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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伟达持仓股热潮：RXRX与NEBIUS盘前飙升超5%

稳定支撑。投资者需关注高估值风险及宏观经济波动，同时密切跟踪企业技术进展和政策支持对股价的长期影响。 2025年相关大事件 2025年6月6日：Recursion Pharmaceuticals宣布与学术机构合作，推进AI驱动的药物研发，股价上涨20.13%，创年内新高。 2025年6月4日：CoreWeave与英伟达、IBM合作完成MLPerf Training v5.0测试，创行业最快记录，股价上涨3%。 2025年6月2日：Applied Digital与CoreWeave签署70亿美元数据中心租赁协议，双方股价分别上涨48%和8%。 2025年5月29日：CoreWeave股价创130.76美元历史新高，年内涨幅超267%，受英伟达持股披露推动。 2025年5月8日：Nebius Group获英伟达7亿美元战略投资，宣布2025年底目标年化收入7.5至10亿美元。专家点评 2025年6月6日，Arete Research分析师Andrew Beale表示：“Nebius Group的GPU云平台估值低于行业平均水平，英伟达的战略投资为其增长提供保障，目标价113%涨幅。” 来源：X平台 2025年6月5日，Needham分析师Laura Martin指出：“Applied Digital与CoreWeave的70亿美元交易可能吸引OpenAI等客户，其数据中心业务前景可期。” 来源：彭博社 2025年6月4日，H.C. Wainwright分析师Kevin Dede称：“CoreWeave的MLPerf测试成果巩固其AI云领导地位，但高估值需警惕市场波动。” 来源：Investing.com 2025年6月3日，Oppenheimer分析师Rick Schafer表示：“RXRX的AI药物研发模式具颠覆性，近期合作增强其长期增长潜力，目标价8美元。” 来源：TipRanks 2025年6月2日，Wedbush Securities分析师Daniel Ives认为：“文远知行在中国自动驾驶市场的扩张为其股价提供支撑，但需关注竞争加剧风险。” 来源：Wedbush报告来源：今日美股网

今日美股网06-10 00:10

高盛乐观展望：标普500与软数据关联支撑股市反弹

报道，2025年6月9日，投资者对美国经济数据疲软及股市上涨阻力表示担忧，标普500指数的未来走势成为焦点。高盛策略师团队由David Kostin领衔，发布报告指出，市场无需对经济增速放缓过度悲观。报告强调，标普500与软数据（如消费者信心、采购经理人指数）的关联度高于硬数据（如GDP、工业产出），当前软数据改善空间较大，有望支撑股市反弹。X平台上多篇帖子反映，投资者对2026年经济复苏的预期正推动市场忽略短期波动，关注长期增长潜力。高盛策略分析高盛首席美股策略师David Kostin表示：“市场对经济增长的定价存在双向风险，但软数据改善的潜力将为标普500提供上行支撑。”高盛分析显示，软数据通常领先于硬数据触底，当前消费者信心指数（如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已从2024年底的低点回升至73.8，较去年同期增长8%。Kostin团队预计，若软数据持续改善，标普500有望在2025年底达到6200点，较当前水平上涨约4%。高盛还指出，市场对2026年经济反弹的预期正在增强，投资者正逐步淡化短期经济波动的负面影响。高盛的乐观预期基于以下因素：一是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标普500成分股2025年第一季度每股收益同比增长12%；二是美联储宽松政策预期，市场预计2025年降息两次，总计50个基点；三是技术创新驱动的增长，人工智能和科技股表现强劲。以下为高盛对标普500的预测对比：指标 2025年底预测当前水平（2025年6月9日）预期涨幅标普500指数 6200点 5960点约4% 标普500每股收益 268美元 239美元 12% 市盈率（P/E） 23.1倍 24.9倍 -7.2% 软数据与硬数据对比软数据（如消费者信心、PMI）与硬数据（如零售销售、工业产出）的表现分化是当前市场关注的重点。高盛指出，标普500回报与软数据的相关系数高达0.75，而与硬数据的相关系数仅为0.45。近期，软数据显示改善迹象，例如ISM服务业PMI从4月的49.8升至5月的52.3，表明经济活动正在复苏。而硬数据如第一季度GDP增速（年化1.6%）低于预期，工业产出同比增长仅0.8%，反映实体经济疲软。以下为软数据与硬数据的关键指标对比：数据类型指标最新值（2025年5月）同比变化软数据密歇根消费者信心指数 73.8 +8% 软数据 ISM服务业PMI 52.3 +5.4% 硬数据 GDP年化增速 1.6% -0.9% 硬数据工业产出 0.8% -1.2% 高盛认为，软数据的领先性使其成为市场情绪的更好指标，投资者应关注消费者信心和PMI的持续改善，而非过度聚焦硬数据的短期疲软。标普500指数前景标普500当前点位约为5960点，年内上涨约12%，主要受科技股和AI相关企业的推动。高盛预计，2026年经济复苏将进一步推高企业盈利，标普500成分股每股收益有望达到290美元，同比增长8%。David Kostin近期表示：“即使硬数据短期内波动，科技股和消费品行业的韧性将支撑市场表现。”市场对美联储降息的预期也为股市提供支持，X平台帖子显示，投资者对2025年下半年降息的概率估算达70%。然而，高盛警告，若通胀压力重燃或地缘政治风险加剧，标普500可能面临5%-8%的回调风险。编辑总结高盛对标普500的乐观展望基于软数据的改善潜力，缓解了市场对经济增速放缓的担忧。消费者信心和PMI的回升为股市提供了上行动力，尽管硬数据表现疲软。科技股和企业盈利的韧性是市场稳定的关键，但投资者需警惕通胀、地缘政治等外部风险。长期来看，2026年经济复苏预期将进一步支撑标普500，建议关注软数据指标及美联储政策动向。 2025年相关大事件 2025年6月6日：高盛发布报告，预测标普5002025年底达6200点，强调软数据对市场回报的重要性，提振市场信心。 2025年5月15日：ISM服务业PMI升至52.3，超出市场预期，标普500单日上涨1.2%，创两周新高。 2025年5月8日：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升至73.8，反映消费情绪改善，标普500科技板块上涨2.3%。 2025年4月25日：美国第一季度GDP年化增速公布为1.6%，低于预期2.5%，标普500短暂下跌0.8%。 2025年3月10日：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暗示2025年可能降息50个基点，标普500单周上涨3.5%。专家点评 2025年6月6日，高盛首席美股策略师David Kostin表示：“标普500与软数据的强关联意味着消费者信心和PMI改善将推动市场上涨，2025年底目标6200点。” 来源：高盛研究报告 2025年6月5日，摩根士丹利分析师Michael Wilson称：“尽管硬数据疲软，科技股和消费品行业的盈利能力为标普500提供了缓冲，建议增持AI相关股票。” 来源：彭博社 2025年6月4日，JPMorgan分析师Dubravko Lakos-Bujas表示：“软数据的回暖为市场注入信心，但投资者需警惕通胀反弹对美联储政策的潜在影响。” 来源：Investing.com 2025年6月3日，Bank of America分析师Savita Subramanian指出：“标普500的估值略高，但企业盈利增长和降息预期支持其上行空间。” 来源：TipRanks 2025年6月2日，Wedbush Securities分析师Daniel Ives认为：“AI驱动的科技股将继续领跑标普500，即使短期经济数据波动，长期前景依然乐观。” 来源：Wedbush报告来源：今日美股网

今日美股网06-10 00:10

花旗上调标普500目标至6300点：看好AI与逢低买入策略

花旗的乐观预测，认为其反映了对科技股和经济复苏的长期信心，但政策不确定性仍需警惕。花旗同时预测2026年年中标普500将达6500点，暗示未来12个月约8%的回报潜力。花旗目标调整分析花旗将标普500年底目标从5800点上调至6300点，较当前点位（599.589美元，约6000点，参考财经卡片）高约5%。首席策略师Scott Chronert表示：“美国大盘股的结构性优势和企业盈利增长支撑了我们的乐观预期，AI技术的广泛应用进一步推高估值。”花旗预计标普500成分股2025年每股收益将达275美元，同比增长约10%，2026年进一步增至295美元。以下为花旗目标点位与市场现状对比：指标花旗预测（2025年底）当前水平（2025年6月9日）预期涨幅标普500指数 6300点约6000点约5% 每股收益 275美元 250美元 10% 市盈率（P/E） 22.9倍 24.0倍 -4.6% 花旗指出，标普500当前市盈率（24.0倍）略高于历史均值（21.5倍），但AI驱动的科技股盈利增长和美联储可能的降息政策（市场预期2025年降息50个基点）为估值提供了支撑。Chronert强调：“尽管短期政策不确定性存在，我们对长期基本面信心增强。” 人工智能驱动估值人工智能是花旗看涨标普500的核心因素。科技股在标普500中的权重约为32%，其中AI相关企业如英伟达、微软和亚马逊表现强劲，年内累计涨幅分别达45%、28%和22%。花旗报告称，AI技术的广泛应用推动了企业效率提升和收入增长，尤其在云计算、半导体和数据中心领域。Scott Chronert表示：“AI相关交易的信心回升正在重塑市场估值，预计2026年AI相关企业将贡献标普500约15%的盈利增长。”X平台上，投资者对AI板块的热情高涨，但部分帖子警告高估值可能引发回调风险。以下为AI相关板块与整体市场表现对比：板块年内涨幅标普500权重预期2025年盈利增长科技（AI相关）约30% 32% 15% 标普500整体约12% 100% 10% 逢低买入策略花旗对追涨持谨慎态度，推荐逢低买入策略，以应对政策不确定性和市场波动。报告指出，地缘政治风险、2025年美国财政政策调整及通胀压力可能导致标普500短期回调5%-8%。Chronert建议投资者关注科技、消费品和医疗板块，这些领域在经济复苏中表现更具韧性。X平台上，投资者讨论显示，逢低买入策略在近期市场波动中更受欢迎，尤其是AI相关股票的回调被视为买入机会。花旗预计，若标普500在6000点以下出现回调，将是增持优质股票的理想时机。编辑总结花旗上调标普500目标至6300点，反映了对AI驱动的科技股和企业基本面改善的信心。2026年6500点的预测进一步凸显长期乐观前景，但政策不确定性和高估值风险需警惕。逢低买入策略为投资者提供了平衡风险与回报的路径，科技和消费品板块仍是关注重点。投资者应密切跟踪AI相关企业的盈利表现及美联储政策动向，以把握市场机遇。 2025年相关大事件 2025年6月9日：花旗上调标普500年底目标至6300点，预测2026年年中达6500点，SPY盘前微涨0.3%。 2025年5月15日：ISM服务业PMI升至52.5，超出预期，标普500单日上涨1.1%，科技板块领涨。 2025年5月8日：英伟达发布2025年第一季度财报，AI芯片收入增长68%，推动标普500科技板块上涨2.5%。 2025年4月25日：美国第一季度GDP增速1.6%，低于预期2.4%，标普500短暂下跌0.7%。 2025年3月12日：美联储暗示2025年降息50个基点，标普500单周上涨3.2%，创年内新高。专家点评 2025年6月9日，花旗首席股票策略师Scott Chronert表示：“标普500的上涨潜力源于AI和企业盈利，逢低买入是当前市场的明智策略。” 来源：花旗研究报告 2025年6月8日，摩根士丹利分析师Michael Wilson称：“AI板块的强劲表现为标普500提供了支撑，但短期回调风险需关注。” 来源：彭博社 2025年6月7日，JPMorgan分析师Dubravko Lakos-Bujas指出：“花旗的6300点目标合理，AI和降息预期将推动市场突破关键点位。” 来源：Investing.com 2025年6月5日，Bank of America分析师Savita Subramanian表示：“标普500估值偏高，但科技股的盈利能力支持花旗的乐观预测。” 来源：TipRanks 2025年6月4日，Wedbush Securities分析师Daniel Ives认为：“AI相关交易的热潮将持续推高标普500，投资者应抓住回调买入机会。” 来源：Wedbush报告来源：今日美股网

今日美股网06-10 00:10

中国央行7个月连增黄金储备：券商看好金价与白银投资新机遇

购金主力。英国智库OMFIF报告指出，经济增长不确定性和美元储备地位相对下降推动了央行对黄金的需求。世界黄金协会首席策略师John Reade在2025年3月表示：“全球央行增持黄金是应对经济不确定性的战略选择，未来几年这一趋势将持续。”对比主要购金国家，2025年第一季度购金情况如下：国家 2025年Q1购金量（吨）储备占比中国 25.19 4.5% 波兰 15 8.2% 土耳其 12 7.8% 全球央行购金热潮为金价提供了长期支撑。中国央行增持策略中国央行自2024年11月以来连续7个月增持黄金，截至2025年5月末，黄金储备达7383万盎司（约2296.37吨），较4月增加6万盎司。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2025年2月黄金储备增至7361万盎司，较1月增加16万盎司，显示出稳步增持的节奏。分析师指出，中国黄金储备占比（约4.5%）低于全球平均水平，未来增持空间较大。中国央行官员在2025年4月表示：“黄金作为多元化储备资产，有助于增强经济韧性。”增持黄金不仅应对地缘政治风险，也与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相辅相成。金价走势展望金价在2025年第一季度多次创历史新高，但波动性加剧。券商分析师普遍认为，中长期来看，全球央行购金、避险需求和低利率环境将支撑金价上行。CME集团市场分析指出，2025年黄金价格可能突破每盎司2500美元，较2024年均价上涨约15%。瑞银集团贵金属分析师Giovanni Staunovo在2025年2月表示：“央行购金和地缘政治不确定性是金价上涨的核心驱动因素。”然而，短期内金价可能因美元指数波动和市场情绪面临回调压力。白银投资潜力除黄金外，白银作为避险资产的潜力受到机构关注。白银价格在2025年第一季度上涨约12%，受工业需求和投资热潮双重推动。券商报告指出，白银在新能源和电子行业需求旺盛，预计2025年价格涨幅可能超过黄金。华安基金分析师在2025年3月表示：“白银的供需基本面优于黄金，短期投资机会更具吸引力。”以下为2025年黄金与白银投资特性对比：资产 2025年Q1涨幅主要驱动因素投资风险黄金 15% 央行购金、避险需求美元指数波动白银 12% 工业需求、投资热潮市场波动性较高白银的低估值和高弹性使其成为短期投资的优选资产。编辑总结全球央行购金热潮，特别是中国央行连续7个月增持黄金，凸显了黄金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中的避险价值。金价中长期上行趋势明确，但短期波动需警惕。白银凭借工业需求和投资潜力，展现出短期内更强的吸引力。未来，央行购金和地缘政治动态将继续主导贵金属市场，投资者需平衡避险与收益机会，关注美元指数和宏观政策变化。 2025年大事件 2025年3月7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数据，中国央行2月末黄金储备增至7361万盎司，连续4个月增持，外汇储备规模达32272亿美元。 2025年2月7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1月末黄金储备7345万盎司，较12月增加16万盎司，外汇储备上升67亿美元。 2025年1月7日：中国央行12月末黄金储备7329万盎司，连续第二个月增持，显示对黄金储备的战略重视。上述事件反映了中国央行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下持续增持黄金的战略，强化了黄金作为避险资产的地位。国际专家点评 2025年3月12日，世界黄金协会首席策略师John Reade表示：“全球央行购金热潮未见放缓，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增持行为将持续推高金价，预计2025年黄金市场仍具吸引力。” 来源：世界黄金协会市场报告 2025年2月11日，瑞银集团贵金属分析师Giovanni Staunovo指出：“中国央行增持黄金反映了多元化储备的战略需求，金价中长期上涨逻辑稳固，但短期波动需关注美元走势。” 来源：瑞银集团市场展望 2025年3月8日，华安基金贵金属分析师李明表示：“白银在工业需求驱动下，2025年投资回报潜力可能超越黄金，建议投资者关注短期交易机会。” 来源：华安基金市场评论 2025年1月15日，高盛全球市场主管Sarah Johnson评论：“全球央行购金是金价上涨的核心动力，中国央行的持续增持进一步巩固了这一趋势。” 来源：高盛市场分析报告 2025年2月5日，OMFIF首席经济学家David Marsh表示：“美元储备地位下降促使各国央行加大黄金储备，未来5年全球黄金需求将保持高位。” 来源：OMFIF年度智库报告来源：今日美股网

今日美股网06-10 00:10

VinFast美股飙涨超15%：2025年全球交付量目标翻倍，剑指电动车市场新高

金支持为其提供了竞争优势，但需警惕宏观经济风险。” 来源：摩根士丹利行业报告来源：今日美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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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rcle上市暴涨247%，思科、皇家加勒比创历史新高：加密与传统巨头齐飞

a等竞争对手压力；皇家加勒比需警惕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消费者支出的影响。编辑总结 Circle的上市热潮标志着加密货币行业进入主流金融视野，思科和皇家加勒比的股价新高则反映了AI和高端旅行的强劲需求。三家企业均在各自领域展现了增长潜力，但需应对监管、竞争和宏观经济的挑战。投资者应关注Circle的稳定币市场扩张、思科的AI技术创新以及皇家加勒比的舰队升级和预订趋势，以把握长期投资机会。 2025年大事件 2025年3月25日：思科宣布与沙特电信签署2亿美元网络设备订单，加速中东地区AI基础设施建设。 2025年2月12日：皇家加勒比发布2024年财报，净利同比增长28%，2025年预订量创历史新高。 2025年1月21日：Circle收购Hashnote及USYC代币化货币市场基金，强化稳定币生态布局。上述事件凸显了加密货币、高科技和邮轮行业在2025年的快速增长和战略调整，为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国际专家点评 2025年6月6日，ARK Investment Management首席执行官Cathie Wood表示：“Circle的IPO成功显示了稳定币在全球支付体系中的潜力，其合规优先战略将推动市场进一步扩张。” 来源：ARK投资市场评论 2025年5月15日，摩根大通分析师Samik Chatterjee指出：“思科的Catalyst交换机将在AI驱动的网络升级中占据主导地位，预计2025年收入增长将超预期。” 来源：摩根大通研究报告 2025年4月10日，富国银行分析师Aaron Rakers表示：“思科在量子计算和AI网络领域的布局使其成为科技股的优选投资标的。” 来源：富国银行市场分析 2025年3月20日，Citi休闲与旅游分析师James Hardiman评论：“皇家加勒比的舰队扩张和高端航线需求使其在邮轮行业中保持领先，2025年盈利前景乐观。” 来源：Citi行业报告 2025年2月5日，Balthazar Capital创始人Benjamin Billarant表示：“Circle的上市为稳定币行业树立了标杆，其在全球支付和DeFi领域的潜力将持续释放。” 来源：Balthazar Capital投资简讯来源：今日美股网

今日美股网06-10 00:10

8个月前的这场对谈，已经把今天的美国讲透了

当时人们还说，“个人行为并不重要，因为经济会决定政治。”市场会带来民主。这正是当今问题的一个根源。在当今最重要的一些民主国家，比如美国和英国，长期被那类观念所主导。而这些观念不仅仅是对世界运作方式的错误理解，它们本身就是反民主的。因为民主意味着人民掌握权力。而历史上唯一站在人民掌权一边的力量，就是那些希望掌权的人民，仅此而已。没有其他什么力量——不论是开国元勋、宪法、经济、历史，还是其他什么——天然地支持民主。唯一支持民主的，是那些想要参与统治的人。所以，我认为，大约35年前（苏东解体）的那次重大误解，正是问题的一部分，因为我们当时基本上把整个民主机制挂上了“空挡”。我们放任“车辆”自行前行，盲目信任所谓更大的力量会引导方向。但事实上，并没有什么“更大的力量”站在你这一边。只有你自己。就只有你。这既是好事，也有些令人不安。二、第二个我认为对全球民主造成重大冲击的问题，是社交媒体的兴起，以及随之而来的注意力衰退和信息超载。人们不断被吸引去接收迎合他们口味的信息，同时这些信息往往并不真实。而人们面对面交流的能力也在不断下降。我们今天关于民主要说的很多话，其实早在2500年前的古希腊人就已经预见到了。但其中有一个例外，那就是社交媒体。机器——尽管古希腊人也曾讨论过机器——但今天的机器能让人更难以与他人建立真实的联系。无论是古希腊人、瑞士人，还是新英格兰的民主模式，它们最终都依赖于一种本地层面的对话能力。如果你无法进行地方性对话，那你同样也无法进行全国性的对话。而机器，社交媒体，正是阻碍我们进行本地对话的元凶。这种现象在全世界都存在，是一种国际性的因素。如果你要追溯民主开始崩塌的时间点，2010年是一个不错的参考——那是社交媒体全面接管互联网的开始。三、第三个因素在某些地方更重要，在其他地方则不然，那就是财富不平等。当财富不平等达到《泰坦尼克号》般的程度，如美国所见，甚至有些国家如俄罗斯的财富不平等更为严重，这为我们提供了这些问题可能发展的例子。如果财富不平等过于严重，最终那些少数寡头将控制国家。然后你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当然，寡头们会反对民主，这是他们永远不会改变的。四、但还有另一件事，这也是我的最后一点，那就是我们并不孤立生活。我们生活在一个这样的世界里：那些在国内面临抵抗的独裁者们希望在所有其他地方也反民主。所以，如果你想知道美国反民主的候选人是谁，你只需要知道习支持谁，普京支持谁，对吧？因为从这些独裁者的角度来看，任何地方的民主都是他们的问题。他们想要一个没有民主的世界，而这就是问题的答案之一：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我们都不是一座孤岛，我们不是一个城市，我们不是孤军奋战。世界上存在着一些势力，正在此刻与我们的民主作对。脆弱的历史时刻马什：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你知道，历史上存在着一种著名的分歧，即一些人认为历史是由社会力量推动的，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历史是由伟人主导的。我一直认为你的作品并不属于伟人史观。比如《血土地带》(Bloodlands)一书，它对特定地区进行了极其具体和地方化的研究，并通过大量档案工作揭示了历史的细枝末节。我好奇的是，如今我们不幸生活在历史之中，你是否重新考虑过这一点？你认为民主面临的威胁是源于公众的冷漠？还是说领导者对民主的影响更大？实际掌权者是谁，他们做出的决策，对民主的影响有多大？斯奈德：嗯，让我尝试调和这两种观点，因为在我看来，历史学家既应该关注宏大的历史力量，也应该关注个体及其特殊性。那些成就伟业或制造灾难的个人，往往是能够在某种程度上理解时代，并从中提取出某些东西的人。拿希特勒来说吧，人们很容易把他看作一个可怕的个体、一个疯子，仿佛他不小心闯入了历史舞台，然后把一切毁掉了。但正如像朱利安祖父这样的幸存者可以告诉你的，事实并非如此。事情是一点一点变化的，从一天到一周到一个月。是有过程、有阶段的。而这些变化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像希特勒这样的人，不仅了解他的人民，还理解那个时代的特定历史时刻。希特勒明白人们害怕我们今天称之为“全球化”的东西。他也明白，人们很容易被一些关于全球化的阴谋论所吸引。他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提出了他自己的阴谋论。而阴谋论总是危险的。他的版本非常明确——犹太人被置于绝对核心的位置。希特勒还懂得如何把经济不安全感，从“共同繁荣”的理念，转化为“我们”对抗“他们”的政治叙事。因此，希特勒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他以一种特定的方式理解了那个时代——当然，这并不是唯一可能的理解方式。在1920年代和30年代，德国本来完全有可能选择另一条道路。例如采用某些希特勒所拒绝的技术手段，也完全可能在不靠庞大的军事预算、更不用诉诸战争的前提下，从大萧条中复苏。如果德国在那个时期作出了不同的选择，那么历史上那些惨剧可能就不会发生；而德国可能会主导整个20世纪。但事实不是这样。因为某个特定的人抓住了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机，并以某种方式对其加以解读并加以利用。这就是我认为我们必须高度警惕的事情。我们现在所处的也是一个历史时刻，而这个时刻充满了各种脆弱性，其中一些和一个世纪前的脆弱性极为相似。人们害怕全球化，害怕世界的快速变化。有一些技巧娴熟的政治人物用阴谋论来解释这些变化。人们的不安和对未来的恐惧，也可以被转化为“我们”对抗“他们”的政治逻辑。因此，我们必须警惕那些善于操纵的政客，那些所谓的“伟大人物”——他们身处时代之中，但能够以某种特定方式引导这个时代。而一旦这个时代被引导过头了，一旦拨动的那根弦被拨到某个临界点，想再回头就会变得极其困难。不要低估川普马什：你知道，通常在这种讨论中，我们尽量避免党派之争，但我还是得问你。就在那天，唐纳德·川普说，“我需要希特勒手下的那种将军。” 你能告诉我这对他意味着什么，以及作为历史学家，你对此有何看法？斯奈德：那我来谈谈我对唐纳德·川普的看法吧。我是这么想的——让我换个方式开始。 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确实有一些政治人物，他们非常有才华、也非常聪明，但这种聪明并不是人们所熟悉的那种。他们常常被像我这样的人、像你这样的人所轻视，被学者、记者、知识阶层所低估。他们常被受过教育的人忽略，因为他们的才华、魅力和智慧呈现的方式与传统不同——体现在极强的组织能力和演说天赋上，尽管这些能力形式非常规，但却非常有效。正是由于对这些20年代和30年代的政治人物的低估，才导致了一系列可怕的后果。正因为这个原因，同时也是出于保持客观的努力，我一直尽力不去低估川普先生。川普显然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具备一套独特的技能，本质上是戏剧性的表达能力。这套能力在当今社交媒体时代尤其契合。他的确拥有某种魅力——不是对所有人都有效，但对某些人却极具吸引力。所以当你问我川普算不算一个“历史学家”的时候，就好像你给我抛了个软球，等着我说“他根本不懂历史”。但我不这么看。我认为，川普对历史有他自己的直觉。当然，说他的家族来自德国，他的一些亲戚曾在纳粹军队（Wehrmacht）服役，这种说法太容易了、太表面了。我认为，更关键的是川普对某些历史现象有一种直觉的把握。所以，当他说想要希特勒手下的那种将军时，我认为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这不是值得嘲笑的事。这并不是说他不理解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恰恰相反，我认为他确实理解那个时代。他可能不懂我要讲的那些技术细节，但他抓住了整体图景——尽管他可能一个将军的名字都叫不上来。他真正把握到的一点，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即那些将军不受法律约束，他们对领袖个人效忠（我用这个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那么现在让我来说说这个“技术细节”，因为这对我们现行制度及其可能的变化意义重大。一、所谓“希特勒手下的那种将军”，意味着这样一件事：1934年8月，希特勒成功让德国的将军、军官乃至整个军队发誓效忠于他本人。在那之前，魏玛共和国（当时已经在衰败中）的武装力量宣誓的是对宪法的忠诚。这一点应该听起来很熟悉，因为今天的美国军队也是这样做的。而希特勒做出的改变，是让他们改为向他个人宣誓效忠。这种改变的重要性可能一开始并不明显，所以我必须强调：这是一种巨大的转变。你也许还记得，朱利安刚才提到的对大屠S的记忆尤其能说明问题—— 在1945年，当德国军官们说“我只是奉命行事”时，他们的意思并不仅仅是“我在听命于上级”。他们的潜台词是：我已经不再受宪法约束，我超越了法律，因为我向希特勒本人宣誓效忠。如果希特勒下令，我就执行，没有任何法律能阻止我。所以，当一个人向某位领袖发誓个人效忠时，就意味着他已不再受法律约束。二、而这正是关键点的第二层意义：整个社会将因此被改变。如果军队——也就是掌握武器的人——不再受法律约束，那对社会上其他人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法治对任何人都不再真正适用。只要领袖下令，军队就会执行，他们的行为在新的“秩序”中就是“对的”，因为他们已发誓效忠于这个领袖。因此，宪法制度——任何宪政体制——都无法承受这样的变化，它无法在“希特勒手下的那种将军”存在的条件下生存。这就引出了第三点。三、我一直努力避免使用“元首”(Führer)这个词。但我们说的这个词——“领袖”——是我们用来指称纳粹德国领导人的那个词。这个词真正成为政治现实的时刻，就是在1934年8月。那时，希特勒不再只是德国的总理(Chancellor)，而是成为一个超越法律、超越政府、超越任何约束的人——成为“德国人民的领袖”(Der Führer des deutschen Volkes)。这个转变发生的关键节点，正是将军们发誓效忠的那一刻。所以当川普说他想要“希特勒手下的那种将军”时，他的真正意思是：他希望能够拥有那种形式的权力转变。而在我看来，他的理解是正确的。我不会说他是个糟糕的历史学家。我会说，他理解了1934年8月所发生的事，并且，他希望那样的事情在这里（美国）也能发生。民主崩溃的过程马什：所以，你知道，这显然是民主崩溃的一个时刻，即向个人宣誓效忠。也许因为你研究过这么多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情境，那么民主崩溃的其他迹象是什么？在民主崩溃的过程中，还有哪些其他关键时刻需要关注？斯奈德：这可以从很多角度来回答。一、其中一个我们已经从不同方式谈到过了，那就是把民主当作理所当然的事物，就像天气一样，似乎它自然而然地就会存在。这是一种信号，也是一种危险。它往往和对民主的怀疑并存。把民主视为天经地义的事物，常常也会和对民主制度的一种“青春期式的反叛”相伴随——比如说，这个制度有缺陷，这不是真正的民主，因此，专Z也许不会更糟。这是“青春版”的看法。而“成熟版”的看法可能是：民主就是世界本来的样子，它不会真正改变。不幸的是，这两种心态在当今美国都广泛存在。二、另一个民主陷入困境的信号，也是我们提到过的，就是进行对话变得困难。而这就关系到“真相”的重要性。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价值观，对吧？你和我有不同的价值观，你和你的邻居——无论是谁，如果是你的配偶，尤其是你的配偶——你们也有不同的价值观。这很正常，这其实是好事，这本来就是应该如此的。如果我们彼此价值观不同，反而可以通过协商达成共识，一起去做点什么。比如，你和邻居关心水污染的理由可能不同，但你们都想解决水污染的问题。但是，如果你不同意是否存在水污染，或者如果你不同意是否存在全球变暖，如果你不同意基本事实，那么就无法达成地方共识。如果没有地方共识，就不可能有民主，因为这开始显得毫无意义。如果我们无法在地方层面共同行动，那么我们就会开始质疑整个国家层面的民主项目究竟有什么意义？因此，对话的困难，再加上对事实的瓦解，构成了另一个严重的问题。这种情况在法西斯和共产主义掌权接管民主制度时都曾出现过——那些想要摧毁民主制度的人，总是利用民主制度本身的不完美。民主从来都不是完美无缺的，这些人正是利用了它的“漏洞”——比如新闻媒体的脆弱性。他们会攻击媒体，说记者是“人民的敌人”；他们会利用言论自由作为借口来污蔑、攻击反对者。他们还会努力将公共媒体转化为自己的宣传平台。最终的目的，是用宣传来压倒我们所有人的沟通能力，使我们愤怒，让我们彼此敌视。三、在政治领导层面，还有一个稍微技术性的问题，是史蒂文·列维茨基(Steve Levitsky)和丹尼尔·齐布拉特(Daniel Ziblatt)在其著作《民主如何死亡》(How Democracies Die)中阐述得非常清楚的，那就是关于“规范”(norms)的作用。我自己是个家长，所以经常想到这个类比。你可以试图通过制定规则来教养孩子——我确实这么做，我常常制定规则，我喜欢把规则写在白板上。但归根结底，你无法用立法的方式来“规定童年”——你可以有规则，但还有更基础的东西（规范），那就是“遵守规则”本身也是一种规范。当我们在政治精英层面看到民主危机时，往往就是这些本该被默认遵守的规范正在被破坏，或者人们开始寻找绕开规则的理由——而绕开规则的方法，恰恰就是破坏规范。在选举期间，这种现象尤其令人担忧，因为你不可能为选举过程的每一秒钟都立下明确的法律规定。在某个节点上，你必须依赖人们的“善意”。一旦善意不复存在，问题就变得非常严重。亿万富豪与“言论自由” 最后一个我已经提到过的问题，我们再说一下，那就是不平等。如果财富过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是一个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代就被注意到的问题，此后历代思想家也都反复强调过。美国开国元勋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几乎每一位对民主有深刻见解的人，不论我们把他看作是左派还是保守派，都意识到这个问题：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注意到了，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注意到了，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也注意到了。马克·吐温(Mark Twain)和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也都指出过这个问题。如果你让太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那么这些人就会控制太多的言论空间、太多的话语权、太多的媒体平台。在这种情况下，正常的民主对话就会变得非常困难，因为某一个人（比如一个拥有大型媒体平台或社交平台的人）可能最终决定了我们全社会在谈论什么。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也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我之前说过，古希腊人无法预见社交媒体的出现，但他们确实预见了财富阶层通过宣传使民主变得困难的情形。他们对这一点的担忧是有道理的，而这正是我们今天也必须警惕的一个信号。马什：当然，我认为，这确实引出了我们对当下局势理解中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就像你说的，民主制度的瓦解——如果从2010年开始描绘这个过程，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社交媒体的崛起与如今被污染的信息网络之间的平行关系，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政治现象。但另一方面，这种情况过去也发生过。比如1930年代纳粹控制下的德国新闻媒体，还有收音机的出现与法西斯主义的兴起。甚至在更早以前，英国内战时期传单(pamphlets)文化的兴起，以及这种文化在整个欧洲范围内被压制的情况。我是说，这是否其实是言论自由内在的某种特质？也就是说，它在某种意义上会“吞噬”自身：一旦信息爆炸到不可控制的程度，社会就会因此发生分裂。斯奈德：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观点，我想就此说两点，内容截然不同。首先，我想从你提到技术的地方接着说下去，因为斯蒂芬（马什）说得完全正确，非常值得我们深思。一、我不会把这个问题简单归结为“言论自由”，而是更倾向于认为这是“媒体技术的变革”所导致的。比如印刷术的发明——现在，我虽然看不到你们的样子，但我能看到我那本书的封面，因为它是白色的，会反射你们身上的紫外光。所以你们都拿着书，这很好。我想我们大概都是认为书籍是积极事物的人，认为阅读和拥有书籍是好事。但正如斯蒂芬所暗示的那样，印刷术的出现在最初的150年间其实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它是欧洲宗教战争的主要诱因之一，而那场战争造成了大约三分之一的欧洲人口死亡。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印刷术让信息的传播速度远远超出了当时人们的承受能力；同时，它也让人们能够更轻易地抄袭、诽谤、拼贴。某种意义上，印刷术可以说是社交媒体的先驱。但它也给出了解决问题的线索：当你有了新技术之后，你就必须制定新的规范、惯例和法律。例如版权制度——听起来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无聊的东西——其实正是使书籍成为可能的基础。如果没有版权，我就不能写书或出版。版权制度使得书籍得以存在。而关于抄袭的法律，则让我们所谓的“言论自由”能够真正运作起来。二、所以每当技术发生变革，我们就必须重新思考“言论自由”的含义。这也引出了我的第二点：即使我们在技术层面讨论言论自由，归根结底，它并不是关于技术，而是关于“人”。追溯到古希腊，人类对言论自由的探讨有着悠久而深厚的传统。那么我们为什么需要言论自由呢？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在美国，我们似乎已经到了一个极端——当然不是你们在座的各位，你们是友善、理性、深思熟虑的人——但总体而言，美国人往往倾向于说出一些他们知道具有冒犯性、甚至是虚假的言论，然后再说一句“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好像言论自由本身就能为这些言论披上一层荣耀的外衣。我们已经陷入了这样的误区。同时，在技术层面，我们也陷入了另一个误区——当一个拥有社交平台的亿万富翁想要大规模传播谎言时，他也会打出“言论自由”的旗号。这表明我们对言论自由的理解已经严重偏离了原本的轨道。因为，不管伊隆·马斯克是将一个谎言传播五千万亿次还是五千五百万亿次，这都不是言论自由的真正意义。言论自由从来都不是关于有钱人、强者的，它从来都是关于弱者的。我们之所以捍卫言论自由，是因为“向权力说真话”本身就是危险的。言论自由是关于“人”的，是关于“最不幸的那群人”的。这才是言论自由的核心。但我们已经被搞得头脑混乱，以为言论自由是关于算法、关于那些背后根本没有人操控的机制。但其实，言论自由永远是关于一个具体的人，以及当你说出真相时你所承担的具体风险——身体伤害，甚至生命危险。我们在这个国家真正需要思考的是：我们该如何培养“自由的说话者”。你不需要担心有钱人和有权人，他们的言论自由权利自然会受到宪法保护，他们根本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焦点。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每个人都足够了解信息了吗？我们足够有信心、有安全保障去表达自己了吗？很显然，答案是否定的。而且不仅是对少数族裔或其他处境危险的人群而言，很多中西部的县，我最近拜访过，人们连在院子里插一个支持哪位候选人的标牌都不敢，因为他们害怕遭受人身攻击。这，就是我们目前面对的言论自由问题所在。美国宪法的问题马什：你知道吗，我在想，不知道你有没有像我在这个对谈系列中遇到的很多知识分子那样，去思考美国的建国，思考它的起点。你刚才提到了传单和印刷文化的起源，这很有意思，因为他们当时也正是传单写作者，对吧？某种程度上，他们就是最早的那批“传单叛军”(pamphleteer rebels)。也许我会这么说是因为我是加拿大人，所以我能更有距离感地看这个问题。但我想知道，作为一个历史学者，你是否觉得美国如今所陷入的困境，其实早在当初就已经埋下了种子。比如乔治·华盛顿的告别演说——对我来说，那简直就是在描述今天的美国，只不过是240年前说出来的。你会不会觉得，那些光辉岁月里种下的一些“种子”，现在已经开始发芽燃烧、变成火苗了？又或者说，正是这个国家的美丽与建国理想本身，正在制造它如今所面临的危机？我觉得美国最不同凡响的一件事是：它至今仍处在自己的“第一共和国”当中。你看，法国都已经是第五共和国了。我们加拿大写宪法是1982年，对吧？而你们至今还在使用18世纪写下的宪法。你觉得，美国如今的问题，是不是也部分源于此？斯奈德：是的，法国是第五共和国，但谁在乎呢？马什：说不定等这次对话结束，他们都到第七个了。斯奈德：这里有一个非常讽刺的现象。我是美国人，也是历史学家，但我并不是“美国史学家”，你懂我的意思吧——我是研究欧洲历史的。但从欧洲的角度来看，美国宪政史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反讽之处：当我们有机会影响其他国家的宪法设计时，我们会允许出现、甚至鼓励一些在我们自己宪法中并不存在的内容。举个例子：二战后，欧洲新产生的宪法中包含了许多美国人并不享有的权利。尤其是，这些宪法往往围绕着政府向人民提供服务来进行设计，而这恰恰是美国人常常质疑的部分。二战之后，面对法西斯主义带来的摧残，欧洲各国在宪法设计中大力强调福利国家的理念，其核心目标正是构建一个让人们真正感到自由的社会。所以我这里在思考一个非常具体的宪法设计时刻。我想表达的，其实是一个相对乐观的观点：是的，我们的建国文件确实有些古老、复杂，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人本身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20世纪40年代，甚至更早在20年代，那些参与一战后宪法讨论的美国政治学家和法律学者其实都非常清楚我们宪法的局限。所以说，确实有问题，但不能说所有美国人都对此毫无察觉，也不能说我们就只能消极地被这些文件束缚。我们的某些现实问题确实根植于宪法本身。比如说，宪法允许选区划分操控（gerrymandering，杰利蝾螈），而更好的宪法设计本应排除这种做法。又比如选举人团制度(Electoral College)——它在当时的政治辩论中或许说得通，但现在说实话，简直让人忍俊不禁。它真的完全没有道理，我们之所以还保留它，只是因为它“已经在那里了”。这类基本的设计缺陷确实存在。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对待宪法这份文件的精神，我想强调的是这个点。1852年，在美国首次独立日的第76周年，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自由黑人）发表了一篇著名演讲，我认为他给予了建国者应有的尊重。演讲的核心当然是当时美国最根本的问题——奴隶制。但我觉得，道格拉斯说了一句非常有智慧的话。他说，建国者在他们的时代是“叛逆者”(rebels in their own time)。就像斯蒂芬所说，他们是捣乱分子，是传单写手。道格拉斯说，他们是那些在当时冒着巨大风险的人。他们所坚持的事业在一段时间内是少数人的事业，他们是异类，是边缘人，是在被排斥的状态下坚持下来的。直到后来他们赢得了支持，甚至奇迹般地赢得了一场战争。而“自己时代的叛逆者”这句话，我认为正是我们理解建国精神的正确方式。因为那些起草美国宪法的人深知，我们也必须在我们自己的时代成为“叛逆者”，这当然也意味着我们要敢于对他们当年的立场和设计进行挑战。当年的建国者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认为“我们在18世纪写下的这些东西，应当在250年后依然将所有人牢牢束缚”。他们努力地去设计这些文件，使之能够随着历史而改变，因为他们理解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我已经提过了——我们是有缺陷的，我们不完美。这正是宪法存在的核心理由。民主是困难的，你需要规则和框架来引导我们的能量朝着正确方向流动。第二，他们明白：民主需要不断复兴。而每一次民主的复兴，都必须以我们愿意承认过去所犯的错误为前提。一个严重的错误马什：我听过很多关于美国宪法的辩护。这是我听过的最好的辩护。但这让我们回到了规范的问题。对。你提到的那个比喻很好，就像你在白板上写规则，但你真正希望的是孩子有规范。就像你写这些规则，是因为你不能对孩子说“正常点”。对。就像拥有这些价值观。斯奈德：对。我得说，对孩子说“要正常”是一种我从未想过的方法。好吧，试试看。看看是否有效。马什：也许我试了没效果，对吧？但我猜是因为我完全明白问题在于规范，但这似乎也是一个如此难以面对的问题。我有我的规范，我有朋友，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规范。作为公民，我们似乎很难真正影响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观念，即“我们都相信民主”，对吧？规范似乎是一个如此模糊、不明确，同时又是如此迫切的要求。斯奈德：当然，这是个很好的问题。让我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来回答你——一个是更直接的现实层面，另一个可能是更深层次的。让我先从那个深一点的开始说起。民主并不是——自由也不是——“一切都可以”的意思。不是这样的。自由的意义，在于这个世界上确实存在一些美好的事物，而我们每个人对这些美好事物的理解可能不同，但每个人都应有机会去实现他们心中那些“好”的东西。这才是自由的核心。自由并不意味着“什么都不是真的”，它不是虚无主义。我认为，当我们把自由理解为“无所谓、什么都行、都不重要”的时候，我们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而如果我们因此认为民主就意味着“大家随便说说、无所谓”，那民主根本不可能运作。虽然这种想法很有诱惑力——我们确实看到有不少人，甚至在美国社会中居于高位、甚至竞选公职的人，都抱持着这种态度——但那不是真正的自由，也绝对不是民主。民主绝不能只是“任其发展”的结果。它必须建立在某些积极的信念之上，而这些信念正是“规范”所依赖的基础。所谓“规范”，是指我们的行为准则，是我们在政治这个空间中不言自明、却人人遵守的“看不见的规则”。就像政治房间里的家具，虽然看不见，但我们知道如何在它们之间穿行。可是，如果没有那些积极的价值信仰作为支撑，这些规范就站不住脚。比如说我们之前听朱利安提到的一些价值观：我们要接受和平的权力交接——这是一个积极的确认；我们认为政治暴力不是政治生活中的一种常态，而是一种与民主根本不相容的行为。这一点我其实应该更早提到的：政治暴力是民主出了问题的一个极强信号。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通常，一个人或一群人如果尝试过一次政治暴力，那很有可能就会尝试第二次。所以，怎么才能建立“规范”？你只能通过积极的价值信仰去确立它们。而且你必须认真思考这些价值信仰是什么，因为世界上存在各种价值信仰，其中一些不仅非民主，甚至是反民主的。比如说：“应该有一个领袖，我们所有人都应该服从他”——这也是一种规范，只不过是一种反民主的规范。又比如：“法律并不适用于每一个人”——也是一种规范，但它同样是反民主的规范。所以，你在这里并没有真正的“中立”选项：你总是在肯定某种类型的规范，不是民主的，就是反民主的。接下来我说说那个更“现实直接”的层面：我们可以通过人们遵循的规范来判断他们。没有人在当前我们所见的政治竞争中是完全不遵守任何规范的。问题是，他们所遵循的到底是哪种规范？是与民主相契合的，还是与其他政治体系一致的？规范既是我们必须努力捍卫的，也是完全合理的评判标准。这与“政策立场”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可以支持某种反垄断政策、你可能支持另一种；我可以支持一种肉类检查制度，你可以支持另一种；铁路政策也是如此。我们可以在政策上分歧很大，但仍然在规范层面达成共识。我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评判候选人。当然，有些选举确实是围绕政策分歧展开的，比如肉检政策、交通政策这种。这种选举是你我在政策上有分歧的体现。但我并不认为2024年是这样一场选举。我认为我们现在经历的这场选举，是关于规范的。他们想要你绝望马什：你知道，我觉得这正好引出了“政治暴力”这个问题，而这一直是我最难应对的问题之一。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受。我是说，我写过一本书，叫《下一场内战》(The Next Civil War)，显然，这是一个非常黑暗的视角。我写这本书的初衷，是想作为一种警示，提醒人们美国面临政治暴力的风险。但与此同时，也正是你刚才提到的那个关于“规范”的问题，我有时会问自己：我所指出的这种黑暗是否反而适得其反？是不是一种更积极的策略——比如说去“肯定那些美好的东西”——其实更能阻止民主的倒退？因为在我看来，一旦我们进入那种“民主真的处于危险之中”的状态，这种危机意识本身就会变成一个驱动力，它反过来会加剧那种“绝望感”，而这种绝望感正是导致政治暴力和制度崩溃的温床。所以我想说的其实不仅仅是那些人（制造暴力或极端主义的人），而是我自己——如果我可以把你当成一个心理咨询师的话——我们怎么才能跳出这种负面循环，进入某种积极的肯定状态？斯奈德：我觉得，如果我是你的心理治疗师，我会说：“这是一个非常棒的问题。”对吧？这要收费250美元（笑）。因为这正是治疗师会说的话，不是吗？无论你从哪里出发，你都是从一个好的地方出发的。除了治疗师，全场都笑了。现在，连治疗师也笑了。谢谢你。所以，我想从一个更黑暗的地方开始，然后尝试走出来。我写的这本关于自由的书，其实是一本非常温暖和充满希望的书。它讲述的是“自由”作为一切美好事物中最美好的一种，它描绘的愿景远远好于现实中的美国。但我写这本书时，是带着我对历史的了解在写的——我们刚才讨论了一些——也是带着我对其他更艰难局势的认知在写的。所以，我第一次像这样与人讨论这本书——不是像今晚这样的大讨论，而只是谈这本书——是在乌克兰东北部的哈尔科夫，一个距离俄国边境约35英里、距离前线只有几英里的城市，我们在地下举行讨论。我们之所以在地下，是因为哈尔科夫经常遭到导弹袭击，而人们根本没有足够时间转移到防空掩体。如果你想举行像今晚这样的集会，只能在地下举行。我之所以想到这些，也部分是因为我现在穿的衣服，正是我那次地下讨论时穿的衣服。整场讨论期间我都在想，这一切是多么不同：我可以坐在这里，不是在地下，斯蒂芬和我，还有你们大家，都不用担心导弹袭击。我们知道，当我们今晚走出剧院时，卡拉马祖的建筑不会在我们不在的这段时间被摧毁。我想到了这一切，我没办法不去想。然而，尽管如此——哈尔科夫、乌克兰东部、南部，那些地方是可怕政治暴力的例子。俄罗斯所施加的政治暴力是恐怖的，其目的正是要终结民主。这一切的本质，就是要通过摧毁乌克兰的民主来向俄罗斯人证明：民主是不可能的。那些正在抵抗的乌克兰人，正为民主付出可怕的代价。但这正是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发生转变的地方。因为在我的经验中，甚至可以说是尤其在那些为民主而抵抗、冒着风险的人身上，我看到的是：抵抗总是具有创造性的。我们本来不必在那个地下掩体里讨论自由，对吧？每个人都可以待在家里，看着网络，感到恐惧。但他们没有。他们走出来，参加了讨论，就像你们今晚也走出来参与这个讨论一样。抵抗总是带有创造力的，抵抗总是积极的。当我想到其他一些比我们当前所处环境更危险的地方，那些曾经抗议、冒险的人反复告诉我同一句话：“当我在抗议的时候，我反倒不像在家看电视时那么害怕。” 所以即便是冒那一点点小小的险，也是一种肯定性的行为；它让你与他人一起行动，让你感觉更好。而这也是对你刚才那个“心理治疗”式问题的回答——现在我是认真的了：那些想要“杀死民主”的人，他们的策略就是让你恐惧，让你相信一切都没有希望。他们想要你绝望。这是一种手段，他们的目标就是这个。因为，如果我们彼此隔离、不沟通、不合作，民主是无法运作的；如果我们被恐惧所支配，民主也无法生存。你说得对，恐惧本身的确可能导致糟糕的结果。但这不是让我们屈服于恐惧的理由，而是一个强有力的理由，说明我们必须始终去做我们力所能及的小事。因为每个人总能做点什么，而我们现在通常还能多做一点点。尤其是如果我们和他人一起去做，就能驱散那种无力感。这也是我在那些比我们现在所处环境更加严酷的地方亲眼看到的。如果你什么都不做，那你自然会觉得黑暗的来临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你和别人一起，那你就会产生希望——你会变得更有行动力，也会更有希望。这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行动力与希望会互相激发，彼此增长。无法回头马什：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你在书中提到的一个观点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其实不止一个，但这个尤其让我记住了：人们常常觉得民主不起作用，但如果你试试专Z，那结果才是真正糟糕。它会非常快地崩溃，也会非常快地变得可怕。而我们现在，正处于美国为数不多的四五个关键地区之一，在这里，全球民主的未来可能会被决定。我想请你，向这个世界的角落发出呼吁——为什么民主比它的替代品更好？斯奈德：这是个很容易理解的观点，也是你刚刚提到的。我先说这个，然后再讲另一个。第一个简单的观点是：我们在民主中抱怨的一切，其实都可以被改进。斯蒂芬刚才非常正确地提到过，在专Z制度下，情况往往会变得更糟。看看那些我们某些政治人物钦佩的独裁者，比如普京，或者匈牙利的欧尔班——这些国家相较于美国来说是穷国，而且它们永远都不会变得不穷。它们被困住了。哪怕匈牙利位于欧洲联盟的中心地带——这个世界历史上最大最富裕的贸易区——只要欧尔班继续掌权，匈牙利就会一直贫困。因为欧尔班的统治意味着一人独大，意味着少数依附权力的寡头拿走所有来自欧盟的资金，意味着经济失序。这还不包括缺乏自由媒体、大学被压制等问题——这些国家体制无法运转，问题也无法修复。俄罗斯也是个类似的例子。这个国家拥有大量的油气资源财富，但这些财富被一个人和他周围的一小撮人所控制。全国大多数人极度贫困，而俄罗斯几乎没有什么系统是高效运作的。而且——这种情况无法改变，真的无法改变。所以从斯蒂芬提出的观点出发，我们抱怨的许多民主问题比专Z更糟糕——这是真的。但更糟的是：你在专Z体制下无能为力。你什么都做不了。我非常担心的是，美国人往往不理解这一点的严重性。如果你投票反对民主，如果你投票支持那些破坏规范的人，如果你投票支持那些宣称自己想当独裁者的人，如果你投票给那些公开钦佩独裁者的人——那一刻或许看起来很“爽”，好像你在挑战权威、做了一件“解放自我”的事。但一旦你越过了那条线，你就无法回头了。这不是我们所熟悉的那种“可以修补”的错误。民主虽然慢、尴尬、笨拙，并不总是带来你想要的结果，但你总是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回头，重新开始。但如果你投票反对民主，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正是现在很多美国人正在考虑做的事——一旦你否定了民主，就真的回不了头了。第二个观点，这是个乐观的亮点：美国现在的状态不会一直持续下去。极化不会永远持续；愤怒和焦虑不会永远持续；五五开的选举格局不会永远持续；社交媒体主导一切的现状也不会持续。这种现状是不可持续的。作为一名研究政权变迁和历史转折点的历史学家，我认为，接下来要么事情会变得更糟，要么它们会变得更好——而且可能会变得好很多。 2020年代的美国，有潜力成为一个比现在更加富裕、慷慨、公平和成功的国家。远远更好。我们可能会迎来一种变化，就像从上个世纪40年代走向50年代，从50年代走向60年代那样的跃升。这个国家拥有足够的财富、技术、受过教育的人民——我们拥有一切，除了：一些糟糕的领导人，一些糟糕的想法，一些顽固失效的制度。但我们可以突破——走向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迈入一个更好的“第三世纪”。而我们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前提，就是维持住我们的民主。 *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10 00:00

一会调低一会调高，美股上涨后，花旗分析师再度调整标普500目标值

劳动力市场前景略有改善。” 更不糟糕的经济环境让花旗将全年标准普尔500指数每股收益预期从255美元上调至261美元，尽管仍低于他们年初预测的270美元。花旗认为，认为风险降低所带来的更好市场情绪，将使标准普尔500指数维持21倍的市盈率。企业对不确定政策环境的适应也对此提供支持。该行表示：“从更长远看，现有和未来的技术进步，应当能够降低历史上盈利对商业和经济周期的敏感性，从而支持高于历史水平的估值。” 这一估值将主要由两个因素支撑。首先，花旗认为人工智能相关交易正重新获得动能，这将反映在整体资本支出保持强劲上。花旗表示：“尽管存在政策不确定性，但今年迄今为止，资本支出意愿大致保持稳定。这为结构性的基本增长预期提供了一定支撑。” 接下来是股票回购。花旗指出，净值回购已经上升，今年总额可能达到1万亿美元。花旗表示：“这与我们年初的判断一致，当时认为围绕政策担忧和投资支出不确定性的股市波动，可能会转化为总量和净值回购活动的增加。” 花旗团队认为，他们的价格目标波动反映了“伴随特朗普政府政策不确定性而来的波动路径”，但他们相信，分析师、企业和投资者都越来越习惯这种局面。他们表示：“有了以往的经验，我们有信心认为基本面波动将小于政策波动。” 花旗总结说：“随着我们进入下半年，2026年盈利的改善——作为2025年政策对基本面影响的结果——将是关键因素。我们预期从现在起，到2025年下半年将有中个位数的涨幅，这意味着应更多逢低买入，而不是追高。” 他们对2026年年中的标准普尔500指数目标是6500点。（市场观察）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10 00:00

福山：我的修正主义历史噩梦

成的严重破坏。在梦中，过去几十年美国经济一直不算强劲，但美国人比过去更加自立。他们意识到自己并不需要曾被允许大量涌入的那些产品、食品、电影和外国人。出国旅行的重要性被认为大大被高估了。不管怎样，美国人也不得不适应亚洲“中华大东亚共荣圈”的现实，这个圈子包括日本、韩国和台湾（最终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应属之地）。明智的美国总统们认识到，亚洲人民可以自己做决定，无需美国插手，从而避免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在欧亚大陆西侧，也维持着类似的和平。俄罗斯通过重新将乌克兰、波罗的海三国、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和波兰东部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纠正了苏联解体所带来的错误。同样，当华盛顿意识到它无权干涉莫斯科如何对待周边邻国时，世界也因此避免了一场核战争。梦中教科书中对更久远历史事件的描述，也与我当年所学完全不同。作者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本不该发生。我的孙子孙女无法相信，有将近50万美国人毫无必要地死去，而这只是因为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插手，阻止德国在欧洲找到应有的位置。美国国内对德国的恐慌情绪，是被人为制造的、大量关于集中营和犹太人被大规模屠杀的虚假故事煽动起来的。教科书承认，确实有一些犹太人在欧洲死去，但认为这一冲突本质上与世界其他地方的种族冲突并无不同。关于德国威胁的虚假叙事误导了美国人，让他们以为自己有责任去“拯救”其他国家，摆脱所谓的独裁者。这种误解导致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资源误用之一，美国投入了大量人力和金钱，建立起庞大的帝国体系，在欧洲及全球设立了军事基地和部署了军人。在梦中，2020年代一整代被称为“新历史学家”的修正主义学者，开始重新解读美国历史的诸多方面。他们帮助美国人认识到，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并不是英雄。他将国家拖入了一场血腥而毫无意义的内战，导致约60万人丧生，并摧毁了美国的一个地区。这场“北方侵略战争”并非出于对奴隶制度的敌意，奴隶制度实际上很仁慈这场战争实际上是华盛顿政客出于扩张联邦政府权力的帝国野心，他们以种族问题为借口。这样的权力扩张破坏了建国先贤设想的、让各州能够自主选择的民主自治制度。一些深受“新历史”传统影响的政客，甚至提议将林肯纪念堂的林肯雕像拆除，换成前总统特朗普的雕像。新雕像的镀金铭文只需稍作修改：“在这座殿堂中，如同在那些他拯救了联邦的人们心中，唐纳德·特朗普的记忆将永存。” 当“新历史学家”最初发表这些观点时，曾引起极大争议。华盛顿政府错误地试图强制在全国课堂上教授这些观点，这引发了对政府权力过度干预的批评。但修正主义者很快发现，他们根本无需强迫人们接受这种对美国历史的新解读。政治光谱另一端的许多人多年来一直在主张，美国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长久以来企图将自身意志强加于世界。进步派开始将“新历史学家”视为潜在盟友，而非敌人。我的孙子孙女很难理解，为何人们曾经会如此长时间被误导。到了2050年代，世界和平，是因为大多数美国人已经接受这样一种观念：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普世价值”。每个国家都有权坚持自己的传统和文化，即使这些与美国的偏好不同，也无可厚非。如果一个国家希望有强大的中央政府，能够控制媒体批评声音，或宣布某一国教，它也有权这样做。美国在这方面并无不同。在梦中，我意识到，在这个无处不在的互联网时代，操控历史叙事是多么容易。从内战一直到数字时代，历史叙述被一小撮左翼精英所掌控，他们将自己的叙述灌输给美国人。互联网则解放了普通人，使他们摆脱这些精英的控制，如今，只要你想传播某种叙事，就很容易让大量人愿意倾听。你甚至不需要强迫他们，他们愿意相信你说的话，还会主动帮助你传播这种新的“福音”。当我从唐纳德·特朗普国际机场飞越华盛顿特区，我开始怀疑，自己这些年来是否也一直被从小接受的历史叙事所欺骗。我甚至开始想，我是否真的希望从这个梦中醒来。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10 00:00

华尔街日报：决定美元命运的不是贸易再平衡，而是回报

提前囤货，但进口下降19.9%，仍超出经济学家的预期。汽车、手机等商品进口下降，表明关税正在帮助缩小逆差。《华尔街日报》美元指数今年下跌了7%，很多担心共和党税收和支出法案的投资者，将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联系起来，呼应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的说法。德意志银行经济学家乔治·萨拉维洛斯最近在致客户的信中写道：“美国的净外部资产状况是衡量财政空间的最佳指标，而这一状况正在迅速恶化。” 在富裕国家中，政府借款成本与对外资产减去负债的余额有关，也就是所谓的净国际投资头寸。瑞士是对外资产净持有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为0.4%。相比之下，美国是主要经济体中最大的净外部债务国，去年的净投资头寸为负，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8%。美国的借款利率为4.5%。贸易是讨论的核心。从会计角度看，每当进口大于出口时，美国就等于向外国借钱。负对外资产状况主要反映了自1990年代以来积累的贸易逆差。在某种程度上，这与预算赤字的联系很明确：总体而言，企业和消费者在海外支出更多，国内需求就更疲弱，失业率可能上升，因此政府有动机填补这一缺口。预期通胀的背景下，进口国的中央银行会维持较高的利率。不过，传统观点认为，对外负债的大量累积最终会导致外国停止再融资，或者导致本币贬值，但这种情况并未发生。2000年代，在美国贸易逆差扩大时，美元确实走弱，推动美国对外资产升值，从而改善了对外资产状况。然而，从十年前开始，失衡再次加剧，而美元的飙升使问题更加严重。对特朗普的首席经济顾问斯蒂芬·米兰，以及北京大学的经济学家佩蒂斯来说，美元“全球储备货币”的角色是关键解释。他们认为，这一地位促使中国等拥有大量储蓄的出口国家投资美国资产，由此带来的资本流入使美元被高估，迫使联邦政府或美国民众承担过度债务——后者曾引发2008年金融危机。但这种说法并不完全准确。当外国企业对美出口多于进口时，他们最终持有美元现金，这属于美国的负债。但这只是商品交易的付款，并不意味着美国进口商在字面意义上向外国借款。外国出口商并不是在不断再融资扩大的债务：他们是在出售产品、把钱存入银行，没有太多理由停下——即使这些美元最终会被再投资于其他资产。与此同时，外国投资者对美国的实际放贷，并不会被记录在净外部资产头寸中，因为没有负债的净增加：美国发行债务的同时获得现金。因此，很难找到外部赤字与信贷繁荣之间的直接联系。以英国2016年脱欧公投为例：英镑在投资者预期经济增长减弱的背景下迅速下跌，但尽管存在巨大外部赤字，贸易和债务再融资并未中断。事实上，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跨国数据，在过去十年里，除美国之外，各国汇率变化与净国际投资头寸之间并无相关性。至于美元的特殊地位，自1971年总统尼克松中止黄金兑换以来，它与强势或弱势汇率都曾共存。自2014年以来，美元升值的同时，外国对美国国债的持有量保持稳定。当然，也确实存在外国资金流入推高本币、加剧对外失衡的情况。反过来，美元目前的走弱可能有助于缩小赤字。但关键在于，汇率受多种因素驱动。过去十年，美国股本回报率预期与美元价值密切相关，同时也使净国际投资头寸恶化：外国投资者大量涌入美国股市——这在统计上被计为负债——而这些股市因美国经济强劲和硅谷在全球的领先优势而大幅上涨，体现在4月达258亿美元的服务贸易顺差上。很难说更高的回报率会导致一个国家货币贬值。现在重要的是，人工智能的繁荣和就业市场的韧性——尽管5月招聘略有放缓——是否足以抵消高企的股票估值、不稳定的关税政策，以及新支出法案中第899条可能对外国投资者加税的威胁。美元是否能维持历史高位，并不取决于是否实现再平衡。来源：加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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