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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遭受审查 美联储官员确认新一届政府充满不确定性 呼吁对货币政策采取“适度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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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适度限制是有意义的。”“我认识到与
通货膨胀
的斗争已经很久了，但我们保持坚定不移至关重要。” 巴尔金强调，他宁愿“拭目以待，看看这种不确定性如何发展以及经济如何反应”。 在2024年底连续三次降息后，美联储官员普遍表示谨慎，确定进一步降息的时间。他们指出，粘性通胀数字和坚实的基本经济，以及对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经济政策潜在影响的不确定性，是耐心地进一步调整利率的原因。 尽管如此，一些政策制定者表示乐观，通胀可以继续放宽，实现美联储的2%目标。彭博社调查的经济学家预计，根据美联储的首选指标，周五的数据显示1月份的年通胀率有所放缓，但仍保持在2%以上。 巴尔金在談到
通货膨胀
时说：“我们还没有回到目标，但我们已经走了很长的路。” 但巴尔金还列举了各种因素，这些因素可能会长期对价格造成上升压力，例如美国联邦历史上的巨额赤字、劳动力市场的人口趋势以及移民流动的潜在变化。 巴尔金说：“所有这些趋势都表明，我们可能会看到顺风被通胀逆风所取代。” 他补充说：“当我们希望结束通胀斗争时，所有这些不确定性都表明了谨慎行事。”“如果逆风持续存在，我们可能需要采取政策来抵挡这种风。” 劳动力市场 他形容劳动力市场是坚实的。美联储于2024年开始下降政策利率，部分原因是担心劳动力市场可能会开始恶化，但最近的数据让官员们放心，条件是合理的。 与此同时，自上个月上任以来，特朗普已经开始了一项雄心勃勃的经济议程。他的政府发起了移民镇压，开始缩小联邦劳动力的规模，并对中国征收额外的关税，同时威胁要对其他美国贸易伙伴也这样做。 这些举措可能会影响
通货膨胀
、劳动力市场和整体经济增长的前景——尽管分析师估计的程度各不相同。 包括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内的一些美联储官员表示，关于特朗普政策的细节还不足，无法估计这些政策可能会如何影响央行的利率决定。巴尔金指出，虽然历史为关税可能如何影响经济提供了一些指导，但仍不清楚。 巴尔金说：“这次的政策不会完全相同，我们不知道我们最近的通胀经历是否会加剧或减轻这次的影响。” 美国会工作组计划对美联储进行全面评估 据外媒报道，一个旨在加强国会对美联储监督的新国会委员会的负责人计划对美联储如何做出利率决定进行广泛审查，包括是否应将控制通胀置于保障就业之前。美国共和党众议员Frank Lucas表示：“我在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很多同事和主席都希望讨论这个问题。”下周将举行货币政策、国债市场韧性和经济繁荣特别工作组的首次听证会。他们将就双重使命，以及这对物价稳定的首要任务有何影响作出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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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雪鑫99
02-26 03:57
特朗普关税威胁引发通胀担忧升级 消费者信心获得近4年最深跌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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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采访时表示，“每个人都在谈论关税导致
通货膨胀
上升，这是消费者非常关注的。” 值得注意的是，2月份的下降在收入群体中具有广泛的基础，包括较富裕的消费者群体，这推动了近年来的大部分支出。 Shulyatyeva说：“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我们知道，消费者支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那些处于收入最高阶层的人驱动的。...如果这会大幅放缓，那就是经济的担忧。” Raymond James的首席经济学家Eugenio Aleman写道，这种缺乏信心是否会转化为经济增长疲软仍然“悬而未决”。第四季度国内生产总值的第二次估计将于周四到期，将作为最新的测试。 “然而，”Aleman警告说，“通胀预期的上升和对关税潜在影响的提及增加应该成为政府的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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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雪鑫99
02-26 02:14
经济学家：不必惊慌，特朗普关税存在四大“致命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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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已经于2021年停止。 弱点之三是
通货膨胀
。减缓
通货膨胀
是特朗普在竞选期间的另一个承诺。然而，如果他坚持对进口商品征收关税，就无法降低一直坚挺的价格。 事实上，美联储在一月份会议上就指出了这一点。会议纪要写到，一些地区的商业联系人表示，征收关税将抬高商品成本，而企业会把它转嫁给消费者。 如果由此造成通胀飙升，美联储将会加息，这和特朗普敦促降息的做法无疑背道而驰。 塔尔表示：“市场最不想看到的就是白宫和美联储之间发生潜在冲突。” 弱点之四是时间差。“时间并不站在特朗普这一边。” 塔尔说，尽管关税的成本和收益孰大孰小存在争议，但可以肯定的是，人们首先感受到的是成本。 他说，到中期选举时，美国人民将看到关税对通胀、就业和产出造成的经济破坏。 塔尔表示，如果特朗普想保持信誉，某种形式的贸易惩罚也许不可避免，但他的致命弱点决定了其征收关税的范围、持续时间或幅度，将低于人们目前的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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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a
02-26 01:10
泰国央行预计维持利率在2.25%不变，以应对外部风险并支持经济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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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的主要利率，是央行调节货币供应量和
通货膨胀
的重要工具。 经济复苏：指经济在经历衰退后逐渐回升，表现为增长、就业增加、消费和投资回升等。 外部风险：指可能影响国家经济的外部因素，如全球经济变化、国际贸易政策、外国市场波动等。 货币政策：央行通过调整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等手段影响货币供应量，以达到稳定物价、促进经济增长等目标。 今年相关大事件 2025年2月26日：泰国央行可能会宣布维持利率在2.25%不变，以应对经济复苏挑战。 2025年2月22日：全球股市波动加剧，投资者担忧国际经济形势对泰国出口的影响。 专家点评 “维持现行利率不变是对外部风险的不确定性做出的谨慎反应，泰国央行此举能够为未来提供更大的政策空间。”——花旗银行分析师James Li，2025年2月25日 “全球经济压力仍在，泰国央行的审慎态度是合理的，避免加息过快以免影响经济复苏。”——德意志银行分析师Linda Wang，2025年2月24日 “泰国的经济复苏有待验证，央行需更加关注国际市场的动向，灵活调整政策。”——摩根士丹利分析师Kevin Zhang，2025年2月23日 来源：今日美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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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美股网
02-26 00:11
原油期货价格上涨：纽约轻质原油与伦敦布伦特原油涨幅分析，推动市场需求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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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涨可能会对全球经济产生影响，尤其是在
通货膨胀
和能源成本上升的背景下。" —— 陈涛，宏观经济学家，2025年2月。 "油价的涨幅虽然有限，但市场仍然关注供应和需求动态，未来价格走势仍具有不确定性。" —— 孙浩，能源市场分析师，2025年2月。 编辑观点 当前原油价格的上涨反映了市场对全球经济复苏的预期。纽约轻质原油和伦敦布伦特原油价格的不同涨幅，揭示了全球原油供应和需求的复杂关系。虽然油价上涨，但全球经济复苏的前景尚不明朗，原油市场的价格波动可能持续存在。市场参与者应继续关注地缘政治、供应链以及全球经济数据等因素的变化。 名词解释 轻质原油: 一种较为轻盈、密度较低的原油，通常具有较高的质量和较低的硫含量，适合用于炼油生产。 布伦特原油: 主要用于欧洲市场的原油，其价格通常作为全球油价的基准之一。 期货: 一种金融衍生品，允许买卖双方在未来的某一时间按事先约定的价格买卖某种资产。 相关大事件与最新动态 2025年2月：纽约商品交易所和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的原油期货价格均出现上涨。 2024年12月：欧佩克+协议延续，全球原油供应进一步受限，推高油价。 来源：今日美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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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美股网
02-26 00:11
美国消费者信心骤跌 以3年半来最急剧的速度恶化 对未来的悲观情绪卷土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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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ichard说，一般来说，对
通货膨胀
和价格的引用在书面回复中排名仍然很高，但重点转向了其他主题。“最值得注意的是，对本届政府及其政策的评论主导了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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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idi
02-25 23:46
用户月均消费飙升38%！Hims暴跌或是黄金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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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的复合年增长率，考虑到新产品推出、
通货膨胀
以及其他所有看涨机会，这是非常可行的），那么每年的收入将达到138亿美元，这一数字高于公司目前的市值。 如果我们假设一个5倍的未来12个月EV/销售额倍数，那么仅此一项就提供了5.5倍的机会。 总结 今天财报公布后的股价下跌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买入机会。这一下跌的很大一部分是由于算法交易，以及近期股价大幅上涨后的自然回调，再加上空头回补。 预计HIMS在未来几个月可能会面临一些困难，因为GLP-1叙事可能会对股价造成压力。但随着公司证明GLP-1并非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HIMS将成为一个极具吸引力的投资机会。 $Hims & Hers Health Inc.(HI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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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证券
02-25 19:31
突发语出惊人！普京支持与习近平、特朗普“砍半”军防 美国可共享稀土开采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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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军费开支，促进了经济增长，但也推高了
通货膨胀
。 《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报道，普京周一表示，美国公司可以在俄罗斯做利润丰厚的商业交易，甚至帮助在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开采稀土，这进一步证实了克里姆林宫向特朗普传达的信息，即与莫斯科建立更好的关系可以带来金钱。 (来源:New York Times) 普京在周一晚间接受俄罗斯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俄罗斯的稀土金属储量比乌克兰“多一个数量级”，而且莫斯科“愿意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伙伴合作”开发这些矿藏。 他说，这一邀请也适用于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并补充说，美国公司也可以通过帮助发展西伯利亚的铝生产“赚大钱”。 普京表示，“这里有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还有在稀土金属和能源等其他领域开展的联合工作。” 采访显示，普京正在努力迎合特朗普对利润和交易的兴趣。与此同时，特朗普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将美国的外交政策转向对普京有利的方向，美国周一在联合国就乌克兰战争的投票中站在俄罗斯一边就凸显了这一点。 特朗普一直在向乌克兰施压，要求其同意将开采稀土金属和其他自然资源的收入的一部分给予美国。 普京表示，他在2月12日与特朗普的通话以及上周美国和俄罗斯官员在沙特阿拉伯的会晤中很少讨论战争——与特朗普最近的言论相比，这是对即将到来的和平前景的警告，特朗普曾表示战争可能在数周内结束。 普京在谈到美国和俄罗斯最近的会谈时说：“我们谈到了与乌克兰危机有关的问题，但并没有就危机本身进行实质性讨论。我们只是同意将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当俄罗斯国家电视台记者问及特朗普是否中了俄罗斯的圈套时，普京回答说没有，并称赞美国总统“理性对待当前局势”。 “他处于一个独特的位置，”普京说。“他不会简单地说出自己的想法，而是说出自己想要的。” 普京表示，特朗普对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戒严期间没有举行选举的批评是正确的——普京几个月来一直坚持这一立场，称泽连斯基为非法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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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内人
2评论
02-25 19:26
顶级投行摩根士丹利警告：美元可能重演2017年暴跌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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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注特朗普新政府下的高额关税将重新引发
通货膨胀
并推高美国债券收益率。 这一涨势今年出现逆转，在经历了去年9月以来最糟糕的三周后，该指数下跌了2%。 彭博美元指数在2017年暴跌8%，摩根士丹利的团队没有透露他们预计美元今年会下跌多少。 大摩表示，关税政策没有许多投资者预期的那么严厉，这是美元走软的原因之一。 特朗普上周表示，他可能会对汽车、半导体和药品进口征收约25%的关税，最早将于4月2日宣布。特朗普此前曾威胁要对加拿大、墨西哥和哥伦比亚征收关税，但后来又收回了，因此他的最新提议可能也是一种讨价还价的工具。 然而，对进口钢铁和铝征收25%的关税将于3月12日生效。 尽管如此，接受摩根士丹利调查的约30%至40%的投资者预计，美国不会征收全面的对等关税，并认为4月份的一系列最后期限是为了迫使对方做出“地缘政治让步”。 (截图来源：彭博社) 欧洲政治是未来几个月打压美元的另一个潜在因素。摩根士丹利策略师称，大选之后的德国是一个焦点，基民盟领导的政党与社会民主党之间可能会结成联盟，这可能会提振欧元。 2月23日德国举行新一届联邦议院选举投票，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得票率领先其他政党。联盟党总理候选人默茨宣布在选举中获胜。 根据投票结果，联盟党的得票率为28.6%、德国选择党得票率为20.8%、社民党得票率为16.4%、绿党得票率为11.6%。 在投票结束后，默茨、朔尔茨等几位主要政党的总理候选人接受联合采访，谈及组阁问题。各方就潜在的合作进行了讨论，但默茨排除了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联手的可能，后者在本次大选中的得票率位居第二。 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的分析师同样关注欧元/美元汇率，他们在2月21日的一份报告中将其描述为“美国外交政策不确定性的外汇震中”。 他们预计欧元/美元年底将报1.10，称大量利好消息已反映在该货币对的美元一侧。欧元/美元最新在1.0475附近交易。 包括Kamakshya Trivedi在内的高盛(Goldman Sachs)策略师团队也从他们对美元的展望中看到了2017年的影子。 高盛团队在2月21日的一份报告中写道：“2017年与今天的相似之处显而易见，重蹈覆辙的风险正在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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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qttier
02-25 12:36
深度：拜登经济学并没有成功，而是一场“后新自由主义”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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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忧。 在出口民调中，75%的选民认为
通货膨胀
是一种“负担”。 考虑到当时的经济指标，这些观点可能令人意外。毕竟，失业率很低，通胀已经下降，GDP增长强劲，工资增长速度超过物价上涨。然而，这些数据未能反映出过去一段时间内价格剧烈上涨给许多美国人带来的持续影响，这使得他们更难支付食品杂货、偿还信用卡债务以及购买住房。 他们将责任归咎于拜登政府，这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2021年，拜登上任时提出了“重建更好”的经济愿景。当时，美国尚未完全从因新冠疫情而实施的近一年限制措施中恢复，服务业仍受到抑制。拜登试图重塑美国的疫情后经济，采取更强有力的政府干预措施。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主党的经济政策主要由一种技术官僚式的方法主导，这种方法被批评者称为“新自由主义”，其特点包括尊重市场、支持贸易自由化、扩大社会福利保护，同时对产业政策持谨慎态度。而拜登政府则表现出更大的雄心，增加政府支出，积极干预特定行业，并减少对市场机制的依赖，以解决诸如气候变化等问题。 因此，拜登政府在经济领域加强了政府参与，包括公共投资、反垄断执法和劳动者保护，同时重振大规模产业政策，并推动大规模直接经济刺激，即便这意味着前所未有的财政赤字。 政府最终将这种政策方向称为“拜登经济学”。 拜登的顾问和一些知名经济学家宣称，“重建更好”议程将开启“后新自由主义”时代，政府对基础设施和国内经济的巨额投资，将使美国更具包容性增长的能力，并加速向清洁能源的过渡。 他们认为，这一政策方向意味着民主党经济政策的转型，与克林顿和奥巴马所推行的经济政策划清界限。拜登团队隐含地批评前两任民主党总统过于强调自由贸易，对财政赤字支出过于谨慎，并过于依赖福利体系来弥补市场的缺陷。相反，为了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占据优势，美国需要一项变革性议程，以振兴国内制造业并推动绿色能源转型。 然而，拜登政府“后新自由主义”转向所承诺的经济变革，并未达到其宏伟目标。尽管某些宏观经济成果令人印象深刻，比如美国经济复苏速度快于以往经济衰退后的复苏速度，其疫情后的经济表现也优于许多同类国家，但经济复苏并不均衡，且受到了
通货膨胀
的干扰，而通胀的部分原因正是政府自身的政策造成的。 到2024年，通胀率、失业率、利率和政府债务水平均高于2019年。从2019年到2023年，经通胀调整后的家庭收入下降，贫困率上升。 在通胀问题毁掉拜登连任希望之前，已经破坏了政府的经济目标。尽管拜登政府努力提高儿童税收抵免和最低工资，但按通胀调整后计算，这两项指标在拜登离任时反而低于他上任时。 尽管拜登政府强调改善美国劳动者的经济状况，但他是近一个世纪以来唯一一位未能永久性扩大社会保障网的民主党总统。 此外，尽管拜登签署了一项基础设施法案，承诺投入超过5000亿美元用于重建桥梁、宽带等基础设施，但由于建筑成本飙升，美国在法案通过后建设的基础设施反而少于之前。 当然，拜登政府仍取得了一些重要成就，尤其是在国会席位微弱的情况下。他推动的应对气候变化的重大立法已经在减少碳排放，即使面对特朗普政府的敌意，这一趋势可能仍会持续。此外，美国国内半导体生产正逐步恢复。 然而，政府所期望的制造业复兴并未如期而至。长期以来，美国制造业就业比例一直在下降，并未因拜登政策而回升，国内工业生产整体仍然停滞不前。部分原因是拜登推行的财政扩张导致成本上升、美元走强和利率提高，从而对未能获得政府补贴的制造业部门造成不利影响。 拜登政府未能认真考虑预算约束，也未能应对“挤出效应”，即公共部门支出激增导致私人部门投资减少。这些政策失误反映出拜登政府不愿意面对经济政策的权衡，最终让特朗普利用民众的不满情绪成功回归白宫。 对于民主党来说，若认为失败仅仅是全球范围内对执政者的普遍反弹造成的，或者更糟糕地认为美国选民未能充分“感激”拜登所做的一切，那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要真正实现“重建更好”，需要在保持经济转型雄心的同时，不忽视传统经济原则，如预算约束、权衡取舍和成本效益分析。 换句话说，不能陷入“后新自由主义”的幻想。 大手笔支出 拜登在新冠疫情仍然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进入白宫。2020年12月，高效预防重症和死亡的疫苗已经推出，并且推广速度远超预期。然而，在2021年前几个月，疫苗接种等待时间仍然较长，病毒仍在肆虐。全国范围内病例和死亡人数激增，2021年1月成为整个疫情期间死亡人数最多的一个月。 然而，尽管如此，经济状况仍相对稳定。失业率约为6%，并呈下降趋势，远低于疫情早期15%的峰值，也比经济学家此前预期的两位数失业率要好得多。 尽管社交距离措施限制了线下经济活动，GDP增长仍保持强劲。 由于疫情期间消费受限，经济中积累了大量被抑制的需求。2020年，在特朗普政府的最后阶段，国会批准了3.4万亿美元的财政支持；同年12月，又拨款9000亿美元，向大多数美国成年人发放600美元的刺激支票。 尽管疫情对公共卫生造成严重影响，许多美国家庭的财务状况却前所未有地良好：整体债务偿还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处于数十年来的最低水平，违约率和拖欠率保持低位，各收入阶层的支票账户余额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经济学家们希望，随着疫苗接种的推进，经济复苏将随之而来。事实上，当拜登上任时，美国人由于2020年政府的巨额财政支持和消费受限，共积累了约1.5万亿美元的“超额储蓄”。这一资金可能会随着经济重新开放而被释放，或许无需再推出另一项大规模刺激法案。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2020年底总结了这一观点：“一旦我们实现大规模疫苗接种，经济将迅速反弹。总体而言，美国人一直在疯狂储蓄，他们将在疫情后拥有比疫情前更强的财务状况。” 然而，拜登政府并未接受许多主流经济学家的乐观预测，而是采取了更为激进的措施，在上任前就提出了一项1.9万亿美元的《美国救援计划》。截至2020年第四季度，美国GDP比疫情前的预测值低3%，要填补这个经济缺口，额外的6500亿美元刺激（大约是这个计划的三分之一）就已足够。 资金确实需要用于疫苗接种、检测等防疫工作，但大部分支出却并非必需。该法案中规模最大的部分——约9000亿美元——用于直接支付给家庭和其他财政转移项目。但截至2020年12月，人均实际薪酬仅比疫情前趋势低约2%，并且这一缺口正在快速缩小（到2021年4月已恢复至疫情前水平）。 填补这一缺口的成本远远低于国会通过的数千亿美元刺激资金。此外，尽管各州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到2020年底已完全恢复至疫情前水平，却仍然获得了大约5000亿美元的额外资金支持。 这一大规模支出的原因有几个方面。 2021年1月新冠疫情激增的不确定性是部分原因。此外，法案也可被视为对奥巴马政府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推出的刺激计划力度不足的过度修正。奥巴马政府当时的刺激政策力度不够，导致美国经济复苏缓慢，而拜登政府则吸取了这个教训。 然而，2021年，拜登政府官员未能及时根据不断改善的经济数据调整政策，导致刺激规模过大。 经济理念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决策者决定让经济“过热”，即支持高需求来推动经济，即便这意味着
通货膨胀
风险上升。拜登政府认为，这种需求的增加将有利于更广泛的劳动群体，提升工人的议价能力，并提高其经通胀调整后的工资。 政府无视了那些对这一策略持怀疑态度的声音，例如经济学家拉里·萨默斯，他警告称这种政策将导致高通胀。 在大规模刺激法案通过后，美国经济确实继续快速增长。与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漫长复苏相比，这次复苏要快得多——这一差异主要是由于金融危机通常会对经济产出产生长期负面影响，而疫情则仅导致了经济的暂时停滞，持久性影响较小。 然而，经济复苏实际上始于2020年中期，2021年第一季度实际GDP增长高达5.6%，此时《美国救援计划》的大部分资金尚未进入经济循环。事实上，无论是否推出大规模刺激计划，大多数国家在疫情初期的冲击后都经历了快速复苏。 虽然拜登的支持者认为经济增长证明了刺激政策的成功（以及拜登政府经济理念的有效性），但这一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疫情前的结构性因素来解释，包括更快的生产率增长和有利的人口变化。 与其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相比，美国的疫情后经济复苏大致处于平均水平，实际GDP增长率与疫情前的预测相比并未显著超越其他国家。 通胀压力 最终，拜登政府试图改造美国经济的计划被一场严峻的
通货膨胀
打乱。从2021年开始，美国经历了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最持久的通胀。通胀率从约2%飙升至9%的峰值，整体物价水平——即所有商品和服务的平均价格，在四年内上涨了约20%。 拜登的支持者认为，通胀的原因是外部因素，而非政府政策造成的。他们指出，美国的通胀上升与全球经济同步，证明“拜登经济学”并不是主要原因。 这种说法部分正确。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导致能源和食品价格大幅上涨，加之疫情引发的供应链问题，使得全球通胀压力上升。实际上，2022年的供应链冲击在美国以外的地区更加严重。 例如，美国天然气价格峰值为每百万英热单位（BTU）10美元，而欧洲则飙升至100美元，因为欧洲国家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更大，而全球天然气贸易能力有限。 然而，仅仅因为通胀是全球性现象，并不能免除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责任，就像大萧条或2008年金融危机的全球性影响，并不能让当时的美国政策制定者免于批评一样。 乌克兰战争和供应链问题不足以解释美国的通胀情况。例如，美国的核心通胀率（不包括食品和能源价格）在2022年年中达到了近7%的峰值。这不仅仅是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传导至机票等其他商品的结果。能源价格的上涨并不一定会导致核心通胀大幅上升，比如在2005年能源价格飙升时，核心通胀仍然低于2%。 更重要的是，价格上涨的持续性超出了预期。到2022年底，石油价格已回落至俄乌战争前的水平，但整体价格上涨并未逆转，通胀仍然处于高位。 供应链问题也被误解为导致通胀的关键因素。事实上，美国的耐用品消费在2021年比疫情前水平增长了近30%，而其他未提供大规模刺激支票的国家并未出现类似增长。全球供应链基本上能够适应美国需求的激增，部分原因是美国大量增加了进口。 2021年，美国港口的货物吞吐量比疫情前增加了19%，这是导致美国港口船只排队的主要原因，而非供应链放缓。实际上，这并非供应链紊乱，而是由于拜登政府额外提供了一轮刺激支票，导致需求大幅激增。 政府对经济的支持导致名义GDP大幅增长，因为当家庭手中有更多资金时，支出必然会上升。然而，由于经济的生产能力存在限制，实际GDP的增长空间有限，超额支出最终转化为更高的价格。消费者偏好和供应链决定了哪些商品的价格上涨更快，但并不是导致整体通胀的主因。 如果没有政府的大规模现金注入，以及美联储在应对通胀方面的迟缓（直到2022年3月才开始加息），物价上涨可能会导致服务业支出减少，并抑制价格增长，而不会造成整体通胀飙升。 那些认为通胀只是“暂时现象”的经济学家和评论人士正确地预测到了商品价格的上涨会停止，但错误地认为这意味着通胀将消失。相反，通胀从商品领域转移到了服务业，而这一趋势至今仍未完全缓解。 拜登政府并不是唯一低估通胀风险的一方。 一些共和党经济学家也曾认为财政刺激不会引发通胀，金融市场的投资者也曾认为通胀只是暂时的。然而，那些在2009—2010年建议应推出更大财政刺激以应对金融危机的宏观经济模型，如今却建议疫情后应采取更小规模的刺激政策。 但拜登政府为了避免重蹈2008年的覆辙，同时迷恋于“经济过热”理论，最终为美国经济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经济过热与工薪阶层 拜登希望通过经济过热的方式使低收入工人受益，提高就业率和工资增长。除了长期支持劳动者友好政策的左翼团体之外，美联储官员甚至一些右翼经济学家也支持这一理论，认为20世纪90年代末的工资增长证明了策略的有效性。 然而，现实并未如愿。经济过热恰逢又一轮财政赤字扩大——这主要是由于基础设施法案、《芯片与科学法案》、气候立法以及拜登的行政措施（例如学生贷款减免）带来的提前支出。 这些因素迫使美联储大幅提高利率。尽管到2024年年中，通胀大致得到控制，但影响仍然持续。截至2024年12月，失业率约为4%，高于疫情前的3.5%，而通胀仍略高于目标水平。 更重要的是，经通胀调整后的工资几乎未能超过疫情前水平，而且2020年是唯一实际工资有所增长的时期。整体而言，自拜登上任以来，实际工资呈下降趋势。从2020年到2024年，所有收入阶层的实际工资增长速度都比2014年至2019年更慢。自2014年失业率降至6%时，低收入工人的实际工资开始快速增长，但当失业率在2022年降至4%以下时，这种增长显著放缓。 因此，很难证明拜登的政策对实际工资增长有实质性的贡献。虽然经济过热确实让就业市场紧张，使工人更有议价能力去争取更高的名义工资，但企业同样利用这种环境提高价格，抵消了普通美国人的大部分收益。 此外，拜登政府过于专注于需求侧刺激，却忽视了供应侧的阻碍，例如基础设施建设审批流程的繁琐限制。因此，基础设施建设比实际工资增长遭受的损害更大。 到2024年初，两党基础设施法案（Bipartisan Infrastructure Law）分配给各州的资金中超过一半用于公路和桥梁项目，导致公路支出在2019年中至2024年中增长了36%。但与此同时，建筑成本，包括沥青、水泥和劳动力价格，涨幅更高，使得实际基础设施支出在同一时期反而下降了17%。 事实上，在拜登政府执政的每一年，联邦对公路的投资都低于2003年至2020年期间的任何一年。拜登承诺的“基建大潮”实际上成了“基建衰退”。 基础设施法案未能解决美国长期以来的基础设施高成本问题，例如过度的环境评估、繁琐的审批流程以及要求支付“现行工资”（prevailing wages）的法律。在某些方面，法案甚至加剧了这一危机，因为引入了新的监管要求。 注：“现行工资”（prevailing wages）指的是美国政府在某些联邦资助的项目（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中，要求承包商支付给工人的工资标准。这一标准通常基于当地行业工人的平均工资水平，由美国劳工部根据《戴维斯-培根法案》（Davis-Bacon Act）等法律确定。这一政策的目的是防止政府项目中的工资水平过低，确保工人获得公平报酬，并维护当地工资标准。然而，批评者认为，这种规定可能会推高项目成本，使基础设施建设更昂贵，并减少项目数量。 原本计划与气候法案同步推进的审批改革，因共和党的阻挠以及民主党对环保人士反对的担忧而未能立法。政府在没有任何提高建筑行业产能的措施下，一次性投放巨额资金，导致建筑材料的价格上涨幅度远超整体通胀率，使基建成本进一步飙升。 工业政策的失败 2021年1月，拜登宣称，他的政府目标之一是“重建美国的支柱：制造业、工会和中产阶级”。 这一策略借鉴了对传统经济学批评者的观点，他们认为，新自由主义过分强调自由贸易，而未能保护工人利益，最终削弱了曾经繁荣的制造业社区，并助长了对去工业化的不满，这种不满成为特朗普崛起的关键因素。 拜登试图复兴制造业，特别是在他认为对国家安全和气候进步至关重要的行业。他在特朗普政策的基础上进行了调整或扩展，继续推行贸易限制以促进国内生产。 他加强了政府采购的“美国制造”（Buy America）规则，向国内清洁能源供应商提供补贴，并扩大了美国电动汽车电池的生产。此外，他还强化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审查权，最终阻止了日本制铁收购美国钢铁公司。 政府提供了数百亿美元的直接补贴，以促进制造业投资。 然而，至今这些举措收效甚微。2024年，美国工会组织率首次跌破10%。制造业就业占比仍然以与奥巴马和特朗普政府时期相同的速度下降。制造业产出自2014年以来一直停滞不前。 虽然拜登的政策可能需要时间才能见效，但目前唯一的积极信号是工厂建设支出在过去五年内增长了一倍多。然而，其他重要指标（如工业设备投资）并未上升，暗示制造业可能仍将停滞不前。 制造业复兴受到了“挤出效应”（crowding out）的阻碍。例如，政府通过补贴促进半导体制造和绿色技术创新的生产，但这些政策，加上其他财政扩张政策，推高了原材料和设备的价格，提高了建筑工人和工厂工人的工资，提高了企业融资利率，并推高了美元价值——所有这些都使未获得政府补贴的制造业更难生存。 工业政策确实有其优点，但远未实现拜登政府所说的“制造业复兴”和创造数百万高薪工作的承诺。《芯片与科学法案》（CHIPS Act）在推动先进芯片生产回流美国方面似乎取得了一定成功。考虑到国内半导体生产的国家安全利益无法通过市场定价，“挤出”其他行业以支持芯片制造可能是值得的。 然而，这项政策并未带来更便宜或更优质的芯片，也没有创造净新增就业机会。工业政策并未复兴制造业或创造中产阶级工作，反而可能加速了一些行业的扩张，而其他行业则遭受更大冲击， 这种结果，恰恰与“后新自由主义”批评者指责自由贸易带来的经济赢家和输家模式如出一辙。 此外，拜登政府还维持并扩大了特朗普时期的关税政策，实际上是在牺牲中产阶级利益来推动外交政策。这些关税提高了进口商品的成本。某些情况下，为了国家安全目标付出一定经济代价是合理的，例如对俄罗斯的制裁要求美国人为外交政策目标承担一定的成本。 但拜登政府似乎误以为这些政策能实现“双赢”，却未向公众清晰解释，例如，进一步限制对华贸易虽然带来了国家安全利益，但美国民众也因此付出了经济代价。 绿色政策的局限性 拜登将气候政策置于议程的核心，并采取了以工业政策、监管和补贴为基础的方案。支持者认为，与许多经济学家主张的碳定价政策相比，这种做法更具政治可行性。 拜登政府及其支持者进一步主张，仅靠碳税无法在所需规模上降低碳排放，而他们的一揽子政策不仅可以应对气候危机，还能通过推动绿色技术制造业的发展，创造高薪工作岗位。 2022年8月，《通胀削减法案》（IRA）最终通过，其中包含了对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和绿色技术国内生产的大量补贴。政府估计，到2050年，美国的碳排放量将比该法案通过前的预测低约17%。 鉴于政治现实，拜登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几乎已做到极限。 支持者认为，这种工业政策方法比碳税更符合进步主义原则，但实际上将大额补贴提供给了企业，而碳税本可以通过返还机制向普通家庭提供经济补偿。整体就业增长有限，并且比《芯片法案》更严重的是，政策更可能惠及某些行业，而损害其他行业。 例如，从燃油汽车转向电动汽车，可能导致美国经济经历一场类似于20年前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时制造业遭受冲击的“绿色冲击”（green shock）。 拜登的绿色政策确实推动了可再生能源行业的发展，但同时也可能加剧了某些行业的衰退。这种行业结构调整是否能真正实现“绿色繁荣”，仍有待观察。 《通胀削减法案》（IRA）在降低碳排放方面的效果，并不会比“后新自由主义者”批评的碳税更有效。不同研究的估算有所差异，但一项由两名前拜登政府官员共同撰写的高水平研究得出结论：每吨12美元的碳税能带来的减排效果，与整个IRA的影响大致相当。 IRA依赖于对企业的补贴，这可能使其在政治上更具韧性。尽管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呼吁废除法案，但石油行业的游说团体和美国商会却在向新政府施压，要求保留其中的关键条款。 然而，这种依赖补贴的方式，也使得法案难以扩大规模——无法简单地将补贴扩大20倍来弥补碳排放的社会成本，而拜登政府最近的估算显示，这一成本高达每吨200美元。 相比之下，欧盟在2005年启动碳定价体系时，每吨碳的价格约为10美元，如今已超过80美元，显示出欧盟能够通过调整政策来有效控制排放。但拜登的政策是否能随着限制排放的需求增加而进一步扩展，仍存疑问。 一些拜登政策的支持者声称，抛弃传统经济学方法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唯一途径，但这一观点可能会阻碍美国的经济转型。政策制定者应该运用一切可用的工具来应对气候变化，包括“新自由主义”工具。 社会政策的缺失 气候政策并不是拜登政府唯一采取非传统经济策略的领域。“后新自由主义”对产业政策、严格的反垄断执法和劳动力市场监管（即所谓的“预分配”政策）的推崇，使进步派忽视了一个事实：拜登几乎没有通过建立更强大的社会保障网，来实现收入的永久性再分配。 “重建更好”议程包括《美国就业计划》，用于基建和能源投资，以及《美国家庭计划》，旨在为新父母提供带薪休假并支持儿童福利。前者通过立法，但后者未能获得国会批准。 拜登的一些支持者，如其首席反垄断官员吴修铭（Tim Wu），认为已通过的政策将彻底改变经济，使传统的民主党社会政策变得不再必要。 然而，自罗斯福以来，每位民主党总统都在社会保障体系上留下了持久的影响，例如建立和扩大社保体系、扩大医疗保险覆盖范围、提供食品补贴和住房援助。拜登的社会政策成就却十分有限。他仅将《平价医疗法案》（ACA）下的保险税收抵免延长至2025年，而他的两个核心目标——扩大儿童税收抵免和提高最低工资——则因通胀而受挫。 2021年，儿童税收抵免曾短暂提高，导致当年儿童贫困率大幅下降。但共和党阻止了扩展，计划一年后恢复至每名儿童2000美元的标准，并且未与通胀挂钩。 结果，在过去四年内，这一福利的实际价值缩水了20%，成为美国历史上对家庭支持或社会保障体系最大的一次实际削减，甚至超过了一些历届反对社会福利的总统的政策。 与此同时，民主党试图提高最低工资，但未能在参议院获得足够票数来突破阻挠。最低工资的实际价值同样下降了20%，如今几乎形同虚设，在当前的就业市场中，大多数雇主的工资水平早已高于每小时7.25美元的最低标准。 回归基本经济原则 特朗普在2024年总统选举中的胜利，很大程度上是对拜登政府经济政策的严厉批评。“重建更好”议程的支持者过度相信“经济过热”对工人的变革性影响，而忽视了选民的真实担忧。 拜登的支持者和政策制定者，尤其是那些否认通胀影响的人，坚持认为选民对经济的理解存在严重偏差，或把哈里斯在2024年总统选举中的失败，仅仅归因于全球对执政党的普遍反对。确实，仅全球因素导致的通胀，可能就足以使任何执政党面临连任挑战。但政府不必要的支出加剧了通胀，低估了通胀带来的痛苦，并吹嘘基建和制造业“繁荣”——这些因素无疑让民主党更加不利。 拜登执政期间占主导地位的新经济哲学推崇需求侧，而忽视了供给侧，低估了预算约束问题，并认为“预分配”政策可以改变宏观经济轨迹。这一经济理念承诺可以同时改造行业、在政府采购和招聘实践中优先考虑边缘化群体，并实现更广泛的社会目标。 然而，最终，“后新自由主义”及其支持者没有认真考虑政策的权衡问题，他们错误地认为，过去的政策制定者只是因为过于忠于经济正统理论，才未能为普通人带来真正的进步。 美国现在需要的，并不仅仅是回归传统经济学，而是对经济政策思维的全面重塑。“后新自由主义”学派的批评并非毫无道理。美国的自由劳动力市场多年来未能为适龄劳动者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国家安全问题如今主导了所有与贸易和技术相关的讨论。而绿色能源转型的确需要果断行动。 但如果新政策无视预算约束、成本效益分析和必要的政策权衡，即便是解决这些老问题的新思路，也不可能带来成功的政策。 质疑经济正统理论是可以的，但政策制定者在追求不切实际的“异端”经济方案时，绝不能再忽视基本经济原则。 来源：加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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