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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社论：美国公民不应该生活在对美国政府的恐惧之中

政府打击非法移民的行动，已经演变成针对拉美裔群体的歧视性运动。联邦执法人员正在抓捕棕色皮肤的人，连美国公民和合法移民也被一并扫荡。一些拉美裔现在害怕在公共场合讲西班牙语或听西班牙语音乐。有些人不再去做礼拜，周日干脆待在家里，或让朋友代为接孩子放学。美国公民正在惧怕一个本应保护他们自由和安全的政府。他们的恐惧并非没有根据。在特朗普的反移民风暴中，联邦执法人员多次侵犯公民权利，羞辱普通民众。有戴着面罩的官员砸碎车窗，把驾驶员拉出来，车后座上的孩子哭成一片。在芝加哥的深夜，持枪特工包围了一栋公寓楼，破门而入，把人戴上手铐拖出家门。被带走的人中，有数十名是美国公民。市场观察援引ProPublica的报道称，全国范围内，移民执法人员已拘留超过170名美国公民，其中有20人被关押超过24小时，期间无法打电话。这些行为正在破坏公众对移民法有效执行所必需的信任。特朗普所声称想要帮助的社区，正在因联邦执法人员的行径而愤怒反弹。如果这些做法本意是传递“法治重建”的信号，那么完全适得其反。特朗普的一贯做法，是发现了一个真实存在的问题——非法移民，却用极具破坏性的方式应对。几十年来，美国一直容忍某种程度的非法移民，导致边境呈现出一种无序状态，让很多美国人，包括不少拉美裔深感不满。拜登政府的宽松政策让局势更加恶化，造成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移民激增，大多数新抵达者都没有合法入境许可。特朗普竞选时承诺要扭转这种局面，并获得了选民的授权。他确实在边境取得成效，使非法入境人数降至几十年来的最低水平。但他并没有得到虐待他人或违法行事的授权。民调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并不赞同他在这一问题上的处理方式。国家不必在拜登的混乱与特朗普的混乱之间二选一。最合理的办法，依然是一项全面的法律改革，既要强化边境安全，遏制未来非法入境，又要扩大合法移民渠道，并为那些在美国已经扎根、守法生活的无证移民提供入籍路径。但现实是，国会毫无意愿通过这样的法案。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也完全可以用更人道、更有效的方式处理非法移民问题。这个国家需要执行法律，但不能以恐吓无辜美国人为代价，也不能背弃自己的价值观。在特朗普移民政策的众多问题中，有两大核心：一是对非法移民的残酷对待，二是对美国公民和合法移民的极端不公。那些非法入境者，往往是在冒着生命危险来到美国，只为寻求更好的生活。他们确实违反了法律，但执法应当与过错相匹配，既要坚定，也要有同理心。然而，特朗普政府却沉迷于强硬和残酷。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便衣特工戴着面罩，在街头将人扑倒、猛摔在地。执法人员还闯入民宅，毁坏私人财物。一段视频中，一名联邦特工对一群拉美裔说，包括其中的美国公民：“你们在这里没有任何权利，你们只是拉美人，哥们儿。” 之后，另一名特工对同事说起这些移民时表示：“我们最后可能会开枪打死一些人。” 还有一段视频里，一名执法人员对一名被拘移民的妻子喊“再见”，然后将她撞到墙上，导致她当场倒地。类似令人震惊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层出不穷。这些执法手段既违法，也违背基本人道。在法律层面，法院近期的裁决明确指出，被控非法滞留的人拥有宪法赋予的基本程序权利。这一点对所有人都有益处：如果联邦政府能随意宣称某人非法滞留而无需举证，那它就可以毫无顾忌地驱逐任何人。在人道层面，大多数移民除了非法入境外并无其他违法行为，他们只是希望能在这里过上更好生活。联邦执法人员应当采取适当的手段，而不是默认暴力是必要选项。特朗普政策的第二个问题，在于这种“全面性”必然波及美国公民与其他合法居民。联邦官员正在依赖种族外貌特征进行执法，而美国有约20%人口是拉美裔，其中绝大多数是合法居民或公民。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国会对此问题听之任之，同时最高法院上月作出的一个错误裁决。也给予了执法人员在突袭中使用种族特征的法律支持。在执法中使用种族歧视，应该令所有美国人感到愤怒。视频显示，很多联邦执法人员认为，拉美裔需要自己证明自己是合法身份，而不是由政府举证他们非法。在加利福尼亚，执法人员将乔治·雷特斯从车里拖出来拘押三天，而他是一名曾在伊拉克服役的美国公民。雷特斯说，他车里有政府颁发的身份证，但执法人员根本不给他展示的机会。类似的遭遇还发生在加利福尼亚的哈维尔·拉米雷斯、伊利诺伊的胡里奥·诺列加以及新泽西的一名退伍军人身上。面对这些问题，美国人进行了抗议。为了回应抗议者的声音，联邦执法人员居然以更滥权的行为回应，用催泪弹和辣椒球攻击和平示威者。即使有联邦法官下令制止这些做法，他们仍照常进行。执法人员的面罩更加剧了问题。戴面罩的执法人员知道自己更容易逃避法律责任和公众追究，因为他们是匿名的。对社区而言，这些面罩传递出政府更关心保护执法者身份，而不是维护民主问责制度的信号。这会让人感觉政府在派出没有身份的武装力量恐吓家庭。尽管采取了高压手段，这场打击行动在应对境内数百万无证移民方面并没有取得真正效果。政府甚至没有完成自己设定的驱逐目标。特朗普政府的驱逐人数还不及奥巴马政府时期一些年份，。奥巴马政府的做法更具合理性：聚焦于最近入境者和有犯罪记录者，同时尊重基本的法律程序权利，不会派出蒙面特工，更不会发动暴力突袭。真正区分民主与专制、法治与无法、文明与野蛮的，不仅是目标，更是实现目标的方式。政府确实应当减少非法移民，但应当以符合美国价值观的方式去做。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5小时前

观点：为什么这么多 Z 世代的年轻人投入了保守基督教？

无宗派或灵恩派教会也吸引了一些非裔和拉美裔Z世代基督徒。他们在投向政治上更保守的多种族大型教会时，可能会抛弃家族中传统的民主党身份。如今，年轻男性教会成员的每周出席频率已经超过年轻女性，这是现代美国历史上首次出现这种情况，年轻男性比同龄女性更为虔诚。灵恩派和五旬节派基督徒尤其倾向于反建制的民粹主义，也更容易被强势而有“魅力”（非宗教意义上的）的人物吸引。特朗普在这一群体中拥有极高的支持率。美国最大的五旬节派教派之一——神召会（Assemblies of God）成员中，认同共和党的比例甚至高于南方浸信会成员。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不仅仅是白人保守派：美国神召会中有44%的成员是拉美裔或其他非白人族裔。他们在特朗普身上看到了与自身反建制民粹主义理念的高度契合。灵恩派和五旬节派信徒也容易接受“属灵战争”的说法，他们往往将政治视为善与恶之间的对抗。他们也比其他福音派信徒更热衷文化战争。灵恩派福音派比非灵恩派福音派更倾向于支持削弱对LGBTQ群体的法律保护。今天的年轻基督教右翼选民，对具体政策问题的兴趣可能不如对部落身份的认同那么强烈。去年共和党放弃了坚持四十年的全国范围堕胎禁令，虽然有少数保守派基督徒表示不满，但福音派对特朗普的支持仍然毫不动摇。政治行动的目的，不再是推动特定政策结果，而是要让“站在上帝一边”的候选人赢得选举。而判断谁站在上帝一边的标准，并非这个人是否有信仰或道德操守，而是他是否愿意保护“上帝的子民”——这只是指保守派基督徒。对许多Z世代保守派基督徒政治活动者而言，政治依然是实现某种社会愿景的手段——一个既能保障保守派基督徒按良心行事，又能让保守价值观得以延续的社会。但在今天的政治语境中，正是这个目标，让一些年轻保守派基督徒开始质疑自由民主和宗教多元化，转而思考是否应建立一个“后自由主义”的体制，来推动家庭友好型价值观，即使这意味着必须抛弃可能威胁这些价值观的宗教或意识形态多元性。 Z世代的基督教右翼活动者可能很快就会意识到，如果他们的议程要经由民主选票决定，他们将难以胜出——这就意味着他们将面临一个抉择：要么在民主制度下当他们认为的“受迫害少数派”，要么选择成为非民主体制中的“胜利少数派”。目前，很多Z世代基督徒正在为成为“殉道者”而准备。他们相信，在一个拒绝他们关于性别、性取向和绝对真理观点的社会中，自己将会遭遇排斥。但对于那些对“被迫害”感到疲惫的人来说，放弃民主来“赢得胜利”，可能会成为一种诱惑。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10-14 00:00

拉丁裔移民为美国GDP贡献1.6万亿美元

5年增长了50%。相比之下，同期美国非拉美裔的GDP估计增长了17%。这份报告发布之际，特朗普政府正在推进一项前所未有的努力，将无证移民驱逐出美国该报告称，2023年，仅加州的拉美裔经济就创造了9890亿美元的GDP，预计2025年将超过1万亿美元。德克萨斯州、佛罗里达州和纽约州的拉美裔GDP都达到数千亿美元。拉丁裔消费在整体经济中所占的份额也越来越大。该报告称，随着婴儿潮一代年龄的增长，他们的消费份额每年下降约4%，而美国的拉美裔人将填补这一消费缺口。他们在美国消费中所占的份额正以每年超过3%的速度增长。受人口变化和可支配收入增加的推动，拉美裔美国人的实际消费支出每年增长近5%，而非拉美裔美国人的增幅为2.4%。但专家表示，大规模驱逐可能会破坏商业机会，破坏经济发展。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美国拉丁裔GDP报告的主要作者丹尼斯·霍夫曼警告说，驱逐多达830万无证工人可能会导致1950多万工人的损失，因为无证工人带来的收入和经济活动的损失。 “我们需要修复我们的移民系统。我不是建议开放边界。我并不是建议我们允许人们长期无证工作。但我们的系统是可以修复的。”“我们可以赞助富有成效、勤奋工作、没有合法身份的工人，而不会遭受如果我们真的做了这样的事情（大规模驱逐）所带来的痛苦。” 霍夫曼表示，他的模拟预测，驱逐无证工人可能导致美国GDP总量下降2.3万亿美元或7.7%。

金融界09-25 09:51

在美国，一个饥饿的新时代已经开始

加美财经09-11 00:05

纽约时报观点：左右两派对暴力犯罪都有误解，我们知道如何应对，但派兵进城不是办法

人士则将民主党主导的城市（尤其是黑人和拉美裔人口占比较大的城市），描绘成充满危险的地狱。几年前，保守的传统基金会曾称这种情况为“蓝色城市凶杀问题”。好消息是，我们已经有行之有效的方法来减少暴力犯罪，全国各地的政策制定者正在采纳这些方法。坏消息是，这种高度政治化的争论让我们偏离了已被证明有效的路径。有效的策略首先要认识到，暴力犯罪集中在极少数人身上，西北大学社会学家安德鲁·帕帕克里斯托斯称之为“谋杀的小世界”。这个“小”有多小？约翰·杰伊学院的国家安全社区网络发现，在美国，几乎一半的凶杀案都集中在不到一个城市人口1%的群体中。在过去30年中，一个预防暴力的机制逐渐成型，重点针对这个“小世界”及其往往因报复而循环上演的暴力行为。三十年前，我曾领导一个由司法部资助的项目，旨在应对与毒品危机有关的暴力犯罪，这类犯罪长期无法通过传统执法和犯罪预防手段解决。我们的研究发现，在波士顿，凶杀案和枪击事件主要由贩毒团伙所驱动。这些团伙大多由年轻人组成，占城市总人口的比例远不到1%，却与超过60%的青少年凶杀案有关。这些暴力行为更多源于团伙之间的报复而非金钱纠纷。因此，干预其实非常直接。从1996年初开始，执法机构、社会服务机构、帮派干预工作者和社区活动人士组成的团队，与这些团伙面对面接触，明确告知他们已经被重点盯上。那些制造暴力的团伙将面临警方、检察官以及缓刑和假释官员在所有犯罪领域上的集中打击——不仅仅是暴力犯罪。一起凶杀案，可能就会引发更严格的毒品执法，从他们口袋里拿走更多钱。同时，他们也被告知，如果想摆脱这个暴力循环，有资源可以帮助他们走出去。而他们所在的社区急切地需要停止暴力。随后几年，青少年凶杀案下降了近三分之二，这一成果被称为“波士顿奇迹”。不过几年后，这一策略被波士顿市放弃。如今，巴尔的摩、费城和奥克兰凶杀案和非致命枪击案的历史性下降并非偶然：他们正在采用更新版的“波士顿策略”，这属于一种叫“聚焦威慑”的策略体系。 2018年美国国家科学院的一份报告指出，这类策略持续有效地减少了“帮派暴力、由混乱毒品市场引发的街头犯罪，以及重复个体犯罪”。暴力预防体系的起点，是识别社区中那极少数最危险、最容易陷入暴力，或兼而有之的人群，并与他们直接接触，包括通过社区外展和医院干预等方式。比如，刚刚在医院从枪伤中恢复的人，极有可能再次遭到枪击。在采用这种方式的城市，暴力预防策略包括：外展人员与市住房部门协调，将处于交火风险中的家庭搬离；调解源于威胁和辱骂的冲突；努力清除社交媒体上的相关帖子——如今很多威胁和辱骂就是从社交媒体上传播的。他们把年长、有威望的男性与年轻人联系起来，以他们的影响力劝说后者停止冲突，并建立类似戒瘾辅导机制的指导关系。由于暴力犯罪高度集中在少数人身上，当足够多的人改变行为，整个社区乃至城市的安全水平就能提升。这种方法不仅在大城市有效，在像阿肯色州派恩布拉夫、爱荷华州达文波特和宾夕法尼亚州切斯特这样的中小城市也发挥着作用。派恩布拉夫的青少年凶杀案从2022年的5起上升到2023年的9起，几乎翻倍，今年7月出现了500多天以来的首起青少年凶杀案。宾夕法尼亚州约克市在2022年共有26起凶杀案，而在2024年只有5起。迈阿密和达拉斯——这两个城市的市长都是共和党人——也在采用类似策略。这些方法通过聚焦最危险的“小世界”来降低暴力犯罪。之所以有效，以及为何有效，都应该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全国范围的安全讨论。左翼常常忽略暴力本身就是引发更多暴力的根源之一；右翼则常常忽略粗暴、低效的执法方式如何破坏信任，让人们不愿拨打911、不愿与执法部门合作，甚至使一些人走上报复的道路。如果我们想要真正长久的安全，就必须直面暴力，并同时重建信任。然而，司法部却削减了数百万美元的社区暴力干预项目拨款。派遣国民警卫队或许能暂时让局势平静，但这种“武力展示”从长远看对城市毫无益处。我们知道什么方法有效，而忽视这些经验的代价太高。底特律与其他大城市一样，也在采用这些策略。去年，城市凶杀案数量创下自1965年以来的新低。去年12月，时任临时警察局长托德·贝蒂森表示：“我不记得底特律什么时候像现在这样，不互相指责，而是共同努力解决暴力问题。正如你所看到的，这确实奏效了。”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9-11 00:02

复工措施和政府裁员对女性造成了巨大影响，美国母亲正在纷纷退出职场

，虽然黑人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高于白人和拉美裔女性，但她们受到近期调整的冲击更大，包括联邦政府削减和多元、公平、包容项目被取消。整个就业市场明显降温，但20岁以上黑人女性的失业率今年已上升近1个百分点，7月达到6.3%，接近四年来最高水平。乔万娜在今年2月初因医疗文案撰写的工作被裁员，六个月的求职无果后彻底改变方向。这位来自美国中西部、育有两个孩子的黑人母亲，最近报名参加一个15周的项目管理认证课程，希望转行。 “我至少投了500份申请，找过3个职业教练，并尽可能广泛地建立人脉。”乔万娜说。“我正在耗尽积蓄，还不得不动用401(k)退休金，所以到了必须做出更大改变的地步。” 经济学家们担心，女性近期的退场可能带来长期打击，尤其是她们若想再重返职场。赫根尼斯说，历史上，工作经历的中断往往导致薪酬降低、晋升机会减少。 “这对女性本身影响巨大。”她说。“她们的终身收入会降低，重返职场后大概率只能拿到比离开前更低的薪水。她们会更难重新进入、更难晋升到高级管理岗位，因为她们有了这段就业空白。” 今年，艾米丽·桑托尼辞去了她在休斯敦一家能源咨询公司担任的首席营销官职位，在家照顾1岁和3岁的孩子。这个决定并非轻率，她和丈夫花了几个月时间规划财务、为转变做准备。去年，这对夫妇在全职保姆和其他托儿服务上花费超过14万美元。桑托尼说，这在经济上可以承受，但她始终觉得自己错过了什么。 “我努力工作，有一份很好的事业，我们夫妻俩的收入都很高。”39岁的她说，“但是我工作太忙了，有些星期我每天只能和孩子见面30分钟。最后我想，‘是时候放慢脚步，让我成为真正陪伴孩子的母亲。’” 此外，她所在的公司还取消了允许父母每周在家工作两天的政策。桑托尼说，这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但这又是一个让我觉得‘天哪，真糟糕’的理由。” 美国各地的大公司，包括摩根大通、AT&T和亚马逊，以及大部分联邦政府部门，已经开始强制员工每周五天必须到办公室打卡。尽管执行力度不一，但劳动经济学家表示，这些要求给许多员工，特别是有年幼孩子的员工，增加了额外压力。桑托尼说，离开职场是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改变。她和孩子相处的时间大大增加，还能参加更多健身课和与朋友的聚会。虽然花了几个月才找到节奏，但她现在正鼓励身边的女性也考虑暂时退出职场。 “我离开企业岗位的决定，与政治或鼓动女性回归家庭的思潮毫无关系。这完全关乎我现在如何定义成功。”桑托尼说，“我从年轻时起就一直拼命工作，而现在我选择把最好的精力留给年幼的孩子。对那些因同样原因选择离开职场的母亲来说，这不是软弱或屈从——而是一种力量。”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8-24 00:00

美国参议员在新闻发布会上试图质询国土安全部部长诺姆，然后被强行推出，按倒并戴上手铐

暴力部队已经失控。这必须立刻结束。” 拉美裔国会核心小组（CHC）——帕迪利亚是成员之一，称这起事件“不可接受”。 CHC表示：“我们要求对这一对在职联邦参议员的攻击事件进行全面调查，并追究所有相关官员的责任。” 马里兰州民主党参议员安吉拉·奥尔索布鲁克斯在参议院的慷慨陈词中表示：“今天是帕迪利亚参议员，你知道吗，明天可能就是我们任何一个人。” 在民主党人持续发声谴责帕迪利亚被强行带离诺姆部长记者会的行为时，她说：“那些人必须为今天对帕迪利亚参议员所做的事承担责任。” 尽管共和党方面回应的声音较少，但来自阿拉斯加州的参议员丽莎·穆尔科斯基回应说：“太可怕了。各个层面都令人震惊。这不是我认识的美国。” 与此同时，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表声明称，特勤局当时认为帕迪利亚是“袭击者”，还表示诺姆愿意在事后私下与帕迪利亚会面。诺姆则在福克斯电视台上表示，参议员帕迪拉没有被捕。她说执法人员开始给他戴上手铐，但在知道他是谁后就停止了。根据帕迪利亚办公室的说法，他曾被联邦官员关押在一间候审室内，目前已被释放。国土安全部助理部长特丽莎·麦克劳克林表示，诺姆随后也与他会面，举行了一次为时15分钟的会谈。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14 00:00

彭博：首位美国教皇要将社会正义使命带入分裂的世界，他和特朗普政府的关系会很复杂

严重打击。调查显示，美国天主教徒中，拉美裔比例正逐步上升，而这一群体近年来更多地转向支持特朗普。新教皇不仅是拥有罗马圣托马斯·阿奎那宗座大学神学博士学位的神学家，还拥有宾夕法尼亚州奥斯定会管理的维拉诺瓦大学的数学学位。这可能促成了他务实的一面。他不仅希望统一教会，也希望积极参与世俗事务。利奥十四世在首次讲话中呼吁世界和平——这虽然是常规内容，但显示出梵蒂冈不打算缓和对世界领导人的批评。这不是一位愿意隐退于象牙塔的人。人们普遍认为，他会继续方济各的步伐。然而，选出一位美国教皇，也可能反映出红衣主教团对美国内部分裂、以及特朗普在关税、防务等问题上与盟友关系紧张的担忧。他一只脚踏在美国，另一只脚踏在发展中国家，这也可能带来进一步影响。美国教会以筹款能力强著称，有一位美国教皇，可能为他推动全球教会事业带来资金支持。这些事业包括移民问题——一个敏感议题——以及气候变化。作为前往秘鲁的传教士，普雷沃斯特对这两个问题都很敏感。目前，他仍被认为是来自两个文化的内敛之人，肩负着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调和极为分裂的世界。作为一位原本并非博彩机构热门人选的教皇候选人，他的当选让人们看到希望。正如天主教学者托马斯·里斯神父所说：“圣灵总会带来惊喜。”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5-10 00:00

民主党怎么输给了川普？最权威的重磅分析终于出来了

民主党输在哪些人上？民主党失去了大批拉美裔和亚裔选民上面的图表按种族和意识形态列了2016、2020和2024年民主党候选人的支持率，展示了一个明显趋势。白人选民，不管是自由派、温和派和保守派，摇摆幅度都是零，即没有变化。哈里斯在白人保守派、白人自由派、白人温和派中的表现与希拉里·克林顿完全一样。黑人选民的摇摆幅度不太大，民主党只失去了少量黑人选民，其中多为保守派黑人。但是，民主党失去了大批拉美裔选民，也失去了大批亚裔选民。拉美裔和亚裔选民对民主党的支持率出现了两位数的巨大跌幅。2016年，民主党获得了81%的拉美裔温和派支持，而2024年只获58%，下降了23%；民主党在2016年赢得了34%的保守派拉美裔选民,到了2024年，比例下降了一半，仅为17%；民主党2016年赢得了78%的温和派亚裔，2024年降至67%，降幅为11%。川普赢得了移民选票这是《经济学人》杂志的图表。横轴是每个郡外国出生人口比例，竖轴是共和党得票率增长。可以看到，一个郡的移民比例，与川普的得票增长明显呈正比。在纽约皇后区或佛罗里达的迈阿密-戴德等郡，川普的得票率提高了10%，增长非常显著。另一方面，民主党的支持率在移民比例高的社区呈下降趋势：2020年投给拜登的比例高出27%，2024年变成让川普微弱胜出。归化公民约占选民总数的10%，这意味着移民支持川普的增长率，比整体选民增长率的中位数要大得多。肖尔猜测他们有23%背弃了民主党。那么，川普获得的净胜选票有一半来自移民。川普在纽约、加州、德州和佛罗里达这四个移民集中的大州表现非常好。战场州可能向川普倾斜了半个到一个百分点，那就足以让他获胜。民主党失去非白人选民和移民的原因：意识形态分化 Blue Rose Research的数据显示，过去几次选举中，自认为是保守派或温和派的非白人选民，投票方式越来越像保守派或温和派的白人，他们的投票倾向越来越不取决于族群，而取决于意识形态。肖尔认为这并不奇怪。现在的民主党被看作是自由派的党，但过去民主党是自由派、温和派和保守派的联盟。其保守派和温和派中，非白人比例很高。随着自由派成为联盟主导，联盟中的保守派开始倒戈。有人认为这不可避免：拉美裔和亚裔倾向于追随其他移民群体的政治轨迹：最初几代都支持民主党，但随着变得富裕和同化，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开始分化。美国黑人也是类似的情况——种族压迫和种族隔离缓解后，保守派黑人就考虑投票给共和党。同年，英国工党在黑人和印度裔等亚裔选民中的支持率也有所下降，因此，美国的情况也可能是全球性移民和有色选民右转现象的一部分。令人震惊：年轻人显著右转上图按种族和性别，列出哈里斯在各年龄段的支持率。X轴是年龄坐标，四条线是哈里斯的支持率。蓝色实线代表非白人女性，蓝色虚线代表非白人男性，橙色实线代表白人女性，橙色虚线代表白人男性。可以看到，18岁的年轻人里，哈里斯只在非白人女性中胜出。在25岁左右的人群，两党在白人女性中的支持率基本持平，但白人年轻男性压倒性支持川普。八年前，年轻人比老年人更不喜欢川普，但这张图显示，75岁白人和非白人男性支持哈里斯的比例明显高于20岁的白人和非白人男性，这是个很大的转变，也是最令人震惊的一点。多年来，年轻人一直是民主党的可靠选民。民主党数据公司Catalist的数据表明，2020年，30岁以下的选民压倒性支持拜登，其支持率高出23%。然而，美联社VoteCast估算，川普2024年大选中赢得18-29岁选民的47%，高于2020年的36%。Blue Rose Research的数据显示，川普在2024年甚至可能以微弱优势在这一人群中胜出——这与出口民调不符，但Blue Rose Research的调查数据、选民档案数据和选区级数据，都指向这一事实。过去四年里，25岁以下的每个群体——白人、非白人、男性或女性——都比千禧一代右倾得多，这是前所未有的。年轻人已从婴儿潮以来某种意义上最进步的一代，变成或许是五六十年来最右的一代。而且这个趋势还在加剧——AtlasIntel今年2月的民调显示，自1月以来，川普在18-29岁人群中的支持率提高了近23%。所以，预测2020年至2024年选民倾向的决定性变量就是年龄。与四年前相比，年轻人明显右倾。(当然，其中很大部分的样本是不同的人，因为人的年纪在增长。) 年轻选民2024年对民主党的支持度骤降，也与其他趋势相关联：年轻人中，非白人的比例高于整体选民，与整体选民相比，年轻人的政治参与度也更低。为什么这一代年轻人更保守？Klein猜测，青春期和成年早期经历的政治事件会对世界观产生持久影响。千禧一代在小布什第二任期的灾难中长大，会将民主党与极具魅力的奥巴马联系在一起，Z世代则将民主党与拜登治下的疫情和通货膨胀联系在一起。但肖尔认为原因不止于此，因为他看到这是个全球趋势。英国大选中，虽然工党胜出，但保守党在18至24岁选民中的得票率却增加了2-3%。因此，肖尔认为年轻人右转不仅仅是因为通胀，也不仅仅是对现任政府不满，而是全球趋势。早在2016年和2020年，“民主党选民比例会越来越高”的说法已经不靠谱的了，但民主党还相信，年轻选民最终会拯救他们：如果川普在老年人中支持率不上升，千禧一代和Z世代有了投票权，共和党末日就到了。结果这完全错误。肖尔承认，四年前他也那么认为。反过来说，民主党在投票率高的老年选民中支持增多，会对两年后的中期选举有利。但如果不采取措施，民主党的年轻选民问题仍会很严重。年轻男性和女性的民主党支持率：分化严重这一张，是肖尔最震惊，觉得最可怕的图表。横轴是年龄，竖轴是男性和女性当中的哈里斯支持率差距。可以看到，30岁以上的选民，性别差距相当稳定，约为10%，大致是美国政治整体上的性别差距，75岁以上的更低。但30岁以下的人群，性别差距悬崖式升高,翻了一倍：18岁男性支持川普的可能性比18岁女性高出23%，性别分化之严重，完全前所未有。在其他国家，性别分化似乎也在加剧。例如在德国，年轻女性投票给左翼政党“左翼党”的比例非常高。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也许和堕胎问题有关，但看一下非政治性的民意调查就会发现，网络世界正在发生巨大的文化变革。挪威一项针对高中生的民意调查显示，近年来，认为“性别平等走得太远”的年轻男性比例激增。新冠期间，MeToo兴起，安德鲁·泰特(Andrew Tate)[注]也在那期间开始走红。某种意义上，民主党成了一个对女性很友好的政党，而年轻男性的政治观点对此发生了巨大反弹。肖尔认为，我们正处于一场文化大变革，而人们对其影响认识不足。 [注]Andrew Tate，社交媒体红人，前拳击手，以在男性圈平台上宣扬富有争议的观点而著称。此外，Klein推测，手机和社交媒体的影响很大。这些年轻人从小就把社交媒体上的网红当榜样。社交媒体、网络文化让年轻人的媒体来源按性别高度分化：一个对终极格斗锦标赛感兴趣的23岁年轻男性，会被带入一个男性色彩强烈的网络世界。而一个23岁的女性，如果其兴趣与YouTube的算法一致，就不会进入那个世界，而进入一个相反的世界，会看布蕾妮·布朗(Brené Brown)[注]的演讲。 [注]Brené Brown，休士顿大学社会工作研究院教授，其很受欢迎的TED演讲主题是脆弱、勇气、共情、和领导力。肖尔认为，网络社区的性别分化远远高于线下社区，当年轻人的社交圈突然全部移到网络上，就会导致政治局势发生变化，那么，民主党在年轻选民中遭遇滑铁卢，就不奇怪了。不久前也有人指出年轻男性选民是民主党的一大挑战。2024年，政治学教授大卫·科恩(David B. Cohen)接受《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年轻选民是民主党基础的重要组成，如果这一基础受到侵蚀，该如何弥补？未来民主党要想在全国范围有竞争力，就必须想办法让年轻选民回归阵营，尤其是年轻男性。” 肖尔认为，那些对政治和性别持有可怕、倒退观点的年轻男性仍支持堕胎权，仍支持全民医保，所以他建议民主党政治家专注于在堕胎权和全民医保上做斗争，但其他人应努力改善网络上对文化争议性问题的讨论。政治参与度高的人群倾向民主党，参与度低的纷纷抛弃民主党衡量政治参与的方法有很多：参加投票的次数、政治对身份认同的重要性、关注新闻的程度等。上图数据来自内特·科恩(Nate Cohen)为《纽约时报》Upshot(可能是美国质量最高的公共民调)做的民调。这个图表用是否在2020年投票作为政治参与度的一个指标，分析2024年的投票倾向。左图显示，2020年没投票的人里，拜登占微弱优势。也就是说，2020年，如果没投票的人都去投票，民主党会赢得更多。而四年后，没投票的人群从轻微倾向民主党，变成支持川普的比例高出14%。右图是每个选区2022年中期选举的投票比例，和2020年到2024年民主党得票率的变化，从中可以看到，投票率低的选区，川普得票率增加了6%，而投票率高的选区，哈里斯的支持率有所提高。另外，从对新闻关注程度作为政治参与度的指标来看，关注新闻的人更支持民主党，不关注新闻的更保守。而后者数目庞大。 Klein问肖尔，不看新闻的人，他们对政治的看法，是基于物价等个人直接经验吗？肖尔认为，大多数人对现实的反应基于已有的立场。坚定的民主党选民不会仅仅因为对高物价不满就转投川普。而政治参与度低的人，对经济反应最大，绝大多数都将生活成本列为最关心的问题。但不能都归因于通胀。政治上不活跃的选民在奥巴马时代坚定地支持民主党，支持率高出10-15%，在2020年大致两边均衡，但在2024年，支持共和党的比例上升了14%。基于教育程度的严重分化因此，除了通货膨胀和社交媒体，还有一个长期趋势，即民主党的联盟已从工人阶级转向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如今，政治参与度越低，受教育程度越低，社会经济地位越低，投票给川普的几率就越高。这与全球趋势一致：过去三、四十年来，西方国家的一大政治趋势就是基于教育程度的两极分化：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向左转，而工人阶级则向右转。所以，川普的崛起和回归代表了这一全球趋势。下图是肖尔早在2021年对英、法美、三国的选举分析：每条线代表一个国家左翼政党在教育程度低人群和教育程度高人群中的支持率差异，三条线都随着年代推移上升，说明三个国家基于教育程度的差别都越来越大。[注] [注] 美国的曲线从1964年开始大幅上升，也许可以解释为《1964年民权法》通过后，教育程度低的白人基于种族原因抵触民主党；克林顿两次当选时的差异为零，是因为吸引了很多教育程度低的工人阶级支持；随后差异又开始上升，但奥巴马两次当选时有所下降，肖尔说是由于大批白人投了民主党；随后差异急剧攀升，2016年时间段截止时为最高。没出来投票的前民主党选民，更可能投给共和党广为流传的说法是：如果每个人都投票，民主党就肯定赢——投票率越高，对民主党越有利。选举后第二天发布的、当时掌握信息有限的美联社大选分析也将哈里斯的失败归咎于民主党投票率低。但肖尔发现实际情况正相反：投票的人越多，共和党越赢。如果只有在2022年投过票的人去投票，哈里斯会赢得普选和选举人团；如果所有登记选民都去投票，川普将胜出5%(而不是实际的1.4%)。“提高热情，动员所有人投票”的策略会让民主党输得更多。现在公布的各州选民档案数据可以显示选民改变投票意向与投票人数变化究竟各占多大比例。结果发现，2020年到2024年，民主党选票份额的变化中，约30%是投票人的变化——投票率降低，另外70%是投票意向变了。这与过去30年中大多数选举的细分情况是一致的。一般来说，投票率和支持率的走向是一致的。在摇摆选民中失势的政党，往往投票率同时下降。原因很简单。去年，许多民主党选民对他们的政党感到愤怒。他们大多是民主党中的温和派和保守派，对生活成本等问题不满，他们还做不到投票给共和党，于是呆在家里没去投。但他们的抱怨与那些从拜登阵营转向川普的选民非常相似。曾投票给拜登、而这次没去投票的人的统计学特征是：受教育程度较低，不关心政治，很少看MSNBC那样的新闻节目，而更多看福克斯。坦率地说，他们和那些背弃民主党的选民很相似。因此，如果强迫他们去投票，他们很可能会投给川普。全国总体投票率确实有所下降，但在决定选举的战场州，投票率与四年前大致相当。显然是很多人改变了想法，而通胀是个很大的因素。赶上通胀，而那些不大关注政治的人，对物价最不满，认为执政党要对物价负责。对这些非选民进行调查，问他们最关心的是什么，他们会说是通胀，这也是所有选民群体压倒性最关心的问题，这一点后面还有讨论。 TikTok用户政治参与度低，倾向于支持川普过去四年中，从TikTok获取新闻的年轻选民人数增长了四倍多，这是媒体消费领域最大、也是最快的变化，而且与民主党支持率下降密切相关。TikTok的用户更年轻，政治参与度也更低，民主党在这一群体的支持率下降，是意料之中的。那些从TikTok上获取新闻的群体，支持共和党的比例比四年前高了8%，增长幅度相当大，而这正是选举前川普承诺救下TikTok的原因。 Klein提出，人们担心有一个可能，即TikTok背后的公司稍微做了手脚，通过算法把对川普有利的内容提升7%。对此，肖尔说他不知道答案，但认为完全有可能，因为在某些话题上，比如乌克兰或，他们已经那么做过。但肖尔认为，TikTok确实是第一个真正去中心化的社交媒体平台。比如，Instagram Reels上的视频观看次数与创作者的粉丝数量紧密相关，而TikTok不是基于粉丝数量，而是用机器学习来分析视频，对视频是否会火，能提前做出准确预测。因此，如果视频可能会吸引人，即使没有粉丝，也能广泛传播。这确实更民主。其次，TikTok随机性更强，让很多在推特或电视上无法获得大量浏览的内容摆脱束缚，直接进入不太关心政治的人们的视线。这个巨大变化对共和党有利。TikTok与之前的平台很不同，它的用户多不关心政治、多为工人阶级，而民主党很难找到能吸引那些人的创作者和内容，因为民主党里没有那种人。在过去的传统媒体世界里，民主党做得很好，但现在，战争的打法完全不同了。从前，要想传递信息，必须让文笔好的人吸收你的信息，再发布出去。而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任何人都可以制作视频的世界里，只要视频有吸引力，就会传播出去。这个变化自然让左派失去优势，因为文笔好的人一般更左倾。与此相关，Nate Cohn几年前发布了一个有趣的统计数据：白人工人阶级选民里，过去一年里读过一本书的，比没读过书的更倾向于民主党。【二】民主党输掉的原因川普依然不受欢迎，但民主党也变成不受欢迎这张图表是根据2020年和2024年民主党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支持率的出口民调，显示川普在去年大选和2020年一样不受欢迎，甚至稍微更不受欢迎。但变了的是，拜登的净支持率曾为正6%，而哈里斯的净支持率为负6%。但肖尔认为不是不应换下拜登。相反，下图显示，正是拜登支持率太低，连累了哈里斯。拜登极不受欢迎这张图表显示美国人支持及不支持拜登的比例。阿富汗撤军后，拜登支持率断崖式跌落，之后通货膨胀、移民问题以及预算之战都发生在秋季，支持率进一步下跌，再也没恢复。拜登的净不支持率一直在扩大，到大选时，人们对拜登政府已经很不满了，今年1月的净不支持率又高了一点，为20%。所以，肖尔认为拜登更难赢，因为如果哈里斯都很难与拜登拉开距离，拜登就更难和他自己拉开距离了。另外，黑人从2020年到2024年的整体摇摆幅度很小，只有0-1%。但根据Blue Rose Research的民调，换上哈里斯之前，7–8%的黑人选民准备离弃民主党。这也证明，民主党不换候选人的话，会输掉更多。2024年，在很不利的形势下，哈里斯的表现其实不错——大选结果非常接近。选民想要对制度进行重大改革对于“目前最重要的，是维护制度，还是改革”这个问题，78%的选民回答“改革”。问到现状，是“可以更好，需要改进，以回到从前”还是“太糟了，需要对系统进行冲击”，大多选择后者，比例是53%，选前者的是37%。这显示选民希望发生大的变革。副总统哈里斯被视为现有系统的一部分，这是她败选的原因之一。选民对现状非常愤怒，想要个也一样愤怒的候选人。但那得是一个在意识形态上不极端的、“愤怒”的温和派。下图就是选民对候选人意识形态的印象。选民认为哈里斯在意识形态上更偏激 Blue Rose Research问被调查者：你认为这位候选人：比你自己更自由派，更保守，还是接近你自己的观点？49%的选民认为哈里斯比自己更自由派，只有39%的选民认为川普比自己保守。因此，更多选民认为川普比哈里斯温和。这说明，对候选人意识形态的看法上，存在巨大差距。2020年大选，人们说他们在意识形态上更接近拜登，而不是川普。但随着拜登支持率下跌，认为他过于自由派的比例也上升了。如果人们在经济等重要问题上更信任共和党，而不是民主党，哈里斯作为民主党的领袖，被认为过于自由派就不足为奇了。选民最关心的是物价，没有之一但肖尔认为哈里斯可以做得更好，赢得那场选举是有可能的。Blue Rose Research向被调查者展示国家面临的两个问题，问哪一个更重要。只要把生活成本或通胀与其他问题放在一起，十个人中就有八到九个认为生活成本和通胀更重要。这恰恰说明选民对拜登处理通胀、预算赤字问题上的做法非常不满。 94%的选民认为生活成本比学生债务重要；70%认为生活成本比移民和边境安全重要；80%认为生活成本比堕胎权重要；84%认为生活成本比环境和气候变化更重要。84%认为生活成本比保护美国民主制度更重要。这清楚表明，选民希望改善经济，更关心物价，而不是维护美国民主制度。 Klein评价说，民主党的选举表现其实比其他国家的执政党好些。英国保守党的选举结果差得多，法国执政联盟也是，而民主党的支持率下降幅度不大。如果当初川普赢了2020年大选，通胀就是在他的治下发生，会让他和他的政府信誉扫地。那么，是不是民主党本身没有问题，只是运气不佳？下一个图表也许可以回答这个问题。选民在关心的议题上，更信任哪个党 Blue Rose Research的调查让选民给40个问题按重要性排序，然后问：“在这些问题上，你更信任哪个党？” 上面这张图表分成四个象限。右上角是选民认为重要、而且民主党更被信任的议题，那个象限几乎空白。在精神健康上，选民对民主党的信任度很高，但他们不认为那是个重要议题；气候变化、环境和生育权的重要性都排在精神健康后面。唯一亮点是医疗保健——选民认为相当重要，民主党也明显占优势的议题。 2020年，人们最关心疫情和医保，而那些也是人们最信任民主党的议题。因此民主党只需谈论疫情和医保。他们那么做了，结果赢了。这次困难得多。选民最关心的议题是生活成本。排在生活成本之后的是联邦政府规模、预算赤字、移民、犯罪及医保。几乎在所有这些问题上，人们更信任共和党的比例高出两位数的百分点。民主党在医保上更被信任，但仅领先2%，这个历来民主党占优势的议题，领先度下降很多。人们在气候变化和生育权问题上更信任民主党，但选民并不大关心那些。这次选举中，选民在所有最重要问题上对共和党的信任度都远远高于民主党，但他们同时也认为川普是个可怕的人，不能信任他掌权。所以选举结果才如此接近。但四年后，川普不会还是候选人，共和党也许会提名一个同样不讨人喜欢的候选人，也许不会。但如果民主党不摆脱这种信任危机，就依然灾难深重。民主党信任度下降的一个原因是，拜登非常不受欢迎。数据表明，随着拜登越来越不受欢迎，民主党在所有问题上的受信任度都下降了很多，这个转变是大面积的。另一个原因是选民对现实中的具体事情做出了反应。通常，经济在两党优势上是中性的。但通货膨胀后，选民对共和党在经济方面的支持率从高出5%上升到高出15–16%，经济成了共和党的优势。教育曾是民主党的强项，但疫情期间，这个优势坍塌，现在基本势均力敌；2021年的弗吉尼亚州州长选举中，教育甚至成为共和党的优势。另一方，生育权曾是个中性议题，但高院推翻堕胎权之后，选民在生育权上对民主党的信任度直线上升。所以，世界在过去四年里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还会继续变化，民主党必须根据变化做出调整，不要以为做什么都不重要。信息传递 Blue Rose Research对竞选广告进行随机对照测验：对于某个广告，把1000人分成干预组和对照组。500人看广告，500人不看，之后问他们投票给谁，然后看两组的差异。最有效的一个广告是哈里斯直视镜头，说：“我知道生活成本太高了，我将建造更多住房，打击租金过高和价格垄断，来解决这个问题。你们辛辛苦苦赚的薪水，应该有更多留在手中。” 另一则广告称，“川普在为自己和他的亿万富翁朋友而战。他打算征收全国销售税——川普税，让中产阶级家庭的开支每年上涨4000美元。我们将为中产阶级减税，而不是加税。” 这些都是最好的竞选广告。也证实了选民最关心的是生活成本，而且选民对现状不满。哈里斯能在广告中承认：事情的确很糟糕，正是那条广告测试效果好的一个原因。哈里斯竞选了三个月，一开始主要讲经济平民主义，但后来主要讲捍卫民主。民主党面临的一个重大战略难题是：民调告诉他们，应该谈选民关心的经济或物价，但那些问题很难吸引眼球。另一方面，川普每天都在做叫人生气和担心的坏事——起诉政敌，大肆滥用行政权力，但测试结果却是，选民不关心，也不想听那些。对民主和独裁话题的关注程度，因政治参与度和教育程度的不同有很大差异。即使测试已指明什么更有效，但民主党的信息没有集中在经济上，而过于关注捍卫民主，也过于关注多元化、觉醒、和变性问题。除了经济问题不易被媒体关注，肖尔称也有民主党捐款大户对广告内容提出要求、施加压力的原因。测试表明，川普最好的广告，基本上是关于经济、油价、移民和犯罪的。此外，川普竞选最后几天的广告是开垃圾车和在麦当劳卖汉堡。自由派觉得荒唐可笑，但其视觉效果很贴近底层人民。哈里斯真的在麦当劳打过工，但系上围裙在麦当劳作秀的却不是她。肖尔认为，民主党必须明白，他们深陷信任危机，他们想说服的人，价值观与之不同，对现实的看法也完全不同。而且，很多人根本不用民主党的信息源。民主党想要赢得工人阶级，就必须努力改善信息传递，向他们伸出手，并开始使用新平台。【三】民主党怎样才能赢回来攻击川普的最大弱项这张图表有60来个圆点，每个都代表川普的一个行政命令或竞选政策，其中最受欢迎的包括：不对小费征税；在边境部署军队；实施选民身份证法；停止联邦雇员的远程工作。但很多川普和马斯克在全力执行的东西都不得人心，也是共和党的最大弱项：削减医疗补助、废除奥巴马医保、延长对亿万富翁减税。肖尔认为，如果民主党坚决反对川普这些不受欢迎的改革，就有机会回到2012年的局面。此外，肖尔他们还把川普将要做的58件事情，根据这些事情改变投票意向、让人不支持川普的说服力进行排序。民主党最关心的很多事情——马斯克导致联邦政府混乱、削减医疗补助、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及延长富人税收减免——排名都很靠前。这等于共和党自己在主动失误。有项是“川普废除了降低处方药成本、给胰岛素花费制定上限的法律，这将增加数百万人赖以救命的药品成本”，这一条将转而不支持川普的比率提高了1.9%，这是能想到的最直白、最民主党的信息。但它的测试效果不如这条：川普“让马斯克在没有监督和制衡的情况下削减联邦预算；马斯克向川普竞选捐了2.5亿美元，现在川普让马斯克以马斯克获益的方式重塑政府，不惜伤害美国工人阶级的利益”。很难有什么能比得过保护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但马斯克被排在最前面，说明马斯克的行为实在是惹了众怒。这些数据表明，接下来几个月中，民主党应该做两件事：一是反对削减社会福利，二是抨击马斯克制造混乱。这两点，既符合民主党的理念，也是选民非常关心的问题。川普其实很脆弱数据中看到：川普的反对率升得很快——今年1月末，他的反对率是40%，短短三个星期后就升为47%；同时他的支持率在下降。这说明，他做的很多事不得人心，他其实很脆弱。民主党只需找到最好的攻击点。意识形态与民主党品牌美国约有37%的人认同保守派，36%温和派，自由派有25%(根据问题不同，分布也可为40%、40%、20%)。但肖尔指出，其实，意识形态划分并不是想象的那么严格。温和派，尤其是非白人温和派，他们中很多人对经济和社会问题都持进步观点，而川普的选民中很多是支持堕胎的。对各类选民的测试表明，经济平民主义的信息非常有效。另一方面，城市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与其他人群存在巨大的文化鸿沟，如果把那些人的文化特征作为民主党的形象和品牌，占大多数的其他人就会不支持民主党。所以，品牌上，民主党不应过分强调意识形态，而应注重经济平民主义。应对人工智能的挑战当前的讨论还陷在意识形态之争，但肖尔认为，人工智能可能会迅速且不可逆转地改变政治格局：不久的将来，人工智能将导致大规模失业，民主党选民更受影响，其带来的社会和政治冲击会加剧美国的党派对立。 Blue Rose Research与经济学家乔纳森·赫什(Jonathan Hersh)和丹尼尔·洛克(Daniel Rock)合作，对哪些工作受人工智能影响最大进行了估算。他们的研究表明，有大学文凭的人比劳工阶级受影响更大。原因很简单，大型语言模式(Large Language Model，LLM)的发展速度比机器人快。人工智能对城市和郊区就业的影响将大于农村地区，对女性的影响大于男性。换言之，人工智能对民主党的选民负面影响更大。肖尔预测这也可能是本世纪最大的文化战争，并担心这会加剧文化分歧，带来破坏性的后果。疫情期间，民主党的应对措施加剧了2016年就存在的文化分歧，其影响持续到现在，使民主党更难赢得选举。但与疫情不同的是，民主党有机会提前看到下一次冲击，必须为此做好准备，主动思考人工智能问题，而不是把头埋进沙子里。未来选举展望肖尔认为，即使民主党什么都不做，2026年也可能会赢回国会，因为那些从TikTok上获取新闻、不关心政治的选民——25岁以下的选民——中期选举的投票率极低。赢回参议院比较难。2024年民主党在摇摆州的表现比全国的好，很大原因是对手的候选人太烂，不能指望那种情况永远持续下去。2024年，即使竞选工作做得空前地好，对手又空前地弱，民主党也只获47个席位。所以，即使有蓝潮，也很难赢回50个席位。民主党必须做出改变，才能赢得参议院多数席位。民主党不应过分强调意识形态，并需要在意识形态上作妥协，但所需妥协程度因州而异。2024年，内布拉斯加的丹·奥斯本(Dan Osborn)获胜，部分原因是他作为独立候选人参选，但更重要的是他主打经济平民主义，关注人们最关心的问题。展望总统大选，民主党需要改善品牌。现在民主党在全国范围信誉不高，如果不解决品牌问题，四年后大选，可能在核心问题上仍不被信任。何况，中期选举不会投票的选民会在2028年大选投票，而这一次，对手可能是个比川普受欢迎的候选人，那麻烦就大了。另一方面，民主党现在不是执政党，这意味着他们没有议程控制权。现实地说，至少在2026年前，民主党的策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共和党做什么。但现在开始讨论新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并不过早。一旦推出新的候选人，那将是一次重启。可以想象，民主党推出的新的候选人会做得更好。资料来源： Blue Rose Research: 2024 Retrospective and Looking Forward https://22733335.fs1.hubspotusercontent-na1.net/hubfs/22733335/2024%20Blue%20Rose%20Research%20Retrospective.pdf Ezra Klein: Democrats Need to Face Why Trump Won https://www.nytimes.com/2025/03/18/opinion/ezra-klein-podcast-david-shor.html Eric Levitz: This is why Kamala Harris really lost https://www.vox.com/politics/403364/tik-tok-young-voters-2024-election-democrats-david-shor David Shor: post on X https://x.com/davidshor/status/1357068352313839616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3-31 00:00

彭博：对美国人来说，从经济角度来说上大学还有价值吗？从文凭中受益最多的人群是谁？

没有学位的同龄人，薪资增长幅度最大。而拉美裔男性的收入增幅则最小。拉美裔女性、非裔女性以及“婴儿潮一代”获得大学学位的比例较低，但她们从学位中获得的经济回报高于平均水平。不过，所有群体在一生中都能从学位中获得收益。至于上大学是否依然值得——毫无疑问，答案是肯定的。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和美国社区调查，由Ipums USA整理。说明：拥有学士或更高学位人口的比例，仅包括有教育程度数据的人口；1950年至1990年的数据中，完成四年或以上大学课程的人被视为拥有学士学位；各代人划分如下：最伟大的一代1901–1927年出生，沉默的一代1928–1945年，婴儿潮一代1946–1964年，X世代1965–1980年，千禧一代1981–1996年，Z世代1996–2004年。白人、非裔和亚裔的数据不包含拉美裔群体。图表中省略了样本中大学毕业者少于50人的人口统计分类，以及无大学学位者中位收入为0的分类。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3-28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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