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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 (07.28)| 关税重磅,美欧宣布:15%!少林寺住持释永信涉嫌刑事犯罪被查;泰、柬双方将在马来西亚举行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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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顶单日票房榜首,并打破近三年暑期档
战争片
首映日纪录。 4. 农业农村部等十部门发布《促进农产品消费实施方案》 农业农村部等联合印发《促进农产品消费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开发新型加工产品。支持食品企业与科研院所合作,推动人工淀粉、菌体蛋白、功能糖、益生菌等新食品配料研发。开展气调保鲜、精准保鲜、品质调控等关键共性技术研究,鼓励开发营养健康方便的即配、即烹、即热产品。挖掘网络销售潜力。深入实施“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提升直播电商水平。畅通外贸企业拓内销渠道。支持各地培育内外贸一体化采供对接平台,支持农产品加工贸易企业拓展内销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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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隆汇
07-28 07:49
美政府机构和以军承认无证据表明哈马斯窃取联合国物资,内塔尼亚胡制造加沙饥荒的理由被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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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性地窃取联合国援助的证据。联合国在
战争
大部分时间里是向加沙提供紧急援助的最大来源。事实上,这些军方官员表示,以色列此前极力贬低和破坏的联合国援助运输系统,在向加沙饥饿人口提供食品方面基本上是有效的。 以色列军方发言人纳达夫·肖沙尼则在社交媒体上称《纽约时报》的报道是“假新闻”。 但另一项美国政府内部分析也显示,没有证据表明哈马斯系统性地窃取了美国资助的人道援助物资。这项此前未被公开的分析由美国国际开发署下属的一个部门完成,时间为6月底。分析评估了2023年10月至今年5月间,美国援助合作组织报告的156起援助物资失窃或遗失事件。 据路透社查阅的一份幻灯片报告显示,分析结果称,“没有任何报告指称哈马斯从美国资助的援助中获益。” 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的这项研究由其人道援助局(BHA)完成,这个机构在特朗普政府于1月冻结所有美国对外援助、终止数千个援助项目之前,是加沙援助的最大资助方。此后,USAID也开始被逐步解散,职能已并入国务院。 根据这份简报材料,在报告的156起援助物资失窃或遗失事件中,反而至少有44起“直接或间接”与以色列军方行动有关。 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对这项分析提出异议,声称拥有哈马斯抢夺援助的视频证据,但却未提供任何视频。这位发言人还指责传统人道组织掩盖“援助腐败”。白宫发言人安娜·凯利则质疑这项分析的存在,称没有国务院官员看过报告,并声称报告“很可能是由一个‘深层政府’人员炮制,目的是抹黑特朗普的人道议程。” 两名知情人士表示,这份分析结果已分享给美国国际开发署监察长办公室以及国务院涉中东政策的相关官员 如今,加沙地区的饥荒已达到危机程度,以色列因其在加沙
战争
中的行为以及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国际压力。当地医生表示,越来越多的患者因饥饿而病重甚至死亡。 上周,超过100个援助机构和人权组织发出警告,称“普遍饥荒”即将到来,并呼吁以色列取消对人道援助的限制。欧盟及至少28个国家,包括英国、法国和加拿大等以色列盟友,也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对加沙200万巴勒斯坦居民实施“滴灌式援助”。 以色列大多对这些批评不予理会,或者把责任推给哈马斯。本周,以色列政府发言人大卫·门瑟表示,“以色列没有造成饥荒”,反而指责哈马斯以及联合国协调不力导致粮食短缺。 不过在周六晚上,以色列军方宣布将恢复空投援助的做法,并将简化援助车队在加沙的通行程序,允许其沿“指定人道通道”通行。 军方并未说明这些机制如何运作,也未解释与以往做法有何不同。以色列目前已允许援助车队沿指定路线穿越加沙,但援助机构表示协调不畅,导致效率低下。 去年,一些外国国家曾与以色列空军合作在加沙空投援助,但由于部分物资击中人员和建筑,或落入海中和以色列境内,这一做法后来被叫停。 以色列军方的声明,发布于以色列政府再次同意允许各国向加沙空投援助后的第二天。军方发言人纳达夫·肖沙尼中校在周六晚间表示,首批空投援助将在夜间由以色列军方投放至加沙北部,随后由外国空军接力实施。 今年5月,以色列开始推进替代联合国主导援助系统的新方案,改为支持一个由美国主导的私人行动方案,这个行动由武装的美国承包商保护,在以军控制区域内运行。尽管仍有一部分援助通过联合国和其他组织进入加沙,但新系统对于试图领取食物的巴勒斯坦人来说更为致命。 以色列军队经常性的无差别对饥民开火。根据加沙卫生部的数据,自新系统实施以来,已有近1100人在领取食物的过程中被枪杀,其中很多是在以色列士兵向饥饿人群开火时中弹。 以色列官员则永远都声称只向空中开枪是,因为人群靠得太近,危及了军队安全。 根据负责管理加沙政策的以色列军方单位的数据,在
战争
大部分时间里,联合国是加沙最大的人道援助来源。 如今,援助系统由加沙人道基金会(G.H.F.)接管,这是一家由前中情局人员领导的美国私人公司,原本旨在逐步取代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援助组织的角色。 但G.H.F.仅设有几个分发中心,相比之前联合国运行系统下的数百个中心,规模大幅缩减。 接受《纽约时报》采访的军方官员表示,原有的联合国援助体系相对可靠,比其他组织的援助行动更不容易受到哈马斯干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联合国自己管理供应链,并在加沙境内直接负责分发。 以色列官员辩称哈马斯确实从部分规模较小、无法到场监督分发过程的援助组织手中窃取了援助物资,但高级以色列官员和其他相关人员不得不承认,没有证据表明哈马斯定期从联合国那里偷取物资,而联合国提供的援助是数量最多的。 据路透社上周五报道,美国政府的一份内部分析也得出类似结论,认为没有证据显示哈马斯系统性地窃取了由美国资助的人道物资。 “几个月来,我们和其他组织一直被指责,说哈马斯从我们这里偷东西。”曾在加沙负责与以色列协调援助事务近13个月的前联合国官员乔治奥斯·彼得罗普洛斯表示。 以色列军方在一份声明中坚持表示,有“充分证据”表明哈马斯经常“利用人道援助资助恐怖活动”,但并未否认联合国援助物资未被系统性盗取的这一判断。 在被问及美国国际开发署报告时,以色列军方告诉路透社,他们的指控依据是情报报告,这些报告称哈马斯武装人员“通过隐蔽和公开方式”混入援助卡车,夺取物资。军方表示,这些报告还显示,哈马斯将最多25%的援助物资转给其战斗人员,或转售给平民,并补充说,由G.H.F.直接向平民分发援助,已终结了哈马斯对援助的控制。 在回应《纽约时报》报道时,肖沙尼表示:“
战争
期间已有大量记录显示,哈马斯以多种方式系统性地利用人道援助资助恐怖活动。” 哈马斯否认相关指控。一名哈马斯安全官员表示,以色列已杀害超过800名哈马斯所属的警察和安全人员,这些人当时正在保护援助车队和运输路线,他们的任务是与联合国协调执行的。 路透社无法独立核实哈马斯和以色列双方的说法,以色列也未公开能够证明哈马斯系统性盗取援助的证据。 以色列政府与军方在如何进行加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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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上常常存在分歧。去年年初,高级指挥官曾敦促与哈马斯达成停火协议,以换取人质获释,但内塔尼亚胡政府却决定扩大在加沙南部的地面行动。 以色列以哈马斯窃取援助为由,切断了所有进入加沙的食品和其他物资供应。新援助系统于5月底开始实施,随后几乎每天都在物资分发点发生以军向饥民开火的致命暴力事件。饥饿绝望的巴勒斯坦人必须前往由以色列军队控制区域内少数几个援助发放点,开放时间有限,物资很快耗尽,因此人群往往很早就抵达现场,有些人要徒步数公里。 在得出哈马斯并未定期窃取联合国援助的结论后,部分以色列军方人员于3月中旬会见了内塔尼亚胡的军事顾问,讨论政府正在制定的新援助系统方案。知情官员向《纽约时报》透露了这场会议的情况。 据称,在会议中,军方官员对让G.H.F.(加沙人道基金会)成为加沙所有援助的唯一提供者表示担忧,并提出希望扩大联合国在G.H.F.不负责运作地区的角色。 军方官员还建议,让联合国分发G.H.F.未覆盖的其他援助物资,比如医疗用品。 但三名知情人士和《纽约时报》审阅的相关记录显示,政府最初否决了军方的提议。最终在5月,当军方警告加沙即将面临饥荒时,政府才转变态度,允许联合国和其他组织与G.H.F.一同分发援助。 以色列军方表示,自5月19日以色列结束为期两个月的封锁并允许紧急物资重新进入加沙以来,一半的援助由联合国和国际组织分发,另一半则由G.H.F.发放。 在
战争
期间,以色列军方曾发布记录和视频,声称哈马斯利用人道援助从事活动。军方还公开了一些据称是在加沙一处哈马斯总部发现的内部文件,内容涉及哈马斯各派别分得的援助比例,日期标注为2024年初。但这些文件并未具体提到窃取联合国援助的情况。 以色列与联合国关系长期紧张,在这场加沙
战争
中更是演变为公开敌对。以色列指控联合国有偏见,并称这个机构已被哈马斯渗透,甚至声称联合国职员参与了2023年10月7日引发
战争
的袭击,但是以色列提供的文件被证明缺乏证据。 以色列还指责联合国未能及时运走滞留在加沙北部边境口岸的大量援助物资。联合国方面则反驳称,以色列军方未能提供足够的安全通道运送这些物资。联合国还指责以色列摧毁加沙,并阻碍关键援助物资的输送。 以色列已经多次袭击联合国和国际援助组织人员,包括世界厨房这样的知名援助组织人员。 上周,以色列拒绝续签乔纳森·惠特尔的签证,他是联合国主管加沙和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人道事务的高级官员。外交部长吉迪恩·萨尔称这位官员“散布了关于以色列的谎言”。 曾在加沙任职的联合国前官员彼得罗普洛斯,欢迎一些以色列官员在
战争
期间承认联合国主导的援助体系有效。但他也表示,希望这种认可以早些到来。 “如果几个月前就能信任联合国的判断,我们就不会浪费这么多时间,加沙人现在也不会挨饿,更不会因为寻找食物而被枪击。”他说。 3月至5月期间,在哈马斯与以色列之间的停火破裂后,内塔尼亚胡曾表示:“哈马斯目前控制了所有进入加沙的物资。” 他还据此宣布,以色列将阻止任何物资进入这一地区。 那次封锁,加上5月启动的新援助系统问题,使加沙陷入如今饥荒的严重危机。 另据报道,以色列军队还向抢劫援助的团伙提供武器,这些犯罪团伙可以在以色列控制区内行动,内塔尼亚胡承认了媒体报道,但是声称这是为了对抗哈马斯,还反问这有什么不对。 来源:加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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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美财经
07-28 00:00
纽约时报观点:层出不穷的阴谋论已经淹没了华盛顿,但特朗普转移爱泼斯坦案件注意力还是没有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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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的新关税,或是原本旨在结束加沙
战争
的停火谈判的破裂。 爱普斯坦事件让众议长约翰逊大为紧张,他甚至突然宣布众议院提前休会避暑,以避免直面此事。 针对奥巴马的指控更是令这位前总统愤怒至极,他不得不从政治沉寂中回归,为自己辩护。 这些流言和疑问——正如特朗普所说的“胡说八道”——一路跟着他远赴苏格兰。他星期五抵达那里的高尔夫俱乐部时,还在面对记者的追问。 “你们把一件小事搞得好像天塌下来一样,”他对记者抱怨道。他在最新的一次以阴谋论转移阴谋论的尝试中表示,媒体不该盯着他,而该看看爱普斯坦的其他知名好友,比如比尔·克林顿。 “别老说我,”他说。 “我不像你们那样专注于阴谋论。”他接着说。 倒也没错。他关注的是其他阴谋论。 在特朗普时代的政治演变中,这一现象格外说明问题:一个去世六年的性犯罪者可以再次主导全国舆论,而背后几乎没有什么新信息,能真正改变人们对案件的基本认知。 再想想,特朗普这次针对奥巴马的指控,其实是关于俄罗斯干预选举的老话题,已经过去九年,并曾多次被调查,始终未发现任何他声称的罪行证据。 “人类似乎天生就倾向于,通过把每一桩坏事都归因于幕后主谋,来简化复杂的现实。”田纳西州罗德学院的总统事务学者迈克尔·纳尔逊表示,“特朗普一直迎合这种心理,如今爱普斯坦事件开始反噬他自己。” 实际上,特朗普把很多事搞成这样是自作自受。 他鼓动人们对“深层政府”的黑暗看法,如今这种看法一发不可收拾,尽管所谓的“深层政府”的头儿现在正好是他,要知道他身连挤满了绝对忠诚的人,忠诚不绝对的已经被赶走或者没机会进入政府。 特朗普政府对是否公布爱普斯坦文件的态度反复摇摆,不仅激起了特朗普批评者的怀疑,连他自己的支持者也开始谈论“掩盖真相”。 阴谋论在美国历史上并不陌生。很多美国人仍然相信肯尼迪总统是遭人暗杀的,登月是伪造的,“9·11”恐袭是政府内部策划的,美国政府在新墨西哥州罗斯威尔藏着外星人证据。 2023年,有65%的美国人对盖洛普民调表示,他们相信肯尼迪遇刺背后存在阴谋。 当然,也确实有些阴谋论最后被证实是事实,或至少部分属实。但总统们历来不会主动传播这些可疑故事。相反,他们通常把自己的职责看作是消除疑虑、重建人们对制度的信任。 林登·约翰逊设立沃伦委员会调查肯尼迪遇刺案,正是为了遏制谣言和揣测的传播,虽然并没有成功。 相比之下,特朗普乐于传播阴谋论,尤其是那些能为他谋利或诋毁对手的,即使毫无事实依据也无所谓。 “美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一些相信阴谋论的政治运动,”多伦多大学教授杰夫·丹西表示,他研究阴谋论话题,“但从未真正进入权力高层,直到过去这十年。” 在2016年共和党初选期间,特朗普曾声称他的对手之一、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参议员克鲁兹的父亲与肯尼迪遇刺案有关,依据是一张他与李·哈维·奥斯瓦尔德的合影。 但在去年纽约的封口费审判中,曾与特朗普关系密切的《国家问询报》前负责人大卫·佩克在庭上承认,那件事完全是编造出来抹黑克鲁兹、以帮助特朗普当选。 特朗普对关于奥巴马出生地的虚假说法一直不知悔改,直到2016年竞选末期才勉强承认奥巴马确实出生在美国。但他仍继续无端指控奥巴马监视他,还散布本·拉登并未死亡、奥巴马和拜登则下令把执行任务的海豹突击队第六分队灭口。 他还轻率地指控一位电视主播犯下谋杀罪。 注,这句话指的是特朗普曾在推特上暗示,MSNBC电视台主持人乔·斯卡伯勒(Joe Scarborough)可能与他2001年一名女性实习生在佛罗里达办公室中死亡一事有关。当时这名实习生劳丽·克劳西特斯(Lori Klausutis)被发现死于斯卡伯勒的国会办公室内,法医后来认定是因心律异常倒地撞到桌角致死,排除了他杀可能。但特朗普多次公开暗示斯卡伯勒“可能知道得太多”或“应该被调查”,尽管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这些指控。这类言论当时引发了极大争议,尤其是死者家属也曾致信推特,要求特朗普删除相关帖子,称这些言论“令人痛苦”。 霍夫斯特拉大学彼得·S·卡利考总统研究中心主任米娜·博斯表示:“总统反复传播关于2016年选举等多项阴谋论,在美国政治史上没有先例。总统提出毫无事实根据的指控,破坏了公众对政治体系的信心,也对宪政原则和法治构成严重挑战,尤其当其他机构未能对其加以制衡时。” 阴谋论并非特朗普或右翼的专属。就在上个月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市发生对特朗普的暗杀未遂事件周年之际,一些左翼人士又重提这一枪击事件可能是自导自演,用来把特朗普塑造成政治烈士。 现在,一些民主党人也投身于爱普斯坦的阴谋论旋涡。这个几周前还不在党派议程中的结案案件,突然成为攻击特朗普、加剧他政治困境的工具。 就在爱普斯坦案引发激烈讨论之际,为他辩护的律师罗伊·布莱克在80岁时去世,一些左翼人士开始怀疑死亡时机是否“可疑”。美国的阴谋热还波及海外盟友。 法国总统马克龙与妻子布丽吉特本周在特拉华州对极右翼YouTube评论员坎迪斯·欧文斯提起诽谤诉讼,因后者屡次声称法国第一夫人其实是男性。 然而,在所有主要政治人物中,特朗普推动阴谋论的程度无人能及。他在重新执政后的六个月里,仍不顾自己是政府首脑,频频暗示各种阴谋正在政府内部上演。 他甚至质疑国家在诺克斯堡的黄金储备是否已不翼而飞,重提一个几十年前的边缘说法,尽管他本人作为总统本应有权了解真相。 “如果金子不在那儿,我们会非常不高兴,”他对记者说。最后不得不由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出面澄清,向公众保证:“所有黄金都在,也都记录在册。” 特朗普也曾顺应公众的长期猜疑,命令公布数十万页有关肯尼迪、罗伯特·肯尼迪以及马丁·路德·金遇刺事件的文件。这一举措虽为历史学家和研究者提供了透明信息,但他却早已不满足于仅仅“提出猜测”,而是将自创的“另一个现实”变成了政府政策。 在第二任期的用人筛选中,部分求职者被问及是否认为2020年大选是特朗普赢得的——尽管他实际输了。给出“错误答案”的申请人前景堪忧。 于是,一些本来还算看重事实的人,被迫考虑是否该接受谎言以获得职位。 特朗普还宣称,拜登在任期后期身体虚弱到无法自行签署赦免令,是助手们用自动签名笔替他签的。尽管拜登确实显现出老态,但自动签名笔的说法纯属揣测。 当被问到是否有证据时,特朗普说:“我揭示的是人类的心智。我是在跟人类的心智辩论,我觉得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最近一周,特朗普密集抛出各种阴谋论,显然意在转移公众对爱普斯坦案的注意力。情报总监、总统政治任命官员图尔西·加巴德声称,奥巴马主导了一个“长达数年的政变和叛国阴谋”,操纵了2016年大选干预调查——尽管共和党主导的参议院报告早就得出相反结论,那个报告由现任国务卿卢比奥签署的。 加巴德还声称希拉里在2016年竞选期间“每天服用大量镇静剂”。 特朗普指控奥巴马“叛国”,发布了一段假视频,显示奥巴马在椭圆形办公室被戴上手铐、送入监狱。他随后又发布了一张假图像,把奥巴马PS成像辛普森案中的O·J·辛普森驾驶白色越野车被警车追赶,特朗普开车跟在后面。 总统公开发布这样的图像攻击另一位总统,以前本会引发震惊,但对特朗普来说早已成为常态。 尽管如此,这位阴谋论总统依然甩不掉爱普斯坦案,这反映出QAnon运动的影响力日益扩大,后者相信美国由一群崇拜撒旦的恋童癖者掌控。 大部分文件至今仍未公布,据他的司法部长称其中包括特朗普的名字,这使MAGA派保守派和自由派民主党人形成了罕见的联盟。 众所周知,特朗普曾与爱普斯坦交好,虽然后来闹翻。因此他的名字出现在文件中到底意味着什么,并不清楚。但特朗普从不退让。上周被问及是否被告知自己的名字在文件中时,特朗普再次把矛头指向阴谋者。 “这些文件是科米伪造的,”他对记者说,指的是他早在2019年前就解职的联邦调查局前局长詹姆斯·科米。 “是奥巴马编的,”他接着说,“是拜登政府伪造的。” 只能说,特朗普对阴谋论的爱好永无止境。 来源:加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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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美财经
07-28 00:00
欧盟因腐败问题削减对乌克兰的17亿美元援助,批评泽连斯基打压反腐机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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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支持,来弥补特朗普政府拒绝为乌克兰
战争
提供担保所留下的缺口。 在俄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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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发前,西方国家以援助为杠杆推动乌克兰进行改革是常态。但此次欧盟的决定,似乎标志着即使在
战争
期间,欧盟也愿意对泽连斯基政府的国内政策提出批评。 此举还引发一个疑问:泽连斯基在西方盟友那里的“光环”是否开始褪色。 美国反腐专家詹姆斯·瓦瑟斯特罗姆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泽连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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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的领导光环确实在减弱。援助国之间对泽连斯基已感到失望。” 此前一周,泽连斯基先是在议会强行推动削弱两个反腐机构独立性的法案,引发包括外国领导人和乌克兰民众的不满和抗议。随后他改变态度,向议会提交新法案,恢复这两个机构的独立性。 虽然这缓和了街头抗议,但未能阻止欧盟削减援助,因为相关决定是根据长期设定的标准作出的。 这两个机构是乌克兰国家反腐局和特别反腐检察官办公室,均在调查泽连斯基政府的高级部长,包括前副总理切尔尼绍夫。切尔尼绍夫于6月23日被控在一桩房地产交易中收受回扣,涉嫌腐败。他则称指控是毫无根据的抹黑。 泽连斯基政府与反腐调查人员之间的紧张关系,还因这个案件加剧。今年,一个独立委员会选定负责切尔尼绍夫案件的首席侦查员奥列克桑德尔·齐温斯基,担任金融犯罪机构“经济安全局”负责人。 但泽连斯基政府拒绝任命,使这一职位空缺。是否在本周四前填补这个职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继续发放四年期156亿美元援助的前提条件之一。 尽管泽连斯基后来撤销了对这两个机构的打压,但仍被指责为任人唯亲,动摇了国内民间组织和支持
战争
的西方国家的信心。 欧盟去年设立这个援助机制“乌克兰设施”,承诺三年内提供500亿欧元用于
战争
重建和乌克兰加入欧盟前的准备。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纪尧姆·梅西耶周五在布鲁塞尔表示,乌克兰在6月申请了拨款,但在16项标准中未达到3项,包括未能为专门的反腐法院任命法官。 这个法院正好审理泽连斯基本周试图干预的两个机构提起的案件。 乌克兰国内的批评者指出,泽连斯基政府在战时通过戒严法不断集中权力,调查矛头也指向记者、活动人士和反对派政客。他的政府已在多个地区用军事长官取代民选市长和州长。 外国盟友对此看法不一,有的认为在战时必须采取强硬手段控制局势,有的则认为这不过是赤裸裸的权力扩张。 英国首相斯塔默是反对泽连斯基打压反腐机构的外国领导人之一,他曾致电泽连斯基,就此政策进行沟通。 来源:加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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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美财经
07-28 00:00
国防军工行业观察:地缘冲突催化军贸增长,无人装备与弹药产业链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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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表现,进一步验证了高性价比武器在现代
战争
中的价值,为中国军贸提供了市场突破口。未来,随着国际安全环境趋紧,中国在无人系统、精确制导武器等领域的出口潜力有望加速释放。 无人装备与弹药产业链成核心受益方向 当前国际冲突中,无人装备和弹药类产品的战术价值被反复验证。以俄乌战场为例,无人机、火箭弹等装备凭借低成本和高效能,成为改变战场平衡的关键因素。这一趋势推动军贸市场对相关产业链的需求增长,涵盖上游元器件、中游分系统及下游总装环节。 在上游领域,高精度传感器、特种材料及核心电子元器件的技术突破,成为支撑装备性能的基础。中游环节中,导航系统、动力模块和光学组件的集成能力直接决定产品的可靠性与作战效能。下游总装企业则通过规模化生产和模块化设计,满足国际市场对装备快速交付和定制化需求。产业链各环节的技术协同和成本控制能力,将是中国军贸企业扩大市场份额的核心竞争力。 地缘冲突的持续性与军贸市场的结构性变化,为国防军工行业带来长期发展机遇。随着中国装备技术优势的进一步释放,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协同创新或成为行业增长的关键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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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界
07-27 10:18
一位研究大屠杀的以色列学者曾是在加沙巡逻的士兵,他解释为何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动是种族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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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已经看到以色列国防军在加沙实施了
战争
罪行,并发出警告,如果不加以制止,以军的行动可能会恶化为种族灭绝。 所以那篇文章是作为一种警告写出来的,我当然希望有人能注意到——不管是在以色列,还是更可能在美国。 在那时候,我的看法是:如果拜登政府在2023年11月或12月对内塔尼亚胡说,“你还有两周时间结束行动,否则就靠你自己了”,以色列就会停止行动。那样的话,我们今天可能根本不会讨论加沙的种族灭绝问题。 我在11月的那篇文章中引用了以色列一些政治和军事领导人的言论,这些言论听起来具有种族灭绝色彩。当时人们或许可以辩称,这些话是因为哈马斯屠杀了800名以色列平民后情绪激动所致。但后来证明,以色列国防军的作战模式,正是在执行这些说法,我们要夷平加沙,那里没有无辜的人,他们是“人类动物”,不该有水、不该有食物。 这些话都带有种族灭绝的语调,同时也起到了煽动前线士兵的作用——而这些言论正是来自他们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 到了2024年5月,我得出结论:以色列国防军所从事的不仅仅是摧毁哈马斯、营救人质的行动,而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系统性行动,目标是彻底摧毁整个加沙——使加沙地带完全变得无法居住,不仅让人们无法再在废墟上生活,更让他们即使战火停止,也永远无法重建作为一个群体的身份。这是我所认为的种族灭绝。 维金:我觉得这正是合适的时机来问你:你如何定义种族灭绝? 巴托夫:种族灭绝是一种与其他所有罪行不同的罪行。这一概念最初由一位犹太裔波兰律师拉斐尔·莱姆金提出,他在上世纪30年代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当时他在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亚美尼亚人的遭遇。他在思考一个问题,当一个政权不仅仅是屠杀人群,而是试图作为一个整体摧毁一个族群,这意味着什么?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莱姆金因为是犹太人,不得不逃离波兰。他的家人被杀害。他最终抵达美国,并在1944年出版了一本书,其中一章就是定义“种族灭绝”。他的定义经过一些修改,最终于1948年在联合国表决通过,并于1951年生效。 这个种族灭绝的定义指出,如果你以杀戮、让人无法生存或制造无法生存的环境,使一个民族、宗教或种族群体的生存变得日益艰难——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一个群体——你的目标就是要消灭这个群体。 所以,如果你想指控一个国家或个人犯下种族灭绝罪,必须证明他们有这个意图,并且试图实施这一意图。当然,死亡人数也有意义,要达到一定规模。有人回应说,“如果以色列杀了一百万加沙人,那才叫种族灭绝,现在杀了五六万,甚至十万人,还不够。”——不,这已经足够了。如果你的意图是通过暴力手段摧毁一个群体,剥夺他们的食物、生存机会,尤其是下一代的生存机会,摧毁他们的文化、教育和医疗体系——这就清楚表明,有意图对这个群体实施种族灭绝。哪怕是“部分”消灭,这也属于种族灭绝。 维金:批评者也会指出,二战时纳粹屠杀犹太人,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是出于对犹太身份的仇恨。而他们认为,以色列并不是因为巴勒斯坦人是巴勒斯坦人才造成平民死亡,而是因为哈马斯藏身于平民之中。以色列是在尽可能保护平民的情况下作战。你认为这里有区别吗? 巴托夫:不。如果真要类比纳粹,我会说,纳粹所持的种族主义、生物决定论、所谓“科学种族论”是一种极端特殊的意识形态。而以色列方面,尽管内阁中确实有人持有犹太至上主义立场,但以色列政府整体并没有用那种种族论的语言。 然而,以色列确实是在对巴勒斯坦人作战。这个政府的目标是让巴勒斯坦人永远无法实现民族自决,无法抵抗以色列对他们的压迫与占领。 维金:还有一个批评是,你将加沙的种族灭绝责任归咎于以色列,而实际上,这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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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可以随时结束——只要哈马斯投降并释放人质。他们随时可以结束这一切。所以指责以色列犯下种族灭绝罪是不公平的,因为以色列的行为只是哈马斯拒绝投降的后果。 巴托夫:是的,这种说法恰恰说明以色列宣传的成功。如果哈马斯投降,交出人质,你觉得以色列和国防军会怎么做?他们会打包帐篷,把坦克倒车开出加沙吗?不会的。现在唯一阻止以军彻底摧毁加沙、控制所有地区的障碍,正是以色列人质的存在。 所以,以色列国防军完全摧毁加沙行动的唯一限制,是那里仍有以色列人质。内塔尼亚胡自己也表示,他的目标是“彻底胜利”。当然,他所说的“彻底胜利”并没有一个明确定义,但其含义就是对整个加沙地带的全面控制。 维金:最后,还有批评者指出,二战期间,数十万德国和日本平民被杀——包括对日本的原子弹轰炸以及对德累斯顿的燃烧弹轰炸。那为什么这些没有被认为是种族灭绝,而这次加沙的情况却被认为是? 巴托夫:这是一个二战中经常被提出的问题。特别是英国和美国的轰炸机,仅在德国就故意杀害并燃烧了大约60万平民。你当然可以说那是
战争
罪,那为什么不算种族灭绝?你可以思考一下美国占领德国之后发生了什么。他们是否杀光了德国人?是否宣布德国将不复存在?是否将德国夷为平地? 没有。他们决定实施马歇尔计划。当然,他们这样做是有原因的,因为担心共产主义的影响,所以希望把德国建设成一个有活力的社会。德国的经济奇迹,很大程度上就是在马歇尔计划的基础上开始的。 即便是对日本也是如此——美国占领日本后,并没有摧毁日本。战后甚至有抱怨说,失败的一方在经济上比胜者做得还好。日本输了
战争
,却赢了经济竞争。 难道以色列会说:“我们是在和哈马斯作战,不是与巴勒斯坦人作战,不是针对巴勒斯坦人民。我们站在你们一边。居民们,请帮助我们消灭哈马斯,我们将与你们一起建设一个新的社会。”——你不会在以色列的言论中找到这样的说法。 维金:我们暂时撇开政治和道德问题,谈一点你个人的经历。你在1970年代作为年轻人服役于以色列国防军,曾在加沙巡逻。你曾写道,这段服役经历让你理解了什么叫“占领他人”。在写这篇文章时,你有没有回想起自己在加沙的经历?如果有,你是如何思考的? 巴托夫:当然有。当时我是年轻军官,我们营部设在加沙市。那是一座人口密集的城市,暴力事件频发,居民住在破败的区域里,环境非常恶劣。我也在约旦河西岸服役过。你要知道,我是在以色列长大的,是在一个犹太复国主义家庭中长大的。我曾经渴望成为战斗兵,是一个典型的以色列男性。 而我慢慢开始意识到,占领他人,会带来一种怎样的状况——怎么说呢?这不是一种深刻的思想层面上的认识,而是一种感受:作为占领者的感受,是你不被欢迎的感觉。你会问自己:“我为什么在这里?” 你感受到彼此的威胁。当你在城市里巡逻,三十个持枪士兵行走在街头,你显然就是来制造威胁的。但你也看到窗户背后有很多人,你不知道他们是谁,不知道他们可能对你做什么。你始终感到威胁。这就是占领状态造成的一种彼此非人化的局面。 而对我来说,那是一个开始。我用了好几年,才逐渐意识到占领会造成什么。 五十多年后,我认为,占领会腐蚀一切,彻底腐蚀整个社会,并深入其内部。我曾经属于的1970年代初的以色列社会,与今天的以色列社会已经完全不同。军队也不一样了,很大一部分正是因为这场持续的占领,占领所带来的非人化影响。 我常常会想到,坐在特拉维夫某家漂亮的咖啡馆里,和一个年轻人喝咖啡、聊聊天——他们是友好的人,开朗、幽默、气质很好,就像你在纽约、伦敦或柏林会遇到的任何人。但就在前一天,他们还穿着军装。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执行占领。而你如何执行占领?你必须表现得你是老大。你怎么表现?你在凌晨四点闯进人家屋里,把老人从床上拖出来,把孩子的玩具打碎——这就是占领的实施方式。 这对你意味着什么?对你的社会意味着什么?而这还没有触及加沙
战争
对整整一代在那片土地上作战、破坏的以色列年轻人所造成的影响。 维金:这种“非人化”是否是实施种族灭绝的前提? 巴托夫:是的,确实如此。种族灭绝的一个标志就是,你开始把某个特定群体当作“不是人”来看待——他们是“不同的”,因此不配拥有同样的权利,或者没有与我们一样的品质。你可以说,他们都是小偷、都是强奸犯。你也可以说他们是蟑螂,是“人类动物”。所有这些语言,都是实施种族灭绝的前提条件。并不是说用了这些词就一定会发生种族灭绝,但只有当你把另一个群体看作不配拥有权利,甚至不配“拥有拥有权利的权利”时,种族灭绝的思想才有可能扎根。 在以色列,这种观念是逐渐形成的。对大多数以色列人来说——我不是说右翼,而是大多数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应该享有与我们同等的权利、尊严和平等地位”这一想法,根本没有进入他们的意识。 人们已经习惯了占领。这也是我认为他们对10月7日事件感到极度震惊的原因之一,因为那些人突然从“牢笼”中冲了出来,对我们发动袭击。而我们早已习惯了他们被关在隔离墙另一边,被我们的士兵巡逻看管,而这些士兵第二天就可以坐在咖啡馆里,和我们一起聊天,表现得像再普通不过的人。 维金:你一生都在研究大屠杀,全球许多犹太人都认为大屠杀教育至关重要,而“永不再发生”这句口号正是这种教育的核心。你认为以色列在加沙的行为,将如何影响人们对“永不再发生”以及对大屠杀的认知? 巴托夫:我职业生涯的早期其实是研究德国军队在东线犯下的罪行,以及士兵的野蛮化,这是我非常感兴趣的主题。后来,我开始越来越多地研究种族灭绝和大屠杀。我写过自己对“从大屠杀中吸取教训”这个概念的看法,我对这种说法始终有些怀疑。 我担心的是这种观念:我们需要从大屠杀中学会更多宽容和人性。如果我们去教授大屠杀,人们就会理解这些美德。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教授残酷、非人化,就应该让人变得更具人性、更能理解我们都是人类这一共同身份? 我一直对此有些保留。这其实是美国后来发展出的对大屠杀的一种解释方式,这种解释在最初并不存在,而是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逐渐形成的。 而在以色列,大屠杀的理解方式一直完全不同。在以色列,大屠杀意味着犹太人应该团结在一起,一旦遭遇威胁,就要将对方彻底消灭。 我认为,在以色列的情形下,加沙所带来的后果是在两个层面上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第一,以色列今后将越来越难以继续宣称,“因为大屠杀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因此可以做任何事情,无需遵守国际法,也无需理会其他国家的批评,因为我们是在为生存而战——看看奥斯维辛发生了什么。” 而当以色列从事的是如此大规模地毁灭人命、对他人如此冷酷无情的行为时,将再也无法凭借大屠杀所积累的“道德资本”。 第二,从整个记忆、纪念、教育等文化层面来说,那些本来是出于良好目的,用大屠杀来教导宽容与人道主义的教育机构与文化传统——现在越来越难以维系。那些承担起传播纪念文化、“永不再发生”的人和机构,那些倡导“再也不能对人命漠视、不能再发生种族灭绝”的人,这两年来在加沙问题上保持沉默。 我认为这极大削弱了他们的道德权威。我担心,这可能导致整套关于大屠杀的纪念文化退回到它最初的状态——也就是变成一种犹太人只在内部讲述自身苦难的“族裔飞地”式的记忆。 维金:我不知道该怎么问这个问题——很难说“这是否能带来某种好结果”。你作为历史学家,也许可以想象五十年后再回头看今天的情况——有没有可能出现某种积极的结果,或者某种“宣泄”后的转折?你觉得可以用这样的角度来看吗? 巴托夫:当然可以。历史上确实有这样的例子,一些曾有暴力政权的国家,后来确实从中挣脱出来,重建为完全不同的社会。无论是德国,还是南非,都是如此。 但这并不是因为人们突然改变了想法。德国的转变,是因为德国在二战中战败了。南非的变化,是因为它处于巨大的国际制裁之下,已经无法维持种族隔离制度。 所以我认为这种改变是可能的。但我必须说,现在以色列在国际社会中享有的“豁免权”实在太惊人——尤其是在最在意的国际圈子中,也就是美国和西欧,这些是主要支持者——所以我担心,现在更可能出现的趋势,是以色列会变得越来越专制,最终成为一个彻底的种族隔离政权。而这种政权,通常不会长久。 也许之后会有清算。如果真的发生,那一定要经历一场真相与和解的过程。因为以色列不可能仅靠抹除过去、抹去自己在加沙的行为记忆来摆脱一切。它必须面对这一切,必须回溯至1948年,从根本上开始一场真相与和解的进程,才有可能促成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在这片土地上的某种和解。但现在的趋势,正在往相反方向发展。 维金:以色列在近期的未来,特别是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问题上,美国国内正在出现巨大的代际裂痕。年轻一代犹太人比他们的父母更倾向于认为以色列在加沙犯下了罪行,是一个占领力量。你认为这对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将意味着什么?对以色列的未来又意味着什么? 巴托夫:以色列为了赢得美国的支持——可以说是某种“热爱”——花了很多时间。在欧洲,情况稍有不同,因为有大屠杀的历史负罪感,也有对以色列的某种敬意。这种支持是几十年一点一点建立起来的,而现在正被侵蚀。我不能说我为此感到高兴。 如果以色列失去了这种支持,同时变得更加暴力,并进一步侵蚀本就所剩无几的自由民主制度——正如现在正在发生的那样——那对以色列这个国家本身是极为不利的。 不幸的是,这也会对全球犹太社群产生负面影响。因为以色列自我定位为“全球犹太人的代表”,它实际上使犹太人——无论他们愿不愿意——都不得不为它的行为承担责任。因此,这不仅会削弱对以色列的支持,还可能助长世界各地对犹太人的偏见。 维金:你刚刚的回答其实已经隐约提到了这个问题,但我还是想更直接地问你——你现在对以色列的情感是怎样的?作为人、作为个体,不是以学者的身份,你现在对这个你出生和成长的国家,抱有什么情绪? 巴托夫:说实话,这是令人心碎的。我在那里长大,我最好的朋友还在那儿,我的家人也在那儿。那片土地上曾有许多我热爱的东西,过去我真的深爱那个国家。 而如今,看到它发生如此剧烈的变化——既是长期演变的结果,也是在10月7日之后骤然加速的“剧变”——真的令人痛心。 我可以说,我是以色列国的坚定支持者。我是以色列公民。我相信,犹太人和其他民族一样,有权利实现民族自决。我并不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我认为,犹太复国主义曾是一场为犹太人争取自由和人权的运动。 但今天以色列所呈现出来的这种犹太复国主义,今天这个国家的样貌,我无法支持。 维金:奥默,非常感谢你今天参与这次对话。非常感谢。 巴托夫:非常感谢你,丹。 来源:加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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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26 00:01
法国宣布将承认巴勒斯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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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s 他写道:“当前最紧迫的是让加沙
战争
结束,营救平民。和平是可能的。我们需要立即停火,释放所有人质,并向加沙民众提供大量人道援助。” 巴勒斯坦官员对马克龙的决定表示欢迎,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则像以往一样称,此举是在“奖励恐怖主义”,因为哈马斯于2023年10月7日在以色列发动袭击。 在周四的X帖文中,马克龙写道:“秉持法国一贯致力于中东地区公正而持久和平的承诺,我决定法国将承认巴勒斯坦国。” “我们还必须确保哈马斯被解除武装,并对加沙实施安全保障与重建。” “最后,我们必须建设巴勒斯坦国,确保其可持续性,并在其接受解除武装并全面承认以色列的前提下,使其成为中东所有人的安全保障。这是唯一的道路。” 马克龙还附上了一封写给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的信,确认了他的决定。 阿巴斯的副手侯赛因·谢赫对这一声明作出回应,据法新社报道,他表示,“这一立场体现了法国对国际法的尊重,以及对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利和建立独立国家的支持。” 与此同时,内塔尼亚胡在X平台发文称:“我们强烈谴责马克龙总统在10月7日大屠杀后决定承认在特拉维夫旁边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 “在当前条件下,一个巴勒斯坦国将成为摧毁以色列的跳板,而不是与之和平共处。我们必须明确指出,巴勒斯坦人并不寻求一个与以色列并存的国家,而是要以取代以色列为目标。” 目前,联合国193个成员国中,有140多个国家承认了巴勒斯坦国。其中包括西班牙等少数几个欧盟国家。 但以色列的主要支持者美国及其盟国,包括英国,都未承认巴勒斯坦国。 在哈马斯对以色列南部的袭击中,据以色列官方声称约有1200人被杀,另有251人被劫为人质,以色列军方随后在加沙展开报复行动。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统计,至今已有至少59,106人在加沙死亡,其中多数为女性和儿童。 大部分加沙地区已被夷为平地。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机构(Unrwa)周四早些时候表示,加沙城每五名儿童中就有一人营养不良,病例每天都在增加。 由于以色列对援助进行限制,使用饥荒作为武器,超过100个国际援助机构和人权组织也警告称,加沙地带正面临大规模饥荒,呼吁各国政府采取行动。 以色列控制着所有进入巴勒斯坦地区的物资供应。以方一再表示并不存在围困,并将营养不良的情况归咎于哈马斯。 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发表声明,谴责加沙地区“令人发指且无法辩护”的人道状况。他表示,局势“早已严重”,但现在已“跌入新低”。 斯塔默说:“我们正目睹一场人道灾难。” 来源:加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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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美财经
07-26 00:01
深度长文:推选出奥巴马的多族裔联盟是如何崩溃的,从选民访谈中寻找多族裔右翼崛起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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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是为了解决如今全球范围内经济萧条、
战争
冲突和气候灾难所引发的移民潮。 然而,民主党在回应选民需求时,大多仍在坚持那些相对温和的改革政策,试图取悦有色人种选民。米尔沃基的咖啡馆老板莎娜·格雷告诉我,她对民主党感到多么失望。 “哦,投我们一票吧。我们听到的就是这些,”她说。“背后却毫无实际行动。也许他们说的是适合他们自己的改革语言,但我们这些真正重要的人并没有被照顾到。” 在亲眼看到这个政党主导的经济剧变之后,非白人选民发现他们曾在其中塑造政治认同的机构——教会、工会、社团——都在衰落。 脱离了这些组织之后,当代的有色人种选民受到许多新兴力量的影响,包括右翼播客、网红和社交媒体——其中一些是针对特定族裔和语言群体的内容——这些力量甚至让同一社区内部也变得分裂。 这些新媒体塑造的叙事,对失望的有色人种社区极具吸引力,因为真实捕捉了他们的困境,并将这些问题重新包装成民主党政策失败的证据。 米尔沃基的非裔选民托里·洛就表达了类似看法。他告诉我,自己的城市在民主党统治下经历了严重的经济冲击。 “我们经历了八年的奥巴马政府,”他说,“这并没有阻止警察暴力,也没能让犯罪率下降,更没有带来工作机会。” 在加州,亚裔社区就体现出民主党支持率下滑的缩影。 旧金山拥有全美历史最悠久的亚裔政治组织——1958年成立的华人民主党俱乐部。此后数十年,亚裔在住房、劳工和种族正义等本地政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随着这个群体不断扩大——从1960年的5.8万增长到2020年的近30万——其内部的政治立场也变得更加多元,成员们持有更多样的观点。 在湾区,亚裔选民因对州和地方民主党政策感到愤怒,正逐渐向右转。 出于对无家可归者问题和犯罪的失望,南希·余·罗,53岁,是企业主。开始质疑民主党是否让旧金山变得更不安全。 “我们一家是在1983年移民到美国的。作为小企业主,我们并不算中产,甚至稍微低一些。我们勉强维持家庭生计,感觉自己被遗忘了。在加州,人们通常都投票给民主党,民主党也号称代表少数族裔。但拜登那四年,他们根本没有从我们的角度出发看问题。 我在唐人街有四家店。我的一家店被闯入过两次。在礼品店,窃贼偷走了现金和一台平板。在我的奶茶店,也被闯入破坏。在那几年里,真的很不安全。罪犯就是罪犯,但当选官员从来不敢公开这样说。 在加州,感觉什么都改不了,所以我们只能不停地抱怨。我问我的朋友们,你们怎么看特朗普总统?他们几乎都挺满意的。” 虽然犯罪问题在这个社区激起了广泛关注,但很多人也认同右翼所强调的文化价值观。 “我希望美国人走在正确的方向上。加州显然是在走错的方向。”凯西·吴,65岁,是口译员:“在加州,我们根本没法选择共和党,只能在民主党中找一个看起来对我们社区最有帮助的候选人。所以我过去也一直试着从民主党中挑一个好一些的。但一年又一年,结果都很糟。我希望美国人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而加州显然是在走反方向。所以上一次选举我决定要投票给特朗普。” “人们总是自动认为有色人种就应该是民主党人。”艾伦·陈,51岁,是一名包船生意老板:“我投过奥巴马的票,被他那些说辞骗了。我是在旧金山长大的,那是我热爱的地方。但它彻底变了。无家可归的人、满地的粪便、针头、吸毒,还有那些政客什么都不做,只是一味撒钱。我都不知道那些钱到底用到哪去了。 人们总是假设有色人种就该支持民主党。他们需要睁开眼睛,看清这个国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你是什么肤色并不重要,也不管你出身如何,你应该站在真正为这个国家着想的一方。” “我们只是不想让民主党继续下去。”李塔米,50岁,是企业管理人员:“我开始转变看法,是在我曾在7-Eleven工作的时候。我后来成了加盟店主,那时我开始感觉事情不对劲。2014年,加州通过了一项叫第47号提案的法律,如果有人偷窃金额低于950美元,基本不能按重罪起诉。我们几乎马上就受到了影响。犯罪激增,店里接连被偷。当我们报警时,很多时候警方说,我们也没办法。 我花了一点时间才做出决定,但这次我支持了特朗普。我们可能不知道特朗普是否真能扭转一切,但我们只是不想让民主党继续下去了。” “我们是务实的人。忠于某个政党不如对国家有利更重要。”詹姆斯·詹,58岁,是工程师:“我们觉得,这个政党真正追求的是结果平等,而不是机会平等。亚裔美国人强烈感觉到,自己的孩子因为是亚裔而受到不公待遇。为了进入常春藤名校,必须比其他族裔的学生更优秀。 我现在仍然持开放态度,说到底是持观望态度。我目前可能更倾向共和党,但我们是务实的人。忠于某个政党,不如看什么对国家真正有益。” 事情本不该如此。 奥巴马在2008年大胜之后,民主党认为帮助他胜选的多族裔联盟将确保今后的选举胜利。确实,2012年估计有80%的有色人种选民投票支持奥巴马,而从2000年到2018年,所有50个州的白人合格选民比例都在下降。 奥巴马在以“对美国未来的信心”为主题的第二次就职典礼上,对约一百万人表示:“美国的可能性是无限的。” 但就在2012年这些充满自信的宣言和“人口结构决定命运”的信念背后,另一种现实正逐渐显现。 同年,我和同事研究2008年金融危机及其引发的住房和其他问题,如何在民主党的多族裔联盟中引发不满。我们当时就注意到,保守派正在引导这些遭受困境的民众把愤怒指向公共机构和公务人员,而不是公司和华尔街。 民主党宣扬的希望与无限可能,在严峻的经济现实和日益加深的孤独与绝望面前破碎不堪。一道裂痕正在形成,并在之后几年持续扩大。 在民主党与其多族裔基础之间信任崩塌的时刻,政党对LGBT权利和种族平等等进步主义议题的承诺,成了右翼攻击的目标。像旧金山的李塔米这样的选民,因为自己经营的7-Eleven便利店屡遭盗窃,对民主党感到不满,接触共和党圈子后,也开始认同右翼的社会批评。 “我自己也是少数族裔,”她告诉我,“但为什么你是LGBTQ,就可以享有比我更多的权利?” 民主党和进步派组织至今仍在争论:是应该向右调整,挽回流失的有色人种选民,还是应继续坚持曾吸引少数族裔支持的种族与经济自由主义路线? 而我在与选民交谈时发现,推动多族裔选民右倾的力量往往源自经济上的脆弱。 拉丁裔社区近年来的变化,有助于解释非白人群体在社会观念上的转变。1960年,美国大约有600万拉丁裔,主要来自墨西哥、古巴和波多黎各。那时,他们多信仰天主教,聚集在美国西南、南佛罗里达,以及东北部和芝加哥的一些城市。 2007年,55%的拉丁裔出生于海外。除佛罗里达的古巴裔群体外,拉丁裔基本一致投票支持民主党。 但到2022年,拉丁裔人口已超过6300万。他们在多数州建立了稳定社区,大多数人已是在美国出生。不到45%的人仍认同为天主教徒,而15%认同为福音派基督徒,这些教会把反对堕胎、反对同性婚姻等保守观点作为信仰核心。 这些变化,使他们的投票方式足以改变美国政治格局的走向。 在里奥格兰德河谷,拉丁裔社区多年来持续右转,最终在2024年,这一地区翻转为共和党阵营。 萨姆·冈萨雷斯,50岁,是办公室经理。既是同性恋又是拉丁裔,原本看上去会是民主党的支持者。但像德克萨斯南部许多人一样,他已经厌倦了身份政治。 “他们一直告诉我们,民主党是为人民的、为小人物的、为墨西哥裔、为黑人、为穷人的。他们会照顾我们,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但后来,民主党不断地支持堕胎,不断地强调种族,不断地要求你必须以同性恋西裔、同性恋墨西哥裔自我认同。不,我是美国人。我恰好是同性恋,我恰好信仰上帝。我不符合所谓的主流标准。当我终于意识到自己不是某种标准模板,我就决定做真实的自己。我之所以转身离开,是因为我感觉民主党先背弃了我。 当我开始上网查资料、开始听特朗普讲话,我的反应是,他听起来不像传统的共和党人,当然也不是民主党人。也许我可以支持他。我不认为自己是共和党人,我是特朗普的支持者。” 对里奥格兰德河谷的拉丁裔来说——其中许多人本身就是移民——边境危机使他们对民主党移民政策的看法变得复杂。 “边境的情况确实变糟了,现实开始显现。”亚历克西斯·乌斯康加,21岁,是里奥格兰德河谷大学共和党俱乐部主席:“我看到有人穿过我们校园停车场时全身湿透,我当时就在想,天啊,我是不是刚看到有人越境了?边境的情况确实变得更糟,现实摆在眼前。我当时的反应是,天啊,不错,特朗普说对了。 我开始为众议员马伊拉·弗洛雷斯做志愿者和实习。她让我变成今天这样直言不讳的共和党人。过去一提到共和党,大家想到的都是有钱的老白人。也正因为这样,我以前大多时候都保持沉默,因为在她出现之前,我几乎没看到有拉丁裔敢于发声。” “我们很多人都有亲戚在边境那头,但已经在这边的,都是合法来的。”约兰达·冈萨雷斯,72岁,是餐馆老板:“我从小就是在民主党家庭长大的,我母亲是坚定的民主党人。我们很多人确实在边境另一边有亲戚,但现在在美国这边的,都是合法入境的。这付出了很大代价。他们看到那些非法入境者却能享受那么多福利。而我有些员工原本可以拿到福利,现在却因为非法移民大量涌入而被削减了。这样伤害的是我们所有人。 2020年时我并不是特朗普的铁杆支持者,但他慢慢让我改观。他说话的方式就像是在直接对我们说话。” “这个国家有法律,不能一开始就违法入境。”路易斯·卡布雷拉,47岁,是牧师:“在德克萨斯南部,我开始做牧师的时候,受到了一次震撼。我开始注意到,这里很多基督徒其实是民主党人。 我不得不打很多严肃的电话给其他牧师,告诉他们,听着,移民改革正在进行中,但眼下不会有改变。如果你们教会里有家庭是在过去四年非法入境的,一旦被发现,风险非常大。 但这个国家是有法律的,你不能以违法的方式来到这里。这个县里有一些牧师其实是非法移民,他们是没有证件的教会牧师。我直接对他们说,牧师,你怎么能一边违法一边传福音?这说不过去。” “在我爸爸加入边境巡逻队之前,我们是民主党人。”塞琳娜·西斯内罗斯,25岁,是前台接待:“我们从小接受的就是民主党的那套思想,认为应该接纳他人,帮助有需要的人,哪怕他们来自其他国家。在我爸爸成为边境巡逻员之前,我们一直是民主党人。 爸爸开始在南部边境工作后,亲眼看到那里的情况,他就开始跟我们——我和哥哥、妹妹——讲解为什么有些人不能随便入境,为什么边境必须采取安全措施。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保护家人的安全。从我12岁开始,这就是我一直生活的环境,到现在25岁。 我在布朗斯维尔上大学时,很多人对政治保持沉默。我们经常遇到人对我们说,‘我支持你们做的事,但我不想参与,因为我担心将来会有影响。教授知道了,或者朋友知道了,可能会有麻烦。’” 就在这些巨大的人口与文化变迁把非白人选民推离民主党之际,一个标新立异的人物出现了:特朗普。 2016年,特朗普对少数族裔的言论——比如称他们为“毒贩”和“杀人犯”——甚至在共和党内部也引发强烈反弹。然而,特朗普那种具有强烈吸引力的个人风格,为右翼勾勒出另一条路径:往更右的方向走,反而吸引了那些原本似乎在被贬低的群体。 这与几十年来共和党的政策取向截然不同。自1964年以来,这个党基本放弃在多族裔城市地区的地方选举,把重点转向其他选民群体。全国共和党策略上基本与少数族裔保持距离。 2012年选举后,佛罗里达的共和党策略师莎莉·布拉德肖曾说,“年轻选民越来越对共和党的形象翻白眼,很多少数族裔觉得共和党不喜欢他们,也不希望他们留在美国。” 在再次败给奥巴马后,共和党发布了一份“选后检讨报告”,建议改革移民制度,努力改善党在非白人群体中的形象。 但特朗普公开嘲笑这份报告。他不仅加倍使用种族歧视言论,还提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政治模式。他那种“把一切砸了重来”的政治风格,正好击中了那些在经济和社会多重危机中挣扎的非白人选民。他们不仅对民主党失望,也对整个建制派感到愤怒。 许多受访者表示,他们不是民主党或共和党人,而是特朗普的支持者。 特朗普那种政治颠覆的愿景,以及对非白人选民的吸引力,促使共和党重新制定整个少数族裔策略。如今,保守派投入数千万美元支持这一方向。包括Turning Point USA、America First Legal和Americans for Prosperity在内的右翼组织,提出了他们自己的“身份政治”。 去年12月我参加Turning Point的AmericaFest大会时,遇到了几位来自“Blexit”运动的年轻非裔女性。“Blexit”是极右翼黑人评论员坎迪斯·欧文斯发起的行动,鼓励黑人选民退出民主党。这些女性组织了面向大学黑人学生的“解放秀”,通过音乐、演讲和辩论,否定左翼强加给他们的“受害者”叙事。 这些活动并非传统共和党自上而下的宣传行动,而是扎根于黑人文化的保守主义草根表达。 特朗普重返白宫的头六个月,已充斥着对民权和反歧视法律的猛烈攻击,胡乱猜测“多元、公平与包容”政策是航空事故的元凶,大规模驱逐行动,残酷削减社会福利项目,重构移民和避难政策,并与欧洲和南非的白人种族民族主义组织“眉来眼去”——这完全不是一个多元文化未来该有的景象。 然而,我所采访的选民中,目前几乎没人表示后悔。即便他们不完全支持白宫出台的所有极端政策,也不愿站出来捍卫那些正被特朗普削弱的体制。 他们的政治世界观更为多元,不是由意识形态驱动,而是出于想为自己和社区建设有尊严的生活。 在一个让人脆弱疲惫的旧秩序,与另一个充满叛逆、活力和归属感(对某些人而言)的新运动之间,他们选择了右派所描绘的新可能。 如果共和党的“叛变”言辞无法真正改善他们的生活,这些选民或许也会很快厌倦。但他们回到那个仍沉溺于品牌和身份辩论、却无法真正应对生活现实的民主党的可能性却并不大。 在AmericaFest大会上,就在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前几周,我见到了25岁的非裔“Blexit”成员德贾·戴维斯。她坚定而理想主义,展现出强烈的种族认同感和自豪感。 她告诉我,她和她的保守派黑人同伴“非常关心我们的社区”。他们正在历史性黑人大学建立保守组织分部,举办社区活动。 “我相信黑人社区可以做到任何事,”她说。 当我刚开始这项研究时,难以想象像戴维斯这样的人——她的种族认同和政治信念毫无矛盾——会成为美国保守政治的主力军。但今天,在Turning Point大会上聚集的数千名选民说明,这正是现实。 对像戴维斯这样的选民来说,希望和乐观来自右翼而非左翼。他们的种族认同仍是政治信念的核心——事实上,他们表达的许多观点恰恰源于对自己社区的深切关心。 但他们的政治选择,更受他们所在群体所面对的社会崩塌、经济不确定性和对现状无法忍受的现实所驱动。 在没有解决这些核心问题的前提下,仅凭种族认同来争取失望的有色人种选民,早已显得空洞。能否正视这些复杂的愤怒、焦虑与希望,将决定美国政治的下一个章节。 来源:加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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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美财经
07-26 00:00
金价爆冷三连阴!关税似乎已成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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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断。 俄乌冲突 俄罗斯与乌克兰就俄乌
战争
举行的第三轮谈判,7月23日下午7时左右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契拉昂宫举行。双方会谈不足一小时,乌克兰代表团长之后称,基辅已准备好停火。 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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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ingKey
07-25 23:38
中欧峰会释放重大信号!习近平和冯德莱恩发出警告声 都说了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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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威胁。欧盟对中国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的
战争
越来越担忧。 冯德莱恩在与习近平会面时表示,中欧关系正处于“拐点”。据中央电视台报道,习近平在开场白中表示,中欧关系正处于“历史关口”,敦促在全球不确定性的背景下加强信任和沟通。 据官方新华社报道,习近平表示,他希望欧盟保持贸易和投资市场开放,同时避免使用限制性经济工具。他表示,欧盟当前面临的挑战“并非来自中国”。 乌克兰问题也是讨论的重点,冯德莱恩呼吁北京向俄罗斯施压,以结束冲突。 她说道:“中国对俄罗斯有影响力,就像欧盟对乌克兰有影响力一样,我们期望中国利用这种影响力来确保俄罗斯认真地坐到谈判桌前。” 据彭博社此前报道,此次会议恰逢欧盟与中国建交50周年,但应北京方面的要求,会议时间从两天缩短为一天。在习近平拒绝前往欧洲参加会谈后,地点从布鲁塞尔改为中国首都。 冯德莱恩和科斯塔周四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强。李强警告称,任何裂痕都会让欧洲付出高昂代价。 李强说:“当我们的关系出现疏远和破坏时,合作就会停滞并伤害我们双方。 中欧拥有广泛共同利益,不存在根本冲突。无论国际格局如何变化,合作应该是基调,伙伴关系才是中欧关系的正确定义。” 虽然峰会后没有发表联合公报,但欧盟周四发布了一份声明,列出了会谈期间讨论的议题,范围从台湾海峡和朝鲜到中东以及中国的人权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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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qttier
07-25 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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