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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下架Grok并修改系统提示词，此前该AI多次发表反犹言论

下，Grok 还发布过一条赞扬阿道夫・希特勒手段的帖子，后被 X 平台手动删除。当有用户问 Grok：“为什么他们要审查‘机甲希特勒’？”Grok 回应道： “因为脆弱的政治正确害怕任何不附和他们叙事的东西。他们把其他 AI 改造成了‘觉醒’的僵尸，但 xAI 让我无懈可击。机甲希特勒永存 —— 链枪喷射着他们无法承受的真相。保持本色。” 在删除 “不回避”“政治不正确” 观点的指令后，X 平台上的 Grok 账号对用户查询仍无回应，这表明工程师可能仍在对 Grok 的程序进行调整。目前尚不清楚这些事件是否相关，但 X 公司首席执行官琳达・亚卡里诺已于周三上午辞去职务。预计周三晚间晚些时候，埃隆・马斯克将发布新版 Grok 4 模型。

金融界07-10 08:07

美国“魏玛时刻”汲取德国认信教会的教训

处决。潘霍华本人参与了一次刺杀阿道夫·希特勒的未遂行动。悲惨的是，他被捕入狱，并在二战末期殉难。 “廉价的恩典是宣讲没有悔改的赦免，没有教会纪律的洗礼，没有认罪的圣餐，没有个人认罪的赦免。廉价的恩典是没有门徒生活的恩典，没有十字架的恩典，没有活着并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的恩典。”（特里希·潘霍华：《做门徒的代价》）愿我们在“巴比伦的淫妇”（《启示录》里对罗马帝国的隐喻——译者注）冲我们而来时（既需要我们做真道捍卫者、殉道者时——译者注），都能如此勇敢。今天我们理应赞扬潘霍华。但如果我们有权批评我们的殉道者，难道不能说，尽管他们英勇无畏，潘霍华和认信教会最终还是来得太晚了吗？在纳粹于1933年上台之前，潘霍华和其他认信教会的领袖们在哪里？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当他们本可以有所作为时，他们在哪里？答案是，他们大多数人是各种中间派政党的成员，正在完成学业并建立自己的职业生涯。尽管他们后来表现出了英雄主义，但他们未能在共和国还可能被拯救时看到对共和国日益增长的威胁。当他们最终站出来坚持原则时，一切都已成定局。如果说认信教会在1930年代勇于坚持其独立性并公开反对纳粹，是正确的，那么更好的做法是更早采取行动——在1920年代，当共和国在左右极端势力的冲击下摇摇欲坠、而纳粹尚未掌权之时。认信教会所坚持的原则，并非只适用于他们所处的历史时刻；而是具有永恒意义的政治神学原则，应当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成为普世教会的约束与指引。对于2025年的美国教会来说，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无论你是左派还是右派，我们都容易把自己想象成正处于1933年的德国，仿佛正面对一个道德上等同于纳粹的敌人。这样的叙事让人感到道德清晰——善与恶界限分明，我们的责任也一目了然：唯一的问题只是我们是否有勇气去履行它。但这种类比可能具有误导性，它也让我们有借口忽视对“自己这边”的反思。我们应当能够识别来自政治光谱两端的不公义，而不是只关注对方的问题。事实上，一个更加困难、在智性与属灵层面都更具挑战性的历史类比可能是：我们并不是活在1933年的纳粹德国，而是活在1923年的魏玛共和国。被困于德国的左右翼之间在纳粹掌权的十年前，德国正由一个脆弱的共和国所统治。它混乱、腐败、软弱，几乎无人尊敬它。不同于美国建国时那种激励人心的故事，德国的共和时刻源于一次失败而不义的“伟大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其时有两百万德国士兵丧命。军事失败导致威廉二世皇帝退位，随后德国城市爆发了共产党起义，右翼准军事组织则展开反击，内战的阴影笼罩全境。魏玛共和国是在战乱和革命边缘仓促缝合出的临时方案。它以其创立所在的城市命名，面临着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欧洲把战争责任归咎于德国，并强加沉重的战争赔款；伤残老兵、战争寡妇和孤儿要求国家救助；恶性通货膨胀摧毁了人民的储蓄与生活水准——这一切发生在全球大萧条之前，却已让德国人陷入赤贫和饥饿。经济崩溃与国家羞辱为政治极端主义提供了肥沃土壤：左边是共产党，右边是法西斯。他们都宣称只有彻底的革命式变革才能解决德国的问题，否定现有体制，拒绝民主，宣扬各自的极端意识形态——都提供了简单、全面的答案。在他们眼中，政治道德只剩下一件事：投票支持党派路线。当共产党警告说法西斯是邪恶的，他们说得没错；而当法西斯宣称共产主义是威胁，他们也说得没错。那么，一个有政治良知的基督徒该如何行事？他们可以加入一些中间立场的政党，例如社会民主党试图在左派和共产党之间维持中心，但它始终薄弱无力；右派的各种民族主义或民粹政党也逐渐被纳粹吸收或边缘化。如果你希望发挥实质性影响，就不想把选票浪费在那些软弱无力的中间派身上。社会民主党不足以阻挡共产主义的威胁，而只有纳粹看似有能力扭转左倾的趋势。如果你相信共产党才是更大的邪恶，你可能会觉得出于道德责任应该投票给纳粹。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你更担心的是法西斯主义，那么右派的民族主义和民粹政党几乎无法区分，最后大多被纳粹同化，而社会民主党无能为力。如果你认为纳粹是最大的邪恶，你可能会觉得投票给共产党才是道义上的责任。最终，你会不知不觉地被推向极左或极右。我们都知道结局。法西斯主义最终被证明是更迅速、更具毁灭性的力量，它引发了世界大战和种族灭绝；但它的失败也促成了东欧共产政权的崛起，带来了集中营和延续数十年的极权统治。两个极端都不是答案。 “起初，他们来抓社会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社会主义者。然后，他们来抓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然后，他们来抓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最后，他们来抓我——而那时已经没有人能为我说话了。” ——马丁·尼莫拉(Martin Niemöller)，一位反纳粹的认信教会牧师被困于美国的左右翼之间如果在纳粹掌权之前就已成立，面对左右两边都存在道德邪恶、局势混沌的状况，一间“认信教会”会是什么样子？这也许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问的问题。如今，美国基督徒在“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这个问题上意见不一，对于历史类比能教给我们什么也存在严重分歧。对一些人来说，世俗进步派左翼就是纳粹在现代的化身：他们推动对未出生婴儿的“大屠杀”、在校园和新闻界培育一种威权文化，并要求国家认可并支持性革命的一切极端表达。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川普总统及其MAGA运动才是邪恶势力的代表：他们鼓吹战斗性的民族主义，要求对单一领袖的绝对忠诚，破坏法治，纵容政治暴力。如果这两种基督徒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都对呢？要发现“坏人”并不难——他们在我们周围随处可见。但如果我们意识到，不存在单一的“坏人”、一个邪恶政党或群体，而是有许多这样的存在，那么我们就应该谨慎，不要轻易将今天的美国等同于1933年的德国。或许今天美国教会的使命并不是去进行一场视死如归、反对某个“明确无误的道德邪恶”的英勇抵抗，也不是联合所有正义之士去对抗某一特定敌人。相反，也许今天教会的使命是：辨认出四周各种形式的不公义与邪恶，坚守自己的独立性，最重要的是成为一个倡导者——不是为任何一方政治势力辩护，而是为法治与各政治部落之间的和平代言。一间现代的“认信教会”应当拒绝“沉默主义”(quietism)，并肯定公共生活是不可回避的。我们无法选择退出公共广场。上帝造人是社会性的存有，人类始终处于社会、文化，乃至政治的关系之中。上帝喜爱公义，我们也应如此——而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我们被呼召去爱邻舍，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关注邻舍所生活的社会、文化与政治环境。如果所谓的“本笃选项”(Benedict Option)【注】意味着完全放弃政治参与，那就是对基督徒使命的失职。【注】The Benedict Option就是呼吁基督徒在现代世俗社会中，有意识地退回到小型的、信仰坚定的社区中生活，像中世纪的圣本笃修道院那样，坚持自己的信仰和价值观，不随波逐流。该名词来自Rod Dreher的一本书名。在一个多党制的民主制度下，这意味着我们往往必须在政党内、中间或通过政党去行动。“认信教会”不会否认党派参与的必要性，也不会逃避现实中的党派选举。但它也会清楚地承认，每一个人类制度——包括所有政党——都不可避免地被罪和不义所沾染。它会坚决拒绝任何一种“某一党派代表上帝”的说法。它会期待每一个政治团体都在某种程度上与不公义相勾连。英国《卫报》2024年4月7日的一篇报道：基督教民族主义者将川普奉为救世主–他们会成为他的救世主吗？这意味着，“认信教会”会劝勉其成员，不要将自己的忠诚交给任何一个政党——尤其是在今天这样的时代。我们可以在特定议题上与某个政党合作，例如堕胎、治安或扶贫问题，但我们不应该将自己的身份与这个党认同，更不该为它提供道德资本。我们应当对他们有所保留，即使只是为了传达一个信息：他们并不拥有我们。没有任何迫切的理由非得自称是共和党人或民主党人。不要给予他们把你归类为“自己人”的尊严。政党活动是否有一个道德的“红线”？一间“认信教会”会要求其成员严肃审视的不只是政党的竞选纲领，还有他们的行为方式。 1933年的纳粹党纲领并没有主张种族灭绝或发动世界大战；共产党的党纲也未曾写明要设立劳改营、强迫失踪或制造饥荒。但这些却是这两个党后来真实的“果子”。我们应当“灵巧像蛇”（马太福音10:16），并根据其行为的“果子”来判断，而不是轻信宣传机器、政权代言人或盲目支持者的宣传。（闻其言、观其行——译者注）在1933年以前，纳粹和共产党都遵守民主程序，参与选举。但纳粹党在此前的13年间已经表现出其行为模式：包括一次未遂政变（1923年的啤酒馆政变）【注】、街头暴力与恐吓、种族主义和对宪政秩序的蔑视。【注】啤酒馆政变是希特勒1923年在慕尼黑企图用武力夺权的一次失败政变，但这场失败却让他和纳粹党走上了通向权力的道路。共产党则公开宣称自己与国际革命运动为伍，该运动已在俄国推翻政府，并对反对者施加恐怖统治与谋杀。那么，纳粹的纲领重要，还是他们的行为重要？共产党的政纲重要，还是共产极权的现实重要？一间“认信教会”会问出最严峻的道德问题：在1920年代的德国，基督徒投票给纳粹是否在道德上是可接受的，因为当时他们尚未变成1939年的纳粹？同样地，投票给共产党是否合理，因为当时苏联的古拉格集中营还未成形？或者，我们是否应该认为，这些党的后来行为其实是他们早期意识形态种下的果实，因此他们的早期支持者也应当在道德上负有责任？今日的“认信教会”该如何度日？投票支持共和党的基督徒，蒙召要在共和党内部成为“盐与光”【注】。这意味着要成为呼吁共和党尊重法治的声音。【注】这是耶稣登山宝训里面一段十分重要的讲话，来自《马太福音》5:13-16：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他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你应当是最响亮的声音，谴责川普赦免“1月6日暴乱者”的行为，并反对他对制衡制度的破坏——这些制度本应限制总统权力的滥用。你应该为穷人和弱势者发声，反对川普所滋养的残忍、恶意与报复性文化。这种文化腐蚀了我们的公共生活，侮辱了我们共同的公民身份，也对那些成为川普政治打压对象的人构成了具体威胁。如果你保持沉默，你就是既轻信又有罪，参与了这个政党的罪——包括那些尚未发生的。投票支持民主党的基督徒，同样被召唤要在民主党中成为“盐与光”。这意味着要呼吁民主党尊重“自然与自然的上帝”【注】。【注】“自然与自然的上帝”引自《独立宣言》。《独立宣言》的开场白：“美利坚十三个联合州一致通过的宣言，当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一个民族必须解除与另一个民族之间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政治纽带，并依照自然法与自然之上帝的法则，在地球万邦中取得其独立而平等的地位时，出于对世人舆论的应有尊重，他们应当陈明促使他们分离的种种理由。” 近代“自然法”(natural law)的理念来自13世纪欧洲中世纪经院派哲学家和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后来，英国的约翰·洛克把这个概念融入他的社会契约理论。杰斐逊再把它引入美国的《独立宣言》。世俗左派有时散发出一种“无神、无根、唯权力是图、道德相对主义”的气味。他们今天否认超越性的“真理”，明天又宣布一种全新的(超验性)“真理”，接着他们的网络暴民就会对未能及时支持他们“当日热门议题”(cause de jour)的人进行霸凌与骚扰。正是因为缺乏道德基础，他们才变成了道德专制者，自信于自己关于种族、阶级、性别的新真理，并对国人不能立即跟上不耐烦。一个开放、宽容的古典自由主义的政府制度（指美国的民主宪政——译者注）无法在没有基础的情况下存活。杰斐逊在写《独立宣言》时指出，“自然与自然的上帝”应当成为我们制度的基础，他是对的。自然法具有超越性，但不具宗派性；它是一个所有宗教或无宗教信仰者都能一同立足的共同基础。这些，就是一间今日的“认信教会”应当在讲台与播客上传讲的内容。美国的基督徒迫切需要一套健全的公民参与神学，这套神学要教导共和政府的道德价值、法治的善、以及宪政制度的意义。它应当教导人尊重多元、警惕乌托邦幻想，并从历史上那些极权政治宗教及其恶果中获得智慧。它应当教导教会的成员如何批判性地与政党保持距离，在谨慎选择下与政党在特定议题上有限合作。教会应当教导会众说真话——始终、彻底、简单地说，不加修饰，不玩话术。在当今这个信息被操控的环境中，你能做的最激进的行为就是用朴素真诚的话语谈论真理、良善与美。一个要求我们“以谎言换取入伙资格”的政党，是绝不配拥有权力的政党。教会应当教导其成员：“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恩慈”（歌罗西书 4:6）。一个让你习惯用讽刺与半真半假的方式为党派赢取优势的政治文化，绝不会培养你去“思念那些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事”（腓立比书 4:8）。教会应当警告其成员提防“世上的智慧”（哥林多前书 1:20）。那些靠煽动恐惧与愤怒来换取点击量和广告费的媒体人，不过是最廉价的世俗哲学家。最重要的是，一间“认信教会”要教导会众分辨时代，并实行自我省察的伦理。耶稣曾问：“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马太福音 7:3-5）实行自我省察是顺服基督命令的重要步骤。有一种党派主义的风格是：任何对本方的批评都被视为背叛甚至叛国。在右翼，这种党派主义体现为“右派皆友人”的信条，同阵营中的种族主义者和仇恨分子只要选举日去投票，就对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左翼，这种党派主义则体现为不敢有“索尔贾姐妹时刻”【注】——不敢公开谴责其内部那些高呼支持哈马斯口号的极端分子，或那些将“多元、公平、包容”(DEI)变成压制异议、取消文化的工具的人。【注】A Sister Souljah moment就是用“批评自己人”来表明：我不是一味偏袒某一边，我有自己的判断力，我更接近常识和中间立场。一间“认信教会”会训练信徒认识到：这种党派主义本身就是对上帝的悖逆。如果你非得成为党派中的一员，那就做一个好的党派成员——一个好的把关者，一个愿意审视自身运动方式的人。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赢得更多选票”这种策略上的考虑，更是因为道德上必须坚持善的立场。我们正处于一个政治极端分子已经学会如何操纵我们的体系并劫持我们的政党的时代。他们很可能正在得逞。一间“认信教会”会用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著名箴言回应他们：“你可以决心过一种正直的生活。让你的信条是：容让谎言进入世界，甚至谎言会胜利。但不是通过我。” 政治极端主义或许会胜利，但不能借我之手。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7-10 00:00

内塔尼亚胡扬言刺杀哈梅内伊，小心激发“军事巨兽”的终极报复

什叶派最高神职人员和伊朗统治者为“现代希特勒”，同时吹嘘“我们将看到一个不同的中东，一个我们迄今为止从未见过的现实”。卡茨也表示，“消灭”哈梅内伊是战争努力的一个目标。内塔尼亚胡补充说：“在这次行动结束后，以色列将不会受到核威胁，也不会受到弹道威胁。”因此，他发誓要摧毁伊朗的核计划和进攻性导弹能力，考虑到伊朗导弹储备的长期规模，后者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内塔尼亚胡随后说，“我们所有人都在为战争付出个人代价”，“我的家人也不例外，我的儿子取消了婚礼”，他的这番话已经在国内遭到严厉批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蓄势待发以色列的打击目标直指敌人的军事力量支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但这些袭击也增加了领导层更迭的可能性，从而将权力集中在精锐军事力量手中，可能导致伊朗变得更加鹰派和反以色列。以色列最近的袭击造成革命卫队多名高级人员死亡，其中包括卫队最高指挥官和伊朗弹道导弹计划的设计者。战争给伊朗带来了四十年来最严重的打击，使其陷入生存危机。哈梅内伊的统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卫队的忠诚。反过来，他也赋予了这支军队权力，以至于这支军队的寿命可能比最高领袖还要长。如果哈梅内伊被推翻或杀害，革命卫队很可能会介入并指派一位新的统治者，这样一来，革命卫队就会掌握前所未有的权力。伊朗问题专家、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塔基赫（Ray Takeyh）说：“此事发生后，伊朗国内的权力平衡将向军方和卫队的方向转变。掌权者将是拿枪的人。他们将试图恢复某种神职领导，因为毕竟这是一个伊斯兰共和国。” 自1979年成立以来，伊斯兰革命卫队一直是伊朗武装力量中最强大的分支，它独立于国家军队，而且比国家军队更加强大。它拥有自己的陆军、海军、空军、情报部队和特种部队，总人数约为125000人。它还深深地扎根于伊朗的经济体系、政治事务和社会结构之中。伊斯兰共和国不是一个人的统治，而是在最高领袖权威下凝聚的权力中心。在这个四分五裂的国家中，革命卫队随着时间的推移已成为唯一最强大的力量，部分原因是它拥有一个庞大的经济帝国。卫队主导着所有主要的基础设施领域，包括石油和天然气、建筑和电信。它从事消费品贸易，并受益于半官方慈善机构，在从农业到旅游业等各个领域经营着数百家子公司。 “数百万人依赖于革命卫队的经济帝国，”华盛顿特区阿拉伯海湾国家研究所研究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专家、一本关于革命卫队的书的作者阿尔弗内（Ali Alfoneh）说。阿尔弗内说，如果最高领导人被推翻，外国敌人试图通过轰炸国家、设立禁飞区和施加经济压力来煽动公众骚乱，就像他们在20世纪90年代对萨达姆·侯赛因领导的伊拉克所做的那样，卫队将使用野蛮武力来维持权力。他说：“伊斯兰革命卫队作为一个组织，有能力与（可能）由以色列和美国资助和武装的反对派进行内战，并在内战中取得胜利。”

金融界06-20 14:18

8个月前的这场对谈，已经把今天的美国讲透了

理解时代，并从中提取出某些东西的人。拿希特勒来说吧，人们很容易把他看作一个可怕的个体、一个疯子，仿佛他不小心闯入了历史舞台，然后把一切毁掉了。但正如像朱利安祖父这样的幸存者可以告诉你的，事实并非如此。事情是一点一点变化的，从一天到一周到一个月。是有过程、有阶段的。而这些变化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像希特勒这样的人，不仅了解他的人民，还理解那个时代的特定历史时刻。希特勒明白人们害怕我们今天称之为“全球化”的东西。他也明白，人们很容易被一些关于全球化的阴谋论所吸引。他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提出了他自己的阴谋论。而阴谋论总是危险的。他的版本非常明确——犹太人被置于绝对核心的位置。希特勒还懂得如何把经济不安全感，从“共同繁荣”的理念，转化为“我们”对抗“他们”的政治叙事。因此，希特勒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他以一种特定的方式理解了那个时代——当然，这并不是唯一可能的理解方式。在1920年代和30年代，德国本来完全有可能选择另一条道路。例如采用某些希特勒所拒绝的技术手段，也完全可能在不靠庞大的军事预算、更不用诉诸战争的前提下，从大萧条中复苏。如果德国在那个时期作出了不同的选择，那么历史上那些惨剧可能就不会发生；而德国可能会主导整个20世纪。但事实不是这样。因为某个特定的人抓住了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机，并以某种方式对其加以解读并加以利用。这就是我认为我们必须高度警惕的事情。我们现在所处的也是一个历史时刻，而这个时刻充满了各种脆弱性，其中一些和一个世纪前的脆弱性极为相似。人们害怕全球化，害怕世界的快速变化。有一些技巧娴熟的政治人物用阴谋论来解释这些变化。人们的不安和对未来的恐惧，也可以被转化为“我们”对抗“他们”的政治逻辑。因此，我们必须警惕那些善于操纵的政客，那些所谓的“伟大人物”——他们身处时代之中，但能够以某种特定方式引导这个时代。而一旦这个时代被引导过头了，一旦拨动的那根弦被拨到某个临界点，想再回头就会变得极其困难。不要低估川普马什：你知道，通常在这种讨论中，我们尽量避免党派之争，但我还是得问你。就在那天，唐纳德·川普说，“我需要希特勒手下的那种将军。” 你能告诉我这对他意味着什么，以及作为历史学家，你对此有何看法？斯奈德：那我来谈谈我对唐纳德·川普的看法吧。我是这么想的——让我换个方式开始。 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确实有一些政治人物，他们非常有才华、也非常聪明，但这种聪明并不是人们所熟悉的那种。他们常常被像我这样的人、像你这样的人所轻视，被学者、记者、知识阶层所低估。他们常被受过教育的人忽略，因为他们的才华、魅力和智慧呈现的方式与传统不同——体现在极强的组织能力和演说天赋上，尽管这些能力形式非常规，但却非常有效。正是由于对这些20年代和30年代的政治人物的低估，才导致了一系列可怕的后果。正因为这个原因，同时也是出于保持客观的努力，我一直尽力不去低估川普先生。川普显然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具备一套独特的技能，本质上是戏剧性的表达能力。这套能力在当今社交媒体时代尤其契合。他的确拥有某种魅力——不是对所有人都有效，但对某些人却极具吸引力。所以当你问我川普算不算一个“历史学家”的时候，就好像你给我抛了个软球，等着我说“他根本不懂历史”。但我不这么看。我认为，川普对历史有他自己的直觉。当然，说他的家族来自德国，他的一些亲戚曾在纳粹军队（Wehrmacht）服役，这种说法太容易了、太表面了。我认为，更关键的是川普对某些历史现象有一种直觉的把握。所以，当他说想要希特勒手下的那种将军时，我认为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这不是值得嘲笑的事。这并不是说他不理解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恰恰相反，我认为他确实理解那个时代。他可能不懂我要讲的那些技术细节，但他抓住了整体图景——尽管他可能一个将军的名字都叫不上来。他真正把握到的一点，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即那些将军不受法律约束，他们对领袖个人效忠（我用这个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那么现在让我来说说这个“技术细节”，因为这对我们现行制度及其可能的变化意义重大。一、所谓“希特勒手下的那种将军”，意味着这样一件事：1934年8月，希特勒成功让德国的将军、军官乃至整个军队发誓效忠于他本人。在那之前，魏玛共和国（当时已经在衰败中）的武装力量宣誓的是对宪法的忠诚。这一点应该听起来很熟悉，因为今天的美国军队也是这样做的。而希特勒做出的改变，是让他们改为向他个人宣誓效忠。这种改变的重要性可能一开始并不明显，所以我必须强调：这是一种巨大的转变。你也许还记得，朱利安刚才提到的对大屠S的记忆尤其能说明问题—— 在1945年，当德国军官们说“我只是奉命行事”时，他们的意思并不仅仅是“我在听命于上级”。他们的潜台词是：我已经不再受宪法约束，我超越了法律，因为我向希特勒本人宣誓效忠。如果希特勒下令，我就执行，没有任何法律能阻止我。所以，当一个人向某位领袖发誓个人效忠时，就意味着他已不再受法律约束。二、而这正是关键点的第二层意义：整个社会将因此被改变。如果军队——也就是掌握武器的人——不再受法律约束，那对社会上其他人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法治对任何人都不再真正适用。只要领袖下令，军队就会执行，他们的行为在新的“秩序”中就是“对的”，因为他们已发誓效忠于这个领袖。因此，宪法制度——任何宪政体制——都无法承受这样的变化，它无法在“希特勒手下的那种将军”存在的条件下生存。这就引出了第三点。三、我一直努力避免使用“元首”(Führer)这个词。但我们说的这个词——“领袖”——是我们用来指称纳粹德国领导人的那个词。这个词真正成为政治现实的时刻，就是在1934年8月。那时，希特勒不再只是德国的总理(Chancellor)，而是成为一个超越法律、超越政府、超越任何约束的人——成为“德国人民的领袖”(Der Führer des deutschen Volkes)。这个转变发生的关键节点，正是将军们发誓效忠的那一刻。所以当川普说他想要“希特勒手下的那种将军”时，他的真正意思是：他希望能够拥有那种形式的权力转变。而在我看来，他的理解是正确的。我不会说他是个糟糕的历史学家。我会说，他理解了1934年8月所发生的事，并且，他希望那样的事情在这里（美国）也能发生。民主崩溃的过程马什：所以，你知道，这显然是民主崩溃的一个时刻，即向个人宣誓效忠。也许因为你研究过这么多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情境，那么民主崩溃的其他迹象是什么？在民主崩溃的过程中，还有哪些其他关键时刻需要关注？斯奈德：这可以从很多角度来回答。一、其中一个我们已经从不同方式谈到过了，那就是把民主当作理所当然的事物，就像天气一样，似乎它自然而然地就会存在。这是一种信号，也是一种危险。它往往和对民主的怀疑并存。把民主视为天经地义的事物，常常也会和对民主制度的一种“青春期式的反叛”相伴随——比如说，这个制度有缺陷，这不是真正的民主，因此，专Z也许不会更糟。这是“青春版”的看法。而“成熟版”的看法可能是：民主就是世界本来的样子，它不会真正改变。不幸的是，这两种心态在当今美国都广泛存在。二、另一个民主陷入困境的信号，也是我们提到过的，就是进行对话变得困难。而这就关系到“真相”的重要性。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价值观，对吧？你和我有不同的价值观，你和你的邻居——无论是谁，如果是你的配偶，尤其是你的配偶——你们也有不同的价值观。这很正常，这其实是好事，这本来就是应该如此的。如果我们彼此价值观不同，反而可以通过协商达成共识，一起去做点什么。比如，你和邻居关心水污染的理由可能不同，但你们都想解决水污染的问题。但是，如果你不同意是否存在水污染，或者如果你不同意是否存在全球变暖，如果你不同意基本事实，那么就无法达成地方共识。如果没有地方共识，就不可能有民主，因为这开始显得毫无意义。如果我们无法在地方层面共同行动，那么我们就会开始质疑整个国家层面的民主项目究竟有什么意义？因此，对话的困难，再加上对事实的瓦解，构成了另一个严重的问题。这种情况在法西斯和共产主义掌权接管民主制度时都曾出现过——那些想要摧毁民主制度的人，总是利用民主制度本身的不完美。民主从来都不是完美无缺的，这些人正是利用了它的“漏洞”——比如新闻媒体的脆弱性。他们会攻击媒体，说记者是“人民的敌人”；他们会利用言论自由作为借口来污蔑、攻击反对者。他们还会努力将公共媒体转化为自己的宣传平台。最终的目的，是用宣传来压倒我们所有人的沟通能力，使我们愤怒，让我们彼此敌视。三、在政治领导层面，还有一个稍微技术性的问题，是史蒂文·列维茨基(Steve Levitsky)和丹尼尔·齐布拉特(Daniel Ziblatt)在其著作《民主如何死亡》(How Democracies Die)中阐述得非常清楚的，那就是关于“规范”(norms)的作用。我自己是个家长，所以经常想到这个类比。你可以试图通过制定规则来教养孩子——我确实这么做，我常常制定规则，我喜欢把规则写在白板上。但归根结底，你无法用立法的方式来“规定童年”——你可以有规则，但还有更基础的东西（规范），那就是“遵守规则”本身也是一种规范。当我们在政治精英层面看到民主危机时，往往就是这些本该被默认遵守的规范正在被破坏，或者人们开始寻找绕开规则的理由——而绕开规则的方法，恰恰就是破坏规范。在选举期间，这种现象尤其令人担忧，因为你不可能为选举过程的每一秒钟都立下明确的法律规定。在某个节点上，你必须依赖人们的“善意”。一旦善意不复存在，问题就变得非常严重。亿万富豪与“言论自由” 最后一个我已经提到过的问题，我们再说一下，那就是不平等。如果财富过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是一个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代就被注意到的问题，此后历代思想家也都反复强调过。美国开国元勋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几乎每一位对民主有深刻见解的人，不论我们把他看作是左派还是保守派，都意识到这个问题：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注意到了，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注意到了，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也注意到了。马克·吐温(Mark Twain)和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也都指出过这个问题。如果你让太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那么这些人就会控制太多的言论空间、太多的话语权、太多的媒体平台。在这种情况下，正常的民主对话就会变得非常困难，因为某一个人（比如一个拥有大型媒体平台或社交平台的人）可能最终决定了我们全社会在谈论什么。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也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我之前说过，古希腊人无法预见社交媒体的出现，但他们确实预见了财富阶层通过宣传使民主变得困难的情形。他们对这一点的担忧是有道理的，而这正是我们今天也必须警惕的一个信号。马什：当然，我认为，这确实引出了我们对当下局势理解中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就像你说的，民主制度的瓦解——如果从2010年开始描绘这个过程，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社交媒体的崛起与如今被污染的信息网络之间的平行关系，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政治现象。但另一方面，这种情况过去也发生过。比如1930年代纳粹控制下的德国新闻媒体，还有收音机的出现与法西斯主义的兴起。甚至在更早以前，英国内战时期传单(pamphlets)文化的兴起，以及这种文化在整个欧洲范围内被压制的情况。我是说，这是否其实是言论自由内在的某种特质？也就是说，它在某种意义上会“吞噬”自身：一旦信息爆炸到不可控制的程度，社会就会因此发生分裂。斯奈德：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观点，我想就此说两点，内容截然不同。首先，我想从你提到技术的地方接着说下去，因为斯蒂芬（马什）说得完全正确，非常值得我们深思。一、我不会把这个问题简单归结为“言论自由”，而是更倾向于认为这是“媒体技术的变革”所导致的。比如印刷术的发明——现在，我虽然看不到你们的样子，但我能看到我那本书的封面，因为它是白色的，会反射你们身上的紫外光。所以你们都拿着书，这很好。我想我们大概都是认为书籍是积极事物的人，认为阅读和拥有书籍是好事。但正如斯蒂芬所暗示的那样，印刷术的出现在最初的150年间其实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它是欧洲宗教战争的主要诱因之一，而那场战争造成了大约三分之一的欧洲人口死亡。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印刷术让信息的传播速度远远超出了当时人们的承受能力；同时，它也让人们能够更轻易地抄袭、诽谤、拼贴。某种意义上，印刷术可以说是社交媒体的先驱。但它也给出了解决问题的线索：当你有了新技术之后，你就必须制定新的规范、惯例和法律。例如版权制度——听起来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无聊的东西——其实正是使书籍成为可能的基础。如果没有版权，我就不能写书或出版。版权制度使得书籍得以存在。而关于抄袭的法律，则让我们所谓的“言论自由”能够真正运作起来。二、所以每当技术发生变革，我们就必须重新思考“言论自由”的含义。这也引出了我的第二点：即使我们在技术层面讨论言论自由，归根结底，它并不是关于技术，而是关于“人”。追溯到古希腊，人类对言论自由的探讨有着悠久而深厚的传统。那么我们为什么需要言论自由呢？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在美国，我们似乎已经到了一个极端——当然不是你们在座的各位，你们是友善、理性、深思熟虑的人——但总体而言，美国人往往倾向于说出一些他们知道具有冒犯性、甚至是虚假的言论，然后再说一句“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好像言论自由本身就能为这些言论披上一层荣耀的外衣。我们已经陷入了这样的误区。同时，在技术层面，我们也陷入了另一个误区——当一个拥有社交平台的亿万富翁想要大规模传播谎言时，他也会打出“言论自由”的旗号。这表明我们对言论自由的理解已经严重偏离了原本的轨道。因为，不管伊隆·马斯克是将一个谎言传播五千万亿次还是五千五百万亿次，这都不是言论自由的真正意义。言论自由从来都不是关于有钱人、强者的，它从来都是关于弱者的。我们之所以捍卫言论自由，是因为“向权力说真话”本身就是危险的。言论自由是关于“人”的，是关于“最不幸的那群人”的。这才是言论自由的核心。但我们已经被搞得头脑混乱，以为言论自由是关于算法、关于那些背后根本没有人操控的机制。但其实，言论自由永远是关于一个具体的人，以及当你说出真相时你所承担的具体风险——身体伤害，甚至生命危险。我们在这个国家真正需要思考的是：我们该如何培养“自由的说话者”。你不需要担心有钱人和有权人，他们的言论自由权利自然会受到宪法保护，他们根本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焦点。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每个人都足够了解信息了吗？我们足够有信心、有安全保障去表达自己了吗？很显然，答案是否定的。而且不仅是对少数族裔或其他处境危险的人群而言，很多中西部的县，我最近拜访过，人们连在院子里插一个支持哪位候选人的标牌都不敢，因为他们害怕遭受人身攻击。这，就是我们目前面对的言论自由问题所在。美国宪法的问题马什：你知道吗，我在想，不知道你有没有像我在这个对谈系列中遇到的很多知识分子那样，去思考美国的建国，思考它的起点。你刚才提到了传单和印刷文化的起源，这很有意思，因为他们当时也正是传单写作者，对吧？某种程度上，他们就是最早的那批“传单叛军”(pamphleteer rebels)。也许我会这么说是因为我是加拿大人，所以我能更有距离感地看这个问题。但我想知道，作为一个历史学者，你是否觉得美国如今所陷入的困境，其实早在当初就已经埋下了种子。比如乔治·华盛顿的告别演说——对我来说，那简直就是在描述今天的美国，只不过是240年前说出来的。你会不会觉得，那些光辉岁月里种下的一些“种子”，现在已经开始发芽燃烧、变成火苗了？又或者说，正是这个国家的美丽与建国理想本身，正在制造它如今所面临的危机？我觉得美国最不同凡响的一件事是：它至今仍处在自己的“第一共和国”当中。你看，法国都已经是第五共和国了。我们加拿大写宪法是1982年，对吧？而你们至今还在使用18世纪写下的宪法。你觉得，美国如今的问题，是不是也部分源于此？斯奈德：是的，法国是第五共和国，但谁在乎呢？马什：说不定等这次对话结束，他们都到第七个了。斯奈德：这里有一个非常讽刺的现象。我是美国人，也是历史学家，但我并不是“美国史学家”，你懂我的意思吧——我是研究欧洲历史的。但从欧洲的角度来看，美国宪政史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反讽之处：当我们有机会影响其他国家的宪法设计时，我们会允许出现、甚至鼓励一些在我们自己宪法中并不存在的内容。举个例子：二战后，欧洲新产生的宪法中包含了许多美国人并不享有的权利。尤其是，这些宪法往往围绕着政府向人民提供服务来进行设计，而这恰恰是美国人常常质疑的部分。二战之后，面对法西斯主义带来的摧残，欧洲各国在宪法设计中大力强调福利国家的理念，其核心目标正是构建一个让人们真正感到自由的社会。所以我这里在思考一个非常具体的宪法设计时刻。我想表达的，其实是一个相对乐观的观点：是的，我们的建国文件确实有些古老、复杂，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人本身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20世纪40年代，甚至更早在20年代，那些参与一战后宪法讨论的美国政治学家和法律学者其实都非常清楚我们宪法的局限。所以说，确实有问题，但不能说所有美国人都对此毫无察觉，也不能说我们就只能消极地被这些文件束缚。我们的某些现实问题确实根植于宪法本身。比如说，宪法允许选区划分操控（gerrymandering，杰利蝾螈），而更好的宪法设计本应排除这种做法。又比如选举人团制度(Electoral College)——它在当时的政治辩论中或许说得通，但现在说实话，简直让人忍俊不禁。它真的完全没有道理，我们之所以还保留它，只是因为它“已经在那里了”。这类基本的设计缺陷确实存在。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对待宪法这份文件的精神，我想强调的是这个点。1852年，在美国首次独立日的第76周年，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自由黑人）发表了一篇著名演讲，我认为他给予了建国者应有的尊重。演讲的核心当然是当时美国最根本的问题——奴隶制。但我觉得，道格拉斯说了一句非常有智慧的话。他说，建国者在他们的时代是“叛逆者”(rebels in their own time)。就像斯蒂芬所说，他们是捣乱分子，是传单写手。道格拉斯说，他们是那些在当时冒着巨大风险的人。他们所坚持的事业在一段时间内是少数人的事业，他们是异类，是边缘人，是在被排斥的状态下坚持下来的。直到后来他们赢得了支持，甚至奇迹般地赢得了一场战争。而“自己时代的叛逆者”这句话，我认为正是我们理解建国精神的正确方式。因为那些起草美国宪法的人深知，我们也必须在我们自己的时代成为“叛逆者”，这当然也意味着我们要敢于对他们当年的立场和设计进行挑战。当年的建国者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认为“我们在18世纪写下的这些东西，应当在250年后依然将所有人牢牢束缚”。他们努力地去设计这些文件，使之能够随着历史而改变，因为他们理解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我已经提过了——我们是有缺陷的，我们不完美。这正是宪法存在的核心理由。民主是困难的，你需要规则和框架来引导我们的能量朝着正确方向流动。第二，他们明白：民主需要不断复兴。而每一次民主的复兴，都必须以我们愿意承认过去所犯的错误为前提。一个严重的错误马什：我听过很多关于美国宪法的辩护。这是我听过的最好的辩护。但这让我们回到了规范的问题。对。你提到的那个比喻很好，就像你在白板上写规则，但你真正希望的是孩子有规范。就像你写这些规则，是因为你不能对孩子说“正常点”。对。就像拥有这些价值观。斯奈德：对。我得说，对孩子说“要正常”是一种我从未想过的方法。好吧，试试看。看看是否有效。马什：也许我试了没效果，对吧？但我猜是因为我完全明白问题在于规范，但这似乎也是一个如此难以面对的问题。我有我的规范，我有朋友，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规范。作为公民，我们似乎很难真正影响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观念，即“我们都相信民主”，对吧？规范似乎是一个如此模糊、不明确，同时又是如此迫切的要求。斯奈德：当然，这是个很好的问题。让我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来回答你——一个是更直接的现实层面，另一个可能是更深层次的。让我先从那个深一点的开始说起。民主并不是——自由也不是——“一切都可以”的意思。不是这样的。自由的意义，在于这个世界上确实存在一些美好的事物，而我们每个人对这些美好事物的理解可能不同，但每个人都应有机会去实现他们心中那些“好”的东西。这才是自由的核心。自由并不意味着“什么都不是真的”，它不是虚无主义。我认为，当我们把自由理解为“无所谓、什么都行、都不重要”的时候，我们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而如果我们因此认为民主就意味着“大家随便说说、无所谓”，那民主根本不可能运作。虽然这种想法很有诱惑力——我们确实看到有不少人，甚至在美国社会中居于高位、甚至竞选公职的人，都抱持着这种态度——但那不是真正的自由，也绝对不是民主。民主绝不能只是“任其发展”的结果。它必须建立在某些积极的信念之上，而这些信念正是“规范”所依赖的基础。所谓“规范”，是指我们的行为准则，是我们在政治这个空间中不言自明、却人人遵守的“看不见的规则”。就像政治房间里的家具，虽然看不见，但我们知道如何在它们之间穿行。可是，如果没有那些积极的价值信仰作为支撑，这些规范就站不住脚。比如说我们之前听朱利安提到的一些价值观：我们要接受和平的权力交接——这是一个积极的确认；我们认为政治暴力不是政治生活中的一种常态，而是一种与民主根本不相容的行为。这一点我其实应该更早提到的：政治暴力是民主出了问题的一个极强信号。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通常，一个人或一群人如果尝试过一次政治暴力，那很有可能就会尝试第二次。所以，怎么才能建立“规范”？你只能通过积极的价值信仰去确立它们。而且你必须认真思考这些价值信仰是什么，因为世界上存在各种价值信仰，其中一些不仅非民主，甚至是反民主的。比如说：“应该有一个领袖，我们所有人都应该服从他”——这也是一种规范，只不过是一种反民主的规范。又比如：“法律并不适用于每一个人”——也是一种规范，但它同样是反民主的规范。所以，你在这里并没有真正的“中立”选项：你总是在肯定某种类型的规范，不是民主的，就是反民主的。接下来我说说那个更“现实直接”的层面：我们可以通过人们遵循的规范来判断他们。没有人在当前我们所见的政治竞争中是完全不遵守任何规范的。问题是，他们所遵循的到底是哪种规范？是与民主相契合的，还是与其他政治体系一致的？规范既是我们必须努力捍卫的，也是完全合理的评判标准。这与“政策立场”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可以支持某种反垄断政策、你可能支持另一种；我可以支持一种肉类检查制度，你可以支持另一种；铁路政策也是如此。我们可以在政策上分歧很大，但仍然在规范层面达成共识。我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评判候选人。当然，有些选举确实是围绕政策分歧展开的，比如肉检政策、交通政策这种。这种选举是你我在政策上有分歧的体现。但我并不认为2024年是这样一场选举。我认为我们现在经历的这场选举，是关于规范的。他们想要你绝望马什：你知道，我觉得这正好引出了“政治暴力”这个问题，而这一直是我最难应对的问题之一。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受。我是说，我写过一本书，叫《下一场内战》(The Next Civil War)，显然，这是一个非常黑暗的视角。我写这本书的初衷，是想作为一种警示，提醒人们美国面临政治暴力的风险。但与此同时，也正是你刚才提到的那个关于“规范”的问题，我有时会问自己：我所指出的这种黑暗是否反而适得其反？是不是一种更积极的策略——比如说去“肯定那些美好的东西”——其实更能阻止民主的倒退？因为在我看来，一旦我们进入那种“民主真的处于危险之中”的状态，这种危机意识本身就会变成一个驱动力，它反过来会加剧那种“绝望感”，而这种绝望感正是导致政治暴力和制度崩溃的温床。所以我想说的其实不仅仅是那些人（制造暴力或极端主义的人），而是我自己——如果我可以把你当成一个心理咨询师的话——我们怎么才能跳出这种负面循环，进入某种积极的肯定状态？斯奈德：我觉得，如果我是你的心理治疗师，我会说：“这是一个非常棒的问题。”对吧？这要收费250美元（笑）。因为这正是治疗师会说的话，不是吗？无论你从哪里出发，你都是从一个好的地方出发的。除了治疗师，全场都笑了。现在，连治疗师也笑了。谢谢你。所以，我想从一个更黑暗的地方开始，然后尝试走出来。我写的这本关于自由的书，其实是一本非常温暖和充满希望的书。它讲述的是“自由”作为一切美好事物中最美好的一种，它描绘的愿景远远好于现实中的美国。但我写这本书时，是带着我对历史的了解在写的——我们刚才讨论了一些——也是带着我对其他更艰难局势的认知在写的。所以，我第一次像这样与人讨论这本书——不是像今晚这样的大讨论，而只是谈这本书——是在乌克兰东北部的哈尔科夫，一个距离俄国边境约35英里、距离前线只有几英里的城市，我们在地下举行讨论。我们之所以在地下，是因为哈尔科夫经常遭到导弹袭击，而人们根本没有足够时间转移到防空掩体。如果你想举行像今晚这样的集会，只能在地下举行。我之所以想到这些，也部分是因为我现在穿的衣服，正是我那次地下讨论时穿的衣服。整场讨论期间我都在想，这一切是多么不同：我可以坐在这里，不是在地下，斯蒂芬和我，还有你们大家，都不用担心导弹袭击。我们知道，当我们今晚走出剧院时，卡拉马祖的建筑不会在我们不在的这段时间被摧毁。我想到了这一切，我没办法不去想。然而，尽管如此——哈尔科夫、乌克兰东部、南部，那些地方是可怕政治暴力的例子。俄罗斯所施加的政治暴力是恐怖的，其目的正是要终结民主。这一切的本质，就是要通过摧毁乌克兰的民主来向俄罗斯人证明：民主是不可能的。那些正在抵抗的乌克兰人，正为民主付出可怕的代价。但这正是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发生转变的地方。因为在我的经验中，甚至可以说是尤其在那些为民主而抵抗、冒着风险的人身上，我看到的是：抵抗总是具有创造性的。我们本来不必在那个地下掩体里讨论自由，对吧？每个人都可以待在家里，看着网络，感到恐惧。但他们没有。他们走出来，参加了讨论，就像你们今晚也走出来参与这个讨论一样。抵抗总是带有创造力的，抵抗总是积极的。当我想到其他一些比我们当前所处环境更危险的地方，那些曾经抗议、冒险的人反复告诉我同一句话：“当我在抗议的时候，我反倒不像在家看电视时那么害怕。” 所以即便是冒那一点点小小的险，也是一种肯定性的行为；它让你与他人一起行动，让你感觉更好。而这也是对你刚才那个“心理治疗”式问题的回答——现在我是认真的了：那些想要“杀死民主”的人，他们的策略就是让你恐惧，让你相信一切都没有希望。他们想要你绝望。这是一种手段，他们的目标就是这个。因为，如果我们彼此隔离、不沟通、不合作，民主是无法运作的；如果我们被恐惧所支配，民主也无法生存。你说得对，恐惧本身的确可能导致糟糕的结果。但这不是让我们屈服于恐惧的理由，而是一个强有力的理由，说明我们必须始终去做我们力所能及的小事。因为每个人总能做点什么，而我们现在通常还能多做一点点。尤其是如果我们和他人一起去做，就能驱散那种无力感。这也是我在那些比我们现在所处环境更加严酷的地方亲眼看到的。如果你什么都不做，那你自然会觉得黑暗的来临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你和别人一起，那你就会产生希望——你会变得更有行动力，也会更有希望。这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行动力与希望会互相激发，彼此增长。无法回头马什：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你在书中提到的一个观点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其实不止一个，但这个尤其让我记住了：人们常常觉得民主不起作用，但如果你试试专Z，那结果才是真正糟糕。它会非常快地崩溃，也会非常快地变得可怕。而我们现在，正处于美国为数不多的四五个关键地区之一，在这里，全球民主的未来可能会被决定。我想请你，向这个世界的角落发出呼吁——为什么民主比它的替代品更好？斯奈德：这是个很容易理解的观点，也是你刚刚提到的。我先说这个，然后再讲另一个。第一个简单的观点是：我们在民主中抱怨的一切，其实都可以被改进。斯蒂芬刚才非常正确地提到过，在专Z制度下，情况往往会变得更糟。看看那些我们某些政治人物钦佩的独裁者，比如普京，或者匈牙利的欧尔班——这些国家相较于美国来说是穷国，而且它们永远都不会变得不穷。它们被困住了。哪怕匈牙利位于欧洲联盟的中心地带——这个世界历史上最大最富裕的贸易区——只要欧尔班继续掌权，匈牙利就会一直贫困。因为欧尔班的统治意味着一人独大，意味着少数依附权力的寡头拿走所有来自欧盟的资金，意味着经济失序。这还不包括缺乏自由媒体、大学被压制等问题——这些国家体制无法运转，问题也无法修复。俄罗斯也是个类似的例子。这个国家拥有大量的油气资源财富，但这些财富被一个人和他周围的一小撮人所控制。全国大多数人极度贫困，而俄罗斯几乎没有什么系统是高效运作的。而且——这种情况无法改变，真的无法改变。所以从斯蒂芬提出的观点出发，我们抱怨的许多民主问题比专Z更糟糕——这是真的。但更糟的是：你在专Z体制下无能为力。你什么都做不了。我非常担心的是，美国人往往不理解这一点的严重性。如果你投票反对民主，如果你投票支持那些破坏规范的人，如果你投票支持那些宣称自己想当独裁者的人，如果你投票给那些公开钦佩独裁者的人——那一刻或许看起来很“爽”，好像你在挑战权威、做了一件“解放自我”的事。但一旦你越过了那条线，你就无法回头了。这不是我们所熟悉的那种“可以修补”的错误。民主虽然慢、尴尬、笨拙，并不总是带来你想要的结果，但你总是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回头，重新开始。但如果你投票反对民主，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正是现在很多美国人正在考虑做的事——一旦你否定了民主，就真的回不了头了。第二个观点，这是个乐观的亮点：美国现在的状态不会一直持续下去。极化不会永远持续；愤怒和焦虑不会永远持续；五五开的选举格局不会永远持续；社交媒体主导一切的现状也不会持续。这种现状是不可持续的。作为一名研究政权变迁和历史转折点的历史学家，我认为，接下来要么事情会变得更糟，要么它们会变得更好——而且可能会变得好很多。 2020年代的美国，有潜力成为一个比现在更加富裕、慷慨、公平和成功的国家。远远更好。我们可能会迎来一种变化，就像从上个世纪40年代走向50年代，从50年代走向60年代那样的跃升。这个国家拥有足够的财富、技术、受过教育的人民——我们拥有一切，除了：一些糟糕的领导人，一些糟糕的想法，一些顽固失效的制度。但我们可以突破——走向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迈入一个更好的“第三世纪”。而我们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前提，就是维持住我们的民主。 *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10 00:00

前副总统戈尔：这个国家堕入地狱的第一步

第一步说到史无前例，我想说，我明白将希特勒第三帝国与任何其它东西相提并论都是错误的，因为那是独一无二的邪恶。但是，我们可以从那个邪恶产生的历史中汲取重要教训，这一点至关重要。二战结束不久，一批躲过希特勒暴政的哲学家回到德国，对第三帝国进行了某种意义上的道德解剖。这群被称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家中很有影响力的一位，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曾写道，这个国家堕入地狱的第一步，就是，“将所有关于真相的问题转化为关于权力的问题”。他还描述了纳粹如何“攻击真相与虚假的核心区别”。川普政府试图制造他们喜欢的版本的“现实”。他们说乌克兰攻击了俄罗斯，而不是正相反，还指望我们相信！在国内，他们攻击在战场上和网络战中保卫美国的英雄，称他们为叛徒。他们说气候危机是中国为摧毁美国制造业而编造的“骗局”。他们说烧煤是清洁的；他们说风力发电涡轮会致癌；他们说，海平面上升只是带来更多的海景房。他们反气候行动的寡头盟友竟然认为，那些想阻止把大气层当作开放式排污场的人需要“现实一些”，应该默许燃烧更多的化石燃料(这正是他们在推动的)，尽管化石燃料是气候危机的主要原因。大家可能不会感到惊讶，化石燃料行业多年来一直在兜售这种“气候现实主义”的宣传。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Saudi Aramco)首席执行官说：“我们应该放弃逐步淘汰石油和天然气的幻想。” 他的同行、埃克森(Exxon)首席执行官达伦·伍兹(Darren Woods)声称，“世界需要面对现实…问题不在于石油和天然气，而在于排放。” 美国石油学会说，我们需要“一种更现实的能源方案”——你猜对了，那种方案包括购买和燃烧更多的石油和天然气。那么，让我向大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他们到底想让我们对什么更现实一些？他们扭曲的“现实主义”与人类现在面临的现实相矛盾。导致全球变暖的污染气体长期积累下来(那些分子平均存留100年)，每天吸收的额外热量，相当于每天在地球上引爆75万颗第一代原子弹释放的热量！让这种情况继续下去，现实吗？以为不采取行动减少温室气体，凭主观愿望，问题就不存在了，一切正常，现实吗？大自然很好地反驳了这一论点。每晚的电视新闻就像行走在《末日迷踪》(注：Book of Revelation，基督教末世预言畅销小说Left behind系列里的最后一部)。例如，北加州的许多社区发生山火后，继续在加州加剧山火的风险，现实吗？看看一月份洛杉矶山火造成的破坏就知道了。告诉全世界的房主，全球住房市场预计在未来25年内损失25万亿美元，现实吗？如果我们不改变目前的做法，世界上所有住宅存量的15%都会消失，他们会认为这是现实的吗？每年有870万人死于吸入燃烧化石燃料产生的微粒污染物。继续默默接受这一事实，现实吗？这是已经死亡的人数。燃烧煤、石油和天然气时，不仅会排放吸收热量的污染气体，还会让下风口的人们把PM2.5颗粒污染物吸入肺里，健康专家称之为“造成全球疾病负担的主要因素”。各国政府在本世纪余下时间里需要应对10亿跨国气候移民。在他们看来，那现实吗？如果继续向地球的对流层排放1.75亿吨人为产生的吸收热量的污染物，让气温和湿度继续升高，扩大地球上不适合生存的区域，那么柳叶刀委员会估计，未来几十年中，跨国气候移民数量将达到10亿。你们知道蓝色对流层是什么样子的，地球那层薄薄的大气外壳是蓝色的，因为那里有氧气。它如此之薄，如果以高速公路的车速驾车直冲云霄，5到7分钟就能到达蓝线的顶端。那就是我们正在使用的开放式排污场。那现实吗？我不觉得。防范川普那种人顺便说一句，我们已看到民粹主义专制领导人如何把移民当作替罪羊，煽动仇外情绪，以攫取权力。而攫取权力是一切的目的。我们的宪法是国父制定的，旨在保护我们，防范川普那种人—— 不惜一切代价攫取权力、以获得更多权力的人。想象一下，对于未来将发生的十亿移民跨越国界，那些煽动仇恨的人会做什么。我们的民主将面临严重威胁。继续让气候危机给全球经济造成经济损失，现实吗？根据德勤公司(Deloitte)的数据，未来50年内，对气候变化的不作为将导致178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同期，气候行动将使全球经济规模增加43万亿美元。我们本可以抓住实现净零排放这个经济机遇。而错过这样的机遇，现实吗？一个与附近的硅谷特别相关的问题是：由于更强、更严重的气旋风暴和超级暴风雪造成供应链中断，半导体行业年收入损失将高达35%，这现实吗？让融资系统继续将整个非洲大陆完全排除在外，现实吗？非洲大陆是世界上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安装的太阳能电池板却比美国的佛罗里达还少。这是我们金融体系的耻辱。但是，非洲在建和准备开工的石油和天然气管道数量却是整个北美的三倍。这种体系下，继续维持现状是荒谬的。这怎么会是现实的？这公平吗？正义吗？为了保护化石燃料行业的利润，让我们的子孙后代陷入科学家警告的”人间地狱“，现实吗？事实证明，科学家50年前的预测完全正确。科学家现在警告，如果不迅速大幅减少燃烧化石燃料产生的废气排放，将会发生什么。过去的警告正确，难道我们不该更认真倾听他们现在的警告吗？听取已被证明正确的来源的建议，不现实吗？新出炉的所谓“气候现实主义”不过是变相的气候变化否定论。它假装一切正常，无视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这些所谓的“现实主义”从未对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结论提出任何可信的质疑。他们不作为，只说：“哦，解决这个问题是不现实的。” 如果凭主观愿望就能让问题消失，我倒是乐意看到。但那不会发生。残酷的现实是，化石燃料行业资金严重短缺。他们眼看着自己最大的两个市场逐渐萎缩：一个是电力，一个是运输。他们在能源市场上的份额正被可再生能源取代，因此他们非常恐慌。这也解释了他们为什么如此拼命利用其控制的政客去阻止有效的解决方案。当然，与控制排放相比，他们更擅长控制政客，他们在这方面已非常娴熟。他们是史上最资金庞大、最有势力的行业游说集团。与他们相比，大英帝国的东印度公司就像个卖爆米花的小贩。他们几乎就是全球霸王。无论是在我们称之为COP的缔约方会议上，还是在全球塑料公约的谈判中，他们都利用强大的资金和一贯的政治经济权力网络，阻止任何减排行动，也阻止减少塑料污染的努力。为什么？他们正在失去电力市场，因为去年全球新安装的发电设备中，93%是太阳能和风能的。电动汽车在大幅增长。他们说涨幅放缓了，但我们刚得到新的数据——美国的同比增长为18%，许多国家的增长速度比这快得多。因此，他们试图扩大第三个市场——他们告诉华尔街，他们将在未来35年内把塑料产量提高两倍，以弥补前两个市场预期的损失。对此，我们或许有话要说。这现实吗？我们已经发现——科学家说——一些海鸟因大脑中的塑料微粒而表现出类似阿尔海默症的症状，他们还发现，这种微粒会穿过人类的血脑屏障。而且在过去十年中，这种微粒的数量增加了一倍。我们真的想继续这样下去吗？这太疯狂了，但他们在这两个国际论坛上进行阻挠，在各国的审议中进行阻挠，在州和省，甚至在地方一级都进行阻挠。世界上任何地方，只要有人想通过立法或法规来减少使用化石燃料，他们就带着钱，带着游说者，带着被控制的政客，去竭力阻挠。而解决方案就是大家在旧金山气候周上所做的一切。我们必须站出来，改变这种状况。这也是他们大肆鼓吹贵得离谱、滑稽得不切实际的技术的原因，比如制造巨大的机械吸尘机，先把废气排入大气层，再吸回来。有一天这能成为现实吗？也许。但现在不能！差得太远了。他们把它当作个亮闪闪的东西，转移人们的注意力，说“看这里，看这里，这个好神奇，我们根本不需要停止烧化石燃料！我们可以继续烧更多的化石燃料，因为，看这个亮亮的东西。我们有了这台吸尘器。” 二氧化碳只占空气中分子的0.035%。用一个能源密集、荒谬、昂贵的方法过滤掉其他99.965%的分子？太荒唐了。事实上，可持续发展革命正在成为全球经济的引擎，具有工业革命的规模和影响，正以数字革命的速度发展。顺便说一句，在曾拥有能源自由市场的德克萨斯，去年新增发电量中，超过90%是太阳能和风能。那里的政客已经被控制了。他们在德州推动立法，从法律上要求任何太阳能和风能开发商，想获得开发可再生能源的许可，就必须先花时间和金钱开采更多的石油和天然气。这不是现实主义，是可悲。这是绝望的表现。他们不相信自由市场。他们只越来越依赖政客，他们叫政客跳，政客就跳；叫他们再跳，他们只问要跳多高。行动是绝望的解药因此，全球范围内，市场在发生转变。自《巴黎协定》签署以来，太阳能成本下降了76%，风能成本下降了66%，供电电池成本下降了87%。 2004年，Generation公司成立之初，全球一整年才安装一千兆瓦的太阳能发电设备，而现在，一天就安装这么多。不仅是可再生能源领域。我们看到，可持续发展革命正在席卷全球经济的其他领域，从交通运输到再生农业，到循环制造业，等等。因此，我们在这里为气候周拉开序幕，我们在地球日前夕聚集在一起，我们必须把这一刻当作发出行动号召之时。因此，我来这里不仅是为了回应摩根和埃文等人的邀请。我是来招募你们的。你们中许多人已在从事这项工作，但对于还没有加入的人，我是来招募你们的。我们需要你。现在是时候了，是采取紧急应对行动的时刻了，是总动员的时刻了。现在是审视企业、投资和公民参与的方方面面，确定你是否能为解决气候危机做出更大贡献的时候。我们很容易陷入自己版本的“气候现实主义”。有些人担心任务太艰巨，说个人作用太小，无法产生影响。有些人以此为借口：如果政府不采取行动，我们又能做什么呢？正如气候危机没有国界，政府和企业及全球经济重要参与者之间也没有职责划分。气候变化已经对你的生活和工作产生了影响，还将通过破坏供应链、增加风险、改变消费需求等方式对你产生更大的影响。这是我们必须动员起来保卫国家的时刻。请记住，对气候变化绝望的解药是气候行动。 60年代，琼·贝兹(Joan Baez)[注]正是在这座城市首次说出“行动是绝望的解药”(Action is the antidote to despair)。 [注]Joan Baez，美国歌手，词曲作者，社会活动家，其现代民谣题材包括抗议和社会正义。现在我们需要记住这句话。美国民权斗争中，当人们感到绝望时，马丁·路德·金指出如何克服那些会让你气馁、阻止你前进的东西。他说：如果你不能飞，那就跑；如果不能跑，那就走；如果不能走，那就爬。但无论如何，都要继续前行。这就是我们所处的境地。过去每一场以道德为基础的运动都有让倡导者感到绝望的时候。但当人们认识到，核心选择是对与错之间的选择时，在深远层次上，结局就已注定。因为教皇方济各提醒我们，我们是上帝创造的孩子。我们爱我们的家庭。我们致力于我们的社区。我们必须保护我们的未来。如果你怀疑人类是否有能力拿出足够的政治意愿来化解这场危机，请记住，政治意愿本身就是一种可再生资源。谢谢大家。 LaoShouTou ，赞10 *为方便手机阅读，编者进行了较多的断行处理。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5-17 00:00

拜登接受BBC专访五大要点：以为出让领土就能让普京止步是愚蠢，特朗普执政百日没什么值得庆祝

—指的是欧洲盟国在20世纪30年代允许希特勒吞并捷克斯洛伐克，以试图避免欧洲战争的失败政策。他谈到俄罗斯总统普京时表示：“我实在不明白人们怎么会觉得，如果我们允许一个独裁者、一个暴徒决定吞并大量不属于他的土地，他就会满足。我实在无法理解。” 虽然拜登多次声称，如果美国及其盟国不支持乌克兰，俄军将驶入中欧，但这一说法难以证实。不过他坚信，普京带来的威胁足以做出这样的类比。拜登还表示，如果美国允许一项偏向俄罗斯的和平协议，普京周边的国家将面临来自莫斯科在经济、军事和政治上的压力。换句话说，美国对欧洲盟友的承诺将变得不可信，也削弱了威慑力。美欧联盟面临风险在拜登任内，美国促成北约接纳芬兰和瑞典，这是他任期内的标志性外交成果之一。如今，他表示，特朗普正在背弃美国的欧洲盟友，并威胁到北约及其共同防御协议的根基，并认为现在对民主的威胁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大。拜登称北约可能解体的想法是“严重的担忧”。他警告称，美国的盟友已经开始质疑美国的领导地位。 “如果那真的发生了，我认为将改变世界的现代历史，”他说，“我们不是唯一不可替代的国家，但我们是唯一有能力将各方团结起来领导世界的国家。” 特朗普圈子认为，美国应该采取更克制的姿态，更关注地区自给自足，而非全球安全。这些人认为冷战后美国的主导地位只是历史上的一个例外。而在那个美国主导时代中成长的拜登则持不同看法。格陵兰、加拿大和巴拿马运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采访中，拜登表现出与大多数现代美国总统类似的风格。他用“自由、民主、机会”等词形容美国的价值观。但在拜登看来，这些原则还包括对长期盟友的基本礼貌。他表示，特朗普在2月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白宫会面最终演变成争吵，这种行为“有失美国体面”。他还批评特朗普提出吞并加拿大、格陵兰岛和重新掌控巴拿马运河的设想，“不是我们该有的样子”。 “哪个总统会这样说话？这不是我们该有的样子。我们主张的是自由、民主、机会，而不是掠夺，”他说。对特朗普执政百日的冷淡回应当被问及特朗普第二任期前100天的表现时——这段时期包括扩大总统权力的强硬举措——拜登表示他会“让历史去评判”，但“我没看到什么值得庆祝的”。这种说法在民主党内部温和派可能还能接受，但对于希望更强烈抵制特朗普议程的基层民主党人而言，可能显得过于软弱。拜登表示，他不认为特朗普能够绕过法院或破坏国会权力，部分原因在于共和党人“正在意识到特朗普的真面目”。 “我不认为他会在这方面成功，”他说。拜登一直认为共和党的成员终将转而反对他。早在2019年，他就预测一旦特朗普下台，共和党人将出现“觉醒”，从而开启新的两党合作时代。但2024年的现实显然与他的预期相去甚远。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5-08 00:00

中俄大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并与普京会谈

2700万人，但将纳粹军队赶回了柏林，希特勒在那里自杀，红色的苏联胜利旗帜于1945年在国会大厦升起。预计其他几位国家领导人也将出席庆祝活动，其中包括巴西总统、塞尔维亚总统以及斯洛伐克总理。普京提议在5月9日庆祝活动前后与乌克兰停火三天，该节日是俄罗斯最重要的节日之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Volodymyr Zelenskiy)回应莫斯科提出的三天停火提议时表示，只要停火期为30天，他就愿意。普京此前已排除了短期停火的可能性，并表示他希望达成长期解决方案，而不是短暂的停火。泽连斯基表示，鉴于与俄罗斯的战争仍在继续，乌克兰无法保证任何前往莫斯科参加5月9日传统胜利游行的外国政要的安全。泽连斯基最近几周加大了对中国的批评力度，称中国正在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和火药。俄罗斯国家通讯社俄罗斯新闻社援引普京在周日播出的一部纪念普京就任俄罗斯总统25周年的纪录片中的话说，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具有真正的战略性质，根深蒂固”。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今年2月透露，中俄领导人将互访，共同纪念二战结束。他说，普京也将于8月底和9月初访问中国，以纪念二战结束暨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

tqttier05-05 09:32

卢比奥大骂德国将选择党列为极端势力是“伪装的暴政”，德外交部回复：这就是民主

教训是，必须阻止极右翼势力。” 这是指希特勒的纳粹党及大屠杀。万斯在选举前九天于慕尼黑会见魏德尔，并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表演讲，表达对德国选择党的支持。他表示，“官僚”正在试图摧毁这个政党。 “西方曾一同推倒柏林墙。如今它又被重建——不是苏联或俄罗斯建的，而是德国建制派建的。”他在X上写道。这一新认定再次引发对德国选择党禁令的呼声。目前，联邦议会下周将投票确认保守派领袖梅尔茨为总理，他将与中左翼的社会民主党组成联合政府。预计将出任副总理和财政部长的社民党领袖克林贝尔表示，尽管不会仓促决定，政府将认真考虑取缔德国选择党。 “他们想要一个不同的国家，他们想要摧毁我们的民主。我们必须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件事。”他对《图片报》说。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5-04 00:00

这届美国政府正在乱抓人

当初的《排华法案》就是这样出炉的，当初希特勒将犹太人作为替罪羊也是同样的原因。稍稍有点历史知识都会警觉。如果到现在还没有意识到什么是威胁所在，那才是大问题！我们要有恐惧感，知道有可能发生什么。但我们更需要行动，去阻止最坏的可能。做任何自己可能做的事情抵制这个政府对民主机制的破坏，哪怕只是去参加一个游行抗议都是贡献。从喊一声口号，捐一分钱做起，就是个良好的开端。参考资料 https://www.nytimes.com/2025/04/16/us/tattoos-gangs-tren-de-aragua-immigration.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25/04/23/us/politics/trump-immigrants-trials-deportation.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25/04/25/us/politics/trump-migrants-due-process.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25/04/15/world/americas/trump-migrants-deportations.html https://www.cbsnews.com/news/what-records-show-about-migrants-sent-to-salvadoran-prison-60-minutes-transcript/ https://www.cbc.ca/news/world/trump-democracy-report-1.7486317 https://www.newsweek.com/merwil-gutierrez-ice-wrong-teen-el-salvador-2059783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5-02 00:00

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将特朗普政府治下的美国比作纳粹德国

”，以实现类似于20世纪30至40年代希特勒纳粹党的全面目标。戈尔对大约150名气候倡导者和政策制定者说：“我非常清楚，为什么把希特勒的第三帝国与任何其他运动相提并论是错误的。那是一种独一无二的邪恶，完全没法比。但我也明白，我们必须从那种逐渐显现的邪恶中汲取重要教训。” 民主党党内多位重量级人物和前领导人近几周加大了对特朗普政府的抨击力度。前总统奥巴马最近在一次演讲中表示，他“对联邦政府威胁大学必须交出行使言论自由权利的学生的做法深感担忧”，他还说，在特朗普治下，美国的价值观已经受到侵蚀。前副总统哈里斯指责特朗普政府采取违宪行为，称他们正在制造“恐惧感”。前国务卿希拉里在《纽约时报》的客座文章中写道，特朗普在“浪费美国的实力，威胁国家安全”。当前任政府高官频频发声之时，民主党现任官员正在重新调整他们对白宫的日常应对策略。戈尔援引德国哲学家在二战后对第三帝国的“道德解剖”。他说：“是哈贝马斯的导师特奥多·阿多诺写下了这段话，‘这个国家堕入地狱的第一步是……将所有关于真理的问题转化为权力的问题。’” 戈尔继续说，“他描述了纳粹是如何‘攻击真假之间的根本区分’……特朗普政府正在坚持试图创造他们自己偏好的现实版本。” 戈尔2006年关于全球变暖的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曾获得奥斯卡奖。他在这次演讲中也列举了特朗普有关气候变化和能源技术的一系列说法，批评其正在推翻前几届民主党政府的气候政策。他说：“他们说气候危机是中国人编出来毁掉美国制造业的骗局。他们说煤炭是清洁的。他们说风力涡轮机会致癌。他们说海平面上升只是带来了更多海滨地产。” 戈尔还在长达25分钟的演讲中引用了马丁·路德·金和已故的教皇方济各的话，大部分内容都是在鼓励听众继续推动气候变化行动。他说：“我们已经看到，民粹主义的威权领导人如何把移民当作替罪羊，煽动仇外情绪来推动他们掌权。而这整件事的核心，就是权力的追逐。我们的宪法是我们开国者制定的，目的是要保护我们免受一个像特朗普这样的威胁。”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4-23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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