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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灯塔黯然熄灭【大西洋月刊重磅特辑】

匈牙利、波兰、英国、墨西哥、巴西等地的民粹主义者只需付费，CPAC团队便会赴当地打造一场“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秀场。班农(Steve Bannon)或克里斯蒂·诺姆(Kristi Noem)会现身会场，与当地政客同台发表煽动性演讲，助其博取头条。波兰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前夕，在热舒夫(Rzeszów)附近举办的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就特邀诺姆出席，主办方是一家寻求美国执照审批的波兰加密货币公司。当美国在全球播撒恶意的种子 13 美国文化不再代表对自由的向往，而是与下列东西划等号：做交易和秘密操作；算法神秘地操控你的信息流；匿名亿万富翁敛财；美国总统与各国领导人达成交易，只有他自己或我们不知道的人受益。美国向来与资本主义、商业和市场紧密相连，但如今再无任何假装会邀请他人共享财富的姿态。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不复存在；美国人道主义援助枯竭殆尽；美国国际医疗基础设施被突然拆解，导致多人死亡。丑陋的美国人始终与慷慨的美国人形象相伴，但如今后者已消失，世人只看到那些投机欺诈的美国人。 14 这种转变对全球的影响将深刻、广泛且持久。美国民主的存在曾激励世界各地民众，而美国民主的衰落也将产生同样效果。或许川普治下美国的存在本身，就会在国际上助长新专制政党的崛起，使其冲击那些国家民主政治体系——正如巴西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的支持者所做的那样。中国与俄罗斯的宣传机器取代美国之音和自由欧洲电台后，或许将直接赢得全球意识形态论战，并削弱美国经济影响力与贸易地位。 15 更难预料的是这种转变对美国人的影响。如果我们不再是致力于让世界变得更好的国家，而是外交政策只为总统敛财或只为执政党海外盟友谋利的国家，那么国内合作的基础也将日益薄弱。如果我们在海外播撒恶意相待的种子，国内的恶意相待也会加剧。或许，期待美国人践行十八世纪宣称的非凡理想从来就不切实际，但那些宣言终究塑造了我们的自我认知。如今我们身处一个由彻底背弃那些理想的人统治的美国，那将改变我们所有人。在哪些方面改变，我们还不得而知。 *小标题为编者所加。为便于手机阅读，编辑做了较多的断行分段处理。来源：加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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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杂志长文：中国反对中国——习近平的成功与代价

的行政权力，正开始与20世纪拉美一些由民粹主义者掌权、长期动荡的共和国趋同。但与特朗普的个人集权偏离美国制度设计初衷不同，习近平的权力集中则完全符合中国共产党的运作逻辑，这个体制倾向于强化而非约束最高领导人。结果就是，特朗普制造了政策不确定性和政治混乱，削弱了美国的国家能力，而习近平的集中化反而增强了中国的韧性。这一局面并未被习近平及其同僚忽视。他们继承列宁式思维，本就倾向于认为美国正在走向堕落与衰退。过去二十五年里，中共的首席意识形态官王沪宁，一位政治理论家，在上世纪80年代末访美期间写下了《美国反对美国》一书，描述他在美国观察到的矛盾。他指出美国存在“危机暗流”，强调美式个人主义带来的腐蚀性影响及其造成的孤立感。习近平本人也深以为然，曾称西方国家正遭受“物质主义和精神贫困等慢性疾病”的困扰。这些担忧正是习近平要解决的“改革病灶”的核心。与习近平政府的纪律与条理相比，美国表现得心不在焉、缺乏连贯性。中国官员和分析人士现在掌握了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他们对美国功能失调与衰退的判断。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几乎应对每场重大危机都处理失当，削弱了国内外对其制度的信心。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以虚假理由发动了一场破坏性且代价高昂的伊拉克战争，耗尽了应对中国等更强大挑战者的能力和意志。 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华盛顿拯救了金融系统，却没有救助受害民众，加剧了不平等，引发了公众幻灭。而在面对新冠疫情时，尽管美国拥有世界顶级的公共卫生机构，政府的应对却一塌糊涂，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疑虑和对政府的不信任。尽管屡次犯错，美国仍然是全球超级大国，但这主要依赖于历史赋予的特权。就像一个被宠坏的孩子一样，美国即便犯下严重错误，也能避免其他国家可能遭遇的毁灭性后果。当华盛顿的战略家还在争论中国是否已达顶峰时，中国的同行也在进行类似的讨论，且得出了颇为相似的结论。中国官方媒体诊断美国患有“霸权焦虑症”，认为华盛顿无法接受一个多极化世界的到来。正如美国学者哈尔·布兰兹在分析中国时所言，一个已达巅峰的强国更可能采取激烈手段发泄不满，中国观察人士也得出类似结论：焦虑的是美国，它在努力维持自己的地位，并越来越不择手段地捍卫全球主导地位。冷战初期，战略家乔治·凯南曾担心，如果欧洲的民主国家被苏联吞并，美国可能会对自身制度失去信心。而今天的挑战则正好相反：美国对自身制度信心的衰退，很可能不是失败的结果，而是失败的原因。相比之下，习近平的反改革，包括持续的高层清洗和房地产崩盘带来的影响，并未引发中国的信心危机。相反，习近平反而更有信心，因为他可以用技术突破等实质成果来证明自己政策的有效性。他还能保持耐心，因为他的项目本就是长期性工程，不会像那些极端波动的政体那样频繁改弦更张。确实，越来越多的华盛顿官员在讨论中国时使用冷战式语言，却并不愿意承担那些艰巨而昂贵的任务，比如重建国防工业基础，或是强化关键供应链。如果这一局势持续下去，美国很可能会陷入一种“反向罗斯福战略”——高声谈论美国实力，却挥舞着越来越小的“大棒”。习近平稳健而有条理地推进中国的战略地位，而美国则显得分心和混乱。对习近平的误判，归根结底是美国自身无力解决问题的表现。来源：加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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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拯救美国脱离独裁 | 大西洋月刊重磅特辑呼吁民众继续革命

渐转向中右立场，尤其在川普时代，对右翼民粹主义的发展持批判态度。《信息正义》曾经译介过大卫·布鲁克斯在《大西洋月刊》发表的“忏悔录”：《我早该料到》(I should have seen this coming)，他在文中痛陈极端保守派对美国的戕害，指出川普主义终将崩溃的终局，但因故未能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出。【延伸阅读】《一个保守主义者的忏悔》 https://caus.com/all-articles/xxzy/416470 布鲁克斯在文章中指出，美国正在发生从“自由向威权主义的转变”，虽然也许并没有某个戏剧性事件标志，但整个国家的滑坡与腐蚀“已全面展开”。布鲁克斯问道：“对美国来说，近十年的问题是：为什么美国未能出现抵抗运动？” 布鲁克斯警告读者：“以为川普主义三年后就会结束，那就太天真了。任其肆虐，川普主义为代表的全球民粹主义恐怕将统治整整一代人。”“这场危机不是关乎选举周期，而是关乎历史潮流。”然而传统政客却仍用传统政治思维看问题，未能认清当前斗争的本质。他们既无远见也无能力扭转历史潮流。文章直指“查克·舒默无法拯救我们”。美国无法仅凭政策修复政治文化的裂痕，必须用一种“运动的精神”重塑共同体。“你不能用政策去打败一场运动；你必须用另一场运动去回应它。”能够拯救美国脱离独裁的，是一场大规模的民众运动。布鲁克斯呼吁足够多的美国民众站出来，以逆转民粹威权主义潮流。他举例说菲律宾人民在马科斯统治下做到过。“某一天早晨，独裁者醒来发现权力已易主——示威者掌控了局面。那种事必须在美国发生。” 这篇文章发表之际，美国发生了全国范围的 “没有国王”(No Kings) 抗议：数百万民众于 2025 年 10 月 18 日走上街头，成为对“无人高于法律”“民主制约权力”这一建国理念的当代回应。布鲁克斯10月21日在MSNBC的《早安乔》(Morning Joe) 节目中评论这次活动“非常成功”，认为“‘No Kings’ 是美国精神的觉醒”，它代表着美国社会正在觉醒，开始形成一种跨党派、以公民精神为核心的新运动。 MSNBC报道全美“NoKings”运动截图。作为一个自认“中间偏右”的观察者，布鲁克斯说他也能在这些抗议中感到“这是爱国、这是美国式的”运动。他称赞“No Kings”是一个极好的进展，因为它显示出美国公民社会的所有成员都起来了，他们正在自发联合，形成抵制专制倾向的公众力量——“而这正是我们现在所需要的”。（By 新约客）【延伸阅读】一个保守派的大声疾呼：团结起来，美国人民，反抗川普美国告急世界最知名的保守派基督徒,决然脱离美国最大新教教派,为什么? 原文刊载于《大西洋月刊》2025年11月刊，原标题为《起来！—— 美国亟需一场大规模社会运动，拯救美国脱离独裁》。文章链接： 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25/11/autocracy-resistance-social-movement/684336 [美国建国二百五十周年] 美国需要一场民众运动——刻不容缓没有这样的运动，美国恐将陷入长达几十年的专制本文为非营利调查新闻编辑室“Information Justice（信息正义）”编译作品。已开通快捷转载，欢迎转载、分享、转发。文：David Brooks 译：Brandi 编：新约客民众抵抗有效 1 其他民族曾奋起抗争。其他民族曾挺身捍卫自身的权利、尊严与民主。过去五十年里，波兰、南非、黎巴嫩、韩国、乌克兰、东帝汶、塞尔维亚、马达加斯加、尼泊尔等地都上演过这样的抗争。 2 例如七十年代初，菲律宾民选领导人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试图独揽权力，于是大学生发起抗争：与警方冲突导致六名抗议者丧生。交通工人罢工，随后学生与工人联合示威，马科斯以宣布戒严令回应。在马尼拉大主教海梅·辛(Jaime Sin)枢机主教领导下，天主教徒也站出来抵抗。 1983年，马科斯的主要反对者阿基诺(Benigno Aquino)遇刺身亡。马科斯禁止电视转播阿基诺葬礼，但两百万民众涌到现场，葬礼演变成持续十一小时的反政府集会。中产阶级和专业人士加入抗议，马尼拉商界发起每周示威。次年爆发全国性工人罢工。马科斯窃取大选后，军队开始哗变，数百万普通民众走上街头声援，里根政府威胁切断对该政权的援助。 1986年初，马科斯及其家人别无选择，逃离出国。这场斗争持续十几年，最终人民击败了独裁者。 3 这类抗争并不罕见。政治学家切诺维斯(Erica Chenoweth)与斯蒂芬(Maria Stephan)在2011年合著的《民众抵抗为何有效》(Why Civil Resistance Works)中，研究了1900至2006年间的323场抵抗运动，其中包含一百多次非暴力抗争，得出结论：公民并非无能为力，捍卫民主的方式有很多。如果任其肆虐 4 对美国来说，近十年的问题是：为什么美国未能出现抵抗运动？《华盛顿邮报》披露，川普政府在三分之一的司法裁决中公然藐视法庭判决，其如同国家级的敲诈集团，滥用联邦权力干预大学、律所及企业的内部运作；司法部已被彻底政治化，对政敌发起了一系列党派调查；它将移民海关执法局(ICE)改造成拥有几乎不受约束之权力的庞大准军事组织；它蔑视宪法，践踏民主规范，削弱民主自由，甚至在首都街道部署军车和士兵；它故意使用纳粹视觉符号，公然展示其独裁野心。 5 我并不认为川普已将美国变成独裁政权。但自由向威权主义的转变，也许并没有某个戏剧性事件标志，而是国家机构被慢慢腐蚀——而现在这种腐蚀已全面展开。 250年来，美国民主制度的精髓——其思想渊源可溯至西塞罗(Cicero)与卡托(Cato)——在于没有人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公职人员的首要职责是让法律高于自私冲动，但那理念与川普的做人之道完全相反。 6 川普在各领域的单个政策看似互相独立，实际构成一个整体行动：制造一场所有人相互残杀的野蛮战争，再借总统之位从中牟利和攫权。也可以将川普主义视为多条战线的精神阉割战——阉割人类精神的崇高要素（求知、同情心、科学、追求正义），代之以贪婪、报复、自我中心与攫取。川普主义企图将世界变成富人和残忍之人的游乐场，因此它试图摧毁让文明得以维系的道德和法律约束。 7 以为川普主义三年后就会结束，那就太天真了。任其肆虐，川普主义为代表的全球民粹主义恐怕将统治整整一代人，那可能是我们的余生，或是我们孩子的余生。 8 那么，为什么没拿出行动？难道我们要坐视民主被毁吗？ 9 今春，川普的行径已恶劣至极，所以我断定民众奋起抵抗的时机成熟。 4月17日，我在《纽约时报》发表专栏文章，呼吁美国各界团结起来，建立相互配合的抵抗联盟。那篇文章得到广泛关注与支持，叫我以为期盼已久的公民抵抗即将发生。【延伸阅读】一个保守派的大声疾呼：团结起来，美国人民，反抗川普但现在，它在哪里？诚然，六月有过（很成功的）“不要国王”(No Kings)集会；诚然，“不可分裂”(Indivisible)等团体仍在传统的进步派中进行组织工作。但整体上，反川阵营里弥漫着消极的瘴气，一个又一个机构与川普政府敲诈集团达成交易。商界领袖私下抱怨川普的破坏，但公开场合却保持低调。哈佛大学最初决定挺身自保，让很多大学校长受到鼓舞，但现在，许多院校（如今可能包括哈佛）已同意向川普政府支付实质上的强制性贿赂。 10 我们都明白许多人和机构保持沉默的首要原因：恐吓。领导者们说，我要是发声，我们机构就将损失几百万美元。对政府屈从开始显得明智。于是我们看到的不是民众抵抗运动，而是每个机构单独制定自保策略。在缺乏广泛民众运动支持和保护的情况下，领导者们都面临相同的集体行动困境：如果我单独站出来，必遭碾压。 11 这种策略的弊端是让霸凌成为习惯。不受制约的霸凌者会继续横行，屈从也成了习惯。检验是否身处专制统治，可以问这个问题：民众能否自由表达异议？我目睹周围无数公民社会领袖不敢发声，而长期自我审查终将导致精神与道德的内在崩塌。十年前川普首次击败共和党建制派时，败者虽心怀不满，勉强屈从，但暗地里仍保持对他的谴责能力。而近年来，那种屈从已渗透到内心深处——很快，他们的内心也被征服。他们变成了不久前自己声称深恶痛绝的那类人。 12 人们保持沉默的第二个原因是他们未能认清当前斗争的本质。他们仍用传统政治思维看问题。但这场危机不是关乎选举周期，而是关乎历史潮流。每隔一段时间，某种政治-文化-社会浪潮会席卷全球，将一切都彻底改变。 250年前，民主浪潮席卷西方，催生美国独立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最终引发1848年欧洲民主革命起义；二十世纪初的极权主义浪潮在俄国、德国、和中国掀起革命风暴；六十年代的自由解放浪潮导致去殖民化运动、民权运动与女性主义运动；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新自由主义革命催生了西方的里根与撒切尔、东方的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 2010年起，全球民粹主义浪潮高涨，不仅带来了川普，还有奥尔班(Orbán，匈牙利总理)、莫迪(Modi，印度总理)、以及普京、习近平和英国脱欧那种想重振往日辉煌的复辟主义。传统政党与政客被这历史洪流淹没，束手无策——他们的视野里只有下届选举。传统政治家既无远见也无能力扭转历史潮流。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参议院少数派民主党领袖)无法拯救我们。 13 和民粹主义一样，川普主义不止于政策体系，还是一种文化。川普给民众提供归属感、身份认同、社会地位、自尊心和一种全面的政治伦理。民粹主义者并非试图通过这个或那个法律，而是要改变时代的大气候。而民主党人竟以为仅靠税收抵免，就能与之对抗吗？那种事必须在美国发生 14 要挫败一个社会运动，必须组织一个反制性的社会运动。为此需要就我们的处境与未来方向构建不同的叙事框架，确立不同的价值体系，去界定何为崇高，何为可耻。如果我们不能组织起这样的运动，全球威权强人将永远主宰世界。 15 会有足够多的美国民众站出来，逆转民粹威权主义潮流吗？菲律宾人民在马科斯统治下做到过。某一天早晨，独裁者醒来发现权力已易主——示威者掌控了局面。那种事必须在美国发生。【延伸阅读】大西洋月刊 | 美国的时间不多了 https://caus.com/all-articles/xxzy/416936/ 16 提到社会运动，人们往往联想到集会、抗议、游行。但那通常只是社会运动的尾声。如果没有一个能撑起这个运动的远见和理想，集会游行终将徒劳。 17 一旦价值观发生转变，历史潮流便随之更迭。一些思想家构想出新的社会愿景，最终凝聚成社会与政治运动。约翰·洛克(John Locke)等启蒙思想家提出的理念，为《独立宣言》乃至美国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 1848年，马克思与恩格斯构筑的愿景催生了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革命。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小威廉·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等人则共同规划了后来成为里根革命的理念蓝图。 18 川普式民粹主义汲取了之前群众运动的元素—— 如十九世纪反移民的“一无所知党”(Know-Nothing party)和二十世纪孤立主义的“美国优先主义者”(America Firsters)，并在过去八十年里，通过阿尔伯特·杰伊·诺克(Albert Jay Nock) 、詹姆斯·伯纳姆(ames Burnham)、山姆·弗朗西斯(Sam Francis)、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克里斯托弗·拉斯(Christopher Lasch)等人的著作凝聚成形。拉斯1995年出版的《精英的叛乱与民主的背叛》(The Revolt of the Elites and the Betrayal of Democracy)对“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运动的影响，就如同马克思对列宁的影响。拉斯与《精英的叛乱》当今川普和万斯宣扬的几乎所有理念，拉斯早在三十年前就已提出：建制派背叛了人民，是他们营造出让劳工阶级在自己的土地上形同异乡人的文化氛围。 19 十年前，我在一位叫詹姆斯·希区柯克(James Hitchcock)的年轻人桌边驻足——当时他是我在《纽约时报》的编辑助理。他桌上赫然摆着《精英的叛乱》那本书。我暗自诧异：詹姆斯竟在读这本二十年前的社会批判著作？真是奇怪。我当时未能察觉那是个预警：如今詹姆斯是副总统万斯的演讲撰稿人。万斯承袭并传递拉斯的理念，让几百万从未听闻那位已故历史学家的美国民众，与他三十年前的论调产生了共鸣。 20 川普凭其嗅觉敏锐的天赋，深谙哪种言论能煽动民怨、制造分裂。他深化拉斯的论调，反复向民众宣称，他们的民主被教育程度高的永久精英阶层夺走。他每天推出新举措，提醒民众他在代表他们，与精英展开生死存亡之战：川普对抗哈佛，川普对抗华盛顿官僚，川普对抗律师事务所，川普对抗主流媒体。 21 这一叙事说服了数百万美国人。自2015年川普首次参选以来，全美1400个县转向共和党，而转向民主党的不足六十个。凭借这种叙事，川普构建了跨种族的劳工阶级挺川联盟——2024年，投川普的选民中有五分之一是少数族裔。反川运动的任务 22 反川者如何构建更准确、更有力的叙事？ 23 首要任务是直击MAGA叙事的核心弱点。 250年来，美国精神植根于这样的理念：我们与阶层等级森严的欧洲国家不同。先辈们正因为从那里逃离，才建立了人人享有公平机遇的国度。我们摒弃阶级对立的政治，我们的国家建立在社会流动性的基石上——即“今天穷家孩子，明天富人高管”的信念。 24 意大利作家小路易吉·巴尔齐尼(Luigi Barzini Jr)指出：“从一开始，正是这种精神，推动美国人不可阻挡地向前。” 林肯则宣称： “我认为，生命的价值在于改善自身境遇。” 这种社会流动性的信条赋予美国人目标与方向感。社会流动性同时能消解阶级冲突，因为今天的处境，可能在明日改变。 25 传统美国故事建立在希望与可能性上，而MAGA的故事则基于威胁与危机。传统美国故事拥抱风险，MAGA的故事则偏执于安全。对历史上大多数美国人而言，理想社会存在于未来；对川普民粹主义而言，理想社会存在于过去。传统美国思维基于无限增长且能广泛共享的可能性，民粹主义思维则认定一切皆为零和博弈。 26 川普讲述的并非真正的美国故事；事实上，他的叙事与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如出一辙：中部地区的善良民众受到外来者与城市现代化的威胁，而我将保护你们。如果说美国的象征曾是大篷车或汽车，那么今天MAGA的象征便是一堵墙。 27 美国人终将抛弃MAGA，不仅因为它如同植入政治肌体的异物，更因为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将看清：川普的价值观根本无力解决其劳工阶层支持者面临的真实困境——健康状况差、教育成果低劣、社会资本匮乏、社区投资不足及经济疲软。川普主义专注于与精英阶层的内战——打击哈佛、打击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打击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削减公共广播经费或许能在“打击自由派”的情绪层面带来满足感，但那对劳工阶层有帮助吗？川普最大的立法成就是为富人减税，那个又对劳工阶层有什么帮助？ 28 第二个任务是构建比MAGA更具感召力的美国愿景。 125年前，《独立宣言》问世时间不足到现今的一半，当时的美国在艰难应对工业革命的冲击。 19世纪80年代见证了1882-1885年的恶性经济萧条、大规模政治腐败、企业权力惊人集中、巨额财富不平等、以及私刑等种族恐怖主义行径。作为回应，美国人民开展了平民主义进步运动。 29 如今，平民主义与进步派通常分属对立政党。但正如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在其经典著作《改革时代》(The Age of Reform)所指出的，二十世纪之交，平民主义与进步派曾结成联盟。当时的进步派，和今天一样，主要聚集在大城市的高学历社区；而平民主义者，也和今天一样，集中于中西部和南部的中小城镇。但两派都致力于救助工业化浪潮中被碾压的群体，双方均强调道德革新、个人责任与品格塑造，都主张借助政府力量缩小贫富差距、拓展发展机遇。平民主义者与进步派竭力协调城乡矛盾，共同推动了重大进步——反垄断、食品药品管理局、林业局、美联储。 30 平民主义与进步派过去彼此需要，今天仍彼此需要。如果没有平民力量，进步派容易变成脱离现实、与普通民众隔绝的富裕都市精英；如果缺失进步理念，平民主义则可能演变为反智的偏执狂。进步派推崇文化多样性，而平民主义强调文化凝聚力，二者互相平衡。 31 平民主义进步时代的美国人努力应对工业时代潮流；而今的我们则面对信息时代的冲击。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们都努力让传统的美国理想适应新环境。当年推动平民主义和进步主义的智慧，今天仍能为我们提供有益的指引。平民主义进步运动将社会流动性——即美国梦——置于其愿景的核心，发起反对企业权力集中的运动，而那种权力集中会扼杀经济与社会流动性。 32 那个时代的进步派和平民主义者还洞察到一个几十年后被心理学研究证实的道理：人们想发展，想承担建设性风险，就需要有安全根基。平民主义擅长思考如何构建安全的环境——稳定的家庭、安全的社区、坚固的边界、共同的道德价值观。进步主义则擅长借助政府扩大机遇——拓展教育机会、通过产业政策投资落后地区、建设住房以促进人口流动。两派都有意改革美国民众失去信心的机构：大学、国会、企业、精英治国、硅谷技术官僚体系。 33 过去那个平民主义进步联盟在经济上偏左、社会问题上居中偏右，致力于改革。当代版本的联盟很可能也是这样。这种联盟的优势在于打破了过时的上个世纪对左右派别的分类，强化“我们同属一个国家”的理念——文化上有凝聚力，经济与人口结构上多元化。它拒绝川普的“我们注定陷入永无休止的阶级或文化战争”的论调。 34 第三项任务自然是围绕愿景的实际构建运动。社会运动超越政党范畴，其目标远不止于推动国会立法，而是同时在公民、文化、制度和立法领域推动变革。社会运动能改变时代的大气候。 35 成功的社会运动能加强公民力量。为了阻挠集体行动，威权主义试图分裂和孤立反对者，因此，组建联盟的本身就创造力量。个体或许无力，但团结起来有力量。 36 成功的民众运动是理想社会的缩影。反MAGA运动必须跨越阶层鸿沟，将知识阶层与劳动阶层凝聚在一起，弥合最初催生民粹主义的裂痕。 37 成功的民众运动既要动员自己人，更要着力说服反对者。偶尔会听到民主党政客宣称要为自己的阵营“而战”，但多数时候，那不过是大音量重复基本盘的既有立场——那种做法收效甚微。只有蓝州NPR听众参与的大型反川普集会，对农村选民毫无说服力。 38 成功的民众运动通过增加社会张力去凝聚公民力量。民权运动通过游行、抵制公交、午餐柜台静坐示威等行动制造焦点，往白人至上的齿轮上撒沙子，致其瘫痪。颇具影响力的社区组织者索尔·阿尔林斯基(Saul Alinsky)指出：权力不在于实际拥有多少，而在于对手认为你拥有多少。 2010年代，茶党运动虽规模不大，却不断对建制派共和党施压，使其相信抵制茶党会付出高昂代价。 39 成功的反MAGA运动必须从赢得可实现的具体胜利开始——阻止对民主的某一具体攻击，或挫败川普的某项具体计划——并以此为基础，逐步推进。它必须让民众走出恐惧与停滞，得到希望与前进的动力。 40 社会运动的核心目标在于扭转公众舆论，改变人们对何为崇高、何为可耻的认知。为此，讲述故事比列举论据更能打动人心。如今川普主导叙事。正如记者蒂娜·布朗(Tina Brown)在其Substack专栏指出的，他在真人秀《学徒》(Apprentice)时期就发现美国人注意力最多持续两周。因此，要掌控舆论，就要策划一系列以两周为周期的迷你情景剧，每集都充满高风险的对峙与意外转折。 41 要对抗那种策略，反民粹主义的社会运动必须打造与之竞争的层出不穷的迷你情景剧。川普政府的言行每天都为这类情景剧提供丰富素材。例如，今年七月，我们得知政府将焚毁500吨紧急粮食援助——只因其冷酷加无能，无法将食物分发给饥民。有效的社会运动应反复讲这个故事，让每个人都知道。【延伸阅读】美国顶级医生访谈：这是一场浩劫，这是一场空前危机 42 成功的社会运动需要塑造英雄。民权领袖们深谙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是蒙哥马利公交抵制运动的完美核心人物——她身材娇小、虔诚信教、外表温和，深受社区敬重。但社会运动同样需要反派角色。对美国开国先贤而言，那个角色是英王乔治三世；对民权运动而言，则是布尔·康纳(Bull Connor)、奥瓦尔·福布斯(Orval Faubus)和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这类人物。阿林斯基《激进分子十三条规则》(Alinsky’s 13 Rules for Radicals)的最后一条为：锁定目标、将其冻结、个人化、两极化。另一条（第五条）则是：嘲讽是人类最强大的武器。 43 社会运动最有效的沟通形式是行动。行动创造事件，事件讲述故事。研究非暴力抵抗的政治学家吉恩·夏普(Gene Sharp)归纳出社会运动可采取的198种行动方式，以唤醒民众，包括抵制、罢工、游行、街头剧场、公民抗命及集体请愿。当今美国，各地已形成团体，致力于支持移民、记录驱逐事件，并将每起事件转化为小型情景剧。美国精神仍然活着 44 美国人是否会像1770年代先辈那样，拿起武器反抗专制不公的政权？那既不现实，也不值得考虑。根据切诺维斯与斯蒂芬的研究，非暴力抗争获得成功的概率，比暴力反抗高出一倍。和平抗争能为自身赢得道德权威，同时让政权丧失正当性。当非暴力抗议者直面政权时，他们展现出勇敢、自律与尊严；而当政权以消防水龙、橡皮子弹或催泪瓦斯镇压非暴力抗议者时，则暴露其残暴与邪恶本质。 45 非暴力抗争使威权政权陷入两难境地：要么将街头让给抗议者，要么通过镇压削弱自身合法性。如果群众运动仅为取悦激进派，那终将失败；如果是通过行动改变舆论导向，说服主流群体，则有望成功。 46 250年前，《独立宣言》签署者将美国精神以政治形式表达出来。这种精神或许在惠特曼(Walt Whitman)的笔下得到最精妙的诠释——他将美国民主称为“生命的体操馆”，孕育着“自由的运动员”。惠特曼所忧惧的是“惰性与老化”——美国可能陷入停滞，或筑起自我隔绝或分裂人民的高墙。他推崇蓬勃的生命力，在《民主前景》(Democratic Vistas)中写道：我满怀欣喜，赞美这浩瀚、多彩、强劲的实践能量，赞美对事实的渴求，连当下的商业物质主义，我也一同赞美。 47 我们已远离了惠特曼颂扬的活力与希望。但这个国家的精神虽然也许在休眠，却仍然活着。如今川普主义盛行，但历史表明美国始终在断裂与修复、苦难与重塑的循环中前行。这个过程有个熟悉的顺序：文化与思想变革先行——孕育新愿景，然后是社会运动，最后是政治变革的到来。 *小标题为编者所加。为便于手机阅读，编辑做了较多的断行分段处理。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10-29 08:00

华尔街日报：中国应对特朗普的新策略，重拳出击，少让步

备受关注的应用是一次围绕国家安全展开的民粹主义胜利。但对习近平来说，这个应用不过是一个低成本的谈判筹码。知情人士透露，他私下里将其称为“精神鸦片”，认为为了争取中国所需的持续对话，牺牲它毫无代价。因此，习近平为与特朗普的一系列峰会铺平了道路。在下周韩国会谈之后，北京希望安排特朗普明年初访问中国，最终实现2026年底习近平访美。台湾问题是习近平议程中的关键。他计划借助与特朗普的会晤，推动美方突破长期以来的“战略模糊”政策，明确表示反对台湾独立。作为这种交易式策略的另一体现，北京在峰会前正考虑大量采购美国大豆，这是特朗普提出的要求。知情人士表示，中国领导层的想法很简单：既然两位领导人要见面，那为什么不顺便买点大豆？对华鹰派被压制知情人士称，习近平的新策略正在特朗普政府内部取得进展。如今内阁成员在向特朗普提供建议时都非常审慎，选择性地展示信息。而在内阁层级以下，许多传统的对华强硬派已经被边缘化，其中包括长期担任特朗普贸易顾问的彼得·纳瓦罗。一位政府高级官员表示，虽然纳瓦罗在电视上露面的次数减少了，但他仍参与制定对华政策。另一例子是兰登·海德的任命。知情人士表示，他原本被提名出任商务部一个关键职位，负责监管用以保护美国技术的出口管制措施，但这个提名在9月被撤回，没有解释。海德曾在北京担任外交官，也是美国国会下属对华问题特别委员会的前技术政策专家。他在4月的提名听证会上发出警告，称中国对新兴技术的追求，对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构成“深远威胁”。但知情人士表示，白宫部分官员认为他的强硬立场是一种负担。随着其他支持对华强硬路线的官员陆续离开政府，安全和技术领域的专家开始担心出现政策真空，而这个空缺可能会被那些更倾向于与北京发展商业关系的人填补。专家们认为，这种真空为英伟达的黄仁勋等有影响力的商业领袖打开了大门。今年夏天，黄仁勋向特朗普陈述观点，认为禁止向中国销售英伟达H20人工智能芯片只会加速北京追求技术自给自足的步伐。随后，特朗普决定撤销禁令。英伟达开发H20芯片是为了符合早前出口限制的规定，是专门为中国市场设计的低性能版本。鹰派影响力减弱的后果，在8月特朗普即将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阿拉斯加会晤前夕显现出来。知情人士透露，政府已准备了一份“决策备忘录”，拟对中国购买俄罗斯石油实施次级制裁，这本意是要对中俄同时施加压力。这份备忘录已送交特朗普待其拍板。但知情人士称，特朗普在与普京会谈前否决了这项制裁方案，部分原因是担心北京报复，特别是中国可能再次限制美国获取稀土磁铁，而这些是美国军用和商用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北京策略奏效的又一次体现：特朗普基于交易、个人考量的决策，压倒了原本鹰派主导的方案，中国借助对经济要害的控制，赢得了主动。一场高风险博弈然而，这次成功也可能助长了北京的过度自信，促成了中国对稀土实施的新一轮严厉管控。这一措施激怒了白宫，特朗普本人甚至威胁要对中国商品征收100%的关税，并取消与习近平的会晤。中方迅速软化了语气。10月12日，中国商务部发表声明，承诺将“审慎适度”地实施相关管制。北京的迅速退让，说明美方在这段关系中依然握有重要筹码。包括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在内的高级官员指出，中国在包括喷气发动机在内的多个关键产业仍严重依赖美国。如果失去这些高端产品，中国的技术和战略目标可能受挫。贝森特本人也在努力为特朗普与习近平之间的解决方案保留余地，同时持续施压。他最近甚至打破外交惯例，公开批评一位中国谈判代表，目的是把责任推到低层官员身上，以便两国领导人能够最终“体面地”解决问题。不过，会谈前的局势已经发生变化。尽管特朗普后来在关税威胁上语气缓和，但中国在稀土问题上的新动作促使美方制定了一系列应对措施，以防北京不撤回新规。知情人士表示，白宫内部官员现在把这次事件当作中国胁迫手段的典型案例。而特朗普最初否决的对中国实施次级制裁提案，现在也可能重新被提上议程。特朗普周三表示，他计划在下周的韩国会晤中与习近平讨论中国购买俄罗斯石油的问题。这成为一场新一轮高风险考验：是特朗普“交易大师”的本能占上风，还是他的国家安全团队的严厉警告奏效。对中国来说，问题在于，他们制定的策略，是否反而激怒了本想绕过的强硬派。最终的结果，可能取决于一个根本性的认知落差，这个差异贯穿整个中美关系。 “特朗普关注的是短期和政治利益，”前副国务卿坎贝尔说，“而习近平关注的是与美国的长期竞争。”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10-28 08:00

极右翼试验失败后荷兰选民在选举中倾向回归中间立场

来的政党，赢得19个席位，排名第四。民粹主义的农民-公民运动赢得8席。这两个政党与自由党及右翼自由民主党（VVD）共同组成联合政府。他们虽然阻止了威尔德斯担任首相，但支持了他提名的迪克·斯霍夫。斯霍夫曾是情报机构负责人，但没有政治经验。他在协调意见分歧巨大的联合政府成员方面遭遇重重困难。今年6月，因联合政府伙伴拒绝了威尔德斯提出的10点移民计划——包括动用军队巡逻边境、关闭难民中心和遣返大量叙利亚难民，自由党宣布退出联合政府。随后荷兰举行大选。新社会契约党也因政策分歧退出政府。此次选举中，这个党可能不会获得任何席位。农民党预计仅获得3席。由前气候部长罗布·耶滕领导的进步自由党D66，民调支持率在14%至19%之间。前首相马克·吕特曾领导自由民主党从2010年执政至2023年，之后出任北约秘书长。这个党目前支持率降至12%至16%。 “在经历了两年政策混乱和与欧盟的争执之后，选民渴望喘口气。”欧洲议会中基督教民主党领袖汤姆·贝伦森表示。他认为，基督教民主党支持率的回暖，得益于过去几年作为反对党所积累的经验，并重新回归政治初心，在2023年遭遇历史性惨败后实现转型。 “过去两年政府什么问题都没解决，只顾着内部争吵。”贝伦森说。邦滕巴尔曾是能源顾问，执政理念注重高效治理和自下而上的解决方式，鼓励民众改善社区和社会。贝伦森说：“选民在邦滕巴尔身上看到的是稳定、有分寸的政治风格和尊重对话的态度。” 尽管如此，约有50%的选民仍表示尚未决定投票意向。德兰格表示，目前可能出现两种联合政府组合。一种是由绿党-工党、基督教民主党、D66以及自由民主党组成的中间派联盟。另一种是更偏右的联盟，包括基督教民主党、自由民主党、D66、农民党以及预计获得约12席的民粹派新政党JA21。联合谈判可能会持续数月。目前三大主要议题是：住房短缺、医疗成本上涨，以及移民问题。很多选民将这些问题归咎于寻求庇护者。就连蒂默曼斯也主张对接收人数设限，多数政党都支持更强硬地驱逐移民。如果蒂默曼斯出任首相，这位前欧盟气候事务专员将成为欧盟27国中仅有的五位社会党领导人之一。目前，欧盟在移民、放松监管和削减气候政策等方面整体右倾。 “这真是件悲哀的事，”一位在布鲁塞尔工作的荷兰老官员说，“他回到荷兰时，发现这已经不是他当年离开的那个国家。如果他重返欧洲峰会圈子，也会发现布鲁塞尔也已不同以往。”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10-28 00:00

各国民粹主义者愿意接受的移民：外籍劳工计划正迅速兴起

，在疫情后大量移民涌入的背景下，反移民民粹主义正在全球富裕国家抬头。美国和意大利由极右翼掌权，英国和法国的民调也显示右翼领先。中间派政府为了自保，也在收紧入籍路径。本月，德国政府取消了一项允许3年内快速入籍的通道；英国政府则计划将入籍所需居住年限从5年延长至10年。相比之下，临时移民是一种颇具吸引力的替代选项。几乎在所有富裕国家，本国出生的劳动力都在萎缩，托育、建筑和农业等行业正面临严重用工荒。未来情况可能更加严峻。例如预测显示，由于出生率崩塌，韩国的GDP将在2040年代末开始萎缩。但乔治·梅森大学的迈克尔·克莱门斯指出，如果韩国将临时移民占总人口的比例从目前的3%提高到澳大利亚的15%，就能抵消大部分经济下滑带来的冲击。对移民个人来说，收益也十分可观。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兰特·普里切特估算，如果来自全球11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劳工能在美国获得低技能岗位，平均工资可提高424%。尽管如此，外籍劳工签证仍让一些“善意”的西方人感到不安，主要有两个方面的担忧。首先是融合问题。欧洲历史上最著名的项目之一是西德的“客工”计划（Gastarbeiter），1955年至1973年间引入了约1400万名工人，包括大量土耳其人。许多人在没有入籍路径的情况下在德国生活了数十年，往往语言不通、难以融入社会。直至1982年，总理科尔仍公开设想将他们“遣返回原籍”。第二个担忧是关于虐待和剥削，特别是海湾地区恶劣劳工环境的报道引发了警觉。许多签证都绑定雇主，使工人很难离职。2022年，日本厚生劳动省发现，雇佣外籍劳工的公司中有74%违反劳动法，包括不达标的安全措施和无薪加班等。在欧洲，一些国家的灰色操作也加剧了风险。比如荷兰每年发放的非欧盟签证数量有限，雇主便通过曲线操作，在波兰或斯洛文尼亚设立空壳公司，然后借助欧盟自由流动规则将工人“借调”到荷兰。这些工人名义上受雇于签证发放国，但实际上根本不清楚适用哪个国家的法律，最终只能依赖中介安排。尽管存在风险，发展中国家仍积极参与这类项目，既可缓解国内失业，也能带来可观的侨汇。由此带来一系列双边协议。例如，乌兹别克斯坦在整个欧洲签署了多项劳务合作协议，效果显著。央行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侨汇达82亿美元，高于去年同期的65亿美元。对于一个GDP仅为1320亿美元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庞大数字。同样，印度也与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等国签署协议，放宽临时移民限制。其中不少协议附带印方承诺将协助遣返超期滞留者，以此取悦对移民持怀疑态度的西方政治人物。越南政府对此更加热衷，甚至为“劳务输出”设定年度目标。今年计划向海外派出13万名工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受益不仅仅是汇款。世界银行的洛朗·博萨维和合作者发现，回国的移民创业意愿明显更高，资金来源正是海外积蓄。基于对5000名孟加拉移民的就业和收入数据，他们估算，如果将出国劳工的迁移成本降低50%，企业创办率将上升8%。临时移民需求的增长也催生出连接跨国劳动力与企业的商业机会。总部位于内罗毕的Silver RayHR公司负责人玛格丽特·穆关贾，自己曾是移民护士，曾在南非工作并获邀赴英工作，但她选择创立自己的招聘公司。最初主要为驻阿富汗和伊拉克的美军基地招募后勤人员，如今则向德国、意大利、日本等富裕国家输送肯尼亚劳工，涵盖电工、IT专业人员、护士和水管工等职业。应聘者大多已接受本职培训，在出国前还会在肯尼亚学习目的国的语言。那么，临时移民项目应如何运作？尽管有许多优势，现有计划也存在局限。瑞典研究机构IFAU的安德烈·戈尔什科夫研究丹麦后发现，短期移民的生产力提升速度慢于长期移民，降低了移民、雇主和所在国三方的整体收益。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乔瓦尼·佩里表示，雇主通常预期工人流动性高，因此不愿意投资培训。而长期移民的生产力提升，往往依赖于他们能够自由跳槽。因此，研究移民问题的经济学家主张，应允许移民签证“可转移”，即工人可换工作。这种灵活性能增强劳动力市场活力，并有助于减少剥削。企业可能会反对，因为他们往往需要承担高昂前期费用，并希望能收回成本。例如，一名英国农场主为引进一名工人，可能要支付2万英镑（约合2.7万美元）的费用。尽管如此，改革正在推进。去年，澳大利亚将移民离职后寻找新雇主的期限从60天延长至180天。加拿大和日本也在放宽移民工人在行业内部跳槽的限制。甚至连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人也在推动出台适用于该州农业工人的可转移签证。在许多国家，新的政治现实使传统移民模式难以为继，同时对劳动力的需求却日益迫切。各国政府，不论意识形态如何，都不得不寻找既能满足经济需要又能为选民所接受的移民路径，并改进现有的短期工作通道。随着时间推移，移民将越来越不像一座“通往永久定居和公民身份的阶梯”，而更像一扇“旋转门”。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10-23 12:00

Politico：曼达尼的理念在全世界被左右两派都实践过，而且成功了，民主党太害怕变革

伊斯坦布尔市长以来，这种模式就成为保守民粹主义在土耳其崛起的推动力量。他建立了一个庞大但鲜为人知的城市补贴和食品援助体系，自然演变为一种基层动员方式。类似的城市补贴体系，如今也出现在纽约市长候选人佐赫兰·曼达尼的竞选纲领中。他提出，要通过设立市营商店、免费公交、控制房租上涨、扩大公共服务，让纽约变得更加宜居。这一提议遭到政治光谱各方的嘲讽。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的建制派成员，似乎都一致认为，市营杂货店这类想法完全是幻想。在美国根深蒂固的市场信仰中，免费公交、补贴食品和低价住房被认为完全脱离现实。但曼达尼的想法，并不像纽约或华盛顿权力中心的人们想象的那样异想天开。事实上，类似的措施在世界各地早已被左右翼等各种政治派别的领导人尝试过，而且在许多情况下都获得了广泛支持和政治上的成功。在埃尔多安的实践中，这些商店既为贫困家庭提供了安全网，又为那些无法进入富裕社区高端超市的小生产商提供了分销渠道。当然也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回报。埃尔多安及其保守盟友通过补贴和低价公共服务，稳固了工薪阶层和低收入选民的忠诚，最终借此赢得全国政权。反对派后来也采取类似策略后，伊斯坦布尔的市政府才实现政权更替。2019年，年轻的社会民主派伊马莫卢当选为市长，结束了保守派长达25年的统治。他以民主和自由为竞选口号，同时扩展了城市社会项目，例如开设平价宿舍、为学生提供公交补贴、设立免费公立幼儿园等。这些政策极受欢迎，使他在2024年再次赢得选举（事实上，他已成为埃尔多安的主要政治对手，并于今年早些时候因被认为出于政治动机的指控而入狱。）土耳其并不是例外。在欧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地方政府早就通过有针对性的补贴来减轻城市居民的生活压力。在欧洲，补贴性住房和免费医疗几乎已成常态。柏林、伦敦和维也纳几十年来持续投资建设和维护公共住房，使工薪阶层和年轻家庭能够承担租金。在墨西哥城，“Liconsa牛奶”项目为低收入家庭提供补贴牛奶及其他食品。在波哥大，有公交补贴帮助穷人降低出行成本。首尔建设青年宿舍，减轻学生面临的高昂住房压力。巴塞罗那试点推行房租限制和市营住房援助。这些项目并非革命，也不带有“马克思大道”或“罗莎·卢森堡图书馆”那样的象征意义。这些都是务实且成本较低的补贴，往往能带来超出预期的政治影响，是全球现代城市治理的常见组成部分。而尽管曼达尼的批评者认为这些想法不符合美国价值观，事实却是，美国也有自己长期的补贴和收入支持传统，从“新政”到食品券、再到医保和医疗补助，如今连共和党人都承认这些项目是公共福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接受曼达尼的左翼民粹主义，并不会让美国变成社会主义国家，只是意味着在市场机制失灵时，由地方政府来满足基本需求，比如住房、交通和教育。目的是让生活稳定一点，让物价不那么沉重。对于像我这样亲眼见过这些项目在其他地方成功运作的人来说，最令人震惊的并不是特朗普那些可预见的攻击，而是民主党精英之间的焦虑不安。在美国，和欧洲许多国家一样，主流政党一直难以应对选民之间日益蔓延的不满情绪，而正是这种不满，推动了全球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特朗普两次赢得选举就是直接结果。然而，民主党人并没有尝试与美国工薪阶层达成一种新的社会契约。相反，他们因为惧怕体制性变革而团结在一起，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已经失去感召力的新自由主义秩序的守护者。与此同时，当纽约的精英们因曼达尼提出的“不切实际”方案而大惊失色时，特朗普却在尝试另一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他主导TikTok的出售，与企业高管会面、扩大政府在市场中的影响力，还推动政府成为英特尔的股东。这是国家资本主义，不过是为大公司服务的，而不是普通美国人。政治从不容许真空存在。当自由派缺乏大胆构想时，民粹右翼就会用“身份认同”和“保护主义”的叙事填补空白。如果民主党想要竞争，就必须停止将财富再分配视为禁忌，开始思考其他可能性。太久以来，这个党派始终惧怕被贴上“非主流”的标签，紧紧抱住一个正在崩塌的中间派共识不放。正因为如此，他们把想象力的空间拱手让给了“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右翼。也许，对抗右翼民粹主义的答案不是谨慎的中间路线，而是更大胆的左翼民粹主义。伊斯坦布尔的实践表明，这类政策不仅受欢迎，而且在成本相对较低的情况下具备可持续性。通过津贴、有针对性的补贴，以及对税收激励的灵活运用，市政府建立起一个切实可行的福利机制，不仅赢得了民众忠诚，也没有造成财政崩溃。这不是社会主义的混乱，而是良好治理，也是高明的政治操作。曼达尼的判断是，这套逻辑在纽约同样适用。他不再以华尔街的掌声或精英阶层的舒适度作为政治标准，而是提出关键问题：家庭能否负担得起房租、食品和地铁费用？曼达尼提出的城市民粹主义，在纽约能否成功仍未可知。但背后的理念肯定不是什么极端和边缘化的思想。务实而适度的财富再分配，能让人们切实感受到益处，并不会终结资本主义，也不会毁掉美国。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10-21 02:00

民主党正在进行自1980年代以来最深刻的自我审视

·桑德斯和伊丽莎白·沃伦联系紧密的经济民粹主义——将在今年秋季推出“大创意项目”(big ideas project)，以形成一个左倾的政策议程。开放慈善基金会(Open Philanthropy)，一个源自硅谷的赠款组织，今年春天宣布将设立一项基金，至少投入1.2亿美元，推动一本畅销书《丰裕》(Abundance)所倡导的那类推动增长的议程。该书由自由派记者埃兹拉·克莱因(Ezra Klein)和德里克·汤普森(Derek Thompson)合著，引发党内广泛讨论。季刊《民主》(Democracy)的编辑安德烈·切尔尼(Andrei Cherny)，正在筹划“2029计划”(Project 2029)，这本书计划于2027年出版，其模式借鉴了保守派为第二个川普政府起草的“2025计划”。前拜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贾里德·伯恩斯坦(Jared Bernstein)则正在组织一个经济学家网络，制定他所谓的“后川普议程”(PTA: post-Trump agenda)。自创立以来一直担任“进步政策研究所”所长的威尔·马歇尔(Will Marshall)表示，如今竞争的势头太多，没有任何一个可能像DLC鼎盛时期那样集中施加影响。（DLC在2011年正式关闭，但在克林顿卸任十年后，就已不再是党内的主导力量。）马歇尔说：“如果你想表明自己是一个改革派的民主党人，一个现代化的民主党人，你就会加入DLC——它是当时唯一一个专门致力于改变党治国议程的组织。现在却有一堆所谓的中间派团体在各自独立运作，一切都非常零散。” 马歇尔与我接触的其他人士一样，认为当下的另一个重大障碍是——这些项目主要由顾问和策略师主导。他指出，DLC当年主要是由代表政治摇摆选区的民选官员来定义的。这种差异，他认为，将使这些理念更难进入党内主流。马歇尔说：“我们当时有一大批有公信力的民主党人物——州长、参议员、众议员、州领导人——他们认同‘新民主党人’的使命，因为他们能感受到脚下的大地在震动。”他说，如今要赢得大量民选民主党人的认同更难，“因为党已经萎缩，而竞争性选区的数量也萎缩，剩下的民主党人基本都处在安全地带。” 重振工人阶级然而，民主党内部对于制定新策略的紧迫感依然强烈。发起这些努力的各个团体在一些推动变革的基本原则上达成了一致。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是经济议题与社会议题之间的平衡。虽然这些团体中大多数希望民主党在犯罪、移民和跨性别权利等问题上向右调整立场，而也有一些团体不赞同这种方向，但双方都同意，民主党的公共论述应更多聚焦于工薪家庭的经济困境。兰德鲁说：“工人阶级选民认为，民主党在社会议题上花的时间太多，而在‘钱袋子问题’上花的时间太少。”“（在我们的焦点小组讨论中，）他们并没有说，‘我讨厌跨性别者，’或‘我讨厌移民，他们是罪犯。’他们只是说，‘我需要你们先关注我的问题，因为我现在喘不过气来了。’” 这些努力中达成的第二个重要共识是：民主党必须比近年来承担更大的风险，并提出更根本性的改革。曾担任拜登政府首席国内政策顾问的坦登表示，对于全球中左翼政党来说，“川普时代的陷阱在于……去捍卫现状，”而与此同时，“民粹右翼则提出颠覆制度”——许多选民认为现有制度已让他们失望。她补充说：“我们最成功的政治人物，始终把‘希望’作为核心主题——比尔·克林顿是来自希望镇(Hope)的人，巴拉克·奥巴马则代表‘希望与变革’。我们要走出困境，唯一的途径就是——希望与计划。” 民主党最成功的两位政治人物，比尔·克林顿和巴拉克·奥巴马都始终把‘希望’作为核心主题。詹特尔森对“美国进步中心”持批评态度，认为该机构是在为一种站不住脚的自由主义辩护。但在描述“探照灯研究所”的使命时，他的说法却与坦登不谋而合。他说：“我们的口号是‘异端精神’(heterodoxy)。我们想打破这种僵化的文化，让人们能够自由地向不同方向探索——无论是向左还是向右。” 伯恩斯坦在谈到他所领导的“PTA（后川普议程）”时，也表达了类似的精神。他说：“形势极其严峻，我们需要像闯进瓷器店的公牛一样更具冲劲。那种坐在功劳簿上、说‘抱歉，我们不能帮工人，因为那违反了经济学导论第16条原则’的做派——那些日子已经结束了。” 切尔尼，正在领导“2029计划”，则表示：川普所带来的颠覆迫使民主党必须提出更大胆的构想。他说：“我们过去一个世纪所熟知的政府基础设施，正在我们眼前被逐步摧毁。因此，如果民主党在2029年重新执政，其议程不能只是‘重新雇用教育部的员工并恢复过去的做法’。我们被迫彻底重新思考如何在这个世纪中运作。” 2028年初选的对决今年6月末，左翼民主党佐兰·曼达尼赢得纽约市长民主党提名。有魅力的候选人可以来自意识形态光谱上的任何一端。尽管在上述问题上已经达成了一些共识，这些相互竞争的项目仍然为民主党呈现出一条在更自由派与更中间派路径之间抉择的十字路口。例如，一些自由派领导人认为，即便民主党重点强调经济议题，也必须找到有原则的方式来捍卫跨性别群体的包容性，因为无论民主党在多大程度上回避该话题，共和党都会借此来定义民主党。民主党还将面临另一项选择：其经济议程应当是以“向富人开刀”的民粹主义和新政府项目为核心，还是采取更有利于商业的措施以刺激私营部门增长。 “缺乏共识的关键在于——我们的叙事中是否需要‘亿万富豪与企业反派’的信息？还是要唱着“库姆巴亚”式和解(Kumbaya)[注]，假装我们是在为所有人奋斗——尽管社会中确实有‘好人’和‘坏人’之分？”——亚当·格林(Adam Green)，“进步变革竞选委员会”(Progressive Change Campaign Committee)联合创始人如是说。 [注]“Kumbaya”源自非裔美国人的圣歌“Kum Ba Yah”，意为“到这儿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首歌被美国当时的自由主义活动家传唱一时，表达在苦难时期对同情和友谊的鼓励与渴望。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在政治上，现在这个词变成了一种嘲讽，用来暗示不切实际或肤浅的团结，成为软弱、无能或天真理想主义的象征。最终，这场拉锯战将由民主党选民来决定，特别是在2028年总统初选中。“这场争论在那之前不会得到解决，因为它归根结底取决于哪些候选人能够体现这些理念、采纳它们并赢得胜利。”——费尔南德斯·安科纳(Fernandez Ancona)说。格林伯格指出，如果当年没有比尔·克林顿为DLC的改革理念打上个人烙印，这场运动可能永远无法在党内引起共鸣。展望未来，格林伯格说：“问题更多在于哪位领导者能跃至队伍前列，而不是哪一个组织能推动变革。” 上周，“第三条道路”(Third Way)——一个中间派民主党组织——公布了针对可能参与2028年初选选民的早期民调。结果显示，大多数选民关注的不是意识形态的纯粹性，而是谁最有可能赢得大选。负责该调查的民主党民调专家安吉拉·库夫勒(Angela Kuefler)表示：“对这些初选选民而言，最具吸引力的候选人不一定是立场最左的人。”她补充说，这些潜在选民的主要动机是：“局势太严峻了，我们必须赢下下一场选举。” 这种倾向可能有利于那些在民主党重新定位中取向中间的候选人。但正如佐兰·曼达尼(Zohran Mamdani)今年赢得纽约市长民主党提名所展示的那样，有魅力的候选人可以来自意识形态光谱上的任何一端。目前民主党内部左翼与中间派之间展开的思想交锋，最好被理解为——只是“前哨战”，真正的“主战场”将出现在两年多后总统初选中的候选人对决。《第二次内战》封面【延伸阅读】加州选民将决定美国命运，“2028年可能就无法举行大选了”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10-17 06:00

分析：社交媒体的兴起与西方民主的衰落

社交媒体带来的代价之一？美国和欧洲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以及一个又一个国家的民主倒退，是否也是代价之一？在同样重要的另一个层面，社交媒体是否导致一代年轻人，尤其是自由派女性，面临更严重的抑郁和焦虑？新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是否正在削弱学生长时间、深入思考和推理的能力？这是否能解释阅读成绩的持续下滑？实际上，关于第一个问题，社交媒体的利弊是否能够被衡量，要得出准确结论几乎不可能，而且可能也没有意义。因为人类社会已经无法回到没有人工智能、TikTok、Facebook、互联网、智能手机和Instagram的时代，更不用说那些尚未出现的新技术。斯坦福大学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写道：“人们根本无法摆脱社交媒体，最多也只能做到在学校禁用手机。整个世界正因人工智能被整合进平台和个人互动方式中而发生剧烈变化。” 不过，人们可以尝试评估这些技术带来的代价，以便尽可能减少伤害。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理查德·皮尔德斯长期研究这些问题，他这样阐述这种复杂性与模糊性： “从技术革命的整体利弊来看，印刷术曾助燃了16世纪的宗教战争；马丁·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并不仅仅是钉在教堂门口，正是新发明的印刷术使它迅速而广泛地在德国和欧洲传播。” “约瑟夫·戈培尔称收音机是‘第八种强大力量’，他说，如果没有收音机和飞机，纳粹不可能取得成功。但今天我们并不希望失去自由媒体、收音机或飞机。” 尽管如此，皮尔德斯认为，“推特和有线电视（也是传播革命的一部分），加上初选机制取代政党大会的做法，共同在特朗普最初的选举成功中起了重要作用。” 皮尔德斯接着表示： “毫无疑问，新技术对几乎所有西方民主国家正在经历的政治碎片化起到了显著推动作用。这些技术让政治参与更广泛，但也使得对政府施政的挑战更易被动员，并且可能持续不断。技术革命在很多方面削弱了政府有效治理的能力，而一旦政府无法做到有效治理，民众的愤怒、失望、不信任甚至更糟的情绪将会持续加剧。” 也有学者进一步指出，技术本身就是问题的根源。在10月2日发表于Persuasion网站的一篇文章《是互联网，笨蛋：全球民粹主义浪潮的根源？要怪就怪屏幕》中，福山在花了近十年时间研究全球民粹主义崛起的原因后写道： “我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从更广泛意义上说，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推动了全球民粹主义的兴起，并决定了它所呈现的独特形式。” 福山进一步指出，互联网的出现，既能解释民粹主义崛起的时间点，也能解释它为何带有如此浓厚的阴谋论特征。在当今政治中，美国红蓝两派不仅在价值观和政策上分歧严重，甚至在事实认知上也南辕北辙，比如谁赢得了2020年总统选举、疫苗是否安全等基本问题。两派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信息空间中，都相信自己在为美国民主的生死存亡而斗争，因为他们在威胁民主秩序的本质认知上就存在根本分歧。福山表示：“如果没有互联网，特朗普关于2020年选举的叙事根本不会引发任何关注。” 康奈尔大学经济学教授、即将出版《厄运循环：全球经济秩序为何陷入混乱》的埃斯瓦尔·普拉萨德在邮件中指出，新技术正在共同颠覆“真相终将浮出水面”的传统观念：理论上说，优质、可靠信息的传播变得前所未有的容易，本应有助于挤压错误甚至恶意信息的空间。但实际上，媒体和信息平台的结构却导致了相反的结果。大型平台几乎没有动力去筛除错误信息，通过尽量减少对内容质量的限制，吸引了广泛而多元的受众；同时又通过算法推送迎合用户固有认知的信息，增强用户黏性。因此，尽管技术让少数大型平台权力集中，但也导致信息来源碎片化，平台上信息质量也随之下降。一些学者对技术对政治和民主影响的看法，更为矛盾与复杂。英国纽卡斯尔大学研究中俄在美英选举中散布虚假信息的玛丽亚·帕帕乔治乌表示：就像计算机和互联网等其他革命性技术一样，社交媒体有利也有弊。主要问题在于，社会对其对沟通、娱乐和政治话语影响的深远程度认识过于迟缓，导致缺乏及时且有效的安全措施和使用教育。她指出，社交媒体在过去几届选举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并回顾了2016年的一幕：特朗普通过他对推特（现X平台）的独特使用，彻底改变了政治沟通。他那种直接、不加修饰、经常挑衅的表达方式，确立了一种全新的政治话语风格，不仅超越了传统媒体，甚至影响到外交政策的表达方式。帕帕乔治乌对技术影响的整体评估，与福山形成鲜明对比：社交媒体放大了许多重要议题，也为此前被主流社会忽视的群体提供了表达诉求的平台。公众可以直接对政府政策进行回应、批评和反对。社交媒体极大地改变了政治语气——从以往更正式、讲究外交辞令的风格，转向更直接、情绪化、面向公众的方式。尽管她对新技术持较为积极的看法，但帕帕乔治乌认为，在这方面，特朗普在2016年和2024年远远领先于对手。她在2025年1月发表的论文《社交媒体、虚假信息与人工智能：改变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格局》指出：社交媒体在实时追踪公众情绪与互动方面也发挥了关键作用，通过点赞、转发和粉丝数量等指标来衡量候选人热度。在粉丝数方面，特朗普在X平台拥有9500万粉丝，其竞选搭档万斯拥有280万；哈里斯有2110万，竞选搭档蒂姆·沃尔兹则为120万。特朗普在X平台上的互动数据远超竞争对手，他在乔·罗根播客上的破纪录专访也在YouTube和X等平台上获得极高观看量。宾夕法尼亚大学计算与信息科学系教授邓肯·沃茨对技术的批评持更强烈的怀疑态度，他在写道：我理解人们倾向于把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等宏观技术趋势与全球民粹主义上升、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恶化、学习方式转变等社会趋势联系起来的冲动。但我认为从科学角度看，这种做法是徒劳的。（不过，这对一些公共知识分子打造个人品牌倒是很有帮助。）沃茨指出，现在流行关注社交媒体的负面影响，但也要记住，它同样带来了许多积极作用。正是这些技术，让阴谋论者质疑疫苗安全性和有效性，同时也让高质量的科学和教育内容得以传播。同样是这些技术，让极端分子能彼此联系与协作，也让癌症幸存者、慢性病患者或被社会孤立的人得以组建互助小组，改善生活。而且，虽然技术让部分人远离有意义的社交，但也让一些人建立起了新的连接，比如恋爱关系、邻里互助，或者与曾经失联的朋友重建联系。与此同时，一些分析人士指出，技术本身并不是政治上的负面力量，而是不受监管的技术给政治带来了破坏。乔治·梅森大学公共政策教授杰克·戈德斯写道： “我不会说社交媒体的代价超过了收益，而是说不受监管的社交媒体的代价超过了收益。” 他接着引用了汉娜·阿伦特的话：阿伦特曾指出，谎言泛滥未必让人们全都信以为真，而是让普通人辨别真假变得过于困难。一旦如此，他们就会对任何人的判断能力失去信心，最终只会接受政府说的可能是真的。戈德斯通指出： “正如班农曾说的，不受监管的社交媒体使得‘信息泛滥’，让人们无法相信任何东西。这种环境下，每个人都可能被鼓励撒谎来巩固自己的立场或攻击对手。” 他认为，如果没有监管，社交媒体就会变成分裂力量，威胁民主生存。他继续写道：民主的基础，是持不同意见的人能围绕共同价值和目标，通过妥协与协商达成共识。如果社会被分裂成彼此敌视的身份群体，各自将对方视为威胁自己核心价值和生存的敌人，那民主就会衰退，最终沦为各派竞相掌控国家机器的斗争，以打击那些“危险的敌人”。对技术革新带来的负面影响的讨论，也远不止于政治领域。纽约大学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和圣地亚哥州立大学心理学教授珍·特温吉的研究，引发了很大关注。他们指出，智能手机使用的激增与青少年焦虑、抑郁和自杀倾向的急剧上升之间存在明确关联，尤其是在自由派家庭成长的女孩中。他们的研究推动了全球范围内一场在学校禁止智能手机的运动。多项来自美国和欧洲的研究显示，实施这项禁令确实显著提升了学生表现和行为。不过，2025年4月，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发表研究称：“目前的研究数据，并不能为全面禁止学生上课期间使用手机的政策提供有力支持，这类政策还需进一步完善。” 人工智能的应用也引发了新的担忧。《富足》一书作者德里克·汤普森在9月22日发表于《论点》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技术正影响人类深度思考的能力。而我更担心人类思考能力的衰退，而不是人工智能的崛起。” 汤普森认为，学生对人工智能的依赖正导致“写作的消亡”，而写作非常重要，因为：写作本身就是一种思考方式。无论是对专业人士，还是学生来说，都是如此。期刊《自然》在社论《写作即思考》中指出，“完全把写作过程交给大型语言模型，剥夺了科学家理解自身研究发现及其意义的机会。” 他还引用了美国国家教育进展评估的数据显示： “2024年平均阅读成绩跌至32年来最低点——而这个数据系列也正好从32年前开始。” 数据显示，2024年12年级学生低于熟练水平的比例由1992年的20%上升到32%；高于熟练水平的比例从40%下降到35%；处于熟练水平的学生比例从39%跌至33%。变化在最低两组学生中最为明显，而且数据显示，从2015年到2024年，下降速度明显加快。随着学生几乎不再阅读纸质书籍，转而使用ChatGPT来写作，我们到底失去了什么？汤普森写道：我们失去的是——耐心去阅读长篇复杂文本的能力，容纳相互冲突观点并欣赏其张力的能力，在写作过程中与句子“搏斗”的能力——以及在如今这个视频娱乐取代阅读、ChatGPT取代写作的时代里，对这些能力的重视。而人工智能愈加普及，深度的人类思考反而可能变得稀缺。尽管我赞同沃茨的观点，即试图证明社交媒体、人工智能等技术直接导致具体政治或社会问题，是“徒劳的”，因为因果关系与相关性之间纠缠不清，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应通过技术的视角来探讨今天的特朗普现象、专制主义与右翼民粹主义。这种探索至关重要，因为美国和许多西方国家若要摆脱正滑向专制的危险局面，人类主动作为至关重要。最后，我想引用皮尔德斯的一段话：这场传播革命对民主政府构成的挑战，比起人们熟悉的“虚假信息”、“错误信息”或“冒犯性言论”这些问题更为深刻。传播革命可能从根本上破坏民主制度中那种“正当且广泛认可的政治权威”，而这种权威恰恰是有效治理所必需的。政治碎片化既是对现有治理方式不满的结果，也使得有效治理变得更加困难。虽然当前人们还未充分认识到这一新的碎片化时代，但克服这种碎片化、实现有效治理，是当今西方民主国家最紧迫的挑战之一。来源：加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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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为什么这么多 Z 世代的年轻人投入了保守基督教？

恩派和五旬节派基督徒尤其倾向于反建制的民粹主义，也更容易被强势而有“魅力”（非宗教意义上的）的人物吸引。特朗普在这一群体中拥有极高的支持率。美国最大的五旬节派教派之一——神召会（Assemblies of God）成员中，认同共和党的比例甚至高于南方浸信会成员。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不仅仅是白人保守派：美国神召会中有44%的成员是拉美裔或其他非白人族裔。他们在特朗普身上看到了与自身反建制民粹主义理念的高度契合。灵恩派和五旬节派信徒也容易接受“属灵战争”的说法，他们往往将政治视为善与恶之间的对抗。他们也比其他福音派信徒更热衷文化战争。灵恩派福音派比非灵恩派福音派更倾向于支持削弱对LGBTQ群体的法律保护。今天的年轻基督教右翼选民，对具体政策问题的兴趣可能不如对部落身份的认同那么强烈。去年共和党放弃了坚持四十年的全国范围堕胎禁令，虽然有少数保守派基督徒表示不满，但福音派对特朗普的支持仍然毫不动摇。政治行动的目的，不再是推动特定政策结果，而是要让“站在上帝一边”的候选人赢得选举。而判断谁站在上帝一边的标准，并非这个人是否有信仰或道德操守，而是他是否愿意保护“上帝的子民”——这只是指保守派基督徒。对许多Z世代保守派基督徒政治活动者而言，政治依然是实现某种社会愿景的手段——一个既能保障保守派基督徒按良心行事，又能让保守价值观得以延续的社会。但在今天的政治语境中，正是这个目标，让一些年轻保守派基督徒开始质疑自由民主和宗教多元化，转而思考是否应建立一个“后自由主义”的体制，来推动家庭友好型价值观，即使这意味着必须抛弃可能威胁这些价值观的宗教或意识形态多元性。 Z世代的基督教右翼活动者可能很快就会意识到，如果他们的议程要经由民主选票决定，他们将难以胜出——这就意味着他们将面临一个抉择：要么在民主制度下当他们认为的“受迫害少数派”，要么选择成为非民主体制中的“胜利少数派”。目前，很多Z世代基督徒正在为成为“殉道者”而准备。他们相信，在一个拒绝他们关于性别、性取向和绝对真理观点的社会中，自己将会遭遇排斥。但对于那些对“被迫害”感到疲惫的人来说，放弃民主来“赢得胜利”，可能会成为一种诱惑。来源：加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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