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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观点：他是被毁加沙的代表与声音，然后以色列在没有可信证据的情况下找了罪名将他暗杀了

对平民的公然袭击毫不遮掩。这一行为构成战争罪。但以色列却声称安纳斯·谢里夫根本不是平民，完全没有可信证据的情况下，就指控他是哈马斯武装小组的指挥官，并称他的记者身份只是掩护。与他一同遇难的穆罕默德·库赖凯赫、易卜拉欣·扎赫尔、穆罕默德·努法尔、穆阿迈恩·阿里瓦和穆罕默德·哈勒迪，则成了为击杀“目标”所付出的“可接受的附带代价”。自从去年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残忍袭击、造成大约1200名以色列人死亡后，以色列就在加沙发动了无情战争。根据当地卫生部门的数据，已有超过6.2万人被杀，其中约1.85万是儿童，许多专家认为这个数字可能仍被低估。这个狭小的地带大部分地区如今已成废墟。加沙两百万居民几乎全部被迫逃离家园，很多人多次流离失所。自今年3月以色列结束停火以来，人道主义援助大幅减少。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加沙大多数人正在遭遇或即将遭遇饥荒。在如此巨大的苦难之中，针对一名记者的袭击或许看似只是个体的悲剧。但随着以色列全面进攻加沙城、内塔尼亚胡声称将全面占领加沙之际，国际社会的谴责日益强烈。安纳斯·谢里夫之死，以及3月他在半岛电视台的同事侯萨姆·沙巴特的遇难，标志着这场战争进入了一个更危险的新阶段。为了为这场毁灭加沙的战争辩护，以色列反复声称哈马斯藏身于学校、医院、住宅和清真寺中。如今，以色列开始直接指控记者是哈马斯成员，并公然承认以所谓的证据为依据对他们实施定点清除，而这些证据几乎无法核实。随着加沙被禁止对国际记者开放，这场新一轮行动不仅成了消灭剩余记者的借口，也制造出恐惧，震慑所有试图接替这些阵亡记者的人。这也暴露出以色列战争逻辑的残酷本质：如果哈马斯无处不在，那么每一个加沙人都是哈马斯。这是一场真正没有底线的战争，而未来或许再没有记者留下来记录这场恐怖。我长期以来都对那些在自己祖国遭受攻击时依然坚守的记者心怀敬意。我曾在多个战区做外派记者，与我共事的是一些最勇敢、最优秀的新闻工作者。我们的工作本质是一样的——帮助世界理解那些看似无法理解的苦难。我是为美国媒体工作的美国人，我曾站在刚果、达尔富尔、克什米尔等地的前线。但我可以坐飞机回到安全的家，而他们却要留在原地，与其他人一起挣扎求生。我们之间还有一个重要的区别。我是主动选择并投身新闻事业，而对许多来自战区的记者来说，是这份职业找上了他们。这正是穆罕默德·穆哈维什的故事。他来自加沙城，原本梦想从事艺术创作。在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之前，他刚从加沙伊斯兰大学毕业，主修英语和创意写作，希望成为文学家或诗人。然而现实逼迫他成为半岛电视台英语频道的记者。 “这是出于对我的人民、我的家乡的责任感，它正实时地被摧毁。”他告诉我，“我从未想过自己会承担这样的责任，在毁灭、死亡、失去和悲剧中写作。”加沙城地方不大，他和谢里夫因共同努力报道这场灾难而彼此相识。 “他是个非常勇敢的年轻人，”穆哈维什对我说。战争爆发前，谢里夫的报道重心是文化和日常生活。“他报道有希望的家庭、结婚的家庭、人们庆祝人生的成就、人们日常生活的喜悦。他从未想过，也不曾希望，自己会成为背负整个民族命运的记者。” 这份工作对谢里夫造成了巨大压力。 “我记得很多次他在公开场合，或者在加沙与其他同事私下相处时说，他很饿，”穆哈维什说，“他很疲惫，很筋疲力尽，很恐惧，他一直处于极度恐惧中。他总觉得自己被监视、被追踪、被锁定。” 根据国际法，记者属于平民。但根据保护记者委员会（我担任该机构理事）的数据，自加沙战争爆发以来，已有至少192名记者被杀。 “有段时间，我不得不放弃穿防弹记者背心，因为它已经不再提供我所寻求的保护，”穆哈维什告诉我，“实际上，反倒让我成了靶子。” 穆哈维什去年已离开加沙。谢里夫的死亡，发生在以色列军方接连威胁之后，令他格外心碎。“最终，他选择为这份工作付出生命的代价，”穆哈维什说，“我真的真的厌倦了为朋友和同事哀悼。” 沙特政府在土耳其的领事馆内谋杀《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贾迈勒·卡舒吉时，引发了全球哗然。俄罗斯拘禁并杀害记者，也曾激起国际舆论的强烈支持。尽管这些政府常会捏造间谍罪等指控来为自己的暴行辩解，但世界普遍将这些指控视为独裁政权打压言论自由的荒谬借口。而对谢里夫被杀，以及几十位其他巴勒斯坦记者被杀的反应，却显得不同——更加冷淡，媒体往往对以色列的指控与记者的身份给予同等权重，尽管以色列拿不出可核实的证据。穆哈维什对全球许多媒体重复以色列说法、称他朋友是哈马斯武装分子深感痛心。 “令人心碎的是，这意味着世界上有记者在为杀害其他记者的行为辩护。”他说。这是我，作为外国记者，与战区本地记者之间的另一种区别。我身边的本地记者对自己祖国的局势了解得比我多得多。他们知道如何在危险中行动，拥有关键联系人和必要知识，这些都大大丰富了我的报道。理想情况下，本地记者与国际记者之间应是互惠共生的合作关系，后者常常聘请本地人来提升报道质量。但在一些地方，本地记者的“专业知识”会被扭曲为“同谋”。我作为外国人，往往被视为中立的外来观察者；而本地记者因身处社区、亲历苦难，被认为“无法客观”，甚至“有立场”。人们觉得她不可能不偏向冲突中的一方，她必定是“有倾向的”。在一部令人震撼的新纪录片《距离安德里夫卡2000米》中，两位乌克兰记者陪同乌军士兵穿越一片狭窄的森林地带，试图从俄军手中夺回一座村庄。影片在地堡和战壕中展开，极具压迫感和真实感。影片导演、普利策奖和奥斯卡奖得主姆斯季斯拉夫·切尔诺夫指出了他与受访士兵之间的平行处境。切尔诺夫说，这名士兵拿起了步枪，而他拿起了相机。他们以不同方式，为乌克兰人民的尊严与主权而奋斗。假如切尔诺夫——他为美联社工作——遭到俄罗斯政府抹黑或袭击，全球记者都会第一时间站出来支持他，斥责任何指控为宣传攻势。我自己也会是最先声援他的人之一。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必须重新审视以色列对谢里夫是哈马斯成员的指控。以色列公布的所谓证据非常薄弱，仅仅是一些表格截图、所谓的服役编号和未被独立核实的旧支付记录。 “以色列军方似乎是在没有任何实质证据的情况下，靠空口指控作为杀害记者的授权，”联合国意见和表达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艾琳·汗在去年另一场以军空袭炸死半岛电视台记者及其摄影师时曾表示。谢里夫当时曾报道这起事件。在自己死前的采访中，谢里夫曾恳求外界提供帮助和安全。 “这些事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我报道以色列占领军在加沙地带犯下的罪行，伤害了他们，破坏了他们在国际上的形象，”他告诉保护记者委员会。“他们指控我是恐怖分子，是因为占领军想在道义上暗杀我。” 即便完全采信以色列的说法（我并不认同，以色列过去已有多次不实指控），也只是假设2013年、他17岁时曾加入哈马斯——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这个选择？当时，哈马斯自2006年起就是他家乡的执政当局，掌控着这个狭小地带的全部行政体系。 “这是一个拥有庞大社会基础设施的组织，”塔里克·巴科尼在他的哈马斯研究著作中写道，“与许多既不支持哈马斯政治纲领、也不参与其军事行动的巴勒斯坦人存在联系。” 再进一步讲，即便以色列所谓证据属实，谢里夫过去在成为记者之前确实参与过军事行动——战争新闻史上也不乏战士转行记者的例子。也许最著名的是乔治·奥威尔，他曾在西班牙内战中参战，并在战地记录士兵生活，后来成为战地记者。如今，在美国，服过兵役被广泛认为是战地记者的加分项。编辑们并不觉得这类记者“有偏见”，反而看重他们从军旅中带来的见解和经验，并信任他们能在新闻报道中坚守职业角色。在以色列，大多数年轻人都必须服兵役，因此许多以色列记者也有军旅背景。许多人会反驳说，哈马斯不同于一个国家的正规军。这确实如此。早在去年10月7日发动惨烈袭击前，哈马斯就使用过针对平民的自杀式爆炸等恐怖战术。包括美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将其认定为恐怖组织。但它一直是加沙地带的实际执政当局。事实上，一个令人不安的现实是，哈马斯的壮大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内塔尼亚胡的算计政策。正如《纽约时报》在2023年报道的那样，以色列政府曾暗中支持哈马斯，以削弱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直到哈马斯袭击以色列的前一个月，也就是2023年9月，以色列政府仍欢迎通过卡塔尔向哈马斯输送数百万美元资金。 “即使以色列军方获得了哈马斯入侵的作战计划，分析人士也观察到加沙边境附近的大规模恐怖演习，这些资金仍然持续流入，”我的新闻同事们写道。“多年间，以色列情报人员甚至还曾护送卡塔尔官员进入加沙，将装满数百万美元的手提箱送交哈马斯。” 弗洛伊德曾提出，癔症患者只是普通人在极端情境中经历巨大痛苦的一种极端表现。用同样的方式来看，记者就是那种极度好奇的人，在别人都因感到危险而收起好奇心、离开现场的时候，仍选择留下来、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记者到底是什么人？是那些在社会名义下，主动去直面无法承受之事的异类。他们放弃自身安全，也许还从见证和报道恐怖事件中感受到某种奇特的刺激。这当中当然可能带有一种道德上的扭曲，但这是一种重要的、被社会认可的角色。总得有人把这些信息送进历史里。从这个角度看，记者其实和士兵并没有那么不同。毕竟，士兵也是普通人，只接受了最基础的训练——学习如何使用武器装备，学习基本战术，然后就被派去执行一项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几乎无法想象的任务，代表我们去完成那些“可怕的事”。这种奇特却很少被承认的联系，使得战区记者，尤其是本地记者的工作，总是蒙上一层怀疑的阴影。他们无法置身事外，只能卷入正在眼前发生的一切。他们使用自己选择的工具和媒介，试图保护家园和人民。在这样的情境下，对立一方很容易将他们描绘成战斗人员，即使他们手中并未携带武器。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相信这样的指控。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8-22 00:00

外交事务：以色列的残酷行为已经毁灭了加沙，为什么这种惩罚平民的不道德行为还未能取得战略成功？

理奥尔默特称以色列在加沙的行为等同于“战争罪”，并指出，“我们现在在加沙进行的是一场毁灭之战，无差别、无底线、残酷且犯罪地杀害平民。” 随着以色列成为国际弃儿，并在加沙面临越来越强烈的抵抗，这种历史性规模的惩罚平民行为只会危及国家的长期安全。许多西方国家已开始采取措施惩戒以色列，包括加入世界大多数国家的行列，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这一步可能导致对加沙的大规模人道干预，以及对以色列的经济制裁。美国可能不会走这一步，但特朗普性格多变。他已与内塔尼亚胡的立场相左，坚持必须结束加沙的饥饿。特朗普的支持阵营内部在以色列问题上的裂痕正加大。美国众议员玛乔丽·泰勒·格林——极右翼共和党重要人物——直言以色列在加沙犯下种族灭绝，这种说法通常更多出现在左翼阵营。美国国内极右翼与极左翼中反对美国支持以色列的部分力量，可能形成战术联盟。以色列是中东军事最强的国家，近年来多次战胜对手。但也是一个四面环敌的小国，需要与主要西方民主国家保持紧密关系来维持经济运转。如果继续发动这场西方民主国家史上最严重的平民惩罚战争，不仅无法消灭哈马斯，还会让以色列树敌更多，陷入更孤立的处境。以色列领导人必须决定，他们在加沙持续的不道德行为，是否值得为此付出国家未来的代价。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8-11 00:00

纽约时报观点：西方国家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努力是一种进步，但仍然空洞而且充满不公

施？这些行为包括种族灭绝、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等指控。当然，以色列否认这些指控，也否认它正在导致加沙的饥荒。联合国会议的参与国拥有相关手段：保障人道通道、因阻止援助而制裁以色列、暂停贸易关系。如果他们无法在当下拯救那些最危在旦夕的生命，又如何为未来提供任何希望？第二个考验是，是否会追究以色列的责任。宣言中提到“人道灾难”和饥荒时使用了被动语态，仿佛加沙的饥荒是自然发生，而非人为造成——正如许多观察者所指出的那样。宣言中“问责”仅出现一次，“正义”一词则完全没有出现。这同样令人想起奥斯陆体制，以牺牲问责、正义和真相为前提来推进谈判。在过去近两年的严重通行限制以及以军事化粮食分发系统取代联合国主导援助机制，已导致1300多名巴勒斯坦人死亡的背景下，签署宣言的15个国家，至今仍不肯集体承认“以色列要为加沙饥荒负责”。若连问题都无法指出，又何谈解决？如今，改革乃至“解决”的语言听起来越来越空洞。宣言承诺迈出“不可逆转”的建国步伐，但对正在挨饿的人来说，唯一不可逆转的就是死亡。如果承认巴勒斯坦国不能带来实际行动——如武器禁运、制裁、执行国际法，那么将仍是空洞的承诺，更多地是转移视线，使西方国家在加沙毁灭中的共谋角色得以掩盖。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8-08 00:01

以色列名将之子：从犹太复国主义者变成巴勒斯坦捍卫者的旅程

好的，这是可怕的。这可能是危害人类罪、战争罪，可是，它是种族灭绝吗？但读了那份报告后，正如你说的，我发现这是广泛的行为，有 10 页纸的内容记录了以色列领导人或其他方面明显的种族灭绝的声明，所以有很好的意图记录，然后显然也有很好的结果记录。我认为人们所纠结的是，他们认为种族灭绝意味着一个国家、政府或军队会使用尽可能多的权力来杀死尽可能多的人。所以，他们可能会说，嗯，他们没有……当然，有 8 万死亡人数，这很糟糕。但他们可能会说，那里有 200 万人。以色列有能力杀光他们吗？有可能，他们有核武器，对吧？他们还没有使尽全力，他们杀的人没有他们能够杀的那么多，因此，这不是种族灭绝。我想很多人都是这么认为的。但这不是种族灭绝的定义。它不是用尽可能大的力量尽快杀死尽可能多的人。不是这样的。事实上，我认为他们很有策略。如果他们走得太远，比他们已经走的更远，那么你会有更多的国际压力。佩莱德：那个估计，你说有 8 万人，被统计的数字通常是被枪杀的人数。人们死于脱水，儿童死于脱水，儿童奄奄一息，反对种族灭绝的医生和其他去过那里的团体都提供了证词，其中很多人我都见过面。首先，他们没有设备。他们不被允许携带任何设备。他们甚至连洗手液都不能带进去。想象一下一个医生在没有洗手液的情况下做手术。这会造成感染。所以，你可以处理伤口，但病人会因感染而死，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很多儿童仅仅因为感染而死亡。有一位出色的护士拉娜，她去了（加沙的）很多地方。她描述了自己第一次去医院的情景，她治疗了一个病人，在病人出院时，她对病人关照：回家后多喝水，清洗伤口，换创可贴。然后当她说这些的时候，她意识到那里没有家，没有水，没有肥皂，没有创可贴，什么都没有。她刚刚治疗过的这个病人很可能会死于脱水或感染，因为没有办法治疗感染。就是这样，每天都有数以万计的人死于这种情况，仅仅是简单的感染，而更糟糕的是，在五分钟车距的集中营的另一边，在栅栏的另一边，什么都有。那里物资丰富。打开栅栏，让人们获得资源。但是，让人们死于感染，让人们死于脱水或饥饿，比直接枪毙他们代价小多了。因此，这是战略性的。这残忍得令人发指，但却很有策略。他们不停地轰炸、杀戮、轰炸、杀戮。现在他们在食物领取区杀人，就像缸里的鱼，一天杀 100 或 150 人，但它非常非常策略。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计算”出来的。这还不算在约旦河西岸被杀的人。巴勒斯坦人在 1948 年被杀害——我的意思是，巴勒斯坦人每天的死亡人数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现在你把这个数字乘以这么多年的时间，这简直是疯狂的。【延伸阅读】【重磅长篇】“大规模杀人工厂”：以色列军队蓄意杀害平民毫无疑问，这是一场种族屠杀。这非常可怕。就像我说的，我不知道那些定义种族灭绝罪的人是否想象过如此可怕的残酷，尽管他们是根据大屠杀的经历写的。斯普林克尔：你认为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国际上继续施压，情况会怎样？如果你去看看美国之外的一些国家，比如英国，在一定程度上那里的情况更复杂，或者看看德国。我的意思是，国际社会对发生的一切感到震惊。你认为在六个月后，或两年后的某一时刻，总该有个结局吧？不是说整个国家发生的所有事情，至少对加沙来说，总得有个交代。你认为会对战争罪进行审判吗？你认为内塔尼亚胡会对他的行为负责吗？或者你有什么想法？佩莱德：我认为世界还不够震惊，因为没有行动，没有制裁。直到严厉的制裁，武器禁运，直到以色列受到抵制，以色列外交使馆被关闭，大使们被遣送回国，直到特拉维夫的使馆被关闭，所有国家的人民把他们的大使召回国。在这些发生之前，一切都不会改变。只要世界还纠缠于种族隔离或以色列国这个问题中，就不会有任何改变。只要人们还说“我相信以色列有生存的权利”，那么他们就是在说“我允许这一切继续下去”，这种可怕的种族灭绝，这种残忍的行为，是不会停止的。不会有一个不同的以色列。没有其他选择。我们这个非营利机构“巴勒斯坦自由之家”的立场，或者说我们所传播的信息是，我们所寻求的和平、稳定、民主和人权正闪亮地照耀着我们，它就在我们眼前，但它与种族隔离国家势不两立。种族隔离国家必须解体。必须严厉制裁。必须抵制以色列。他们必须被踢出奥运会和国际足联，就像当年对待种族隔离的南非一样。他们必须屈膝投降，种族隔离的国家必须被一个自由民主的巴勒斯坦所取代——所有历史上的巴勒斯坦国都享有平等的权利。这不是什么魔术。全世界都必须站起来这样做，除非我们作为选民要求我们的政府这样做，否则这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不是自上而下的，而是自下而上的，而我们还没有做到这一点。其实我们离那一步还很远。尽管有数百万人走上街头，人们在抗议，写文章反对，称这是种族灭绝，但我们离成功还远着呢。除非我们站出来，我再强调一次，我们不仅要以选民的身份站出来，还要以消费者的身份站出来。除非我们要求媒体诚实，除非我们要求我们的政府采取行动，立即实施最严厉的制裁、最严厉的抵制、武器禁运、在加沙上空设立禁飞区——只有这样的行动才能结束这一切。然后才是从种族隔离国家和平过渡到权利平等的真正民主国家。必须释放所有巴勒斯坦囚犯。90% 的巴勒斯坦囚犯是政治犯，这是巴勒斯坦社会精英中的精英。他们是领袖。这些人才能领导未来的享有平等权利的民主。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这一点。没有什么魔术。没有其他解决办法。要么让种族隔离国家继续存在下去，直到它以某种方式内爆，因为种族隔离国家本身就处于混乱状态。要么我们与巴勒斯坦人民一起斗争，争取他们应得的权利，保障巴勒斯坦人的安全。巴勒斯坦人的安全没有保障。巴勒斯坦人可能被枪杀、被杀害、被饿死、脱水而死，而且不会有任何后果。没有追索权。巴勒斯坦人无处可去。没有人倾听巴勒斯坦人的心声，没有人会来保护他们。他们没有保护。没有法律。没有国家。没有任何实体保护他们。就像我之前说的，除非种族隔离国家崩溃，取而代之的是真正的民主和平等权利，否则变化不会发生。以色列的控制斯普林克尔：你在华盛顿，你能解释一下吗，为什么美国精英会如此广泛地支持以色列国？我认为除了一个共和党议员外，其他共和党人都无条件地支持以色列。民主党这边有些人对以色列采取批评态度，托马斯·马西(Thomas Massie)是唯一一位直言不讳的共和党人。但为什么会有这种对美国精英的控制？佩莱德：我想，有几个问题。首先，美国的教育体系就是犹太复国主义的教育体系。所以你在街上随便问一个人关于巴勒斯坦的事情，大多数时候，他们都会把它和巴基斯坦混为一谈。他们从未听说过巴勒斯坦。即使听说过，也是在新闻中偶然听到的，可能是关于恐怖主义或战争之类的。你不会在学校里了解巴勒斯坦。你在学校了解以色列。你在学校学习《圣经》故事，好像它们就是历史。你在学校了解大屠杀。你在学校了解以色列国。我的孩子上的是公立学校。那里没有巴勒斯坦。他们从未听说过巴勒斯坦。以色列是我们的盟友。他们知道以色列人是伟大的希伯来人的后裔等等诸如此类的东西。这些说法在历史上都是有问题的，但美国人就是这么学的。这已经造成美国人亲以色列了。除此之外，从文化、媒体、美国生活的方方面面来看，以色列的存在感都非常、非常、非常强。再看看慈善事业及一些最慷慨的学校捐助者。我在圣地亚哥时，雅各布斯(Jacobs)家族拯救了圣地亚哥交响乐团。这些人都是慷慨的好人，他们都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如果他们支持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而且如此慷慨，谁会告诉他们以色列是一个种族隔离国家呢？现在，人们知道了这些，会问，等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而这些还只是个地基。在此基础之上，以色列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游说团体，犹太复国主义游说团体，遍布整个美国。每个州都有一个组织，比如弗吉尼亚州以色列什么什么委员会，德克萨斯州以色列什么什么委员会。他们审查教科书，审查社会研究(social study)这个课程的教科书。他们是真的审查教科书，并为教授社会研究的教师提供课程材料，以教授“正确的东西”。他们无处不在。还有华盛顿特区的 AIPAC，AIPAC不是唯一的一家。还有一大堆犹太复国主义游说团体，几乎就住在国会山。（他们应该支付租金。）他们多如牛毛，就像家具一样，他们确保一切都按照他们的计划进行。他们非常引人注目。他们也有能力影响选举。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点。我们已经看到，一些人在竞选公职时，没有遵循犹太复国主义的路线，结果丢了饭碗。这就是他们如此强大的原因。100 多年来，他们一直做得很好。你知道，我的祖父就是这批外交官中的一员，在他们那个年代，他们就已经全世界跑，传播犹太复国主义。在以色列建国之前，他曾作为联合国代表团成员在纽约生活过，等等。这些人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在计划和战略上，在筹集资金以表达他们的观点上，他们非常成功。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得到如此大规模的支持。信仰的畸变斯普林克尔：前不久，我读了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的《以色列游说团》(The Israel Lobby)一书。这是过去五年里我读过的最令人不安的书之一。我认为它记录得非常详实。当然，他也因为写这本书而遭到猛烈抨击。米科，感谢你抽出宝贵的时间，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不是教徒吧？至少你不是基督徒？佩莱德：我不是。斯普林克尔：大规模的福音派基督教支持犹太复国主义，我很想知道你局外人的观点。你对此有何感想？佩莱德：我认为这很糟糕。我认为这是基督教的畸变。这是信仰的畸变。我无法理解，我不可能理解。当有人对我说，在加沙发生的一切，在某种程度上，上帝认为是可以的，支持种族隔离和种族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的，上帝向人们许诺了土地，这就是建立种族隔离国家的理由，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没有意义的。我甚至不知道这对有信仰的人有什么意义。我认识一些对宗教信仰十分认真的人，各种信仰的都有，犹太人、基督徒、穆斯林和其他人，他们认为这令人憎恶，他们认为利用信仰来让这种恐怖继续下去是完全不可解释和不可原谅的。但我也要说，这不是第一次有人利用信仰做出可怕的事情。所以我无法理解，无法解释。我认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谎言之上的。我认为很多说法都是宗教人士，包括犹太复国主义者编出来的。如果有人认为这是可以的，因为上帝在某种程度上认可它，我甚至不知道该说什么。如果你相信有上帝在支持，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争辩。斯普林克尔：这是我大半辈子呼吸的空气。在我接受神学教育后，我开始意识到神学上是行不通的，你不能从上帝对亚伯拉罕的承诺直接联系到第一世纪的以色列，这在神学上行不通。但在我的福音派犹太复国主义的广义教养中，我认为有三种形式的神学论证，第一，有一种复杂的似乎有逻辑的神学论点，我认为它是错误的，但至少他们试图在神学上做出解释。还有一种是比较被动的，比如人们只是在读，我在《圣经》中看到了以色列，上帝的子民。他们看着地图，哦，以色列就在那里。他们只是把这些联系起来，并没有深入思考。还有一些基督徒可能根本不懂神学。这几乎更像是一种政治行为，他们甚至不关心也不争论神学。他们只是想，也许这是同一个以色列，也许不是，我不知道。我只是知道这是我们在中东唯一的民主盟友。如果我们不支持以色列，整个世界的恐怖主义都会冲着美国而来。所有这些说法都不是真的。但我认为有三种形式。无论哪种方式，它是引人注目的。这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如果你反对它，你会得到很多反弹，包括我们这一集节目播出后也会有。佩莱德：以色列人当然乐在其中。他们享受这种好处，但也取笑他们。他们像取笑一群傻瓜一样取笑他们。斯普林克尔：是吗？佩莱德：当然。他们来做志愿者，在军事基地工作，还寄了这么多钱。但以色列人认为这些人是傻瓜。而且，当基督徒去圣地的时候，他们会被唾弃，他们会受到可怕的对待。那还是圣地吗？更别说巴勒斯坦基督徒了。许多福音派教徒认为，巴勒斯坦基督徒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因此，他们试图向他们传福音，让他们改宗。总的来说，犹太复国主义者对其他人、穆斯林和基督徒充满蔑视。如果你懂他们的语言，你听到内部对话，你就知道，他们甚至不尊重这种支持。他们会接受，但不会尊重。高调地写出巴勒斯坦斯普林克尔：米科，非常感谢你抽出时间。我对你有很多祝福。你能简单介绍一下你的组织吗？佩莱德：一年前我们在华盛顿特区建立了“巴勒斯坦自由之家”。我们在国会山的宾夕法尼亚大道上。我们想在华盛顿特区高调地建立这个组织，高调地挂上巴勒斯坦的旗帜，高调地写出巴勒斯坦的名字。我们的使命是教育，我们即将推出一个非常雄心勃勃的课程，帮助人们理解我所说的观点，即和平、稳定和人权在该地区是绝对可能的，只要我们停止投资于问题，停止投资于障碍，即种族隔离国家。巴勒斯坦一百多年来的经历蕴含着大量的知识，但这些知识从未浮出水面。我们正在挖掘它。在阿拉伯语中，我们称之为“塔拉库姆”(tarakum)，意思是积累，是几十年来写作、政治表达、艺术表达等方面的积累，只是从未浮出水面而已。我们正在挖掘这些东西，并将其转化为课程，向人们展示巴勒斯坦的过去和未来，以及我们都非常希望看到的和平与稳定的障碍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目的。我们一直在这里做播客。Palestinehouseoffreedom.org 是我们的网站。我们也在社交媒体上。请关注我们。如果你在华盛顿，请来参观。非常感谢！ *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8-05 00:00

纽约时报：许多犹太选民支持曼达尼，在加沙问题上与他观点一致

支持以色列的科莫，去年在国际刑事法院以战争罪名对内塔尼亚胡发出逮捕令后，加入了内塔尼亚胡的法律团队。在发言中，科莫宣称超过半数犹太初选选民投票支持曼达尼，但他并未提供证据。他向这个以年长富裕成员为主的会众呼吁支持。 “30岁以下的年轻人，他们支持巴勒斯坦，他们并不认为这就是反以色列，”根据犹太新闻机构《Forward》发布的录音，科莫说。“在他们看来，反以色列就是反对内塔尼亚胡的政策，反对以色列政府的政策，而他们确实是这样想的，他们也很有动力去投票。” 尽管曼达尼确实带动了年轻选民的投票率，但他的支持者来自各个年龄层，许多人都认同一个观点：批评以色列并不等于反对犹太纽约人。 57岁的莉萨·考恩是住在展望高地的慈善机构主管，她是犹太人，在选票中把曼达尼排在兰德之后作为第二选择。她称赞曼达尼专注住房负担问题，并称他为竞选带来了“积极的氛围”。她表示自己并不在意他对以色列的言论，因为她认为曼达尼“是个有层次的思考者”，“是真正热爱纽约和纽约人的人”。曼达尼表示，打击反犹主义将是他担任市长后的优先事项，并承诺把打击仇恨犯罪的预算提高800%。他还分享了自己遭遇反穆斯林歧视的经历，包括最近几个月收到的大量威胁，迫使他聘请额外保安。考恩说，曼达尼经历的伊斯兰恐惧症，让他能理解犹太纽约人面临宗教偏见的感受。她认为，比起用词风格的争议，这一点更值得关注。 “以色列、加沙和巴勒斯坦的政治太复杂了，我们很难知道什么才是对的，也很难说出‘正确的话’，”她说，“甚至那些对他愤怒的犹太人也会说，‘我也无法忍受以色列政府。加沙正在发生的一切太可怕了。’” 况且，“他作为市长的工作中，0%的内容会涉及以色列，”她说。“说实话，我和谁都在以色列问题上达不成一致，所以我们不能以此作为选市长的标准，因为我自己有时候都无法决定自己的立场。” 尽管美国犹太人群体本身具有多元性，其中一些成员对这场战争的担忧却十分深切。以色列在加沙的战争已持续近两年，让整个地区变成废墟。随着反对声音加剧，一些极端分子以这场战争为借口在美国制造反犹暴力事件，最近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和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均有发生。这一背景让一些犹太选民对一位强烈批评以色列的市长感到深深的不安。帕克斯洛普社区改革派犹太教堂贝斯·伊洛希姆会众的拉比瑞秋·蒂莫纳表示，她所在社区里，对曼达尼既有热情，也有警惕。 “我看到很多犹太人真的为他感到兴奋，”她说，“也看到很多犹太人对当下犹太人在美国生存状态的脆弱性感到极度担忧。” 还有一些犹太领袖的反应则更加警惕。曼达尼胜选后，汉普顿犹太教堂主席兼创始人、拉比马克·施奈尔在电邮中称他为20世纪初奥地利政客卡尔·卢埃格尔的翻版，后者的政治主张曾被认为为纳粹党铺路。 “曼达尼的当选是自卡尔·卢埃格尔当选维也纳市长以来，对犹太城市人口最严重的生存威胁，”他写道，“犹太领袖必须团结起来，防止纽约市发生大规模的犹太人迁离。” 面对反对声，曼达尼在胜选后主动与纽约市各地犹太社区领袖展开接触，包括知名拉比和民选官员，例如民主党众议员杰罗德·纳德勒——他在曼达尼赢得初选后立即表示支持。他还对“全球化起义”这句口号的态度有所调整。他在6月曾拒绝谴责这句话，称自己从未使用过它。支持巴勒斯坦的活动人士认为这是一种争取自由的呼声，但许多犹太人认为这是对反犹暴力的支持。上个月，曼达尼表示他会“劝阻”人们使用这句口号。 “曼达尼一直在倾听犹太人的关切，并且在调整自己的观点，我认为这是一个积极信号，”拉比蒂莫纳说。不过，一些犹太领袖对他的回应仍持冷淡态度，目前尚不清楚这些人是否会影响初选中反对他的犹太选民。但曼达尼的犹太支持者表示，他们对“必须支持一个更亲以色列政府的候选人”的暗示感到反感。他们说，这种假设在各处都有体现——从质疑曼达尼如何在一个犹太人众多的城市赢得胜选的新闻报道，到科莫利用曼达尼对以色列的批评争取犹太选民的行为。 “这就让人不得不问，他们真正关心的是什么？”在初选期间在帕克斯洛普为曼达尼拉票的28岁的鲁比·埃德林说，“这真的是为了保护犹太人，还是在坚持某种早已过时、但如今在纽约已不适用的亲以色列立场作为检验标准？” 一些支持曼达尼的犹太人表示，这种假设实际上根植于关于“忠诚度双重标准”的反犹刻板印象。 “这个社群常被简化为一个支持外国政府的整体，其实根本不是这样，”“犹太人为和平行动”组织的政治主任贝丝·米勒说。该组织在初选初期就公开支持曼达尼。“佐赫兰是少数几个能真正看到犹太社区多样性与复杂性的候选人之一。”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8-05 00:00

BBC：以色列的加沙人道援助措施，只是给因加沙饥荒而震惊的盟友作个姿态

，指控他们共同对“以饥饿作为战争手段的战争罪”以及“谋杀、迫害和其他非人道行为的人道罪”负有刑事责任。内塔尼亚胡、加兰特以及以色列国家否认这些指控。以色列还公布了一段画质模糊的视频，显示一架运输机在夜间向加沙空投援助物资，一排排降落伞从飞机尾部打开。以色列国防军称，共空投了七批援助物资，包括面粉、糖和罐头食品。在其他战争中，我见过空投援助，不论是从飞机上，还是在地面接近落点时。空投援助，是绝望中的行为，也能在电视上营造出一种“终于有所行动”的画面和氛围。这是一种粗糙的方式，本身难以真正缓解加沙的饥饿问题。唯有停火和一个不受限制、长期稳定的援助行动，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即使是大型运输机，其运力也不及一小队卡车。 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后，在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美国、英国等国曾用C-130运输机空投援助物资，主要是军用口粮、睡袋和多余的冬季军服，投向在伊拉克与土耳其边境高山泥泞和积雪中艰难求生的数万民众。我当时随同飞行，亲眼看到英国和美国的空军人员在几千米高空，从飞机后舱的货舱坡道上空投物资。这些援助物资虽然受到欢迎，但几天后我抵达这些山区的临时营地时，看到年轻人冲进雷区去捡落在那里的援助物资。一些人在爆炸中被炸死炸伤，也目睹整个家庭被坠落的重型托盘砸死在帐篷里。 1993年波黑战争期间，莫斯塔尔被围困时，我看到美军的“即食军粮”托盘从高空投下，散落在被炮火不断轰击的城市东侧。一些托盘直接砸穿了尚未被炸毁的屋顶。参与救援行动的专业人士普遍认为，从空中投放援助是最后手段。只有在所有其他通道都无法进入时才使用。而在加沙，并不是这样。从加沙向北驱车不远就是以色列现代化的集装箱港口阿什杜德。再远一点是约旦边境，过去也常用作援助加沙的供应路线。战前，加沙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超过200万巴勒斯坦人可以在整个地带活动。按英国的地理面积计算，加沙略小于怀特岛。与美国城市相比，其规模大致相当于费城或底特律。而现在，以色列将加沙大多数居民强行挤压到加沙南部沿海的一小块区域，仅占整个地带约17%的土地。大多数人居住在拥挤的帐篷中。如今尚不清楚是否还有任何开阔地，能供高空空投人员精准投放物资。用降落伞空投的援助托盘常常落在远离受援者的地方。每个托盘都会被绝望地为家人争抢食物的人群围抢，也可能被意图转售牟利的不法分子夺取。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7-29 00:01

一位研究大屠杀的以色列学者曾是在加沙巡逻的士兵，他解释为何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动是种族灭绝

是，我已经看到以色列国防军在加沙实施了战争罪行，并发出警告，如果不加以制止，以军的行动可能会恶化为种族灭绝。所以那篇文章是作为一种警告写出来的，我当然希望有人能注意到——不管是在以色列，还是更可能在美国。在那时候，我的看法是：如果拜登政府在2023年11月或12月对内塔尼亚胡说，“你还有两周时间结束行动，否则就靠你自己了”，以色列就会停止行动。那样的话，我们今天可能根本不会讨论加沙的种族灭绝问题。我在11月的那篇文章中引用了以色列一些政治和军事领导人的言论，这些言论听起来具有种族灭绝色彩。当时人们或许可以辩称，这些话是因为哈马斯屠杀了800名以色列平民后情绪激动所致。但后来证明，以色列国防军的作战模式，正是在执行这些说法，我们要夷平加沙，那里没有无辜的人，他们是“人类动物”，不该有水、不该有食物。这些话都带有种族灭绝的语调，同时也起到了煽动前线士兵的作用——而这些言论正是来自他们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到了2024年5月，我得出结论：以色列国防军所从事的不仅仅是摧毁哈马斯、营救人质的行动，而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系统性行动，目标是彻底摧毁整个加沙——使加沙地带完全变得无法居住，不仅让人们无法再在废墟上生活，更让他们即使战火停止，也永远无法重建作为一个群体的身份。这是我所认为的种族灭绝。维金：我觉得这正是合适的时机来问你：你如何定义种族灭绝？巴托夫：种族灭绝是一种与其他所有罪行不同的罪行。这一概念最初由一位犹太裔波兰律师拉斐尔·莱姆金提出，他在上世纪30年代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当时他在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亚美尼亚人的遭遇。他在思考一个问题，当一个政权不仅仅是屠杀人群，而是试图作为一个整体摧毁一个族群，这意味着什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莱姆金因为是犹太人，不得不逃离波兰。他的家人被杀害。他最终抵达美国，并在1944年出版了一本书，其中一章就是定义“种族灭绝”。他的定义经过一些修改，最终于1948年在联合国表决通过，并于1951年生效。这个种族灭绝的定义指出，如果你以杀戮、让人无法生存或制造无法生存的环境，使一个民族、宗教或种族群体的生存变得日益艰难——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一个群体——你的目标就是要消灭这个群体。所以，如果你想指控一个国家或个人犯下种族灭绝罪，必须证明他们有这个意图，并且试图实施这一意图。当然，死亡人数也有意义，要达到一定规模。有人回应说，“如果以色列杀了一百万加沙人，那才叫种族灭绝，现在杀了五六万，甚至十万人，还不够。”——不，这已经足够了。如果你的意图是通过暴力手段摧毁一个群体，剥夺他们的食物、生存机会，尤其是下一代的生存机会，摧毁他们的文化、教育和医疗体系——这就清楚表明，有意图对这个群体实施种族灭绝。哪怕是“部分”消灭，这也属于种族灭绝。维金：批评者也会指出，二战时纳粹屠杀犹太人，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是出于对犹太身份的仇恨。而他们认为，以色列并不是因为巴勒斯坦人是巴勒斯坦人才造成平民死亡，而是因为哈马斯藏身于平民之中。以色列是在尽可能保护平民的情况下作战。你认为这里有区别吗？巴托夫：不。如果真要类比纳粹，我会说，纳粹所持的种族主义、生物决定论、所谓“科学种族论”是一种极端特殊的意识形态。而以色列方面，尽管内阁中确实有人持有犹太至上主义立场，但以色列政府整体并没有用那种种族论的语言。然而，以色列确实是在对巴勒斯坦人作战。这个政府的目标是让巴勒斯坦人永远无法实现民族自决，无法抵抗以色列对他们的压迫与占领。维金：还有一个批评是，你将加沙的种族灭绝责任归咎于以色列，而实际上，这场战争本可以随时结束——只要哈马斯投降并释放人质。他们随时可以结束这一切。所以指责以色列犯下种族灭绝罪是不公平的，因为以色列的行为只是哈马斯拒绝投降的后果。巴托夫：是的，这种说法恰恰说明以色列宣传的成功。如果哈马斯投降，交出人质，你觉得以色列和国防军会怎么做？他们会打包帐篷，把坦克倒车开出加沙吗？不会的。现在唯一阻止以军彻底摧毁加沙、控制所有地区的障碍，正是以色列人质的存在。所以，以色列国防军完全摧毁加沙行动的唯一限制，是那里仍有以色列人质。内塔尼亚胡自己也表示，他的目标是“彻底胜利”。当然，他所说的“彻底胜利”并没有一个明确定义，但其含义就是对整个加沙地带的全面控制。维金：最后，还有批评者指出，二战期间，数十万德国和日本平民被杀——包括对日本的原子弹轰炸以及对德累斯顿的燃烧弹轰炸。那为什么这些没有被认为是种族灭绝，而这次加沙的情况却被认为是？巴托夫：这是一个二战中经常被提出的问题。特别是英国和美国的轰炸机，仅在德国就故意杀害并燃烧了大约60万平民。你当然可以说那是战争罪，那为什么不算种族灭绝？你可以思考一下美国占领德国之后发生了什么。他们是否杀光了德国人？是否宣布德国将不复存在？是否将德国夷为平地？没有。他们决定实施马歇尔计划。当然，他们这样做是有原因的，因为担心共产主义的影响，所以希望把德国建设成一个有活力的社会。德国的经济奇迹，很大程度上就是在马歇尔计划的基础上开始的。即便是对日本也是如此——美国占领日本后，并没有摧毁日本。战后甚至有抱怨说，失败的一方在经济上比胜者做得还好。日本输了战争，却赢了经济竞争。难道以色列会说：“我们是在和哈马斯作战，不是与巴勒斯坦人作战，不是针对巴勒斯坦人民。我们站在你们一边。居民们，请帮助我们消灭哈马斯，我们将与你们一起建设一个新的社会。”——你不会在以色列的言论中找到这样的说法。维金：我们暂时撇开政治和道德问题，谈一点你个人的经历。你在1970年代作为年轻人服役于以色列国防军，曾在加沙巡逻。你曾写道，这段服役经历让你理解了什么叫“占领他人”。在写这篇文章时，你有没有回想起自己在加沙的经历？如果有，你是如何思考的？巴托夫：当然有。当时我是年轻军官，我们营部设在加沙市。那是一座人口密集的城市，暴力事件频发，居民住在破败的区域里，环境非常恶劣。我也在约旦河西岸服役过。你要知道，我是在以色列长大的，是在一个犹太复国主义家庭中长大的。我曾经渴望成为战斗兵，是一个典型的以色列男性。而我慢慢开始意识到，占领他人，会带来一种怎样的状况——怎么说呢？这不是一种深刻的思想层面上的认识，而是一种感受：作为占领者的感受，是你不被欢迎的感觉。你会问自己：“我为什么在这里？” 你感受到彼此的威胁。当你在城市里巡逻，三十个持枪士兵行走在街头，你显然就是来制造威胁的。但你也看到窗户背后有很多人，你不知道他们是谁，不知道他们可能对你做什么。你始终感到威胁。这就是占领状态造成的一种彼此非人化的局面。而对我来说，那是一个开始。我用了好几年，才逐渐意识到占领会造成什么。五十多年后，我认为，占领会腐蚀一切，彻底腐蚀整个社会，并深入其内部。我曾经属于的1970年代初的以色列社会，与今天的以色列社会已经完全不同。军队也不一样了，很大一部分正是因为这场持续的占领，占领所带来的非人化影响。我常常会想到，坐在特拉维夫某家漂亮的咖啡馆里，和一个年轻人喝咖啡、聊聊天——他们是友好的人，开朗、幽默、气质很好，就像你在纽约、伦敦或柏林会遇到的任何人。但就在前一天，他们还穿着军装。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执行占领。而你如何执行占领？你必须表现得你是老大。你怎么表现？你在凌晨四点闯进人家屋里，把老人从床上拖出来，把孩子的玩具打碎——这就是占领的实施方式。这对你意味着什么？对你的社会意味着什么？而这还没有触及加沙战争对整整一代在那片土地上作战、破坏的以色列年轻人所造成的影响。维金：这种“非人化”是否是实施种族灭绝的前提？巴托夫：是的，确实如此。种族灭绝的一个标志就是，你开始把某个特定群体当作“不是人”来看待——他们是“不同的”，因此不配拥有同样的权利，或者没有与我们一样的品质。你可以说，他们都是小偷、都是强奸犯。你也可以说他们是蟑螂，是“人类动物”。所有这些语言，都是实施种族灭绝的前提条件。并不是说用了这些词就一定会发生种族灭绝，但只有当你把另一个群体看作不配拥有权利，甚至不配“拥有拥有权利的权利”时，种族灭绝的思想才有可能扎根。在以色列，这种观念是逐渐形成的。对大多数以色列人来说——我不是说右翼，而是大多数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应该享有与我们同等的权利、尊严和平等地位”这一想法，根本没有进入他们的意识。人们已经习惯了占领。这也是我认为他们对10月7日事件感到极度震惊的原因之一，因为那些人突然从“牢笼”中冲了出来，对我们发动袭击。而我们早已习惯了他们被关在隔离墙另一边，被我们的士兵巡逻看管，而这些士兵第二天就可以坐在咖啡馆里，和我们一起聊天，表现得像再普通不过的人。维金：你一生都在研究大屠杀，全球许多犹太人都认为大屠杀教育至关重要，而“永不再发生”这句口号正是这种教育的核心。你认为以色列在加沙的行为，将如何影响人们对“永不再发生”以及对大屠杀的认知？巴托夫：我职业生涯的早期其实是研究德国军队在东线犯下的罪行，以及士兵的野蛮化，这是我非常感兴趣的主题。后来，我开始越来越多地研究种族灭绝和大屠杀。我写过自己对“从大屠杀中吸取教训”这个概念的看法，我对这种说法始终有些怀疑。我担心的是这种观念：我们需要从大屠杀中学会更多宽容和人性。如果我们去教授大屠杀，人们就会理解这些美德。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教授残酷、非人化，就应该让人变得更具人性、更能理解我们都是人类这一共同身份？我一直对此有些保留。这其实是美国后来发展出的对大屠杀的一种解释方式，这种解释在最初并不存在，而是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逐渐形成的。而在以色列，大屠杀的理解方式一直完全不同。在以色列，大屠杀意味着犹太人应该团结在一起，一旦遭遇威胁，就要将对方彻底消灭。我认为，在以色列的情形下，加沙所带来的后果是在两个层面上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第一，以色列今后将越来越难以继续宣称，“因为大屠杀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因此可以做任何事情，无需遵守国际法，也无需理会其他国家的批评，因为我们是在为生存而战——看看奥斯维辛发生了什么。” 而当以色列从事的是如此大规模地毁灭人命、对他人如此冷酷无情的行为时，将再也无法凭借大屠杀所积累的“道德资本”。第二，从整个记忆、纪念、教育等文化层面来说，那些本来是出于良好目的，用大屠杀来教导宽容与人道主义的教育机构与文化传统——现在越来越难以维系。那些承担起传播纪念文化、“永不再发生”的人和机构，那些倡导“再也不能对人命漠视、不能再发生种族灭绝”的人，这两年来在加沙问题上保持沉默。我认为这极大削弱了他们的道德权威。我担心，这可能导致整套关于大屠杀的纪念文化退回到它最初的状态——也就是变成一种犹太人只在内部讲述自身苦难的“族裔飞地”式的记忆。维金：我不知道该怎么问这个问题——很难说“这是否能带来某种好结果”。你作为历史学家，也许可以想象五十年后再回头看今天的情况——有没有可能出现某种积极的结果，或者某种“宣泄”后的转折？你觉得可以用这样的角度来看吗？巴托夫：当然可以。历史上确实有这样的例子，一些曾有暴力政权的国家，后来确实从中挣脱出来，重建为完全不同的社会。无论是德国，还是南非，都是如此。但这并不是因为人们突然改变了想法。德国的转变，是因为德国在二战中战败了。南非的变化，是因为它处于巨大的国际制裁之下，已经无法维持种族隔离制度。所以我认为这种改变是可能的。但我必须说，现在以色列在国际社会中享有的“豁免权”实在太惊人——尤其是在最在意的国际圈子中，也就是美国和西欧，这些是主要支持者——所以我担心，现在更可能出现的趋势，是以色列会变得越来越专制，最终成为一个彻底的种族隔离政权。而这种政权，通常不会长久。也许之后会有清算。如果真的发生，那一定要经历一场真相与和解的过程。因为以色列不可能仅靠抹除过去、抹去自己在加沙的行为记忆来摆脱一切。它必须面对这一切，必须回溯至1948年，从根本上开始一场真相与和解的进程，才有可能促成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在这片土地上的某种和解。但现在的趋势，正在往相反方向发展。维金：以色列在近期的未来，特别是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问题上，美国国内正在出现巨大的代际裂痕。年轻一代犹太人比他们的父母更倾向于认为以色列在加沙犯下了罪行，是一个占领力量。你认为这对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将意味着什么？对以色列的未来又意味着什么？巴托夫：以色列为了赢得美国的支持——可以说是某种“热爱”——花了很多时间。在欧洲，情况稍有不同，因为有大屠杀的历史负罪感，也有对以色列的某种敬意。这种支持是几十年一点一点建立起来的，而现在正被侵蚀。我不能说我为此感到高兴。如果以色列失去了这种支持，同时变得更加暴力，并进一步侵蚀本就所剩无几的自由民主制度——正如现在正在发生的那样——那对以色列这个国家本身是极为不利的。不幸的是，这也会对全球犹太社群产生负面影响。因为以色列自我定位为“全球犹太人的代表”，它实际上使犹太人——无论他们愿不愿意——都不得不为它的行为承担责任。因此，这不仅会削弱对以色列的支持，还可能助长世界各地对犹太人的偏见。维金：你刚刚的回答其实已经隐约提到了这个问题，但我还是想更直接地问你——你现在对以色列的情感是怎样的？作为人、作为个体，不是以学者的身份，你现在对这个你出生和成长的国家，抱有什么情绪？巴托夫：说实话，这是令人心碎的。我在那里长大，我最好的朋友还在那儿，我的家人也在那儿。那片土地上曾有许多我热爱的东西，过去我真的深爱那个国家。而如今，看到它发生如此剧烈的变化——既是长期演变的结果，也是在10月7日之后骤然加速的“剧变”——真的令人痛心。我可以说，我是以色列国的坚定支持者。我是以色列公民。我相信，犹太人和其他民族一样，有权利实现民族自决。我并不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我认为，犹太复国主义曾是一场为犹太人争取自由和人权的运动。但今天以色列所呈现出来的这种犹太复国主义，今天这个国家的样貌，我无法支持。维金：奥默，非常感谢你今天参与这次对话。非常感谢。巴托夫：非常感谢你，丹。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7-26 00:01

内塔尼亚胡赴白宫会晤特朗普以哈停火谈判同步推进

内塔尼亚胡——国际刑事法院已因加沙涉嫌战争罪对其发出逮捕令。

金融界07-08 15:37

伊朗总统惊人爆料：以色列上个月曾试图暗杀我！

泽希齐扬强烈批评以色列在冲突期间犯下的战争罪行。他表示，以色列军队袭击了休班的军事指挥官，并杀害了核科学家及其家人和其他平民。他说：“因为他们想杀死一个人，就不得不拆毁整栋建筑，结果造成许多人丧生。” 以色列官员称，伊朗导弹也击中了以色列境内的居民楼。以色列国防军尚未立即回应置评请求。

风枫07-08 11:06

仅48小时以色列就在加沙杀死300多人，美国支持的援助点为以色列袭击提供了便利

他们并杀害他们。在食物队伍中射杀人群是战争罪行。” 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呼吁对试图通过加沙人道基金会获取食物的巴勒斯坦人遭到杀害和伤害展开调查。这个机构在这片被围困的地区设有约400个分发点，而加沙人道基金会只设立了四个“超级站点”，其中三个在南部，一个在中部，北部条件最恶劣的地区则没有任何站点。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在X平台上呼吁联合国“承担起援助分发的工作”。包括乐施会、救助儿童会和国际特赦组织在内的130多个人道组织周二要求立即关闭加沙人道基金会，指控这个美国和以色列支持的组织实际上为攻击饥饿的巴勒斯坦人提供了方便。这些非政府组织表示，以色列军队和武装团体“经常”向试图获得食物的平民开火。自加沙人道基金会5月底开始运作以来，已有超过650名巴勒斯坦人在寻求援助时遇害，近4000人受伤。另据报道，哈马斯表示正在研究一项为期60天的加沙停火新提议，但称坚持寻求达成能够结束以色列这场毁灭性战争的协议。哈马斯周三发表声明说，已收到调解方的提议，并正在与他们磋商以“弥合分歧”，以重返谈判桌，争取达成停火协议。哈马斯表示，目标是达成结束加沙战争、确保以色列军队撤出这片地区的协议。这一声明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前一天表示以色列已同意停火提议，并敦促哈马斯在局势进一步恶化前接受协议之后发布的。特朗普一直在加大对以色列政府和哈马斯的压力，推动双方达成停火以及释放在加沙被扣押的以色列人质的协议。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7-05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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