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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媒独家爆料:马斯克和财长贝森特爆发激烈言语冲突特朗普都能听到

。 Axios报道称，马斯克还与国务卿卢比奥(Marco Rubio)、交通部长达菲(Sean Duffy)和贸易顾问纳瓦罗(Peter Navarro)发生过激烈的争执。另一位政府官员表示：“每个人都认为政府效率部很棒，但埃隆的举动有点过分。” 在总统过渡期间，马斯克和贝森特的关系一开始就不太顺畅。马斯克极力游说卢特尼克(Howard Lutnick)出任财政部长。但特朗普最终选择了贝森特，并任命卢特尼克领导商务部。特朗普就任总统后，马斯克和贝森特在财政部人事任命上发生了冲突。另一位了解此次分歧的政府官员表示：“这不是一场关于对错的斗争，而是为了控制权。”

风枫04-25 13:16

特朗普最终版乌克兰和平协议包括承认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控制其他侵占地区，泽连斯基断然拒绝

第四次会晤。但维特科夫和国务卿马可·卢比奥预计将缺席周三在伦敦举行的美、乌、法、德、英五国官员会谈。此前他们原计划出席。预计美国驻乌克兰特使基思·凯洛格将带领美国代表团，特朗普的提议预计也将在讨论中占据一席之地。一名参与磋商的美国官员表示，卢比奥和维特科夫“合作制定了一个让我们更接近战争终结的框架”。不过，这位官员表示，在过去24小时里，乌克兰方面表示希望在周三伦敦会议上讨论30天的停火协议，而不是特朗普的和平框架。 “因此决定国务卿不前往伦敦。美国代表团将继续与英国和乌克兰方面进行磋商，”这位官员说。卢比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与英国对口官员进行了“富有成果的”对话，期待在伦敦会谈后“继续跟进”。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周二对记者表示：“谈判仍在继续，希望我们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4-24 00:01

美国告急

用那种权力。而他身边的每个人——包括卢比奥(Marco Rubio)、帕姆·邦迪(Pam Bondi)、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和克里斯蒂·诺姆(Kristi Noem)——都在维护他行使这一权力的权利。如果川普决定让你烂死在外国监狱里，那是他的权利。那你呢？你没有任何权利。【延伸阅读】所有的美国人都不再安全本届政府执政还不到百天，我们就已面临这种恐怖。我能感到自己内心深处有想逃避的欲望。而去面对这一切，太难，也太影响身心。但是，川普已直截了当、公开地表明：他打算把他憎恨的人送进美国法律管辖之外的外国监狱。他不在乎——他甚至都不试图搜罗——那些人是否犯有他说的罪行。因为这无关于他们是否有罪，而是关于他的权力。如果他能这么做，如果他想这么做，那除此之外，他还能做什么？还想要什么？如果为他服务的人愿意给他，愿意维护他这样做的权利，那他们还会给他什么别的？他们还会维护什么别的？这就是紧急状态。不管你喜不喜欢，它已经降临。我今天的嘉宾是阿莎·兰加帕(Asha Rangappa)。她是前联邦调查局(FBI)特工，现任耶鲁大学杰克逊全球事务学院助理院长。她还是Substack时事通讯The Freedom Academy的作者。 —— 埃兹拉·克莱因 The Emergency Is Here | The Ezra Klein Show 视频链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N1oBfg0fw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iBggW15jLk 现在已是紧急状态本文为非营利调查新闻编辑室“Information Justice（信息正义）”编译作品。欢迎转载、分享、转发。译：Brandi 编：新约客，溪边愚人我们已正式陷入宪政危机克莱因：欢迎来到节目。我想从我们现在所处的黑暗时刻说起。在我看来，至少在阿布雷戈·加西亚案中，政府在直接违抗最高法院的命令。法院或法律系统还有哪些应对手段？兰加帕：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分析家都说，我们已正式陷入宪政危机。通常的做法是以藐视法庭罪起诉政府，可以对具体官员处以罚款。你我这样的人被控藐视法庭的话，最终惩罚是坐牢。我怀疑这最终会发生在本届政府任何人身上，虽然那也是在法院权力范围内。克莱因：但川普可以赦免他们。兰加帕：说到底，行政部门拥有执法权。川普控制所有执法机构，包括美国法警。因此，即使打到最高法院，司法与行政对峙，我也不清楚到底能采取什么措施去执行法院命令，这就给川普政府留下一张川普牌（王牌）——这不是双关语。克莱因：川普政府对该命令的解读是——不知道用“解读”这个词是否合适（斯蒂芬·米勒的话肯定是对该命令的歪曲）——这是他们的一个重大胜利，因为最高法院说，没有人可以强迫他们。他们也许必须提供便利，但不一定非要实施。这句话里有很多强行狡辩。但他们认为，高院为行政部门和川普创造或确认了相当大的权力范围，那就是外交政策方面。如果你读懂了，高院的意思是，他们对此什么都不会做。兰加帕：首先，斯蒂芬·米勒对高院判决的解读并不完全准确。高院虽然提到在外交事务上尊重行政部门，但明确支持下级法院要求政府为遣返提供便利的命令。在与外国政府谈判和交涉方面，高院不能下令该怎么做，但说了政府需要竭尽所能，为这个人回到美国提供方便。从大的方面来看，这是有意为之。无论是驱逐出境、取消签证，甚至关税，你都会听到这些关键词：外交事务、恐怖主义、国家安全、国家紧急状态。这些领域都是行政部门的核心权力，法院会给予高度尊重。因此，他们用这些措辞来描述问题时，就划出一大片权力范围，基本上可不受监督地行使权力。再加上法院去年做出的绝对豁免裁决(该裁决保护核心职能部门免于承担任何责任)，只要政府行动足够迅速，就像在本案中那样，就有很大空间可以肆意行事而不受惩罚。克莱因：所以只要总统说是为了国家安全，就意味着不违法？——效仿尼克松的老话。兰加帕：[笑]我不会说这不违法，那只意味着他的意见会得到很大尊重。例如，事实认定上会倾向于尊重他的判断。比如对美国处于国家紧急状态的事实认定。他的事实判断可以是我们被入侵，也可以是某人的行为侵犯了他的外交政策特权。这些事情都有很大的自由度。迄今为止，所有这些情况下，行政部门都可以根据国会的授权自由裁量。因此，这些实际上是国会的权力，国会将之授予行政部门，初衷是，某些情况下，行政部门可能需要快速作出决策，以行使这种权力。它假定总统会本着国家利益，恰当行事。克莱因：我想先确保我理解你的意思，确认我内心的恐惧——你也说到恐惧感——是有理由的。我听你的意思是，法院对此没有任何制约力。他们告诉行政部门要为阿布雷戈·加西亚的返回提供便利，并假设“行政错误”没发生过，允许他享有正当程序。川普政府已明确表示他们不会那么做。你似乎不指望高院会进行第二轮裁决，以某种方式强迫他们做他们不想做的事。兰加帕：我不知道在这种特殊情况下，高院能强迫他做什么。如果川普说，我和布克尔谈过了，他说他不能归还。或者，如果川普耸耸肩说，他不会归还——他在新闻发布会上就是那么说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法院也无能为力。有趣的是，从政策的大局来看，这对川普并没有益处。把阿布雷戈·加西亚接回来，在法律上符合他的利益，让他可以说：看，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能纠正错误。我们应该快速行动，把所有这些人抓起来，快速遣返，因为如果我们犯了错，可以把他们再接回来。实际上，我认为那将是个更有力的辩词。但现在他关注的是权力角斗，是对司法的抵制。因此，某种程度上，法律上的利益与政府的争权行为相矛盾。如果大家看清这样的举动无法挽回，错误无法纠正，那么或许会阻止他们继续驱逐出境。克莱因：在一个平行世界里，这样做可能符合他们的法律利益。但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阿布雷戈·加西亚很可能受了虐待或酷刑。让他回到美国，让人们听到他的经历，将对美国政府造成政治上的毁灭性打击。因此，实际上，他回来不符合他们的利益——或者说，任何根据这一授权被遣返的人回来都不符合他们的利益。因为如果他们回来，人们会发现政府犯了可怕的错误，无缘无故把人发配到地狱，那政府就有动机不让人把这个事讲出来，让布克尔把他们永远关在CECOT。兰加帕：对。我唯一想说的是，把人接回来会有坏处，但如果这是个一贯愿意遵守法庭命令的政府，他们还是会去做。宪法黑洞克莱因：小布什执政期间，曾有将被视为威胁的犯人转移、送到不受美国法律约束的暗黑之地监狱的臭名昭著的做法。我们现在看到的理论和权力，与当时引用和使用的相似吗？兰加帕：很相似。这更像是布什政府把人送到关塔那摩。暗黑之地是有用的，是为了获得那些被拘者可能拥有的情报，根据美国法律，那些审讯方式是非法的。我不是为那种行为开脱，是说他们认为会得到有用的情报。但就回避法院权力而言，布什政府的做法是，他们研究一些二战先例，那些先例称，敌方战斗人员如果被关押在不受美国控制的地方，就无权申请人身保护令。布什政府说，嘿，太好了，我们可以把人关到关塔那摩，那里在古巴主权控制下，我们可以把那些人都关到那个好地方，法律管不到。这导致了911后一个相当强大的判例。法院不喜欢被排除在考虑之外，所以做出决定，说：“不，我们有权查看你在那里干了什么”。顺便说一句，那个判例造成的讽刺是，关塔那摩被拘者是在国外抓获的，从未踏上美国的土地，却有申请人身保护令、正当程序权、质疑其敌方战斗人员身份的能力，并受《日内瓦公约》保护。而现在，那些在美国居住了十年的人却没有同样的特权和权利。克莱因：太可怕了。兰加帕：非常可怕。令人震惊的是，政府在法律上非常精明，研究过这一点的任何律师都了解布什政府的轨迹，他们知道：想让什么成为宪法黑洞，就必须完全移到另一个国家。不是为了获取情报。而是需要把他们关到那里，然后我们扔掉钥匙。克莱因：他们在法律上很精明。川普政府在不同领域做的很多事都说明了这一点：如果他们想保护这种权力，并最大限度将其扩大，他们会谨慎地选择对象、案件、法律和当局。而在阿布雷戈·加西亚案中——尽管不限于他——看到的是他们没那样做。无论是否有意为之——很难搞清是无能还是蓄意的恶意——他们选择对其做出那种事的人，会让政府很难看。人们知道他的名字是有原因的。这起特殊案件之所以产生轰动，也是有原因的。当然，不管是否有意，他们做的决定是，如果他们能在这个问题上获胜，那他们的权力就能扩大。如果他们不必仔细挑选送往布克尔的地狱的人，如果不必是绝对十恶不赦的罪犯，如果不必无懈可击地确认某人是大家不希望出现在美国的恐怖分子——而只需“川普这么说了”，那他们就拥有了将人失踪的权力。它不仅是一种国家安全权力，而是随时随地清除几乎任何人的能力。他开始这样做，在受到批评的情况下，仍在白宫和布克尔一起，叫嚷说需要造更多的监狱，说也许下一个就是本土的。你怎么看？美国公民是特殊人群吗？那我们好像进入了完全不同的世界。无论他们是否精通法律，这都不是他们精心挑选的测试案例。对于这个案例，高院已经告诉他们：你们不能这么做。而他们的答复基本是：我们能。兰加帕：好吧。我对你的话唯一改动是：不是“如果我们能在这件事上获胜，我们就能做所有事。” 而是“如果我们挑战成功，我们就稳操胜券了。” 克莱因：是的，我指的不是法律上的胜利，而是权力上的胜利。兰加帕：没错。掌握权力。这就是川普政府与布什政府之间的区别。布什政府不希望最高法院对一些最终不利于他们的事情做出裁决。因此，他们认为自己没有很好的法律依据时，就会将被关押者转移出去，或让他们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避免问题得到真正的回答。那样，他们的行为就仍处于某种灰色地带。正如你提到的，川普政府愿意就这些糟糕的案件被诉。糟糕的案件造就糟糕的法律，尤其是对行政部门而言，但他们并不在乎。我认为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因为这体现了无视法律的倾向——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那样。克莱因：本届政府执政还不到一百天。但如果让你从大局的角度告诉我，川普政府希望如何利用国家的安全和司法机构去实现其目标——无论目标是什么——你用什么框架进行理解？兰加帕：我认为这只是权力的整合。这是在僭取国会权力——如我之前提到的，国会在自行让渡权力——现在他们又僭取司法权力。实际上，川普政府在充当“准司法“机构。他们围捕民众，同时充当法官、陪审团和执法者。他们说，相信我们，我们认定这个人有罪，这个人是恐怖分子，这个人犯了法。因此，这是巩固权力。这是独裁行为。他们发出挑战：谁能阻止我们？如果他们行动够快，让人进入宪法黑洞，他们就赢了。弹劾权力已然破碎克莱因：理论上讲，能阻止他们的权力在国会——如果国会愿意的话。兰加帕：我认为，能以系统性方式阻止这一切的权力在于国会。 1798年的《外敌法》是对国会战争权力的授权。克莱因：那是什么法？我们来说说吧。兰加帕：《外敌法》于1798年在与法国的准战争期间通过，它允许总统在宣战或外国入侵期间清除14岁以上的外籍敌国人员。法律初衷是，这种情况下，人们会效忠自己的国家，因此有人可能是间谍和破坏分子。为保护国家安全，行政部门需要有能力迅速清除那些人。今年之前，它只被引用过三次：在1812年战争、一战和二战期间。二战中，人们得到单独听证，至少确认他们是否是敌国的公民。但现在它被用到移民问题上。川普声称非法移民构成入侵。具体说，是黑帮Tren de Aragua的入侵。因此，加入这一帮派的14岁以上男性都适用《外敌法》，可以被驱逐出境。克莱因：当你说这是政府诈称有权力时——我同意——是因为川普真的深信南美黑帮是对美国的威胁？还是说，这是更广泛的、从根本上说是独裁者的权力诈称——国家和领导人面临一系列敌人，于是他们动用一切可动用的权力去实施控制？兰加帕：我认为是后者。不过我觉得他们在拿这个群体做测试。因为大多数人不会反对：有黑帮进入美国，他们是危险的黑帮，那让我们把这个战争概念用到这里。当然，Tren de Aragua是很危险的黑帮。MS-13也是。他们的想法是，看看能做到什么程度不受惩罚，然后就可以得寸进尺，不断扩大这个群体的范围，使其类别越来越广。川普已经在和布克尔讨论：嘿，为什么不把本土罪犯也加进去呢？因此，我认为这是一种试探，看如何做到这一点。这是不经法律程序的立即遣返：怎样才能尽可能多、尽可能快地把人遣返？这就是他们的目标。然后，他们会把更多的人纳入敌人行列。克莱因：当川普想把“土生土长的罪犯”送到萨尔瓦多时，他说：“我们得研究一下这方面的法律。” 这方面的法律是什么？兰加帕：将美国公民送往国外的古拉格集中营，让其在那里“烂死”，是公然违反宪法的。有一项名为《不拘留法》的法律规定：除非根据国会法案，否则不得监禁或以其他方式拘留任何公民。克莱因：但是，如果能以一个连自己都承认是行政错误的理由把人送去—— 兰加帕：问题就在这里。如果只是把人赶走——那么游戏就结束了。如果他们能不让司法部门插手——那正是布什政府企图做的——如果你甚至都不能踏进司法这扇门，行政部门无需在把你押走前证明把你定为恐怖分子或敌人的理由——那么，我们绝对就是1973年的智利。然后，黑色面包车会在半夜出现，围捕你，你会失踪—— 克莱因：你认为我们现在是了吗？兰加帕：我认为我们还没到那一步。克莱因：不是黑色面包车，而是1973年的智利。我们和那有什么不同？从你的描述中，我没发现能得到安慰的东西。兰加帕：我知道。克莱因：我并不是在向你索要什么可以安慰的东西。我在这次访谈话的开场白中说：在我看来，紧急状态已经发生。兰加帕：是的。克莱因：我们面临考验。兰加帕：是的。克莱因：他们是否可以藐视法庭，执意去做？问题摆在这里。正视这个问题是很艰难的。所以，如果你认为我们还不是1973的智利，那很好，我也宁愿不是。但如果你认为已经是了，那又意味着什么呢？如果身处1973年智利的深渊，你该怎么办？兰加帕：宪法对此有个补救措施，那就是弹劾。这需要政治上有意愿。需要某种共识，即这是不可接受的，已超越界限；这是不符合宪法的：这个人在滥用权力，违背了自己的誓言，或违反了法律。宪法危机是对司法部门的藐视，但同样重要的是，国会在这种情况下未能采取行动，不管是站出来收回一些授权，以阻止他把国家紧急状态滥用于其他领域，还是迈出最后一步说：这太出格了。我认为现在已进入可弹劾范畴。这些都是可以弹劾的罪行。这是对权利的剥夺。在我看来，川普和布克尔在搞剥夺人们权利的犯罪阴谋，达成的是犯罪协议。根据《宪法》或美国法律，以法律名义剥夺人们的权利是犯罪。这正是他所说的他要做的事。我们知道，他不会因此承担刑事责任，因为他的行为是官方行为，而最高法院已经说过，这些行为超出国会的权限，不能定罪。我们还剩下什么？克莱因：问题在于，在政党国家化、两极分化的时代，弹劾权力已然破碎。兰加帕：如果我们不再有超越党派的共同价值观，那权力就是破碎的。克莱因：就是说，弹劾权力是个破碎的权力。[笑] 兰加帕：是，但补救措施只有这个。如果川普藐视法庭，法庭没有独立的执行机制。克莱因：我不想让人彻底绝望。兰加帕：我们现在是穿着睡裤、望着天花板发呆的状态。完全不同的世界克莱因：想象这样一个世界：我们在这些恐怖事件中熬过一两年，然后中期选举民主党大胜。我一直说——半开玩笑地说——能拯救美国民主的，可能是川普对全球经济有着最愚蠢的的看法，他毁了401(k)、物价和小企业的进口能力，这给他的对手一个难以置信的中期选举机会。因此，假设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党拿下众议院——赢参议院不太可能，但也不是完全不可能——他们还是无法弹劾，因为他们没有参议院多数，无法将其定罪。但他们会突然有了很大权力。他们可以控制政府各领域的拨款，可以将很多政府成员绳之以藐视法庭罪。突然间，我们不一定有能力结束川普，但有了巨大筹码。我认为，这是成功的途径。兰加帕：我很高兴你提到了拨款授权，因为在本案中，有一点仍不清楚，那就是遣返这些囚犯的钱是从哪里来的。那笔钱最初是做什么的？还有，那份协议的条款是什么？法律上，有个名为《凯斯-扎布洛基法案》(Case-Zablocki Act)的规定，要求行政部门、国务卿向国会通报与外国达成的行政协议。因此，从技术上讲，他们必须披露，应该在国务院网站上公布。对于你提到的扣留拨款，911期间，国会禁止拨款将关塔那摩囚犯转移到美国接受刑事法庭审判。因此，他们只能困在那里。因此，在我看来，如果国会愿意，他们可以禁止拨款将人送往萨尔瓦多。克莱因：他们还可以拿走很多川普政府想要的东西。设想一下民主党控制两院这种不太可能发生的情况：民主党可以简单地以“阻挠议事”得到更多豁免。他们可以从川普手中夺走关税权；可以把关税权交还国会，而国会本来就是掌握关税权的。突然间，川普没有了他最喜欢的国际经济工具。然后，一切都变成需要谈判。川普现在使用的大量权力都基于旧的法案，而那些立法不是为今天的情况制定的。国会不喜欢回头重新审视那些不适合今天的旧的立法，因为他们很难就任何事情进行立法。没人因为回到过去，堵住旧的漏洞和权限而在政治上加分。但他们可以那样做。在一个三权对峙的世界里，并不是要么弹劾，要么什么都不做，而是一切都可以用做筹码。美国总统没有向其他国家征收关税的权力，而必须通过法律实施和完成。那是国会赋予的权力。政府效率部(DOGE)所做的一切，他们在削减支出上做的事，都是国会赋予他们的权力。国会可以全部收回。兰加帕：是的，当然。从更大的方面上说，要重新想象坐白宫的会是什么人。水门事件后，我们进行了改革，因为突然间我们必须重新想象：总统要是越界，怎么办？因此，我们有了《1978年政府道德法》，有了《独立顾问法》，有了对总统使用税务信息的限制，因为突然间，发生了那些例子。坦率地说，我们早就知道这一点——这些事早该做了，钟摆早该摆动了。但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不能授予行政部门这么大的权力。这很难，因为你也不想束缚总统的手脚。如果总统需要，川普用来征收关税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实际上是个外科手术式的杠杆工具。我们希望总统在需要与特定的外国势力就特定紧急情况进行谈判时，能拥有这样的工具。但正如你所说，我们已经不在那个世界里了。我们现在处于完全不同的世界，国会必须正视这一点。克莱因：记得一位我很尊敬的政治学家在川普第一任期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话：没有一种政治制度的设计能在选出糟糕的人时依然良好运作。根据“选出糟糕的人”这一理论来设计政治体制，会让体制难以驾驭。因为从本质上讲，你要束缚他们的手脚，因为他们很糟糕。但是，如果把有独裁倾向的人选入一个假定总统在根本上心怀善意的系统，那就给动机邪恶的人以可怕的权力。兰加帕：我想补充一点，现在情况已发生了变化。尼克松之前可能存在两大假设：A. 总统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B. 如果有必要，国会愿意使用其终极武器，即弹劾。如果这两点都被排除在外，那就是个全新的格局。我们必须适应这一现实。 FBI可以很可怕克莱因：我们一直在谈论我们知道的政府正在做的事情。我想采访你的一个原因是，从一开始我就担心，我们不知道政府在做什么。卡什·帕特尔(Kash Patel) 和丹·邦吉诺(Dan Bongino)被提名进入联邦调查局(FBI)，一个你工作过的地方，我非常震惊。参议院共和党人居然赞同这一提名，让我感到恐惧。我们看到这届政府在光天化日下如何运作，而FBI是个强有力的组织，其本质决定了它在暗处运作。目前管理它的人，唯一的资历是对川普忠心。你对这些正在发生和可能发生的事情看法如何？兰加帕：很高兴你提到FBI在暗处运作。它的国家安全部分确实是在暗处。但调查的性质是，很多事情发生在上法庭之前。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FBI不是根据立法运作的。除了宪法，没有其它法律规定它如何使用调查权。它受总检察长发布的《总检察长指南》管辖。这些准则规定启动调查前必须达到的标准，在不同调查中可以使用哪些手段，需要获得哪些批准，等等。这些都可以在内部更改、取消或不遵守，而我们不会知道。我们能做的是看看实际发生了什么，或没发生什么。例如，“信号门”(Signalgate)这种事件通常会由FBI进行调查。或者司法部、司法部长会任命一个特别顾问进行调查。加兰(Merrick Garland)在拜登持有或不当处理机密文件上就是这么做的。但这一次没有调查。最近有一项针对克雷布斯(Chris Krebs)的行政令，他是CISA的负责人，要求—— 克莱因：能说一下CISA是什么吗？兰加帕：CISA是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隶属于国土安全部，成立于2018年，负责监督选举安全。克雷布斯是第一任局长，他公开宣称2020年大选是安全的，向人们保证，选举运作正常。这显然削弱了选举被操纵的说法。川普命令司法部对克雷布斯进行调查，这告诉我——除非有我不知道的证据——《总检察长指南》已被丢进垃圾桶。我的意思是，他们遵循那些准则的话，就不可能进行毫无根据的调查。一名负责俄罗斯调查的分析师被停职。帕特尔的书中提及这个人，是他的敌人名单上的。因此，这告诉我，仅从外在的东西来看，FBI已不再是过去我曾工作过的机构。这非常危险，因为FBI可以做很多事。克莱因：我们来看看它能做些什么。我对FBI的印象是，它是一个高度专业化的官僚机构，川普政府认为这个机构对他有敌意，并将其当作敌对的来对待。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对川普怀有敌意。那里会有些卡什·帕特尔认为忠心的人，一些想通过卡什·帕特尔在FBI晋升的人，还有他们想招进去的人。因此，虽然FBI不会整个都变成他私人的整治仇敌的机构，但肯定会有几十、几百个人，可以成为特殊的团队，帮他那么干。过去，在胡佛(J. Edgar Hoover)的领导下，FBI挖了很多人的信息，用来敲诈勒索，其中有名的包括马丁·路德·金。因此，可以想象一些在我看来并不牵强的事情，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下，那就是：帕特尔和邦吉诺(Bongino)被任命担任这个职位，他们都是川普的忠实拥护者，他们明白自己的工作是为川普的意志服务，他们明白FBI和FBI内对川普忠实的特工是他们的工具。这样一帮人能做什么？兰加帕：他们能做很多事。从启动调查到进行某种司法检查，有很大的空间。例如，他们可以对你进行人身监视——只作为一种恐吓手段。我们说到黑色面包车，对吧？他们可以把车停在你家门前，一直监视你。他们可以去问讯与你合作的人，大家却不清楚他们在调查什么，就会产生你很可疑的印象。他们可以翻你的垃圾桶，查你拨打的所有号码；他们可以拿到你的金融交易数据，找出你花钱的方式和地点。这些事情他们都可以做，而且无需向法庭出示合理的理由。危险并不在于你会被指控莫须有的罪名，而是你其实永远不会被起诉。那将是胡佛式的行动，要么像你说的，偷偷收集信息，然后将其武器化，要么仅仅是骚扰和恐吓。或者让你付出高昂代价——你得请律师，因为你想搞清到底发生了什么。所有这些都可能发生。这也是制定《总检察长准则》的原因。如果你仔细听过帕特尔和邦迪的确认听证会，他们当时说：我们会遵守法律。对他们来说，法律就是宪法第二条，即单一行政理论。那种观点认为，如果总统这么做了，那就是合法的——不管在执法方面，还是在确保法律得到忠实执行方面。所以，没有保护栏。根据他们对法律的解释，总统的意志就是他们接收的命令。克莱因：根据他们对法律的解释，告诉纽约南区的职业检察官不要再找亚当斯(Eric Adams)市长的麻烦是合法的，因为他已经和川普达成了某种协议。尽管说法不一，但显然他与川普政府达成了协议，他按政府说的去做，以换取保护。这是在邦迪担任司法部长期间发生的事情。对我来说，这是所有一切的重要信号。它发生在光天化日。那些检察官公开辞职后，政府仍一意孤行，制造了大量关于他们的负面新闻和宣传。我认为，川普的世界观及如何在其中运作的关键在于筹码。他对国家、人民和商业伙伴都提出要求，他会在一切领域想方设法得到筹码。关税是筹码。权力和初选也是筹码。兰加帕：对大学的资助也是筹码。克莱因：他们能把持绿卡的人驱逐出境，这是筹码；你因政治腐败而被纽约南区法院调查，也是筹码。 FBI有能力施加影响。根据刚才的描述，FBI可以是个非常可怕的组织。兰加帕：它成了武器。重要的是，这种以权力为筹码的想法，实际上与单一行政理论非常吻合，后者认为执法部门根本不独立于总统。克莱因：能说说什么是单一行政理论吗？兰加帕：这种观点认为，总统，做为单个的人，是所有行政权的体现。他手下所有官员都是这种权力的体现。这等于说，总统可以雇用和解雇行政部门的任何人。这种观点已延伸到总统可以控制调查，因为他是首席执法官。宪法第二条没规定必须有独立性，也没提到总检察长和FBI。这些都是从规范中演变而来的。那将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刻克莱因：你说到依据单一行政理论，可以对FBI进行利用，请展开谈谈这之间的联系。兰加帕：单一行政理论支持尼克松的格言：只要是总统做的，就是合法的。克莱因：讲到这里，我们发现，至少在接下来的中期选举和新国会就职前，川普政府能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情。首先，这句话有问题吗？兰加帕：你比我擅长政治分析，但我觉得有个潜在的制约因素：即使这届政府不在乎法庭，但他们似乎在乎公众舆论。克莱因：我认为他们不会在乎。兰加帕：他们不在乎吗？因为我认为大规模抗议、支持率低、糟糕的民调，还有对这些事情的叙述，都有可能(产生影响)。例如，川普不能从萨尔瓦多的古拉格集中营把人弄回来，就暗示他有软弱之处。因此，我认为有办法让政府在公众叙事中处于守势。克莱因：让我想想我的看法是怎么转变的，因为我过去也会说和你一样的话。我不会说我认为再大的抗议或再严重的民意流失都无法让他们动摇或感到不安。公共舆论方面的关键一点在于他无需赢得连任，他的执政方式显示他也不在乎众议院共和党能否连任。川普有意地牺牲掉支持率，去做一些明显不受欢迎的事情，比如让全球股市崩盘、让美国普通民众面临物价高涨。正是他们相对愿意承受这种不受欢迎和舆论反弹，才让我重新思考他们对这种不受欢迎和反弹有多敏感。我觉得唯一能阻止他们的是国债市场开始解体。他们不想引发真正的金融危机。除此之外，他们并不害怕暂时的民调低迷，也对其不敏感。这要么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东西会慢慢变得受欢迎——比如，布克尔在萨尔瓦多是个很受欢迎的总统——要么因为他们认为长远上看，高关税会有效。我觉得大规模抗议很令人不安。因为我想到川普第一任期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抗议时，川普说他希望国民警卫队或派其他人射杀抗议者，至少朝膝盖开枪。那一命令和建议没被理睬。川普第一任期时，他身边很多人认为自己工作的一部分是抑制他最糟糕的冲动。但现在他身边没有踩刹车的了，没人会说“不”了。看看他的内阁如何安排成员给他以北朝鲜“亲爱的领袖”般的赞美；看看道格·伯根姆(Doug Burgum)如何跪拜在川普面前；看看川普提名的联邦通信委员会(F.C.C.)成员如何戴着川普金像章招摇过市；看看国会议员如何提出法案，让川普有可能当三届总统，或在总统山上加川普；看看卢比奥如何为布克尔辩护——这一切除了十分恐怖，也很说明问题。目前卢比奥显然已完全妥协，或者说，他已选择妥协。川普在国会联席会议讲话中挑出卢比奥，公开嘲讽、公开羞辱。比起其他政府成员，卢比奥明显是如履薄冰。这是个巧妙的策略，向所有人发出信号：卢比奥要么迅速入伙，要么迅速下台。我认为，他们是在假定这对他们有利的情况下，选择尽可能地利用这一点。只要实际权力没易手，他们几乎没有可被攻击的弱点。兰加帕：我相信你的评估。克莱因：我希望自己是错的。兰加帕：是的，你指出的是，这从来都是忠诚度测试——公开羞辱，让人下跪。但我认为，正因为如此，抵抗行为才显得更为重要。哈佛大学拒绝了川普的要求。有律师事务所站出来。还有抗议活动。如果到了需要发生美国版天安门广场事件的地步，也许那就是需要发生的事情。有时，只有令人震惊的东西才能唤醒人们。克莱因：是的，这一点我同意。我要说的是，我不认为他们容易受公众舆论的影响。我认为他们容易受权力的影响。社会上有很多部门掌握着权力。川普并没有绝对的权力。哈佛所做的一切至关重要。其他大学也将开始这样做。因为没人想作为一所没骨气的大学载入史册。律师事务所开始醒悟了。第一批律所跪了，后面的意识到这是个什么时刻，开始停止下跪，说“不”了。商界领袖也拥有权力。川普政府明白有很多权力在别人手中。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民主党在中期选举赢得权力非常重要，因为川普政府最终尊重的是权力。从关税豁免和例外条款可以看出，有些公司是他不想与之为敌的。我相信抗议是重要的。我相信我们会走到那一步。我只是认为，我们走到那一步时，那将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刻。兰加帕：当然。他会援引《叛乱法》。克莱因：你想谈谈《叛乱法》允许做什么吗？兰加帕：《叛乱法》允许总统将军队用于国内执法。因此，我们会看到军队出现在街头，可能逮捕民众或进行其它执法。军方通常不在国内那么做。克莱因：我也担心他会援引《叛乱法》。他任命黑格塞斯、帕特尔，所传达的信息是，他让忠于他的人负责—— 兰加帕：并将军法检察官撤职。克莱因：将他认为不忠诚的将军撤职——至少企图撤掉一些。他试图控制安全机构，那不是没有原因的。兰加帕：对。我只是认为，正如你提到的，从现在到中期选举前，我们定期、有计划地行使这些小块的权力——等到中期选举——[笑]如果我们坚持100天，不知道会是什么局面——[笑]。克莱因：[叹气]我不想在节目中显得悲观无力，但我要说：如果现在不能阻止川普，以后会更糟。如果我们不严肃对待眼下的处境—— 兰加帕：是的。克莱因：这都成老生常谈了：“起初，他们来抓共产党员，我什么都没说，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员；然后他们来抓工会会员，我什么都没说，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然后他们来抓犹太人，我什么都没说，因为我不是犹太人；最后他们来抓我，已经没人为我说话了。” 不是没人了，而是到最后，人们认为发声太危险了。每次对社会上你的敌人中的较弱者行使权力，你的权力都得到加强，最后，没有人能阻止得了你。这就是为什么阿布雷戈·加西亚一案不是件小事。兰加帕：不是。克莱因：那是马里兰一个普通的三孩儿父亲，没人认为他对任何人构成威胁.如果川普能对他那么做，然后在白宫和布克尔坐在一起说：“我也想对美国公民这样做”，而人们只是耸耸肩，然后翻篇儿，那他学到的就是，他可以那么做。兰加帕：这就是提摩希·史奈德(Timothy Snyder)所说的，权力通常是被赋予那些专制者的，而人们会提前服从。在我看来，我们肯定已处在“红区”[注]，但我们还来得及做很多事情。 [注]red zone，美式橄榄球离端区20码内的区域，是防守的危险区。每当进攻方推进到这个区域时，势必引发恶战——双方寸土不让，激烈交战。回到智利的例子——因为我是研究拉美的——那个国家经历17年独裁后，摆脱了困境。所以，总能走出来。只是会越来越难，就像那首诗说的。所以，现在是时候了。有一种盲目自信，就是以为法院会拯救我们。克莱因：是的。兰加帕：法院有它的作用，主要是发挥其机构作用。但法院并不能拯救我们。其他机构——我指的不仅是政府分支，还有你提到的国会、企业、法律界、大学、新闻界——所有机构和人员在这个时段都必须保持强有力。克莱因：我常与国会民主党人交谈，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他们实际上没多少好的选择。我不是处处同情他们做的决定，但除非他们想利用债务上限让经济崩溃，否则没有太多筹码。他们可以在参议院拖延时间。但事实上，川普政府目前并没有大型立法议程，民主党在参议院不占多数，他们在众议院的权力也很小。人们希望他们拥有他们并不真正拥有的权力。一年内，政府又将面临关门的问题。按目前的情况发展，民主党很难说出“我们要继续放任自流”这种话。但这正是其他社会机构的重要之处。这就是为什么我很高兴哈佛大学做出这样的反应。那些拥有巨额捐赠却如此轻易就下跪的大学，那些律师事务所，那些在川普第一任期敢于直言、第二任期却决定屈服的商界领袖，我真的对那一切很反感。马克·扎克伯格几个月前在乔·罗根(Joe Rogan)访谈上说：现在是Facebook回归言论自由的本源的时候了。眼下的一切难道不正是对言论自由的威胁吗？Facebook的雇员拿着绿卡回美国，因为在他们的手机里发现了批评川普的内容，就被叫进小黑屋，然后被遣返。川普政策关于言论自由的内容是什么？这些人在这个国家不仅拥有经济资本，还拥有文化资本，何时他们才会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发声？发声很重要。这些信号发出后，会被其他人注意。每个人都是社会传播的节点。兰加帕：我不指望扎克伯格在任何事情上坚持原则[笑]。回到人们希望民主党做他们没有权力做的事情——有些道理。但现在也是一场信息战。再回到阿布雷戈·加西亚：有些故事可以穿透噪音。共和党就很擅长这个：他们擅长把得到的信息提炼成非常简单的东西，然后重复、重复、再重复。在我看来，川普是个信息战大师。我们要从中学习。这个案子应该成为那种故事。因为人们正是会因为你提到的原因而明白这一点。人们会明白，如果政府能拦下这个在美国呆了10年的人，把他从车里揪出来，押上飞往萨尔瓦多的飞机，然后不管了——它也能对我们那么做。克莱因：他们让自己的违法行为通过一个活生生的人展现出来。兰加帕：他们让他们的违法行为通过一个真实的人展现出来，这是个让人们觉醒的机会。就连乔恩·斯图尔特都说：你说得对，我以前没把这当回事，现在我要认真起来。我认为，在这个时刻，会有人认真起来。 *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4-24 00:00

乌克兰和欧洲告诉特朗普政府，必须先明确安全保障，且俄罗斯必须停火才能谈涉及土地的和平协议

敦举行的会谈被降级为技术层级会议，因为卢比奥推迟了访问。特朗普的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原本也将参与，他将于本周访问莫斯科，此前他自特朗普就任以来已三次会见普京。不过，美国仍需要欧洲各国支持，才能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因为修改欧盟的制裁措施需要所有成员国一致同意。媒体此前报道，在上周巴黎的会议上，美国官员向欧洲和乌克兰提出了新的结束战争的提议，实质上将冲突冻结在当前战线附近。美国也愿意接受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占领，并愿意放宽对莫斯科的制裁，尽管克里米亚在国际上被承认为乌克兰领土，。对乌克兰而言，冻结冲突将代价高昂。乌克兰一直寻求收复自2014年俄罗斯占领的东部和南部所有领土，包括克里米亚，以及2022年2月全面入侵以来被夺取的地区。万斯周三在印度表示，任何潜在协议都必须包括“一些领土交换”，最终边界可能不会反映当前战线的位置。他还说，美国已向俄罗斯和乌克兰提出“非常明确的提议”。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周三通过塔斯社表示，俄罗斯欢迎美国的“斡旋努力”，但达成协议的许多细节仍需讨论，工作仍在继续。佩斯科夫说，目前与乌克兰或欧洲没有联系，但普京愿意在实现和解的目标下开展接触。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4-24 00:00

俄乌突发重大消息！英国金融时报：普京提议在当前前线停火

美国和欧洲官员称，维特科夫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Marco Rubio)已退出此次会议。特朗普的乌克兰特使基思·凯洛格(Keith Kellogg)预计仍将出席。据俄罗斯通讯社报道，普京的外交政策顾问周二表示，维特科夫将于本周晚些时候访问莫斯科。普京的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Dmitry Peskov)告诉英国《金融时报》：“紧张的工作正在进行中。我们正在与美国人进行谈判。这项工作很困难，需要很长时间，因此很难指望立即取得成果，而且这项工作不能公开进行。”

tqttier04-23 12:41

特朗普希望“直接”与习近平谈判！中国联系马斯克不成功英媒：高层沟通渠道消失

试图与受到中国制裁的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Marco Rubio)会面，但未能成行。除了1月底一次气氛冷淡的电话交谈外，双方高层外交官之间没有公开披露过任何交流。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王毅此行也未能成功会见国家安全顾问迈克·沃尔兹(Mike Waltz)。王毅曾与沃尔兹的前任杰克·沙利文举行过多次会谈，其中包括一次罕见的囚犯交换。据一位了解美国政府想法的人士透露，白宫认为中国应该派一名高级贸易官员代替王毅来谈论商务问题。卢特尼克表示，他“不会与中国接触”，特朗普希望直接与习近平谈判。特朗普上周告诉记者，他愿意与习近平会面，并称习近平是他的朋友。但他尚未透露任何可能达成协议的细节。特朗普政府官员表示，美国曾多次询问中国外交官，习近平是否会要求与特朗普通话，但“答案一直是‘不’”。上海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专家Zhao Minghao表示，这种外联“在中国的政策制定体系中根本行不通”。他说：“对中方来说，通常情况下，双方会在工作层面达成协议并开展工作，然后我们才能安排峰会。” 荷兰国际集团(ING)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Lynn Song表示，“今年迄今为止，那些试图谈判的国家所受到的待遇显然也没有对中国坐下来谈判起到多大作用”。据一名中国官员和三名美国官员称，双方低级别官员之间仍在进行一些对话，不过前美国总统拜登政府设立的一些处理商业纠纷以及财政和军事问题的工作组已被冻结。

圈内人04-21 08:06

所有的美国人都不再安全

底接受采访时告诉 CNN，国务卿马可·卢比奥(Marco Rubio)“认定”奥兹图尔克被指控的活动将产生“潜在的严重不利外交政策后果，并将损害美国令人信服的外交政策利益”。她拒绝具体讨论内容细节。但政府给出的唯一“证据”就是奥兹图尔克与他人合写了一篇专栏文章。当卢比奥本人被问及奥兹图尔克的案子时，他说：“如果你申请签证进入美国并成为一名学生，而你告诉我们你来美国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你想撰写专栏文章，而是因为你想参加一些运动，参与破坏大学、骚扰学生、占领建筑物、制造骚乱等活动，我们不会给你签证。” 他说，迄今为止，川普政府已经撤销了数百份签证。“目前可能已超过 300 人。我们每天都在做这件事。” 塔夫茨大学校长苏尼尔·库马尔(Sunil Kumar)在提交给法院的一封支持信中指出，奥兹图尔克的专栏文章符合学校的行为准则，并称她是校园社区中受人尊敬和重视的一员，她的拘留深深震撼了塔夫茨大学的留学生、教职员工和教师。（值得一提的是，那篇观点文章里面要求学校为库马尔校长的言论道歉。）我决定全文翻译这篇由奥兹图尔克参与合著的观点文章（见本文文末）。该文到底有没有可能产生“潜在的严重不利外交政策后果，并将损害美国令人信服的外交政策利益”，读者可以自己鉴定。我们正在被剥夺免于恐惧的自由上述这些案子中政府的作为在法律上都有很多可挑战的地方。一个不好的征兆是，川普上任还不到三个月，类似这样的案子已经很多很多。川普政府遣返移民的手段和对法庭命令的拖延或变相不执行，都涉及到是否激发宪政危机的问题。但这将是另外一个话题。今天只想针对华人移民说几句。这些案子都有几个共性：没有程序正义；没有确凿证据；处理手段冷血、非人性。这其中任何一个细节都给受害人的法律抗争带来巨大的困难。这是我们必须特别警醒的地方，也是我们必须努力纠正的内容。否则，法律保护就只是一纸空文，没有实际价值。可能有人认为这些被遣返的人都有不够小心的地方，只要我们处处谨慎，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就能够保证自己的安全。那么我要说，这不是谁有没有法律保护的问题，而是我们到底还有没有法律保护的问题。也许你永远不会遇上被遣返的案子，但没有人能保证自己永远不需要法律的保护。如果执法人员对非法移民非常冷血的话，那么合法移民也不会被文明对待；如果非法移民不能享受程序正义，那么美国公民的合法权力也会受到侵蚀。世界上的事情从来就是这样的。所以，不管民主党是不是有做得不合适的地方，给予非法移民人道待遇不是错。另外，太多人高估了自己，觉得自己足够优秀，有能力抵挡不合理的指控。岂不知，我们的所谓优秀，更多时候无非是借了潮流。认真想一想，没有国门的打开，没有美国大学宽松的留学政策，你能来美国留学吗？这就好像股市好的时候谁都赚。也许你比别人赚得多一点，但没有好的股市，你能赚吗？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特别是一个会冠人以莫须有罪名的政府，再厉害的人也只是个蚂蚁。我们只有争取一个公平的大环境，才能保障每一个人的利益。这就是黑人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所说的“只要有一个地方存在不公正，就是对所有地方公正的威胁”。道理就是这么简单，但要让其意义深入人心并不容易，需要认真回味。而且这届政府的做法还有一个特别令人恐惧的地方：没有人是安全的，包括公民。我们正在被剥夺免于恐惧的自由。本来都以为没有合法身份的人才会被遣返，是吧？但那么多人被莫须有地取消了签证。然后，我们忽然听说有绿卡的人也被取消绿卡了，因为申请绿卡时犯了莫须有的错误。再看看加西亚的案子，他被错误地送往不该送去的地方，然后政府居然拒绝纠正错误将他接回来。那么，如果一个公民被错误地遣返去那个臭名昭著的 CECOT 监狱，政府也可以拒绝将其接回，不是吗？更何况川普还亲口说在考虑将“本土”罪犯送去外国监狱。这不就是应了德国路德会牧师马丁·尼莫拉(Martin Niemöller)所说的：起初，纳粹抓共产党人的时候，我沉默，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人。当他们抓犹太人的时候，我沉默，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当他们抓工会成员的时候，我沉默，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当他们抓天主教人的时候，我沉默，因为我不是天主教人。最后当他们来抓我时，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套用马丁·路德·金的话来说就是—— 只要有一个人不安全，所有人的安全就都受到了威胁。参考资料 https://www.nytimes.com/2025/04/14/us/politics/trump-bukele-prison-deported-migrants.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25/04/14/us/politics/abrego-garcia-trump-deportations-el-salvador.html https://www.nytimes.com/live/2025/04/15/us/trump-news https://abcnews.go.com/US/mahmoud-khalils-lawyers-dhs-relied-tabloids-evidence-lied/story?id=120846623 https://www.nytimes.com/2025/04/14/nyregion/columbia-student-palestinian-arrested-ice.html https://www.cnn.com/2025/03/27/us/rumeysa-ozturk-detained-what-we-know/index.html https://www.aclu.org/press-releases/in-new-filings-rumeysa-ozturks-legal-team-argue-for-her-release-from-ice-detention https://www.tuftsdaily.com/article/2024/03/4ftk27sm6jkj https://www.cnn.com/2025/04/02/us/rumeysa-ozturk-tufts-university-student-attorneys/index.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25/04/15/podcasts/the-daily/deported-man-el-salvador-bukele-trump.html 【附录】再试一次，库马尔校长：再次呼吁塔夫茨大学采用 3 月 4 日 TCU 参议院决议 3 月 4 日，塔夫茨社区联盟参议院（也称教代会）通过了四项决议中的三项，要求大学承认巴勒斯坦种族灭绝，为大学校长苏尼尔·库马尔的言论道歉，披露学校投资情况，并从与以色列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公司撤资。这些决议是参议院有意义的辩论的产物，代表了要求以色列对明显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负责的真诚努力。对以色列提出的可信指控包括蓄意制造饥饿、肆意屠杀巴勒斯坦平民以及有据可查的种族灭绝。遗憾的是，学校对参议院决议的回应完全不够恰当，对参议院——学生团体的集体声音——不屑一顾。支持巴勒斯坦研究生组织与塔夫茨大学支持巴勒斯坦正义学生组织、塔夫茨大学教职员工停火联盟以及弗莱彻大学支持巴勒斯坦学生组织一起拒绝接受大学的回应。尽管校方不允许研究生参加持续了近八个小时的参议院会议，但我们在校园中的存在，以及通过支付学费和研究生的研究工作与校方在经济上的联系，使我们成为了校方立场的直接利益相关者。虽然有观点认为，大学不应采取政治立场，而应专注于研究和知识交流，但学校声明中那种理所当然的拒绝、轻蔑性质和居高临下的语气让我们怀疑，学校是否已经在违背其自己宣布的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和民主表达的承诺。根据《学生行为准则》，“积极的公民意识，包括行使言论自由和参与抗议、集会和示威，是塔夫茨大学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学生处处长办公室还写道：“虽然有时交流有争议的观点和意见可能会引起不适甚至困扰，但作为一所大学，我们的使命是促进批判性思维、对事实和理论的严格审查和讨论，以及讨论不同的、有时甚至是相互矛盾的观点和意见”。那么，塔夫茨大学为什么要诋毁和蔑视那些践行塔夫茨大学所宣称的批判性思维、知识交流和公民参与等理想的学生呢？塔夫茨大学参议院决议的作用非常明显。参议院决议是“强有力的游说工具，向塔夫茨管理部门表达了学生的愿望和需求。这些决议是一种集体的声音，有助于实现系统性变革”。这次学生会的集体声音所呼吁的“系统性变革”是要求大学结束与以色列的同谋关系，因为以色列压迫巴勒斯坦人民，剥夺他们的自决权——这是一项受国际法保障的权利。鉴于国际法院下令确认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民根据《灭绝种族罪公约》享有的权利有可能遭到“有据可查”的侵犯，这些强有力的游说手段显得尤为迫切。学生的集体呼声并非没有先例。今天，本校可能会自豪地回忆它在 1989 年 2 月决定从种族隔离制度下的南非撤资，结束与当时的种族主义政权的同谋关系。然而，我们必须记住，该大学的撤资行动比一些同行晚了长达 11 年。例如，密歇根州立大学董事会早在 1978 年就通过了结束与南非种族隔离共谋关系的决议。如果塔夫茨大学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听从了学生运动的号召，那么该大学本可以更早地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我们拒绝接受塔夫茨大学或校长办公室任何草率的否定参议院的作用，并将其决议错误地描述为制造分裂的企图。教代会程序所展示的公开和自由的辩论（例如，程序的长度、公开通知和实质性交流，以及其中一项决议提案未获通过），再加上学生们认真的组织努力，都值得校长办公室和大学进行有意义的自我反思。作为研究生，我们肯定所有人都享有平等的尊严和人性，并拒绝接受大学对教代会努力的错误描述。伟大的作家和民权倡导者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曾经写道：“教育的悖论恰恰就在于此：当一个人开始变得有意识时，他就会开始审视正在教育[他们]的社会”。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库马尔校长应支持学生们试图评价“多种多样、有时甚至是相互矛盾的想法和观点”的努力。此外，校长应该对参议院严谨、民主的程序及其所达成的决议给予信任。我们敦促库马尔校长和塔夫茨大学管理部门切实参与并落实参议院通过的决议。这篇署名文章由尼古拉斯·安贝里奥蒂斯（Nicholas Ambeliotis，中欧和东欧系，25 届）、法蒂玛·拉赫曼（Fatima Rahman，STEM 教育系，27 届）、珍尼西斯·佩雷斯（Genesis Perez，英语系，27 届）和鲁梅萨·奥兹图克（Rumeysa Ozturk，中欧和东欧系，25 届）撰写，并得到塔夫茨工程学院和艺术与科学学院其他 32 名研究生的支持，发表于 2024 年 3 月 26 日星期二。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4-20 00:00

特朗普等待习近平电话！白宫官员：中国必须率先接触美国已明确向告知中方

具体名单，但中国不肯让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Marco Rubio)后来表示，进一步加剧紧张局势的是，今年早些时候王毅与他之间的通话中，中方的解读似乎歪曲了通话内容。对于中方称卢比奥被警告不要越权的说法，卢比奥表示：“那并没有发生，至少在通话中没有，或者至少他们的翻译可能不想那样翻译。” 尽管中国驻美国大使促成了双方的一些沟通，但由于缺乏高层沟通渠道，安排特朗普政府认为必要的通话存在困难。两名白宫高级官员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称，如果能够取得成果，特朗普很乐意在领导层以下开展沟通。尽管特朗普政府官员公开表示，特朗普将决定与习近平的接触——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凯文·哈塞特周四在CNBC上表示，特朗普“将决定”何时开始对话——但显然，目前球掌握在中国手中。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周四表示：“谈判的大门是敞开的，但对话必须在相互尊重和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如果美方选择对抗，中方将予以回击。施压、威胁和讹诈不是对付中国的正确方式。” 一位白宫高级官员表示，在僵局期间，白宫试图优先与日本、韩国和越南达成贸易协议，以向中国施压。美国现任和前任官员并不排除为可能的习近平与特朗普通话建立一个意外准备渠道的可能性，但前任美国官员表示，关键是要确保中国不会派习近平来伏击——尤其是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椭圆形办公室受到严厉斥责之后。 “无论如何，中国人都不愿让他们的领导人陷入泽连斯基那样的境地，”前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现任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副所长的丹尼·拉塞尔(Danny Russel)说道。“他们希望确保为会谈打下一些基础，并制定一些基本规则。”

圈内人 2评论04-14 05:57

特朗普新一轮制裁来了！美国将伊朗“影子舰队”列入黑名单 2家运输石油实体成目标

贸易中获利的人。” 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Marco Rubio)周四表示，美国将于周六与伊朗举行直接会谈，讨论伊朗核计划。美国特使史蒂夫·维特科夫与伊朗高级领导人的会谈定于周六在阿曼举行。 “我们希望这能带来和平。我们非常清楚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我认为这就是这次会晤的缘由，”卢比奥在特朗普总统主持的内阁会议上表示。英国BBC报道，伊朗称其核计划仅用于民用目的。它坚称自己并未试图研制核武器，但许多国家以及全球核监督机构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并不相信。2002年，伊朗被发现拥有秘密核设施，人们开始怀疑伊朗的意图。此举违反了伊朗和几乎所有其他国家都签署的《核不扩散条约》(NPT)。《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允许各国使用非军事核技术，例如用于医药、农业和能源，但不允许研制核武器。

秉哥说市04-11 11:53

【重磅对谈】黑暗的”君主制美国”未来:政府已经准备摊牌——”正面对决”

DOGE内部也有。但你又看到像马可·卢比奥这种人——他一辈子都在支持外援项目。你就会纳闷：国务院这边应当会想重新启动这些援助拨款，比如PEPFAR——美国从小布什时期开始在非洲和加勒比搞的抗艾滋项目——他们想继续拨款，但DOGE那边坐在电脑前的人直接把那些拨款清零了。所以问题在于：从外面看，你根本搞不清是谁在决定什么。不过现在随着时间推移，大家开始了解得多一些了。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DOGE作为一个整体，它的倾向是觉得——这些项目根本不该存在。克莱因：对我来说，USAID这个案例特别有代表性。因为它没有反馈机制。这笔钱是我们拿来帮助其他国家、特别是穷国的人——避免他们遭遇各种糟糕的事。可问题是，那些人打不了电话给马斯克，也联系不上他们选区的议员，来让这些项目恢复。所以当你搞“删掉再说”，想看会不会“出问题”，但你根本没有盯着看有没有出问题。你也没搞什么监控机制，比如看看非洲之角那边的营养不良率有没有飙升。鲁伊斯：是的。我不想为这种想法辩护，但我觉得他们会这么回应你：“如果美国人不关心这事，国内舆论也没什么反响，那我们干嘛还要出这笔钱？” 我不认同这种说法。我是支持人道主义援助的，我希望我们在非洲做的那些救命的事继续做。但他们给的回答很直接：“美国人不在意这些项目，所以也没人来找我们重启它。如果真的有民意支持，参议员们早该发声了。” 克莱因：但事实上参议员们是有发声的，对吧？马克·鲁比奥还因为这事被人骂了，他也说会想办法保住PEPFAR。可你刚才说了，最后它还是被砍了。我觉得重点是：他们号称有个“响应民意”的理论，但却没有建立任何监测机制。也许他们有做个档案存着？但很多人当时是真的愤怒了，DOGE根本不在乎，甚至有点幸灾乐祸的意味。他们瞧不起那些担心非洲儿童的“全球主义者”。这就又回到了那个问题：他们所谓的“效率”，到底是为了什么服务的？我觉得有种看法挺值得拿出来说——那就是，他们认为这些机构都是自由派的权力基地。我之前和一个知名右派活动人士聊USAID时，他对这波拆除行动特别开心，他的看法是：“哦，他们正在摧毁一个自由派的权力中心。那些自由派的人用这些钱养自己、养非营利组织，全是内部循环。” 听他这么说真是……有点意思吧？可能“有点意思”这个词还太轻了。但我作为一个自由派，说真的，我从来没想过我们所谓的“优势”，竟然是靠着USAID的拨款去加纳研究农业产量的项目…… 我试着用一个角度来理解DOGE，还有川普政府的这些操作：如果我立一个规则，然后用这个规则来预测他们会干什么，那规则会是什么？如果这个规则是：“让纳税人的钱花得更值，让政府更有回应能力”——那我觉得我预测不出来他们会做什么。但如果我换个规则说：“我将如何削弱那些被贴上自由派标签的机构、非营利组织和政府部门的权力？”那我的预测大概就能十拿九稳了。鲁伊斯：比如克里斯托弗·鲁福（Christopher Rufo，保守派活动家）现在就在教育部工作（译注：协助拆毁教育部）。长期以来，保守派一直想砍掉教育部，可能从80年代它一建立的时候就想了。如果没有DOGE的话，我们会不会看到类似的“斩首行动”？我觉得可能还是会的（译注：例如，鲁福这批人）。你看他们先下手的是哪些地方？要么就是在右派内部早就被认为是“自由派大本营”的——像USAID，这点可能左派很多人都还没意识到；要么就是教育部、大学拨款这些地方。你不一定能直接砍掉“觉醒派”的英文系经费，但你可以砍NIH（国家卫生研究院）的科研拨款，或者冻结哥伦比亚大学的资金。很明显，他们的“矛头”是对准他们认定的自由派权力中心。另一方面，我觉得DOGE的运作，可能没你想的那么“有意识形态”、或者说没那么缜密有逻辑。有些功能，其实是川普政府自己也很在意的，比如控制高端芯片出口给。这是他们明确要干的事，有“公共管理”的战略意义。但专门负责这件事的商务部下属“工业与安全局”（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简称BIS），一直人手不够、资源也很有限。结果DOGE一进去，砍了一波人——不多，大概是500人里裁了15个，但被裁的很多是试用期员工、刚入职一年内的，还有一些是刚刚升职的。而我稍微了解这个领域，我觉得他们其实裁掉的是一批最优秀的人，是那种你真的需要留下来、才能把出口管控系统搞好的那类人。这件事并非那种“川普政府私利”或者“右派意识形态”的操作。你会回头发现：“等等，我们还得再把人请回来。” 克莱因：对啊，这可是他们自己也认同的目标，是为了跟竞争。鲁伊斯：没错，在人工智能问题上，他们也是认同的。所以这就是我和你看法有点不同的地方。我觉得DOGE确实在干一些是有意识形态色彩的事，也有一些是对外援毫无兴趣的破坏行为，但还有一部分，根本就是“古德哈特定律”(Goodhart’s Law)那类问题。克莱因：什么是“古德哈特定律”？鲁伊斯：就是说：一旦某个衡量指标被当成了目标，这个指标就不再是个好指标了。你一旦死盯着指标，比如系统里的数字，你就会失去对你真正想要实现目标的判断力。在这个例子里，你会觉得：“好，我们把BIS的员工人数砍了，看起来更精干更高效。” 可半年、一年之后你会发现，哪怕你是小政府主义者，你也希望这个机构能干点实事儿。现在反而变得更难了。所以我觉得现在有很多事在发生，但它们彼此之间也不一定真的协调一致。有些事，连川普政府自己将来都可能后悔。 Ⅳ 淹没一切，烧毁一切过去你以为共和党政府最多就只能做到某个程度，现在全都不适用了。他们比你想象中还要敢干，还要能干克莱因：我在调查DOGE的过程中，一再听到的一个说法就是：他们没有一个“总体规划”。没有什么统一文件，也没有大家都在遵循的共同目标。所有事情都不是指向某个单一方向的。我们刚才讲了很多意识形态上的目标：削减开支、控制政府、搞意识形态清洗。但我觉得，DOGE背后最根本的一个推动力，其实就是——行动本身。他们就是要做事。就是要不断“干起来”。而川普本人，也特别强调“做事”。你可以回想他上任不久在国会联合演讲里的那几句话：（插播川普演讲录音）川普：这段时间我们干得特别快、特别猛，我们正在开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成功的时代。我们43天里干的事，比很多政府四年八年都多。而且——我们才刚开始。克莱因：这个政府特别喜欢塑造一种印象：他们速度惊人、力量强大。这也是史蒂夫·班农那句“淹没一切”(flooding the zone)战略的具体体现。还有一种“权力的宣示”。你有篇文章里提到一条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推文，说得很有道理。推文用的是《黑暗骑士》电影(The Dark Knight)里的一幕：小丑从黑帮那儿拿到一大笔钱，重创了黑帮后，转头点火把钱全烧了。他的意思是：没人能拿捏我，我不是为了钱，不是想跟谁搞好关系。我只是要告诉你们，一切都会被烧光。你在文章里也写了，这种“一切都得被烧掉”的气质在DOGE这套操作里特别明显。像USAID这种在华盛顿本来被当作“神圣不可碰”的项目，还有那些程序性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保护，比如文官制度——现在的讯息就是：我们可以突破这些所谓的“政治禁区”。过去你以为共和党政府最多就只能做到某个程度，现在全都不适用了。他们比你想象中还要敢干，还要能干。鲁伊斯：我觉得这里面确实有种“施米特式的朋友-敌人逻辑”[注]在起作用：我们要伤害敌人，要奖赏自己人。 [注]“Schmittian friend thing”指的是纳粹政治和法律学者卡尔·施米特的理念，政治上没有中性，非朋友即敌人。你写过一本关于政治极化的书，我觉得这背后的一个心理动态是：右派的人看着左派，会说——你们以前不也在干这些事吗？我们现在不过是在学你们而已。这种说法就是：“你们以前搞自我交易，现在我们要惩罚那些搞自我交易的人。” 它其实是一种极端党派化行为的自我辩护逻辑：“嘿，是你们先开始的。别怪我们。轮到我们反击了。同样的游戏规则。” 还有一点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是你同事罗斯·杜塞特(Ross Douthat)跟克里斯托弗·鲁福对话时提到的。他说鲁福可能是自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推动消费者权益的先锋）或菲莉丝·施拉夫利（Phyllis Schlafly，保守主义活动家）以来，美国最成功的行动派分子。杜塞特问他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清除整个教育部？为什么不尝试接管它？我们为什么不派自己人进去，用它来实现保守主义的目标，而是要摧毁它？” （插播克里斯托弗·鲁福录音片段）克里斯托弗·鲁福：别的政府机构，也许还能改革。但教育部在我看来已经不是改革的问题了，所以我们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分拆、清理、终止和废除它，同时要维持你的政治生存能力，以及那些基本的、法律要求的，同时也是政治上受欢迎的事情。你总是想保持受欢迎程度。罗斯·杜塞特：但我还是觉得这听起来……挺奇怪的。克里斯托弗·鲁福：为什么？鲁伊斯：他们俩来回辩论，但我觉得杜塞特后来写的大致准确：在DOGE这种砍砍砍的行动背后，其实隐藏着一种焦虑。这种焦虑是：赢了选举之后，我们恐怕没有足够的人员和人才，真的能接手这些机构，把它们管好、用好。要想利用这些工具实现良好治理，真的很难。有时这与整个机构已经腐烂的想法重叠——比如，教育部是一个罪恶的巢穴，我们只能削减它。但我认为，还有一种担心是，管理这些机构真的很难。过去几十年，这些机构一直都是自由派的人在管理。我们右派这边，没有能接得住的人。最好也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砍掉它。 Ⅴ 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不去查明真相，本身就是一种选择克莱因：我想回到你刚才说的一个点——就是现在右派普遍有一种“对称性”的感觉：他们觉得左派曾经这么对待我们，其办事方式就是自我交易，奖励朋友，惩罚敌人。这个看法让我很不舒服。因为我不仅不认为它不符合事实，而且在某个方面明显是错的。你看奥巴马时代最重要的立法成就——《平价医疗法案》。从财政角度讲，它其实是从蓝州征税，转移给红州。因为当时那些没有扩展医疗补助的州基本都是红州，而红州整体上比蓝州穷。（拜登的）《通胀削减法案》把大量资金也投向了红州。不管是建清洁能源设施，还是投放先进制造业基地——都在红州。红州不成比例地赢得了这些资金，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地方建设更容易；另一方面，这其实就是拜登政府的政治逻辑：“你要赢回川普选民，那你得让他们看到自由派政府也能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拜登还经常提到这些事：你看有些共和党议员一开始反对《通胀削减法案》或者基建法案，但等到修桥剪彩的时候，他们又一个个冲到前线抢着露脸。我不是说左派不会把钱给那些立场进步的非营利组织。当然会——因为他们相信那些目标。但左派并不会刻意不给保守派地区或保守派个人拨款。你只要看他们重大法案的财政流向就知道了。民主党政府真的不认同靠“奖赏朋友、惩罚敌人”来运营政府的逻辑。鲁伊斯：是的，我认为左右之间其实是有不对称的。左派是更偏向“再分配”——他们想把钱集中起来，拜登哲学的主要内容是：我们要把钱用在很多地方，这样你们也同在一条船上。然后像你说的那样：“撒到足够多的地方，让所有人都有份，那大家就都会上车。”这也确实开始生效了你也看到了这一点，很多共和党人现在也都想将《通胀削减法案》的功劳占为己有。我也不想坐在这里为那种“怨恨式政治”辩护。那不是我的偏好。但我现在是试图客观描述现实。我认为，右派的人注意到的，是他们眼中非营利部门借联邦补助大搞利益输送的巨大空间。像克里斯托弗·鲁福这种人看大学系统的时候，他们看到的是：纳税人花的钱，最后用来在哥伦比亚大学资助骚乱了——或者你随便挑一个他们眼里的“怪物”。鲁福的意思就是：你们是在“用政府的钱养自己人”。我认为，很多这些想法，其实可以追溯到新冠疫情期间的激进化——比如封城期间疫苗的分配，是按种族线划分的，特别是在蓝州。我觉得很多人就是从那个阶段开始，被激化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他们认定：“对方奖励朋友、惩罚敌人，那我们也应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克莱因：还有个现实是：他们已经把很多并不真实的事说服自己当成了“真相”。如果这些事是真的，那确实挺糟糕的——但问题是，我认为它们根本就不是真的。尽管如此，这些“假设”现在却成了他们行动的驱动力。比如泰德·克鲁兹采访马斯克的那一段里，就有这么一个场景。克鲁兹问马斯克：“你以前是自由派的英雄啊，造了特斯拉、还常被请去好莱坞的高级派对。现在他们却恨你。你觉得为什么？” 马斯克的回答是这样的—— （插播录音剪辑）马斯克：他们最害怕的，其实是DOGE要关闭那些欺诈性的社会福利付款。比如社会安全金、医保、失业金、残障补助、小企业贷款之类的——特别是切断对非法移民的支付。这才是关键问题。这就是他们恨我、想让我死的原因。克鲁兹：你觉得这个金额有多大？几十亿？几百亿？— 马斯克：我认为全国加起来，远超1000亿美元，也许有2000亿。通过这些欺诈性的社会福利，民主党才得以吸引并留住大批非法移民。克鲁兹：还能“买选票”咯？马斯克：对，买选票。完全正确。他们就是想引进一千万、两千万“靠政府吃饭的人”，这些人会死心塌地投给民主党——就像我们在加州已经看到的那样。克莱因：马斯克讲这套话已经讲过很多次了。他的意思是：左派真正的图谋是靠政府发钱让非法移民投票。我认为他自己真的相信这套说法。鲁伊斯：你觉得他真信这事吗？克莱因：是的，完全相信。克莱因：所以，如果你真相信，这个庞大的体系从上到下，全部是为了把钱转来转去，巩固左派的权力结构——而且你认为这不仅对美国有害，甚至还会妨碍人类上火星—— 那你就会觉得，他们现在做的一切都挺合理的。鲁伊斯：是的。这种看法在右派中其实挺常见，也能解释为什么——哪怕后来发现，福利系统里的诈骗其实并没有那么严重（我认为确实没有）。根据内部监察报告，社会安全金体系的误发率大概只有0.3%。但如果你从另一个角度看——你认定这些福利项目的本质，就是用来给你朋友的政治机器发“买票钱”，那你就会觉得：烧了它才是对的。把整个制度推倒重来都没问题。克莱因：我一直在努力给这种观点找一个“慷慨理解”的版本。但我自己也拿不准：是该理解为马斯克真的相信这些，所以他的行为才那么极端；还是说，其实他未必真信，但这话在政治上说出来很有用——因为它能帮助右派动员力量去支持削减福利支出—— 哪怕川普的基本盘（通常比以前的共和党选民更老、更穷）其实并不喜欢这种政策。我们也得承认一个现实：他们现在确实掌控了政府的运作权。比如社会安全局的人，其实很清楚钱都去哪儿了。没有哪个系统会真的写着“非法移民政治拨款”这种项目名目（笑）。但他们也完全不想去反驳这些阴谋论。到某种程度上，不去查明真相，本身就是一种选择。鲁伊斯：我认为伊隆确实对这个话题感兴趣。我同意你的说法——他确实是个不太可靠的叙述者。我不觉得伊隆是那种特别热爱真相的人。比如“死了的人在领社会保障金”这类说法。就算在马斯克不断重复这句之前，DOGE团队内部其实也已经意识到这事不对劲。并非有一大笔钱正流向“装成135岁老人的骗子”。事情根本没这么夸张。但确实也有不少非法移民在使用他人的社会安全号码，用于各种用途。伊隆特别想把这些漏洞彻底“清零”。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把一大批普通人卷进去了——那些人根本不是骗子，但却被“你不存在”的系统给误伤了。这周还有不少报道说，有人突然被社保局通知说：“你已经死了，我们要把之前的钱都收回去。” 克莱因：但你觉得，DOGE作为一个整体，真的在试图了解它要掌控的对象吗？我们一开始讨论的时候就讲过，马斯克试图从最底层切入——去看“付款数据”。我认为这对他很有吸引力，因为它看起来是客观的——就是钱到底流向哪儿。但“钱去哪儿了”这个问题，其实是需要解释的。你必须去理解它背后的逻辑和背景。这些东西是可以学的。但问题是：他们真的想学吗？他们有没有更了解这些系统？还是说，他们只是想用把 DOGE 当成一个制造对立的工具，以维持对他们正在做的事情的支持？鲁伊斯：我不确定答案是不是只有这两个选项。但说实话，跟两个月前相比，我对DOGE在“边干边学”这件事上的能力，信心已经低了很多。你很早就能看到他们在处理联邦合同上的粗糙：比如，他们说“我们砍掉了一个十亿美元的合同”，结果其实是个一百万美元的合同，他们硬是多加了三个零。你一次又一次看到这种对数字缺乏敏感度的表现。他们后来是修正了。但问题是——这种错误本来就不该发生。如果他们真的想建一个更强健、更优秀的系统，那么DOGE这个团队并不是那样一个组成。现在DOGE的团队很小，他们的“学习曲线”根本就不像我们期望的那样在快速上升。而我认为，如果是伊隆在私营企业搞一个团队，这个团队早就通过迭代提升效率了。可你现在完全看不到这种动态。你看不到那种我期待的状态。 Ⅵ 单一行政理论——帝王总统制这届政府已经在准备迎接一场“对抗时刻” 一次正面对决克莱因：有一点我必须承认：他们的品牌做得真牛。 DOGE这个名字又好笑又吸睛。但其实，现在政府里发生的很多事情，攻击、改革，还是重塑行政体系——取决于你如何看——并不全是DOGE主导的。马斯克的背后是罗素·沃特，他现在掌管着预算管理办公室(OMB)——这是联邦政府里非常有权力的一个中枢机构。我们前面就聊过沃特。他是典型的那种，确实想砍政府开支的人。虽然他不只是想砍钱，他对政府该怎么运作有一整套系统理论。你还请他上过节目呢。那集我觉得特别有帮助，让我更理解他是怎么想的。那他到底想干啥？罗素·沃特理想中的政府，至少是行政系统，应该长什么样？鲁伊斯：沃特信奉所谓的“单一行政理论”（unitary executive theory，这是与三权分立对立的理念——译者注）——也就是总统应该宪法上拥有对行政机构的全部控制权。他的意思是：既然我们选出了一个总统，那整个行政部门就应该听他的，直接向他汇报。按照这个理论，行政部门就不该有“独立机构”这种说法。人民选出了总统，那就是民主问责机制的体现了。沃特还有个很有意思的看法，哪怕在右派里也挺特别的。他认为我们现在的国会是“帝国国会”。而现在行政系统里很多机构根本不听总统的，只听国会的拨款安排。他主张总统应该有“冻结拨款”的权力——意思是，如果总统能在不违法的前提下，用比国会批的更少的钱实现政策目标，那他就有权不把剩下的钱花出去。所以他对总统权力的理解，其实是非常宽泛的。克莱因：早先发布了一份关于冻结拨款和各种支出的备忘录，用来冻结各种拨款和支出的。后来那份备忘录被撤回了，法院判它无效。但备忘录里有段话挺关键的——我这里是稍微转述一下原意，大致是说：“政府，特别是行政部门，应该体现人民的意志，而人民的意志就是通过他们选出的总统来表达的。” 要理解他们，这点很重要。因为这其实是一种对“回应性”(responsiveness)概念的定义。大多数人说起“政府要有回应”，他们想的是：我遇到问题时，应该有个人能接电话帮我解决；或者政府在办事的时候，应该又快又好。但在这个理论里，“回应性”是对行政部门的回应。川普想干什么，政府就得立刻响应，把那事办了。在他们看来，第一任期的失败之一，就是政府没有对川普有足够回应。而他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让第二任期的行政体系彻底服从川普的意志。你觉得我这个说法有偏差吗？鲁伊斯：不，我觉得你说得对。而且沃特这个看法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跟很多右派一直以来对“官僚政体”(the administrative state)的批评是呼应的：比如“联邦党人协会”(Federalist Society)那种观点——行政部门的文官太多、太散漫，应该收紧、整顿。但它跟那种更偏“自由意志主义”的“小政府”理念又有些不同，特别是在“冻结拨款”这个问题上。认为总统有“财政控制权”，这是一个相对新的观点，它不像流氓官僚的观点那样有任何深刻的意识形态内涵。沃特其实是把这两种不同的传统给拼在一起了，这点挺有意思。克莱因：我对DOGE、沃特和整个川普政府的一个整体理解是：DOGE，其实就是“政府控制部”。沃特想做的那部分，是靠“冻结预算”和“震慑文官体系”，这样就不会有一个深层政府试图阻碍唐纳德·特朗普川普。而马斯克那边做的，是想把政府的“底层代码”控制住——就是财政流动、运行系统、后台电脑。谁掌握了这些，就掌握了权力。你把这两股力量结合起来，就可以把“钱”转化为超级权力杠杆。你可以拿它搞意识形态斗争，也可以推进政策目标，甚至可以用来拿捏朋友和敌人——这正是川普最擅长的玩法。整个逻辑就是这样。那你觉得这个说法靠谱吗？或者你觉得哪里有漏洞？鲁伊斯：我觉得你说的大致是对的。而且很多部分，其实也就是保守派一直以来对行政权的本能认知。真正让人震惊的是“冻结拨款”这个观点。很多人觉得，这套理论法律依据其实挺弱的，在宪法对“财政权”的解读上也没什么根基。但沃特这些人会说——他们确实也这么说过：这就是三权分立该有的博弈过程。如果你国会不爽，或者你法院不服，那你就得站出来捍卫你自己的权力。这整套麦迪逊式宪政结构的逻辑是：总统尝试推进政策，结果撞上法院那堵墙。正如沃尔特所指出的，万斯和特朗普以及所有这些人都说过：即使有疯狂的地方法官，总统也会遵守这些裁决。而国会，如果你不喜欢这样，那就阻止我们。克莱因：但你看像万斯的说法，他也说过也许不该听从法院的。你去看史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副幕僚长）的X平台账号—— 鲁伊斯：米勒和马斯克现在基本上完全站在（万斯的）对立面。克莱因：万斯最近发了一条推文，大意就是说法院才是在越权。这取决于你如何理解行政部门的角色。但我认为，万斯说过的一些话，暗示了他非常同情这样一种观点，即由法院来阻止这一切是违宪的，行政部门不应该遵守它。现在围绕川普，有很多人都在推动一种论调：只要法官判川普不利，就应该被弹劾。我们听到的语言是“司法政变”。这可不是那种“我们要搞制衡”式的三权分立讨论了。说实话，这种动向让我很担心——感觉他们在为与司法系统的正面对抗做准备。鲁伊斯：其实“对抗司法”可以分很多种层次。有些我觉得简直是五级火警级别的危险。比如，最高法院作出判决，他们却说：“不，我们将依照我们的方式去做。”这就非常严重了。还有一些地方，像沃特这样的人明确表示：“我们觉得1974年那个《拨款控制法》(Impoundment Control Act)是违宪的。”DOGE要的就是要创造出这样一个案件，我们要把这个案子送到最高法院去。我们想打这个官司，因为我们认为该法违宪。我不觉得这类本能完全疯狂。我认为他们是错的，我希望最高法院接这个案子。克莱因：问题就在于：如果他们输了，会发生什么？一开始我也想这个问题，但现在我真的想了：如果这届川普政府从约翰·罗伯茨（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那边拿不到他们想要的结果，他们一定会找办法绕过去的，从各种程序漏洞里去钻空子。但有人真的决定不听法官让飞机调头返航的命令，而是说：“哦，你不能执行口头命令。” 他们还说：“这些飞机已经飞到国际空域了。”——这其实就是在挑衅法院。换了别的政府，肯定不会这么干。但他们是故意在宣示权力。而让我怀疑他们根本不是想打赢一场最高法院的官司的关键点在这儿：如果你真的想赢一个关键判例，你会怎么做？你会非常谨慎地挑案子，设计出一个对你有利的冲突场景，然后慢慢推动，让它成为理想的“试验案例”(test case)。你还会表现得对法院很尊重，因为你希望拉拢他们站在你这边。但现在呢？他们一会儿砸玻璃、一会儿挑衅法院、一会儿搞一些非常糟糕的案子当“样板”，还时不时喊着要弹劾法官。这种做法根本不像是要赢一场官司，倒像是在试图把罗伯茨法官吓住。我觉得这基本就是川普对待所有人的方式——用恐吓来博控制权。所以也许，这真的就是他们的策略。但如果你真是想让最高法院做出一个你会遵守的、有利的判决——你不会用这种方式来对待罗伯茨。所以在我看来，这届政府已经在准备迎接一场“对抗时刻”。他们那套“单一行政理论”的理论可能真的需要一次正面对决。鲁伊斯：我觉得我们最终一定会迎来这场摊牌。至于它会怎么展开，现在还说不清。但沃特那类人已经在说得很明确了：“我们觉得很多判例判错了，我们就是要重新来一遍。”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也不敢打包票。但如果你真的想彻底落实“单一行政理论”，那就必须把这件事带到最高法院，争取打赢那场仗，拿到判例。 Ⅶ 什么是“高效”？注意，不是“最大化共和党的权力” 也不是“推动保守主义” 而是让川普个人拥有最大的控制权和权威—— 建立一个“帝王式总统” 克莱因：我刚才说过，我觉得现在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值得一直追问下去，那就是：“用什么目标，最能准确预测他们现在在做什么？” 因为“效率”这个词没什么帮助，它太模糊了。你可以说一个系统很高效——但高效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更合法地执行政策？那又是另一个概念了。我觉得，如果你把这里的首要目标设定为“最大化唐纳德·川普的权力”，你基本上就能看清他们所有的动作逻辑。注意，不是“最大化共和党的权力”，也不是“推动保守主义”。而是让川普个人拥有最大的控制权和权威——建立一个“帝王式总统”。如果你用这个目标来看，预测他们的行为其实非常准确。而这个结论最吓人的地方在于：你想象一下，假设我们到了2027年。民主党在中期选举里大获全胜，众议院由哈基姆·杰弗里斯(Hakeem Jeffries)担任议长。国会恢复了大量监督动作。川普的民调可能只有39%，甚至更低——这是完全有可能的。此时他很可能是个“跛脚总统”，虽然他自己肯定不愿意这么想。而众议院挡着他做事，最高法院也可能已经判“总统不能冻结预算”。在这样的局面下，你觉得川普、史蒂夫·米勒、罗素·沃特、马斯克会说：“好吧，我们尽力了，这场仗我们输了”？还是说，最后一幕会是：“去你X的。” 我没看到有什么迹象表明，这帮人会接受制度设定的“限制”。特别是当局势开始对他们不利的时候，他们的反应会特别激烈。现在的情况还不算真正“墙在逼近”，可就这点点压力，他们就已经开始疯狂反击了。鲁伊斯：这个假设我也不太好回答。但我挺好奇你是怎么理解川普第一任期的，特别是套进你刚刚说的这个模型里的。因为他当时在法院输了不少案子。克莱因：我对第一任期的理解很简单：它和第二任期最大的区别在于，第一任最重要的家庭成员是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他也是把很多人带入政府的人——他其实是一个典型的主流人士。那时候政府里有很多人，心里其实觉得自己的职责之一是“把川普关在笼子里”。可到了第二任，核心人物换成了小川普——他是彻头彻尾的右翼激进分子，现在都算“加速主义者”、“Groyper派”[注]。而马斯克也在推着川普往更极端的方向走。罗素·沃特也想走得更远。JD·万斯的权力希望完全取决于川普成功不成功。你再看看现在的政府班底，都是一些非常激进的人，没人会说：“我们是不是该慢一点？” [注]Groypers，有时也被称为Groyper Army，是一群由尼克·富恩特斯(Nick Fuentes)领导的另类右翼和白人民族主义活动家、煽动者和网络喷子。他们因试图将另类右翼政治引入美国主流保守主义、参与1月6日美国国会大厦袭击事件及其前的抗议活动以及他们的极端主义观点而闻名。而且你在“市场反应”这件事上能看得最清楚。第一任期的时候，只要股市一跌，川普立刻就慌了，他会说：“天啊，我们不能让股市掉啊！” 他身边也有很多人——像加里·科恩(Gary Cohn)那种华尔街背景的人——他们是市场圈里出来的，他们也会说，我们希望经济好起来。但这一次，当市场开始下跌的时候，你能明显感觉到，他们是很自信的，甚至有点狂妄地觉得：“我们比市场懂得多。” 他们的态度就是：“短期震荡？那没关系，我们扛得住。” 所以这次的政府完全不一样。在这里，你有一个恣意妄为的总统，周围都是恣意妄为的人。鲁伊斯：我觉得你这套分析挺有道理的。至于这种局面让人担心的程度，就要看两个因素了：第一个是——你是不是在意识形态上跟川普一致？第二个是——你到底觉得“个人化的总统制”是不是一件本质上危险的事？也就是说，当一个总统拥有压倒性个人权力时，到底是不是个问题？我最近在读一本书，叫《斯大林的战争》，作者是肖恩·麦克米金(Sean McMeekin)，写的是二战历史。他的观点之一是：其实二战某种程度上是斯大林与西方对抗的产物。而且美国对苏联的让步太多，很多时候甚至是没有谈判、也没掌握准确信息的前提下，就满足了苏联的要求。书里有一个人物特别让人印象深刻——小罗斯福(FDR)，他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总统权力最大的人，几乎完全掌控了行政体系。他对法院系统强烈压制，让其服务于自己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目标。书里强调了一点：高度个人化的总统制，其实常常会带来负面后果。就拿罗斯福本人来说，到了1943年的德黑兰会议上，因为他身边全是附和他的人，他的谈判能力严重受限，被苏联人“拿捏”了很多事，比如《租借法案》等。所以说，完全“个人化”的总统制度一般确实有危险，而且还会因为信息流只指向一个方向，总统在自己关心的问题上也变得“能力更差”。克莱因：这让我想到柯蒂斯·雅文(Curtis Yarvin)——虽然他的影响常被夸大，但不可否认，政府里确实有不少人看过他的东西、觉得挺有意思的。他经常说：“我想要的是一个权力级别等同于罗斯福黄金时期的总统。”对他来说，那就相当于现代君主制。当然，你仔细读雅文会发现，他讲得没那么简单，但他确实主张政府应该像一家公司那样来运作。这就又回到了“效率”的问题——但这次的“效率”，概念有点怪。因为美国政府本来就不是为“效率”设计的。每次有人说“政府应该像企业那样运作”，我脑子里就冒出来一个对比：企业可没有三权分立、可没有党派制衡。公司的管理结构很不同，它有董事会，也可以有某种内部监测机制。但我们国家之所以设计成现在这样，就是因为我们相信信息从多个方向来的价值。政府雇用大批联邦公务员，不只是为了防止“任人唯亲”，也是因为他们有知识和经验——因为他们不每四年就换一次人。而国会——虽然共和党现在常常对它施压，马斯克对它进行了重塑，他威胁要资助共和党初选挑战者去打败任何和川普作对的议员——但国会本质上，即使在每个党内部，也本应是信息与摩擦的制造地。莉萨·穆尔科斯基（Lisa Murkowski，阿拉斯加参议员，共和党）知道的事、约翰·图恩（John Thune，参院多数党领袖，南达科他州）知道的事，每个议员因地区不同、背景不同，带来的信息也不同。这些本该被吸收到政府运作中。那种所有指令都从川普那里往下发，不是从各地代表往上汇报的做法，其实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政治愿景：把“效率”放在“代表性”和“民主”之上。而民主的思路是，总统的信息不会是完美的（所以需要从下面收集）。鲁伊斯：其实，我现在最担心DOGE的地方，不只是像PEPFAR这种项目被砍掉——那当然也是灾难性的——但更严重的是：我们正在失去行政体系内部那些“信息来源”。这些东西原本是任何总统都可以用的工具，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可在DOGE的那套“高效率”思维下，这些工具正一个个被废掉。举个例子，教育部原本有一大堆关于K-12和高等教育的调查，我们现在正在失去长期追踪学生群体纵向数据(longitudinal data)变化的能力。如果你是个保守派，觉得公立学校搞砸了——你怎么证明？靠的就是这些数据。所以，我完全同意。而且当人们在问“政府要不要像公司那样运营”的时候，其实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在私营公司里，有很多机制是能让员工往上传递负面问题、提供反馈的。 DOGE刚上来的时候其实也有人提过一些建议。比如：让联邦机构里的员工来提交节省经费的点子，然后从节省下来的预算里给他们返还一部分——比如每省下一笔开支，机构就能留下10%。像那种没人用的软件许可证等等这就是典型的私营企业那种“对齐激励”(aligned incentives)模式。很有价值。但现在我们看到的，不是这些。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超级集中式操作。如果你读过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的《国家的视角》(Seeing Like a State)——你就会知道，这是一种从“高处俯视一切”的治理方式，下面的细节完全看不到。克莱因：也可以叫“像支付系统那样看世界”（笑）。鲁伊斯：对，像支付系统那样看。其实私营企业在收集底层数据方面还真做得不错。这是公司一个很大的优点：他们能从四面八方收集“实时数据”——市场动向、客户反馈、资源浪费点。所以如果DOGE真想“学公司”，那至少也该把这个学到。但现在我们看到的，根本就不是“企业化治理”。这是另一种东西。 Ⅷ 如果民主党下届接手，该如何做？民主党从DOGE身上，应该学到什么克莱因：你之前问过我一个类似的问题。现在我来反过来问你一遍，免得咱们最后收尾像是在描绘一个黑暗的未来君主制。假设这套做法出现了反弹。民主党在2026年赢了中期选举，2028年又赢了总统选举。那他们从DOGE身上，应该学到什么？如果民主党真的也想让政府更高效，你会建议他们从哪儿开始做起？鲁伊斯：他们真的想吗？克莱因：咱们就假设一下吧。鲁伊斯：可能我有点天真，但在接下来的一个选举周期里，我还是对一些事情抱有希望。即：如果我是个傻瓜，估计错误，灾难并没有发生，那么有些改革成果是可以完好地交给继任者的。举个例子，拜登政府在绕开联邦常规招聘系统方面，其实做了不少聪明的事。像人事管理局(OPM)可以发“特批岗位”，可以说：“这个职位对国家利益至关重要，我们直接招人。” 也就是说，可以像私企一样招聘。某人觉得这家伙不错，就可以说：“我们要他，下周来上班。” 拜登政府在半导体项目(CHIPS)[注]办公室就用过这个方式。那边团队建得特别好——找来了一批华尔街背景的高手，还有一堆“明星人才”，速度非常快。 [注]CHIPS and Science Act，《芯片与科学法案》是第117届国会颁布的美国联邦法规，由时任总统乔·拜登于2022年8月9日签署成为法律。该法案授权提供约2800亿美元的新资金，以促进美国国内的半导体研究和制造。克莱因：我觉得这点特别说明问题——CHIPS这个项目是拜登政府非常重视的，他们刻意绕开了大量政府程序。让泰德·克鲁兹和马克·凯利（Mark Kelly，民主党，亚利桑那参议员）联合通过了一项法案，让CHIPS项目豁免于《国家环境政策法》(NEPA)。这说明他们当时的想法是：“如果我们想把这事办对，那肯定不能按政府常规那一套来做。” 这是不是也说明了点啥？我们平常是怎么运行政府的？鲁伊斯：而如果你试图用OPM或者“快速雇佣权限”(Direct Hire Authority)来绕过正常招聘流程，你最大的阻力其实是——公共部门工会。这些工会也是民主党的基本盘。所以你得找个愿意砍断这团乱麻的人。像《国家环境政策法》在左派这边支持率是很高的。但像你这种人也在推动大家重新思考它的作用方式。其实你也可以把DOGE的做法理解为一种马基雅维利式策略：把“残忍的事”在最前面做完；然后再慢慢发福利，大家记住的是你后来的“好事”，忘了你前面的手段。就像他们之前在“工业与安全局”搞的半导体芯片出口管控一样，接下来几年政府肯定还有一堆想做的事。像JD·万斯这样想拼未来的政客会想要拿出点“政绩”。你要实现这些目标，就得先解决联邦招聘的问题。但你又会碰到拜登政府也遇到的问题——每个联盟成员都想把自己那点“私货”塞进系统里。但如果你真想做到“高效”和“有效”，那你就得有优先级别——对一部分人说“不”，对另一部分人说“好”。你得学会怎么在DOGE砍过之后，把系统补回来。就算你不觉得这一切和川普个人权力有关，现在这届政府里还是有很多人有自己的野心。他们想将来能说一句：“这个成就是我留下的。” *全文有所删节，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4-08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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