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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发在大西洋月刊，作者伊德里斯·卡伦是《大西洋月刊》的特约撰稿人。他曾任《经济学人》华盛顿分社社长。他撰写有关美国政治、政策和经济的文章。
共和党人终于找到了一个他们能够真正支持的净零目标：不是针对碳排放，而是针对移民，而且可能在今年就实现。
在7月的一份白皮书中，三位经济学家预测，美国几十年来的趋势将出现重大转变：到2025年，离开美国的外籍人口将可能首次超过进入美国的人数。布鲁金斯学会的温迪·埃德尔伯格表示，过去三个月里，特朗普政府的强硬政策已经使净移民水平比预期更低。学生签证的数量也低于此前预测。
9月，美国国土安全部夸耀说，自从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已驱逐40万人，是拜登政府时期驱逐速度的三倍多。在国会和“大美丽法案”的支持下，还有数十亿美元可用于进一步移民执法。
不少人干脆选择主动离境，以避免被强制遣返。
美国是否已经实现“净零移民”，短期内还无法确定，但白宫已开始宣告胜利。8月，特朗普在Truth Social上写道：“承诺兑现。50年来首次出现负净移民！”
事实上，数据可能还低估了现实。如果美国在2025年出现负净移民，并在2026年延续这一趋势，这将可能是近一个世纪以来首次出现人口净流出。
对于“美国优先”的坚定支持者来说，这一趋势象征着回归往昔的黄金时代。8月，特朗普的副幕僚长斯蒂芬·米勒在X平台写道：“在经济、文化、军事方面，移民是净负值。人口增长完全来自家庭生育。”
不过，根据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米勒的说法显然站不住脚。二战后的几十年间，虽然净移民水平相比20世纪初埃利斯岛移民时代 （这是指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大批欧洲移民通过纽约港的埃利斯岛入境美国的那段时期，通常大致是从1892年埃利斯岛移民站启用到1954年关闭之间，尤其是1890年代到1920年代是移民高峰）时期要低，但仍然是正值。
根据人口普查数据，美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净移民为负的十年是在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
过去十年里，本土主义在政治上已足以两次将特朗普送入白宫，也可能将净移民降到零，甚至保持一段时间。如果真的发生，美国将不仅面临经济增长放缓，还会因人口萎缩而日渐收缩。
而认为这样一来，本土出生的美国人会因此变得更好，也是站不住脚的。美国历史早就验证过这一点。
美国历史上曾有过多次本土主义情绪高涨的时期，背后的不满始终如一。
1921年，当时的当选副总统柯立芝在《好管家》杂志上发表文章，题为《这是谁的国家？》。当时，美国的外籍出生人口比例为13%，接近历史最高点。社会上对来自东欧和南欧移民的恐慌情绪高涨。
柯立芝写道：“我们的国家不能再被视为垃圾倾倒地。”
他不仅警告道道德和文化的衰败，还警告经济危机：“未能融合的外来儿童威胁着我们的孩子，心怀破坏意图的外来工人威胁着我们的工业。”
去掉明确的优生学色彩，并简化语言，柯立芝的观点与特朗普的言论如出一辙。
1923年，哈丁因心脏病去世后，柯立芝继任总统。他在首次国会演讲中表示：“美国必须保持美国的样子。”次年，他签署《约翰逊-里德法案》，终结了美国的开放移民时代。法案设定了严格的移民配额，优先北欧国家，几乎完全禁止亚洲和非洲移民。这些严苛的限制措施持续了40年。
美国历史上对移民的敌意呈现出一种大致循环：当外籍出生人口比例上升、美国本土人口感受到经济不安时，反移民情绪就会高涨。随着限制措施生效，一些移民返回原国，而留下者的后代逐步融入社会后，这种情绪又会缓和。
这种历史循环不仅是一种未来预测的参考，也提供了实际数据来判断本土工人是否真的从减少移民中受益。大萧条时期，在农场、肉类加工厂和铁路工作的墨西哥工人被指责让美国人陷入贫困。政府采取行动，遣返或劝返超过40万名墨西哥裔工人，其中不少是美国公民。
经济学家Jongkwan Lee、乔瓦尼·佩里和瓦西尔·亚瑟诺夫研究发现，那些墨西哥裔人口遣返率较高的地区，当地美国人的就业和工资反而更差，略低于其他地区。
上世纪60年代，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逐步取消了“布拉塞罗计划”，这个计划曾允许数百万季节性墨西哥劳工赴美务农。一项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的研究表明，取消计划并未显著提高本土工人的工资或就业率，农场反而通过机械化来应对劳动力短缺。
类似的结果也出现在过去针对无证移民的清除行动中，也正是当前政府的主要目标。
2008年，国土安全部启动“安全社区”计划，检查所有被捕人员的移民身份。计划在四年间逐步推行，使经济学家能够分析对地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2023年，《劳动经济学期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无证工人的数量确实减少了，但就业效果却事与愿违：计划导致本国男性公民的失业率略有上升，工资没有改善。
另一项研究指出，无证工人被驱逐后，建筑业就业长期下降，导致房屋建设减少，房价上升。
这些发现可能听起来有些矛盾。按理说，劳动力减少后，工资应会上涨，因为雇主要在更少的工人中竞争。但现实中，情况并非如此简单。
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家迈克尔·克莱门斯说：“在白宫某些人心中，有一个卡通版的经济模型，认为即使每年强行驱逐100万人，美国的商业活动也能维持原状。”
在农业、制造业等资本密集型行业，雇主可以选择投资设备，而不是雇佣本土工人。一旦工资上涨，一些人还会因为成本上升而放弃创业。
这些冲击会波及整个经济。低技能工人往往与高技能、高收入工人互为补充。比如，保姆数量骤减将如何影响白领工作，或家庭护理人员短缺会对家庭经济造成怎样的打击。
根据估算，美国目前有830万无证工人。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一项研究指出，如果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内真的驱逐所有这些人，美国此前预测的经济增长将被完全抵消。
正因为如此，加上高昂的执行成本，特朗普不太可能真的这样做。
目前的遣返行动，对工资的影响与移民限制派的预期相反，但影响也不足以让特朗普和盟友承担直接的政治代价。即使整体经济效应是负面的，一些好处也会落到一个具有重要政治影响力的群体身上：美国本土出生的工薪阶层男性。
类似于特朗普的贸易保护政策，虽然整体对经济不利，却能使某些特定群体受益。按照这种逻辑，本土男性将因劳动力短缺而被动或主动地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同时受更严格的福利政策（如最近通过的医疗补助工时要求）推动，开始工作。
传统基金会的西蒙·汉金森说：“我常说，日本人也吃饭吧？他们也要收庄稼，可他们并没有几百万低薪农业工人。”
他还说：“匈牙利也是一样。发达国家并非不能在没有无限廉价劳工的情况下运转，只是更难。”
像匈牙利、日本这些排斥移民的国家，在另一层意义上也许同样具有代表性：人口正在减少。如果未来五年美国的移民保持接近零的状态，也将面临相同的命运。
基础的数学非常清晰。美国本土出生女性的平均生育率目前约为每人1.5个孩子，远低于维持人口更替所需的2.1。而这一比率短期内几乎没有回升的迹象。尽管在美外籍女性的生育率较高，大约为1.8，但即便如此，从长期看也仍将导致人口下降。
上个月，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分析称，如果没有移民，美国人口可能会在2031年开始萎缩。
有人认为，政府激励可以逆转这一即将到来的人口下降，特朗普还自称是“受精总统”。但其他国家在推动生育方面的尝试无一成功。
韩国多年来试图提高生育率，提供生育补贴、慷慨的育儿假，甚至为有孩子的家庭提供优惠贷款利率。然而其生育率仍维持在每名女性0.75个孩子的低水平，远低于替代水平。
但即便假设美国真能设立出一种有效的鼓励生育政策，这些孩子也要至少16年后才能进入劳动力市场。在这期间，阵痛不可避免。从2013年至今，本土出生的适龄劳动力数量一直停滞不前，预计也不会很快恢复增长。
美国一直以来都是人口扩张型国家，从未经历过年复一年的人口萎缩。如果真的发生，国内生产总值将减少，因为人口减少意味着整体经济收缩。
从长期看，如果特朗普政府成功限制合法和高技能移民，并通过削减科研经费迫使大学就范，那么科技和生物医学进步也将放缓。
而人口萎缩带来的另一个问题将迅速显现：福利项目的财政压力将更加沉重。
目前，美国每位社会保障领取者仅对应2.7名工作者，而1990年时是3.4名。这个比例的下降意味着社会保障计划正走向破产。由于当前工人的缴纳不足以覆盖养老金，专门弥补缺口的信托基金正在被迅速消耗。
社会保障管理局估算，即便每年保持至少120万的净移民，到2033年这个信托基金也将耗尽，届时养老金将被立即削减约23%。如果工人数量进一步减少，美国福利体系陷入危机的日子也将提前到来。
尽管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移民有益，但移民在政治上仍是极其敏感的话题。特朗普政府所描绘的“美国下一次黄金时代”，即通过减少移民提高工资、降低失业、减少犯罪，这在他的支持者心中，就是文化威胁远比经济因素更重要。
核心问题仍然是柯立芝当年的那句话：“美国必须保持美国的样子。”
类似的情绪在国际上也普遍存在。包括日本和韩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宁愿在经济和人口上萎缩，也不愿接受大量永久移民。2016年，投票支持英国脱欧的选民中，很多人就是因对东欧等新欧盟成员国的移民感到焦虑。
彼时的民调显示，很多支持脱欧的人，视为“英国重新控制边境和移民的最佳机会”。
脱欧后，英国保守党曾试图通过限制非法入境者（如乘小船跨海者）来控制净移民，但未能成功，最终导致政党迅速衰败。右翼政党改革党（由奈杰尔·法拉奇领导）持更激进立场，主张废除永久合法居留制度（相当于美国终止绿卡制度），在全国民调中大幅领先。
脱欧已近十年，尽管造成了经济伤害，英国社会围绕移民的对立却仍未解决。
美国也有可能深陷这样一场漫长的移民限制斗争。极少数人甚至借用欧洲的“血统与土地”理论，声称美国理应只属于“传统美国人”或欧洲裔人口。
不过，民调显示，真正让普通美国人对移民政治产生抵触的，是他们对移民“失控”的强烈印象。
在这一点上，特朗普是正确的：拜登政府在任内，无论是否有意，都引发了极端的移民激增。从2021年到2024年，美国境内新增移民人数达680万，其中大多数为无证移民，占同期人口增长的85%。
这一规模与历史上移民高峰期相当，例如1840年代的爱尔兰大饥荒和欧洲革命期间。
这一波涌入使得外籍出生人口占比达15.8%，超过1924年柯立芝签署《约翰逊-里德法案》前的水平，创下美国历史新高。这些变化并非国会政策辩论的结果，而是由于无法应对数百万借庇护之名进入美国的移民所致，因为这种方式可以让他们在等待期间被释放到美国境内。
自政府更迭以来，美国南部边境的非法移民几乎停止。今年2月至8月，美国边境巡逻队报告的南部边境移民遭遇数为73,667人，仅为2024年同期逾百万人的7%。连接哥伦比亚和巴拿马、曾是中美洲移民北上的重要通道达连峡谷，如今也已几乎无人穿越。
尽管拜登任内非法移民的大量进入，美国经济整体上吸收得相当顺利（这甚至可能是美国经济增长高于欧洲的原因之一），但边境管理的失败对哈里斯造成了毁灭性打击。
未来民主党候选人若想赢得大选，可能必须与拜登-哈里斯时期的记录划清界限，但党内的压力可能不允许他们这么做。早在2019年民主党总统初选辩论中，10位参选人被问到是否支持为无证移民提供政府医疗保障，全体举手支持。这样的画面很难被公众遗忘。
然而，美国迫切需要有说服力的声音来倡导有序、可控的移民政策。如果美国出现持续的移民净流出，将陷入严重困境。减少现有劳动力不仅不是增长与通胀之间的权衡，反而对两者都不利。
特朗普政府限制合法高技能移民的做法（例如对H-1B签证项目征收10万美元附加费）表明，他理想中的移民制度并非基于甄选，而是收缩。
乐观主义者或许会希望，随着部分移民离开、其他人逐步融入社会，美国选民将恢复对移民的包容态度。也许选民会反感特朗普的强硬手段，移民政治将变得更为平静。
但一个更悲观的历史观察者可能会担心，这将开启另一个长达40年的封闭时期，从这个总统任期开始，一直延续至可能是万斯执政的年代，美国的大门将几乎彻底关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