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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值得投资吗？实际上美股例外是华丽七雄例外，欧股的机会可能已经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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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不过，很多人过于关注自2010年希腊危机以来的惨淡回报，忽略了曾经欧洲也是一种可行的投资选择。一个令人警惕的数据是，自2010年以来，标普500指数上涨超过500%，而欧洲股市涨幅不到150%。但别忘了，在此前的15年里，从1995年起，标普500的涨幅仅为130%，而欧洲股市上涨了220%。关键问题是：在过去十五年中，究竟发生了什么，让投资者开始相信美国的“特殊优势”——而这种趋势是否可能逆转？最简单的解释是所谓“华丽七雄”的崛起，这代表了美国在新兴科技领域的全球主导地位。原本美国市值最大的七家公司——Alphabet、亚马逊、苹果、Meta、微软、英伟达和特斯拉（后来被芯片制造商博通取代）——在研发方面投入巨大，并且如今主导着多个高利润的新兴行业。到去年年底，这七家公司的总市值已超过所有欧洲上市公司的总和（数据来源为LSEG Datastream）。研发支出是未来盈利能力的重要预测指标。根据瑞银HOLT研究主管米歇尔·勒纳的数据，去年华丽七雄（以博通取代特斯拉）在研发上的总支出首次超过所有欧洲上市公司总和。结果就是，美国企业在研发上的投入，从2007年比欧洲多1.3倍，增长到去年的3倍。他说：“这对欧洲来说是一个警醒，因为有大量证据显示，研发支出通常会形成进入壁垒，从而长期支撑更高的投资回报和增长。” 欧洲在新兴科技方面的落后，也导致大型美国公司的利润率远高于欧洲大型公司。但在中小型企业中，利润率差距并不明显。如果去除对大型企业的偏重，而是对标普500成分股平均加权（而不是按照市值加权），从2021年底到去年11月美国大选期间，美国和欧洲的回报率基本持平。问题并非在于“美国例外”，而是“华丽七雄例外”。不过，差距并非全是因为科技巨头。自从2010年代初货币危机以来，欧洲经济一直低迷，再加上僵化的劳动法，以及部分国家的政治压力，使得企业在削减产能方面行动迟缓。结果就是，工厂和其他资产的使用强度较低，使得美国在投资回报率方面的优势，远不止利润率差距那么简单。从2017年起，美国估值的大幅上升进一步加剧了这些差异，而欧洲并未出现类似趋势。再次强调，这主要是因为最大市值的公司；美国中小企业的估值虽然高于欧洲，但与过去相比并没有变化。那么，再回到发生了哪些变化的问题。在研发方面，迹象表明，欧洲各国政府已经意识到存在问题，但尚未采取实际行动。不过，至少他们已经承认，在研发投入以及过度监管带来的僵化影响方面确实存在问题。在经济层面，自欧元危机以来，欧洲首次决定放开政府支出。德国正在带头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国防和基础设施，这应有助于推动其经济复苏，也有助于提升企业的产能利用率和利润。欧洲央行也在降息，不过以色列袭击伊朗后能源成本上升，可能会让其谨慎行事。摩根士丹利投资管理公司投资组合解决方案部门首席投资官吉姆·卡伦表示：“正在发生一次轮动。欧洲有货币政策刺激，也有财政政策刺激，还有汇率带来的顺风。” 投资者所面临的权衡是：美国最大的公司更具创新性、盈利能力更强，但估值也高得多；而欧洲公司虽然缺乏吸引力，但估值低，又有政策刺激，对于那些希望降低对美国高集中度持仓的投资者也更具吸引力。只要欧洲能够稍微缩小与美国的表现差距，就会再次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投资选择。（华尔街日报)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昨天00:00
伊朗怒了：动刀霍尔木兹海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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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先先“跑路”到了希腊躲避袭击，并关闭了全球所有使馆。从这个维度看，以色列方面都不太认为伊朗报复仅限于此。当然，对全球金融市场影响非常大的还有这一条——6月14日，伊朗议会安全委员会成员科萨里表示，伊朗正在认真考虑是否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来源：百度地图倘若伊朗真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全球石油市场会有怎样的爆发力？要知道，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石油运输咽喉，每日超2000万桶原油（占全球海运石油贸易的30%）和20%的液化天然气通过该海峡。其中，沙特、卡塔尔、巴林等海湾国家，其90%的石油出口依赖该通道。一旦封锁，虽然沙特可通过东西输油管道部分替代，但伊拉克、科威特等国无替代路线，实际缺口仍达1000万桶/日以上，加之运输成本与保险费用激增，油价很可能会一飞冲天。摩根大通预测，若海峡完全关闭，油价或飙升至120-130美元/桶，极端情况下达150美元。此外，伊拉克副总理兼外长侯赛因则预测，这将导致石油价格可能会上涨到每桶200-300美元。目前，伊朗处于口头威胁，但实际上想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面临重重阻力。以史为鉴，在第二次石油危机期间（1979-1981年），伊朗和伊拉克的石油双双大停产，也没有封锁海峡。在两伊战争期间（1980-1988），伊朗对波斯湾油轮发动袭击，并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导致多艘油轮受损。最近的一次，2011-2012年，因美欧对伊朗石油禁运，伊朗多次举行军演并威胁封锁海峡，导致油价大幅上涨，但也未实际封锁。从逻辑上讲，封锁海峡对伊朗十分不利。在内部，伊朗80%的石油出口和70%的民生物资进口依赖该海峡，一旦封锁，将让自己的经济雪上加霜。在外部，这条海峡并非伊朗能完全掌控，而是牵扯了大部分中东产油国，一旦封锁将遭到这些国家的强烈反制。美国压力也会很大，因为特朗普一直想要降息稳经济、稳国债利息支出，油价飙涨了，通胀上来了，一切都会化为泡影，对伊朗也会有巨大压力。因此，伊朗单方面警告封锁，多有威胁之义，落实封锁概率较低，全齐油市可能暂时不会认真交易这一重大潜在风险。总体来看，以伊冲突难以在短时间结束，中东地缘政治风险反而有进一步上升的风险，油价大概率是易涨难跌。但中期维度，OPEC+增产计划、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对油市存潜在利空，但不是目前交易的重点。 02 最近几年，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剧烈。 2020年4月，油价受新冠疫情冲击一度打到负数，而后又持续攀升至2022年的130美元上方，后高位波折下跌。在今年美国对等关税冲击之下，油价一度下探至55美元。油价上蹿下跳，但国内优秀石油企业逆势爆发。尤其是中国海油曾在2022—2024年7月期间大幅上涨300%，之后才迎来一波调整。 2021—2022年，中国海油因石油开采业务量价齐升，归母净利润分别大增182%、102%。但2023年以来，业绩受到油价疲软冲击，并未延续高增态势。但对比其余“两桶油”，中国海油盈利能力明显偏强。截止2025年一季度末，公司销售毛利率为53.6%，远超中国石油的22.6%、中国石化的15.5%。再看净利率，中国海油为32.8%，其余两家分别为6.3%、1.9%。 “三桶油”盈利能力悬殊之大，主要源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石油有大量下游炼油及化工业务，2024年油气开采业务占比约为30—50%。中国石化更低，占比不足10%，但中国海油占比高达85%以上。要知道，石油产业链越靠上游越赚钱，比如开采石油进行销售，毛利率最高，而下游炼油、化工等业务毛利率水平很低。因此，油气业务占比最低的中国石化，盈利能力最差。另一方面，中国海油开采成本优势较为明显。 2024年，中国海油全年桶油主要成本28.5美元/桶，同比下降1.1%，较十年前累计下降超过40%，而中国石油、中国石化成本大致在40美元左右。中国海油这一成本可以打平部分OPEC产油国，位于全球成本曲线的35%分位，比雪孚龙、埃克森美孚、西方石油、壳牌等全球石油巨头都要低。这得益于新技术应用与资源结构优化，使其作业费、折旧/折耗和摊销费用保持下降趋势，进而导致整体开采成本保持较好优势。这也是最近两年油价波折下滑，而中国海油毛利率水平却能保持上行的重要原因。除价格维度外，中国海油还有油气销量持续增长的预期。 2024年，中国海油石油净产量为726.8百万桶，同比增长7.2%，连续六年刷新历史记录。全年销量为712.3百万桶，同比增长9%，对冲了油价下跌。2025年，公司石油产量目标为760至780百万桶，较2024年增长4.6%—7.3%。另外，我们可以通过资本开支来推测油气产销量长期趋势。2016年，该公司资本开支不足500亿元，到2024年已经攀升至1233.6亿元，保持每年扩张态势，而中国石化资本开支持续萎缩。这些资本开支主要用于油气勘探与开发，公司储量持续增长（2024年为72.7亿桶，再创历史新高），寿命保持在10年。这一数据也奠定了中国海油未来销量持续增长具备基础。综上看，中国海油成本下降明显，不管是国际油价处于景气、或不景气周期，盈利水平都维持较高水平，且产销量不断抬升，业绩成长性较好，为“三桶油”中最强。当然，除中国海油外，港A两市还有大量油气公司，可以重点挖掘具备技术优势、海外市场突破或困境反转的企业。 03 如果接下来中东局势继续升温，油价保持上行趋势的话，那么港A两市油气板块将迎来景气共振，尤其是市值较小的油气股弹性可能会更好，大市值油气股也会上涨，但强度会很弱。如果伊朗接下来继续认“怂”妥协，那么前几日大涨油价有回落风险。最新消息是，伊朗已联系阿曼和卡塔尔，请求两国在美国与伊朗之间进行斡旋，以阻止以色列持续的空袭并重启核谈判。若继续朝着这个方向走，那么油气板块难以形成共振。但中国海油为首的龙头，可能会是更好选择。一方面，因成本持续下降，业绩受到油价扰动影响相对较小。另一方面，公司分红率高，具备一定红利属性，而目前大市整体风险偏好收敛，红利龙头反而备受追捧。伊以冲突是持久战，还是伊朗嘴炮认怂，不了了之，还需要多观察一段时间。但不管怎样，油气板块值得一看，同时留意潜在风险。（全文完）
格隆汇06-15 19:27
8个月前的这场对谈，已经把今天的美国讲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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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的很多话，其实早在2500年前的古希腊人就已经预见到了。但其中有一个例外，那就是社交媒体。机器——尽管古希腊人也曾讨论过机器——但今天的机器能让人更难以与他人建立真实的联系。无论是古希腊人、瑞士人，还是新英格兰的民主模式，它们最终都依赖于一种本地层面的对话能力。如果你无法进行地方性对话，那你同样也无法进行全国性的对话。而机器，社交媒体，正是阻碍我们进行本地对话的元凶。这种现象在全世界都存在，是一种国际性的因素。如果你要追溯民主开始崩塌的时间点，2010年是一个不错的参考——那是社交媒体全面接管互联网的开始。三、第三个因素在某些地方更重要，在其他地方则不然，那就是财富不平等。当财富不平等达到《泰坦尼克号》般的程度，如美国所见，甚至有些国家如俄罗斯的财富不平等更为严重，这为我们提供了这些问题可能发展的例子。如果财富不平等过于严重，最终那些少数寡头将控制国家。然后你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当然，寡头们会反对民主，这是他们永远不会改变的。四、但还有另一件事，这也是我的最后一点，那就是我们并不孤立生活。我们生活在一个这样的世界里：那些在国内面临抵抗的独裁者们希望在所有其他地方也反民主。所以，如果你想知道美国反民主的候选人是谁，你只需要知道习支持谁，普京支持谁，对吧？因为从这些独裁者的角度来看，任何地方的民主都是他们的问题。他们想要一个没有民主的世界，而这就是问题的答案之一：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我们都不是一座孤岛，我们不是一个城市，我们不是孤军奋战。世界上存在着一些势力，正在此刻与我们的民主作对。脆弱的历史时刻马什：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你知道，历史上存在着一种著名的分歧，即一些人认为历史是由社会力量推动的，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历史是由伟人主导的。我一直认为你的作品并不属于伟人史观。比如《血土地带》(Bloodlands)一书，它对特定地区进行了极其具体和地方化的研究，并通过大量档案工作揭示了历史的细枝末节。我好奇的是，如今我们不幸生活在历史之中，你是否重新考虑过这一点？你认为民主面临的威胁是源于公众的冷漠？还是说领导者对民主的影响更大？实际掌权者是谁，他们做出的决策，对民主的影响有多大？斯奈德：嗯，让我尝试调和这两种观点，因为在我看来，历史学家既应该关注宏大的历史力量，也应该关注个体及其特殊性。那些成就伟业或制造灾难的个人，往往是能够在某种程度上理解时代，并从中提取出某些东西的人。拿希特勒来说吧，人们很容易把他看作一个可怕的个体、一个疯子，仿佛他不小心闯入了历史舞台，然后把一切毁掉了。但正如像朱利安祖父这样的幸存者可以告诉你的，事实并非如此。事情是一点一点变化的，从一天到一周到一个月。是有过程、有阶段的。而这些变化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像希特勒这样的人，不仅了解他的人民，还理解那个时代的特定历史时刻。希特勒明白人们害怕我们今天称之为“全球化”的东西。他也明白，人们很容易被一些关于全球化的阴谋论所吸引。他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提出了他自己的阴谋论。而阴谋论总是危险的。他的版本非常明确——犹太人被置于绝对核心的位置。希特勒还懂得如何把经济不安全感，从“共同繁荣”的理念，转化为“我们”对抗“他们”的政治叙事。因此，希特勒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他以一种特定的方式理解了那个时代——当然，这并不是唯一可能的理解方式。在1920年代和30年代，德国本来完全有可能选择另一条道路。例如采用某些希特勒所拒绝的技术手段，也完全可能在不靠庞大的军事预算、更不用诉诸战争的前提下，从大萧条中复苏。如果德国在那个时期作出了不同的选择，那么历史上那些惨剧可能就不会发生；而德国可能会主导整个20世纪。但事实不是这样。因为某个特定的人抓住了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机，并以某种方式对其加以解读并加以利用。这就是我认为我们必须高度警惕的事情。我们现在所处的也是一个历史时刻，而这个时刻充满了各种脆弱性，其中一些和一个世纪前的脆弱性极为相似。人们害怕全球化，害怕世界的快速变化。有一些技巧娴熟的政治人物用阴谋论来解释这些变化。人们的不安和对未来的恐惧，也可以被转化为“我们”对抗“他们”的政治逻辑。因此，我们必须警惕那些善于操纵的政客，那些所谓的“伟大人物”——他们身处时代之中，但能够以某种特定方式引导这个时代。而一旦这个时代被引导过头了，一旦拨动的那根弦被拨到某个临界点，想再回头就会变得极其困难。不要低估川普马什：你知道，通常在这种讨论中，我们尽量避免党派之争，但我还是得问你。就在那天，唐纳德·川普说，“我需要希特勒手下的那种将军。” 你能告诉我这对他意味着什么，以及作为历史学家，你对此有何看法？斯奈德：那我来谈谈我对唐纳德·川普的看法吧。我是这么想的——让我换个方式开始。 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确实有一些政治人物，他们非常有才华、也非常聪明，但这种聪明并不是人们所熟悉的那种。他们常常被像我这样的人、像你这样的人所轻视，被学者、记者、知识阶层所低估。他们常被受过教育的人忽略，因为他们的才华、魅力和智慧呈现的方式与传统不同——体现在极强的组织能力和演说天赋上，尽管这些能力形式非常规，但却非常有效。正是由于对这些20年代和30年代的政治人物的低估，才导致了一系列可怕的后果。正因为这个原因，同时也是出于保持客观的努力，我一直尽力不去低估川普先生。川普显然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具备一套独特的技能，本质上是戏剧性的表达能力。这套能力在当今社交媒体时代尤其契合。他的确拥有某种魅力——不是对所有人都有效，但对某些人却极具吸引力。所以当你问我川普算不算一个“历史学家”的时候，就好像你给我抛了个软球，等着我说“他根本不懂历史”。但我不这么看。我认为，川普对历史有他自己的直觉。当然，说他的家族来自德国，他的一些亲戚曾在纳粹军队（Wehrmacht）服役，这种说法太容易了、太表面了。我认为，更关键的是川普对某些历史现象有一种直觉的把握。所以，当他说想要希特勒手下的那种将军时，我认为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这不是值得嘲笑的事。这并不是说他不理解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恰恰相反，我认为他确实理解那个时代。他可能不懂我要讲的那些技术细节，但他抓住了整体图景——尽管他可能一个将军的名字都叫不上来。他真正把握到的一点，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即那些将军不受法律约束，他们对领袖个人效忠（我用这个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那么现在让我来说说这个“技术细节”，因为这对我们现行制度及其可能的变化意义重大。一、所谓“希特勒手下的那种将军”，意味着这样一件事：1934年8月，希特勒成功让德国的将军、军官乃至整个军队发誓效忠于他本人。在那之前，魏玛共和国（当时已经在衰败中）的武装力量宣誓的是对宪法的忠诚。这一点应该听起来很熟悉，因为今天的美国军队也是这样做的。而希特勒做出的改变，是让他们改为向他个人宣誓效忠。这种改变的重要性可能一开始并不明显，所以我必须强调：这是一种巨大的转变。你也许还记得，朱利安刚才提到的对大屠S的记忆尤其能说明问题—— 在1945年，当德国军官们说“我只是奉命行事”时，他们的意思并不仅仅是“我在听命于上级”。他们的潜台词是：我已经不再受宪法约束，我超越了法律，因为我向希特勒本人宣誓效忠。如果希特勒下令，我就执行，没有任何法律能阻止我。所以，当一个人向某位领袖发誓个人效忠时，就意味着他已不再受法律约束。二、而这正是关键点的第二层意义：整个社会将因此被改变。如果军队——也就是掌握武器的人——不再受法律约束，那对社会上其他人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法治对任何人都不再真正适用。只要领袖下令，军队就会执行，他们的行为在新的“秩序”中就是“对的”，因为他们已发誓效忠于这个领袖。因此，宪法制度——任何宪政体制——都无法承受这样的变化，它无法在“希特勒手下的那种将军”存在的条件下生存。这就引出了第三点。三、我一直努力避免使用“元首”(Führer)这个词。但我们说的这个词——“领袖”——是我们用来指称纳粹德国领导人的那个词。这个词真正成为政治现实的时刻，就是在1934年8月。那时，希特勒不再只是德国的总理(Chancellor)，而是成为一个超越法律、超越政府、超越任何约束的人——成为“德国人民的领袖”(Der Führer des deutschen Volkes)。这个转变发生的关键节点，正是将军们发誓效忠的那一刻。所以当川普说他想要“希特勒手下的那种将军”时，他的真正意思是：他希望能够拥有那种形式的权力转变。而在我看来，他的理解是正确的。我不会说他是个糟糕的历史学家。我会说，他理解了1934年8月所发生的事，并且，他希望那样的事情在这里（美国）也能发生。民主崩溃的过程马什：所以，你知道，这显然是民主崩溃的一个时刻，即向个人宣誓效忠。也许因为你研究过这么多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情境，那么民主崩溃的其他迹象是什么？在民主崩溃的过程中，还有哪些其他关键时刻需要关注？斯奈德：这可以从很多角度来回答。一、其中一个我们已经从不同方式谈到过了，那就是把民主当作理所当然的事物，就像天气一样，似乎它自然而然地就会存在。这是一种信号，也是一种危险。它往往和对民主的怀疑并存。把民主视为天经地义的事物，常常也会和对民主制度的一种“青春期式的反叛”相伴随——比如说，这个制度有缺陷，这不是真正的民主，因此，专Z也许不会更糟。这是“青春版”的看法。而“成熟版”的看法可能是：民主就是世界本来的样子，它不会真正改变。不幸的是，这两种心态在当今美国都广泛存在。二、另一个民主陷入困境的信号，也是我们提到过的，就是进行对话变得困难。而这就关系到“真相”的重要性。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价值观，对吧？你和我有不同的价值观，你和你的邻居——无论是谁，如果是你的配偶，尤其是你的配偶——你们也有不同的价值观。这很正常，这其实是好事，这本来就是应该如此的。如果我们彼此价值观不同，反而可以通过协商达成共识，一起去做点什么。比如，你和邻居关心水污染的理由可能不同，但你们都想解决水污染的问题。但是，如果你不同意是否存在水污染，或者如果你不同意是否存在全球变暖，如果你不同意基本事实，那么就无法达成地方共识。如果没有地方共识，就不可能有民主，因为这开始显得毫无意义。如果我们无法在地方层面共同行动，那么我们就会开始质疑整个国家层面的民主项目究竟有什么意义？因此，对话的困难，再加上对事实的瓦解，构成了另一个严重的问题。这种情况在法西斯和共产主义掌权接管民主制度时都曾出现过——那些想要摧毁民主制度的人，总是利用民主制度本身的不完美。民主从来都不是完美无缺的，这些人正是利用了它的“漏洞”——比如新闻媒体的脆弱性。他们会攻击媒体，说记者是“人民的敌人”；他们会利用言论自由作为借口来污蔑、攻击反对者。他们还会努力将公共媒体转化为自己的宣传平台。最终的目的，是用宣传来压倒我们所有人的沟通能力，使我们愤怒，让我们彼此敌视。三、在政治领导层面，还有一个稍微技术性的问题，是史蒂文·列维茨基(Steve Levitsky)和丹尼尔·齐布拉特(Daniel Ziblatt)在其著作《民主如何死亡》(How Democracies Die)中阐述得非常清楚的，那就是关于“规范”(norms)的作用。我自己是个家长，所以经常想到这个类比。你可以试图通过制定规则来教养孩子——我确实这么做，我常常制定规则，我喜欢把规则写在白板上。但归根结底，你无法用立法的方式来“规定童年”——你可以有规则，但还有更基础的东西（规范），那就是“遵守规则”本身也是一种规范。当我们在政治精英层面看到民主危机时，往往就是这些本该被默认遵守的规范正在被破坏，或者人们开始寻找绕开规则的理由——而绕开规则的方法，恰恰就是破坏规范。在选举期间，这种现象尤其令人担忧，因为你不可能为选举过程的每一秒钟都立下明确的法律规定。在某个节点上，你必须依赖人们的“善意”。一旦善意不复存在，问题就变得非常严重。亿万富豪与“言论自由” 最后一个我已经提到过的问题，我们再说一下，那就是不平等。如果财富过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是一个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代就被注意到的问题，此后历代思想家也都反复强调过。美国开国元勋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几乎每一位对民主有深刻见解的人，不论我们把他看作是左派还是保守派，都意识到这个问题：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注意到了，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注意到了，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也注意到了。马克·吐温(Mark Twain)和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也都指出过这个问题。如果你让太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那么这些人就会控制太多的言论空间、太多的话语权、太多的媒体平台。在这种情况下，正常的民主对话就会变得非常困难，因为某一个人（比如一个拥有大型媒体平台或社交平台的人）可能最终决定了我们全社会在谈论什么。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也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我之前说过，古希腊人无法预见社交媒体的出现，但他们确实预见了财富阶层通过宣传使民主变得困难的情形。他们对这一点的担忧是有道理的，而这正是我们今天也必须警惕的一个信号。马什：当然，我认为，这确实引出了我们对当下局势理解中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就像你说的，民主制度的瓦解——如果从2010年开始描绘这个过程，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社交媒体的崛起与如今被污染的信息网络之间的平行关系，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政治现象。但另一方面，这种情况过去也发生过。比如1930年代纳粹控制下的德国新闻媒体，还有收音机的出现与法西斯主义的兴起。甚至在更早以前，英国内战时期传单(pamphlets)文化的兴起，以及这种文化在整个欧洲范围内被压制的情况。我是说，这是否其实是言论自由内在的某种特质？也就是说，它在某种意义上会“吞噬”自身：一旦信息爆炸到不可控制的程度，社会就会因此发生分裂。斯奈德：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观点，我想就此说两点，内容截然不同。首先，我想从你提到技术的地方接着说下去，因为斯蒂芬（马什）说得完全正确，非常值得我们深思。一、我不会把这个问题简单归结为“言论自由”，而是更倾向于认为这是“媒体技术的变革”所导致的。比如印刷术的发明——现在，我虽然看不到你们的样子，但我能看到我那本书的封面，因为它是白色的，会反射你们身上的紫外光。所以你们都拿着书，这很好。我想我们大概都是认为书籍是积极事物的人，认为阅读和拥有书籍是好事。但正如斯蒂芬所暗示的那样，印刷术的出现在最初的150年间其实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它是欧洲宗教战争的主要诱因之一，而那场战争造成了大约三分之一的欧洲人口死亡。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印刷术让信息的传播速度远远超出了当时人们的承受能力；同时，它也让人们能够更轻易地抄袭、诽谤、拼贴。某种意义上，印刷术可以说是社交媒体的先驱。但它也给出了解决问题的线索：当你有了新技术之后，你就必须制定新的规范、惯例和法律。例如版权制度——听起来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无聊的东西——其实正是使书籍成为可能的基础。如果没有版权，我就不能写书或出版。版权制度使得书籍得以存在。而关于抄袭的法律，则让我们所谓的“言论自由”能够真正运作起来。二、所以每当技术发生变革，我们就必须重新思考“言论自由”的含义。这也引出了我的第二点：即使我们在技术层面讨论言论自由，归根结底，它并不是关于技术，而是关于“人”。追溯到古希腊，人类对言论自由的探讨有着悠久而深厚的传统。那么我们为什么需要言论自由呢？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在美国，我们似乎已经到了一个极端——当然不是你们在座的各位，你们是友善、理性、深思熟虑的人——但总体而言，美国人往往倾向于说出一些他们知道具有冒犯性、甚至是虚假的言论，然后再说一句“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好像言论自由本身就能为这些言论披上一层荣耀的外衣。我们已经陷入了这样的误区。同时，在技术层面，我们也陷入了另一个误区——当一个拥有社交平台的亿万富翁想要大规模传播谎言时，他也会打出“言论自由”的旗号。这表明我们对言论自由的理解已经严重偏离了原本的轨道。因为，不管伊隆·马斯克是将一个谎言传播五千万亿次还是五千五百万亿次，这都不是言论自由的真正意义。言论自由从来都不是关于有钱人、强者的，它从来都是关于弱者的。我们之所以捍卫言论自由，是因为“向权力说真话”本身就是危险的。言论自由是关于“人”的，是关于“最不幸的那群人”的。这才是言论自由的核心。但我们已经被搞得头脑混乱，以为言论自由是关于算法、关于那些背后根本没有人操控的机制。但其实，言论自由永远是关于一个具体的人，以及当你说出真相时你所承担的具体风险——身体伤害，甚至生命危险。我们在这个国家真正需要思考的是：我们该如何培养“自由的说话者”。你不需要担心有钱人和有权人，他们的言论自由权利自然会受到宪法保护，他们根本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焦点。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每个人都足够了解信息了吗？我们足够有信心、有安全保障去表达自己了吗？很显然，答案是否定的。而且不仅是对少数族裔或其他处境危险的人群而言，很多中西部的县，我最近拜访过，人们连在院子里插一个支持哪位候选人的标牌都不敢，因为他们害怕遭受人身攻击。这，就是我们目前面对的言论自由问题所在。美国宪法的问题马什：你知道吗，我在想，不知道你有没有像我在这个对谈系列中遇到的很多知识分子那样，去思考美国的建国，思考它的起点。你刚才提到了传单和印刷文化的起源，这很有意思，因为他们当时也正是传单写作者，对吧？某种程度上，他们就是最早的那批“传单叛军”(pamphleteer rebels)。也许我会这么说是因为我是加拿大人，所以我能更有距离感地看这个问题。但我想知道，作为一个历史学者，你是否觉得美国如今所陷入的困境，其实早在当初就已经埋下了种子。比如乔治·华盛顿的告别演说——对我来说，那简直就是在描述今天的美国，只不过是240年前说出来的。你会不会觉得，那些光辉岁月里种下的一些“种子”，现在已经开始发芽燃烧、变成火苗了？又或者说，正是这个国家的美丽与建国理想本身，正在制造它如今所面临的危机？我觉得美国最不同凡响的一件事是：它至今仍处在自己的“第一共和国”当中。你看，法国都已经是第五共和国了。我们加拿大写宪法是1982年，对吧？而你们至今还在使用18世纪写下的宪法。你觉得，美国如今的问题，是不是也部分源于此？斯奈德：是的，法国是第五共和国，但谁在乎呢？马什：说不定等这次对话结束，他们都到第七个了。斯奈德：这里有一个非常讽刺的现象。我是美国人，也是历史学家，但我并不是“美国史学家”，你懂我的意思吧——我是研究欧洲历史的。但从欧洲的角度来看，美国宪政史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反讽之处：当我们有机会影响其他国家的宪法设计时，我们会允许出现、甚至鼓励一些在我们自己宪法中并不存在的内容。举个例子：二战后，欧洲新产生的宪法中包含了许多美国人并不享有的权利。尤其是，这些宪法往往围绕着政府向人民提供服务来进行设计，而这恰恰是美国人常常质疑的部分。二战之后，面对法西斯主义带来的摧残，欧洲各国在宪法设计中大力强调福利国家的理念，其核心目标正是构建一个让人们真正感到自由的社会。所以我这里在思考一个非常具体的宪法设计时刻。我想表达的，其实是一个相对乐观的观点：是的，我们的建国文件确实有些古老、复杂，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人本身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20世纪40年代，甚至更早在20年代，那些参与一战后宪法讨论的美国政治学家和法律学者其实都非常清楚我们宪法的局限。所以说，确实有问题，但不能说所有美国人都对此毫无察觉，也不能说我们就只能消极地被这些文件束缚。我们的某些现实问题确实根植于宪法本身。比如说，宪法允许选区划分操控（gerrymandering，杰利蝾螈），而更好的宪法设计本应排除这种做法。又比如选举人团制度(Electoral College)——它在当时的政治辩论中或许说得通，但现在说实话，简直让人忍俊不禁。它真的完全没有道理，我们之所以还保留它，只是因为它“已经在那里了”。这类基本的设计缺陷确实存在。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对待宪法这份文件的精神，我想强调的是这个点。1852年，在美国首次独立日的第76周年，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自由黑人）发表了一篇著名演讲，我认为他给予了建国者应有的尊重。演讲的核心当然是当时美国最根本的问题——奴隶制。但我觉得，道格拉斯说了一句非常有智慧的话。他说，建国者在他们的时代是“叛逆者”(rebels in their own time)。就像斯蒂芬所说，他们是捣乱分子，是传单写手。道格拉斯说，他们是那些在当时冒着巨大风险的人。他们所坚持的事业在一段时间内是少数人的事业，他们是异类，是边缘人，是在被排斥的状态下坚持下来的。直到后来他们赢得了支持，甚至奇迹般地赢得了一场战争。而“自己时代的叛逆者”这句话，我认为正是我们理解建国精神的正确方式。因为那些起草美国宪法的人深知，我们也必须在我们自己的时代成为“叛逆者”，这当然也意味着我们要敢于对他们当年的立场和设计进行挑战。当年的建国者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认为“我们在18世纪写下的这些东西，应当在250年后依然将所有人牢牢束缚”。他们努力地去设计这些文件，使之能够随着历史而改变，因为他们理解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我已经提过了——我们是有缺陷的，我们不完美。这正是宪法存在的核心理由。民主是困难的，你需要规则和框架来引导我们的能量朝着正确方向流动。第二，他们明白：民主需要不断复兴。而每一次民主的复兴，都必须以我们愿意承认过去所犯的错误为前提。一个严重的错误马什：我听过很多关于美国宪法的辩护。这是我听过的最好的辩护。但这让我们回到了规范的问题。对。你提到的那个比喻很好，就像你在白板上写规则，但你真正希望的是孩子有规范。就像你写这些规则，是因为你不能对孩子说“正常点”。对。就像拥有这些价值观。斯奈德：对。我得说，对孩子说“要正常”是一种我从未想过的方法。好吧，试试看。看看是否有效。马什：也许我试了没效果，对吧？但我猜是因为我完全明白问题在于规范，但这似乎也是一个如此难以面对的问题。我有我的规范，我有朋友，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规范。作为公民，我们似乎很难真正影响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观念，即“我们都相信民主”，对吧？规范似乎是一个如此模糊、不明确，同时又是如此迫切的要求。斯奈德：当然，这是个很好的问题。让我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来回答你——一个是更直接的现实层面，另一个可能是更深层次的。让我先从那个深一点的开始说起。民主并不是——自由也不是——“一切都可以”的意思。不是这样的。自由的意义，在于这个世界上确实存在一些美好的事物，而我们每个人对这些美好事物的理解可能不同，但每个人都应有机会去实现他们心中那些“好”的东西。这才是自由的核心。自由并不意味着“什么都不是真的”，它不是虚无主义。我认为，当我们把自由理解为“无所谓、什么都行、都不重要”的时候，我们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而如果我们因此认为民主就意味着“大家随便说说、无所谓”，那民主根本不可能运作。虽然这种想法很有诱惑力——我们确实看到有不少人，甚至在美国社会中居于高位、甚至竞选公职的人，都抱持着这种态度——但那不是真正的自由，也绝对不是民主。民主绝不能只是“任其发展”的结果。它必须建立在某些积极的信念之上，而这些信念正是“规范”所依赖的基础。所谓“规范”，是指我们的行为准则，是我们在政治这个空间中不言自明、却人人遵守的“看不见的规则”。就像政治房间里的家具，虽然看不见，但我们知道如何在它们之间穿行。可是，如果没有那些积极的价值信仰作为支撑，这些规范就站不住脚。比如说我们之前听朱利安提到的一些价值观：我们要接受和平的权力交接——这是一个积极的确认；我们认为政治暴力不是政治生活中的一种常态，而是一种与民主根本不相容的行为。这一点我其实应该更早提到的：政治暴力是民主出了问题的一个极强信号。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通常，一个人或一群人如果尝试过一次政治暴力，那很有可能就会尝试第二次。所以，怎么才能建立“规范”？你只能通过积极的价值信仰去确立它们。而且你必须认真思考这些价值信仰是什么，因为世界上存在各种价值信仰，其中一些不仅非民主，甚至是反民主的。比如说：“应该有一个领袖，我们所有人都应该服从他”——这也是一种规范，只不过是一种反民主的规范。又比如：“法律并不适用于每一个人”——也是一种规范，但它同样是反民主的规范。所以，你在这里并没有真正的“中立”选项：你总是在肯定某种类型的规范，不是民主的，就是反民主的。接下来我说说那个更“现实直接”的层面：我们可以通过人们遵循的规范来判断他们。没有人在当前我们所见的政治竞争中是完全不遵守任何规范的。问题是，他们所遵循的到底是哪种规范？是与民主相契合的，还是与其他政治体系一致的？规范既是我们必须努力捍卫的，也是完全合理的评判标准。这与“政策立场”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可以支持某种反垄断政策、你可能支持另一种；我可以支持一种肉类检查制度，你可以支持另一种；铁路政策也是如此。我们可以在政策上分歧很大，但仍然在规范层面达成共识。我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评判候选人。当然，有些选举确实是围绕政策分歧展开的，比如肉检政策、交通政策这种。这种选举是你我在政策上有分歧的体现。但我并不认为2024年是这样一场选举。我认为我们现在经历的这场选举，是关于规范的。他们想要你绝望马什：你知道，我觉得这正好引出了“政治暴力”这个问题，而这一直是我最难应对的问题之一。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受。我是说，我写过一本书，叫《下一场内战》(The Next Civil War)，显然，这是一个非常黑暗的视角。我写这本书的初衷，是想作为一种警示，提醒人们美国面临政治暴力的风险。但与此同时，也正是你刚才提到的那个关于“规范”的问题，我有时会问自己：我所指出的这种黑暗是否反而适得其反？是不是一种更积极的策略——比如说去“肯定那些美好的东西”——其实更能阻止民主的倒退？因为在我看来，一旦我们进入那种“民主真的处于危险之中”的状态，这种危机意识本身就会变成一个驱动力，它反过来会加剧那种“绝望感”，而这种绝望感正是导致政治暴力和制度崩溃的温床。所以我想说的其实不仅仅是那些人（制造暴力或极端主义的人），而是我自己——如果我可以把你当成一个心理咨询师的话——我们怎么才能跳出这种负面循环，进入某种积极的肯定状态？斯奈德：我觉得，如果我是你的心理治疗师，我会说：“这是一个非常棒的问题。”对吧？这要收费250美元（笑）。因为这正是治疗师会说的话，不是吗？无论你从哪里出发，你都是从一个好的地方出发的。除了治疗师，全场都笑了。现在，连治疗师也笑了。谢谢你。所以，我想从一个更黑暗的地方开始，然后尝试走出来。我写的这本关于自由的书，其实是一本非常温暖和充满希望的书。它讲述的是“自由”作为一切美好事物中最美好的一种，它描绘的愿景远远好于现实中的美国。但我写这本书时，是带着我对历史的了解在写的——我们刚才讨论了一些——也是带着我对其他更艰难局势的认知在写的。所以，我第一次像这样与人讨论这本书——不是像今晚这样的大讨论，而只是谈这本书——是在乌克兰东北部的哈尔科夫，一个距离俄国边境约35英里、距离前线只有几英里的城市，我们在地下举行讨论。我们之所以在地下，是因为哈尔科夫经常遭到导弹袭击，而人们根本没有足够时间转移到防空掩体。如果你想举行像今晚这样的集会，只能在地下举行。我之所以想到这些，也部分是因为我现在穿的衣服，正是我那次地下讨论时穿的衣服。整场讨论期间我都在想，这一切是多么不同：我可以坐在这里，不是在地下，斯蒂芬和我，还有你们大家，都不用担心导弹袭击。我们知道，当我们今晚走出剧院时，卡拉马祖的建筑不会在我们不在的这段时间被摧毁。我想到了这一切，我没办法不去想。然而，尽管如此——哈尔科夫、乌克兰东部、南部，那些地方是可怕政治暴力的例子。俄罗斯所施加的政治暴力是恐怖的，其目的正是要终结民主。这一切的本质，就是要通过摧毁乌克兰的民主来向俄罗斯人证明：民主是不可能的。那些正在抵抗的乌克兰人，正为民主付出可怕的代价。但这正是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发生转变的地方。因为在我的经验中，甚至可以说是尤其在那些为民主而抵抗、冒着风险的人身上，我看到的是：抵抗总是具有创造性的。我们本来不必在那个地下掩体里讨论自由，对吧？每个人都可以待在家里，看着网络，感到恐惧。但他们没有。他们走出来，参加了讨论，就像你们今晚也走出来参与这个讨论一样。抵抗总是带有创造力的，抵抗总是积极的。当我想到其他一些比我们当前所处环境更危险的地方，那些曾经抗议、冒险的人反复告诉我同一句话：“当我在抗议的时候，我反倒不像在家看电视时那么害怕。” 所以即便是冒那一点点小小的险，也是一种肯定性的行为；它让你与他人一起行动，让你感觉更好。而这也是对你刚才那个“心理治疗”式问题的回答——现在我是认真的了：那些想要“杀死民主”的人，他们的策略就是让你恐惧，让你相信一切都没有希望。他们想要你绝望。这是一种手段，他们的目标就是这个。因为，如果我们彼此隔离、不沟通、不合作，民主是无法运作的；如果我们被恐惧所支配，民主也无法生存。你说得对，恐惧本身的确可能导致糟糕的结果。但这不是让我们屈服于恐惧的理由，而是一个强有力的理由，说明我们必须始终去做我们力所能及的小事。因为每个人总能做点什么，而我们现在通常还能多做一点点。尤其是如果我们和他人一起去做，就能驱散那种无力感。这也是我在那些比我们现在所处环境更加严酷的地方亲眼看到的。如果你什么都不做，那你自然会觉得黑暗的来临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你和别人一起，那你就会产生希望——你会变得更有行动力，也会更有希望。这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行动力与希望会互相激发，彼此增长。无法回头马什：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你在书中提到的一个观点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其实不止一个，但这个尤其让我记住了：人们常常觉得民主不起作用，但如果你试试专Z，那结果才是真正糟糕。它会非常快地崩溃，也会非常快地变得可怕。而我们现在，正处于美国为数不多的四五个关键地区之一，在这里，全球民主的未来可能会被决定。我想请你，向这个世界的角落发出呼吁——为什么民主比它的替代品更好？斯奈德：这是个很容易理解的观点，也是你刚刚提到的。我先说这个，然后再讲另一个。第一个简单的观点是：我们在民主中抱怨的一切，其实都可以被改进。斯蒂芬刚才非常正确地提到过，在专Z制度下，情况往往会变得更糟。看看那些我们某些政治人物钦佩的独裁者，比如普京，或者匈牙利的欧尔班——这些国家相较于美国来说是穷国，而且它们永远都不会变得不穷。它们被困住了。哪怕匈牙利位于欧洲联盟的中心地带——这个世界历史上最大最富裕的贸易区——只要欧尔班继续掌权，匈牙利就会一直贫困。因为欧尔班的统治意味着一人独大，意味着少数依附权力的寡头拿走所有来自欧盟的资金，意味着经济失序。这还不包括缺乏自由媒体、大学被压制等问题——这些国家体制无法运转，问题也无法修复。俄罗斯也是个类似的例子。这个国家拥有大量的油气资源财富，但这些财富被一个人和他周围的一小撮人所控制。全国大多数人极度贫困，而俄罗斯几乎没有什么系统是高效运作的。而且——这种情况无法改变，真的无法改变。所以从斯蒂芬提出的观点出发，我们抱怨的许多民主问题比专Z更糟糕——这是真的。但更糟的是：你在专Z体制下无能为力。你什么都做不了。我非常担心的是，美国人往往不理解这一点的严重性。如果你投票反对民主，如果你投票支持那些破坏规范的人，如果你投票支持那些宣称自己想当独裁者的人，如果你投票给那些公开钦佩独裁者的人——那一刻或许看起来很“爽”，好像你在挑战权威、做了一件“解放自我”的事。但一旦你越过了那条线，你就无法回头了。这不是我们所熟悉的那种“可以修补”的错误。民主虽然慢、尴尬、笨拙，并不总是带来你想要的结果，但你总是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回头，重新开始。但如果你投票反对民主，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正是现在很多美国人正在考虑做的事——一旦你否定了民主，就真的回不了头了。第二个观点，这是个乐观的亮点：美国现在的状态不会一直持续下去。极化不会永远持续；愤怒和焦虑不会永远持续；五五开的选举格局不会永远持续；社交媒体主导一切的现状也不会持续。这种现状是不可持续的。作为一名研究政权变迁和历史转折点的历史学家，我认为，接下来要么事情会变得更糟，要么它们会变得更好——而且可能会变得好很多。 2020年代的美国，有潜力成为一个比现在更加富裕、慷慨、公平和成功的国家。远远更好。我们可能会迎来一种变化，就像从上个世纪40年代走向50年代，从50年代走向60年代那样的跃升。这个国家拥有足够的财富、技术、受过教育的人民——我们拥有一切，除了：一些糟糕的领导人，一些糟糕的想法，一些顽固失效的制度。但我们可以突破——走向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迈入一个更好的“第三世纪”。而我们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前提，就是维持住我们的民主。 *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10 00:00
理想汽车与阿那亚戏剧节宣布达成战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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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德国、荷兰、比利时、挪威、意大利、希腊、西班牙、奥地利、波兰等13个国家和地区的16部国际剧坛前沿作品，以及国内13部风格特异、丰富多姿的当代剧作将重聚阿那亚海边，交织成一场场流动的艺术盛宴。在此次合作中，理想汽车深度融入艺术创作领域，以阿那亚社区标志性建筑物"阿那亚礼堂"为创作载体，融合理想汽车品牌元素的光影艺术，通过光影与结构的创新结合，诠释科技与文化艺术的共生关系。理想汽车还将带来艺术涂装车巡游活动，实现产品设计与戏剧艺术的动态融合，以移动的艺术形态为观众带来艺术沉浸式升级体验。备受欢迎的"没鸭力"打卡互动活动也将在戏剧节回归，该活动于今年4月在阿那亚首次推出，便凭借新颖有趣的形式广受好评，希望通过轻松有趣的互动方式，进一步拉近品牌与用户之间的情感距离。理想汽车与阿那亚社区在理念上高度契合，双方聚焦用户价值，致力于为用户创造幸福、高品质的生活，同时阿那亚也是理想MEGA出现频率和密度最高的社区之一。基于此，家庭科技旗舰MPV理想MEGA Home将作为本次活动指定用车，为参与戏剧节的文艺工作者提供高端出行服务，带来更安全、更舒适、更便捷、更精致的出行体验，为艺术理想前行。自今年4月上市以来，理想MEGA Home凭借卓越的性能与创新的设计，迅速成为市场爆款，在理想MEGA车型中定单占比超过九成。二排双零重力旋转座椅创造出45°便捷上下车、对坐大客厅、对坐亲子模式、零重力头等舱模式等多元化的空间体验，让活动嘉宾能够更加优雅从容地出行。全车电动门、呼吸式座椅通风、18点热石揉捏按摩、270°环抱式座椅加热等功能配置，更是为出行带来极致的舒适和便捷。目前，理想汽车正在加速扩大产能，预计今年7月理想MEGA交付量将进一步提升。阿那亚戏剧节作为一个充满创新和探索精神的艺术平台，不断推出许多极具创新性和实验性的戏剧作品，而理想汽车也始终坚守用户价值，坚持核心技术自研，通过持续创新打造超越用户期待的产品和服务。此次双方的跨界合作，是对创新和突破的深度共鸣，旨在推动科技与文化深度融合，以实体产业支持文化艺术发展，积极响应文化强国的时代号召。未来，理想汽车将持续深化与文化艺术领域的合作，通过文化赋能品牌，不断为用户创造移动的家、幸福的家，为中国汽车产业与文化的协同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格隆汇06-09 21:57
美国债务违约风险正如何影响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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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巴西、墨西哥、俄罗斯、土耳其、希腊和意大利等国的债务危机期间最为活跃。而担保美债的 CDS 市场通常较为沉寂，但每当美国需要提高债务上限时，该市场就会活跃起来，因为国会的拖延可能引发违约。芝加哥联储的研究利用 CDS 定价数据，估算了过去 14 年市场对美国违约风险的认知。2011 年，美国距离违约仅差几天，随后国会中争执的民主党和共和党才达成协议提高债务上限。那场僵局导致标普首次下调了美国信用评级。芝加哥联储的论文估计，2011 年的违约风险峰值超过 6%。在 2013 年和 2023 年的债务上限对峙中，CDS 定价显示违约风险峰值约为 4%。如今的 CDS 定价显示，美国违约风险约为 1%。目前风险低于此前的对峙时期，因为共和党统一控制着国会，无需与反对党协商即可提高借款上限。但随着财政部临近资金耗尽的 “X 日期”，这 1% 的风险可能进一步上升。给里克・纽曼留言、参加他的每周经济测验，或订阅他的时事通讯。 1% 的违约风险看似微不足道，但事实并非如此。“所有人都说美国永远不会违约，” 投资公司坎伯兰顾问公司联合创始人戴维・科托克对雅虎财经表示，“但有人表示不相信。CDS 市场表明风险大于零。” 科托克估计，违约风险认知的上升使典型抵押贷款利率提高了约 0.3 个百分点。这是因为投资者对风险较高的证券（如 10 年期国债，它是大多数企业和消费贷款的基准利率）要求更高的利率。对于一套中等价位房屋的 30 年期抵押贷款，将利率降低 0.3 个百分点可使月供减少约 66 美元，即每年 792 美元，整个贷款期限内可减少 23,769 美元。这或许不算巨款，但精明的投资者会珍视每一个边际收益。国会可以通过废除 1917 年旨在简化政府借贷（而非制造违约机制）的法律来彻底取消债务上限。当时，行政部门每笔特定借款都需要国会批准。债务上限本应允许财政部在一定限额内自由借款。直到 2011 年，这一机制基本按预期运行 —— 当时控制众议院的共和党人利用债务上限作为筹码，与控制参议院和白宫的民主党人就削减开支进行谈判。废除债务上限可能会消灭美债信用违约互换市场，因为债务上限截止日期正是违约风险的源头。对此没人会抱怨。科托克估计，美国利率中 30 个基点的溢价将消失。届时，美国政府将只面临一个债务问题：其庞大的规模。今年，市场一直对不断膨胀的国债表示不满，投资者对购买某些美国资产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犹豫。这成为推高美国利率的另一个因素，而在正常市场情况下，利率本应保持稳定或下降。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是最新对美国债务发出警告的人，他警告称债券市场的 “裂痕” 可能预示着即将到来的市场动荡。这最有可能发生在更多投资者避开包括国债在内的美国资产、导致利率进一步上升之时。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则表示，戴蒙反应过度，这为正在推动可能使国债再增加 3 万亿至 4 万亿美元的大规模减税法案的共和党人提供了掩护。继惠誉 2023 年首次下调美国债务评级后，穆迪于今年 5 月首次下调了美国债务评级。与 2011 年的标普一样，两家评级机构均提及政治 dysfunction 和巨额年度赤字。对美国财政挥霍的不满之声越来越大。最终，华盛顿必将听到这些声音。本文作者里克・纽曼是雅虎财经资深专栏作家。
金融界06-09 07:47
拉加德：欧洲央行在利率问题上处于有利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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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即将结束甚至已结束。被视为“鸽派”的希腊央行行长雅尼斯·斯图纳拉斯（Yannis Stournaras）周五对彭博社表示，进一步降息的门槛“非常高”；而立场偏鹰的克罗地亚央行行长鲍里斯·武伊契奇（Boris Vujcic）周六则表示，“欧洲央行的工作基本完成”。根据欧洲央行周四发布的最新经济预测，欧元区通胀率预计将在2026年放缓至1.6%，并在2027年回升至2%，正好符合央行设定的中期目标。经济增长也有望在预测期内逐步增强。拉加德还强调，“欧元表现良好”，并指出，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已经成功将通胀从高峰时期的10%以上压制到2%的目标区间内。 “我认为，我们的政策设置非常精准，有助于实现这个中期目标，”她补充说。在与摩纳哥电视台的另一场采访中，拉加德还谈及美欧贸易关系的潜在风险。她表示，尽管欧洲央行最新的经济预测尚未将美国对欧洲商品征收50%关税的极端情形纳入考量，但若出现这种情况，“将对国际贸易构成灾难性影响”。
埃尔瓦06-08 07:32
皮尤调查：24个国家的多数人对以色列和内塔尼亚胡持负面看法，比例明显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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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人对以色列持负面看法。在澳大利亚、希腊、印尼、日本、荷兰、西班牙、瑞典和土耳其，约四分之三或更多人对以色列持负面态度，加拿大也有60%的人对以色列持负面看法。在印度，意见较为分化，34%持正面看法，29%持负面看法。在肯尼亚和尼日利亚，约一半或更多成年人对以色列持正面看法。这次调查并非皮尤研究中心首次研究国际社会对以色列的看法。在一些国家中，曾进行过类似调查。例如在美国，从2022年3月到2025年3月，对以色列持负面看法的成年人比例上升了11个百分点。在另外10个国家中，上一次进行类似调查是在2013年。在其中7国，对以色列持负面看法的成年人比例显著上升。例如在英国，2013年有44%持负面看法，如今这一比例升至61%。（在尼日利亚，持负面和正面看法的比例均有所上升，因为表示“不知道”的比例下降。）在一些国家，年轻人比年长者更可能对以色列持负面看法。特别是在高收入国家如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波兰、韩国和美国，这一趋势尤为明显。美国的年龄差异是所有受访国家中最大之一。在许多询问政治立场的国家中，左翼人士比右翼人士更可能对以色列持负面看法。例如在澳大利亚，左翼人士中90%对以色列持负面看法，而右翼人士中这一比例为46%。美国的意识形态差异也位居前列，74%的自由派人士对以色列持负面看法，而保守派中这一比例为30%。国际社会对内塔尼亚胡的态度在除肯尼亚和尼日利亚外的所有受访国家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超过三分之一的成年人，表示信任内塔尼亚胡在处理国际事务方面会做出正确决定。在澳大利亚、法国、德国、希腊、印尼、意大利、日本、荷兰、西班牙、瑞典和土耳其，对内塔尼亚胡缺乏信任的比例特别高，约四分之三或更多人表示对他几乎或完全没有信心。在部分国家，多数人表示对他“完全没有信心”。加拿大有高达66%的人对他有负面看法。如同对以色列的看法一样，在一些国家中，对内塔尼亚胡的信任度也存在年龄差异。年轻人比年长者更不信任他。例如在匈牙利，50岁及以上人群中有40%信任他，而18至34岁人群中这一比例为20%。在若干国家中，右翼人士比左翼人士更有可能信任内塔尼亚胡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例如在法国，25%的右翼人士对他有信心，而中间派和左翼人士中分别只有12%和8%持这种看法。以色列人是否认为本国受到国际尊重？以色列人中，58%认为国家在国际上“不太”或“根本不”受尊重，39%则认为国家“在一定程度”或“非常”受尊重。这一数据与去年基本持平。但认为国家“根本不受尊重”的比例自去年以来上升了9个百分点，从15%升至24%。如同去年一样，以色列内部对这一问题也存在意识形态差异。右翼人士中有49%认为国家在国际上受尊重，而左翼人士中这一比例为24%。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对国家是否受国际尊重的看法大致相同，这一点与去年一致。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06 00:00
绷不住了！马斯克炮轰特朗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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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波兰 WIG20 指数上涨40%，希腊和匈牙利基准指数涨幅均超34%。此前投资者因担忧美国贸易问题和财政债务，一些资金从美国资产转向欧洲，欧洲股票市场被视为比美国更安全的投资选择。瑞银集团分析师在报告中写道：投资者撤离美国资产的趋势将在未来五年内为欧洲股票市场带来 1.2 万亿欧元（1.4 万亿美元）的资金流入。近期美股强势反弹后，各大分析师对美股的悲观情绪出现缓解，相继提高目标价。德意志银行将标普500指数的年终目标价从6150点上调至6550点。加拿大皇家银行资本市场也将标普500指数年末目标价从5550点上调至5730点。对于短期走势，德意志银行也提出警告，近期美股反弹根基存在不稳定性，如果贸易局势卷土重来，市场或将面临回调。 3 A股5月开户数据出炉了！ A股新开户数出炉。上交所披露最新数据，5月A股新开户155.56万户，环比下降19.16%，同比增长23%。1月、2月、3月和4月分别开户数为157万户、283.59万户、306.55万户和192.44万户，今年1—5月，A股累计开户数达1095.13万户。从逐月开户数口径看，今年5月份新开户数高于2024年的6个月份。开户数的变动，反映市场温度的变化。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在国家队等大型机构持续入市托底的背景下，A股开户数呈现回暖趋势。以2024年10月份为例，在924行情催化下，该月开户数高达684万，达到数据峰值。春节以来，科技行业出现DeepSeek时刻，推动全球对中国资产的重估，不少投资者继续紧随入场。今年2月份和3月份，A股新增开户数分别为283万和306万，仅次于2024年10月的史诗级暴涨行情。今年4月份，在特朗普关税冲击下，全球股市出现剧烈波动，一些投资者入场抄底，该月A股新增开户数为192万，同比增长约30%，超过去年7个月份。再到今年5月份，新开户数环比回落，但对比去年仍旧维持20%增长。从近一年数据看，开户数与赚钱效应等息息相关，月度数据时常有波动，但对比去年同期，数据总体还是处于回暖区间，市场情绪正逐步修复之中。
格隆汇06-05 15:07
日本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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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迄今为止，日本还没有出现类似希腊的债务危机，日本主权债务评级稳定，在国际市场上也很受欢迎。同时，日债的海外持有者占比仅为13%，优于法国的55%、德国48%、美国的35%、英国的29%……更不必说曾经希腊的71%。但这并不意味着，能忽视其潜在风险。随着国债规模不断扩大，日本已经深陷以债养债的恶性循环。从2012年开始，借换债占年度国债发行额的比例一直为止在60%以上。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其赤字率太高，挣的钱远远不够花。从90年代开始，日本政府的支出就长期高于税收收入。尤其在长达8年的安倍经济学时代，日本主张大规模投资公共事业，重点关注社会保障和人才教育。问题是，对社会的投资短期内很难收回成本，乃至根本收不回成本。财政支出大幅上升的同时、收入却没有明显上升，这一增一减，完全靠国债来弥补。更关键的是，这种趋势，近年来越来越恶化。在庞大的财政支出中，医疗、养老等社会福利占比非常重。作为全世界最典型的深度老龄化、少子化国家，1990-2015年，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从17.5%飙升至32.7%。二与此同时，少子化带来的劳动力萎缩，也使得在没有重大技术变革的情况下，日本国内缺乏持续增长的动力。也就是说，在可预见的未来，糟糕的财政状况大概率无法扭转，只会越来越差。换句话说，即对债务的依赖越来越高。虽然目前为止的观点是，内债不是债，靠印钞就能解决。那这句话的前提有两个，第一，日本人还愿意继续买债；第二，以债养债的比例不能过高。但从2022年至今，日本国债多次出现零成交的现象，很明显民众对持债的热情大幅降低。同时，早在2012年，日本政府以债养债的比例就超过了60%。如果这个比例继续提高，极端一点达到100%……那么，日元这种货币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它真的还能代表财富吗？不论是为了提高税收，还是缓解债务压力，似乎都很有必要给日元来一刀。 03 好死不如赖活着 5月27日，植田和男发表公开讲话，明确表示若经济数据持续改善，日本央行将进一步调整货币政策。官员们的讲话一向都比较委婉，实际上的意思就是接下来加息的概率很大。市场也因此对日本央行加息的预期升温。但是，与其余货币加息对应上涨不同。日元加息预期升温，迎来的是汇率短线暴跌。 5月27-29日，美元兑日元汇率一度上涨超过2.9%。这正是日元的不正常，所必然导致的不正常结果。海外债权的持续扩大，依靠的是长年低利率维持的无风险套利环境。一旦日元加息，日元与其他货币的利差变小，将直接导致日本国内、乃至全世界的投机者们再也无法躺着赚钱。比如外汇市场的神秘组织渡边太太们，她们借贷日元的热情将大幅下降，甚至还会争先外汇兑换成日元还给银行。同时，和汇市的性质类似，大家是借日元债兑换成美元、再去投资海外。日元加息后，海外资产相对以日元计算的估计，不一定能继续维持长期上涨的趋势。一个长期做无风险买卖的人，一旦他的生意突然变得有风险，你觉得他会怎么做？面对巨大的不确定性，及时收手、保住本金观望才是大多数人的选择。所以更多人会和渡边太太们一样，加速抛售海外资产兑换成本币，把日元还给银行。 …… 虽然这两大市场里的日元，只占过去这么多年印出的小部分。但相比现如今在社会上流通的日元体量，足以造成巨大的冲击。随着海量货币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回到日本社会，流动性陡然增加，物价将会加速上涨，货币加速贬值。对日本政府以及大量企业而言，持有日元债务的成本实际上会降低，相当于赖掉一部分账。同时，货币短期贬值，对缺乏活力的日本经济而言，同样是利大于弊。过去20多年，日本其实是发达国家中去工业化最不明显的国家。在很多高端制造领域，日本依然是全球最强，这一点众所周知。这意味着，虽然日本现在是逆差国，但日本企业、日本市场，依然很依赖出口。日元越便宜，日本货就更便宜，有利于出口。此外，以日元计价日本土地、房产乃至任何资产，都将变得更便宜，以吸引本国以及全世界的投资者抄底。过去日本股市为什么这么被外资看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资产被低估。现在，日本加息后，货币在短时间内加速贬值，就是在加强这个逻辑。而企业的收入增加，代表日本政府的税收也将增长。也就是说，短期的贬值，不仅能赖掉部分债务，还能缓解爆表的赤字率。当然，这是有代价的。对日本民众而言，他们该如何面对几十年不曾经历过的物价上涨周期呢？站在宏观视角，民生问题或许只算是疥癣之疾，可以不必从源头去解决，替代手法有很多。比如：直接发钱。从2023年开始，日本政府不仅推出能源补贴政策，如对每升汽油补贴42日元，对每家的电费也进行补贴…… 还明确要求企业大幅涨薪。看下图，2023年，日本平均涨薪幅度3.6%，2024年达到5.08%，已经回到90年代初期的水平。 2025年，这种趋势更加明显。据日本工会中央组织联合公布的2025年春斗第4次加薪统计结果，目前3115个工会的平均涨薪5.37%。预计到今年底，将达到预期的6%。不论怀着怎样的心思，至少表面上，上至政府下至民间，整个日本社会确实在齐心协力对冲现在、以及未来日元贬值将对居民生活造成的负面影响。这些举措，都是为了对冲日元贬值对居民生活的负面影响。很明显，减轻债务压力、促进经济增长的诱惑力实在太大了……而作为代价的民生和汇率压力，似乎仍在掌控之内。这是一颗毒药丸，但至少现在很甜。（全文完）
格隆汇05-31 18:17
被忽视的日债：日本为什么是全球金融市场稳定的不定时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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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债务占GDP比重为234.9%，高过希腊在欧债危机时的最高比重。【日本债务占GDP比重，来源：stlouisfed】日本国债市场具有利率极低、国内投资者为主、日本央行深度介入和市场流动性有限等特点。利率极低：日本央行长期的宽松政策使得日债利率维持在零或负值。国内投资者为主：日本国债约95%由日本央行、寿险公司、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等国内投资者持有，外国投资者参与度极低。日本央行深度介入：日本央行通过超量化宽松和利率曲线控制政策（YCC）承接了大量政府债券。极低的债券利率使得银行等日本国内机构更青睐投资海外资。截至2024年12月31日，日本央行持有52%的日本国债，寿险公司、银行和养老基金分别持有13.4%、9.8%和8.9%，外国投资者仅占6.4%。市场流动性有限：尽管规模庞大，因央行主导控盘、外资参与度低，日本国债交易频率和价格发现机制不及美国和欧洲等市场。日本政府的债务负担远超世界其他国家，但稳定的低利率政策也带来了债券价格的稳定。日本债市很长时间没有像希腊、意大利爆发债务危机，这离不开所有国债以本币计价、几乎没有外债压力（国际投资者参与度低、避免外资撤离潮）、通膨长期低迷（债务利息负担可控）和高储蓄的社会特点等因素的作用。日本国债为什么是不定时炸弹？日本国债市场长期“默默无闻”，但国内经济政策的方向性变动和国际市场紧张局势的联动使得日债波动预期升温。有观点称，日本就像一颗不定时炸弹。如果投资者对金融市场传统安全资产之一的信心崩溃，那么全球市场的信心也可能随之崩塌。日本国债在全球市场的重要性源于规模庞大的日圆套利交易和全球第二大债权国的影响，风险均在于资金回流日本。 1、日圆套利交易日元数十年来成为全球第三大储备货币，仅次于美元和欧元，日元传统上被视为一种避险资产。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日本央行实施宽松政策后，以较低借贷成本借入日元、兑换高收益货币（如美元）进行投资并赚取利差的“日圆套利交易”开始流行，在2007年次贷危机前尤为盛行。这种交易能够长期存在的前提是日本与其他国家有足够大的利差，且外汇风险可控。但随着日本结束负利率政策，这种交易的成本升高、风险增加。日本债券利率的回升可能会驱动资本回流日本。法国兴业银行警告，如果日本国债利率持续攀升，将引发“金融市场的末日”。 2024年8月就曾爆发了“日元套利交易平仓”的金融地震，投资者纷纷抛售持有的高收益资产、资金加速回流日本，美股日股暴跌。 2、全球第二大债权国日本长期以来是全球最大债权国。截至2024年底，日本对外净资产达到创纪录的533.05万亿日元，34年来首次下滑至第二大债权国，仅次于德国。在2019年超过中国后，日本保持着美国国债最大海外持有国的地位。截至2025年3月，日本持有1.13万亿美元美债。【美国国债主要持有国，来源：美国财政部】拥有如此大规模美国国债的日本若将资金转移回国内，将引发美债抛售浪潮并带来系统性风险，就像2025年5月所发生的情况。日本利率的上升使得海外机构和国内投资者开始将日债作为美债的“替代品”，德意志银行、先锋集团、RBC BlueBay Asset Management等机构都在调整债市建议。摩根士丹利分析师称，30年期日本国债正在向美国国债发出令人担忧的信号。长期稳定的日债为何暴跌？ 2025年5月20日的一场20年期日本国债拍卖成为日债暴跌的导火索。这场拍卖的投标倍数跌至2012年以来最差，长期国债需求低迷的迹象引发思考。在日本央行因美国关税政策不确定性而持续观望时，日本长期国债利率的飙升显得异常。综合来看，日本国债在供给端和需求端都面临挑战。供给方面，一季度实际GDP转负等因素将继续推动日本政府增加国债发行，财政赤字预期进一步恶化；需求方面，日本央行持续削减债券购买（紧缩政策的一部分），而全球投资环境也趋紧，日债需求低迷。日债第二大持有人寿险公司并未填补这一需求缺口。高盛指出，寿险公司的久期缺口已处于负值区域，他们很难有持续的长债需求。在负久期结构和利率上行的条件下，若增加长债的购买，会使得寿险公司资产端贬值并抵消负债端的收益。因此，一些日债净买家反而成了净卖家。日本当局如何应对？据报道，日本财务省正在考虑削减长期债券的发行，此举将缓和日债供给增加的担忧。日本央行总裁植田和男强调，超长期债券利率的大幅波动可能会影响中长期债券利率并进一步影响中短期债券利率，他们正在密切关注市场动态和其对经济的影响。市场预期，日本央行将在6月中旬的政策会议上讨论调整购债缩减计划。原文链接
TradingKey05-30 1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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