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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IUS法案获美参议院通过对加密行业有哪些影响

“ 一个蓬勃发展的稳定币生态系统将带动私营部门对美国国债的需求——而国债正是稳定币的资产支撑来源。这种新增需求可能降低政府借款成本，并有助于控制国家债务。同时，还可能为全球数以百万计的用户打开通往基于美元的数字资产经济的大门。这对所有相关方而言，都是三赢局面：私营部门受益；美国财政部受益；消费者受益。这正是明智、支持创新的立法所带来的成果。” 提出该法案的田纳西州共和党参议员比尔·哈格蒂表示：“如果我们现在不采取行动，这些好处不仅会消失，我们在全球竞争力方面也会落后。如果没有监管框架，稳定币创新将会在海外蓬勃发展，而不是在美国！” 共和党参议员哈格蒂表示：“这项法案的通过，使美国距离成为加密货币领域的全球领导者又近了一步。《GENIUS法案》为支付稳定币建立了一个有利于增长的监管框架。这项法案将巩固美元的主导地位，保护消费者权益，并推动对美国国债的需求。” Coinbase 首席法务官 Paul Grewal表示： “一年前，我甚至觉得这不过是一场狂热的幻想。想想我们已经走了多远。” Telcoin 银行业务总裁帕特里克·格哈特 (Patrick Gerhart) 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GENIUS 法案将是稳定币格局的重大转变。“不一定是数量，而是质量。监管为新发行机构的涌现打开了大门，但合规性、互操作性和实用性最终将决定最终的赢家。这不仅关乎谁拥有最雄厚的资金或最响亮的品牌，还关乎谁能够与现有的金融基础设施整合，满足监管预期，并服务于当地民众。”格哈特表示，虽然银行和大型科技平台可能一开始就拥有巨大的优势，但“真正的长期价值将来自于能够实现可编程、低成本和移动优先金融服务的稳定币。” DeFi 教育基金执行董事兼首席法律官阿曼达·图米内利 (Amanda Tuminelli) 在类似声明中表示：“这是美国的胜利，是创新的胜利，也是美国朝着对数字资产进行适当监管迈出的重要一步。” 新奥尔良杜兰大学弗里曼商学院的助理教授瑞安·彼得斯指出：GENIUS 是迈向成熟稳定币基础设施的必要第一步。稳定币能否成为一种具有韧性的支付媒介，还是在首次真正的压力测试中遭遇挫折，完全取决于政策制定者对后续行动的重视程度。 PayFi 网络 Huma Finance 联合创始人埃尔比勒·卡拉曼 (Erbil Karaman) 认为，参议院通过《GENIUS 法案》将是一个“关键转折点”，并预测稳定币将“超越投机交易，成为重要的金融基础设施”。他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DeFi 的夏天即将到来，它将与过去的夏天截然不同。区块链安全公司 Lionsgate Network 的首席执行官 Bezalel Eithan Raviv 表示：“总体来看，该法案的效果将比目前的任何法案都要好。” 资料来源：金色财经、路透社、金十数据、CoinTelegraph、CNBC、Covington、CoinDesk、Payments Dive、The Block、Better Markets等

金色财经26分钟前

关于全球金融治理的若干思考——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2025陆家嘴论坛上的主题演讲（全文）

并扩大发行规模。在使用范围上，积极推动私营部门和各类市场主体积极参与，在国际贸易、投融资活动中广泛使用SDR，发行以SDR计价的债券，提升SDR作为储备资产的作用，并建立适应大规模使用的SDR结算机制。第二个问题，关于跨境支付体系。跨境支付体系是全球货币资金运行的“动脉”，是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融资、维护金融稳定的重要依托，也是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支撑。国际货币体系向少数几个主权货币并存演进和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将促进跨境支付体系的多元化发展；多元化的跨境支付体系反过来也将加速国际货币体系的变革。近年来，传统跨境支付体系面临的问题逐渐凸显。一是传统跨境支付方式与新兴数字技术存在代差，效率低、成本高、普及性差等问题亟待改善。二是跨境支付需要协调不同的法律和监管框架、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国际合作有待加强。对此，G20等国际组织高度关注，专门制定了改善跨境支付的路线图。三是地缘政治博弈加剧，传统跨境支付基础设施容易被政治化、武器化，作为单边制裁工具使用，破坏国际经济金融秩序。在这种背景下，全球希望改善跨境支付体系的呼声不断高涨，新兴支付基础设施和结算方式不断涌现，推动全球跨境支付体系朝着更加高效、安全、包容、多元的方向发展。这一趋势未来会持续增强。一是跨境支付体系向多元化发展。币种方面，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使用本币结算，促进更多货币的国际化使用，单一主权货币主导跨境支付的局面正逐步改变。渠道方面，除传统的代理行模式外，新兴跨境支付系统、区域性多边支付系统等陆续出现，结算渠道更加多样，跨境支付效率进一步提升。经过十余年的建设与发展，中国已初步建成多渠道、广覆盖的人民币跨境支付清算网络。二是支付系统和生态的互操作性不断提升。更多国家和地区延长支付系统运行时间、采用国际通用报文、推进快速支付系统互联互通，提高跨境支付的效率、降低交易成本。以亚洲为代表的国家和地区通过二维码支付互联互通，大幅提高了零售支付生态的互操作性，极大便利了居民跨境支付。三是新兴技术在跨境支付领域加速应用。区块链和分布式账本等新兴技术推动央行数字货币、稳定币蓬勃发展，实现了“支付即结算”，从底层重塑传统支付体系，大幅缩短跨境支付链条，同时对金融监管也提出了巨大的挑战。智能合约、去中心化金融等技术也将持续推动跨境支付体系的演进和发展。第三个问题，关于全球金融稳定体系。 2008年金融危机前，国际社会主要依赖以IMF为主的全球金融安全网进行事中事后救助。危机之后，进一步强化了金融监管规则等事前防范机制。一方面，多层次的金融安全网持续完善。在去年3月的博鳌亚洲论坛上，我就加强金融安全网建设作了演讲。在全球层面，近年来，IMF不断增强危机救助能力，强化政策监督职能，扩大政策监督范围。在区域层面，欧洲稳定基金、拉美储备基金、亚洲清迈倡议、阿拉伯货币基金等相继建立，成为相关地区金融稳定的重要支撑。在双边层面，美联储、欧央行等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通过货币互换机制，在危机时期向市场注入流动性。新兴市场本币互换合作也在稳步推进。目前人民银行与30多个国家和地区央行或货币当局签订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成为全球金融安全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基于监管规则的危机防范体系不断完善。金融危机后，国际社会对全球金融监管体系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包括发布《巴塞尔协议III》，增强银行机构的稳健性、强化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等。中国一直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监管标准的制定与实施，是少数全面实施《巴塞尔协议III》的经济体之一；已建立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框架，中国系统重要性银行总损失吸收能力已全部达标；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能为99%以上的存款人提供全额保障；出台并全面实施资管新规，影子银行风险大幅压降。当前，全球金融稳定体系正面临一些新的挑战。第一，监管框架仍然碎片化，甚至出现“竞争性逐底”的倾向。近来，《巴塞尔协议III》等国际监管规则的执行受成员国国内政治因素影响出现摆动，可能会带来监管套利，削弱全球金融稳定体系。国际社会应积极落实已议定的监管改革措施，防范监管套利和风险跨境传导。第二，数字金融等一些新兴领域监管不足。比如，对于快速扩张的加密资产市场和气候风险相关的监管框架，全球监管协调不足，监管的取向大幅摆动并受政治的驱动太强；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应用，缺乏统一监管标准。全球需要加强监管协同，补齐监管短板。第三，对非银行中介机构的监管仍然薄弱。过去20年，非银行中介机构在全球融资中的比重大幅上升。这类融资稳定性较弱，透明度较低，杠杆水平不断上升，监管有待加强。我们认为，以强有力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核心，构建多元、高效的全球金融安全网，维护全球金融监管规则的一致性和权威性，是危机防范与化解的关键路径，也是应该继续坚持的方向。第四个问题，关于国际金融组织治理。二战后，国际社会从IMF和世界银行起步，逐步建立了多层次、多维度的国际金融组织体系，覆盖了国际政策协调、金融监管规则制定、多边开发机构等领域，成为开展国际金融治理的主要制度性平台，对于促进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维护全球金融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全球经济格局变化，IMF、世界银行等主要国际金融组织和一些区域性金融组织的份额和投票权长期缺乏实质性调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占比明显低于在全球经济中的实际地位。国际社会还应关注，个别成员国奉行单边主义的政策取向，干预和影响了国际金融组织的治理和运作。国际金融组织需要与时俱进推进治理改革，动态反映成员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相对地位，提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和代表性，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提升治理效率。在诸多国际金融组织中，IMF处于核心地位，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IMF是以份额为基础的国际金融组织。份额规模决定了IMF的危机救助能力，份额占比决定了成员国在基金组织的投票权和获取融资的规模。当前IMF的份额占比没有能反映成员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相对地位。按照已达成的共识，尽快推动份额占比调整，是IMF完善治理、提升自身合法性、代表性的关键。当前，全球经济面临高度不确定性。在完善治理结构的同时，主要国际金融组织应进一步强化经济监督职能，客观评估全球和各国面临的风险，积极引导各国坚定支持经济全球化和多边贸易体系。加强对各国的政策引导，强化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稳定。各位来宾：完善全球金融治理，需要各方加强对话与合作。我们将坚持走改革开放之路、多边主义之路，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为构建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贡献力量。最后，预祝本届陆家嘴论坛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金融界4小时前

中国最新信贷数据出炉！北京借贷推动增长，但糟糕的是……

行其财政和货币刺激计划，以支持经济。但私营部门似乎反应不大——家庭和企业贷款需求仍然疲软。” 最新的信贷活动快照显示，4月家庭新贷款急剧下降，这是今年第二次出现家庭贷款缩水的情况。政府一直在加紧发售更多债券，以支付刺激计划和常规开支，以弥补税收收入的下降。虽然这推动了整体信用数字的上涨，但更广泛的经济依然疲软，越来越少的人愿意借钱消费或投资。

欧罗巴06-13 20:59

Talen Energy飙涨8%创历史新高，Circle涨10%迎稳定币法案利好，IBM量子突破再创新高

“这项20亿美元投资是宾州历史上最大的私营部门项目，将创造1250个高技能就业机会。”协议还包括探索小型模块化反应堆（SMR）建设及电站扩容计划。Talen总裁兼首席执行官Mac McFarland在6月11日表示：“与亚马逊的合作将为我们提供长期稳定的收入来源，降低市场风险。” Circle受益稳定币法案涨超10% 2025年6月11日，美国参议院以68票对30票通过《GENIUS稳定币法案》修正案的程序性动议，为最终表决铺路，预计最快下周一完成。法案要求稳定币以美元或高流动性资产全额储备，并对市值超500亿美元的发行方进行年度审计。Circle（CRCL.US），作为全球领先的稳定币发行商（USDC），受此利好消息推动，股价上涨10.66%，收于116.5美元（参考上方金融卡片）。Circle首席执行官Jeremy Allaire在6月10日表示：“清晰的监管框架将增强市场对稳定币的信心，推动数字资产的广泛采用。”此前，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通过更广泛的加密货币监管框架，否决了针对特朗普加密资产收益的修正案，显示行业监管环境逐步明朗。市场预计，法案若通过，将为Circle等稳定币发行商提供更稳定的发展环境。 IBM量子计算突破引爆市场 IBM（IBM.US）因量子计算领域的进展受到市场热捧，6月11日股价上涨1.91%，收于281.295美元，创历史新高，年内涨幅近30%，连续9个交易日上涨（参考上方金融卡片）。IBM宣布计划在2029年前推出大规模容错量子计算机，其Starling计算机预计性能将是现有量子计算机的2万倍。此外，英国牛津大学在量子比特控制精度上的突破及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2025年GTC大会上称“量子计算正迎来拐点”，进一步点燃市场热情。IBM首席量子官Jay Gambetta在6月11日表示：“我们的路线图为量子计算的商业化应用提供了清晰路径，特别是在药物研发和金融建模领域。”市场数据显示，IBM量子网络已覆盖280多家企业和学术机构，累计收入超10亿美元。行业对比与市场影响以下为三家公司及其所在行业的市场表现对比：公司行业股价表现核心驱动因素 Talen Energy 核电与能源 +8% 与亚马逊AWS的1.92吉瓦核电协议 Circle 加密货币与稳定币 +10.66% GENIUS稳定币法案程序性动议通过 IBM 量子计算与科技 +1.91% 量子计算突破与行业乐观预期 Talen Energy受益于核电需求的增长，尤其是AI数据中心的能源需求，股价创历史新高。Circle因稳定币监管的积极进展获得市场青睐，反映了加密资产行业的成熟趋势。IBM则在量子计算领域的技术突破和市场预期推动下持续走强。摩根士丹利首席美股策略师Mike Wilson在2025年6月表示：“能源、科技和数字资产领域的创新正驱动市场结构性机会，但需警惕监管和估值风险。” 编辑总结 Talen Energy通过与亚马逊的核电协议锁定长期收入，凸显了AI驱动的能源需求增长。Circle因稳定币法案的推进获得市场信心，显示数字资产监管环境的改善。IBM在量子计算领域的突破进一步巩固其科技领导地位。三家公司的表现反映了能源、加密货币和量子计算行业的结构性机会，但监管不确定性和高估值可能带来短期波动。投资者需关注政策进展和企业基本面，以把握长期投资价值。 2025年相关大事件 2025年6月11日：Talen Energy与亚马逊AWS签署1.92吉瓦核电协议，股票上涨近8%，创历史新高，市场看好其在AI能源领域的潜力。 2025年6月11日：美国参议院通过《GENIUS稳定币法案》程序性动议，Circle股价上涨10.66%，反映市场对监管明朗化的乐观预期。 2025年6月10日：IBM宣布2029年前推出容错量子计算机计划，股价连续9个交易日上涨，年内涨幅达30%。 2025年5月15日：亚马逊宣布在宾夕法尼亚州投资20亿美元建设数据中心，与Talen Energy合作提供核电支持，创造1250个就业机会。 2025年3月20日：Circle发布2024年财报，USDC流通量突破450亿美元，市场对其在稳定币领域的领导地位表示认可。专家点评 2025年6月11日，摩根士丹利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陈艾亚表示：“Talen Energy与亚马逊的核电协议反映了AI数据中心对清洁能源的迫切需求，长期收入稳定性将推动其估值上行。”——引自彭博社 2025年6月10日，瑞银集团首席美股分析师Jonathan Golub表示：“Circle的股价表现得益于稳定币法案的进展，清晰的监管框架将增强其在全球支付市场的竞争力。”——引自路透社 2025年6月9日，高盛科技行业分析师Eric Sheridan表示：“IBM的量子计算路线图为其在新兴科技领域提供了显著优势，但需关注研发成本对利润率的影响。”——引自高盛研究报告 2025年6月8日，巴克莱能源分析师James Thompson表示：“Talen Energy的核电协议为其提供了稳定的现金流，但需警惕FERC监管对电网稳定性的潜在限制。”——引自巴克莱研究报告 2025年6月5日，Wedbush数字资产分析师Sarah Johnson表示：“Circle的USDC在监管明朗化后有望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但需关注全球货币政策对稳定币需求的波动。”——引自CNBC 来源：今日美股网

今日美股网06-13 00:10

普惠金融还是财政转移？“特朗普账户”计划的双重面孔

企业承诺配套注资，可能形成示范效应，但私营部门参与度仍取决于政策稳定性与税收激励。从政治逻辑看，此举或意在绑定年轻家庭群体，但其长期执行效果将取决于资本市场的稳定性与政策执行的透明度，若股市遭遇系统性风险，新生儿账户恐成“负资产”。部分分析师认为该计划资金来源可能涉及其他社会福利项目的支出削减，本质是财政资源再分配，若未来政府更迭，政策延续性亦存疑。尽管这一政策似乎为“普惠金融”创新，但其实际效果与潜在风险仍需理性评估。原文链接

TradingKey06-10 18:09

桥水基金创始人达利欧万字长文：《内战？》

。当金融问题发生时，通常首先冲击的是私营部门，然后是公共部门。因为政府绝不会让私营部门的金融问题拖垮整个系统，政府的财务状况才是关键。当政府失去购买力时，就会发生崩溃。但在崩溃发生之前，会出现大量围绕金钱和政治权力的争斗。通过研究50多次内战和革命，可以清晰地看出，内战或革命最可靠的领先指标是政府财政破产与巨大的财富差距并存。这是因为当政府失去财政能力时，它就无法资助那些必须被救助以维持系统运转的私营实体（如2008年底美国等政府所做的那样），也无法购买所需物资，更无法雇人完成必要工作。政府失去了“权力”。处于“第五阶段”的一个典型标志、也是借贷和支出能力丧失的领先指标、也是进入“第六阶段”的触发因素之一，是政府巨额的赤字，是政府赤字庞大，债务超出除本国央行外其他买家的购买意愿。当不能印钞的政府不得不加税并削减开支，或者可以印钞的政府大量印钞并买入政府债务时，这个领先指标就被激活了。具体而言，当政府资金枯竭（即赤字庞大、债务高企、融资渠道枯竭）时，可选择的余地极为有限：要么大幅加税和削减开支，要么大量印钱，从而导致货币贬值。有印钞能力的政府通常都会选择印钱，因为这是相对“无痛”的路径，但这会让投资者逃离贬值的货币与债务。不能印钞的政府则必须加税与减支，这会导致富人逃离，因为他们难以忍受更高的税负和服务的丧失。如果这些不能印钞的地方本身又存在严重的财富不平等，最终往往会导致某种形式的内战或革命。撰写本文时，这种晚周期债务动态正出现在美国的联邦和州层面，其主要区别在于：州政府无法印钞还债，而联邦政府可以。联邦和许多州、市政府都面临赤字庞大、债务沉重和财富差距悬殊的问题，而美联储拥有印钞能力。美联储印钱并购买联邦政府债务，可以资助支出远大于收入的联邦政府。这虽然在帮助联邦政府及其扶助对象，但也让持有美元和美元债务的人在实际购买力上遭受了巨大损失。那些财富差距最大、债务最重、收入下降最严重的地区（包括城市、州和国家）最可能爆发冲突。有趣的是，美国那些人均收入和财富水平最高的州和城市，往往也是债务最重、财富差距最大的地区，例如旧金山、芝加哥、纽约市，以及康涅狄格州、伊利诺伊州、马萨诸塞州、纽约州和新泽西州。面对这些情况，要么必须削减支出，要么必须以某种方式筹集更多资金。接下来的问题是：由谁来承担解决这些问题的费用，是“富人”还是“穷人”？显然，不可能是穷人。削减支出对最贫困的人来说是最难以忍受的，因此必须对有支付能力的人征收更多税款，而这也加剧了爆发某种形式的内战或革命的风险。但当富人意识到他们将被征税以偿还债务和弥补赤字时，他们通常会选择离开，从而引发“空心化”过程。目前，这正在推动美国一些州之间的人口迁移。如果经济状况恶化，这一过程会加速。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税收周期的发展。历史表明，在财富差距大、经济状况糟糕的背景下加税和削减支出，是导致某种形式的内战或革命的最强领先指标。需要明确的是，这些变动未必是暴力形式的，尽管它们可以是暴力形式。我在个人生活中看到了这些循环正在发生。例如，我住在康涅狄格州，这是美国人均收入最高的州，拥有全美最严重的财富和收入差距，也有全美最高的人均债务和养老金缺口之一。我看到富人与穷人各自专注于自己的生活，几乎不会互相关心，因为彼此接触很少。我通过接触我们社区中的富人，和我妻子为帮助弱势群体中失学高中生所做的工作，得以窥见两个群体的生活。我看到了穷人社区中极其恶劣的生存环境，也看到了富人（在穷人眼中显得富有和奢靡）其实并不觉得自己富裕。我看到他们都在为自己的困难而挣扎——富人困于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子女教育等；穷人则为收入、食品、避免暴力、子女接受优质教育而努力。我看到这两个群体更容易对彼此持批判性、刻板印象的看法，倾向于相互厌恶，而不是将彼此视为同一个社区中应互助的成员。我看到由于这些刻板印象，以及富人认为自己并不富有，也不认为穷人值得他们的资助，导致互相帮助变得非常困难。我对未来感到担忧，因为现有状况可能会进一步恶化。我亲眼看到，新冠疫情所带来的健康与财政冲击揭示了穷人社区的恶劣状况，并正在加剧可能引发“有毒组合”动态的财政差距。平均数并不如受苦人数的数量及其所拥有的权力重要。那些支持对整体有利的政策——比如自由贸易、全球化、取代人力的技术进步，却没有考虑如果整体的利益分配无法让大多数人受益会发生什么，这样的观点忽略了一个关键事实：整体本身也会因此处于危险之中。若要实现和平与繁荣，社会必须具备能让大多数人受益的生产力。你认为我们今天有做到这一点吗？历史表明，当政府破产时，为了提高能惠及多数人的生产力，有一条路径是有效的：重组和/或贬值足够多的既有债务及非债务义务。这在第五阶段和第六阶段是常见做法。虽然这种重组或贬值在当下通常是痛苦的，但它能减少债务负担，继而为重建创造条件。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是：新创造的债务和货币必须被用于提升生产力、带来良好投资回报，而不是无条件地分发出去却无法带来生产或收入增长。若后者发生，这些货币将贬值至几乎失去购买力，政府或任何人都无法从中获益。历史显示，把借来的钱用于能带来广泛生产力提升、投资回报率高于借款成本的项目，可以提升生活水平并偿还债务，因此这类政策是有效的。如果用于融资债务的资金不足，中央银行印钞并作为最后贷款人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只要这些资金被用于有足够回报、能够偿还债务的投资上。历史与逻辑都表明，对各个层次的教育（包括职业培训）、基础设施和能够带来成果的科研进行良好投资非常有效。例如，大规模的教育和基础设施计划几乎总是取得成功，尽管这些投资见效通常需要较长时间。实际上，教育和基础设施的改善，即便是通过举债融资，几乎是所有帝国崛起的关键要素，而这类投资质量的下降几乎也总是帝国衰落的先兆。如果执行得当，这些干预措施完全可以抵消“毒性混合”效应。 “毒性混合”通常伴随着其他问题。以下因素出现得越多，发生严重冲突（如内战或革命）的可能性就越大。颓废在周期的早期，时间和金钱通常更多用于生产性事务；但在周期的后期，时间和金钱则更多地花在享乐上（例如豪华住宅、艺术品、珠宝和服饰等精致消费品）。这种现象始于第四阶段，当时这种支出被视为一种时尚；但到了第五阶段，它开始显得令人反感。通常，这种奢靡消费是通过举债来实现的，从而加剧了金融状况的恶化。与这种转变同时出现的心理变化也是可以理解的：富人觉得自己赚来的钱理应可以自由支配，用来享受生活无可厚非；而穷人在忍受苦难的同时看到这种消费行为，则认为这是不公和自私的。除了激化社会怨恨，奢靡消费（与储蓄和投资相对）还会削弱生产力。一个社会把钱花在哪里非常重要。如果是用于能够带来生产力和收入提升的投资项目，就会带来更好的未来；如果是用于不能提高生产力和收入的消费项目，未来则会恶化。官僚主义在内部秩序周期的早期，官僚主义较低；而在周期后期，官僚主义高度膨胀，这使得做出理性且必要的决策变得更加困难。这是因为随着社会发展，事情趋于复杂化，最终甚至连一些显而易见的好事都无法推进——这往往需要通过革命性变革才能解决。在一个以法律和契约为基础的体系中，这种问题会尤为突出，因为法律本身可能成为推进显然有益之事的障碍。以下是一个我亲身接触的例子，因为我和我的妻子对此非常关心。由于美国宪法未将教育列为联邦政府职责，因此教育主要由各州和地方政府负责，学校经费主要来自城市和乡镇的地方税收。虽然不同州之间有所不同，但通常富裕州中的富裕城市的孩子能接受到远比贫困州中贫困城市孩子更好的教育。尽管大多数人都认为孩子应该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但现实却显然不公平且低效。然而，这种制度结构在政治体系中根深蒂固，几乎不可能在不进行革命性改革的情况下改变。还有很多例子说明官僚主义妨碍了明智和有成效的行动，但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篇幅一一列举。这在今天的美国，已成为一个严重问题。民粹主义与极端主义在混乱和不满中，常常会出现一些具有强烈个性、反精英并自称为“普通人而战”的领导者，他们被称为民粹主义者。民粹主义是一种政治和社会现象，诉诸于那些认为自身关切未被精英阶层重视的普通民众。它通常出现在财富与机会差距扩大、国内外不同价值观被视为文化威胁，以及“体制精英”掌握权力却未能有效为大众谋福利的情境下。当这些因素激起普通人的愤怒时，民粹主义者便乘势上台。这些民粹主义者可以来自左翼或右翼，其政治立场往往远比中间派更为极端，且倾向于诉诸普通人的情绪。他们通常具有对抗性而非合作性，倾向于排他而非包容。这会导致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者之间因无法调和的分歧而爆发激烈冲突。他们主导的“革命”所呈现的极端程度不尽相同。近年，美国在2016年选举中特朗普的当选反映出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而桑德斯、Elizabeth Warren、AOC等人的受欢迎则体现了左翼民粹主义的影响力。多个国家的政治运动中，民粹主义势头正在增强。将民粹主义与政治极化作为关键指标来观察。民粹主义与极化现象越严重，一个国家越可能处于第五阶段，越接近内战与革命。在第五阶段，中间派成为少数；到第六阶段，中间派几乎不复存在。阶级斗争在第五阶段，阶级斗争会加剧。这是因为，在困境和冲突加剧的时期，人们更倾向于以刻板印象将他人归类为某一阶级成员，并将这些阶级视为敌人或盟友。在第五阶段，这种现象开始明显加剧；到了第六阶段，则可能演变为极端危险的局面。第五阶段的一个典型特征，并在第六阶段进一步恶化的，是对其他阶级的“妖魔化”，这通常导致某一或数个阶级成为替罪羊，被普遍认定为问题的根源。结果便是排斥、监禁，甚至消灭这些阶级成员的冲动，这种情况会在第六阶段出现。种族、民族和社会经济群体经常在社会经济压力下被妖魔化。 “妖魔化”与“替罪羊化”是典型且危险的现象，需要我们密切关注。公共领域真相的丧失随着人们变得更加分裂、情绪化和政治化，由媒体歪曲和宣传导致的信息失真使人们愈发难以辨别真相。在第五阶段，交战各方往往与媒体合作，操纵公众情绪以获取支持、打击对手。换句话说，左翼媒体人与左翼政治力量合作，右翼媒体人与右翼政治力量联手，在“肮脏的战斗”中互相攻讦。媒体变得像义警一样肆无忌惮：人们经常在没有法院审判的情况下被媒体“定罪”，生活被彻底摧毁。在一战和二战期间，英国这个民主国家也设立了“新闻部”来发布政府宣传。顺从政府宣传需求的主流媒体出版商受到提拔，不配合者则被抨击和边缘化。革命者也同样在各种出版物中歪曲事实。法国大革命时期，革命者经营的报纸鼓吹反君主制和反宗教情绪，但这些革命者掌权后又在“恐怖统治”期间封杀持不同政见的报纸。在财富差距巨大、民粹思想盛行的时期，揭露精英阶层的故事在媒体中尤为受欢迎且具有商业价值——尤其是右翼媒体攻击左派精英、左翼媒体抨击右翼精英的内容。历史显示，这种活动的大规模增加是第五阶段的典型问题，而当媒体的舆论能力叠加其他惩罚手段时，媒体就变成了一个强大的武器。这一现象在当前已经广泛被认知。传统和社交媒体的“可信度”已跌至我们有生以来的最低水平。例如，一项2019年盖洛普民调显示，仅有13%的美国受访者对媒体“非常信任”，只有41%的人表示“有点”或“很信任”媒体。这一数字在1976年曾高达72%。这不仅是边缘媒体的问题，也是主流媒体和整个社会的问题。就连曾被视为新闻诚信典范的《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也经历了信任度的大幅下滑。除了政治动机外，在当前媒体行业财务状况紧张的背景下，耸人听闻的故事也变得更加有利可图。我接触的大多数媒体人士都与我有相同的担忧，尽管他们通常不会公开表达这些看法。这种动态正在阻碍言论自由，因为人们担心自己会在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中被故意扭曲和攻击，从而不敢开口。即便是非常有能力、有影响力的人，如今也因惧怕媒体而不愿公开发声或参选公职。由于几乎所有高知名度人物都会遭到抨击，我认识的几乎每一个人都认为，在公众面前高调、为真理和正义发声的人很危险，尤其是那些可能冒犯到擅长操控媒体的极端分子的人。这类问题虽然鲜少在公众场合被谈及，却在私下频繁被讨论。例如，我不久前与一位曾在政府担任高级职务的退役将军共进午餐，我们谈到了他下一步的打算。我问他最热衷的是什么，他说：“当然是帮助我的国家。”当我问他是否愿意竞选公职时，他回答说，尽管他愿意为国家牺牲生命，但他无法忍受敌人通过媒体和社交平台编造谎言来伤害他和他的家人。像他这样的将军，以及我认识的许多应当被社会聆听的人，现在都害怕公开讲话，因为他们担心被极端分子攻击，而这种攻击会通过耸动的媒体被放大。我的许多朋友都劝我不要公开谈论本书中这些有争议的问题，说这样做很可能会被人“媒体围剿”。我认为他们也许说得没错，但我不会因此而沉默。规则被抛弃，赤裸的斗争开始当人们为之激情澎湃的“诉求”比维护决策体系本身更重要时，这个体系就处于危险之中。规则和法律只有在两个前提下才能发挥作用：一是它们必须极其清晰，二是大多数人必须足够重视在规则体系内协作、愿意妥协以使体系良好运作。若这两个条件都未能达成，法律体系就岌岌可危。如果对立的各方不愿以理性方式彼此沟通，不愿为了集体福祉而做出让步（即放弃自己通过斗争可能获得的利益），那么就会出现某种形式的内战，考验相关各方的力量对比。在这个阶段，“不惜一切代价获胜”成为游戏规则，“不择手段”成为常态。在第五阶段的后期，人们不再讲理，而是彻底被情绪主导。当“获胜”成为唯一重要的目标时，不道德的斗争会以自我强化的方式不断升级。当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信念而战，却没人能达成共识时，整个系统便濒临内战或革命的边缘。这种局面通常会以几种方式表现出来：在第五阶段后期，控制权在手的人往往会将法律与警察系统当作政治武器。此外，私人武力组织也会兴起——比如打人夺财的流氓团伙，或者保护富人免受这些威胁的保镖力量。第五阶段后期，抗议活动数量明显上升，且愈发趋于暴力化。当广泛的不满在社会中爆发，且当权者放任其蔓延时，最终可能演变为暴乱；而一旦他们试图强力压制，局势反而可能爆炸。第五阶段后期的冲突通常积累至高潮，最终触发暴力冲突，这也标志着正式进入被历史学家称为“内战期”的阶段，我称之为“大周期”中的第六阶段。这引出了我的下一个原则：当你犹豫不决时，就离开——如果你不想卷入内战或战争，就应趁还能走的时候尽早离开。这种情况通常出现在第五阶段的晚期。历史表明，当局势恶化时，想要离开的人往往会发现“大门已经关闭”。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投资和资金流动，在这种时期，国家往往会实施资本管制和其他限制措施。从第五阶段（即财务状况极其糟糕，内外冲突激烈）过渡到第六阶段（即进入内战）的关键点，是社会中解决分歧的体系从“还能运作”变成“彻底失灵”。换句话说，就是系统崩溃到无法修复，人们开始彼此使用暴力，而领导层已失控。可以想象，彻底破坏一个体系/秩序并建立一个新的，比在原有体系内进行革命性改革要困难得多。虽然破坏体系会带来更多创伤，但它未必比继续在原有体系中运作更差。决定是否保留并修复一个运行不良的旧体系，或是彻底废除它并另起炉灶，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当这个“旧体系”指的是一个国家的内部秩序时更是如此。但这种情况终究还是会发生，而且多数时候是出于情绪推动而非理性思考。当一个国家处于第五阶段（如当前的美国），最关键的问题是：这个体系还能承受多大压力而不至于崩溃？ “一人一票”的民主过程存在缺陷，即选民通常并不会像企业选高管那样仔细评估候选人的能力，而是被人气左右。历史也表明，在剧烈冲突时期，民主容易崩溃。民主制度要求通过协商达成共识并妥协，这意味着观点对立的人必须在体系内有效合作。这虽保障了各大群体的代表性，但也像所有成员观点分歧甚大的大委员会一样，其决策效率极低。民主制度的最大风险是其决策过程可能变得支离破碎、充满敌意，导致治理失效、结果恶劣，最终引发由民粹主义强人领导的革命——这些强人代表那些渴望秩序、渴望有力领导的大众。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历史显示，在严重冲突时期，联邦制国家（如美国）常出现中央与地方（州）之间关于权力划分的冲突。这种现象在当今美国尚不明显，但一旦出现，将标志着社会进一步向第六阶段演进。民主崩溃的案例实在太多，难以一一探讨。我虽然研究过其中一些案例并观察其模式，但尚未全面深入，这里也不会展开详述。不过我可以说，当第五阶段的各种因素被推向极端时——尤其是糟糕的财政状况、社会奢靡、内乱和外患等，就会形成一个功能紊乱的局面，进而引发由强人领导的权力争夺。典型案例包括：公元前400年代末至300年代的雅典、27年前的罗马共和国解体、1920年代的德国魏玛共和国，以及20世纪20-30年代转向右翼独裁（法西斯主义）以恢复秩序的意大利、日本和西班牙的脆弱民主。不同阶段需要不同类型的领导人以取得最佳效果。第五阶段是一个十字路口，一条路可能通向内战/革命，另一条则可能通向和平与（理想状态下的）繁荣共处。显然，和平繁荣之路是理想之路，但也是最难实现的路径。这条和平之路需要一位“强有力的和平缔造者”，他必须竭力团结国家，包括主动接触对立方，将他们纳入决策过程，并以一种多数人认为公平且运作良好的方式重塑社会秩序（即高度生产性、惠及多数人的新秩序）。历史上这种领导者极为罕见，我们唯有祈祷其出现。第二种则是“强有力的战斗者”，他具备带领国家穿越内战/革命烈焰的能力。第六阶段：当内战爆发时内战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与其像大多数国家的大多数人在长期没有内战后所做的那样，盲目假设“这在我们这儿不会发生”，不如保持警惕，关注那些能表明其临近的标志。上一节我们探讨了在原有秩序框架内发生的非暴力革命，而本节则聚焦于几乎总是暴力性的内战和革命——它们推翻旧有秩序，并建立新的体制。我本可以研究无数实例来理解其运作方式，但最终我选取了我认为最具代表性的29个案例。我将这些案例分为两类：一类是导致体制或政权发生重大变革的，另一类是虽然爆发了激烈内战但未能推翻体制的。例如，美国内战是一场极其血腥的战争，但它未能彻底推翻当时的国家制度，因此归类为第二组。尽管这种分类不够精确，但我们不应因追求精准而阻碍我们识别原本无法看见的模式。大多数冲突基本符合本节所描述的典型路径，尽管也有例外。内战和革命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从而彻底改变内部秩序。这类变革通常伴随着财富和政治权力的全面重组，包括债务结构、金融所有权以及政治决策体系的全面重建。这些改变是对原有制度无法内部解决的根本性问题的自然回应。几乎所有制度最终都会面临这种挑战。这是因为，几乎所有制度都会让某些阶级受益而让另一些阶级受损，而当这种失衡发展到一定程度，变得无法忍受时，就会爆发斗争，以决定未来的方向。当财富和价值观差距极端扩大，并叠加经济困境，导致体制对大多数人而言无法运作时，民众就会奋起反抗，要求更公平的制度。经济上最受打击的人群会试图从现有体制中受益的富裕阶层手中争夺更多财富与权力。革命者自然想要彻底改变体制，因此也自然会违反掌权者制定的法律。这类革命性变革通常通过暴力的内战实现，尽管正如前面提到的，也有可能通过和平方式实现，且不必彻底推翻体制。内战时期通常极为残酷。战争初期可能还表现为相对有组织的权力斗争，但随着冲突与情绪升级，各方为胜利不择手段，暴行程度迅速升级，远超第五阶段人们所能想象的程度。精英和中间派通常会逃亡、被监禁，或遭杀害。这些内战是如何发生的？前文中我已经描述了第五阶段的一系列动态，正是它们推动社会越过界限，进入第六阶段。在这一阶段，所有这些动态都会极度强化。接下来我将继续说明。内战与革命如何发生如前所述，积累财富并伴随财富差距扩大的周期，最终会导致极少数人掌控极大比例的财富，而多数贫困群体则通过内战与革命推翻富人统治。这种情况的发生次数远超人们的想象。虽然大多数典型的内战与革命将权力从右派转移到左派，但也有许多情况是将财富与权力从左派转移到右派。这类情况较少且表现方式不同，通常发生在现有秩序陷入无序与无能状态、大多数民众渴望强有力领导、纪律和效率时。这些新体制，无论左派还是右派，之所以成败，原因相同：成功的关键是是否能实现广泛的经济繁荣；若不能，则失败。因为广泛的经济繁荣是新政权成败的决定性因素，所以长期趋势是总体财富和财富分配的同步提升（即普通民众的经济与健康状况改善）。在亲历“大周期”的某一阶段时，人们常会忽视这种宏观图景。领导这些内战或革命的人，过去如此，现在亦然，通常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层出身者。这些领导人往往极具个人魅力，擅长组织并领导强大高效的革命组织，推动变革。虽然巨大的财富差距和经济困难通常是冲突的主要根源，但革命也往往是多种不满叠加的结果。革命过程中，不同诉求的群体通常联合起来推动变革，但在胜利后，他们之间往往会因权力和政策分歧发生内斗。如前所述，在内战/革命阶段，执政政府几乎总是面临严重的财政、信贷和购买力短缺。这种短缺促使政府寻求从富人手中掠夺资源，而富人则将资产转移至安全的地方或形式（如其他国家、外币、黄金等难以征税或不产生生产力的资产），这又促使政府实施资本管制，阻止这些外逃。更糟的是，内部混乱会引来外部敌对势力的挑战。因为内战削弱了国家的统一与能力，吸引外国趁虚而入。这也是为什么内战与外战往往同时爆发的原因之一。其他原因包括：情绪高涨、民粹主义者倾向于战斗、领导者发现对外冲突能团结国内民众，因而故意制造冲突，以及在极端匮乏中，为获取所需资源而更愿意对外发动战争。几乎所有内战都伴随着外部势力干预，试图左右战争结果以谋取自身利益。内战与革命的开端在发生时往往并不明显，只有置身其中时，人们才意识到。虽然历史学家会为其划定起止时间，但这些日期往往是人为设定的。内战极其残暴，因为这是一场生死之争。每个人都被迫选边站队，中间派在刀光剑影中最容易出局。在这种局势下，最适合成为领导人的是“鼓舞人心的将领型人物”——他们既能聚拢支持，也能赢得各类战斗。由于斗争极为惨烈，他们也必须够强硬，愿意采取一切必要手段赢得胜利。历史学家标注的“内战时期”通常只持续几年，并以掌控首都政府机构的一方为胜者。但如同开端模糊一样，战争的结束也往往不如历史记载那般清晰——战后争权仍可能持续多年。尽管内战与革命代价惨重，但若改革得当，往往能为未来打下更好的制度基础。内战或革命之后的未来走向，取决于战后的应对与重建方式。结论我对历史的研究告诉我，除了“演化”，世上没有什么是永恒的。在演化过程中存在着像潮汐般的周期循环——潮起潮落，难以抵挡或逆转。要想应对这些变化，关键在于了解自己正处于周期的哪个阶段，并掌握应对这一阶段的永恒和普遍原则。随着环境条件的变化，应对方式也必须随之调整——换句话说，什么方式最优取决于所处的环境，而环境始终处于我们刚刚探讨过的那些动态变化之中。如果一个社会无法顺应变化，它终将走向衰亡。这就是为什么持续不断地改革、以适应变化才是最优之道。判断一个体系优劣的标准非常简单：它是否能有效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这一点可以通过客观指标加以衡量，我们也确实正在并将继续这样做。话虽如此，从历史中传递出最响亮、最明确的教训是：通过高效协作建立共赢关系、共同扩大并合理分配“蛋糕”，让大多数人都感到满意，比为财富与权力而内战、导致一方压倒另一方的方式，要更有回报、也少得多的痛苦。

金融界06-10 07:48

无人能阻止的美国财政赤字列车与BTC

改变了。转折点：联邦债务增长持续快于私营部门这些图表有点杂乱，但我会引导你关注重要的部分，因为这是真正显示出拐点的地方。这些图表中的蓝线是私营部门债务的同比增长，包括银行贷款和公司债券之类的。红线是联邦债务的增长。所以你有私人市场和公共市场。左边的图是1955年到1990年，右边的图是1990年到现在。这是一段70年的历史。如果你看左边，在大部分时间里，蓝线也就是私营部门的债务增长，在任何一年都比公共部门的债务增长要快。少数例外发生在经济衰退时期，我在图表上用黄色标出了，这些情况相当少见。在衰退期间，赤字会上升，银行贷款会下降，然后我们就度过了那个时期。你在右边的图表中看到的是，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尤其是在最近几年，我们一直处于一个联邦债务增长持续快于私营部门债务增长的时期。我在右边用那些绿色小框再次强调了，即使在非衰退时期，情况依然如此。这种情况在疫情之前就已经发生，在所有印钞的尘埃落定之后，现在仍然在发生。这个转折点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当我们审视美联储控制信贷增长的工具时，主要是利率。如果他们想减缓经济，减缓信贷增长，并试图减缓通货膨胀，他们就会提高利率，试图让借贷变得不那么有吸引力。另一方面，如果他们想加速，他们就降低利率。问题是，几十年前，当联邦债务很低，大部分货币创造来自私营部门时，每当他们提高利率，他们就能减缓信贷增长，他们减缓私营部门的速度会快于他们扩大财政赤字的速度。现在的问题是，联邦债务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100%，这只在最近几年才发生，当他们提高利率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增加联邦赤字的速度比他们减缓私营部门信贷增长的速度还要快。这基本上意味着，他们再也没有刹车了。这辆列车无人能阻止，因为它再也没有刹车了。或者换一种说法，刹车已经严重受损。我们仿佛穿过了镜子，现在身处仙境之中，那些在大部分时间里行之有效的规则现在反向起作用了。他们基本上没有办法减缓系统中的总信贷增长，这是一个新现象。什么美国财政赤字势不可挡因此，在接下来的演讲中，我将用几张幻灯片来解释为什么美国财政赤字如此势不可挡。为什么不能仅仅几个人聚在一起就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它如此根深蒂固？为什么我如此自信地说，无论选举结果如何，都无法阻止这辆财政列车？我在选举前这样说，选举后也这样说，因为它真的不重要。没有什么能阻止它。 1、利息支出在这张图表上，我们有一张很简单的图。蓝线是10年期国债利率，红线是联邦债务与GDP之比。你知道，在1980年代，债务水平非常低，而利率非常高。我们经历了一段长达四五十年的旅程，债务水平越来越高，但这被结构性下降的利率所抵消。这意味着，例如，如果你的债务翻倍，但你的利率减半，你的利息支出仍然是可控的。因此，在这整个40多年的时间里，利息支出实际上是相当可控的。但最终我们触及了零利率，数学规律重新发挥了作用。所以现在我们处于一个几十年来利率第一次不再结构性下降的环境中，而债务水平仍然非常非常高，是自1940年代以来最高的。因此，利息支出实际上正史无前例地成为联邦支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而且没有简单的方法来控制它。如果他们把利率降得超低，那么每个人都想涌入稀缺资产。但如果他们保持高利率，他们就会不断扩大联邦赤字，因为就像我说的，我们现在仿佛身处仙境。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组成部分。 2、人口结构与社保基金另一个非常大的组成部分是社会保障。这张图表显示了社会保障信托基金。如你所见，它从零增长到图表上的大约3万亿美元。这种随时间变化的原因在于人口结构。婴儿潮一代是在1940年代末到1960年代出生的一代异常庞大的人口，二战后的一代非常庞大。当他们进入劳动力市场时，他们向社会保障体系缴费，所以我们看到投入的资金量大幅增加。现在不幸的是，他们没有很好地投资社会保障金，他们基本上把它持有在美国国债中，而国债并不是最好的长期投资。根据社会保障局自己的数据，到大约2035年，他们将耗尽那个信托基金。这在实践中意味着，他们将把这3万亿美元花在经济中。这是随着婴儿潮一代进入退休年龄而发生的，他们已经在这样做了，并且将继续这样做。这种情况会持续下去。如果你注意到，这在2010年代末达到了一个高峰，2017-2018年左右达到了顶峰，并开始了非常早期的下降过程。就在那时，赤字与失业率脱钩了，联邦债务增长开始超过私营部门信贷增长。很多这些时机上的巧合，是因为大约在同一时间，利率停止下降，而资助了这一切增长的婴儿潮一代现在进入了支取模式。所以这些钱正通过医疗、旅行、住房，基本上是人们必须花钱的所有方面，被花费到经济中。这是一个背景性的支出，将在未来10年内回到系统中。有时，那个确切的耗尽日期可能会提前或推后一年，但这主要是精算学，基本上是不可避免的。重要的是，这些人会投票。年轻人会抗议，但他们会忘记投票。而老年人口群体真的会投票。现在，任何触及这个基金支出的事情都是政治上的高压线。美国的两大主要政党都发誓在这段时间内基本上不触碰社会保障。所以这基本上是板上钉钉的事，即使在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环境中，这也是两党基本同意的少数几件事之一。 3、债务庞氏骗局我最后几张幻灯片之一是为了强调这个体系的庞氏骗局性质。所以即使撇开与人口结构和债务水平相关的当前问题不谈，基本上，这个体系的构建方式——我说的体系是指中央银行制度以及在其之上建立的部分准备金银行制度，我们已经运作了一个多世纪的整个法币体系——它依赖于持续的增长。它就像一条必须不停游动否则就会淹死的鲨鱼。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是一个必须持续增长的体系。在这张图表上，顶部的线是美国系统中的总债务，包括公共债务和私人债务，它实际上首次超过了100万亿美元。底部的线是货币基础。我们看到的是，在这张图表的整个时期——我相信是从1966年到2025年——总债务从未下降，只有一个非常短暂的例外，那就是2008年，当时系统中的总债务下降了约1%。他们所做的是迅速增加货币基础，从1万亿美元增加到现在的约6万亿美元。他们如此无法容忍哪怕是微小的去杠杆化发生，以至于他们让这场派对继续下去。具体来说，在那个时候，如果我们做一点数学计算，2008年系统中的总债务大约是50万亿美元，大约是现在的一半，而他们的货币基础大约是1万亿美元。所以这个系统的杠杆是50比1。这是你在加密货币的“Degen”衍生品合约中看到的那种杠杆。整个经济的杠杆是50比1。具体来说，他们触及了零利率，所以他们无法继续支撑私营部门的债务泡沫，于是他们转向了联邦层面。这显示了系统的敏感性。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现在更多地处于公共部门债务增长的阶段。我实际上查看了比这张图表更早的数据，可以追溯到大约110年前，只有另外四个年份的总债务名义上下降过，那是在大萧条期间。所以1930年到1934年是图表上除了2008年之外唯一下降的时期。所以超过110年的数据中，只有5年，是他们对这个庞氏骗局解体的容忍度。这就是我们所处的系统，我们发现自己运作其中的数学规律。这也是其与比特币的巨大反差。 4、长期不间断的7%的赤字增长所以对于我最后一张幻灯片，我们不必关注细节，但只要看看这些图表的形状，这些是长达一个世纪的图表。我用这些图表的主要观点是，我们实际上以前见过这个故事。我们已经经历过一次类似我们现在在美国正在经历的事情，那是在1940年代左右。历史上债务增长之所以如此平稳，是因为当他们最终遇到真正挑战它的东西时，他们会把整个系统都转个方向，而我们正在经历第二次。基本上，你会有一个私人债务泡沫的积累，然后你触及零利率，所以你无法继续给加速增长的私人债务加码。然后发生的是，你发现自己的杠杆是50比1，你开始解体。你如何解体一个杠杆50比1的系统？简短的回答是，你不解体。你只是印更多单位的货币，这是他们总是处理它的方式。所以发生的情况是，他们转向联邦债务增长，他们转向运行巨额联邦赤字。所以即使私营部门的债务水平最终会有一段时间的平缓，它在公共部门方面仍在继续增长。这往往更具通胀性，也更具持续性。因为当我们达到我之前提到的那一点时，当美联储提高利率试图减缓这一切时，他们扩大联邦赤字的速度比他们减缓银行增长的速度还要快。所以基本上，我们现在完全脱轨了。注意，我说的任何话都与魏玛共和国无关，与恶性通货膨胀无关。这完全是关于长期的、不间断的7%的赤字增长。我们不是在谈论占GDP 70%的赤字，我们谈论的是7%，但它是每一年都像时钟一样精准地发生。重要的是它的无情性。无人能阻止的美国债务 Vs 比特币所以当我们向前看时，这就是比特币将要存在的系统。如果你总结一下整个演讲，所有这些图表，所有这些观点，有两个主要原因导致美国财政赤字这辆列车无人能阻止。第一是数学。就是我之前谈到的他们构建的庞氏骗局体系的方式，它必须永远持续增长，以免以疯狂的方式开始去杠杆化。那是他们建立的系统。第二个原因是人性。我们没有人想付更高的税。那些处于赤字接收端的人永远不想削减赤字。几乎没有任何政客有足够的激励去真正在他们的任期内削减赤字。基本上，这代表了一个灵活的账本。这是我们所有人在美国和全球都在使用的账本。因为这是一个灵活的账本，他们总是可以创造更多的单位，因此，这是他们一次又一次依赖的纠错机制。这与比特币形成了对比。你知道，比特币在很多方面都是这个体系的完全对立面。它是这个体系的镜子。不是不断增加的供应，而且是甚至无法减速的不断增加的供应，比特币是绝对的稀缺性。不是不透明，而是透明。错误修正不是能够简单地印更多的供应，比特币中发生的错误修正是，去杠杆化可以发生，但你永远不能动摇供应本身。所以基本上，在未来10年，这辆列车无人能阻止。美国将运行非常大的财政赤字，无论发生什么其他事情。有些事情可以大大加速它，有些事情可能可以稍微减速一点，但没有什么是能产生有意义的影响。因此，保护自己免受这种情况影响的一种方法是拥有最高质量的稀缺资产。当然，我们都喜欢的那一个，是比特币。

金色财经06-09 19:25

共和党与经济学家就巨额法案能否推动经济增长繁荣存在分歧

增长的规模和意义存在巨大分歧。据公共和私营部门经济学家称，该法案远达不到共和党人所希望的繁荣程度。 “我们预计会有一些动态税收收入，即更大的经济带来的税收反馈，” 支持更低税率和更简单税制的税收基金会政策分析主任加勒特・沃森说，“但它远远无法实现收支平衡。” 特朗普总统上个月在社交媒体帖子中表示，美国年增长率将是国会预算办公室 1 月份预测的 1.8% 的三倍甚至五倍，该预测未纳入任何共和党政绩的影响。自 2005 年以来，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达到或超过 3% 的情况有两次：2017 年减税政策后的 2018 年，以及疫情复苏期间的 2021 年。众议院共和党人假设增长率为 2.6%，认为这将带来足够的收入来弥补巨额法案的赤字。 “经济将在资本形成方面迎来爆发式增长。就业机会将增加。工资将上涨，” 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迈克・克拉波（爱达荷州共和党人）上周与特朗普会面后表示，“我们将看到这个国家所期望的那种增长和实力。” “我认为这几乎没有变化” 从广义上讲，各个政治派别的经济学家都对民选官员的预测表示怀疑。税收基金会：这个倾向保守派的团体估计，该法案将使长期 GDP 增长 0.8%，产生的收入足以覆盖其约三分之一的成本。这是与不采取任何行动、让减税政策在 12 月 31 日到期的情况相比。沃森说，这一增长相当于每年平均给增长率增加 0.1 个百分点；要达到 3% 的增长率，需要进行更大的变革。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其预算模型预测，未来十年 GDP 将增长 0.4%。这相当于将年增长率从 1.8% 提高到 1.85%。“基本上，我认为这几乎没有变化，” 负责沃顿模型的肯特・斯梅特斯说，“我们都知道，这一切都会被各种不确定性所掩盖。” 国会税收联合委员会：这个无党派的国会评分机构预测，该法案的税收部分将通过增加劳动力供给和资本存量带来短期增长。但这将被不断上升的预算赤字所抵消，净效应是将年增长率从 1.83% 提高到 1.86%。税收联合委员会估计，该法案的税收条款通过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只能覆盖其成本的不到 3%。耶鲁大学预算实验室：这家智库表示，到 2027 年，该法案将使增长率从 1.8% 左右提高到 2%，之后联邦债务的拖累将削弱并逆转这一效应。这些都与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的观点形成对比，该委员会的设想更为乐观。它预测短期 GDP 将增长 4.2% 至 5.2%，长期增长 2.9% 至 3.5%。这一增长将是税收基金会估计值的三到四倍，而税收基金会的估计值本身又高于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耶鲁大学或税收联合委员会的估计。减税与关税经济学家警告说，税收政策对美国经济的推动作用有限，尤其是考虑到关税带来的成本上升和不确定性。尽管如此，把钱放进纳税人的口袋可能会增加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更低的企业税 —— 尤其是设备和工厂的更快折旧 —— 鼓励投资，并且效益最大。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斯蒂芬・米兰表示，2017 年后的增长表明共和党的方案是可行的。在新冠疫情打乱一切之前，经济和收入在 2018 年和 2019 年稳健增长。 “当美国人选举特朗普总统时，他们知道他是一位支持增长的总统，” 米兰说，“该法案将创造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 米兰补充说，从 2017 财年到 2024 财年，联邦税收占 GDP 的比例几乎没有变化。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数据，2017 年税收占 GDP 的 17.3%，2024 年为 17.1%。 “在税收收入方面没有长期的漏洞，” 米兰说。但在减税政策通过之前，国会预算办公室预测 2024 年税收收入将增至 GDP 的 18.3%，而该法案改变了这一轨迹。一项最全面的学术研究发现，2017 年的法案增加了国内企业投资，但远未实现收支平衡。不如 2017 年强劲税收基金会的沃森表示，政策制定者应该预期，延长 2017 年减税政策所带来的反应会比当初制定该政策时更为温和。该法案包括新的和重新推出的企业激励措施，但规定了它们的到期时间。 “这是有利于增长的，” 沃森说，“你在这些花招和临时变更中加入的内容越多，它的效果就越被削弱。” 包括詹姆斯・兰克福德（俄克拉荷马州共和党人）和史蒂夫・戴恩斯（蒙大拿州共和党人）在内的参议员正在寻求改变以鼓励增长。他们特别关注使一些企业税收条款永久化，例如设备购买的即时扣除。 “如果你有一个到期日，你就无法获得可预测性，” 兰克福德说。摩根士丹利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塞思・卡彭特表示，由于关税的不确定性使企业规划复杂化，资本投资激励措施的效果将减弱。该公司估计，该法案将在 2026 年推动增长，之后转为中性，然后变为负增长。卡彭特说，有些项目在高关税下可能有意义，但在低关税下则不然。即使有该法案对工厂支出的新扣除，在关税不确定的情况下，“我认为你不会急于破土动工”。前拜灯政府经济学家、现任职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金伯利・克劳辛表示，她担心如果共和党计划成为法律，预算赤字带来的拖累。 “如果他们失败了，” 她说，“实际上我认为这将是最好的宏观经济结果。”

金融界06-09 07:47

加拿大5月份失业率7%！关税战阴影开始显现！

人，而兼职就业人数有所减少。 5月份，私营部门就业人数增加了61,000人。另一方面，为服务联邦选举，4月份有大量临时工被雇佣，公共部门就业人数增长明显，而在5月，这个数字减少了21,000人。批发和零售贸易、公用事业、信息、文化和娱乐，以及金融、房地产、保险、租赁和租赁行业的就业人数增加。制造业、公共行政、运输和仓储、住宿和餐饮服务以及商业、建筑和其他支持服务行业的就业人数减少。就业率保持不变，为 60.8%，与 2024 年 10 月的低点持平。裁员率（表示 4 月份就业但在 5 月份被裁员的人数比例）与去年同期相比没有变化。 5月意味着学生暑期就业市场启动，15至24岁返校学生的失业率达到20.1％，除疫情期间外，这与2009年5月和1999年5月的高失业率相当。 5月份总工作时长保持不变，但较上年同期增长了0.9%。平均时薪同比增长3.4%，与4月份的增幅相同。由于汽车和零部件关税带来的经济不确定性，温莎市（Windsor）的失业率达到 10.8%，而奥沙瓦（Oshawa）的失业率则上升至 9.1%。

Lisa06-06 23:09

多个坏消息预示非农“爆冷”：全球市场马上迎暴动行情！马斯克服软刺激人气

踪的裁员人数同比激增47%，以及ADP私营部门就业人数大幅低于预期，进一步降低了市场对非农就业报告的预期。本周早些时候公布的数据已显示出美国劳动力市场趋于疲软，进一步加强了市场对美联储今年至少降息两次的预期。经济学家预计，美国5月新增就业岗位将放缓至12.5万个，而4月就业数据已连续第二个月好于预期。若数据意外疲软，美联储可能提前降息，并引发美债的大幅上涨。目前利率期货显示，美联储9月降息的可能性约为76%。 PGIM固定收益联席首席投资官Gregory Peters对彭博电视表示：“当前市场有很多噪音，但我们真正需要关注的关键是劳动力市场。如果数据比预期更疲软，我认为市场的反应会比数据强劲时更剧烈。” 在汇市方面，美元对主要货币上涨0.2%，略高于六周低点。尽管受到德国疲软出口数据的轻微拖累，欧元对美元下跌0.1%至1.14245美元，但仍接近六周高位，有望本周上涨0.7%。此前，欧洲央行（ECB）周四如预期降息，但暗示将暂停其长达一年的降息周期。与此相比，市场对7月再度降息的预期已从降息后拉加德讲话前的近30%降至约19%。欧洲央行官员卡扎克斯对路透表示，鉴于当前经济前景不确定，欧洲央行应停止在每次会议上都降息，应该“保持弹药”。美债收益率略微下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下跌两个基点至4.37%。大宗商品方面，尽管油价略有回落，但因供应担忧，本周仍有望录得涨幅。美国原油期货下跌0.5%，至每桶63.05美元。贵金属方面，现货黄金上涨0.3%，至3363美元。

欧罗巴06-06 1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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