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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博观点：特朗普猛批拜登的经济政策，但是他也在犯同样的错误

去十年，来自左右两派的声音都在反对“新自由主义”，这一经济理念认为，更多的市场化政策和更自由的贸易能带来更好的经济增长。反对新自由主义本质上就是拒绝接受政策存在权衡的现实。新自由主义从不承诺经济会持续增长或完全避免失业，但总体而言，比其他选择能带来更多的赢家和更高的经济增长。而另一种观点——即减少国际贸易、尽可能刺激需求，并由政府主导经济活动，则变得更具吸引力。人们被告知，这种方式会带来更多确定性、更高增长、更大财富，甚至更公平的财富分配。拜登经济政策的失败清楚地表明，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无论是经济还是金融市场，增长从来都伴随着风险，而最终都需要付出代价。每一种政策选择都会带来赢家和输家、成本和收益。换句话说，所有政策都涉及权衡。如果有人告诉你不是这样，他们就是在试图向你兜售什么。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2-21 00:00

资深评论人：特朗普正在用戏剧性行为扼杀美国人的每一美分

ssen等特朗普支持者所呼吁的那种技术自由主义革命。这也方便地为特朗普倡导的更多减税铺平道路。特朗普在2017年签署的个人减税将于今年年底到期。再延长10年，政府将损失至少4万亿美元的收入，如果不伴随着削减支出，就会增加国债。如果减税成为永久性，成本会更高。特朗普至少提出了十几个其他减税建议，包括他的竞选承诺取消小费收入、加班费和社会保障福利的税收。这些减税将再增加1万亿美元的债务，甚至可能更多，这取决于国会如何构建这些债务。因此，特朗普需要提出大量抵消支出削减。鉴于铸币厂每年只花费约4.54亿美元来制作一美分硬币，那么花一美分就会带来零钱。这只是所有联邦支出的0.00006%。然而，特朗普是对的，铸造一美分是金钱的损失者。每一块一美分的生产成本为3.69美分，因此在削减成本的横扫中摆脱它们，实际上表明特朗普正在为纳税人的每一分钱而努力。在特朗普的更大目标中可以找到更多的钱。特朗普想关闭美国国际开发署，该机构的年预算为400亿美元。健康研究补助金的上限旨在节省数十亿美元。据报道，马斯克和他的团队正在搜索每个联邦机构的预算。马斯克表示，他的最终目标是确定至少5000亿美元的年度支出削减。新的税收也是特朗普计算的一部分。这是他推动广泛关税的一个重要原因。2024年，美国从关税中提取了830亿美元的税收入，不到总收入的2%。特朗普的目标是获得更多的关税收入，他错误地将这些收入描述为外国人缴纳的税款。特朗普还表示，他愿意取消对某些专业投资者的税收减免，这可能会每年额外带来150亿美元的收入。笼罩着其中许多计划的巨大问号是，它们可能需要国会的授权，这使得它们成为一个危险的命题。特朗普也许可以自己摆脱这笔钱的困扰，而且他确实有权征收关税。但削减任何机构的预算都取决于国会，而不是特朗普，特朗普扣留国会通过立法授权的支出可能是非法的。已经提起了许多诉讼，质疑特朗普的行政命令，而且似乎还有更多是确定的。

Heidi02-11 16:32

金融时报：特朗普、普京、习近平的新帝国时代

国际形势产生巨大影响。你可能听说过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现在，欢迎来到新帝国主义时代。上个月，特朗普在就职演说中最引人注目的时刻，是他承诺美国“将再次视自己为一个不断增长的国家——一个增加我们财富、扩展我们领土的国家”。人们刚开始觉得特朗普关于领土扩张的言论只是笑话，现在这种希望已经消退。总统对他希望获得的外国领土的提及过于频繁，无法被忽视或否定。特朗普自信地宣称美国将“得到格陵兰”。他誓言要“夺回”巴拿马运河。他经常说加拿大应该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上周，他甚至声称对加沙地带拥有主权。他对获取领土的迷恋，甚至让一些支持者感到震惊。但如果将这个看成全球趋势的一部分，就更容易理解。他视为真正同级别的另外两位世界领导人——普京和习近平，也将领土扩张视为国家的关键目标，也是他们个人追求伟大的组成部分。俄罗斯发言人经常以国家安全为由为对乌克兰的战争辩护。但普京本人执着于认为乌克兰不是一个真正的国家，而是“俄罗斯世界”的一部分。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曾告诉一位知己，在入侵乌克兰之前，普京听取了三位顾问的意见：“伊凡雷帝、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大帝。” 这些统治者主持了俄罗斯领土的大规模扩张，叶卡捷琳娜深入乌克兰。显然，普京希望在历史舞台上留下重新建立对旧帝国核心——乌克兰，以及可能更西部地区控制的遗产。同样，习近平将控制台湾视为中国国家命运和他个人历史遗产的关键。在最近的一次讲话中，他宣称：“台湾是中国的神圣领土。” 习近平表示，台湾问题不能再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完成中国的“统一”，将是他可以声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始人毛泽东相似地位的标志性成就。特朗普对帝国的兴趣是最近才出现的。他的顾问们正在努力为他关于格陵兰、巴拿马甚至加沙的言论进行事后洗地，这一过程被称为“理智洗白”。与普京一样，理智洗白者的初步诉求是寻求基于国家安全的解释。格陵兰拥有关键矿产；中国人在巴拿马运河附近活动。但加拿大？加沙？在这里，合理的解释变成了闹剧。由于没有令人信服的战略理由来解释特朗普的领土野心，显而易见的替代解释是，这与个人想伟大有关。如果无法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特朗普至少可以通过扩展美国领土，将自己的奏雕刻在拉什莫尔山上。总统只是想扩大美国面积的概念，在他与丹麦首相梅特·弗雷泽里克森的电话交谈后变得更加可信。据信，她向特朗普提供了除格陵兰主权之外的几乎任何他可能想要的东西，美国可以拥有更多的军事基地或矿产权利。但特朗普并不满意，他想要的是格陵兰本身。特朗普希望接管加拿大或加沙仍然似乎不太可能。但巴拿马运河和格陵兰更为脆弱：毕竟对巴拿马人或丹麦人来说，美国的军事力量将是压倒性的。随着美国、俄罗斯和中国的领导人都变成更有扩张野心的人，对当前国际体系的影响是严峻的。世界可能正在从一个小国可以声称国际法保护的时代，转向一个如修昔底德所说的“强者为所欲为，弱者受苦”的时代。这样的世界，可能与基于势力范围的大国之间的互相警惕和相对和平兼容：美国专注于西半球，俄罗斯专注于东欧，中国专注于东亚。 19世纪，大国甚至举行会议来瓜分世界——如1884-1885年在柏林举行的会议，正值“瓜分非洲”的高潮。但任何这样的瓜分本质上都是不稳定的。19世纪的大国共识最终瓦解，导致20世纪的世界大战。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兴起，也对国内政治产生影响。帝国总要有个皇帝吧，普京和习近平的扩张主义外交政策与国内的个人崇拜和政治压迫密切相关，特朗普的海外野心与他对“内部敌人”的强烈打击相结合。正在执行大部分打击任务的马斯克表示，他每天都在思考罗马帝国的命运，并暗示美国可能需要一位“现代苏拉”，苏拉是一位罗马独裁者，他在改革罗马体制的同时谋杀了数百名对手。不要说他没有警告过你们。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2-11 00:00

迈克尔·桑德尔：左派是如何为川普铺平道路的

公开课“正义论”和他1982年所著的《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一书中对约翰·罗尔斯《正义论》的批评而闻名。桑德尔教授了二十多年的“正义论”课程，是哈佛大学历史上最受欢迎，参加人数最多的课程之一，已有超过15,000名学生选修过这门课。它也是哈佛大学第一个免费面向公众开放的课程，全球有数千万人在线上学习了这门课。2011年，桑德尔因此在中国还被评为“年度最有影响力的外国人”（《中国新闻周刊》）。视频链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tO2L_ydO7A 迈克尔·桑德尔：左派是如何为川普铺平道路的本文为非营利调查新闻编辑室“Information Justice（信息正义）”编译作品。已开启快捷转载，欢迎转载、分享、转发。译：临风编：新约客 “问题在于不满，蠢货！” 派金：民主党战略家詹姆斯·卡维尔(James Carville)曾说：“问题在于经济，蠢货！”好吧，为了了解我们今天的政治状况和川普的第二任期，我们今晚的嘉宾可能会这样描述：“问题在于不满，蠢货！”。欢迎迈克尔·桑德尔回来。他是哈佛大学政治哲学教授，著有新版《民主的不满》，合著有最新一期《平等的意义和重要性》。他现在从马萨诸塞州的布鲁克林加入我们，这里位于波士顿以西，是宇宙的中心。桑德尔教授，非常高兴您能参加我们的节目。今晚您过得怎么样？桑德尔：我很好。很高兴再次和你在一起，史蒂夫。派金：谢谢。川普的第二任期已经过去一周了。在此期间，世界上几乎所有现任的民主政府要么失败，要么肯定看到其选票份额减少。您如何描述我们集体政治历史中的这一时刻？桑德尔：这是民主的危险时刻，也是中左翼似乎在政治上筋疲力尽的时刻，但在意识形态上也需要重新思考其使命和目的。我认为，川普能够赢得白宫第二任期的部分原因是民主党失去了活力、使命感和目标感，尤其是疏远了曾经构成民主党主要支持基础的工人阶级选民。派金：我觉得这是一个有趣的回应，因为我和其他人一样仔细地关注了总统竞选活动。你知道，我们不是被告知卡玛拉·哈里斯让美国政治重获欢欣吗？她的所有集会都充满了热情。民主党似乎并没有脱离现实。实际上，在拜登离开、哈里斯参与大选后，他们似乎重新获得了一些活力。那么你为什么这么说呢？桑德尔：嗯，确实如此。在拜登糟糕的辩论表现暴露出年事已高和身体虚弱之后，她确实为竞选注入了活力。但事实证明，这种活力是短暂的，因为虽然它一度鼓舞了士气，但并非基于对民主党所能提供的东西的任何根本性反思，尤其是对工人阶级选民，他们面临近五十年的工资停滞和精英阶层对他们俯视的感觉。史蒂夫，民主党还没有找到一种方法来与不满情绪的人对话，就是那批对民主的不满意的人。我敢说，世界上许多民主国家的中左翼政党都是如此。不满情绪，就是川普能够利用的愤怒和怨恨。民主党和中左翼政党需要弄清楚它的根源是什么，以及如何表达它。走进新时代：川普时代派金：我们记得2016年川普赢得第一任期。当时很多人都说，这只是个特例。这只是个侥幸。他没有赢得多数选票。只是选举团的投票结果让他最终获胜。显然，情况并非如此，因为他又回来了。那么，当历史学家回顾这段历史，我们是否已经进入了一个政治上的新时代？桑德尔：是的。这个新时代的名字还有待观察。目前，它的名字是川普时代。因为事实证明，正如你所说，他在2016年的当选并不是侥幸。乔·拜登表现出色，许多人认为他是理智、体面、主流政治的恢复。但回想起来，我认为拜登时代可以被视为川普时代的一个空白期。现在，历史学家是否会用这样的描述来描述这一时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主党在反对派中能做些什么，重新考虑它向公众提供的服务，重新考虑它的经济计划，以及如何表达这个时代的愤怒、担忧和焦虑。民主的不满派金：我很高兴地告诉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您在这些观察上是多么的超前。为此，我们将回溯近30年前。我想引用一下您《民主的不满》(Democracy’s Discontent: America in Search of a Public Philosophy)的第一版。《民主的不满》第一版（1996，左）与新版(2022) 您是在1996年写的：“当代政治对主权国家和主权自我提出了质疑，这很可能会激起有些人的不爽，他们会消除模糊性，巩固边界，强化内部人和外部人之间的区别，并承诺一种政治：夺回我们的文化，夺回我们的国家，以复仇的方式恢复我们的主权。” 嗯，对很多人来说，1996年是一个充满乐观的时期。冷战结束了。民主资本主义几乎表明它已经占了上风。弗兰克·福山告诉我们，这是历史的终结（诚然，结尾处有一个问号），但你还是明白我的意思。30年前你就不这么乐观。为什么呢？桑德尔：首先，谢谢你回忆这段话，史蒂夫，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和平与繁荣之下，在人们狂妄自大之下，我们版本的民主资本主义已经获胜，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在这种乐观主义和狂妄自大的背后，正是不满的根源，部分原因是人们越来越无法控制支配他们生活的力量。日益增长的无能为力感，对自治计划的担忧，是担忧的一个根源。另一个是，我们周围的道德结构，从家庭到社区再到国家，正在瓦解。因此，我们感到无能为力，觉得自己的声音不重要，在塑造支配我们生活的力量方面没有有意义的发言权，失去了社区。这些都是对民主不满的明显根源，尽管当时还不成熟。现在，我们醒来发现，这个世界中那些不满的根源已经固化为愤怒和怨恨，我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市场驱动或“新自由主义”版本的全球化的实施方式、它造成的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以及近几十年来赢家和输家之间日益加深的鸿沟有关。主流政党，尤其是美国的民主党，以及我想说许多民主国家的主流中左翼政党实际上是该版本的全球化和放松管制最热情的支持者。然后我们经历了金融危机，然后我们进行了银行救助，我认为这就是愤怒固化的原因。民主党和中左翼政党还没有想出如何应对这种愤怒。川普已经想出了，即使他提出的解决方案并没有真正解决潜在的不平等和人们被精英们瞧不起的感觉。派金：参议员伯尼·桑德斯来自您的隔壁州，他对民主党为何不断失利的解释是这样的：“民主党抛弃了工人阶级，而工人阶级也抛弃了他们，这应该不足为奇。”您同意参议员桑德斯的观点吗？桑德尔：我认为他说得对。我认为，民主党通过拥抱市场必胜信念，将其作为一种执政理念，这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这始于里根总统和（英国的）撒切尔首相，他们明确指出，政府才是问题，市场却是解决方案。但即使在中左翼政党取代他们登上政坛之后，美国的比尔·克林顿（新民主党）、英国的托尼·布莱尔、德国的格哈德·施罗德，这些里根时代的中左翼继任者所做的是，他们软化了纯粹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的锐角。但他们从未挑战市场信仰的基本前提，即：市场机制是定义和实现公共利益的主要工具。因此，我们从未真正就市场的作用和影响范围展开过辩论。相反，我们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我们坚持资本跨国界自由流动，这一切都是以全球化的名义进行的。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全球化。然而，它却被描述为不可避免的，是一种自然力量。因此，人们不仅感到不平等正在加剧，而且他们的声音并不值得重视。没有人征求普通民众的意见。我们并没有辩论这套新的经济安排和金融业放松管制是否真的符合公共利益。所以，我认为民主党一直是民粹主义者反对这些安排的主要目标。派金：我想，你可以把加拿大时任总理让·克雷蒂安(Jean Chrétien)也加到中左翼的行列中，因为他与比尔·克林顿签署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我的问题是，如果我们能回到过去，你会建议他们不要签署这些自由贸易协定，停止全球化吗？因为30年后，你不知道会有什么麻烦等着你。桑德尔：嗯，这取决于你对全球化的定义。如果你指的是发展国家之间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关系，那是一件好事。一般来说，贸易是一件好事。但“新自由主义”时代的那些自由贸易协定的主要目的并不是降低关税，当时关税已经很低了。它们主要是为了执行某些知识产权制度，以便迪士尼能够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为米老鼠申请专利。药品专利将延长，以防止仿制药制造商生产药品。这些自由贸易协定中内置了各种各样的东西。所以，错误在于我们那种全球化，它从根本上抹黑了国家共同体，剥夺了民族国家的权力，而民族国家是让公民发出声音的主要载体。因此，人们坚持资本自由流动，不受监管。这导致了各种金融不稳定。这个体系确实带来了经济增长。它确实实现了大部分承诺。问题是，那段时期几乎所有的增长都流向了前10%或20%的人。至少在美国，底层的一半人经历了近五十年的实际工资停滞。因此，收益分配不公平。然后，当放松管制导致金融危机时，当同样的政治参与者拯救华尔街却让普通房主自生自灭时，普通公民感到愤怒也就不足为奇了。自由的另一个维度派金：让我在这里提出一个新问题。首先，我告诉你，在美国总统大选结束后我与某人的一次谈话。他说：川普获胜让我感到羞愧，我受不了他。但另一方面，如果民主党从中得到的信息是，他们需要更加关心人民，桑德尔教授，你正在谈论的，而不是太担心我们使用什么代名词的称谓，那么，一切都会好起来。问题是，民主党的失败有多少是与所谓的身份政治有关的？桑德尔：我认为身份政治确实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我认为我们有时过于尖锐的切割、过于明确地划分经济问题和身份或文化问题。原因如下。史蒂夫，所有政治，几乎所有政治，最终都涉及到相互竞争的身份概念。成为公民意味着什么？我们对彼此的共同义务是什么？因此，身份和经济是紧密相连的。在全球化时代，有一个信息，一个关于身份的隐性信息，超越了“觉醒”的词汇。这个信息是这样的。你记得，我们被告知，当时真正的分歧不再是左派和右派。而是开放与封闭之间的分歧。这实际上意味着，如果你挑战金融放松管制、资本流动和超全球化，你就有点思想封闭。你想让我们与世界隔绝吗？封闭，最好的情况下等同于狭隘主义，最坏的情况下等同于偏见。而开放，则支持自由资本流动、自由贸易协定、放松管制、金融崛起等。因此，即使是关于全球化经济的辩论，也隐含着这种特定的身份观。国家边界不那么重要。爱国主义，这是右翼人士谈论的话题。我们不想真正讨论跨境移民流动，因为我们现在有点相信边界不重要，而从言外之意来看，如果边界不重要，国家身份也不重要。但共同的公民身份呢？所以，经济和身份在这里交织在一起。它们是相辅相成的。我认为民主党人忽略了这一点，他们接受了某种身份观，这种身份观抹杀了人们的归属感，抹杀了人们融入自己世界的愿望，抹杀了人们对公民身份重要性的认识，抹杀了我们对彼此负有共同义务的认识。因此，我认为民主党人将爱国主义和社区意识的种子播撒到右翼，而不是重新诠释爱国主义、社区意识和团结的意义，为进步政治提供依据，这是一个错误。派金：他们难道没有尝试这样做吗？我的意思是，自由这个词在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竞选中随处可见。为什么它没有奏效呢？桑德尔：自由是被民主党提及，但我认为他们对自由的理解过于狭隘，过于个人主义。美国人，尤其是民主党人，在这次竞选中，所指的自由实际上是指选择的自由。现在，在关于堕胎限制的辩论背景下，这是可以理解的，这是一个有力而合法的问题。这是民主党人在最近的总统竞选中援引的自由的核心含义。但自由还有一种更广泛的概念，超越了个人选择的自由。这就是我们作为同胞共同商议自治、商议适合我们和这个社区的目的和目标时，我们所享有的自由。你可以称之为公民自由，而不是个人选择自我的自由，后者常常被同化为一种消费主义的自由。民主党，我想说的是整个美国政治，都很难保持与更强烈的公民自由概念的联系，这种自由与分享、社区和自治联系在一起，并追问：什么是有利于自治的经济安排？这也是关于自由、关于公民自由的辩论。我们常常忽视自由的这个维度，史蒂夫。 “富豪民粹主义” 派金：你一定还记得，在拜登执政期间，俄亥俄州一个叫东巴勒斯坦的小地方发生了火车脱轨事故。你知道，联邦政府对那里发生的灾难的响应是否积极，引起了很大争议。那是一个红州。受影响的人就是你现在谈论的那类人。我想在这里提出著名播客主持人乔·罗根对现任副总统 JD·万斯的一段采访，这确实表明了我们年轻时的共和党如今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是万斯和罗根的片段，我们回来再聊另一边。谢尔顿，如果你愿意的话，就播放吧。万斯：所以我谈到了东巴勒斯坦(East Palestine, Ohio)的火车灾难，你知道，铁路公司讨厌我，因为我事后对他们发起了讨伐。我意识到，想想这场灾难的所有代价。想想医疗保健费用、失业人员的福利费用、社区房价下跌，所有这些费用都由社区承担，而铁路公司却只需要支付微不足道的罚款。我突然想到，他们之所以没有更严肃地对待这些火车事故，是因为他们将奖励私有化了。但是，当发生重大火车事故时，谁来买单呢？是当地居民和美国纳税人。而这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这句话本来可以从（独立派参议员）伯尼·桑德斯的嘴里说出来。我想知道，美国共和党副总统和贵国最左翼的参议员之一似乎在这种事情上看法完全一致，这是否说明今天的政治情况十分复杂？桑德尔：嗯，这是一个有趣的观察。史蒂夫，听听万斯的发言。看到他在那个片段中的表现，人们几乎可以相信他是一个民粹主义者。现在发生的事情以及你所强调的是，民粹主义有多种分支，有右翼民粹主义和左翼民粹主义。自2016年以来，美国占主导地位的是右翼民粹主义，从历史上看，它与对精英阶层、不负责任的公司权力的抨击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从历史上看，它与本土主义、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混杂在一起。这并不是右翼民粹主义的新特征。它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下半叶美国民粹主义的早期。左翼民粹主义也曾出现过。伯尼·桑德斯现在代表了这种民粹主义，这种民粹主义也关注大公司（这里指的是铁路公司）不负责任的集中权力。我会将问题扩展到当今的科技公司。但它并不像川普的一些政治诉求所追求的那样，带有本土主义、仇外心理和种族主义色彩。因此，这种与民粹主义的联系确实代表了万斯和MAGA运动这一派别的背离，背离了传统的主流乡村俱乐部、共和主义，后者主要支持大企业。因此，对于MAGA运动来说，真正的悬而未决的问题是，它是否会发展这种对集中经济权力的民粹主义批判，还是仅仅在选举时使用民粹主义言论，但以一种“富豪民粹主义”的方式进行治理，这就是川普在第一任期内所做的。他唯一真正的成就是大规模减税，主要针对富人和大公司。这就是富豪民粹主义。你看到了就职典礼的场景吗？派金：看到。桑德尔：在川普身后，在他的家族旁边是科技巨头，从埃隆·马斯克到马克·扎克伯格和杰夫·贝佐斯。这不是民粹主义的场景。这些是真正的民粹主义者想要挑战，并要求他们承担民主责任的大型科技公司和大亨。所以看看这将如何展开会很有趣。MAGA运动中这两个流派之间的紧张关系。派金：确实如此。那次就职典礼上，每平方英寸的亿万富翁数量似乎比我以前见过的任何一次都多。有时，小事件或小故事可以讲述一个大故事。你的生活中就有这样的例子。我希望你能讲完你在佛罗里达度假时的故事，你上了电梯，与一位来自爱荷华州的女士进行了一段非常简短的交谈，爱荷华州是美国中部红州，是川普的领地。如果你愿意的话，就从那里继续讲吧。桑德尔：她问我，你来自哪里？我说：波士顿。她说：嗯，我来自爱荷华州。你知道，我们爱荷华人也阅读的。我不知道那是从哪里来的。我没有说我来自哈佛。我没有说我是教授。我只说了波士顿。然后，当她走出电梯时，她回头说：我们不太喜欢沿海地区的人。史蒂夫，这让我们回到了我们关于身份政治的谈话。这并不是关于“觉醒”身份，这是关于许多人的感觉，许多劳动人民，许多生活在农村地区或美国中部的人，他们认为，沿海精英、有资格的精英、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看不起他们。这就是我所说的“功绩暴政”(tyranny of merit)，许多全球化赢家的感觉不仅满足于胜利，而且还想声称他们的胜利是他们应得的，他们的成功是他们自己做的，是衡量他们功绩的标准。有趣的是，她说，我们在爱荷华州也可以阅读，这表明对精英的怨恨不是针对那些从事商业或富有的精英，比如川普就很富有。这是对资历精英、功利精英的不满，很多人觉得他们看不起自己。所以，总结一下，市场驱动的超全球化加深了贫富差距。但在同一时期，成功人士的精英傲慢造成了赢家和输家之间的差距。这种差距对我们的政治有害，使我们两极分化。我认为，这种认识应该成为一项大胆的民主复兴计划的起点，我希望这项计划能够为进步政治下一个新的定义，一个更有活力的定义。派金：这个故事太精彩了，因为她当然不知道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和她完全一样。你是否希望自己能多和她说一会儿，说，嘿，女士，我感受到你的痛苦和命运。事实上，我写过关于这方面的书。我和你一样。我想你没有机会说这些。桑德尔：我没想得那么快，但如果我的反应有那么快，我会说，我不怀疑你在爱荷华州能读书。我想给你一些书读。我介绍你读《功绩的暴政》。我明白你的意思。恢复红州和蓝州之间的关系派金：完全正确。好吧，让我们来结束这个话题。显然，美国红州的人有种感觉，认为沿海地区的精英人士傲气凌人，他们认为在过去30年的全球化进程中，他们是最大的输家。我希望您能开出药方，告诉我们如何开始恢复红州和蓝州之间的关系，让红州和蓝州能够重新对话，让那些觉得自己被看不起的人能够重拾尊严，让美国人能够停止这些文化，即使不能停止，至少也要减少文化战争。我们该如何做到这一点？桑德尔：我认为，我们需要从改变政治言论开始，同时也要改变政治计划，不要再说解决不平等和工资停滞不前的办法是，如果你在挣扎，就去获得一个大学学位来提高自己。大约三分之二的美国人没有四年制学位。因此，如果去制造一种经济理论，要求每个人都去获得大学学位，这个说法是愚蠢的，这使得有尊严的工作和体面的生活的必要条件是：拿个四年制学位，大多数人无法做到这个。因此，我将把政治争论的术语转向尊重和恢复工作的尊严，让生活更美好，尊重和认可每一个通过他们的工作为公共利益做出贡献的人，他们养育的家庭，他们服务的社区，无论他们是否拥有声望很高的证书。这将是一个起点。我认为我们还必须重塑公民社会。但不断加深的不平等所带来的最具腐蚀性的影响之一是，我们越来越过着分离的生活，几乎是一种阶级隔离，在某种程度上，这与教育有关。民主并不要求完美的平等。但它确实要求来自不同阶层、不同阶级背景、不同种族背景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相遇。因为这是我们学会协商和容忍差异的方式。这也是我们关心共同利益的方式。因此，我们需要重建那些阶级混合机构、公共场所和公共空间，让我们聚集在一起，即使是无意中，比如在体育场、图书馆、公共交通或我们孩子玩耍的公园里，谈论我们对棒球的共同热爱，而不是选择退出，去私人健身俱乐部，脱离公共场所。因此，史蒂夫，我认为，为共享的民主生活方式重建公民基础设施是一个切实可行的步骤，可以开始弥合分歧，并使我们至少不时能够相互交谈。派金：这真是太明智了，如果你不这么说的话，我本来想说，如果你看看50年前芬威球场(Fenway Park)的录像，你会发现富人和穷人坐在一起看台上，而现在，富人坐在他们的包厢里，低收入者根本不再去看比赛了，因为即使坐在外场也要75美元，这肯定远远超出了大多数人的能力。是的，你说得对，我们必须弄清楚这一点。迈克尔·桑德尔，我们一直很感激你来参加这个节目，与我们分享你的智慧。谢谢你接听我们的电话，下次见。谢谢你，先生。桑德尔：谢谢你，史蒂夫。真的很感激。 * 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2-09 00:00

助力特朗普上任背后加密资产的政治属性观察

道德和传统领导的价值观。这些对比揭示了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的深刻意识形态差异。自由主义者未必能充分理解特朗普支持者的情绪，而特朗普的成功反映了很多人对精英主义的批判以及对自由文化偶像的疏离。包容性政治系统与社会平衡美国的政治体系通过其包容性允许广泛的政治意识形态表达，这也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特朗普的连任可能被视为这一政治系统健康的象征——即便是争议领导人也能通过民主程序当选，表明即使在动荡中，政治体制仍能维持基本的社会秩序。然而，这种包容性同时带来了挑战，特别是在削弱民主规范和社会凝聚力方面，可能加剧了美国社会的分裂。这些复杂的政治、文化和法律动态深刻影响着特朗普的政治生涯，塑造了他在美国社会中的长期影响，不仅体现在政治层面，也深深根植于文化与社会的各个方面。特朗普就职演讲：重塑政府、监管与民主权利特朗普的就职演讲中，围绕治理、正义和社会价值展开了一系列主题，着重强调了重塑和恢复美国政府系统的承诺。以下是与“监管、隐私、司法和民主权利”相关的核心观点：司法和政府改革特朗普承诺结束对司法部和政府机构的武器化，认为这些机构在过去被用于针对感知的不公或腐败。他提出的目标是重新平衡正义，并回归公正的政府实践，消除权力滥用现象，确保司法独立和行政透明。民主权利特朗普强调将信仰、财富、民主和自由还给人民，承诺通过转向更民主的治理恢复公民的权利和声音。他表示将优先考虑人民的诉求，推动实现更加民主的政治环境，确保政府回应公众需求。监管和隐私问题尽管演讲中未详细列出具体政策，但从其语境中可以推测，特朗普有意对现行监管体系进行重构，特别是在国家安全和边境控制方面。这一改变可能通过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和调整移民法律来实现，从而重新审视可能影响隐私的政策，确保监管符合国家利益与公民隐私的平衡。重建政府信任和透明度特朗普承认政府目前存在信任危机，并表达了恢复行政管理诚信和能力的意图。他承诺采取措施提高政府的透明度，确保民众对政府机构的信任得到恢复，同时加强政府的责任制。总体来说，特朗普的演讲反映出一个意图：显著改变政策和政府方法，重新审视监管、隐私以及司法和民主权利的平衡，以更好地与民众的价值观和需求对齐。这种改革旨在恢复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同时保护个人权利和自由。特朗普与加密资产的结合：历史背景与政治博弈的多维解读特朗普与加密资产的关系反映了更广泛的历史、经济和社会层面的复杂互动。以下分析分为几个关键部分，探讨了背景和影响因素：日本与韩国大公司的历史背景日本大公司：从二战中的军工扩张到战后转型，日本的大公司如三菱和住友通过政府关系和战争后的经济机会崛起，并成为现代化多元化企业。韩国大公司：韩国的经济奇迹，尤其是三星和现代的崛起，得益于政府推动的经济发展政策和国际援助，帮助国家从战后贫困走向经济强国。 “失去的20年”与年轻人的困境日本的“失去的20年”：从1990年代起，日本经历了长达二十年的经济停滞，年轻人面临就业困难，社会流动性下降，出现大量“无业游民”和“宅男宅女”现象。韩国的挑战：虽然韩国没有类似的“失去的20年”，但近年来，年轻人同样面临高失业率、飞涨的房价和恶化的工作环境，尤其在大企业主导的经济中。战后利益者团体与民权问题利益者团体的影响：战后，日韩的大公司形成了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通过与政府的紧密关系维护自身利益，这有时可能牺牲民主进程或民众利益。民权与财富不平等：日韩的经济模式在推动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尤其是在工人权益和收入分配方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威胁与全球政治全球政治背景：尽管没有证据表明全球权力集团故意利用第三次世界大战威胁来操控局势，但冷战和后冷战的地缘政治紧张确实为一些国家的内政提供了强化团结的借口。经济和政治利益：全球化后的经济政策往往有利于富裕国家和跨国公司，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和民权问题可能被忽视。美国的军工企业、建制派与跨国互联网公司的问题军工企业：美国的洛克希德·马丁、波音等军工企业通过政府合同获得巨额利润，并在国防政策中占据显著位置。这种权力集中的现象导致军事政策偏向扩张主义，而忽视外交解决方案，进而影响国内社会支出。建制派的影响：建制派通常代表既得利益集团，权力集中可能导致政策偏向于保护这些集团的利益，而不是广泛的民众利益，削弱了民主的有效性。跨国互联网公司：像谷歌、亚马逊、脸书等科技巨头由于市场垄断和隐私问题而受到批评，尤其是在数据收集、内容审核与言论自由的平衡方面引发争议。民主党的角色与政治博弈政策与改革：民主党在一些领域推动军工企业和跨国互联网公司的监管，但也面临党内外的压力，必须在推动社会正义、经济发展和维持竞争力之间找到平衡。党内分裂与外部挑战：民主党内部分进步派与建制派的斗争以及外部政治环境的变化不断影响党内政策执行的力度和方向。特朗普与加密资产的结合政治与经济的交汇：特朗普的支持者，包括一些传统产业的工人阶级，感受到现代政治精英的疏离和全球化经济带来的不公。因此，特朗普借助加密资产作为反建制的工具，赢得了许多对现有体制失望的选民支持，尤其是在他们对传统金融系统的不信任中。财富与权力的再分配：加密资产为特朗普提供了一个平台，去挑战传统金融与政治精英，强调对抗“华尔街”和“建制派”的政治口号，既带有文化象征性，也试图推动新的经济模式。综上所述，特朗普与加密资产的结合是一个多层次的政治现象，它不仅与全球历史背景、经济体系的不平等分配有关，还与美国政治中利益团体、军工企业及科技巨头的权力斗争密切相关。民主党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复杂且充满博弈，既有推动改革的尝试，也有维持现状的压力。民主党失去选票的原因：历史、体制与阶级斗争的深层联系民主党失去选票的背后，深藏着美国历史中的阶级体制、战后政治体系的延续以及民权与工人阶层利益的矛盾。以下分析了与历任总统家族、二战经历以及美国全球霸权相关的多维因素，揭示了民主党当前政治困境的根源。总统家族与二战的关系富兰克林·D·罗斯福：二战期间，罗斯福作为美国总统主导了重要的战时决策，推动了如租借法案和联合国成立等历史性政策，这为战后世界的形态奠定了基础。约翰·F·肯尼迪：二战期间，肯尼迪在美国海军服役，亲历太平洋战区，成为其政治生涯的重要部分。巴拉克·奥巴马与乔·拜登：两位总统家族的背景与二战有着间接联系，尽管他们的直系亲属没有直接参军，但家庭的战时经历成为其个人政治叙事的重要一环。奥巴马通过提及外祖父的二战经历，展示了自己对美国历史和军人牺牲的理解，而拜登则通过描述父亲在大萧条和二战时期的生活困境，强化了对美国中产阶级挣扎的同情。民主党与现有政治体制的关系民主党倾向于维持当前的美元体系和既有政治结构，尤其是在党内有多位资深人士通过现有体制获得支持和成功。党内这些领导人的成长背景，使得民主党在政策执行上显得更加保守，难以突破传统框架。这些领导人通常来自于更高的阶层，代表着建立在战后体制基础上的利益。全球霸权与中东利益的联系美国的全球霸权主义，尤其是在中东地区获取利益的政策，导致了中东国家和民族的动荡，并间接推动了911事件的发生。这一事件极大影响了美国国内的司法体系，增强了政府的监控与控制力，牺牲了民权。民主党作为全球化的支持者，在维护全球利益的同时，未能有效保护国内民众的经济利益，特别是那些依赖传统工业和能源的工人阶层。战后建制派的影响战后的建制派依然牢牢把控着美国的制度和思想，民主党内的一部分领导人正是通过这一体制取得了政治成功。然而，随着时代的变化，这一体制的束缚日益显现。民主党未能有效解决民权问题，特别是对铁锈地带能源行业工人和低收入群体的忽视，使得这一部分选民对民主党产生了疏离感。转向其他政治力量，特别是在特朗普这样的反建制人物的影响下。民主党失去选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其与历史阶级体制的深层联系、对现有政治经济体制的依赖、以及对传统工人阶层利益的忽视。二战期间的政治精英背景和战后体制的延续，使得民主党在政策上往往保持保守，难以回应日益增长的民众需求。最终，这一系列因素导致了民主党的选民基础逐渐流失。去中心化与民权的交集：加密货币、自由与社会结构的反思加密货币和区块链的兴起，与民权的核心理念有着深刻的联系。以下分析探讨了去中心化如何与隐私保护、金融包容性、抗审查能力、民主权力分散等民权议题相契合，以及这一理念如何在当前社会和政治结构中产生影响。减少政府控制：保障隐私与自由加密货币如比特币通过去中心化的网络减少了政府或中央银行的干预，符合民权运动中对个人隐私保护和减少政府控制的诉求。加密货币的运作让个人能够自由地进行经济活动，不必担心政府的监控或货币政策的操纵，维护了经济自由和隐私权。金融包容性：无障碍金融服务去中心化金融（DeFi）为那些在传统银行系统中被忽视或排除的人群（如未银行化群体）提供了新的金融交易途径。这符合民权运动中关于经济权利的诉求，使得更多人能够参与到全球经济中，提升了社会经济的包容性。抗审查能力：言论自由与抗压迫区块链技术使得资金转移不易被审查或冻结，尤其在政治压迫或经济制裁的情况下，这一点尤为重要。去中心化金融系统支持言论自由和反抗政治压迫的需求，进一步与民权对自由表达和抗压迫的核心价值对接。权力分散：民主与自主去中心化意味着没有单一实体能够控制整个网络，从而有助于促进更民主的经济体系，减少权力集中。去中心化支持民权中关于权力平衡的理念，推动更加公平和自主的经济环境。加密资产的政治属性与全球社会现状去中心化与个人发展权利紧密相关，它反映了一种反对战后利益集团主导、重塑经济与社会结构的思想。二战后，利益者集团为了维护统治的存续和合法性，忽视了民权和个人财富，在社会各环节中设定了仅服务于GDP的标准，导致社会功能的退化和工薪阶层的疏离。这一过程与“老鼠乌托邦”实验的结果有相似之处。 “老鼠乌托邦”实验：社会结构崩溃的隐喻实验背景与设计：约翰·卡尔霍恩在20世纪60-70年代进行的“老鼠乌托邦”实验模拟了一个“完美”环境，提供无限的食物和水，但空间成为限制因素。实验结果：随着鼠群数量的增长，社会结构崩溃，出现暴力、性行为异常（性别模糊）、繁殖率下降（生育率下降）等问题，最终导致鼠群的崩溃和社会功能的彻底瓦解。实验中的“美丽的鼠”代表了社会中的个体主义和自我隔离，对集体责任展现出淡漠，导致社会整体退化，但这是由老鼠所处的社会环境运行机制导致的。社会功能退化的表现：实验中出现了暴力、性行为紊乱、母性行为丧失等现象，反映了社会结构的崩溃和个体行为的极端化。全球社会的现状与“老鼠乌托邦”的警示这一实验警示了过度人口密度、资源人为调节限制与社会结构崩溃之间的联系。当前，全球社会正在经历类似的压力，尤其是在人口过度集中、资源分配不均和经济体系失衡（国富民穷）的背景下。这些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通过去中心化的技术架构进行反思和缓解，支持更民主和包容的社会制度。去中心化不仅是技术创新，它更是对当今社会结构和政治体系的一种深刻反思。通过加密货币和区块链，去中心化为个人自由、隐私保护、金融包容性、抗审查能力及民主治理提供了新的视角。这一新兴领域与民权运动的核心价值观不谋而合，同时也对现有社会和经济体系的失衡提出了挑战。小结：加密资产的政治属性与未来趋势加密资产的诞生与发展在全球政治和经济的复杂背景下，展现了其独特的积极意义。尽管世界仍处于阶级与民族矛盾的动荡之中，政治与军事局势充满不确定性，但民权发展的趋势已不可逆转，并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体现。未来四年内，以加密社区为代表的先进民权组织，预计将在美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方面产生深远影响。特朗普在获得加密社区支持后再次上台，表明一个包容性强的制度能促进经济繁荣，同时更能使系统受益。随着特朗普面临的政治压力增大，他将越来越意识到加密社区的重要性，甚至可能将其视为关键的支持力量。加密资产的独特政治属性正在与民权发展的潮流相融合，逐步成为全球经济和社会变革的重要趋势。尽管这一进程伴随着诸多挑战——如丝绸之路创始人的逮捕、加密混币器受到制裁、特朗普面临的政治和法律审判、暗杀阴谋以及马斯克被迫害预言等负面事件的冲击——但其发展前景依然光明。这些挫折不仅是创新与传统体系冲突的表现，更凸显了加密资产在推动去中心化和民权保障方面的潜力与必要性。

金色财经01-22 19:47

随着特朗普准备重新掌权，MAGA运动的内斗已经愈演愈烈

进行了审查。马斯克曾自称是“绝对言论自由主义者”，但最终似乎为对这些账号的限制辩护，认同某用户将这些批评者描述为“不可原谅的行为”。鉴于马斯克近期的影响力和他选择性解释“言论自由绝对主义”的方式，预计未来几个月内，事儿会越闹越大。其他MAGA内部的冲突虽然没有如此高调，但矛盾也很明显。最近几天，MAGA盟友和文化保守派人士，在社交媒体上开始批评其他MAGA人物为自称厌女的网红安德鲁·泰特提供平台。泰特在罗马尼亚面临包括人口贩运在内的指控。他曾炫耀自己如何诱骗女性制作色情直播，并对她们进行控制。他还曾吹嘘自己打断过一名女性的下颌骨。批评者的目标。包括特朗普即将上任的白宫顾问阿丽娜·哈巴和右翼网红本尼·约翰逊，他们最近几天在约翰逊的节目中与泰特同框出现。哈巴对泰特表示高度赞扬，还将其与特朗普相提并论。约翰逊在X平台上回应批评时表示：“如果你因为和你意见不合的人对话而生气，那就找个别的年份生活吧。现在是2025年。审查和封杀已经死了。” 一些MAGA阵营的成员，还批评副总统当选人万斯，因为他在本周末表态称，特朗普不会赦免因暴力犯罪被定罪的1月6日事件参与者。万斯最终不得不为自己的言论辩护，并保证自己是1月6日参与者的支持者。更早前，许多共和党和保守派的高层人物对极右翼网红劳拉·卢默表示反对。卢默曾自称“骄傲的伊斯兰恐惧者”，并有种族主义的网络言论历史。在去年秋季特朗普表现不佳的辩论期间，卢默与他一同出现在公共场合。此外，在去年9月11日纪念活动上，卢默也与特朗普同框出现，而她在2023年还曾宣扬9/11恐袭是“内部阴谋”的阴谋论。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称卢默的过去言论“极其令人不安”。佐治亚州众议员玛乔丽·泰勒·格林（她本人也曾发表极端和阴谋论言论）则表示，卢默并不代表MAGA或共和党，是个阴谋论和种族主义者，敦促特朗普与其保持距离。特朗普随后发表声明，虽然谴责了卢默的过往言论，但在其他方面为她辩护。当然，特朗普不管是从政还经商，并不介意让身边边人争夺他的关注。无论你对他和他的政治观点持何种看法，他总是选择来自不同背景的人为其服务。这使得预测他的政府政策方向变得困难。 “我喜欢冲突，”他在2018年说过。“我喜欢两个持不同观点的人。而我当然有这样的情况。” 但他这次执政面临国会两院的微弱多数，特别是在众议院，这要求内部团结的优先级更高。而他的第一任期显然因为混乱的风格而麻烦重重。越来越多的争斗，也暴露了他的阵营中存在无法调和的分歧——民族主义与商业利益之间，基督教保守主义与挑衅行为之间，以及追求点击量的网红群体与专注于政策成果的人士之间。这些分歧表明无法轻易掩盖，而班农与马斯克现在都誓言开战。这些应该只是很多宫斗大戏的开端。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1-15 00:00

观点：“四不运动”从韩国蔓延到美国，是对社会的严厉警告

以我的情况为例，我生活在首尔一个边缘的自由主义圈子里。我的社交圈是女权主义者的安全空间，我们经常交流关于普遍存在的厌女症和保守性别规范的愤怒情绪。韩国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性别工资差距最大的国家。女性在高级和管理岗位中的代表性几乎为零。无论是在个人还是公共领域，厌女的微侵害都已成常态。在这个自由圈子之外，在韩国的大范围内，女性主义正逐渐成为一个被污名化的标签，被视为禁忌或一种“耻辱的标记”。在最近的2022年总统选举中，现在已被弹劾的总统尹锡悦利用了年轻男性选民中的反女权情绪。这与上一届选举形成了鲜明对比。像“四不运动”这样的女性主义运动，被许多人贴上了“极端”或“过于激进”的标签，被认为是社会的毒瘤。我几乎可以肯定，任何韩国“四不运动”支持者在公开场合都不会轻易表明自己的身份，因为担心受到激烈反对。因此，当“四不运动”在美国获得如此多关注时，这种讽刺性显而易见。而在发源地韩国，女权主义者却面临越来越多的审查。对女性权利的反击和威胁在世界各地依然无处不在。不幸的是，韩国和美国都有一个共同的现实：许多年轻男性觉得自己被迫害了。在不了解宏观动态如何造成他们不稳定处境的情况下，他们将愤怒错误地指向女性和其他少数群体。想想马斯克和尼克·富恩特斯（注，美国极右翼活动人士和喷子）这样的男性。在特朗普胜选后，这些男性主导的反击代表人物开始更加大声地发声。富恩特斯最近发布了一条病毒式推文：“你的身体，我的选择，永远。” 《纽约客》很难受的指出，这可能成为性别倒退时代的定义口号。 “四不运动”对许多人来说可能看起来像是一个荒谬的措施。许多女性，包括我自己，仍然认可（好的、安全的）男性陪伴的价值。但要理解为何“四不”今天存在并不难：我们生活的世界似乎更加荒谬。“四不运动”只是其症状而已。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1-13 00:00

前加拿大央行和英国央行行长卡尼考虑竞选自由党党魁，如成功将是加拿大24任总理，他是谁，持有什么样的观点？

工作。从卡尼的观点来看，他属于典型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者。警告社会不平等 2016年12月，卡尼在英国利物浦约翰·摩尔大学的罗斯科讲座中警告了“惊人的财富不平等”对社会的风险。他指出，美国最富有的1%人口所占财富比例，从1990年的25%上升到2012年的40%。此外，他还提到，全球范围内，最富有的1%人口所占财富比例，从2000年的三分之一上升到2010年的二分之一。警告脱欧卡尼多次警告英国脱欧可能会对英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因此，他被一些支持脱欧的活动人士指责倾向于支持英国继续留在欧盟。卡尼回应称，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就此类问题发声。 2018年11月，卡尼警告称，大部分英国经济尚未为无协议脱欧做好准备。他在BBC广播4台的《今日》节目中表示，不到一半的企业采取了应急计划。 2019年2月，卡尼谈到全球经济时，对脱欧的评价略微积极。他指出，全球化导致了“民主和主权的不平衡”，而脱欧是“新全球秩序的第一次考验”。他还表示，脱欧可能成为测试是否能够在开放的同时增强民主问责的“试金石”。建议改革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 2019年8月23日，卡尼在美国堪萨斯城联邦储备银行举办的杰克逊霍尔年会上发表了题为《当前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中货币政策面临的日益增长的挑战》的演讲。他指出，美元作为“贸易结算中的主导货币”被广泛使用，对全球经济产生了“破坏性”影响。他表示，全球约50%的国际贸易以美元作为首选货币，这一比例是美国占全球商品进口份额的5倍，也是其出口份额的3倍。在全球经济同步增长时，主导货币结算不是问题。但当“美国经济上升，而其他地区经济下滑”时，现行体系需要进行改革。卡尼引用了一篇学术文章，提到数字货币领域可能在重新定义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作用。他呼吁各国央行合作，以取代美元作为储备货币。他反对选择另一种新的霸权储备货币（如人民币），并建议开发一种“合成霸权货币”（Synthetic Hegemonic Currency，SHC），例如Libra。卡尼认为，这种货币可以通过央行数字货币的网络提供，从而减少美元在全球贸易中的“主导影响”。此外，卡尼指出，英国无协议脱欧可能性的上升，从“博彩赔率和金融市场资产定价”中可以看出。这导致英国拥有“最高的外汇隐含波动率、最高的股票风险溢价以及最低的实际收益率”。呼吁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卡尼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处于领导地位。他多次呼吁采取气候行动，并强调了金融行业在应对气候危机中的作用。道德与市场情感 2020年12月2日，卡尼发表了BBC年度旗舰系列讲座“瑞思讲座”（Reith Lectures）中的第一场演讲，题为《我们如何获取我们所重视的东西——从道德到市场情感》。他在演讲中指出，当今社会更看重金融价值而非人类价值，并从市场经济转向了市场社会。他探讨了信用危机、新冠疫情和气候危机三大危机。整个系列讲座中，卡尼详细分析了市场机制如何侵蚀道德判断，以及如何重新平衡金融、经济和社会价值。他的观点认为，这三大危机的背后，都涉及社会价值和市场利益之间的深层冲突。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1-08 00:00

观点：自由主义者为何难以应对特朗普再度上台？可以回顾下他们对1989年错误的欢呼

著者。他在大西洋月刊中的文章写道，理解自由主义者对1989年神话所犯的错误至关重要，因为今天西方正面临另一个类似的历史断裂时刻。特朗普在11月美国总统选举中获胜后，目睹了全球自由主义者的绝望与困惑，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这种场景似曾相识。这一刻让我想起了1989年，当时柏林墙倒塌，标志着苏联共产主义的终结以及二战后分裂欧洲的铁幕被掀开。不同之处在于，1989年崩塌的是共产主义者的世界，而现在崩塌的是自由主义者的世界。 1989年，我还住在一个华约国家，在保加利亚索非亚大学读哲学的最后一年。当时的世界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这一经历让我觉得自己仿佛正在上着一场漫长的法式存在主义课程。看到一个我们被告知会永存的体系突然终结，这种感觉既解放又令人不安。我和同学们为新获得的自由感到激动，但也深刻意识到所有政治事物的脆弱性。这种激烈的断裂成为了我这一代人的定义性经历。然而，这场断裂比我们当时意识到的范围更广、影响更深。 1989年确实是一个“奇迹之年”，但与西方自由主义者过去30年来的解读完全不同。中国共产党在天安门广场镇压民主运动所展现的韧性，最终比柏林墙的倒塌更具影响力。对于俄罗斯人来说，1989年的关键并不是共产主义的终结，而是苏联帝国的瓦解，标志是苏联从阿富汗撤军。正是在那一年，本·拉登宣布圣战者战胜了“无神论的苏联”。同时，1989年也见证了民族主义者在前南斯拉夫地区重新夺回政治主导地位。特朗普再次掌权的可能性，可能会成为另一个类似的巨大政治断裂时期。如果自由主义者希望有效应对新一届特朗普政府的挑战，他们需要批判性地反思1989年的经历，并放弃他们一直以来的自我叙事。克服绝望的关键。在于更深刻的理解。将1989年的革命与今天的非自由主义革命进行比较，似乎令人震惊。在弗朗西斯·福山著名的表述中，1989年是“历史的终结”，而许多自由主义者则认为特朗普的胜利可能预示着民主的终结。柏林墙倒塌之年被视为西方的胜利；如今，西方的衰落主导着讨论。共产主义的崩溃曾带来对民主和资本主义未来的愿景；而现在，这一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 1989年的氛围是国际主义和乐观的；今天已变为民族主义，甚至在某些时候接近虚无主义。但如果只执着于当时与现在的差异，就会忽视相似之处。经历这样的历史时刻让人学到很多东西，但最重要的是，变化的速度之快令人震惊：人们可以在一夜之间完全改变他们的观点和政治身份；昨天还被认为不可想象的事情，今天却变得显而易见。这种转变如此深刻，以至于人们很快发现自己的旧假设和选择变得无法理解。放到当下的情景中来看：仅仅六个月前，很多有理智的人居然还会相信一位年迈且不受欢迎的拜登能连任。特朗普之所以能吸引公众想象力，不是因为他对如何赢得乌克兰战争或应对全球化有更好的计划，而是因为他明白昨天的世界已经一去不返。美国战后政治身份已经消失在选票的深渊中。这届特朗普政府可能会以自己的方式成功或失败，但旧世界不会回来。甚至大多数自由主义者也不希望它回来。今天，只有很少的美国人还能接受“美国例外论”这一概念。在特朗普胜利后，一些政治评论员悲观地回顾了上世纪30年代，当时法西斯主义威胁全球。问题在于，30年代已超出了人们的记忆范围，而90年代对许多人来说仍历历在目。我从那个十年中学到的是，激烈的政治断裂会给胜利者一张空白支票。理解为什么人们投票给特朗普，对把握他将如何执政帮助不大。政治断裂往往是由此前难以想象的联盟促成的，这些联盟更多依靠强烈的情感而非共同的纲领维系。这些联盟中的政治人物，通常具有极强的变色龙式的适应能力——在当今时代，没有人比特朗普更具此种特性。对于那些因一个亿万富翁花花公子成为反建制运动领袖而震惊的美国自由主义者来说，他们或许可以回想一下，俄罗斯90年代反共革命的英雄鲍里斯·叶利钦，几年前还是共产党领导人之一。这一时刻具有全球意义，标志着美国作为一个自由主义帝国的终结。美国仍然是世界上的主导力量，也依然会以某种形式保持其帝国地位，但不再是自由主义的。拜登在面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时为“自由国际秩序”争取支持的记录乏善可陈，这表明这一秩序的概念，对于许多批评者来说始终是西方虚构的产物。存在取决于美国是否拥有足够的实力和政治意愿来维系。但特朗普不会采取这种做法。在外交政策上，特朗普既不是现实主义者，也不是孤立主义者；他是一个修正主义者。他相信，美国是自己所构建的世界中的最大输家。在过去三十年里，在他看来，美国已经从自由国际秩序的霸主沦为人质。在战后世界中，美国成功将战败的对手德国和日本纳入民主治理、国际贸易和经济繁荣的体系中。而对中国，这种情况并未发生。在特朗普看来，北京才是1989年后变化的真正赢家。特朗普的第二次执政将，显然不同于第一次。2016年，特朗普与美国权力的关系更像是一次“相亲”。他当时并不清楚自己真正想要什么，而美国权力体系也不完全了解他是谁。这一次不同了。美国可能仍将是一种民主形式，但会变得更加野蛮。在新管理层下，美国的政治制度可能会脱离共识政治的安全轨道，进入更加混乱的状态。在快速变化的时代，政治领导人试图的不是管理国家，而是摧毁国家。他们将国家和“深层政府”视为一体。在非自由主义领导人眼中，选拔内阁成员的方法，类似于昔日皇帝选择叛乱省份总督的方式：最重要的是被任命者的忠诚度，以及抵抗被他人收买或同化的能力。在特朗普的第一届政府中，混乱占据主导；在他的第二届政府中，混乱将被用作武器。这届白宫将通过“填满战场”的方式，用行政命令和公告压倒对手。他会让许多反对者猜测他为何做出这些决定，并用快速且大量的决策让其他人感到迷惑。在2023年波兰议会选举中，唐纳德·图斯克以反民粹主义胜利重新成为波兰总理。他的成功并非因为承诺维持现状，而是因为他的政党“公民纲领党”成功塑造了新的政治身份。图斯克的政党在诸如堕胎权和工人保护等争议性问题上，采取了更进步的立场，同时又披上爱国主义的外衣。他为波兰人提供了一个新的宏大叙事，而不仅仅是不同的选举策略。尽管“公民纲领党”的成功仍需依赖与其他政党的联合，这种治理基础可能较为脆弱，但至少提供了一种模板，展示了自由主义中心如何重新塑造自己，遏制非自由主义民粹主义的崛起。美国面临的风险很高：未来几年，美国政治可能堕入残酷、琐碎的复仇情绪，甚至更糟。但自由主义者若以捍卫正在消失的现状来应对此时刻，无疑是错误的。这样做只会使他们沦为特朗普行动的被动反应者。反抗的心态或许是理解暴政的最佳方式，但却不是应对激烈政治断裂的最佳途径。在这种局势下，暴政虽然有可能出现，但并非不可避免。早在1989年，政治学家肯·乔维特（著有关于共产主义动荡的经典研究《新世界混乱》）就观察到，这种类型的断裂迫使政治领导人创造一种新的语言。在这种时刻，过去那些“神奇的词语”不再奏效。比如，“民主受到威胁”这一口号在选举中对民主党的帮助几乎为零，因为许多选民根本不认为特朗普本身就是那个威胁。作家乔治·奥威尔曾指出，“看清眼前的事实需要持续的努力。” 理解新事物的挑战，即便其到来的事实无可否认，也意味着对自由主义者而言，旧秩序的消逝很少会引发哀悼。这一切可能令他们感到震惊。与2016年看似正确的应对方式相反，今天反对特朗普的人们的任务并不是抵抗他所带来的政治变化，而是拥抱这种变化，并利用这一时刻塑造一个新的联盟，打造一个更好的社会。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1-06 00:00

隔夜美股全复盘(12.28) | 三大股指集体收跌，固态电池概念SES涨逾68%

业并促进出口，这与二战后美国推崇的贸易自由主义相对立。中金认为特朗普或采取“先关税、后减税、先省钱、后花钱”的政策顺序，在关税、移民、能源和外交国防四个领域率先施政，减税因为会扩大财政赤字或延后推行。基准情形下，预测特朗普或在2025年第二季度推动部分关税落地，步伐或是渐近的。同时，共和党可能在2025年使用预算调解程序（budget reconciliation）推动立法，在特朗普上任后的100天内通过第一个涉及移民、能源和国防支出的法案，该法案中或将包含削减财政开支的内容。在随后的第二个法案中推行减税计划，时间点可能在下半年。 4、OpenAI计划重组公司结构，采用公益企业模式 12.27 OpenAI当地时间12月26日发文称，董事会正评估公司结构，以便最好地实现“确保通用人工智能造福全人类的使命”。声明称，OpenAI计划将现有的营利性业务转变为特拉华州公益企业（PBC），这要求公司在决策过程中平衡股东、利益相关者和公共层面的利益。OpenAI表示，非营利部门将继续存在，成为“历史上资源最丰富的非营利组织之一”，作为新结构的一部分，非营利部门将持有重组后公益企业的股份。根据声明，若重组完成，公益企业将负责OpenAI的运营和业务，而该非营利部门将聘请领导团队和员工，在医疗保健、教育和科学等领域开展慈善性项目。 5、调查：逾半数美国成年人想减肥 12.27 为完成年度健康与保健调查，盖洛普11月6日至20日对美国各地1001名18岁以上成年人调查后得出上述数据。谈及减肥，受访者中，55%有此想法，33%表示对目前体重感到满意，11%表示想增重。盖洛普自1999年开始，几乎每年就美国人对自己体重的看法进行跟踪调查。平均而言，认为自己体重“还可以”的人数比认为自己超重的人数高14个百分点。今年，这一差距收窄至5个百分点，为1999年以来最低。依照盖洛普说法，20来年，随着美国人自我报告体重的增加，人们对“理想体重”的标准也越来越宽松，这是人们对自己体重满意度增加的一大原因。

格隆汇2024-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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