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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杂志长文：中国反对中国——习近平的成功与代价

不公和不平等。在所有领域中，最能体现中国政治与经济错综复杂失调的，就是房地产。房价曾飙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但自2021年以来大幅下滑。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领导人开始允许城市居民获得可在私人市场交易的长期住房使用权，这是为刺激经济增长而实施的自由化改革之一。这一政策释放了大量积压的住房需求，催生了一场全国性的房地产热潮，成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房地产繁荣之一。城市土地在法律上归地方政府所有，地方政府将土地出售给开发商，以填补财政。2005年，胡锦涛政府取消了延续两千年的农业税，这一政策减轻了农村贫困农民的负担，但也切断了地方政府重要的收入来源。从那以后，各地官员更加依赖土地出让收入来平衡预算，很多地方甚至以暴力方式驱逐农民，以获取土地收益。此后几年，中国形成了巨大的房地产泡沫，而全国财富很大一部分与房地产紧密相连，其他领导人对限制泡沫扩张犹豫不决。但在习近平执政的前两届任期中，尽管多次尝试温和地给市场降温未果，习近平最终在2020年强行戳破了泡沫。他对房地产开发商的融资施加限制，切断了核心商业模式。房地产销售额已从2021年中占GDP的18%跌至2025年的7%，新建住房开工量下降了70%。这一崩盘是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疲软的主要原因之一，抹去了许多中国家庭的财富，也在中国急需消费拉动经济之际打压了消费者信心。但习近平出于对房地产过度膨胀可能带来风险的警惕，一直不愿大规模出手救市。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兴衰，展现了改革核心机制的运行逻辑。即使中国领导人成功实施一些迫切需要的改革，如推动房地产商品化或废除延续数百年的农业税，解决了一部分问题的同时，也制造出新的问题。制度性腐败让改革难上加难，因为地方官员常常抗拒变革，或趁机谋取私利。习近平上台后，优先处理他那批更自由化前任留下的问题，无论代价多高，反弹多强烈。他的这些破例做法引发大量不满和失望，但并未引发真正的政治后果，这显示出他权力基础的稳固。强化韧性早在亚里士多德时代，政治分析家就注意到，寡头政治往往在权力分散与权力集中的两股力量之间摇摆。对习近平和许多中共领导人而言，中国政治体系中过于分散的权力削弱了胡锦涛的执政能力，威胁到党的治理效能。将权力集中在习近平手中，被视为必要的矫正措施。习近平利用这种集中化的权力，不再推动进一步经济自由化，而是转向提升国家经济和政治韧性的方向。军队和安全机构在习近平集权及反改革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自2012年起，习近平发动的反腐运动强力整肃军队和安全系统。他清除权力强大的高层官员及其网络，并为巩固自身控制，往往连自己提拔的接班人也不留情面地清洗。这场运动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党内普遍存在的腐败，但更重要的是，让党内高层始终处于不确定与服从状态，从而加强了习近平对他们的掌控。尽管清洗了军队和国内安全部门的领导层，习近平与前任一样，仍然为这些机构提供大量资金支持。中国对警察和安全力量的投入几乎与军队相当。习近平鼓励他们利用新兴技术，系统性地扩展监控与维稳能力。习近平在上台初期，曾下发名为“九号文件”的内部文件，警告西方价值观的危害。这一外泄文件标志着中共对外来思想日渐宽容的态度发生逆转，并开启了对中国民间社会的压制时代。习近平明确表示，他的目标是保护中国免受他所认为的外部颠覆影响，从而纠正改革开放几十年来带来的问题之一。改革开放还带来了对外国经济体的依赖，习近平也将如何让中国摆脱全球经济波动的影响作为重要任务。 2020年，习近平提出“双循环”战略，强调以国内市场为主的“内循环”机制，涵盖商品、服务与技术，并配合“外循环”的国际贸易与投资模式。借助中国庞大的内需市场，习近平的战略意图是降低对外部的依赖，同时增强全球对中国经济的依赖。 2025年4月和5月，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伊始发生的短暂贸易战表明，中国已成功提升了自身应对美国关税的能力。习近平避免采取高成本的刺激计划，仅提供最低限度的支持，以缓解对经济和出口导向型产业的最严重冲击。此外，北京也学会了如何将美国对中国重要原材料的依赖，转化为反制工具，例如对稀土磁体的管控，这些材料是许多美国产品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习近平还将经济政策重心放在提升中国高科技制造能力上，以增强国家韧性。他向技术与工业领域注入大量资源，而对宏观经济的整体表现则相对忽视。这一过程虽效率不高，但效果显著。据彭博社对13项关键技术的分析，中国在其中12项中处于领先或具有全球竞争力地位。在绿色能源等领域，中国甚至过于成功，涌现出的企业数量过多，导致激烈的价格战，并对整体经济造成通缩压力。习近平还摒弃了邓小平“韬光养晦”的低调外交策略，转而采取一种可称为“亮剑出击”的新路线。这种转变同样源于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西方经济模式失灵的看法。由于中国较西方国家更有效应对危机，中共内部越来越多的声音认为，中国应在全球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胡锦涛曾拒绝大幅调整外交政策，仅在邓的“韬光养晦”基础上稍作补充，提出“中国要积极有所作为”；而习近平上台后，借助中国不断增强的自信，主动强化其民族主义立场。在第一任期内，他积极主张中国对周边地区的主权主张，尤其是通过在南海填海造地，增加了3000多英亩土地。这些举动为他在清洗军队高层时提供了政治掩护，也让他在外交需要妥协时免于内部指责。但习近平的态度也可能出于真正的信念，他认为中国已到应当承担大国责任的时候了。这一立场既反映了自然的代际转变，也体现了习近平对中国真正问题的新定义。习近平是首位从改革时代开始其政治生涯的中共领导人。他的仕途与后毛时代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阵痛密切相关。信赖亲信在处理他继承的问题时，习近平又制造了新的难题，尤其是打破了毛泽东之后最重要的一项政治成果：政权和平交接机制的制度化。习近平废除了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并将副主席一职从培养接班人的岗位变成了退休官员的安置位置。他还拒绝让任何其他文官进入党的最高军事机构。未来习近平的接班人无法借此积累军中支持，将很难稳固权力，其任期也很可能短暂。威权体制尤其容易陷入接班危机。苏联始终未能解决接班问题：前几任苏共领导人不是死于任上，就是遭到清洗；戈尔巴乔夫则引领体制走向瓦解。对习近平而言，关键挑战是，如何在赋予接班人足够权力以便其日后掌权的同时，又不让这个接班人过于强大，在习近平仍掌权时构成威胁。即使习近平在2027年下届党代会上指定接班人，如何把握这个权力平衡仍将是难题。也不能保证他的选择能顺利成为“储君”。在胡锦涛之前，很多被看作接班人的人物，最终都被清洗、逮捕、排挤，甚至死于未上位之前。接班问题固然棘手，但不太可能导致中共垮台。这个政党挺过了更剧烈的危机，比如文化大革命和1989年天安门事件。真正的问题是，习近平的反改革是否削弱了党从错误中学习的能力。中共有一段充满灾难性错误的历史，例如1959年至1962年大跃进带来的大饥荒。但在毛泽东去世后，这个党显示出极强的学习能力。虽然仍会犯严重错误，例如在放开新冠限制后未做好应对感染激增的医疗准备，但他们很少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两次。当特朗普第一任期发动贸易战时，北京反应迟缓，仓促应对；而在2025年特朗普宣布所谓“解放日关税”后，北京已经做好准备，迅速推出一系列反制措施，表明中共仍具备快速应变的能力。尽管权力高度个人化可能限制中国纠错的能力，但习近平建立的集权控制体系至今仍能在必要时调整方向。作为革命领导人之后，习近平似乎本能地意识到，身边的人都有动机向他报喜不报忧。这或许就是他在党内高层安排熟悉且信任的官员的原因：这些亲信能够以不挑战他权威的方式私下讲出实情。有些出人意料的是，习近平营造的紧张政治氛围，本身也提供了另一条获取真实反馈的路径。和其他高效的威权领导人一样，习近平可以利用他在下属间培养的不信任，将他们彼此对立，通过比较不同的信息，推断出更接近真相的判断，即便信息来源本身并不可靠。习近平对自己反改革行动的信心，还受到美国自身治理失能的进一步强化。像习近平一样，特朗普政府认为行政权力过于分散，正试图强化和集中总统个人权威。在美国，越来越不受约束的行政权力，正开始与20世纪拉美一些由民粹主义者掌权、长期动荡的共和国趋同。但与特朗普的个人集权偏离美国制度设计初衷不同，习近平的权力集中则完全符合中国共产党的运作逻辑，这个体制倾向于强化而非约束最高领导人。结果就是，特朗普制造了政策不确定性和政治混乱，削弱了美国的国家能力，而习近平的集中化反而增强了中国的韧性。这一局面并未被习近平及其同僚忽视。他们继承列宁式思维，本就倾向于认为美国正在走向堕落与衰退。过去二十五年里，中共的首席意识形态官王沪宁，一位政治理论家，在上世纪80年代末访美期间写下了《美国反对美国》一书，描述他在美国观察到的矛盾。他指出美国存在“危机暗流”，强调美式个人主义带来的腐蚀性影响及其造成的孤立感。习近平本人也深以为然，曾称西方国家正遭受“物质主义和精神贫困等慢性疾病”的困扰。这些担忧正是习近平要解决的“改革病灶”的核心。与习近平政府的纪律与条理相比，美国表现得心不在焉、缺乏连贯性。中国官员和分析人士现在掌握了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他们对美国功能失调与衰退的判断。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几乎应对每场重大危机都处理失当，削弱了国内外对其制度的信心。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以虚假理由发动了一场破坏性且代价高昂的伊拉克战争，耗尽了应对中国等更强大挑战者的能力和意志。 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华盛顿拯救了金融系统，却没有救助受害民众，加剧了不平等，引发了公众幻灭。而在面对新冠疫情时，尽管美国拥有世界顶级的公共卫生机构，政府的应对却一塌糊涂，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疑虑和对政府的不信任。尽管屡次犯错，美国仍然是全球超级大国，但这主要依赖于历史赋予的特权。就像一个被宠坏的孩子一样，美国即便犯下严重错误，也能避免其他国家可能遭遇的毁灭性后果。当华盛顿的战略家还在争论中国是否已达顶峰时，中国的同行也在进行类似的讨论，且得出了颇为相似的结论。中国官方媒体诊断美国患有“霸权焦虑症”，认为华盛顿无法接受一个多极化世界的到来。正如美国学者哈尔·布兰兹在分析中国时所言，一个已达巅峰的强国更可能采取激烈手段发泄不满，中国观察人士也得出类似结论：焦虑的是美国，它在努力维持自己的地位，并越来越不择手段地捍卫全球主导地位。冷战初期，战略家乔治·凯南曾担心，如果欧洲的民主国家被苏联吞并，美国可能会对自身制度失去信心。而今天的挑战则正好相反：美国对自身制度信心的衰退，很可能不是失败的结果，而是失败的原因。相比之下，习近平的反改革，包括持续的高层清洗和房地产崩盘带来的影响，并未引发中国的信心危机。相反，习近平反而更有信心，因为他可以用技术突破等实质成果来证明自己政策的有效性。他还能保持耐心，因为他的项目本就是长期性工程，不会像那些极端波动的政体那样频繁改弦更张。确实，越来越多的华盛顿官员在讨论中国时使用冷战式语言，却并不愿意承担那些艰巨而昂贵的任务，比如重建国防工业基础，或是强化关键供应链。如果这一局势持续下去，美国很可能会陷入一种“反向罗斯福战略”——高声谈论美国实力，却挥舞着越来越小的“大棒”。习近平稳健而有条理地推进中国的战略地位，而美国则显得分心和混乱。对习近平的误判，归根结底是美国自身无力解决问题的表现。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7小时前

日经分析：习近平面临微妙的平衡，希望延长统治，但人事改组尚未完成

本文刊发在日经亚洲，作者中泽克二是《日本经济新闻》常驻东京的高级编辑和评论员。他曾在中国担任记者和驻华分社社长共七年，并于2014年获得Vaughn-Ueda国际新闻奖。加美财经编译，不代表支持文中观点或确认其中事实。在本月早些时候召开的重要会议上，习近平重申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可以看作是习近平暗示他打算在2027年之后继续执政。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于10月20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会议重点讨论“十五五”规划，即到2030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就在会议召开前几天，中国国防部突然宣布将九名高级军官开除出党和军队，理由是腐败问题。其中包括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以及曾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的原中央军委委员苗华。中央军委是监督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高军事机构。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并未借四中全会之机任命新成员填补这些清洗后的空缺职位，也未展示强硬姿态。习近平早在2017年10月的中共十九大上就曾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雄心勃勃的目标，实质上意味着中国将在2035年前在经济和军事上赶超美国。最初的目标年份是2049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

加美财经19小时前

谷歌前董事长：中国正在建设未来，美国可以从中国的科技成就中汲取经验

988年，当时还是复旦大学教授、如今是中国政治局第四号人物的王沪宁，访问美国，也经历了类似的“未来冲击”。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之后，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仅为美国的6%。在美国待了六个月期间，王沪宁惊叹于圣路易斯的拱门、信用卡、计算机、“发现号”航天飞机，以及麻省理工学院等研究型大学。他后来写道：“如果要赶超美国，必须做一件事，在科技上超越他们。” 如今，反过来是外国人到中国常常感受到“未来冲击”——摩天大楼、高速铁路、超级大桥、随处可见的电动车、超级App以及三折叠智能手机都令人惊叹。中国已成为创新强国。现在，中国占全球AI授权专利的70%、清洁能源技术专利申请的75%、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专利的41%，在聚变技术专利申请方面也位居世界第一。根据《自然》指数，全球科研产出排名前十的机构中有八所在中国。中国不仅推出了无人驾驶飞行出租车，还有大批机器人、天宫空间站、全球最大的水电工程、先进的高超音速武器库等。今年7月我们在中国街头时，能真切感受到这个国家强烈想要跃入未来的渴望。当然，中国的经济成功并未伴随政治自由化，这一点有些人曾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寄予过期待。美国之所以成为世界超级大国，靠的是开放、活力，以及对资本主义和民主的接纳。美国企业在自由市场和独立司法体系下蓬勃发展，国家权力也分散在各级政府和不同机构之间。而中国则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将稳定置于个人自由之上，由中国共产党掌控经济主导权。这种模式带来了过度监管，打击了投资，压缩了利润，也让一些知名企业家淡出公众视野。中国经济虽然仍不及美国规模，但如今正面临产能过剩、房地产长期低迷、青年失业高企以及内需疲软等问题。尽管如此，在外界普遍唱衰之下，中国展现出令人意外的韧性。中国是全球最大制造国和出口国，生产了全球超过三分之二的电动车、五分之四的太阳能组件和电池，以及大约60%的风力涡轮机。同时，中国还主导着全球大多数稀土资源的加工，这些资源对芯片、战斗机等多种关键技术至关重要。即使经济放缓，中国在技术上依然持续取得重大进展。小米的成功当走进小米门店的感觉，就像进入了一个高科技产品的超市。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公司最新的YU7电动SUV，这款车开售一个小时就获得了28.9万个订单。白色贴面展台上陈列着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再往里走，则是一系列可以用手机控制的智能家电：电饭煲、扫地机器人、空气净化器、电视，甚至还有哑铃。小米成立于2010年时，很多人嘲笑不过是苹果的模仿者。如今，小米已成为中国最具价值的公司之一，市值约1500亿美元，成为Z世代消费者追捧的品牌，这些人用小米产品填满自己的家。同时，小米也是全球最早真正开始造车的科技巨头之一。小米于2024年推出首款电动车，而就在三年前，小米创始人雷军还曾公开表示，造车将是他“最后一次创业”。发布前一个月，苹果宣布关闭筹备十年、耗资100亿美元的电动车项目。小米的成功，反映了很多中国科技公司所具备的一项显著特点：自行制造硬件。小米可以更轻松地发明新产品，因为这些产品可以迅速完成原型设计、优化改进，并实现规模化生产。小米投资了约430家公司，其中很多是其他具备制造技术的硬件创业公司，涵盖电动车的核心零部件——电池、充电器、激光雷达、传感器等。小米还建设了一座高度自动化的工厂，据称每76秒就能下线一辆SU7车型。小米的成功还得益于中国早已具备的供应商体系、基础设施和技术能力。在中国，电力便宜，建设速度快，劳动力熟练掌握各种实体技术。在短短十年内，中国安装了全球近一半的工业机器人，建成了全球超过70%的高铁线路、全球一半以上的5G基站，以及一个发电能力超过美国两倍的电力系统。小米并不是特例。华为已从制造通信设备和手机，扩展到汽车零部件领域。电商巨头阿里巴巴如今也在为“通义”系列AI模型开发推理芯片。造车公司小鹏开始测试人形机器人。虽然并非所有项目都一定会成功，但这些项目培养的技术人才和构建的供应链，可以转移到下一个未来产业中。美国可以从中国公司在硬件制造方面的经验中获益。如果美国希望制造业回流，就需要考虑如何吸收那些希望进入美国市场、在美国本土发展的中国人才和企业。中国今年的流行词是“内卷”，意指激烈竞争下利润不断被压缩。随着大量公司在国内竞争，价格战席卷了外卖平台、电动车企业、太阳能面板制造商，甚至AI聊天机器人公司。今年夏天我们参加在上海举行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时，接触到的几乎每一家中国公司都想拓展海外市场，包括进入美国。但许多中国创始人看到的唯一道路，就是在国内市场持续拼搏。 9月，习近平也承认内卷是个问题。中国政府已敦促企业通过创新和提升品质来增强竞争力，而不是依赖削价竞争。中国这种竞争局面，很大程度上源自改革开放后形成的经济架构。在中国，省级和市级政府像风险投资人一样运作，试图通过优惠政策和税收补贴吸引企业家落地。最新的典型是杭州，这里出现了所谓的“六小龙”科技企业，包括机器人制造商宇树科技、类脑接口公司BrainCo，以及AI公司深度求索。广东、山东等地方政府也在效仿杭州，出台亲商政策，依托本地大学发展科技产业。竞争虽然有副作用，但也促使中国企业加快差异化发展，推动了科技行业多元化。在AI领域，中国不仅专注于扩展大语言模型（部分原因是受到美国出口管制限制，高端芯片供应不足），也在追求技术结构优化。比如，深度求索在提高AI模型架构效率方面领先，大幅降低了成本。很多创业公司专注于“具身智能”，即可以与现实世界互动的AI。也有公司专注于AI在特定行业的应用，比如养老服务、警务巡逻等。同时，一些研究机构正在探索神经网络以外的替代模型，比如只需少量数据就能进行推理的“认知架构”。这种竞争也促使企业和地方政府加速采用AI。据估算，中国至少有72个省市级政府已将深度求索的模型用于日常运营和公共服务。医院、电动车公司和家电品牌也争相集成最新AI模型。8月，中国国务院向各地发布了关于落实“人工智能+”国家战略的指导意见，推动AI融入各个行业。美国不需要像中国这样过度的国内竞争，但可以借鉴中国在AI以及更广泛技术领域的多元发展路径。将现有AI技术融入传统和新兴行业，能让更多人切实感受到科技带来的益处。美国还应鼓励更多意想不到的、富有创意且实用的AI应用，尤其是在科学、教育和医疗领域。中国南方沿海城市深圳，从一个沉寂的渔村蜕变为繁华的高科技都市，正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开放进程的缩影。今年2月，我们走访了深圳华强北，这里是全球最大的电子零售市场之一，拥有一片多层商场和露天市场，摊位上出售着各种电子零件。有句玩笑说，世界上所有丢失的手机，最终都会出现在华强北。不久前，“山寨”这个词还常常用来形容华强北，意指廉价、劣质、模仿的产品，比如运行安卓系统的山寨iPhone。但随着电子制造活动不断聚集，华强北涌现出成千上万家小型工厂、设计公司和电子卖家，他们迅速掌握了如何开发、制造和大规模交付新产品的能力。这个自下而上、开放多元的制造生态，最终孕育了中国的科技巨头，比如华为和大疆。与十几年前相比，如今华强北的很多摊位销售的是国产品牌产品，还有很多富有创意的发明，比如LED背包、跳舞机器人、可穿戴监控摄像头等。如今，随着中国企业不断推出创新产品，“山寨”这个词似乎已经过时。与此同时，开源理念在中国的AI行业依然蓬勃发展，并为中国带来了巨大益处。中国企业经常公开AI模型的权重参数和训练方法，也就是允许用户免费下载、修改和适配模型（权重是AI在处理输入时的数值参考，用来决定某些信息的重要性）。今年早些时候，深度求索发布模型时，令人震惊的不是接近了美国的水平，而是将权重参数向公众开放。在此之后，阿里巴巴、字节跳动、百度等大公司，以及Minimax、月之暗面、StepFun、Z.ai等创业公司，陆续发布了大量开源AI模型。未来，中国的AI技术可能在全球许多地区，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成为主流。这将吸引更多开发者加入中国生态系统，提升中国技术的竞争力，同时赋予中国制定全球技术标准的影响力。这种影响甚至可能超过中国在“一带一路”项目中投入的数千亿美元基础设施建设。中国政府也意识到了开源AI的潜力。在“人工智能+”政策文件中，有一节专门提到开源，鼓励开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工具”，并推动高校将开源成果纳入学分体系，对教师开源贡献给予奖励。我们预计，中国将在其他科技领域继续支持开源模式。民主化获取知识，传统上是美国大学和科研机构的重要角色。西方开源软件推动了编程语言、网页浏览器等方面的技术创新。美国科技企业应继续保持开放，积极与希望使用美国产品的国家合作，并在模型和研究上推动更多开源。 20世纪80到90年代，中国对外企敞开大门，吸引它们投资建厂，很多是通过合资企业方式进行。外方提供资金、技术和出口渠道，中方则负责厂房和员工。随着时间推移，这些企业——从通用汽车、强生这样的早期进入者，到后来者特斯拉——共同将中国变成全球制造业最强国家。经过多年向西方学习，中国已成为自冷战以来，美国所面对最强大的科技对手。1957年苏联发射“斯普特尼克”卫星后，美国在科学教育和研究方面加大投入，国会成立NASA，并扩大中小学科学经费，以维持竞争力。这个战略获得了成功。如今，中国的技术实力也应当成为美国的新激励。如果美国真想实现制造业回归，就必须在自身优势领域加倍努力，比如支持科研、制定有利于吸引全球人才的移民政策，以及减少监管障碍。但美国科技行业也必须正视自己的短板，特别是在硬件能力、AI行业多元化以及技术开源方面。中美之间的竞争将持续下去，也理应继续。但在某些领域，双方可以也应该加强合作。如果美国想振兴制造业，特别是在电池、汽车零部件和可再生能源领域，贸易协议中应允许中国企业向美方授权其知识产权。这将有助于中国公司培训美国工人、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进而推动先进制造业重返美国。宁德时代等中国企业已表达了在特朗普政府许可下愿意在美国建厂的意愿。美国甚至可以要求中企与本地公司成立合资企业。当然，美国不能忽视国家安全问题，但在降低对中国依赖与维持全球竞争力之间，必须找到平衡。如果美国因傲慢或敌意而拒绝正视中国的优势，最终可能会变得更加封闭和保守，陷入国产高价产品、电价昂贵、高等教育衰退的困境。到那时，我们也许将不再是世界首屈一指的超级大国。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昨天12:00

经济学人：从1.4万篇讲话、文章与声明中分析，习近平正处于最强硬、最自信的时刻

本文刊发于经济学人，加美财经编译，不代表支持文中观点或确认其中事实。这是特朗普重返总统职位以来最重要的一周外交活动。在特朗普刚刚完成对美国多个重要亚洲盟友的旋风式访问之后，10月30日他将与习近平会面。这将是六年来两人首次坐下来面对面交流。这六年间，习近平发生了变化。《经济学人》对他自2013年以来的14000多篇讲话、著作和其他文字记录进行新一轮分析，试图深入了解他的思维方式。如今，习近平显得更加自信、更少迟疑，是一位在谈判桌对面难以应对的强硬领导人。他的“喉舌”不是Truth Social（注，指特朗普拥有的社交媒体），而是中共的机关报《人民日报》。这份报纸详细记录他所有的言论和文章，并在网络数据库中发布。从2013年至今，相关内容累计超过2000万字（作为对比，中文圣经不到100万字）。分析人士仔细研读这些海量资料以寻找线索。《经济学人》则采用计算机方法（见相关图表），使用算法将习近平的话语拆分成独立词语，并分析在历年讲话中出现频率的变化。这项分析并未涵盖他在执政期间“抽空”写下的130本书。中国领导人传递出日益自信的语调。习近平强调，中国如今是“强国”（20

加美财经10-27 22:00

华尔街日报：近六分之一的中央委员缺席四中全会，习近平的清洗行动大大减少了中共高层人数

未公布何的政治局席位继任者。一些关注中国政治的分析人士认为，未来中央委员会成员和候补委员仍可能有更多被移除，已有部分官员因违纪接受调查、突然被免职或从公众视野中消失。其中包括中共外交系统高层刘建超，他近期被免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职务。据《华尔街日报》此前报道，刘建超7月底从海外出差返回北京后被带走问话，随后中共对他因涉嫌腐败和其他纪律问题展开调查。还有分析人士统计，至少有十几位军方将领和军工系统官员，近期缺席重大活动或突然被撤职。在本周晋升中央委员的候补委员中，有七人按排序本应优先晋升却被跳过，分析人士认为，这可能预示着他们面临政治风险。本次会议是中央委员会本届任期内的第四次全体会议，称为“四中全会”。本次会议的主要议程是审议关于中国“十五五”规划的建议，这一安排突破了先例。过往第四次全会通常聚焦党内治理。本次议题改变，是因为习近平将原定于2023年秋季召开的第三次全会推迟至今年夏季。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布鲁金斯学会分析人士乔纳森·兹因和艾莉·马蒂亚斯在会前撰文指出：“这些对政治议程的调整，进一步表明习近平正利用权力重构了中国政治的非正式规则。”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10-24 00:00

日经分析：大清洗之后，曾支持习近平控制权力的“福建帮”，已经从解放军中消失

72年，15岁的何卫东参军入伍。那时，中国政治斗争激烈，前途难测。事实上，毛泽东当时钦点的接班人、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就在前一年因政治斗争密谋出逃苏联，飞机在蒙古坠毁身亡。少年何卫东参军时，或许从未想过，自己会一步步升至与林彪同样的中央军委副主席职位，正好是在半个世纪之后。他恐怕也没想到，最终会像贺龙那样被清洗。何卫东、苗华和林向阳，是“福建帮”的核心人物。在被清洗前，林向阳曾任东部战区司令员，负责对台战略。何卫东在晋升中央军委副主席前，也曾担任这一职位，时间是在2022年。三人都出生于福建，这个省地处台湾海峡西岸。他们曾隶属于已被撤销的解放军陆军第31集团军，驻地在福建厦门。习近平对这个东南沿海省份十分熟悉，他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02年期间在福建工作，最初是厦门副市长。第31集团军隶属当时的南京军区。习近平提拔了多名这个部队的前军官，包括何卫东、苗华和林向阳，让他们担任要职。解放军机关报《解放军报》周六在头版刊发社论，强调必须坚决把军队的“反腐斗争”进行到底。社论写道：“何卫东、苗华、何宏军等人的腐败问题，是郭伯雄、徐才厚流毒的发酵和变异。” 郭伯雄和徐才厚曾是解放军中的重量级人物，由前最高领导人江泽民授予上将军衔，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职务，其任期横跨江泽民及胡锦涛时期。他们是习近平在掌舵党务之后发起的反腐行动中的重要“打虎”对象。这场反腐运动始于2012年11月习近平出任总书记之后。习近平启动反腐风暴后，誓言要“打老虎拍苍蝇”，即查处高级领导和基层干部。中国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是第一个落马的“大老虎”。周永康曾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掌控中国内部安全体系，包括情报机构、司法系统和公安。他也被广泛视为“石油帮”的主要人物。在清除周永康之后，习近平把打击目标转向军中“大老虎”郭伯雄和徐才厚。郭伯雄于2016年被判处无期徒刑，徐才厚则于2015年在羁押期间因癌症去世。郭伯雄和徐才厚被查处时，早已彻底退休。习近平清除他们，是为了划清与江泽民、胡锦涛两任前领导时期遗留问题的界限，宣示新时代的到来。但本月清洗九名高级军官，意义却截然不同。习近平被迫连自己亲手大张旗鼓提拔的亲信也要拿下。这一清洗暴露出，即便在习近平时代，彻底根除腐败依然极为困难。《解放军报》周六在社论中，用“发酵”“变异”“流毒”等词形容郭伯雄、徐才厚，似乎在暗示，这些腐败问题自江、胡时期延续至今。这不啻于一种“甩锅”。这篇社论等于间接承认，在加强纪律和推进军队改革方面，习近平时代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难怪中国领导层不愿高调公布这九名高级军官的开除消息。消息仅由国防部发布，而没有通过通常用于发布重大公告的官方媒体。事实上，尽管事件重大，但国营的中央电视台当天晚间新闻并未报道这些清洗内容。尤其是何卫东被查，本应成为重大新闻头条。作为现任政治局成员，他是自2017年重庆主要官员孙政才被突然免职以来，首位被清洗的在任政治局成员。毫无疑问，这轮军方清洗，是习近平当局过去用人失误的直接结果。 2022年10月中共二十大后，中央军委原有七名成员，如今只剩四人：主席习近平和包括副主席张又侠在内的三名军方高层。前国防部长、中央军委委员李尚福已于2023年被清除。如今的问题是，在这次四中全会及之后的时间里，空缺的军委席位将如何补上。注：中共中央军委普通委员张升民已经晋升为副主席。这些人事变动将对军队内部现有的权力平衡带来重要影响。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10-24 00:00

经济学人：特朗普在效仿中国时只学到了专制，却没学到真正有用的东西

本文刊发在经济学人，作者王丹（Dan Wang）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员，也是《突破：中国创造未来的探索》一书的作者。为海外华人提供有价值的信息与分析，更多内容和全文可在蓝天、电报、x查找causmoney，或直接谷歌搜索 Donald J. Trump, Public domain, via Wikimedia Commons 特朗普几乎从不放过赞美习近平的机会。多年来，特朗普不断吹捧中国领导人，称他“聪明”“完美”“强悍”，还说“好莱坞没人像他一样”。进入第二个任期后，特朗普更进一步，直接照搬习近平治下中国的一些做法。今年4月，特朗普宣布加征关税时，特意选择了“解放日”这个名称。对我这个在中国工作多年的人来说，这听起来更像是北京的说法，而不是一个资本主义超级大国的用语。美国人习惯谈论自由与权利，而共产党则称其击败国民党的胜利为“解放战争”，由人民解放军实现。在经济领域，特朗普也把英特尔这样的企业巨头变成了具有“美国特色”的国有企业。他要求获得美国钢铁公司的“金股”，这个名称在西方有一定历史，但如今更为人熟知的背景是，中国某些企业向国家提供“金股”来确保控制权。今年

加美财经10-23 10:00

纽约时报：正在召开的中共四中全会上，有一个重要问题无人敢提及

晚才会做出实质安排。布鲁金斯学会研究中国政治的乔纳森·曾说：“即便他本人暂时没将此视为紧迫议题，随着时间推移，他周围的人也势必会越来越关注这个问题。哪怕他们自己不急于争位，也会开始为自己属意的人谋划。” 习近平深知接班之争可能带来的冲击。他的父亲是中共高官，曾被毛泽东整肃。1989年民主抗议爆发时，习近平身为地方官员，亲眼见证中共高层分裂如何导致局势动荡。最终，邓小平罢免时任总书记赵紫阳，扶持江泽民为新的接班人。中国战略咨询公司总裁、前美国情报官员克里斯托弗·约翰逊表示：“习近平长期研究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更替和苏共历史，深知接班问题是他必须认真思考的大事。” 目前，习近平似乎坚信，中国崛起取决于他继续掌舵。他无视前任胡锦涛确立的有序退休先例，在2018年废除了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使自己得以无限期连任党、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导人。但他每多掌权一年，要找到一个既年轻得足以长期执政、又有资历能在他阴影下赢得权威的接班人，就变得更加困难。他已经在中共最高权力机构政治局常委会安插进多名长期亲信。这些人普遍已年过六旬，专家认为，他们很可能因年龄太大，不再是数年后可行的接班人。2007年习近平晋升常委时年仅54岁，当时已被视为其未来接班的明确信号。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研究中国高层政治的学者史宗瀚认为，即便是在2027年中共下次党代会上有望进入核心领导层的官员，年龄也可能偏大，难以成为习近平的接班人。鉴于习近平极可能再执政一个任期甚至更久，他的继任者很可能会是一位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官员，目前可能在地方政府或中央机构任职。台湾政治大学研究中共的学者王信贤表示，中共确实正在提拔一些符合这一特征的年轻干部。不过，习近平似乎也对那些未经磨炼、未担重责的官员心存顾虑。他曾警告说，官员看似细微的缺点，在危机时刻可能演变为严重威胁。用他的话说就是：“大坝上的小裂缝，可能导致整个崩塌。” 王信贤表示：“习近平对他人极度不信任，尤其是那些与他只有间接关系的官员。随着他年纪增长，与可能接班人那一代的联系变得更少，这种不信任将变得更关键。” 专家认为，未来几年，中共高层可能会变得更具流动性，习近平会反复考察、淘汰潜在的接班人选。在幕后，他身边的官员可能会展开更激烈的权力博弈，争夺影响力和政治生存空间。史宗瀚指出：“这将导致接班过程更加碎片化，因为他不可能只定一个人做接班人。必须要有一个候选集体，而这也意味着他们之间会爆发低层级的权力斗争。”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10-21 00:00

中共召开四中全会，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动向？

日经亚洲报道，本周中国领导人正召开会议，为未来五年制定发展愿景。 Dong Fang, Public domain, via Wikimedia Commons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即四中全会，从周一持续至周四。决策者面临诸多挑战，从与美国日益激烈的贸易战，到国内持续的通缩压力。会议召开之际，距离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前往韩国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论坛不到两周。届时，他可能与特朗普会面。以下是关于此次会议需要了解的几个要点。什么是四中全会？为什么重要？中央委员会是最高决策机构，约有200名委员和170名候补委员，由身为总书记的习近平领导。每届任期内通常召开七次全会。上一次三中全会于2024年7月举行，提出了一项到202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80周年）完成的全面改革蓝图，内容涵盖破除市场竞争障碍、化解债务风险、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以及应对人口下降等问题。外界普遍预计，四中全会将致力于制定2026年至2030年新一轮五年规划的框架。规划的完整版本将在后续起草，并有望于明年全国人大会议上获批。新的五年规划，将进一步揭示习近平对中国全球地位的判断及其战略发展目标。对新一轮五

加美财经10-20 12:00

经济学人：习近平亲自参与中国新的五年规划，而内外专家们正努力提供刺激增长的建议

本文刊发在经济学人网站。加美财经编译，不代表支持文中观点或确认其中事实。 China News Service, CC BY 3.0 , via Wikimedia Commons 正如往常一样，北京京西宾馆将再次成为权力与谋划的焦点。 10月20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约370名高层官员将在北京聚集，规划到2030年的国家经济走向。最终将于明年3月公布的五年规划，是自1949年中共执政以来的第十五个。规模庞大、体系复杂，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相匹配，规划内容将涵盖从先进制造业到绿色发展等方方面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亲自参与制定过程。这次会议的召开，背景颇为复杂。 2025年上半年，中国GDP同比增长5.3%，主要受制造业投资和出口韧性的支撑。但消费依然疲弱。许多中国人倾向于储蓄，在就业形势不稳和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的情况下，他们变得更加谨慎。国内需求不足导致通缩，8月消费者价格较上年同期下降0.4%。需求疲软也加剧了贸易紧张。中国制造了全球约30%的制成品，却只占全球消费的18%。保护主义

加美财经10-14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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