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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个月前的这场对谈，已经把今天的美国讲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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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这样的世界里：那些在国内面临抵抗的独裁者们希望在所有其他地方也反民主。所以，如果你想知道美国反民主的候选人是谁，你只需要知道习支持谁，普京支持谁，对吧？因为从这些独裁者的角度来看，任何地方的民主都是他们的问题。他们想要一个没有民主的世界，而这就是问题的答案之一：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我们都不是一座孤岛，我们不是一个城市，我们不是孤军奋战。世界上存在着一些势力，正在此刻与我们的民主作对。脆弱的历史时刻马什：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你知道，历史上存在着一种著名的分歧，即一些人认为历史是由社会力量推动的，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历史是由伟人主导的。我一直认为你的作品并不属于伟人史观。比如《血土地带》(Bloodlands)一书，它对特定地区进行了极其具体和地方化的研究，并通过大量档案工作揭示了历史的细枝末节。我好奇的是，如今我们不幸生活在历史之中，你是否重新考虑过这一点？你认为民主面临的威胁是源于公众的冷漠？还是说领导者对民主的影响更大？实际掌权者是谁，他们做出的决策，对民主的影响有多大？斯奈德：嗯，让我尝试调和这两种观点，因为在我看来，历史学家既应该关注宏大的历史力量，也应该关注个体及其特殊性。那些成就伟业或制造灾难的个人，往往是能够在某种程度上理解时代，并从中提取出某些东西的人。拿希特勒来说吧，人们很容易把他看作一个可怕的个体、一个疯子，仿佛他不小心闯入了历史舞台，然后把一切毁掉了。但正如像朱利安祖父这样的幸存者可以告诉你的，事实并非如此。事情是一点一点变化的，从一天到一周到一个月。是有过程、有阶段的。而这些变化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像希特勒这样的人，不仅了解他的人民，还理解那个时代的特定历史时刻。希特勒明白人们害怕我们今天称之为“全球化”的东西。他也明白，人们很容易被一些关于全球化的阴谋论所吸引。他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提出了他自己的阴谋论。而阴谋论总是危险的。他的版本非常明确——犹太人被置于绝对核心的位置。希特勒还懂得如何把经济不安全感，从“共同繁荣”的理念，转化为“我们”对抗“他们”的政治叙事。因此，希特勒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他以一种特定的方式理解了那个时代——当然，这并不是唯一可能的理解方式。在1920年代和30年代，德国本来完全有可能选择另一条道路。例如采用某些希特勒所拒绝的技术手段，也完全可能在不靠庞大的军事预算、更不用诉诸战争的前提下，从大萧条中复苏。如果德国在那个时期作出了不同的选择，那么历史上那些惨剧可能就不会发生；而德国可能会主导整个20世纪。但事实不是这样。因为某个特定的人抓住了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机，并以某种方式对其加以解读并加以利用。这就是我认为我们必须高度警惕的事情。我们现在所处的也是一个历史时刻，而这个时刻充满了各种脆弱性，其中一些和一个世纪前的脆弱性极为相似。人们害怕全球化，害怕世界的快速变化。有一些技巧娴熟的政治人物用阴谋论来解释这些变化。人们的不安和对未来的恐惧，也可以被转化为“我们”对抗“他们”的政治逻辑。因此，我们必须警惕那些善于操纵的政客，那些所谓的“伟大人物”——他们身处时代之中，但能够以某种特定方式引导这个时代。而一旦这个时代被引导过头了，一旦拨动的那根弦被拨到某个临界点，想再回头就会变得极其困难。不要低估川普马什：你知道，通常在这种讨论中，我们尽量避免党派之争，但我还是得问你。就在那天，唐纳德·川普说，“我需要希特勒手下的那种将军。” 你能告诉我这对他意味着什么，以及作为历史学家，你对此有何看法？斯奈德：那我来谈谈我对唐纳德·川普的看法吧。我是这么想的——让我换个方式开始。 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确实有一些政治人物，他们非常有才华、也非常聪明，但这种聪明并不是人们所熟悉的那种。他们常常被像我这样的人、像你这样的人所轻视，被学者、记者、知识阶层所低估。他们常被受过教育的人忽略，因为他们的才华、魅力和智慧呈现的方式与传统不同——体现在极强的组织能力和演说天赋上，尽管这些能力形式非常规，但却非常有效。正是由于对这些20年代和30年代的政治人物的低估，才导致了一系列可怕的后果。正因为这个原因，同时也是出于保持客观的努力，我一直尽力不去低估川普先生。川普显然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具备一套独特的技能，本质上是戏剧性的表达能力。这套能力在当今社交媒体时代尤其契合。他的确拥有某种魅力——不是对所有人都有效，但对某些人却极具吸引力。所以当你问我川普算不算一个“历史学家”的时候，就好像你给我抛了个软球，等着我说“他根本不懂历史”。但我不这么看。我认为，川普对历史有他自己的直觉。当然，说他的家族来自德国，他的一些亲戚曾在纳粹军队（Wehrmacht）服役，这种说法太容易了、太表面了。我认为，更关键的是川普对某些历史现象有一种直觉的把握。所以，当他说想要希特勒手下的那种将军时，我认为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这不是值得嘲笑的事。这并不是说他不理解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恰恰相反，我认为他确实理解那个时代。他可能不懂我要讲的那些技术细节，但他抓住了整体图景——尽管他可能一个将军的名字都叫不上来。他真正把握到的一点，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即那些将军不受法律约束，他们对领袖个人效忠（我用这个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那么现在让我来说说这个“技术细节”，因为这对我们现行制度及其可能的变化意义重大。一、所谓“希特勒手下的那种将军”，意味着这样一件事：1934年8月，希特勒成功让德国的将军、军官乃至整个军队发誓效忠于他本人。在那之前，魏玛共和国（当时已经在衰败中）的武装力量宣誓的是对宪法的忠诚。这一点应该听起来很熟悉，因为今天的美国军队也是这样做的。而希特勒做出的改变，是让他们改为向他个人宣誓效忠。这种改变的重要性可能一开始并不明显，所以我必须强调：这是一种巨大的转变。你也许还记得，朱利安刚才提到的对大屠S的记忆尤其能说明问题—— 在1945年，当德国军官们说“我只是奉命行事”时，他们的意思并不仅仅是“我在听命于上级”。他们的潜台词是：我已经不再受宪法约束，我超越了法律，因为我向希特勒本人宣誓效忠。如果希特勒下令，我就执行，没有任何法律能阻止我。所以，当一个人向某位领袖发誓个人效忠时，就意味着他已不再受法律约束。二、而这正是关键点的第二层意义：整个社会将因此被改变。如果军队——也就是掌握武器的人——不再受法律约束，那对社会上其他人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法治对任何人都不再真正适用。只要领袖下令，军队就会执行，他们的行为在新的“秩序”中就是“对的”，因为他们已发誓效忠于这个领袖。因此，宪法制度——任何宪政体制——都无法承受这样的变化，它无法在“希特勒手下的那种将军”存在的条件下生存。这就引出了第三点。三、我一直努力避免使用“元首”(Führer)这个词。但我们说的这个词——“领袖”——是我们用来指称纳粹德国领导人的那个词。这个词真正成为政治现实的时刻，就是在1934年8月。那时，希特勒不再只是德国的总理(Chancellor)，而是成为一个超越法律、超越政府、超越任何约束的人——成为“德国人民的领袖”(Der Führer des deutschen Volkes)。这个转变发生的关键节点，正是将军们发誓效忠的那一刻。所以当川普说他想要“希特勒手下的那种将军”时，他的真正意思是：他希望能够拥有那种形式的权力转变。而在我看来，他的理解是正确的。我不会说他是个糟糕的历史学家。我会说，他理解了1934年8月所发生的事，并且，他希望那样的事情在这里（美国）也能发生。民主崩溃的过程马什：所以，你知道，这显然是民主崩溃的一个时刻，即向个人宣誓效忠。也许因为你研究过这么多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情境，那么民主崩溃的其他迹象是什么？在民主崩溃的过程中，还有哪些其他关键时刻需要关注？斯奈德：这可以从很多角度来回答。一、其中一个我们已经从不同方式谈到过了，那就是把民主当作理所当然的事物，就像天气一样，似乎它自然而然地就会存在。这是一种信号，也是一种危险。它往往和对民主的怀疑并存。把民主视为天经地义的事物，常常也会和对民主制度的一种“青春期式的反叛”相伴随——比如说，这个制度有缺陷，这不是真正的民主，因此，专Z也许不会更糟。这是“青春版”的看法。而“成熟版”的看法可能是：民主就是世界本来的样子，它不会真正改变。不幸的是，这两种心态在当今美国都广泛存在。二、另一个民主陷入困境的信号，也是我们提到过的，就是进行对话变得困难。而这就关系到“真相”的重要性。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价值观，对吧？你和我有不同的价值观，你和你的邻居——无论是谁，如果是你的配偶，尤其是你的配偶——你们也有不同的价值观。这很正常，这其实是好事，这本来就是应该如此的。如果我们彼此价值观不同，反而可以通过协商达成共识，一起去做点什么。比如，你和邻居关心水污染的理由可能不同，但你们都想解决水污染的问题。但是，如果你不同意是否存在水污染，或者如果你不同意是否存在全球变暖，如果你不同意基本事实，那么就无法达成地方共识。如果没有地方共识，就不可能有民主，因为这开始显得毫无意义。如果我们无法在地方层面共同行动，那么我们就会开始质疑整个国家层面的民主项目究竟有什么意义？因此，对话的困难，再加上对事实的瓦解，构成了另一个严重的问题。这种情况在法西斯和共产主义掌权接管民主制度时都曾出现过——那些想要摧毁民主制度的人，总是利用民主制度本身的不完美。民主从来都不是完美无缺的，这些人正是利用了它的“漏洞”——比如新闻媒体的脆弱性。他们会攻击媒体，说记者是“人民的敌人”；他们会利用言论自由作为借口来污蔑、攻击反对者。他们还会努力将公共媒体转化为自己的宣传平台。最终的目的，是用宣传来压倒我们所有人的沟通能力，使我们愤怒，让我们彼此敌视。三、在政治领导层面，还有一个稍微技术性的问题，是史蒂文·列维茨基(Steve Levitsky)和丹尼尔·齐布拉特(Daniel Ziblatt)在其著作《民主如何死亡》(How Democracies Die)中阐述得非常清楚的，那就是关于“规范”(norms)的作用。我自己是个家长，所以经常想到这个类比。你可以试图通过制定规则来教养孩子——我确实这么做，我常常制定规则，我喜欢把规则写在白板上。但归根结底，你无法用立法的方式来“规定童年”——你可以有规则，但还有更基础的东西（规范），那就是“遵守规则”本身也是一种规范。当我们在政治精英层面看到民主危机时，往往就是这些本该被默认遵守的规范正在被破坏，或者人们开始寻找绕开规则的理由——而绕开规则的方法，恰恰就是破坏规范。在选举期间，这种现象尤其令人担忧，因为你不可能为选举过程的每一秒钟都立下明确的法律规定。在某个节点上，你必须依赖人们的“善意”。一旦善意不复存在，问题就变得非常严重。亿万富豪与“言论自由” 最后一个我已经提到过的问题，我们再说一下，那就是不平等。如果财富过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是一个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代就被注意到的问题，此后历代思想家也都反复强调过。美国开国元勋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几乎每一位对民主有深刻见解的人，不论我们把他看作是左派还是保守派，都意识到这个问题：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注意到了，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注意到了，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也注意到了。马克·吐温(Mark Twain)和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也都指出过这个问题。如果你让太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那么这些人就会控制太多的言论空间、太多的话语权、太多的媒体平台。在这种情况下，正常的民主对话就会变得非常困难，因为某一个人（比如一个拥有大型媒体平台或社交平台的人）可能最终决定了我们全社会在谈论什么。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也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我之前说过，古希腊人无法预见社交媒体的出现，但他们确实预见了财富阶层通过宣传使民主变得困难的情形。他们对这一点的担忧是有道理的，而这正是我们今天也必须警惕的一个信号。马什：当然，我认为，这确实引出了我们对当下局势理解中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就像你说的，民主制度的瓦解——如果从2010年开始描绘这个过程，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社交媒体的崛起与如今被污染的信息网络之间的平行关系，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政治现象。但另一方面，这种情况过去也发生过。比如1930年代纳粹控制下的德国新闻媒体，还有收音机的出现与法西斯主义的兴起。甚至在更早以前，英国内战时期传单(pamphlets)文化的兴起，以及这种文化在整个欧洲范围内被压制的情况。我是说，这是否其实是言论自由内在的某种特质？也就是说，它在某种意义上会“吞噬”自身：一旦信息爆炸到不可控制的程度，社会就会因此发生分裂。斯奈德：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观点，我想就此说两点，内容截然不同。首先，我想从你提到技术的地方接着说下去，因为斯蒂芬（马什）说得完全正确，非常值得我们深思。一、我不会把这个问题简单归结为“言论自由”，而是更倾向于认为这是“媒体技术的变革”所导致的。比如印刷术的发明——现在，我虽然看不到你们的样子，但我能看到我那本书的封面，因为它是白色的，会反射你们身上的紫外光。所以你们都拿着书，这很好。我想我们大概都是认为书籍是积极事物的人，认为阅读和拥有书籍是好事。但正如斯蒂芬所暗示的那样，印刷术的出现在最初的150年间其实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它是欧洲宗教战争的主要诱因之一，而那场战争造成了大约三分之一的欧洲人口死亡。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印刷术让信息的传播速度远远超出了当时人们的承受能力；同时，它也让人们能够更轻易地抄袭、诽谤、拼贴。某种意义上，印刷术可以说是社交媒体的先驱。但它也给出了解决问题的线索：当你有了新技术之后，你就必须制定新的规范、惯例和法律。例如版权制度——听起来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无聊的东西——其实正是使书籍成为可能的基础。如果没有版权，我就不能写书或出版。版权制度使得书籍得以存在。而关于抄袭的法律，则让我们所谓的“言论自由”能够真正运作起来。二、所以每当技术发生变革，我们就必须重新思考“言论自由”的含义。这也引出了我的第二点：即使我们在技术层面讨论言论自由，归根结底，它并不是关于技术，而是关于“人”。追溯到古希腊，人类对言论自由的探讨有着悠久而深厚的传统。那么我们为什么需要言论自由呢？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在美国，我们似乎已经到了一个极端——当然不是你们在座的各位，你们是友善、理性、深思熟虑的人——但总体而言，美国人往往倾向于说出一些他们知道具有冒犯性、甚至是虚假的言论，然后再说一句“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好像言论自由本身就能为这些言论披上一层荣耀的外衣。我们已经陷入了这样的误区。同时，在技术层面，我们也陷入了另一个误区——当一个拥有社交平台的亿万富翁想要大规模传播谎言时，他也会打出“言论自由”的旗号。这表明我们对言论自由的理解已经严重偏离了原本的轨道。因为，不管伊隆·马斯克是将一个谎言传播五千万亿次还是五千五百万亿次，这都不是言论自由的真正意义。言论自由从来都不是关于有钱人、强者的，它从来都是关于弱者的。我们之所以捍卫言论自由，是因为“向权力说真话”本身就是危险的。言论自由是关于“人”的，是关于“最不幸的那群人”的。这才是言论自由的核心。但我们已经被搞得头脑混乱，以为言论自由是关于算法、关于那些背后根本没有人操控的机制。但其实，言论自由永远是关于一个具体的人，以及当你说出真相时你所承担的具体风险——身体伤害，甚至生命危险。我们在这个国家真正需要思考的是：我们该如何培养“自由的说话者”。你不需要担心有钱人和有权人，他们的言论自由权利自然会受到宪法保护，他们根本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焦点。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每个人都足够了解信息了吗？我们足够有信心、有安全保障去表达自己了吗？很显然，答案是否定的。而且不仅是对少数族裔或其他处境危险的人群而言，很多中西部的县，我最近拜访过，人们连在院子里插一个支持哪位候选人的标牌都不敢，因为他们害怕遭受人身攻击。这，就是我们目前面对的言论自由问题所在。美国宪法的问题马什：你知道吗，我在想，不知道你有没有像我在这个对谈系列中遇到的很多知识分子那样，去思考美国的建国，思考它的起点。你刚才提到了传单和印刷文化的起源，这很有意思，因为他们当时也正是传单写作者，对吧？某种程度上，他们就是最早的那批“传单叛军”(pamphleteer rebels)。也许我会这么说是因为我是加拿大人，所以我能更有距离感地看这个问题。但我想知道，作为一个历史学者，你是否觉得美国如今所陷入的困境，其实早在当初就已经埋下了种子。比如乔治·华盛顿的告别演说——对我来说，那简直就是在描述今天的美国，只不过是240年前说出来的。你会不会觉得，那些光辉岁月里种下的一些“种子”，现在已经开始发芽燃烧、变成火苗了？又或者说，正是这个国家的美丽与建国理想本身，正在制造它如今所面临的危机？我觉得美国最不同凡响的一件事是：它至今仍处在自己的“第一共和国”当中。你看，法国都已经是第五共和国了。我们加拿大写宪法是1982年，对吧？而你们至今还在使用18世纪写下的宪法。你觉得，美国如今的问题，是不是也部分源于此？斯奈德：是的，法国是第五共和国，但谁在乎呢？马什：说不定等这次对话结束，他们都到第七个了。斯奈德：这里有一个非常讽刺的现象。我是美国人，也是历史学家，但我并不是“美国史学家”，你懂我的意思吧——我是研究欧洲历史的。但从欧洲的角度来看，美国宪政史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反讽之处：当我们有机会影响其他国家的宪法设计时，我们会允许出现、甚至鼓励一些在我们自己宪法中并不存在的内容。举个例子：二战后，欧洲新产生的宪法中包含了许多美国人并不享有的权利。尤其是，这些宪法往往围绕着政府向人民提供服务来进行设计，而这恰恰是美国人常常质疑的部分。二战之后，面对法西斯主义带来的摧残，欧洲各国在宪法设计中大力强调福利国家的理念，其核心目标正是构建一个让人们真正感到自由的社会。所以我这里在思考一个非常具体的宪法设计时刻。我想表达的，其实是一个相对乐观的观点：是的，我们的建国文件确实有些古老、复杂，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人本身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20世纪40年代，甚至更早在20年代，那些参与一战后宪法讨论的美国政治学家和法律学者其实都非常清楚我们宪法的局限。所以说，确实有问题，但不能说所有美国人都对此毫无察觉，也不能说我们就只能消极地被这些文件束缚。我们的某些现实问题确实根植于宪法本身。比如说，宪法允许选区划分操控（gerrymandering，杰利蝾螈），而更好的宪法设计本应排除这种做法。又比如选举人团制度(Electoral College)——它在当时的政治辩论中或许说得通，但现在说实话，简直让人忍俊不禁。它真的完全没有道理，我们之所以还保留它，只是因为它“已经在那里了”。这类基本的设计缺陷确实存在。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对待宪法这份文件的精神，我想强调的是这个点。1852年，在美国首次独立日的第76周年，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自由黑人）发表了一篇著名演讲，我认为他给予了建国者应有的尊重。演讲的核心当然是当时美国最根本的问题——奴隶制。但我觉得，道格拉斯说了一句非常有智慧的话。他说，建国者在他们的时代是“叛逆者”(rebels in their own time)。就像斯蒂芬所说，他们是捣乱分子，是传单写手。道格拉斯说，他们是那些在当时冒着巨大风险的人。他们所坚持的事业在一段时间内是少数人的事业，他们是异类，是边缘人，是在被排斥的状态下坚持下来的。直到后来他们赢得了支持，甚至奇迹般地赢得了一场战争。而“自己时代的叛逆者”这句话，我认为正是我们理解建国精神的正确方式。因为那些起草美国宪法的人深知，我们也必须在我们自己的时代成为“叛逆者”，这当然也意味着我们要敢于对他们当年的立场和设计进行挑战。当年的建国者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认为“我们在18世纪写下的这些东西，应当在250年后依然将所有人牢牢束缚”。他们努力地去设计这些文件，使之能够随着历史而改变，因为他们理解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我已经提过了——我们是有缺陷的，我们不完美。这正是宪法存在的核心理由。民主是困难的，你需要规则和框架来引导我们的能量朝着正确方向流动。第二，他们明白：民主需要不断复兴。而每一次民主的复兴，都必须以我们愿意承认过去所犯的错误为前提。一个严重的错误马什：我听过很多关于美国宪法的辩护。这是我听过的最好的辩护。但这让我们回到了规范的问题。对。你提到的那个比喻很好，就像你在白板上写规则，但你真正希望的是孩子有规范。就像你写这些规则，是因为你不能对孩子说“正常点”。对。就像拥有这些价值观。斯奈德：对。我得说，对孩子说“要正常”是一种我从未想过的方法。好吧，试试看。看看是否有效。马什：也许我试了没效果，对吧？但我猜是因为我完全明白问题在于规范，但这似乎也是一个如此难以面对的问题。我有我的规范，我有朋友，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规范。作为公民，我们似乎很难真正影响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观念，即“我们都相信民主”，对吧？规范似乎是一个如此模糊、不明确，同时又是如此迫切的要求。斯奈德：当然，这是个很好的问题。让我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来回答你——一个是更直接的现实层面，另一个可能是更深层次的。让我先从那个深一点的开始说起。民主并不是——自由也不是——“一切都可以”的意思。不是这样的。自由的意义，在于这个世界上确实存在一些美好的事物，而我们每个人对这些美好事物的理解可能不同，但每个人都应有机会去实现他们心中那些“好”的东西。这才是自由的核心。自由并不意味着“什么都不是真的”，它不是虚无主义。我认为，当我们把自由理解为“无所谓、什么都行、都不重要”的时候，我们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而如果我们因此认为民主就意味着“大家随便说说、无所谓”，那民主根本不可能运作。虽然这种想法很有诱惑力——我们确实看到有不少人，甚至在美国社会中居于高位、甚至竞选公职的人，都抱持着这种态度——但那不是真正的自由，也绝对不是民主。民主绝不能只是“任其发展”的结果。它必须建立在某些积极的信念之上，而这些信念正是“规范”所依赖的基础。所谓“规范”，是指我们的行为准则，是我们在政治这个空间中不言自明、却人人遵守的“看不见的规则”。就像政治房间里的家具，虽然看不见，但我们知道如何在它们之间穿行。可是，如果没有那些积极的价值信仰作为支撑，这些规范就站不住脚。比如说我们之前听朱利安提到的一些价值观：我们要接受和平的权力交接——这是一个积极的确认；我们认为政治暴力不是政治生活中的一种常态，而是一种与民主根本不相容的行为。这一点我其实应该更早提到的：政治暴力是民主出了问题的一个极强信号。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通常，一个人或一群人如果尝试过一次政治暴力，那很有可能就会尝试第二次。所以，怎么才能建立“规范”？你只能通过积极的价值信仰去确立它们。而且你必须认真思考这些价值信仰是什么，因为世界上存在各种价值信仰，其中一些不仅非民主，甚至是反民主的。比如说：“应该有一个领袖，我们所有人都应该服从他”——这也是一种规范，只不过是一种反民主的规范。又比如：“法律并不适用于每一个人”——也是一种规范，但它同样是反民主的规范。所以，你在这里并没有真正的“中立”选项：你总是在肯定某种类型的规范，不是民主的，就是反民主的。接下来我说说那个更“现实直接”的层面：我们可以通过人们遵循的规范来判断他们。没有人在当前我们所见的政治竞争中是完全不遵守任何规范的。问题是，他们所遵循的到底是哪种规范？是与民主相契合的，还是与其他政治体系一致的？规范既是我们必须努力捍卫的，也是完全合理的评判标准。这与“政策立场”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可以支持某种反垄断政策、你可能支持另一种；我可以支持一种肉类检查制度，你可以支持另一种；铁路政策也是如此。我们可以在政策上分歧很大，但仍然在规范层面达成共识。我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评判候选人。当然，有些选举确实是围绕政策分歧展开的，比如肉检政策、交通政策这种。这种选举是你我在政策上有分歧的体现。但我并不认为2024年是这样一场选举。我认为我们现在经历的这场选举，是关于规范的。他们想要你绝望马什：你知道，我觉得这正好引出了“政治暴力”这个问题，而这一直是我最难应对的问题之一。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受。我是说，我写过一本书，叫《下一场内战》(The Next Civil War)，显然，这是一个非常黑暗的视角。我写这本书的初衷，是想作为一种警示，提醒人们美国面临政治暴力的风险。但与此同时，也正是你刚才提到的那个关于“规范”的问题，我有时会问自己：我所指出的这种黑暗是否反而适得其反？是不是一种更积极的策略——比如说去“肯定那些美好的东西”——其实更能阻止民主的倒退？因为在我看来，一旦我们进入那种“民主真的处于危险之中”的状态，这种危机意识本身就会变成一个驱动力，它反过来会加剧那种“绝望感”，而这种绝望感正是导致政治暴力和制度崩溃的温床。所以我想说的其实不仅仅是那些人（制造暴力或极端主义的人），而是我自己——如果我可以把你当成一个心理咨询师的话——我们怎么才能跳出这种负面循环，进入某种积极的肯定状态？斯奈德：我觉得，如果我是你的心理治疗师，我会说：“这是一个非常棒的问题。”对吧？这要收费250美元（笑）。因为这正是治疗师会说的话，不是吗？无论你从哪里出发，你都是从一个好的地方出发的。除了治疗师，全场都笑了。现在，连治疗师也笑了。谢谢你。所以，我想从一个更黑暗的地方开始，然后尝试走出来。我写的这本关于自由的书，其实是一本非常温暖和充满希望的书。它讲述的是“自由”作为一切美好事物中最美好的一种，它描绘的愿景远远好于现实中的美国。但我写这本书时，是带着我对历史的了解在写的——我们刚才讨论了一些——也是带着我对其他更艰难局势的认知在写的。所以，我第一次像这样与人讨论这本书——不是像今晚这样的大讨论，而只是谈这本书——是在乌克兰东北部的哈尔科夫，一个距离俄国边境约35英里、距离前线只有几英里的城市，我们在地下举行讨论。我们之所以在地下，是因为哈尔科夫经常遭到导弹袭击，而人们根本没有足够时间转移到防空掩体。如果你想举行像今晚这样的集会，只能在地下举行。我之所以想到这些，也部分是因为我现在穿的衣服，正是我那次地下讨论时穿的衣服。整场讨论期间我都在想，这一切是多么不同：我可以坐在这里，不是在地下，斯蒂芬和我，还有你们大家，都不用担心导弹袭击。我们知道，当我们今晚走出剧院时，卡拉马祖的建筑不会在我们不在的这段时间被摧毁。我想到了这一切，我没办法不去想。然而，尽管如此——哈尔科夫、乌克兰东部、南部，那些地方是可怕政治暴力的例子。俄罗斯所施加的政治暴力是恐怖的，其目的正是要终结民主。这一切的本质，就是要通过摧毁乌克兰的民主来向俄罗斯人证明：民主是不可能的。那些正在抵抗的乌克兰人，正为民主付出可怕的代价。但这正是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发生转变的地方。因为在我的经验中，甚至可以说是尤其在那些为民主而抵抗、冒着风险的人身上，我看到的是：抵抗总是具有创造性的。我们本来不必在那个地下掩体里讨论自由，对吧？每个人都可以待在家里，看着网络，感到恐惧。但他们没有。他们走出来，参加了讨论，就像你们今晚也走出来参与这个讨论一样。抵抗总是带有创造力的，抵抗总是积极的。当我想到其他一些比我们当前所处环境更危险的地方，那些曾经抗议、冒险的人反复告诉我同一句话：“当我在抗议的时候，我反倒不像在家看电视时那么害怕。” 所以即便是冒那一点点小小的险，也是一种肯定性的行为；它让你与他人一起行动，让你感觉更好。而这也是对你刚才那个“心理治疗”式问题的回答——现在我是认真的了：那些想要“杀死民主”的人，他们的策略就是让你恐惧，让你相信一切都没有希望。他们想要你绝望。这是一种手段，他们的目标就是这个。因为，如果我们彼此隔离、不沟通、不合作，民主是无法运作的；如果我们被恐惧所支配，民主也无法生存。你说得对，恐惧本身的确可能导致糟糕的结果。但这不是让我们屈服于恐惧的理由，而是一个强有力的理由，说明我们必须始终去做我们力所能及的小事。因为每个人总能做点什么，而我们现在通常还能多做一点点。尤其是如果我们和他人一起去做，就能驱散那种无力感。这也是我在那些比我们现在所处环境更加严酷的地方亲眼看到的。如果你什么都不做，那你自然会觉得黑暗的来临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你和别人一起，那你就会产生希望——你会变得更有行动力，也会更有希望。这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行动力与希望会互相激发，彼此增长。无法回头马什：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你在书中提到的一个观点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其实不止一个，但这个尤其让我记住了：人们常常觉得民主不起作用，但如果你试试专Z，那结果才是真正糟糕。它会非常快地崩溃，也会非常快地变得可怕。而我们现在，正处于美国为数不多的四五个关键地区之一，在这里，全球民主的未来可能会被决定。我想请你，向这个世界的角落发出呼吁——为什么民主比它的替代品更好？斯奈德：这是个很容易理解的观点，也是你刚刚提到的。我先说这个，然后再讲另一个。第一个简单的观点是：我们在民主中抱怨的一切，其实都可以被改进。斯蒂芬刚才非常正确地提到过，在专Z制度下，情况往往会变得更糟。看看那些我们某些政治人物钦佩的独裁者，比如普京，或者匈牙利的欧尔班——这些国家相较于美国来说是穷国，而且它们永远都不会变得不穷。它们被困住了。哪怕匈牙利位于欧洲联盟的中心地带——这个世界历史上最大最富裕的贸易区——只要欧尔班继续掌权，匈牙利就会一直贫困。因为欧尔班的统治意味着一人独大，意味着少数依附权力的寡头拿走所有来自欧盟的资金，意味着经济失序。这还不包括缺乏自由媒体、大学被压制等问题——这些国家体制无法运转，问题也无法修复。俄罗斯也是个类似的例子。这个国家拥有大量的油气资源财富，但这些财富被一个人和他周围的一小撮人所控制。全国大多数人极度贫困，而俄罗斯几乎没有什么系统是高效运作的。而且——这种情况无法改变，真的无法改变。所以从斯蒂芬提出的观点出发，我们抱怨的许多民主问题比专Z更糟糕——这是真的。但更糟的是：你在专Z体制下无能为力。你什么都做不了。我非常担心的是，美国人往往不理解这一点的严重性。如果你投票反对民主，如果你投票支持那些破坏规范的人，如果你投票支持那些宣称自己想当独裁者的人，如果你投票给那些公开钦佩独裁者的人——那一刻或许看起来很“爽”，好像你在挑战权威、做了一件“解放自我”的事。但一旦你越过了那条线，你就无法回头了。这不是我们所熟悉的那种“可以修补”的错误。民主虽然慢、尴尬、笨拙，并不总是带来你想要的结果，但你总是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回头，重新开始。但如果你投票反对民主，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正是现在很多美国人正在考虑做的事——一旦你否定了民主，就真的回不了头了。第二个观点，这是个乐观的亮点：美国现在的状态不会一直持续下去。极化不会永远持续；愤怒和焦虑不会永远持续；五五开的选举格局不会永远持续；社交媒体主导一切的现状也不会持续。这种现状是不可持续的。作为一名研究政权变迁和历史转折点的历史学家，我认为，接下来要么事情会变得更糟，要么它们会变得更好——而且可能会变得好很多。 2020年代的美国，有潜力成为一个比现在更加富裕、慷慨、公平和成功的国家。远远更好。我们可能会迎来一种变化，就像从上个世纪40年代走向50年代，从50年代走向60年代那样的跃升。这个国家拥有足够的财富、技术、受过教育的人民——我们拥有一切，除了：一些糟糕的领导人，一些糟糕的想法，一些顽固失效的制度。但我们可以突破——走向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迈入一个更好的“第三世纪”。而我们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前提，就是维持住我们的民主。 *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10 00:00
福山：我的修正主义历史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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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有责任去“拯救”其他国家，摆脱所谓的独裁者。这种误解导致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资源误用之一，美国投入了大量人力和金钱，建立起庞大的帝国体系，在欧洲及全球设立了军事基地和部署了军人。在梦中，2020年代一整代被称为“新历史学家”的修正主义学者，开始重新解读美国历史的诸多方面。他们帮助美国人认识到，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并不是英雄。他将国家拖入了一场血腥而毫无意义的内战，导致约60万人丧生，并摧毁了美国的一个地区。这场“北方侵略战争”并非出于对奴隶制度的敌意，奴隶制度实际上很仁慈这场战争实际上是华盛顿政客出于扩张联邦政府权力的帝国野心，他们以种族问题为借口。这样的权力扩张破坏了建国先贤设想的、让各州能够自主选择的民主自治制度。一些深受“新历史”传统影响的政客，甚至提议将林肯纪念堂的林肯雕像拆除，换成前总统特朗普的雕像。新雕像的镀金铭文只需稍作修改：“在这座殿堂中，如同在那些他拯救了联邦的人们心中，唐纳德·特朗普的记忆将永存。” 当“新历史学家”最初发表这些观点时，曾引起极大争议。华盛顿政府错误地试图强制在全国课堂上教授这些观点，这引发了对政府权力过度干预的批评。但修正主义者很快发现，他们根本无需强迫人们接受这种对美国历史的新解读。政治光谱另一端的许多人多年来一直在主张，美国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长久以来企图将自身意志强加于世界。进步派开始将“新历史学家”视为潜在盟友，而非敌人。我的孙子孙女很难理解，为何人们曾经会如此长时间被误导。到了2050年代，世界和平，是因为大多数美国人已经接受这样一种观念：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普世价值”。每个国家都有权坚持自己的传统和文化，即使这些与美国的偏好不同，也无可厚非。如果一个国家希望有强大的中央政府，能够控制媒体批评声音，或宣布某一国教，它也有权这样做。美国在这方面并无不同。在梦中，我意识到，在这个无处不在的互联网时代，操控历史叙事是多么容易。从内战一直到数字时代，历史叙述被一小撮左翼精英所掌控，他们将自己的叙述灌输给美国人。互联网则解放了普通人，使他们摆脱这些精英的控制，如今，只要你想传播某种叙事，就很容易让大量人愿意倾听。你甚至不需要强迫他们，他们愿意相信你说的话，还会主动帮助你传播这种新的“福音”。当我从唐纳德·特朗普国际机场飞越华盛顿特区，我开始怀疑，自己这些年来是否也一直被从小接受的历史叙事所欺骗。我甚至开始想，我是否真的希望从这个梦中醒来。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10 00:00
中美领导人一通电话重启谈判！加州爆发大规模抗议示威，本周静候美国C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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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州长加文·纽森批评特朗普的举动是“独裁者的行为”。周一可能影响市场的其他关键事件包括：美国4月批发库存数据；墨西哥公布5月通胀和生产者物价数据。
云涌06-09 17:35
美国22位州长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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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在社交平台X上发帖，列出所谓“独裁者的行径”，并转发了当天特朗普对记者讲话的视频。视频中，特朗普表示，若有官员“阻碍法律与秩序的执行”，将面临指控。纽森在配文中列出四项“独裁者行径”：“煽动和挑起暴力”“制造大规模混乱”“将城市军事化”“逮捕反对者”。他写道：“这些是独裁者的行径，不是总统应为之事。” 白宫方面尚未就此回应媒体置评请求。美国联邦政府6日起连续两天在洛杉矶县展开大规模移民搜捕行动，引发激烈冲突。7日，特朗普绕过加州州长纽森，直接下令派遣2000名国民警卫队进驻洛杉矶，这是自1965年以来美国总统首次未与州长请求调动州国民警卫队。 8日早晨，首批美国国民警卫队进驻洛杉矶。当日中午，抗议者与国民警卫队发生冲突。白宫官员，加州州长、市长与其他民主党籍州长纷纷发声。洛杉矶市长强烈反对：是在故意制造混乱当地时间6月8日，洛杉矶市长卡伦·巴斯（Karen Bass）表示强烈反对联邦政府调派国民警卫队进驻洛杉矶，称此举是在“故意制造混乱”，“我们不需要让我们的城市处于被围困状态”。巴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她此前已与特朗普政府官员沟通，明确指出洛杉矶局势可控，完全无需联邦部队介入。她指出，洛杉矶年初刚刚经历过严重山火灾害，城市正处于恢复阶段，如今又因大规模移民突袭和联邦军队进驻，进一步加剧了市民的恐慌情绪。 “目前洛杉矶最不需要的就是这种混乱和恐惧感，这对我们没有任何帮助。”巴斯强调道。美22州州长联合发声谴责：滥用权力当地时间6月8日，22位民主党籍州长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特朗普决定向加州洛杉矶部署国民警卫队。声明称：“特朗普总统动用加州国民警卫队的决定是对权力令人震惊的滥用。各州州长才是本州国民警卫队的总司令，联邦政府若在未经州长协商的情况下，在其辖区内单方面调动国民警卫队，既低效又危险。” 声明还对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思日前提及“可能派遣海军陆战队”前往洛杉矶的言论表示担忧。声明指出，自1965年以来，美国总统尚未在未经州长请求的情况下在国内部署国民警卫队。尽管加州州长加文·纽森本人未在声明上签名，但声明最后对纽森呼吁保持抗议和平表达了赞赏。声明的签署人包括纽约州州长凯西·霍楚尔、宾夕法尼亚州州长乔什·夏皮罗、密歇根州州长格雷琴·惠特默以及2024年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尔兹。
金融界06-09 11:37
公开称友谊无上限，俄罗斯内部情报机构却称中国为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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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持有的专用软件工具分析数据。两个独裁政府可能进行长期结盟，这两个国家总人口接近16亿，拥有大约6000枚核弹头，这在华盛顿引发了深切担忧。特朗普政府中的一些成员认为，通过与普京接触，华盛顿可以开始将俄罗斯从中国拉开，从而避免如国务卿卢比奥所说的“两个核大国联合对抗美国”的局面。 “我得把他们分开，而且我觉得我也能做到，”特朗普在去年11月选举前不久说，“我必须把他们分开。” 从某种角度看，FSB的这份文件为这样一种观点提供了支持：只要采取合适方式，俄罗斯是可以与中国分离的。文件中描绘了双方关系中的不信任与怀疑。文件称，中国对特工回国后立即进行测谎测试，加强对2万名在华俄罗斯留学生的审查，并试图招募与中国人结婚的俄罗斯人为间谍候选人。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份文件也可能得出相反的结论。普京显然非常清楚与中国关系紧密化的风险，但仍决定继续推进，这或许说明美国几乎没有机会让俄罗斯改变方向。 “普京认为，他可以更深入地拥抱中国。这并非没有风险，但他认为值得，”卡内基俄罗斯欧亚中心主任亚历山大·加布耶夫在《纽约时报》邀请下审阅文件后说，“但我们也看到，体制内有人对这种做法持怀疑态度。” 多年来，普京一直在拉拢习近平，两人已经举行了超过40次面对面会晤。自乌克兰战争以来，俄罗斯与中国之间建立了更深层次的伙伴关系。两国在经济上天然互补：俄罗斯是全球最大能源生产国之一，中国则是全球最大能源消费国。这对俄罗斯反情报人员构成了棘手挑战。文件显示，他们在努力控制中国情报活动带来的风险，同时避免“对双边关系造成负面影响”。官员们被警告不要公开“将中国情报机构描述为潜在敌人”。 “回到那句老话，没有真正‘友好的情报机构’，”哈佛大学贝尔福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高级研究员保罗·科尔布说。他曾在美国中央情报局行动局任职25年，其中包括在俄罗斯的工作。“只需稍加接触，俄罗斯军方或情报官员就会对中国表现出强烈怀疑。从长远看，尽管双方声称伙伴关系无限，中国也极具利用价值，但同样是潜在威胁。” 中国盯上俄罗斯的战争机密与科学家在俄罗斯军队进入乌克兰不久后，中国一些与情报机构有关的国防企业和研究机构人员，开始大量进入俄罗斯。根据FSB的文件，他们的目标是更好地了解这场战争。尽管中国拥有世界级科学家，但自1979年与越南为期一个月的战争以来未再参战。这使中国对自身军队在台湾或南海等可能冲突中面对西方武器的表现感到焦虑。中国情报官员渴望了解俄罗斯对抗西方支持军队的作战经验。 FSB的文件写道：“北京尤其感兴趣的是无人机作战方法、软件升级、以及如何应对西方新型武器。” 文件补充称，北京认为乌克兰战争将会长期持续。这场冲突已经彻底改变了战争技术与战术。长期以来，中国在航空技术方面落后于俄罗斯，文件称，北京已将这一领域作为优先目标。中国正重点招募军事飞行员，以及从事空气动力学、控制系统和气动弹性研究的专家。文件还指出，中国也在寻找曾参与前苏联开发的“地效飞行器”（类似气垫战舰）的俄罗斯专家。报告称，“优先招募对象包括飞机制造厂与研究机构的前员工，以及对俄罗斯国防部关闭地效飞行器项目感到不满，或正面临经济困境的现任员工。” 文件中并未明确这些招募是否仅限于为中国项目招聘俄罗斯专家，还是包括招募他们作为间谍。文件还显示，俄罗斯非常在意中国对乌克兰战争的看法，并试图向中国间谍提供关于俄方行动的正面信息。FSB命令反情报人员准备一份关于中国政策可能变化的报告，提交克里姆林宫。西方领导人曾指责中国向俄罗斯提供关键武器组件，并试图掩盖这一行为。FSB的文件支持了这一说法，称北京曾提议建立绕开西方制裁的供应链，并提出参与无人机及其他未指明高科技军事设备的生产。文件未说明这些提议是否已实施，但中国确实已向俄罗斯提供了无人机。 FSB备忘录还暗示，中国对瓦格纳雇佣兵集团感兴趣。这个由俄罗斯支持的准军事组织多年来在非洲扶持当地政府，并在乌克兰与俄军并肩作战。文件写道：“中国计划将瓦格纳战士的经验用于本国军队和在东南亚、非洲与拉丁美洲运作的私人军事公司。” 报告的措辞没有表明FSB是否认为中国意图招募前瓦格纳战士加入自己的队伍，还是仅仅想从其经验中学习。莫斯科担心北京图谋领土俄罗斯长期以来对中国在两国2615英里边境上的扩张意图心存忧虑。多年来，中国民族主义者一直对19世纪一系列条约表示不满，当时俄罗斯吞并了大片领土，包括如今的符拉迪沃斯托克。这一问题如今成为关键担忧。由于战争与经济制裁使俄罗斯实力减弱，更难对北京进行遏制。FSB报告表达了对中国一些学者鼓吹对俄罗斯提出领土主张的担忧。文件称，中国正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寻找“古代中华民族”的踪迹，可能是为了影响当地舆论，使其支持中国的领土主张。 2023年，中国发布了一张官方地图，标注了俄罗斯境内城市和地区的历史中文名称。 FSB命令人员揭露这类“复仇主义”活动，以及中国利用俄罗斯科学家和档案资源开展旨在为边疆地区赋予历史归属的研究行为。备忘录中指示道：“对参与上述活动的俄罗斯公民开展预防性工作。”还要求“将限制外国人入境作为一种施压手段”。中国在中亚与北极的扩张也令俄罗斯不安对中国扩张影响力的担忧不仅限于俄罗斯远东边境。在苏联时期，中亚国家听命于莫斯科。如今，FSB报告称，北京已制定“新战略”，以在该地区推进中国的软实力。文件指出，这一战略最早在乌兹别克斯坦实施。文件未提供该战略的具体内容，只提及涉及人文交流。乌兹别克斯坦及其邻国对普京意义重大，他将恢复苏联势力范围视为个人政治遗产的一部分。报告还强调了中国对俄罗斯北极广大地区和北方海航道的兴趣。这条航道沿俄罗斯北部海岸线而行，以往因结冰严重而无法稳定通航，但气候变化预计将使其日益繁忙。这条航道能大幅缩短亚洲与欧洲之间的运输时间。开发这条路线将使中国更方便地出口商品。俄罗斯历来严格控制中国在北极的活动。但FSB文件指出，北京认为西方制裁将迫使俄罗斯转向中国，以维持其“老化的北极基础设施”。实际上，在美国油服公司贝克休斯退出后，俄罗斯天然气巨头诺瓦泰克已依赖中国，挽救其北极液化天然气项目。 FSB还称，中国间谍也活跃在北极地区。报告指出，中国情报机构正在利用高校与矿业公司等渠道，获取有关俄罗斯北极开发的情报。尽管存在上述种种漏洞，FSB的报告明确指出，失去中国的支持将更糟。文件明确警告官员，任何敏感行动都必须事先获得俄罗斯安全体系高层的批准。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09 00:00
推动经济的战争机器过于强大，普京永远不会真正愿意结束俄乌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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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v说。“而普京——尽管很多人说他是独裁者——其实非常在意民众的想法和意愿。” 目前，战争带动的工资与生活水平增长已有见顶迹象，加上油价下跌，令前景更加不确定。一些军工企业正在尝试扩大出口，重拾俄罗斯作为全球第二大武器出口国的地位，但分析人士指出这不太可能实现。俄国在亚洲和非洲的市场份额已萎缩，许多客户依赖俄罗斯提供信贷支持，而且军工生产更重数量而非质量。某种程度上，俄罗斯如今的局面与二战后的美国或战争前的纳粹德国类似——军工行业成为经济增长引擎。但不同于美国，军工进步常能带动民用技术发展（如青霉素量产或互联网），俄罗斯的国防产业几乎不可能带来持续增长所需的技术突破。与此同时，随着平民经济因劳动力短缺导致物价上涨（如鸡蛋和土豆），许多人认为军工业的收缩最终是不可避免的。如何管控这一下行过程，将至关重要。 “财政刺激一旦减弱，必须格外谨慎……有太多人想让这个‘旋转木马’继续转下去，”Kolyandr说。
超启05-28 20:24
会员
马斯克走了，他将美国人置于危险之中的设计仍在抓紧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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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的历史……现在，他们似乎正在复制许多独裁政权的标志性做法：为每一个人建档立册，以便有人抗议时予以惩罚。” 所有这些都告诉我们：民主的代价非常昂贵。但去除民主的代价是无法承受的。参考资料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business/2025/05/07/doge-government-data-immigration-social-security/ https://www.nytimes.com/2025/04/30/opinion/musk-doge-data-ai.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25/04/09/us/politics/trump-musk-data-access.html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5-26 00:00
纽约时报评论：保守主义运动一直在等待一位敢于违宪的特朗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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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尔布伦在《美国至末：右翼百年对外国独裁者的迷恋》中揭示，保守主义运动始终对各类专制者心存好感。特朗普运动的政治与思想渊源可追溯至20世纪初，而这些先驱往往毫不掩饰地赞扬那些牺牲多数人自由、换取少数人特权的独裁者——从西班牙的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将军、智利的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将军，到今天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更不用说美国右翼对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的长期迷恋。这并不是说左翼从未迷恋过专制者。但在保守派内部，确实存在一条清晰且长期被忽视的传统——支持并推崇全球范围内自由民主的敌人。这将我们带回到当下的总统身上。特朗普为美国政治带来的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专制统治，这种模式在美国联邦层级尚属罕见，但在其他国家、甚至在美国部分历史阶段已有所体现。无论你认为这个时刻是历史延续还是历史断裂，有一点可以肯定：保守派对这种治理模式的支持并不是异常现象。这是一种持续存在的模式，是对独裁者和潜在独裁者热情支持的一部分。这就是他们的本来面目，他们一直如此，在特朗普时代结束之后，他们也依然会是这样。这对观察美国政治的人发出了明确信号：无论是保守主义运动还是共和党，都不会真正改变方向。不存在所谓“特朗普化的保守主义运动”，根本没有。我们现在看清楚了，是保守主义运动一直在等待特朗普。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5-16 00:00
拜登接受BBC专访五大要点：以为出让领土就能让普京止步是愚蠢，特朗普执政百日没什么值得庆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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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白人们怎么会觉得，如果我们允许一个独裁者、一个暴徒决定吞并大量不属于他的土地，他就会满足。我实在无法理解。” 他还表示担心，如果乌克兰最终失去土地，一些与俄罗斯接壤的北约国家，可能“会说我们必须对普京作出让步”。特朗普长期以来一直反对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拜登时期同样规模的军事支持，称他的最终目标是结束流血。他曾表示泽连斯基把拜登“耍得团团转”。今年2月，白宫与乌克兰领导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在一次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电视直播会议上爆发。特朗普和万斯公开训斥泽连斯基，要求他对多年来美国的支持表达更多感激。拜登谈到这场会议时表示：“我觉得那种做法有失美国的体面。” 特朗普和他的高级官员多次批评欧洲国家国防支出不足，过度依赖美国支持。尽管美国是对乌克兰援助最多的单一国家，但根据德国基尔研究所的数据，欧洲国家总和的支出更多。拜登周一表示：“我不理解他们怎么会不明白联盟的力量。” 他说，“这有利于我们……最终能为我们节省开支。” 当被问到特朗普执政百日的表现时——这一时期充满了行政命令和联邦政府规模与支出的巨大削减——拜登列举了自己当政时的记录，并试图与当前的局面形成鲜明对比。他说，他在卸任时，“我们的经济在增长。股市一路上涨。我们在全球范围内正面扩大影响力，增加贸易。” 特朗普则表示，他正在推动世界与美国关系的必要重塑，重整贸易秩序，控制非法移民，使政府更加高效。他上周在一场胜利演讲中庆祝百日执政。拜登如何看待特朗普2.0的开局？ “我留给历史去评判，”他说。“我没看到什么值得庆祝的。” 白宫通讯主管史蒂文·张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BBC对拜登的独家采访链接，猛烈批评这位前总统。 “乔·拜登是这个国家和他曾担任职位的彻底耻辱。他显然已经丧失了所有的精神能力，他的团队竟然觉得让他接受采访、语无伦次地回答问题是个好主意，”张说。 “令人难过的是，这感觉像是一种虐待。” 拜登接受BBC采访的五大要点拜登接受BBC采访的五个重点内容。承认退出2024年选举是“艰难的决定” 距离他卸任已有三个月，这位前总统表示，即使在2024年7月那场灾难性的辩论之前更早退出连任竞选，“我不认为那会有区别”。拜登表示，在他退出仅四个月后成为民主党提名人的哈里斯是“优秀的候选人”，并且“资金充足”。尽管民主党在2024年拥有财务优势，但战略人士认为，最后一刻的交接令竞选准备不足，最终帮助了特朗普重返白宫。拜登自称“在我们的议程上非常成功”——指的是他前两年任期内通过的环保、基础设施和社会支出重大法案，以及民主党在2022年中期选举中表现超出预期。 “很难说‘现在我要停止了’，”他说，“事情发展太快，让人很难退出。” 他最终表示退出是“正确的决定”，但“是个艰难的决定”。直指“现代的绥靖政策” 拜登称，特朗普政府建议乌克兰让出领土以达成对俄和平协议，是“现代的绥靖政策”——指的是欧洲盟国在20世纪30年代允许希特勒吞并捷克斯洛伐克，以试图避免欧洲战争的失败政策。他谈到俄罗斯总统普京时表示：“我实在不明白人们怎么会觉得，如果我们允许一个独裁者、一个暴徒决定吞并大量不属于他的土地，他就会满足。我实在无法理解。” 虽然拜登多次声称，如果美国及其盟国不支持乌克兰，俄军将驶入中欧，但这一说法难以证实。不过他坚信，普京带来的威胁足以做出这样的类比。拜登还表示，如果美国允许一项偏向俄罗斯的和平协议，普京周边的国家将面临来自莫斯科在经济、军事和政治上的压力。换句话说，美国对欧洲盟友的承诺将变得不可信，也削弱了威慑力。美欧联盟面临风险在拜登任内，美国促成北约接纳芬兰和瑞典，这是他任期内的标志性外交成果之一。如今，他表示，特朗普正在背弃美国的欧洲盟友，并威胁到北约及其共同防御协议的根基，并认为现在对民主的威胁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大。拜登称北约可能解体的想法是“严重的担忧”。他警告称，美国的盟友已经开始质疑美国的领导地位。 “如果那真的发生了，我认为将改变世界的现代历史，”他说，“我们不是唯一不可替代的国家，但我们是唯一有能力将各方团结起来领导世界的国家。” 特朗普圈子认为，美国应该采取更克制的姿态，更关注地区自给自足，而非全球安全。这些人认为冷战后美国的主导地位只是历史上的一个例外。而在那个美国主导时代中成长的拜登则持不同看法。格陵兰、加拿大和巴拿马运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采访中，拜登表现出与大多数现代美国总统类似的风格。他用“自由、民主、机会”等词形容美国的价值观。但在拜登看来，这些原则还包括对长期盟友的基本礼貌。他表示，特朗普在2月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白宫会面最终演变成争吵，这种行为“有失美国体面”。他还批评特朗普提出吞并加拿大、格陵兰岛和重新掌控巴拿马运河的设想，“不是我们该有的样子”。 “哪个总统会这样说话？这不是我们该有的样子。我们主张的是自由、民主、机会，而不是掠夺，”他说。对特朗普执政百日的冷淡回应当被问及特朗普第二任期前100天的表现时——这段时期包括扩大总统权力的强硬举措——拜登表示他会“让历史去评判”，但“我没看到什么值得庆祝的”。这种说法在民主党内部温和派可能还能接受，但对于希望更强烈抵制特朗普议程的基层民主党人而言，可能显得过于软弱。拜登表示，他不认为特朗普能够绕过法院或破坏国会权力，部分原因在于共和党人“正在意识到特朗普的真面目”。 “我不认为他会在这方面成功，”他说。拜登一直认为共和党的成员终将转而反对他。早在2019年，他就预测一旦特朗普下台，共和党人将出现“觉醒”，从而开启新的两党合作时代。但2024年的现实显然与他的预期相去甚远。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5-08 00:00
卢比奥大骂德国将选择党列为极端势力是“伪装的暴政”，德外交部回复：这就是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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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表示，这一认定是“一个专制国家、一个独裁政权对待政党的方式”。新的极右翼认定，将赋予当局更大权限，可以通过电话监听和部署卧底等方式监控德国选择党。 “这不是民主，是伪装下的暴政。”卢比奥在X上写道。但德国外交部反驳称：“这就是民主。”这条帖子是直接回复给这位古巴移民二代但正在积极反移民议程的政客。帖文表示，这一决定是在“彻底且独立的调查”后做出的，可以提起上诉。声明最后写道：“我们从历史中吸取的教训是，必须阻止极右翼势力。” 这是指希特勒的纳粹党及大屠杀。万斯在选举前九天于慕尼黑会见魏德尔，并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表演讲，表达对德国选择党的支持。他表示，“官僚”正在试图摧毁这个政党。 “西方曾一同推倒柏林墙。如今它又被重建——不是苏联或俄罗斯建的，而是德国建制派建的。”他在X上写道。这一新认定再次引发对德国选择党禁令的呼声。目前，联邦议会下周将投票确认保守派领袖梅尔茨为总理，他将与中左翼的社会民主党组成联合政府。预计将出任副总理和财政部长的社民党领袖克林贝尔表示，尽管不会仓促决定，政府将认真考虑取缔德国选择党。 “他们想要一个不同的国家，他们想要摧毁我们的民主。我们必须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件事。”他对《图片报》说。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5-04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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