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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近二十年来，艾比·高（Abby Gao）一直在中国筹办婚礼。她微笑着回忆曾为一场婚礼安排了58辆豪车，包括劳斯莱斯和兰博基尼；还有一次，她用3.5万朵玫瑰装点婚礼现场。
她还记得自己曾将数不清的高档茅台酒瓶，小心地摆放在宴会餐桌中央。
如今，39岁的高雅已将业务扩展到儿童生日派对，因为婚礼需求骤降。
“简直是断崖式下跌，”高雅说。她在北京的婚庆公司去年只接了大约100单婚礼业务，而2012年高峰期时接近2000单。“现在的年轻人更看重自己的幸福，而这不一定意味着结婚。”
中国的结婚人数在过去十年大多数时间都在下降，去年更是骤降近21%，创下历史新低。这加剧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人口危机。
在中国，由于社会观念的压力，以及历史上登记新生儿必须提供结婚证才能享受公共服务的规定，非婚生子女历来很少。尽管一些省份开始放宽这些规定，但生育率仍在持续下降，中国人口已连续三年下滑，这对未来的经济增长构成挑战，也导致支撑快速老龄化社会的劳动力减少。
政策制定者对此感到担忧。习近平呼吁加强对年轻人婚恋观、生育观和家庭观的引导，而官方媒体则建议高校应开设“恋爱教育”课程，帮助学生克服对情感关系“模糊不清的理解”。
政府试图通过补贴、简化手续以及倡导更合理的彩礼来鼓励结婚。自2016年取消独生子女政策以来，北京还推出了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措施，包括发放现金、延长产假和陪产假。
尽管政府不断努力，但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认同所谓“不婚不育”的理念。这部分源于经济放缓，人们被高昂的婚礼成本，以及购房和给女方家庭赠送大额礼金等附带要求所劝退。
社会因素也在其中起作用，一些年轻人拒绝国家的家长式文化和保守的传统女性家庭角色观念。
“结婚率下降在中国已经成了一种常态，”彭博情报分析师艾达·李表示。“越来越多适婚年龄的年轻人选择放弃结婚，原因包括高昂的成本、高企的青年失业率、疲软的经济，以及对传统关系日益增强的怀疑。”
这些压力在北京天坛公园尤为明显。这里每周四天都会举行相亲市场，焦虑的父母聚集在一起，替那些忙碌或无意参与的成年子女寻找配偶。
在一个周日下午，公园的围栏和人行道上挂满了成百上千张塑封纸片，上面详细列出适龄单身者的年龄、身高、体重、学历和年收入。这些自制广告会告诉潜在对象，这个人是否有车、有房，是否拥有北京户口——这个户口可以让持有人在首都享受福利、拥有房产、让孩子上学。
有些资料还包括简短的性格描述，另一些则写明对理想对象的要求——一张写道：“品行端正，身体健康，有责任心”，“最好有房，或有能力买房”。
女性的广告数量明显多于男性，可能反映出她们在二十多岁时面临的配偶压力更大。
大多数家长只是留下电话号码供有兴趣者联系，也有一些家长守在广告旁，抓住机会与潜在对象或父母交谈，进一步了解情况并安排约会。
“结婚的成本非常高，”34岁的杨晨星（音，Morningstar Yang）说。他是来自中国西南的动画设计师，在北京生活已有十年，如今也在相亲市场寻找人生伴侣。
他穿着蓝色衬衫，背着黑色皮质背包说：“娶一个北京人会很困难……大多数女生可能都希望对方有北京的房子、车甚至更多，而这对我来说很难做到。”
在像北京这样的特大城市，房价高得令人望而却步。在学区较好的地段，一平方米的房价常常超过普通人一整年的收入。
对未来就业前景的不确定，也让许多人觉得婚姻遥不可及。在16至24岁、非全日制学生的年轻人中，几乎每六人中就有一人处于失业状态。
杨说，对于面对结婚和养育子女高成本的年轻人来说，补贴和金钱激励“可能只是暂时的解决办法”，“经济在放缓，年轻人很吃力。如果要孩子，压力会更大。”
结婚人数持续下降，也反映出一些中国女性对回归传统照料者角色压力的反抗。尽管共产党一直在政策上主张性别平等——毛泽东曾说“妇女能顶半边天”——但习近平近年来越来越提倡一种更保守的社会观念。
他在2013年的一次讲话中说，女性成为“贤妻良母”至关重要。2023年，他呼吁一个主要的妇女组织要“积极培育新时代婚育文化”。
这个话题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持续引发热议。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经济独立的女性公开表达她们对婚姻毫无兴趣。
“我不想每天给家人做三顿饭，不想收拾角落里的袜子和满地的玩具，”一位在小红书上名叫玲儿的网红说。“我不是来这个世界上替男人洗衣做饭生孩子的。我只想让自己开心。”
北京大学毕业生金天晨（音 Jin Tianchen）在小红书上拥有200万粉丝。她告诉粉丝，她担心社会对婚姻的压力会让她忘记自己的价值观。她在视频中说，不想在无意识中更看重潜在伴侣的收入，而不是性格。
“如果把婚姻当成人生目标，我可能会做出妥协，让步，甚至改变自己，”她说。
“‘不婚不育’的理念受到了女性主义的强化，尤其是在社交媒体上，”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副教授、著有《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爱情与婚姻》的王潘表示。“女性在经济和精神上都变得更加独立，对男性的依赖减少了，也就降低了她们以及她们家庭对婚姻的需求。”
尽管经济放缓，社交媒体上仍充斥着无孩网红展示她们享有的财务自由和个人自由，以及未婚情侣炫耀的无忧生活，比如睡到中午、临时决定的度假旅行。这反映出人们对迫使女性早婚的社会压力的反抗。
直到最近，中国的未婚女性在二十多岁仍被称为“剩女”。但这一词汇如今有了新含义，社交媒体上有人称那些受过高等教育、事业有成的女性为“黄金剩女”，以反映社会期待与个人成就之间的张力。
根据中国民政部的数据，2024年全国结婚登记人数为610万对，这是自1986年有公开记录以来的最低值，不足2013年峰值的一半。今年第一季度，结婚人数继续下降。人口学者何亚福指出，2023年，30岁人群中约有30%未婚，而十年前这个比例仅为15%。
如今，企业将目光转向“单身经济”，从家电到度假产品，都开始专为一个人量身打造。
总部位于上海的博圣轩咨询公司自2018年开始追踪婚庆行业数据。数据显示，中国婚庆行业的市场规模已从2019年峰值的5240亿美元缩减至不到4000亿美元。若加上蜜月旅行、婚前健身等相关支出，整体市场规模在去年已降至2万亿美元，甚至低于疫情封控期间不能举行大型聚会和活动时的水平。
结婚人数减少和人口下降将带来更广泛的经济影响。劳动力减少可能导致人工成本上升，并影响制造品价格，而养老金体系原本资金就不足，随着人口老龄化将面临更大压力。
《柳叶刀》医学期刊预测，中国将在2035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但由于人口下降抑制增长，到2098年将失去这一地位。
2024年，中国出生人口为954万，略高于2023年，部分原因是人们认为龙年是适合生育的吉祥年份。但这个数字仍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二低的出生人数。
联合国预测，中国2024年总和生育率——即每名女性一生平均生育的孩子数——大约为1.01，远低于维持人口稳定所需的2.1。相比之下，全球生育率最低的韩国为0.73，日本为1.22，这两个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也在努力扭转人口下滑趋势，但都未真正引入大规模移民。
中国推动生育的政策真正开始，是在放弃独生子女政策后，结果未能带来理想的婴儿潮。政府开始倡导三孩政策，并通过城市和地方提供补贴、现金奖励，简化结婚手续、提高离婚难度等措施推动婚育。
为了缓解结婚的经济负担，政府正着力解决“彩礼”问题。彩礼是男方送给女方家庭以示诚意和经济实力的礼金，通常高达数万美元。地方政府鼓励家庭放弃彩礼或商定更合理的金额。
去年，北京提出简化结婚登记流程，减少所需文件。在浙江省东部的常山县，当地政府对女方在25岁以下的新人提供1000元奖金。在广东省南部的南岭村，新婚夫妇只要婚姻维持一年以上，就可申请最高4万元奖励。如果他们生育三个孩子，还可获得最高6万元奖励。
一些企业也加入其中。今年1月，山东省东部的私营企业舜天化工集团告诉年龄在28至58岁的1200多名员工，若未在9月前结婚，将面临被解雇的风险。
公司发布的通知称：“不响应国家号召、不结婚生孩子是不忠”，“不听父母劝、让父母操心是不孝”，“尝试多次仍找不到对象是不仁”。
在当地政府认定规定违反中国劳动法后，公司撤回了这一要求。
政府还在努力控制离婚率。
自2021年起，同意离婚的夫妻需经历30天“冷静期”，旨在避免冲动离婚。虽然离婚总数已从2019年峰值的470万对下降，但2023年又回升至360万对。这也催生了新的商业机会——包括“离婚摄影”。
随着离婚的社会污名减弱，一些夫妻选择用影像记录关系的终结。在社交媒体上，常见的画面包括两人仪式性地摘下戒指、撕毁结婚证，或在离婚登记处庄重地道别。
还有一些夫妻花钱销毁婚礼纪念物，如照片、婚纱、戒指和剪贴簿。中国夫妻往往在婚礼摄影上投入数千美元，有时还会前往外省甚至国外寻找理想背景。
这些往往超过1米高的婚纱照难以处理，于是催生了专业销毁服务。
42岁的刘伟（音Liu Wei）就是其中一人。在2023年看到市场空缺后，他创办了这项业务。公司设在距离北京约60公里的廊坊仓库中。
“我记得看到数据显示，北京三年内的离婚数量接近19万对，”刘说，“我们拉长时间线，推算到其他城市，就意识到这个市场潜力。”
他的业务从每月几单增长到如今每天几十单，服务费用根据照片及纪念物的重量和尺寸，从59元至199元不等。离婚者将照片寄给刘伟，他会等待一周，以防客户反悔，然后用工业碎纸机进行销毁。
他的团队还会先用喷漆遮盖面部和其他可辨识特征，保护客户隐私。客户还可以申请获取销毁过程的视频。
“对大多数人来说，只是为了处理个人物品并保护隐私，”刘伟说，“但对一些人来说，这是一个仪式，是对某段人生的告别。”
面对现实挑战，刘伟表示，自业务开展以来，已经出现离婚超过一次的回头客。
“现在人们有了更多选择，”他说，“他们不再那么受传统束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