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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万字讣闻：曾权势滔天，甚至以假理由发动战争的强硬保守政客切尼去世，力主扩大总统权力最终成为特朗普反对者

这篇讣闻刊发于纽约时报，作者罗伯特·D·麦克法登曾任《纽约时报》记者63年，发表过4200多篇署名文章。在他于2024年9月退休前的十年里，他专门撰写预先讣告，这些讣告是在名人生前撰写的，以便在他们去世后能够迅速发表。迪克·切尼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有权力的副总统，于星期一去世，享年84岁。他曾是小布什两次成功总统竞选中的搭档，并在恐怖主义、战争和经济变革的时代，担任布什最有影响力的白宫顾问。根据家属声明，他的死因是肺炎并发症以及心脏和血管疾病。切尼几乎一生都饱受冠心病困扰，从1978年到2010年，他曾五次心脏病发作，自2001年起佩戴心律调节器。但这些健康问题似乎并未影响他在副总统任内的表现。 2012年，退休三年后，他接受了心脏移植手术，并自此一直保持相对活跃。最近，他令美国两党人士震惊，宣布将在2024年大选中投票支持民主党人、副总统哈里斯。他痛斥共和党对手特朗普不适合担任总统，认为他对美国民主构成严重威胁。切尼说：“我们有责任把国家置于党派之上，捍卫宪法。” 他的这一表态呼应了他女儿利兹·切尼的声明。利兹是前怀俄明州共和党众议员，自2021年1月6日特朗普支持者冲击国会大厦事件后，公开与特朗普决裂。她也表示会投票支持哈里斯。在历任副总统中，切尼是一位独特人物：比任何一位现代副总统都更有权力，但对爬山更高职位兴趣不大。他曾在众议院任职10年，是历史上最年轻的白宫幕僚长，在1989年至1993年担任国防部长，是历任总统和议员的知己。他拥有无可挑剔的资历与人脉，是一位擅长运筹帷幄、低调行事的高手。切尼性格内敛，不耐闲聊，几乎从不谈论自己，也很少接受采访或召开新闻发布会，尽管有时会上电视宣传政府政策，经常出现在新闻中。他更喜欢幕后操作而非站在聚光灯下。作为一名典型的华盛顿内部人士，切尼是布什重要政策的设计者和执行者：包括动用军力推进海外民主、在国内倡导自由市场和放松监管，以及加强总统权力。在切尼和布什看来，越战和水门事件后，国会与法院对总统权力的限制是不合理的。作为布什最信任、最看重的顾问，切尼在国内外政策领域几乎可以随心所欲的干预，就像一个拥有无限权限的超级内阁成员，他利用自己的权力为战争辩护、推动或否决立法、推荐最高法院法官、推动减税、维护盟友利益、反击对手。但他最深远的影响还是在国家安全领域。担任国防部长期间，他参与策划了1991年成功将入侵的伊拉克军队逐出科威特的海湾战争。十年后，他又在应对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中发挥主导作用。为防止未来再次发生类似袭击，他主张采取激进政策，包括无令状监听、无限期拘押和残酷审讯手段。最终他推动2003年入侵伊拉克，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完成他在上一次执政时期未竟的目标，但这也引发多年残酷的战争。布什首个任期初期，许多民主党人甚至一些共和党人怀疑，真正掌握白宫权力的或许是切尼，而非这位被质疑资历的新总统。布什最终巩固了自己的权威，切尼在第二任期中影响力有所下降，但他那种类似权谋家族族长的形象始终未曾完全消散。就连布什本人也担心这种观感。他在2010年出版的回忆录《抉择时刻》中写道，切尼曾主动提出不再担任2004年总统选举的竞选搭档，因为他已成为“政府里的黑武士”。布什考虑过这个提议，意识到接受这个建议可以向外界表明“老子才是说了算的人”。但最终他决定保留切尼这个搭档，称他珍视副总统的稳重和友谊。切尼的稳重毫无疑问。 2001年9月11日，当被劫持的客机撞毁纽约世贸中心、撞入五角大楼和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处田地，造成将近3000人死亡、成为美国史上最严重的恐怖袭击时，正是切尼在白宫接管指挥。袭击发生时，布什正在佛罗里达州一所学校访问，随后被紧急转移至路易斯安那和内布拉斯加的安全地点。切尼启动了全国防御措施，美军在全球进入戒备状态，并下令疏散国会，将政府领导人转移至安全地带。他在白宫地堡中与布什及其他官员保持持续联系，被很多人称赞在危机中稳住了局势。事后，切尼成为推动总统权力扩张以打击恐怖主义的主要策划者，并坚定支持布什的外交信条：在反恐新纪元，国家和政权必须表明是站在美国一边还是敌对一方，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者将遭到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战争时期的领导者袭击发生六周后，切尼协助推动《美国爱国者法案》迅速通过。这部法律大幅扩展政府在反恐中调查、监控和拘押的权力。在9·11之后的创伤下，公众对这部法律的反对声音不大，尽管公民自由倡导者警告，这项法律赋予政府监视普通美国人的权力。后来逐渐显现，这部法律被用作秘密法庭、无令状监听、无限期拘押嫌疑人、不经听证或指控就实施关押的法律依据，还支持绕开《日内瓦公约》中反对酷刑的规定。尽管引发大量抗议甚至宪法诉讼，切尼始终强烈为法律辩护，支持扩大总统权力，这项法律也一直得以维持。切尼还对布什决定入侵阿富汗起到重大影响，目的是追捕9·11袭击的幕后策划者、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并推翻庇护恐怖分子、对阿富汗人民实施残酷神权统治的塔利班政权。 Meeting with Al-Sabah family and condolence call as a result of the death of Emir. 2003年，切尼成为布什决定入侵伊拉克、并为战争辩护的主导声音。他坚称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与基地组织有联系，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将以核讹诈威胁美国及其盟友。伊拉克战争本计划一个月内完成，最终却演变成将近九年的占领，对抗伊拉克叛乱分子和内战，导致近4500名美军士兵和超过10万伊拉克人丧生（不同估算有所差异，有些研究者伊拉克人的死亡数字远高于此），根据一些报告，战争花费超过2万亿美元，整个伊拉克遍布创伤与破坏。随着战争持续，人们逐渐发现严重的情报失败。负责调查9·11事件的独立委员会未发现伊拉克与基地组织存在合作证据，中情局任命的首席武器核查官得出结论称，伊拉克没有拥有生物、化学或核武器储备。但这些调查结果公布时，布什和切尼正竞选连任，两人未做任何让步。切尼说：“拖延、犹豫、观望都不是选项，总统做了完全正确的决定。” 民主党候选人马萨诸塞州参议员约翰·克里及竞选搭档、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约翰·爱德华兹试图就战争是否以虚假借口发动展开攻势，但在选战胶着之际，这一议题逐渐模糊。进入布什第二任期后，随着美军和伊拉克人伤亡不断上升、国内经济下滑下战争成本飙升、敌方战俘遭受羞辱和酷刑的问题日益严重、政府迟迟未给出明确时间表与撤军策略，问题再次凸显。到2006年中期选举时，战争已持续四年且看不到尽头，公众不满情绪到达临界点。多年来处于被动的民主党人重新振作，承诺带来改变。他们借助选民不满的浪潮，自1994年以来首次赢得国会两院多数席位。选举结束后，布什解除了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的职务，切尼在政府中最亲密的盟友，也是战争批评者的靶子，并任命前中情局局长罗伯特·盖茨接任。他还表示愿与国会合作，并考虑由两党组成的伊拉克研究小组提出的逐步撤军建议。但很快就显现，布什无意做出实质性改变。2007年初，在切尼支持下，总统决定向伊拉克增派数万美军，在原有13.2万驻军基础上加强兵力，以协助政府平息巴格达周边的暴力。众议院虽通过了反对计划但不具约束力的决议案，切尼回应称：“这不会阻止我们。” 似乎什么都阻止不了他们。在多年血腥冲突和教派暴力将伊拉克推向内战边缘后，切尼仍驳斥国家濒临崩溃的说法。他说：“现实情况是，我们取得了重大进展。” 他认为，若在伊拉克尚未具备自卫能力时撤军，将引发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屠杀。到2008年春，战争进入第六年，美军死亡人数超过4000人，冲突显然将由下一任总统接手。切尼说，这场战争“比我预想的要久”，但“绝对值得”。捍卫遗产在2008年总统大选中，民主党候选人、伊利诺伊州参议员奥巴马猛烈批评布什政府的伊拉克战争政策。共和党候选人、亚利桑那州参议员麦凯恩则警告，不可过早从伊拉克撤军，虽然他常用“基地组织”泛指敌人，但很少提及布什和切尼，刻意与即将谢幕的团队保持距离。长达近两年的竞选之后，奥巴马当选，预示着对外交与内政政策的重大调整。而伊拉克战争远非唯一的烂摊子。在阿富汗，卷土重来的塔利班带来新的威胁。本·拉登的恐怖网络在巴基斯坦部落地区重建。美国的盟友关系受损，与伊朗、朝鲜、俄罗斯等潜在对手的矛盾依然存在。而美国及全球经济陷入严重困境，许多专家认为这是共和党政策的后果。卸任前一个月，切尼在接受告别采访时态度强硬，坚决为政府在战争、恐怖分子处理和国内监听中使用行政权力辩护。他坚称，历史学家最终会认可布什政府为国家安全所做的努力。 2009年1月20日，切尼因搬运箱子伤到背部，以坐轮椅的方式出席国会就职典礼，由来自特拉华州的参议员约瑟夫·拜登则成为下一任副总统。两人此前数月一直在隔空激烈交锋。拜登称切尼“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危险的副总统”，誓言要“恢复副总统职权的平衡”。切尼回击说：“如果他想削弱副总统职位的权力，那是他的决定。” 奥巴马上任后，切尼打破了卸任副总统保持低调的惯例。他批评新总统关闭位于古巴关塔那摩湾的拘押营、暂停对恐怖嫌疑人的军事审判、禁止如“水刑”等审讯手段，称这些做法正在危及国家安全。切尼频繁出现在电视节目和发表演讲，很快成为新政府最主要的共和党批评者。虽然没人预期他会再次参选，但凭借坚韧不拔的风格和对政府政治运作的深刻了解，他似乎不仅仅是在为布什政府政策进行事后防御，更意图影响国家安全辩论的走向，同时塑造自己的政治遗产。那时，他已加入布什政府成员撰写回忆录的大军。他与女儿利兹·切尼合著的《我的时代：一部个人与政治回忆录》（2011年）对布什政府最具争议的决定几无悔意。尽管他在书中为政策辩护，但有评论指出，在讨论相关政策争议时书中回避了许多关键问题。到2014年，离开白宫已五年的切尼仍保持极高的公众关注度。他非但没有淡出历史舞台，反而继续通过大量媒体露面和发表评论文章，猛烈抨击奥巴马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应对伊斯兰武装分子的做法。他还亲赴国会山，敦促共和党人拒绝党内日益抬头的孤立主义，支持强硬的军事和外交政策。当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指控中情局在布什执政期间对恐怖嫌疑人实施酷刑时，切尼站出来为中情局辩护，称这些审讯“完全合法、完全正当”。他坚决否认中情局曾就手段误导白宫，或夸大从囚犯处获取信息的价值。白宫内部的紧张关系布什和切尼还未离任前，有关伊拉克并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已不容忽视，连切尼本人也放弃了此前的说法。政府发动战争的理由仍备受争议，2005年秋天，这场争议转向副总统办公室，当时切尼的幕僚长刘易斯·利比因伪证和妨碍司法公正被起诉。这起案件源于特别检察官对中情局一名秘密特工身份被非法泄露事件的调查。这位特工是瓦莱丽·普莱姆·威尔逊，她的丈夫、前外交官约瑟夫·威尔逊曾前往尼日尔调查伊拉克是否于1999年购买了武器级铀。他未发现任何证据，并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质疑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理由。这起案件的重要性不在于泄露特工身份，而在于事件背后隐藏的动机：白宫被认为故意抹黑威尔逊，试图将他的调查之旅描绘成由其妻安排的荒唐之举，以此削弱他的公信力。利比辞职后，并未被指控泄密，而是因谎称从记者处得知瓦莱丽身份，而被控在陪审团和联邦调查人员面前说谎。起诉书指出，他其实是从政府官员处得知这一信息，并三次提及切尼，虽未直接指控他违法，但暗示他参与策划了抹黑威尔逊的行动。利比于2007年初受审，辩护律师称他并非撒谎，只是记错了。但利比和切尼都未出庭作证。检方证人作证称利比确实从官员处得知瓦莱丽身份，最终利比被判有罪，成为自1980年代伊朗门事件以来白宫中被定罪级别最高的官员。利比被判30个月监禁、罚款25万美元并接受两年缓刑。布什将刑期减免，但未给予赦免，罚款与缓刑仍维持。布什称这是折中之举，但此举重新点燃争议。批评者称这是为了让利比保持沉默，避免披露白宫战争策划内幕；支持者则说，他的辞职与羞辱已是足够惩罚。布什在回忆录中写道，切尼在离任前几天因布什拒绝赦免利比而大发雷霆。切尼说：“你竟然要把一个战士扔在战场上。” 布什写道：“这句话让我很受伤。在八年里，我从未见过切尼如此激动。” 2018年，特朗普为利比颁布全面赦免。他说：“我不认识利比，但多年来我听说他受到了不公正对待。” 这项赦免成为这起曾震动华盛顿的案件的戏剧性收尾，也象征着关于伊拉克战争的深层分裂。切尼为赦免公开感谢特朗普，但这在两人关系中是少有的和谐时刻。几个月后，切尼在墨西哥访问时公开批评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声称墨西哥移民“带来毒品、犯罪和强奸”是“错误的”。切尼曾公开抨击特朗普提出禁止穆斯林入境美国的竞选主张，这再次被视为对特朗普的直接打击。切尼表示：“我认为，声称我们可以直接说不再允许穆斯林入境、直接禁止一个宗教，这种想法完全违背了我们所代表和信仰的一切。” 2019年，切尼在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一场闭门论坛上，与副总统彭斯私下交流时，批评特朗普的“推特外交”，指出他常常在未与助手或情报部门沟通的情况下直接发文。切尼警告说，美国正在“陷入一种局面，我们所依赖的全球朋友与盟友将对我们失去信心”。特朗普的顾问、他的儿子小特朗普反击说：“切尼因为特朗普终结那些鲁莽而无止境的战争而生气，这难道不讽刺吗？我从没想过和平会如此不受欢迎。” 在布什与切尼的第一个任期中，两人通常会在椭圆办公室一同开始工作日，回顾当天议程。布什会见内阁成员、接受政策简报、会晤外国领导人时，切尼总是陪同在旁。但在第二任期，国务卿赖斯和国家安全顾问哈德利逐渐取代了切尼的影响力。切尼的盟友接连离开：拉姆斯菲尔德和利比先后离职，副国防部长沃尔福威茨和国防部政策次长费思也相继辞职。切尼几乎成了自己小团伙在白宫核心圈的最后一人。布什对切尼的依赖程度也明显下降。在国会山，切尼在首任期内曾畅通无阻，但第二任期中就连和老盟友们关系也开始紧张。白宫助手回顾认为，切尼的权力巅峰是在2003年和2004年。即便如此，他在第二任期仍是国家安全事务的主要负责人。他为关塔那摩监狱的囚犯处理方式辩护，否认被拘者在未经起诉或审判的情况下长期关押期间遭受酷刑或虐待。他声称这些人“吃得好、待遇好，还生活在热带”，并说，“他们能想要的都有。” 2005年12月，《纽约时报》披露布什授权国家安全局多年在未经法院许可的情况下监听美国境内人员和其他人，引发司法部对这一“机密信息泄露”展开调查。切尼称《纽约时报》危害了国家安全。面对外界质疑国内监听违反1978年《外国情报监视法》的指控，切尼在国会为其辩护。他坚称这一行为合法而且有效，指出自2001年以来美国未再发生恐怖袭击。尽管切尼强烈反对，参议院仍通过越战老兵还曾做过战俘的麦凯恩提出的提案，禁止对囚犯实施“残忍、不人道、有辱人格”的待遇。阿布格莱布监狱裸身囚犯被堆叠成人塔、被狗吓唬的照片以及其他虐待报道，引发跨党派压力推动禁令出台。 2006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再次裁定政府在未经国会授权下设立军事法庭、在关塔那摩审判恐怖嫌疑人，违反《日内瓦公约》和美国法律。批评布什和切尼扩大总统权力的人士对这一裁决表示欢迎。但几个月后，仍由共和党掌控的国会为政府翻盘，通过由切尼主导制定的立法，授权设立军事法庭，恢复布什将被拘者定为“非法敌方战斗人员”的权力，并允许政府无限期拘押、审讯和审判他们，无需司法审查。外交政策的设计者切尼坦率承认自己致力于加强总统权力。他表示，越战和水门事件后国会对总统权力的削弱是不合理的。在2005年一次飞往伊拉克战区的“空军二号”航班上，他对记者说，反恐时代需要总统拥有更大权力。切尼说：“我相信强大而有力的行政权力，我认为我们所处的世界正需要这种权力。我确实认为，在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威胁背景下，美国总统在处理国家安全事务时，必须拥有不受限制的宪法权力。” 布什决定入侵伊拉克，正是切尼外交政策影响力的经典例子。他的强硬主张压倒了布什首任国务卿鲍威尔的审慎态度。2002年春天，战争爆发前一年，切尼前往英国和中东争取盟友。虽然未能赢得阿拉伯国家支持，但英国最终成为美国最亲密的盟友。 2002年8月26日，切尼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召开的外国战争退伍军人全国大会上发表演讲，为发动战争阐明理由。他援引未具名的情报来源称，伊拉克已拥有生物和化学武器，并将在“不久后”拥有核武器。切尼说：“简单来说，毫无疑问，萨达姆·侯赛因现在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毫无疑问他正在积聚这些武器，准备用来对付我们的朋友、我们的盟友以及我们自己。” 白宫官员表示，切尼的言论与布什的观点一致。此番讲话震动了美国的盟友，为七个月后的入侵奠定了基础。布什在回忆录中称，切尼在伊拉克问题上如同一股强大推动力，曾在纳什维尔演讲中“超越了我的立场”，当时他直接否定继续进行武器核查的可能性。切尼曾前往30多个国家推动政府政策，对伊朗和朝鲜也采取强硬立场。布什上任初期曾将这两个国家与伊拉克一同列为“邪恶轴心”。但在任期最后一年，布什对伊朗与朝鲜做出让步，支持赖斯的立场，而非切尼，暂时缓解了政府内部的对立，但核威胁仍未解除。 2006年，朝鲜进行核试验，但2007年同意关闭核设施，以换取来自韩国、中国和美国共计4亿美元的燃油及援助。这项协议由赖斯主导，绕开了切尼。此前对朝鲜始终持敌视态度的切尼后来表示，这种安排等于是在“奖赏不良行为者”。朝鲜确实开始拆除核反应堆，但由于在核查机制上出现分歧，协议几近破裂。直到2008年底，布什将朝鲜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黑名单中移除，以换取朝鲜“在双方同意基础上”接受核查。批评者质疑此举是否有效，结果证明并未奏效，朝鲜依然是核威胁。伊朗则称其铀浓缩项目用于和平目的。2007年发布的国家情报评估称，伊朗已于2003年中止核武器项目，但继续进行铀浓缩活动。国际社会的制裁与军事威胁反映出对伊朗意图的普遍怀疑。布什政府最终同意与伊朗对话，但未取得突破，朝鲜则成功研发出核武器。主导内政议程在国内事务方面，切尼坚定支持布什提名的最高法院法官：2005年提名约翰·罗伯茨担任首席大法官，2006年提名塞缪尔·阿利托（尽管切尼原本建议任命联邦法官迈克尔·卢蒂格而非罗伯茨）。切尼高级顾问施密特负责监督参议院确认程序，最终使最高法院朝保守方向进一步倾斜。切尼也积极推动布什的经济计划和减税政策，主要受益者是企业和富人。他还推动能源与环保政策，支持开发联邦土地上的石油、天然气与矿产资源。在国会山，尤其是首个任期中，切尼是政府首席代表与执行者。无论共和党人还是许多民主党人，都将他视作布什的化身、熟悉国会运作的“圈内人”。他往往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促成妥协，并在担任参议院议长时多次投下关键一票。切尼的税收观在历史上颇具激进色彩。他主张以统一税率的所得税或全国销售税，取代自威尔逊总统时代以来对富人征收更多税负的累进所得税。尽管这一设想未被采纳，但政府以“税收抑制投资”为由，先后在2001年削减所得税与遗产税，在2003年削减资本利得税和股息税，总计达1.7万亿美元，标志着对罗斯福“新政”与约翰逊“大社会”政策的重大背离。对切尼这样的保守派而言，这些减税措施是重塑美国未来的核心。他们虽然设定了“到期条款”以减少预算影响，但本意是将其作为“永久政策”——由未来国会延续，以持续刺激经济，并迫使财政赤字沉重的政府缩减在医疗、教育、福利和其他社会项目中的角色。这些减税措施，加上高涨的战争开支和其他支出，再加上经济暂时衰退，使得联邦预算从原本预计的10年5.6万亿美元顺差，变为赤字，一些经济学家估算为5万亿到9万亿美元不等。按多项指标衡量，在布什—切尼执政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经济表现相对稳健，年均增长约3%，通胀率低，新增就业数百万。政府将此归功于减税政策，但许多分析人士指出，房地产热潮等其他因素才是主要驱动力。与历来保守派相同，布什和切尼倡导自由市场，主张放松对企业与金融机构的监管。在这种环境下，房价上涨至不现实的水平，大量高风险按揭贷款被打包销售。这些资产通过复杂的债务保险互相绑定，风险在整个金融体系甚至全球范围内扩散。一场巨大的金融泡沫悄然膨胀，如同癌细胞般蔓延。 2007年和2008年，美国经济陷入衰退，受次贷违约、房价大幅下跌，以及信贷和消费者信心全面下滑拖累。国会通过发放退税刺激经济，但远远不够。多家银行和经纪公司倒闭。随着信贷市场崩溃、美国经济陷入衰退，国会通过了布什政府提出的7000亿美元救助计划，用于收购问题资产。然而，这场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灾难迅速蔓延全球。对于一个曾以打造强劲经济自豪的政府而言，这场崩溃是巨大的失败。批评者指出，共和党推动的放松监管、反对征税和自由市场政策难辞其咎。但布什和切尼拒绝承担责任。另一起围绕切尼的争议与国家能源政策有关。2001年上任后，他低调召集一个工作小组，为政府制定能源政策。民主党指责石油公司和说客操控了美国的能源政策，并提起诉讼要求公开会议记录。一名联邦法官批准调查。但切尼拒绝透露被咨询者身份，向最高法院上诉，称司法介入行政事务违反宪法中的权力分立条款。案件审理期间，媒体披露大法官安东宁·斯卡利亚曾与切尼一起打猎，引发要求其回避的呼声。斯卡利亚拒绝回避。最终他加入大多数意见，将案件发回下级法院处理。下级法院支持切尼的立场，裁定政府无义务披露顾问名单。2007年，一份名单被媒体泄露，几乎所有主要的石油与能源公司都在其列，其中许多是布什—切尼竞选团队的捐助者。分裂与崇拜这起能源工作小组案件加剧了外界对切尼神秘和难以捉摸的印象。他的个性长期成为政治争论焦点。民主党人将这位曾担任哈里伯顿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副总统，描绘为美国政治中最具分裂性的人物之一，是军国主义、企业腐败、政府不透明与环境破坏的化身。但在许多共和党人眼中，切尼是原教旨主义者心中的摇滚明星，是文化和政治偶像，是保守派运动的灵魂人物，也是布什最坚定的右手。对忠实支持者而言，他和布什一样，都是虔诚的信仰之人。白宫助手、议员和其他熟悉切尼事务的人士表示，真实情况更为复杂，也更微妙。许多事务都在幕后运作，只有真正参与其中的人才能体会他运筹帷幄的方式与影响力。助手们说，切尼学习能力强、善于倾听，能迅速吸收大量信息用于政策决策。他曾深入研究炭疽、小痘、埃博拉病毒及其他化学和生物制剂，并参与制定一项打击生物恐怖主义的计划。他并非一位强有力的竞选者。作为一位略显迟钝、言辞克制、略显笨拙的老者，他的形象更像是要去看牙医的老人。他性格随和，但缺乏舞台魅力，也不会亲吻婴儿或冲入人群。他更喜欢非正式场合——更愿参加社交聚会而非排队接待，更偏好圆桌而非讲台。他声音低沉单调，频繁引用大量数据与事实，在选民眼中权威感十足但缺乏感染力。他在2000年和2004年参与大量竞选活动，但大多是为富人举办的募款活动，或是面向共和党选民的演讲。切尼的健康问题几乎断绝了他竞选总统的可能性。他曾在与心脏科医生乔纳森·雷纳合著的2013年书籍《心：一部美国医学探索》中谈及自己的心脏病史。他长期服用降血压药、降胆固醇药及阿司匹林防止血栓，注意饮食、每天骑固定脚踏车锻炼，并定期接受体检。2005年，他接受了双膝后动脉瘤修复手术；2007年，因连续9天飞行65小时后出现左腿血栓而接受治疗。2007年和2008年，他两度接受电击治疗心律不齐。切尼之所以能够专注于副总统职务，不需要像早期一些副总统那样（如戈尔、乔治·H·W·布什、蒙代尔和尼克松）在宣传总统及其政策的同时，还要暗中经营自己的政治形象，是因为他无意竞选总统。他唯一需要关心的人就是布什。副总统职务非常适合他。他为布什出谋划策，知道自己的意见受到重视；他根据需要介入政策议题，调动事实与论据，不必向选民解释自己的立场，可以对攻击保持沉默。关于他在1995年至2000年间担任总部位于德克萨斯的哈里伯顿公司首席执行官时获得的4000多万美元报酬，切尼从未正面回应过问题。他否认自己曾为公司牟取暴利合约，无论是为中东驻军提供物资，还是参与伊拉克战后重建。尽管在华盛顿政坛活跃数十年，他的私生活仍对公众相对神秘。他甚至对外保密副总统官邸的访客名单。切尼夫妇常在怀俄明州杰克逊的一处封闭社区的山间别墅度假。2005年，他们在马里兰州圣迈克尔斯购买一处价值260万美元的海滨房产，占地9英亩，靠近老友拉姆斯菲尔德的周末别墅。2008年，为了靠近女儿和孙辈，他们在弗吉尼亚州麦克莱恩建造了新住所。切尼有时会独自前往宾夕法尼亚或阿肯色狩猎。2006年2月11日，他在德克萨斯一次猎鹌鹑时误伤78岁的奥斯汀律师哈里·惠廷顿。虽然弹丸伤势并不致命，但布什起初收到的是不完整报告，他对消息迟报感到恼火。白宫延迟一天才披露消息，引发轩然大波，而切尼整整四天未发声。事后他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但这起事件暴露出布什与切尼之间罕见的紧张关系。此事也揭示了切尼在白宫打造的权力网络。他拥有一个独立的决策中心，包括一个小规模国家安全委员会、自己的内政政策团队和宣传人员，由幕僚长戴维·艾丁顿领导。这一团队的讨论与决策有时与总统核心圈平行运行。切尼定期在白宫与布什共进工作午餐，也会与国会议员会晤。但据助手称，他几乎从不对外——甚至不对自己团队，透露与布什的私下谈话内容。出于安全考虑，他不与布什一同出行，也很少参与布什的社交活动，更非戴维营常客。与早睡不饮酒的布什不同，切尼偶尔会出席华盛顿的权力晚宴，但据主办方称，他从未泄露过任何机密。尽管批评者指责他违反了民主制度中对官员公开与问责的基本要求，他通常只是报以神秘的微笑，不予置评。他的妻子林恩·切尼是作家、保守派学者和脱口秀主持人，出版超过12本书，撰写大量期刊文章，曾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和怀俄明大学授课，并于1986年至1993年担任国家人文基金会主席。长女利兹·切尼曾在2002年至2003年、2005年至2006年间，担任国务院近东事务副助理国务卿和首席副助理国务卿。2004年，她参与父亲的连任竞选。2013年，在父亲支持下，她宣布参选怀俄明州联邦参议员，但于2014年初退选。 2016年，利兹成功当选怀俄明州联邦众议员，继承父亲曾任10年的席位，并迅速赢得人气。她在2018年和2020年两次以压倒性优势连任。在国会，她在93%的投票中支持特朗普立场。但在特朗普拒绝承认连任失败、煽动2021年1月6日袭击国会后，她转而反对他，并投票支持对特朗普的第二次弹劾。利兹担任国会特别调查委员会副主席，强烈谴责特朗普在暴动中的作用。作为回应，共和党议员剥夺了她的党内领导职位。最终，她在共和党初选中败选，失去议席。 2022年1月6日暴动一周年之际，切尼与女儿一同出席国会纪念活动。没有任何共和党人现身，但众多民主党议员，包括议长南希·佩洛西，对他们热情接待。在特朗普上台、卸任后这段剧烈变动的13年间，曾被许多民主党人称为“战争罪犯”的切尼，如今却迎来民主党人的握手与拥抱。这一幕令人震惊，也标志着特朗普时代政治格局的剧烈变化。利兹对人介绍说：“这是我父亲，这是爸爸。” 切尼的小女儿玛丽·克莱尔·切尼曾担任2004年竞选团队协调人。她于2006年出版《轮到我了：政治人生纪实》。2013年利兹竞选参议员期间，姐妹因同性婚姻立场发生冲突。玛丽是同性恋，于2012年与长期伴侣结婚，反对利兹当时的反同立场。利兹后来承认自己当时错了，转而支持同性婚姻。除妻子与两个女儿外，切尼还留下七位孙辈。来自西部的政客理查德·布鲁斯·切尼，一般只在名牌与信笺上使用全名，1941年1月30日出生于内布拉斯加州林肯，是理查德·赫伯特·切尼和玛乔丽·迪基·切尼三子中的长子。 13岁时，父亲调任农业部土壤保护官，全家迁至怀俄明州卡斯珀。这是一座人口2.5万的保守小城，位于北普拉特河畔，周围是苍凉的油气田。 1950年代的卡斯珀，周五晚上是橄榄球比赛、舞会和喝根汁汽水的日子。在纳特罗纳县高中，切尼是橄榄球队长，也是毕业班班长，但成绩并不拔尖。毕业照里，他是个剃平头、笑容紧绷的健壮少年。他的女朋友是返校节女王林恩·文森特，二人于1964年结婚。高中毕业后，他进入耶鲁大学，但因成绩不佳两次被劝退，三学期后离校。他在西部各地漂泊，一度在电力公司铺设线路，还曾两次因酒驾被捕。最后，他定居在怀俄明大学，在拉勒米取得政治学学士（1965）与硕士（1966）学位。越战正激烈进行，但切尼未服兵役。他先后以学生和已婚父亲身份获准五次延期征召。切尼原本打算从教，但1964年在怀俄明州议会的一次实习激发了他对政治的兴趣。他撰写的一份60页的议会报告赢得奖项，并促使他于1966年前往威斯康星州共和党州长沃伦·诺尔斯办公室实习。在麦迪逊，他还注册了威斯康星大学的博士课程，但未完成学业。他于1968年前往华盛顿，在威斯康星州共和党众议员威廉·施泰格办公室工作。当时27岁的切尼迅速适应国会政治的激烈环境，学得很快，擅长写报告，给施泰格和其他众议员留下深刻印象，其中包括来自伊利诺伊州的议员拉姆斯菲尔德。 1969年，尼克松总统任命拉姆斯菲尔德为经济机会办公室主任后，切尼向他递交了一份长达12页的备忘录，内容是如何管理机构。拉姆斯菲尔德被他的想法与胆识打动，聘请他为执行助理兼国会联络官。 1970年代，切尼紧跟拉姆斯菲尔德仕途步步晋升。1971年，尼克松任命拉姆斯菲尔德为生活成本委员会主任，切尼担任副手。 1974年，福特总统任命拉姆斯菲尔德为白宫幕僚长，切尼成为副幕僚长；1975年，拉姆斯菲尔德出任国防部长，切尼升任白宫幕僚长，当时年仅34岁，是最年轻的白宫幕僚长。他也建立起自己的关键人脉，与福特任命的中情局局长乔治·布什成了长期盟友关系；与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以及1976年福特竞选经理、后来的国务卿詹姆斯·贝克等人都建立起深厚联系。 1976年福特败选后，切尼返回怀俄明州，热衷于打猎、钓鱼、滑雪和在提顿山脉远足。他在银行业短暂工作后，决定重返政坛，于1978年竞选国会众议员。怀俄明州当时和现在一样，只有一个众议员席位。竞选期间，他首次心脏病发作，但妻子代替他继续拉票，最终他以压倒性优势胜选。 1979年进入国会后，切尼成为一批新兴西部共和党人的代表人物，预示里根时代的来临——他们主张小政府、低税收、除军事外大幅削减开支，并恢复强硬反共路线。在国会十年间，他始终保持保守投票立场，并五度连任，选民欣赏他亲民作风和政绩。切尼支持在公立学校祈祷、限制堕胎，以及几乎所有里根总统议程。他反对枪支管制、艾滋病研究、工会、福利政策、种族融合校车政策和教育经费。但在许多同僚眼中，他不仅仅是保守投票者，更是一位善于谈判、能与两党合作的实干型人物。在他任期内，众议院一直由民主党掌控，他许多投票都属于少数派，也未主导任何重大立法。但他被视为党内领袖，最后一届任期担任共和党党鞭，是党内第二号人物。走上世界舞台 1989年3月，乔治·H·W·布什总统任命切尼为国防部长。这两位时常身着条纹西装配牛仔靴的政坛人物很快建立起友谊。布什依赖他在国家安全和立法事务上的建议，并重视他的忠诚与保密，这一点后来布什之子也同样认同。虽然切尼未曾穿军装服役，但在柏林墙倒塌和冷战结束后，他重新定义了军事政策。他在五角大楼的管理赢得军方指挥官、士兵与军政专家的尊敬。 1990年代初，他主导削减25%的兵力，取消多个主要武器项目并关闭众多军事基地。他还协助布什处理多起外交危机，包括协调1989年入侵巴拿马、将独裁者诺列加押解至迈阿密并判刑；还主导在海地与索马里的军事行动。但真正加深他与布什之间关系的，是海湾战争。布什视此为其政治生涯的顶点。1990年8月，伊拉克占领科威特后，切尼说服沙特国王法赫德允许美军进驻。1991年，他协助策划并执行将伊拉克军队逐出科威特的战争。虽然公众视野中将风头让给了时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鲍威尔将军和前线指挥官施瓦茨科普夫将军，但在战后支持率高达90%的布什最感激的却是切尼。他授予切尼总统自由勋章，这是国家最高平民荣誉。布什离任后，切尼首次自1970年代以来重返私生活。1993年和1994年，他曾考虑竞选总统，走访47个州评估可能性。但到1995年，他决定不参选，并加入哈里伯顿公司。在他帮助下，哈里伯顿在五年内发展为全球最大油服公司。 1999年，乔治·W·布什筹组竞选团队时，切尼率先参与，帮助遴选外交政策顾问。2000年，小布什锁定共和党总统提名后，询问切尼是否愿被考虑为竞选搭档。切尼起初拒绝，但答应协助挑选副手人选。他考察了包括麦凯恩与鲍威尔在内的十余位候选人。最终，入选的却是切尼自己，这一结果显然受他与布什家族的老关系影响。布什此前唯一的从政经验是不到六年的德克萨斯州长任期，而切尼在外交、安全与华盛顿事务方面的老练恰好弥补了他的不足。他为竞选团队带来了成熟和稳重，也被认为若有需要可胜任总统职务。民主党方面，由副总统戈尔及竞选搭档、康涅狄格州参议员约瑟夫·利伯曼领衔，对切尼的投票记录及其与哈里伯顿公司的关系发起猛烈攻击。但切尼巧妙化解批评，并承诺放弃价值390万美元的股票期权。尽管外界质疑他是否能承受激烈的竞选节奏，医生评估后认为他身体状况尚可。他当时59岁，并不算老，只比布什大五岁，虽然看起来年纪更长一些。入秋后，他高调反击民主党人。大选日之后，选情陷入混战，佛罗里达州重新计票风波不断。切尼此时就开始扮演他在白宫之后持续担任的角色——参与所有重大决策。最终，最高法院叫停计票，实际上将总统职位判给布什。切尼领导布什的政府过渡团队，并在新政府的高层安排了大量政治盟友。2001年1月20日，他正式就任美国第46任副总统，并立即着手重新定义这一职务的职责与权力范围。来源：加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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讣闻：被以色列军队杀害的路透记者侯萨姆·马斯里，一边努力寻找食物一边报道平民的苦难

这篇被以色列杀害的记者讣闻刊发在路透。路透记者侯萨姆·马斯里周一在加沙纳赛尔医院架设直播镜头时，被以色列炮火击中身亡。他曾在帐篷中生活，艰难为家人寻找食物的同时，持续报道战争给平民带来的苦难。 49岁的马斯里是经验丰富的摄影记者。他在最危险的环境中依然保持乐观态度，这让他深受加沙紧密团结的记者群体喜爱。同事们说，他常常说，“明天会更好。” 即便在他遇难前的数月，加沙陷入更深的饥饿和绝望，他仍如此乐观。这是他与路透社高级视觉记者穆罕默德·萨利姆的最后一次对话的结尾。萨利姆自2003年起认识马斯里，去年曾与他在加沙南部拉法共事。今年早些时候萨利姆离开了加沙，但直到周一早晨仍与马斯里每天联系。他说，马斯里的笑容和乐观让人愉快地与他共事。路透社总编辑阿莱桑德拉·加洛尼说：“侯萨姆一心想把加沙的故事讲给世界。他在最艰难的环境下都坚强、沉稳、勇敢。他的离世让所有与他共事的新闻编辑部同事都深感悲痛。” 路透社视频显示，马斯里的遗体与他的摄像机一同在医院外楼梯间被找到。当时，他正从那里直播汗尤尼斯的画面，随后以色列的袭击击中。几分钟后，同一楼梯间发生第二次爆炸，至少19人遇难，其中包括救援人员和四名记者，他们曾为美联社、半岛电视台等媒体工作。遇难者之一穆阿兹·阿布·塔哈曾为路透社等媒体提供画面。路透社摄影师哈特姆·哈立德在第二次袭击中受伤，当时他正在楼梯上拍摄第一次爆炸后的场景。以色列军方周二对路透社表示，路透社和美联社的记者并非“袭击目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对医院发生的“悲剧性意外”深感遗憾。保护记者委员会表示，袭击发生后，他们已记录到以色列在这场加沙战争中共杀害了189名巴勒斯坦记者。这个组织呼吁国际社会追究以色列责任，并在周一表示，“肇事者不能再继续逍遥法外。” 马斯里的妻子萨玛赫39岁，患有癌症。他遇难前一直在努力把妻子送出加沙接受治疗。夫妻育有四个孩子：23岁的莎赫德、22岁的穆罕默德、18岁的莎莎和15岁的艾哈迈德。马斯里出生并成长于加沙南部的汗尤尼斯。他获得了新闻学文凭，1998年起以自由职业者身份工作，包括为巴勒斯坦广播公司供稿。他的新闻热情来自于“想让世界看到加沙正在发生什么”，他的妻子说。 “侯萨姆在媒体中的使命就是把真相传递给外界。”他的兄弟伊泽尔丁·马斯里说，“侯萨姆从未停下过拍摄，即便在一些假期也是如此。无论是巴勒斯坦武装还是以色列占领军，镜头都在记录。” 战争爆发后不久，以色列军队要求所有平民撤离汗尤尼斯，马斯里一家也被迫逃离。之后他们得知家园已被摧毁。去年，他在发给记者群组的WhatsApp视频中，描述了失去家园和社区的悲痛。“只剩下废墟——废墟，让我们哭泣。”他说。去年7月，他们返回汗尤尼斯，在帐篷中避难。 2024年5月，战争爆发八个月后，马斯里在靠近埃及边境的拉法以合同工身份开始为路透社工作。他负责从流离失所者营地进行直播，并记录人道援助物资通过拉法口岸进入的情况。回到汗尤尼斯后，他负责为路透社提供纳赛尔医院的固定直播画面，这一实时影像被全球的路透社客户使用。 “侯萨姆日复一日承担着这项艰苦的工作，主要来自纳赛尔医院，有时也会在拉法，当新闻需要时。”路透社中东和北非视觉编辑拉比卜·纳西尔说。马斯里还报道了加沙南部的故事，他常常通过在医院积累的联系，呈现当地不断恶化的人道灾难，包括关于加沙营养不良的报道，其中部分地区已正式进入饥荒状态。他最后一次这样的报道是在周六，画面中显示家属在为遇难的亲人，包括儿童哀悼。以色列的袭击在战争中已造成超过6.2万巴勒斯坦人死亡。萨利姆说，马斯里之所以选择在纳赛尔医院负责直播部分，是因为他认为那里是安全的工作地点。每天早晨，他在架设摄像机时都会与萨利姆通话。在他们最后一次对话中，马斯里形容在加沙的生活愈发艰难，食物越来越难找到。数小时后，路透社拍摄的画面显示，他的遗体被抬在担架上。来源：加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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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万字讣闻：教宗方济各逝世，扭转教会保守风格，强调包容与对边缘群体的关怀，而非教义纯粹

茨，吉姆·亚德利撰写了教宗方济各的长篇讣闻，详细介绍了这位被看作教会改革者的教宗曲折的一生。 Casa Rosada (Argentina Presidency of the Nation), CC BY-SA 2.0 , via Wikimedia Commons 教宗方济各于周一在梵蒂冈圣玛尔大之家去世，终年88岁。他出身阿根廷平民家庭，是首位耶稣会士出身的教宗，也是首位拉丁美洲籍教宗。在推动罗马天主教会包容性改革的过程中，他与保守派发生激烈冲突，并长期为移民、边缘群体以及地球健康发声。梵蒂冈通过社交平台X发布声明，宣布教宗去世的消息。就在前一天复活节主日，他还坐着轮椅在圣伯多禄广场为信徒祈福。在他12年的教宗任期中，方济各是变革推动者。2013年，他在本笃十六世出人意料辞职后接手一个混乱中的梵蒂冈。本笃十六世被视为天主教保守派的代表。方济各逐步引导教会走向不同方向，重组领导层，任命许多风格与他相近、强调牧灵与包容的主教。他致力于开放教会，许多普通教徒对此表示赞同，认为教会此前过于封闭，与普通人渐行渐远。方济各曾向移民、穷人、贫困者，以及遭受天主教神职人员性侵的受害者伸出援手，也接纳被疏离的同性恋信徒。他走访许多被遗忘和偏远的国家，试图改善与对立的中国政府、穆斯林神职人员及分裂的基督教世界各派领袖的关系。尽管最初步履蹒跚，但他最终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应对已成为教会生存危机的神职人员性侵问题。他制定新规，追究高级宗教领袖（包括主教）若施以性侵或包庇者的责任。然而，许多倡导者仍然要求更高的透明度或民事通报义务。晚年，方济各因膝伤、肠道手术和呼吸疾病导致行动迟缓，先是使用拐杖，后改用轮椅，看似身体虚弱。然而这一印象并不准确。他仍然经常出访，聚焦于非洲被剥削和饱受战争蹂躏的地区，谴责现代殖民者，在南苏丹推动和平。他打破现状的固执，令自己树敌很多。他撤换梵蒂冈机构中的保守派，限制传统派钟爱的拉丁文弥撒，允许平信徒（包括女性）参与主教会议，允许神父为同性伴侣祝福，并明确表示跨性别者可以担任教父/教母，他们的孩子也可以接受洗礼。他也没有支持不要给予支持堕胎权天主教政治人物圣体的呼声，包括当时担任总统的拜登。拜登说方济各称他是“好教徒”。他和蔼的魅力与常带微笑的面容，掩盖了他的另一面。在梵蒂冈内部，方济各被视为意志坚定——反对者称其冷酷——的管理者形象。他推动教会财政透明化，彻底改革梵蒂冈官僚体系。意大利人在梵蒂冈的传统权力基本盘，对他那种依靠少数亲信（多为耶稣会士）和直觉的、刻意出人意料的治理方式感到不满。保守派天主教徒指责他淡化教义，始终不断发起抗议。这些潜在的不满时常爆发，几近中世纪式的分裂与异端争议浮出水面。但方济各也令许多自由派失望。他们原本希望他能推行进步政策。他对公开讨论持开放态度，为长期禁忌话题提供了空间，包括神父独身制、离婚后再婚者是否可领圣体，以及女性在教会中的更大角色。他开启了对这些议题的讨论，但往往对重大决策犹豫不前。 2022年，他在圣伯多禄大殿发表演讲时曾说：“我们常如彼得被锁在习惯的牢笼中。我们害怕改变，被习俗的枷锁束缚。” 一种新风格也许他教宗任期中最令人意外的，就是他竟然成为了教宗。 2013年3月，在本笃辞职后，教宗选举在教廷动荡、权力角力和财政丑闻中进行。本笃是近六百年来首位主动退位的教宗。枢机主教们当时寻求一位有强大管理能力的改革者，但很少人预见到，当时76岁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总主教方济各，会如何将改革热情与亲民魅力结合，在整顿教会的同时推动变革。他在圣伯多禄广场阳台首次以教宗身份发表讲话时，以一句“Buona sera”（晚上好）打破常规，风格朴实自然。他还开玩笑说，枢机们履行职责选出教宗，“看来他们几乎走到了世界尽头找到了我。” 方济各不仅来自世界的另一端。受拉丁美洲民粹主义背景影响，他看待世界的方式也不同于他的前任。他是首位以亚西西的圣方济各之名命名的教宗。圣方济各是一位苦行修士，毕生奉献于虔诚与贫困者。根据传统，他曾接受上帝的启示，重建教会。方济各从一开始就展现了他的谦逊风格。他在当选教宗期间入住的梵蒂冈旅馆亲自结账，出行乘坐简朴的福特福克斯，不住华丽的教宗公寓，而是选择梵蒂冈的招待所。在圣周，他在一家青少年监狱为一位年轻的穆斯林女性洗脚。年老体衰后，他也常提到自己的虚弱，呼吁为老年人争取尊严。他的谦逊令人动容。当被问及一位据称是同性恋的神父时，他回答说：“我是谁，何以能评断？” 这句话登上全球头条，标志着梵蒂冈内部正在发生的剧烈变化。方济各在教会危机时刻接掌大权。在工业化国家，教会出席人数下降，神职人员性侵丑闻削弱信仰，人们要求女性拥有更大角色，神父人数严重短缺。而在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尽管信仰仍在扩张，天主教也正面临来自新教福音派和五旬节派教会的激烈竞争。他很快试图让教会远离如堕胎和同性恋等分裂性话题，转而聚焦气候变化、贫困和移民等全球性问题。他的首次教宗出访是在意大利小岛兰佩杜萨，那里成为大批穿越地中海的非洲移民的登陆点。他的愿景在通谕《愿祢受赞颂》中充分体现。此文将天主教神学与环境保护和关怀边缘群体联系起来，同时谴责全球资本主义在剥削穷人方面的过度行为。他频繁访问阿拉伯世界，支持那里面临迫害的基督徒，努力与伊斯兰世界缓和关系。他不断造访“边缘地带”，这些被忽视的地方和人。 2019年，他曾跪下亲吻南苏丹政府与反对派领导人的鞋，恳请他们实现和平。2023年，尽管健康状况不佳，他仍前往首都朱巴，谴责他们缺乏进展。 “不要再流血，不要再冲突，不要再有暴力和相互指责谁该负责，”方济各在南苏丹总统府的花园中说道，“让战争的时代过去，让和平的时代到来！” 他多次谴责暴力行为。尽管起初在乌克兰战争中不愿表态站队，但之后他表达了对乌克兰的支持。然而，乌克兰官员担忧，他所称的梵蒂冈秘密“斡旋任务”旨在调解战争，却没有明确反对俄罗斯的占领，可能无意中帮助了敌人。方济各对梵蒂冈的高级神职人员态度尖锐。他曾将教廷层级比作“迟钝、官僚的海关”。他指责某些教会官员自我感觉“不可或缺”，并受到“八卦恐怖主义”的困扰。他对梵蒂冈领导人的圣诞讲话逐渐演变为直白犀利的训诫，批评教会深受“神职主义”拖累——即“孔雀神父”和“机场主教”自认为高人一等，只在方便时现身，已经与信众脱节。他认为神职主义是教会许多弊病的根源，包括神职人员性侵丑闻。一些有权势的保守派试图利用这些丑闻打击方济各，指控他包庇因性侵未成年人而被革职的美国红衣主教麦卡里克。这一指控最终被证明不实，但在性侵危机问题上，他确实经历了一段漫长且痛苦的学习过程。他最初呼吁采取行动，但成效甚微；当危机在他任内再次爆发时，他本能地站在主教一边，并公开质疑一些受害者，从而危及他“弱势群体捍卫者”的形象。他最终通过承认自身盲点并与受害者对话，重新稳住了立场。他并未像一些支持者所期望的那样，真正追究主教们的责任。但他实施了有实质性的改革，推动各国主教将保护儿童列为优先事项，并做出一项重要措施——下令彻查麦卡里克的晋升过程，最终将责任归于圣若望·保禄二世。在其他议题上，方济各的立场也时常令人难以捉摸。他反对同性婚姻，却呼吁神父对非传统家庭形式保持接纳态度，例如同性恋者、单亲家庭、未婚同居者等。他支持同性伴侣的民事结合，但又批准了禁止神父为他们祝福的决定——这一决定后来他表示后悔，并最终推翻。他称刑事定罪同性恋“并不公正”，但也支持梵蒂冈反对一项旨在扩大LGBTQ人群保护的意大利法案。当德国主教团在2023年以压倒性票数决定为同性伴侣祝福时，梵蒂冈在他批准下进行了压制。方济各的支持者认为，他的模糊与渐进策略，是为了达成一项更大、更持久的计划——建立一个更具协商精神的教会，将权力从罗马下放至地方主教和神父。在本笃去世、终结有两位在世教宗这一异常局面后，方济各的支持者本希望他能更加自由地施展手脚。他们期盼2023年和2024年的全球主教会议能带来大胆改变，当时议题包括女性执事授圣、神父独身制和允许神父结婚。但这一原本可能引发巨大震动的会议却以平淡收场。主教们呼吁赋予女性更多领导角色，但将其他重大问题留待日后讨论。事实上，方济各最持久的遗产，或许是他对教会神职体系的变革和枢机主教团的重构。这个机构曾长期由本笃和若望·保禄二世任命的保守派主导。在“人事即政策”的等级结构中，方济各的支持者希望他所提拔的神职人员——以及他们所选出的继任者——能继续走他所开辟的道路。意大利血统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戈里奥，于1936年12月17日出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弗洛雷斯街区，父母为马里奥·贝尔戈里奥和雷吉娜·贝尔戈里奥，两人皆为意大利裔。他家前往阿根廷的过程，也成为贝尔戈里奥家族传说的一部分：他们原本订好了“玛法尔达公主”号轮船的三等舱，但由于拖延出售都灵的咖啡馆而错过启程。然而，塞翁失马，焉知祸福：这艘船在海上沉没。几个月后，他们乘坐“朱利奥·恺撒”号安全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豪尔赫是五个兄弟姐妹中最年长的，现在仍有一位妹妹玛丽亚·埃琳娜·贝尔戈里奥在世。成长过程中，豪尔赫深受祖母罗莎·贝尔戈里奥的影响。她在意大利时曾加入天主教行动，这是20世纪20年代反对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权入侵教会的运动。法西斯主义的崛起促使全家离开意大利。在弗洛雷斯，罗莎教他讲意大利语，并带有家乡皮埃蒙特方言，还培养他对文学的热爱。他的父亲马里奥则为适应当地生活，坚持使用西班牙语。天主教信仰在贝尔戈里奥家庭中是持续的精神支柱。当母亲因妹妹出生时身体虚弱卧床，年仅12岁的豪尔赫被送入一所由慈幼会神父运营的学校。这些神父不仅培养了他对穷人的责任感，也让他意识到自身在改善世界中的责任。 “我几乎是不知不觉地学会了去探寻事物的意义。”他回忆说。豪尔赫博学、聪明且虔诚，也打篮球，喜欢跳探戈。他在17岁生日还差六周时，正匆匆赶去和朋友见面，在弗洛雷斯街区时，他停在圣若瑟大教堂前。 “我感觉我必须进去——那种你内心感受到却又说不清楚的东西。”他回忆说。在教堂里，他说自己“感觉有人从内心抓住了我”，带他进入忏悔室。 “就在那一刻，我知道我必须成为神父。”他说。他经常讲述关于上帝慈悲的故事，描述耶稣通过“慈悲与拣选”（miserando atque eligendo）感召税吏马太的那一刻。他说，他也感到上主一直在等他，于是将这个拉丁短语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那就是我。”他后来对耶稣会神父、好友斯帕达罗说——斯帕达罗曾发表过对教宗的长篇访谈。“那就是我的感受。” 但豪尔赫对家人隐藏了自己的志向。高中时他展现出理科天赋，母亲原希望他成为医生。他在一家化学实验室工作，也曾在探戈酒吧担任门卫赚零花钱。 1955年11月，高中毕业不久，他终于告诉父母自己要成为神父的决定。他母亲很不高兴，指责他误导了她。 “我没有骗你，妈妈。”他的妹妹玛丽亚·埃琳娜回忆起豪尔赫当时这样说，“我要去学的是灵魂的医学。” 旷野时期经过13年修行训练，豪尔赫·贝尔戈里奥于1969年被按立为耶稣会神父。耶稣会于1580年随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者来到南美，这些殖民者在罗马默许下征服这片大陆。不过耶稣会抵制了一些最残酷的殖民暴行，为原住民建立了自主管理的保护区。未来的教宗传承了这种传统：亲近贫苦，尊重原住民，对欧洲扩张保持警惕，敢于抗拒，并对世俗意识形态保持距离。当贝尔戈里奥神父在36岁时接掌阿根廷耶稣会时，拉丁美洲和天主教会正陷入动荡。阿根廷正经历“肮脏战争”，残酷的军政府在全国杀害和拷打数千名反对者。拉丁美洲的教会也分裂严重，许多高级神职人员依旧紧贴权贵阶层，而不少耶稣会士则投身于“解放神学”，倡导教会为穷人争取社会变革。保守派教会领导人则将这种神学批评为马克思主义。其中一位批评者便是卡罗尔·沃伊蒂瓦——这位波兰的反共人士于1978年成为教宗约翰·保罗二世，并任命了一批对解放神学持敌对态度的保守派主教。贝尔戈里奥神父与阿根廷本地教会的主流观点一致，认为解放神学政治色彩过浓。后来他遭到指责，称他在担任阿根廷耶稣会领导期间，对两位被军政府绑架并折磨的神父未尽全力保护，这些指控后来遭到传记作者和其他人的质疑。他最终与其中一位神父和解，但另一位始终心怀怨恨。他在耶稣会的领导工作最终以争议告终。他曾吸引一批热情忠诚的神父追随者，但也结下不少敌人，部分原因是他被批评为专横独断。教会高层随后将他“流放”到德国，之后又被派往阿根廷科尔多瓦，这段时期他后来说是“一段深刻的内在危机时期”。在成为教宗后，方济各承认，自己担任耶稣会领导时的行政方式并不完美。“我独断和迅速的决策方式让我陷入严重困境，并被指责为极端保守。”他对斯帕达罗说，“但我从不是右派。” 不过，这段“流放”在1992年被打断。当时阿根廷教会一位高层出人意料地任命他为布宜诺斯艾利斯教区的辅理主教。六年后他成为总主教，重点投身贫民救助，召集一批神父专门在贫民窟传教服务。在2001至2002年的阿根廷经济危机中，他组织设立食堂，将分派到贫民窟的神父人数增加三倍，还建立了学校和戒毒中心，以应对国家服务的收缩。他将主教官邸改成神父宿舍，自己则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教区大楼一间简朴的房间内。每年复活节前，他都会探访囚犯、艾滋病人或老人，这一做法在他成为教宗后依然延续。他对世俗意识形态和理论的怀疑日益加深，包括对资本主义的怀疑。他认为，左翼意识形态把国家神化，而经济自由主义又让国家失去力量。2006年，在阿根廷独立日的传统天主教感恩祈祷仪式上，贝尔戈里奥总主教当时已是红衣主教，在总统内斯托尔·基什内尔出席的情况下，含蓄地表达了批评。贝尔戈里奥红衣主教与梵蒂冈的关系也十分冷淡。正如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前新闻官费德里科·瓦尔斯向教宗传记作者艾弗赖说的那样，梵蒂冈“体现了一切他认为教会不应有的东西：奢华、铺张、虚伪、官僚。” 瓦尔斯说：“他讨厌去那里。” 超过75岁的主教退休年龄后，他预订了天主教神学院里一间简朴的房间，打算余生在那里祈祷和沉思，享受他钟爱的马黛茶。但本笃教宗在2013年2月11日宣布将辞职，改变了一切。这是自1415年格里高利十二世以来首位主动辞职的教宗。贝尔戈里奥红衣主教飞往罗马，参与选举新教宗。他再也没有返回阿根廷。意外的教宗在2005年的秘密会议中，当时当选教宗的本笃胜出，贝尔戈里奥红衣主教排在第二。他离开罗马时，几乎没有理由认为自己还有机会当上教宗。他甚至没有表现出对这个职位有兴趣。随着本笃辞职，媒体开始大量猜测谁会成为继任者，外界普遍认为红衣主教们可能会选出首位拉丁美洲教宗。考虑到年纪，贝尔戈里奥并不在热门名单上。但随着投票开始，一股支持他当选的力量逐渐形成。许多来自罗马以外的红衣主教对梵蒂冈的运作混乱和罗马教廷的傲慢深感不满。教廷的性侵丑闻应对不力，以及教廷银行正在酝酿的金融丑闻，都让他们对现状失望。贝尔戈里奥红衣主教以强硬、高效的行政管理风格著称，并坚定主张将权力从梵蒂冈的官僚系统下放至全球主教手中。在秘密会议开始前，他发表了一场演讲，强调教会有责任走出安逸，走近身体和灵魂的边缘人群，这番话令许多红衣主教印象深刻。随着投票中他逐渐获得越来越多支持，有目击者回忆说，教宗职位的分量仿佛压到他身上。用了两天时间，在第五轮投票中，他获得超过三分之二所需的77票。当被问是否接受教宗职位时，他回答：“虽然我是个罪人，但我接受。” 巴西的胡梅斯红衣主教拥抱他说：“别忘了穷人！” 他确实没有忘记。在阿根廷时，“他的教宗任期与过去一脉相承，特别是对穷人的关注。” 曾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博洛尼亚下城贫民区工作的奥古斯托·赞皮尼神父在2015年对《纽约时报》说。“教会——那些选出他的人——想要变革。他们希望这次变革来自边缘。但也许他们没预料到的是，当一个人开始从最贫困者的视角看世界时，他会经历深刻的改变。” 2015年，他在一次与意大利记者的谈话中简明扼要地表达了这一观点：“如果不解决穷人的问题，我们就无法解决世界的问题。” 全球力量方济各迅速确立了自己作为全球影响力人物的地位。他促成美国与古巴的和解，梵蒂冈外交官也在促成结束哥伦比亚长期内战的和平协议中发挥了作用。在2015年欧洲移民危机最严重时，他将这场危机定义为道德问题，并不断为那些冒死前往欧洲的人发声。随着反移民情绪和民粹政治在欧洲和美国兴起，方济各似乎与时代氛围格格不入。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方济各暗示，特朗普“不是基督徒”，因为他倾向于“建墙而不是搭桥”。特朗普回应说：“一个宗教领袖质疑他人的信仰，这是一种耻辱。我以身为基督徒为傲。” 立场分歧由此加剧。方济各多次试图反对民族主义，坚定反对以种族、民族或主权为基础的诉求。他在2021年访问匈牙利时，似乎在批评总理欧尔班，后者常常将其反移民强硬立场包裹在“基督教价值观”名义下。但2023年他再次访问匈牙利时，欧尔班却高兴地宣称，这次访问是对他价值观的支持。方济各仍不断发声，但倾听的人却越来越少。梵蒂冈原宗座文化委员会主席拉瓦西红衣主教说，教宗有责任作为“全球良知”，“即使这是一场注定失败的努力”。他说，教宗依然拥有庞大的听众群体，“尽管世界正朝着另一个方向前进”。方济各始终坚持自己的主张，在40多次出访中不断接触身处边缘的信徒。他也努力与其他宗教建立更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在天主教徒是少数、面临迫害风险的地区，并多次与穆斯林领袖接触。 2017年，他在开罗出席了由逊尼派伊斯兰教最具影响力的学术中心之一——艾资哈尔主持的会议，并与大伊玛目建立了牢固的跨宗教关系。 2021年，他不顾疫情和安全隐患，冒险访问伊拉克，寻求在穆斯林与日益减少的基督徒社群之间建立联系。他也为非基督教少数宗教群体的宗教权利发声，包括孟加拉国和缅甸的罗兴亚人，以及伊拉克的雅兹迪人。在约翰·保罗二世的基础上，方济各将“忏悔”演变为一种外交工具。在都柏林，他承认“爱尔兰教会中负责保护和教育年轻人的人员对他们施加虐待，造成了严重丑闻。” 他为教会在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中的沉默致歉，也为长期歧视和虐待罗姆人表示道歉。在加拿大，他向原住民社区就天主教学校中对其儿童的虐待和不当对待请求宽恕。 2019年从阿联酋返程的航班上，他首次承认神父和主教曾对修女进行性侵。在全球外交中，方济各有时也与独裁者打交道。 2018年，他与中国政府达成临时协议，结束了关于谁有权任命主教的长期争议。他首次获得中国政府对教宗权威的正式承认，但代价是承认七位此前被逐出教会、由政府任命的主教的合法地位。这一协议让教会进入了一个拥有庞大人口的国家，在那里，新教徒的增长远超天主教。但批评者，包括一些曾受共产党政府迫害的主教，抨击该协议是“可耻的退让”和“危险的先例”。他的一些专制东道主也利用他的访问为自身议程和形象服务。但方济各和他的顾问表示，这些风险是值得的，目的是带来希望、寻求突破、修复创伤。教会内部改革方济各的真正遗产，也许不是体现在国际舞台上，而是他在教会内部所推动的改变。约翰·保罗二世和本笃十六世主张将权力集中在罗马。方济各则强调协作和去中心化。他将主教大会（即“世界主教会议”）从过去由罗马教廷主导的宣讲活动，变为拥有实际权力的主教之间的政策协商。对支持者来说，去中心化带来了他们数十年来渴望的变革希望。而对希望梵蒂冈保持控制的人来说，这是一场噩梦。在所谓的“礼仪战争”中——即关于信徒祷告方式的争议，尤其是在英语国家长期分裂自由派与保守派的问题上，方济各赋予地方主教自行翻译礼仪语言的权力。他通过人事任命巩固自己的愿景。他在梵蒂冈的主教部任命了自己的盟友取代保守派，该部门负责选择地方教会领导。他在选择主教时倾向于“牧者”而非“管理者”，倾向于“街头神父”而非“权力掮客”。他更喜欢与人民贴近的主教，而非靠近支持商业利益的天主教组织Opus Dei的主教。在红衣主教团中，方济各任命了超过半数具投票权的红衣主教（80岁以下），这些人将在未来选出他的继任者。他让红衣主教团变得不那么白人、不那么意大利、不那么代表罗马教廷。他减少对欧洲的依赖，称欧洲“老化”，也减少对美国传统培养主教的城市如费城的依赖。他从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那些五旬节派和福音派迅速扩张的国家中任命红衣主教，这些地区成为天主教信仰和神职人员增长最重要的沃土，而欧洲的传统天主教中心却面临神职人员的流失。 “你们很重要。”2019年，他对莫桑比克的年轻天主教徒说，“你们不仅是莫桑比克的未来，也是教会和人类的未来。你们是现在。” 虽然推动去中心化，方济各也设立了由九位受信任的红衣主教组成的顾问团，这个团体权力巨大，甚至被赋予重写梵蒂冈宪章的权力。与过去三十年的教会领导风格形成鲜明对比，他试图重振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的开放精神。他将召开会议的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和教宗约翰·保罗二世在同一天封圣，后来也封圣了执行会议改革的教宗保禄六世。 2021年，在一次与意大利教理讲授人员的会面中，方济各表示：“你可以选择站在教会这边，也就是遵循大公会议，或者你不遵循会议，或以自己想要的方式解读它，那你就不属于教会。” 方济各政治手腕灵活，擅长孤立对手。他没有让主张传统拉丁弥撒的礼仪部门保守派领导人萨拉红衣主教成为“烈士”，而是通过授权副手稀释其影响，之后在萨拉到达退休年龄时悄然接受了他的辞职。不到一年后，也就是2021年他接受结肠手术出院仅几天，方济各便推出对拉丁弥撒的全面限制。他指出，一些人利用传统弥撒破坏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的改革，并在教会内部制造分裂。在关键职位上，他大刀阔斧。2017年7月，他拒绝延长教义部部长、保守派红衣主教穆勒的任期，等同于将其解职。他将原本反堕胎阵营的核心机构——“宗座生命科学院”并入一个新的教友、家庭与生命事务部，这个部门也反对死刑。2018年，死刑正式成为违背天主教教义的行为。同年，他在《欢喜与踊跃》这份宗座劝谕中，将对移民和穷人的关怀与反对堕胎置于同等地位。他表示，欢迎陌生人来到门前，是信仰的根本，“不是哪位教宗发明的概念，也不是一时的潮流。” 在教会遥远而资源匮乏地区神父日益短缺的关键问题上，方济各推动的协作式教会结构似乎也准备带来实际改变。他似乎愿意倾听部分主教要求允许按立已婚男子为神职人员的呼声。神父独身的传统在教会中延续了近1000年，虽然在东仪天主教神父以及改信天主教的已婚新教牧师中存在例外。历史上，教会初期的神父可以结婚。方济各曾考虑，是否可以按立品格无可挑剔的已婚男子成为神父，以服务偏远地区。“我们需要思考‘经考验之人’是否可能成为选项。”2017年，他对德国《时代周报》说，使用的是拉丁语短语“viri probati”。 2019年，他在梵蒂冈召开亚马孙地区主教峰会。主教们建议他允许按立（注，天主教术语，意思是“授予圣职”）已婚男子为神父。这个提议仅限于南美偏远地区，但若被采纳，将为全球范围内放宽神职人员婚姻限制树立先例。保守派反对者称这威胁到了神职传统，是方济各为建立一个更具包容性但“纯度”更低的教会而稀释信仰的又一迹象。即便是已退休、长期避免卷入教会内部意识形态纷争的本笃，也在2020年1月参与出版的一本书中发声，为神父独身制辩护。最终，方济各搁置了这一提议，令自由派支持者失望。穆勒红衣主教欢迎这一决定，认为这可能带来“缓解教会内部派系、意识形态固执与分裂倾向的和解效应”。反对声浪上升对方济各的抵制最初是默默的，随后开始抱怨，最终发展为公开猛烈的反对。他当选教宗不久，梵蒂冈驻外大使向他简报全球局势，建议他在任命美国的主教和红衣主教时尤其小心。 “我已经知道了，”教宗打断道，“反对我的人来自那里。” 几十年来，美国教会一直被文化战争议题所主导。梵蒂冈内部反对方济各的保守派领袖。是美国的雷蒙德·伯克红衣主教，这位教会法专家认为方济各的包容愿景削弱了教义，甚至暗示教宗异端，他制定的法律无效。方济各将伯克移出主教部，终止了他在美国主教人选任命中的作用。 2016年，伯克与其他几位红衣主教联名发表“疑问信”（dubia），要求教宗就似乎愿意允许离婚再婚者领圣体的立场做出澄清，认为这违反教会法律。方济各让他们愤怒的是，他根本没有回应。许多保守派反对者将本笃视为真正的道德权威。在世期间，本笃住在梵蒂冈城一座修道院中，离方济各住处不远，基本履行了不公开露面的承诺，尽管方济各一再撤销他的政策，并明显不喜他偏爱的“高教会”风格与传统主义。方济各政治手腕老练，常会穿白袍前去探访本笃，这种“和谐”关系后来被2019年电影《教宗的承继》中虚构演绎。这些纷争多在教会内部，但特朗普在美国的崛起，为梵蒂冈的传统主义势力提供了另一个集结点。由美国和加拿大资金支持的大量保守派天主教新闻网、博客、电视台，持续削弱教宗威望。 2017年，教宗两位亲密盟友在一份经过梵蒂冈审查的期刊中撰文，指控美国天主教保守派与福音派基督徒结盟支持特朗普，称其为“仇恨联盟”。 2018年，方济各批评保守派天主教网络中充斥敌意。他说：“基督徒也可能被网络语言暴力所裹挟。” 他举例指出，一些天主教媒体发布的恶意诽谤文章，“人们借攻击他人来发泄自己内心的不满。” 2019年9月，在前往莫桑比克的教宗专机上，方济各轻描淡写地承认自己面临美国保守派的激烈反对。他说：“被美国人攻击，是一种荣誉。” 几天后返回罗马途中，有人问他是否担心美国保守派天主教徒持续反对会导致传统派与教会决裂。他说，教会历经无数分裂。 “我祈祷不要出现分裂，”他说，“但我并不害怕。” 性侵丑闻方济各当选，本被视为教会在性侵问题上焕发新气象的象征——这一问题严重破坏了教会声誉并导致信众流失。尽管本笃罢黜了数百名神父，但教会始终未解决是否、以及如何追责纵容或掩盖侵害的主教。 2014年，方济各成立了“保护未成年人宗座委员会”，由清理波士顿性侵丑闻、将此事带入国际视野的奥马利红衣主教担任主席。委员会成员中包含受害者，旨在追究主教对职权滥用的责任，但这一努力最终瓦解。 2016年，方济各发布宗座函《如慈母一般》，尝试运用现行教会法罢免失职主教，但批评者认为措施远远不够。委员会成员因改革进展缓慢而相继辞职。教宗本人对受害者的呼吁似乎也缺乏敏感度。随后，澳大利亚、德国和美国的调查，揭露了成千上万受害者和数百名施害神父，以及华盛顿前总主教麦卡里克对成年修士和未成年人的掠夺行为。 2018年1月，方济各在访智利时对一名记者关于他2015年任命、被指掩盖性侵神父的胡安·巴罗斯主教的提问，回应说“这些指控全是中伤”。回程途中他再次表示，“没有证据”，坚称主教是诽谤受害者。 “我也相信他是无辜的。”他补充道。教会内部也迅速掀起强烈反弹。奥马利红衣主教与他划清界限，称教宗的言论“令幸存者极为痛心”。在公众压力和内部失望下，方济各反转立场，承认错误并迅速行动。他派遣梵蒂冈性侵首席调查官前往智利，重启原本陷入瘫痪的委员会。他在致智利主教的一封长信中写道：“我在处理性侵案件中犯下了严重错误。”随后他开始接受智利主教的辞呈，包括巴罗斯主教，并与曾被他称为“中伤者”的受害人建立了联系。但教会内部的敌人试图以此打击他。 2018年8月，曾任教廷驻美大使的维加诺总主教发表了一封爆炸性“控诉信”，要求方济各辞职，指责他包庇麦卡里克。他说，教宗是“沉默共谋”的一员，纵容梵蒂冈内的“同性恋势力”。方济各否认。 “关于麦卡里克我一无所知，”他在访谈中说，“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2019年2月，他召集全球主教在罗马召开史无前例的未成年人保护会议，表明教廷终于将性侵问题作为全球危机看待，而非某一国家或文化的失误。他发布教会对这一危机最全面的回应性文件，成为梵蒂冈责任的核心文献。文件要求全球教会官员向上级报告性侵及其掩盖行为。梵蒂冈称这是要将主教问责写入教会法，并统一各国对性侵指控的反应。而在一些主教否认性侵存在的教区，甚至根本没有处理流程。然而，这一指令直到2023年才被永久保留，且并未要求教会必须向警方和检方报告，这让许多受害者及倡导者愤怒。梵蒂冈官员则认为，在一些地区，这样的义务可能导致受害者遭到排斥或神父被迫害。新的开放态度方济各带给教会最激进的变化，也许正是最简单的：愿意提出问题供讨论，为深远变革播下种子。他在2018年提到“倾听使徒职”：先倾听，再表达。他曾对斯帕达罗神父说：“反对会开辟道路。我喜欢反对。” 他的前任对异议就不那么宽容。庇护十世清洗了采纳现代主义圣经研究方法的神学家；约翰·保罗二世将神学分歧视为亵渎异端，与教义事务负责人拉青格（后来的本笃）联手封杀持不同见解的神学家。本笃任教宗后还下令撤换《美国》耶稣会期刊的主编，仅因刊登内容不合保守正统。方济各未压制异见，相信“辨明”的过程，即在付诸实行前，耐心权衡各种观点和提议。 “领导者不能总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在2018年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他们需要说服。” 他的亲密盟友们认为这种缓慢稳妥的方法奏效。 “这十年很密集。”教廷国务卿帕罗林红衣主教在教宗当选周年时说。改革根深蒂固、抗拒变革的罗马官僚体系，“耗费大量时间与精力。” 尽管一些最坚定的支持者担心，他对辩论与分辨的热爱导致整个教宗任期空谈多于实干，但他确实推行了实质性变革，如扩大教会法中对性侵受害者的定义，以及貌似只是官僚调整的权力下放与在美国提拔自由派神职人员等，都有望引发更大改变。 2023年10月，他首次让女性和平信徒拥有投票权的世界主教会议，为女性在教会中扮演更重要角色积蓄动力，并至少触及了如神父独身与婚姻地位等敏感议题，尽管尚未做出政策调整。几周后，他发布相当于教宗行政命令的文件，允许神父为同性伴侣祝福。对许多自由派人士来说，这一动力已停滞，承诺的进展并未实现。但在很多方面，方济各愿意讨论曾经的禁忌话题，本身就已经是突破。如果说教宗任期之初，支持者曾预期出现“方济各效应”，会吸引更多信徒回归教会，那么到后来，他们更现实地认为，他至少打开了曾被紧闭数十年的教会大门。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4-22 00:00

正义补丁：美国医疗保健系统为何引发众怒

医疗保险公司扯皮的沮丧和愤怒。汤普森的讣闻帖子收获了几万个“哈哈”就是证明。在我看来，这种关注来得太晚：今年6月，《大西洋月刊》的一篇文章《美国人为了各种物价感到愤怒，但他们愤怒的对象完全搞错了》引起了我的共鸣，文章指出，美国人最应该关心的不是鸡蛋和麦当劳的价格，而是大额固定成本，即我们常说的“三座大山”：住房、医疗和儿童保育。在中文社交媒体上，这些固定支出也常被戏称作是“呼吸费”。遗憾的是，在这两个选举周期里，这些巨额支出经常被两党政客忽视，选民因此也不再将它们列为首要任务，但事实上，这些成本不断侵蚀中产阶层的储蓄，蚕食民众的幸福感。曼吉奥内在被捕后传出的宣言部分反映了许多美国人的愤怒情绪。他写道，随着联合健康保险公司市值的增长，美国人的预期寿命却没有增长。他的宣言还谴责那些“继续滥用我们的国家以牟取暴利的公司，因为美国公众允许他们逍遥法外”。一个可以感知的现状是，所有人都觉得已经花了不菲的医疗费，但获得的医疗服务和支出不成正比。我自己跟联合健康保险的交道也绝对谈不上愉快，我因为腰痛需要接受MRI检查，但保险公司拒绝了我的理赔要求，我和客服打了十几个小时的电话，但最终为了尽快获得治疗而决定自费检查。我相信在美国，有数百万人有过类似的经历，而且再怎么不爽也很难找到更好的选项，美国最主流的医疗保险就是联合健康、Elevance（Anthem BCBS的母公司）、凯泽永久(Kaiser Permanente)、Centene和信诺(Cigna)这几家，它们作为营利性公司，主要是向华尔街、而不是患者负责。统计数字支持这种情绪：医疗保健在美国是个5万亿的产业，美国在医疗服务上的花费占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7%，医疗自付负担逐年增加，根据通货膨胀率调整后，目前为每人每年1400美元。这里的保险费用更高。这里的处方药价格更高。这里的手术费用更高。这里的急诊费用更高。这里的行政成本很高。这些成本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国家，是经合组织平均水平的两倍，但在预期寿命、可预防住院率、自杀率和产妇死亡率这些关键指标上表现非常差，可以说，美国人总体来说很不健康。与此同时，美国人对医疗保健系统也非常不满。盖洛普12月6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人对美国医疗保健质量的正面评价现在处于2001年以来的最低点”。健康政策机构KFF总结称，在2023年民意调查中，58%的成年人在过去12个月内遇到过医疗保险问题，其中有一半人无法解决问题。此外，受访者表示，光是支付保险费对他们来说也非常困难。这些障碍不仅仅只是给病人和家属带来不便，它们会对患者的健康产生真正的影响，对家庭带来巨大的痛苦。根据两党非营利性医疗保健研究基金会联邦基金(Commonwealth Fund)8月份的一项研究，高额的免赔额和共付额导致近四成工作年龄成年人推迟看医生和开处方。该研究称，那些接受治疗的人可能会背上医疗或牙科债务，近三分之一的工作年龄成年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这种体系甚至做到了在一定程度上连富人都会深感委屈。民调专家迈克尔·佩里(Michael Perry)对《纽约时报》说，几年前，他会听到消费者对医疗保险的看法不一，一般来说，较富裕的人对他们的保险计划评价较高。他说：“我再也听不到这种说法了。再多的钱也买不到好保险。” 美国的医疗保健昂贵、复杂、效率低下、濒临崩溃，问题千头万绪，恐怕几十本书也难以穷尽。我们先说一点：也许你厌恶医疗保险公司，对年薪1000万的公司CEO被枪杀也很难生出同情，但这是集体的失败，很难找出一个行业能对美国医疗的失败负责。让人分心的指责游戏在现代美国医疗保健体系的初期，构成医疗部门大部分的私营企业是盟友。美国健康保险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与就业挂钩，事实上，美国是唯一一个拥有雇主提供的健康保险的发达国家。大部分非老年人是通过雇主获得的医保。这就有可能导致越弱势的群体越难获得医保，他们可能没有全职工作，也更有可能遇到不提供医疗保险的雇主。失业也可能会危及人们获得医疗保险的机会。现在，大约2500万美国人仍未参保。这是历史造成的。二战期间，由于工人减少，雇主发现提供医疗保险是吸引员工的一种方式。此外，战时征收的税款非常高，旨在阻止战时牟取暴利。但是，1943年美国国税局税务法庭做出了一项裁决，规定医疗保险福利不征税。这项裁决在1954年编入法律，确认公司可以免税向员工提供医疗保险福利。结果是，对工人来说，一美元的医疗福利比一美元的工资更有价值，因为一美元的医疗福利是免税的，而一美元的工资要纳税。在20世纪中期，医生们也强烈地捍卫着私人保险。美国医学协会(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和它的同僚们，非常希望国家通过私人雇主赞助的保险来覆盖大多数人，而不是由政府计划，并大力游说将后者扼杀在摇篮里。 1965年，他们容忍了医疗保险(Medicare)和医疗补助计划(Medicaid)的创立，以覆盖原本无法投保的人群，但在20世纪90年代，他们再次联合起来，阻止了克林顿的医疗改革努力。参与其中的每个人都致力于维护一个自由的市场体系。医院和制药公司可以提高价格，保险计划可以将涨价转嫁给雇主，反正雇主的健康福利免税，这使得涨价更容易接受。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计划限制了他们的支出，但市场的私人部分创造了增加利润的机会，他们可以为了这部分利润而暂时团结。但是众所周知，美国的婴儿潮一代迈入老年，而医药研究在取得重要而昂贵的进步，这就导致价格继续上升。如今，即使对有保险的人来说，美国的医疗保健费用也高得令人望而却步。奥巴马医改法案不顾行业反对而获得通过，是私营部门政治势力松动的第一个迹象，保险公司、医院跟制药行业不再是铁板一块。最近拜登政府的《通货膨胀削减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包含了一项允许医疗保险与制药商协商价格的条款，在20年前，当大型制药公司游说国会禁止此类政策时，这是不可想象的。这种政治重组使保险公司、制药公司和医院行业相互对立。在这段时间里，战线变得更加清晰，每个部门都把病人对医疗系统的失望归咎于其他部门：医院指责制药公司（收取高昂的价格）和保险公司（限制福利和理赔范围）。制药公司指责保险公司（向患者收取高昂的自付药费）和医院（利用340B等技术项目人为地提高利润）；他们还指责在药品制造商、计划和药店之间进行协调的药品福利管理机构（PBMs）保险公司指责医院和制药公司（对他们的服务和产品收取过高的费用，而患者则需要承担更高的保费和自付费用）。病人指责所有人（因为他们面临的高昂费用，也因为这个复杂的系统让他们痛苦不堪）。美国医疗保健的集体失败需要明确的是，医疗保险公司已经饱受诟病。在《平价医疗法案》之前，他们直接拒绝为有严重既往病史的人承保。《平价医疗法案》出台后，他们受到的约束更大了，但关于保险计划拒绝理赔的报道层出不穷。他们甚至用人工智能来做这件事。联合健康就一直被指该公司利用算法拒绝理赔。这个算法是怎么回事呢？比如一位老人中风后接受治疗，出院后需要接受进一步的康复。算法会根据同龄人的病史和康复情况推算出此人在康复医院里住院的时长，比如说，14天。在超过14天后，即使这位病人仍然无法生活自理，但保险公司将拒绝承担后续的住院、康复和理疗费用。我们也许可以公允地说，大数据可以确保70%的病例都能得到高效管理，确保检查和治疗不被滥用，但是用这个不成熟的系统来处理个体化的病例，就很有可能导致无数的错误和悲剧。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制药商身上，他们暂时处在观望状态。他们对医疗保险公司、药品福利管理公司和医院的批评，以及这些实体如何在药品报销过程中窃取资金，有一定的道理。但制药公司也夸大了他们收取的高昂价格对资助新疗法研发的必要性。想想看，当美国人迫于成本压力，必须去墨西哥买胰岛素和EpiPen（过敏急救药）这种专利早就过期的药物，这怎么能证明大型药厂定价的合理性？保险和制药行业指出，医院和医生是美国医疗保健成本的最大驱动因素，这一点没错。大多数医生的报酬都非常丰厚，而且这一行的门槛很高，这就减少了医生的数量，使得获得医疗服务更加困难，每个病人的医疗费用也更高。然而，医疗服务提供者对于医疗保险公司的抱怨也不无道理。比如，医生和医院必须先从保险公司那里获得事先授权，克服其他官僚障碍，才能为病人提供进一步的治疗。美国医生可能挣得更多，但与其他国家的同行相比，他们在行政事务上花费的时间和金钱也更多。这就造就了一个庞大的医疗服务机器，和一个周而复始的恶性循环。人们受够了。在疫情期间，医疗保健行业的人气一度飙升，但盖洛普民调显示，他们的支持率已回落至31%，51%的人表示不满意。只有18%的美国公众对制药行业持好感；60%的人持否定意见。医护人员享有最高的支持率，但是，尽管美国公众对护士的喜爱程度仍然很高，但对医生和医院的好感度却在下降：对医生的好感度从2003年的81%降至2023年的69%，对医院的好感度同期从70%降至58%。美国医疗体系的失败是一个集体问题，这是几十年来整个体系杂乱无章地拼凑在一起的结果。即使是公众也常常有相互矛盾的愿望，比方说，大量民众既喜欢全民医保这个想法，但又希望这个市场不要有政府来参与。这两种冲动之间的冲突，有助于解释美国医疗改革的艰难斗争。需要肯定的是，这些年来美国医疗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未参保率仍然过高，但在平价医疗法案实施十年后，这一比例已经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水平。医疗保险可以协商药品价格，老年人的自付药费现在首次有了价格封顶。没有人应该为美国所有的医疗保健问题负责，即使是医保公司CEO。早在我们大多数人出生前，这些问题就在不断恶化。需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这将需要切断行业的相互指责：每个行业都需要某种改革。但也许，首先需要做的是问责，在选举时，我们需要多问问候选人，他们是否想为美国人的健康状况做出贡献，他们对预防、初级保健和公共卫生有何看法。欢迎在旧金山的你在2025年1月11日参加辟谣吧、正义补丁和美国华人杂谈的首次线下读者聚会！本次活动参会名额先到先得，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填写表格报名。美国华人苦谣言与假新闻久矣！作为旧金山华人权益促进会旗下的非营利、无党派中文新媒体平台，过去三年，我们联结了超过30万中文网站读者和6万微信读者，致力于将移民权益、社区安全、教育、经济与社会正义等关乎华人社区的准确信息传递给每一位移民社区成员。终于可以与你“奔现”！我们期待与你深度联结，倾听你的反馈、需求与建议。编辑团队与主创作者也将分享他们的创作理念与幕后故事，并与你一起头脑风暴中文新闻传播的未来方向。有深度，有趣味，有倾听，更有联结。时间：2025年1月11日（周六），5pm-7pm PT 地点：加州旧金山唐人街（详细地址将通过邮件通知）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2024-12-15

比特币年初以来涨超80% ChatGPT 揭买币10 大理由

bitcons 再也没有收到过比特币的讣闻。比特币到底有没有价值？鉴于人们众说纷纭，本文决定询问近期当红的人工智慧—— ChatGPT ，听听大数据整合的结果。购买比特币的10 大理由开门见山，本次直接询问ChatGPT，请它在排除掉投资、投机、获利等目的，回归比特币的本质后，告诉我们为什么应该购买比特币的10 大理由，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结果吧。去中心化：比特币的去中心化特性，使其不受任何政府或金融机构控制，可以提高交易的自由度和安全性。安全性：比特币在区块链上交易是安全的，交易一经送出，未经所有者同意不得撤销，对于那些希望在安全的情况下，进行在线交易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选择。匿名性与隐私性：比特币的链上交易与任何国家、生日、身份等个人信息都无关，相比传统的支付方式，比特币显得更私密，也比传统金融交易更难追踪，对于隐私性和匿名性有很大的帮助，无需担心自己的个人资料在交易过程中外泄。兼容性：对于比特币来说，只要有网路，就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购买和使用比特币，跨越地区、时间的限制。费用低：比特币交易往往比传统金融交易，尤其是跨国汇款，都还要来的更便宜，这让比特币成为免去高额转帐费用的热门选择。速度：比特币链上交易，相比传统银行转帐都要来的迅速，这对于需要快速汇款和收款的人来说是一个有吸引力的选择。资产保险：比特币是一种去中心化的资产，不会受到单一机构的风险影响，因此具有一定的资产保险作用。技术驱动：比特币是一种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货币，可以吸引技术爱好者和开发人员的关注，开源程式码可以让开发人员进行自由创新和发展，有助于推动整个区块链技术与生态系统的发展。抗通膨：比特币的供应量是有限的，因此可以抵抗货币贬值的影响。慈善事业：比特币可以用于支持慈善事业，省去过程中汇款、中间人的额外费用和风险，快速将捐款送达慈善机构手中，帮助慈善机构节省成本。对于ChatGPT 的回应，你的想法是什么呢？你购买比特币的动机又是什么？欢迎在留言区与我们分享。来源：金色财经

金色财经2023-04-11

大上海“再有专家死亡“！知名外科“青年专家”赵刚逝世、享年48岁 “未提及新冠字眼”

学者“离世”！“高发期”工程院2院士传讣闻声明仍未提及“新冠” 罕见一幕！中国多位名人学者去世官方声明与通报未提及“新冠”

小萧2022-12-26

中国再有名人学者“离世”！“高发期”工程院2院士传讣闻声明仍未提及“新冠”

当前高发期下，再有中国工程院2院士传出讣闻，声明仍未提到新冠。单在周三(12月21日)，中国工程院就有两名院士离世。中国著名稀土冶金专家张国成、著名激光技术专家赵伊君，因病医治无效，不幸去世，分别享寿91岁、92岁。张国成1931年8月出生于云南省昆明市，中国工程院院士，稀土金属冶炼分离专家，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高级工程师、博士研究生导师。 1956年毕业于昆明工学院，获学士学位，199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国成主要从事稀土矿物分解、冶炼分离技术等研究与工程化开发。 (张国成，来源:新浪) 赵伊君1930年11月出生于北京市。激光技术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任国防科技大学教授、中国国防科技信息中心研究员。195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97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任国防科技大学教授，中国国防科技信息中心研究员。赵伊君长期从事原子分子物理和物理力学激光技术的教学和研究。 (赵伊君，来源:中国工程院) 除了上述两位院士外，中国网络也流传，云南京剧名家、李多奎弟子程静华先生。因感染新冠，于周二夜间十时许在昆明去世。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内容属于社群发言，中国官方声明未提及，也没有证明死于新冠。#新冠疫情# (来源:微博) 延伸阅读：罕见一幕！中国多位名人学者去世官方声明与通报未提及“新冠”

小萧2022-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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