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68财经网_全球视野外汇黄金加密货币NFT资讯网

特朗普滥施威胁后，本来选情无望的加拿大自由党突然又有戏了

开对决。卡尼曾是高盛的银行家，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领导加拿大央行，并在英国脱欧期间担任英格兰银行行长。他认为自己的经济管理能力能够重振自由党的政治前景，并说服加拿大人相信，他是最适合应对特朗普重商主义政策、重振经济的人选。特朗普周三表示，他对来自加拿大流入美国的芬太尼感到担忧，并准备推进25%的惩罚性关税。美国已要求加拿大和墨西哥在3月4日前证明他们在加强边境管控方面取得进展。特朗普还重申了他让加拿大加入美国的愿望。他在内阁会议上表示：“关税将使他们无法向美国销售汽车、木材或任何其他产品。” 他说加拿大在军费开支上相对较少，依赖美国提供防务支持。“如果我们不支持他们，他们作为一个国家就无法生存。” 卡尼在周二的党首辩论中称，特朗普的经济威胁是“我们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之一”。 “我知道如何管理危机，我知道如何建立强大的经济。”他说。多伦多危机管理公司Navigator的执行主席兼政治战略家杰米·瓦特表示，卡尼的崛起已经颠覆了加拿大的政治格局。瓦特指出，波利耶夫此前的竞选主要是针对特鲁多，承诺推翻一些不受欢迎的政策，比如消费者碳税。但现在，选票上的问题已经发生变化。 “真正的问题是，谁最能保护加拿大的安全？谁能最好地保护加拿大人免受唐纳德·特朗普的冲击？突然间，马克·卡尼有了吸引力。”瓦特说。自由党成员，包括特鲁多在内，曾试图在去年招募卡尼加入政府，但卡尼当时拒绝了。后来，特鲁多的财政部长方慧兰因政策分歧意外辞职，特鲁多随后宣布辞职，卡尼这才决定参选党首。方慧兰曾是彭博的记者，在2018年加拿大与美国、墨西哥重新谈判自由贸易协定时，她领导了加拿大的谈判。她在周二的辩论中表示，她知道如何应对特朗普的策略。“我们会反击。” 她宣称如果特朗普对加拿大进口产品征收关税，加拿大将实施报复性关税。民调公司Abacus Data的首席执行官大卫·科莱托表示，调查显示一半选民认为下一次选举应该专注于更换政府，而另一半认为重点应放在如何应对特朗普。几个月前，几乎所有的受访者都认为这次选举的重点是取代特鲁多。 “如果下一次选举的核心问题是谁最有能力应对特朗普制造的动荡，那么自由党就能赢得选举。”科莱托说。卡尼竞选中也批评了特鲁多的经济议程，认为特鲁多和他的核心团队忽视了长期增长和投资的推动。他承诺削减税收，鼓励私人投资，同时限制政府支出和联邦公务员规模。特鲁多执政期间，这两项数据都大幅上升。与十年前相比，加拿大政府支出占经济总量的比例从12.3%上升到15.9%，而联邦公共部门就业人数增长超过40%，相比之下，私营部门的就业增长仅为16%。曾在保守党政府担任高级官员的大卫·麦克劳克林表示，卡尼正在吸引那些担心保守党领导的加拿大政府会像特朗普政府一样行事的选民。 “在特朗普在加拿大极不受欢迎的情况下，这种形象对波利耶夫没有帮助。”他说。波利耶夫试图将竞选焦点从特鲁多政府九年的经济记录转向他的保卫加拿大计划。本月早些时候，他在渥太华举办了一场“加拿大优先”集会，并向选民提出了新的信息。 “让我说清楚，我们永远不会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我们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承担任何责任，以保护我们的主权和独立。”他说。尽管卡尼目前形势大好，但他仍然是一名政治新手，从未经历过长时间的选举考验。麦克劳克林指出，例如，在周二的辩论中，卡尼难以解释他去年为何批准全球最大投资公司之一Brookfield Asset Management从多伦多迁往纽约的决定，当时他是公司的董事会主席。麦克劳克林认为，卡尼仍需要说服选民，他的施政方针将与特鲁多截然不同。 “目前，唯一对卡尼有利的议题是特朗普，而他将试图借助特朗普的影响力推动自己的竞选。”他说。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2-28 00:00

中国突传重磅消息！彭博独家：中国考虑向几家大型银行注资至少4000亿元

方面进行资本注入，将是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首次采取此类举措。

tqttier02-27 14:34

别了，海通证券！证券业并购潮风起云涌，对市场有何影响？机构分析！“牛市旗手”证券ETF龙头(560090)早盘走强，有望终结两连阴！

广州证券，构建起强大经纪业务网络；全球金融危机下并购里昂证券、布局境外业务。多轮并购补强业务、高效整合协同发展，使中信证券成为了穿越周期的券业王者。（来源于招商证券20241118《证券行业并购重组的复盘与展望》）有行情，买证券，选龙头！政策暖风频吹，券商并购潮涌，市场交投高度火热，证券板块迎多重催化。把握春季躁动行情，认准“牛市旗手”证券ETF龙头（560090）！证券ETF龙头（560090）跟踪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数，一键囊括50只上市券商股，是直接高效布局证券板块的投资工具。无证券账户可布局联接基金（A类：501047；C类：501048）！风险提示：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证券ETF龙头属于中等风险等级（R3）产品，适合经客户风险等级测评后结果为平衡型（C3）及以上的投资者。文中提及个股仅为指数成份股客观展示列举，本文出现信息只作为参考，投资人须对任何自主决定的投资行为负责。本文中的任何观点、分析及预测不构成对阅读者任何形式的投资建议。以上内容与数据，与界面有连云频道立场无关，不构成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

有连云02-26 10:19

昨夜暴跌，但信息量很大

21年8月以来最大单月跌幅。2008年金融危机前，预期指数持续下滑，提前预警了消费萎缩和经济衰退风险。与此同时，消费者对未来12个月的通胀预期从5.2%跃升至6%。高通胀预期可能引发“自我实现”的涨价循环，加剧美联储对“二次通胀”的警惕。该数据被美联储纳入了货币政策评估框架，因为美国经济约70%依赖个人消费支出，消费者信心直接反映家庭部门的消费意愿和能力。数据平时对市场影响不大，但一旦出现问题，那么需要高度重视。 2）这份数据唤起了人们对上周五“密歇根大学报告”的记忆——同样是消费者信心指数下滑的同时“通胀预期高涨”。一方面是对经济衰退的担忧，另一方面是对高通胀的担忧，这一组合堪称“经济毒药”：衰退预警与通胀升温并存，直接动摇了“美联储完美降息”的叙事根基。 3）昨晚是市场自美联储降息以来，第一次从“软着陆幻想”转向“硬着陆担忧”，市场想法第一次改变很重要。交易员将2025年降息押注扩大至61个基点，首次降息时间提前至6月。昨晚不仅仅是一次暴跌，背后隐含的信息量很大。第一，比特币的大跌预示着，特朗普交易正在失效，接下来会出现一轮无序调整；第二，市场对一般性经济数据重视程度提高，未来还可能出现一份不起眼的经济数据引发市场暴跌的情况；第三，市场情绪已经极其脆弱，对关税的定价仍不充分，一旦谈判破裂，风险资产的脆弱性将彻底暴露。多重矛盾不断积累，市场情绪终究需要倾泻。

金融界02-26 10:09

这位投资者坚持认为，巴菲特囤积现金是为了等待股市暴跌

1%。他还提到了2007-2009年的金融危机熊市，以及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市场低迷。在信中，巴菲特提到，评论人士对伯克希尔不断增长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非常关注，截至2024财年底，这一数额已超过3000亿美元。然而，巴菲特坚称，伯克希尔始终更倾向于持有企业——无论是完全控股还是大量持股，而非持有现金。 “尽管一些评论人士认为，伯克希尔目前的现金头寸异常庞大，但你们的资金绝大多数仍然投资于股票。这一偏好不会改变。”巴菲特写道。与此同时，伯克希尔在2024年净卖出了价值1340亿美元的股票。巴菲特此前也曾表示，在市场上找到有吸引力的投资机会变得越来越困难。施密德认为，投资者应该为一场“诺亚方舟式的股市”做好准备。换句话说，一场漫长而猛烈的暴雨即将降临。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他建议投资者建立一个能够“在多年熊市导致华丽七雄等成长型股票和被动持有标普500指数股票的投资者抛售潮中仍能浮起”的普通股投资组合。施密德认为，通胀是当前市场面临的最大威胁。在特朗普赢得总统选举后，投资者再次将股市推向历史新高，并将这一时刻与里根1980年胜选后的长期牛市相提并论。然而，施密德指出，里根上台后不久，失控的通胀就被遏制，而目前通胀压力似乎正在加剧。 “我们认为通胀不会消退。去问问码头工人或波音技工，他们的长期工会合同每年复合增长8.5%的收入意味着什么？”施密德在最近的报告中表示。巴菲特在信中警告称，“财政上的愚蠢”可能会导致货币价值蒸发。 “在某些国家，这种鲁莽的做法已经成为惯例，而在我们国家短暂的历史中，美国也曾多次接近这种危险。固定收益债券无法抵御货币贬值。”巴菲特写道。不过，施密德表示，他并不认为这是一种对通胀的明确警告，“他在信中所提及的相关内容非常隐晦，只有对这种微妙之处非常敏感的人才能察觉。” 施密德总结巴菲特的核心信息：“照着我的做法去做，而不是听我的话。增加现金储备，不要急于买入。”（市场观察）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2-26 00:00

深度：拜登经济学并没有成功，而是一场“后新自由主义”的悲剧

也可被视为对奥巴马政府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推出的刺激计划力度不足的过度修正。奥巴马政府当时的刺激政策力度不够，导致美国经济复苏缓慢，而拜登政府则吸取了这个教训。然而，2021年，拜登政府官员未能及时根据不断改善的经济数据调整政策，导致刺激规模过大。经济理念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决策者决定让经济“过热”，即支持高需求来推动经济，即便这意味着通货膨胀风险上升。拜登政府认为，这种需求的增加将有利于更广泛的劳动群体，提升工人的议价能力，并提高其经通胀调整后的工资。政府无视了那些对这一策略持怀疑态度的声音，例如经济学家拉里·萨默斯，他警告称这种政策将导致高通胀。在大规模刺激法案通过后，美国经济确实继续快速增长。与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漫长复苏相比，这次复苏要快得多——这一差异主要是由于金融危机通常会对经济产出产生长期负面影响，而疫情则仅导致了经济的暂时停滞，持久性影响较小。然而，经济复苏实际上始于2020年中期，2021年第一季度实际GDP增长高达5.6%，此时《美国救援计划》的大部分资金尚未进入经济循环。事实上，无论是否推出大规模刺激计划，大多数国家在疫情初期的冲击后都经历了快速复苏。虽然拜登的支持者认为经济增长证明了刺激政策的成功（以及拜登政府经济理念的有效性），但这一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疫情前的结构性因素来解释，包括更快的生产率增长和有利的人口变化。与其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相比，美国的疫情后经济复苏大致处于平均水平，实际GDP增长率与疫情前的预测相比并未显著超越其他国家。通胀压力最终，拜登政府试图改造美国经济的计划被一场严峻的通货膨胀打乱。从2021年开始，美国经历了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最持久的通胀。通胀率从约2%飙升至9%的峰值，整体物价水平——即所有商品和服务的平均价格，在四年内上涨了约20%。拜登的支持者认为，通胀的原因是外部因素，而非政府政策造成的。他们指出，美国的通胀上升与全球经济同步，证明“拜登经济学”并不是主要原因。这种说法部分正确。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导致能源和食品价格大幅上涨，加之疫情引发的供应链问题，使得全球通胀压力上升。实际上，2022年的供应链冲击在美国以外的地区更加严重。例如，美国天然气价格峰值为每百万英热单位（BTU）10美元，而欧洲则飙升至100美元，因为欧洲国家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更大，而全球天然气贸易能力有限。然而，仅仅因为通胀是全球性现象，并不能免除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责任，就像大萧条或2008年金融危机的全球性影响，并不能让当时的美国政策制定者免于批评一样。乌克兰战争和供应链问题不足以解释美国的通胀情况。例如，美国的核心通胀率（不包括食品和能源价格）在2022年年中达到了近7%的峰值。这不仅仅是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传导至机票等其他商品的结果。能源价格的上涨并不一定会导致核心通胀大幅上升，比如在2005年能源价格飙升时，核心通胀仍然低于2%。更重要的是，价格上涨的持续性超出了预期。到2022年底，石油价格已回落至俄乌战争前的水平，但整体价格上涨并未逆转，通胀仍然处于高位。供应链问题也被误解为导致通胀的关键因素。事实上，美国的耐用品消费在2021年比疫情前水平增长了近30%，而其他未提供大规模刺激支票的国家并未出现类似增长。全球供应链基本上能够适应美国需求的激增，部分原因是美国大量增加了进口。 2021年，美国港口的货物吞吐量比疫情前增加了19%，这是导致美国港口船只排队的主要原因，而非供应链放缓。实际上，这并非供应链紊乱，而是由于拜登政府额外提供了一轮刺激支票，导致需求大幅激增。政府对经济的支持导致名义GDP大幅增长，因为当家庭手中有更多资金时，支出必然会上升。然而，由于经济的生产能力存在限制，实际GDP的增长空间有限，超额支出最终转化为更高的价格。消费者偏好和供应链决定了哪些商品的价格上涨更快，但并不是导致整体通胀的主因。如果没有政府的大规模现金注入，以及美联储在应对通胀方面的迟缓（直到2022年3月才开始加息），物价上涨可能会导致服务业支出减少，并抑制价格增长，而不会造成整体通胀飙升。那些认为通胀只是“暂时现象”的经济学家和评论人士正确地预测到了商品价格的上涨会停止，但错误地认为这意味着通胀将消失。相反，通胀从商品领域转移到了服务业，而这一趋势至今仍未完全缓解。拜登政府并不是唯一低估通胀风险的一方。一些共和党经济学家也曾认为财政刺激不会引发通胀，金融市场的投资者也曾认为通胀只是暂时的。然而，那些在2009—2010年建议应推出更大财政刺激以应对金融危机的宏观经济模型，如今却建议疫情后应采取更小规模的刺激政策。但拜登政府为了避免重蹈2008年的覆辙，同时迷恋于“经济过热”理论，最终为美国经济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经济过热与工薪阶层拜登希望通过经济过热的方式使低收入工人受益，提高就业率和工资增长。除了长期支持劳动者友好政策的左翼团体之外，美联储官员甚至一些右翼经济学家也支持这一理论，认为20世纪90年代末的工资增长证明了策略的有效性。然而，现实并未如愿。经济过热恰逢又一轮财政赤字扩大——这主要是由于基础设施法案、《芯片与科学法案》、气候立法以及拜登的行政措施（例如学生贷款减免）带来的提前支出。这些因素迫使美联储大幅提高利率。尽管到2024年年中，通胀大致得到控制，但影响仍然持续。截至2024年12月，失业率约为4%，高于疫情前的3.5%，而通胀仍略高于目标水平。更重要的是，经通胀调整后的工资几乎未能超过疫情前水平，而且2020年是唯一实际工资有所增长的时期。整体而言，自拜登上任以来，实际工资呈下降趋势。从2020年到2024年，所有收入阶层的实际工资增长速度都比2014年至2019年更慢。自2014年失业率降至6%时，低收入工人的实际工资开始快速增长，但当失业率在2022年降至4%以下时，这种增长显著放缓。因此，很难证明拜登的政策对实际工资增长有实质性的贡献。虽然经济过热确实让就业市场紧张，使工人更有议价能力去争取更高的名义工资，但企业同样利用这种环境提高价格，抵消了普通美国人的大部分收益。此外，拜登政府过于专注于需求侧刺激，却忽视了供应侧的阻碍，例如基础设施建设审批流程的繁琐限制。因此，基础设施建设比实际工资增长遭受的损害更大。到2024年初，两党基础设施法案（Bipartisan Infrastructure Law）分配给各州的资金中超过一半用于公路和桥梁项目，导致公路支出在2019年中至2024年中增长了36%。但与此同时，建筑成本，包括沥青、水泥和劳动力价格，涨幅更高，使得实际基础设施支出在同一时期反而下降了17%。事实上，在拜登政府执政的每一年，联邦对公路的投资都低于2003年至2020年期间的任何一年。拜登承诺的“基建大潮”实际上成了“基建衰退”。基础设施法案未能解决美国长期以来的基础设施高成本问题，例如过度的环境评估、繁琐的审批流程以及要求支付“现行工资”（prevailing wages）的法律。在某些方面，法案甚至加剧了这一危机，因为引入了新的监管要求。注：“现行工资”（prevailing wages）指的是美国政府在某些联邦资助的项目（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中，要求承包商支付给工人的工资标准。这一标准通常基于当地行业工人的平均工资水平，由美国劳工部根据《戴维斯-培根法案》（Davis-Bacon Act）等法律确定。这一政策的目的是防止政府项目中的工资水平过低，确保工人获得公平报酬，并维护当地工资标准。然而，批评者认为，这种规定可能会推高项目成本，使基础设施建设更昂贵，并减少项目数量。原本计划与气候法案同步推进的审批改革，因共和党的阻挠以及民主党对环保人士反对的担忧而未能立法。政府在没有任何提高建筑行业产能的措施下，一次性投放巨额资金，导致建筑材料的价格上涨幅度远超整体通胀率，使基建成本进一步飙升。工业政策的失败 2021年1月，拜登宣称，他的政府目标之一是“重建美国的支柱：制造业、工会和中产阶级”。这一策略借鉴了对传统经济学批评者的观点，他们认为，新自由主义过分强调自由贸易，而未能保护工人利益，最终削弱了曾经繁荣的制造业社区，并助长了对去工业化的不满，这种不满成为特朗普崛起的关键因素。拜登试图复兴制造业，特别是在他认为对国家安全和气候进步至关重要的行业。他在特朗普政策的基础上进行了调整或扩展，继续推行贸易限制以促进国内生产。他加强了政府采购的“美国制造”（Buy America）规则，向国内清洁能源供应商提供补贴，并扩大了美国电动汽车电池的生产。此外，他还强化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审查权，最终阻止了日本制铁收购美国钢铁公司。政府提供了数百亿美元的直接补贴，以促进制造业投资。然而，至今这些举措收效甚微。2024年，美国工会组织率首次跌破10%。制造业就业占比仍然以与奥巴马和特朗普政府时期相同的速度下降。制造业产出自2014年以来一直停滞不前。虽然拜登的政策可能需要时间才能见效，但目前唯一的积极信号是工厂建设支出在过去五年内增长了一倍多。然而，其他重要指标（如工业设备投资）并未上升，暗示制造业可能仍将停滞不前。制造业复兴受到了“挤出效应”（crowding out）的阻碍。例如，政府通过补贴促进半导体制造和绿色技术创新的生产，但这些政策，加上其他财政扩张政策，推高了原材料和设备的价格，提高了建筑工人和工厂工人的工资，提高了企业融资利率，并推高了美元价值——所有这些都使未获得政府补贴的制造业更难生存。工业政策确实有其优点，但远未实现拜登政府所说的“制造业复兴”和创造数百万高薪工作的承诺。《芯片与科学法案》（CHIPS Act）在推动先进芯片生产回流美国方面似乎取得了一定成功。考虑到国内半导体生产的国家安全利益无法通过市场定价，“挤出”其他行业以支持芯片制造可能是值得的。然而，这项政策并未带来更便宜或更优质的芯片，也没有创造净新增就业机会。工业政策并未复兴制造业或创造中产阶级工作，反而可能加速了一些行业的扩张，而其他行业则遭受更大冲击，这种结果，恰恰与“后新自由主义”批评者指责自由贸易带来的经济赢家和输家模式如出一辙。此外，拜登政府还维持并扩大了特朗普时期的关税政策，实际上是在牺牲中产阶级利益来推动外交政策。这些关税提高了进口商品的成本。某些情况下，为了国家安全目标付出一定经济代价是合理的，例如对俄罗斯的制裁要求美国人为外交政策目标承担一定的成本。但拜登政府似乎误以为这些政策能实现“双赢”，却未向公众清晰解释，例如，进一步限制对华贸易虽然带来了国家安全利益，但美国民众也因此付出了经济代价。绿色政策的局限性拜登将气候政策置于议程的核心，并采取了以工业政策、监管和补贴为基础的方案。支持者认为，与许多经济学家主张的碳定价政策相比，这种做法更具政治可行性。拜登政府及其支持者进一步主张，仅靠碳税无法在所需规模上降低碳排放，而他们的一揽子政策不仅可以应对气候危机，还能通过推动绿色技术制造业的发展，创造高薪工作岗位。 2022年8月，《通胀削减法案》（IRA）最终通过，其中包含了对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和绿色技术国内生产的大量补贴。政府估计，到2050年，美国的碳排放量将比该法案通过前的预测低约17%。鉴于政治现实，拜登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几乎已做到极限。支持者认为，这种工业政策方法比碳税更符合进步主义原则，但实际上将大额补贴提供给了企业，而碳税本可以通过返还机制向普通家庭提供经济补偿。整体就业增长有限，并且比《芯片法案》更严重的是，政策更可能惠及某些行业，而损害其他行业。例如，从燃油汽车转向电动汽车，可能导致美国经济经历一场类似于20年前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时制造业遭受冲击的“绿色冲击”（green shock）。拜登的绿色政策确实推动了可再生能源行业的发展，但同时也可能加剧了某些行业的衰退。这种行业结构调整是否能真正实现“绿色繁荣”，仍有待观察。《通胀削减法案》（IRA）在降低碳排放方面的效果，并不会比“后新自由主义者”批评的碳税更有效。不同研究的估算有所差异，但一项由两名前拜登政府官员共同撰写的高水平研究得出结论：每吨12美元的碳税能带来的减排效果，与整个IRA的影响大致相当。 IRA依赖于对企业的补贴，这可能使其在政治上更具韧性。尽管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呼吁废除法案，但石油行业的游说团体和美国商会却在向新政府施压，要求保留其中的关键条款。然而，这种依赖补贴的方式，也使得法案难以扩大规模——无法简单地将补贴扩大20倍来弥补碳排放的社会成本，而拜登政府最近的估算显示，这一成本高达每吨200美元。相比之下，欧盟在2005年启动碳定价体系时，每吨碳的价格约为10美元，如今已超过80美元，显示出欧盟能够通过调整政策来有效控制排放。但拜登的政策是否能随着限制排放的需求增加而进一步扩展，仍存疑问。一些拜登政策的支持者声称，抛弃传统经济学方法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唯一途径，但这一观点可能会阻碍美国的经济转型。政策制定者应该运用一切可用的工具来应对气候变化，包括“新自由主义”工具。社会政策的缺失气候政策并不是拜登政府唯一采取非传统经济策略的领域。“后新自由主义”对产业政策、严格的反垄断执法和劳动力市场监管（即所谓的“预分配”政策）的推崇，使进步派忽视了一个事实：拜登几乎没有通过建立更强大的社会保障网，来实现收入的永久性再分配。 “重建更好”议程包括《美国就业计划》，用于基建和能源投资，以及《美国家庭计划》，旨在为新父母提供带薪休假并支持儿童福利。前者通过立法，但后者未能获得国会批准。拜登的一些支持者，如其首席反垄断官员吴修铭（Tim Wu），认为已通过的政策将彻底改变经济，使传统的民主党社会政策变得不再必要。然而，自罗斯福以来，每位民主党总统都在社会保障体系上留下了持久的影响，例如建立和扩大社保体系、扩大医疗保险覆盖范围、提供食品补贴和住房援助。拜登的社会政策成就却十分有限。他仅将《平价医疗法案》（ACA）下的保险税收抵免延长至2025年，而他的两个核心目标——扩大儿童税收抵免和提高最低工资——则因通胀而受挫。 2021年，儿童税收抵免曾短暂提高，导致当年儿童贫困率大幅下降。但共和党阻止了扩展，计划一年后恢复至每名儿童2000美元的标准，并且未与通胀挂钩。结果，在过去四年内，这一福利的实际价值缩水了20%，成为美国历史上对家庭支持或社会保障体系最大的一次实际削减，甚至超过了一些历届反对社会福利的总统的政策。与此同时，民主党试图提高最低工资，但未能在参议院获得足够票数来突破阻挠。最低工资的实际价值同样下降了20%，如今几乎形同虚设，在当前的就业市场中，大多数雇主的工资水平早已高于每小时7.25美元的最低标准。回归基本经济原则特朗普在2024年总统选举中的胜利，很大程度上是对拜登政府经济政策的严厉批评。“重建更好”议程的支持者过度相信“经济过热”对工人的变革性影响，而忽视了选民的真实担忧。拜登的支持者和政策制定者，尤其是那些否认通胀影响的人，坚持认为选民对经济的理解存在严重偏差，或把哈里斯在2024年总统选举中的失败，仅仅归因于全球对执政党的普遍反对。确实，仅全球因素导致的通胀，可能就足以使任何执政党面临连任挑战。但政府不必要的支出加剧了通胀，低估了通胀带来的痛苦，并吹嘘基建和制造业“繁荣”——这些因素无疑让民主党更加不利。拜登执政期间占主导地位的新经济哲学推崇需求侧，而忽视了供给侧，低估了预算约束问题，并认为“预分配”政策可以改变宏观经济轨迹。这一经济理念承诺可以同时改造行业、在政府采购和招聘实践中优先考虑边缘化群体，并实现更广泛的社会目标。然而，最终，“后新自由主义”及其支持者没有认真考虑政策的权衡问题，他们错误地认为，过去的政策制定者只是因为过于忠于经济正统理论，才未能为普通人带来真正的进步。美国现在需要的，并不仅仅是回归传统经济学，而是对经济政策思维的全面重塑。“后新自由主义”学派的批评并非毫无道理。美国的自由劳动力市场多年来未能为适龄劳动者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国家安全问题如今主导了所有与贸易和技术相关的讨论。而绿色能源转型的确需要果断行动。但如果新政策无视预算约束、成本效益分析和必要的政策权衡，即便是解决这些老问题的新思路，也不可能带来成功的政策。质疑经济正统理论是可以的，但政策制定者在追求不切实际的“异端”经济方案时，绝不能再忽视基本经济原则。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2-25 00:00

【深度分析】美国银行：在2025年的利率与监管变动中破浪前行

，同时也带来了挑战，尤其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2024年，该银行公布了强劲的财务业绩，总收入达960.7亿美元，税后净利润为292.5亿美元，市值为3440亿美元，这凸显了它在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中的地位。美国银行分为四大主要业务板块——全球银行、全球市场、消费者银行以及全球财富与投资管理，服务于多元化的客户群体。零售银行：按存款规模计算，美国银行是美国第二大零售银行，约占10%至12%的市场份额，仅次于摩根大通。2024年，该业务板块带来了约427亿美元的收入，这得益于数字银行用户的强劲增长，以及在利率上升环境下利息收入的增加。全球银行：该业务板块的盈利能力与资本市场活动紧密相关，咨询和承销费用起着重要作用。美国银行美林证券是该银行的投资银行部门，是这一业务板块的关键组成部分。2024年，该业务板块产生了约325亿美元的收入，企业贷款和投资银行费用贡献显著。全球市场：该业务板块提供销售和交易服务。美国银行是全球市场的顶级参与者，在固定收益交易领域一直位列前三，在股票交易领域位列前五。2024年，该业务板块贡献了约208亿美元的收入，其中固定收益交易收入占大部分。全球财富与投资管理：该业务板块面向富裕人群和高净值个人，提供财富管理、经纪、银行和信托服务。该业务板块包括美林财富管理和私人银行（前身为美国信托公司），它们提供定制化的金融解决方案和投资建议。按管理资产规模（AUM）计算，美国银行位列美国前三的财富管理机构，截至2024年管理资产规模超过1.5万亿美元。该业务板块贡献了约168亿美元的收入，税前利润率约为30%，体现了其较高的盈利能力。美国银行各业务板块季度收入截止日期 2024年12月31日 2024年9月30日 2024年6月30日 2024年3月31日 2023年12月31日 2023年9月30日零售银行业务 10.76B 10.71B 10.88B 11.14B 11.59B 12.40B 零售银行业务增长率 -7.19% -13.68% -13.70% -11.90% -7.37% 2.81% 全球银行业务 8.14B 8.47B 9.14B 9.68B 10.25B 10.32B 全球银行业务增长率 -20.61% -17.90% -6.56% 12.05% 31.27% 30.02% 全球市场业务 5.69B 5.38B 5.08B 4.78B 4.68B 4.55B 全球市场业务增长率 21.59% 18.41% 16.50% 11.77% 11.86% 4.58% 全球财富与投资管理业务 4.26B 4.11B 4.08B 4.04B 3.95B 4.13B 全球财富与投资管理业务增长率 8.01% -0.41% -4.71% -9.49% -15.57% -12.19% Source:TradingKey,SECFilings 2025年展望：不确定性降低，盈利能力具备韧性 2025年，美国银行面临着复杂的商业环境，经济周期和金融环境存在不确定性。随着利率下行周期的开启，宏观经济正朝着“软着陆”的情景发展。这种复杂但充满希望的形势给美国银行带来了挑战与机遇。美国银行的净息差（NIM）可能在2025年触底反弹：一方面，预计美联储在2025年将降息3到4次，这可能会促使抵押贷款市场复苏，同时存款成本仍保持在平均水平。截至2024年第四季度，美国银行公布的净息差约为1.97%，这反映了其较高的贷款收益率和有利的存款结构。预计2025年净息差将在2.20%至2.30%之间，相比2024年将上升约20基点。净息差的稳定和扩大可能是推动利润增长的重要因素，使美国银行能够更好地应对与利率相关的挑战，并利用自身优势在未来实现增长。 Source:Refinitiv 尽管存在这些不利因素，截至2024年，美国银行强大的存款业务基础（存款总额超过1.96万亿美元）以及对低成本资金来源的关注，将有助于减轻相关影响。此外，受资产价格上涨和投资银行业务活动增加的推动，2024年非利息收入在平均资产中的占比达到了最高水平（1.4%，增长了10个基点）。此外，该银行正在进行的数字化转型和效率提升举措，以及多元化的收入来源和审慎的资产负债表管理，将支撑其盈利能力。 2.净冲销率（NCOs）下降提升了美国银行的信贷质量：2024年第四季度，美国银行的不良贷款率环比下降1个基点，至0.78%，净冲销率的放缓带来了一个重要的积极信号。此外，贷款损失准备金覆盖率一直维持在合理区间（150%），这为信贷资产质量提供了有力保障。 Source:Refinitiv 美国银行是行业内信贷资产质量处于顶级水平的银行之一。例如，富国银行也面临着挑战，由于消费贷款等领域的问题贷款，其整体不良贷款率上升了4个基点，至1.07%。当其他大型银行在商业房地产不良贷款大幅增加的问题上苦苦挣扎时，美国银行通过多元化的贷款组合和保守的贷款策略，较好地管理了信贷风险。 3.监管政策正在重塑美国银行业：随着共和党政府执政，可能会重点推进监管放松工作，包括有效关闭消费者金融保护局（CFPB），转向对加密货币行业放松监管，以及弱化《巴塞尔协议Ⅲ最终方案》和降低资本附加费。对于银行来说，平衡运营成本并保持灵活性，对于应对不断变化的监管环境至关重要。在预期的整体监管放松环境下，美国大型银行可能会从中受益。根据历史数据，较低的资本要求可能使它们能够将贷款增加15%至20%，从而增加利息收入。另一方面看，小型银行（2024年平均资产规模约为5亿美元）对当地经济波动更为敏感，《巴塞尔协议Ⅲ最终方案》的对它们来说影响反而较小，它们可能会面临来自大型银行的更大竞争，预计金融行业整合将加速。银行一级普通股资本比率（最低要求）压力资本缓冲（SCB）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费（G-SIBSurcharge）一级普通股资本总要求美国银行 4.50% 2.50% 1.00% 8.00% 摩根大通 4.50% 3.00% 2.00% 9.50% 花旗集团 4.50% 2.50% 1.50% 8.50% 富国银行 4.50% 2.50% 1.00% 8.00% 高盛集团 4.50% 3.50% 1.50% 9.50% 摩根士丹利 4.50% 3.00% 1.50% 9.00% 美国合众银行 4.50% 2.50% 0.00% 7.00% 匹兹堡国民银行 4.50% 2.50% 0.00% 7.00% Source:Federal Reserve 财务状况与估值展望2025年，受稳定的净利息收入、数字银行业务的发展，以及财富管理和贷款业务的扩张等因素推动，美国银行的净利息收入（NII）预计将达到历史新高，盈利增长约7%。总体而言，凭借坚实的财务基础和积极的发展战略，美国银行对于长期投资者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然而，鉴于其估值处于较高的历史百分位水平，短期内其股票表现预计不会十分亮眼。我们认为，美国银行股票的合理目标价在45至55美元左右。银行市盈率（P/ERatio）市净率（P/BRatio）股息收益率（DividendYield）净资产收益率（ROE，%）每股收益增长率（2024年）收入增长率（2024年）摩根大通 11.5倍 1.5倍 2.90% 15% 8% 6% 美国银行 10.5倍 1.2倍 2.80% 11.50% 7% 5% 富国银行 12.0倍 1.1倍 3.00% 10% 6% 4% 高盛集团 13.0倍 1.3倍 2.50% 12% 10% 8% 摩根士丹利 14.0倍 1.4倍 3.20% 13% 9% 7% 美国合众银行 11.0倍 1.6倍 4.50% 14% 4% 3% PNC金融服务集团 10.0倍 1.2倍 4.20% 10% 5% 4% 第一资本金融公司 7.5倍 0.9倍 2.00% 11% 12% 10% 平均值 11.17倍 1.27倍 3.29% 11.61% 7.22% 5.44% Source:TradingKey 原文链接

TradingKey02-24 16:40

【启航】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2025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展望和启示

理顺，影响政策效果发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当时中国政府果断出手，出台“四万亿计划”，迅速提振了市场信心，带动中国经济实现了“V”形反弹，同时也对世界经济复苏做出了积极贡献。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也是“重头戏”，有助于增大中国经济增长动能。在持续用力“稳住楼市股市”的同时，还要加快完善基础性制度，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和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统筹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增加地方自主财力，重塑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既事关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也事关提升财政政策稳增长效能。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规范地方政府和企业行为，则要破解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经济秩序的难题。

金融界02-24 10:19

伯克希尔哈撒韦2024年第四季度财报深度解析：净利润下滑、运营利润激增与现金储备新高背后的战略逻辑

保留了充足的“弹药”。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伯克希尔正是凭借充裕的现金迅速出手，投资高盛等公司，获得了超额回报。股票投资组合概览五大持仓的集中度截至2024年12月31日，伯克希尔持有的五大股票——美国运通、苹果、美国银行、可口可乐和雪佛龙——的公允价值占其股票总公允价值的71%。尽管2024年减持了苹果（从9.15亿股降至约3亿股）和美国银行的部分股份，这五大持仓仍显示出伯克希尔投资组合的高度集中性。以下是五大持仓的概况：股票名称持仓特点战略意义苹果仍为最大持仓，占比约28% 科技领域的现金流支柱美国运通稳定持仓，未见减持金融服务领域的长期价值美国银行部分减持，仍为重仓银行业稳健现金流来源可口可乐长期持有，未变动消费品领域的经典投资雪佛龙维持持仓，未调整能源行业的战略布局投资组合调整的信号伯克希尔在2024年显著调整了股票组合，减持苹果和美国银行的同时，新增了Constellation Brands等小型头寸，并完全清仓了Ulta Beauty等短期持仓。这种调整可能反映了巴菲特对科技和金融板块估值过高的谨慎态度，同时通过小规模试水新标的（如酒类行业的Constellation Brands）寻找新的增长点。然而，五大持仓的稳定性表明，伯克希尔仍倾向于依赖经过时间验证的高质量企业，而非大规模转向新兴行业。保险业务的核心驱动承保利润的爆发式增长保险业务是伯克希尔第四季度运营利润激增的关键引擎。承保利润从2023年第四季度的11.22亿美元跃升至34.09亿美元，增幅达302%。其中，GEICO的表现尤为突出，其通过提高平均保费、优化索赔管理和提升运营效率扭转了2022年的亏损局面（当年录得19亿美元税前承保亏损）。此外，2024年未发生重大灾难事件，进一步降低了保险赔付压力，为承保利润的增长创造了有利条件。然而，高盛警告称，南加州野火可能导致约13亿美元的税前损失，这将在2025年第一季度体现，可能对保险业务造成一定冲击。投资收益的助力保险业务的投资收益也显著增长，得益于美国国债收益率的改善和伯克希尔大幅增加的短期国债持有。2024年全年，保险投资收益预计达到80亿美元，较2023年的42亿美元增长90%。这种收益增长与伯克希尔的“浮存金”策略密切相关。截至2024年底，浮存金规模升至1740亿美元，同比增长约50亿美元。这些资金在支付索赔前可供投资，而高收益率环境显著提升了其回报潜力，成为运营利润增长的另一大支柱。战略展望与市场影响短期表现与长期潜力伯克希尔第四季度财报显示出短期内的双重特征：净利润因投资收益波动而下滑，但运营利润和现金储备的增长展现了核心业务的韧性与财务实力的增强。2024年全年，伯克希尔A类股上涨超25%，跑赢标普500指数约2%，表明市场对其稳健基本面的认可。然而，巴菲特在年报中坦言，由于公司规模庞大，未来超越市场的难度加大，这可能意味着伯克希尔将更多依靠内生增长而非大规模投资回报。市场信号与投资启示 3342亿美元的现金储备和对苹果等股票的减持，可能暗示巴菲特对当前市场高估值的警惕，同时为未来潜在的“大象级”收购保留了灵活性。投资者可从中汲取两点启示：一是关注现金流稳定、盈利能力强的企业，如伯克希尔钟爱的美国运通和可口可乐；二是保持耐心与纪律，在市场回调时抓住机会。伯克希尔的策略表明，即便在牛市末期，稳健与审慎仍是制胜之道。来源：今日美股网

今日美股网02-24 00:10

伯克希尔哈撒韦2024年第四季度动态深度解析：巴菲特出售1340亿美元股票、现金储备创3340亿美元新高背后的策略与逻辑

“弹药”。历史上，巴菲特曾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利用充足现金迅速投资高盛和通用电气，获得超额回报。如今的高现金水平，或许预示着他对市场估值过高或经济不确定性的谨慎判断，同时保持了在市场回调时的出手能力。股票出售分析 1340亿美元的抛售规模伯克希尔在2024年出售了超过1340亿美元的股票，这一规模在公司历史上颇为罕见。出售主要集中在第四季度，其中苹果和美国银行的持仓缩减成为核心驱动因素。相比之下，伯克希尔同期仅购入了少量新股票，总额不足100亿美元，凸显了其“净卖出”的明确趋势。这种大规模抛售不仅推高了现金储备，也反映了巴菲特对部分资产估值的重新评估。例如，苹果股价在2024年多次触及历史高位，市盈率接近30倍，远高于巴菲特偏好的低估值区间，这可能是减持的重要诱因。出售背后的市场信号巴菲特选择在2024年大幅减持股票，可能暗示他对当前市场环境的复杂判断。一方面，全球经济面临通胀压力、地缘政治风险和利率波动，股市估值普遍偏高（如标普500指数2024年底市盈率超过25倍）；另一方面，伯克希尔自身的投资组合在过去几年累积了巨额未实现收益，出售部分头寸不仅锁定利润，也降低了风险敞口。然而，巴菲特并未完全退出股市，而是保留了核心持仓，这表明他并非全面看空市场，而是通过调整仓位优化长期回报潜力。主要持仓调整苹果与美国银行的减持伯克希尔在2024年对其两大核心持仓——苹果和美国银行进行了显著调整。苹果持仓从2023年底的9.15亿股大幅削减至约3亿股，减持规模超过6亿股，按当前股价估算套现约1100亿美元。美国银行的持仓同样缩水，尽管具体减持股数未披露，但其市值占比已显著下降。以下是两大持仓调整的概况：股票名称减持规模可能原因苹果约6亿股，套现约1100亿美元估值过高，锁定收益美国银行部分减持，规模未披露银行业风险上升，优化组合调整的战略意义苹果和美国银行的减持反映了巴菲特对科技和金融板块的重新评估。苹果作为伯克希尔最大的单一持仓，其高增长和高估值并存，但2024年面临供应链压力和需求放缓风险，可能促使巴菲特削减敞口。美国银行则受到高利率环境下的贷款违约风险影响，盈利稳定性存疑。值得注意的是，巴菲特并未清仓这两只股票，显示其仍看好它们的长期价值，只是通过减持降低了集中度风险，同时为其他潜在机会腾出资金。暂停回购的信号连续两季零回购伯克希尔在2024年第四季度以及截至2025年2月10日的第一季度均未回购任何股票，这一举动与过去几年积极回购的策略形成鲜明对比。2020-2022年间，伯克希尔累计回购了约800亿美元的股票，显著提振了每股内在价值。然而，2024年暂停回购表明巴菲特对当前股价的吸引力持保留态度。截至2024年底，伯克希尔A类股股价约为62万美元，市净率接近1.5倍，略高于巴菲特认为合理的回购区间（通常为1.2倍以下）。经营收益增长与回购悖论尽管第四季度经营收益大幅增长（具体数据未披露，但市场估计超过145亿美元），巴菲特仍未选择回购，这进一步加深了市场对其意图的疑惑。经营收益的增长主要来自保险业务的承保利润和投资收益，例如GEICO扭亏为盈和国债收益率提升带来的回报。这种情况下暂停回购，可能表明巴菲特认为当前股价并未低估，或者他更倾向于将资金用于未来的外部投资而非内部回购。这一信号可能让投资者重新思考伯克希尔短期内的资本配置方向。巴菲特的战略意图防御与进攻的平衡巴菲特在2024年第四季度的动作——出售1340亿美元股票、囤积3340亿美元现金、暂停回购——看似防御性，却蕴含深远的战略考量。他在股东信中重申对股票的热爱，表明高现金储备并非看空市场，而是为应对不确定性和抓住未来机会做的准备。历史上，巴菲特曾在1999年互联网泡沫和2008年金融危机前囤积现金，随后在市场低点出手。这种“手握重金待时而动”的策略，可能预示着他对当前高估值市场的谨慎，同时期待经济周期转向时的抄底机会。市场影响与投资启示巴菲特的操作对市场发出了复杂信号。一方面，减持苹果和美国银行可能引发投资者对其长期看好的科技和金融板块的信心动摇；另一方面，创纪录的现金储备和经营收益增长强化了伯克希尔的财务稳健性。投资者可从中汲取两点启示：一是关注现金流稳定的优质企业，类似伯克希尔保留的核心持仓；二是保持耐心，在市场过热时避免追高，等待回调时的买入机会。巴菲特的策略表明，即便在牛市尾声，审慎与灵活仍是长期制胜的关键。来源：今日美股网

今日美股网02-24 00:10

24小时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