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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届美国政府正在乱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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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的《排华法案》就是这样出炉的,当初
希特勒
将犹太人作为替罪羊也是同样的原因。稍稍有点历史知识都会警觉。 如果到现在还没有意识到什么是威胁所在,那才是大问题! 我们要有恐惧感,知道有可能发生什么。但我们更需要行动,去阻止最坏的可能。做任何自己可能做的事情抵制这个政府对民主机制的破坏,哪怕只是去参加一个游行抗议都是贡献。从喊一声口号,捐一分钱做起,就是个良好的开端。 参考资料 https://www.nytimes.com/2025/04/16/us/tattoos-gangs-tren-de-aragua-immigration.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25/04/23/us/politics/trump-immigrants-trials-deportation.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25/04/25/us/politics/trump-migrants-due-process.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25/04/15/world/americas/trump-migrants-deportations.html https://www.cbsnews.com/news/what-records-show-about-migrants-sent-to-salvadoran-prison-60-minutes-transcript/ https://www.cbc.ca/news/world/trump-democracy-report-1.7486317 https://www.newsweek.com/merwil-gutierrez-ice-wrong-teen-el-salvador-2059783 来源:加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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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小时前
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将特朗普政府治下的美国比作纳粹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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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实现类似于20世纪30至40年代
希特勒
纳粹党的全面目标。 戈尔对大约150名气候倡导者和政策制定者说:“我非常清楚,为什么把
希特勒
的第三帝国与任何其他运动相提并论是错误的。那是一种独一无二的邪恶,完全没法比。但我也明白,我们必须从那种逐渐显现的邪恶中汲取重要教训。” 民主党党内多位重量级人物和前领导人近几周加大了对特朗普政府的抨击力度。 前总统奥巴马最近在一次演讲中表示,他“对联邦政府威胁大学必须交出行使言论自由权利的学生的做法深感担忧”,他还说,在特朗普治下,美国的价值观已经受到侵蚀。 前副总统哈里斯指责特朗普政府采取违宪行为,称他们正在制造“恐惧感”。 前国务卿希拉里在《纽约时报》的客座文章中写道,特朗普在“浪费美国的实力,威胁国家安全”。 当前任政府高官频频发声之时,民主党现任官员正在重新调整他们对白宫的日常应对策略。 戈尔援引德国哲学家在二战后对第三帝国的“道德解剖”。 他说:“是哈贝马斯的导师特奥多·阿多诺写下了这段话,‘这个国家堕入地狱的第一步是……将所有关于真理的问题转化为权力的问题。’” 戈尔继续说,“他描述了纳粹是如何‘攻击真假之间的根本区分’……特朗普政府正在坚持试图创造他们自己偏好的现实版本。” 戈尔2006年关于全球变暖的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曾获得奥斯卡奖。他在这次演讲中也列举了特朗普有关气候变化和能源技术的一系列说法,批评其正在推翻前几届民主党政府的气候政策。 他说:“他们说气候危机是中国人编出来毁掉美国制造业的骗局。他们说煤炭是清洁的。他们说风力涡轮机会致癌。他们说海平面上升只是带来了更多海滨地产。” 戈尔还在长达25分钟的演讲中引用了马丁·路德·金和已故的教皇方济各的话,大部分内容都是在鼓励听众继续推动气候变化行动。 他说:“我们已经看到,民粹主义的威权领导人如何把移民当作替罪羊,煽动仇外情绪来推动他们掌权。而这整件事的核心,就是权力的追逐。我们的宪法是我们开国者制定的,目的是要保护我们免受一个像特朗普这样的威胁。” 来源:加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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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23 00:00
外交事务:特朗普低估了中国,美国需要全新的盟友关系才能对抗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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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得战争。对手早已察觉这一点。 战前,
希特勒
曾观察到:“美利坚联盟已形成如此规模的权力因素,足以颠覆以往一切国家实力排名。” 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也预言,日本部队在战争前六个月或一年内会如入无人之境,“但第二年和第三年我完全没有信心”,因为美国具备制造优势。 意大利外交部长也承认,持久战将有利于美国:“谁更有耐力?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所有轴心国都畏惧美国的工业能力。他们清楚,数量本身就是一种质量。 如今,这种令人敬畏的规模和能力属于中国。美国战略制定者必须面对一个现实风险:美国可能正走上百年前英国的老路。英国的经验提供了教训和警示:其帝国整合努力既迟又弱。 但今天,美国可以在英国失败的地方取得成功,通过全新方式整合盟友与伙伴的规模。 兴衰与再起 取得成功的起点,必须是对自身的准确评估。近年来,《外交事务》刊登了大量文章,主张美国对中国仍占明显且持久优势。迈克尔·贝克利指出,“中国经济相对于美国正在缩小”,并认为“当前趋势正巩固单极世界”。斯蒂芬·布鲁克斯与本·瓦格尔声称,“美国依然拥有强大而持久的优势”,足以在冲突中获得重大经济杠杆。裘德·布兰切特与赖恩·哈斯也表示,“在经济活力、全球影响力和技术创新方面,美国依然保持关键优势”。 预测大国的兴衰始终是一项复杂任务,既因为信息不充分,也因为容易带入偏见,加上现实事件的干扰,以及难以判断哪些指标在什么时间范围内最关键。美国战略界此前对日本和苏联的判断,就曾一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如今对中美的综合评估,同样存在这个问题。 中国确实面临诸多问题:人口老龄化、巨额债务、生产率停滞、房地产市场风险加剧、青年失业高企、对私营部门的打压。但即使是如此严重的宏观经济挑战,也不能简单等同于战略劣势。 两个事实可以同时成立:中国经济在放缓,而其战略力量却在增强。 未来数年,北京完全可能通过重回理性决策轨道,缓解当前的经济问题。如果过度强调中国的弱点,可能会低估它在大国竞争中最关键时间尺度和指标上的规模与能力。 例如,有观点认为,美国经济仍将保持大于中国的体量,这被当作美国优势的证据。但经济学家诺亚·史密斯在分析GDP对比时指出,“美国人不应因自己按市场汇率计算的总GDP领先中国而感到安心”。随着汇率波动,相对经济体量也会变化。 例如,过去三年人民币贬值15%,即使中国经济产出未变,以市场汇率计算的GDP也会看起来小了15%。采用世界银行的购买力平价方法(尽管也有局限),则显示中国经济在十年前就已超过美国,目前约比美国大出25%——大约30万亿美元对24万亿美元。 这种购买力调整反映的是国家实力核心要素的实际成本,包括基础设施投资、武器系统、制造产品和政府人员开支——这些都是维系长期战略优势的关键。 若以这种方式衡量,仅从商品领域而非服务业来看,中国的生产能力是美国的三倍,在军事和技术竞争中构成决定性优势,并超过排名其后的九个国家的总和。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二十年里,全球制造业份额增长了五倍,达到30%,而美国的份额则减半至约15%;联合国预计,到2030年,这一差距将扩大至45%对11%。 中国不仅在许多传统产业中处于领先地位——水泥产量是美国的20倍,钢铁13倍,汽车3倍,电力2倍——还在越来越多的先进领域取得突破。 尽管在生物技术和航空等美国传统优势领域仍在追赶,中国凭借“2025中国制造”等雄心勃勃的产业政策,已经实现如下成果:全球近一半的化学品、一半的船只、超过三分之二的电动车、四分之三以上的电池、80%的消费级无人机、以及90%的太阳能板和关键稀土精炼矿产均由中国生产。 北京还在采取措施确保其优势持续扩大:中国占据全球工业机器人部署的一半(是美国的七倍),并在第四代核技术商用上领先全球十年,计划在二十年内建造超过100座反应堆。 上一个在全球生产领域如此彻底占据主导地位的大国,是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 美国观察人士往往低估中国的创新能力,误以为中国只会复制和模仿西方成果。但正如英国、德国、日本和美国历史上的经验所示,制造业实力本身就能为创新打下坚实基础。国家投资也起到了推动作用,如今中国在科研方面的投入与美国不相上下。 庞大的人口则提供了深厚的人才储备和竞争规模。根据信息技术与产业基金会的一份最新报告,在十项未来关键产业中,中国在六项上接近创新前沿或处于领先。 这些工业和创新能力也能服务于军事目的。中国海军已是全球规模最大,未来五年将再添65艘舰艇,总规模将比美国海军大出50%,约为435艘对300艘。中国舰艇的火力迅速增长,从十年前仅有美国垂直发射单元的十分之一,到2027年可能超过美国。 尽管在航空领域仍落后于美国,中国已打破长久的技术壁垒,开始自主制造喷气发动机,并迅速缩小产能差距,目前每年可制造超过100架第四代战斗机。 在大多数导弹技术领域,中国很可能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具备首个反舰弹道导弹、卓越的空对空导弹射程,以及全球最大的常规巡航和弹道导弹库存。在量子通信、高超音速武器等越来越多的军事技术领域,中国也领先于所有对手。这些优势经过几十年积累,即使中国经济停滞,也将持续存在。 了解对手 中国面临的问题确实不小。但这些问题在战略上的重要性常常被夸大。以人口结构为例,尽管这将成为长期难题,但在与美国竞争更相关的中期时间尺度内,却仍可应对。 由于毛泽东时代婴儿潮的孙辈开始进入劳动力市场,中国15岁以下人口的比例实际上在2010到2020年间增加了超过3000万人,占比也有所上升。中国的抚养比(成年劳动人口与儿童和老年人之比)将一直维持在当前日本以下,直到2050年。 此外,中国在教育、工业机器人和具身人工智能领域的大规模投资,也将帮助缓解劳动力短缺。 债务水平同样说明问题。虽然中国家庭、企业和政府的总债务达GDP的300%,创历史新高,但包括印度、日本、英国和美国在内的其他大国,也有类似水平的总债务。 在某些情况下,一项反映脆弱性的指标,在战略上也可能反映另一种优势。例如,中国房地产市场低迷确实拖累了经济增长。但北京正将来自房地产的信贷资源转向产业政策,提升国家竞争力。 同样,尽管美企仍占据更高利润份额,在市值排行榜中遥遥领先,但中国企业常常以亏损换取市场份额,打击对手。尽管面临短期挑战,中国依然在坚持长线布局。 即使中国的弱点比预期更严重,在大国竞争中最关键的指标上,中国仍将比美国历来的任何对手都强大得多。华盛顿曾高估德国、日本和苏联等对手。但中国是第一个仅在体量上就超过美国,并在多个关键领域具备战略优势的竞争者。 无论是否陷入停滞,北京都将是比以往任何挑战者更具威胁的存在。 一些分析人士警告,美国的“衰退主义”本身就是一种风险,可能会成为“自我应验的预言”。这种警告确有道理;大国的兴衰往往始于错误的自我认知。 但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曾在苏联解体前指出,担忧衰退同样可能激发国家的复兴。最大的风险不是悲观,而是自满,导致战略意志减弱,无法凝聚集体行动来应对中国挑战。 事实上,美国——尤其是在特朗普时代——更可能是高估单边实力,低估中国的应对能力。 以能力为中心的国家战略 对华盛顿而言,任何认真应对长期竞争的战略,都必须以三个现实为基础:第一,规模至关重要;第二,中国的规模前所未有,而北京目前面临的挑战在相关时间尺度内并不会根本改变这一点;第三,美国实现自身规模的唯一可行方式,是采用新的结盟方式。 这意味着,美国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盟友和伙伴。他们不再是触发机制、遥远的附属地、附庸或地位象征,而是实现大国规模所需的能力来源。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的联盟首次不再是用来投射力量,而是用来保住力量。 冷战时期,美国与盟友一起压倒苏联。今天,只要再扩展一些,这一联盟就足以压倒中国。 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日本、韩国、墨西哥、新西兰、美国和欧盟,合起来的经济体量为60万亿美元,是中国18万亿美元的三倍多,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仍是其两倍多。 这个联盟的制造业产能占全球大约一半(而中国为三分之一左右),每年产出的高被引论文和活跃专利数量也远超中国。联盟每年国防支出约1.5万亿美元,是中国的两倍左右。而且它将取代中国成为几乎所有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目前中国是120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 从原始数据来看,这种由民主国家和市场经济体组成的阵营,在几乎每一个维度上都超过中国。但如果不进行协调,这些优势仍然只是理论上的。因此,释放这个联盟的潜力,必须成为本世纪美国国家战略的核心任务。这不能靠传统的联盟模式简单加倍推进。 美国可以从长期的双边联盟(如与日本和韩国)和多边机制(如北约)出发,再加上新近建立的合作(如与澳大利亚和英国的AUKUS防务科技协议),以及较松散的组织(如四国集团,包含澳大利亚、印度、日本)。但任务并不是仅仅庆祝这些机制的存在或扩大其成员,而是要深化其功能,使之成为在多个领域推动“以能力为核心”的国家战略的基础。 这些关系太常基于一个假设:美国提供安全保障,其他国家则提供政治支持,或顶多贡献一些特定能力。整个体系仍主要以安全为中心,侧重威慑、部署和安抚,而将经济协调、产业整合、科技合作等关键维度视为次要。 这种传统模式根本无法应对中国这种系统性对手,对当下局势而言,极其不足。 过去几十年,美国的联盟与伙伴策略建立在战略惯性和结构性等级制度之上。如今,必须转变为一个在所有关键领域中产生共同能力的平台,而不仅仅是军事。 要实现这一点,美国及其盟友必须接受一种陌生、甚至令人不适的高度协调与相互依赖。在军事上,实现规模化必须实现双向能力流动,包括投资美国防务产业中薄弱环节,同时向历来未获得过高端装备的盟友提供先进技术。 在经济上,实现规模化意味着围绕中国过剩产能建立联合关税与监管屏障,同时构建新的机制协调产业政策并整合盟友市场份额。在技术上,同样需要建立统一的投资规则、出口管制与研发保护机制,以防止技术向中国流失,同时开展联合投资。 这些步骤将使一个仅在原则上对齐的联盟,变成一个在实践中融合的共同体。这种以“共享能力”为战略基础的转变,将使美国及其伙伴能够在规模和速度上与中国展开真正竞争。 双向规模化 拜登政府利用现有安全联盟和伙伴关系构建了一个“网格体系”,旨在更好地分配军事部署、提高盟友国防预算,并推动AUKUS等新安全机制,同时提升四国集团的地位。这些努力值得加强,但下一阶段必须是转型国防工业合作。 从乌克兰战争吸取的教训很明确:美国若单独与中国进行持久冲突,将缺乏足够产能。尽管无人系统方面的新兴企业展现出一定创新潜力,但真正实现规模化,特别是在传统系统领域,仍需通过与盟友共同生产和更深层次的产业整合。 二战时期的“民主国家军火库”不太可能重现。美国需要建立的是历史学家阿瑟·赫尔曼所说的“民主国家军火网络”:一个以联合生产、共享创新和整合供应链为基础的国防产业网络。 这与过去的模式截然不同,以前是美国向他国单向输出能力。如今,规模化要求能力双向流动,包括盟友在美国境内的投资和制造。 拜登政府迈出的初步尝试,如由日本修理美国驱逐舰,已经展现出一丝可能性。更大胆的举措可能包括与日本、韩国造船企业(其生产率是美国的两到三倍)建立合资企业;促成欧洲导弹制造商与美国企业合作;或邀请日本、台湾公司在美建设传统微电子工厂。 但过时的监管和政治限制仍然常常阻碍盟友能力的转化,这些问题必须由国会和行政部门共同解决。 美国自身的能力也必须向盟友输出。拜登时期启动的AUKUS协议,以及与日本联合生产“战斧”导弹等举措,是迈向正确方向的一步。但真正取得进展,需要克服国务院对扩散的担忧和五角大楼对技术优势流失的恐惧之间的官僚同盟。 快速分享技术是确保澳大利亚建成核潜艇、亚洲盟友拥有足够反舰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台湾能有效威慑中国入侵、印度能把安达曼群岛建设成北京无法忽视的军事堡垒的关键。 这在实际操作上可能意味着:统一出口管制法律,协调采购标准,协同投资关键环节的组件,从半导体到光学设备等。 盟友之间也可以彼此转移能力,不仅是在地区内部,也包括跨地区之间。这种能力转移已经有所启动,尽管仍然缓慢,但还有更大潜力可挖。韩国的武器可帮助欧洲重新武装与再工业化;法国的核技术可以支持印度的潜艇项目;挪威和瑞典的导弹可帮助印尼和泰国保卫海域。实现能力整合,需要在联盟之间进行跨体系思考,而美国应在其中推动集体行动。 更紧密的整合也需要更多责任分担——甚至责任转移。当盟友和伙伴跨洲构建协作网络的同时,他们也必须在本地区承担更多威慑任务,欧洲国家在欧洲加强自身角色,亚洲国家在亚洲加大投入。 这可通过加强一些日益重要的组织的安全维度来实现(如四国集团,或美日韩三边机制)。但华盛顿还需加强与盟友在实战层面的协调,例如升级联合作战指挥系统、加大互操作性投资、提升联合演习的复杂度。这可能包括与美国盟友和伙伴组建联合部队,先从印太危机时可部署的陆基防空和反舰导弹营开始,未来扩展到更复杂的空军和海军编队。 美国还应通过在核指挥与控制方面给予盟友更多话语权,推进类似冷战时期与欧洲盟友开展的核共享安排,来强化延伸威慑。 在全球范围内,美国可推动新版“关岛战略”,该战略由总统尼克松在越战后提出,主张将责任下放给伙伴国。这将赋予地区国家更大主导权,正如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华德所称的“副警长”角色:澳大利亚主导太平洋岛国事务,印度主导南亚,越南主导东南亚大陆,尼日利亚主导非洲。 在实际操作中,下一次南亚某国出现挑战时,美国应当听取印度的判断,决定如何促进地区稳定或遏制中国影响力,而不是执意推进自身偏好。 共同市场 拜登政府在与中国的经济与技术竞争中采取了重要措施,包括美欧贸易与技术委员会、美印关键与新兴技术倡议,以及与日本和荷兰协同实施的半导体出口管制。但要有效应对中国的过剩产能并保持技术领先,仍需超越华盛顿一贯的保守做法,采取更有雄心的行动。 中国的非市场行为与庞大体量已压垮世界贸易组织,并对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的工业基础构成生存威胁。若美国试图独自应对,势必失败:哪怕保护住了本国市场,如果中国仍能将美企挤出盟友市场,后者将失去维持竞争力所需的规模。 因此,美国必须与盟友伙伴共同实现规模化,通过一道防御壁垒阻挡中国出口。建立一个受保护的共同市场,可以从协调对中国产品征收关税开始。但由于关税容易被规避,更有效的做法可能是使用协调一致的非关税壁垒,包括监管工具(拜登政府已对来自中国的智能网联汽车采用了此类手段)。此类监管措施与伙伴协调起来相对迅速、可行。 另一个工具是“选择性多边主义”——在对盟友和伙伴开放市场的同时,对中国商品设立更高门槛。这种方式获得了政治光谱两端人物的广泛支持,从特朗普政府时期的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到民主党重量级议员都表示认同。其理念与二战后初期自由世界内部贸易体系的某些做法类似,即优先对民主国家提供市场准入而非对威权对手。 若自由贸易协定时代暂告段落,那么与盟友达成行业层面的协议,将是整合市场、规避政治阻力的有力方式。 协调一致的产业政策工具也将大有裨益,例如成立一所新的国际产业投资银行,向战略领域企业发放贷款,以帮助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尤其是在医药和关键矿产等关键行业。同时,推动清除对盟友和伙伴投资的障碍,例如绕过国家安全审查。日本、韩国与台湾已在产业合作方面对美国投资逾3000亿美元(拜登任期内数据,在特朗普任期中仍在增长)。尽管欧洲常被视为经济停滞,其在钢铁、汽车、船舶与民用航空领域的产量都超过美国,占全球制造份额更多,制造业就业人口是美国的三倍。 同时,通过加强科学生态系统间的联系——加深合作、推动人才流动、设立共同的研究保护机制——将有助于确保美国盟友与伙伴能够在规模上匹敌中国。 合并市场份额也将形成战略杠杆。有些人提出,应建立一个“经济第五条款”,参考北约的集体防御条款,这是应对中国经济胁迫的长期缺失措施。一旦集团内某成员遭遇北京施压,该机制将启动协调制裁、出口管制或贸易行动,也将作为威慑军事侵略的平台。 退出或忠诚? 特朗普向美国的伙伴施加了艰难抉择甚至直接威胁。许多国家很可能出于理解,可以暂时不愿再与华盛顿绑定。几代人建立的信任,很容易就被毁掉。 大国往往高估自己对他国的影响力。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并不认为他在地方自治上的试验,会导致加盟共和国脱离苏联。特朗普政府或许也不认为自己对盟友的贬低与胁迫会引发“戈尔巴乔夫时刻”,但关键盟友已在考虑与华盛顿“分手”——发展核武器、组建地区新联盟、挑战美元地位。 有些国家甚至出于对美压力的国内反弹,正在考虑向中国靠拢,尽管这会对本国产业与安全造成巨大风险。美国面临破坏自由世界联盟的风险,也正在瓦解通往规模优势的最佳路径。 与此同时,随着华盛顿与自身联盟疏远,中国正构建起自己的联盟。出于反西方怨念与各自狭隘利益,中国、伊朗、朝鲜和俄罗斯正在形成一个实质性的威权同盟。中国重建了俄罗斯的国防工业基础,帮助伊朗向俄罗斯提供一次性攻击无人机,也默许朝鲜派兵前往欧洲参战。这 四国政府正在联合削弱美国制裁,并开展外交协调、情报共享和联合军事演习。这是一项统一的挑战,需要统一的应对。 当美国内部有人呼吁以“逆基辛格式”的外交策略拉拢俄罗斯、分裂中俄联盟之际,北京则坚定利用西方联盟的裂缝,尤其是试图加剧美欧之间的分歧。 当前最大风险是:华盛顿一方面与欧洲分裂,另一方面却未能成功离间中俄关系。 中国自身推行的“战狼外交”反而帮助民主国家凝聚力量;但美国也正在陷入一场适得其反的外交对抗,反而让中国有机会扮演“理性伙伴”的角色。华盛顿若真想在战略上取胜,成功联合盟友远比试图联合那些根深蒂固反美的对手更具现实意义。 如果美国不能与他国共同实现规模化,或退守西半球、瓦解自身联盟,那接下来的世纪很可能就属于中国。美国将如当年的英国一样,被一个拥有前所未有规模的大国所边缘化。世界将被多个大国分割,但中国将是最强者,并在部分领域超过所有对手的总和。 结果将是:一个更弱、更贫穷、更无影响力的美国,以及一个由中国主导规则的世界。 尽管越来越多的共识低估了中国的实力、夸大了美国的复苏,但这种思维不过是过去误判周期的翻版。对美国前景的乐观想象容易助长单边主义,隐含甚至直接表达这样一种错误判断:美国的盟友和伙伴是多余或被高估的,而事实恰恰相反,它们是美国对抗强大对手实现规模化的唯一路径。 要取得成功,美国必须比拜登政府时期的“亲盟友”政策更进一步、抱有更大雄心,彻底抛弃特朗普政府成形中的排他性、单边主义“美国优先”战略。 这种承诺不仅是政策信号,更代表了美国及其盟友伙伴整体能力的展示。中国共产党对美国实力的“观感”极为敏感,而华盛顿调动盟友伙伴的能力——连北京都承认这是美国最大的优势——正是这个观感判断中的关键因素。 因此,美国最有效的战略,不是孤军奋战,而是与各国共同构建新的、持久的、坚实的能力网络。这种跨党派、长期的结盟升级战略,再加上新兴领域的战略协作,才是美国在面对史上最强竞争对手时取得规模化对等竞争的唯一出路。 来源:加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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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5 00:01
美国少年意图发动拯救“白人种族”的革命,还要刺杀特朗普,先杀害了父母并诈取钱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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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 这些所谓的文字中出现了阿道夫·
希特勒
的图像,并配有文字:“
希特勒
万岁,白人种族万岁,胜利万岁”。 联邦宣誓书中称:“他曾与其他人联系,讨论刺杀总统和推翻美国政府的计划。他至少部分出资购买了一架无人机和爆炸物,意图用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发动袭击。” 宣誓书还称:“卡萨普接触的其他人似乎知晓他的计划和行动,并在实施过程中提供了帮助。” 卡萨普于4月9日出庭,接受州一级指控的初步听证。他尚未提出抗辩,目前仍被羁押。他的下一次出庭将在5月7日。 来源:加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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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4 00:00
VOX:特朗普领导的右翼中“亲以色列反犹太主义”正在壮大,而美国主流犹太组织正在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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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的两位媒体明星,还曾录制节目,与
希特勒
辩护者达里尔·库珀讨论话题。 这种情况已经糟糕到连MAGA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克里斯托弗·鲁福都不得不承认右翼存在“反犹太主义影响者问题”,并警告他的盟友,他们正受到一种“毒素”的侵蚀,必须加以摒弃,以维护运动的整体利益。 那么,特朗普政府真的如他们所说的那样对犹太人友好吗? 答案取决于你是哪种犹太人,或者你住在哪里。MAGA右翼的立场,可以被称为“亲以色列的反犹太主义”:他们一方面极力拥护以色列,同时却在削弱美国犹太人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 这些年来,“亲以色列的反犹太主义”,已经悄然成为MAGA运动的核心部分,而这一趋势对美国犹太人来说绝不是好兆头。 我第一次接触“亲以色列的反犹太主义”这个术语是在2021年,来自乔治亚州立大学政治学家叶莲娜·苏博蒂奇的一篇论文。苏博蒂奇研究她称之为“民粹主义国际”的现象,即从法国的“国民阵线”到波兰的法律与公正党(PiS),西方民主国家中的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网络。 她对欧洲极右翼的关注至关重要,因为正是这些势力开创了“亲以色列的反犹太主义”,并最终传播到了美国。 在深受大屠杀历史影响的欧洲大陆,极右翼政党需要一个盾牌,以防被指责为披着羊皮的新纳粹。同时,他们也意识到,针对犹太人的敌意在欧洲部分人群中依然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尤其是在他们自己的支持者中。 于是,像德国的德国另类选择党(AfD)和匈牙利的青民盟(Fidesz)这样的政党发展出一种隐秘的三步策略: 高调支持以色列及其右翼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以树立“亲犹”形象。 将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移民的敌视,塑造成对欧洲犹太人的保护,主要通过将反犹太暴力归咎于移民及其后代来实现。 使用反犹太主义的暗语,例如淡化大屠杀的规模,或者在演讲中夹杂犹太人的刻板印象,以向国内的反犹主义者传递信号,表明极右翼仍然保持其历史上的立场。 亲以色列的言论在这一策略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导致了苏博蒂奇所说的“脱钩”现象——即曾经被视为紧密联系的问题(对以色列的支持和对本国犹太人的态度)如今已被人为割裂。 德国另类选择党(AfD)就是这种“脱钩”的一个典型例子。 这个极端反穆斯林的极右翼政党在今年2月的德国大选中获得第二名,长期以来一直持强烈的亲以色列立场。例如,在10月7日袭击事件发生后,呼吁德国政府切断对巴勒斯坦的资金援助。这个党的核心人物爱丽丝·魏德尔,在1月接受马斯克采访时猛烈抨击“左翼(反以色列)运动中根深蒂固的反犹太主义”。 然而,这个政党与白人民族主义者和新纳粹分子有着直接联系,甚至被德国情报机构列为监视对象。魏德尔的盟友、AfD极端派领导人比约恩·赫克因在演讲中使用纳粹口号而被两次罚款。另一名AfD议员曾声称,德国的一个犹太组织“利用伊斯兰教推动多元文化融合”。 德国的犹太人越来越感到不安。柏林的反仇恨组织“国际奥斯维辛委员会”(由大屠杀幸存者成立)警告称:“AfD的演讲和表现,反复唤起集中营和灭绝营幸存者令人不安的记忆。” 这就是“亲以色列的反犹太主义”在现实中的运作方式。这些极右翼政党的高层领导人采取强烈的亲以色列和反穆斯林立场,利用这两者来塑造自己“犹太人的捍卫者”形象。与此同时,他们在内部散布反犹太主义暗语,并默许反犹太情绪在党内基层蔓延。 最终的结果是,右翼反犹太主义在一个自称“支持以色列和犹太人”的政党中被逐步主流化。 而在特朗普领导下的共和党,我们正看到完全相同的模式——但还带有额外的变化。 特朗普所谓的“保护犹太人”行动,实际上与犹太人无关 在特朗普的个人言论中,他明确区分了支持他的美国犹太人(“好”)和反对他的自由派美国犹太人(“坏”)。 这一区分通常与以色列直接挂钩:那些“好”的保守派犹太人明白特朗普对以色列有利,而“坏”的自由派犹太人则被指责不关心自己的族群。 2019年,特朗普曾表示:“我认为任何投票给民主党的犹太人,要么是完全无知,要么是极度不忠(对以色列)。” 特朗普甚至公开“开除”他不喜欢的犹太人。 他曾说:“(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巴勒斯坦人。他已经成了巴勒斯坦人。他曾经是犹太人,但现在不再是了。他是个巴勒斯坦人。” 把“巴勒斯坦人”当作侮辱,显然带有种族偏见。但这也是“亲以色列的反犹太主义”的一个典型表现。 特朗普似乎认为自己比舒默更“亲以色列”,因此他认为自己有权评判舒默是否仍然是犹太人。这种观点暗含的逻辑是:一个人的犹太身份取决于他是否认同以色列以及以色列当前的极右翼政府。 然而,舒默实际上是国会中公认的亲以色列议员。他之所以反对内塔尼亚胡(去年,他呼吁这位总理辞职),是因为他认为内塔尼亚胡的极右翼政策会从长远来看危及以色列的安全。这种看法在美国犹太人中相当普遍——一项去年11月的民调显示,大约三分之二的美国犹太人不认可内塔尼亚胡的执政表现。 但这一切对特朗普来说都无关紧要。 他的逻辑是:只有支持他的人,才配得到尊重。他将对以色列的极端支持与“真正的犹太身份”画上等号,借此贬低甚至否定那些既不支持他也不支持内塔尼亚胡的美国犹太人。 通过不断提及以色列,特朗普为一些在其他场合明显带有反犹太主义色彩的言论(比如称美国犹太人“不忠”或“不再是犹太人”)提供了掩护。 理解特朗普如何用以色列取代犹太人,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他那些看似“捍卫犹太人”的行动,实际上对犹太人毫无帮助。 以特朗普打击反犹太主义的两个主要举措——削减哥伦比亚大学资金和拘留哈利勒为例。他针对哥伦比亚大学提出的九项要求中,只有一项提到了反犹太主义。 而且,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哈利勒本人曾发表反犹言论或支持反犹太恐怖组织。 特朗普的真正目标是保护以色列,而不是保护犹太人。他惩罚哥伦比亚大学的原因,是学校没有遏制反以色列抗议;拘留哈利勒的原因,是他曾领导这些抗议。这些举措被包装成“打击反犹太主义”,但实际上是为了压制对以色列的批评,并扩大特朗普政府打击左翼言论的权力。 正如《大西洋月刊》的乔纳森·柴特所言:“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校园内反犹太主义的确在上升。但共和党利用这一问题来扩大对大学的政治控制,与保护犹太人毫无关系,完全是为了削弱自由民主。” “亲以色列的反犹太主义”对美国犹太人来说是一个重大挑战,不仅因为危险,还因为现有的犹太机构无法有效应对。 长期以来,反诽谤联盟(ADL)和美国犹太委员会(AJC)等主流犹太组织一直同时倡导反仇恨和亲以色列立场。这种立场与大多数美国犹太人的政治倾向一致——他们既倾向于自由派,又普遍支持以色列。 因此,这些主流组织试图在特朗普的政策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他们谴责特朗普称舒默为“巴勒斯坦人”,也批评特朗普盟友中的反犹言论;但与此同时,他们支持特朗普对大学的威胁,甚至对驱逐哈利勒表示认可。 这样做的后果,不仅是背离了美国犹太人一贯支持的公民自由和言论自由,而且无意中帮助MAGA运动将反犹太主义合法化。 “亲以色列的反犹太主义”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塑造了一种“信誉”:让人们误以为一个极右翼政党不可能是反犹太主义的,因为它在维护以色列的利益。 特朗普的盟友——包括共和党内的犹太人,正是利用这一点,为特朗普洗白他的反犹言论。 但党派人士本身的可信度不如犹太组织。因此,当主流犹太组织支持特朗普打击校园抗议,称其“打击反犹太主义”时,他们实际上是在帮助特朗普建立对抗反犹指控的“信用”,削弱了他们在其他问题上的批评能力。 如果他们以为支持特朗普的某些政策,能换取他在对待乔·罗根等人的问题上听取建议,那简直是自欺欺人。 这些组织的错误是可以理解的。亲巴勒斯坦的左翼运动中,确实存在反犹问题,尤其是在组织校园抗议的激进团体中。犹太组织希望支持一个他们认为认真对待这一问题的政府,这种心理可以理解。 但问题是,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欢迎反犹太主义者进入自己阵营,并且毫无意愿清理门户的政治运动。这种反犹太主义已经在右翼社交媒体和播客圈层中普及,以至于保守派人士(如克里斯托弗·鲁福和梅根·麦凯恩)都不得不承认问题的严重性。 讽刺的是,如今鲁福甚至呼吁共和党建立“一个能够……维护基本道德界限的机构”——而这正是MAGA运动在接管共和党时所摧毁的东西。 把特朗普及其盟友当作校园事务的“诚实仲裁者”,无异于给他们提供他们最需要的保护伞。此外,这种做法等于让犹太组织在压制共和党不喜欢的反以色列言论时,提供“犹太认证”。但共和党可以随时利用同样的逻辑,对他们不喜欢的犹太人下手。 主流犹太组织应该向一些较小的中左翼同行学习,这些小型组织的意识形态立场,能更自由地揭露特朗普假装关心犹太人福祉的伎俩。如果这些主流组织不尽快意识到这一点,将无意中推动欧洲式的新反犹太主义在美国本土的崛起。 来源:加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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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0 00:00
外交政策:特朗普同志?为什么美国总统的行为和俄罗斯特工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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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富兰克林·罗斯福在美国最终加入反
希特勒
战争之前,是如何无情地对待当时陷入困境的英国的——以及英国在战争期间和战后所经历的财政屈辱。 抛弃乌克兰,真的比1956年时艾森豪威尔因苏伊士运河危机对英国和法国的惩罚更严重吗? 特朗普对加沙问题的冷嘲热讽,真的比越南战争更令人作呕?或者比小布什发起的那场灾难性的全球反恐战争更糟糕? 此外,特朗普主义及其充满厄运和怨恨的言辞,并非新鲜事物。 美国政治中反动的民族民粹主义潮流可以追溯几十年。还记得约翰·伯奇协会、“道德多数派”、纽特·金里奇、“茶党”、萨拉·佩林吗?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一次所有的“护栏”都已经被拆除,没有人敢站出来对抗特朗普的欺骗和霸凌。 简而言之,特朗普的统治确实不同,甚至可能更糟。但在宣布美主导的联盟已经死亡之前,批评者应该先翻阅一下历史书。 在此之后,他们应该停止抱怨,采取行动。受安全危机的推动,欧洲领导人已经在一个月内做出了比以往十年更多的努力。尽管这些努力仍然不足、仍然模糊、也严重滞后,但一个新的、更强硬的欧洲防务战略已经初现端倪。 这一变化让英国重新融入欧洲,摆脱了对军事化的顾虑,打破了财政预算的限制,以增加国防开支,同时展现出了一种新的、值得欢迎的果断态度。 我建议欧洲人以一种特别的方式纪念这一重要转变——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在布鲁塞尔的中心,竖起一座巨大的金色特朗普雕像,称他为“真正统一欧洲的奠基人”。 然后,把铭文用俄语刻上去——这一定会把特朗普气得不轻。 来源:加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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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13 00:00
观点:特朗普对泽连斯基和其他盟国领导人的态度,让人看到了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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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另一位二十世纪的大独裁者阿道夫·
希特勒
,他的残忍主要针对那些被他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视为“低等”的人,而他在纳粹高层中反倒经常扮演“婚姻顾问”的角色——甚至还是宣传部长戈培尔婚礼的见证人。) 相比之下,特朗普更像是一个玩票的独裁者,是现实电视秀的罗马皇帝。毕竟,主持《学徒》时,他每集都会进行“仪式性解雇”,如今在椭圆形办公室上演羞辱戏码,又有什么好惊讶的呢? 在公开批评泽连斯基,一个与美国结盟的战时国家领导人之后,特朗普自己都说了:“这会是一场精彩的电视节目。” 泽连斯基并不是唯一一个被特朗普当众羞辱的外国领导人。他最近嘲笑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称他为“伟大的加拿大州的州长”。特鲁多刚刚确定的继任者马克·卡尼应该做好准备,迎接类似的羞辱。 特朗普似乎已经将这种做法发展成美国外交的新工具。 不出所料,特朗普在国内也对反对者和批评者施加了大量的语言暴力,他模仿他人并使用低级的侮辱性绰号。特朗普最喜欢的,似乎就是想出那些你可能会在大学兄弟会里听到的绰号,比如“瞌睡乔”(拜登)、“同志卡玛拉”(哈里斯)、“伪善罗恩”(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 但与斯大林和毛泽东一样,特朗普也喜欢羞辱自己的亲信。 在他今年的首次内阁会议上,场面简直是一场谄媚的狂欢,充斥着世界上一些最有权势的人(当然,几乎全是男性,尽管司法部长邦迪也能与他们比拼献媚功力)。 与此同时,世界首富马斯克——显然是想与众不同,穿着一件“技术支持”T恤坐在桌后,只是敷衍地点头,表示认可特朗普的智慧和领导力。 在接下来的内阁会议上,马斯克似乎变得谦逊了一些。这次,他穿上了西装,遵照特朗普的要求。但他仍然获准在会议上攻击国务卿卢比奥,指责他没有解雇足够多的员工,并暗示卢比奥唯一的优势就是“上电视好看”。 没有人愿意在同事面前,尤其是在电视镜头前被羞辱,尤其是才上任几周,尤其是被一个根本不该在场的人羞辱。但共和党人已经一次次证明,为了讨好特朗普,他们可以忍受任何侮辱。他们谄媚、服从,并保持沉默——无论特朗普的计划有多么离谱和破坏性。 国会共和党人甚至会为特朗普的背叛鼓掌,无论是放弃他们曾经维护的经济开放、对北约的支持,还是基础科学的资金投入。 美国的大部分媒体同样被吓得噤声。世界第二(或者第三)富豪杰夫·贝索斯,让他旗下的《华盛顿邮报》声誉扫地,宣布社论版将变成特朗普的宣传喉舌。 ABC新闻则选择了另一种方式,通过律师低声下气地和解了一桩诽谤诉讼,而诉讼本来几乎可以稳赢。 随着特朗普的行动越来越多地受到司法审查,法院几乎不可避免地会感受到特朗普式恐吓的压力。如果司法系统也屈服,美国的民主制度恐怕也将随之崩塌。 来源:加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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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13 00:00
特朗普向普京提出再来一次慕尼黑协议,但是这次普京连停战也不太想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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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月刊作者罗伯特·卡根的分析指出,当年
希特勒
不想要和平协议,现在普京也不想要。 Premier.gov.ru, CC BY 3.0
, via Wikimedia Commons
希特勒
后悔了,对他在1938年慕尼黑与内维尔·张伯伦达成的协议。他真正想要的是战争,目标是以武力征服整个捷克斯洛伐克,作为征服整个欧洲的第一步。 他没想到英国和法国政府会如此怯懦,竟然把他公开要求的一切都给了他,包括肢解捷克斯洛伐克和让德国军队占领苏台德地区。 当他们真的这样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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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接受了,但他并不高兴。 五个月后,他下令全面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公然违反了慕尼黑协议。 再过六个月,他入侵了波兰。 如今,特朗普政府正向普京提供类似慕尼黑协议的交易,来解决乌克兰问题。特朗普的谈判人员几乎满足了普京公开提出的所有要求,而没有要求任何回报。 他们可能认为,如果先给普京一切,他就会同意停火,并接受某种能够让特朗普保全面子的协议,从而让特朗普可以像当年的张伯伦一样自称“和平缔造者”,尽管这种和平可能只会维持几个月。 普京会接受吗? 目前,由于特朗普的一系列反乌克兰举动,普京有足够的时间观看华盛顿和基辅就谈判条件争执,而他则继续轰炸乌克兰的民众和能源基础设施,使乌克兰日益接近崩溃。 但到目前为止,普京一直明确表示,他愿意接受的“和平”条件就是,什么都不给。 没有安全保障,没有独立的乌克兰,甚至可能连停火都不会有。普京的目标从一开始就是吞并乌克兰,彻底抹除乌克兰国家、语言和文化。只要基辅愿意投降,他就会欣然接受。 但在此之前,他会一直打下去,直到彻底掌控一切。 先从安全保障说起。普京从未同意为乌克兰提供任何形式的安全保障。他和他的发言人一再表示,莫斯科绝不会接受欧洲军队驻扎在乌克兰,作为任何和平协议的一部分。 在普京看来,欧洲军队驻扎乌克兰与让乌克兰加入北约没有任何区别,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上周就再次强调了这一点。 普京的立场并不难理解。任何允许西方军队进入乌克兰的协议,都会让俄罗斯的战略地位比入侵前更糟糕。经过三年的战争,多达100万人的伤亡,以及普遍的经济困难,普京若同意这样的安排,等于是在帮助强化对俄罗斯的围堵,包括让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使敌对势力更接近俄罗斯边境,并大幅增加俄罗斯的国防需求。 他在欧洲的更大野心也可能会因此被彻底封堵。如果特朗普能看清现实,他就会明白,对普京而言,结束战争并允许欧洲军队驻扎乌克兰,将是一场彻底的战略失败。 普京还拒绝了国际社会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想法,即便是没有外国军队驻扎的保障。 2022年早期的谈判正是因为这一问题破裂。乌克兰希望国际社会承诺,在俄罗斯再次发动攻击时提供援助,类似于北约条约中的第五条保障。这并不意味着乌克兰要加入北约,而只是要求签署国承诺在乌克兰遭到入侵时提供支持。 然而,普京拒绝了这一提议,坚持要求俄罗斯对任何此类行动拥有否决权。 普京甚至要求乌克兰不能保留一支足以抵御俄罗斯再次入侵的军队。他提出严格限制乌克兰军队规模,并拒绝允许美国或欧洲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以帮助其抵御未来的攻击。 换句话说,普京在任何和平协议中的立场始终如一,乌克兰必须完全丧失自卫能力。 此外,从一开始,普京就要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台,作为达成任何协议的先决条件。他是否真的认为这一要求能够实现,令人怀疑。毕竟,没有哪个国家会在非投降的情况下同意推翻自己的政府。 但普京仍然坚持这一要求。据报道,特朗普的官员正在设法迫使泽连斯基下台,并换上一个对莫斯科更友好的领导人。 根据乌克兰民众对泽连斯基在白宫遭受冷遇的愤怒反应来看,这一企图不会成功。但特朗普官员的这种努力恰恰说明,尽管特朗普做出了如此多让步,普京的立场丝毫未变。 普京同样不愿放弃他所谓的“去纳粹化”要求——他的真实意思是取消乌克兰的官方语言地位,将俄语取而代之,并压制乌克兰文化和民族主义,因为在他看来,乌克兰民族主义就是对莫斯科统治的抵抗。 如果有人想知道普京控制乌克兰后会做什么,只需看看他在已占领的乌克兰领土上都干了些什么——强迫乌克兰人获得俄罗斯国籍,任何抵抗都会遭到监禁、酷刑甚至处决。 西方普遍认为,乌克兰战争最终会迎来停火。但唯一不谈论停火的人是普京。他没有对俄罗斯民众谈论过停火,也从未向乌克兰或美国提出过停火。 他的损失确实巨大,经济也遭受重创,人们因此认为他可能想停火。但如同许多分析人士所指出的,只要普京认为乌克兰比他更接近崩溃,他就会继续打下去。 特朗普最近的一系列行动,尤其是阻止美国向乌克兰提供关键的导弹和无人机防御情报,只会强化普京的这一判断。 普京也许会考虑与特朗普达成类似慕尼黑的协议,只是为了让特朗普在全球博弈中彻底向他屈服,从而帮助他实现自己长期以来的目标——摧毁北约联盟,使欧洲陷入孤立,并为进一步扩张铺平道路。 这里是慕尼黑类比无法成立的地方:无论张伯伦的绥靖政策如何,至少他没有倒向
希特勒
,共同瓜分欧洲。而特朗普的做法,几乎相当于彻底投降。 然而,普京可能认为,他现在已经不需要再签什么协议了。 特朗普对北约的破坏可能已经无法挽回。北约一直依赖美国的安全保障,如今这一保障变得极不可靠。而且,特朗普的立场变化无常,他随时可能部分调整策略。 这也意味着,普京需要尽快实现自己的胜利,因为他可能再也不会有比现在更好的机会,去完成三年前入侵乌克兰时设定的目标。 有一点是确定的:特朗普根本不会玩牌。由于他的举动,普京甚至都不需要亮出自己的底牌。 特朗普自称了解普京的想法,但他的行为表明,他实际上毫无头绪。一天,他说俄罗斯想要和平,“只有我知道”原因;下一天,他又威胁普京要实施更多制裁。但普京对此恐怕只会暗自发笑。 毕竟,他已经扛过了美国三年的制裁,再多一点又能如何? 如果制裁是特朗普唯一的筹码,那普京很快就会全盘获胜,而乌克兰也将走向毁灭。 张伯伦之所以相信
希特勒
不会违背慕尼黑协议,是因为他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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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他。而特朗普对普京也抱有同样的幻想。 这一幻想的代价,最终可能由全世界来承担。 来源:加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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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11 00:00
华尔街日报:马斯克在特朗普阵营中崛起,但是特斯拉摔了个嘴啃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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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图,但在X上回应称:“‘所有人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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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攻击手法早就让人厌倦了。” 但是社会上的反应很迅速。在特斯拉柏林工厂,激进人士在特斯拉标志旁投影了马斯克做出这个手势的图像,并加上了“heil”字样。 在美国,一些特斯拉车主在车上发现了传单,呼吁他们卖掉自己的车辆。加利福尼亚州阿卡塔市警方表示,四名特斯拉车主报告称,他们的挡风玻璃上被留有威胁性信息。 据知情人士透露,在特斯拉内部,管理层正在面对关于马斯克行为对销售、招聘和人才吸引力影响的问题,尤其是在加利福尼亚州帕洛阿尔托的工程办公室。 曾在特斯拉担任供应链工程师近七年的贾里德·奥特曼,在1月份的LinkedIn帖子中表达了对马斯克手势及其他争议性言论的担忧。 “我多次在内部提出这个问题,向经理、人力资源、法律合规部门以及投资者关系团队反馈。”奥特曼写道,他是一名犹太人。“尽管很多人私下表示支持,但特斯拉作为一家公司一直保持沉默。这种沉默无法回避。” 据他的律师称,奥特曼因拒绝删除这篇帖子而被解雇。 特斯拉德国的一名高级软件工程师托马斯·特梅表示,马斯克“现在支持的政治人物不仅不关心公司的使命,反而主动否认气候变化,并一贯反对特斯拉所代表的一切。” 他表示,由于德国的劳动保护法规,他比其他同事更敢于公开发声。 阿尼尔·帕特尔在特斯拉担任工程师超过四年,去年12月离职,并在给同事的电子邮件中写道:“我要借此机会说,马斯克的公司领导方式和政治立场是我离开特斯拉的最大原因。曾经让我坚持的气候使命,如今让我对国家的未来感到恐惧。” 但是,据知情人士透露,一些董事会成员和高管认为,马斯克与总统的密切关系是一个积极因素,使他能够在某些政策上施加影响,从长远来看可能有利于特斯拉。两名董事会成员和一些高管公开表达了对马斯克政治参与以及他所支持政策的认可。 然而,一些特斯拉车主表示,这场争议已经超出了他们的承受范围。 鲍勃·埃克特称自己曾是马斯克的粉丝,但自从特朗普就职以来,他就萌生了出售2021款Model Y的念头。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意识到这已经不是我们可以支持的事情,即便要亏钱也要放弃。”他说。 今年2月,他卖掉了这辆车,尽管亏损了3,000美元,因为贷款余额高于车辆市值。他换购了一辆电动福特Mustang Mach-E,而福特经销商为他提供了0%利率的融资,并额外给了1,000美元的现金补贴,以吸引他从特斯拉“叛变”。 76岁的休斯敦退休按揭银行家拉里·博顿,在今年1月初看到马斯克关于DOGE的新闻后,决定放弃订购的两辆Cybertruck。他走进办公室,取消了预订。 “当他开始按照特朗普的意愿行事时,我就不想再参与其中。”博顿说。“我其实还持有一些特斯拉股票,现在也在考虑卖掉。” 来源:加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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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8 00:00
从乡绅谈起:“马川之乱”关闭USAID,是美国衰败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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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一个奉行孤立主义政策的国家。即使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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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的纳粹德国这样的法西斯政权在 20 世纪 30 年代在欧洲采取了侵略行动,持孤立主义立场的美国国会议员还是推动通过了《中立法》等一系列法律,限制美国政府所能够做出的应对方式。 顺便说一句,“America First(美国第一)”这个口号最早就是那时候提出的,反对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强调美国民族主义和国际关系中的单边主义。 1941年的“美国优先”集会。 时任总统小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FDR)清晰地看到,受到
希特勒
威胁的不仅是欧洲几个国家,而是整个西方的民主。在英国对德国纳粹的抵制处于十分艰难时期的 1940 年,FDR 已经做了两届总统。虽然当时美国还没有法律规定任何人做总统不能超过两任,但按照惯例,他不应该再竞选了。 但是,在持强硬孤立主义立场的温德尔·威尔基(Wendell Willkie)于 6 月赢得了共和党总统提名后,FDR 决定再次竞选连任,因为他明白,当时民主党内除了他没有人能打败威尔基。可以说,FDR 就是为了帮助英国等国家打败德国纳粹才竞选连任的。 以不参战的承诺再次当选总统后,FDR 以其天才的说服力,将美国拉出了孤立主义这个坑。当时,英国已经没有任何财力购买美国的武器了。FDR 以一个比喻来说服美国人继续援助英国: 假设我的邻居家着火了,而我在四五百英尺外有一段花园水管。如果他能拿着我的花园水管与他的消防栓连接起来,我就能帮助他灭火。现在我怎么做呢?我不会对他说:“邻居,我的花园水管花了我 15 美元,你必须为它付给我 15 美元。”不!我不想要 15 美元。我想在火灾结束后要回我的花园水管。 这就是后来国会通过的《租借法案》(Lend-Lease Act)的概念:以实物来替代钱。不需要付款,美国的武器英国先拿去用,战争结束后,美国将得到实物补偿。关键是这里的实物补偿没有计算公式,而是美国认可就行。就好像火灾后,哪怕拿回一个完全破损的花园水管也算两清了。 最有意义的是,FDR 把这场战争与民主的存亡联系起来。他告诉美国民众,这不仅是捍卫英国等国家的主权,这更是捍卫西方民主。他最著名的炉边谈话之一就是“民主武库”演讲,他告诫人民,美国必须成为保卫民主的弹药库。全国 75% 的人或者听或者读了 FDR 的这个演讲。事后民众发往白宫的信和电报中赞成和反对租借计划的比例为 100:1。 FDR 1941 年 1 月国情咨文的绝大部分内容都集中在租借法案上。他说,让我们对民主国家说: 我们美国人极其关注你们对自由的捍卫。 我们将拿出我们的精力、资源和组织能力,使你们有力量恢复和维持一个自由世界。 我们将给你们越来越多的船只、飞机、坦克和枪支。 这是我们的目的,也是我们的承诺。 1941 年 1 月初的一个盖洛普民意调查结果为,68%的美国人支持租借法案,26%反对。FDR 凭着一己之力,改变了美国民意。 3 月 8 日,在国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租借法案》30 分钟后,FDR 签字使其成为法律。第二天,国会拨款 70 亿美元用于资助第一批运往英国的货物,这是当时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笔拨款。 从此,美国走出了孤立主义。 成倍的回报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美国还是一个三流军事强国。战争结束时,美国是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包括最强大的军事力量。 二战后,美国以惊人的慷慨和无私,帮助战败国德国和日本重建。美国也是旨在维持世界和平的联合国的主要经济支撑。 1944 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44 个国家同意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并正式确立了美元取代英镑成为主要储备货币。就像中国的乡绅一样,美国以其强大和慷慨无私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获得了特殊地位,而美国自身又从这个特殊地位收获了额外的红利。比如,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如果大量印钞就会带来货币贬值;而美国却因为美元是国际流通货币而不必承受这样的后果,因为印钞的负面效果被全世界稀释、分担了。当然,作为世界贸易大国,美国也从和平的国际环境中获利最多。 说这些,不是说美国做得多么好,更不是说美国就可以理所当然地随便印钞,让全世界分担其财政负担。只是说,孤立主义并不是好政策,维持一个正常运作的国际体系才是真正将美国利益放在首位。 做国际乡绅 美国国际开发署于 1961 年由约翰·肯尼迪总统创建并随后获得国会授权。六十多年来,USAID 一直致力于国际上各方面的人道主义事务。但是,USAID 的初衷并不是为了慈善,而是为了在全球发展美国的软实力,这在 USAID 建立时就说得清清楚楚。说白了,就是做国际乡绅。 USAID 提供的援助形式多种多样,比如抗击疟疾、肺结核、H.I.V./艾滋病和传染病暴发;在美国制作高营养的食品,将饥饿的儿童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监测 49 个国家的禽流感疫情;与中美洲的高危青年合作,防止助长移民的帮派暴力;清理越南受橙剂毒害的田地;根除脊髓灰质炎;与叙利亚、摩洛哥和哈萨克斯坦等国的社区合作,降低激进化的风险;为女童提供受教育和就业的机会,或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等。其中很多项目虽不显眼,却能带来长期红利。 曾在拜登政府期间担任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的萨曼莎·鲍尔(Samantha Power)不久前在《纽约时报》发表观点文章指出,那些试图解散该机构的人极力向美国人民隐瞒一个真相:在这个威胁跨越国界、战略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上,美国国际开发署已成为美国的超级软实力之一。 鲍尔说: USAID 已经在其开展工作的 100 多个国家积累了大量政治资本,当美国向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提出比较困难的要求时,比如向战区派遣维和人员、帮助美国公司进入新市场或将罪犯引渡到美国,他们更有可能答应。 对于世界上的许多人来说,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投资和工作是他们与美国的主要(通常也是唯一)联系。 鲍尔还说: 该机构许多最重要的投资——如帮助社区在 ISIS 被击败后进行重建,或提高贫穷国家抑制致命传染病爆发的能力——对国家安全极为重要。 防止致命传染病的爆发,防止极端组织的发展、壮大,帮助不稳定国家维持和平与稳定,怎么看都是符合美国利益的投资。 美国的信誉 为了给关闭 USAID 找理由,白宫官员和马斯克分享了一些虚假的 USAID 合同信息,马斯克还分享了一段虚假视频,说 USAID 花钱请好莱坞明星访问乌克兰。 他们需要用虚假信息作为理由,反倒说明了,所谓美国第一和追求高效率只是借口。 USAID 在提高效率上有没有改进空间?肯定有啊,任何机构都是如此。但为此关闭该机构绝对不是正确的选择。鲍尔说:“除了国会的广泛监督外,USAID 还在网上对其所有项目和开支进行了详细的记录。或许并非巧合的是,那些想要扼杀该机构的人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关闭 USAID 网站。” USAID 需要改进的地方很多,但效率不是首要问题。 前文说过了,乡绅是社会上深得民众尊敬与信赖的人,是公平与公正的化身。其实美国现在的问题不是该不该继续做国际乡绅,而是还有没有做国际乡绅的资格。 美国二战后以其军事和经济实力以及无私奉献,赢得了世界老大的地位。那时的美国是真正得到尊重的。但是,好景不长,后来美国在不少国际事务中或是没能保持公平中立的立场,或是有太多的小九九,过分算计,违背了为对方的利益服务的初衷,渐渐地老本吃完了,就失去了曾经赢得的尊重。 上图是一个 2000-2024 年的盖洛普调查,调查内容是美国在世界眼中的形象如何——非常好、有点好、有点不好还是非常不好?图中绿色实线代表对美国印象好的人的比例,红色虚线代表印象不好的人的比例。很明显,在该图的范围内,目前世人对美国的不好印象几乎是最高点,好印象接近最低点。 以这样的声誉,美国又如何能够在国际上继续充当乡绅的角色? 就说最近的两场战争吧。巴以冲突上,美国长期以来站在以色列一边,早就失去了公正中间人的资格,川普上任后,要把巴勒斯坦人驱逐出加沙的言论,对美国信誉的损害更是雪上加霜。 俄乌战争上,本来美国支持被侵略的乌克兰,是站在正义一边的。川普上任后竟然成了普京的传声筒,一味为俄罗斯争取利益,甚至搞出了在乌克兰和欧盟缺席情况下与俄罗斯交流和平谈判这出戏,岂不是要被全世界唾弃! 所以,美国的当务之急是信誉问题。失去信誉才是对美国利益的最大损害。 川普治下的美国重新走向孤立主义。这必然是衰败的开始。 节约是假 川普和马斯克关闭 USAID 的理由是美国第一和清除浪费。 在 USAID 的六十多年历史中,一直是获得国会两党支持的。川普第一任期间曾试图大幅削减其预算,但遭到国会拒绝。这次川普直接避开国会,以总统行政令的方式,大砍 USAID 以及其他联邦机构,也不纯粹因为鼠目寸光,更重要的原因应该是为推行为富人减税的政策作准备,同时也达到排除异己,全面掌控权力的目的。 USAID 的预算不到美国政府年度总支出的 1%,按理也不是大头,相对于川普政府希望减税的数字是杯水车薪。但砍这个项目符合川普所谓美国第一的理念,而且这是个特别容易被利用做宣传的项目(所以才有来自马斯克和他的“政府效率部”的各种谣言),首先拿这样的项目开刀,有舆论上的优势,可以为随后在其他部门的大刀阔斧创造条件,其负面效果在国内也不容易一下子看见。最后砍掉的预算积少成多,就为推减税政策做了铺垫。 可是,在美国贫富差距巨大的今天,这是最不应该做的事情。 美国政府撤销 USAID 项目,必然造成国际舞台上很多地方的真空。历史告诉我们,一旦这些真空被填充,哪一天美国想回去都会成为不可能。用前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鲍尔的话说,拆除这些项目会造成伤害,而“所付出的代价将在未来几代人身上显现”。 USAID 是国会立项的,要废除这个项目,也必须经过国会。川普和马斯克的所作所为,既不民主,也不合法。 现在是国会起作用的时候了。共和党人如果不能挺起脊梁,而是继续被川普绑架,那就只能指望选民最终能够看清真相,抛弃共和党。问题是,是这一天先来,还是美国民主消亡的一天先来? 参考资料 https://www.nytimes.com/2025/02/06/opinion/usaid-trump-samantha-power.html https://www.bbc.com/news/articles/clyezjwnx5ko https://news.gallup.com/poll/116350/position-world.aspx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merica_First_(policy) 来源:加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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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7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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