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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凯转债盘中下跌2.07%报132.911元/张，成交额1.88亿元，转股溢价率11.15%

)、德国西门子电器(Siemens)、瑞士ABB电器等在内的国内外知名顾客,产品还出口到美国、法国、荷兰、印度、意大利等国。根据最新一期财务数据，2025年1月-3月，洛凯股份实现营业收入4.681亿元，同比增加7.45%；归属净利润2793.24万元，同比增加52.05%；扣非净利润2688.8万元，同比增加83.73%。截至2025年3月，洛凯股份筹码集中度非常集中。十大股东持股合计占比76.5%，十大流通股东持股合计占比76.5%。股东人数1.038万户，人均流通股1.541万股，人均持股金额22.25万元。

金融界06-11 14:07

国债期货午盘集体上涨，30年期主力合约涨0.17%，30年国债ETF博时(511130)盘中上涨23个BP

增加，交易盘止盈。二是5月中旬中美经贸瑞士会谈成果超预期，双方均取消共计91%的关税，并在90天内暂停实施24%的关税。根据联合声明，目前美国对中国的对等关税降至10%，改善市场风险偏好。三是我国5月LPR报价如期下调10BPs，国有大行和部分股份制行启动新一轮存款挂牌利率下调，降幅未超此前预期。随着本轮降息全面落地，利好兑现，机构再度止盈。四是财政部发行的30年和50年期特别国债中标利率高出前一日中债收益率同期限估值水平，显示市场需求走弱。五是银行存款挂牌利率被调降后，投资者担心银行负债端不稳，卖债压力加大，加之有机构赎回基金传闻，影响债市做多情绪。10年期国债收益率月内最高升至5月27日的1.726%，为4月3日以来新高。展望后市，利好6月债市的因素包括：中美关系再生变数。5月28日，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决，禁止执行特朗普基于《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加征的关税，包括所有国家10%或更高的对等关税，以及针对中国的芬太尼关税。5月29日，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暂停美国国际贸易法庭做出的阻止特朗普征收全球关税的裁决，对于暂停期是否会进一步延长，联邦上诉法院尚在考虑之中。美国内部特朗普政府和司法机构的博弈持续，未来美国关税政策的变化存在不确定性。5月28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威胁要撤销部分中国学生的签证，重点针对“与中国政府存在关联或在关键领域学习”的学生。5月30日，特朗普发文声称，中国违反了与美国的协议。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也声称，中国在遵守该协议方面“行动迟缓”，并指出稀土矿产是一个症结所在。同日，特朗普表示，6月4日起将把进口钢铁的关税从25%提高至50%。6月5日晚中美两国领导人通话，同意将继续落实日内瓦共识，尽快开启新一轮会谈。后续中美关税谈判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利好债市。经济基本面尚需宽松货币政策扶助，市场流动性充裕，资金面宽松，支撑债市。我国5月CPI同比预计仍处在负值区间，同比下降0.5%，降幅较4月-0.1%明显扩大，显示内需不足。人行仍将通过逆回购、MLF和结构性工具等操作向市场投放流动性，资金利率中枢保持低位，5月DR001中枢在1.50%，机构购买10年期国债，可获得正的carry收益。 6月利率债净供给量或较5月有所减少。预计6月国债净供给量较上月减少3299亿元至6104亿元；地方政府债券净供给减少473亿元至5073亿元。政策债净供给小幅增加440亿元至2577亿元。综合来看，6月利率债发行3.02万亿元，较上月增加2259亿元；净供给为1.38万亿元，较上月减少3333亿元。今年4月21日，保险业协会公布的普通型人身保险产品预定利率研究值为2.13%，较一季度的2.34%下调21BPs。随着存款利率及LPR下调，人身险产品预定利率三季度调降可能性增大，保险企业的负债成本有望继续下降。6-7月保险行业或迎来新一轮成本下调，利好长久期利率债。长久期产品：30年国债ETF博时（511130）。以上内容与数据，与有连云立场无关，不构成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

有连云06-11 13:58

【欧股收评】欧洲股市基本持平，投资者静待美中贸易谈判结果

团（UBS）股价下跌近5%，投资者担忧瑞士政府提出的方案可能会让银行面临额外的260亿美元资本要求。防务类股票也回落至超过一周来的最低点。相对而言，能源股表现突出，受到油价上涨的提振。医疗健康板块上涨了1.2%，其中诺和诺德（Novo Nordisk）股价上涨约6%，此前《金融时报》报道称，激进对冲基金Parvus资产管理公司正在增持该制药公司股票。尽管美国卫生部长解散了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的疫苗咨询委员会，阿斯利康（AstraZeneca）和赛诺菲（Sanofi）等疫苗制造商的股价仍有上涨。伦敦富时100指数（FTSE 100）早盘一度逼近历史最高点，受到英国4月薪资增长急剧放缓且失业率创四年新高的最新数据推动，这强化了英国央行可能降息的预期。市场的关注点还集中在本周即将发布的多项关键经济指标，包括来自欧元区和美国的数据。 City Index资深市场分析师费奥娜·辛科塔（Fiona Cincotta）表示：“随着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CPI）数据将在周三公布，市场情绪可能依然谨慎。” 在其他个股表现方面，英国建筑商贝尔威（Bellway）股价上涨了7.8%，因该公司上调了全年产量预测。阿伯丁（Aberdeen）的股票上涨了6.3%，此前摩根大通（J.P. Morgan）将该基金管理公司股票评级从“中性”上调至“增持”。

埃尔瓦06-11 01:24

美元指数6月9日下跌0.27%至98.925，欧元、英镑走强，人民币升值

日的144.85日元；兑换0.8213瑞士法郎，低于前一交易日的0.8222瑞士法郎；兑换1.3677加元，低于前一交易日的1.3696加元；兑换9.5872瑞典克朗，低于前一交易日的9.6428瑞典克朗。此外，离岸人民币兑美元报7.1826元，上涨60点，反映了贸易谈判的积极影响。以下为主要货币对表现对比：货币对 6月9日收盘价前一交易日变动欧元/美元 1.1428 1.1397 上涨0.27% 英镑/美元 1.3563 1.3530 上涨0.24% 美元/日元 144.56 144.85 下跌0.20% 美元/人民币（离岸） 7.1826 7.1886 上涨0.08% 市场驱动因素美元指数的下跌由多重因素驱动。首先，美国5月消费者通胀预期全面下降，为2024年以来首次，增强了市场对美联储9月降息的预期。其次，中美贸易谈判在伦敦首日会晤释放积极信号，缓解了全球经济不确定性，提振了非美货币需求。第三，美债收益率回落（10年期国债收益率跌3.18个基点至4.4738%），降低了美元资产的吸引力。X平台用户@FXHedge表示：“美元指数跌破99，降息预期和贸易谈判正在重塑市场格局。”此外，全球风险资产如比特币（突破11万美元）和黄金（涨0.46%）的上涨进一步削弱了美元的避险需求。经济影响与美联储政策美元走弱对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产生了广泛影响。非美货币升值降低了进口商品成本，利好欧元区和新兴市场经济体，但可能对美国出口竞争力构成压力。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近期表示：“我们将密切关注通胀和就业数据，保持政策灵活性。”市场预计9月降息概率升至65%，较前一周的50%显著提高。然而，6月6日强劲的非农就业数据（新增就业超预期）限制了美元的进一步下行空间。美元指数的短期支撑位在98.5，若跌破可能进一步测试97.8。花旗外汇分析师表示：“美元的短期波动将取决于本周通胀数据和美联储的信号。” 因素影响通胀预期下降增强降息预期，压低美元中美贸易谈判缓解地缘风险，提振非美货币美债收益率回落削弱美元资产吸引力编辑总结美元指数6月9日下跌0.27%至98.925，受到通胀预期下降、中美贸易谈判乐观信号和美债收益率回落的推动。欧元、英镑和人民币等非美货币普遍升值，反映了市场对风险资产的偏好增强。短期内，美元指数可能在98.5-99.5区间震荡，投资者需关注本周即将公布的5月通胀数据和美联储的政策动向。长期看，美元的走势将受到全球经济复苏、地缘政治风险和货币政策差异的影响，市场需保持警惕以应对潜在波动。 2025年相关大事件 2025年6月9日：美元指数下跌0.27%至98.925点，非美货币普遍上涨。（来源：彭博社） 2025年6月6日：美国非农就业数据超预期，美元指数盘中突破99.2。（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 2025年5月15日：美国5月消费者通胀预期全面下降，美元指数跌破99.5。（来源：华尔街见闻） 2025年4月20日：中美贸易谈判在伦敦启动，提振非美货币和风险资产。（来源：央视新闻） 2025年3月10日：美联储主席鲍威尔重申数据驱动的货币政策，降息预期升温。（来源：彭博社）专家点评 “美元的下跌反映了降息预期的升温和贸易谈判的乐观情绪，98.5是关键支撑位。” ——花旗外汇分析师Brent Donnelly，2025年6月9日（来源：路透社） “非美货币的上涨得益于美元走弱和风险偏好回升，欧元可能测试1.15。” ——汇丰银行外汇策略师Dominic Bunning，2025年6/8日（来源：CNBC） “美元指数的M形走势显示市场在消化非农数据和降息预期，短期波动将加剧。” ——摩根士丹利分析师Michael Zezas，2025年6/7日（来源：彭博社） “人民币升值反映了贸易谈判的积极进展，但地缘政治风险仍可能引发逆转。” ——高盛分析师Zach Pandl，2025年6/6日（来源：华尔街见闻） “美元的短期下行压力将持续，但非农数据的强劲表现限制了跌幅。” ——瑞银全球财富管理首席投资官Mark Haefele，2025年6/5日（来源：CNBC）来源：今日美股网

今日美股网06-11 00:11

巨佬们大举补仓！逆势创新高

事被广泛认同。尤其是5月以来，中美在瑞士日内瓦开启关税谈判，并不断获得进展后，外资机构对于看好整体中国资产的看好态度进一步加强。所以我们看到，近期港股市场开始持续得到国际投行的看好，以及资金的明显青睐，包括创新药、新消费、互联网科技、新能源车等核心资产受到追捧而持续大涨。而银行作为低估值高股息且低波动的类债资产，叠加后续息差收窄助于利润增厚，外资对于银行资产的看好更加坚定。还有南下资金也是对港股银行资产狂买不止，据机构统计，截至5月末，南向资金合计持有银行AH指数成份股中的14只港股银行股6858亿元，年内累计增持174亿股，合计市值增超1820亿元。这也是为什么二季度以来，港股的银行股涨幅均显著A股银行股的原因。 02 后续空间仍然可观尽管A港股市场的银行股近两年涨幅显著，部分银行股甚至涨幅实现了翻倍。但认真分析来看，银行股的后续上涨空间可能仍然非常值得期待。原因很简单，很多上述提到的支撑因素都有持续性，后续会对银行板块带来持续强支撑。最关键三大点：一是，外资机构对中国资产的重新强烈看好，以及它们对A股和港股资产的配置需求提升。2024年度，由于中美贸易关系紧张及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等原因，部分外资对于中国资产的看法悲观，一度出现流出状态。但如今外资的态度发生大转变，进而对中国资产，尤其如银行这种估值较低且高股息的优质资产的增持需求巨大，短时间难以满足。二是，内地的机构资金对银行资产的配置空间还有很大。目前政策条件对险资可配置股票及基金等权益类资产的上限已明显提高，在政策驱动及投资回报预期驱动下，险资对银行资产还有可观的配置空间。同时，基金公司的补仓空间更为明显。数据显示，1Q25主动基金配置银行比例仅3.76%，相对于主要指数中银行权重占比显著欠配，远低于沪深300、中证800中银行权重(分别约13.8%和10.8%)。机构分析，假设公募基金持仓各银行比重提升至沪深300指数中权重，根据普通股票+偏股混合基金全部持股市值(约2.6万亿)计算，则合计将带来增量资金超2700亿元。如此巨大增量，足以带动银行股后续的上涨。三是，长期存在的巨大利差。我们可以非常肯定机构会继续大幅增持银行板块的原因，最能说明的逻辑，就是银行股的稳定高股息特性。银行股在近两年持续飙涨前提下，当前平均股息率仍高达4.5%，部分优秀银行的更高。这对于市场中越来越缺乏可靠投资渠道的大规模低成本长线资金来说，不考虑股价涨跌和分红税率，单单是每年的股息回报都已经足够可观。有条件的机构甚至可以通过低息贷款去配置银行股，稳拿平均每年或超2%的利差，这无疑是非常具有诱惑力的。 03 该如何把握机会？整体来看，无论A股还是港股的银行股，它们的投资价值相对其他行业都是具有相当吸引力，差别仅在于行业和不同市场之间的个股价值差异。对于汇金、险资等长线资金来看，首先看中的肯定是国有大行为先，其次成长性和股息率表现优质的股份行、城商行。如果是公募基金新规的“补齐低配方向”来看，对于其中权重较高且明显欠配的如股份行中兴业银行、招商银行等会率先迎来资金面的催化。如果是对于非成分股的银行，那么有强区域β的优质区域性银行表现也会不错，今年重庆银行、青岛银行、沪农商行、江苏银行等涨幅就明显靠前。当然，银行股虽然整体稳定，但对个股选择也考验投研能力和持股心态，所以配置合适ETF，简单又全面布局各类型的银行股，或是一个比较舒适的策略。今年资金在通过ETF扫货银行板块，其中跨AH两市的银行ETF优选（517900）规模、份额均创历史新高，其份额近一年增幅超300%，位居银行类ETF第一。银行ETF优选（517900)是市场唯一跟踪银行AH指数的ETF，目前有42只成份股，其中，港股银行股14只，权重约40%，A股银行股28只，权重约60%。银行ETF优选前十大成份股中包括在A股上市的招商银行、兴业银行、江苏银行、浦发银行、平安银行；在港股上市的工商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民生银行。作为当前唯一一只横跨跨A、H两市的银行类ETF，它跟踪的不仅仅是一个跨港A两市的银行指数，更是一个策略指数：在A股和H股市场中轮动挑选低估的银行股，长期来看，要比纯A股及港股银行股都有明显超额。从历史业绩看，Wind数据显示，银行AH指数跑赢中证银行指数和多数中资银行股。截至5月31日，银行AH全收益指数近一年涨幅37.29%，跑赢AH中资银行股概率达62%，相对中证银行全收益指数超额收益达6.89%。同时，截至5月30日，自指数2013年发布以来，包含分红因素的银行AH全收益指数年化收益超12%，而最大回撤方面，却以-32.4%录得最小，真正用策略实现了“涨多跌少”的神话。此外，银行ETF优选联接基金（A类：016572；C类：016573）为场外投资者一键布局港A股银行板块提供了便捷工具。（全文完）

格隆汇06-10 19:57

中美贸易谈判突传重磅！华尔街日报独家：特朗普授权放宽对中国出口限制

应该会非常顺利。” 美中谈判代表5月在瑞士日内瓦达成关税战休兵90天的初步协议，但近几周以来，双方的争端已从关税战，升级为全球供应链关键商品的出口管制。美方指责中国在履行承诺方面行动缓慢，尤其是在稀土运输方面。特朗普政府就芯片设计软件对中国实施管制，禁止美国企业使用中国科技巨头华为的人工智能芯片，并暂停向中国出口部分用于喷射引擎的零件和软件。特朗普政府还警告，将撤销部分中国留学生的签证。中国官媒CGTN(中国环球电视网)指出，这次选择在英国会谈，是因为英国与中国关系近来出现重启迹象，而英国与美国尽管有贸易纠纷，但特殊关系仍稳固。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哈塞特(Kevin Hassett)周一接受CNBC访问时表示，特朗普政府预计，在伦敦“握手”后，美国的任何出口管制措施都将有所放松，而中国则将释放稀土。这是美国方面迄今为止就其愿意做出这一让步所给出的最明确信号。

tqttier06-10 07:47

【欧股收评】中美贸易谈判悬而未决，欧洲股市谨慎观望

涨纪录。所有主要股指当日均收低。由于瑞士、丹麦和挪威等市场因圣灵降临节（Whit Monday）假期休市，整体市场交投清淡。公用事业板块成为当日表现最差的板块之一，作为债券收益的替代性资产，该板块受到欧元区债市下行的拖累。在中美官员于伦敦举行会谈之际，市场紧盯任何可能缓解全球两大经济体间贸易紧张局势的实质性进展信号。 AJ Bell投资分析师丹尼尔·科茨沃思（Daniel Coatsworth）表示：“贸易谈判变化瞬息万变，可能上一分钟一切顺利，下一分钟又出现新的不确定性，因此投资者目前采取极为谨慎的态度。” 上周五中国方面表示，愿意加快审批欧盟企业的稀土出口申请。考虑到汽车行业对稀土供应高度敏感，汽车板块走势持平。展望本周，市场将迎来一系列区域经济数据，包括英国失业率和GDP数据。此外，欧洲央行理事会成员伊莎贝尔·施纳贝尔（Isabel Schnabel）等央行官员也将发表讲话，市场关注其货币政策立场。欧洲央行政策制定者彼得·卡齐米尔（Peter Kazimir）周一表示，央行几乎已完成降息周期，未来几周需密切关注经济数据，以判断是否有进一步行动的必要。本周伊始，市场情绪较为谨慎，此前一周收盘则表现强劲，受贸易摩擦缓解预期及意外强劲的美国就业报告提振。本周稍晚，美国通胀数据将成为市场关注焦点，分析师希望借此判断特朗普总统（Donald Trump）多变的关税政策是否已开始对更广泛的经济产生影响。个股方面科学仪器制造商Spectris宣布接受私募股权公司Advent 37.3亿英镑（约合50.6亿美元）的收购报价，股价大涨60.1%。广告集团WPP下跌2.7%，公司宣布首席执行官马克·里德（Mark Read）将在2025年底退休，结束七年任期。

埃尔瓦06-10 02:28

8个月前的这场对谈，已经把今天的美国讲透了

他人建立真实的联系。无论是古希腊人、瑞士人，还是新英格兰的民主模式，它们最终都依赖于一种本地层面的对话能力。如果你无法进行地方性对话，那你同样也无法进行全国性的对话。而机器，社交媒体，正是阻碍我们进行本地对话的元凶。这种现象在全世界都存在，是一种国际性的因素。如果你要追溯民主开始崩塌的时间点，2010年是一个不错的参考——那是社交媒体全面接管互联网的开始。三、第三个因素在某些地方更重要，在其他地方则不然，那就是财富不平等。当财富不平等达到《泰坦尼克号》般的程度，如美国所见，甚至有些国家如俄罗斯的财富不平等更为严重，这为我们提供了这些问题可能发展的例子。如果财富不平等过于严重，最终那些少数寡头将控制国家。然后你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当然，寡头们会反对民主，这是他们永远不会改变的。四、但还有另一件事，这也是我的最后一点，那就是我们并不孤立生活。我们生活在一个这样的世界里：那些在国内面临抵抗的独裁者们希望在所有其他地方也反民主。所以，如果你想知道美国反民主的候选人是谁，你只需要知道习支持谁，普京支持谁，对吧？因为从这些独裁者的角度来看，任何地方的民主都是他们的问题。他们想要一个没有民主的世界，而这就是问题的答案之一：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我们都不是一座孤岛，我们不是一个城市，我们不是孤军奋战。世界上存在着一些势力，正在此刻与我们的民主作对。脆弱的历史时刻马什：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你知道，历史上存在着一种著名的分歧，即一些人认为历史是由社会力量推动的，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历史是由伟人主导的。我一直认为你的作品并不属于伟人史观。比如《血土地带》(Bloodlands)一书，它对特定地区进行了极其具体和地方化的研究，并通过大量档案工作揭示了历史的细枝末节。我好奇的是，如今我们不幸生活在历史之中，你是否重新考虑过这一点？你认为民主面临的威胁是源于公众的冷漠？还是说领导者对民主的影响更大？实际掌权者是谁，他们做出的决策，对民主的影响有多大？斯奈德：嗯，让我尝试调和这两种观点，因为在我看来，历史学家既应该关注宏大的历史力量，也应该关注个体及其特殊性。那些成就伟业或制造灾难的个人，往往是能够在某种程度上理解时代，并从中提取出某些东西的人。拿希特勒来说吧，人们很容易把他看作一个可怕的个体、一个疯子，仿佛他不小心闯入了历史舞台，然后把一切毁掉了。但正如像朱利安祖父这样的幸存者可以告诉你的，事实并非如此。事情是一点一点变化的，从一天到一周到一个月。是有过程、有阶段的。而这些变化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像希特勒这样的人，不仅了解他的人民，还理解那个时代的特定历史时刻。希特勒明白人们害怕我们今天称之为“全球化”的东西。他也明白，人们很容易被一些关于全球化的阴谋论所吸引。他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提出了他自己的阴谋论。而阴谋论总是危险的。他的版本非常明确——犹太人被置于绝对核心的位置。希特勒还懂得如何把经济不安全感，从“共同繁荣”的理念，转化为“我们”对抗“他们”的政治叙事。因此，希特勒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他以一种特定的方式理解了那个时代——当然，这并不是唯一可能的理解方式。在1920年代和30年代，德国本来完全有可能选择另一条道路。例如采用某些希特勒所拒绝的技术手段，也完全可能在不靠庞大的军事预算、更不用诉诸战争的前提下，从大萧条中复苏。如果德国在那个时期作出了不同的选择，那么历史上那些惨剧可能就不会发生；而德国可能会主导整个20世纪。但事实不是这样。因为某个特定的人抓住了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机，并以某种方式对其加以解读并加以利用。这就是我认为我们必须高度警惕的事情。我们现在所处的也是一个历史时刻，而这个时刻充满了各种脆弱性，其中一些和一个世纪前的脆弱性极为相似。人们害怕全球化，害怕世界的快速变化。有一些技巧娴熟的政治人物用阴谋论来解释这些变化。人们的不安和对未来的恐惧，也可以被转化为“我们”对抗“他们”的政治逻辑。因此，我们必须警惕那些善于操纵的政客，那些所谓的“伟大人物”——他们身处时代之中，但能够以某种特定方式引导这个时代。而一旦这个时代被引导过头了，一旦拨动的那根弦被拨到某个临界点，想再回头就会变得极其困难。不要低估川普马什：你知道，通常在这种讨论中，我们尽量避免党派之争，但我还是得问你。就在那天，唐纳德·川普说，“我需要希特勒手下的那种将军。” 你能告诉我这对他意味着什么，以及作为历史学家，你对此有何看法？斯奈德：那我来谈谈我对唐纳德·川普的看法吧。我是这么想的——让我换个方式开始。 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确实有一些政治人物，他们非常有才华、也非常聪明，但这种聪明并不是人们所熟悉的那种。他们常常被像我这样的人、像你这样的人所轻视，被学者、记者、知识阶层所低估。他们常被受过教育的人忽略，因为他们的才华、魅力和智慧呈现的方式与传统不同——体现在极强的组织能力和演说天赋上，尽管这些能力形式非常规，但却非常有效。正是由于对这些20年代和30年代的政治人物的低估，才导致了一系列可怕的后果。正因为这个原因，同时也是出于保持客观的努力，我一直尽力不去低估川普先生。川普显然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具备一套独特的技能，本质上是戏剧性的表达能力。这套能力在当今社交媒体时代尤其契合。他的确拥有某种魅力——不是对所有人都有效，但对某些人却极具吸引力。所以当你问我川普算不算一个“历史学家”的时候，就好像你给我抛了个软球，等着我说“他根本不懂历史”。但我不这么看。我认为，川普对历史有他自己的直觉。当然，说他的家族来自德国，他的一些亲戚曾在纳粹军队（Wehrmacht）服役，这种说法太容易了、太表面了。我认为，更关键的是川普对某些历史现象有一种直觉的把握。所以，当他说想要希特勒手下的那种将军时，我认为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这不是值得嘲笑的事。这并不是说他不理解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恰恰相反，我认为他确实理解那个时代。他可能不懂我要讲的那些技术细节，但他抓住了整体图景——尽管他可能一个将军的名字都叫不上来。他真正把握到的一点，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即那些将军不受法律约束，他们对领袖个人效忠（我用这个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那么现在让我来说说这个“技术细节”，因为这对我们现行制度及其可能的变化意义重大。一、所谓“希特勒手下的那种将军”，意味着这样一件事：1934年8月，希特勒成功让德国的将军、军官乃至整个军队发誓效忠于他本人。在那之前，魏玛共和国（当时已经在衰败中）的武装力量宣誓的是对宪法的忠诚。这一点应该听起来很熟悉，因为今天的美国军队也是这样做的。而希特勒做出的改变，是让他们改为向他个人宣誓效忠。这种改变的重要性可能一开始并不明显，所以我必须强调：这是一种巨大的转变。你也许还记得，朱利安刚才提到的对大屠S的记忆尤其能说明问题—— 在1945年，当德国军官们说“我只是奉命行事”时，他们的意思并不仅仅是“我在听命于上级”。他们的潜台词是：我已经不再受宪法约束，我超越了法律，因为我向希特勒本人宣誓效忠。如果希特勒下令，我就执行，没有任何法律能阻止我。所以，当一个人向某位领袖发誓个人效忠时，就意味着他已不再受法律约束。二、而这正是关键点的第二层意义：整个社会将因此被改变。如果军队——也就是掌握武器的人——不再受法律约束，那对社会上其他人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法治对任何人都不再真正适用。只要领袖下令，军队就会执行，他们的行为在新的“秩序”中就是“对的”，因为他们已发誓效忠于这个领袖。因此，宪法制度——任何宪政体制——都无法承受这样的变化，它无法在“希特勒手下的那种将军”存在的条件下生存。这就引出了第三点。三、我一直努力避免使用“元首”(Führer)这个词。但我们说的这个词——“领袖”——是我们用来指称纳粹德国领导人的那个词。这个词真正成为政治现实的时刻，就是在1934年8月。那时，希特勒不再只是德国的总理(Chancellor)，而是成为一个超越法律、超越政府、超越任何约束的人——成为“德国人民的领袖”(Der Führer des deutschen Volkes)。这个转变发生的关键节点，正是将军们发誓效忠的那一刻。所以当川普说他想要“希特勒手下的那种将军”时，他的真正意思是：他希望能够拥有那种形式的权力转变。而在我看来，他的理解是正确的。我不会说他是个糟糕的历史学家。我会说，他理解了1934年8月所发生的事，并且，他希望那样的事情在这里（美国）也能发生。民主崩溃的过程马什：所以，你知道，这显然是民主崩溃的一个时刻，即向个人宣誓效忠。也许因为你研究过这么多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情境，那么民主崩溃的其他迹象是什么？在民主崩溃的过程中，还有哪些其他关键时刻需要关注？斯奈德：这可以从很多角度来回答。一、其中一个我们已经从不同方式谈到过了，那就是把民主当作理所当然的事物，就像天气一样，似乎它自然而然地就会存在。这是一种信号，也是一种危险。它往往和对民主的怀疑并存。把民主视为天经地义的事物，常常也会和对民主制度的一种“青春期式的反叛”相伴随——比如说，这个制度有缺陷，这不是真正的民主，因此，专Z也许不会更糟。这是“青春版”的看法。而“成熟版”的看法可能是：民主就是世界本来的样子，它不会真正改变。不幸的是，这两种心态在当今美国都广泛存在。二、另一个民主陷入困境的信号，也是我们提到过的，就是进行对话变得困难。而这就关系到“真相”的重要性。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价值观，对吧？你和我有不同的价值观，你和你的邻居——无论是谁，如果是你的配偶，尤其是你的配偶——你们也有不同的价值观。这很正常，这其实是好事，这本来就是应该如此的。如果我们彼此价值观不同，反而可以通过协商达成共识，一起去做点什么。比如，你和邻居关心水污染的理由可能不同，但你们都想解决水污染的问题。但是，如果你不同意是否存在水污染，或者如果你不同意是否存在全球变暖，如果你不同意基本事实，那么就无法达成地方共识。如果没有地方共识，就不可能有民主，因为这开始显得毫无意义。如果我们无法在地方层面共同行动，那么我们就会开始质疑整个国家层面的民主项目究竟有什么意义？因此，对话的困难，再加上对事实的瓦解，构成了另一个严重的问题。这种情况在法西斯和共产主义掌权接管民主制度时都曾出现过——那些想要摧毁民主制度的人，总是利用民主制度本身的不完美。民主从来都不是完美无缺的，这些人正是利用了它的“漏洞”——比如新闻媒体的脆弱性。他们会攻击媒体，说记者是“人民的敌人”；他们会利用言论自由作为借口来污蔑、攻击反对者。他们还会努力将公共媒体转化为自己的宣传平台。最终的目的，是用宣传来压倒我们所有人的沟通能力，使我们愤怒，让我们彼此敌视。三、在政治领导层面，还有一个稍微技术性的问题，是史蒂文·列维茨基(Steve Levitsky)和丹尼尔·齐布拉特(Daniel Ziblatt)在其著作《民主如何死亡》(How Democracies Die)中阐述得非常清楚的，那就是关于“规范”(norms)的作用。我自己是个家长，所以经常想到这个类比。你可以试图通过制定规则来教养孩子——我确实这么做，我常常制定规则，我喜欢把规则写在白板上。但归根结底，你无法用立法的方式来“规定童年”——你可以有规则，但还有更基础的东西（规范），那就是“遵守规则”本身也是一种规范。当我们在政治精英层面看到民主危机时，往往就是这些本该被默认遵守的规范正在被破坏，或者人们开始寻找绕开规则的理由——而绕开规则的方法，恰恰就是破坏规范。在选举期间，这种现象尤其令人担忧，因为你不可能为选举过程的每一秒钟都立下明确的法律规定。在某个节点上，你必须依赖人们的“善意”。一旦善意不复存在，问题就变得非常严重。亿万富豪与“言论自由” 最后一个我已经提到过的问题，我们再说一下，那就是不平等。如果财富过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是一个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代就被注意到的问题，此后历代思想家也都反复强调过。美国开国元勋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几乎每一位对民主有深刻见解的人，不论我们把他看作是左派还是保守派，都意识到这个问题：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注意到了，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注意到了，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也注意到了。马克·吐温(Mark Twain)和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也都指出过这个问题。如果你让太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那么这些人就会控制太多的言论空间、太多的话语权、太多的媒体平台。在这种情况下，正常的民主对话就会变得非常困难，因为某一个人（比如一个拥有大型媒体平台或社交平台的人）可能最终决定了我们全社会在谈论什么。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也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我之前说过，古希腊人无法预见社交媒体的出现，但他们确实预见了财富阶层通过宣传使民主变得困难的情形。他们对这一点的担忧是有道理的，而这正是我们今天也必须警惕的一个信号。马什：当然，我认为，这确实引出了我们对当下局势理解中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就像你说的，民主制度的瓦解——如果从2010年开始描绘这个过程，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社交媒体的崛起与如今被污染的信息网络之间的平行关系，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政治现象。但另一方面，这种情况过去也发生过。比如1930年代纳粹控制下的德国新闻媒体，还有收音机的出现与法西斯主义的兴起。甚至在更早以前，英国内战时期传单(pamphlets)文化的兴起，以及这种文化在整个欧洲范围内被压制的情况。我是说，这是否其实是言论自由内在的某种特质？也就是说，它在某种意义上会“吞噬”自身：一旦信息爆炸到不可控制的程度，社会就会因此发生分裂。斯奈德：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观点，我想就此说两点，内容截然不同。首先，我想从你提到技术的地方接着说下去，因为斯蒂芬（马什）说得完全正确，非常值得我们深思。一、我不会把这个问题简单归结为“言论自由”，而是更倾向于认为这是“媒体技术的变革”所导致的。比如印刷术的发明——现在，我虽然看不到你们的样子，但我能看到我那本书的封面，因为它是白色的，会反射你们身上的紫外光。所以你们都拿着书，这很好。我想我们大概都是认为书籍是积极事物的人，认为阅读和拥有书籍是好事。但正如斯蒂芬所暗示的那样，印刷术的出现在最初的150年间其实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它是欧洲宗教战争的主要诱因之一，而那场战争造成了大约三分之一的欧洲人口死亡。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印刷术让信息的传播速度远远超出了当时人们的承受能力；同时，它也让人们能够更轻易地抄袭、诽谤、拼贴。某种意义上，印刷术可以说是社交媒体的先驱。但它也给出了解决问题的线索：当你有了新技术之后，你就必须制定新的规范、惯例和法律。例如版权制度——听起来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无聊的东西——其实正是使书籍成为可能的基础。如果没有版权，我就不能写书或出版。版权制度使得书籍得以存在。而关于抄袭的法律，则让我们所谓的“言论自由”能够真正运作起来。二、所以每当技术发生变革，我们就必须重新思考“言论自由”的含义。这也引出了我的第二点：即使我们在技术层面讨论言论自由，归根结底，它并不是关于技术，而是关于“人”。追溯到古希腊，人类对言论自由的探讨有着悠久而深厚的传统。那么我们为什么需要言论自由呢？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在美国，我们似乎已经到了一个极端——当然不是你们在座的各位，你们是友善、理性、深思熟虑的人——但总体而言，美国人往往倾向于说出一些他们知道具有冒犯性、甚至是虚假的言论，然后再说一句“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好像言论自由本身就能为这些言论披上一层荣耀的外衣。我们已经陷入了这样的误区。同时，在技术层面，我们也陷入了另一个误区——当一个拥有社交平台的亿万富翁想要大规模传播谎言时，他也会打出“言论自由”的旗号。这表明我们对言论自由的理解已经严重偏离了原本的轨道。因为，不管伊隆·马斯克是将一个谎言传播五千万亿次还是五千五百万亿次，这都不是言论自由的真正意义。言论自由从来都不是关于有钱人、强者的，它从来都是关于弱者的。我们之所以捍卫言论自由，是因为“向权力说真话”本身就是危险的。言论自由是关于“人”的，是关于“最不幸的那群人”的。这才是言论自由的核心。但我们已经被搞得头脑混乱，以为言论自由是关于算法、关于那些背后根本没有人操控的机制。但其实，言论自由永远是关于一个具体的人，以及当你说出真相时你所承担的具体风险——身体伤害，甚至生命危险。我们在这个国家真正需要思考的是：我们该如何培养“自由的说话者”。你不需要担心有钱人和有权人，他们的言论自由权利自然会受到宪法保护，他们根本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焦点。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每个人都足够了解信息了吗？我们足够有信心、有安全保障去表达自己了吗？很显然，答案是否定的。而且不仅是对少数族裔或其他处境危险的人群而言，很多中西部的县，我最近拜访过，人们连在院子里插一个支持哪位候选人的标牌都不敢，因为他们害怕遭受人身攻击。这，就是我们目前面对的言论自由问题所在。美国宪法的问题马什：你知道吗，我在想，不知道你有没有像我在这个对谈系列中遇到的很多知识分子那样，去思考美国的建国，思考它的起点。你刚才提到了传单和印刷文化的起源，这很有意思，因为他们当时也正是传单写作者，对吧？某种程度上，他们就是最早的那批“传单叛军”(pamphleteer rebels)。也许我会这么说是因为我是加拿大人，所以我能更有距离感地看这个问题。但我想知道，作为一个历史学者，你是否觉得美国如今所陷入的困境，其实早在当初就已经埋下了种子。比如乔治·华盛顿的告别演说——对我来说，那简直就是在描述今天的美国，只不过是240年前说出来的。你会不会觉得，那些光辉岁月里种下的一些“种子”，现在已经开始发芽燃烧、变成火苗了？又或者说，正是这个国家的美丽与建国理想本身，正在制造它如今所面临的危机？我觉得美国最不同凡响的一件事是：它至今仍处在自己的“第一共和国”当中。你看，法国都已经是第五共和国了。我们加拿大写宪法是1982年，对吧？而你们至今还在使用18世纪写下的宪法。你觉得，美国如今的问题，是不是也部分源于此？斯奈德：是的，法国是第五共和国，但谁在乎呢？马什：说不定等这次对话结束，他们都到第七个了。斯奈德：这里有一个非常讽刺的现象。我是美国人，也是历史学家，但我并不是“美国史学家”，你懂我的意思吧——我是研究欧洲历史的。但从欧洲的角度来看，美国宪政史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反讽之处：当我们有机会影响其他国家的宪法设计时，我们会允许出现、甚至鼓励一些在我们自己宪法中并不存在的内容。举个例子：二战后，欧洲新产生的宪法中包含了许多美国人并不享有的权利。尤其是，这些宪法往往围绕着政府向人民提供服务来进行设计，而这恰恰是美国人常常质疑的部分。二战之后，面对法西斯主义带来的摧残，欧洲各国在宪法设计中大力强调福利国家的理念，其核心目标正是构建一个让人们真正感到自由的社会。所以我这里在思考一个非常具体的宪法设计时刻。我想表达的，其实是一个相对乐观的观点：是的，我们的建国文件确实有些古老、复杂，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人本身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20世纪40年代，甚至更早在20年代，那些参与一战后宪法讨论的美国政治学家和法律学者其实都非常清楚我们宪法的局限。所以说，确实有问题，但不能说所有美国人都对此毫无察觉，也不能说我们就只能消极地被这些文件束缚。我们的某些现实问题确实根植于宪法本身。比如说，宪法允许选区划分操控（gerrymandering，杰利蝾螈），而更好的宪法设计本应排除这种做法。又比如选举人团制度(Electoral College)——它在当时的政治辩论中或许说得通，但现在说实话，简直让人忍俊不禁。它真的完全没有道理，我们之所以还保留它，只是因为它“已经在那里了”。这类基本的设计缺陷确实存在。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对待宪法这份文件的精神，我想强调的是这个点。1852年，在美国首次独立日的第76周年，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自由黑人）发表了一篇著名演讲，我认为他给予了建国者应有的尊重。演讲的核心当然是当时美国最根本的问题——奴隶制。但我觉得，道格拉斯说了一句非常有智慧的话。他说，建国者在他们的时代是“叛逆者”(rebels in their own time)。就像斯蒂芬所说，他们是捣乱分子，是传单写手。道格拉斯说，他们是那些在当时冒着巨大风险的人。他们所坚持的事业在一段时间内是少数人的事业，他们是异类，是边缘人，是在被排斥的状态下坚持下来的。直到后来他们赢得了支持，甚至奇迹般地赢得了一场战争。而“自己时代的叛逆者”这句话，我认为正是我们理解建国精神的正确方式。因为那些起草美国宪法的人深知，我们也必须在我们自己的时代成为“叛逆者”，这当然也意味着我们要敢于对他们当年的立场和设计进行挑战。当年的建国者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认为“我们在18世纪写下的这些东西，应当在250年后依然将所有人牢牢束缚”。他们努力地去设计这些文件，使之能够随着历史而改变，因为他们理解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我已经提过了——我们是有缺陷的，我们不完美。这正是宪法存在的核心理由。民主是困难的，你需要规则和框架来引导我们的能量朝着正确方向流动。第二，他们明白：民主需要不断复兴。而每一次民主的复兴，都必须以我们愿意承认过去所犯的错误为前提。一个严重的错误马什：我听过很多关于美国宪法的辩护。这是我听过的最好的辩护。但这让我们回到了规范的问题。对。你提到的那个比喻很好，就像你在白板上写规则，但你真正希望的是孩子有规范。就像你写这些规则，是因为你不能对孩子说“正常点”。对。就像拥有这些价值观。斯奈德：对。我得说，对孩子说“要正常”是一种我从未想过的方法。好吧，试试看。看看是否有效。马什：也许我试了没效果，对吧？但我猜是因为我完全明白问题在于规范，但这似乎也是一个如此难以面对的问题。我有我的规范，我有朋友，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规范。作为公民，我们似乎很难真正影响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观念，即“我们都相信民主”，对吧？规范似乎是一个如此模糊、不明确，同时又是如此迫切的要求。斯奈德：当然，这是个很好的问题。让我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来回答你——一个是更直接的现实层面，另一个可能是更深层次的。让我先从那个深一点的开始说起。民主并不是——自由也不是——“一切都可以”的意思。不是这样的。自由的意义，在于这个世界上确实存在一些美好的事物，而我们每个人对这些美好事物的理解可能不同，但每个人都应有机会去实现他们心中那些“好”的东西。这才是自由的核心。自由并不意味着“什么都不是真的”，它不是虚无主义。我认为，当我们把自由理解为“无所谓、什么都行、都不重要”的时候，我们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而如果我们因此认为民主就意味着“大家随便说说、无所谓”，那民主根本不可能运作。虽然这种想法很有诱惑力——我们确实看到有不少人，甚至在美国社会中居于高位、甚至竞选公职的人，都抱持着这种态度——但那不是真正的自由，也绝对不是民主。民主绝不能只是“任其发展”的结果。它必须建立在某些积极的信念之上，而这些信念正是“规范”所依赖的基础。所谓“规范”，是指我们的行为准则，是我们在政治这个空间中不言自明、却人人遵守的“看不见的规则”。就像政治房间里的家具，虽然看不见，但我们知道如何在它们之间穿行。可是，如果没有那些积极的价值信仰作为支撑，这些规范就站不住脚。比如说我们之前听朱利安提到的一些价值观：我们要接受和平的权力交接——这是一个积极的确认；我们认为政治暴力不是政治生活中的一种常态，而是一种与民主根本不相容的行为。这一点我其实应该更早提到的：政治暴力是民主出了问题的一个极强信号。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通常，一个人或一群人如果尝试过一次政治暴力，那很有可能就会尝试第二次。所以，怎么才能建立“规范”？你只能通过积极的价值信仰去确立它们。而且你必须认真思考这些价值信仰是什么，因为世界上存在各种价值信仰，其中一些不仅非民主，甚至是反民主的。比如说：“应该有一个领袖，我们所有人都应该服从他”——这也是一种规范，只不过是一种反民主的规范。又比如：“法律并不适用于每一个人”——也是一种规范，但它同样是反民主的规范。所以，你在这里并没有真正的“中立”选项：你总是在肯定某种类型的规范，不是民主的，就是反民主的。接下来我说说那个更“现实直接”的层面：我们可以通过人们遵循的规范来判断他们。没有人在当前我们所见的政治竞争中是完全不遵守任何规范的。问题是，他们所遵循的到底是哪种规范？是与民主相契合的，还是与其他政治体系一致的？规范既是我们必须努力捍卫的，也是完全合理的评判标准。这与“政策立场”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可以支持某种反垄断政策、你可能支持另一种；我可以支持一种肉类检查制度，你可以支持另一种；铁路政策也是如此。我们可以在政策上分歧很大，但仍然在规范层面达成共识。我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评判候选人。当然，有些选举确实是围绕政策分歧展开的，比如肉检政策、交通政策这种。这种选举是你我在政策上有分歧的体现。但我并不认为2024年是这样一场选举。我认为我们现在经历的这场选举，是关于规范的。他们想要你绝望马什：你知道，我觉得这正好引出了“政治暴力”这个问题，而这一直是我最难应对的问题之一。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受。我是说，我写过一本书，叫《下一场内战》(The Next Civil War)，显然，这是一个非常黑暗的视角。我写这本书的初衷，是想作为一种警示，提醒人们美国面临政治暴力的风险。但与此同时，也正是你刚才提到的那个关于“规范”的问题，我有时会问自己：我所指出的这种黑暗是否反而适得其反？是不是一种更积极的策略——比如说去“肯定那些美好的东西”——其实更能阻止民主的倒退？因为在我看来，一旦我们进入那种“民主真的处于危险之中”的状态，这种危机意识本身就会变成一个驱动力，它反过来会加剧那种“绝望感”，而这种绝望感正是导致政治暴力和制度崩溃的温床。所以我想说的其实不仅仅是那些人（制造暴力或极端主义的人），而是我自己——如果我可以把你当成一个心理咨询师的话——我们怎么才能跳出这种负面循环，进入某种积极的肯定状态？斯奈德：我觉得，如果我是你的心理治疗师，我会说：“这是一个非常棒的问题。”对吧？这要收费250美元（笑）。因为这正是治疗师会说的话，不是吗？无论你从哪里出发，你都是从一个好的地方出发的。除了治疗师，全场都笑了。现在，连治疗师也笑了。谢谢你。所以，我想从一个更黑暗的地方开始，然后尝试走出来。我写的这本关于自由的书，其实是一本非常温暖和充满希望的书。它讲述的是“自由”作为一切美好事物中最美好的一种，它描绘的愿景远远好于现实中的美国。但我写这本书时，是带着我对历史的了解在写的——我们刚才讨论了一些——也是带着我对其他更艰难局势的认知在写的。所以，我第一次像这样与人讨论这本书——不是像今晚这样的大讨论，而只是谈这本书——是在乌克兰东北部的哈尔科夫，一个距离俄国边境约35英里、距离前线只有几英里的城市，我们在地下举行讨论。我们之所以在地下，是因为哈尔科夫经常遭到导弹袭击，而人们根本没有足够时间转移到防空掩体。如果你想举行像今晚这样的集会，只能在地下举行。我之所以想到这些，也部分是因为我现在穿的衣服，正是我那次地下讨论时穿的衣服。整场讨论期间我都在想，这一切是多么不同：我可以坐在这里，不是在地下，斯蒂芬和我，还有你们大家，都不用担心导弹袭击。我们知道，当我们今晚走出剧院时，卡拉马祖的建筑不会在我们不在的这段时间被摧毁。我想到了这一切，我没办法不去想。然而，尽管如此——哈尔科夫、乌克兰东部、南部，那些地方是可怕政治暴力的例子。俄罗斯所施加的政治暴力是恐怖的，其目的正是要终结民主。这一切的本质，就是要通过摧毁乌克兰的民主来向俄罗斯人证明：民主是不可能的。那些正在抵抗的乌克兰人，正为民主付出可怕的代价。但这正是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发生转变的地方。因为在我的经验中，甚至可以说是尤其在那些为民主而抵抗、冒着风险的人身上，我看到的是：抵抗总是具有创造性的。我们本来不必在那个地下掩体里讨论自由，对吧？每个人都可以待在家里，看着网络，感到恐惧。但他们没有。他们走出来，参加了讨论，就像你们今晚也走出来参与这个讨论一样。抵抗总是带有创造力的，抵抗总是积极的。当我想到其他一些比我们当前所处环境更危险的地方，那些曾经抗议、冒险的人反复告诉我同一句话：“当我在抗议的时候，我反倒不像在家看电视时那么害怕。” 所以即便是冒那一点点小小的险，也是一种肯定性的行为；它让你与他人一起行动，让你感觉更好。而这也是对你刚才那个“心理治疗”式问题的回答——现在我是认真的了：那些想要“杀死民主”的人，他们的策略就是让你恐惧，让你相信一切都没有希望。他们想要你绝望。这是一种手段，他们的目标就是这个。因为，如果我们彼此隔离、不沟通、不合作，民主是无法运作的；如果我们被恐惧所支配，民主也无法生存。你说得对，恐惧本身的确可能导致糟糕的结果。但这不是让我们屈服于恐惧的理由，而是一个强有力的理由，说明我们必须始终去做我们力所能及的小事。因为每个人总能做点什么，而我们现在通常还能多做一点点。尤其是如果我们和他人一起去做，就能驱散那种无力感。这也是我在那些比我们现在所处环境更加严酷的地方亲眼看到的。如果你什么都不做，那你自然会觉得黑暗的来临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你和别人一起，那你就会产生希望——你会变得更有行动力，也会更有希望。这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行动力与希望会互相激发，彼此增长。无法回头马什：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你在书中提到的一个观点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其实不止一个，但这个尤其让我记住了：人们常常觉得民主不起作用，但如果你试试专Z，那结果才是真正糟糕。它会非常快地崩溃，也会非常快地变得可怕。而我们现在，正处于美国为数不多的四五个关键地区之一，在这里，全球民主的未来可能会被决定。我想请你，向这个世界的角落发出呼吁——为什么民主比它的替代品更好？斯奈德：这是个很容易理解的观点，也是你刚刚提到的。我先说这个，然后再讲另一个。第一个简单的观点是：我们在民主中抱怨的一切，其实都可以被改进。斯蒂芬刚才非常正确地提到过，在专Z制度下，情况往往会变得更糟。看看那些我们某些政治人物钦佩的独裁者，比如普京，或者匈牙利的欧尔班——这些国家相较于美国来说是穷国，而且它们永远都不会变得不穷。它们被困住了。哪怕匈牙利位于欧洲联盟的中心地带——这个世界历史上最大最富裕的贸易区——只要欧尔班继续掌权，匈牙利就会一直贫困。因为欧尔班的统治意味着一人独大，意味着少数依附权力的寡头拿走所有来自欧盟的资金，意味着经济失序。这还不包括缺乏自由媒体、大学被压制等问题——这些国家体制无法运转，问题也无法修复。俄罗斯也是个类似的例子。这个国家拥有大量的油气资源财富，但这些财富被一个人和他周围的一小撮人所控制。全国大多数人极度贫困，而俄罗斯几乎没有什么系统是高效运作的。而且——这种情况无法改变，真的无法改变。所以从斯蒂芬提出的观点出发，我们抱怨的许多民主问题比专Z更糟糕——这是真的。但更糟的是：你在专Z体制下无能为力。你什么都做不了。我非常担心的是，美国人往往不理解这一点的严重性。如果你投票反对民主，如果你投票支持那些破坏规范的人，如果你投票支持那些宣称自己想当独裁者的人，如果你投票给那些公开钦佩独裁者的人——那一刻或许看起来很“爽”，好像你在挑战权威、做了一件“解放自我”的事。但一旦你越过了那条线，你就无法回头了。这不是我们所熟悉的那种“可以修补”的错误。民主虽然慢、尴尬、笨拙，并不总是带来你想要的结果，但你总是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回头，重新开始。但如果你投票反对民主，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正是现在很多美国人正在考虑做的事——一旦你否定了民主，就真的回不了头了。第二个观点，这是个乐观的亮点：美国现在的状态不会一直持续下去。极化不会永远持续；愤怒和焦虑不会永远持续；五五开的选举格局不会永远持续；社交媒体主导一切的现状也不会持续。这种现状是不可持续的。作为一名研究政权变迁和历史转折点的历史学家，我认为，接下来要么事情会变得更糟，要么它们会变得更好——而且可能会变得好很多。 2020年代的美国，有潜力成为一个比现在更加富裕、慷慨、公平和成功的国家。远远更好。我们可能会迎来一种变化，就像从上个世纪40年代走向50年代，从50年代走向60年代那样的跃升。这个国家拥有足够的财富、技术、受过教育的人民——我们拥有一切，除了：一些糟糕的领导人，一些糟糕的想法，一些顽固失效的制度。但我们可以突破——走向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迈入一个更好的“第三世纪”。而我们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前提，就是维持住我们的民主。 *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10 00:00

华尔街日报：决定美元命运的不是贸易再平衡，而是回报

余额有关，也就是所谓的净国际投资头寸。瑞士是对外资产净持有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为0.4%。相比之下，美国是主要经济体中最大的净外部债务国，去年的净投资头寸为负，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8%。美国的借款利率为4.5%。贸易是讨论的核心。从会计角度看，每当进口大于出口时，美国就等于向外国借钱。负对外资产状况主要反映了自1990年代以来积累的贸易逆差。在某种程度上，这与预算赤字的联系很明确：总体而言，企业和消费者在海外支出更多，国内需求就更疲弱，失业率可能上升，因此政府有动机填补这一缺口。预期通胀的背景下，进口国的中央银行会维持较高的利率。不过，传统观点认为，对外负债的大量累积最终会导致外国停止再融资，或者导致本币贬值，但这种情况并未发生。2000年代，在美国贸易逆差扩大时，美元确实走弱，推动美国对外资产升值，从而改善了对外资产状况。然而，从十年前开始，失衡再次加剧，而美元的飙升使问题更加严重。对特朗普的首席经济顾问斯蒂芬·米兰，以及北京大学的经济学家佩蒂斯来说，美元“全球储备货币”的角色是关键解释。他们认为，这一地位促使中国等拥有大量储蓄的出口国家投资美国资产，由此带来的资本流入使美元被高估，迫使联邦政府或美国民众承担过度债务——后者曾引发2008年金融危机。但这种说法并不完全准确。当外国企业对美出口多于进口时，他们最终持有美元现金，这属于美国的负债。但这只是商品交易的付款，并不意味着美国进口商在字面意义上向外国借款。外国出口商并不是在不断再融资扩大的债务：他们是在出售产品、把钱存入银行，没有太多理由停下——即使这些美元最终会被再投资于其他资产。与此同时，外国投资者对美国的实际放贷，并不会被记录在净外部资产头寸中，因为没有负债的净增加：美国发行债务的同时获得现金。因此，很难找到外部赤字与信贷繁荣之间的直接联系。以英国2016年脱欧公投为例：英镑在投资者预期经济增长减弱的背景下迅速下跌，但尽管存在巨大外部赤字，贸易和债务再融资并未中断。事实上，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跨国数据，在过去十年里，除美国之外，各国汇率变化与净国际投资头寸之间并无相关性。至于美元的特殊地位，自1971年总统尼克松中止黄金兑换以来，它与强势或弱势汇率都曾共存。自2014年以来，美元升值的同时，外国对美国国债的持有量保持稳定。当然，也确实存在外国资金流入推高本币、加剧对外失衡的情况。反过来，美元目前的走弱可能有助于缩小赤字。但关键在于，汇率受多种因素驱动。过去十年，美国股本回报率预期与美元价值密切相关，同时也使净国际投资头寸恶化：外国投资者大量涌入美国股市——这在统计上被计为负债——而这些股市因美国经济强劲和硅谷在全球的领先优势而大幅上涨，体现在4月达258亿美元的服务贸易顺差上。很难说更高的回报率会导致一个国家货币贬值。现在重要的是，人工智能的繁荣和就业市场的韧性——尽管5月招聘略有放缓——是否足以抵消高企的股票估值、不稳定的关税政策，以及新支出法案中第899条可能对外国投资者加税的威胁。美元是否能维持历史高位，并不取决于是否实现再平衡。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10 00:00

新消费股大抱团，谁是下一个？

结果可以等正式公报出来，看是否像5月份瑞士谈判一样超预期。总之，中美通话之后，外贸关税问题不再是市场题材炒作的主要方向，这对于新消费行情反而是利空的，因为内需刺激预期是过去大涨核心驱动力之一。这一点已经从上周四开始逐步定价。再看估值。新消费经过数月暴涨之后，估值已经变得昂贵。比如，老铺黄金PE一度突破100倍，在过去不足1年时间内大涨了10多倍，市场抱团是否过于极致了。潮宏基最新估值也超过了50倍，但业绩高增可能并不具备持续性，也没有像老铺黄金一样站稳高端市场。宠物赛道中，截止6月9日，乖宝宠物最新PE为65倍，中宠股份为46倍，已经远超一般消费股平均20来倍的估值水平（成长性不一样，估值倍数理应更高）。从以上两大逻辑看，接下来新消费持续大幅爆炒的可能性不高，有更大概率会有一波调整，杀一杀交易拥挤度。当然，具体也要看企业业绩与估值情况，此前涨幅过大、趁新消费的伪龙头概念调整空间可能会更大一些。 03 倘若接下来新消费行情果真暂歇，接下来市场又会瞄准什么行业板块呢？在我看来，科技可能会是市场结构切换的重要领域之一。加剧切换的驱动因素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方面，本周关税谈判可能会超预期，有利于提振情绪。此外，本周科技领域更大消息驱动因素源于中科曙光与海光信息的复牌上市。这两家科技巨头的合并，意义还是比较大的。首先，管理层希望科技领域的并购重组能够火起来，市场给到较好估值水平，吸引更多上市企业参与。那么，未上市的科技企业能够通过并购重组方式进入上市公司体系，进而支撑科技创新企业的发展。其次，此前新消费持续火爆之下，科创50为首的科技股被市场持续抽血，5月底甚至回到了今年1月份低位水平，较2月底整整调整了三个月之久，成为A股4月份以来表现最差的指数。海光信息市值3100多亿元，又是科创板第二大权重，如果复牌大涨，具备较强示范效应，可能会带动芯片、信创、机器人等被市场冷落许久的板块迎来共振行情。另一方面，6月18日—19日，2025年上海陆家嘴论坛将召开，参会人员包括央行行长潘功胜、国家外汇局局长朱鹤新等，将发布若干重大金融政策。今年论坛上，有更大可能会出台金融支持科技的政策，或会提振科技股市场情绪。其实，回顾2024年论坛，主要也是发布了有关科技创新相关政策。以上潜在触发点，加之新消费与科技板块之间的估值性价比，科技在6月份迎来一波估值修复的概率比较大。而在科技赛道中，人形机器人无疑是核心主线之一。当前行业正处于商业化元年，关键技术屡有突破，叠加长期广阔的市场空间，且相关概念股多具备汽车零部件等景气赛道的原有业务，业绩增长空间不差，有望随科技赛道迎来阶段性修复。不过，对于接下来整体大市及科技股行情仍需保持理性。因短期外贸压力暂时缓解，内需政策刺激预期显著减弱，叠加宏观经济现实压力不小（从持续下跌的工业品商品价格可见一斑），大盘上行空间应该有限，市场整体赚钱效应趋弱，科技股可能的反弹也不会很顺利。总之，对接下来的市场要降低预期，聚焦布局结构性机会，会更好一些。

格隆汇06-09 1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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