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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机密报告中指出，以色列在加沙涉嫌侵犯人权事件已高达数百起，但因双重标准没有追责可能

监察长的职责是监督联邦政府，防止浪费、腐败和滥用，为纳税人节省数百亿美元。不过监察长的工作还是有明确的政治倾向。例如，负责已关闭的美国国际开发署的监察长，近期调查的重点就是一个特朗普政府关心的问题：加沙人道援助被哈马斯截取的问题。一名美国官员透露，这个调查正在收集来自联合国内部举报人与援助人员的证据，聚焦哈马斯和其他武装组织如何窃取援助物资。 “我们的目标是确保美国纳税人的每一分钱都不会流入恐怖分子的工资账上，”这名官员说。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10-31 12:00

外交杂志长文：中国反对中国——习近平的成功与代价

来了财富和实力，同时也伴随着犹豫不决、腐败和对外部的依赖。无论如何评估他的领导能力，习近平确实识别了中国的许多脆弱点，并调动资源试图让国家变得更加有韧性。中国在面对华盛顿发动的贸易战时取得的应对成功，说明习近平的战略正在奏效。改革被逆转 2012年，习近平接掌中国共产党领导权时，中国内外的许多观察人士，对他前任胡锦涛未能推进改革感到沮丧。他们把习近平视为一个可能拯救中国共产党、延续邓小平自上世纪70年代末发起的“改革开放”事业的希望。他们大多倾向于自由主义，期待习近平推出更加市场化的政策，进一步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甚至有可能放宽政治控制。习近平一度被认为具有改革者的潜质。他曾在中国最富裕的三个沿海省份担任要职，这些地方是市场化转型的最大受益者。很多人认为，作为一位深受尊敬的革命元勋之子，同时又是经济改革的支持者，习近平具备前任所缺乏的权威和意愿来推动变革。但实际上，习近平上台的那一刻，也标志着改革时代的终结。 2007年，习近平以胡锦涛接班人的身份回到北京时，他看到的不是持续的繁荣和稳定的领导架构，而是严重的体制失调。胡锦涛是通过听命于党内元老、推动集体领导体制上台的，这使他本人以及其他人难以作出果断决定。即便胡锦涛想强化自身权力，他的前任江泽民早已通过布置亲信，将胡的手脚束缚住。胡对政策方向的调整，包括应对现代化进程中日益严重的不平等问题，都未能真正推进。同时，腐败已根深蒂固，甚至渗透到应当维护党权力基础的公安和军队中。习近平将巨大的政治能量集中在提升中国韧性上。在习近平看来，邓小平留下的集体领导体制是造成党内诸多问题的根源。权力分散在高层领导人及其在官僚体系中的盟友手中，使得党内纪律涣散。他似乎还判断，中国的繁荣使干部变得软弱。对外开放确实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但也带来了自由主义价值观的输入，威胁到共产党核心信仰。同时，中国日益依赖其他经济体，尤其是美国。自2018年以来，美国对大量中国商品施加的贸易限制，让习近平清楚意识到经济相互依赖带来的真实风险。习近平不仅试图缓解改革开放时期遗留下来的种种问题表象，更要解决他认为的根本病灶——彻底逆转自由化。他的执政可以用学者卡尔·明茨纳的术语来描述：一场“反改革运动”。习近平正在将党重新推到列宁主义的核心，即对政治和社会的控制，并为之重塑方向，不再走革命或改革的路线，而是迈向技术工业和军事力量的纪律性推进，以增强中国的地缘政治地位。在大多数外部观察人士看来，这场反改革极为危险，因为抛弃了中国从贫困走向强国的成功经验，也带来了强人政治下的潜在政治风险。但习近平的行为背后，是他对党内最迫切担忧的弱点的清醒认知，特别是内部腐败，以及美国在支撑中国繁荣中扮演的令人不安的角色。习近平并没有推动更大程度的经济开放，而是集中他的权力和资源，应对那些部分源自以往改革的威胁。在他看来，阻碍中国赶超美国的，不是国家干预过多或威权政治，而是这些深层次的问题。泡沫破裂中国当前的种种失调，很多是繁荣发展带来的副作用。毛泽东去世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并没有一条清晰的路线图，来引导中国在不放弃共产主义信念的前提下走向开放。他们曾在革命中作出巨大牺牲，对资本主义及其弊端仍抱有深深的怀疑。同时，他们也不愿将中国重新带回毛时代的混乱。领导中国走过1980年代的那批党内高层，包括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在毛时代的权力斗争中都曾遭到清洗。经历了十多年的反复拉锯之后，经济改革最终占上风。 1989年天安门广场抗议者遭到军事镇压之后，邓小平得以压过那些想遏制自由化的党内元老，推动中国朝更开放的经济方向发展。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以一系列支持市场作用的讲话为标志，重新点燃了在镇压事件后被搁置的经济改革进程。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遗产，邓小平不仅钦点了自己的直接继承人江泽民，还选定了“继承人的继承人”胡锦涛。在新的政治环境下，没有哪个新一代领导人能自称是革命奠基人，邓的背书赋予了江泽民和胡锦涛合法性，也帮助他们平稳度过党内权力交接的种种考验。江胡二人都和平退位，确立了一个脆弱但意义重大的权力交接惯例。这种领导层的稳定，加上改革步伐的加快，带来了令人震惊的成果。整个1990年代和200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年增长率持续保持在两位数。从1992年邓小平南巡至2012年习近平上台这二十年间，平均年增长率超过10%。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无处不在：高楼大厦迅速崛起于上海等城市的天际线中，道路铺设延伸至广大农村，将此前孤立的村庄与全国联系起来。邓小平还制定了一项成功的外交战略，避免地缘政治对抗，为中国赢得了发展经济的时间。他提出，中国应当“韬光养晦”，隐藏实力、积蓄力量，这一战略后被简要概括为“韬光养晦”。改革带来了经济增长和地缘政治上的缓冲空间，但也滋生了腐败、不公和不平等。在所有领域中，最能体现中国政治与经济错综复杂失调的，就是房地产。房价曾飙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但自2021年以来大幅下滑。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领导人开始允许城市居民获得可在私人市场交易的长期住房使用权，这是为刺激经济增长而实施的自由化改革之一。这一政策释放了大量积压的住房需求，催生了一场全国性的房地产热潮，成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房地产繁荣之一。城市土地在法律上归地方政府所有，地方政府将土地出售给开发商，以填补财政。2005年，胡锦涛政府取消了延续两千年的农业税，这一政策减轻了农村贫困农民的负担，但也切断了地方政府重要的收入来源。从那以后，各地官员更加依赖土地出让收入来平衡预算，很多地方甚至以暴力方式驱逐农民，以获取土地收益。此后几年，中国形成了巨大的房地产泡沫，而全国财富很大一部分与房地产紧密相连，其他领导人对限制泡沫扩张犹豫不决。但在习近平执政的前两届任期中，尽管多次尝试温和地给市场降温未果，习近平最终在2020年强行戳破了泡沫。他对房地产开发商的融资施加限制，切断了核心商业模式。房地产销售额已从2021年中占GDP的18%跌至2025年的7%，新建住房开工量下降了70%。这一崩盘是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疲软的主要原因之一，抹去了许多中国家庭的财富，也在中国急需消费拉动经济之际打压了消费者信心。但习近平出于对房地产过度膨胀可能带来风险的警惕，一直不愿大规模出手救市。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兴衰，展现了改革核心机制的运行逻辑。即使中国领导人成功实施一些迫切需要的改革，如推动房地产商品化或废除延续数百年的农业税，解决了一部分问题的同时，也制造出新的问题。制度性腐败让改革难上加难，因为地方官员常常抗拒变革，或趁机谋取私利。习近平上台后，优先处理他那批更自由化前任留下的问题，无论代价多高，反弹多强烈。他的这些破例做法引发大量不满和失望，但并未引发真正的政治后果，这显示出他权力基础的稳固。强化韧性早在亚里士多德时代，政治分析家就注意到，寡头政治往往在权力分散与权力集中的两股力量之间摇摆。对习近平和许多中共领导人而言，中国政治体系中过于分散的权力削弱了胡锦涛的执政能力，威胁到党的治理效能。将权力集中在习近平手中，被视为必要的矫正措施。习近平利用这种集中化的权力，不再推动进一步经济自由化，而是转向提升国家经济和政治韧性的方向。军队和安全机构在习近平集权及反改革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自2012年起，习近平发动的反腐运动强力整肃军队和安全系统。他清除权力强大的高层官员及其网络，并为巩固自身控制，往往连自己提拔的接班人也不留情面地清洗。这场运动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党内普遍存在的腐败，但更重要的是，让党内高层始终处于不确定与服从状态，从而加强了习近平对他们的掌控。尽管清洗了军队和国内安全部门的领导层，习近平与前任一样，仍然为这些机构提供大量资金支持。中国对警察和安全力量的投入几乎与军队相当。习近平鼓励他们利用新兴技术，系统性地扩展监控与维稳能力。习近平在上台初期，曾下发名为“九号文件”的内部文件，警告西方价值观的危害。这一外泄文件标志着中共对外来思想日渐宽容的态度发生逆转，并开启了对中国民间社会的压制时代。习近平明确表示，他的目标是保护中国免受他所认为的外部颠覆影响，从而纠正改革开放几十年来带来的问题之一。改革开放还带来了对外国经济体的依赖，习近平也将如何让中国摆脱全球经济波动的影响作为重要任务。 2020年，习近平提出“双循环”战略，强调以国内市场为主的“内循环”机制，涵盖商品、服务与技术，并配合“外循环”的国际贸易与投资模式。借助中国庞大的内需市场，习近平的战略意图是降低对外部的依赖，同时增强全球对中国经济的依赖。 2025年4月和5月，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伊始发生的短暂贸易战表明，中国已成功提升了自身应对美国关税的能力。习近平避免采取高成本的刺激计划，仅提供最低限度的支持，以缓解对经济和出口导向型产业的最严重冲击。此外，北京也学会了如何将美国对中国重要原材料的依赖，转化为反制工具，例如对稀土磁体的管控，这些材料是许多美国产品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习近平还将经济政策重心放在提升中国高科技制造能力上，以增强国家韧性。他向技术与工业领域注入大量资源，而对宏观经济的整体表现则相对忽视。这一过程虽效率不高，但效果显著。据彭博社对13项关键技术的分析，中国在其中12项中处于领先或具有全球竞争力地位。在绿色能源等领域，中国甚至过于成功，涌现出的企业数量过多，导致激烈的价格战，并对整体经济造成通缩压力。习近平还摒弃了邓小平“韬光养晦”的低调外交策略，转而采取一种可称为“亮剑出击”的新路线。这种转变同样源于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西方经济模式失灵的看法。由于中国较西方国家更有效应对危机，中共内部越来越多的声音认为，中国应在全球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胡锦涛曾拒绝大幅调整外交政策，仅在邓的“韬光养晦”基础上稍作补充，提出“中国要积极有所作为”；而习近平上台后，借助中国不断增强的自信，主动强化其民族主义立场。在第一任期内，他积极主张中国对周边地区的主权主张，尤其是通过在南海填海造地，增加了3000多英亩土地。这些举动为他在清洗军队高层时提供了政治掩护，也让他在外交需要妥协时免于内部指责。但习近平的态度也可能出于真正的信念，他认为中国已到应当承担大国责任的时候了。这一立场既反映了自然的代际转变，也体现了习近平对中国真正问题的新定义。习近平是首位从改革时代开始其政治生涯的中共领导人。他的仕途与后毛时代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阵痛密切相关。信赖亲信在处理他继承的问题时，习近平又制造了新的难题，尤其是打破了毛泽东之后最重要的一项政治成果：政权和平交接机制的制度化。习近平废除了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并将副主席一职从培养接班人的岗位变成了退休官员的安置位置。他还拒绝让任何其他文官进入党的最高军事机构。未来习近平的接班人无法借此积累军中支持，将很难稳固权力，其任期也很可能短暂。威权体制尤其容易陷入接班危机。苏联始终未能解决接班问题：前几任苏共领导人不是死于任上，就是遭到清洗；戈尔巴乔夫则引领体制走向瓦解。对习近平而言，关键挑战是，如何在赋予接班人足够权力以便其日后掌权的同时，又不让这个接班人过于强大，在习近平仍掌权时构成威胁。即使习近平在2027年下届党代会上指定接班人，如何把握这个权力平衡仍将是难题。也不能保证他的选择能顺利成为“储君”。在胡锦涛之前，很多被看作接班人的人物，最终都被清洗、逮捕、排挤，甚至死于未上位之前。接班问题固然棘手，但不太可能导致中共垮台。这个政党挺过了更剧烈的危机，比如文化大革命和1989年天安门事件。真正的问题是，习近平的反改革是否削弱了党从错误中学习的能力。中共有一段充满灾难性错误的历史，例如1959年至1962年大跃进带来的大饥荒。但在毛泽东去世后，这个党显示出极强的学习能力。虽然仍会犯严重错误，例如在放开新冠限制后未做好应对感染激增的医疗准备，但他们很少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两次。当特朗普第一任期发动贸易战时，北京反应迟缓，仓促应对；而在2025年特朗普宣布所谓“解放日关税”后，北京已经做好准备，迅速推出一系列反制措施，表明中共仍具备快速应变的能力。尽管权力高度个人化可能限制中国纠错的能力，但习近平建立的集权控制体系至今仍能在必要时调整方向。作为革命领导人之后，习近平似乎本能地意识到，身边的人都有动机向他报喜不报忧。这或许就是他在党内高层安排熟悉且信任的官员的原因：这些亲信能够以不挑战他权威的方式私下讲出实情。有些出人意料的是，习近平营造的紧张政治氛围，本身也提供了另一条获取真实反馈的路径。和其他高效的威权领导人一样，习近平可以利用他在下属间培养的不信任，将他们彼此对立，通过比较不同的信息，推断出更接近真相的判断，即便信息来源本身并不可靠。习近平对自己反改革行动的信心，还受到美国自身治理失能的进一步强化。像习近平一样，特朗普政府认为行政权力过于分散，正试图强化和集中总统个人权威。在美国，越来越不受约束的行政权力，正开始与20世纪拉美一些由民粹主义者掌权、长期动荡的共和国趋同。但与特朗普的个人集权偏离美国制度设计初衷不同，习近平的权力集中则完全符合中国共产党的运作逻辑，这个体制倾向于强化而非约束最高领导人。结果就是，特朗普制造了政策不确定性和政治混乱，削弱了美国的国家能力，而习近平的集中化反而增强了中国的韧性。这一局面并未被习近平及其同僚忽视。他们继承列宁式思维，本就倾向于认为美国正在走向堕落与衰退。过去二十五年里，中共的首席意识形态官王沪宁，一位政治理论家，在上世纪80年代末访美期间写下了《美国反对美国》一书，描述他在美国观察到的矛盾。他指出美国存在“危机暗流”，强调美式个人主义带来的腐蚀性影响及其造成的孤立感。习近平本人也深以为然，曾称西方国家正遭受“物质主义和精神贫困等慢性疾病”的困扰。这些担忧正是习近平要解决的“改革病灶”的核心。与习近平政府的纪律与条理相比，美国表现得心不在焉、缺乏连贯性。中国官员和分析人士现在掌握了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他们对美国功能失调与衰退的判断。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几乎应对每场重大危机都处理失当，削弱了国内外对其制度的信心。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以虚假理由发动了一场破坏性且代价高昂的伊拉克战争，耗尽了应对中国等更强大挑战者的能力和意志。 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华盛顿拯救了金融系统，却没有救助受害民众，加剧了不平等，引发了公众幻灭。而在面对新冠疫情时，尽管美国拥有世界顶级的公共卫生机构，政府的应对却一塌糊涂，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疑虑和对政府的不信任。尽管屡次犯错，美国仍然是全球超级大国，但这主要依赖于历史赋予的特权。就像一个被宠坏的孩子一样，美国即便犯下严重错误，也能避免其他国家可能遭遇的毁灭性后果。当华盛顿的战略家还在争论中国是否已达顶峰时，中国的同行也在进行类似的讨论，且得出了颇为相似的结论。中国官方媒体诊断美国患有“霸权焦虑症”，认为华盛顿无法接受一个多极化世界的到来。正如美国学者哈尔·布兰兹在分析中国时所言，一个已达巅峰的强国更可能采取激烈手段发泄不满，中国观察人士也得出类似结论：焦虑的是美国，它在努力维持自己的地位，并越来越不择手段地捍卫全球主导地位。冷战初期，战略家乔治·凯南曾担心，如果欧洲的民主国家被苏联吞并，美国可能会对自身制度失去信心。而今天的挑战则正好相反：美国对自身制度信心的衰退，很可能不是失败的结果，而是失败的原因。相比之下，习近平的反改革，包括持续的高层清洗和房地产崩盘带来的影响，并未引发中国的信心危机。相反，习近平反而更有信心，因为他可以用技术突破等实质成果来证明自己政策的有效性。他还能保持耐心，因为他的项目本就是长期性工程，不会像那些极端波动的政体那样频繁改弦更张。确实，越来越多的华盛顿官员在讨论中国时使用冷战式语言，却并不愿意承担那些艰巨而昂贵的任务，比如重建国防工业基础，或是强化关键供应链。如果这一局势持续下去，美国很可能会陷入一种“反向罗斯福战略”——高声谈论美国实力，却挥舞着越来越小的“大棒”。习近平稳健而有条理地推进中国的战略地位，而美国则显得分心和混乱。对习近平的误判，归根结底是美国自身无力解决问题的表现。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10-31 12:00

日经分析：习近平面临微妙的平衡，希望延长统治，但人事改组尚未完成

布将九名高级军官开除出党和军队，理由是腐败问题。其中包括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以及曾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的原中央军委委员苗华。中央军委是监督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高军事机构。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并未借四中全会之机任命新成员填补这些清洗后的空缺职位，也未展示强硬姿态。习近平早在2017年10月的中共十九大上就曾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雄心勃勃的目标，实质上意味着中国将在2035年前在经济和军事上赶超美国。最初的目标年份是2049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 2017年11月，习近平的政策顾问、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何毅亭在访日期间向日本国会议员证实，这一目标提前了大约15年。习近平在那一年宣布新目标，是向当时刚刚上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展示自己的“利爪”。当时很少有人预料到，这一表态会引发中美关系的紧张。习近平的动作引起特朗普政府高度警觉，一年后，中美贸易战由此爆发。特朗普不可能对中国展现出的“利爪”保持沉默。 2018年，习近平推动修改中国宪法，取消国家主席连任次数限制。四年后，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上打破常规，连任中共总书记第三个五年任期。2023年3月，他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连任国家主席。 2024年1月，特朗普重返白宫后，中美对抗进一步升级。上周召开的四中全会再次强调，到2035年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反映出习近平有意在2027年中共二十一大上寻求第四个总书记任期。尽管习近平大步向前，但历史经验提醒人们仍需谨慎。中国至今仍保留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的一些遗产，比如制定五年社会和经济发展规划。但这些规划中的目标，往往也容易让领导人陷入失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就曾因“大跃进”失败而辞去国家主席职务。1958年，他以“赶英超美”为口号，发起这场以经济赶超西方国家，尤其是当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英国为目标的运动。到1962年，这场运动以失败告终。其中一个灾难性后果是，农民在政府鼓励下放弃种地，转而炼钢。据说，最终导致数千万中国人饿死。习近平真正面临考验的时刻，将是2027年召开的中共二十一大，那时正是“十五五”规划实施的第二年。而另一个考验是习近平在韩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与特朗普会面。这是特朗普二度就任总统以来，两人首次面对面会谈。本周一，习近平的高级外交官、外交部长王毅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话时，释放了关于中美之间潜在贸易协议的积极信号。此前，中美官员在吉隆坡举行了部长级会谈。根据中国外交部发布的消息，王毅对卢比奥表示，有可能通过对话解决分歧，稳定并推动中美关系向前发展。王毅可能是因中国经济持续低迷而在对美态度上软化。直到2020年前，全球多家主要智库还预测，中国将在2020年代后半期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但自2021年房地产泡沫开始慢慢破裂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低迷不振。与美国的贸易对抗也成为一大拖累。四中全会通过的公报指出，到2035年，“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将显著增强”。这一目标较为模糊，因此到2035年，北京可以轻松宣布目标已实现。相比之下，那种明确提出到2035年在经济和军事上赶超美国的目标更具挑战性。公报还写道，到2035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社会主义现代化将基本实现”。同样是模糊表述。中国是否能实现人均GDP的目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中等发达国家”的定义。中国最终可能会宣布完成了目标，但要获得国际社会公认仍很困难。四中全会期间，习近平当局再次加速标志性的反腐行动，主要聚焦解放军，并强调“国家安全”的重要性，这是习近平时代的关键词。曾是习近平在军中核心派系的“福建帮”，在何卫东、苗华等关键成员被清洗后，已彻底瓦解。 2022年10月中共二十大召开时，中央军委共有七名成员。但在多轮清洗后，目前只剩下四人。前国防部长、中央军委委员李尚福已在2023年被清除。目前军委的四名成员分别是：主席习近平，以及三名军装将领——张又侠、张升民和刘振立。何卫东原是张又侠之后的军中第二号人物，更重要的是，他还是政治局24名成员之一，张又侠也在其中。两人都长期被视为习近平的亲信。原本外界认为，习近平会在四中全会期间，任命他信任的将领填补政治局和军委的空缺，以展示其权力，但他没有这么做。四中全会期间，张升民被提拔为中央军委副主席，接替被查的何卫东。但军委成员总数仍维持在四人，还有三个席位空缺。更值得注意的是，张升民并未进入政治局。习近平为何没有，或者说无法任命新的政治局和军委成员，至今仍是谜团。而国防部长董军自2023年底上任以来，至今仍未成为中央军委委员，原因就更不难理解：他尚未获得习近平的信任。在这次四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委员会将约200名中央委员中的11人由候补委员递补，但没有一人来自军队。这与此前被查的9名中委全是军方高官形成对比，其中包括“福建帮”的另一关键人物林向阳。习近平对解放军的清洗仍在继续，显示他对军方高度不信任。 “福建帮”的倒台，说明即使是亲信，一旦出现严重问题，习近平也毫不手软。 “福建帮”的瓦解，对于非习近平派系的军官来说，也许意味着机会，但他们同时也可能担心自己成为下一个目标。习近平再度释放出要在2027年之后继续执政的信号。但他仍需应对军中复杂且微妙的权力平衡，政治斗争仍在通往2027年的路上不断推进。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10-31 00:00

《纽约邮报》：赵长鹏（CZ）考虑就洗钱指控起诉美国参议员

资助了特朗普总统的稳定币"，称此举为"腐败"。CZ在网上回应称"没有洗钱指控"，沃伦"无法把事实搞清楚"。 Cointelegraph已联系沃伦办公室、币安和Goody Guillén就潜在诉讼发表评论，但截至发稿时尚未收到回复。沃伦尚未通过社交媒体就潜在诉讼发表任何公开声明，截至发稿时她的X帖子仍在线。 CZ在诽谤诉讼方面并非新手 7月，CZ威胁要对彭博社提起诉讼，因为一篇报道声称币安为USD1稳定币开发了原始智能合约代码。该报道包括赵长鹏在与USD1和币安相关的20亿美元交易后申请总统赦免的说法。这位前币安CEO在2022年起诉《彭博商业周刊》，因为其中文版的一篇报道声称该加密货币交易所在运营庞氏骗局。作为回应，该杂志在2024年发布了道歉，公司同意进行慈善捐赠以解决此事。相关推荐：民主党参议员质疑特朗普赦免CZ决定，要求司法部给出解释

Cointelegraph中文10-30 08:17

新民意调查：超半数美国人希望与中国进行合作和接触，大多数反对增加关税

点正从“中国崛起”转向国内问题，如政府腐败与民主威胁。这项调查由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与益普索公司联合进行，于7月下旬至10月中旬分三次完成。受访者普遍认为，中美关系是“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合计占全球GDP的40%以上，以及全球军费开支的一半以上。在关税问题上，54%的民主党人和58%的无党派人士反对提高关税，而63%的共和党人支持加税，这与特朗普推动的激进贸易政策一致。在对华政策上，约三分之二的民主党人支持与中国保持友好接触、而非主动遏制其影响力，这一比例较2024年上升19%。共和党人态度则几乎相反，仅有约三分之一支持更多交流合作。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赖恩·哈斯表示，这项结果表明，长期以来在华政策上的跨党派共识正在瓦解，社会与政治分歧日益加深。 “美国国内关于中国的讨论正进入一个更流动的阶段。”哈斯在X上写道，“这为美国重新讨论2028年及以后对华战略目标打开了空间。” 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发布的图表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反对提高对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调查还显示，尽管自2018年以来公众对华盛顿与北京相对影响力的看法基本稳定，共和党人对美国实力的信心依然高于民主党人。 “公众普遍对美国在军事上的优势充满信心，但在经济实力方面，美国人则不太确定自己仍强于中国。”报告指出。哈斯认为，这项发现挑战了一种普遍看法，即“中国作为外部敌人”可以帮助美国人克服国内分裂。 “美国民众并没有把中国视为团结国内的共同威胁。”他说。虽然多数美国人对中国的总体好感度仍然很低，仅为100分中的35分（略高于俄罗斯和伊朗，大致与沙特阿拉伯持平），但调查结果仍显示出改善双边关系的空间。 “我不会把这称为对中国的温情态度。”卡福拉说，“中国依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国家，但如果你是北京的决策者，这些迹象至少说明，通过加强外交接触，仍可能找到新的机会。”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10-29 10:00

起来！拯救美国脱离独裁 | 大西洋月刊重磅特辑呼吁民众继续革命

-1885年的恶性经济萧条、大规模政治腐败、企业权力惊人集中、巨额财富不平等、以及私刑等种族恐怖主义行径。作为回应，美国人民开展了平民主义进步运动。 29 如今，平民主义与进步派通常分属对立政党。但正如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在其经典著作《改革时代》(The Age of Reform)所指出的，二十世纪之交，平民主义与进步派曾结成联盟。当时的进步派，和今天一样，主要聚集在大城市的高学历社区；而平民主义者，也和今天一样，集中于中西部和南部的中小城镇。但两派都致力于救助工业化浪潮中被碾压的群体，双方均强调道德革新、个人责任与品格塑造，都主张借助政府力量缩小贫富差距、拓展发展机遇。平民主义者与进步派竭力协调城乡矛盾，共同推动了重大进步——反垄断、食品药品管理局、林业局、美联储。 30 平民主义与进步派过去彼此需要，今天仍彼此需要。如果没有平民力量，进步派容易变成脱离现实、与普通民众隔绝的富裕都市精英；如果缺失进步理念，平民主义则可能演变为反智的偏执狂。进步派推崇文化多样性，而平民主义强调文化凝聚力，二者互相平衡。 31 平民主义进步时代的美国人努力应对工业时代潮流；而今的我们则面对信息时代的冲击。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们都努力让传统的美国理想适应新环境。当年推动平民主义和进步主义的智慧，今天仍能为我们提供有益的指引。平民主义进步运动将社会流动性——即美国梦——置于其愿景的核心，发起反对企业权力集中的运动，而那种权力集中会扼杀经济与社会流动性。 32 那个时代的进步派和平民主义者还洞察到一个几十年后被心理学研究证实的道理：人们想发展，想承担建设性风险，就需要有安全根基。平民主义擅长思考如何构建安全的环境——稳定的家庭、安全的社区、坚固的边界、共同的道德价值观。进步主义则擅长借助政府扩大机遇——拓展教育机会、通过产业政策投资落后地区、建设住房以促进人口流动。两派都有意改革美国民众失去信心的机构：大学、国会、企业、精英治国、硅谷技术官僚体系。 33 过去那个平民主义进步联盟在经济上偏左、社会问题上居中偏右，致力于改革。当代版本的联盟很可能也是这样。这种联盟的优势在于打破了过时的上个世纪对左右派别的分类，强化“我们同属一个国家”的理念——文化上有凝聚力，经济与人口结构上多元化。它拒绝川普的“我们注定陷入永无休止的阶级或文化战争”的论调。 34 第三项任务自然是围绕愿景的实际构建运动。社会运动超越政党范畴，其目标远不止于推动国会立法，而是同时在公民、文化、制度和立法领域推动变革。社会运动能改变时代的大气候。 35 成功的社会运动能加强公民力量。为了阻挠集体行动，威权主义试图分裂和孤立反对者，因此，组建联盟的本身就创造力量。个体或许无力，但团结起来有力量。 36 成功的民众运动是理想社会的缩影。反MAGA运动必须跨越阶层鸿沟，将知识阶层与劳动阶层凝聚在一起，弥合最初催生民粹主义的裂痕。 37 成功的民众运动既要动员自己人，更要着力说服反对者。偶尔会听到民主党政客宣称要为自己的阵营“而战”，但多数时候，那不过是大音量重复基本盘的既有立场——那种做法收效甚微。只有蓝州NPR听众参与的大型反川普集会，对农村选民毫无说服力。 38 成功的民众运动通过增加社会张力去凝聚公民力量。民权运动通过游行、抵制公交、午餐柜台静坐示威等行动制造焦点，往白人至上的齿轮上撒沙子，致其瘫痪。颇具影响力的社区组织者索尔·阿尔林斯基(Saul Alinsky)指出：权力不在于实际拥有多少，而在于对手认为你拥有多少。 2010年代，茶党运动虽规模不大，却不断对建制派共和党施压，使其相信抵制茶党会付出高昂代价。 39 成功的反MAGA运动必须从赢得可实现的具体胜利开始——阻止对民主的某一具体攻击，或挫败川普的某项具体计划——并以此为基础，逐步推进。它必须让民众走出恐惧与停滞，得到希望与前进的动力。 40 社会运动的核心目标在于扭转公众舆论，改变人们对何为崇高、何为可耻的认知。为此，讲述故事比列举论据更能打动人心。如今川普主导叙事。正如记者蒂娜·布朗(Tina Brown)在其Substack专栏指出的，他在真人秀《学徒》(Apprentice)时期就发现美国人注意力最多持续两周。因此，要掌控舆论，就要策划一系列以两周为周期的迷你情景剧，每集都充满高风险的对峙与意外转折。 41 要对抗那种策略，反民粹主义的社会运动必须打造与之竞争的层出不穷的迷你情景剧。川普政府的言行每天都为这类情景剧提供丰富素材。例如，今年七月，我们得知政府将焚毁500吨紧急粮食援助——只因其冷酷加无能，无法将食物分发给饥民。有效的社会运动应反复讲这个故事，让每个人都知道。【延伸阅读】美国顶级医生访谈：这是一场浩劫，这是一场空前危机 42 成功的社会运动需要塑造英雄。民权领袖们深谙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是蒙哥马利公交抵制运动的完美核心人物——她身材娇小、虔诚信教、外表温和，深受社区敬重。但社会运动同样需要反派角色。对美国开国先贤而言，那个角色是英王乔治三世；对民权运动而言，则是布尔·康纳(Bull Connor)、奥瓦尔·福布斯(Orval Faubus)和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这类人物。阿林斯基《激进分子十三条规则》(Alinsky’s 13 Rules for Radicals)的最后一条为：锁定目标、将其冻结、个人化、两极化。另一条（第五条）则是：嘲讽是人类最强大的武器。 43 社会运动最有效的沟通形式是行动。行动创造事件，事件讲述故事。研究非暴力抵抗的政治学家吉恩·夏普(Gene Sharp)归纳出社会运动可采取的198种行动方式，以唤醒民众，包括抵制、罢工、游行、街头剧场、公民抗命及集体请愿。当今美国，各地已形成团体，致力于支持移民、记录驱逐事件，并将每起事件转化为小型情景剧。美国精神仍然活着 44 美国人是否会像1770年代先辈那样，拿起武器反抗专制不公的政权？那既不现实，也不值得考虑。根据切诺维斯与斯蒂芬的研究，非暴力抗争获得成功的概率，比暴力反抗高出一倍。和平抗争能为自身赢得道德权威，同时让政权丧失正当性。当非暴力抗议者直面政权时，他们展现出勇敢、自律与尊严；而当政权以消防水龙、橡皮子弹或催泪瓦斯镇压非暴力抗议者时，则暴露其残暴与邪恶本质。 45 非暴力抗争使威权政权陷入两难境地：要么将街头让给抗议者，要么通过镇压削弱自身合法性。如果群众运动仅为取悦激进派，那终将失败；如果是通过行动改变舆论导向，说服主流群体，则有望成功。 46 250年前，《独立宣言》签署者将美国精神以政治形式表达出来。这种精神或许在惠特曼(Walt Whitman)的笔下得到最精妙的诠释——他将美国民主称为“生命的体操馆”，孕育着“自由的运动员”。惠特曼所忧惧的是“惰性与老化”——美国可能陷入停滞，或筑起自我隔绝或分裂人民的高墙。他推崇蓬勃的生命力，在《民主前景》(Democratic Vistas)中写道：我满怀欣喜，赞美这浩瀚、多彩、强劲的实践能量，赞美对事实的渴求，连当下的商业物质主义，我也一同赞美。 47 我们已远离了惠特曼颂扬的活力与希望。但这个国家的精神虽然也许在休眠，却仍然活着。如今川普主义盛行，但历史表明美国始终在断裂与修复、苦难与重塑的循环中前行。这个过程有个熟悉的顺序：文化与思想变革先行——孕育新愿景，然后是社会运动，最后是政治变革的到来。 *小标题为编者所加。为便于手机阅读，编辑做了较多的断行分段处理。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10-29 08:00

悦读书 | 当货币史脱下“专业外衣”——读《漫画货币史》有感

而是坦诚剖析其带来的问题：经济不平等、腐败、通货膨胀、金融危机，这些“不良货币实践的恶果”被一一呈现；对于比特币等新兴事物，也没有盲目追捧，而是理性分析其挑战与未来可能。这种辩证视角，让我意识到：货币从来不是“中性工具”，它的背后，既有人类创新的勇气，也有需要警惕的风险。书中还藏着许多“惊喜彩蛋”——亚里士多德对货币的思考、凯恩斯与哈耶克的理论分歧，这些曾出现在课本里的“思想家”，被融入货币史的叙事中，成了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当读到《比特币白皮书》发布与“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关联，我突然明白：当下的每一次金融变革，都在续写着货币史的新章节，而这本书，正是理解当下的“历史钥匙”。合上书，再看手机里的数字货币支付，我对“钱”的认知多了一层历史纵深。原来我们每天使用的货币，是人类3万年文明迭代的产物；原来每一次金融工具的创新，都在悄然改变着世界的运行逻辑。

金融界10-28 16:13

美国众议员Khanna寻求禁止特朗普及其家人进行加密货币和股票交易

联合创始人赵长鹏（CZ）是"明目张胆的腐败"。 "你看到一个外国亿万富翁基本上参与洗钱活动，"Khanna在谈到CZ时说道，并补充说，"然后他在基本上向恐怖分子输送资金后，向唐纳德·特朗普申请赦免。" 然而，CZ最近反击了参议员Elizabeth Warren的类似指控，声称她"无法把事实搞清楚"。 CZ对违反美国《银行保密法》的单项重罪指控认罪，原因是未能在币安维持有效的反洗钱（AML）计划。 Khanna指控这位币安联合创始人因为币安对WLFI的财务支持而被放过——呼应了美国众议员Maxine Waters最近的观点。 "他所做的是说'我要支持World Liberty'，这是总统儿子的加密货币公司，在唐纳德·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他们从中赚取数百万美元。而唐纳德·特朗普在他基本上为唐纳德·特朗普的加密货币稳定币提供资金时给了他赦免。" 特朗普因与WLFI的关系多次面临批评；然而，他的儿子Eric Trump一直否认他的父亲与该项目有任何关联。在9月的一次采访中，Eric强调他的父亲"正在治理国家。他不以任何方式、形状或形式参与我们的业务。" 众议员Khanna讨论了他提出新立法的理由。来源：Ro Khanna Khanna没有详细说明他的立法提案，但措辞毫不含糊，最后呼吁禁止"任何民选官员持有加密货币和接受外国资金"。根据政府记录，Khanna的最新法案尚未正式提出。禁止政府官员交易政府官员是否应该被允许在股市等领域进行投资的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备受争议。这场辩论目前在美国通过两党国会股票交易法案继续进行，该法案预计很快将进行投票。为了提供背景说明这个问题有多复杂，虽然Khanna指出了特朗普与加密货币的关系，但他自己在股市也有一些既得利益，这突出了一些潜在的虚伪性。根据Quiver Quant的数据，Khanna本人在2025年的股票交易量已达8030万美元。自2017年成为加利福尼亚州众议员以来，Khanna已进行了超过35000笔交易，总交易量超过5.8亿美元，他交易最多的三个行业是金融、信息技术和医疗保健。众议员Khanna的股票交易历史。来源：Quiver Quant 相关推荐：共和党参议员警告：美国通过加密货币法案的时间所剩不多

Cointelegraph中文10-28 15:35

特朗普相关的American Bitcoin增持1.63亿美元比特币（BTC），总持仓价值超4.45亿美元

曾承认违反美国反洗钱法），重新引发了对腐败和利益冲突的指控。民主党众议员Maxine Waters将这一决定描述为"他总统任期令人震惊但不意外的反映"，并表示特朗普"为加密货币罪犯提供巨大帮助"。她还指控他腐败，利用总统职位获取个人财富。这些声明是在分析发现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与其个人财富的非凡增长同时发生之后发表的。特朗普家族对其不断增长的财富持开放态度。埃里克·特朗普最近告诉支持者，该家族从数字资产投资中获得的利润"可能超过"报告的10亿美元。相关推荐：Politico：CZ获得特朗普赦免前，币安在华盛顿展开昂贵游说活动

Cointelegraph中文10-28 15:05

哈维尔·米莱的加密货币友好政党赢得阿根廷中期选举

他在2月份Libra（LIBRA）代币腐败丑闻中的角色所掩盖。由Kelsier Ventures首席执行官Hayden Davis推出的LIBRA代币——在米莱发布提及该代币的争议性X帖子后飙升至46亿美元市值，然后在几小时内暴跌94%，引发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指控。米莱表示他在争议性X帖子中"传播了"LIBRA代币的消息，但坚持认为他没有推广它。阿根廷反腐败监管机构此后为米莱洗清了任何不当行为。民调显示米莱仍被负面看待阿根廷民调平台Zuban Córdoba的数据发现，由于加密货币丑闻，米莱的形象从11月的47.3%跌至3月的41.6%。这家中左翼民调机构的10月数据显示，63.2%的阿根廷人现在对米莱的形象持负面看法，比3月份大幅上升21个百分点。但需要注意的是，Zuban Córdoba广泛批评极右翼和自由主义政策。相关推荐：Politico：CZ获得特朗普赦免前，币安在华盛顿展开昂贵游说活动

Cointelegraph中文10-27 1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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