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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时报：日元疲软是日本极右崛起的根源

深植人心的文化同质感，如今都在动摇。民粹主义已经追上了日本，并在这片土壤上生根发芽，而传统执政党的“常规操作”正在枯萎。日本的激进政治过去往往昙花一现。传统观点认为，参政党最终也会像以往的极端政党一样昙花一现，极具威胁性的排外言论也会随之消散。但这次或许不同。以往那些极端政治力量缺乏一个能将众多不满凝聚起来的核心诉求，难以真正进入主流。而现在，疲弱的日元或许正成为这个久违的催化剂，通过其各种连锁反应和背后成因，推动政治力量的转变。日元长期在1美元兑140日元以下，产生了多方面影响。其中之一，是国民普遍感受到日本的“国力”正在下滑，货币不再强势、无法再主导世界。与发达国家对比，日本的平均收入以美元计简直令人发笑；更令人难堪的是，如今连泰国和印尼的高收入者工资都可能高于日本。更具政治爆发力的影响是通货膨胀。日本经历多年通缩后，近三年来价格持续上涨，但原因却错了：这是由日元疲软带来的输入型通胀，因为日本大量依赖进口原材料、食品和能源。家庭压力非常现实。日本家庭用于食品支出的比例（恩格尔系数）已达43年来最高。今年5月，日本实际工资已连续第五个月下跌。本次选举最具争议的政策议题——是否削减消费税，正体现了家庭的真实痛苦。如果外部世界不是如此明显地享受着日元贬值带来的好处，也许这一切还不至于那么刺痛。外国企业和私募基金在收购日本的工业瑰宝，游客和海外投资者在狂扫寿司和滑雪度假地产。例如，日本人对餐馆消费越来越犹豫，而对创下纪录的1800万入境游客（1月至5月期间）来说，这些“轻奢”价格低得令人无法抗拒。同时，外国人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收购日本房地产。这两股外来人潮，游客与移民，在参政党等政治势力的宣传下，很容易就被混为一谈，渲染成一场外来者的掠夺。参政党运动也许不会持续太久。但催生极右的经济困境，恐怕不会在日元重新走强之前消散。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7-19 00:00

选举冲击波将至！日本国债、日元市场严阵以待

反对党均支持某种形式的消费税削减，其中民粹主义右翼政党“参政党”更主张彻底废除增值税。巴克莱分析师报告指出：“如果主张增发国债的国民民主党和参政党得票率超预期，国债收益率曲线熊市陡峭化（长端利率涨幅远超短端）将加剧。”其测算显示，如果消费税从现行10%下调5个百分点，30年期收益率将上升15-20个基点。法国兴业银行分析师Jin Kenzaki认为，反对派联合政府可能通过增发国债来废除消费税和汽油税，但该情景发生概率仅约10%。不过一旦成真，“长期利率将从任期伊始大幅上升并维持高位”。

金融界07-18 15:48

日本选举中右翼政党崛起，主张日本人优先的排外主义支持率上升

新技术取代劳动的背景下继续扩大，日本的民粹主义可能会进一步增长。法国巴黎银行日本首席经济学家河野龙太郎说：“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能从人工智能和外国劳工的存在中获益，但其他人则会被迫和他们竞争。” 他表示，选举真正需要讨论的就是如何应对这些挑战。一些政党和知名政治人物也对反外籍民粹主义的增长表达了担忧。 “以导致排他的方式来竞争是非常危险的。”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周五说。东京是日本外国人最多的地方。她表示，“应该有更多讨论，谈谈日本人和外国人如何合作。” 名城大学移民政策专家近藤敦表示，“在劳动力短缺的日本，外国劳工人数在增加，外国游客也在增多，有相当数量的选民关心对外国人的政策。右翼团体可能正打算利用选民对外国人比例上升的担忧来赢得选票。” 擅长运用社交媒体宣传主张的参政党的崛起，也在促使其他政党开始考虑针对外国人的政策。执政的自民党在竞选纲领中提出，要“实现非法外国人零目标”。为了争取保守派支持，自民党还提出了与限制外国人有关的政策，比如收紧外国驾照换领日本驾照的程序，以及对房地产所有权的限制。自民党的执政伙伴公明党也承诺要实现“非法居留者零目标”。不过，近藤敦指出，自民党此前因内部小金库丑闻人气已下滑。随着参政党和日本保守党发表能吸引民族主义支持的言论，一些自民党选民预计会转投这些政党，导致自民党席次流失。参政党表示，将明确外国人流入的相关规定，设定管理目标。日本保守党则呼吁修改《出入境管理及难民认定法》，加强执法，并审查经营管理签证。国民民主党则修改了6月竞选纲领中的表述，原先写的是“审查对外国人过度的优待”，改成了“确保面向外国人的各项制度得到妥善实施”。党首玉木雄一郎解释说：“有人批评这是排外，我们调整了措辞，以免产生误解。” 也有一些政党在倡导多元文化共生。最大的在野党立宪民主党主张建立雇用外国劳工的制度，日本共产党则呼吁保护外国劳工的权利。主张对外国人采取强硬态度的日本政党，似乎也在借鉴海外持类似立场的政党。参政党党首神谷宗幣在本月的记者会上点名提到，美国共和党的“保守派分支”、德国极右翼德国选择党、法国极右翼国民联盟以及英国的改革英国党，称这些政党与他或参政党立场接近。名城大学的近藤敦表示，“参政党说的是‘日本人优先’，而不是‘日本优先’。特朗普提出‘美国优先’，是聚焦国家利益，比如让美国再次伟大，但参政党强调的是要优先考虑日本居民的利益。” 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数据，截至2024年10月底，日本外国劳工人数同比增长12.4%，达到230万人，占全部劳动力的3.4%。近藤敦指出，“随着外国劳工人数增加，如何教他们日语和日本社会规则成了课题。” 他补充说，“如果选举能促成面向外国人的政策体系性完善，那将是好事。”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7-16 00:00

经济学人：现有的难民庇护体系已经过时，自由派必须建立更好的制度

在变得强硬。在欧洲，社会民主党人和右翼民粹主义者的观点正逐渐趋同。这个体系已经失灵。因为是为战后欧洲设计的，无法应对如今冲突频发、旅行廉价和巨大的工资差距的世界。大约有9亿人希望永久移民。由于穷国公民几乎无法合法移居富国，很多人选择不经许可迁移。在过去二十年里，许多人发现申请庇护成了后门。不再像过去那样偷偷越境，而是直接走到边防卫兵面前申请庇护，知道这个申请会耗时多年审理，而在此期间，他们可以潜入社会找到工作。选民有理由认为这个体系被利用了。欧盟现在大多数庇护申请都被直接驳回。对边境混乱的恐惧助长了民粹主义，从英国脱欧到特朗普，都让有关合法移民的讨论变得恶毒。要建立一个既能为真正需要的人提供安全，又能实现合理劳工移民流动的体系，决策者需要把两者分开。大约有1.23亿人因冲突、灾难或迫害而流离失所，是2010年的三倍，部分原因是战争持续时间更长。所有这些人都有寻求安全的权利。但“安全”并不一定意味着进入富裕国家的劳动力市场。事实上，安置到富国永远只会是解决方案中很小的一部分。2023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收到了270万份庇护申请，虽然创下新高，但与问题规模相比只是沧海一粟。最务实的办法是让更多难民在家门口获得庇护。通常是他们首先到达的安全国家或区域集团。距离短的难民更有可能在未来返回家园。他们也更可能被接纳，因为东道国与他们文化相近，清楚他们是在躲避灾难，寻求第一个可用的避难所。这就是欧洲人普遍接纳乌克兰人，土耳其人慷慨接纳叙利亚人，乍得人接纳苏丹人的原因。在家门口安置难民往往便宜得多。联合国难民署在乍得对每个难民的开支不到每天1美元。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富国如果能为难民机构提供充足资金，要比把难民安置在富国的旅馆中或者雇用大批律师为他们打官司能帮助更多人。富国还应该慷慨支援东道国，鼓励他们允许难民通过工作自食其力，越来越多的东道国正在这样做。有同情心的西方人可能会想帮助那些到达自己国家海岸的难民。但如果旅程漫长、艰苦且昂贵，最终抵达的人往往不是最绝望的人，而是健康的男性和相对富裕的人。逃到邻国土耳其的叙利亚难民包括了叙利亚人的各个阶层，而抵达欧洲的叙利亚人拥有大学学位的比例高出15倍。当德国在2015年至2016年向叙利亚人敞开大门时，吸引了已经在土耳其相对安全的100万难民前往欧洲寻求更高工资。虽然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过上了富有成效的生活，但很难说为何他们比其他也需要这种机会、有时甚至更有资格的人更应该优先。选民已经明确表示，他们希望自己选择接纳谁——这并不意味着接纳所有到来并申请庇护的人。如果富国想减少，就必须改变激励机制。从安全国家跋涉到更富国家的移民不应被视为庇护对象。那些抵达的人应该被送到第三国进行审理。政府想接纳来自远方战区的难民，可以在他们的来源地进行挑选，联合国已经在那里登记这些逃离战乱的人。一些法院会说这违反了不驱回原则。但如果第三国是安全的，就没有问题。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想把寻求庇护者的案件送到阿尔巴尼亚审理，阿尔巴尼亚是安全的。特朗普想把无证移民送到南苏丹，那里并不是。可以通过谈判赢得第三国政府的合作，尤其是富国采取联合行动时，就像欧盟正在开始做的那样。一旦人们看清不请自来的入境没有好处，人数就会大幅下降。这应能帮助恢复边境秩序，从而为更冷静地讨论劳工移民创造政治空间。富国会从更多外国人才中受益。很多国家也需要年轻人到农场和护理机构工作，正如梅洛尼提出的那样。人才有序流入会让东道国和移民本身都更富裕。处理以往无证移民积案仍然是难题。特朗普的“大规模遣返”政策显然既残酷又昂贵。更好的办法是让那些已经扎根的人留下，同时巩固边境，改变对未来移民的激励。如果自由派不能建立一个更好的体系，民粹主义者就会建立一个更糟糕的。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7-14 00:00

皮尤调查：美国开始被加拿大和墨西哥人视为最大威胁

%的人选择土耳其。一些欧洲国家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支持者不太可能将俄罗斯视为头号威胁。匈牙利的青民盟支持者中，11%这么认为，而非支持者为52%；德国选择党的支持者是31%，非支持者是67%；荷兰自由党支持者是49%，非支持者是60%；意大利联盟党的支持者是25%，非支持者是35%。不过在这些群体中，几乎没有人把俄罗斯视为盟友。在匈牙利，乌克兰是第二常见的威胁答案（27%），在与乌克兰接壤的波兰，乌克兰作为威胁则并列第二（6%）。研究还发现，大约四分之三的匈牙利人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世界事务上的决策缺乏信心，而波兰人的看法则比较分化。匈牙利执政的右翼青民盟的支持者尤其可能将乌克兰视为匈牙利的最大威胁（45%，而非支持者是14%）。他们提到乌克兰的比例是提到俄罗斯的四倍。中国被视为威胁在美国和亚太地区，许多人认为中国对自己国家构成最大威胁。大约一半的澳大利亚和日本成年人持这种观点，韩国约三分之一（排在朝鲜之后，朝鲜为40%），印度也是三分之一（排在巴基斯坦之后，巴基斯坦为41%）。印度的调查时间是2025年2月7日至4月21日，发生在最近印巴冲突之前。在美国，中国是排在首位的威胁（42%的人提到），不过不同党派之间看法不同。共和党人及倾向共和党的独立人士最常提到中国（58%），而在民主党人及其支持者中，俄罗斯是首选答案（39%，相比之下28%提到中国）。在2023年，皮尤上一次在美国问这个问题时，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都将中国视为首要威胁。共和党人的看法此后几乎没有变化，但民主党人现在不太可能提到中国，而更可能提到俄罗斯作为最大的威胁。在印度，将中国视为最大威胁的比例自2019年以来上升了16个百分点。而在加拿大，这一比例同期下降了15个百分点。在最近的调查中，美国取代中国成为加拿大人心目中的头号威胁。其他以色列是唯一一个几乎没人认为美国、俄罗斯或中国是威胁的国家。 52%的以色列人认为伊朗是他们国家的头号威胁，17%的人提到哈马斯。我们的问卷原本是问国家，但人们也可以选择其他实体。如果需要了解调查的更多背景，调查时间是在2025年2月5日至3月11日，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达成临时停火期间，且在6月13日以色列对伊朗核设施和其他目标发动空袭之前完成。 2019年问类似问题时，多数以色列人也将伊朗列为最大威胁。在土耳其，人们将以色列视为最大的威胁（43%）。这一比例自2019年以来大幅上升，当时只有10%的人这么认为，而那时美国是头号威胁。在另一个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国家印度尼西亚，17%的成年人提到以色列（与中国并列为第二常见的回答）。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7-11 00:00

特朗普取得标志性的重大胜利！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法案之一”获通过

Jason Smith)称赞该法案具有民粹主义的吸引力，称其为“华盛顿没有说客的人”制定的立法。史密斯说：“这是为了恢复这座失去理智的城镇的理智，减少浪费，控制不计后果的支出。它要求，如果你有能力工作，就应该工作。它不再要求工薪家庭为华盛顿的错误决策买单。” 民主党人对法案一致反对，批评该法案将主要使富人受益，同时让数百万低收入美国人失去医疗保险。政治冲突彭博社指出，未来几个月，围绕该法案公众认知的激烈党派之争可能会愈演愈烈，民主党希望选民的强烈反应能让他们在明年的中期选举中再次掌权。他们将总统的标志性法案描绘成一个反向的罗宾汉式骗局，旨在剥夺穷人的社会保障福利，以支付偏向富人的减税政策。众议院少数党领袖、纽约州议员哈基姆·杰弗里斯(Hakeem Jeffries)在投票前对共和党进行了猛烈批评，并发表了一场长达八小时四十四分钟的演讲。这打破了众议院历史上最长发言记录。此前的记录为2021年时任少数党领袖凯文·麦卡锡所创。杰弗里斯表示：“这项法案将终结我们熟知的医疗补助制度。乡村医院将关闭，疗养院也将关闭。” 他补充道，该法案将“为富人、富裕阶层和人脉广泛的人提供税收减免”。特朗普和他的共和党盟友指望该法案4.5万亿美元的减税措施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共和党方面称，法案中对医疗补助的改革旨在减少浪费、欺诈和滥用行为，并引入新的工作要求作为申请条件。截至今年3月，美国已有超过7100万人登记使用医疗补助。

tqttier07-04 09:06

纽约时报观点：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开始变得越来越像中国

这些共同的挑战，不意外地催生了类似的民粹主义政治解决方案。习近平提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是他关于中国重返古代繁荣和强盛的爱国愿景。特朗普则靠着没有那么久历名支撑的美国版本——“让美国再次伟大”——赢得了两次选举胜利。客观的说，中国做的很多事情值得尊重。这个政府习惯性地制定有远见的产业政策。主动把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以积极的力量呈现给公众，并在教育和医疗等领域以造福社会的方式引入。中国正积极向可再生能源转型，新的估算显示，这个全球最大排放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首次开始下降。中国的城市干净、安全、高效、科技水平高，拥有整洁的高速公路和最先进的铁路网络。政府的资金和投资不断流向教育、科学和技术。美国人如果想要一个更好的未来，自然而然会（哪怕是心不甘情不愿地）去看看中国取得的成就。当然，北京的领导人没有民主的掣肘来妨碍他们的计划，但那绝不是中国成功的唯一原因。成功同样来自战略眼光、对未来的投资、从高层到普通人形成的国家专注和团结（而不是分裂），以及数以百万计的个人为建设国家而努力工作。中国借鉴了美国的经验，但坚持自己的制度，并专注于满足民众的基本需求。美国完全可以、也应该考虑采纳中国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比如转型到可再生能源、振兴产业政策、支持科学研究和教育、重新投资基础设施、住房和安全的城市，最重要的是树立一种带来国家力量的集体目标感。然而，特朗普政府却在破坏或削减公共安全、基础设施、教育、科学研究、清洁能源和半导体制造等关键领域的资金，同时煽动政治分裂。我们可以向中国学习，但必须找到一种在忠于我们建国原则的前提下加以运用的方式。否则，当特朗普时代的硝烟散去，美国或许不会“再次伟大”，而是会变得更加脆弱。而那时，我们将发现，学生已经变成了老师。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7-02 00:00

阿根廷巨变

都必须承认，米莱的一切操作，并非盲目的民粹主义举动。这至少是次伟大的尝试。 01 自由的极致资本产生的收益，需要靠时间积累。教科书上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商品价格成正比，资本家剥削劳动者获得超额利润的根源，是利用劳动者剩余时间产生剩余价值。这与古典经济学派的观点基本相仿。奥地利经济学派则不同，他们认为：资本的积累，并非数量与时间结合顺其自然的结果——人的行为才是决定收益的根本原因。随着时间的推移，受损耗、通胀、预期等因素影响，人们对当下商品的价值评估，高于未来完全相同的商品。也就是说，时间本身不仅不会给商品增值，反而还是一种损耗。实际利润必须大过这个损耗，才能维持正向发展。怎么保证利润大过损耗？取决于价格的变动。而价格的变动，取决于对资本结构的不断优化。而这些，归根结底是人的行为。只有在人为的引导下，资本才能在市场中完成运转和结构优化。所以，任何对人的行为的干预，都是对市场良性发展的破坏。一句话概括：人是理性的，市场是高效的，价格是唯一的信息信号——只要政府不插手，万物自然归序。尽管任何一个国家政府的初衷，都是希望市场繁荣。但各国往往都是通过金融手段促进信用扩张，引诱资本去寻求扩大生产规模，加快财富流动创造繁荣。由于这种调控和繁荣并非自然发生的，人为造成的供需不平衡迟早会导致产能过剩、财富正常流通难以为继，经济萧条随之而来。因而才会呈现会一个个经济周期。仅仅从逻辑上看，奥派的理论似乎无懈可击。但长久以来，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理论都很小众。全球各国政府基本没有采用的，学校里也基本不教。原因显而易见。如果奥派是对的，那么政府本身的定位就将变得尴尬：政府的一切政策都是在帮倒忙，没有他们经济会发展得更快更好。从这个角度看，奥派对自由化的信仰，其实远远超出了经济领域。最核心的原因是我们常见的一句话：权力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而绝大多数政府机构，并不来源于市场的选择，当然不会完全站在市场的角度。因此对于市场经济而言，政府做出的一切决策，必然都是不够合理、不够高效的。只有将决策权交给市场本身，才能让效率最高、收益最大。比如，一个城市要建立哪些公共设施和服务，并不是来源于市场的原则，而是政府部门的自行判断。居民上交的税收价值，理论上在市场中可以得到更好的服务；但交给政府机构去统一操作，最终效果一定是大打折扣。 …… 总而言之，简单来说，奥派认为政府机构不仅应该放弃对市场的干预，并否定由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必要性……甚至解构了政府这个概念存在的合理性。米莱的经济改革，大体上是秉承奥地利学派的理论。 “我成为总统不是为了获得权力，而是把权力还给你们。” 现在回过头来看，“你们”指的或许并不只是具体的每一个阿根廷公民，也是自由市场本身。当然，后者是由前者的每一个个体所组成。正如上文所说，所谓将权力还给每一个人，即是让市场更高效运转。至少表面上，至今为止的新一届阿根廷政府也确实是这么做的。最核心的表现，其实就是以总统的身份，削弱本来应该由他代表的政府机构。阿根廷上上下下无数被下岗的公务员，此时此刻大概都想质问一句： 02 陛下为何造反？现在有个词，叫作拉美化。拉美化的表现有很多：现代国家制度构建失败、政权更迭、政府腐败、民粹泛滥、社会治安恶化、贫富悬殊扩大、外交关系不稳定、经济制度不稳定、法律对产权保护不力、金融开放反复无常等等…… 最明显的现象是，随着中产大规模返贫、贫富悬殊扩大，失去了推动国家现代化的中坚力量。而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很可能都是在工业化进程中出了岔子。即所有拉美国家普遍的统一特征：滞后工业化、过度城市化。阿根廷可以说是最典型的一个例子。阿根廷的自然资源极其丰富，甚至“阿根廷”这个词，原本就是白银的意思。早从19世纪开始，当地就举全国之力投入农牧养殖业、被称为“世界粮仓”，人均GDP跃居全球第六。富饶的土地带来的海量财富，自然促进了城市化进程，但也抑制了对工业化的动力。尤其在巴拿马运河开通后，美洲航线的重要性直线下降，阿根廷立刻就成为“世界的尽头”，无法再像以前那样躺着赚钱。 1946年，贝隆当选阿根廷总统。竞选口号是：反资本主义、反外国资本，拥抱贫民和工人阶级。在实现工业化的关键时期，为了兑现承诺，贝隆大力推动各种产业国有化和贸易保护主义，限制国外商品进出口，想要实现自循环。表面上看，这跟闭关锁国没什么两样。本质上，就是加大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按照奥派的观点，无论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只要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越多，就必然导致资本运转的效率越低。同时，由于权力自我集中和封闭运作的本质。在缺乏有效监督和制衡的条件下，国有企业最终只会往集权、垄断和威权方面发展，而不是提高本身的竞争力。事实也确实如此。无脑国有化的结果，是市场的运作效率迅速下降、所有人都人浮于事，给产业升级带来了巨大阻力，竞争力越来越低。但这却成了寡头家族们的天堂，他们利用公共支出、财政、债务和货币印刷制度，疯狂攫取公共财富，并彼此结党。这些都是公开的秘密。虽然客观上，这种模式对国家经济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但主观上，并非所有人都反对。甚至在很多时候，大多数人是支持的。除了宏大叙事之外，关键还是“福利”这两个字。仅第一任期内，贝隆就盖了50万套房，送给低收入人群住、图书馆、医院、学校等基础设施大量兴建，同时还大幅度提高劳动者工资。 …… 贝隆到底是拯救穷人的英雄，还是拖垮国家的罪人，至今在阿根廷都赞否两论。但显而易见的是，这种施政方式，一定很受选民欢迎。绝大部分普通人都是短视的，大家更在乎短期的切身利益，而忽视长远的效益。所以后来的历届左派政府，同样沿用这套玩法，为了填平巨额财政赤字，只有不断对外举债、对内超发货币。完善社会福利是好事，但一定要以健康的经济为基础，不然只是无根之萍。搞得经济崩溃后，国民再选个支持自由主义的总统上去。新总统为了发展经济只能削减福利开支，立刻又引发民怨。贝隆主义马上再度复活，保护主义把自由主义赶下台。如此循环往复……以至于近半个多世纪，阿根廷政府更迭多达29次。以现在的观点来看，左右两派的分歧，本质上、很大程度上就是让市场更自由、还是更受控制，或者说是大政府还是小政府。不断左右横跳，阿根廷经济偶尔回光返照，但衰退的趋势却没啥变化。政府支出长期超过收入，外债无限增加、货币无限超发，通胀不断上升，汇率一贬再贬。正如米莱所说的，通货膨胀税给民众带来极大的痛苦，给市场造成极大的困扰。到2022年，也就是他上台之前，阿根廷的贫困人口超过1400万，贫困率超过37%，游街活动频发，整个社会也开始急转向右。 03 国家是否该退场？现在再回过头看。此时此刻的阿根廷，你既可以认为它仍处于延续半个多世纪的左右横跳中。此刻向右，不久后还是会向左。然后在激烈的社会震荡中，下一届政府又右倾。继续循环往复。但也可以认为，这个国家确实被米莱政府作为奥派理论的试验场，正在进行一场前所未有的试验。据阿根廷放松监管及国家转型部的数据，总统米莱执政15个月以来，累计解雇近五万公务员，并计划再裁掉7万人。最终目标是，把中央政府规模从18个部门减少到9个，副部级部门从106个减少到54个…… 如此种种，外界称之为“电锯式改革”。正如上文所说，根据奥派的观点，精简政府机构表面上是为了节省开支，深层次的目的则是提高资本运转效率。至少从数据上，确实是这样的。一季度，阿根廷建筑业增长了9.9%，贸易增长了9.3%，农业和相关行业增长了6%，采矿活动增长了5.7%，制造业增长了4.2%，各个行业基本都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国家与政府的概念，并非是一开始就有的，未来也一定不会永远存在。它是人类这个物种，漫长历史中的一个短暂阶段。从曾经的君主制，到如今的民族国家也好、皿煮国家……存在一条明确的暗线：生产力越发达，政府机构拥有的权力越小，逐渐分度给每个个人。总体上，“国家”这个组织的形成与发展，至今为止的最大原因，是在生产力有限的情况下，规模庞大的“共同体”是获得利益最高效的方式。回到现实中，在实现相对无限生产力、每个人本身的素质大幅提高之前，完全无政府当然是不可能实现的。但今时今日的生产力，虽然远远达不到“无限”的程度，但也可以用日新月异来形同。那么过去沿用了几个世纪的制度，是否还适用？姑且称之为从有到无的过度阶段。在这个阶段，政府机构依然存在，但不再具备实际的权力；各类官员也依然存在，但不再拥有任何荣誉性，而是变成纯粹的职业。关键的问题就在于，什么是权力？政府机构对市场的干预，是权力的体现；那么，过度自由导致资本过于集中，以垄断反作用于自由市场，同样是滥用权力。两者本质上并没有区别。政府机构的权力和垄断企业的权力，行使者都是人，而人是不可能完全客观的，所做的任何决定都是以对自己有利为出发点。从这个角度看，让市场得到无限的自由，最终的结果同样违背奥派理论的初衷。自由是好事，但如何解决过度自由带来的反噬，如何将之限定在一个合理的范畴之内，如何实现有效的监督。而不仅是经济理论用于实际必然产生的出入，也是阿根廷正在尝试解决的事情：从根本上改变了“选官”制度。阿根廷政府新出台公务员聘用新机制，对年龄划了一条红线：必须年满45岁才有资格参与公务员选拔。一方面，是摒弃那些只会当官的“职业官员”，他们只会遵守教条和形式主义，外行领导内行。如果人到40多岁，依然想从政，要么他很有追求，要么他本身算得上功成名就，想更进一步。比如前段时间的马斯克从政，他确实不擅长政治斗争，但确实知道怎样才能提高一个组织的效率。另一方面，还可以尽量防止官官相授、政治资源变相传承的情况。比如，你45岁了，你爹正常来说至少70岁，该退休了。即便他曾经是官员，退休之后依然能给你部分资源，但裙带关系毕竟不如在位时那样牢靠。如果这些政策能够持续下去，政府机构乃至其中的每一个人员，他们存在的意义将是为自由市场服务，而不再是自行判断如何去“调控”市场。显然，米莱政府的一系列举措，与马斯克精简美国政府预算、越南精简行政机构看着类似，其实有本质上的不同。后者只是想让政府机构更高效，并没有改变政府的职能；前者虽然保留了半数机构，但对政府职员的定位都变了。后者是过去几个世纪、在许多国家多次发生过的事，前者则历史首次以国家为单位进行的前所未有的尝试。两者孰对孰错，目前没有人能完全说得准。但前者一旦真的成功，必然会引得其余经济体纷纷效仿——不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正如曾经新生资本力量推翻了王权，自由市场的力量虽然现阶段不可能完全取代国家机构，但很可能将其改造成服务于自身的机构。整个世界的运行模式，也将因此重塑。不论如何，这件事情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全文完）

格隆汇06-27 20:00

新研究发现：如果所有人都去投票，哈里斯依然会输，高投票率对民主党有利的说法动摇了

双双失利。研究结果显示，特朗普的保守民粹主义再次颠覆了传统政治。他在疏离政治的选民中取得的进展，让民主党失去了这个传统优势群体的支持，而这个群体中，年轻人和非白人占比尤其高。长期以来，“高投票率有利于民主党”的假设支撑着两党的政治谋划，从共和党推动限制性投票法律，到民主党试图动员由年轻人和非白人组成的新进步联盟。民主党未来是否仍会在投票不规律的选民中遇到困难，目前尚不明朗，但这些数据基本终结了一个争论：哈里斯究竟是因为疏远了中间选民，还是因为未能激发基本盘而落败。看起来，是因为民主党疏远了那些原本理应可以依赖的选民。尽管2024年的大选如今似乎已经成为旧闻，尤其是在佐赫兰·曼达尼本周二在纽约市意外胜选之后，但关于选举结果的最佳数据直到最近才得以公布。过去两个月中，最后几个州才刚刚更新了谁参与了选举、谁没有参与的官方记录。这些记录为最具权威性的选民研究提供了依据，可将投票记录与高质量的调查数据相结合。这些选后研究并不完美，但讲述了同一个故事：即便只是微弱优势，但不投票的人确实也更倾向于支持特朗普。没有一项研究显示哈里斯能以她所需要的那种巨大优势赢得非投票选民，以弥补她在实际投票者中的劣势。值得注意的是，实际选举结果曾传递出完全不同的信息。哈里斯所获得的选票比拜登少了几百万，许多深蓝地区的投票率大幅下降。同样，一项广为流传的选后调查也暗示，大量拜登选民缺席投票。两者结合之下，很多人认为是低投票率让哈里斯失去了选举，连她的竞选搭档蒂姆·沃尔兹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从某种意义上说，选民投票记录印证了选后普遍的看法：那些没有投票的选民确实相对“倾向民主党”——至少他们表面上看起来像是民主党人。根据党派登记或初选投票记录，他们比实际投票的选民更偏向民主党，其中26%是民主党人，17%是共和党人（大多数不投票者并不参加初选，也未注册为两大党派成员）。这个群体以年轻人和非白人居多。研究估计，在2020年投票但在2024年未投票的选民，平均以两位数的差距支持拜登多于特朗普。不过，这些研究同时发现，即使这些非投票者在2024年投票了，也不会支持哈里斯。过去几年中，这些人中有很多对民主党产生了反感，因此没有参与投票。如果他们投票，很多人会选择支持特朗普。年轻人和非白人对民主党的支持下降，以及民主党选民的投票率下降，可以被视为：当传统的民主党选民对本党失望时，一部分人选择投票支持特朗普，另一部分则干脆放弃投票。而调查数据显示，如果他们真的去投票了，相当比例的人会选择特朗普。根据《纽约时报》和锡耶纳学院的数据估算，哈里斯在未投票的注册民主党人中只能赢得72%的支持，而在投票的注册民主党人中，这一比例高达89%。而共和党内并没有出现相同的趋势，未投票选民对特朗普支持度没有下降。还有一个因素，有助于解释这些研究与选举结果之间的关系：在2020年投票但2024年未投票的非投票者中，哈里斯的表现或许略强一些。综合多项研究结果，哈里斯与特朗普在这个群体中基本打平，几项研究还显示她略占优势。不过，这样的表现与这些研究所反映的拜登在同一群体中的支持度相比，明显逊色。即便这些选民重返选举，她也不足以获胜。民主党在2024年失去的这些选民，也许并非永久。但他们愿意支持特朗普的事实，可能打乱民主党的战略布局。过去，民主党普遍认为，这些不规律投票的年轻人和非白人是“动员目标”——也就是说，只要能让他们投票，他们就会支持民主党，只需要通过更多敲门拜访、更自由的投票制度或更进步的候选人来吸引他们。至少目前，这个假设站不住脚。这一假设曾对长达十年的党内辩论产生重要影响——民主党究竟应靠动员新选民，还是说服摇摆选民赢得胜利。虽然这场辩论表面上是关于竞选战术的技术细节，实际上是党内“向左”还是“向中间”之争的代理战。进步派认为激进议程能激励新选民，温和派则主张为了赢得摇摆选民，应向中间转移。这场辩论依然存在，但已经不像几年前那样合理。在上一次选举中，那些一向被视为“动员目标”的群体——政治冷漠者、年轻人、低投票率或不投票的选民——却变成了摇摆选民。他们倒向了一个与民主党设想中这些选民价值观完全相反的候选人。这严重削弱了“动员论”的说服力，但也不能简单地为温和派提供有力支持。“说服论”通常假设的对象是郊区、温和、白人摇摆选民，他们更容易接受中间派候选人。而现实中，年轻人和非白人虽然不一定是严格的进步派，但他们对现状极度不满，渴望对美国经济和政治体系进行根本性改革。 2020年民主党选择拜登作为中间派候选人时，无论是温和派还是进步派，都理所当然地认为年轻人和非白人会支持民主党。无论如何，动员与说服之间，并没有那么清晰的界限，即便过去曾被认为存在明确区分。民主党的两个派别都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战略。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27 00:00

纽约杂志内幕报道：没有人预料到曼达尼的大胜与科莫的屈辱，这将重构纽约甚至美国政治

各个族群和经济阶层的社区争取选票。他的民粹主义竞选纲领直击城市的住房危机。他的挺巴勒斯坦立场虽令保守派犹太选民疏远，却吸引了厌倦加沙屠杀的新生代浪潮。关于科莫，可以说他打出了纽约史上乃至全美史上最糟糕的领跑者选战。他参选时民调大幅领先，拥有全民知名度、巨大筹款优势和大量体制背书。可这一切毫无意义，因为他几乎没有真正竞选。他回避公众露面和媒体提问。他的各种丑闻，从导致他下台的性骚扰指控到对新冠疫情的失职，始终如影随形，他又拿不出应对之策。他的竞选如一艘漏水的无畏舰，被曼达尼击沉了。在今晚之前，人们还在讨论大选中可能出现的四方对决：曼达尼、科莫、市长埃里克·亚当斯和共和党人柯蒂斯·斯利瓦。科莫即便初选失败，看似仍有可能以独立身份参选。现在的问题是他是否还会再尝试一把。纽约的权力精英——房地产和金融界——对曼达尼感到恐惧，正在寻找能阻止他上位的人选。亚当斯跳过了民主党初选，民望低迷、丑闻缠身，但如今看起来也不比刚被年轻社会主义者击溃的科莫更有吸引力。亚当斯是否会迎来第二春？科莫是否还会再试？斯利瓦是否可能靠得票优势侥幸胜出？凭借这场胜利，曼达尼底气更足了。曾经被科莫震慑的民主党建制派，如今正逐渐向他献媚。工会背书即将到来。曼达尼将拥有大量资金，他会成为自己的政治巨舰。一座新城市已经诞生，接下来要看它将长成什么模样。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26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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