会退避三舍。他们不想被卷入其中，毕竟这不是他们的战斗。但这种反应是错误的。人们常问我，在这个危险时刻，能做些什么具体的事情来驱散黑暗、对抗仇恨？我的回答之一是：站出来支持那些被攻击的正直之人。私下的信息固然重要，但即便是公开表达支持或提供其他形式的公共帮助，也能减轻伤害。这样可以告诉被攻击者：你并不孤单，正直还没有死去。而且，不要只为自己阵营的人发声。选择性同情不是真正的同情。恐吓确实是“MAGA”运动的核心手段之一，但其他阵营也造成了太多血腥暴力，不能让美国人以为暴力和威胁只是“MAGA”的问题。我有一些朋友，他们身上的伤痕就是被极左分子造成的，并非个案。美国法官如今面临双重挑战——他们既要在公开场合捍卫司法独立与公正，在总统把司法裁决视为弹劾理由时仍能坚守立场；又要在私下应对残酷的威胁和恐惧，坚守初心履行职责。我们的司法系统是为了应对第一重挑战而设计的。终身任职制度为法官提供了防止总统干预的屏障，现任国会也不太可能因为法官裁决不利总统而弹劾并定罪。但第二重挑战则远为艰难。法官们正面对他们从未预料过的考验，他们内心道德与意志的勇气，将决定他们能否守护那部他们曾庄严宣誓捍卫的宪法。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8-08 00:00

特朗普准备对银行进行罚款，理由是歧视保守派，主要依据是他本人的经历

，尚未正式签署。银行方面否认因政治或宗教原因关闭账户，称关闭账户的原因包括法律、声誉或金融风险，尤其是与美国反洗钱法律相关的风险。银行普遍将责任归咎于监管机构，认为是监管压力导致他们采取这些做法。不过，也有银行开始取消一些容易引发政治或宗教偏见指控的政策。特朗普在周二的采访中表示，他在第一任期后被摩根大通“踢出”。 “我当时手上有很多现金，他们却告诉我，‘对不起，先生，我们不能接收你，你有20天时间把钱转走。’”他说，“我从未经历过这种事。” 摩根大通发言人回应称，银行不会因为政治原因关闭账户。 “我们和特朗普有共识，认为当前的监管确实需要改革。”她说。特朗普表示，之后他致电美国银行，并称可能直接与该行首席执行官进行了沟通，但依然被拒绝。美国银行表示欢迎政府推动明确监管规则的努力。最终，特朗普将资金分散存入多家小型银行。他的这些说法也呼应了他旗下企业此前的指控。特朗普集团曾就2021年删除数百个公司账户一事起诉第一资本银行。第一资本银行在法庭文件中表示，关闭账户的理由完全符合法律和监管规定。特朗普在周二也承认，银行的行为背后有监管压力。 “他们真正害怕的是银行监管机构。”他说。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8-07 00:00

以色列名将之子：从犹太复国主义者变成巴勒斯坦捍卫者的旅程

这对有信仰的人有什么意义。我认识一些对宗教信仰十分认真的人，各种信仰的都有，犹太人、基督徒、穆斯林和其他人，他们认为这令人憎恶，他们认为利用信仰来让这种恐怖继续下去是完全不可解释和不可原谅的。但我也要说，这不是第一次有人利用信仰做出可怕的事情。所以我无法理解，无法解释。我认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谎言之上的。我认为很多说法都是宗教人士，包括犹太复国主义者编出来的。如果有人认为这是可以的，因为上帝在某种程度上认可它，我甚至不知道该说什么。如果你相信有上帝在支持，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争辩。斯普林克尔：这是我大半辈子呼吸的空气。在我接受神学教育后，我开始意识到神学上是行不通的，你不能从上帝对亚伯拉罕的承诺直接联系到第一世纪的以色列，这在神学上行不通。但在我的福音派犹太复国主义的广义教养中，我认为有三种形式的神学论证，第一，有一种复杂的似乎有逻辑的神学论点，我认为它是错误的，但至少他们试图在神学上做出解释。还有一种是比较被动的，比如人们只是在读，我在《圣经》中看到了以色列，上帝的子民。他们看着地图，哦，以色列就在那里。他们只是把这些联系起来，并没有深入思考。还有一些基督徒可能根本不懂神学。这几乎更像是一种政治行为，他们甚至不关心也不争论神学。他们只是想，也许这是同一个以色列，也许不是，我不知道。我只是知道这是我们在中东唯一的民主盟友。如果我们不支持以色列，整个世界的恐怖主义都会冲着美国而来。所有这些说法都不是真的。但我认为有三种形式。无论哪种方式，它是引人注目的。这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如果你反对它，你会得到很多反弹，包括我们这一集节目播出后也会有。佩莱德：以色列人当然乐在其中。他们享受这种好处，但也取笑他们。他们像取笑一群傻瓜一样取笑他们。斯普林克尔：是吗？佩莱德：当然。他们来做志愿者，在军事基地工作，还寄了这么多钱。但以色列人认为这些人是傻瓜。而且，当基督徒去圣地的时候，他们会被唾弃，他们会受到可怕的对待。那还是圣地吗？更别说巴勒斯坦基督徒了。许多福音派教徒认为，巴勒斯坦基督徒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因此，他们试图向他们传福音，让他们改宗。总的来说，犹太复国主义者对其他人、穆斯林和基督徒充满蔑视。如果你懂他们的语言，你听到内部对话，你就知道，他们甚至不尊重这种支持。他们会接受，但不会尊重。高调地写出巴勒斯坦斯普林克尔：米科，非常感谢你抽出时间。我对你有很多祝福。你能简单介绍一下你的组织吗？佩莱德：一年前我们在华盛顿特区建立了“巴勒斯坦自由之家”。我们在国会山的宾夕法尼亚大道上。我们想在华盛顿特区高调地建立这个组织，高调地挂上巴勒斯坦的旗帜，高调地写出巴勒斯坦的名字。我们的使命是教育，我们即将推出一个非常雄心勃勃的课程，帮助人们理解我所说的观点，即和平、稳定和人权在该地区是绝对可能的，只要我们停止投资于问题，停止投资于障碍，即种族隔离国家。巴勒斯坦一百多年来的经历蕴含着大量的知识，但这些知识从未浮出水面。我们正在挖掘它。在阿拉伯语中，我们称之为“塔拉库姆”(tarakum)，意思是积累，是几十年来写作、政治表达、艺术表达等方面的积累，只是从未浮出水面而已。我们正在挖掘这些东西，并将其转化为课程，向人们展示巴勒斯坦的过去和未来，以及我们都非常希望看到的和平与稳定的障碍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目的。我们一直在这里做播客。Palestinehouseoffreedom.org 是我们的网站。我们也在社交媒体上。请关注我们。如果你在华盛顿，请来参观。非常感谢！ *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8-05 00:00

纽约时报：许多犹太选民支持曼达尼，在加沙问题上与他观点一致

列是种族隔离国家，主张以色列应该为所有宗教信仰者提供平等权利，而不是在政治和法律体系中偏袒犹太人。他还支持旨在对以色列进行经济孤立的“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BDS）。曼达尼也认同以色列主要人权组织和部分种族灭绝研究学者的观点——包括一些以色列国内的专家，认为以色列正在加沙实施种族灭绝。曼达尼在以色列问题上的立场，使他与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关系疏远，这些组织指责他反犹，他对此予以否认。些观点也成为他在初选中对手攻击的靶子，包括正在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加大选的前州长安德鲁·科莫。曾代表长岛和皇后区部分地区的前民主党国会议员史蒂夫·以色列表示，曼达尼赢得初选对一些犹太纽约人来说是“身处《阴阳魔界》一般的情形”。 “曼达尼在以色列问题上的立场远远偏离了犹太社群的主流，而讽刺的是，他在经济问题上的进步立场本来可以赢得犹太选民的多数支持，”他说，“但他在以色列问题上的激烈态度，让那些原本可能支持他的选民无法原谅。” 然而，曼达尼的这些立场，并没有阻止他在初选中击败他最接近的对手科莫，取得压倒性胜利。要准确判断有多少犹太选民支持曼达尼并不容易，即使是在纽约，犹太人口的数量也太小，难以通过多数民调精确衡量。在正统派犹太居民聚集的社区，选票几乎压倒性地投给了科莫，他还赢得了布朗克斯的里弗代尔等其他犹太人聚居区的支持。但在正统派以外的社区，犹太人口通常不够集中，无法通过选区级投票数据进行分析。不过，曼达尼取得的胜利范围广泛，显示出他得到了来自多个群体的支持。而且在选前的民调中，尽管支持率普遍被低估，他在犹太选民中也获得了两位数的支持率。排序选择投票的数据显示，那些把市主计长布拉德·兰德列为第一选择的选民中，有三分之二把曼达尼列为备选。兰德是纽约市政府中级别最高的犹太官员，他在竞选中强调了自己的身份，并在初选中与曼达尼互相背书。曼达尼的新闻主管、同时也是他众多犹太顾问之一的杰弗里·勒纳发表声明称，“尽管共和党人和亿万富翁阶层不断散布恐慌言论，仍有成千上万的犹太纽约人在6月的初选中自豪地投票支持佐赫兰，这一点不足为奇。” 在一个周六的活动中，曼达尼对住房负担问题的关注得到了充分体现。当时有20多个犹太家庭聚集在展望公园，参加由“犹太人争取种族与经济正义”组织举办的“安息日亲子活动”，了解城市公共交通情况。这个激进组织是曼达尼竞选的支持者。 “作为犹太人，我为投票支持他感到自豪，”37岁的艾米丽·霍夫曼说。当时孩子们正围绕着一辆纸板做的大巴车读书、唱歌、玩耍，这辆车象征着曼达尼竞选中承诺实现的“让城市公交快速且免费”。她说，“人们对佐赫兰有一种默认他反犹的偏见，这既是因为他的种族和族裔身份，也因为他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政治立场，这是不公平的。”如果当选，曼达尼将成为纽约首位穆斯林市长。霍夫曼表示，加沙的人道主义灾难画面令她极度震惊，那些影像让她联想起小时候第一次了解大屠杀时看到的照片。她称曼达尼认为以色列应给予所有宗教信仰者平等权利的观点是“常识性的立场”，并说：“如果你反对这一点，那你就不站在正义的一边。” 最近在纽约西汉普顿比奇的汉普顿犹太教堂，科莫表示，曼达尼的胜利既得益于年轻选民的支持激增，也反映出年轻人对以色列和反犹主义的看法已经发生变化。一直以来坚定支持以色列的科莫，去年在国际刑事法院以战争罪名对内塔尼亚胡发出逮捕令后，加入了内塔尼亚胡的法律团队。在发言中，科莫宣称超过半数犹太初选选民投票支持曼达尼，但他并未提供证据。他向这个以年长富裕成员为主的会众呼吁支持。 “30岁以下的年轻人，他们支持巴勒斯坦，他们并不认为这就是反以色列，”根据犹太新闻机构《Forward》发布的录音，科莫说。“在他们看来，反以色列就是反对内塔尼亚胡的政策，反对以色列政府的政策，而他们确实是这样想的，他们也很有动力去投票。” 尽管曼达尼确实带动了年轻选民的投票率，但他的支持者来自各个年龄层，许多人都认同一个观点：批评以色列并不等于反对犹太纽约人。 57岁的莉萨·考恩是住在展望高地的慈善机构主管，她是犹太人，在选票中把曼达尼排在兰德之后作为第二选择。她称赞曼达尼专注住房负担问题，并称他为竞选带来了“积极的氛围”。她表示自己并不在意他对以色列的言论，因为她认为曼达尼“是个有层次的思考者”，“是真正热爱纽约和纽约人的人”。曼达尼表示，打击反犹主义将是他担任市长后的优先事项，并承诺把打击仇恨犯罪的预算提高800%。他还分享了自己遭遇反穆斯林歧视的经历，包括最近几个月收到的大量威胁，迫使他聘请额外保安。考恩说，曼达尼经历的伊斯兰恐惧症，让他能理解犹太纽约人面临宗教偏见的感受。她认为，比起用词风格的争议，这一点更值得关注。 “以色列、加沙和巴勒斯坦的政治太复杂了，我们很难知道什么才是对的，也很难说出‘正确的话’，”她说，“甚至那些对他愤怒的犹太人也会说，‘我也无法忍受以色列政府。加沙正在发生的一切太可怕了。’” 况且，“他作为市长的工作中，0%的内容会涉及以色列，”她说。“说实话，我和谁都在以色列问题上达不成一致，所以我们不能以此作为选市长的标准，因为我自己有时候都无法决定自己的立场。” 尽管美国犹太人群体本身具有多元性，其中一些成员对这场战争的担忧却十分深切。以色列在加沙的战争已持续近两年，让整个地区变成废墟。随着反对声音加剧，一些极端分子以这场战争为借口在美国制造反犹暴力事件，最近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和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均有发生。这一背景让一些犹太选民对一位强烈批评以色列的市长感到深深的不安。帕克斯洛普社区改革派犹太教堂贝斯·伊洛希姆会众的拉比瑞秋·蒂莫纳表示，她所在社区里，对曼达尼既有热情，也有警惕。 “我看到很多犹太人真的为他感到兴奋，”她说，“也看到很多犹太人对当下犹太人在美国生存状态的脆弱性感到极度担忧。” 还有一些犹太领袖的反应则更加警惕。曼达尼胜选后，汉普顿犹太教堂主席兼创始人、拉比马克·施奈尔在电邮中称他为20世纪初奥地利政客卡尔·卢埃格尔的翻版，后者的政治主张曾被认为为纳粹党铺路。 “曼达尼的当选是自卡尔·卢埃格尔当选维也纳市长以来，对犹太城市人口最严重的生存威胁，”他写道，“犹太领袖必须团结起来，防止纽约市发生大规模的犹太人迁离。” 面对反对声，曼达尼在胜选后主动与纽约市各地犹太社区领袖展开接触，包括知名拉比和民选官员，例如民主党众议员杰罗德·纳德勒——他在曼达尼赢得初选后立即表示支持。他还对“全球化起义”这句口号的态度有所调整。他在6月曾拒绝谴责这句话，称自己从未使用过它。支持巴勒斯坦的活动人士认为这是一种争取自由的呼声，但许多犹太人认为这是对反犹暴力的支持。上个月，曼达尼表示他会“劝阻”人们使用这句口号。 “曼达尼一直在倾听犹太人的关切，并且在调整自己的观点，我认为这是一个积极信号，”拉比蒂莫纳说。不过，一些犹太领袖对他的回应仍持冷淡态度，目前尚不清楚这些人是否会影响初选中反对他的犹太选民。但曼达尼的犹太支持者表示，他们对“必须支持一个更亲以色列政府的候选人”的暗示感到反感。他们说，这种假设在各处都有体现——从质疑曼达尼如何在一个犹太人众多的城市赢得胜选的新闻报道，到科莫利用曼达尼对以色列的批评争取犹太选民的行为。 “这就让人不得不问，他们真正关心的是什么？”在初选期间在帕克斯洛普为曼达尼拉票的28岁的鲁比·埃德林说，“这真的是为了保护犹太人，还是在坚持某种早已过时、但如今在纽约已不适用的亲以色列立场作为检验标准？” 一些支持曼达尼的犹太人表示，这种假设实际上根植于关于“忠诚度双重标准”的反犹刻板印象。 “这个社群常被简化为一个支持外国政府的整体，其实根本不是这样，”“犹太人为和平行动”组织的政治主任贝丝·米勒说。该组织在初选初期就公开支持曼达尼。“佐赫兰是少数几个能真正看到犹太社区多样性与复杂性的候选人之一。”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8-05 00:00

他曾预言了美国民主崩溃，现在他说有一个“好消息”……

眼前，表明这个实验正在失败。就像任何宗教邪教一样，他们说，“再给点时间，再等等”。而时间过去，我们迎来了2008年的又一场危机，经济鸿沟继续扩大，美国人的预期寿命开始下降。最终，我曾预见的情景变成了现实——一个煽动者从这片绝望的肥沃土壤中崛起。巴斯塔尼：那你是不是认为，川普的出现要归咎于奥巴马政府？听起来是他们在关键时刻做出的某些选择，让这几乎变得不可避免。斯蒂格利茨：我认为问题其实早在奥巴马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我必须说，从某种意义上讲，问题在卡特政府时期就已开始，那时候开始了去监管化。克林顿延续了这一趋势，进行了大规模金融领域的放松监管，并降低了资本利得税——这是超级富豪的主要收入来源。所以，加剧不平等的税收政策，实际上是克林顿议程的一部分。而到了奥巴马执政时期，事态的走向已经非常明确，不能再有借口。所以，是的，最终我确实在某些方面把责任归于奥巴马。首先，他有一个成就，那就是“奥巴马医保”(Obamacare)，为大量原本没有医保的美国人提供了医疗保障。这确实是一个成就。当然，在设计中也存在一些错误。我当时就主张设置一个“公共选项”(public option)，就是说，如果私人保险公司不能提供人们想要和需要的服务，就应该有一个公共医疗保险选项。但这个提议最终在保险公司游说下被否决了——他们不希望面对竞争。而他们不愿意面对竞争这一事实，其实应该已经说明了问题。他们害怕公共选项。尽管如此，这仍然是奥巴马政府的一项重要成功。但他对银行救助的处理方式、未能有效帮助抵押贷款者、经济复苏计划力度不足、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无所作为——这些都是失败。而在政治层面上，他也没能…… 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州一级和地方一级发生的事情其实非常关键。他没有去加强民主党的州级和地方组织。与此同时，共和党却在大力经营州与地方势力。所以，最终我们的政治体系变得更加脆弱，我们的经济体系也更加容易受冲击。巴斯塔尼：是啊，对在英国观看和收听这个节目的朋友来说，就我了解的情况而言，到2012年，尽管奥巴马成功连任，但在“下级选举”（down-ballot races，这里指低于总统职位的选举或地方选举-译者注）中，民主党却表现很差，选民投票率明显下降。而这15年来最大的讽刺之一就是：右翼反而从激进左翼、甚至20世纪的左翼组织手段中吸取了更多经验，比如如何建党、如何组织群众，而中间派和中左翼却没有。在我们转向讨论你这本书的核心内容前，最后一个与历史相关的问题。我记得你在书里提到，你多年前曾见过米尔顿·弗里德曼。他这个人是什么样子？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虚伪 Milton Friedman 斯蒂格利茨：其实，多年来我和他有很多很多次接触。我曾是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里的一名“当摆设”的自由派成员。这个研究所，不知道你是否了解，它是位于斯坦福大学校园内的一个智库，是所有右翼人士接受训练、灌输的地方之一。每位美国总统通常都会有一个图书馆，而图书馆往往还会附带一个智库。赫伯特·胡佛是典型的右翼总统代表，他当年在经济大萧条爆发时说，“让市场自己解决”，结果就酿成了灾难。 1929年9月股市崩盘时，他什么都没做，结果我们迎来了真正的大萧条。所以他成为了“典范右派经济政策”的象征，而在胡佛研究所，他们还以此为荣。他们当时想象征性地引进少数几个自由派人物。我当时在斯坦福教书，于是他们把我找去了，还有其他几位，比如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我也很乐意借此机会了解整个政治光谱。我们确实进行了很多次交流。我给你讲一个具体的例子。在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初，我写了一篇论文，阐述为什么企业追求最大化股东价值，并不会带来整个社会的福祉。我是用数学模型来说明这个观点。而差不多在同一时间，米尔顿·弗里德曼正在写一篇后来证明非常有影响力的文章，发表在《纽约时报》杂志上，主张企业就应该最大化股票市值。我后来受邀去芝加哥大学做报告，介绍我的论文。我做完研讨会之后，我们站在研讨教室外面，他对我说：“乔，你错了。” 我说：“米尔顿，那你告诉我，我在哪个假设上错了？还是我的分析逻辑哪里有问题？” 他说：“乔，你错了。我就是知道最大化股东利益对社会是最好的。” 我说：“请你看看这篇文章。我花了很多功夫推导证明你不对，你能不能指出我的分析中到底哪里有错？” 他说：“乔，你错了。”那一刻非常清楚，他已经变成一个意识形态至上的人。他有非常坚定的信念，但他无法参与真正的分析性讨论。他非常聪明，也很友好，是个很随和的人，但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意识形态中。我一直觉得他身上有点虚伪（我不知道该用哪个词更准确）。因为在他那本《资本主义与自由》中，他有一个论点是：经济自由对于政治自由非常重要。我确实认为两者之间存在一种重要的关系。而他谈论这点时的语气让人觉得，他真正关心的是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只是通向政治自由的一种手段。但令人震惊的是，他却很坦然地跑去智利，成为皮诺切特的顾问——那可是一个刚刚“清洗”了几万人、强权统治的政权——并利用这种政治专制，把他的经济意识形态强加在智利人民身上。也就是说，他是在用政治独裁来强推他所谓的“经济自由”。巴斯塔尼：我经常在YouTube上看到弗里德曼的视频片段。我总在想，天哪，我们真的该庆幸他没活在TikTok和Instagram的时代，因为他有一种极其吸引人的“短视频传播能力”，非常适合吸引点击率和制造爆点。他的话题简洁、抓人。虽然那时候还没有“网红经济学”这个词，但他本质上已经不是经济学家了。就像你说的，他后来成了一个“思想网红”。斯蒂格利茨：当然，他早期确实做出了一些重要的学术贡献，也正是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我认为所有人都尊重他那些开创性的研究成果。但他也是一个了不起的辩论家、修辞大师。你不得不佩服他的那些“视频爆点”有多么精彩。被歪曲的亚当·斯密 Adam Smith 巴斯塔尼：是的，是的，他确实非常有说服力，非常有魅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提出的观点就特别有说服力。在你的书中你提到了亚当·斯密(Adam Smith)。这个人生活在250多年前，几乎和美国共和国建立是同一个时代。我们谈的是18世纪中期，对吧？斯蒂格利茨：1776年是《国富论》发表的年份。巴斯塔尼：对，就是那一年。斯蒂格利茨：对你的听众来说，如果他们记不清，那也是我们《独立宣言》发表的年份。巴斯塔尼：这是个重要的年份。那你怎么看待那些自由市场的自由主义者，他们借用亚当·斯密的名号来为自己喜欢的政策辩护？斯蒂格利茨：哦，他要是在天有知，恐怕早就气得在坟墓里翻身了。如果你完整地读亚当·斯密的著作，他确实谈到了“看不见的手”——个人追求自身利益，好像能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带来社会福祉。但那只是他众多思想中的一个。你可以这样理解：他只是把“看不见的手”当作一种力量在描述而已。他在其他地方也说过，比如：“商人们凑在一起——无论是为了消遣还是别的什么——几乎从不会不密谋一些有害公众利益的事情。”所以他并不认为商人天生是为了提升人民福祉而存在的，他其实非常担心我们今天所说的“反竞争行为”。他还在另一个地方写道，当一项法规是为了工人的利益时，它几乎总是有益的；但当法规是为了企业的利益，那就未必了。他非常清楚企业如何控制国家机器，通过制定有利于自身的法规来谋取利益——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寻租”。他同样也意识到，国家为工人利益进行监管，对整个社会福祉来说是多么重要。他还指出，企业之间几乎总是在秘密中联手，试图压低工人工资。我经常引用他这段话，来批评200年后在好莱坞和硅谷发生的一些密谋行为——这些超级赚钱的公司居然联合起来压低那些为他们创造利润的工人的工资。这是完全难以置信的。但他有一种远见，也许是对人性本质和对利润贪婪的深刻理解。但显然，他并不支持毫无约束的资本主义。巴斯塔尼：是的，他实际上也提出了一些早期类似“工会权利”的观点，他谈到雇主结成联盟。而那时，工会是非法的。比如几十年后，英国南部发生“托尔普德尔烈士”(Tolpuddle Martyrs)事件，他们因为团结起来争取工资而被控罪。所以，亚当·斯密的思想被如此严重地误用、滥用，真是令人震惊。这是为什么？他一开始就是被误解的吗？是不是某种政治企图，想要把亚当·斯密塑造成某种“特定类型”的人物？这种扭曲从哪里来的？因为如果你花十分钟去读《国富论》或《道德情操论》，你会很快发现这些事根本不是秘密。斯蒂格利茨：是的，我认为，要理解这种误读是怎么发生的，就得意识到，自工业革命以来，人们一直在争论“不平等的起源”。回顾工业革命初期，有些人确实富了起来，但很多人的生活水平却下降了——尤其是那些迁入城市后饱受环境恶化之苦的人。如果你读狄更斯的小说，就能看到那个时代有多么严酷。所以，很明显，那些你可以称之为“资本家”的人正在受益，他们也需要一个理论来为当时的现实辩护，一整套理论应运而生，我把它们总结为所谓的“应得说”(just deserts)：富人之所以富，是因为他们配得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更努力，更有创新精神。牛津大学一位首席政治经济学讲席教授纳索·西尼尔(Nassau Senior)——我200年后也占据过那个席位——曾说资本家的高收入源自于“节制”(abstinence)，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词。意思是说他们不消费，所以储蓄有功，收入是对他们节制的奖励。于是，这套理论就这么发展起来了：不平等并不可怕，因为它“在道德上是正当的”。这是所谓“边际生产力理论”(marginal productivity theory)赋予不平等的“道德合理性”。另一套理论，当然就是卡尔·马克思的观点。他认为资本主义是建立在剥削之上的，是利用工人获取利润。于是你看到，两种世界观在较量：一方认为资本主义系统高效而且正当，另一方认为它是剥削性制度，最终将面临系统性崩溃。而在这样的思想斗争中，亚当·斯密就被当作“好资本主义”的代表人物。但如果站在21世纪的经济学角度来看，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亚当·斯密才是那个“屋子里最理性的人”。他看到了市场激励机制的好处，也看到了市场可能造成的剥削，因此他主张要有政府监管。他还强调政府干预的重要性，比如提供教育。他还支持政府进行公共投资。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我认为亚当·斯密其实非常像一个现代经济学家。他并不是那种单纯激进的剥削论者，而是一个试图平衡地看待市场经济优劣的人。巴斯塔尼：是的。如果真正读一读亚当·斯密的话，我觉得现代人会发现他其实更接近中左派。而马克思呢，公平地说，他自称是实证主义者(empiricist)，但他同时也是个辩论者、煽动者，对吧？他是在一个历史关键时刻试图写出一部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檄文。而斯密并不是做这样的事。但你说得很对。你读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人口论的发明者——译者注）和亚当·斯密时就会发现，他们说的几乎是完全相反的东西。马尔萨斯的意思几乎就是：如果孩子因为吃不饱而饿死，那就是自然规律，就该那样。斯蒂格利茨：就是认为这是系统的“均衡”部分。美国需要FDR2.0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巴斯塔尼：是啊。然后这些思想家们在所有事情上都达成了一致，在马克思的对立面，这件事情很有意思。美国现在需要另一个小罗斯福总统(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FDR)吗？斯蒂格利茨：是的。你看，FDR是对“大萧条”作出回应的领导人。但他当时的回应不仅是像我们今天所说的“刺激经济”，他还指出我们社会中存在深层次的问题，比如我们缺乏社会保障体系。于是他提出了“社会保障制度”(Social Security)。他还说，工人的议价能力太弱，他们被抛弃了。因此，我们通过了后来被称为“瓦格纳法案”(Wagner Act)的法律，赋予工人集体谈判的权利。这些都是具有变革性的举措。他还强调政府在投资中也应发挥作用。虽然美国当时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但国内有很大一部分地区还没有电力供应。他指出，市场没有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政府就要来做这件事，为全国提供电力。他还说，人们不应该生活在恐惧之中。他强调我们拥有公民自由，比如言论自由、宗教自由等等，但我们也应该有经济权利，比如免于饥饿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因此，他对国家角色进行了全新的构想。他也知道这不是件容易的事。他说，会有些人主张小政府，有些人希望维持不平等，他们会反对我。但他有一种不同的社会愿景，他坚持不懈，推动这个愿景，最终取得了巨大成就。如今，几乎一百年过去了，我们再次需要那种有远见的政治人物——既有宏观愿景，也有能力将其落实到现实之中。奥巴马的幕僚长曾经说过：“不要浪费一场危机。”但奥巴马确实浪费了。他所做的是拼拼凑凑，主要是挽救银行体系，并没有从根本上改革我们的社会。他错失了那个时刻。而现在，我们又处在另一个关键时刻——但这次，我们面临的问题更为严重。因为川普践踏了我们的民主制度和法治，我们现在才真正意识到我们的政治制度和民主机制是多么脆弱。我们意识到，我们所谓的“制衡机制”，也许还能撑住，我们希望它能撑住，但它们太脆弱了。此时此刻，我们本不该靠祈祷维持秩序，但事实上我们现在就只能靠祈祷了。巴斯塔尼：你觉得为什么进步党派就这么难再造出像FDR那样的政治人物？这不仅是美国的问题，在英国也是如此，而且并不是最近才开始的现象。就像你说的，奥巴马掌握了一个危机的契机，他赢得了压倒性的选票支持——那是一个极具魅力的总统候选人，我会说是自肯尼迪以来最有魅力的美国政治家（当然你也可以说是里根，但肯定属于那个级别）——然而他却没有兑现一个整体性的政治项目。你现在在英国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施凯尔·斯塔默(Keir Starmer)也是这样。你刚才用了“拼拼凑凑”这个词，说得太准确了。那么为什么在英语世界的国家中，进步党派都没有真正推动你所说的FDR式议程？到底是什么在阻碍他们？斯蒂格利茨：我想可以从1980年代和1990年代说起，那时我们经历了一个大缓和时期。你可以说，那是一个“温和”的年代，人们试图达成共识。也可以说，我不想用反弹这个词，但认为FDR太过尖锐了。人们当时说：“我们现在都是中产阶级了，别再提‘阶级斗争’这种东西，那是过去的事，是旧的共产主义语言，我们把那些留在过去吧。我们是一大家子，过得挺好。” 但事实当然不是这样。我们并不是“一大家子”，美国有相当大一部分人处于极度不满之中，在其他发达国家也是一样。但那种信念、那种意识形态、那种对“我们是一家人”的希望，限制了政治家们敢于采取的行动。他们不愿意显得太激进。而FDR当时面对现实，说：“我别无选择。如果我不激进，我们就无法走出大萧条。”他看清了这一点，于是他必须做出抉择。这需要一种胆识。不过我们还是有一些有魄力的领导人的，比如美国的AOC（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还有一些州长，我认为他们有能力提出一套新的、进步的议程。这与过去的做法不同，因为我们已经进入21世纪，正经历着数字化与绿色转型，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所以我们不需要复制19世纪的斗争，而是需要一种新的策略。这需要一种明确而坚定的立场，要认识到我们正处于剧烈变革的时刻，这需要强有力的集体行动。而很不幸，我们现在的现实是，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接受这样的变革。巴斯塔尼：是啊，这是政客不能轻易说出口的，对吧？那我接下来就带着点怀疑主义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虽然我基本上同意你刚才说的所有观点。但对那些看福克斯新闻(Fox News)或者在英国看GB News的观众来说，他们可能会说：斯蒂格利茨先生，斯蒂格利茨教授，你对FDR的分析是合理的，其实我也同意你说的，但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已经不一样了。个人债务比过去高得多，主权债务也比以前高得多。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真正的增长了，只是靠债务驱动的杠杆式增长——基本上从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就是这样。美国和英国都没有一个真正的增长模式。人们谈论川普时期的经济增长，但你看看财政赤字，那也不是靠私营部门带动的真正繁荣。在英国也是这样，尤其是如果你把大科技企业排除在外的话。所以，这和1930年代的情况完全不同。面对如今的高债务、零增长，甚至是人口结构的变化，比如我们是老龄化更严重的社会，老年护理和医疗成本都更高了，你会怎么回应这些质疑？斯蒂格利茨：我首先会说，我们现在是一个更具创新力的社会。科学领域取得了巨大进步。我们今天的生活水平为什么比250年前高这么多？根本原因是科学进步，以及我们学会了如何更好地集体合作。我们创造了新的社会组织形式，比如大型企业，还有更广义上的社会制度，比如制衡机制、法治制度、如何让民主运作起来。而且我们也从失败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知道了什么是良治(good governance)的原则，什么是劣治(bad governance)的表现。所以从基本面来看，我们实际上比100年前处于更好的位置。关键是我们如何运用这些知识，并引导这些知识，为社会大多数人（而不仅是少数人）创造一个更加繁荣的未来。我认为，我们其实被困在一个长达45年的失败实验之中。对我来说，解决方案就是从这个实验中挣脱出来，承认它的失败。这个实验当然指的是新自由主义实验，也就是“自由市场会带来更高的增长”，“通过涓滴效应让所有人受益”，以及“市场本身是稳定的”。我们已经对这些假设做了充分的尝试，而且不只是一个国家，而是一国接一国地失败了。所以对我来说，有了这些知识储备，我们其实站在一个更有利的位置，可以开始构建一种替代性的经济体系。我并不认为这会容易，因为在民主制度下，你必须说服大量民众。虽然我不太喜欢这个词，但我不得不说，很多人其实几十年来都被“洗脑”了。他们被灌输了这样一种信念：只要再多给它一点时间，这个制度——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终将奏效。但最终，他们开始失望了。而这种失望正在把他们推向威权民粹主义。你甚至可以说，在这个非常黑暗的时刻，有一个“好消息”是：川普正在让大家看到，威权民粹主义可能对任何人都不是一个好答案。巴斯塔尼：是啊，很有意思的是，新自由主义的崩溃，以及新自由主义“自我”的崩溃，甚至在社交媒体上也体现得淋漓尽致。你可能会指出一个市场失灵的例子，或者是一个负外部性的问题——这些都是像你这样的经济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在讨论的问题。而人们的反应却是：“这是社会主义”，或者“这是因为移民”。因为当然不可能是我们所处的经济制度本身的问题嘛——这个制度是会自我纠正的，是会自然达到均衡的。这就是我们这个文化长期以来一直呼吸的“新鲜空气”。我觉得你说得对。这正是为什么对很多人来说，最终的答案却变成了右翼威权主义。我还是继续站在怀疑者的立场说话。特别是在英国语境下，比如GB News的观众可能会说：好吧，斯蒂格利茨先生，斯蒂格利茨教授，我们确实想建立一个新的体系。但我们现在债务与GDP的比率已经接近100%了。我的个人税负也很高。我孩子上大学就背了5万英镑的债。我们去年财政赤字是1200亿英镑，利息支出高达1000亿英镑，这在英国是非常高的。那你说我们要加大投资，比如搞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请问这笔钱要从哪来？你是主张加税吗？还是你会削减其他领域的开支？斯蒂格利茨：首先，我想把这个问题放到一个历史背景中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的债务与GDP比率比现在还要高，远远高于现在。但我们并没有因此止步不前。接下来的几十年，是美国增长最快的时期，那个债务占GDP的比重从130%以上降到了45%以下。只要经济增长，债务与GDP的比率就会下降，因为GDP在增长。英国的债务与GDP比率当时甚至更高，但后来也降下来了。你们的情况更困难一些，战争对你们打击更大，破坏更严重。我们只是推迟了一些投资，而你们遭受了很多实际的损失。但这证明，即使在高债务的情况下，也可以制定出增长战略。现在你进一步追问我具体措施，我认为，增加税收有很大的空间。我在美国对此研究得很深入。我知道我们在十年期内（我们通常以十年为窗口衡量）确实有能力提高税收，数以万亿计的美元。部分原因是我们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差距——我们设定的税率与我们实际征收的税收之间有巨大鸿沟。尤其是企业，逃税避税现象非常严重。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之一，就是它为通过避税天堂和保密制度进行逃税和避税提供了“绝佳平台”。但我们也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实施环境税，通过减少污染来改善社会。还有其他负外部性问题。例如，金融交易，尤其是短期交易，会造成巨大波动，扰乱经济。所以，在金融交易税方面，我们也有很大空间。在美国，资本所有者的税率比一名水管工的工薪税率还要低。如果我们仅仅对资本进行公平征税，就可以筹集几万亿美元。而如果我们实施累进税制、资本利得税的合理实现，以及诸如此类的很多细节性改革，我们将再次能够筹集数以万亿计的资金。所以在美国，我们毫无疑问地拥有充分的机会来增加公共财政收入，用于对研发、人力资本、基础设施、技术的公共投资。这些投资将带来一项增长议程，从需求端和供给端同时发力，引领我们迈入一个新的时代。西方可以向中国取经吗？巴斯塔尼：你在书中谈到中国。我想把两个问题合并成一个：中国是社会主义经济还是资本主义经济？过去35年来，中国是如何管理其经济的？西方能从中学到什么？斯蒂格利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sui generis)。它自我定义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以把这些词连起来的意思就是：中国跟任何其他经济体都不一样。有些人称其为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但它也有一个非常活跃的小企业部门。政府在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比任何西方国家都要深远得多。因此它确实在经济中扮演了非常大的角色。我认为，从中国作为经济体取得的成功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里我们不谈民主等其他方面，仅仅谈经济上的成功。首先，中国有一个愿景。它说：“我们要实现现代化，没有任何理由我们的生活水平要低于最先进的国家。” “我们怎样才能实现这一目标？”——这是大多数国家从未认真自问过的问题。而中国人有一种自豪感，他们说：“没有理由我们不能拥有与任何国家同等的生活水平。” 这就为他们打开了一扇门，让他们开始思考：经济成功的关键因素是什么？他们与各方面的人交流，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我第一次与中国方面会面是在1980年。我第一次访问是在1981年，从那之后就一直持续进行对话。他们希望从一切可能的来源学习。他们听取不同的观点，然后将其整合到自身的框架中。由此产生了很多新的、创新性的理念。我现在没时间一一讲述。其次，有一点很明显：他们重视对人的投资，也就是人力资本。他们派出数十万人前往美国、欧洲、澳大利亚，去接受高等教育，成为工程师。现在你已经看到了这些投资的成果。几周前我还在中国，参观了他们的一家新汽车工厂，机器人在组装汽车，几乎没有人类操作。非常惊人。工厂里大多数员工并不是生产线工人，而是工程师。他们已经从一个依赖低技能劳动力的国家，转变为拥有工程与高技能劳动力优势的国家。这是过去45年来的惊人变化。第三，他们进行了规划，做了前瞻性的思考：如何实现这个愿景？这就涉及到产业政策。如今美国终于也开始接受某种形式的产业政策。在《芯片法案》(CHIPS Act)中，美国承认我们缺乏生产现代经济核心组件——芯片——的能力。还有《通胀削减法案》(IRA)，也承认我们尚未为绿色转型做好准备。但我们并没有一个广泛的产业政策。川普正在做的，是将贸易作为产业政策的工具。他想把工作机会带回美国。这实际上就是产业政策在做的事。但他执行的方式非常鲁莽、无知，并且具有破坏性，不仅对美国，对全球经济秩序都是如此。这使人质疑他是否真能取得什么成果。其代价对全球经济来说是巨大的。对美国经济本身来说，也是巨大的。所以我认为，至少有三点，是任何国家都可以从中国身上学习和研究的。当然，中国拥有一些其他国家没有的优势，比如规模——如果你有13亿人口，你的国内市场就是一个大市场。这个没有边界的大市场带来了很多优势。以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PP)来衡量，也就是经济学家在比较不同价格结构的国家时所使用的方法，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这使得他们有了巨大的机会，继续推进他们的发展战略。巴斯塔尼：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这是一场非常精彩的对话。感谢你参加“Downstream”节目。斯蒂格利茨：谢谢你。 *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8-04 00:01

大西洋月刊：“我们在死前尽力去做能做的事”，在加沙，那些慈善人员在照顾他人时也在忍饥挨饿

数百名加沙援助工作者之一——这些人来自宗教、国际和本地组织——他们正在努力寻找并分发物资，以维持他人的生命。他们自己的饥饿与疲惫，加之整个地区食品极度短缺，让这项工作变得更加艰难。根据联合国机构与援助组织组成的“综合粮食安全阶段分类”机构本周二发布的预警，“最新数据表明，加沙地带大部分地区在食品消费方面已达到饥荒门槛，加沙市的急性营养不良情况也达到了饥荒标准”。在没有公共物资供应的情况下，教堂内避难的人们开始节省自己从市场上收集到的少量食品——这些是在局势相对安全时才得以外出采购的。（美国和以以色列支持的）加沙人道基金会已经成为发放食品援助的官方机构，但分发点极少，而且都设在离教堂很远的区域。许多加沙人害怕前往这些地点：据联合国称，已有超过1000人在试图从加沙人道基金会、联合国及其他援助车队获取援助时被以色列军队打死。（就像以色列军队一样）加沙人道基金会称这些数据是“虚假和夸大的统计”。我采访了一名曾试图从加沙人道基金会获取食物的巴勒斯坦援助工作者。今年6月初，约瑟夫·艾尔维凯里已经近一周没有进食。他是巴勒斯坦医疗援助组织的一名职业治疗师。他估计，他的几位兄弟、叔叔和堂兄弟们此前曾尝试了大约30次从加沙人道基金会获取食物，但只有一次成功带回一个箱子。于是，艾尔维凯里在凌晨3点起身，前往加沙中部的萨拉赫丁街，这是一条通往分发点的主干道，离他家约1.6公里。他看到成千上万的人，有些人开始奔跑，他也跟着跑。 “就像是游戏，一种死亡游戏，”他告诉我。很快，他听到了枪声和爆炸声。他转身离开。 “这不是援助。这就像俄罗斯轮盘赌，”他说，“你要跑，可能会死，可能会受伤，也可能拿到一个箱子。就是这样，就是这个逻辑。” 如今，艾尔维凯里只能以极高价格从市场上买到少量食物，每天只吃一顿饭。他与父母及兄弟的家庭住在一起，家中还有9岁和11岁的孩子。他们也每天只吃一顿饭，通常在傍晚四五点。如果需要做饭，他们会烧掉任何可以燃烧的东西，因为燃料价格极高。他发给我一张照片，显示他用作职业治疗的教科书正在当柴火烧。我第一次见到艾尔维凯里是在2022年夏天，当时我们一起在加沙北部贾巴利亚难民营的阿尔阿维达医院工作，隶属于同一个国际医疗组织。他专门帮助有先天性残疾的患者完成日常活动。今年5月，以色列军队下令关闭了阿尔阿维达医院，如今他在巴勒斯坦医疗援助组织位于加沙中部的紧急诊所工作。他告诉我，他看到的儿童患者状况令人震惊；他描述说，有脑瘫的孩子因为热量摄入严重不足，已经无法活动身体来完成简单的康复训练。我与安东通话是在周三晚9点。他告诉我，那一天到目前为止，他只喝了咖啡和茶。他每天早上6点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检查教堂的太阳能板、水箱和管道是否还在运作、是否在夜间遭到破坏。然后他阅读新闻，参加晨祷，并致电在耶路撒冷的同事，了解食物卡车是否会进入加沙，以及如何确保其安全。我们通话当天的下午4点左右，他的妻子和三个女儿（分别是9岁、11岁和14岁）一起分享了一罐金枪鱼和一些面包。最近几个星期，三个女儿大部分时间都躲在房间里，靠睡觉和读书来保存体力。大女儿和小女儿原本喜欢踢足球和打篮球，但现在她们既不敢外出，也太疲惫了。安东说，他鼓励她们假装是在斋戒，就像是为了封斋期一样。有时，其他援助工作者或记者会告诉安东，有家庭已经濒临绝境。他便会从教堂避难者手中收集一些额外物资，步行去送过去。最近，一位记者告诉他，一个育有六个孩子、依靠轮椅生活的父亲没有收入来源，也无法获得援助。这个人身边没有可以共享资源的亲属。安东最终只凑够了大约可以维持这个家庭一个星期的食物。上周六局势相对安全时，他把这些食物送到了那个家庭的帐篷中。两个男孩和两个女孩“真的很痛苦”，他告诉我，“他们就像骷髅一样，你知道吗。” 安东和艾尔维凯里告诉我，那些家庭中有人有残疾，或者亲属网络很小甚至不存在的，往往是最容易被饥饿击倒的。我们通话后，安东这一天的工作还没有结束。他说，稍晚还要想办法找些面包吃。他和教堂中的一些人会继续熬夜，观察周边是否有战斗动静，照顾有需要的人，并在黑暗中帮助一些老年人使用公共厕所。 “我们正在尽最大努力，在死之前尽我们所能，”他说。“我告诉你，如果这种情况再持续下去，我们所有人都会饿死。”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8-04 00:00

MAGA代表人物泰勒·格林称加沙发生种族灭绝，与无条件支持以色列的建制派共和党人分道扬镳

党外交政策，特别是基于基督教对耶路撒冷宗教信仰的重大转变。目前尚不清楚会有多少共和党人追随格林的脚步。长期以来，格林一直是国会中少数公开质疑美国对以色列支持的共和党议员之一。这位来自佐治亚州的共和党人，也是首位当选国会议员的QAnon支持者，还曾传播反犹太阴谋论。她曾在2018年一则脸书贴文中暗示，加州一场毁灭性山火是由太空中的“激光”引发，激光由一个与民主党高层有联系的犹太银行家家族控制。尽管如此，格林并不是唯一批评加沙局势的共和党人。 “支持以色列意味着消灭每一个野蛮的哈马斯恐怖分子，”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兰斯·古登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格林随后转发了他的这段话。“这同样也意味着要拒绝在加沙杀害和让儿童挨饿的行为。” 参议院共和党人立场并未出现任何明显变化。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表示，并没有发生种族灭绝。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汤姆·蒂利斯则称这个标签只是一个挑衅性干扰。被问及立场时，俄亥俄州共和党参议员伯尼·莫雷诺只是重复说：“哈马斯！哈马斯！哈马斯！” 他说只要哈马斯放下武器，“我们就没问题了”。不过，格林持续对以色列发出越来越激烈的批评。本月早些时候，她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以色列轰炸了加沙的天主教教堂，整个加沙人口正因他们在加沙持续发动的激进战争而被消灭。” 此前她带头推动取消美国对以色列5亿美元军事资助未果，这笔资金是国会年度对以色列军事支持的一部分。这项提案最终失败，只有六位议员投了赞成票——包括两位共和党人和四位民主党人。其中包括来自密歇根州的民主党众议员拉希达·特莱布，她也是国会中唯一的巴勒斯坦裔美国人。格林与特莱布达成一致意见十分罕见。两年前，格林曾试图对特莱布进行谴责，理由是她参与“反犹活动”，当特莱布在一次亲巴勒斯坦抗议活动中谈到加沙“非人的处境”，呼吁“解除对人道主义援助的封锁”，格林指责她“同情恐怖分子”。那次谴责行动最终失败。周日，格林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她可以“毫不含糊地说，10月7日无辜的以色列人所经历的事情是可怕的。正如我同样可以毫不含糊地说，无辜的加沙人民和儿童所遭受的事情也是可怕的。”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7-31 00:00

彭博深度：习近平将自己的政治遗产和中国经济的命运，和价值1670亿美元的新大坝捆在一起

邻近的新疆一样，面临严格的社会、安保和宗教限制。随着北京寻求主导达赖喇嘛继承问题，摩擦可能进一步加剧。这位流亡精神领袖已于7月6日迎来90岁生日。《党的利益优先：习仲勋传》作者约瑟夫·托里根表示，习近平将当前视为“彻底解决民族问题的时机”，“如今重心更加聚焦于整合——让藏人真切地感觉到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 这座大坝如今由新成立的国有企业中国雅江集团负责监管，统一指挥建设和运营工作，必然有大量汉族工人将涌入西藏最偏远的地区之一。发展重心和经济活动也将向林芝转移，进一步削弱拉萨作为西藏传统权力中心的影响力。就在几年前，人们还认为中国在修建超级水坝方面可能已经接近尾声。到2022年为止的十年间，中国建成了全球十大水电站中的五座，很多人认为已经没有合适的新建选址了。唯一的例外就是雅鲁藏布江。多年来，这条河因地处偏远、成本高昂而迟迟未被开发。如今，随着经济亟需提振，这些障碍已被忽视。尽管风能和太阳能成本更低、可扩展性更强、增长迅速，但中国官员也明确表示，过度依赖这些在无风或日落时停止发电的能源形式存在问题。按水电标准来看，这座大坝的电价可能不便宜，特别是考虑到远距离输电线路的建设成本以及潜在的能量损耗。但相比化石燃料仍具有竞争力，并能为工业部门提供更清洁、更稳定的电力。然而，工程建设可能带来一系列环境后果。青藏高原被称为“第三极”，是除南极和北极之外地球上最大的冰雪储藏地，对全球急流气流和南亚气候的稳定起着关键作用。大坝所在的流域是地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区域之一，栖息着超过150种本土鱼类——其中一些濒临灭绝，以及难以捕捉的雪豹和小熊猫等物种。习近平在2021年首次以国家主席身份访问西藏时，强调要保护这一地区的生态环境，主张在不扰动脆弱生态的前提下谨慎利用水资源。他当时说：“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是无价的财富。” 但这种“财富”的概念，也反映出更深层次的政治目标。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美亚关系讲席教授拉纳·米特表示：“习近平希望打造一个消除身份与民族差异的中国，而更强的自上而下控制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核心。”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将能源，特别是水电，视为其科技驱动未来战略的关键。 “这座大坝将这些叙事融合在了一起。”米特说。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7-31 00:00

释永信十万袈裟下的商业帝国

贷利息还要稍微高一些，但由于因果报应的宗教理念，寺庙放贷的违约率更低。哪怕不立字据，寺庙也能按时收回本利，不少信徒在归还的时候还会超过当初所取的钱物。除了放贷，寺庙还兼具储蓄、信托，甚至投资功能，从“功德券”到“香火盐引”，可以说，古代寺庙已经和现代银行无异。但寺庙对于社会更为深远的影响在于其创造的独特社会结构。古代，寺庙提供精神寄托收受香火，还享有诸多特权，包括僧人可不服兵役，不向朝廷纳税，不受世俗法律的管辖，不拜君亲等。北魏时期，寺庙甚至可以通过“僧祇户”控制民户，合法占有依附的农民群体，成为独立于世俗的经济单元。不少大型寺庙不仅拥有独立司法权，能够以僧规决断内部纠纷，甚至还会通过经济垄断影响地方物价，甚至会和官员、乡绅勾结，干预政策制定。民国时期，由于战乱，叠加“庙产兴学”活动，寺院资产大量充公。建国后的多番动荡，也使得寺庙资产大多荡然无存，大多数寺庙百废待兴。直到少林寺迎来了他未来近40年里的主人——释永信。 02 天下第一名刹长相“肥头大耳”的释永信，实难让人和青灯古佛、吃斋念佛联系在一起。以至于2015年的爆料之后，大家对于开除僧籍、私生子女、十万袈裟、百万豪车、百亿存款、转移资产等爆料已经深信不疑，释永信早就和“妖僧”挂上了钩。少林寺能有今天的全球著名声望，离不开近几十年来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文化迎来蓬勃发展所释放的巨大红利，尤其中国内地和香港影视和媒体的宣传，使少林寺这个“IP”得以从八十年代开始就开始扬名。但在少林寺的发家史中，释永信确实也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1981年的河南嵩山少林寺内，只有十几位年逾古稀的老僧，山门破败，百废待兴。 1974年到1978年的5年间，少林寺总共才接待游客20万人。这一年，年仅16岁的刘应成拜在方丈行正长老门下，获得法名“永信”，也就是释永信。 1982年，由李连杰主演的香港电影《少林寺》上映，创下彼时的华语电影票房纪录。少林寺从此爆火，仅1982年一年，少林寺的游客量就达到70余万。但彼时的少林寺毫无话语权，甚至连门票在内的管理权限都与少林寺无关。当时的方丈行正长老多次带着释永信到北京奔走，要求僧人管寺，并收回门票的经营权，却都无功而返。直到1984年，才成功拿回门票经营权。释永信自己对此的总结是，“无经济地位，则无社会、政治地位及话语权。” 现实也确实如此。这句话的反面是，一旦有了经济地位，想要的一切也就随之而来，正如释永信后来的经历。 1987年，少林寺第29任方丈行正长老圆寂，一众老僧之外资历最深的释永信挑起大梁，成为少林寺管委会主任，全面主持寺里的事务。虽然还没有正式成为方丈，但释永信已然成为少林寺的实际话事人。在此之后，出于商业嗅觉也好，出于市侩精明也罢，释永信带来了少林寺的繁盛，同时也成为了少林寺的劫。管事之后，释永信成立了少林寺最大的创收工具“少林寺武僧团”，在全国演出。90年代，释永信就开始给少林寺建官方网站，出杂志。 1999年，释永信率武僧团登陆英国白金汉宫。此后，少林武僧团每年全球巡演超200场，每场演出收入逐步从10万美元上涨至50万美元。也是在这一年，年仅34岁的释永信升任少林寺第30代方丈，成为少林寺建寺以来最年轻的方丈。正式成为少林寺方丈后，释永信的野心愈发膨胀，围绕“少林”这个IP，释永信进军了文化、餐饮、药品、服饰等多个领域。 2003年，释永信重启少林药局，开发出活络膏、少林灵芝茶等产品，销售额一度突破8000万元； 2008年，释永信开设淘宝店“少林欢喜地”，售卖佛珠、禅修垫等用品。2015年转型推出禅意香薰、少林主题等文创，年销售额达到千万级别； 2021年，少林寺入驻抖音，释永信个人账号粉丝半年间突破千万，直播首秀就带来500万元销售额。国家知识产权商标局中国商标网的数据显示，截止2025年7月，中国嵩山少林寺申请的商标已经达到988个。除了这些常规收入，少林寺还曾授权开发少林相关网游，合作制作少林音乐，甚至还曾提供给联通号码开光并拍卖等业务。在释永信手底下，少林寺已然成为一个商业帝国。最巅峰的时期，仅少林寺的旅游收入，就占据了登封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围绕少林寺建立起来的第三产业，也占到了登封GDP的三分之一。伴随着少林寺“天下第一名刹”名头的打响，少林寺的经济实力和知名度稳步提升，释永信的地位也水涨船高。根据《汉传佛教寺院住持任职办法》第五条的规定，住持每届任期三年，可连选连任，但连任一般不超过三届。换言之，同一住持的任期通常不超过9年，释永信理应在2008年卸任少林寺方丈。然而自1999年担任方丈至今，释永信已任职26年。不仅如此，释永信还曾担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甚至连续四届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常委。 2006年普京到访少林寺之时，连省级干部都得在释永信身后半个身位，足以见得释永信在少林寺乃至整个登封市的地位。直至2015年的这次举报。尽管爆料之后几十名少林寺僧侣联名上书，最终河南省成立的联合调查组得出的结论是，均不属实或查无实据。但十年之后的7月27日晚，少林寺管理处发布通报，释永信涉嫌刑事犯罪，挪用侵占项目资金寺院资产，严重违反佛教戒律，长期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并育有私生子。目前，释永信正在接受多部门联合调查，并被中国佛教协会注销戒牒。此次通报，几乎尽数剥去了释永信的“金身”。但对于释永信乃至于少林寺而言，最大的问题在于，当少林寺成为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之后，释永信身上仍旧披着那云锦袈裟。哪怕它价值十几万，它也仍旧是释永信无法脱掉的袈裟。 03 信仰沦为生意就在释永信事件爆发前不久，一名老人自带大米作为供品交给五台山，却因为没有购买庙里的高价香火被僧人辱骂驱逐，让不少人大惊失色。客观来说，对寺庙来说，赚钱并不是错，清贫也不必过度追捧。不论是佛教还是道教，基本都不限制寺庙敛财，毕竟寺庙只能依赖信众供养维持生计，需要更多的生财之道，才能“生生不息”，养活自己乃至于帮助有困难的社会群体。问题在于，当信仰沦为了生意，信仰本身也就成为了最无关紧要的东西，再多的清规戒律都是空谈。现如今，再繁盛的寺庙，也已经难以像古代一样占山为王、自立门户。但从古至今，寺庙对于经济、金融，乃至于地方的影响，从来没有断绝。当前，我国的“宗教场所”处于一个更为复杂的模糊地带—— 既非民营，也非国企，更不是公益组织。这样复杂的处境使得寺庙一边和地方政府矛盾重重，一边却又在灰色地带里纵情狂奔。就连少林寺和嵩山景区管委会都曾因分钱不均产生矛盾—— 2014年，曾有少林寺僧尼拉横幅向嵩山景区管理委员会讨问门票收入。对此，管委会的工作人员曾反问，“少林寺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而问题就在于此。数据显示，目前，国内现存寺庙3万多座，其中绝大多数都已成功商业化，不少寺庙营收已经过亿，超过绝大多数的民营企业。研究机构测算，至2026年，我国的寺庙经济市场规模有望突破千亿元大关。图源：图虫创意其中比较突出的四大佛教名山之一普陀山，近三年来营收超过10亿，已经多次冲击IPO，准备上市。各类资产过亿乃至上百亿的寺庙也都纷纷成立了基金会，上海玉佛寺甚至还启动创业基金，为高校创业生提供贴息贷款，投资项目就包括早期的饿了么。寺院太过有钱，以至于坊间有不少传言，地方财政紧缩之时，最终只能“求神拜佛”，向寺庙借钱。这样的传言背后，是寺庙作为“非营利机构”无需公开财务，却可通过关联公司避税营利，以至于大多数寺庙财务状况长期成谜。不少寺庙所在的地方政府又高度依赖寺庙拉动旅游经济，默许甚至鼓励寺庙进行商业化。这样错综复杂的关系，造就了各大古刹，也同样带来越来越多和释永信一样的新“和尚”。因为，当寺庙和资本勾结太深，事物的本质必然被异化。 04 尾声释永信曾对媒体表示，禅宗提倡看破、放下，一切事情都是心所引起，心净则国土净，心安则天下安，管理好心是对社会、人类、自己、家庭的最大贡献。然而，面临金钱和权力的巨大诱惑，没人能不动心。从历史到现在，宗教外衣下，掩盖住了太多躁动的人心和丑恶的现实。问题在于，如何设下藩篱，让蠢蠢欲动的脚步不再践踏规则和信仰。释永信案的爆发，未必会是国内宗教过度资本化时代的终结，但起码，不应该再放任它发生。（全文完）

格隆汇07-30 19:20

渥太华国家艺术中心明年不再接待法轮功艺术团，此前媒体报道神韵不当谋利和虐待演员，并被指歧视残疾人

普的宣传机器法轮功神韵艺术团如何利用宗教狂热赚取2.66亿美元迪肯在回复中表示，他认为神韵是否继续与国家艺术中心合作，是一个由吉布森自行决定的“节目安排问题”。对此，吉布森回应称：“我理解和尊重这一点，但最终处理媒体、电话投诉、与你办公室会面的请求等后续问题的，不只是我。” “过去在我们决定继续合作时，首席执行官最终推翻了我们的决定。我也理解这一点，但这使得这件事很难仅被视为节目安排。” 迪肯随后表示支持吉布森的决定。 2025年2月，自由党议员朱迪·斯格罗致信国家艺术中心的一名制片人，表示她收到了来自加拿大法轮大法协会的来信，并要求对神韵未能获得演出档期“给出详细解释”。一个月后，保守党议员加尼特·杰纽斯也致信迪肯，表达了他对神韵2026年演出安排“长期拖延”的担忧。杰纽斯指出，法轮大法团体作为演出主办方，与国家艺术中心的合作已持续近二十年。他写道：“中共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打压、抹黑神韵演出，并试图削弱法轮功修炼者通过这些丰富的表演传达前共产主义中国故事的努力，这一点令人极为担忧。” “考虑到他们在中国几乎没有任何保护机制，因此在加拿大保护他们的艺术自由显得尤为重要。” 国家艺术中心工作人员的投诉神韵最近一次在国家艺术中心演出是在4月下旬。4月28日，吉布森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向同事询问神韵是否应在2026年回归。她写道：“我私下得知了一些令人不安的消息。是否可以有人把我们与这个客户合作期间的正式反馈发给我？” 中心的主管米里亚姆·拉蒙塔涅回复说，她参与了神韵2024年的演出工作。她表示，神韵“在中心内部设立了自己的票务柜台”，这是违反合同的。 “当我告知他们这是不可接受且违反合同，并要求他们关闭票务柜台时，局势升级了。他们质疑我的权威，对我采取漠视的态度，仿佛我无权干涉他们在艺术中心的行为。” 她还表示，神韵“在演出期间拍摄观众个人照片，且未经他们同意”，在她要求他们停止时，他们拒绝配合。拉蒙塔涅还提到一位参与今年演出的同事。她说，“神韵的一位管理人员在演出过程中，要求将一位因残障而发出声音的南姆音乐厅观众带离并退款。” 她说，国家艺术中心的工作人员表示与这个团体合作令人不安。 4月30日，邮件链中另一位高级经理罗宾·吉尔克里斯特写道，她和其他人讨论了神韵上次来访期间，“有残障的观众被要求离场”的具体情况。她写道：“这些行为让我们面临人权投诉的风险。” “如果这些观众决定正式投诉，我们将无法为自身行为辩护。这可能成为头版新闻，并在公众记录中长期将国家艺术中心描绘为不善待残障人士的机构。” 一位神韵本地组织者告诉加拿大广播公司，这些事件属于误会。神韵组织者表示“困惑” 国家艺术中心在一份声明中证实，神韵“2026年没有在国家艺术中心的演出安排”。声明补充说，“场地和租赁合同内容属保密”。国家艺术中心确认了被加拿大广播公司查阅的邮件内容，但补充说，“我们的演出厅租赁安排取决于中心自身的艺术节目安排，而我们会优先考虑这些安排。” 神韵演出的本地组织者表示，对国家艺术中心的决定感到“困惑”。加拿大法轮大法协会全国协调员格蕾丝·沃伦萨克表示，国家艺术中心于6月28日书面通知他们决定，但未说明任何具体理由。她说，中心首席执行官上周告诉他们，决定是因为场地档期问题。 “我们的会面非常友好，”沃伦萨克说，“他甚至建议继续安排下一次会面。” 她还表示，是国家艺术中心主动请残障观众离场。沃伦萨克称，她曾告知中心要对潜在的中国政府代理人制造的干扰保持高度警惕。她说，最近神韵演出曾遭遇“数十起”威胁。沃伦萨克表示，国家艺术中心移除了三位因发出干扰性声音的轮椅观众，并在他们离开前给予退款。沃伦萨克表示：“我们要强调，我们无意排斥残障人士。” “事实上，过去18年来，神韵每一场演出都提供了轮椅无障碍座位。” 她还说，在2024年，当接到要求时，神韵就停止了在信息台售票。她表示，神韵过去曾在国家艺术中心售票，从未被告知这是违反合同的行为。沃伦萨克说：“我们愿意遵守规定，按规矩办事。” “我们没有理由不这样做。” 支持法轮功的人权律师说纽约时报成为中共工具法轮大法协会表示，神韵明年无法演出，这将是中国政府的胜利。过去两年，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曾向国家艺术中心发送多封电子邮件，邀请中心代表出席使馆活动——其中包括邀请迪肯和国家艺术中心管弦乐团董事总经理纳尔逊·麦克杜格尔参加2023年9月的一场招待会。目前尚不清楚他们是否出席了活动。不过，2024年7月，在收到另一封邀请后，迪肯告诉员工，他已收到建议，应与中国大使会面，并表示麦克杜格尔“应该一同参加”。2024年8月，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网站发布消息称，大使拜访了迪肯。国家艺术中心在发给加拿大广播公司的声明中表示，中心“艺术项目和场地租赁的决定是独立做出的，不受外部影响”。此前，蒙特利尔的表演艺术中心Place des Arts也宣布，明年不会为神韵安排任何演出场次。根据神韵官网，目前2026年神韵只计划在加拿大温哥华演出。国家艺术中心这一决定的公开反对者、人权律师大卫·马塔斯向加拿大广播公司提供了一封他写给国家艺术中心的信件，呼吁该中心撤回决定。马塔斯写道：“我请求国家艺术中心将舞台留给这些表演者，不要成为中共政权跨国镇压行动中的一块垫脚石。” 马塔斯曾代表在外国干预公开调查中发声反对中国政府镇压行为的多个团体。他表示：“这有悖于加拿大的人权与多元价值观，也违背了你们艺术中心致力于呈现和展示优秀文化的宗旨。” 他还表示，《纽约时报》正成为中共跨国镇压法轮功行动的工具。此前由法轮功组织及神韵在《纽约时报》发布相关文章后提出了类似指控。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7-3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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