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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访谈】一支由总统控制的国家警察部队正在美国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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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对权力的运用，你研究过专制主义和独裁体制的发展模式，他这种方式似乎有两个要素：一是私人领域提起诉讼，二是用国家力量来当大棒。他对你说：“我在告你，你要是不付钱，我就动用国家机器打压你的生意。” 这种“公私权力的融合”正是川普式威权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不是吗？阿普尔鲍姆：是的，这种“公私混合”的方式——而且还是如此公开的操作——是一种赤裸裸的捞钱行为，无论是川普本人、他的家人，还是他的朋友们。这种事我认为在美国前所未见。我到现在都无法释怀那个叫“世界自由金融”(World Liberty Financial)的事情。你节目上应该提过，就是川普家族设立的那个加密货币公司，人们付钱去购买这些毫无价值、无法兑换的“代币”。它唯一的作用，就是向总统行贿。赛克斯：是的。阿普尔鲍姆：在美国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规模的事件。我甚至不确定世界上还有哪一个国家有过这样的事情。也许萨尔瓦多是个例子？也许还有一些小型独裁国家我不了解。但比如普京——我们都知道俄罗斯总统腐败已久，他拥有各种宫殿、地产等等。可这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我们不知道普京是如何赚钱的，也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少钱。他是通过他人来持有财产的，这些人被称为“普京的钱包”。这些人是专门替他持有资产的。普京自己从不谈论或展示他的财富，但川普会，他的家人也会。这一点在我看来也是一种新现象。我们如今见到的，是一种公开的残酷、公开的腐败和公开的盗贼统治(kleptocracy)，这是以前在美国从未达到过的程度和规模。【延伸阅读】美国从未如此腐败后丑闻时代赛克斯：光天化日之下。还有一个方面你也提到过，就是行政权力的高度集中，试图彻底消除制衡机制。这非常令人震惊，因为在我们宪政体系下，总有一种共识：你不应集权太过，因为终有一天你会失去权力，而你所集中的权力也会交给他人。现在让我非常震惊的是，共和党人完全没有想象到：如果川普可以做到X、Y、Z，那“加文·纽森总统”（Gavin Newsom，现加州州长）或“AOC总统”（Alexandria Ocasio-Cortez，纽约州民主党议员）也可以做到。但他们似乎对此毫不在意。除了“帝王式总统”外，在正常情况下，你应该想到未来某次选举换了人，那你赋予总统的那些极端权力，就可能落入你对手之手。可他们现在根本不考虑这一点。你怎么看这个现象？阿普尔鲍姆：这恰恰是我最担心的事之一，因为如你所说，如果你在创造一个“帝王式总统”，而你又仍然生活在一个民主国家里，那你就得假设下一任总统可能是你不喜欢的人。那这个新总统就可以利用这些强大权力，甚至是你刚刚设立的“政治警察”，来对付你、你的朋友、你的家人。而他们现在显然不担心这一点。这让我非常担心——担心他们根本不认为未来还会有真正的民主选举，或者他们已经确信自己能操控选举，从而永远掌握政权。你看，我们在这类问题上必须非常谨慎，因为现在我没有证据说他们打算窃取选举。我看到的也只是那些老生常谈，比如投票权争议等等，这些争论一直都存在。我只是想说，我同意你的观点，这真的很奇怪。他们一点也不像是可能会输的人，也不像是担心自己有朝一日会输、担心他们打造的权力会被用来对付自己的样子。而我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赛克斯：是的。这确实令人警觉。还有一件你多年来一直在写、在讲的事，但似乎最近正在加速发生。我们现在的总统——我们可以这么说——和“事实”之间的联系非常有限。撒谎的洪流、假消息的数量之多、还有那种“让人分心的模式”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状态就是：一切发生得太快了，大家根本不知道该关注什么。就像一大堆东西被扔到了荧幕上。这种现象过去也有一种说法叫做“真相的毁灭”(annihilation of truth)，就是那种——你根本不知道还能相信谁、该相信什么。那你来谈谈这个吧，因为这确实符合我们过去在专制政权中见到的一些模式——麻痹人民、让他们麻木。目标是否就是：让人们干脆“退场”，彻底脱离政治，只说一句——“我已经没办法去想这些事了。” 阿普尔鲍姆：其实这与过去使用的方法非常接近。我们可以指出很多政权，它们有意图地“毒化”政治环境，摧毁公共领域，让人们根本搞不清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最著名的例子之一来自普京的俄罗斯。还记得2014年那架在乌克兰东部坠毁的马来西亚客机吗？那架飞机其实是被俄罗斯士兵击落的，从一开始就相当明显。但在事件发生后，俄罗斯立刻发布了一系列互相矛盾的版本，有些看似合理，有些不合理，有些完全荒唐——比如其中一个版本是：这架飞机其实是装满了尸体后被送上天空，在乌克兰东部上空被引爆，好让俄罗斯“难堪”之类的。你能想象这种疯话吗？我记得几天之后，当时莫斯科还能听到“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这是一个美国资助的、面向俄罗斯人的媒体，后来川普政府试图摧毁）在街头做了一系列采访。他们问路人：你觉得马航客机发生了什么事？人们一个接一个地回答说，我不知道，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或者说，我不知道，真相是不可知的。我们根本没法知道到底是谁干的，因为有太多冲突的说法。而这正是普京的一项“创新”：他没有像前苏联那样矢口否认，或者掩盖真相，而是故意释放大量互相矛盾的消息。有的俄罗斯朋友告诉我，甚至在同一档新闻节目里，开头播一个版本，结尾再播另一个，过一小时再来一个版本。这其实就是一种政策。这个政策的目的，是混淆视听，让人们彻底失去分辨真伪的能力。而这会带来进一步的后果：如果你分不清真假，整个公共领域都已被污染——那你还参与政治干什么？你又该支持什么？相信谁？到底还有没有一个“理想主义者”是值得你支持的？如果你不知道这一切是真是假，你为何还要付出精力去支持他们？其效果，就是让人们变得被动、冷漠、愤世嫉俗、虚无，最后干脆待在家里、不参与政治。这正是俄罗斯的战略性手段。至于川普，我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他的策略，尤其在他一开始涉足政治时。其实还要更早——在他从政之前，他就是个“逢说必谎”的人。而这本身就是在混淆人们对真相的判断。他作为政治人物，我觉得他立刻就意识到，如果他不断污染公共空间，如果他不断撒谎（他现在依然每天在无数事情上撒谎），那么人们最终会停止纠正他。人们会把某个加密货币骗局（我们刚谈过的那个）当成也许是真的，也许只是个故事。那个“鳄鱼恶魔岛”——或许真的存在？或许只是极右翼开的玩笑？谁知道呢。于是，这种手段让他可以“逃避责任”，而我认为他已经实现了这个目标。而且我还认为，这也诱发了一种厌恶或者虚无主义的情绪。我有一个年轻的亲戚，以前从不关心政治，但我在今年7月4日看到她发了一个非常虚无主义的帖子。我意识到，她可能正是这种“信息毒化”的受害者之一。她并不激进，但她看到满屏的谎言和荒唐事，她的反应就是：“离我远点，我不想再碰这些了。”我相信很多人都是这种状态。赛克斯：没错。而且这也让像川普这样的人对丑闻免疫。一个后真相社会也就是一个后丑闻社会。现在你几乎无法想象有什么负面新闻能真正伤害到他。任何调查报道出来，他都可以说是假新闻，或者说是捏造的，哪怕真的有他和杰弗里·爱泼斯坦(Jeffrey Epstein)跟未成年女孩的合照——我能理解。他已经把美国一半人“调教”到这样一种状态：他们甚至不愿相信自己亲眼看到的东西。真的，当你认真想一想——在他破坏的所有防线中，最严重的，可能就是：他已经让自己完全摆脱了丑闻的制约。他现在根本不怕媒体调查，因为他总能成功污蔑它是假的。这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深远的遗产之一。阿普尔鲍姆：是的。不过这里还有两个层面：问题并不只是川普一个人。他其实是这个时代的产物。我们现在身处一个媒体环境，而这个环境已经使伪造成为可能—— 赛克斯：尤其是AI。阿普尔鲍姆：对，但不仅是AI。还有那种“重复的谎言机制”。每天你在X（推特）上都能看到这些谎言。你甚至不需要川普本人来告诉你这些事。我们构建了一个信息世界，其中有各种没有依据的内容源，没有事实核查，也没有交叉验证。这些信息有时候看起来更可信、更真实，看上去比其他新闻来源更像是真的。而他，几乎就是和这种媒体系统共同进化的。他是这种环境的产物，也是这种假信息机制的受益者。当然，他也反过来加速了这一进程。AI又为此添了一把火。未来一两年，AI可能还会带来更复杂的新层次。而每当有人问我：我们该如何走出这个困境？我只能说——这真的很难。赛克斯：是的。阿普尔鲍姆：这真的很难。这需要人们认真思考，如何以不同的方式使用互联网，如何建立可信的媒体空间。我知道有些人正在做小规模尝试，但这很难。没有立即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马斯克会输赛克斯：没错。而且问题不仅仅在于难，还在于很难想象如何将其规模化，真正影响到大规模的民众，尤其是在人工智能一直在不断学习，变得越来越强大的情况下。它对政治的影响几乎是无法估量的。这就让我想到一个话题，就是你之前提到过的DOGE。如果人们回顾 2025 年，其中一个最奇怪的事件可能就是那一段与DOGE有关的插曲，还有川普与埃隆·马斯克之间的“罗曼史”——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最终闹翻了。现在马斯克在谈论第三党。你怎么看这件事？你觉得他是认真的吗？这是真正的威胁吗？马斯克有政治前途吗？阿普尔鲍姆：我理解马斯克的方式是把他和另一个人进行对比。你还记得普里戈津(Yevgeny Prigozhin)吗？就是俄罗斯瓦格纳集团的头目，他对普京感到不满，于是策划了一次奇怪的进军莫斯科行动……然后他在半路上改变了主意又折返，最后死于一场飞机失事。我觉得马斯克现在看起来就像普里戈津那样。他是一种“普里戈津式”的人物。无论他是否愿意，他已经深深卷入这个世界。他已经被永久地与这一阵营联系在一起。他是那个行纳粹礼的人，也是那个创造出能输出纳粹梗、谈论白人种族灭绝的人工智能系统（Grok 4——译者注）的人。赛克斯：没错，那真是……哇。阿普尔鲍姆：所以他不太可能突然转变立场，去吸引另一派支持者，美国的进步派不会突然开始支持马斯克。这看起来不会发生。相反，他更像是在这个阵营内部捣乱的人。实际上，如果非要我下注，我说他会像普里戈津那样的结局并不是字面意思上的，但如果我必须下注，我会说是川普赢。就是说，如果这是一个寡头对抗真正掌握政治权力之人的较量，那通常拥有国家权力的一方会赢。而在马斯克的情况下，川普有权切断他的政府补贴、摧毁他的公司，甚至把他关进监狱或是别的。而且这看起来像是一场马斯克会输掉的对抗。但确实，在这个过程中，他可能会制造很多麻烦。普里戈津当时真的吓到了普京。普京那天早上发表了一个奇怪的演讲，谈论俄国革命。所以马斯克是可能造成伤害的，但我很难想象他会赢。两普的暧昧关系赛克斯：没错，他不会赢。还有那个我没太多关注的插曲——什么时候马斯克的 AI Grok 4开始发表纳粹言论，我觉得这其实挺有启发性的。AI 只是听他说什么，然后没有任何羞耻或道德边界地演绎出来。就是这么回事。说到普京，我们不如切换话题。你最近在《大西洋月刊》写了一篇文章，说“美国正在倒向另一边”，这确实反映了过去六个月，尤其是最近 48 小时的变化。川普最近说了些对普京不那么友好的话，说他以前是在胡扯，还推翻了不给乌克兰防御武器的决定。你怎么看这事？当你写那篇文章时，美国似乎在做一切可能的事来抛弃乌克兰，给普京更多的动机去杀害乌克兰人。现在川普又说他不知道彼得·海格塞思(Peter Hegseth)在搞什么，援助被切断他没参与，也许我们会恢复援助。那我们现在到底处在哪儿？你怎么看？阿普尔鲍姆：其实我们以前经历过几个这样的周期。是的，川普确实相信他当选后可以打个电话给他朋友弗拉基米尔，然后普京就会说，你说得对，我们结束战争吧。我觉得这就是他全部的想象力了。这在选举前就很清楚了——他根本没有一个计划。就是这样。尽管如此，人们还是乐于重复他有个计划的说法。所以，他失望了，但他会再给普京一次机会，然后又会有一次电话。也许因为普京是个受过训练的克格勃招募官，知道说哪些奉承话、按哪些按钮能取悦川普。于是川普又再一次被拖延了。但真正让我担心的，不是这个层面。更让我担心的是他们正在做的其他层面的事情。所以，实际上，我们正在放松对俄罗斯的制裁。制裁不是一个你一次就能解决的东西。它是一个动态过程。因为你制裁了一批公司，然后俄罗斯就用另一批公司来绕过障碍，所以你必须制裁那第二批公司。我过去几年和拜登政府的一些成员交流过，他们每个月都在评估制裁新公司或新实体的方法，不断寻找对俄罗斯经济施加压力的新途径。而据我们目前了解，川普政府已经停止这么做了。他们不再这样做了。这意味着，实际上，俄罗斯又开始更容易地获得其国防工业所需的零部件。与此同时，美国也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拆除了各种旨在支持俄罗斯反对派、独立媒体、追踪和揭露俄罗斯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宣传的项目。美国国务院有一个项目叫“全球参与中心”(Global Engagement Center)，就是用来做这些的。这个项目后来成了很多保守派阴谋论的目标，于是被大幅关闭了。所以我们不再做这件事了。还有很多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帮助乌克兰重建能源系统的项目也不再运行了。也就是说，我们曾经设置的一整套对抗俄罗斯宣传、在其他方面支持乌克兰战争努力的项目都已经停止了。普京是看到这一切的。和川普不同，他并不是只看最近五分钟的新闻片段。他能看到，俄罗斯反对派得不到资助。他知道“自由欧洲电台 / 自由电台”即将被迫停播，或者说如果他们的诉讼失败的话，就会停播。他知道美国对援助乌克兰的态度是时断时续的。他知道没有新的援助资金。所以他对这一切都了如指掌。而这些信息让他坚信自己可以继续这场战争，并最终赢得战争，因为他会拖垮美国，而我们正处于困境之中。他也看到了川普政府正在挣扎。说实话，我真心相信，如果我们现在是哈里斯(Kamala Harris)总统，或其他任何总统，如果他们重新恢复了对乌克兰的援助，我们现在可能已经接近战争的终点了。因为这是一场只要俄罗斯停止战斗就会结束的战争。这三年来我一直像个“复读机”一样重复这句话：战争结束的关键在于俄罗斯停止战斗。这是一场殖民战争，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是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入侵必须停止。而现在，俄罗斯没有任何理由停下来。我们看到那么多智库文章讨论所谓的交易，也许我们可以交换克里米亚、重新划定边界之类的。可俄罗斯根本不在乎这些。这场战争从来不是为了克里米亚，也不是为了顿涅茨克某个省份。这场战争的真正目的，是要摧毁乌克兰、摧毁它的主权，想方设法把乌克兰重新纳入俄罗斯版图。同时也想证明北约是不存在的，北约毫无意义，美国软弱无力。这些才是普京发起这场战争的核心目标。而这些目标对他来说意义重大。他不会轻易放弃这些目标，除非有外力迫使他放弃。而现在的川普政府并没有做任何事情来施加这种压力。现在有一项议案——林赛·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和大约七八十位参议员都签署支持了，目的是要加强制裁俄罗斯。这个法案如果通过，并成为法律，那确实会对俄罗斯施加压力，让他们意识到这场战争不会像他们想的那样轻松。但问题是，我们需要的是一场全面的外交战略攻势。我们在俄罗斯没有信息战策略，没有反宣传策略。我们的军事战略也大幅收缩了。我们对乌克兰的整体思考也变得很奇怪。甚至我们的外交也很奇怪。比如，美国驻乌克兰大使已经辞职了，现在都不知道美国对乌克兰的政策是怎么制定的。这些都需要改变。但我没看到这些改变正在发生。其实，就在跟你说话之前，我还在华沙见了一个乌克兰朋友，我们一起喝了咖啡。他跟我说，他在赌川普最终会得出和拜登一样的结论：结束战争的唯一办法就是武装乌克兰、让乌克兰赢得胜利。但他也担心，要花很长时间川普才会得出这个结论。所以，也许我过于悲观了，但我实在看不到他们意识到需要一个更深远、更长期的战略。而对于一个没有战略思维的总统来说，这种转变是非常困难的。赛克斯：没错。他没有战略思维，也没有战略。但这也让我们回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话题：普京和川普之间那种诡异的关系。川普认为他们是好朋友。但普京怎么看川普呢？我对普京丝毫不给他面子，甚至公开羞辱他感到震惊。川普认为他们是最好的朋友，他奉承他，拍他马屁，几乎用尽了所有可能的方式来取悦他。而弗拉基米尔·普京甚至都没有扔给他哪怕是根最小的骨头。当很多国家领导人或政要都害怕川普时，普京显然对他有一种更深的了解。你怎么看这件事？阿普尔鲍姆：这里面有几个因素。首先是各种传闻，甚至不只是传闻，还有确凿证据——关于他们之间的商业交易，不管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比如史蒂夫·维特科夫（Steve Witkoff，川普的“万能”外交特使——译者注）每次去莫斯科回来后，总是讲一些合作交易。乌克兰人说他们掌握了更具体的信息——关于具体哪些人收到了俄罗斯方面提出的具体交易或条件。我无法验证，所以不会重复那些细节。但这也许解释了一部分原因。现在俄罗斯内部有很多人把钱往美国各界砸。这也可能是故事的一部分。还有川普企业和川普家族跟俄罗斯资金之间长期的商业关系。尤其是上世纪 90 年代到 2000 年代的房地产交易——尤其是川普所从事的那种奢华公寓买卖——非常依赖俄罗斯资金。川普的两个儿子都曾经公开承认过这一点。而俄罗斯的银行在维持川普企业运作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所以他们确实有非常深的商业联系。我听过大约15个版本，关于某些“私人牵连”或“把柄”之类的事，人们都有各种猜测。但我不知道真相，所以也不会去推测。赛克斯：好吧。但确实很奇怪。阿普尔鲍姆：从心理层面上看，川普似乎对普京有某种“欠情”或感激。他谈到普京时的方式很奇怪，是他谈及其他人时不会有的语气。我有一个想法——也许他真的相信是普京帮他赢得了 2016 年大选，不管是通过什么方式。我们确实知道普京是有帮过他。普京安排了从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窃取电邮的大规模行动，搞了整整一个信息战。赛克斯：而且是川普主动请求的。阿普尔鲍姆：那时候我们还不太了解这些信息战是怎么操作的。也许川普真的因此心怀感激。也许是因为有人在经济上救了他一命。谁知道呢？但他确实对普京有某种“感恩”甚至是“畏惧”。他们之间的肢体语言也很怪异。你说得没错，普京确实公开羞辱过川普。就在去年11月川普再次当选后几天，俄罗斯国家电视台的反应就是播出梅拉尼娅·川普(Melania Trump)的裸照——她早年拍的一些色情照片，居然被放在晚间新闻中。而且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播放，在电视上嘲笑川普。夜复一夜，他们要么嘲笑他、要么说“这是我们的人”、要么拿他做笑话。他们几乎从未间断过地拿川普开涮。赛克斯：川普从来不回应。阿普尔鲍姆：他可能根本不知道这些事情。赛克斯：嗯，这倒是真的。阿普尔鲍姆：不过，他身边的一些人肯定是知道的。他们也一定知道，这种模式当然会在其他威权媒体中被反映和重复。所以这是更广泛的一部分，即威权世界如何看待川普——他们把他看作是他们自己一种笨拙的版本。 “我们不是疯子” 赛克斯：在我们剩下的几分钟里，我想谈谈……我们之前也说过他没有任何战略。我想听听你对川普、以色列和伊朗之间关系的看法。我们看到那次对伊朗的大规模轰炸，一度看起来可能引发一场新战争。现在已经平静下来，出现了停火。但认为这就此结束似乎太天真了。你怎么看当前的局势，以及川普为什么决定采取一个……我意思是，风险极高的行动？而且尽管他声称自己摧毁了伊朗的核能力，但看起来行动并没有成功。那我们现在到底处于什么状态？阿普尔鲍姆：是的，我们又回到了“虚假信息”的问题。我们到底有没有摧毁伊朗的核计划？如果摧毁了或者没有摧毁，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未来的政策又将如何制定？他其实为未来制造了一个巨大的问题。我的感觉是，其实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认为这不算冒险。因为以色列已经摧毁了伊朗的防空系统，所以那一刻对于美军来说实际上相对安全，没人会对飞机开火。而他就是等到那个时刻之后才采取行动的。他怎么被说服的，或者是谁说服了他，我不知道。但肯定是有人这么做了。肯定有人让他相信这会是一个“轻松的胜利”。记住，对于他来说，制定公共政策并不是为了实现战略目标。这和帮助伊朗改变政权无关。赛克斯：他不是一个下棋的人，不会考虑三步之后的情况。阿普尔鲍姆：他只是想赢得当下这一刻。而有人让他相信这是个可以赢的时机。你可以扔下这些炸弹，然后事情就结束了，你就赢了。你摧毁了那个工厂或者发电站，然后你就可以回家了。在我看来，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我也不知道是谁……我听说了很多版本，可能是以色列人，可能是其他人。但这是我对事件的理解。而且有很多问题我也感到困惑：我们现在对伊朗的战略是什么？我们只是加强了伊朗政权的地位吗？一开始在以色列空袭之后，看起来我们动摇了伊朗的政权。我有一些伊朗朋友，他们很多人都告诉我，他们非常激动和高兴，因为很多伊朗领导人，尤其是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领导人被杀了。这些人负责逮捕女性、折磨男性，没人为他们的死去感到难过。所以曾有一段时间，看起来事情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但现在似乎也没有一个计划或战略。所以我也很迷茫。我不知道我们现在对伊朗的计划是什么，也不知道我们是如何看待伊朗在中东更大格局中的角色。赛克斯：是的，回到你更宏观的批评点，那可能就是：根本没有计划，也没有战略。他赢得了那个时刻，或者他以为他赢了那个时刻。现在我在想，他是否因为自己已经把这件事看成是“完全胜利”，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反而为伊朗遮掩了核能力的现实。如果他们确实仍然拥有核能力，那他就是深陷否认之中。因为如果他们仍然在造核弹，那显然他所做的事情就失败了。而我们都知道，唐纳德·川普永远、永远不会承认自己错了或者失败了。安妮·阿普尔鲍姆，非常感谢你今天花时间与我们分享你的见解。感谢你，来自华沙的连线。和你交谈总是很有收获。阿普尔鲍姆：非常感谢你，也谢谢你宝贵的时间。赛克斯：也感谢大家收听这一期To the Contrary播客。我是查理·赛克斯。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节目吗？我们坚持做下去，是因为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必须不断提醒自己：我们不是疯子。谢谢大家。 *小标题为译者所加。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7-19 00:00
美国从未如此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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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希望在川普心目中超过卡塔尔的中东独裁者，如今都知道了“出价”的标准。 11 在印度，寡头和政府盟友正迅速开设川普品牌物业；巴基斯坦最近宣布设立国家级加密储备，并与一家川普支持的组织签署了“意向书”；塞尔维亚和阿尔巴尼亚也正在争取川普的青睐，分别与其家族签署奢华地产项目协议。全球各地的地缘竞争中，很快可能普遍出现“谁出的贿赂多谁得利”的逻辑。 12 也许最令人担忧的是，川普默许了外国势力直接资助美国政客。他树立了一个先例，强行要求检察官撤销对纽约市长埃里克·亚当斯(Eric Adams)的案件——亚当斯被控向土耳其索要竞选资金。 “赢得选举靠的是筹钱，”亚当斯说，“其他都是无关紧要的。” 人们完全可以想象总统也会说出同样的话。外国政权正在逐渐明白，在川普主政下的美国，他们的钱能起多大作用。历史上从未有投标者能从美国总统处获得如此巨大利益。 *为方便手机阅读，编者进行了较多的断行处理。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7-18 00:00
特朗普关税遇到了强硬对手，卢拉说没什么好谈的，巴西没有美国也能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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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是在工厂工作时失去手指、靠反对军事独裁崛起的巴西总统卢拉，属于那种长期以来就喜欢政治较量的领导人。卢拉政府的助手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表示，他们认为可以承受特朗普周三宣布将于8月1日生效的50%关税。特朗普在致卢拉的信中表示，采取这一措施“部分原因”是前总统博索纳罗遭到起诉，巴西检察官指控这位前总统在2022年败选后曾试图通过军事手段继续掌权。 “可能会有一些影响，会让我们增长稍微放缓一点。”一名外交部高级官员在谈及政府立场时说，“但从经济角度看，巴西并不严重依赖美国。” 美国在巴西还是被视为一个重要的贸易伙伴，2024年购买了400亿美元的商品，但算不是关键市场。穆迪最新报告显示，出口到美国只占巴西经济总量的1.7%，虽然美国是巴西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中国。彭博经济研究预计，50%的关税可能使巴西经济受到1%的冲击。该报告称，关税可能导致美国自巴西进口商品总额减少60%，不过巴西可能会将部分出口转向其他市场。那些对美国依赖更高的国家，更容易受到特朗普经济施压的影响。比如对美国出口几乎占越南国内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这个东南亚国家迅速与美方达成协议，取消了对大部分美国产品的关税。今年1月，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拒绝接收美国的遣返航班，特朗普宣布25%的报复性关税，佩特罗很快让步，担心失去最大的出口市场。 “巴西对美国的依赖更小。”开放社会基金会项目副总裁阿布拉莫瓦伊说，“并非无足轻重，但巴西可以承受住，这不会让国家崩溃。” 近年来，巴西加强了与金砖国家集团内其他国家的市场联系——包括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相对减少了与西方国家的贸易。根据CNN Brasil去年报道的政府数据，截至2023年，巴西与金砖国家的贸易额，大约比与美国和欧洲的总和高出50%。助手们说，这场与美国的较量也可能在政治上对卢拉有利。尽管卢拉在巴西历史上一直是最受欢迎的人物之一，但他的第三个任期却面临公众日益失望的问题。尽管做出了巨大努力——包括更新宣传策略和换掉沟通团队——卢拉未能扭转民调的下滑，目前支持率处于历史低位。最近的调查显示，如果与博索纳罗再次对决，选情将非常胶着。博索纳罗面临40年刑期，预计今年晚些时候将受审，他被指领导了准备推翻政府并杀害政治对手的庞大阴谋，这位前总统虽然声势不如以往，但仍保有一批忠实支持者。许多巴西人将对他的起诉视为对本国民主制度的考验，而特朗普却在信中称这是“政治迫害”。分析人士说，特朗普周三宣布加征关税，改变了巴西的政治格局。卢拉现在有了更明确的对手，也多了一条有力的攻击线，可以指责博索纳罗或他未来的政治继任者，与外国敌对势力站在一起。 “卢拉想要对超级富豪征税，”卢拉支持者周三发布的一条病毒式信息写道，“博索纳罗想对巴西征税。” 助手们说，周三晚，卢拉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特朗普的关税。他希望立即明确表态，巴西不会在美国面前退缩。几小时内，卢拉就发布了声明，反驳了特朗普信中从巴西贸易政策到严格监管社交媒体等各项指责，并威胁采取经济报复。 “他们把这变成了政治，我们也要参与进来。”一名卢拉助手在总结卢拉想法时说，“他不会恐吓对方或落入挑衅，但回应会坚定而大胆。” 卢拉说，巴西即使没有与美国的贸易也能生存，并将寻求其他合作伙伴来取代美国。 “我们将不得不寻找其他合作伙伴来购买我们的产品。巴西与美国的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7%。”卢拉周四晚在接受Record电视台采访时说，“没有美国，我们也能活。” 在两次电视采访中，这位左翼领导人对特朗普表现出强硬态度，重申特朗普必须尊重巴西的主权，美国总统不能表现得像拥有其他国家一样。他明确表示，自己没有退让的打算，在接受Globo电视台采访时称，这场关税争端可能“没有尽头”。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期间，各国首脑会晤。卢拉说，像巴西这样的国家没有义务继续使用美元进行贸易，他重申了上周末在金砖峰会上发表的言论，并承认这些言论“很可能让特朗普担心”。 “我们有兴趣在其他国家之间创建一种贸易货币。”卢拉在Record的采访中说，“我没有义务购买美元去和委内瑞拉、玻利维亚、智利、瑞典、欧盟或中国进行贸易。我们可以用各自的货币进行贸易。” 尽管卢拉谈到了美元问题，但金砖国家在讨论了十年的贸易和投资跨境支付体系方面再次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卢拉还表示，特朗普没必要对这个国家集团感到担忧。这并不是特朗普第一次改变外国选举的走向。加拿大总理卡尼和自由党在最近的选举中曾落后20个百分点，但部分由于特朗普的贸易战和吞并威胁，他们最终逆转胜选。在澳大利亚，保守派总理候选人本来领先，结果在特朗普最初一轮全球关税出台后支持率大幅下滑，最终惨败。去年，巴西也曾经历类似的对抗，当时科技企业家马斯克与巴西司法系统爆发冲突。作为对网络虚假信息调查的一部分，巴西最高法院法官莫赖斯下令删除他认定违反国家言论法规的账户。马斯克拒绝，莫赖斯就暂停了X。双方都称不会让步，但最终是马斯克妥协，同意删除。特朗普在周三的信中提到这一争议，声称有“数百个秘密且非法的审查令”。但这次是另一场斗争，利害关系要大得多。特朗普提到涉及博索纳罗的案件时，称之为“政治迫害”，要求撤销指控，这让卢拉感到愤怒，周三誓言将进行报复，并指责美国试图干涉巴西的司法体系和内政。卢拉助手们表示，政府在博索纳罗的起诉问题上不会做出任何妥协。 “这里的新情况是，特朗普将商业手段用于政治目的，把贸易武器化。”一名卢拉高级顾问在匿名谈及内部讨论时说，“但他想要的交易是不可接受的。” 政府部长们在周四的公开讲话中表示，这些关税没有经济依据，完全是出于政治动机，几乎没有谈判的空间，因为卢拉无权干预博索纳罗在最高法院的案件。卢拉周四表示，他“打电话给特朗普没有问题”，但“首先得有个理由打电话”。 “他本可以先打电话给巴西，谈谈他要采取的措施，”他在Globo采访中说，“这完全是不尊重，我没有必要接受这种不尊重。我和特朗普没有什么好谈的，他没有给出任何谈的理由。” 相反，卢拉表示，他将寻求与会受关税影响的公司和行业的企业高层对话，特别提到巴西飞机制造商Embraer、橙汁生产商和钢铁企业。他表示，巴西将努力在8月1日关税生效前用尽谈判手段。但如果谈判没有进展，政府将根据今年国会通过的新贸易对等法案采取报复措施。 “我们会尽一切可能进行谈判。”卢拉在Globo采访中说，“巴西更愿意谈判，更愿意对话。但一旦谈判无果，巴西将对等执行。” 以上报道整理自彭博和华盛顿邮报。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7-12 00:00
纽约时报：共和党说佐赫兰·曼达尼“反犹”，但是很多犹太人喜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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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这座城市的愿景——一个接纳移民、痛恨独裁者，既接地气又国际化的城市——正是许多犹太人，包括我自己，都觉得鼓舞人心的。他之所以能赢，部分原因就是他显然是我们所热爱的纽约的产物。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29 00:00
为什么在以色列袭击伊朗后，俄罗斯并没有大力支持自己的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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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捷表示：“俄罗斯并不像它自称的那样是独裁者的好朋友，普京常在这些专制朋友最需要他时转身离去。” 普京没有援助伊朗，反而试图把自己塑造成潜在的调解人。特朗普上周驳斥了这种可能性，表示普京应该先集中精力调解乌克兰战争。以色列与伊朗的战争在某些方面可能对莫斯科有利，有助于推高油价，并在俄罗斯预计即将发动夏季攻势之际，转移外界对其入侵乌克兰的注意力。伊朗实际上可能在这场冲突后变得更加孤立，更加依赖俄罗斯和中国，而这正好被两国所利用。瑞典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的瑞典-伊朗研究员蒂诺·萨南达吉表示：“伊朗国内普遍抱怨，中国和俄罗斯并非真正的朋友，而是利用伊朗的孤立地位，低价获取自然资源，同时高价向伊朗出售次等军备，甚至有时根本没有交付承诺的装备。” 还有人警告称，俄罗斯作为盟友的信誉正面临风险。政治学家安德烈·科图诺夫写道：“事实是，俄罗斯无法阻止以色列对一个五个月前才与自己签署战略伙伴协议的国家发动大规模打击。莫斯科显然打算停留在政治表态。”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25 00:00
外交杂志：总统权力不受约束时代的美国外交，国内是帝王般的总统，国际上更像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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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规定的对外援助承诺，欺凌盟友，拉拢独裁者，接受君主国赠送的奢华礼物，在美国城市街头部署军队，甚至在他生日当天组织军队阅兵。研究专制政体的政治学家对此有清晰的认识：这就是独裁者的外交政策。华盛顿在对外事务中从来都不是道德典范，但特朗普第二任期的非同寻常表明，以往的总统在外交政策上确实受到更多限制。一旦没有约束，总统在国家安全领域实际上就等同于独裁者，可以随心所欲地将一时的冲动转化为政策。尽管并不是特朗普启动了总统权力无限扩张的进程，但他如今成了最大的受益者。国会和最高法院在此前各届政府期间允许行政部门极度扩权，但仍保留了一些防护栏。国会未能因1月6日叛乱追究特朗普责任，以及最高法院在2024年授予总统全面豁免权的裁决，彻底摧毁了最后的限制机制。美国总统职位早已带有帝王色彩。但直到特朗普的第二任期，才真正有总统试图以皇帝自居。破坏特朗普第二任期对美国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机制的全面破坏，几乎难以完全描述。但可以将这种破坏归纳为三个类别，共同得出一个结论：特朗普已经摧毁了美国外交。特朗普摧毁了美国的国家能力。通过所谓的“政府高效部”（DOGE）的疯狂行动，特朗普削弱了联邦雇员队伍。总统和DOGE推动解雇和裁员，欺压留下来的员工。在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甚至解散了整个机构。其中一些行为违法，但当法院介入时，很多已经无法逆转。政治学家丹尼尔·德雷兹纳称之为“空壳国家”。这些行动严重削弱了美国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机构的能力，却没有削减联邦预算，说明特朗普政府的动机根本不是财政需要，而是蔑视专业知识、寻求报复和为腐败扫清障碍。在第一个任期中，特朗普的许多极端冲动受到幕僚限制。进入第二任期后，他任命缺乏资格但绝对忠诚的人进入高位，包括赫格塞斯担任国防部长，图尔西·加巴德出任国家情报总监，并强行推动参议院通过任命。有些观察人士在特朗普提名此前以传统保守外交立场著称的参议员卢比奥为国务卿时，短暂地松了口气。但卢比奥很快变成特朗普的忠实执行者，协助DOGE迅速解体美国国际开发署。特朗普还在电视直播中破坏了美国的国际信任和善意。最恶劣的例子是在椭圆形办公室的记者会上，当面对友好国家的来访领导人时，特朗普当众羞辱他们。乌克兰战时总统泽连斯基和南非总统拉马福萨都曾被如此对待。另一个电视直播下的外交打击发生在4月2日，特朗普向全球经济投下关税炸弹。多家法院已裁定他的多项关税违法，表明总统外交政策仍有部分制衡存在。但特朗普仍可绕过法院追征关税。更重要的是，美国信誉的损害已无法挽回。特朗普搅乱了长期存在的协议与贸易关系，以及耗费数十年建立的新贸易伙伴关系。由于关税政策反复无常，截至目前，大多数国家仍面临高关税，全球领导人可能不愿再与美国认真进行贸易谈判。在第一个任期内，特朗普也削弱了外交政策机构：对国务院采取敌对立场，导致大量人才流失；持续削弱情报机构；让军队政治化。但尽管当时美国的外交、军事等权力工具遭受一些打击，整体仍可运作。拜登政府上台后在某些方面恢复了部分能力，比如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前夕重振了美国情报系统。但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破坏将很难逆转。人员流失规模和范围远超第一次，许多原本在首任期幸免的领域也失去了专业力量，包括对美国创新至关重要的科学机构。更糟的是，这一次政府执行的是一种明确的意识形态图景——右派“2025项目”纲领明确要让联邦雇员痛苦到不愿继续工作。重建联邦官僚体系的专业知识与经验，将是一代人的任务，而非一届政府的工作。当危机不可避免地到来时，美国或许已没有足够的工具、技能与整体能力去应对。责任真空特朗普重返白宫的最初几个月真正暴露出的是：行政部门内外制衡机制几乎被彻底摧毁后所留下的责任真空。在第二任期内，特朗普展示了总统职位仍能累积多少权力，以及当一个无意尊重权力边界的领导人掌权时会发生什么。这场危机酝酿了几十年。正如政治学家詹姆斯·戈尔德盖尔与我在《外交事务》上所写，早在特朗普2016年当选之前，总统在外交政策上的制衡机制就已经严重削弱。有两大发展对当前困境尤为关键：一是2001年“9·11”袭击后总统权力的扩张，二是伊拉克战争与2008年金融危机的失败，未能让精英阶层承担责任。国会在反恐关头授权总统更大权力时，形成了自我强化的逻辑，使得这些权力难以被收回。担心被视为阻碍反恐，国会不愿废除这些授权或对“反恐战争”实施强有力监督。2003年小布什总统借此入侵伊拉克后，即使战争显然失败，国会仍不愿在战时限制总统。在经济领域，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启动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进一步侵蚀了约束。小布什签署计划并延续至奥巴马任期，虽然成功避免更大经济灾难，但对“大而不倒”银行的救助，加深了公众对总统可做出攸关整体经济决策的观感，而导致危机的人反而继续从中牟利。尤其让人困惑的是，国会在这些危机后甚至未尝试收回行政权力。通常重大灾难之后会促生改革，比如越南战争末期，国会通过并推翻总统尼克松否决而颁布了《战争权力决议》，限制总统未经国会授权部署军队的时间。虽然此后各任总统绕过这个决议，不承认其效力或以三军总司令权力为由行事。然而，这一决议仍提高了动用军队的政治代价，并让立法部门在未来军事部署中确立了咨询权。金融危机或许耗尽了原本可能用于认真反思“反恐战争”后果的政治能量。由于缺乏这场反思，美国人仍生活在“9·11”之后形成的国内政治秩序中。总统体制高度军事化，只要总统以“国家安全”为名，几乎可以不受约束地行事。国会基本上已在国家安全事务上将自己边缘化，甚至无法废除2001年和2002年授权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使用武力的决议。自“9·11”以来，包括特朗普在内的历任总统都在不断试探权力的极限，将2001年和2002年的武力授权滥用到面目全非。例如，奥巴马推行了大规模无人机打击计划，并轰炸了也门和叙利亚。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继续这些现在看来已成“常规滥用”的做法，多次轰炸叙利亚。他的一些行动虽然风险极高，但只是程度不同而本质相同，比如下令暗杀伊朗军事领导人卡西姆·苏莱曼尼，几乎引发与伊朗更严重的冲突升级。另一些行动则真正突破了总统权力的边界，比如在2020年“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期间，在华盛顿特区拉斐特广场动用军队镇压国内示威。不过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部分制衡机制仍存在，尤其是他内阁中一些获得国会尊重的顾问和官员，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他最极端的本能冲动。现在这些防护栏已经消失。其他政府分支甚至不再试图限制他的外交政策。国会首先在2021年1月打破对行政权的约束，当时参议院在特朗普第二次弹劾审判中未能定罪，指控他煽动了1月6日叛乱。很少有共和党人愿意投票反对特朗普。总统要承担责任，一直依赖于党内的批评和倒戈。在“水门事件”期间，共和党国会议员最终抛弃了尼克松，迫使他在失去支持后辞职。而在2021年特朗普被无罪释放后，共和党议员实际上表明，他们不再承担制衡特朗普的职责。随后在2024年7月，最高法院作出裁决，进一步打破总统责任机制。最高法院历来不愿限制总统在外交事务上的权力，在国家安全领域尤为顺从。这次裁决几乎为特朗普提供了一张“免罪卡”，认定总统在与公务相关的行为中享有广泛豁免权。此裁决不仅终止了对特朗普多项联邦指控的审理——包括他在“停止窃选”运动和1月6日事件中的角色，以及涉嫌不当处理机密文件的行为——也使特朗普未来因违反联邦法律和宪法而被追究责任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事实上，他在第二任期头几个月里已屡次涉嫌违法。个人化统治国际关系学者曾把世界划分为民主国家和其他国家。非民主国家包括萨达姆·侯赛因统治下的伊拉克，以及上世纪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纪初领导人定期轮换的中国。然而，过去十年的研究清晰揭示了专制政权内部的显著差异，及其对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决策的影响。例如，政治学家杰西卡·维克斯指出，在一些专制政体中，领导人仍受精英制约，不论是中国政治局这种政治“机器”，还是军政府中军官可因自身政治生存而罢黜领导人的体制。另一些则是真正的“个人化”独裁，领导人可不受任何限制地做出反复无常的决定，甚至轻易发动不智的战争。即便在同一个政权内部，随时间推移也会出现转变。例如在中国，习近平集中权力至极，打破了原本规律性的领导人轮换机制。政治学家史蒂文·列维茨基与卢坎·韦伊在《外交事务》中指出，美国正滑向“竞争性威权主义”——在这种体制中，虽然选举仍然存在，但并不公平；异见虽有，但受到极大压制。目前，美国法院在国内事务上对总统仍有一定制衡。但这些挑战的前景并不明朗，因为许多案件最终将交由保守派主导构成的最高法院裁决。在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领域，总统职位如今已具备个人化独裁特征。法院在外交事务上一贯对总统极为顺从，这一立场不太可能改变。特朗普第二任期政府对此心知肚明，频频以外交政策为借口推行法律上极具争议的举措。例如，卢比奥积极推动拘留与驱逐在2023年校园抗议中参与示威的外国学生，依据的是1952年的一部法律，只要国务卿认定非公民“存在或活动可能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严重不利后果”，即可驱逐。 1990年国会已将此法严格限定于极特殊情形，1996年特朗普已故姐姐、联邦法官玛丽安·特朗普·巴里曾裁定此法违宪（后来因技术性理由被推翻）。在当前案件中，法院已批评政府做法，部分学生在进一步审理期间被释放。但他们的命运仍悬而未决，卢比奥已扩大签证吊销范围，甚至针对中国学生展开行动。政府仅在极限范围内遵守法院命令，且在许多情况下践踏基本正当程序的速度之快，导致法院难以及时阻止对个人与机构造成巨大伤害。政府官员屡次以外交政策为由进行权力扩张，表明他们深知自己在这个领域拥有行动自由。一旦出现真正的国家安全紧急事件，比如恐怖袭击，总统或许会进一步将行政权力延伸至国内事务。特朗普切断总统责任机制的最后一根线，把是否遵守法律、捍卫宪法的选择留给了下一任总统。总统权力限制的消失，对美国外交政策乃至全球都意味着极为恶劣的前景。关于个人化统治的研究描绘了一幅黑暗图景：在缺乏任何制衡机制下，个人化独裁者极易陷入军事冒险、决策反复无常以及自我毁灭的政策中。如今，美国总统职位已经具备个人化独裁的特征。先从对外侵略说起。许多学者发现，个人化独裁者往往更具军事侵略性。他们也更倾向于对外提出修正主义诉求，以提升国内外地位。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曾设想购买格陵兰岛；在第二任期，他已公开讨论对丹麦——一个北约盟友——动用军事力量以夺取格陵兰。军队的政治化问题也令人严重担忧。虽然早在特朗普之前就已出现这一趋势，但在他任内被极大加速。政治学家凯特琳·塔尔马奇在《独裁者的军队》一书中指出，个人化独裁者往往畏惧军队，将消除对其统治的威胁置于战场表现之上。虽然美国军队距离这一状况尚有距离，特朗普却在滥用其三军总司令身份。例如，在本月因移民政策引发的抗议中，特朗普无视地方文职当局反对，动用国民警卫队和海军陆战队进入洛杉矶。国内制衡机制的瓦解，对全球具有深远影响。美国作为一个不完美的民主国家主导全球秩序已达80年。正如政治学家约翰·艾肯伯里所写，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源于美国在绝对主导地位下自愿接受对自身权力的限制，加入新的国际机构。美国的民主制度使其能可信地加入并长期留在这些安排中。当年美国制定这一秩序规则时——当然对自己极为有利——总统仍需寻求国会支持其长期外交与国家安全战略。哈里·杜鲁门总统为争取两党支持战后与苏联的对抗，付出了巨大政治代价，甚至牺牲了自己国内“公平新政”中的一些经济和社会政策目标。特朗普第二任期远不止退出国际协议与组织。新一届美国政府本身——无法问责、违法、黑箱、腐败、任性且反复无常——已使美国不再是可信赖的合作伙伴。难以想象华盛顿能回到特朗普之前的常态。特朗普不仅削减了美国的国际承诺，更彻底掏空了美国在全球发挥重要与可信角色的能力。这些影响极难逆转。与第一任期结束时不同，这一次几乎没有专业人士能重建日常运作外交政策所需的机构与关系网络。外国政府，包括盟友在内，也不会在特朗普离任后掉以轻心。一个能每日随意更改政策、残酷对待政府人员、采取鲁莽行动破坏体制、危及共享情报与资产的美国，不值得信任。而且，若美国体制本身失灵——尤其是国会无法通过重要立法来落实并资助外交政策机构与优先事项，无法确保财政权力正确执行，无法制衡总统权力——那么美国外交政策将完全受制于每位新当选总统的任性。清算的必要如果美国公民、政治人物和国家机构希望在特朗普离任后真正清算这场废墟，需要做两件事。首先，必须承担艰难但必要的任务，直面过去对法律与规范的践踏。现任政府官员，包括内阁成员，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若涉嫌犯罪，需通过法院追责；若行为存疑，则应举行听证，让民选官员与公众评判其是否违背誓言。但必须划清界限，区分那些违法、不道德或违宪的行为，与仅仅执行特朗普政策目标的行为。否则，未来政治人物可能因政策分歧被刑事化，使复杂政策议题无法辩论与解决。其次，必须重建并强化问责制度。总统必须自愿接受权力制衡——领导人需设身处地思考：若未来由另一党派总统执政，自己是否愿意让其毫无约束。国会必须重新承担制衡行政权的责任。但在极端党派对立、专业能力丧失和立法懦弱的时代，国会恐怕仍会逃避遏制总统权力过度扩张的责任。因此，立法机构必须设计出一些自动性的监督与问责机制，使国会是否约束总统不再是纯粹的政治选择。例如，国会可以扩大既有的“国会报告”机制，不仅限于书面报告，还可制度化高层听证，要求国家安全高官定期出席国会质询。国会议员也可邀请总统一年多次到国会发表演讲或直接答询。要让立法权力重新触达白宫，国会必须恢复那种政治期待——即议员会质询政策，总统若不回应则承担政治代价。特朗普第二任期对未来美国外交政策（无论哪个党执政）已造成严重后果。如果缺乏一场严肃清算来重建外交政策领域的总统问责机制，美国人未来恐怕将面对更多阅兵式、更多军事冒险、更多不可预测的贸易关系与反复无常的外交决策，在极度不确定的未来中摇摆。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22 00:00
外交杂志深度分析：印度的大国幻想，其实阻碍了自己的宏伟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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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宣布“紧急状态”，暂停这些权利，实行独裁统治并监禁反对派。然而，印度人民抵抗了她的专制，当她为寻求合法性而举行选举时，选民将她赶下台。使印度民主尤其令人瞩目的是，在通常民主失败的环境中蓬勃发展。政治学研究表明，一个国家人均收入水平与民主成功高度相关。多数第三世界新生民主国家独立后很快陷入专制，但印度并未如此。尽管贫困，印度的领导人通过公开竞争管理政治局势，使民主延续至今。印度之所以能保持民主，部分得益于其宪法。宪法包含多项保障尊重所有人的条款。为了防止多数人的暴政，印度将公民资格完全建立在出生地原则上，而非宗教、财富或种族等先赋标准。宪法还赋予少数群体实际的法律保护，例如管理其宗教与慈善机构的权利，超越了所有公民普遍享有的信仰、实践和传播宗教的自由。印度建立了联邦体制，为多种语言群体划分各自的邦，维护文化多样性。宪法通过赋权联邦与省级立法机关与司法机构，限制行政权力，并为公民社会提供空间，确保公民在言论、集会、结社等方面能切实表达自由。正是这些因素，使印度的政治体系不仅仅是民主的，更是根本上的自由主义。如尼赫鲁所说，这个国家的缔造者，希望“通过正义的手段建立一个正义的社会”。他们相信并证明了，即便是贫穷国家，也能坚定地保护个人权利，拒绝专制承诺的快速经济增长。但如今，印度正远离这种起点。与冷战时期即便经济欠佳仍坚守自由主义原则的印度不同，如今的印度在经济表现更好之际，却明显被不自由与专制倾向所污染。长期的世俗政治传统正在被印度教民族主义所取代，后者认为印度属于印度教徒，其他宗教少数群体充其量只是二等公民。这种被称为“印度教图瓦”的意识形态，曾被国家缔造者否定并边缘化，但从未消失，自1990年代起在印度政治中死灰复燃，首先通过人民党在当年代末赢得权力，并在2014年莫迪上台后更为彻底地掌权。这一崛起催生了疏离印度近2亿穆斯林和约3000万基督徒的政策。与此同时，人民党试图重新吸纳此前被边缘化的低种姓印度教徒，组建一个接近十亿人的统一印度教选民集团。而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还鼓吹，佛教、耆那教和锡克教其实都是印度教的变体。所有这些都源于一种更广泛的信念：只有起源于印度次大陆的宗教传统才是真正的印度人。对宪法世俗理想的攻击也伴随着日益增强的专制主义。这种转变并未通过修改宪法实现的——尽管有人提出要彻底更换宪法，相反是通过对归属感相关基本规范的侵蚀，以及对原本中立机构的武器化而发生。回溯紧急状态时期，莫迪政府动用税务机关和其他执法工具恐吓反对党、公民社会、监管机构以及一些反对党执政的邦。不过，印度的民主并未死亡。国家仍有竞争性选举，也隐约显示出可能重新走向自由。人民党在最近的全国大选中失去绝对多数，现需联合执政。实际上，这个党从未赢得过多数民众选票，而是通过简单多数制的选举制度获得议会多数。尽管人民党竭尽所能，印度教图瓦似乎并未获得大多数印度选民的认同。反对党仍掌控三分之一的邦。印度自由派虽处境艰难，仍在抵抗印度教民族主义潮流。司法及其他裁判机构偶尔仍对行政权力的扩张进行制衡。印度是否会成为不自由的强国，这个问题仍未有定论。但如果印度政治不再回归自由主义，将对世界产生严重后果。在世界亟需榜样之时，印度将不再是自由民主的典范。将无法强化自由国际秩序——这个秩序不仅承诺和平政治与经济繁荣，而且正日益受到攻击。事实上，若印度和美国都持续成为不自由民主国家，这个战后秩序——尽管两国如今都对其抱怨，但确实让两国受益良多——将遭受严重破坏。两个原本的自由民主国家若持续不自由，将强化其他国家中类似的政治力量。奥巴马在2015年新德里的一次演讲中，曾预见性地表示：“如果美国能够展现出多样性下的共处与合作能力；如果印度这样庞大、多元、充满差异的国家能够持续坚定维护自身的民主，这对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是榜样。” 如今，美国和印度似乎都正走向考验的失败。一个不自由的印度在实力上也可能更为虚弱。人民党的政策使印度在意识形态和宗教上更加分裂，而关于如何在议会中代表印度人口结构变化的问题尚未解决，这威胁着地区与语言的进一步撕裂。印度正愈发像高度分裂的美国。分裂对美国已造成机构功能失效与民主衰败，但对国家与社会本就更脆弱的印度来说，后果可能更为严重。分裂可能加剧新德里长期面临的武装叛乱，为外部势力在印度境内制造混乱创造机会。这些冲突还可能蔓延至印度周边地区，随着对穆斯林的意识形态敌意升级，加剧与孟加拉国及巴基斯坦的紧张关系。分裂还会增加印度的国内安全负担，消耗新德里本应用于对外扩展影响力的资源。即便分裂未导致更多内乱，也将削弱新德里动员国民积累国家实力的努力。权力失效适度的经济增长、持续追求与所有国家建立伙伴关系却与任何国家都无特殊关系，以及国内日益加剧的不自由，使印度的全球影响力低于其不断增长的物质实力。尽管印度将成为全球第三或第四大经济体，但其发展指标落后意味着庞大人口既无法享有相应生活水平，也难以像中国、美国和欧洲那样对国家实力的积累做出相称贡献。即便经济规模无可争议地扩张，印度仍将面临巨大贫困与不满问题，这可能威胁社会稳定与国家实力。如果印度的持续增长仍主要依赖国内市场扩展，而不像中国那样实现国际融合，其增长速度必然受限。同样，印度将失去影响更邻近地区国家决策的机会。学者们常指出，强国的最低标准是能在本国周边地区塑造决定性结果。而目前在东亚与中东，印度未能通过这一标准，未来数十年恐怕也难有大变局，尤其是考虑到中国与美国在这些地区的活跃程度。因此，将印度的经济命运更紧密地系于这些地区的变革已成必要之举，尤其是印度在南亚虽具天然主导地位，却难以将其转化为持久的地区霸权。即便未来二十年印度年均增长达6%，在亚洲仍将被中国超越。印度必须依靠外部平衡，也就是与外国力量全面合作以牵制中国。最佳合作对象仍是美国，因为即便在国内功能失效的情况下，美国在未来几十年仍可能是全球最强大的国家。新德里与华盛顿近年来在制衡中国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但印度对与美国建立紧密伙伴关系的犹疑却令这一目标受挫。两国的经济联系本应因彼此的天然互补性而更为紧密，但最大的制约因素在于印度执着于通过多边结盟推动多极化，这种策略假设印度很快将能与中国、美国和欧洲并驾齐驱，进而可凭自身力量平衡中国。这种前景不仅遥不可及，而且妨碍了真正联合防御中国的建立。如果印度能够大幅扩充自身军力，独立抵消中国威胁，并在中国威胁下援助其他印太国家，这一不足或许尚可容忍。但在可预见的未来，印度要实现这两个目标都很困难。考虑到与中国当前以及未来的GDP差距，印度在国防现代化方面将难以与北方邻国竞争。北京的军事实力已超过印度，且由于国防开支占GDP比例较低，中国可以在较少影响经济增长的情况下进一步扩大军费，从而拉大军事优势。印度在联合防御建设上不愿与美国更紧密合作，这种态度虽可理解，却使对中国的制衡更为艰难。更糟糕的是，印度推动多极化的抱负在国际秩序诸多议题上与美国发生冲突，而当前与华盛顿合作本应是更为紧迫的优先事项。印度不应自欺欺人地以为，自己既能在独立遏制中国的同时，又能呼吁建立一个美国角色被削弱的多极世界。美国之所以在过去容忍印度的这种做法，部分原因在于两国曾基本都是自由民主国家。但随着双方都走向不自由，这种价值观纽带不复存在。双边关系可能转向以交易为核心，华盛顿可能会在合作条件上对新德里提出更多要求。特朗普在其第二任期内对印度的态度已经显示出这种演变。实际上，印度未来无法赶上中国，同时其坚持的多极化主张与美国根本利益相冲突，这将让美国非常为难。印度似乎只会在部分涉华事务上与美国合作，而在很多关键领域，即使涉及中国，也未必会与华盛顿并肩作战。如果新德里无法在亚洲有效制衡北京，华盛顿必然会重新评估应在印度投入多少资源与信任。一个自由主义的美国或许仍会支持自由主义的印度，因为这本身具有意义（前提是成本不至于过高，且新德里的成功仍符合某些美国利益）。但若印度或美国任何一方持续不自由，那么美国就再无意识形态上的理由去援助印度。可以肯定的是，一个以利益为中心、而非以价值观为基础的美印关系，并不会对任何一方造成灾难性后果。但这将意味着双方抱负的收缩。冷战后美印双边关系的转型，原本被视为改善与维护自由国际秩序的一种方式。如今，这段关系可能主要被限定在共同遏制中国的范围内。若真如此，不论是印度、美国，还是整个世界，都不会因此而变得更好。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21 00:00
特朗普轰炸伊朗的雄心被入侵伊拉克的阴影笼罩：“当初我们全信了那些乐观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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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新保守主义者极力推动推翻伊拉克长期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的机会。美国屏息等待时任总统小布什宣布最后决定。如今，特朗普的盟友主张，通过向伊朗最坚固的核设施福尔多投放重达13吨的“钻地炸弹”，援助以色列，这可能成为一次性行动，进而改变中东局势。情报分歧仍在持续。情报总监图尔西·加巴德3月曾表示，伊朗并未积极研发核武器。而特朗普本周二则反驳说：“我不在乎她说什么。” 他接着说，伊朗实际上距离拥有核武器已经很接近了。当年推动伊拉克战争的一些新保守主义者，如今也在推动对伊朗开战。《The Bulwark》杂志特约编辑、伊拉克战争的主要倡导者威廉·克里斯托尔说：“你只能跟现任总统一起打这场仗。如果你真的认为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那么我们现在有机会完成这个任务。” 国家再次等待总统的决定。特朗普在周三被问及是否会打击伊朗核设施时说：“我可能会做，也可能不会做，没有人知道我会怎么做。” 有关最后结果的问题依然存在。当年小布什登上“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在“任务完成”横幅下自豪地宣布伊拉克的战斗行动已经结束。但当他发表讲话时，伊拉克已经陷入混乱。如今，许多美国官员担心，如果美国轰炸福尔多，将引发更大范围的战争。包括亲伊朗民兵对美国在地区美国基地的报复性袭击，以及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在红海对船只发动打击。 2007至2008年间担任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负责所有中东美军行动的海军上将威廉·F·法伦周三表示，他担心美国打击后，伊朗局势可能失控。他问道：“计划是什么？战略是什么？预期的最终结果是什么？伊朗不拥有核武器几乎没有人反对。但我们在中东要与伊朗建立什么关系？我们现在只是下意识反应。” 不过，有人认为目前局势与伊拉克战争前夕有很大不同。曾指挥美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作战，并在入侵巴格达初期率领第101空降师的戴维·H·彼得雷乌斯将军周三表示：“这显然可能演变为军事行动，但并不是入侵一个国家。” 彼得雷乌斯说，特朗普应该向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发出最后通牒，命令他同意全面拆除核项目，否则就要面对“国家、政权与人民的彻底毁灭”。彼得雷乌斯说，如果最高领袖拒绝最后通牒，“这反而提升我们的合法性，随后我们只能毫不犹豫地将其彻底摧毁”。纳斯尔表示，比较乐观的设想是，在打击后，福尔多被完全摧毁，伊朗愿意重返谈判桌，同意通过谈判终结核项目。但如果伊朗像他们声称的那样以军事手段回应，尤其是在美国基地出现美军伤亡的情况下，特朗普将被迫反击。纳斯尔说：“接下来局势将无法控制，特朗普确实在冒着重演伊拉克战争的风险。”他指出，伊朗比伊拉克大，人口大约9000万，军队更具能力且民族主义情绪更强烈。新保守主义者、特朗普首任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曾大力支持伊拉克战争，现在也支持对伊朗发动攻击。博尔顿周三说：“轰炸福尔多，了结此事。我认为这早就该做了。” 博尔顿曾撰写关于在特朗普手下任职的回忆录，激怒了特朗普。特朗普随后撤销了博尔顿的特勤局保护，尽管伊朗方面对博尔顿发出死亡威胁。两人现在已经不再联系。博尔顿表示，他不知道特朗普会做出什么决定。他甚至不确定特朗普自己是否清楚。但根据他的经验，博尔顿说，在国家安全危机中，特朗普常常“焦虑而急躁”。博尔顿说：“他会和很多人交谈，寻找某个能说出‘神奇话语’的人。他一听到什么，就会认定，对，这就是我相信的。直到下一次谈话之前。”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20 00:01
从Sharplink到波场模仿微策略背后的新加密操纵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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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X的流通量，这也为公司操纵币价打下了独裁的基础，而最后新公司预计将通过发行可转债融资扫货TRX，陷入“发债-购币-拉盘-再发债”的循环。TRX的币价也就在这种操作下可以螺旋升天。狂热情绪下，被忽视的风险在交易公告发布后，SRM股价周一飙升逾300%，TRX也应声大涨，但是风险却被投资者们所忽略了。波场的操作虽然是模仿微策略，但是币微策略的做法风险要高很多。首先是TRX 的市值和流动性远低于比特币，若 “Tron Inc.” 通过融资大规模买入 TRX，可能在短期内推高币价，但这种上涨缺乏真实需求支撑，本质上是人为制造的流动性假象。微策略通过发行债券和股票融资购买比特币，本质是用低息债务押注资产增值，这一策略依赖于比特币的长期升值趋势。但若 TRX 价格下跌，“Tron Inc.” 可能面临抵押品不足、债务违约或强制平仓风险。而监管的风险也一直存在，虽然说目前美国SEC对孙宇晨的调查暂停，但并不代表着监管的退场，尤其是SEC对加密货币相关证券化的操作态度仍然谨慎，虽然TRX 代币的属性在美国监管层面尚未有明确的定论，但若TRX被认定为 “证券”，则融资、持仓等行为需符合《1933 年证券法》等规定，否则可能构成非法发行。而且此次交易的操盘方 Dominari 证券公司与特朗普家族关系密切，并且埃里克・特朗普预计将在新成立的 “Tron Inc.” 中担任重要职务。这种关联关系可能也会引起美国监管的注意。而单就金融操作来说，TRX 的 “共识基础” 和 “避险属性” 远不及比特币。波场的操作更像是利用上市公司壳资源进行加密货币市值炒作，其最核心的风险还是用高杠杆押注一个流动性脆弱、监管定性模糊、缺乏独立价值支撑的资产。一旦市场环境逆转或监管收紧，泡泡也就破灭了。
金色财经06-17 19:56
伊朗，前所未有地虚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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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受效忠仪式上其次，萨勒曼虽然是个独裁者，但他近十年的一系列政策，确实是在推动沙特往世俗化方向发展。比如，接连出台《反贪法》、《竞争法》，旨在推动特权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等等…… 君主集权，当然不如皿煮好。但相比极端的政教合一，无疑进步许多。所以在沙特国内，30岁以下国民对小萨勒曼的支持率超过90%。而代表教士集团的莫杰塔巴，有可能这样做吗？不仅不会，反而很可能还要将这个本就文明倒退的国家，继续往反方向推。 02 倒退的文明最近突然流行一种论调。说伊朗的高级教士们、包括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大多是阿塞拜疆族人。而阿塞拜疆族，虽然是伊朗第二大民族，但仅占全国人口的25%，远低于主体民族波斯人（66%）。所以，当今的伊朗政权，类似满清王朝，都是小族统治大族，防波斯（防汉）才是第一国策，决不允许出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情况出现。伊朗为什么对外唯唯诺诺？恰似当年慈禧“宁予友邦不予家奴”的心态，保家远比保国重要。对于伊朗的现状，这可能是部分原因，但明显有将阶级矛盾转移成民族矛盾之嫌。难道，波斯族教士就比阿塞拜疆族教士善良？关于这一点，汉族就很有发言权：对自己人压榨最狠的，永远都是自己人。政教合一的体制、教士集团之所以反动，并不在于他们是哪族人。他们防的也不只是波斯人，而是渴望拥抱现代社会的所有人。他们一度失败过一次，绝不允许“世俗化”这种事再发生。 1925年，礼萨·汗在英国人的支持下建立巴列维王朝，把国名波斯改为伊朗。伊朗，就是雅利安的意思。从国名上就能看出，他更强调民族，试图摆脱宗教的束缚。他效仿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大力推行世俗化改革：控制教会地产、建立世俗国民教育体系、推行世俗司法体系…… 这理所当然会遭遇巨大的阻力。早在穆斯林武力征服了信仰拜火教的古波斯人后，伊朗高原上就开始逐渐形成一个特殊的群体。欧莱玛：指能解读经文、知识渊博的教士们，包括阿訇、毛拉、大阿亚图拉等等。按照规定，欧莱玛负责向低级的教徒发布命令，也要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做为回报，低等级的教徒要向他们进贡财物。可以简单把他们理解为：地主和士大夫的结合体，是波斯传统社会的最基本单元。在广大农村地区，每个村都有一两个欧莱玛，他们不仅有严谨的师承关系，还通过联姻结成一张张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他们凌驾于王权之上，控制着司法、经济、教育，掌控着大量土地、庄园、寺庙等大量财富。即便到1963年，据当时已经推动改革近40年的巴列维王朝统计：拥有两千个以上村庄的大地主，仍多达27个。 2000个村庄，有多少耕地？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国398万农户，只有190万户拥有土地，剩下的全是佃户。教士们，才是这个国家的真正主宰。 1941年，继位的小巴列维发起更激进的“白色革命”，包括土地改革、国企私有化、女性平权等19项改革计划。试图从根本上改变旧社会制度，将伊朗打造成一个现代式资本强国。施行土改后，政府出资，以市场价回购地主“多余”的土地，再以低于市场价30%的价格分期付款卖给佃农。短短几年，全国92%的农户有了自己的土地。佃户们无比感激，教士们则异常愤怒，这等于是斩了他们的根基。伊朗农民亲吻国王的脚 1963-1978年，伊朗的城市人口占比迅速从30%上升到52%。短短15年，有超过800万农民涌入城市。他们正好成为工业化、现代化的“红利”。 1960-1979年，伊朗GDP从41.99亿美元暴增至903.92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高达17.53%。 1977年，伊朗人均GDP就已经达到2200美元，全球排49（现在132），迅速逆袭成富裕国家。同时，随着欧美文化和生活方式渗透到大城市的每一个领域，很多伊朗大城市都出现了酒吧、赌场、歌剧院、迪斯科等等娱乐场所。许多年轻女子也开始模仿欧洲人，摘掉面纱，穿紧身裤、迷你裙。这些虽然与教义相悖，但人都是现实的。如果所有人的物质生活越来越好，大家自然不会竭力反对，甚至觉得这些都是“进步”的体现。无论在经济还是文化方面，白色革命无疑都是成功的。但是，正如所有国家的发展工业的经历：贫富差距也开始迅速拉大。作为一个王国，这种情况尤甚。 70年代德黑兰女青年伊朗的世俗化，确实给整个国家赚取了海量财富。但那些财富，只让一部分人富起来了，绝大多数人不过是“红利”本身。革命之前，1%的富人占据了全国52%的财富，91%的穷人只分到18%。以首都德黑兰为例，当时全城被分成了南北两个部分：北部是富人聚集区，豪华的西式别墅，坐落在灯红酒绿的夜总会之间，歌舞升平；南部则是棚户区，街道狭窄，拥挤不堪。一切都是国王改革的“成果”。农民怨恨国王，市民怨恨国王，失去土地的地主更怨恨国王。人们开始怀念过去。甚至在舆论的裹挟下，不惜回到曾经一起穷的时代。霍梅尼还在海外流亡时，就一直高喊人人平等、消灭贫富差距。大量底层信徒信以为真，极力拥护。拥有极高声望的教士们，趁机带领巴列维王朝体制外群体和落后地区及广大农民，迅速卷土重来，发动伊斯兰革命。 1979年3月，伊朗通过公投，98%国民支持伊斯兰共和国取代巴列维王朝。但他们很明显上当了。复辟的教士们不仅没收了王室的所有财产，还把社会上大部分企业都收为己有。并组建了120多个基金会，垄断了全国几乎所有行业。底层信徒，得到的只有荣耀。伊朗的贫富差距不仅没有缩小，甚至比巴列维时期更大。 03 尾声具体的数据，当然是没有的。不过2012年，伊朗前总统内贾德，曾在演讲中无奈地说道：300个教士，掌控了伊朗60%的财富。伊朗仅石油、天然气、矿石三项，每年出口都能创收上千亿美元外汇。但工薪阶层的平均月收入只有150-350美元，过得很是穷困。没工作的人更惨。为了果腹，不得不出售器官，大街小巷贴到处都是广告。这一切，不由得让人们对当初的选择产生迷茫。 1997年，伊朗将器官交易合法化有些人或许已经开始后悔搞什么政教合一。正如之前说的，国王再烂，只要他肯拥抱世俗化，也远比极端的教士们进步许多。更何况，这个名为共和国的视为教士一言堂的国家，甚至还想更进一步，将权力世袭划。而且，因为对改革派长年打压、甚至暴力清算，人们确信未来的这位继任者，大概率将继续维护自己“基本盘”的利益。那岂不是烂上加烂？ 40多年前，他们曾经选错了一次。如果再有握住枪的机会，他们的枪口会对准谁？伊朗不敢打，因为最大的“敌人”在内部。（全文完）
格隆汇06-13 2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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