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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怒斥”特朗普：上任不到100天，就造成如此大的破坏！

权移交给特朗普总统以来的首次重要讲话。民主党人担心，特朗普试图打击政府官僚主义和支出，最终可能会损害社会保障制度，伤害数千万享受该福利的美国人。据报道，拜登还讽刺特朗普政府声称多名年龄极大的老人还在领社保的说法。 “顺便说一句，那些300岁还在领社保的人，我想见见他们。因为我想知道他们是如何活那么久的。”他补充说：“这可真够有意思的，伙计。我在追求长寿（的方法）呢。” 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DOGE）曾于今年2月发布了从美国社保数据库扒来的数据。数据显示，在美国社保系统里，被标记“存活”的150多岁老人有134万人，甚至还有一人年龄高达360岁以上。据报道，特朗普也曾表示，100岁、200岁甚至300岁的人正在不正当地例行领取社会福利。对于拜登的一系列“攻击”，白宫新闻秘书卡洛琳·莱维特（Caroline Leavitt）回应说，“我很震惊，他（拜登）居然在晚上讲话。我认为他的就寝时间比今晚的演讲要早得多。” “让我明确一点……这位总统，特朗普总统，绝对肯定会保护守法、纳税的美国公民和老年人的社会保障福利。”她补充说。

金融界04-16 12:05

贝森特淡化美债抛售担忧，透露秋季讨论鲍威尔继任者

美债的表态，得到了盟友的呼应。日本自由民主党政调会长小野寺五典表示：“作为盟友，我们不会将美债作为关税谈判筹码，扰乱市场并非明智之举。”数据显示，日本持有美债规模约1.1万亿美元，占外国持有总量的15%，近期未见减持迹象。其他主要持有国如中国（约8000亿美元）也保持稳定。分析认为，盟友对美债的持续持有反映了对美国经济韧性的信心。贝森特强调，美元下跌更多源于市场情绪，而非基本面恶化。小野寺五典近期补充道：“稳定的美债市场符合全球利益，日本将继续支持。”以下为主要国家美债持有情况对比：国家持有规模（亿美元）占比日本 11000 15% 中国 8000 11% 编辑总结贝森特的最新表态为美债市场注入了稳定预期，否认主权抛售传言并强调财政部的回购能力，显示出政府对市场波动的掌控力。秋季讨论美联储主席人选的时间表为政策连续性提供了清晰指引，但也可能引发市场对未来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担忧。日本等盟友的配合进一步巩固了美债的避险地位。短期内，美债收益率或将企稳，但长期看，全球经济复苏与地缘政治风险仍可能带来波动，投资者需密切关注秋季的政策信号，平衡风险与机遇。名词解释美债：美国政府发行的债券，被视为全球最安全的投资资产之一。去杠杆化：市场参与者减少债务或高风险投资以降低财务风险的过程。回购计划：政府或央行回购债券以提升市场流动性和稳定价格的措施。美联储主席：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负责人，负责制定货币政策。强势美元政策：美国政府支持美元汇率稳定的政策取向。 2025年相关大事件 2025年4月10日：美国财政部宣布扩大美债回购计划，季度规模增至200亿美元，提振市场信心。 2025年3月15日：鲍威尔表示支持财政部稳定美债市场，重申货币政策独立性。 2025年2月20日：日本确认继续增持美债，承诺维护全球金融稳定。 2025年1月25日：10年期美债收益率回落至4.3%，结束三周上涨趋势。专家点评 “贝森特的表态有效平息了美债抛售恐慌，财政部的回购计划为市场提供了坚实支撑。秋季的主席人选讨论可能引发波动，投资者需关注政策信号。” ——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 Ellen Zentner，2025年4月12日 “日本的明确支持巩固了美债的避险地位，短期内收益率或将稳定在4.3%-4.5%区间，但长期风险仍需警惕全球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 ——高盛固定收益策略师 Praveen Korapaty，2025年4月11日 “贝森特否认主权抛售的言论符合数据，外国需求依然强劲。美联储主席交接的讨论可能推高市场波动性，建议配置短期债券规避风险。” ——瑞银财富管理分析师 Giovanni Staunovo，2025年4月10日 “财政部的主动回购显示出对美债市场的掌控力，但秋季的政策不确定性可能影响长期收益率，投资者需保持灵活策略。” ——花旗集团经济学家 Andrew Hollenhorst，2025年4月13日 “美债市场的短期稳定得益于贝森特的清晰沟通和盟友支持，但美联储领导层的潜在变动可能为2026年埋下风险，需密切跟踪。” ——巴克莱资本策略师 Michael Pond，2025年4月9日来源：今日美股网

今日美股网04-16 00:11

美国联邦法官判处假维权真间谍的王书君监外三年执行：我不理解他的动机

居在纽约州皇后区，并协助创立了一个倡导民主、批评北京专制制度的组织。但联邦检察官表示，他的“维权”是一场伪装，真实目的是收集并传递中国共产党批评者的信息。他在2022年被指控为中国政府从事间谍活动。经过快速审判后被定罪，面临多年监禁的可能。然而周一布鲁克林联邦法院的一名法官拒绝将王书君送入监狱，而是判处他三年监管释放。这意味着这三年中他不会在监狱服刑，除非他违反法院的要求。法官Denny Chin在宣判时表示，尽管王书君向中国官员提供信息是“严重”犯罪，但没有证据表明因此有人受到身体伤害。他指出，现年76岁的王书君身患多种疾病，有医生表示，他的行为“符合老年痴呆的表现”。宣判前，王书君通过中文翻译发表了一段语无伦次的陈述。他承认自己的行为，并提到自己作为二战太平洋战区研究学者的经历，以及对民主的热爱。 “我从小就梦想一个民主的美国，”王书君说。庭审结束后，他在律师的搀扶下，拄着拐杖走出法庭。对王书君的指控，是近年来美国联邦检察官打击中国所谓“跨国镇压”行动的一部分。中国政府一直在海外追捕中国公民，施压他们回国，这项行动被称为“猎狐行动”。政府还骚扰并恐吓被视为颠覆性的团体，甚至试图秘密影响美国民选官员。上个月，皇后区商人安全忠因试图迫使一名美国居民返回中国接受腐败指控，被判一年多监禁。去年9月，前纽约州两任州长的助手孙雯因涉嫌秘密担任中国的非法代理人被起诉。 12月，一名男子承认曾代表中国政府在曼哈顿经营一个秘密警务站。王书君是美国公民，作为1989年中国民主运动后出国的一批学者之一来到美国。1994年，他成为哥伦比亚大学的访问学者，妻子和儿子随后也来到美国。 2006年，王书君协助创办了“胡耀邦赵紫阳纪念基金会”，该组织以中国改革派官员命名，其中一人之死曾引发天安门广场抗议。该组织表示，其使命是“与中国内外民主力量合作，争取中国宪政转型”。但检察官称，作为基金会媒体事务负责人，王书君利用这个职位搜集中国著名异见人士的信息，并转交中国国家安全部。 2022年，他在纽约东区被起诉，与他同时被起诉的还有四名居住在中国的国家安全部人员，他们尚未被逮捕。在去年8月为期一周的审判中，检察官提交了大量证据，显示王书君与中国情报官员之间的通信。根据检方说法，王书君频繁向中方汇报被视为敌对的各种活动。他被指示针对支持香港民主、维吾尔族维权、台独和藏独的群体。检察官表示，当美国调查人员找上门时，王书君谎称未与中国情报官员接触。2019年他从中国返回美国时，边境人员在其行李中发现一份手写文件，列有数十名异见人士的姓名和电话，还有一本包含多名中国官员联系信息的书籍。陪审团仅用一天便裁定王书君所有罪名成立，包括在未通知司法部长的情况下为外国政府充当代理人，以及向中国官员提供异见人士的联系信息。在庭审期间及之后，王书君的律师辩称，他只是一个孤独的老人，愿意与任何人交谈。在判刑前，王书君的医生致信法官称，他的认知能力已多年下降，从与中国官员接触期间就已开始。 “他就是个年老痴呆的人，”王书君的律师扎卡里·马古利斯-奥努玛在周一说。几十名朋友、家人和支持民主的活动人士也写信给法官，为王书君求情，有些人认为他与中国政府的交流被断章取义。王军涛是被指控遭王书君监视的异见人士之一，他写信称，“王书君的确是中共的特工”，但他同时也是一位真诚的中国民主推动者。 “这种双重身份是普遍且可以理解的现象，”王军涛写道，“中共对个人的生活和名誉有绝对控制。” 但也有其他来信对王书君的行为作出更为严厉的描述。纽约市立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也曾参与这个民主基金会。他的个人信息曾被王书君传给中国官员。夏明写道，王书君对他造成了“心理、名誉和身体上的伤害”，他“采取了额外的防护措施”来保护自己。法官周一对王书君表现出一定的同情。他说：“坦白讲，我不理解他的动机到底是什么。”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4-16 00:01

为什么这么多南亚裔和华裔加拿大人支持保守党？有一个隐秘的原因

中，多数人支持保守党，远超对自由党或新民主党的支持比例。从全国范围来看，“有色族裔”公民如今占加拿大总人口的26%以上，南亚裔和华人是其中最大的两个群体。虽然加拿大的民调很少提供详细的族裔分项数据，但现有的几项数据显示出这种转变是真实存在的。这一趋势也反映出更大范围的现象：在多伦多大都市区，南亚裔和华人加拿大人的政治参与度正在上升，投票率提高，政治立场日益多元。保守党加大外展力度保守党方面也已经意识到这种变化。在波利耶夫的领导下，保守党积极吸纳“有色族裔”候选人，并在郊区的摇摆选区加大拓展力度——特别是通过族裔媒体广告，以及强调经济自立和家庭价值观的宣传。在“有色族裔”选民中出现的右倾趋势，可能看起来有些反常。毕竟，保守党历来代表的是白人富裕选民，而且在斯蒂芬·哈珀领导期间（2006年至2015年），曾推行限制移民、收紧入籍规定、削减社会福利等政策，这些举措对“有色族裔”社区造成了更严重的伤害。那么，为何“有色族裔”加拿大人会越来越倾向保守党？在我最近发布的一项研究中，我采访了50位出生于加拿大、居住在多伦多大都市区的南亚裔、华裔和白人移民子女。我认为，这种转变并非矛盾，而是揭示了“有色族裔”群体如何应对不平等、排斥感，以及对归属感的追求。尽管第二代“有色族裔”加拿大人支持保守党的原因有很多，但这项研究特别强调了一个较少被记录的解释。对于南亚裔和华裔的第二代加拿大人而言，支持一个代表白人富裕群体利益的右翼政党，有时是一种在“权力与白人身份相关联”的社会环境中，寻求接受与认同的方式。融入的隐性代价换句话说，许多“有色族裔”加拿大人之所以投票支持保守党，并不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不平等，而是因为他们在试图应对不平等。我采访的年轻人多在经济地位不稳的中产家庭长大。他们亲眼看到移民父母带着专业资历来到加拿大，却遭遇技能贬值和社会地位下滑。他们看到家人被迫“加拿大小化”，改名字、改口音，但雇主依旧偏好白人。他们成长于一个表面上歌颂多元文化的社会，但这个社会往往忽视结构性的种族歧视。在这样的背景下，支持保守党并不是对边缘化现象的无知，而是一种穿越边缘化现实的方式。靠近右翼，成为一种归属的信号。正如一位南亚裔加拿大年轻人所说：“你已经来了。你是加拿大人了。所以，就要开始像加拿大人那样投票。” 这种归属感的渴望不是凭空而来，受到“种族剧本”的影响。这些剧本奖励顺从、惩罚反抗，最典型的就是“模范少数族裔”刻板印象。被接受的代价 “模范少数族裔”的刻板印象，将亚裔加拿大人描绘为勤奋且安静地取得成功的人。从表面看像是赞美，但实际上掩盖了不平等，并要求用沉默换取有条件的接纳。这种接纳非常脆弱。2001年9月11日之后，许多南亚裔人士，尤其是被视为穆斯林的人，很快就被重新贴上“危险的外来者”标签。类似的情况在新冠疫情期间再次出现，当时亚裔加拿大人遭遇种族骚扰事件大幅增加。在这两种情境下，原本被称作“模范公民”的人群，突然被当作威胁对待。在某些情境下，政治上的克制，比如保持沉默或回避抗议，可能是一种生存策略。但在这项研究中，我观察到的并不是这种现象。我采访的这些第二代加拿大人并不沉默。他们明确表达了对保守党的支持。对他们来说，投票支持保守党，不是为了争取被接纳，而是要表明他们早已属于这个国家。保守主义成了成功、自立和与加拿大主流社会保持一致的标志。加拿大官方对多元文化的推崇强化了这种逻辑。多元文化常被称为国家的优势，但往往掩盖了种族主义的真实运作方式。结构性的障碍被“包容”的美好叙事掩盖。重新思考归属感在加拿大，谁属于这个国家的观念，常常受到种族、阶级和体面形象的影响。“有色族裔”不仅需要证明自己勤劳守法，还要展示自己已经“融入”。对某些人来说，投票给保守党是一种方式，用来表明：“我不像他们，我是你们中的一员。” 但这种策略是有代价的。当“有色族裔”选民强化了那些让他们边缘化的结构时，他们可能获得了个人层面的认可，却加深了集体层面的排斥。而在否定以公平为基础的平台时，他们也可能放弃了建设更公正社会的政策机会。这种现象并不只限于第二代。加拿大广播公司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每五位新移民中就有四位认为，加拿大在没有充分规划的情况下接收了太多移民和国际学生。一些移民开始表达排他性的观点，往往针对的是比他们更晚到达的人。这也是一种“向上攀升”的政治姿态，反映出种族、脆弱性和归属感在当今加拿大是如何紧密交织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支持保守党的“有色族裔”选民是天真或不了解现实。他们的决定往往是对权力如何运作的清醒判断。如果我们希望拥有一个更公平的政治未来，就必须正视种族、阶级和国家认同如何共同塑造了归属感——不仅是在投票箱前，更是在我们关于“谁能成为加拿大人”的叙事中。社会学家鲁哈·本杰明曾提醒我们，包容不应被视为一种施舍。这不是在“帮助”边缘群体，而是要理解，我们彼此相连。当恐惧左右政策、公共资源被削减时，最终受害的是所有人。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4-16 00:00

一个保守主义者的忏悔

和人类尊严而战，反对暴政；我们推动了民主，资助了马歇尔计划，挽救了非洲数百万人的生命，使他们免于艾滋病的侵袭。即使我们曾造成伤害——比如在越南、伊拉克——那也是出于自负和天真，而非邪恶的意图。 2 直到2025年1月20日，我才意识到，我的身份认同有多大程度是建立在对美国善良本质的信仰之上—— 那是这样的一个观念：我们美国人是一个伟大而英勇事业的合伙人，我们的日常生活因投身于这一事业而变得高尚。但自那天以来，看着美国以卑劣的方式行事—— 对待我们在加拿大和墨西哥的朋友、对待欧洲的盟友、对待乌克兰的英雄们，以及椭圆形办公室里的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总统—— 我几乎无法描述我所经历的痛苦。是悲伤？是震惊？还是像置身于某种幻觉之中？也许，最恰当的描述是“道德上的羞耻”：眼睁睁看着国家的荣誉被摧毁，那种感觉既令人尴尬，又令人心碎。 3 乔治·奥威尔是理解当下现象的重要向导。他深知，人们可以在没有任何善的愿景的情况下追求权力。在《一九八四》中，一位党内官员说道：党追求权力完全是为了自身利益。 “我们并不关心他人的福祉；我们唯一在乎的是权力。不是什么财富、奢侈、长寿或幸福：只有权力，纯粹的权力。权力如何展现？就是让他人受苦。奥威尔笔下的人物继续说：仅仅让他服从还不够。除非他在受苦，你怎么能确定他是在服从你的意志而不是他自己的意志？权力就在于施加痛苦和羞辱。 4 唐纳德·川普的预算局局长罗素·沃特(Russell Vought)仿佛是从《一九八四》里走出来的。他在2023年一次活动上谈及联邦员工时说道：我们希望他们早上醒来时不想去上班，因为他们越来越被视为反派人物。我们要让他们陷入创伤。 5 自从重返白宫以来，川普就一直在让乌克兰人民受苦，让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的移民受苦，让我所认识的一些最优秀的人受苦。我的许多华盛顿朋友是福音派基督徒，他们的使命是公共服务——打击人口贩运，服务全球贫困人口，保护美国免受外国威胁，从事治病救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他们努力按照慈悲与爱的福音去生活。而川普摧毁了他们的工作。他不仅是在对“觉醒文化”宣战，他是在对基督徒的服务精神宣战—— 实际上是在对一切形式的服务精神宣战。 6 如果川普背后存在某种主导性的哲学，那就是：道德是给傻瓜准备的。强者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弱者只能承受必须承受的一切。这是所有恶霸的逻辑。如果他的策略有一贯性，那就是：日复一日，这届政府致力于创造一个冷酷无情者可以兴旺发达的世界。这意味着要摧毁一切可能制约强人权力的制度或安排。法律的规则，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都限制了权力，因此必须被肢解。总监察长、军事法官、监督机制和监察机构都可能制约权力，所以必须被解雇或废除。真相本身也是对权力的制约，因此必须被抛弃。谎言，成为了国家的语言。 7 川普的第一任期为他的第二任期铺平了道路。他的第一个任期逐渐侵蚀了规范，使美国适应了一种新的政权形式。这为他现在的第二任期奠定了基础，而他正在将整个世界变成黑帮分子的游乐场。 8 我们曾生活在一个意识形态相互碰撞的世界，但如今意识形态似乎已经无关紧要。强人对权力的理解正在大行其道。权力就像金钱：越多越好。川普、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以及世界上其他专制者，正当着我们的面组成一个冷酷无情的轴心。川普主义已经变成了一种虚无主义，它正吞噬着所到之处的一切。【贰】伪民粹主义者他们的智识水准显而易见的低劣，但他们身上那种赤裸裸的野心总让人觉得毛骨悚然 9 可悲的是，我竟然没有预见这一切，尽管我成年后的人生几乎一直是在这些人中间度过的。我在1980年代加入保守主义运动，那时我曾先后在《国家评论》、《华盛顿时报》和《华尔街日报》社论版工作。那个年代的保守阵营中，有两种人：保守派和“反左急先锋”。我们这些保守派认真研读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詹姆斯·伯纳姆(James Burnham)、惠特克·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和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的著作。 “反左急先锋”的目标则只是想激怒左派。我们保守派将写作、供稿于知识分子杂志作为人生方向；而“反左急先锋”倾向于电视和广播的喧闹场。我们虽属右翼阵营，却拥有许多自由派朋友；而他们则蔑视任何非反建制右翼的人。他们并不是真的相信保守主义——他们只是仇恨左派。我如今才真正明白，这之间的区别极其重要。 10 其实我早该明白这一点，因为“反左急先锋”早在1986年1月就暴露了他们的本性。当时，一群达特茅斯学院的进步学生为了抗议种族隔离制度，在校园里搭建了一排棚屋。而某晚，12名学生突袭这些棚屋，用大锤将其摧毁，其中大多数人都与右翼的《达特茅斯评论》(Dartmouth Review)有关联。 11 那时候我就很震惊。种族隔离是邪恶的，是应当反对的。而夜间带着大锤突袭，听起来更像是盖世太保的行径，不是伯克式的保守主义。但保守派知识分子并没有给予足够重视。我认为，部分原因是我们看不起《达特茅斯评论》的那帮人，他们当中包括劳拉·英格拉汉姆（Laura Ingraham，福克斯电台脱口秀主持人）和迪内什·德索萨（Dinesh D’Souza，右翼政治评论员、阴谋论者）。他们的智识水准显而易见的低劣。我不知道怎么说才算客气，但他们身上那种赤裸裸的野心总让人觉得毛骨悚然—— 我当时真心以为，这种姿态最终会毁了他们。 12 但历史偏偏向他们微笑。一位右翼出版商曾告诉我，卖得好的保守主义书籍不需要写得好，只需要写得足够冒犯左派，就能让“反左急先锋”一哄而上来买。这种策略带来了类似《大谎言：揭露美国左派的纳粹根源》(The Big Lie: Exposing the Nazi Roots of the American Left)这样的书名，也造就了安·库尔特(Ann Coulter)整个人的职业生涯。 “打击自由派”成了可变现的商业模式。 13 当然，左派在这方面确实也帮了他们一把。左派的确把保守派从大学和其他文化权力中心驱逐出去；左派的确鼓吹一种“精英选拔制”的等级体系，使富人子弟受益，而牺牲了工人阶级；左派的确高高在上地对那些他们认为在道德上“未开化”的人说教，从性别到环境，无所不包；左派的确创造出一种压制异见的僵化正统。如果你告诉一半国家的人他们的声音毫无意义，那么这些沉默者最终势必会掀翻整张桌子。 14 但尽管川普在竞选时打着“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民粹主义旗号，利用工人阶级的怨愤上台，他实际执政的风格却是（佛州）棕榈滩式的精英主义。川普和埃隆·马斯克都是亿万富翁，都是宾夕法尼亚大学校友。 JD·万斯毕业于耶鲁法学院。皮特·海格塞斯(Pete Hegseth)是普林斯顿和哈佛的校友。维韦克·拉马斯瓦米(Vivek Ramaswamy)也念过耶鲁和哈佛。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是杜克大学的毕业生。特德·克鲁兹(Ted Cruz)则是普林斯顿和哈佛的校友。据《纽约时报》报道，马斯克的许多DOGE项目员工也来自顶尖学府——哈佛、普林斯顿、摩根士丹利、麦肯锡、沃顿商学院。 15 这些人，是“藤校虚无主义者”，是《达特茅斯评论》中那些精英恶少的精神继承者。这个政治时代，不是“民粹主义者 vs. 精英”，而更像是一场大学预校中的“精英内战”：肮脏无耻的富家子弟在对抗自命不凡的富家子弟。 16 MAGA的精英靠工人阶级的选票上台，但——相信我，我认识他们中的不少人——他们并不关心工人阶级。川普和他的团队本可以入主白宫后，拿出真正的计划来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一个真正关心工人阶级的政府应该试图解决这样的问题：比如，最贫困的美国人平均寿命比富人少活10到15年；又比如，到六年级时，最穷学区的孩子在学业上已落后最富学区的孩子四个年级。如果他们真的关心这些人，就该提出一项跨党派的产业政策，为工人阶级创造就业机会。 17 但这些“伪民粹主义者”对此毫无兴趣。他们不想着如何帮助工人，反而专注于与同为精英的左派展开“内战”。在川普第一任期的最初几个月，他们的当务之急之一竟是摧毁他们认为自由派精英聚集的地方——科学界、对外援助体系、肯尼迪艺术中心、教育部、大学。【叁】信奉尼采的“基督徒” “川普式鸡尾酒”已经侵蚀了基督教，短短二十年，美国的堕落令人不寒而栗。川普式虚无主义已经肢解了保守主义。这届政府中的人并不是保守派，他们是保守主义的反面。 18 结果证明，当你把自恋和虚无主义混合在一起时，就会制造出一种能够腐蚀一切信仰体系的强酸。这种“川普式鸡尾酒”已经侵蚀了基督教——一个本应以边缘群体为核心的信仰体系。 “温柔的人有福了”“灵里贫穷的人有福了”，穷人比富人更接近上帝……耶稣一再明确拒绝尘世权力。 19 但如果说川普主义有一个核心信条，那就是对世俗权力的不加掩饰的贪欲。在川普主义的圈子里，许多人高调自称是基督徒，但他们却鲜少谈论耶稣；他们胸前挂着十字架，心里却住着尼采——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高中二年级水平的尼采。在尼采的世界观中，那些关于正义、和平、爱与文明的基督教虔诚言辞，都是弱者为阉割强者而设下的枷锁。从这种角度看，尼采主义是一种“赢家的道德观”。它崇拜异教的美德：力量、勇气、荣耀、意志和自我主张。尼采笔下的超人(Übermensch)——川普和马斯克显然都把自己视作这样的存在——许诺要统治那些病态的、沉溺于同情心的“软弱者”。 20 二十年前，迈克尔·格尔森(Michael Gerson)——一位毕业于福音派名校惠顿学院的基督徒——协助乔治·W·布什总统启动了总统紧急救援计划（PEPFAR，President’s Emergency Plan for AIDS Relief，总统防艾计划），这个项目挽救了非洲及其他地区2500万人的生命。我曾和格尔森一同前往纳米比亚、莫桑比克和南非，亲眼目睹那些曾濒死的人如何康复回家，重新拥有正常生活。那是我作为美国人最自豪的时刻之一。 21 而如今，沃特——同样毕业于惠顿学院、现为川普政府的预算主管——却主张解体PEPFAR。这一毁灭性的决定已通过行政命令付诸实施，无异于判成千上万人死刑。沃特还是《2025计划》的主要设计者之一，这一计划帮助铺垫了削弱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的路径。 USAID如今被架空，导致一个为5300万人提供疟疾防护的项目中止，也削减了本该送到饥饿儿童手中的紧急粮食配给。短短二十年，美国在道德上从格尔森堕落成了沃特，令人不寒而栗。 22 川普式虚无主义已经肢解了保守主义。这届政府中的人并不是保守派，他们是保守主义的反面。 23 保守主义者曾信仰稳健而渐进的改革；而马斯克推崇的是鲁莽、瞬间的破坏性革新。保守主义者曾相信道德规范可以约束人、文明化，并培养人向善；川普主义却在每一个方向上都践踏这些规范，披着通奸、滥权、残酷、幼稚、贪腐和欺诈的外衣向前冲锋。 24 保守主义者曾捍卫宪政制度和麦迪逊式的权力制衡；而川普则像推土机一样横冲直撞，公然在社交媒体上宣称： “拯救祖国之人不受法律约束。” 里根曾在世界范围内推广民主制度，因为他认为民主是最符合人类尊严的政治体制；而川普政府对民主毫无兴趣，对人类尊严同样不屑一顾。【肆】美国是否正在走向毁灭？美国也许真的会进入一段民主衰退和国际孤立的时期，建立强大联盟和民主机制需要数十年，毁掉它们只需数周。但我仍然对美国能挺过这场危机充满信心。 25 这会如何结束？右派中是否会有人最终站出来反抗川普式的冲击？我们的制度是否能承受住虚无主义的攻击？美国是否正在走向毁灭？ 26 2025年2月，在川普第二任期刚开始不久，我受邀在伦敦的一个保守派聚会——“负责任公民联盟”(Alliance for Responsible Citizenship)上发表演讲。与会者中既有彻头彻尾的民粹主义者（如拉马斯瓦米、迈克·约翰逊、奈杰尔·法拉奇），也有中右翼或非意识形态化的人物（如奈尔·弗格森、主教罗伯特·巴伦，以及我在《大西洋月刊》的同事亚瑟·布鲁克斯）。 27 这个会议在某些方面与我过去几十年来参加的保守主义大会相似。我听一位来自塞内加尔的女士讲述她如何努力使本国文化更具企业家精神，遇见一所（纽约）布朗克斯(Bronx)特许学校(charter school)的校长，该校致力于品格教育。但另一方面，这次会议又显得出奇的不同。 28 在我的演讲中，我对民粹主义者对西方社会现状的批评表示了一定程度的理解，但我也毫不掩饰地表达了我对川普总统的黑暗看法。不出所料，一大部分听众发出了激烈的嘘声。一个男子当场高喊我“是个叛徒”，然后愤然离席。但也有不少人为我鼓掌。即便是在受反左急先锋式MAGA主义影响的保守派阵营中，也显然有人已经厌倦了川普式的野蛮。 29 随着会议进行，我注意到隐约的“隐喻之争”正在上演。真正的保守主义者使用的是成长与修复的隐喻：社会是一种需要治愈的有机体，或是一张需要重新编织的社会之网。一位名叫乔舒亚·卢克·史密斯(Joshua Luke Smith)的诗人说：我们应该成为“复苏之种”，为后代种下树木。他的语调宛若福音书中的“八福”宣告：“记住穷人，记住穷人。” 30 而另一些人则使用军事隐喻。他们认为我们正身处一场文明战争之中。“他们”——觉醒左派、激进伊斯兰分子、整个左翼——正在摧毁我们的文化。他们引用了《指环王》中的末世大战，暗示索伦和他的兽人军团正要摧毁我们，而我们是英勇的遗民，必须“打碎对方，否则就会被打碎”。这些“战士们”通常认为我这样的人软弱、天真；而我则认为他们是夸大的、自恋的悲观主义者。在我眼中，那些川普追随者不是丘吉尔，而是一群以为自己是丘吉尔的张伯伦。 31 我理解民粹领袖的诱惑力：他告诉你，那些看不起你的人不仅傲慢，更是邪恶的。他告诉你，一切都快塌了，你生活在文明的边缘。这种叙述令人上瘾：末日迫在眉睫，你的人生因此有了意义与紧迫感。一切都坏了—— 所以烧掉它吧。 32 我也理解为何那些感到被疏离的人更愿意追随一个高呼“征服”和“战斗”的领袖，而不是一个谈论“修复”和“合作”的人。即使你读过柏克，背过《马太福音》，你仍然可能一怒之下把所有信仰抛诸脑后，去支持那个承诺要做你“复仇化身”的人。 33 美国也许真的会进入一段民主衰退和国际孤立的时期。建立强大联盟和民主机制需要数十年，毁掉它们只需数周—— 我们已经亲眼见过。但我仍然对美国能挺过这场危机充满信心。 34 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包括美国自身，都经历过更糟、更血腥的危机，最终依然恢复了生机。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动荡：国家危机中的转折点》(Upheaval: Turning Points for Nations in Crisis)中回顾了若干案例： 19世纪末的日本，战后的德国与芬兰，1960年代之后的印度尼西亚，70年代动荡后的智利与澳大利亚…… 他们有的经历过战争（日本）、酷刑和“失踪”（智利）、或严重的社会衰退（英国、澳大利亚），但最终都重新站起来了。 35 美国自己已经经历过多次破裂与修复。现在有人觉得我们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动荡之中，但内战、大萧条甚至上世纪60年代末的混乱远比现在更甚—— 那时美国经历了刺杀、暴乱、一场失败的战争、飙升的犯罪率和社会解体。从1969年1月到1970年4月，美国共发生了4330起爆炸案，平均每天9起。 36 但到了80年代和90年代，在挺过水门事件、滞涨危机和“卡特式萧条”后，美国恢复了元气。那些破坏最终也促成了变革：帮美国摆脱了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与性别歧视，推动了更加自由与个人主义时代的到来。 37 但1830年代的美国或许才是最鲜明的历史对照。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是最像川普的美国总统——他贪恋权力、鲁莽冲动、自恋成性，并以仇恨驱动政治。他的反对者称他为“安德鲁国王”，因为他不断扩张行政权力。正如当时罗德岛参议员阿舍·罗宾斯(Asher Robbins)所言：我们所选出的总统，已将自己变成了一个暴君，宪法已成他脚下的一堆废墟。只要宪法挡了他的路，它连蛛丝都不如，根本无法束缚他穿越它的意图。杰克逊公然无视最高法院的裁决，尤其是在关于（原住民）切罗基民族领地的问题上。他的这种挑战司法权威的行为，今天居然还受到副总统万斯的明确支持。当时的大法官约瑟夫·斯托里(Joseph Story)哀叹道：我们虽然名义上还处于共和国体制下，但实际上已沦为一人的专制。匿名艺术家于1832 年创作的石版画漫画《安德鲁一世国王》。 38 但杰克逊最终犯下了所有民粹主义者的通病：过度扩张，终致崩塌。他因个人对精英阶层的敌意，摧毁了第二合众国银行（可视为美联储的早期雏形），结果引发了一场经济萧条，直接拖垮了他钦定的接班人——马丁·范布伦(Martin Van Buren)的总统任期。[注] [注]这段历史的教训显而易见：当个人权力脱缰，制度就会遭殃；当政治变成怨恨的武器，国家的根基便开始动摇。而那种短暂的民粹高潮，最终往往以更深重的代价收场——不仅摧毁一个政权，更撕裂了国家的未来。 39 为了回应杰克逊的统治，辉格党(Whig Party)在19世纪30年代崛起，试图建立一种新的政治和社会秩序。辉格党坚决反对专制，是一种文化、社会和政治力量的结合体。他们既重视传统道德，也倡导进步改革。他们主张监狱改革和遵守安息日，鼓励女性更多参与政治，同时支持强大的军队；他们支持政府资助的公立学校，以及有利于商业发展的政府政策。他们反对杰克逊恶名昭著的《印第安人迁移法案》，也反对民主党反动的、白人至上的社会愿景。 [注] 美国民主党的意识形态经历了深刻的历史转变。19世纪中叶，民主党主要代表南方白人种植园主利益，是支持奴隶制的主要政党。然而，自20世纪中叶起，特别是自1960年代民权运动之后，民主党逐步转向支持种族平等、公民权利和社会福利，成为代表自由派价值的进步政党；而共和党则吸纳了南方保守派选民，演变为更偏保守主义的政党。这一政党“身份互换”被历史学界称为“南方战略”（Southern Strategy）的一部分。 40 杰克逊民主党人强调的是“消极自由”——“别来管我”；而辉格党人（后来演变为亚伯拉罕·林肯领导下的早期共和党）则强调“积极自由”，致力于赋能美国人民，使他们拥有更广阔、更美好的生活。这种积极自由体现在拓展经济信贷、免费公共教育，以及更强的法律保障（包括正当程序和财产权）等方面。历史学家丹尼尔·沃克·霍伊名著《上帝的作为：美国的变革，1815-1848》 41 尽管我们今天常把19世纪早中期称为“杰克逊时代”，历史学家丹尼尔·沃克·霍伊(Daniel Walker Howe)指出，其实塑造我们今天所熟知的美国的，并不是杰克逊，而是辉格党。霍伊写道： “作为经济现代化的推动者、强大国家政府的支持者，以及在人道主义上比对手更能接纳各种才干（无论种族或性别）的人，” 辉格党“推动了美国从一系列封闭的农业社区，转型为一个通过商业、工业、信息、志愿性组织及政治纽带整合在一起的国际化国家。” 回望历史，霍伊总结说，即便辉格党在当时并不是占主导地位的政党，但“他们是美国未来的政党”。 42 要走出川普主义带来的创伤，美国需要一个属于这个时代的“辉格时刻”。【伍】为重建做准备川普主义的崩溃是国家复兴的必要条件。当川普制造一场不必要的危机时，这危机往往不会是小规模的。无论怎样，这一切都极有可能导致他的支持崩塌，历史的天平也将随之转向。 43 当然，我们已经到达了一种创伤性的断裂时刻。一个煽动民众的民粹主义者掌权，并正在摧毁一切。但更可能的情况是，这个民粹主义者将开始犯错，因为无能是虚无主义计划的内核。虚无主义者只会摧毁，无法建设。威权式的虚无主义本质上就是愚蠢的。我并不是说川普主义者智商低，我的意思是，他们的行为常常直接违背自身利益。他们带有病态的自我毁灭倾向。当你建立一个由一个人独揽大权、其他人只能拍马屁取悦他庞大自我需求的政府时，愚蠢就是必然的结果。 44 威权者在道德上也同样愚蠢。谦逊、审慎和诚实不仅仅是可贵的美德，更是带来良好结果的实用工具。当你用贪婪、欲望、虚伪和欺骗去取而代之，灾难就随之而来。 45 DOGE一代的孩子们无疑在某些方面聪明绝顶，但他们对政府的了解，就像我对火箭科学的了解一样少。他们曾宣布削减一项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合同支出达80亿美元—— 但如果他们正确解读了自己的文件，就会发现削减的其实不到800万美元。他们还解雇了国家核安全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个机构负责美国的核安全，不久之后就不得不撤回部分裁员决定。川普似乎正试图让一群山姆·班克曼-弗里德（Sam Bankman-Fried，美国企业家、加密货币交易所FTX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式的人物掌管美国的核武库和国税局记录—— 这会出什么问题呢？ 46 而当川普制造一场不必要的危机时，这危机往往不会是小规模的。他第一任期中“房间里的成年人”——那些曾试图控制危机的人——如今都已不在。无论第二任期的危机会是怎样：失控的通货膨胀？全球贸易战？经济崩溃和股市暴跌？与中国的军事冲突？疫情处理再度失败？又一次违宪、蔑视法院的真正政变？—— 这一切都极有可能导致他的支持崩塌，历史的天平也将随之转向。 47 然而，尽管川普主义的崩溃是国家复兴的必要条件，但这还远远不够。它的终结必须伴随真正的公民与政治更新所需的艰苦努力。 48 进步并不总是平稳或愉快的旅程。在某些时期，国家会在某种范式下运行数十年，直到这种范式失效并被摧毁。当重建新范式的时机来临，进步主义者谈论的是经济再分配；保守主义者谈论的是文化与社会修复。历史表明，两者缺一不可：国家危机的复原需要在社会各个层面进行全面性的重塑。如果你回望几个世纪的历史，会发现这个过程需要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努力。 49 首先，是全国性的价值观转变。例如在19世纪末，美国经历了痛苦的工业化进程，严重的经济衰退和城市贫困带来了国家性创伤。对此，社会达尔文主义让位于“社会福音”运动。社会达尔文主义（与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等思想家相关联）推崇“适者生存”，声称穷人之所以贫穷，是因为能力低劣。而社会福音运动（与神学家沃尔特·劳申布什，Walter Rauschenbusch，等人相关联）则强调贫困的系统性原因，包括“镀金时代”企业权力的高度集中。到了20世纪初，大多数主流新教派别都签署了《教会社会信条》(Social Creed of the Churches)，呼吁废除童工、建立残障保险等制度改革。 50 其次，是危机中的国家团结依赖于强烈的国家认同——即回归国家的根本精神。他们需要一位领袖，用新的道德使命取代虚无主义的无道德观，或奴隶制之类的非正义体制，就像林肯在葛底斯堡对美国国家意义的重新定义一样。 51 第三，是公民复兴。在社会福音运动生根之后，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的美国人发起并参与了一系列社会运动和公民组织：如联合劝募会(United Way)、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塞拉俱乐部(Sierra Club)、定居屋运动(settlement-house movement)和美国退伍军人协会(American Legion)。 52 第四，是国家性的重新审视。正如贾雷德·戴蒙德指出的那样，那些成功实现转型的国家并不会夸大灾难，而是以清醒的眼光评估何处有效、何处失败，并追求慎重、选择性的改革。戴蒙德的研究显示，成功的改革领导者也会为危机承担自身责任。例如，德国领导人承认纳粹历史；芬兰在二战前接受了其对苏联的非现实外交政策；澳大利亚在1970年代承认其政治文化和外交政策过度依赖英国的错误。 53 第五，是政治改革的浪潮。在1830至1840年代的英国，社会混乱、银行倒闭、严重萧条、骚乱和极端财富不平等相继而至。时任首相的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是一位极具道德操守的领导人，他建立了现代警察体系，削减关税，推动铁路立法（从字面上为英国工业化铺设了轨道），并促成了1844年《工厂法》的通过，对工厂劳动条件进行规范。 20世纪初的美国，进步主义者也推行了一系列有效改革，使国家摆脱了工业化带来的危机。政治改革的一部分，是权力圈的扩大。如今在美国，这意味着在传统上由进步精英主导的文化领域中（如大学、非营利组织、文官系统和主流媒体），应大规模纳入工人阶级与保守派的声音。 54 最后，是经济扩张。经济增长可以愈合许多创伤。推动所谓“繁荣议程”——即减少政府管制、增加对创新的投资、扩大住房、能源和医疗资源的供给——是实现这种扩张最有希望的路径。【陆】 “火星终将向上飞升” 川普主义似乎正在吞噬一切，然而，修复的力量正在悄然集结。从长远来看，川普主义注定失败，历史不会停止前进。 55 从长远来看，川普主义注定会失败。没有谨慎与谦逊的权力终将覆灭。正如个人只有在痛苦中才会改变，国家亦然。如今，川普主义似乎正在吞噬一切，让人忍不住想相信这一次或许真的是“不同的一次”。但历史不会停止前进。即使在此刻，当我走访全国各地时，我也能看到修复的力量正在社区和街区中悄然集结。如果你参与的组织正在跨越阶级界限建立信任，那你就是在对抗“川普主义”。如果你是一位民主党人，正摒弃封闭象牙塔式的进步主义，转而支持类似辉格党的、面向工人阶级的繁荣议程，那你就是在对抗“川普主义”。如果你在捍卫一种包容与多元的道德准则，一种能够维系美国统一的信念，那你就是在对抗“川普主义”。 56 随着时间推移，价值观的改变会带来人际关系的变化，人际关系的变化会推动公民生活的重建，而这最终会影响政策方向，并改变整个国家的发展轨迹。这一过程开始时缓慢，但正如《约伯记》所说： “火星终将向上飞升”。[注] [注] 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至于我，我必仰望上帝，把我的事情托付他。 ——《约伯记》5：7-8 *为便于手机阅读，编辑进行了较多断行分段处理。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4-16 00:00

特朗普关税引发经济混乱后，拜登试着重返政治舞台

不在拜登，而在特朗普。尽管如此，许多民主党人并不急于看到拜登重新活跃在公众视野中。一位曾是拜登的捐款人和筹款人表示，拜登的演讲“没问题”，因为“这就是人们对前总统的预期”。但他也说，“我不认为会有大量民主党人希望他成为全国舆论的焦点”。另一位曾在拜登竞选团队工作的人员表示，“作为最负有责任导致特朗普再次当选的人，现在却觉得是你该发声的时候，这需要一种特别的勇气。” 他接着说：“如果他选择默默退场，这对国家可能更好。” 据一名前官员透露，拜登基本上恢复了他担任参议员时的生活节奏，每周大约搭乘两次美铁从特拉华州前往华盛顿。他还在与以前的助手会面，并与国会成员保持联系。今年2月，拜登曾会见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肯·马丁。上个月，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还发出了一封由拜登签名的筹款邮件。在败选五个月后，前副总统哈里斯也开始再次参与公众讨论，她正在权衡是否参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上周在加州一场女性领导力会议上，哈里斯在未提及特朗普姓名的情况下对与会者说：“我们当初知道很多事会发生。”她笑着补充，“我不是来对你们说‘我早就说过’，我发誓我不会这么说。”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4-16 00:00

暂停对等关税前，特朗普铁杆盟友巧合大举买入股票、抛售美债！特朗普内幕交易质疑进一步发酵

是否存在内幕交易的空间和动机？美国加州民主党参议员亚当·希夫呼吁美国国会调查特朗普在突然暂停一系列全面关税时是否参与了内幕交易或市场操纵。希夫指出，关税政策的征征停停当然给市场造成了严重破坏，但还有另一个深远的危险，那就是白宫内部和政府内部的内幕交易。 “特朗普政府中谁在做空市场，然后从美国人民的痛苦中获利？”南卡罗来纳州州议会前议员巴卡里·塞勒斯在社交媒体发问。“他喜欢这个，操控市场，”曾在白宫担任伦理道德事务律师的理查德·佩恩特说，“看到这条帖子并且买入的人都发财了。”白宫发言人德赛也未正面回应美联社的提问，只声称“面对媒体无休止地散布恐慌”，特朗普“有责任确保市场及美国人的经济安全”。

金融界04-15 22:15

美国无法凭借关税恐吓中国！美《外交政策》:特朗普的关税是给习近平的礼物

由主义的国际秩序。” 虽然大多数连任的民主党领导人都感到任期限制的束缚，但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内却变得更加鲁莽，不断提出延长其权力以超越宪法规定的八年任期限制的可能性。讽刺的是，特朗普最鲁莽的一些举动都集中在中国身上。上周三，他暂停了对几乎所有国家(中国除外)武断且不合理的高关税政策。尽管特朗普可能没有意识到，但他戏剧性地将对华关税升级至145%，可能最终成为对习近平的一份“礼物”。没错，北京在短期内会面临困难，甚至可能是长期的困难，但特朗普的行为分散了中国民众对习近平自身缺点的注意力，并强化了北京方面长期以来宣扬的政治体制优越性，以及华盛顿试图压制中国的宣传口径。在全世界看来，中国如今反倒更像是一个追求稳定与现状的温和国际力量。如果一个国家必须选择一个超级大国作为自己的依靠，中国或许是更理想的选择。特朗普对北京采取的极端措施，为中国与其通常互不信任的邻国日本和韩国，以及中国与欧洲之间的和解开辟了道路。在股市和债市低迷的背景下，特朗普突然需要证明自己吹嘘的达成协议的能力，这也可能增强了东京和首尔在与他政府谈判中的筹码。这就是华盛顿将为发动一场鲁莽的经济战，以及未能控制住一位如此愚蠢、沉迷于权力、夸耀其他领导人都渴望拍他马屁的总统而付出的战术代价。特朗普怎么会认为这是值得的呢？正如评论员经常指出的那样，特朗普的世界观很大程度上形成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当时美国工业霸主地位正走向衰落。那时，特朗普首先将矛头指向日本，之后又转向中国，指责这些国家“窃取”了美国的就业、产能和技术。对特朗普来说，华盛顿在国家等级制度之巅的地位似乎是一种怀旧，没错，但也是与生俱来的权利。他似乎认为，通过关税惩罚其他国家，就能恢复美国原本应该被夺走的东西。这不仅严重误解了基础经济学，也误解了世界历史。诚然，中国很可能窃取了国外的知识产权——从其令人印象深刻的高铁技术到其战斗机的设计——并在近几十年的蓬勃发展中想方设法保护其经济免受竞争。然而，特朗普似乎没有意识到，崛起的大国在整个现代社会都曾这样做过，包括19世纪的美国。但中国在汽车、交通运输、可再生能源和机器人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以及其在人工智能和太空探索领域与美国日益激烈的同侪竞争，不能仅仅用“偷窃”来解释。特朗普没有意识到，中国的大部分成就都源于其人民的辛勤工作和牺牲，以及持续不断、有针对性的民族复兴。在工业领域，这包括发现生物医药和机器人等前沿领域，并对其进行大力投资。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同样致力于改善高等教育，使其更加普及。 “昏君”不仅自信满满、冲动行事，而且往往消息不灵通。这是因为，当他们完全压制了自己的政党，身边都是唯唯诺诺的人时，他们很少接触到与其观点相悖的信息。特朗普将自己无敌的感觉与美国的无敌感混为一谈。由于美国国内无人能抗拒他，他现在认为世界上也无人能抗拒他——即使他的政府成员对中国发表了轻蔑的、带有种族主义意味的言论。美国副总统万斯(J.D. Vance)上周表示，美国人不应“向中国乡巴佬借钱”。周日，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Howard Lutnick)对那些促成全球智能手机革命的中国工厂不屑一顾，说那些工厂只是“一群工人把小螺丝钉拧进去”。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Scott Bessent)表示，中国的商业模式已经崩溃，没有美国市场就“无法生存”。但他却不愿提及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对美出口在其全球出口中的比重，已从1990年代末的42%高点下降至如今约13%。贝森特设想了这样一个世界：北京会听从华盛顿的指令：“你们要调整经济结构，多消费、少制造。我们要少消费、多制造。……我们要大大公平地创造竞争环境。” 这番傲慢言论出自一位常被描绘为特朗普顾问中最冷静之人之口，其天真程度令人震惊。这反映出特朗普对美国强盛时代的怀念——那是一个充斥着诸如1985年《广场协议》之类的协议的时代，该协议似乎一挥手就改变了世界主要货币的汇率，以减少美国对西德以及当时竞争力强大的日本的贸易逆差。但即使如今中国的经济增速已开始放缓，人口也已萎缩，与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截然不同。当时的日本规模小得多，依赖与美国的贸易，并依赖美国提供安全保障。中国不仅人口约为美国的11倍，而且在短短一代人多一点的时间里，就已成为大多数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比世界银行更大的金融资本来源，以及一流的军事强国。中国外交部最近发表声明说：“中国是文明古国，是礼仪之邦。我们不惹事，也不怕事。施压和威胁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式。中国已采取并将继续采取坚决措施，维护自身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抛开言辞，北京这番冷静的表态基本正确。美国无法凭借关税恐吓中国，也无法凭借一位糟糕的帝国主义总统对自身权力和国家实力的过度自信来恐吓中国。美国必须正视自身的弱点——不是沉湎于回不去的过去，而是制定积极而务实的未来议程。

tqttier04-15 07:08

外交事务：特朗普低估了中国，美国需要全新的盟友关系才能对抗北京

大贸易伙伴）。从原始数据来看，这种由民主国家和市场经济体组成的阵营，在几乎每一个维度上都超过中国。但如果不进行协调，这些优势仍然只是理论上的。因此，释放这个联盟的潜力，必须成为本世纪美国国家战略的核心任务。这不能靠传统的联盟模式简单加倍推进。美国可以从长期的双边联盟（如与日本和韩国）和多边机制（如北约）出发，再加上新近建立的合作（如与澳大利亚和英国的AUKUS防务科技协议），以及较松散的组织（如四国集团，包含澳大利亚、印度、日本）。但任务并不是仅仅庆祝这些机制的存在或扩大其成员，而是要深化其功能，使之成为在多个领域推动“以能力为核心”的国家战略的基础。这些关系太常基于一个假设：美国提供安全保障，其他国家则提供政治支持，或顶多贡献一些特定能力。整个体系仍主要以安全为中心，侧重威慑、部署和安抚，而将经济协调、产业整合、科技合作等关键维度视为次要。这种传统模式根本无法应对中国这种系统性对手，对当下局势而言，极其不足。过去几十年，美国的联盟与伙伴策略建立在战略惯性和结构性等级制度之上。如今，必须转变为一个在所有关键领域中产生共同能力的平台，而不仅仅是军事。要实现这一点，美国及其盟友必须接受一种陌生、甚至令人不适的高度协调与相互依赖。在军事上，实现规模化必须实现双向能力流动，包括投资美国防务产业中薄弱环节，同时向历来未获得过高端装备的盟友提供先进技术。在经济上，实现规模化意味着围绕中国过剩产能建立联合关税与监管屏障，同时构建新的机制协调产业政策并整合盟友市场份额。在技术上，同样需要建立统一的投资规则、出口管制与研发保护机制，以防止技术向中国流失，同时开展联合投资。这些步骤将使一个仅在原则上对齐的联盟，变成一个在实践中融合的共同体。这种以“共享能力”为战略基础的转变，将使美国及其伙伴能够在规模和速度上与中国展开真正竞争。双向规模化拜登政府利用现有安全联盟和伙伴关系构建了一个“网格体系”，旨在更好地分配军事部署、提高盟友国防预算，并推动AUKUS等新安全机制，同时提升四国集团的地位。这些努力值得加强，但下一阶段必须是转型国防工业合作。从乌克兰战争吸取的教训很明确：美国若单独与中国进行持久冲突，将缺乏足够产能。尽管无人系统方面的新兴企业展现出一定创新潜力，但真正实现规模化，特别是在传统系统领域，仍需通过与盟友共同生产和更深层次的产业整合。二战时期的“民主国家军火库”不太可能重现。美国需要建立的是历史学家阿瑟·赫尔曼所说的“民主国家军火网络”：一个以联合生产、共享创新和整合供应链为基础的国防产业网络。这与过去的模式截然不同，以前是美国向他国单向输出能力。如今，规模化要求能力双向流动，包括盟友在美国境内的投资和制造。拜登政府迈出的初步尝试，如由日本修理美国驱逐舰，已经展现出一丝可能性。更大胆的举措可能包括与日本、韩国造船企业（其生产率是美国的两到三倍）建立合资企业；促成欧洲导弹制造商与美国企业合作；或邀请日本、台湾公司在美建设传统微电子工厂。但过时的监管和政治限制仍然常常阻碍盟友能力的转化，这些问题必须由国会和行政部门共同解决。美国自身的能力也必须向盟友输出。拜登时期启动的AUKUS协议，以及与日本联合生产“战斧”导弹等举措，是迈向正确方向的一步。但真正取得进展，需要克服国务院对扩散的担忧和五角大楼对技术优势流失的恐惧之间的官僚同盟。快速分享技术是确保澳大利亚建成核潜艇、亚洲盟友拥有足够反舰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台湾能有效威慑中国入侵、印度能把安达曼群岛建设成北京无法忽视的军事堡垒的关键。这在实际操作上可能意味着：统一出口管制法律，协调采购标准，协同投资关键环节的组件，从半导体到光学设备等。盟友之间也可以彼此转移能力，不仅是在地区内部，也包括跨地区之间。这种能力转移已经有所启动，尽管仍然缓慢，但还有更大潜力可挖。韩国的武器可帮助欧洲重新武装与再工业化；法国的核技术可以支持印度的潜艇项目；挪威和瑞典的导弹可帮助印尼和泰国保卫海域。实现能力整合，需要在联盟之间进行跨体系思考，而美国应在其中推动集体行动。更紧密的整合也需要更多责任分担——甚至责任转移。当盟友和伙伴跨洲构建协作网络的同时，他们也必须在本地区承担更多威慑任务，欧洲国家在欧洲加强自身角色，亚洲国家在亚洲加大投入。这可通过加强一些日益重要的组织的安全维度来实现（如四国集团，或美日韩三边机制）。但华盛顿还需加强与盟友在实战层面的协调，例如升级联合作战指挥系统、加大互操作性投资、提升联合演习的复杂度。这可能包括与美国盟友和伙伴组建联合部队，先从印太危机时可部署的陆基防空和反舰导弹营开始，未来扩展到更复杂的空军和海军编队。美国还应通过在核指挥与控制方面给予盟友更多话语权，推进类似冷战时期与欧洲盟友开展的核共享安排，来强化延伸威慑。在全球范围内，美国可推动新版“关岛战略”，该战略由总统尼克松在越战后提出，主张将责任下放给伙伴国。这将赋予地区国家更大主导权，正如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华德所称的“副警长”角色：澳大利亚主导太平洋岛国事务，印度主导南亚，越南主导东南亚大陆，尼日利亚主导非洲。在实际操作中，下一次南亚某国出现挑战时，美国应当听取印度的判断，决定如何促进地区稳定或遏制中国影响力，而不是执意推进自身偏好。共同市场拜登政府在与中国的经济与技术竞争中采取了重要措施，包括美欧贸易与技术委员会、美印关键与新兴技术倡议，以及与日本和荷兰协同实施的半导体出口管制。但要有效应对中国的过剩产能并保持技术领先，仍需超越华盛顿一贯的保守做法，采取更有雄心的行动。中国的非市场行为与庞大体量已压垮世界贸易组织，并对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的工业基础构成生存威胁。若美国试图独自应对，势必失败：哪怕保护住了本国市场，如果中国仍能将美企挤出盟友市场，后者将失去维持竞争力所需的规模。因此，美国必须与盟友伙伴共同实现规模化，通过一道防御壁垒阻挡中国出口。建立一个受保护的共同市场，可以从协调对中国产品征收关税开始。但由于关税容易被规避，更有效的做法可能是使用协调一致的非关税壁垒，包括监管工具（拜登政府已对来自中国的智能网联汽车采用了此类手段）。此类监管措施与伙伴协调起来相对迅速、可行。另一个工具是“选择性多边主义”——在对盟友和伙伴开放市场的同时，对中国商品设立更高门槛。这种方式获得了政治光谱两端人物的广泛支持，从特朗普政府时期的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到民主党重量级议员都表示认同。其理念与二战后初期自由世界内部贸易体系的某些做法类似，即优先对民主国家提供市场准入而非对威权对手。若自由贸易协定时代暂告段落，那么与盟友达成行业层面的协议，将是整合市场、规避政治阻力的有力方式。协调一致的产业政策工具也将大有裨益，例如成立一所新的国际产业投资银行，向战略领域企业发放贷款，以帮助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尤其是在医药和关键矿产等关键行业。同时，推动清除对盟友和伙伴投资的障碍，例如绕过国家安全审查。日本、韩国与台湾已在产业合作方面对美国投资逾3000亿美元（拜登任期内数据，在特朗普任期中仍在增长）。尽管欧洲常被视为经济停滞，其在钢铁、汽车、船舶与民用航空领域的产量都超过美国，占全球制造份额更多，制造业就业人口是美国的三倍。同时，通过加强科学生态系统间的联系——加深合作、推动人才流动、设立共同的研究保护机制——将有助于确保美国盟友与伙伴能够在规模上匹敌中国。合并市场份额也将形成战略杠杆。有些人提出，应建立一个“经济第五条款”，参考北约的集体防御条款，这是应对中国经济胁迫的长期缺失措施。一旦集团内某成员遭遇北京施压，该机制将启动协调制裁、出口管制或贸易行动，也将作为威慑军事侵略的平台。退出或忠诚？特朗普向美国的伙伴施加了艰难抉择甚至直接威胁。许多国家很可能出于理解，可以暂时不愿再与华盛顿绑定。几代人建立的信任，很容易就被毁掉。大国往往高估自己对他国的影响力。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并不认为他在地方自治上的试验，会导致加盟共和国脱离苏联。特朗普政府或许也不认为自己对盟友的贬低与胁迫会引发“戈尔巴乔夫时刻”，但关键盟友已在考虑与华盛顿“分手”——发展核武器、组建地区新联盟、挑战美元地位。有些国家甚至出于对美压力的国内反弹，正在考虑向中国靠拢，尽管这会对本国产业与安全造成巨大风险。美国面临破坏自由世界联盟的风险，也正在瓦解通往规模优势的最佳路径。与此同时，随着华盛顿与自身联盟疏远，中国正构建起自己的联盟。出于反西方怨念与各自狭隘利益，中国、伊朗、朝鲜和俄罗斯正在形成一个实质性的威权同盟。中国重建了俄罗斯的国防工业基础，帮助伊朗向俄罗斯提供一次性攻击无人机，也默许朝鲜派兵前往欧洲参战。这四国政府正在联合削弱美国制裁，并开展外交协调、情报共享和联合军事演习。这是一项统一的挑战，需要统一的应对。当美国内部有人呼吁以“逆基辛格式”的外交策略拉拢俄罗斯、分裂中俄联盟之际，北京则坚定利用西方联盟的裂缝，尤其是试图加剧美欧之间的分歧。当前最大风险是：华盛顿一方面与欧洲分裂，另一方面却未能成功离间中俄关系。中国自身推行的“战狼外交”反而帮助民主国家凝聚力量；但美国也正在陷入一场适得其反的外交对抗，反而让中国有机会扮演“理性伙伴”的角色。华盛顿若真想在战略上取胜，成功联合盟友远比试图联合那些根深蒂固反美的对手更具现实意义。如果美国不能与他国共同实现规模化，或退守西半球、瓦解自身联盟，那接下来的世纪很可能就属于中国。美国将如当年的英国一样，被一个拥有前所未有规模的大国所边缘化。世界将被多个大国分割，但中国将是最强者，并在部分领域超过所有对手的总和。结果将是：一个更弱、更贫穷、更无影响力的美国，以及一个由中国主导规则的世界。尽管越来越多的共识低估了中国的实力、夸大了美国的复苏，但这种思维不过是过去误判周期的翻版。对美国前景的乐观想象容易助长单边主义，隐含甚至直接表达这样一种错误判断：美国的盟友和伙伴是多余或被高估的，而事实恰恰相反，它们是美国对抗强大对手实现规模化的唯一路径。要取得成功，美国必须比拜登政府时期的“亲盟友”政策更进一步、抱有更大雄心，彻底抛弃特朗普政府成形中的排他性、单边主义“美国优先”战略。这种承诺不仅是政策信号，更代表了美国及其盟友伙伴整体能力的展示。中国共产党对美国实力的“观感”极为敏感，而华盛顿调动盟友伙伴的能力——连北京都承认这是美国最大的优势——正是这个观感判断中的关键因素。因此，美国最有效的战略，不是孤军奋战，而是与各国共同构建新的、持久的、坚实的能力网络。这种跨党派、长期的结盟升级战略，再加上新兴领域的战略协作，才是美国在面对史上最强竞争对手时取得规模化对等竞争的唯一出路。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4-15 00:01

加拿大的民调靠谱吗？自由党的支持率为何大幅上升？来听听民调专家的解析

仅有19个百分点，基本和立场更偏左的新民主党打平。从那以后，我们看到支持率呈一条直线变化——虽然最近几周有些停滞，但趋势无法再继续上升了。最终，25个百分点的优势完全消失了。那时没人注意到这一点，所以我遭遇了大量怀疑和批评。保守党人对这种变化感到不满，他们原本以为可以轻松地喝着啤酒、关掉引擎就能顺利获得多数席位，但我却看到了差距在迅速缩小。在我最近的数据中，自由党将获得高达200个席位的绝对多数。我认为最终数字可能会有所回落，但他们仍将有充足的优势。这是前所未有的。我从未见过加拿大选民格局发生如此变化。其实外界并不太清楚，我们在过去六个多月中一直在每天收集数据，就像每次选举前我们都会做的那样，尤其是为了获取足够多的样本，便于观察微观地区的情况。我们和很多竞争对手不同——他们可能每周只有200个样本，每月才进行一次汇总——而我们每天收集300个样本。所以我们在观察短期反应或变化方面更为敏捷。但也因此遭到很多质疑，很多人说，“格雷夫斯在编造数据，这就是在操纵选民。” 这次选举的结果会有多大程度是因为特朗普？目前影响最大的因素毫无疑问是特朗普，以及他提出的吞并和关税这些令人震惊的主张。当然这些话题本身已经引起关注，但更重要的是他一连串宣布的内容所传达出的整体风格——比如“我们要在加沙建度假村”、“我们要把乌克兰的一部分还给俄罗斯，也许不再和泽连斯基打交道”，还有提名小罗伯特·肯尼迪。我问人们：你认为特朗普政府的表现是否符合预期，是更糟还是更好？结果显示，虽然加拿大人本来也没抱太大希望，但绝大多数人都说：“不，这远比我们预期的糟糕。” 这引发了加拿大国内的强烈反弹。原本处于35年来低点的国家认同感开始上升。加拿大人开始反应过来，“他们要吞并我们？” 这激发了国家情感的强烈复苏，成为推动自由党地位提升的主要因素。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曾推动特朗普首次当选和英国脱欧的那股力量，如今在加拿大也很活跃。我们衡量这类政治倾向——很多人称之为右翼威权式民粹主义——的方法，包括一些关于育儿方式的简单问题，比如在教育孩子时，更重视服从还是创造力。这类倾向对预测特朗普、脱欧以及加拿大保守党支持度有极强的关联性。十年前还不是一个有效的预测指标，现在却变成了强大的新力量。另一个相互交织的重要因素是虚假信息。支持保守党的选民，不仅稍微偏爱特朗普，而是支持特朗普的可能性比自由党选民高出25倍。他们对“自由车队”持积极态度的可能性也高出25倍，几乎以相同的比例相信各种虚假说法——比如政府故意隐瞒疫苗致死真实数据，森林火灾是环保分子纵火造成的，或认为气候变化是假的，也更亲近俄罗斯。大约25%的选民属于这种类型，除去那些投票给人民党的选民——人民党如今已基本被波利耶夫领导下的保守党吸纳。这些人和特朗普支持者非常相似。但波利耶夫若要达到45%的支持率，他还需要能吸引20%没有这些特征的选民。后者并非不信任体制，可能属于传统保守派，或者是对特鲁多感到厌烦的原自由党选民。他们不认为气候变化是骗局，也热爱这个国家。自由党的增长很大程度上就来自这些人回流。这对卡尼来说有什么优势？卡尼在一些传统上对自由党不利的议题上，更容易被视为有能力和值得信任的人。当前最核心的问题是如何与美国协商未来的贸易关系，以及一系列关税相关问题。在这些方面他拥有明显优势，他还在如何推动经济增长、提升生产力和应对通胀等问题上具有优势。这些原本是加拿大保守党，如同美国共和党，长期积累的优势领域。但如今对波利耶夫来说，这些优势已不复存在。波利耶夫是如何应对这一局面的？波利耶夫此前成功地调动了这些民粹主义力量。他的竞选策略高度自律，反复使用“特鲁多糟糕，加拿大完了，砍掉税收”的口号，效果也很好。但当加拿大人面对主权受到威胁的存亡关头时，这些口号对许多人来说变得空洞无力，他却难以转向。首先，当你距离赢得政权这么接近时，要放弃一个有效的框架是很困难的。其次，他的转变也受到限制，因为他核心支持群体中的那25%根本不觉得这些事情令人担忧。他们喜欢特朗普，甚至不认为成为美国第51个州是坏事。所以他很难把自己重新定位为“加拿大守护者”。这让他转向的努力变得更为艰难。他们尝试过很多策略，比如把卡尼描绘成另一个特鲁多。但这个说法没能打动选民。他们也试图用道德问题攻击卡尼，但我们在相关测试中发现，他们还没找到能真正引起共鸣的信息。说到民调行业，美国现在的民调处于困境。在加拿大的情况如何？加拿大的情况要好得多，远胜于美国。虽然也有人对民调持怀疑态度，但公众总体上还是更倾向于正面看待，并且这种信任并没有减少。我还想指出，加拿大民调机构的历史记录相当不错。美国2016年特朗普首次当选时出现的误判，在加拿大并未发生。加拿大的民调机构在过去几次大选中基本都预测对了胜选者。所以我们在结果准确率上表现良好，这可能也是公众更信任的原因之一。根据你的研究，我们对这场选举可以有哪些期待？有什么新趋势？我问加拿大人，他们对这场选举的主要情绪是什么。我每次选举都会问这个问题。我记得曾和克林顿的民调顾问斯坦利·格林伯格谈过——他赢过不少选举，很擅长这行。他对我说：“弗兰克，赢得选举的三大关键因素是，情绪、情绪和情绪。” 你明白意思了吧，情绪极为重要。我问大家：你现在的感受是希望、绝望、愤怒，还是恐惧？愤怒会成为强有力的动因，希望也一样。但如果是绝望，那通常不会让人去投票。我观察到的是，这次选举的整体情绪——此前并不充满希望，正在转向希望。尽管加拿大人对关税、吞并，以及未来新世界秩序以及加拿大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感到非常焦虑和担忧，但他们实际上展现出了极大的希望情绪回升。他们的态度是：我们会尽一切努力维护我们的主权，重新建立在这个剧变的世界中的关系。我们知道这会很痛苦、很有风险，但我们仍然乐观而充满希望，相信我们可以应对这个挑战。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4-15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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