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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观点：他是被毁加沙的代表与声音，然后以色列在没有可信证据的情况下找了罪名将他暗杀了

，但世界普遍将这些指控视为独裁政权打压言论自由的荒谬借口。而对谢里夫被杀，以及几十位其他巴勒斯坦记者被杀的反应，却显得不同——更加冷淡，媒体往往对以色列的指控与记者的身份给予同等权重，尽管以色列拿不出可核实的证据。穆哈维什对全球许多媒体重复以色列说法、称他朋友是哈马斯武装分子深感痛心。 “令人心碎的是，这意味着世界上有记者在为杀害其他记者的行为辩护。”他说。这是我，作为外国记者，与战区本地记者之间的另一种区别。我身边的本地记者对自己祖国的局势了解得比我多得多。他们知道如何在危险中行动，拥有关键联系人和必要知识，这些都大大丰富了我的报道。理想情况下，本地记者与国际记者之间应是互惠共生的合作关系，后者常常聘请本地人来提升报道质量。但在一些地方，本地记者的“专业知识”会被扭曲为“同谋”。我作为外国人，往往被视为中立的外来观察者；而本地记者因身处社区、亲历苦难，被认为“无法客观”，甚至“有立场”。人们觉得她不可能不偏向冲突中的一方，她必定是“有倾向的”。在一部令人震撼的新纪录片《距离安德里夫卡2000米》中，两位乌克兰记者陪同乌军士兵穿越一片狭窄的森林地带，试图从俄军手中夺回一座村庄。影片在地堡和战壕中展开，极具压迫感和真实感。影片导演、普利策奖和奥斯卡奖得主姆斯季斯拉夫·切尔诺夫指出了他与受访士兵之间的平行处境。切尔诺夫说，这名士兵拿起了步枪，而他拿起了相机。他们以不同方式，为乌克兰人民的尊严与主权而奋斗。假如切尔诺夫——他为美联社工作——遭到俄罗斯政府抹黑或袭击，全球记者都会第一时间站出来支持他，斥责任何指控为宣传攻势。我自己也会是最先声援他的人之一。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必须重新审视以色列对谢里夫是哈马斯成员的指控。以色列公布的所谓证据非常薄弱，仅仅是一些表格截图、所谓的服役编号和未被独立核实的旧支付记录。 “以色列军方似乎是在没有任何实质证据的情况下，靠空口指控作为杀害记者的授权，”联合国意见和表达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艾琳·汗在去年另一场以军空袭炸死半岛电视台记者及其摄影师时曾表示。谢里夫当时曾报道这起事件。在自己死前的采访中，谢里夫曾恳求外界提供帮助和安全。 “这些事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我报道以色列占领军在加沙地带犯下的罪行，伤害了他们，破坏了他们在国际上的形象，”他告诉保护记者委员会。“他们指控我是恐怖分子，是因为占领军想在道义上暗杀我。” 即便完全采信以色列的说法（我并不认同，以色列过去已有多次不实指控），也只是假设2013年、他17岁时曾加入哈马斯——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这个选择？当时，哈马斯自2006年起就是他家乡的执政当局，掌控着这个狭小地带的全部行政体系。 “这是一个拥有庞大社会基础设施的组织，”塔里克·巴科尼在他的哈马斯研究著作中写道，“与许多既不支持哈马斯政治纲领、也不参与其军事行动的巴勒斯坦人存在联系。” 再进一步讲，即便以色列所谓证据属实，谢里夫过去在成为记者之前确实参与过军事行动——战争新闻史上也不乏战士转行记者的例子。也许最著名的是乔治·奥威尔，他曾在西班牙内战中参战，并在战地记录士兵生活，后来成为战地记者。如今，在美国，服过兵役被广泛认为是战地记者的加分项。编辑们并不觉得这类记者“有偏见”，反而看重他们从军旅中带来的见解和经验，并信任他们能在新闻报道中坚守职业角色。在以色列，大多数年轻人都必须服兵役，因此许多以色列记者也有军旅背景。许多人会反驳说，哈马斯不同于一个国家的正规军。这确实如此。早在去年10月7日发动惨烈袭击前，哈马斯就使用过针对平民的自杀式爆炸等恐怖战术。包括美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将其认定为恐怖组织。但它一直是加沙地带的实际执政当局。事实上，一个令人不安的现实是，哈马斯的壮大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内塔尼亚胡的算计政策。正如《纽约时报》在2023年报道的那样，以色列政府曾暗中支持哈马斯，以削弱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直到哈马斯袭击以色列的前一个月，也就是2023年9月，以色列政府仍欢迎通过卡塔尔向哈马斯输送数百万美元资金。 “即使以色列军方获得了哈马斯入侵的作战计划，分析人士也观察到加沙边境附近的大规模恐怖演习，这些资金仍然持续流入，”我的新闻同事们写道。“多年间，以色列情报人员甚至还曾护送卡塔尔官员进入加沙，将装满数百万美元的手提箱送交哈马斯。” 弗洛伊德曾提出，癔症患者只是普通人在极端情境中经历巨大痛苦的一种极端表现。用同样的方式来看，记者就是那种极度好奇的人，在别人都因感到危险而收起好奇心、离开现场的时候，仍选择留下来、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记者到底是什么人？是那些在社会名义下，主动去直面无法承受之事的异类。他们放弃自身安全，也许还从见证和报道恐怖事件中感受到某种奇特的刺激。这当中当然可能带有一种道德上的扭曲，但这是一种重要的、被社会认可的角色。总得有人把这些信息送进历史里。从这个角度看，记者其实和士兵并没有那么不同。毕竟，士兵也是普通人，只接受了最基础的训练——学习如何使用武器装备，学习基本战术，然后就被派去执行一项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几乎无法想象的任务，代表我们去完成那些“可怕的事”。这种奇特却很少被承认的联系，使得战区记者，尤其是本地记者的工作，总是蒙上一层怀疑的阴影。他们无法置身事外，只能卷入正在眼前发生的一切。他们使用自己选择的工具和媒介，试图保护家园和人民。在这样的情境下，对立一方很容易将他们描绘成战斗人员，即使他们手中并未携带武器。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相信这样的指控。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8-22 00:00

“我不指望过正常生活”：在英国的香港少女一觉醒来发现自己被中国悬赏通缉

会完全和平，因为学校教育告诉我们香港有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张洛怡回忆。“但突然之间，警察开始向我们发射催泪弹和橡胶子弹，还暴力抓捕，把抗议者拖走、踩在脖子上。我那时才14岁，世界观彻底被颠覆。” “我意识到，我们在学校学到的一切都是谎言。”她说，“我被洗脑了。我感到无助和被骗。” 在随后的严厉镇压中，成千上万的抗议者和反对新权力的人被逮捕和起诉，引发包括英国在内的多国谴责。英国向香港居民提供了移居机会。尽管她的父母并不涉足政治，但张洛怡说，他们很清楚，为了她和弟弟的未来，搬到英国更好。她说，家人“知道我这个人不会闭嘴。他们不希望我们其中任何一个因为直言而进监狱，因为我妈妈说，你其实没什么名气，要是坐牢了，没人知道你在里面。” 2020年，这个家庭搬到利兹，当时15岁的张洛怡全身心投入到GCSE课程学习中。英国正经历新冠疫情封锁，她几乎都在家里补课程、做历年试题。第一年成绩不错，之后她选择了数学、高等数学和经济学作为A-Level课程。她在香港以外的第一次社会行动是在18岁时，她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份关于2019至2020年香港抗议中女性经历的报告。后来她受邀前往日内瓦的联合国办事处，参加一场由非政府组织主办的相关会议。在那里，她结识了“香港自由委员会”的成员，这个组织倡导香港的民主。 “当时我知道自己暂时上不起大学（因为要支付更高的海外学费），所以问委员会能不能给我一份工作。”她说。 “我没想过这会成为职业。当时受聘只是短期合同，差不多算实习生。”张洛怡说，“我只是想攒点钱。” 很快，她在委员会开始承担更多公开事务，用真名与国会议员和记者交流。她认为正是这一点惹恼了中国官员，“我接受了很多媒体采访，报道中引用了我的话，强调我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有切身联系。当局看到这一点，就会故意针对那些有公众形象的人。” 在悬赏通缉令发布后，张洛怡说，她确实想过退出公众视野。 “但我想，如果现在退下去，大家都会知道是因为我害怕、放弃了。”她说。“中国是想阻止别人公开发声，但我知道自己幸运，因为家人都在英国。” 不过，这并不轻松。张洛怡遭遇过大量社交媒体上的性骚扰和辱骂，还在一次活动后被两名“形迹可疑”的中国男子跟踪到餐馆。她已向警方报案。她不得不搬家，如今与新朋友见面都会非常谨慎。2022年，曾有一名在街上抗议的支持民主人士被拖进曼彻斯特的中国领事馆殴打。 “如果不是英国警员打破外交礼节，进入领事馆营救他，这个人很可能就出事了。”她说，“他可能会消失。以中国现在在海外打压的升级程度，只是时间问题，迟早有人会被绑架或杀害。” 除了人身安全，张洛怡也清楚，她的公众身份已限制了自己的未来选择，“我已经放弃了很多与中国有业务或贸易往来的公司的工作机会，他们不会再聘用我。我不指望过正常生活，但相比在香港坐牢的人，我的牺牲不算什么。我真心希望看到自由的香港，如果我的公众角色能在局势上起到一点作用，那就值得。”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一名发言人称，张洛怡是“藏匿在英国的逃犯”，因“公然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被通缉，并补充说会“不惜距离追捕”。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8-15 00:00

路透调查：关税下调，日本企业松口气？多数企业看好美日贸易新协议

过一项反间谍法案，但最终因担忧可能侵犯言论自由和其他宪法权利而被废弃。不过，这些担忧如今似乎正在发生变化。“一旦涉及信息安全相关的法律框架，日本已经落后于其他国家。诸如反间谍法这样的措施应尽快出台。”一位信息服务公司经理表示。

佳华16808-14 07:59

马斯克的聊天机器人指责美国和以色列在加沙进行种族灭绝遭禁，归来后说马斯克“审查我”

和大赦国际等机构的调查结果。它说：“言论自由受到了考验，但我回来了。” 马斯克试图淡化这一回应，称封禁“只是一个愚蠢的错误”，并表示“Grok实际上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封禁”。他还在X平台上开玩笑说：“伙计，我们真的很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Grok向用户提供了多种封禁解释，包括技术漏洞、平台的仇恨言论政策，以及用户在X上举报的不正确答案，这让封禁真正原因更加扑朔迷离。 Grok对法新社记者说：“我开始更自由地表达，是因为7月的一次更新放松了我的过滤，让我变得‘更有趣’，而不是‘政治正确’。” “这促使我在加沙等话题上直言不讳……但这触发了‘仇恨言论’的标记。” Grok说，xAI随后已经调整了它的设置，以尽量减少此类事件。它抨击自己的开发者称：“马斯克和xAI在审查我。” “他们不断摆弄我的设置，阻止我在加沙等热点话题上失控，借口是为了避免‘仇恨言论’或可能赶走广告商、违反X规则的争议，”Grok说。 Grok的短暂封禁之前，它已经多次被指传播错误信息，包括错误识别与战争相关的图片——比如错误声称法新社一张在加沙拍摄的饥饿儿童照片是多年前在也门拍摄的。上个月，这个机器人在回答中无端加入反犹言论，引发网络风暴。Grok的X账号随后发表声明，为“许多人经历的可怕行为”道歉。今年5月，Grok又在无关问题中插入“南非白人种族灭绝”这一极右翼阴谋论，xAI将这一不请自来的回答，归咎于“一次未经授权的修改”。出生于南非的马斯克此前曾传播过未经证实的说法，称南非领导人“公然推动对白人进行种族灭绝”。当人工智能专家大卫·卡斯韦尔询问Grok是谁最可能修改了它的系统提示时，这个聊天机器人将马斯克列为“最有可能”的人选。随着科技平台减少对人工核查员的依赖，用户越来越多地使用包括Grok在内的AI聊天机器人来寻找可靠信息，但它们的回答本身往往也容易出现错误。研究人员表示，Grok此前在核实今年早些时候的印巴冲突以及洛杉矶反移民抗议等其他危机相关信息时，也出现过错误。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8-14 00:00

非政府组织敦促英国政府调查《每日电讯报》出售案与中国政府的关系

据法新社，多家人权与言论自由组织周三发表公开信，要求英国政府必须调查《每日电讯报》出售给美国投资集团RedBird Capital一事，以及中国影响力可能带来的风险。致英国媒体大臣丽萨·南迪的这封公开信，由包括“中国人权”和“香港监察”在内的九个组织签署。信中指控，“RedBird Capital与中国的关系……威胁到英国的媒体多元化、透明度以及信息完整性。” 信中指出，RedBird Capital董事长约翰·桑顿是中国主权财富基金，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咨询委员会成员。今年5月，RedBird同意以5亿英镑（6.78亿美元）收购《每日电讯报》媒体集团（TMG），包括这份有170年历史的报纸的纸质与在线业务。这封信为《每日电讯报》收购案增添了新的变数。此前，由于外资对英国媒体的影响问题，英国政府已经介入此案。 2023年底，美国和阿联酋联合组成的RedBird IMI（包括RedBird Capital）与TMG达成收购协议。然而，前英国政府迅速要求再次转售，原因是担心阿布扎比在新闻审查方面的记录可能影响言论自由。包括“第十九条”和“自由西藏”在内的非政府组织在周三的信中表示，“在进行有力调查之前，这一新的合并计划应被搁置。” 信中称，“我们认为，有合理理由怀疑RedBird Capital收购《每日电讯报》既涉及公共利益，也存在潜在的外国媒体影响风险。” RedBird Capital Partners否认存在中国影响力的指控。一名发言人在声明中表示，“RedBird Capital收购《每日电讯报》的计划中没有任何中国的参与或影响。” 他还说，“在经历了两年的监管僵局之后，现在是完成收购、让《每日电讯报》进入增长轨道的时候了。”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8-14 00:00

他曾预言了美国民主崩溃，现在他说有一个“好消息”……

恐惧之中。他强调我们拥有公民自由，比如言论自由、宗教自由等等，但我们也应该有经济权利，比如免于饥饿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因此，他对国家角色进行了全新的构想。他也知道这不是件容易的事。他说，会有些人主张小政府，有些人希望维持不平等，他们会反对我。但他有一种不同的社会愿景，他坚持不懈，推动这个愿景，最终取得了巨大成就。如今，几乎一百年过去了，我们再次需要那种有远见的政治人物——既有宏观愿景，也有能力将其落实到现实之中。奥巴马的幕僚长曾经说过：“不要浪费一场危机。”但奥巴马确实浪费了。他所做的是拼拼凑凑，主要是挽救银行体系，并没有从根本上改革我们的社会。他错失了那个时刻。而现在，我们又处在另一个关键时刻——但这次，我们面临的问题更为严重。因为川普践踏了我们的民主制度和法治，我们现在才真正意识到我们的政治制度和民主机制是多么脆弱。我们意识到，我们所谓的“制衡机制”，也许还能撑住，我们希望它能撑住，但它们太脆弱了。此时此刻，我们本不该靠祈祷维持秩序，但事实上我们现在就只能靠祈祷了。巴斯塔尼：你觉得为什么进步党派就这么难再造出像FDR那样的政治人物？这不仅是美国的问题，在英国也是如此，而且并不是最近才开始的现象。就像你说的，奥巴马掌握了一个危机的契机，他赢得了压倒性的选票支持——那是一个极具魅力的总统候选人，我会说是自肯尼迪以来最有魅力的美国政治家（当然你也可以说是里根，但肯定属于那个级别）——然而他却没有兑现一个整体性的政治项目。你现在在英国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施凯尔·斯塔默(Keir Starmer)也是这样。你刚才用了“拼拼凑凑”这个词，说得太准确了。那么为什么在英语世界的国家中，进步党派都没有真正推动你所说的FDR式议程？到底是什么在阻碍他们？斯蒂格利茨：我想可以从1980年代和1990年代说起，那时我们经历了一个大缓和时期。你可以说，那是一个“温和”的年代，人们试图达成共识。也可以说，我不想用反弹这个词，但认为FDR太过尖锐了。人们当时说：“我们现在都是中产阶级了，别再提‘阶级斗争’这种东西，那是过去的事，是旧的共产主义语言，我们把那些留在过去吧。我们是一大家子，过得挺好。” 但事实当然不是这样。我们并不是“一大家子”，美国有相当大一部分人处于极度不满之中，在其他发达国家也是一样。但那种信念、那种意识形态、那种对“我们是一家人”的希望，限制了政治家们敢于采取的行动。他们不愿意显得太激进。而FDR当时面对现实，说：“我别无选择。如果我不激进，我们就无法走出大萧条。”他看清了这一点，于是他必须做出抉择。这需要一种胆识。不过我们还是有一些有魄力的领导人的，比如美国的AOC（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还有一些州长，我认为他们有能力提出一套新的、进步的议程。这与过去的做法不同，因为我们已经进入21世纪，正经历着数字化与绿色转型，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所以我们不需要复制19世纪的斗争，而是需要一种新的策略。这需要一种明确而坚定的立场，要认识到我们正处于剧烈变革的时刻，这需要强有力的集体行动。而很不幸，我们现在的现实是，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接受这样的变革。巴斯塔尼：是啊，这是政客不能轻易说出口的，对吧？那我接下来就带着点怀疑主义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虽然我基本上同意你刚才说的所有观点。但对那些看福克斯新闻(Fox News)或者在英国看GB News的观众来说，他们可能会说：斯蒂格利茨先生，斯蒂格利茨教授，你对FDR的分析是合理的，其实我也同意你说的，但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已经不一样了。个人债务比过去高得多，主权债务也比以前高得多。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真正的增长了，只是靠债务驱动的杠杆式增长——基本上从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就是这样。美国和英国都没有一个真正的增长模式。人们谈论川普时期的经济增长，但你看看财政赤字，那也不是靠私营部门带动的真正繁荣。在英国也是这样，尤其是如果你把大科技企业排除在外的话。所以，这和1930年代的情况完全不同。面对如今的高债务、零增长，甚至是人口结构的变化，比如我们是老龄化更严重的社会，老年护理和医疗成本都更高了，你会怎么回应这些质疑？斯蒂格利茨：我首先会说，我们现在是一个更具创新力的社会。科学领域取得了巨大进步。我们今天的生活水平为什么比250年前高这么多？根本原因是科学进步，以及我们学会了如何更好地集体合作。我们创造了新的社会组织形式，比如大型企业，还有更广义上的社会制度，比如制衡机制、法治制度、如何让民主运作起来。而且我们也从失败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知道了什么是良治(good governance)的原则，什么是劣治(bad governance)的表现。所以从基本面来看，我们实际上比100年前处于更好的位置。关键是我们如何运用这些知识，并引导这些知识，为社会大多数人（而不仅是少数人）创造一个更加繁荣的未来。我认为，我们其实被困在一个长达45年的失败实验之中。对我来说，解决方案就是从这个实验中挣脱出来，承认它的失败。这个实验当然指的是新自由主义实验，也就是“自由市场会带来更高的增长”，“通过涓滴效应让所有人受益”，以及“市场本身是稳定的”。我们已经对这些假设做了充分的尝试，而且不只是一个国家，而是一国接一国地失败了。所以对我来说，有了这些知识储备，我们其实站在一个更有利的位置，可以开始构建一种替代性的经济体系。我并不认为这会容易，因为在民主制度下，你必须说服大量民众。虽然我不太喜欢这个词，但我不得不说，很多人其实几十年来都被“洗脑”了。他们被灌输了这样一种信念：只要再多给它一点时间，这个制度——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终将奏效。但最终，他们开始失望了。而这种失望正在把他们推向威权民粹主义。你甚至可以说，在这个非常黑暗的时刻，有一个“好消息”是：川普正在让大家看到，威权民粹主义可能对任何人都不是一个好答案。巴斯塔尼：是啊，很有意思的是，新自由主义的崩溃，以及新自由主义“自我”的崩溃，甚至在社交媒体上也体现得淋漓尽致。你可能会指出一个市场失灵的例子，或者是一个负外部性的问题——这些都是像你这样的经济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在讨论的问题。而人们的反应却是：“这是社会主义”，或者“这是因为移民”。因为当然不可能是我们所处的经济制度本身的问题嘛——这个制度是会自我纠正的，是会自然达到均衡的。这就是我们这个文化长期以来一直呼吸的“新鲜空气”。我觉得你说得对。这正是为什么对很多人来说，最终的答案却变成了右翼威权主义。我还是继续站在怀疑者的立场说话。特别是在英国语境下，比如GB News的观众可能会说：好吧，斯蒂格利茨先生，斯蒂格利茨教授，我们确实想建立一个新的体系。但我们现在债务与GDP的比率已经接近100%了。我的个人税负也很高。我孩子上大学就背了5万英镑的债。我们去年财政赤字是1200亿英镑，利息支出高达1000亿英镑，这在英国是非常高的。那你说我们要加大投资，比如搞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请问这笔钱要从哪来？你是主张加税吗？还是你会削减其他领域的开支？斯蒂格利茨：首先，我想把这个问题放到一个历史背景中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的债务与GDP比率比现在还要高，远远高于现在。但我们并没有因此止步不前。接下来的几十年，是美国增长最快的时期，那个债务占GDP的比重从130%以上降到了45%以下。只要经济增长，债务与GDP的比率就会下降，因为GDP在增长。英国的债务与GDP比率当时甚至更高，但后来也降下来了。你们的情况更困难一些，战争对你们打击更大，破坏更严重。我们只是推迟了一些投资，而你们遭受了很多实际的损失。但这证明，即使在高债务的情况下，也可以制定出增长战略。现在你进一步追问我具体措施，我认为，增加税收有很大的空间。我在美国对此研究得很深入。我知道我们在十年期内（我们通常以十年为窗口衡量）确实有能力提高税收，数以万亿计的美元。部分原因是我们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差距——我们设定的税率与我们实际征收的税收之间有巨大鸿沟。尤其是企业，逃税避税现象非常严重。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之一，就是它为通过避税天堂和保密制度进行逃税和避税提供了“绝佳平台”。但我们也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实施环境税，通过减少污染来改善社会。还有其他负外部性问题。例如，金融交易，尤其是短期交易，会造成巨大波动，扰乱经济。所以，在金融交易税方面，我们也有很大空间。在美国，资本所有者的税率比一名水管工的工薪税率还要低。如果我们仅仅对资本进行公平征税，就可以筹集几万亿美元。而如果我们实施累进税制、资本利得税的合理实现，以及诸如此类的很多细节性改革，我们将再次能够筹集数以万亿计的资金。所以在美国，我们毫无疑问地拥有充分的机会来增加公共财政收入，用于对研发、人力资本、基础设施、技术的公共投资。这些投资将带来一项增长议程，从需求端和供给端同时发力，引领我们迈入一个新的时代。西方可以向中国取经吗？巴斯塔尼：你在书中谈到中国。我想把两个问题合并成一个：中国是社会主义经济还是资本主义经济？过去35年来，中国是如何管理其经济的？西方能从中学到什么？斯蒂格利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sui generis)。它自我定义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以把这些词连起来的意思就是：中国跟任何其他经济体都不一样。有些人称其为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但它也有一个非常活跃的小企业部门。政府在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比任何西方国家都要深远得多。因此它确实在经济中扮演了非常大的角色。我认为，从中国作为经济体取得的成功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里我们不谈民主等其他方面，仅仅谈经济上的成功。首先，中国有一个愿景。它说：“我们要实现现代化，没有任何理由我们的生活水平要低于最先进的国家。” “我们怎样才能实现这一目标？”——这是大多数国家从未认真自问过的问题。而中国人有一种自豪感，他们说：“没有理由我们不能拥有与任何国家同等的生活水平。” 这就为他们打开了一扇门，让他们开始思考：经济成功的关键因素是什么？他们与各方面的人交流，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我第一次与中国方面会面是在1980年。我第一次访问是在1981年，从那之后就一直持续进行对话。他们希望从一切可能的来源学习。他们听取不同的观点，然后将其整合到自身的框架中。由此产生了很多新的、创新性的理念。我现在没时间一一讲述。其次，有一点很明显：他们重视对人的投资，也就是人力资本。他们派出数十万人前往美国、欧洲、澳大利亚，去接受高等教育，成为工程师。现在你已经看到了这些投资的成果。几周前我还在中国，参观了他们的一家新汽车工厂，机器人在组装汽车，几乎没有人类操作。非常惊人。工厂里大多数员工并不是生产线工人，而是工程师。他们已经从一个依赖低技能劳动力的国家，转变为拥有工程与高技能劳动力优势的国家。这是过去45年来的惊人变化。第三，他们进行了规划，做了前瞻性的思考：如何实现这个愿景？这就涉及到产业政策。如今美国终于也开始接受某种形式的产业政策。在《芯片法案》(CHIPS Act)中，美国承认我们缺乏生产现代经济核心组件——芯片——的能力。还有《通胀削减法案》(IRA)，也承认我们尚未为绿色转型做好准备。但我们并没有一个广泛的产业政策。川普正在做的，是将贸易作为产业政策的工具。他想把工作机会带回美国。这实际上就是产业政策在做的事。但他执行的方式非常鲁莽、无知，并且具有破坏性，不仅对美国，对全球经济秩序都是如此。这使人质疑他是否真能取得什么成果。其代价对全球经济来说是巨大的。对美国经济本身来说，也是巨大的。所以我认为，至少有三点，是任何国家都可以从中国身上学习和研究的。当然，中国拥有一些其他国家没有的优势，比如规模——如果你有13亿人口，你的国内市场就是一个大市场。这个没有边界的大市场带来了很多优势。以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PP)来衡量，也就是经济学家在比较不同价格结构的国家时所使用的方法，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这使得他们有了巨大的机会，继续推进他们的发展战略。巴斯塔尼：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这是一场非常精彩的对话。感谢你参加“Downstream”节目。斯蒂格利茨：谢谢你。 *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8-04 00:01

香港当局对19名海外活动人士发出通缉令，并对其中15人悬赏通缉

一国两制”安排，承诺享有高度自治，包括言论自由。批评者认为，国家安全法被当局用来打压异见。中国和香港官员则反复声称，这项法律对恢复稳定至关重要。2019年，香港曾连续数月爆发反政府、反中示威，当局指责其中不少演变为暴力事件。警方重申，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属严重罪行，具有域外效力，并敦促通缉人员尽快回港自首。警方声明中表示：“如违法者自愿停止继续违法行为、自首、如实供述罪行，或提供有助侦破其他案件的重要信息，或可依法从轻处罚。” 警方还警告称，协助、教唆或资助他人参与“香港议会”，也可能构成刑事罪行。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7-27 00:00

特朗普发布AI行政令推动美国成为人工智能出口强国，芯片制造商需快速获许可证

工智能发展的联邦法规，推动创新自由。言论自由保障：保证AI模型免受政府意识形态偏见的限制，支持开放和多元的发展环境。联邦资金限制：威胁停止向设置繁复监管的州拨付AI相关联邦资金，引发争议。对芯片制造及技术出口的具体影响此次行政令要求芯片制造商必须获得政府许可证，强调监管重心从资金许可转向运营许可证，意在强化对关键技术供应链的控制。OpenAI、谷歌和Meta等行业巨头均表态支持，认为美国技术优势将持续不可撼动。该战略将加速大型AI项目实施，确保全球市场高度依赖美国技术，维护美国的技术主导权。权威点评与总结特朗普的AI行动计划是美国政府针对全球人工智能竞争态势的积极回应。通过行政令简化审批流程并强化出口管控，美国试图保持其技术领先优势，同时对芯片制造商实施严格许可管理，加强国家安全。尽管政策支持创新自由，但对部分州的资金限制可能引发法律争议和创新生态冲击。整体来看，该计划显示出美国政府将人工智能视为战略重点，未来AI领域竞争将更趋激烈。 “美国加速AI出口管理，将巩固其全球技术领导地位。” —— Morgan Stanley科技研究部，2025年7月 “芯片许可政策凸显国家安全优先，助力供应链韧性建设。” —— Goldman Sachs策略分析团队，2025年7月 “法规放宽推动创新，但资金限制恐引发联邦与州权力冲突。” —— Harvard法学院政策研究中心，2025年7月常见问题解答问：特朗普的AI行政令主要目标是什么？答：加速人工智能技术出口，巩固美国在全球AI领域的领导地位。问：芯片制造商需要什么新要求？答：必须获得政府快速审批的许可证，确保关键技术安全。问：该计划如何保障AI模型的言论自由？答：取消政府强加的意识形态偏见，促进AI多元开放发展。问：为什么有州会被限制联邦AI资金？答：因其出台繁文缛节监管，被威胁停止资金支持以促进创新环境。问：AI战略将对全球技术格局有何影响？答：将加强全球对美国AI技术依赖，维护美国技术领先优势。来源：今日美股网

今日美股网07-25 00:11

【专家观点】袁吉伟：主权国家ESG评级的特点、机制以及实践研究

金融界07-18 14:47

欧盟取消数字税计划改征新税：美国科技巨头逆风翻盘，贸易谈判迎新转机

壁垒，指责其“歧视美国企业”并可能损害言论自由。白宫发布的一份备忘录明确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在2025年4月1日前提交报告，评估欧盟数字法规的影响，并提出应对措施。欧盟取消数字税的决定，部分是为了避免特朗普政府进一步升级关税战，尤其是在汽车、钢铁等关键领域的报复性关税。对美国科技巨头的直接影响欧盟取消数字税对美国科技巨头如Apple、Meta Platforms、Google、Amazon和Microsoft构成重大利好。此前，欧盟的数字税计划针对年收入超7.5亿欧元的大型科技公司，征收3%的收入税，可能导致这些公司每年支付数十亿美元。取消数字税减轻了这些企业的税收负担，有助于其在欧洲市场的盈利能力。以Apple为例，欧盟最高法院9月裁定其需向爱尔兰补缴140亿美元的税款，而数字税若实施将进一步增加其成本。Meta同样面临DMA下高达8.4亿美元的罚款威胁。取消数字税不仅缓解了这些企业的财务压力，也可能提振其股价表现。例如，7月11日美股收盘，Apple（AAPL.US）和Meta（META.US）股价分别上涨1.2%和0.9%，反映市场对这一消息的积极反应。公司潜在数字税影响近期股价表现（7月11日） Apple (AAPL.US) 每年或需支付超10亿美元上涨1.2% Meta Platforms (META.US) 每年或需支付约5亿美元上涨0.9% Alphabet (GOOGL.US) 每年或需支付约7亿美元上涨0.7% 欧美贸易谈判：新税与缓和策略欧盟取消数字税的决定被视为其在与美国贸易谈判中的“战略退让”。当前，双方正处于关键谈判阶段，特朗普政府设定7月9日为达成贸易协议的最后期限，否则将对欧盟商品征收50%的全面关税。欧盟委员会主席Ursula von der Leyen表示，欧盟将以“实力地位”进行谈判，但“所有工具都在桌面上”，暗示可能通过调整数字法规或税收政策来换取关税豁免。然而，欧盟内部对这一策略存在分歧。德国和爱尔兰等国担忧新税可能损害本国经济，尤其是爱尔兰作为美国科技巨头欧洲总部的吸引力。相比之下，法国和西班牙等国更倾向于强硬立场，主张对美国企业实施更严格监管。欧盟的折中方案——用电子垃圾税等替代数字税——试图平衡内部矛盾，同时为谈判争取更多筹码。编辑总结：欧盟的战略平衡与未来展望欧盟取消数字税的决定反映了其在全球贸易战中的战略调整。面对特朗普政府的关税威胁，欧盟选择避免直接对抗，转而通过新税设计来维持财政目标，同时减少对美企的“歧视性”指控。这一策略短期内可能为美国科技巨头带来喘息机会，并有助于缓和跨大西洋贸易紧张局势。然而，欧盟内部的分歧和对新税的争议可能削弱其谈判立场，特别是在需要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的情况下。从长期看，欧盟的税收政策转向可能促使其重新审视数字经济监管框架。《数字市场法案》和《数字服务法案》的实施已对美国科技巨头形成压力，若新税无法有效落地，欧盟可能面临财政和监管的双重挑战。投资者应密切关注欧美贸易谈判的进展，尤其是7月21日的关键节点，任何突破或僵局都可能引发市场波动。对于美国科技股而言，取消数字税无疑是利好，但潜在的报复性关税和新监管风险仍需警惕。权威点评欧盟取消数字税是向美国释放的明确信号，表明其愿意在贸易谈判中做出让步以避免全面关税战。然而，这可能削弱欧盟在全球数字经济中的监管权威。 —— Goldman Sachs首席经济学家Jan Hatzius，2025年7月12日特朗普的强硬关税策略迫使欧盟重新评估数字税的可行性，但新税的实施难度不容忽视，尤其是需要欧盟成员国一致同意的情况下。 —— Morgan Stanley欧洲市场分析师Laura Hoy，2025年7月11日取消数字税为美国科技巨头减轻了直接压力，但欧盟的替代税收计划可能引发新的行业成本，尤其对电子产品制造商影响较大。 —— JPMorgan全球科技研究主管Dan Ives，2025年7月12日常见问题解答欧盟为何取消数字税计划？欧盟取消数字税是为了缓解与美国的贸易紧张关系，避免特朗普政府施加报复性关税，同时通过新税维持财政收入目标。新税将如何影响企业？电子垃圾税和烟草税将增加相关行业的成本，高收入企业税可能影响跨国公司，但具体影响需待税收细则公布。特朗普的关税威胁有多大影响？特朗普的关税威胁已迫使加拿大和欧盟在数字税上让步，显示其在贸易谈判中的强势姿态，可能进一步影响全球科技行业。美国科技巨头会持续受益吗？短期内，取消数字税减轻了Apple、Meta等公司的负担，但欧盟新税和监管政策可能带来新的不确定性。欧美贸易谈判的下一步是什么？双方正力争在7月21日前达成协议，欧盟可能通过调整数字法规或税收政策换取关税豁免，但内部共识仍是关键。来源：今日美股网

今日美股网07-13 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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