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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随笔：迪士尼与美国中产阶级的衰落

本文刊发在纽约时报观点版，作者丹尼尔·卡雷尔是一名管理顾问。 Photo by Jayme McColgan on Unsplash 7月23日星期三早上6点55分整，60岁的校车司机斯嘉丽·克雷塞尔怀着紧张又兴奋的心情，在手机上打开了迪士尼App。下周，她将和女儿、孙子孙女以及母亲一起前往迪士尼乐园旅行。还有五分钟，她就能进入迪士尼的游乐项目预约系统，她希望能为这次旅行抢到三个预约名额。这个时刻筹备了多年。克雷塞尔多年来在生日和圣诞节都请求亲友送她迪士尼礼品卡，挖掘各种折扣，并分期支付乐园门票。她的母亲在附近安排了分时度假住宿，而朋友则会搭乘从弗吉尼亚开往佛罗里达的美铁汽车列车，带着大家的行李，这样可以避开航空公司的行李费用。但尽管筹划已久，克雷塞尔在进入预约系统时仍处于劣势。系统会优先为那些聘请导游、购买高价通行证或入住迪士尼旗下酒店的游客分配排队优先权。作为一名精打细算的游客，克雷塞尔在这个优先顺序中几乎处于最末位。很多时候，数以千计的热门游乐项目名额都优先分配给高消费游客。位于迪士尼波利尼西亚村度假酒店、最近翻新的1863平方英尺“卡美哈美哈国王套房”，配有上下两层的大客厅、可观赏仙杜瑞拉城堡的景观浴缸，每晚价格高达3000美元。 EPCOT内现代风格的GEO-82酒吧及休息厅推出一项套餐，包括一座小吃塔、一杯香槟或鸡尾酒以及可观赏焰火表演的桌位，每人收费179美元（不含乐园门票，但需另购）。而在迪士尼大佛罗里达酒店米其林星级餐厅Victoria & Albert’s享用搭配红酒的定价套餐，两人起价超过1200美元。类似服务还有很多。在过去的大部分时间里，迪士尼的定价是为了吸引不同收入层级的人群，其口号是“人人都是贵宾”。当时，迪士尼通过为每一位游客提供同样的体验，构建了一种共同的美国文化。开凯迪拉克来的家庭和开旧雪佛兰来的家庭一样，要排同样的队、吃同样的食物、玩同样的项目。那时，美国庞大而稳健的中产阶级是企业争夺的核心市场，也是主导消费的力量。如今，中产阶级在规模和购买力上都大幅萎缩，而高收入人群的财富却急剧增长。美国最重要的消费市场如今已转向富裕阶层。越来越多的公司将产品和服务针对高收入人群定制，导致美国人曾共享的体验，如今更多取决于个人拥有多少财富。数据推动了这种转变。互联网、算法、智能手机，再到如今的人工智能，使企业能更精准、更轻松地锁定迅速壮大的高净值人群。作为管理顾问，我曾与数十家公司合作，见证如何做出这种转型。如今，很多大型私人机构都在致力于为富人打造更优质的服务体验，而其他人只能放弃，或拼命追赶。迪士尼的理念在1990年代开始转变，逐渐推出越来越多的高端服务。但直到疫情带来的经济冲击之后，迪士尼才真正放弃了“中产阶级乐园”的表象。一位名叫伦·特斯塔的计算机科学家表示，如今的迪士尼假期是“为美国收入排名前20%的家庭准备的——说实话，可能是前10%，甚至前5%。” 特斯塔撰写《非官方指南》系列书籍并运营Touring Plans网站，向游客提供避开人群、缩短排队时间的建议。他说：“迪士尼将自己定位为全民度假选择。讽刺的是，大多数美国人却负担不起。” 迪士尼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公司目标是“让尽可能多的家庭都能体验迪士尼”，“没有两个家庭的体验是完全一样的，这也是我们提供多种门票、餐饮和酒店选择的原因，并在全年不断推出优惠活动。” 克雷塞尔从小看《迪士尼奇妙世界》和《米奇俱乐部》重播长大。1993年，她第一次和外祖母一起游览迪士尼世界。她说：“当你穿过写着沃尔特迪士尼世界的牌子时，所有的烦恼都会消失。” 过去，她作为成年人去迪士尼时，还可以使用1999年推出的免费“快速通行证”系统。这项服务允许游客预约特定时段返回游乐项目，避免长时间排队。有了这些通行证，她几乎可以不用久等，就玩遍想要的项目。她说：“我真的真的很怀念那个时候。” 早上7点，克雷塞尔登录了迪士尼App。她和女儿——一名特殊教育助教——两人的年收入接近8万美元，几乎正好是美国家庭的收入中位数。为了这次旅行，她们已经花了超过2300美元购买迪士尼门票——根据特斯塔对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的分析，这一数额超过了普通中产家庭全年旅行的平均支出。因此，克雷塞尔决定只预约一个所谓的“第一梯队”项目——蒂安娜的沼泽探险。加上另外两个较次级的项目，总费用又增加了160美元。她为了让女儿能使用信用卡积分，花了七分钟输入新的信用卡号，浪费了宝贵时间。最终，她仅能预约到下午3点40分的沼泽探险跳过排队通道。她判断，当天余下的热门项目，大概只能靠排长队来尝试了。尽管如此，克雷塞尔说，她仍迫不及待地想带孙辈首次踏入迪士尼乐园，“从他们的视角去看”。迪士尼从来都不便宜。1955年，加州迪士尼乐园开园时，一个四口之家的一天游，包括门票、部分游乐项目和餐饮，大约花费30美元。当时美国家庭年收入中位数为4400美元，因此30美元已是高消费，相当于一周的食品杂货费用。但对快速壮大的中产阶级来说，仍算花得起。在最初几年，迪士尼门票涨幅极为缓慢，有时扣除通胀后甚至更便宜。上世纪50年代的一本员工手册引用了沃尔特·迪士尼的话：“我们为来自乔利埃特的琼斯一家铺上红地毯，就像我们会（稍作装饰地）迎接来自棕榈泉的艾森豪威尔一家一样。” 这种“人人都是贵宾”的理念，在迪士尼1966年去世后仍长期保留在员工培训中。幸运的是，这种包容性理念，在当时也符合商业利益。这一切，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发生变化。当时的迪士尼首席执行官迈克尔·艾斯纳推出了大量面向富裕人群的产品，包括更豪华的酒店、邮轮服务和高档餐厅。但据迪士尼历史学者亚伦·戈德堡所说，艾斯纳拒绝了允许游客付费跳过排队的提议。到了2000年代初，竞争对手环球影城率先引入了付费免排队服务，但迪士尼可能出于对粉丝群体反弹的担忧，依旧坚持不跟进。然而进入2000年代中期，越来越多的富裕阶层形成了一股无法忽视的利润来源。Datos Insights的数据显示，1992年，美国资产达到2022年币值2000万美元以上的家庭有8.8万个；而到了2022年，这一数字已增长到64.4万个。能够为一场度假花费几乎任何金额的人群，已经成为新的“大众市场”。与此同时，智能手机应用彻底改变了企业与客户之间的连接方式。2012年，“我的迪士尼体验”App上线，游客可通过它查看排队时间、演出时间、餐厅预订等信息。而作为回报，迪士尼获得了大量关于游客动线、消费行为和花费水平的数据。如今，这个App几乎成为游园的核心工具——熟练游客还会携带额外电池。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迪士尼等公司都能精准掌握谁愿意为何种体验支付高价。特斯塔表示：“迪士尼其实是一家做电影和主题乐园的分析公司。” 在我三十年的咨询生涯中，我见证了各行各业如何利用这些信息，将注意力转向高消费客户。银行、零售商、酒店、航空公司、信用卡公司、制造商、大学等都意识到，最富有的客户不仅消费更多，而且消费量是普通顾客的好几倍。许多企业发现，如果不以高净值客户为中心，就无法支付具有竞争力的员工薪酬，无法提升股东回报，也无法吸引资金投资新产品。而在1970年代及以前，推动企业盈利的是中产阶级；到了1990年代，高端市场的盈利能力已经毋庸置疑。疫情成为压垮中产的最后一根稻草。新冠封锁和流媒体竞争带来了巨大财务损失。2021年10月，迪士尼取消了免费的快速通行证系统，令许多忠实粉丝愤怒，并开始在迪士尼世界推出每个项目15美元的预约服务。接下来的三年里，跳过排队的选择数量和价格都在迅速增加。迪士尼还为住在旗下酒店的游客提供额外福利，其中之一就是可以比其他人更早预约游乐项目。结果就是，一个复杂的多层级系统逐渐成型：大量热门项目的免排队名额，优先分配给那些支付高额费用请私人导游、购买高价通行证或入住迪士尼旗下特定酒店的游客。特斯塔指出，迪士尼的酒店价格远高于奥兰多其他酒店。为迪士尼带来丰厚利润的，正是这种分层定价机制。去年，一名黑客入侵了公司内部的Slack频道。泄露的数据显示，从2021年底到2024年6月，迪士尼通过免排队产品获得了7.24亿美元收入。之后，迪士尼又推出了大受欢迎的“闪电通道尊享通行证”，价格浮动不定，但在某些日子里，轻松就能超过400美元。今年4月，我重返迪士尼世界，实地体验这套新系统。园区里的氛围仍带有浓厚的中产色彩，甚至让人感到亲切，游客们穿着短裤和T恤在园中奔跑。在迪士尼乐园，你几乎一定会听到《星愿》这首歌，这是迪士尼的非正式主题曲。迪士尼在1940年代采用了这首歌，它的第二句歌词“无论你是谁，都无所谓”，曾完美体现了迪士尼平等包容的理念。而现在，这首歌在我耳中，仿佛是一种怀旧的中产阶级角色扮演——帮助我们重温沃尔特·迪士尼所构想的那个迪士尼。但现实中的迪士尼，是市场塑造出来的那个版本：想要全家人在热门项目上跳过排队，花费约90美元，这还不包括一家四口已可能超过700美元的门票。特斯塔表示，他每天大约会收到10封游客寻求旅行建议的邮件。但像克雷塞尔这样的中产家庭，跨越数州，在迪士尼世界安排多日旅行的情况已经非常罕见。他说：“上一次帮像她这样的家庭安排旅行是什么时候？我记不清了，至少有10年了。” 克雷塞尔筹划多年的假期终于到来了。7月28日星期一清晨6点，她在分时度假住所醒来，驱车前往迪士尼一间较便宜的酒店，那是她女儿朋友入住的地方，为的是利用那里的免费停车福利。克雷塞尔因行动不便，组装了租来的代步电动车。然后，一行人搭乘免费度假区巴士前往好莱坞影城，早上9点抵达入口（这个园区和其他园区一样，对入住迪士尼酒店的游客早半小时开放）。那天是酷热天，气温已升至31℃。克雷塞尔故意选在这个季节前来，因为炽热天气通常能稍微降低票价，也能减少人流。然而，一过入园门口，克雷塞尔的电动车就坏了。租赁公司代表试图进入园区更换设备，却难以找到她。在高温与高湿的环境下，体感温度接近42℃，她只好躲进一家餐厅避暑。最终，这个意外耽误了整整三个小时宝贵的园区时间。因为延误，克雷塞尔无法搭乘任何“星球大战”主题的核心项目。最令她沮丧的是错过了《抵抗军崛起》——这是整个园区的招牌项目之一。她原本考虑过提前预订这个项目，但当时查到五人一共要花110美元，她最终放弃了。克雷塞尔一直是个积极乐观的人，几乎很少情绪低落。但这一天就是个例外。她后来提醒我，如果游客带着“必须完成的计划”来迪士尼，可能会“非常失望”。她发誓自己要保持好心态。周四，迎来了她最期待的魔法王国日。凌晨5点，克雷塞尔起床，目标是7点半抵达园区。但因电动车和非迪士尼酒店住宿所带来的延误，一行人最终在8点才抵达——在人潮将起之际，并非理想时间。他们首先前往《彼得·潘》游乐设施，仅等了15分钟就成功体验。出来时，队伍已排起长龙。接着他们去了旋转木马这个冷门项目，克雷塞尔还参观了总统大厅。 14小时后，克雷塞尔体验了园内9个项目，其中3个属于第一梯队，还观看了巡游和焰火表演。晚上11点乐园关闭时，她和同伴筋疲力尽地离开了园区。克雷塞尔怀里抱着一个孩子，仰望夜空，看着焰火在家人和朋友身边绽放。对于加州科技公司高管肖恩·科纳汉来说，他的迪士尼之旅与克雷塞尔完全不同。按照特斯塔的说法，新年前后是迪士尼一年中最拥挤的时段之一，而他正是在这个时间带着13岁的女儿来到奥兰多。科纳汉毫不犹豫地购买了迪士尼的“闪电通道尊享通行证”，这种通行证允许持有者每个游乐项目都能快速通过排队。“既然已经为这四天花了7000美元，”他说，“再多花900美元去魔法王国，也不算太疯狂。” 通行证价格因日期和乐园不同而浮动。购买这类通行证的游客无需事先在线预约，因为系统已为他们提前预留好位置。实际体验甚至超出了科纳汉的预期。由于不需要抢预约，他和女儿悠闲地起床，然后步行前往搭乘单轨列车进入魔法王国。虽然比巴士慢一点，但他认为单轨列车是“迪士尼世界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天气几乎完美，约21℃，还有微风。他们上午10点抵达，这是众所周知的高峰时段，但科纳汉和女儿几乎畅通无阻地进入“雷霆山铁路”项目，尽管标示的排队时间超过一小时，他们仅等待了9分钟。之后，他们玩了克雷塞尔最优先考虑的“蒂安娜沼泽探险”，又去了“鬼屋”，在那里仅排队7分钟，而其他游客的等候时间是75分钟。他们中午在“丛林巡航”主题的“斯基珀食堂”用餐，这家餐厅以服务员讲冷笑话而著称（和游乐项目的主持风格一样），他女儿点了她最喜欢的菜之一：30美元的酥炸鸡肉，配辣椒酱油酱汁、茉莉香米和腌制蔬菜沙拉。午饭后，他们体验了“加勒比海盗”，只排了4分钟，而普通队伍需等65分钟。 “七个小矮人矿山列车”排队5分钟，原预计需85分钟。他们当天以新项目“创极速光轮”结束，仅等8分钟，而正常等候时间是2小时。最终，科纳汉和女儿在7小时内游玩了16个项目，包括乐园全部5个第一梯队项目，以及额外付费的两大热门项目“七个小矮人”与“创极速光轮”。中间还包括一顿正餐和一份Dole Whip甜点。女儿称这是“最棒的一天”。过去五年的一个经济谜团是：尽管几乎每个人都有工作，家庭收入处于历史高位，消费水平也超过疫情前，但除了最富裕的人外，大多数人对经济和自身处境仍普遍感到不满。我们总是在对比中评判自己的生活——不论是与过去相比，还是与同龄人相比。从这两个角度看，迪士尼乐园——以及很多美国文化中的类似场所——都揭示出一部分答案。与过去相比，去一趟迪士尼确实变贵了，但更关键的是，现在“显得”格外昂贵——因为无处不在的消费升级诱惑。社交媒体让这种分化更加直观。只要在Instagram上搜索 Club33，就能看到隐藏在迪士尼乐园内部、仅限受邀者进入的私人俱乐部。除非你是其中极少数一员，否则这些画面只会让你感到疏离，而非归属。 20世纪的美国，是一个幸运的时代。那时我们还可以依赖迪士尼这样的公司，提供丰富而具凝聚力的文化体验。沃尔特·迪士尼希望他的观众之间“没有种族、国家、政治、宗教或社会阶层的差异”，因为面向所有人不仅有意义，也是有利可图的。那是一个大机构仍受信任的时代，他们创造的文化，几乎被所有美国人共同拥有。如今，面向中产阶级的商业模式，已不再像从前那样具有吸引力。市场，以及逐渐随之变化的文化，已由富裕人群主导。科技让企业可以洞察过去无法触及的阶层差距，并据此采取行动。根据我们收入的不同，我们看到不同的广告、排不同的队、吃不同的食物、住不同的酒店、在游行中站在不同的区域，等等。如今的盈利模式不再是“共享”，而是“分层”。尽管经历了一系列波折，克雷塞尔仍表示她这趟旅行很愉快。迪士尼的某些经典元素依然存在，比如仍可“先到先得”与米奇等角色合影。当她其中一个孙子想与《冰雪奇缘》中的艾莎单独合影时，她回想起自己小时候对迪士尼角色的喜爱，“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克雷塞尔估算，她这次在奥兰多7天的旅程，总共花费大约8000美元，涵盖两位成人和三个孩子——相当于她和女儿税后年收入的约15%。但她已经开始考虑再来一次。如果再去，她打算提高预算，入住迪士尼自营酒店，并购买更多预约服务。她说：“所有的魔法都是有代价的。”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8-30 00:01

特朗普政府要指控向联邦特工投掷三明治的男子重罪，被大陪审团拒绝后只能改为轻罪

左肩撞了一下其中一名警卫队员的肩膀。（纽约时报）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8-30 00:01

特朗普宣布免去美联储理事会委员库克的职务，仅凭盟友的炮轰

据纽约时报报道，特朗普周一直接将美联储理事会委员丽莎·库克免职。这种行动非常少见且法律依据可疑，决定可能会削弱美国央行的独立性。 Federalreserve, Public domain, via Wikimedia Commons 库克是首位进入美联储理事会的非裔女性。特朗普此前从未掩饰自己对美联储的不满，几个月来一直抨击他不满意的高利率水平。特朗普表示，免职决定立即生效，并以库克涉嫌伪造文件、以获取房贷优惠条件为由。这一指控最早由联邦住房金融局局长比尔·普尔特提出。他近几周不断煽动特朗普对美联储的愤怒。普尔特与特朗普一起持续发起一系列指控，试图在美联储安插政治忠诚者。普尔特曾在社交媒体上直接指控库克在房贷申请中存在欺诈行为，并呼吁她辞职。他还将此案移交给司法部，司法部应他的要求展开了刑事调查。他还敦促特朗普解职库克，特朗普随后表示如果库克不辞职，他将亲自将其免职。目前，库克并未被指控任何不当行为，也未因任何罪名被法院定罪。她的解职可能引发一场关于总统是否有权罢免独立委员会成员的法律战。根据联邦储备法案，总统只有在能证明存在“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才能免职委员，通常此类理由需涉及渎职或不当行为。 “我已经认定存在足够理由将你免职。”特朗普在Truth Social上发布的信中写道。 “美联储在设定利率、监管准备金和成员银行方面肩负巨大责任，”特朗普继续写道，“美国民众必须对被赋予制定政策和监督职责的人员的诚信充满信心。考虑到你在金融事务中具有欺骗性、可能构成犯罪的行为，公众无法对你的诚信产生信任，我也不能。” 这项决定对金融系统的影响可能远超个人命运。美联储作为货币政策的非政治仲裁者，独立性至关重要。库克被免职后，特朗普有机会再任命一位忠于自己的人员进入这个设定基准利率的关键机构。尽管经济学家担忧过早降息会造成严重伤害，特朗普仍坚持认为借贷成本应大幅下调。特朗普在解职库克时，再次重复了普尔特的指控，称她伪造银行记录和其他文件，以获取贷款优惠条件。库克本应任职至2038年。虽然普尔特坚称自己是在打击欺诈行为，但他和特朗普的行动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两人试图将政府手段政治化，用来对付美联储及其成员，包括主席鲍威尔。鲍威尔在面对特朗普政策尤其是贸易战可能引发通胀的情况下，坚持维持利率不变。他们特别聚焦库克的房贷问题，其策略也符合一项愈发明显的政治报复模式。特朗普与普尔特过去也曾用类似手法指控他眼中的“政敌”存在欺诈行为，包括加州参议员亚当·希夫——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他曾主导国会对特朗普的调查——以及纽约州总检察长詹乐霞（Letitia James），在特朗普重返白宫前她赢得了一场针对他的民事欺诈诉讼。库克在本周早些时候发表的唯一声明中表示：“我没有任何因受胁迫而辞职的打算。” 她还表示将“回应所有正当问题并提供事实依据”。但她的离职将使特朗普有机会在美联储七人理事会中再填补一个空缺。在此之前，另一位委员阿德里安娜·库格勒已于8月初意外辞职。特朗普已提名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米兰出任库格勒的剩余任期，任期将于明年1月结束。以上两个职位均需经参议院确认。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8-27 00:00

特朗普深夜发文：要罢免美联储理事库克！她是谁？

背景如何塑造了自己的人生与研究。在《纽约时报》一篇题为《我选择这个领域是个错误》的评论文章中，库克与合著者Anna Gifty Opoku-Agyeman写到黑人女性进入经济学领域所面临的挑战。她们指出，2023年授予女性的492个经济学博士学位中，仅有4个由黑人女性获得，而留在学术界的更少，原因包括在学术发表引用中遭遇歧视等。库克曾发表论文，研究私刑对专利申请的影响，发现对黑人的杀戮抑制潜在的专利数量——如果他们能够存活，专利申请量本应更多。库克在该领域的专业知识使她在政策制定者中颇为独特。自加入美联储以来，她多次发表演讲，探讨人工智能、创新与生产力等议题——这些正是经济学界在新技术对劳动力和经济其他方面产生影响时亟需面对的问题。

风起08-26 14:44

美国股市高度集中，英伟达所占权重超过现代历史上任何公司，如此异常的市场还能繁荣多久？

本文刊发在纽约时报，作者杰夫·索默是时报的金融专栏作者。 Photo by Kostiantyn Li on Unsplash 美国股市令人惊叹。尽管特朗普政府出台了诸多破坏性政策，市场依然找到繁荣的路。科技股飙升，受益于对先进人工智能的强烈预期。英伟达作为众多人工智能芯片的制造商，在今年夏天突破了新的市值门槛，成为首个市值超过4万亿美元的公司，目前占标普500指数总市值的约8%。英伟达在市场中的占比，超过了明尼阿波利斯的独立金融研究机构Leuthold Group在过去35年所追踪的任何公司。但不只是英伟达。根据FactSet的数据，美国市场上还有另外九家公司市值超过1万亿美元。除了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以外，其他都是广义上的科技公司。微软和苹果的市值都超过了3万亿美元；Alphabet（谷歌）和Meta（脸书）超过2万亿美元；还有博通，另一家大型芯片制造商，以及特斯拉（虽是汽车公司，但也具有科技特性）。伯克希尔·哈撒韦以约1万亿美元的市值位列榜单末尾。科技主导市场。早在1999年互联网泡沫时期，就可以这样说，如今更是如此：如今的股市集中度更高，科技股的权重极重。那些在投资组合中重配科技股的投资者——如今也包括通过指数基金持有整个市场的所有投资者——都获得了可观回报。但当股市如此失衡，风险也随之而来。走向极端在4月，特朗普政府施加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高的关税，引发股市大跌后，标普500指数依然迎来了出人意料的强劲表现。今年的大部分涨幅来自科技板块。据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的高级指数分析师霍华德·西尔弗布拉特表示，截至7月，由英伟达、微软、博通、Palantir Technologies和甲骨文领衔的信息技术板块，占标普500指数8.6%总回报的近54%。 Meta、Netflix和亚马逊所在的通信服务板块，则贡献了另外15.4%。这两个科技板块合计，占整个指数回报的近70%。从个股来看，市场集中度更高。英伟达是最大的推动力，占标普500总回报的26.2%。接下来的四家公司分别是：微软，占21.6%。 Meta，占9.8%。博通，占8.3%。 Palantir，占4.5%。事实上，这些数据甚至低估了英伟达在市场中的核心地位。这家公司既是关键推动者，又是发展先进生成式人工智能竞赛中的最大受益者。这种人工智能将在某些方面超越人类智能。军备竞赛已经展开。Alphabet、微软、Meta和亚马逊已宣布，今年将合计投入4000亿美元用于资本支出，其中大部分用于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公司股价和科技股一起上涨，因为人工智能数据中心需要大量能源。虽然这对环境和消费者的电费账单都不利，但如果人工智能运算能力要持续提升，这是不可避免的。目前，大部分人工智能相关支出都流向英伟达。这家公司盈利能力极强，增长迅猛，为投资者带来惊人的回报。根据FactSet的数据，过去五年，包括分红在内，年化回报超过70%。今年以来，英伟达股价上涨了约30%。公司将于周三发布财报，市场普遍预计表现将非常亮眼。但如果英伟达未能达成预期，情况可能急转直下。这个由人工智能概念主导、占据整个市场核心的股票生态，很可能会立刻受到冲击。从某些指标来看，英伟达持续盈利的能力，如今对整个股市的重要性，甚至超过美联储是否在下次会议中降息。这话并不夸张——毕竟，美联储的影响力巨大。高估值正向市场其他部分渗透。以Palantir为例，这家公司运用先进技术，为美国军方和众多大型企业提供咨询服务，也协助特朗普政府收集并整理数百万美国人的个人信息。 Palantir成为今年标普500指数中表现最好的公司，涨幅超过100%。交易者将其股价推高到了超现实的水平。根据FactSet的数据，这家公司市盈率超过570，是标普500平均市盈率的约20倍。《经济学人》杂志最近一篇文章指出，“Palantir可能是史上估值最高的公司。” 我不至于这样断言。毕竟，Palantir确实实现了可观盈利。当然，首席执行官亚历克斯·卡普的收入也同样可观，他在《纽约时报》最新统计中位列上市公司美国高管薪酬榜首。过去与现在互联网泡沫时代，许多炙手可热的科技公司从未实现盈利。我想到Pets.com，这家公司在1999和2000年因电视广告中玩具狗Sock Puppet而家喻户晓。但因轰然倒塌而声名狼藉，成为投机泡沫的象征。2000年破产后，许多投资者损失惨重。将当年那些亏损公司与如今这些盈利但估值极高的公司相比，并不合适。今天的情况完全不同。但就市场集中度而言，如今的格局更加令人忧虑。1999年，微软是市值最大的公司，但在标普500中的权重仅为4.9%。根据西尔弗布拉特的数据，当年对指数总回报的贡献是11.9%。当年其他权重股及其对21%年度回报的贡献如下：思科系统，10%。通用电气，8.4%。沃尔玛，6.1%。甲骨文，5.7%。这五家公司合计贡献了标普500指数当年总回报的42.1%，虽然已经是很高的比例，但与如今前五大公司贡献超过70%相比，仍显逊色。如果这些对市场至关重要的公司——或者说是特朗普的经济——出现任何问题，市场可能就失去了根基。因此，投资者应在全球范围内分散投资，包括债券和股票，并为这个异常市场的反转做好准备。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8-24 00:00

纽约时报观点：我是一位红州的共和党市长，但我深知多元化的价值

本文刊发在纽约时报观点版，作者大卫·霍尔特是俄克拉荷马城市长、美国市长会议主席和奥塞奇族成员。奥塞奇族是美国原住民部族，属于苏语系的支族。传统上，他们的居住地位于如今的密苏里州、阿肯色州、堪萨斯州和俄克拉何马州一带。19世纪，美国政府通过迁徙政策强迫奥塞奇族离开传统领地，最终迁往俄克拉何马州。让美国伟大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普遍认同的信念：每个美国人都应当有平等的机会去成功。我们从未完全实现这一点，但宪法赋予了我们努力的工具，而我们也确实使用过这些工具。结果，美国历史在249年来始终朝着更平等的方向发展，从南北战争、妇女选举权运动、民权运动，再到奥贝格费尔诉霍奇斯案等里程碑。当然，这种进步有时也会遭遇抵抗。在我担任市长的俄克拉何马州俄克拉何马城，这个红州里的紫色城市，既见过三K党的活动，也见证过成功的静坐运动。作为红州里紫色城市的居民，我们经常听到一种说辞，把追求平等机会描绘成反向歧视。这种说法声称，我们不该把更多元化视作机会扩展的证据，甚至不该支持骄傲月或其他庆祝居民独特身份的活动。有时这种说辞披着爱国主义的外衣，但实际上只是重新包装的偏见、厌女症和种族主义。把平等机会视作威胁，而不是目标，就是在倒退。在我2018年上任之前，市政厅市长会议室里挂着历任34位市长的照片。34人全是白人，33人是男性。在那个作出决策的房间里，这些照片鲜明提醒着我们，平等机会的理想并未实现。这些市长大多来自俄克拉何马城历史上政治力量的源头——较富裕的西北区（我就在那里出生和生活）。我是一名终身共和党人，相信精英主义，但精英主义不能是排他的。照片墙上的每位市长都是合格且有善意的公共服务者，但也有女性、有色人种，以及来自城市其他区域的领导人，本来也可以成为合格的市长。沉重的历史、排斥、偏见和天花板挡住了他们的路。作为市长，我的首要目标之一，就是为所有有能力的人提供机会，让他们有可能成为市长，或者做任何其他事情。在精英主义体系中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这也能确保精英主义的真实有效。这是艰难的工作，但如果什么都不做，假装那面照片墙代表了我们的理想，那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俄克拉何马城大约60%的儿童是非白人，一半是女性。为他们提供清晰的道路，让他们实现最大潜能，就是合理的机会之门。我利用市长办公室前所未有地把社区纳入其中。我称之为“One OKC”。我首次在俄克拉何马城宣布原住民日和骄傲月。我定期参加我们的年度民权纪念活动，参加拉丁裔游行，是第一位走进清真寺的市长，也经常出席亚裔社区的活动。尽管这些外展主要是象征性的，但许多人告诉我，他们从未像现在这样感受到属于这个城市。我们正在为他们建立通往决策之地的道路。我们也采取了更实质性的措施。我们重建了人权委员会，它在1990年代因为支持LGBTQ+群体保护而被解散。在我上任时，近60个监督和咨询委员会的无薪志愿任命者中，大约90%是白人，79%是男性。市长往往任命自己认识的人，而通过拓展市长办公室的外联，被任命者的视角也拓展了。有色人种担任的职位增加了三倍，女性席位翻了一倍。我还任命女性担任自2018年以来新设立的10个委员会中的9个主席。更广的视角带来更包容的结果。我们现在在城市的各个区域进行投资，并在各个社会经济层面推行举措。我们正在建设一座民权中心，更好地讲述城市的发展历程。这些努力得到了居民的认可，他们的人口和政治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整个美国。我能当选市长，部分原因是我们没有党派初选。选民会考虑所有政党和立场的候选人，如果没有人过半，就由前两名进行决选。民选官员必须以美国民主的最佳传统行事，建立跨共和党、民主党和无党派人士的联盟。我在2018年以78%的支持率当选，在2022年以40个百分点的优势连任，并以46个百分点的差距击败一位打着“是时候把城市夺回来了”口号的对手（“从谁手里夺回？”我们很多人都在想）。在2018年我就职那天，我们郑重地把前任市长的照片移走。现在，墙上挂着20张俄克拉何马城孩子们的照片。按性别和族裔分布，他们代表了这座城市的孩子。他们注视着我们，提醒我们在那个房间里做出的决定最会影响他们。希望俄克拉何马城的所有孩子，无论种族或性别，都会越来越相信，他们长大后可以坐在那个会议桌的首席位置，或是美国第20大城市里的任何桌子前。我们正在为所有居民提供平等机会而努力，当前的政治氛围不能阻挡我们。分裂性的言辞在美国历史上反复出现，但平等总会最终获胜。而这，正是我们欠那些照片墙上的孩子们的。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8-22 00:00

纽约时报观点：他是被毁加沙的代表与声音，然后以色列在没有可信证据的情况下找了罪名将他暗杀了

本文刊发在纽约时报观点版，作者莉迪亚·波尔格林是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曾在《纽约时报》担任国际通讯员十年，驻西非、南亚和南非。我还曾担任媒体高管，担任《赫芬顿邮报》主编和Spotify播客工作室Gimlet的董事总经理。十一天前，以色列暗杀了一位普利策奖得主——一位年轻记者，安纳斯·谢里夫。他已经成为加沙人民绝望处境的代言人。通过半岛电视台和他的社交媒体账号，安纳斯·谢里夫记录了以色列对平民无情的袭击。在报道日益加剧的饥荒时，他曾在镜头前情绪崩溃。他年仅28岁，是丈夫，也是两个年幼孩子的父亲。他与半岛电视台的另外四位同事，以及至少一名自由记者，在加沙城一所医院外的媒体帐篷中遭到以色列空袭，被炸身亡。以色列军方对这起针对平民的公然袭击毫不遮掩。这一行为构成战争罪。但以色列却声称安纳斯·谢里夫根本不是平民，完全没有可信证据的情况下，就指控他是哈马斯武装小组的指挥官，并称他的记者身份只是掩护。与他一同遇难的穆罕默德·库赖凯赫、易卜拉欣·扎赫尔、穆罕默德·努法尔、穆阿迈恩·阿里瓦和穆罕默德·哈勒迪，则成了为击杀“目标”所付出的“可接受的附带代价”。自从去年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残忍袭击、造成大约1200名以色列人死亡后，以色列就在加沙发动了无情战争。根据当地卫生部门的数据，已有超过6.2万人被杀，其中约1.85万是儿童，许多专家认为这个数字可能仍被低估。这个狭小的地带大部分地区如今已成废墟。加沙两百万居民几乎全部被迫逃离家园，很多人多次流离失所。自今年3月以色列结束停火以来，人道主义援助大幅减少。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加沙大多数人正在遭遇或即将遭遇饥荒。在如此巨大的苦难之中，针对一名记者的袭击或许看似只是个体的悲剧。但随着以色列全面进攻加沙城、内塔尼亚胡声称将全面占领加沙之际，国际社会的谴责日益强烈。安纳斯·谢里夫之死，以及3月他在半岛电视台的同事侯萨姆·沙巴特的遇难，标志着这场战争进入了一个更危险的新阶段。为了为这场毁灭加沙的战争辩护，以色列反复声称哈马斯藏身于学校、医院、住宅和清真寺中。如今，以色列开始直接指控记者是哈马斯成员，并公然承认以所谓的证据为依据对他们实施定点清除，而这些证据几乎无法核实。随着加沙被禁止对国际记者开放，这场新一轮行动不仅成了消灭剩余记者的借口，也制造出恐惧，震慑所有试图接替这些阵亡记者的人。这也暴露出以色列战争逻辑的残酷本质：如果哈马斯无处不在，那么每一个加沙人都是哈马斯。这是一场真正没有底线的战争，而未来或许再没有记者留下来记录这场恐怖。我长期以来都对那些在自己祖国遭受攻击时依然坚守的记者心怀敬意。我曾在多个战区做外派记者，与我共事的是一些最勇敢、最优秀的新闻工作者。我们的工作本质是一样的——帮助世界理解那些看似无法理解的苦难。我是为美国媒体工作的美国人，我曾站在刚果、达尔富尔、克什米尔等地的前线。但我可以坐飞机回到安全的家，而他们却要留在原地，与其他人一起挣扎求生。我们之间还有一个重要的区别。我是主动选择并投身新闻事业，而对许多来自战区的记者来说，是这份职业找上了他们。这正是穆罕默德·穆哈维什的故事。他来自加沙城，原本梦想从事艺术创作。在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之前，他刚从加沙伊斯兰大学毕业，主修英语和创意写作，希望成为文学家或诗人。然而现实逼迫他成为半岛电视台英语频道的记者。 “这是出于对我的人民、我的家乡的责任感，它正实时地被摧毁。”他告诉我，“我从未想过自己会承担这样的责任，在毁灭、死亡、失去和悲剧中写作。”加沙城地方不大，他和谢里夫因共同努力报道这场灾难而彼此相识。 “他是个非常勇敢的年轻人，”穆哈维什对我说。战争爆发前，谢里夫的报道重心是文化和日常生活。“他报道有希望的家庭、结婚的家庭、人们庆祝人生的成就、人们日常生活的喜悦。他从未想过，也不曾希望，自己会成为背负整个民族命运的记者。” 这份工作对谢里夫造成了巨大压力。 “我记得很多次他在公开场合，或者在加沙与其他同事私下相处时说，他很饿，”穆哈维什说，“他很疲惫，很筋疲力尽，很恐惧，他一直处于极度恐惧中。他总觉得自己被监视、被追踪、被锁定。” 根据国际法，记者属于平民。但根据保护记者委员会（我担任该机构理事）的数据，自加沙战争爆发以来，已有至少192名记者被杀。 “有段时间，我不得不放弃穿防弹记者背心，因为它已经不再提供我所寻求的保护，”穆哈维什告诉我，“实际上，反倒让我成了靶子。” 穆哈维什去年已离开加沙。谢里夫的死亡，发生在以色列军方接连威胁之后，令他格外心碎。“最终，他选择为这份工作付出生命的代价，”穆哈维什说，“我真的真的厌倦了为朋友和同事哀悼。” 沙特政府在土耳其的领事馆内谋杀《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贾迈勒·卡舒吉时，引发了全球哗然。俄罗斯拘禁并杀害记者，也曾激起国际舆论的强烈支持。尽管这些政府常会捏造间谍罪等指控来为自己的暴行辩解，但世界普遍将这些指控视为独裁政权打压言论自由的荒谬借口。而对谢里夫被杀，以及几十位其他巴勒斯坦记者被杀的反应，却显得不同——更加冷淡，媒体往往对以色列的指控与记者的身份给予同等权重，尽管以色列拿不出可核实的证据。穆哈维什对全球许多媒体重复以色列说法、称他朋友是哈马斯武装分子深感痛心。 “令人心碎的是，这意味着世界上有记者在为杀害其他记者的行为辩护。”他说。这是我，作为外国记者，与战区本地记者之间的另一种区别。我身边的本地记者对自己祖国的局势了解得比我多得多。他们知道如何在危险中行动，拥有关键联系人和必要知识，这些都大大丰富了我的报道。理想情况下，本地记者与国际记者之间应是互惠共生的合作关系，后者常常聘请本地人来提升报道质量。但在一些地方，本地记者的“专业知识”会被扭曲为“同谋”。我作为外国人，往往被视为中立的外来观察者；而本地记者因身处社区、亲历苦难，被认为“无法客观”，甚至“有立场”。人们觉得她不可能不偏向冲突中的一方，她必定是“有倾向的”。在一部令人震撼的新纪录片《距离安德里夫卡2000米》中，两位乌克兰记者陪同乌军士兵穿越一片狭窄的森林地带，试图从俄军手中夺回一座村庄。影片在地堡和战壕中展开，极具压迫感和真实感。影片导演、普利策奖和奥斯卡奖得主姆斯季斯拉夫·切尔诺夫指出了他与受访士兵之间的平行处境。切尔诺夫说，这名士兵拿起了步枪，而他拿起了相机。他们以不同方式，为乌克兰人民的尊严与主权而奋斗。假如切尔诺夫——他为美联社工作——遭到俄罗斯政府抹黑或袭击，全球记者都会第一时间站出来支持他，斥责任何指控为宣传攻势。我自己也会是最先声援他的人之一。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必须重新审视以色列对谢里夫是哈马斯成员的指控。以色列公布的所谓证据非常薄弱，仅仅是一些表格截图、所谓的服役编号和未被独立核实的旧支付记录。 “以色列军方似乎是在没有任何实质证据的情况下，靠空口指控作为杀害记者的授权，”联合国意见和表达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艾琳·汗在去年另一场以军空袭炸死半岛电视台记者及其摄影师时曾表示。谢里夫当时曾报道这起事件。在自己死前的采访中，谢里夫曾恳求外界提供帮助和安全。 “这些事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我报道以色列占领军在加沙地带犯下的罪行，伤害了他们，破坏了他们在国际上的形象，”他告诉保护记者委员会。“他们指控我是恐怖分子，是因为占领军想在道义上暗杀我。” 即便完全采信以色列的说法（我并不认同，以色列过去已有多次不实指控），也只是假设2013年、他17岁时曾加入哈马斯——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这个选择？当时，哈马斯自2006年起就是他家乡的执政当局，掌控着这个狭小地带的全部行政体系。 “这是一个拥有庞大社会基础设施的组织，”塔里克·巴科尼在他的哈马斯研究著作中写道，“与许多既不支持哈马斯政治纲领、也不参与其军事行动的巴勒斯坦人存在联系。” 再进一步讲，即便以色列所谓证据属实，谢里夫过去在成为记者之前确实参与过军事行动——战争新闻史上也不乏战士转行记者的例子。也许最著名的是乔治·奥威尔，他曾在西班牙内战中参战，并在战地记录士兵生活，后来成为战地记者。如今，在美国，服过兵役被广泛认为是战地记者的加分项。编辑们并不觉得这类记者“有偏见”，反而看重他们从军旅中带来的见解和经验，并信任他们能在新闻报道中坚守职业角色。在以色列，大多数年轻人都必须服兵役，因此许多以色列记者也有军旅背景。许多人会反驳说，哈马斯不同于一个国家的正规军。这确实如此。早在去年10月7日发动惨烈袭击前，哈马斯就使用过针对平民的自杀式爆炸等恐怖战术。包括美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将其认定为恐怖组织。但它一直是加沙地带的实际执政当局。事实上，一个令人不安的现实是，哈马斯的壮大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内塔尼亚胡的算计政策。正如《纽约时报》在2023年报道的那样，以色列政府曾暗中支持哈马斯，以削弱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直到哈马斯袭击以色列的前一个月，也就是2023年9月，以色列政府仍欢迎通过卡塔尔向哈马斯输送数百万美元资金。 “即使以色列军方获得了哈马斯入侵的作战计划，分析人士也观察到加沙边境附近的大规模恐怖演习，这些资金仍然持续流入，”我的新闻同事们写道。“多年间，以色列情报人员甚至还曾护送卡塔尔官员进入加沙，将装满数百万美元的手提箱送交哈马斯。” 弗洛伊德曾提出，癔症患者只是普通人在极端情境中经历巨大痛苦的一种极端表现。用同样的方式来看，记者就是那种极度好奇的人，在别人都因感到危险而收起好奇心、离开现场的时候，仍选择留下来、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记者到底是什么人？是那些在社会名义下，主动去直面无法承受之事的异类。他们放弃自身安全，也许还从见证和报道恐怖事件中感受到某种奇特的刺激。这当中当然可能带有一种道德上的扭曲，但这是一种重要的、被社会认可的角色。总得有人把这些信息送进历史里。从这个角度看，记者其实和士兵并没有那么不同。毕竟，士兵也是普通人，只接受了最基础的训练——学习如何使用武器装备，学习基本战术，然后就被派去执行一项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几乎无法想象的任务，代表我们去完成那些“可怕的事”。这种奇特却很少被承认的联系，使得战区记者，尤其是本地记者的工作，总是蒙上一层怀疑的阴影。他们无法置身事外，只能卷入正在眼前发生的一切。他们使用自己选择的工具和媒介，试图保护家园和人民。在这样的情境下，对立一方很容易将他们描绘成战斗人员，即使他们手中并未携带武器。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相信这样的指控。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8-22 00:00

24小时环球政经要闻全览 | 8月20日

eta考虑全面缩减人工智能部门规模据纽约时报，Meta考虑全面缩减人工智能部门规模，重组AI团队，寻求壮大超级智能部门。苹果首次将全部四款iPhone 17机型安排在印度制造苹果公司正扩大在印度的iPhone生产规模，首次将全部四款iPhone 17机型安排在印度制造。这一战略转变旨在降低对第三方供应链的依赖并规避关税影响。苹果公司的扩产计划包括塔塔集团和富士康新建工厂，过去四个月印度仅iPhone出口额已达75亿美元。奥尔特曼：GPT-6已经在路上，将带来“真正的个性化” 据媒体报道，OpenAI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透露，GPT-6已经在路上了，其发布时间将比GPT-4和GPT-5之间的间隔更短。根据奥尔特曼的说法，GPT-6不仅仅是对用户提问作出回答，还会适应用户，允许人们创建能够反映个人喜好的聊天机器人。他认为，“记忆”是让ChatGPT真正个性化的关键，“它（AI）需要记住你是谁、你的偏好、习惯和小癖好，并据此进行调整。人们想要（AI拥有）记忆，人们希望产品功能能够理解他们。”

格隆汇08-20 08:15

早报 (08.19）| 光伏反内卷！六部门出手；中印外长会谈达成10项成果；英伟达据报为中国研发新AI芯片

格隆汇08-20 08:05

分析：欧洲领导人放下手头一切赶赴华盛顿，想阻止特朗普强加给乌克兰糟糕的协议，结果仍不明确

本文刊发在纽约时报，作者马克·兰德勒是纽约时报伦敦分社社长。白宫照片在跨大西洋外交的历史中，星期一特朗普与欧洲领导人的会晤，可能会成为记忆中最奇怪的一场峰会。这场会晤具有历史意义，但结果却不确定；气氛庄严，但对乌克兰战争的影响却转瞬即逝；流程精心设计，但又被特朗普一人的冲动牵制。当欧洲各国领导人陆续返回沉睡中的首都时，外交官和外交政策专家仍在试图理解这场充满奇幻色彩的仲夏会晤——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会面，充满了为电视量身打造的镜头和出人意料的插曲。七位欧洲领导人对泽连斯基表达了支持，并展现出彼此之间的团结。据德国总理梅尔茨表示，他们从特朗普那里争取到一个可能至关重要、但含糊不清的战后乌克兰安全保障承诺，同时回避了对领土让步问题的讨论。不过，他们几乎默认特朗普放弃以俄乌停火作为进一步谈判前提的立场。分析人士指出，这使得欧洲领导人基本上又回到了特朗普上周在阿拉斯加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前的状态：依赖特朗普，相信他能与普京达成结束这场消耗战的协议。 “在安克雷奇和华盛顿，这一切不过是空洞含糊和无意义表态的胜利。”曾在特朗普首个任期担任法国驻美大使的阿罗德说，“在这两个场合，没有做出任何明确决定，什么也没有改变。” 阿罗德表示，特朗普在安全保障上的安抚性言辞，以及他与泽连斯基之间未出现激烈冲突，让欧洲人感到松了一口气。但他指出，缺乏与俄罗斯谈判的具体协商方案，可能会为未来埋下隐患。阿罗德表示，令人担忧的情形是，“一次又一次的谈判，最终什么也没谈成，只留下误解的可能。” 多位外交官指出，欧洲领导人放弃夏季休假、匆忙赶往华盛顿的这一不同寻常场面，其实并不是因为寻求和平的难得机会，而是担心特朗普会像今年2月在白宫那场风波不断的会晤中那样，试图恐吓泽连斯基。这一次，他们担心特朗普会迫使乌克兰总统接受一项片面、以领土换和平的协议。 “泽连斯基和七位欧洲领导人之所以火速飞往华盛顿，原因只有一个，”曾任美国驻北约和中国大使的伯恩斯说，“他们不信任特朗普对自由和独立乌克兰的承诺，也无法理解他对普京及其威权形象的迷恋。” 当天最戏剧性的时刻之一，是特朗普中途离开会谈，打电话给普京。据一位知情的欧洲高级外交官透露，他们讨论了普京与泽连斯基举行双边会谈的可能性，以及包括特朗普在内的三方后续会谈。普京建议在莫斯科举行会议，这个提议他在安克雷奇时就已提出。欧洲领导人对这一场景感到不安，但据外交官透露，特朗普礼貌地拒绝了普京的建议。在另一段颇为怪异的插曲中，特朗普在一段未关闭的麦克风中对法国总统马克龙说：“我觉得他是想给我做个交易。你懂吗？虽然听起来有点疯狂。” 马克龙或许比任何西方领导人都更了解与普京谈判的挫败感。2022年初，他曾数次往返莫斯科，坐在那张漫长的桌子对面，与普京进行马拉松式的谈判，试图劝阻他入侵乌克兰，但最终徒劳无功。不过在星期一，马克龙依旧格外礼貌，对特朗普在他失败的地方可能成功保持乐观。他在接受NBC新闻采访时表示：“你们的总统对自己能促成这项协议非常有信心，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是好消息。” 马克龙与特朗普打交道的经验也很丰富，他在特朗普首次就职四个月后上任。两人关系起伏不定。2017年香榭丽舍大街上的阅兵式令特朗普赞叹不已，但在当年6月加拿大举行的七国集团会议上，两人就以色列和加沙问题出现严重分歧，导致特朗普情绪低落，还抱怨说，“埃马纽埃尔总是错的。” 但在星期一，法国总统依旧遵循了安抚主人的老套路。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的欧洲问题专家拉赫曼表示：“欧洲领导人已经掌握了应对特朗普的方式，而且做得很娴熟。” 他补充道：“欧洲现在显然拥有真正的话语权，而且不止一个席位。” 他指出，连一直被特朗普视为眼中钉的欧盟委员会，这次也由主席冯德莱恩代表出席。拉赫曼表示，这些领导人不仅妥善应对了特朗普，还展现出一致且连贯的立场。虽然梅尔茨和马克龙都提到了停火的重要性，但他们都没有施压到激怒特朗普或破坏欧洲统一立场的程度。 “我们准备充分、协调紧密，”梅尔茨在会后告诉记者。“我们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我认为这一点让美国总统非常满意，因为他看到了我们欧洲人在这件事上发出了同一个声音。” 英国首相斯塔默主导了欧洲组建乌克兰多国维和部队的努力，他强调特朗普对美国参与这项工作的开放态度。他还表示，现在可以明确的是，任何和平协议都不会绕过泽连斯基。 “这是一种共识，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比如领土、战俘交换，或者更严重的被掳儿童问题，乌克兰必须参与谈判。”斯塔默说完这番话后，返回了在苏格兰被打断的家庭假期。（战争期间，数万名乌克兰儿童被绑架并被强行送往俄罗斯，父母一直在疯狂寻找他们。）对欧洲领导人来说，这些事实凸显出自3月伦敦峰会以来局势的巨大转变。那次会议是在特朗普与泽连斯基首次会面发生剧烈冲突后召开的，会上他们还曾提到一个美国似乎决意放弃二战后在欧洲充当和平保障者角色的未来。自那以后，在特朗普的推动下，北约成员国纷纷承诺增加军事预算。他们制定了一项雄心勃勃的“志愿联盟”计划，以帮助确保乌克兰的和平。英国和法国统一了核武器使用的战略；英国与德国签署了双边防御条约；欧盟则设立了一项资金机制，允许成员国通过借贷来履行更大的国防承诺。然而，外交官和分析人士警告说，跨大西洋联盟的命运依然悬而未决，仍然取决于美国总统的态度。这个总统在星期一对泽连斯基和欧洲客人表现出反常的礼貌，但他可能随时转变态度，尤其在他与普京的下一次会面之后。 “虽然特朗普总统确实成功说服北约盟友承诺大幅提高国防开支，”前驻北约大使伯恩斯说，“但他未能在这个联盟未来面临的最大威胁——报复心强、暴力倾向明显的普京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8-2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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