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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联科技收盘上涨8.79%，滚动市盈率44.58倍，总市值227.58亿元

动周边类。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已累计获得德国红点设计奖、汉诺威工业(iF)设计奖、当代好设计大奖、中国红星奖等设计奖项60余项。最新一期业绩显示，2025年一季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8.24亿元，同比41.99%；净利润1.50亿元，同比47.18%，销售毛利率38.01%。序号股票简称 PE(TTM) PE(静) 市净率总市值(元) 61 绿联科技 44.58 49.23 7.44 227.58亿行业平均 34.36 35.87 3.25 182.56亿行业中值 42.97 48.83 3.07 52.64亿 1 万祥科技 -430.73 -333.42 4.18 54.64亿 2 捷邦科技 -190.68 -251.45 3.86 48.65亿 3 光峰科技 -167.74 227.73 2.34 63.66亿 4 硕贝德 -159.42 -103.09 6.76 66.45亿 5 传艺科技 -105.71 -68.92 2.47 50.64亿 6 奕东电子 -75.58 -122.60 1.72 49.06亿 7 金龙机电 -42.63 -33.70 6.02 40.80亿 8 易天股份 -39.12 -27.18 3.77 29.72亿 9 卓翼科技 -24.35 -22.80 11.45 49.67亿 10 凯旺科技 -23.68 -31.71 3.83 29.64亿 11 智动力 -16.66 -15.37 2.41 23.82亿

金融界06-10 18:37

日上集团收盘下跌2.40%，滚动市盈率83.27倍，总市值39.23亿元

册、美国SMITHERS、美国STL、德国TüV测试认证，钢制车轮的品质稳定性已经达到业内领先水平。最新一期业绩显示，2025年一季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24亿元，同比-1.36%；净利润1425.62万元，同比-25.46%，销售毛利率11.06%。序号股票简称 PE(TTM) PE(静) 市净率总市值(元) 192 日上集团 83.27 75.47 1.63 39.23亿行业平均 43.06 44.26 3.60 83.29亿行业中值 35.13 37.39 2.90 49.66亿 1 长春一东 -2793.70 -1196.78 5.97 27.78亿 2 圣龙股份 -2171.26 148.43 3.48 44.16亿 3 日盈电子 -1869.21 311.11 4.01 34.95亿 4 天成自控 -818.07 -277.08 5.25 45.67亿 5 华阳变速 -719.30 -79.97 5.76 13.04亿 6 英利汽车 -688.13 116.94 1.35 57.09亿 7 信质集团 -392.15 376.52 2.33 79.35亿 8 奥联电子 -236.86 -305.37 3.68 25.97亿 9 威唐工业 -218.89 113.43 2.14 23.67亿 10 襄阳轴承 -198.79 -200.12 9.06 70.78亿 11 瑞玛精密 -192.42 -111.33 3.59 28.18亿

金融界06-10 16:57

桥水基金创始人达利欧万字长文：《内战？》

7年前的罗马共和国解体、1920年代的德国魏玛共和国，以及20世纪20-30年代转向右翼独裁（法西斯主义）以恢复秩序的意大利、日本和西班牙的脆弱民主。不同阶段需要不同类型的领导人以取得最佳效果。第五阶段是一个十字路口，一条路可能通向内战/革命，另一条则可能通向和平与（理想状态下的）繁荣共处。显然，和平繁荣之路是理想之路，但也是最难实现的路径。这条和平之路需要一位“强有力的和平缔造者”，他必须竭力团结国家，包括主动接触对立方，将他们纳入决策过程，并以一种多数人认为公平且运作良好的方式重塑社会秩序（即高度生产性、惠及多数人的新秩序）。历史上这种领导者极为罕见，我们唯有祈祷其出现。第二种则是“强有力的战斗者”，他具备带领国家穿越内战/革命烈焰的能力。第六阶段：当内战爆发时内战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与其像大多数国家的大多数人在长期没有内战后所做的那样，盲目假设“这在我们这儿不会发生”，不如保持警惕，关注那些能表明其临近的标志。上一节我们探讨了在原有秩序框架内发生的非暴力革命，而本节则聚焦于几乎总是暴力性的内战和革命——它们推翻旧有秩序，并建立新的体制。我本可以研究无数实例来理解其运作方式，但最终我选取了我认为最具代表性的29个案例。我将这些案例分为两类：一类是导致体制或政权发生重大变革的，另一类是虽然爆发了激烈内战但未能推翻体制的。例如，美国内战是一场极其血腥的战争，但它未能彻底推翻当时的国家制度，因此归类为第二组。尽管这种分类不够精确，但我们不应因追求精准而阻碍我们识别原本无法看见的模式。大多数冲突基本符合本节所描述的典型路径，尽管也有例外。内战和革命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从而彻底改变内部秩序。这类变革通常伴随着财富和政治权力的全面重组，包括债务结构、金融所有权以及政治决策体系的全面重建。这些改变是对原有制度无法内部解决的根本性问题的自然回应。几乎所有制度最终都会面临这种挑战。这是因为，几乎所有制度都会让某些阶级受益而让另一些阶级受损，而当这种失衡发展到一定程度，变得无法忍受时，就会爆发斗争，以决定未来的方向。当财富和价值观差距极端扩大，并叠加经济困境，导致体制对大多数人而言无法运作时，民众就会奋起反抗，要求更公平的制度。经济上最受打击的人群会试图从现有体制中受益的富裕阶层手中争夺更多财富与权力。革命者自然想要彻底改变体制，因此也自然会违反掌权者制定的法律。这类革命性变革通常通过暴力的内战实现，尽管正如前面提到的，也有可能通过和平方式实现，且不必彻底推翻体制。内战时期通常极为残酷。战争初期可能还表现为相对有组织的权力斗争，但随着冲突与情绪升级，各方为胜利不择手段，暴行程度迅速升级，远超第五阶段人们所能想象的程度。精英和中间派通常会逃亡、被监禁，或遭杀害。这些内战是如何发生的？前文中我已经描述了第五阶段的一系列动态，正是它们推动社会越过界限，进入第六阶段。在这一阶段，所有这些动态都会极度强化。接下来我将继续说明。内战与革命如何发生如前所述，积累财富并伴随财富差距扩大的周期，最终会导致极少数人掌控极大比例的财富，而多数贫困群体则通过内战与革命推翻富人统治。这种情况的发生次数远超人们的想象。虽然大多数典型的内战与革命将权力从右派转移到左派，但也有许多情况是将财富与权力从左派转移到右派。这类情况较少且表现方式不同，通常发生在现有秩序陷入无序与无能状态、大多数民众渴望强有力领导、纪律和效率时。这些新体制，无论左派还是右派，之所以成败，原因相同：成功的关键是是否能实现广泛的经济繁荣；若不能，则失败。因为广泛的经济繁荣是新政权成败的决定性因素，所以长期趋势是总体财富和财富分配的同步提升（即普通民众的经济与健康状况改善）。在亲历“大周期”的某一阶段时，人们常会忽视这种宏观图景。领导这些内战或革命的人，过去如此，现在亦然，通常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层出身者。这些领导人往往极具个人魅力，擅长组织并领导强大高效的革命组织，推动变革。虽然巨大的财富差距和经济困难通常是冲突的主要根源，但革命也往往是多种不满叠加的结果。革命过程中，不同诉求的群体通常联合起来推动变革，但在胜利后，他们之间往往会因权力和政策分歧发生内斗。如前所述，在内战/革命阶段，执政政府几乎总是面临严重的财政、信贷和购买力短缺。这种短缺促使政府寻求从富人手中掠夺资源，而富人则将资产转移至安全的地方或形式（如其他国家、外币、黄金等难以征税或不产生生产力的资产），这又促使政府实施资本管制，阻止这些外逃。更糟的是，内部混乱会引来外部敌对势力的挑战。因为内战削弱了国家的统一与能力，吸引外国趁虚而入。这也是为什么内战与外战往往同时爆发的原因之一。其他原因包括：情绪高涨、民粹主义者倾向于战斗、领导者发现对外冲突能团结国内民众，因而故意制造冲突，以及在极端匮乏中，为获取所需资源而更愿意对外发动战争。几乎所有内战都伴随着外部势力干预，试图左右战争结果以谋取自身利益。内战与革命的开端在发生时往往并不明显，只有置身其中时，人们才意识到。虽然历史学家会为其划定起止时间，但这些日期往往是人为设定的。内战极其残暴，因为这是一场生死之争。每个人都被迫选边站队，中间派在刀光剑影中最容易出局。在这种局势下，最适合成为领导人的是“鼓舞人心的将领型人物”——他们既能聚拢支持，也能赢得各类战斗。由于斗争极为惨烈，他们也必须够强硬，愿意采取一切必要手段赢得胜利。历史学家标注的“内战时期”通常只持续几年，并以掌控首都政府机构的一方为胜者。但如同开端模糊一样，战争的结束也往往不如历史记载那般清晰——战后争权仍可能持续多年。尽管内战与革命代价惨重，但若改革得当，往往能为未来打下更好的制度基础。内战或革命之后的未来走向，取决于战后的应对与重建方式。结论我对历史的研究告诉我，除了“演化”，世上没有什么是永恒的。在演化过程中存在着像潮汐般的周期循环——潮起潮落，难以抵挡或逆转。要想应对这些变化，关键在于了解自己正处于周期的哪个阶段，并掌握应对这一阶段的永恒和普遍原则。随着环境条件的变化，应对方式也必须随之调整——换句话说，什么方式最优取决于所处的环境，而环境始终处于我们刚刚探讨过的那些动态变化之中。如果一个社会无法顺应变化，它终将走向衰亡。这就是为什么持续不断地改革、以适应变化才是最优之道。判断一个体系优劣的标准非常简单：它是否能有效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这一点可以通过客观指标加以衡量，我们也确实正在并将继续这样做。话虽如此，从历史中传递出最响亮、最明确的教训是：通过高效协作建立共赢关系、共同扩大并合理分配“蛋糕”，让大多数人都感到满意，比为财富与权力而内战、导致一方压倒另一方的方式，要更有回报、也少得多的痛苦。

金融界06-10 07:48

特斯拉股价周初开局不利 Robotaxi测试启动难掩全球市场挑战

现下滑。2025年1月至2月，特斯拉在德国的销量同比下降70.6%，在法国下降45%，在挪威下降48%。此外，特斯拉在东南亚市场也面临挑战。例如，在泰国，2024年比亚迪的销量超过27,000辆，而特斯拉仅售出4,121辆。外在因素影响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Elon Musk）与特朗普（Donald Trump）之间的公开争执也加剧了市场的不确定性。两人因电动汽车税收抵免政策产生分歧，导致特斯拉股价上周下跌14%，市值蒸发约1500亿美元。此外，美国参议院提出的新立法可能结束对电动汽车的联邦税收抵免，这将对特斯拉的利润构成压力。展望未来尽管面临多重挑战，特斯拉仍在推进其自动驾驶和机器人技术的发展。马斯克表示，计划到2030年每年生产100万个Optimus人形机器人，进一步拓展公司的技术版图。投资者将密切关注本周即将启动的Robotaxi测试，以评估特斯拉在自动驾驶领域的实际进展，并判断其能否成为公司未来增长的新引擎。

佳华16806-10 00:28

台积电熊本二厂延宕：魏哲家揭交通瓶颈，车市低迷拖累产能

内容导读市场概览熊本二厂延宕分析德国工厂计划调整汽车市场低迷影响编辑总结 2025年相关大事件专家点评市场概览根据 www.TodayUSStock.com 报道，2025年6月，台积电全球扩张计划遭遇波折，其日本熊本第二工厂建设因交通问题延宕，魏哲家董事长公开表示，首厂运营导致的交通拥堵是主要原因。供应链消息进一步揭示，熊本一厂产能利用率未达预期，资金与人力分配压力加剧。同时，德国工厂的建设与设备导入计划也面临调整。受日本和欧洲汽车市场低于预期的拖累，汽车芯片需求疲软，影响台积电在两地的战略布局。市场对台积电全球产能扩张的信心受到考验，投资者关注其后续应对措施。熊本二厂延宕分析台积电熊本第二工厂原计划于2025年第一季度动工，但因当地交通拥堵问题推迟至2025年中。魏哲家在6月3日股东大会上表示：“熊本一厂的运营导致交通量激增，原本10-15分钟的车程现在需近1小时，当地居民对此颇有怨言。” 台积电正与日本政府沟通，寻求改善交通状况，但未明确新动工时间。熊本一厂已于2024年底投产，采用12纳米、16纳米和28纳米制程，主要服务日本本地客户如索尼和电装，但供应链消息称，其产能利用率低于预期，仅达60%-70%，远未满载。资金和人力向美国亚利桑那工厂倾斜，也对熊本项目形成挤压。魏哲家强调，熊本二厂仍计划于2027年底量产，采用更先进的6纳米和7纳米制程，但短期内需解决基础设施瓶颈。工厂制程投产时间核心问题熊本一厂 12/16/28纳米 2024年底产能利用率低，交通拥堵熊本二厂 6/7/40纳米 2027年底（计划）建设延宕，资金人力不足德国工厂计划调整台积电在德国德累斯顿的工厂建设同样面临挑战。供应链消息显示，受欧洲汽车市场低迷影响，德国工厂的建设进度和设备导入计划可能推迟。原计划2027年投产的德累斯顿工厂将采用22纳米和28纳米制程，重点服务汽车和工业客户，但当前欧洲车市需求疲软，导致客户订单低于预期。台积电正重新评估德国项目的投资节奏，以优化资源配置。魏哲家在近期表示：“全球扩张基于客户需求，欧洲市场的短期波动不会改变我们的长期战略。” 然而，市场担忧德国工厂可能因资金优先流向美国而进一步延误，台积电需平衡多地扩张的资金压力。工厂制程投产时间核心问题德国德累斯顿 22/28纳米 2027年（计划调整）车市需求低迷，建设进度放缓美国亚利桑那 4/5纳米 2024Q4（一厂）资金与人力优先分配汽车市场低迷影响日本和欧洲汽车市场的不佳表现是台积电当前面临的核心挑战之一。供应链消息指出，日本汽车客户如电装和丰田对芯片需求放缓，导致熊本一厂订单不足。欧洲车市同样疲软，2025年第一季度欧洲汽车销量同比下降约5%，主要受经济放缓和高利率环境影响。台积电的汽车芯片业务占其营收的7%-10%，熊本和德国工厂均以汽车和工业芯片为主，市场需求低迷直接拖累产能利用率。魏哲家表示：“汽车芯片市场短期内竞争激烈，但长期需求仍将受益于电动车和智能驾驶趋势。” 市场分析认为，台积电需通过多元化客户群和制程优化来缓解车市波动的影响，同时关注人工智能和高性能计算芯片的高增长领域。编辑总结台积电熊本二厂因交通拥堵延宕，首厂产能利用率未达标，德国工厂建设计划也因欧洲车市低迷而调整，凸显其全球扩张中的多重挑战。资金和人力向美国倾斜、日本和欧洲汽车芯片需求不足是核心问题。尽管魏哲家强调长期战略不变，短期内台积电需解决基础设施瓶颈、优化资源配置并应对市场波动。汽车芯片市场的低迷短期内拖累业绩，但人工智能和先进制程需求为未来增长提供支撑。投资者应关注台积电的产能调整动态和全球市场复苏信号，审慎评估其扩张风险与机会。 2025年相关大事件 2025年6月3日：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家确认熊本二厂建设因交通问题延至2025年中，强调与日本政府沟通解决基础设施瓶颈。 2025年4月14日：台积电宣布推迟熊本二厂动工时间，供应链透露汽车芯片市场需求低迷及美国工厂优先级提升为主要原因。 2025年3月10日：连连数字子公司DFX Labs获香港虚拟资产交易平台许可，股价盘中涨超20%，稳定币合作项目受关注。 2025年2月24日：日本政府追加7320亿日元补贴支持台积电熊本二厂建设，计划2027年底投产，强化日本半导体产业。专家点评 2025年6月6日，Laura Wang，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市场策略师：“台积电熊本二厂延宕反映了海外扩张的复杂性，交通问题虽是表面原因，汽车市场低迷和资源分配才是核心挑战。” 来源：新浪财经 2025年6月5日，Zhang Yidong，兴业证券全球策略首席分析师：“熊本一厂产能利用率不足显示日本本地客户需求未达预期，台积电需调整扩张节奏以应对市场波动。” 来源：21经济网 2025年5月20日，Catherine Yeung，富达国际亚太区投资总监：“欧洲车市低迷对台积电德国工厂形成压力，但其人工智能芯片业务的高增长可部分抵消风险。” 来源：腾讯财经 2025年4月15日，David Tepper，Appaloosa Management创始人：“台积电的全球布局需平衡地缘政治和市场需求，熊本和德国项目的调整是理性应对短期挑战。” 来源：财联社 2025年3月10日，Joanne Chiao，TrendForce分析师：“日本汽车客户转向美国市场是熊本二厂延宕的深层原因，台积电需优化全球产能配置以提升效率。” 来源：TrendForce新闻来源：今日美股网

今日美股网06-10 00:11

8个月前的这场对谈，已经把今天的美国讲透了

理解方式。在1920年代和30年代，德国本来完全有可能选择另一条道路。例如采用某些希特勒所拒绝的技术手段，也完全可能在不靠庞大的军事预算、更不用诉诸战争的前提下，从大萧条中复苏。如果德国在那个时期作出了不同的选择，那么历史上那些惨剧可能就不会发生；而德国可能会主导整个20世纪。但事实不是这样。因为某个特定的人抓住了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机，并以某种方式对其加以解读并加以利用。这就是我认为我们必须高度警惕的事情。我们现在所处的也是一个历史时刻，而这个时刻充满了各种脆弱性，其中一些和一个世纪前的脆弱性极为相似。人们害怕全球化，害怕世界的快速变化。有一些技巧娴熟的政治人物用阴谋论来解释这些变化。人们的不安和对未来的恐惧，也可以被转化为“我们”对抗“他们”的政治逻辑。因此，我们必须警惕那些善于操纵的政客，那些所谓的“伟大人物”——他们身处时代之中，但能够以某种特定方式引导这个时代。而一旦这个时代被引导过头了，一旦拨动的那根弦被拨到某个临界点，想再回头就会变得极其困难。不要低估川普马什：你知道，通常在这种讨论中，我们尽量避免党派之争，但我还是得问你。就在那天，唐纳德·川普说，“我需要希特勒手下的那种将军。” 你能告诉我这对他意味着什么，以及作为历史学家，你对此有何看法？斯奈德：那我来谈谈我对唐纳德·川普的看法吧。我是这么想的——让我换个方式开始。 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确实有一些政治人物，他们非常有才华、也非常聪明，但这种聪明并不是人们所熟悉的那种。他们常常被像我这样的人、像你这样的人所轻视，被学者、记者、知识阶层所低估。他们常被受过教育的人忽略，因为他们的才华、魅力和智慧呈现的方式与传统不同——体现在极强的组织能力和演说天赋上，尽管这些能力形式非常规，但却非常有效。正是由于对这些20年代和30年代的政治人物的低估，才导致了一系列可怕的后果。正因为这个原因，同时也是出于保持客观的努力，我一直尽力不去低估川普先生。川普显然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具备一套独特的技能，本质上是戏剧性的表达能力。这套能力在当今社交媒体时代尤其契合。他的确拥有某种魅力——不是对所有人都有效，但对某些人却极具吸引力。所以当你问我川普算不算一个“历史学家”的时候，就好像你给我抛了个软球，等着我说“他根本不懂历史”。但我不这么看。我认为，川普对历史有他自己的直觉。当然，说他的家族来自德国，他的一些亲戚曾在纳粹军队（Wehrmacht）服役，这种说法太容易了、太表面了。我认为，更关键的是川普对某些历史现象有一种直觉的把握。所以，当他说想要希特勒手下的那种将军时，我认为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这不是值得嘲笑的事。这并不是说他不理解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恰恰相反，我认为他确实理解那个时代。他可能不懂我要讲的那些技术细节，但他抓住了整体图景——尽管他可能一个将军的名字都叫不上来。他真正把握到的一点，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即那些将军不受法律约束，他们对领袖个人效忠（我用这个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那么现在让我来说说这个“技术细节”，因为这对我们现行制度及其可能的变化意义重大。一、所谓“希特勒手下的那种将军”，意味着这样一件事：1934年8月，希特勒成功让德国的将军、军官乃至整个军队发誓效忠于他本人。在那之前，魏玛共和国（当时已经在衰败中）的武装力量宣誓的是对宪法的忠诚。这一点应该听起来很熟悉，因为今天的美国军队也是这样做的。而希特勒做出的改变，是让他们改为向他个人宣誓效忠。这种改变的重要性可能一开始并不明显，所以我必须强调：这是一种巨大的转变。你也许还记得，朱利安刚才提到的对大屠S的记忆尤其能说明问题—— 在1945年，当德国军官们说“我只是奉命行事”时，他们的意思并不仅仅是“我在听命于上级”。他们的潜台词是：我已经不再受宪法约束，我超越了法律，因为我向希特勒本人宣誓效忠。如果希特勒下令，我就执行，没有任何法律能阻止我。所以，当一个人向某位领袖发誓个人效忠时，就意味着他已不再受法律约束。二、而这正是关键点的第二层意义：整个社会将因此被改变。如果军队——也就是掌握武器的人——不再受法律约束，那对社会上其他人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法治对任何人都不再真正适用。只要领袖下令，军队就会执行，他们的行为在新的“秩序”中就是“对的”，因为他们已发誓效忠于这个领袖。因此，宪法制度——任何宪政体制——都无法承受这样的变化，它无法在“希特勒手下的那种将军”存在的条件下生存。这就引出了第三点。三、我一直努力避免使用“元首”(Führer)这个词。但我们说的这个词——“领袖”——是我们用来指称纳粹德国领导人的那个词。这个词真正成为政治现实的时刻，就是在1934年8月。那时，希特勒不再只是德国的总理(Chancellor)，而是成为一个超越法律、超越政府、超越任何约束的人——成为“德国人民的领袖”(Der Führer des deutschen Volkes)。这个转变发生的关键节点，正是将军们发誓效忠的那一刻。所以当川普说他想要“希特勒手下的那种将军”时，他的真正意思是：他希望能够拥有那种形式的权力转变。而在我看来，他的理解是正确的。我不会说他是个糟糕的历史学家。我会说，他理解了1934年8月所发生的事，并且，他希望那样的事情在这里（美国）也能发生。民主崩溃的过程马什：所以，你知道，这显然是民主崩溃的一个时刻，即向个人宣誓效忠。也许因为你研究过这么多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情境，那么民主崩溃的其他迹象是什么？在民主崩溃的过程中，还有哪些其他关键时刻需要关注？斯奈德：这可以从很多角度来回答。一、其中一个我们已经从不同方式谈到过了，那就是把民主当作理所当然的事物，就像天气一样，似乎它自然而然地就会存在。这是一种信号，也是一种危险。它往往和对民主的怀疑并存。把民主视为天经地义的事物，常常也会和对民主制度的一种“青春期式的反叛”相伴随——比如说，这个制度有缺陷，这不是真正的民主，因此，专Z也许不会更糟。这是“青春版”的看法。而“成熟版”的看法可能是：民主就是世界本来的样子，它不会真正改变。不幸的是，这两种心态在当今美国都广泛存在。二、另一个民主陷入困境的信号，也是我们提到过的，就是进行对话变得困难。而这就关系到“真相”的重要性。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价值观，对吧？你和我有不同的价值观，你和你的邻居——无论是谁，如果是你的配偶，尤其是你的配偶——你们也有不同的价值观。这很正常，这其实是好事，这本来就是应该如此的。如果我们彼此价值观不同，反而可以通过协商达成共识，一起去做点什么。比如，你和邻居关心水污染的理由可能不同，但你们都想解决水污染的问题。但是，如果你不同意是否存在水污染，或者如果你不同意是否存在全球变暖，如果你不同意基本事实，那么就无法达成地方共识。如果没有地方共识，就不可能有民主，因为这开始显得毫无意义。如果我们无法在地方层面共同行动，那么我们就会开始质疑整个国家层面的民主项目究竟有什么意义？因此，对话的困难，再加上对事实的瓦解，构成了另一个严重的问题。这种情况在法西斯和共产主义掌权接管民主制度时都曾出现过——那些想要摧毁民主制度的人，总是利用民主制度本身的不完美。民主从来都不是完美无缺的，这些人正是利用了它的“漏洞”——比如新闻媒体的脆弱性。他们会攻击媒体，说记者是“人民的敌人”；他们会利用言论自由作为借口来污蔑、攻击反对者。他们还会努力将公共媒体转化为自己的宣传平台。最终的目的，是用宣传来压倒我们所有人的沟通能力，使我们愤怒，让我们彼此敌视。三、在政治领导层面，还有一个稍微技术性的问题，是史蒂文·列维茨基(Steve Levitsky)和丹尼尔·齐布拉特(Daniel Ziblatt)在其著作《民主如何死亡》(How Democracies Die)中阐述得非常清楚的，那就是关于“规范”(norms)的作用。我自己是个家长，所以经常想到这个类比。你可以试图通过制定规则来教养孩子——我确实这么做，我常常制定规则，我喜欢把规则写在白板上。但归根结底，你无法用立法的方式来“规定童年”——你可以有规则，但还有更基础的东西（规范），那就是“遵守规则”本身也是一种规范。当我们在政治精英层面看到民主危机时，往往就是这些本该被默认遵守的规范正在被破坏，或者人们开始寻找绕开规则的理由——而绕开规则的方法，恰恰就是破坏规范。在选举期间，这种现象尤其令人担忧，因为你不可能为选举过程的每一秒钟都立下明确的法律规定。在某个节点上，你必须依赖人们的“善意”。一旦善意不复存在，问题就变得非常严重。亿万富豪与“言论自由” 最后一个我已经提到过的问题，我们再说一下，那就是不平等。如果财富过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是一个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代就被注意到的问题，此后历代思想家也都反复强调过。美国开国元勋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几乎每一位对民主有深刻见解的人，不论我们把他看作是左派还是保守派，都意识到这个问题：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注意到了，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注意到了，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也注意到了。马克·吐温(Mark Twain)和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也都指出过这个问题。如果你让太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那么这些人就会控制太多的言论空间、太多的话语权、太多的媒体平台。在这种情况下，正常的民主对话就会变得非常困难，因为某一个人（比如一个拥有大型媒体平台或社交平台的人）可能最终决定了我们全社会在谈论什么。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也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我之前说过，古希腊人无法预见社交媒体的出现，但他们确实预见了财富阶层通过宣传使民主变得困难的情形。他们对这一点的担忧是有道理的，而这正是我们今天也必须警惕的一个信号。马什：当然，我认为，这确实引出了我们对当下局势理解中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就像你说的，民主制度的瓦解——如果从2010年开始描绘这个过程，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社交媒体的崛起与如今被污染的信息网络之间的平行关系，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政治现象。但另一方面，这种情况过去也发生过。比如1930年代纳粹控制下的德国新闻媒体，还有收音机的出现与法西斯主义的兴起。甚至在更早以前，英国内战时期传单(pamphlets)文化的兴起，以及这种文化在整个欧洲范围内被压制的情况。我是说，这是否其实是言论自由内在的某种特质？也就是说，它在某种意义上会“吞噬”自身：一旦信息爆炸到不可控制的程度，社会就会因此发生分裂。斯奈德：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观点，我想就此说两点，内容截然不同。首先，我想从你提到技术的地方接着说下去，因为斯蒂芬（马什）说得完全正确，非常值得我们深思。一、我不会把这个问题简单归结为“言论自由”，而是更倾向于认为这是“媒体技术的变革”所导致的。比如印刷术的发明——现在，我虽然看不到你们的样子，但我能看到我那本书的封面，因为它是白色的，会反射你们身上的紫外光。所以你们都拿着书，这很好。我想我们大概都是认为书籍是积极事物的人，认为阅读和拥有书籍是好事。但正如斯蒂芬所暗示的那样，印刷术的出现在最初的150年间其实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它是欧洲宗教战争的主要诱因之一，而那场战争造成了大约三分之一的欧洲人口死亡。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印刷术让信息的传播速度远远超出了当时人们的承受能力；同时，它也让人们能够更轻易地抄袭、诽谤、拼贴。某种意义上，印刷术可以说是社交媒体的先驱。但它也给出了解决问题的线索：当你有了新技术之后，你就必须制定新的规范、惯例和法律。例如版权制度——听起来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无聊的东西——其实正是使书籍成为可能的基础。如果没有版权，我就不能写书或出版。版权制度使得书籍得以存在。而关于抄袭的法律，则让我们所谓的“言论自由”能够真正运作起来。二、所以每当技术发生变革，我们就必须重新思考“言论自由”的含义。这也引出了我的第二点：即使我们在技术层面讨论言论自由，归根结底，它并不是关于技术，而是关于“人”。追溯到古希腊，人类对言论自由的探讨有着悠久而深厚的传统。那么我们为什么需要言论自由呢？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在美国，我们似乎已经到了一个极端——当然不是你们在座的各位，你们是友善、理性、深思熟虑的人——但总体而言，美国人往往倾向于说出一些他们知道具有冒犯性、甚至是虚假的言论，然后再说一句“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好像言论自由本身就能为这些言论披上一层荣耀的外衣。我们已经陷入了这样的误区。同时，在技术层面，我们也陷入了另一个误区——当一个拥有社交平台的亿万富翁想要大规模传播谎言时，他也会打出“言论自由”的旗号。这表明我们对言论自由的理解已经严重偏离了原本的轨道。因为，不管伊隆·马斯克是将一个谎言传播五千万亿次还是五千五百万亿次，这都不是言论自由的真正意义。言论自由从来都不是关于有钱人、强者的，它从来都是关于弱者的。我们之所以捍卫言论自由，是因为“向权力说真话”本身就是危险的。言论自由是关于“人”的，是关于“最不幸的那群人”的。这才是言论自由的核心。但我们已经被搞得头脑混乱，以为言论自由是关于算法、关于那些背后根本没有人操控的机制。但其实，言论自由永远是关于一个具体的人，以及当你说出真相时你所承担的具体风险——身体伤害，甚至生命危险。我们在这个国家真正需要思考的是：我们该如何培养“自由的说话者”。你不需要担心有钱人和有权人，他们的言论自由权利自然会受到宪法保护，他们根本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焦点。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每个人都足够了解信息了吗？我们足够有信心、有安全保障去表达自己了吗？很显然，答案是否定的。而且不仅是对少数族裔或其他处境危险的人群而言，很多中西部的县，我最近拜访过，人们连在院子里插一个支持哪位候选人的标牌都不敢，因为他们害怕遭受人身攻击。这，就是我们目前面对的言论自由问题所在。美国宪法的问题马什：你知道吗，我在想，不知道你有没有像我在这个对谈系列中遇到的很多知识分子那样，去思考美国的建国，思考它的起点。你刚才提到了传单和印刷文化的起源，这很有意思，因为他们当时也正是传单写作者，对吧？某种程度上，他们就是最早的那批“传单叛军”(pamphleteer rebels)。也许我会这么说是因为我是加拿大人，所以我能更有距离感地看这个问题。但我想知道，作为一个历史学者，你是否觉得美国如今所陷入的困境，其实早在当初就已经埋下了种子。比如乔治·华盛顿的告别演说——对我来说，那简直就是在描述今天的美国，只不过是240年前说出来的。你会不会觉得，那些光辉岁月里种下的一些“种子”，现在已经开始发芽燃烧、变成火苗了？又或者说，正是这个国家的美丽与建国理想本身，正在制造它如今所面临的危机？我觉得美国最不同凡响的一件事是：它至今仍处在自己的“第一共和国”当中。你看，法国都已经是第五共和国了。我们加拿大写宪法是1982年，对吧？而你们至今还在使用18世纪写下的宪法。你觉得，美国如今的问题，是不是也部分源于此？斯奈德：是的，法国是第五共和国，但谁在乎呢？马什：说不定等这次对话结束，他们都到第七个了。斯奈德：这里有一个非常讽刺的现象。我是美国人，也是历史学家，但我并不是“美国史学家”，你懂我的意思吧——我是研究欧洲历史的。但从欧洲的角度来看，美国宪政史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反讽之处：当我们有机会影响其他国家的宪法设计时，我们会允许出现、甚至鼓励一些在我们自己宪法中并不存在的内容。举个例子：二战后，欧洲新产生的宪法中包含了许多美国人并不享有的权利。尤其是，这些宪法往往围绕着政府向人民提供服务来进行设计，而这恰恰是美国人常常质疑的部分。二战之后，面对法西斯主义带来的摧残，欧洲各国在宪法设计中大力强调福利国家的理念，其核心目标正是构建一个让人们真正感到自由的社会。所以我这里在思考一个非常具体的宪法设计时刻。我想表达的，其实是一个相对乐观的观点：是的，我们的建国文件确实有些古老、复杂，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人本身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20世纪40年代，甚至更早在20年代，那些参与一战后宪法讨论的美国政治学家和法律学者其实都非常清楚我们宪法的局限。所以说，确实有问题，但不能说所有美国人都对此毫无察觉，也不能说我们就只能消极地被这些文件束缚。我们的某些现实问题确实根植于宪法本身。比如说，宪法允许选区划分操控（gerrymandering，杰利蝾螈），而更好的宪法设计本应排除这种做法。又比如选举人团制度(Electoral College)——它在当时的政治辩论中或许说得通，但现在说实话，简直让人忍俊不禁。它真的完全没有道理，我们之所以还保留它，只是因为它“已经在那里了”。这类基本的设计缺陷确实存在。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对待宪法这份文件的精神，我想强调的是这个点。1852年，在美国首次独立日的第76周年，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自由黑人）发表了一篇著名演讲，我认为他给予了建国者应有的尊重。演讲的核心当然是当时美国最根本的问题——奴隶制。但我觉得，道格拉斯说了一句非常有智慧的话。他说，建国者在他们的时代是“叛逆者”(rebels in their own time)。就像斯蒂芬所说，他们是捣乱分子，是传单写手。道格拉斯说，他们是那些在当时冒着巨大风险的人。他们所坚持的事业在一段时间内是少数人的事业，他们是异类，是边缘人，是在被排斥的状态下坚持下来的。直到后来他们赢得了支持，甚至奇迹般地赢得了一场战争。而“自己时代的叛逆者”这句话，我认为正是我们理解建国精神的正确方式。因为那些起草美国宪法的人深知，我们也必须在我们自己的时代成为“叛逆者”，这当然也意味着我们要敢于对他们当年的立场和设计进行挑战。当年的建国者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认为“我们在18世纪写下的这些东西，应当在250年后依然将所有人牢牢束缚”。他们努力地去设计这些文件，使之能够随着历史而改变，因为他们理解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我已经提过了——我们是有缺陷的，我们不完美。这正是宪法存在的核心理由。民主是困难的，你需要规则和框架来引导我们的能量朝着正确方向流动。第二，他们明白：民主需要不断复兴。而每一次民主的复兴，都必须以我们愿意承认过去所犯的错误为前提。一个严重的错误马什：我听过很多关于美国宪法的辩护。这是我听过的最好的辩护。但这让我们回到了规范的问题。对。你提到的那个比喻很好，就像你在白板上写规则，但你真正希望的是孩子有规范。就像你写这些规则，是因为你不能对孩子说“正常点”。对。就像拥有这些价值观。斯奈德：对。我得说，对孩子说“要正常”是一种我从未想过的方法。好吧，试试看。看看是否有效。马什：也许我试了没效果，对吧？但我猜是因为我完全明白问题在于规范，但这似乎也是一个如此难以面对的问题。我有我的规范，我有朋友，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规范。作为公民，我们似乎很难真正影响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观念，即“我们都相信民主”，对吧？规范似乎是一个如此模糊、不明确，同时又是如此迫切的要求。斯奈德：当然，这是个很好的问题。让我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来回答你——一个是更直接的现实层面，另一个可能是更深层次的。让我先从那个深一点的开始说起。民主并不是——自由也不是——“一切都可以”的意思。不是这样的。自由的意义，在于这个世界上确实存在一些美好的事物，而我们每个人对这些美好事物的理解可能不同，但每个人都应有机会去实现他们心中那些“好”的东西。这才是自由的核心。自由并不意味着“什么都不是真的”，它不是虚无主义。我认为，当我们把自由理解为“无所谓、什么都行、都不重要”的时候，我们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而如果我们因此认为民主就意味着“大家随便说说、无所谓”，那民主根本不可能运作。虽然这种想法很有诱惑力——我们确实看到有不少人，甚至在美国社会中居于高位、甚至竞选公职的人，都抱持着这种态度——但那不是真正的自由，也绝对不是民主。民主绝不能只是“任其发展”的结果。它必须建立在某些积极的信念之上，而这些信念正是“规范”所依赖的基础。所谓“规范”，是指我们的行为准则，是我们在政治这个空间中不言自明、却人人遵守的“看不见的规则”。就像政治房间里的家具，虽然看不见，但我们知道如何在它们之间穿行。可是，如果没有那些积极的价值信仰作为支撑，这些规范就站不住脚。比如说我们之前听朱利安提到的一些价值观：我们要接受和平的权力交接——这是一个积极的确认；我们认为政治暴力不是政治生活中的一种常态，而是一种与民主根本不相容的行为。这一点我其实应该更早提到的：政治暴力是民主出了问题的一个极强信号。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通常，一个人或一群人如果尝试过一次政治暴力，那很有可能就会尝试第二次。所以，怎么才能建立“规范”？你只能通过积极的价值信仰去确立它们。而且你必须认真思考这些价值信仰是什么，因为世界上存在各种价值信仰，其中一些不仅非民主，甚至是反民主的。比如说：“应该有一个领袖，我们所有人都应该服从他”——这也是一种规范，只不过是一种反民主的规范。又比如：“法律并不适用于每一个人”——也是一种规范，但它同样是反民主的规范。所以，你在这里并没有真正的“中立”选项：你总是在肯定某种类型的规范，不是民主的，就是反民主的。接下来我说说那个更“现实直接”的层面：我们可以通过人们遵循的规范来判断他们。没有人在当前我们所见的政治竞争中是完全不遵守任何规范的。问题是，他们所遵循的到底是哪种规范？是与民主相契合的，还是与其他政治体系一致的？规范既是我们必须努力捍卫的，也是完全合理的评判标准。这与“政策立场”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可以支持某种反垄断政策、你可能支持另一种；我可以支持一种肉类检查制度，你可以支持另一种；铁路政策也是如此。我们可以在政策上分歧很大，但仍然在规范层面达成共识。我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评判候选人。当然，有些选举确实是围绕政策分歧展开的，比如肉检政策、交通政策这种。这种选举是你我在政策上有分歧的体现。但我并不认为2024年是这样一场选举。我认为我们现在经历的这场选举，是关于规范的。他们想要你绝望马什：你知道，我觉得这正好引出了“政治暴力”这个问题，而这一直是我最难应对的问题之一。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受。我是说，我写过一本书，叫《下一场内战》(The Next Civil War)，显然，这是一个非常黑暗的视角。我写这本书的初衷，是想作为一种警示，提醒人们美国面临政治暴力的风险。但与此同时，也正是你刚才提到的那个关于“规范”的问题，我有时会问自己：我所指出的这种黑暗是否反而适得其反？是不是一种更积极的策略——比如说去“肯定那些美好的东西”——其实更能阻止民主的倒退？因为在我看来，一旦我们进入那种“民主真的处于危险之中”的状态，这种危机意识本身就会变成一个驱动力，它反过来会加剧那种“绝望感”，而这种绝望感正是导致政治暴力和制度崩溃的温床。所以我想说的其实不仅仅是那些人（制造暴力或极端主义的人），而是我自己——如果我可以把你当成一个心理咨询师的话——我们怎么才能跳出这种负面循环，进入某种积极的肯定状态？斯奈德：我觉得，如果我是你的心理治疗师，我会说：“这是一个非常棒的问题。”对吧？这要收费250美元（笑）。因为这正是治疗师会说的话，不是吗？无论你从哪里出发，你都是从一个好的地方出发的。除了治疗师，全场都笑了。现在，连治疗师也笑了。谢谢你。所以，我想从一个更黑暗的地方开始，然后尝试走出来。我写的这本关于自由的书，其实是一本非常温暖和充满希望的书。它讲述的是“自由”作为一切美好事物中最美好的一种，它描绘的愿景远远好于现实中的美国。但我写这本书时，是带着我对历史的了解在写的——我们刚才讨论了一些——也是带着我对其他更艰难局势的认知在写的。所以，我第一次像这样与人讨论这本书——不是像今晚这样的大讨论，而只是谈这本书——是在乌克兰东北部的哈尔科夫，一个距离俄国边境约35英里、距离前线只有几英里的城市，我们在地下举行讨论。我们之所以在地下，是因为哈尔科夫经常遭到导弹袭击，而人们根本没有足够时间转移到防空掩体。如果你想举行像今晚这样的集会，只能在地下举行。我之所以想到这些，也部分是因为我现在穿的衣服，正是我那次地下讨论时穿的衣服。整场讨论期间我都在想，这一切是多么不同：我可以坐在这里，不是在地下，斯蒂芬和我，还有你们大家，都不用担心导弹袭击。我们知道，当我们今晚走出剧院时，卡拉马祖的建筑不会在我们不在的这段时间被摧毁。我想到了这一切，我没办法不去想。然而，尽管如此——哈尔科夫、乌克兰东部、南部，那些地方是可怕政治暴力的例子。俄罗斯所施加的政治暴力是恐怖的，其目的正是要终结民主。这一切的本质，就是要通过摧毁乌克兰的民主来向俄罗斯人证明：民主是不可能的。那些正在抵抗的乌克兰人，正为民主付出可怕的代价。但这正是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发生转变的地方。因为在我的经验中，甚至可以说是尤其在那些为民主而抵抗、冒着风险的人身上，我看到的是：抵抗总是具有创造性的。我们本来不必在那个地下掩体里讨论自由，对吧？每个人都可以待在家里，看着网络，感到恐惧。但他们没有。他们走出来，参加了讨论，就像你们今晚也走出来参与这个讨论一样。抵抗总是带有创造力的，抵抗总是积极的。当我想到其他一些比我们当前所处环境更危险的地方，那些曾经抗议、冒险的人反复告诉我同一句话：“当我在抗议的时候，我反倒不像在家看电视时那么害怕。” 所以即便是冒那一点点小小的险，也是一种肯定性的行为；它让你与他人一起行动，让你感觉更好。而这也是对你刚才那个“心理治疗”式问题的回答——现在我是认真的了：那些想要“杀死民主”的人，他们的策略就是让你恐惧，让你相信一切都没有希望。他们想要你绝望。这是一种手段，他们的目标就是这个。因为，如果我们彼此隔离、不沟通、不合作，民主是无法运作的；如果我们被恐惧所支配，民主也无法生存。你说得对，恐惧本身的确可能导致糟糕的结果。但这不是让我们屈服于恐惧的理由，而是一个强有力的理由，说明我们必须始终去做我们力所能及的小事。因为每个人总能做点什么，而我们现在通常还能多做一点点。尤其是如果我们和他人一起去做，就能驱散那种无力感。这也是我在那些比我们现在所处环境更加严酷的地方亲眼看到的。如果你什么都不做，那你自然会觉得黑暗的来临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你和别人一起，那你就会产生希望——你会变得更有行动力，也会更有希望。这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行动力与希望会互相激发，彼此增长。无法回头马什：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你在书中提到的一个观点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其实不止一个，但这个尤其让我记住了：人们常常觉得民主不起作用，但如果你试试专Z，那结果才是真正糟糕。它会非常快地崩溃，也会非常快地变得可怕。而我们现在，正处于美国为数不多的四五个关键地区之一，在这里，全球民主的未来可能会被决定。我想请你，向这个世界的角落发出呼吁——为什么民主比它的替代品更好？斯奈德：这是个很容易理解的观点，也是你刚刚提到的。我先说这个，然后再讲另一个。第一个简单的观点是：我们在民主中抱怨的一切，其实都可以被改进。斯蒂芬刚才非常正确地提到过，在专Z制度下，情况往往会变得更糟。看看那些我们某些政治人物钦佩的独裁者，比如普京，或者匈牙利的欧尔班——这些国家相较于美国来说是穷国，而且它们永远都不会变得不穷。它们被困住了。哪怕匈牙利位于欧洲联盟的中心地带——这个世界历史上最大最富裕的贸易区——只要欧尔班继续掌权，匈牙利就会一直贫困。因为欧尔班的统治意味着一人独大，意味着少数依附权力的寡头拿走所有来自欧盟的资金，意味着经济失序。这还不包括缺乏自由媒体、大学被压制等问题——这些国家体制无法运转，问题也无法修复。俄罗斯也是个类似的例子。这个国家拥有大量的油气资源财富，但这些财富被一个人和他周围的一小撮人所控制。全国大多数人极度贫困，而俄罗斯几乎没有什么系统是高效运作的。而且——这种情况无法改变，真的无法改变。所以从斯蒂芬提出的观点出发，我们抱怨的许多民主问题比专Z更糟糕——这是真的。但更糟的是：你在专Z体制下无能为力。你什么都做不了。我非常担心的是，美国人往往不理解这一点的严重性。如果你投票反对民主，如果你投票支持那些破坏规范的人，如果你投票支持那些宣称自己想当独裁者的人，如果你投票给那些公开钦佩独裁者的人——那一刻或许看起来很“爽”，好像你在挑战权威、做了一件“解放自我”的事。但一旦你越过了那条线，你就无法回头了。这不是我们所熟悉的那种“可以修补”的错误。民主虽然慢、尴尬、笨拙，并不总是带来你想要的结果，但你总是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回头，重新开始。但如果你投票反对民主，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正是现在很多美国人正在考虑做的事——一旦你否定了民主，就真的回不了头了。第二个观点，这是个乐观的亮点：美国现在的状态不会一直持续下去。极化不会永远持续；愤怒和焦虑不会永远持续；五五开的选举格局不会永远持续；社交媒体主导一切的现状也不会持续。这种现状是不可持续的。作为一名研究政权变迁和历史转折点的历史学家，我认为，接下来要么事情会变得更糟，要么它们会变得更好——而且可能会变得好很多。 2020年代的美国，有潜力成为一个比现在更加富裕、慷慨、公平和成功的国家。远远更好。我们可能会迎来一种变化，就像从上个世纪40年代走向50年代，从50年代走向60年代那样的跃升。这个国家拥有足够的财富、技术、受过教育的人民——我们拥有一切，除了：一些糟糕的领导人，一些糟糕的想法，一些顽固失效的制度。但我们可以突破——走向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迈入一个更好的“第三世纪”。而我们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前提，就是维持住我们的民主。 *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10 00:00

福山：我的修正主义历史噩梦

只是因为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插手，阻止德国在欧洲找到应有的位置。美国国内对德国的恐慌情绪，是被人为制造的、大量关于集中营和犹太人被大规模屠杀的虚假故事煽动起来的。教科书承认，确实有一些犹太人在欧洲死去，但认为这一冲突本质上与世界其他地方的种族冲突并无不同。关于德国威胁的虚假叙事误导了美国人，让他们以为自己有责任去“拯救”其他国家，摆脱所谓的独裁者。这种误解导致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资源误用之一，美国投入了大量人力和金钱，建立起庞大的帝国体系，在欧洲及全球设立了军事基地和部署了军人。在梦中，2020年代一整代被称为“新历史学家”的修正主义学者，开始重新解读美国历史的诸多方面。他们帮助美国人认识到，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并不是英雄。他将国家拖入了一场血腥而毫无意义的内战，导致约60万人丧生，并摧毁了美国的一个地区。这场“北方侵略战争”并非出于对奴隶制度的敌意，奴隶制度实际上很仁慈这场战争实际上是华盛顿政客出于扩张联邦政府权力的帝国野心，他们以种族问题为借口。这样的权力扩张破坏了建国先贤设想的、让各州能够自主选择的民主自治制度。一些深受“新历史”传统影响的政客，甚至提议将林肯纪念堂的林肯雕像拆除，换成前总统特朗普的雕像。新雕像的镀金铭文只需稍作修改：“在这座殿堂中，如同在那些他拯救了联邦的人们心中，唐纳德·特朗普的记忆将永存。” 当“新历史学家”最初发表这些观点时，曾引起极大争议。华盛顿政府错误地试图强制在全国课堂上教授这些观点，这引发了对政府权力过度干预的批评。但修正主义者很快发现，他们根本无需强迫人们接受这种对美国历史的新解读。政治光谱另一端的许多人多年来一直在主张，美国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长久以来企图将自身意志强加于世界。进步派开始将“新历史学家”视为潜在盟友，而非敌人。我的孙子孙女很难理解，为何人们曾经会如此长时间被误导。到了2050年代，世界和平，是因为大多数美国人已经接受这样一种观念：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普世价值”。每个国家都有权坚持自己的传统和文化，即使这些与美国的偏好不同，也无可厚非。如果一个国家希望有强大的中央政府，能够控制媒体批评声音，或宣布某一国教，它也有权这样做。美国在这方面并无不同。在梦中，我意识到，在这个无处不在的互联网时代，操控历史叙事是多么容易。从内战一直到数字时代，历史叙述被一小撮左翼精英所掌控，他们将自己的叙述灌输给美国人。互联网则解放了普通人，使他们摆脱这些精英的控制，如今，只要你想传播某种叙事，就很容易让大量人愿意倾听。你甚至不需要强迫他们，他们愿意相信你说的话，还会主动帮助你传播这种新的“福音”。当我从唐纳德·特朗普国际机场飞越华盛顿特区，我开始怀疑，自己这些年来是否也一直被从小接受的历史叙事所欺骗。我甚至开始想，我是否真的希望从这个梦中醒来。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10 00:00

郑煤机：6月5日接受机构调研，汇添富基金、中信证券等多家机构参与

恩格有什么降本提效措施？SEG总部位于德国，根据德国相关法律，一是通过监事会来管理、决策重大事项。二是在运营层面，建立授权经营机制；SEG每个月召开经营管理会议，公司高管定常参与；公司内审对SEG全球工厂定期审计覆盖。三是公司推进全球数字化体系建设，努力实现全球数据的打通，规范、精简业务流程，整合数据，实现集团协同及赋能。SEG拥有优质的客户群体，近年来市场份额持续提升，现金流状况良好，在利润端持续改善。SEG通过推进自研48V BRM电机量产，在12V电机和48V BRM领域进一步提升市场份额，从目前的订单来看，SEG现有业务在未来数年内将保持稳定。同时，SEG在新业务方面也实现了突破，中国新能源高压驱动业务快速发展，印度高压电机业务取得新突破。SEG将持续降本提效，精简管理层级、增强总部赋能、激发内生动力，降低在高成本地区的人员成本；借助中国供应链支持，提升全球业务盈利能力；扩大售后业务；在发展中国家快速增长。郑煤机（601717）主营业务：煤炭综合采掘机械装备及其零部件、汽车零部件的生产、销售与服务。郑煤机2025年一季报显示，公司主营收入97.6亿元，同比上升0.93%；归母净利润10.89亿元，同比上升4.47%；扣非净利润9.9亿元，同比上升6.86%；负债率51.81%，投资收益4317.62万元，财务费用5596.82万元，毛利率23.48%。该股最近90天内共有8家机构给出评级，买入评级6家，增持评级2家；过去90天内机构目标均价为21.79。以下是详细的盈利预测信息：融资融券数据显示该股近3个月融资净流出6678.09万，融资余额减少；融券净流出190.87万，融券余额减少。以上内容为证券之星据公开信息整理，由AI算法生成（网信算备310104345710301240019号），不构成投资建议。

证券之星06-09 23:07

A股重磅突发！特停监管措施重出江湖，5连板妖股遭重拳监管，接受停牌核查！这次有点不一般

中德企业实控人将由丁福如变更为金亚伟，德国股东退出，新入主股东则有地方国资背景。值得关注的是，在拟变更实控人公告之前，5月30日，菲林格尔股价涨停，该动态引发投资者关注。6月4日，菲林格尔方面表示一切事项合规，都是按照程序进行的。但是这并没有打消外界对于其内幕交易的质疑。股价“抢跑”的怪相十分突出伴随着近来上市公司筹划控制权变更的案例增多，股价“抢跑”的怪相十分突出。 5月28日，*st东晶称，公司于5月27日分别收到第一大股东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蓝海投控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及股东李庆跃的通知，其及公司其他股东正在与第三方交易对手方筹划公司控制权变更相关事项。5月27日，*ST东晶股价出现涨停。 6月4日，帝欧家居公告称，公司于6月3日收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刘进、陈伟、吴志雄的通知，其正在筹划一致行动变更等事项，该事项可能涉及公司控制权变更，本事项相关方为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成都水华智云科技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朱江。6月3日，帝欧家居股价出现涨停。 6月5日，*st金比发布关于筹划公司控制权变更事项的停牌公告。公司表示，近日收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林浩亮、林若文的通知，其正在筹划公司股份协议转让事宜，具体方案尚待沟通确定。6月4日，*ST金比股价出现涨停。同日，鸿合科技公告称，公司于6月4日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XINGXIUQING、邢正的通知，其正在筹划股份转让事项，该事项可能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本次交易对手方主要从事投资及资产管理业务。5月29日，鸿合科技股价出现涨停。

金融界06-09 22:07

理想汽车与阿那亚戏剧节宣布达成战略合作

智」，此次戏剧节邀请到包括法国、英国、德国、荷兰、比利时、挪威、意大利、希腊、西班牙、奥地利、波兰等13个国家和地区的16部国际剧坛前沿作品，以及国内13部风格特异、丰富多姿的当代剧作将重聚阿那亚海边，交织成一场场流动的艺术盛宴。在此次合作中，理想汽车深度融入艺术创作领域，以阿那亚社区标志性建筑物"阿那亚礼堂"为创作载体，融合理想汽车品牌元素的光影艺术，通过光影与结构的创新结合，诠释科技与文化艺术的共生关系。理想汽车还将带来艺术涂装车巡游活动，实现产品设计与戏剧艺术的动态融合，以移动的艺术形态为观众带来艺术沉浸式升级体验。备受欢迎的"没鸭力"打卡互动活动也将在戏剧节回归，该活动于今年4月在阿那亚首次推出，便凭借新颖有趣的形式广受好评，希望通过轻松有趣的互动方式，进一步拉近品牌与用户之间的情感距离。理想汽车与阿那亚社区在理念上高度契合，双方聚焦用户价值，致力于为用户创造幸福、高品质的生活，同时阿那亚也是理想MEGA出现频率和密度最高的社区之一。基于此，家庭科技旗舰MPV理想MEGA Home将作为本次活动指定用车，为参与戏剧节的文艺工作者提供高端出行服务，带来更安全、更舒适、更便捷、更精致的出行体验，为艺术理想前行。自今年4月上市以来，理想MEGA Home凭借卓越的性能与创新的设计，迅速成为市场爆款，在理想MEGA车型中定单占比超过九成。二排双零重力旋转座椅创造出45°便捷上下车、对坐大客厅、对坐亲子模式、零重力头等舱模式等多元化的空间体验，让活动嘉宾能够更加优雅从容地出行。全车电动门、呼吸式座椅通风、18点热石揉捏按摩、270°环抱式座椅加热等功能配置，更是为出行带来极致的舒适和便捷。目前，理想汽车正在加速扩大产能，预计今年7月理想MEGA交付量将进一步提升。阿那亚戏剧节作为一个充满创新和探索精神的艺术平台，不断推出许多极具创新性和实验性的戏剧作品，而理想汽车也始终坚守用户价值，坚持核心技术自研，通过持续创新打造超越用户期待的产品和服务。此次双方的跨界合作，是对创新和突破的深度共鸣，旨在推动科技与文化深度融合，以实体产业支持文化艺术发展，积极响应文化强国的时代号召。未来，理想汽车将持续深化与文化艺术领域的合作，通过文化赋能品牌，不断为用户创造移动的家、幸福的家，为中国汽车产业与文化的协同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格隆汇06-09 2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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