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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达亚洲：经济数据表现疲软英镑小幅收跌

据有，欧元区7月季调后贸易帐、美国9月纽约联储制造业指数和加拿大7月制造业销售月率。另外，摩根大通银行目前预计，欧洲央行将于今年12月下调利率，而此前的预测的是10月份。9月11日的政策会议上，欧洲央行维持利率不变，并对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保持乐观态度。对此，摩根大通策略师在周四当天发布的报告中表示，“我们清楚地意识到欧洲央行可能已结束降息操作，但同时也必须承认，通胀前景仍暗示着宽松政策的倾向。”摩根大通的最新观点意味着这家经纪公司也加入了巴克莱等银行的行列。巴克莱此前预测，欧洲央行将在12月下调25个基点。而高盛、法国巴黎银行等在内的其他主要经纪公司则认为，欧洲央行今年都将始终维持利率不变。英国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英国7月国内生产总值（GDP）环比增长为零，符合市场预期，但较6月0.4%的增幅明显放缓。同比增速维持在1.4%，与6月持平，略低于市场预期的1.5%。分析人士指出，服务业温和扩张与建筑业稳健增长未能抵消工业生产疲软带来的负面影响。从产业构成看，服务业微幅增长0.1%，其中交通运输与仓储业增长1.4%、医疗卫生与社会工作增长0.4%，构成主要支撑；但信息通信业下降0.7%，对整体形成拖累。建筑业持续展现韧性，7月产出环比增长0.2%，同比增速则加速至2.4%，高于市场预期的1.9%。值得关注的是，这是该行业连续第12个月实现增长，且增速创今年4月以来最快。细分数据显示，新建工程增长4.1%，维修保养活动回升至0.3%；九大细分行业中四个实现扩张，私人住房维修保养和基础设施新建工程贡献最大。

邦达亚洲09-15 10:18

Tether推出合规稳定币USAT正式进军美国市场业内人士称此举具有象征意义

SDT在海外市场的影响力。” 周五，在纽约市举办的一场活动中，Tether首席执行官Paolo Ardoino主持推出了市场期待已久的USAT。这款新代币定位为“符合美国合规要求的稳定币”，其设计初衷是让Tether——这家全球规模最大的美元锚定加密货币（USDT）发行方——能够合法进入美国市场。安克雷奇数字银行（Anchorage Digital Bank）将负责发行USAT，而坎托·菲茨杰拉德公司（Cantor Fitzgerald）将持有支撑这款新稳定币所需的资产。USAT有望在今年年底前正式上线。这一举措表明，在经历多年监管审查后，Tether希望与美国监管机构保持一致。该公司已任命前白宫官员博·海因斯（Bo Hines）担任其美国分公司首席执行官，这一决定也可被视为Tether进一步向对加密货币友好的特朗普政府靠拢。此外，坎托·菲茨杰拉德公司直到最近仍由特朗普政府的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领导。 Butler强调，Tether通过“安克雷奇数字银行”发行新代币，并委托坎托·菲茨杰拉德公司监管USAT的储备资产，这一做法“彰显了其‘合规优先’的立场”——此举符合近期通过的《GENIUS法案》（该法案为稳定币制定了联邦层面的监管准则）。他还表示，将USAT标注为“非收益型代币”（non-yielding token），有助于确保该加密货币符合美国法律要求。稳定币公司Stable首席执行官Matthew Tabbiner指出：“Tether的规模和体量足以影响美国加密货币监管规则与基础设施的发展方向。此次推出标志着稳定币向‘日常通用货币’转变的系统性趋势，具有象征意义。” Tether进军美国市场的计划已筹备数月。今年早些时候，特朗普总统就职后释放出政府“接纳加密货币”的信号，不久后阿尔多伊诺首次在访美期间提及可能推出美国合规稳定币——这也是他担任Tether首席执行官以来首次访美。访美期间，阿尔多伊诺还开展了一系列媒体采访活动，旨在向机构投资者和立法者传递Tether“合规运营”的意愿。从某种程度上说，USAT的推出是阿尔多伊诺为在利润丰厚的美国市场站稳脚跟所迈出的关键一步。加密货币行业协会“数字商会”（The Digital Chamber）副总裁Merris Badcock表示：“对Tether而言，这是一个重大时刻——它历经多年虚假信息攻击，才走到今天这一步。Tether此次采取的战略举措，将增强其在美国市场的公信力与发展势头。” 多年来，Tether一直试图摆脱外界对其“复杂过往”的负面印象——长期以来，批评者既指责有不良行为者利用USDT从事不当活动，也对Tether的储备资产透明度提出质疑。该公司曾长期面临监管机构和执法部门的审查，包括美国司法部对其代币是否被用于协助非法交易的调查。尽管如此，USDT仍成长为全球交易量最大的稳定币。

金融界09-15 08:10

再一次，川普无法无天

弗伦奇原文2025年9月7日发表于《纽约时报》。作者大卫·弗伦奇(David French)是美国著名保守派评论员、作家、律师和宪法专家，长期关注宗教自由、言论自由和美式保守主义的演变。2007年伊拉克战争期间，弗伦奇曾被派往伊拉克，在迪亚拉省担任中队军法官。原文链接： https://www.nytimes.com/2025/09/07/opinion/trump-venezuela-airstrike-laws.html 让川普决定什么是战争似乎并不明智本文为非营利调查新闻编辑室“Information Justice（信息正义）”编译作品。已开通快捷转载，欢迎转载、分享、转发。文：大卫·弗兰奇译：溪边愚人编：新约客川普总统又一次这样做了。他鲁莽地应对一个严肃且严峻的问题，完全不顾后果，甚至，如这一次，漠视人命。周二（9月2日），我看到川普得意洋洋地播放一段模糊不清的视频，视频显示美国军队袭击了一艘据称满载毒品、正前往美国的“毒贩恐怖分子”船只。通常情况下，当海岸警卫队或其他军事部门或执法部门发现一艘疑似载有毒品的船只时，我们会设法拦截船只，对其进行搜查，没收任何毒品，并逮捕和审问船员。如果这些走私毒品的嫌疑人开火，美军可以做出反应，但不能仅凭贩毒嫌疑就简单地处决某人。我们不会从空中杀死那些犯罪嫌疑人。将战争与谋杀区分开来的是法律，而战争法包含两个核心要素。它们分别用拉丁术语表示：jus ad bellum（战争正当性）和 jus in bello（战争行为准则）。战争正当性是指发动战争的合法性。换句话说，什么时候打仗是合法的？战争行为准则指的是战争中的行为。如果作战合法，那么我必须如何作战？要使军事行动合法，就必须同时满足这两个原则的要求。即，军事行动必须有合法的依据，而且行动本身也必须合法。例如，即使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总统只对乌克兰的军事目标实施空袭，即使俄军在战场上恪守纪律，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仍然是非法的。原因何在？因为俄军最初的入侵行为没有任何正当理由。国际法禁止侵略战争和领土扩张，因此，无论俄军在战争中表现如何，其战争本身就是犯罪。相反，在讨论以色列在加沙的战争时，战争的正当性却得到了满足：哈马斯在 2023 年 10 月 7 日发动的袭击赋予了以色列以军事力量回击的合法权利，甚至可以将哈马斯赶下台。争议主要集中在战争行为的合法性，即以色列在战争中的行为。哈马斯的袭击并没有给以色列以随心所欲作战的自由。在美国，我们有两道防止不公正和非法战争的防火墙。首先，《宪法》赋予国会宣战的专属权力。总统作为总司令，确实有权在宣战前对武装袭击等直接军事威胁做出反应，但在国会未采取行动的情况下，他不应该发起新的敌对行动。犯罪不是战争行为——即使是向美国贩运毒品这样的恶性犯罪也不是。它不能与珍珠港事件、9-11事件或任何其他针对美国公民或军队、盟国公民或军队的袭击相提并论。将 Tren de Aragua 与基地组织(Al Qaeda)甚至日本帝国相提并论，充分暴露了美国政府论点的荒谬之处。其次，国际武装冲突法也适用于美国军队。《统一军事法典》第18条的宽泛措辞——该法是规范美国武装部队的刑事法律——将国际法的要求纳入美国军事法，这意味着总统无权命令违反国际武装冲突法的行为。那么，川普从哪里找到对贩毒团伙嫌疑人使用致命武力的法律授权呢？我们听到的最接近实际法律论据的说法是，川普一再声称可以下令打击 Tren de Aragua，因为它被指定为恐怖组织。美国国防部长皮特·黑格塞斯(Pete Hegseth)在袭击发生后表示，美军可以打击任何“在该水域贩毒，且我们知道是指定毒品恐怖分子”的人。他补充说：“我们清楚地知道谁在那艘船上，我们清楚地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我们清楚地知道他们代表的是谁，那就是 Tren de Aragua”。虽然我对他的确定性表示怀疑（我有丰富的空袭经验，知道我们的情报很少那么精确），但即使他是正确的，那么这些知识也只是赋予了美军拦截和搜查船只以寻找犯罪证据的正当理由，而不是从空中处决船员（或任何乘客）的理由。美国国务卿马尔科·鲁比奥(Marco Rubio)则表示，美国将“炸死”犯罪团伙成员，并在9月4日将另外两个厄瓜多尔黑帮 Los Lobos 和 Los Choneros 列为恐怖组织. 诚然，美国政府有权指定外国实体为恐怖组织。政府也的确已经利用其权力将许多贩毒团伙列为恐怖组织，但允许政府作出这一认定的相关法规并不包括军事力量授权。该法规所包括的是禁止美国人向被指定的组织提供“物质支持或资源”，并禁止该组织的成员入境美国。它还可以要求金融机构阻止涉及恐怖分子财产和资产的交易。我们所看见的是未经正当程序、无需立即自卫（船只上并未向美军开火）、没有任何国会授权、没有任何国际法依据的针对嫌疑人的军事打击。川普的行动后果不堪设想。如果你正与恐怖组织处于战争状态，那么军队有权在任何地方射杀该组织的成员。我在伊拉克服役时，如果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一个人或一群人是恐怖分子，我们不必逮捕他们。我们可以杀死他们。作为一名军队法务官，我曾帮助我的指挥官做出生死攸关的决定，包括是否根据不完全信息和无人机拍摄的画面使用致命武力。我亲身体会到，这个过程并不精确，可能充满错误，只有在极端情况下才有其合理性。在伊拉克，我们参与的是国会授权的反叛乱行动，打击的是地球上最危险的恐怖分子。这些条件并不适用于川普在加勒比海的活动。根据川普政府的推理，总统使用致命武力的权力并不局限于国际水域的快艇。毕竟，战争就是战争，敌人出现在哪里，战争就在哪里。这意味着在美国街头巡逻的国民警卫队成员可以被授予使用致命武力的广泛权力，通过乱枪射击规避正当程序。长期以来，川普一直幻想着滥用军事力量。他的前国防部长马克·埃斯帕(Mark Esper)说，川普曾在 2020年的第一个任期内询问过对抗议者使用军事力量的问题。“你就不能向他们开枪，向他们的腿或其他部位开枪吗？”埃斯帕称川普这样问。据报道，川普也曾问及对移民腿部射击的问题，他还向南部边境部署了数千名士兵。不仅仅是总统，共和党州长们将跨越南部边境的移民潮称为“入侵”，并试图动用自己的战争权力来应对非法移民。战争法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体面的社会高度重视人的生命，也因为世界一再经历全面战争的可怕后果。正当程序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几千年来专横权力的经验告诉我们，不能相信统治者会单方面伸张正义。与所有严重犯罪一样，贩毒会造成巨大损失。吸毒过量给美国社区和家庭带来了惊人的损失。但说贩毒是后果严重的重罪，与说贩毒是战争行为是两码事。将犯罪与战争混为一谈，显然有可能给无辜者和有罪者都带来暴力和不公正，但还有其他风险。军事打击引发军事升级的可能性。在对疑似运毒船只实施打击后，委内瑞拉战斗机从一艘美国驱逐舰的上空飞过，如今，美国正在加勒比海部署更多的军事装备，包括我们最先进的战斗机 F-35 战斗机。不公正和事态升级并不是川普愚蠢和无法无天的唯一后果。也许最危险的后果是转移视线。俄罗斯和中国正走得越来越近，中国上周举行了阅兵式，展示了一系列非同寻常的新型先进武器。川普正在转移军队的主要任务：遏制与敌对势力的战争，这些敌对势力比任何南美贩毒团伙都要危险得多。没有人应该再幻想国会或最高法院会阻止总统。共和党国会对川普的要求言听计从，而最高法院一直不愿干涉总统在海外使用武力的权力，尤其是自越战以来。让川普为其无法无天的行为负责，就靠美国人民了。每一个在川普新闻发布会上挥舞拳头的人都应该停下来认真思考，是否应该让他——或者任何一位总统——扩大战争的定义，直到正当程序在导弹袭击的火焰和硝烟掩盖下消亡。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9-15 00:00

纽约时报观点：巴西成功的地方，美国失败了，代价惨重

本文刊发在纽约时报观点版，作者菲利普·坎潘特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史蒂文·列维茨基是哈佛大学的政府学教授。 Alan Santos/PR, CC BY 2.0 , via Wikimedia CommonsFoto: Alan Santos/PR 周四，巴西最高法院做出了美国参议院和法院悲剧性地未能做到的事情：将一位破坏民主的前总统绳之以法。在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裁决中，最高法院以4比1裁定前总统博索纳罗密谋破坏民主，并在2022年选举失败后试图发动政变，以此判处他27年监禁。如果上诉失败（目前看来几乎没有胜算），博索纳罗将成为巴西历史上首位因发动政变而服刑的领导人。这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在美国，同样试图推翻选举结果的特朗普不仅没有入狱，反而重返白宫。也许正是意识到这种对比的冲击力，特朗普称博索纳罗的起诉是“猎巫行动”，并表示他被定罪是“一件可怕的事情，非常可怕”。于是他不仅想干预巴西维护民主的努力，还对巴西进行了惩罚。在判决结果尚未出炉前，特朗普政府便以这一案件为由，对大部分巴西出口商品征收高达50%的关税，并制裁多名政府官员和最高法院法官。负责审理此案的大法官亚历山大·德莫赖斯，遭到根据《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实施的特别严厉制裁。这是史无前例的举措。此前，这些制裁通常只针对严重侵犯人权的人，比如涉嫌参与2018年谋杀《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卡舒吉的阿卜杜勒阿齐兹·哈瓦西，以及主导中国政府迫害维吾尔族的陈全国。而现在，美国政府却对一个民主国家的最高法院法官实施同等级别的制裁。博索纳罗的判决公布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重申了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及其类比，声称美国将“对此次猎巫行动作出相应回应”。简而言之，特朗普政府正试图利用关税和制裁来胁迫巴西人放弃自己的法律体系——以及他们的民主。实际上，美国政府是在惩罚巴西人做了美国人本该做却未能做到的事：让试图推翻选举结果的前总统承担责任。当代民主国家正面临越来越多来自民粹政客和运动的威胁，这些势力通过选举上台后，随即开始破坏宪政秩序。诸如委内瑞拉的查韦斯、土耳其的埃尔多安、匈牙利的欧尔班、萨尔瓦多的布克尔和突尼斯的赛义德等当选领导人，他们操纵国家机构，打压反对派，以巩固自身权力。上世纪20至30年代，西方民主国家也曾遭遇类似的内部威胁。那段历史教训表明，这类非自由主义势力在选举中往往不会遵守规则。他们比自由派更愿意利用煽动性言论、虚假信息甚至暴力手段来获取和维持权力。正如欧洲自由派在那个年代所领悟的那样，在威胁面前无所作为，将付出高昂代价。民主不会自我防御，必须有人去捍卫。即便是设计最严密的宪政机制，如果没有领导人挺身而出加以执行，也不过是一纸空文。过去十年间，美国和巴西都曾面临非自由主义势力的挑战。两国的相似之处令人震惊：都选出了具有威权倾向的总统，而这些总统在败选后，便将矛头指向民主制度本身。特朗普在拒绝接受2020年大选失败并试图推翻选举结果时，违背了民主制度的基本原则。这场行动最终在2021年1月6日爆发为国会骚乱。极右翼政治人物博索纳罗在2018年当选总统，他努力模仿了特朗普的策略。随着2022年大选临近、民调落后，博索纳罗开始质疑选举制度的公正性。他多次抨击选举管理机构，攻击并试图废除巴西的电子投票系统。他宣称，自己唯一可能输掉的方式就是选举被操纵，暗示反对派胜选将是不合法的。在以微弱差距输给卢拉后，博索纳罗果不其然地拒绝认输。2023年1月8日，他的数千名支持者冲击了国会、最高法院和总统府。不过虽然这一暴力事件与1月6日有明显相似之处，博索纳罗对民主的攻击比特朗普走得更远。作为前陆军上尉，博索纳罗利用巴西军队在政治中的历史角色，与军方部分势力建立了同盟。他在政党和国会缺乏强大基础，于是转而依靠军方支持。巴西联邦警察掌握的大量证据显示，博索纳罗和部分军事盟友密谋推翻选举结果，阻止卢拉就职。阴谋似乎甚至包括暗杀卢拉、当选副总统阿尔克明和大法官莫赖斯的计划。幸运的是，军方高层在拜登政府施压下，拒绝参与政变行动。因此，在美国和巴西，时任总统都在败选后攻击民主制度，企图继续掌权。两场夺权尝试都在初期失败。但历史的轨迹从此开始分化。美国在面对攻击民主制度的领导人时，几乎毫无作为。广受推崇的宪政制衡机制，未能让特朗普为推翻2020年选举结果承担责任。众议院在2021年1月投票弹劾特朗普，但参议院却未将其定罪，也未阻止他再次参选。司法部在追究特朗普策动1月6日骚乱的责任上行动迟缓，直到近两年后才任命特别检察官。特朗普于2023年8月被起诉，但最高法院却毫无紧迫感，允许案件延期审理。 2024年7月，最高法院裁定总统享有广泛豁免权，导致政府对特朗普的起诉陷入僵局。共和党仍提名他参加2024年总统选举。选举获胜后，针对特朗普的联邦案件被撤销。这些制度性失败代价高昂。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公然展现出威权本色，动用政府机构惩罚批评者、威胁政敌，并打压私营企业、媒体、律所、大学和民间组织。他的政府经常规避法律，有时甚至公然违宪。不到九个月，美国可能已越过“竞争性威权主义”的界线。注：“竞争性威权主义”（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是政治学中一个专有术语，用来描述一种既不是完全民主、也不是完全独裁的混合政体。这个概念由政治学者史蒂文·莱维茨基（Steven Levitsky）和卢坎·韦（Lucan Way）提出。“竞争性威权主义”政体中，形式上存在民主制度（如选举、多党制、新闻自由、法治等），但这些制度在实际运行中被当权者系统性地操控和破坏，使反对派难以真正竞争、政权难以被更替。这是一种“披着民主外衣的威权统治”。而巴西走上了另一条道路。由于曾经历军事独裁，巴西的公共官员从博索纳罗上任伊始就意识到民主面临威胁。许多法官和国会领袖认为必须积极捍卫国家的民主制度。正如大法官莫赖斯所说：“我们意识到自己要么成为丘吉尔，要么成为张伯伦。我不想当张伯伦。” 作为抗衡博索纳罗威权主义的防线，巴西的法官们坚决回击。当有证据表明博索纳罗在2018年选举中广泛传播虚假信息后，法院启动了被称为“假新闻调查”的行动，积极打击法官认定的危害民主的虚假信息。莫赖斯在2022年出任由最高法院领导的高级选举法院院长后，主导了这项调查。他领导下的法院曾暂停一些活跃分子的社交媒体账户，这些人被认定参与反民主活动；还曾下令删除部分被视为威胁民主的网络内容，搜查涉嫌支持政变的亲博索纳罗商人的住宅，甚至逮捕了一位公开呼吁独裁和解散法院的国会议员（他在九个月后获释）。这些措施在巴西引发争议，显然也与美国强调自由主义的传统有所冲突，但与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对反民主言论的管理方式大致一致。在选举日，高级选举法院采取一系列措施确保投票公正，包括下令拆除亲博索纳罗警察设立的非法检查站，并在计票结束后立即公布结果，以防博索纳罗有时间质疑。更关键的是，与美国截然不同，许多亲博索纳罗的主要政界人物，包括高级立法领袖和右翼州长，迅速承认卢拉获胜。 2023年1月8日事件发生后，巴西法院果断行动，追究博索纳罗的责任，防止他重返政坛。2023年6月，高级选举法院裁定博索纳罗八年内不得参选，封锁了他在2026年竞选总统的可能。 2025年2月，博索纳罗被以密谋政变罪起诉，随后开启的审判在本周四宣判。虽然博索纳罗的支持者走上街头抗议，但多数保守派政客基本接受了这一司法进程。尽管有部分保守派批评法院“越权”，也有人提出弹劾最高法院法官或赦免博索纳罗及1月8日骚乱参与者的建议，但由保守派主导的国会始终没有付诸行动。实际上，多数右翼政客似乎乐见博索纳罗在2026年被排除在外，这样他们就能团结在一位更传统的代表人物（很可能是一位右翼州长）身后。这类人物虽然保守，但很可能会遵守民主规则。与美国不同的是，巴西的制度性力量积极且到目前为止成效显著，成功追究了前总统试图推翻选举结果的责任。也正是由于这种制度的有效性，巴西成了特朗普政府的攻击目标。在巴西无计可施后，博索纳罗向特朗普寻求帮助。他的儿子爱德华多数月来一直在白宫游说，希望美国介入。特朗普声称博索纳罗的案子“看起来非常像他们对我做的事情”，于是被说服了。特朗普政府试图胁迫巴西当局让博索纳罗逃脱法律制裁，这意味着美国背弃了近40年来对拉美地区的外交政策。冷战结束后，美国政府在支持拉美民主方面立场相对一致。拜登政府阻止博索纳罗发动政变的努力，正是这一政策的体现。而如今，美国却仿佛重回冷战时期最反民主的干预方式，试图破坏拉美最重要的民主国家之一。尽管巴西民主制度存在缺陷，如今却比美国的民主更加健康。因为深知本国威权历史，巴西的司法和政治机构并未把民主当作理所当然。而美国的同行，却未能守住底线。与其破坏巴西捍卫民主的努力，美国更应该从中吸取教训。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9-14 00:00

曼达尼誓言若当选纽约市长，将下令警方逮捕进入纽约的内塔尼亚胡和普京，称纽约会“捍卫国际法”

据纽约时报报道，纽约市长民主党候选人佐赫兰·曼达尼表示，如果当选，他将下令纽约警察局逮捕以色列总理，只要他踏入纽约。他还透露了自己履行这一竞选承诺的具体计划。 Bingjiefu He, CC BY-SA 4.0 , via Wikimedia Commons 曼达尼周四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是战争罪犯，正在加沙实施种族灭绝。如果这位以色列领导人来到纽约，曼达尼称将执行国际刑事法院对内塔尼亚胡发出的逮捕令，在机场将其逮捕。法律专家指出，逮捕内塔尼亚胡在现实中几乎不可能实现，一些人还表示这可能违反联邦法律。尽管如此，曼达尼的承诺仍可能在全球犹太人第二大聚居地纽约引发强烈反响。尽管如今多数纽约人倾向于在以色列与哈马斯的战争中支持巴勒斯坦，但曼达尼的表态，仍可能使他在试图安抚部分犹太社区领袖的努力时面临挑战。这些领袖曾对他拒绝谴责“全球化起义”这一表述表示担忧。尽管曼达尼后来表示不鼓励使用这个说法，但他仍坚持认为以色列领导人是战争罪犯。曼达尼此前在市长竞选中就曾表示要逮捕内塔尼亚胡。在周四的采访中，他并未收回这一立场，还进一步明确指出，只要内塔尼亚胡抵达纽约，他就会下令警方将其逮捕。 “这是我决心要完成的事情，”曼达尼说。曼达尼是纽约州众议员，目前在11月市长选举的民调中领先。他表示，州和地方的民主党人需要展现出在联邦政府缺位时采取行动的意愿。他还引用了纽森在2004年担任旧金山市长时的做法，当时纽森无视联邦法律，为同性伴侣发放结婚证。 “在这个时刻，我们不能指望联邦政府领导，”曼达尼说，“这是城市和州必须展现我们价值观和立场的时候。” 美国并非国际刑事法院成员国，也不承认该法院的权威。特朗普今年2月曾对法院发出制裁，理由是法院对内塔尼亚胡发出了逮捕令，并称其“对美国或以色列无管辖权”。内塔尼亚胡办公室没有回应置评请求。他在7月曾表示不担心曼达尼的威胁。以色列驻纽约总领事馆发言人也拒绝置评。曼达尼还表示，他同样会逮捕俄罗斯总统普京，后者在2023年也被国际刑事法院发出逮捕令。 “我希望这座城市能够捍卫国际法，”曼达尼表示。专家指出，若以执行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为由，让纽约警察局逮捕内塔尼亚胡或普京，几乎可以肯定会与联邦政府发生冲突。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马修·C·沃克斯曼表示，美国从未在本土执行过类似逮捕。 “这根本没有任何争议余地，”沃克斯曼说，“在我看来，这更像是一场政治表演，而非真正的执法政策。” 曼达尼一直是以色列的尖锐批评者，在加沙战争爆发后，他的批评愈发激烈。据当地卫生部门数据，加沙已有超过6.4万名巴勒斯坦人丧生，多数是女性和未成年人。内塔尼亚胡则表示，战争必须持续到哈马斯解除武装并释放2023年袭击以色列时劫持的人质。这场袭击据以色列官方称共造成约1200人死亡。随着战争持续，内塔尼亚胡在民主党中的支持急剧下滑。美国国会一些最有影响力的犹太裔议员表示，他处理战争的方式损害了以色列及其在国际上的声誉。《纽约时报》和锡耶纳大学最近一项联合调查显示，纽约人普遍支持曼达尼在以色列和加沙战争问题上的立场。在民调针对犹太裔可能选民的小样本中，曼达尼也以约30%的支持率小幅领先现任市长亚当斯和前州长安德鲁·科莫。科莫是曼达尼在市长竞选中的主要对手，他强烈支持以色列，并在国际刑事法院对内塔尼亚胡发出逮捕令后，于去年11月主动提出加入内塔尼亚胡的辩护团队。国际法院逮捕令指控内塔尼亚胡在加沙地带犯下战争罪和反人类罪。法院在一份新闻稿中表示，有合理理由相信，内塔尼亚胡及另一名以色列高官“有意、知情地剥夺了加沙平民赖以生存的食物、水和药品”。国际刑事法院并无自己的警察力量，需依赖成员国的执法部门执行逮捕。签署并批准设立该法院条约的国家，有义务执行法院的逮捕令。但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的总统，都反对国际法院在美国领土上行使权力。沃克斯曼指出，他们明确表示，如果美国成为成员国，可能会使国际检察官得以追究美国或以色列领导人责任。 2002年通过的联邦法律《美国军人保护法》明确禁止州和地方机构与国际刑事法院合作。但修正案允许美国协助将被指控犯有种族灭绝、战争罪或反人类罪的外国人绳之以法。现任总统拜登政府的全球刑事司法问题特使贝丝·范·沙克表示，根据修正案，在理论上确实存在逮捕的可能。她指出，曾有两名被国际刑事法院通缉的人在进入美方羁押后被捕，但这些案件都未发生在美国境内。不过她也指出，纽约警察是否有权执行这样的逮捕仍不明确。另一位专家、曾在奥巴马和特朗普政府期间担任该职位的托德·布赫瓦尔德表示，修正案并不允许州或地方官员执行逮捕。若警方要在纽约逮捕内塔尼亚胡，几位专家表示，必须依据违反州或市法律提出指控，但目前尚不清楚可能依据的罪名为何。布赫瓦尔德还补充，即便以色列领导人被控犯罪，他仍享有国家元首豁免权，根据多项国际法律，他将受到保护。警方是否会听从曼达尼的命令也不得而知。纽约警察局1997年至2002年期间的法律事务副专员乔治·格拉索表示，这种想法“离奇”。他说，自己当时的职责之一，就是在市长朱利安尼提出违法要求时，当面拒绝。 “我会直视市长的眼睛说，我们不能这么做，”他回忆道。曼达尼在呼吁逮捕内塔尼亚胡时指出，内塔尼亚胡曾在纽约做出军事决策，导致中东地区平民丧生。今年夏天，在白宫与特朗普会面时，内塔尼亚胡表示，他并不担心曼达尼的言论，还称这种说法“在很多方面都很可笑”。 “我会和特朗普一起来纽约，我们拭目以待，”内塔尼亚胡说。特朗普则回应道：“他最好规矩点。不然的话，会有大麻烦。”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9-14 00:00

特朗普政府热衷于在城市中派驻国民警卫队，带来了新的后果：冲击劳动力市场

还表示计划将这些部署扩展到包括芝加哥、纽约、巴尔的摩和新奥尔良在内的至少7座城市，并呼吁组建一支能够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动员的新型军事力量。这一部署升级发生在劳动力市场脆弱时期。近几个月职位空缺减少，裁员增加，企业招聘缓慢。8月份新增就业岗位仅2.2万个，远低于经济学家的预期，失业率也上升至4.3%。目前，与军事有关的缺勤在整体职场干扰中所占比例仍然很小。例如在8月，因劳资纠纷而缺勤的人数是军事相关缺勤人数的两倍多，因恶劣天气缺勤的人数更是前者的七倍。经济学家还提醒，这些数据来自小范围抽样，可能存在误差。但即便如此，考虑到特朗普正考虑将国民警卫队部署扩展至更多地区，这种趋势必然会加重员工和雇主的负担。 “你或你的员工是否会被召入国民警卫队，以及这次部署会持续多久，这种不确定性只会加剧家庭和企业的混乱，”克莱姆森大学专注于执法问题的经济学家迈克尔·马科斯基表示，“任何让计划变得更困难的因素，对经济而言都是负面的。” 尽管军事相关的工作缺勤通常会随着季节波动，比如飓风季期间会激增，但今年几乎每个月的此类缺勤都高于2024年同期。 “数据的确在上升，这毫无疑问，”曾在特朗普首个任期担任劳工统计局局长、现为经济政策创新中心高级研究员的威廉·比奇表示，“很可能是由于军事因素的影响——比如后备役或其他军事服务的增加。” 这些数据来自一项名为《现有人口调查》的联邦月度调查。调查每月询问美国人是否在某一周缺勤以及原因。根据劳工统计局的说法，因公民或军事义务缺勤的情况包括陪审团义务、武装部队预备役、国民警卫队任务或“类似职责”。在经历多年下滑后，国民警卫队的招募近期出现回升。上个月，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创建一个线上招聘平台，鼓励更多人申请参与联邦执法。他表示，这些力量将被派往“那些公共安全和秩序已然丧失的城市”。特朗普政府的军事部署命令预计将加快下达。尽管联邦法官上周裁定，特朗普政府在洛杉矶动用部队执行国内执法任务违法，但并未要求政府撤回仍驻扎在该市的300名军人。特朗普政府已对裁决提出上诉，并暗示这不会妨碍其向其他城市派兵的计划。白宫还预计将把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特区的部署期限从9月中旬延长至12月31日。这些部队被用于园艺和清理垃圾等工作。对于被部署的人员来说，这些任务意味着必须暂时离开本职工作。尽管联邦法律提供了一定保障，但一些国民警卫队成员表示，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劳动力市场中，他们在找工作或保住工作的过程中依然面临困难。 “企业总是说自己支持退伍军人，直到你要被派遣或者发生自然灾害时，他们才意识到你不在办公室会影响产能，或者他们得雇人来替你，”陆军国民警卫队的一名士官查理·埃里森说，他平时的本职工作是费城市政的一名执行董事。埃里森曾在今年早些时候担任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职员。他表示，自己的职业选择因日益增长的军事责任而“非常受限”。他每年大约有90天身着军装离岗执勤，通常每四年还要进行一次为期一年的海外部署。他说，如果再加上与治安有关的国内任务，势必会为部队成员和雇主带来新的挑战。 “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一种无经费支撑的指令，要求国民警卫队和预备役成员年复一年承担越来越多任务，”他说，“而我们的民间雇主也被要求无补偿地分担这份负担。”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9-14 00:00

川普正在建立他的党卫军，把美国变为基于恐惧的社会

abody Award)。她随后加入《纽约时报》，2021年加入《大西洋月刊》，成为我们团队备受尊敬的同事。她为《大西洋月刊》做的川普政府将移民与子女强行分离的报道荣获2023年普利策奖。次年，凯特琳徒步走上巴拿马偷渡路线，冒着极大风险实地调查，一定曾让她的家人和朋友非常担忧。那是我见过的最令人惊叹的新闻报道。今天，我们在此讨论她为《大西洋月刊》撰写的关于美国移民机构迅猛扩张的最新报道：《ICE难以置信的空白巨额支票》（ICE’s Mind-Bogglingly Massive Blank Check，下图）。凯特琳，欢迎来到节目。迪克森：感谢邀请。弗鲁姆：我们开始吧。ICE这个机构到底有多大？迪克森：我详细描述过，《大美丽法案》之下的ICE非常庞大。ICE作为移民执法机构之一，其预算在该法案通过前为80亿美元，现将增至280亿，是原预算的三倍多。而此时，美国民众目睹ICE特工在街头行动，很多社区对川普政府推进的旨在尽可能驱逐更多人的强硬政策反应强烈。该机构的预算将增加三倍多。他们计划新增1万名特工，这意味着特工人数将翻一倍。此外，450亿美元用于拘留，450亿美元用于修建边境墙——我试图通过对比帮助大家理解这些巨额数字。总的来说，该法案用于移民执法的1750亿美元，超过了除美国和□□以外所有国家年度军事预算总和，使ICE成为联邦执法机构中资金最多的机构。这将建立一个前所未有的移民执法基础设施，因为这个预算实在太庞大了。弗鲁姆：我不是想扮演“邪恶博士”（Doctor Evil,注：系列电影《王牌大贱谍》Austin Powers 里的反派主角），但几十亿、几万亿，人们可能没有概念——80亿是很多钱吗？280亿是很多钱吗？和什么相比？请具体解释一下。你说整个机构规模将超过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军事预算，那与美国其它联邦预算相比，ICE的80亿或280亿美元占多大比例？迪克森：好的。作为对比，联邦调查局(FBI)雇约2万人，预算为110亿美元。美国缉毒局(DEA)作为第二大联邦执法机构，每年预算40亿。我还查了警察部门的预算。纽约警察局(NYPD)的预算金额低得多。NYPD每年大量超支，不过其年度预算只有60亿美元。而ICE仅在移民执法方面就有280亿美元的预算，显然高出许多。弗鲁姆：听上去比FBI、NYPD和DEA的总和还要多。迪克森：确实如此。弗鲁姆：但工作量也大啊。美国是个很大的国家，几千英里的边境线，几百万人口。会不会真需要这么多钱？也许那就是所需的开支？迪克森：也许。但是，我长期报道移民执法工作，记得年复一年，国会对移民执法机构——尤其是ICE——预算管理不善而非常不满。因此ICE每年都向国会解释为何超出前一年的预算，同时要求更多资金。他们有时不履行国会要求的报告资金流向的义务。他们会从别的项目调配资金，例如在国会未批准的情况下，把本应用于灾难救援或特勤局的资金，在年中转用到移民执法，这让国会很不高兴。因此，2025年，国会拨款委员会成员，包括共和党人，都对ICE很不满，因为该机构在没有资金的情况下继续支出。川普上任后，ICE立即增加支出，如果没有足够资金，将超出财政年度预算。国会尽管一贯批评该机构，但现在似乎接受了ICE和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CBP)提出的巨额预算增涨请求，未提出质疑或附加监督要求。我对此感到很惊讶，因为多年来不光民主党人对ICE的过度超支不满，共和党人也同样不满。弗鲁姆：现在有了280亿美元，他们负担得起制服吗？因为他们似乎不穿制服。迪克森：如果他们想穿制服，就负担得起。但你说得对：这笔资金的大部分将用于招聘新特工——我说过，ICE计划再招1万人——还用于招聘奖金和留任奖金。很多人不愿从事这项工作，人员流动率极高，很多人会很快离职。因为ICE特工一直是个有争议的职业。我认识很多ICE特工，他们不告诉邻居自己做什么工作，因为虽然很多美国人显然投票支持并认可这种工作，但一旦涉及到自己的社区，面对执行逮捕的人，或许还认识被ICE逮捕的人——关系会变得复杂。这种情况跨越党派。因此，ICE特工常觉得自己因工作受到严厉批评，不受欢迎。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因此，大量资金将用于留住他们，并扩大该执法机构。资金的另一个主要流向是技术领域。移民执法正迅速加大技术应用，包括人脸识别、数据中介服务——即收集个人财务、社交媒体、就业记录等信息，与Palantir等公司合作，通过昂贵的政府合同整合这些信息，形成针对目标移民的详细档案，并在入境口岸和机场部署视频监控等。这些工具都很昂贵，我在文章中指出它们对于常规移民执法是不必要的，但大量资金将用于资助这些技术。弗鲁姆：这是个有趣的观点。我想回到你刚才提到的关于ICE人员数量的问题。从人力角度来看，ICE与FBI相比，规模如何？迪克森：ICE有约2万人，所以，这两个机构规模相当，非常接近。但目前在前线执勤的特工大约有7000人，且长期以来他们一直称人手不足。像你说的，美国是个很大的国家——有超过1100万无合法身份的人。但实际上，近年来限制ICE进行逮捕的并非特工人数，而是他们面临的规则。那些规则因各届政府而异，规定他们可以拘捕哪些人，不能拘捕哪些人。川普废除了那些规则，称所有无合法身份的移民都是目标。但执行驱逐出境还有其他障碍——主要是法律障碍。可以逮捕人，但一旦他们开始走法律程序，往往能保释出狱，或寻求某种合法身份。弗鲁姆：ICE之前的预算是80亿美元。ICE在川普的《大美丽法案》下将获得280亿美元。你指出，还有更大的相关预算，那些预算并非专门用于ICE，但与移民相关。总金额大约是1750亿美元？那1750亿美元包含什么？迪克森：1750亿美元中，35亿用于法院系统，由一个独立的联邦机构管理，隶属于司法部。我之前提到，450亿用于扩建拘留中心，460亿修建边境墙，还有至少100亿用于已设立的补偿基金。州和地方政府提供帮助时，比如得州州长阿博特(Greg Abbott)自愿提供帮助，就可以申请这些补偿基金。还有一些零散资金用在其他地方，但绝大部分用于扩大拘留设施、提升技术及招聘新警员。庞大的新监狱系统弗鲁姆：请讲讲正在建的新监狱系统。并非所有人都知道，联邦监狱在美国监狱和拘留所体系中仅占相对很小的部分。大多数服刑或被拘留的人由州拘留，拘留所有时由市政管理，联邦系统规模较小。而现在正在建一个庞大的新系统——相对于现有联邦监狱系统而言——庞大的二级新系统。它是什么样子，与现有联邦监狱有何不同？迪克森：我重点讨论移民这方面的。目前，部分移民被关押在联邦外包的私人监狱公司运营的移民拘留设施，联邦政府还租用县监狱和州监狱的床位收容移民。扩建计划将使被拘移民人数翻一倍还多，其中大部分将被关在私营公司运营的联邦设施中。这些设施很可能由私营监狱行业的两大巨头——Geo和CoreCivic——运营。预计被拘人数增加好几万。目前，平均每天约4.5万移民被拘，而国土安全部(DHS)希望将每日平均拘留人数增至10万，超过历史最高纪录。这意味着需要建新设施，同时改造已关闭的旧设施、拘留所和监狱。有些监狱因条件恶劣而备受批评——发生过大规模抗议，有些此前用于关押刑事犯的监狱因政治风向改变而被关闭，然后ICE接手改造，用于关押移民。弗鲁姆：我们都读过关于移民拘留中心条件极其恶劣的报道，那种条件对那些算不上罪犯的人来说很不人道。他们确实违反了法律，但每一个超速的人也违法了。新增预算会改善拘留中心的居住条件吗？那是预算用途的一部分吗？迪克森：不是，我也不认为会有改善，因为法案明确规定，新设施的健康和安全标准由部长自行决定。这一点很重要。我曾大量报道过ICE拘留设施的标准。2000年代初，美国开始建规模可观的移民拘留系统，自那时起，经过激烈争论，制定了那些标准，涵盖从应提供的医疗护理、基本食物需求，到获取法律书籍以进行自我辩护、娱乐活动（包括活动自由）及谁可以被单独监禁、谁不能单独监禁等所有方面。你说得对，总体而言，移民拘留的法律门槛高于刑事被告，因为最高法院裁定，移民拘留的目的不是惩罚。这一点让很多人难以理解，因为拘留设施的外观和感觉与监狱极为相似，甚至完全相同，但从理论上讲——如你所说，移民问题属于不同类型的违法行为，是民事违法，而且因为处于审前羁押阶段，尚未收到驱逐出境令，或正对驱逐令提出上诉——移民拘留所的条件本应比相当不舒适的监狱好些，包括应提供更充分的娱乐活动。那些标准原本就难以维持，但在《大美丽法案》下等于完全废除，因为法案明确规定，标准由部长酌情决定。同时，值得注意的是，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DOGE)实际上削弱了国土安全部下两个负责监督拘留健康和安全标准的机构，即拘留事务专员办公室，及国土安全部公民权利与公民自由办公室。目前，这些机构基本无法正常运作。因此，和你问的问题相反：拘留规模大幅扩张，监督机制却极为薄弱。关押移民的大生意弗鲁姆：我偶尔会因为某些原因去联邦监狱探访，每次都对那里的食物质量感到震惊。那里极其吝啬。如果给每天每人每餐多花几美元，一共也花不了多少，就可以让生活稍微文明一点，就能消除囚犯对生活条件的最大不满。人们不禁要问，移民拘留中心关的不是罪犯，往往连罪名都没定，为什么不让他们吃得好一点？我无法理解。迪克森：同意。我曾在那些设施中待过，亲眼看到他们吃的是什么——冷冻或发霉的午餐肉、明显过期的食物。我曾在一间家庭拘留中心待过，该中心在拜登政府长期努力下最终关闭，结束了家庭拘留政策。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唯一连带儿童一起拘留的国家。澳大利亚是另一个例外。因为以安全人道的方式长期拘留儿童，是非常困难的。家庭拘留制度在拜登政下好不容易结束，但随即重新开放，川普任期还计划进一步扩大。我在得州迪利市最大的家庭拘留中心采访了那里的家庭，几乎每个人都说，伙食差得难以忍受，尤其是对孩子。有家长告诉我，孩子进食堂前闻到饭味就会呕吐，而孩子因拒绝吃饭（因其过于恶心）而体重显著下降。我之前提到的书里详细描述过饭菜质量如此差的原因，那本书叫《移民拘留公司：关押移民的大生意》（Immigration Detention Inc：The Big Business of Locking up Migrants，下图)，作者是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教授南希·海姆斯特拉(Nancy Hiemstra)。她调查了拘留中心的供应商，发现其盈利方式就是尽可能降低成本。联邦政府按固定金额支付服务费用，因此，在食物或医疗护理上支出越少，利润就越高。就是一个因过分节省开支而造成的问题，那本书详细记录了这些设施如何成为赚钱机器。移民拘留中心内有很多个人和组织赚钱，当然一切都建立在往被拘者身上尽可能少花钱的基础上。弗鲁姆：这正是你报道中发人深思的一点——我们不仅建造设施，还塑造既得利益。有人靠这个系统谋生——最明显的是看守，但还有其他人——一旦系统建立起来，就很难改变。人们会想，如果政治环境变了，只需关掉系统即可。但据你所述，没那么容易。迪克森：没错。移民拘留的预算，及整个移民执法的预算，在其历史上几乎从未减少过，原因就是这些既得利益。因此，在某个社区建移民拘留设施时，往往会引发激烈争论。社区会积极争取引进这些设施，因为能带来就业机会，规模大的能创造数百甚至数千个岗位。因此，县警长会在竞选中承诺引入ICE。一旦创造了这些岗位，很多家庭便靠它养家糊口。这些设施通常建在经济机会匮乏的农村地区，那里土地成本低，可以建大型拘留中心。社区对那些设施产生了依赖，想要关闭便成了重大问题。同时，运营这些设施的私营监狱公司在华盛顿游说，当然是为继续维持设施并扩大规模，众多在设施内运营的承包商也去游说，要继续提供服务并扩大服务范围，导致近年来不断增加新服务。如今，新增了ICE拘留者用平板电脑与家人通话的服务，随之多了一家维持设施运营并扩大规模以继续盈利的公司。弗鲁姆：把关押的人从设施中转移出去，理想情况下，送回他们所属的国家，需要多长时间？正如你在《大西洋月刊》中描述的那个悲惨的巴拿马偷渡路线，不同国家的艰难情况不同。墨西哥算是不错的，那里虽然不平等，生活困难，但基本上是个自由国家。其他国家情况糟得多。将人们送回他们应去的地方，如果那个地方是可接受的，最快要多长时间？还是说，由于官僚程序冗长，永远无法实现？迪克森：需要非常长的时间。移民案件可能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平均拘留时间差异很大，但目前大多数至少被关在ICE拘留中心好几个月。这也是我在文章中提的一个重要问题：如果川普真想每年驱逐一百万人，那么，大规模扩大拘留系统真的是实现那个目标的最佳办法吗？我认为不是。因为政府扩大拘留规模的同时，还在大批解雇移民法官，而他们是唯一有权签发驱逐令的人。没有驱逐令，就无法驱逐任何人。而我们在川普就任前就预见的移民政策主要障碍，实际上是法律和外交层面的。人们被关进移民拘留中心后，会为自己的案件辩护，会申请某种形式的庇护，特别是——像目前许多被拘留者那样——如果他们已在美国居住很长时间，就可能有权获得某种形式的保护。然后是外交障碍。必须说服接收国同意每月接收数百甚至数千名本国公民，才能实现这么高的目标。大批拘留并不一定导致大批遣返，而且关押移民的费用非常高昂。我们可以讨论私人监狱公司与移民执法机构间的关系，以及我为什么认为这种关系在历史上导致了不必要的拘留规模扩张。多年来，无论在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政府执政期间——这一点很重要——ICE的高官退休后常到私人监狱公司担任高管，包括Geo和CoreCivic。这导致私营监狱公司的高管常与他们的前下属谈判，决定是否扩大移民拘留系统，而这些下属可能也希望——且往往会——退休后进私营监狱公司当高管。我联系了这两家监狱公司。Geo回复称，没有证据表明这种高管的循环任用会削弱问责或让费用上涨。但多年来，活动家们一直质疑，为什么尽管这些拘留设施和合同并没有带来ICE每年承诺的效果，这些设施和合同还会如此大幅扩张？驱逐出境人数在过去几届政府期间一直停滞，波动不大。那为什么合同金额继续增长？高管之间的关系与合同中嵌入的激励机制有什么关联？南辕北辙的川普当局弗鲁姆：你描述的是一种系统，它在抓捕人数上越来越贪婪，长期关押的容量越来越大，但未能提高遣返率，正在形成一种“收容拘留但不能遣返”的模式。一个例子是，我们可能已经忘了，哥伦比亚原本是接受遣返的国家。那个国家有严重的暴力历史，但近年实现了某种脆弱的和平。其政府通常由右翼势力执政，但目前的总统中间偏左，他表示：“我可以接收那些人，但有个条件：他们必须受到有尊严的对待。”交易条件是不准戴镣铐——如果不戴镣铐，就接收我们的国民。不会接受所有国家的公民，只接收我们国家的公民。川普政府回应：“哦，是吗？”——上镣铐！然后事情闹大了，美国与哥伦比亚爆发贸易战——而哥伦比亚本是美国的战略伙伴，也是与美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该协定由小布什总统谈判达成，奥巴马总统签署——而贸易战的焦点居然是：是否该给移民戴镣铐？而问题之一是——抱歉我在这一点上说了这么多——川普政府行为的正当性，依赖于这样一个概念：被拘留的非法移民非常危险，所以必须戴镣铐。迪克森：对。弗鲁姆：但数字是——每年美国境内并没有一百万名危险分子需要被驱逐。因此，如果要驱逐一百万名外国人，其中大多数人只是非法滞留者，而非危险分子，就不需要给他们戴镣铐。只需要说，美国有法律，你违反了法律。上飞机吧，这是飞机上的热餐。欢迎回到你的原籍国哥伦比亚。迪克森：完全正确。你指出了一个问题——而且有很多例子——川普当局声称要做什么，但实际行为与之背道而驰。很多问题都源于这样的根本矛盾：一边承诺驱逐最危险的罪犯，一边又承诺每年驱逐100万人。两者根本无法兼得。例如，如果真的想专注于最危险的罪犯，其实无需大规模扩大现有拘留系统，因为那些人有很多犯罪记录，不符合任何形式的移民救济条件，他们的案件会迅速被法院裁决。虽然可能会有其原籍国不愿接收的外交问题，但那部分人数量很少，且在移民系统中处理速度较快，过去几届政府（无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的政策都主要针对他们。显然，川普希望做得更好，特别是希望对拜登时期大批入境的人进行严格审查，那是不大幅扩大拘留系统也能做到的。但一旦扩大拘留系统，就会出现大规模拘留，并且会设定非常高的数字目标。正如你指出的，最终会大量拘留那些已在美国居住多年、从未与执法部门有过接触、且遣返理由难以成立的人。因此，令人费解的是，政府为什么要破坏自己实现既定目标的能力。ICE每周都发邮件，列出他们抓捕的“最危险分子”，并拿逮捕犯罪记录最多的案例进行宣传。他们本可以继续那样做，以更有序的方式，而无需花费大量资金。是的，这个国家选出了一个想搞大规模或以激烈方式驱逐出境的总统，但无论其重点是针对危险分子还是大规模驱逐，真需要花这么多纳税人的钱去实现吗？不需要。公众已开始质疑这种驱逐行动，对此感到不安，这种情况下，竟然还批给他们巨额纳税人资金——本可用于其他地方且更有效方式上的资金。弗鲁姆：让我接着你的观点谈谈外交。近年有大量移民来自委内瑞拉，他们或寻求庇护，或直接非法居住。委内瑞拉是个由反美、反民主的独裁政权统治的国家，先是乌戈·查韦斯(Hugo Chavez)，随后是他的继任者尼古拉斯·马杜罗总统(Nicolás Maduro)，该国存在严重的人权问题，且高度效仿古巴模式。通常情况下，美国可能会说，人们逃离委内瑞拉寻求自由是合理的，但委内瑞拉移民人数太多了，因此川普政府希望遣返他们，而这样做的代价等于恢复委内瑞拉政权的外交地位。因此，外交不仅是驱逐计划的制约因素；实际上，驱逐移民正在重塑美国的外交政策，使委内瑞拉成为川普政府眼中可接受——或看似可接受——的伙伴，与美国本来基于该国国内和对外政策所应持的立场大相径庭。迪克森：因此，移民和遣返为外交提供了机会。如果川普政府能妥善处理，可以产生影响。它已经在委内瑞拉产生影响，也可能对其他我们关注的政治局势产生影响，看那些国家是否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或支持，是否愿意与我们在贸易上合作，这方面确实存在机会。至于委内瑞拉，现政权想防止人口大量流失，过去几年一直有强烈意愿让尽可能多的人回国，因此，他们现在稍微开放了一些。但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美国没将部分资源——资金和外交——用于此类目的？资金和外交看似不同，但实际密不可分。我们是否可以减少在扩大执法设施的开支，转而用于与相关国家谈判，帮助他们改善我们关切的人权状况、提升民主自由与开放程度，甚至在那里建接纳中心，欢迎愿意回国的人？因为接收并安置大批被驱逐者确实有实际困难。所以你说得对，驱逐出境和移民问题确实打开了一扇外交大门。关键在于：本届政府将如何进行那些外交对话？众所周知，他们一直非常拙劣，多次搞砸。而那通常不是改善关系的有效方式。弗鲁姆：最后一个话题，就是个那奇怪的第三国遣返。通常，规则是将人遣返回他们来的地方。而一些非法滞留的人来自的地方其实不错。比如，虽然对墨西哥、巴西或阿根廷人来说，美国工资更高，很有吸引力，但墨西哥、巴西或阿根廷生活并不那么糟。另一方面，如果是北朝鲜来的，就不该遣返回去，那些是真正的难民。有一种做法正在蔓延，即把来自一个国家的人遣返到完全不同的国家，往往是遥远且与原籍国毫无关联的地方，比如南苏丹。一个说西班牙语的人在南苏丹该怎么生活？我想不通。这在搞什么？怎么会是正当的？这种做法有多普遍？是否越来越普遍？迪克森：此前难以想象之事的单子上又加一项，主要是其法律依据不祥。这些第三国遣返决定已被诉诸法庭，目前仍在审理中，尚未作出最终裁决。但这是川普政府“富有创意”的方式——如果可以那么说的话——用来绕过之前提的外交障碍。不是去说服哥伦比亚、委内瑞拉、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和加勒比国家等遣返人员来源国接受本国公民，而是直接去萨尔瓦多等国，让他们接收来自世界各国的数千人，因为那样更容易，只需一个谈判，而不用20或25个谈判。但其法律依据存疑，除极端个案外，大规模遣返至非原籍国的情况没有先例。这种做法越来越多，此前从未以这种规模实施过。而且在法律上受到挑战，并将继续受到挑战。很难想象这种做法最终能站得住脚，因为它挑战了被驱逐者原籍国的主权及其接收国家的主权。这是在质疑：什么是国籍？什么是公民身份？如果没有旅行证件，没有获得从一国转到另一国的许可，我们努力维护的边界有多大意义？所以，这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弗鲁姆：如果在美国把一个来自委内瑞拉的人送上飞往萨尔瓦多的飞机，打开舱门，说“再见”，然后告诉他“那里有去镇上的公交车，希望你带了些萨尔瓦多货币”，那已经够糟糕了，但我们连这都没做到，而是说，“哦，然后你永远被关在萨尔瓦多监狱，没有审判，没有程序。”我们指控他们做了错事，但在美国或任何受美国管辖的地方，如果要让人在监狱度过余生，必须证明其犯了骇人听闻的罪行，终身监禁才是正当的。迪克森：没错。这涉及第三国遣返的另一个法律问题——不仅把人送到他们从未去过的地方，更把他们置于一个没有明确正当程序、无法明确离开的环境。最终我们要负责任。这些人在美国有家人，他们会起诉美国政府吗？这只是我能想到的众多法律途径之一。这反映了我在川普第一任期集中报道的一个问题。白宫中专注于尽可能驱逐更多人的团伙由史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领导，米勒十多年来在华盛顿专注于移民问题，反复研究联邦法律，寻找合法驱逐的途径，与律师合作，绞尽脑汁探寻未经辩论、从未用过的方法，以驱逐尽可能多的人，即使那些方法在法律上站不住脚。那是一项持续进行的创新性工作。他们不怕尝试新方法，即使律师警告那些做法可能不合法。这是策略的一部分：尝试新方法，即使最终被叫停，也可能实现部分目标，因为法律程序需要时间。因此，他们可能通过第三国遣返方式遣返几千人，即使最终被叫停，也离最终遣返目标更近一步。他们不认为那是坏事。矛盾的信号弗鲁姆：有一件最显而易见、但需要创造力的事，他们没做：不派戴面罩的ICE特工，而派会计团队去建筑工业或肉类加工等行业的雇主处，说：“雇主先生，我们不需要见任何人，只想看文件。让我们看文件。看起来你们没有按程序操作，你们要付五十万美元的罚款。” 这样一来，房屋建筑商、建筑公司或肉类加工厂的老板会想：我们还是查一下员工的身份吧。这种消息会传到那些冒着生命危险偷渡的人那里——你曾勇敢地与他们同行——他们会做出经济上的理性行为，因为过去他们知道，非法越境可能会被驱逐，但仍可能找到工作。事实上，即使现在，实施严厉打击行动的政府也没认真进行法务会计调查和针对雇主的调查，因为这个议题在共和党控制的国会是禁区。迪克森：完全正确，我很高兴你提到这个很重要的观点，这也是我提出的关于将巨额资金用于移民执法的重要问题：我认为完全没有必要。在美国找到无证移民并非难事。我们知道他们通常在哪些行业工作。他们几乎遍布美国所有需要人工劳动的农场和奶牛场，他们在餐厅厨房工作，在养老院和家庭里照顾老人；他们从事园林绿化，做清洁工；他们在其他服务行业工作。这些信息触手可及，无需借助复杂的间谍软件技术就能追踪那些人，但需要雇主承担责任。而川普政府在这方面遇到阻力，农业和酒店业都表示反对。有报道称，川普本人在其名下集团雇过无证工人。我们清楚哪些行业高度依赖他们，而作为国家，我们至今仍向移民发出矛盾的信号：一方面，政客在新闻中喊话“不要来美国”，或宣传正在进行的驱逐行动；另一方面，工作机会始终存在，这让人们困惑。但归根结底，他们的决定受理性经济思维驱动——尽管有风险，但美国显然对他们有需求。他们到美国后找到工作之快，总令我惊讶。他们一周内就能找到工作；然后一个月内找到更好的工作，两个月就能有两三份工作，因为需求极其旺盛。因此，这是川普政府必须面对的问题。其目标与经济利益的矛盾将反复出现，最终在某个时刻爆发。诚实的对话弗鲁姆：最后一个问题：回想你徒步走线的经历，从现在这个时间点来看，你对当时所见所闻有什么新的思考？迪克森：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的意思是，达里恩缺口地区(Darién Gap)发生了太多事情。我报道逃离各种境遇的人，从委内瑞拉政权到经济困境再到气候变化，所有这些问题都集中在移民问题上。可以这么说——你之前也提到——过去，委内瑞拉的政治局势会让委内瑞拉人成为美国理想的难民。尽管庇护制度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仁慈的力量，但也是个外交工具，用来向世界展示：我们的政府形式是最好的政府形式，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制度是最好的制度。这是美国历史上对庇护和难民安置的定位，然而，对委内瑞拉大量移民的抵触显然比过去几十年可能存在的外交利益要强烈得多。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社交媒体以及如今人员流动的便利性，那是几十年前不具备的。我指的是，有太多集团利用走私、跨国转移人口牟利，因为过去那些试图控制移民的系统已经失效。或许最后一点——我在关于达里恩缺口的报道中有所提及，但我仍认为是事实——我们试图通过单纯的执法和惩罚手段控制移民，并通过给他国施压，撤销签证去堵漏洞，以阻止人们来美国时，其结果不是遏制移民，而是让私营行业应运而生，让一些人通过帮人穿越边境进入美国而赚大钱。因此，我反复提我关于达里恩峡谷及其它报道中提到的观点：移民政策必须是全面的，不可能靠只做某一件事取得成功。所以，像你说的，不仅是拘留和驱逐，还要针对雇佣无证移民的美国雇主，还要让整个国家就对移民劳动力的需求及我们与移民的关系展开诚实的对话。在美国，很多人总体上可能支持大规模驱逐移民，但如果是他们教堂里认识的朋友，或是他们女儿的母亲，他们就认为那些人是例外——那些人也是他们与无合法身份人群的唯一联系。但在我们生活中和社区中的那些人并不是例外。他们是常态。他们存在于每个社区。我们与他们都有关系和关联。因此，作为一个国家，我们需要就这个问题进行更诚实的对话，制定有效的执法体系、有效的外交策略，并允许在美国生活和工作、不违反法律的人以完整的人的身份生活，享有权利和保护，而不是像许多人现在这样，由于我们目睹的混乱无序的清查行动，由于刚通过的《大美丽法案》为那行动提供了巨额资金，而生活在恐惧中。弗鲁姆：凯特琳·迪克森，感谢你今天抽空接受采访。感谢你为《大西洋月刊》做的工作。你是我们中的明星。谢谢。再见。迪克森：谢谢你，大卫。 *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9-14 00:00

黄金今年超30次收盘创历史新高，是时候获利了结？

）年内已上涨约40%。12月合约周五在纽约商品交易所（Comex）收于3686.40美元，再创纪录。事实上，金价也已突破经通胀调整后的历史高点。8月8日收盘价3491.30美元超过1980年1月的历史纪录3472.96美元。尽管屡创新高，但黄金的投资逻辑并未改变。Frontier Investments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Louis LaValle告诉MarketWatch：“每个投资组合都应该有黄金的配置。” LaValle说，黄金就像是一份“保险单。你不会因为保费上涨而取消它，也不会因为理赔就加倍买入。你需要合理配置，长期持有，让它发挥作用。” 资金正在从股票市场轮换进入债券、货币市场和贵金属，因为20%到30%股票回报的时代不可能永远持续。他形容金融市场“泡沫化”，虽然这并不意味着明天就会崩盘，但容错空间极小，因此“纪律性非常重要”。在这种环境下，“削减成长和动能，获利了结，并侧重资本保值才是明智之举。” 长期以来，理财顾问常建议投资者将5%到10%的投资组合配置在黄金上。尽管金价涨势惊人，这一建议仍然有效。Mancini认为，考虑到去美元化趋势、美国债务攀升和对美联储独立性的质疑，以及美元面临的风险，黄金投资（包括金矿股）依然适合保持5%至10%的配置。瑞银则建议配置低于5%的比例。该行美洲区资产配置主管Jason Draho表示，配置黄金的理由包括增长和通胀风险以及去美元化趋势，黄金是“有效的投资组合分散工具”。但由于黄金不产生收益或利息，持有黄金存在机会成本，因为资金本可投向收益率超过5%的高质量债券。他还提醒说，黄金长期来看波动性很大，随时可能出现大幅回调。黄金配置比例“取决于投资者的风险承受力和长期目标配置”。若目标是5%，有的投资者可能需要增配，而另一些可能需要减持，“没有统一答案”。 Zaner Metals副总裁兼高级金属策略师Peter Grant补充称，黄金作为避险资产的韧性表明其传统角色正在变化，这可能推动金价进一步走强。黄金“历来是出色的投资组合分散工具，即便少量配置也能降低整体波动并提高回报。黄金创新高并不会改变这一点。” Sprott资产管理高级投资经理Ryan McIntyre则表示，黄金正逐渐超越其传统的对冲工具角色，演变为机构投资者和主权国家的战略储备资产。“市场叙事已从把黄金视为‘保险’转变为认可它是日益不确定的金融格局中的一种替代性货币锚。” 世界黄金协会数据显示，全球黄金ETF已连续三个月录得资金流入。8月流入55亿美元，其中41亿美元来自北美基金，年初至今流入达470亿美元，为历史第二高，仅次于2020年。各国央行近年来也在历史性地增持黄金，以“分散储备、对冲货币和地缘政治风险”。过去三年央行每年购金超过1000吨，而在此前十年中年均购金仅400至500吨。俄罗斯-乌克兰战争、中东紧张局势和美中摩擦等持续的地缘冲突，强化了对黄金的避险需求。同时，对通胀、经济增长及货币贬值的担忧，也进一步推动了实物黄金需求。富兰克林邓普顿全球指数投资组合主管Dina Ting表示，即便今年黄金已32次创下收盘纪录，金价的上涨势头可能仍未结束。“黄金的上涨绝对还有空间。”她说，通胀依然顽固，而新的进口关税可能重新点燃供应链的价格压力，这些因素继续“强化黄金作为长期对冲工具的吸引力”。她还补充称，美国政府数据显示8月CPI同比上升至2.9%，为今年1月以来最高，高于7月的2.7%。再加上央行持续“广泛”买入黄金，“这表明黄金的战略地位正在强化，涨势仍有延续的动力。”

风起09-13 19:38

IPO“首日暴涨”现象正愈演愈烈，科技股引领热潮

PO 首日平均涨幅更高，达 36%。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的数据显示，过去一年在纽交所上市的企业中，占据市场主导地位的科技板块首日平均涨幅最高，达 36.3%。过去 12 个月里，科技板块股价开盘价高于预期区间的比例也位居第二，达 41%，仅次于消费品板块。相比之下，材料、消费服务等更为稳健的板块，过去一年多数 IPO 的开盘价均处于预期区间内（数据来源：纽交所）。就在本周，稳定币发行商菲古尔科技（Figure Technologies，股票代码：FIGR）完成 IPO，其开盘价较发行价上涨 44%，但在周四首个交易日收盘前，部分涨幅已回吐。纽交所数据显示，今年该交易所的科技类 IPO 募资额也位居所有板块之首，达 135 亿美元以上。 Rainmaker Securities 管理合伙人格雷格・马丁（Greg Martin）向雅虎财经表示，科技板块在 IPO 首日涨幅中占据主导地位，部分源于基本面因素 —— 对于在新市场中快速增长的企业，确实更难对其进行估值。 “因为这类估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技企业）未来的发展…… 这本身就是一项难度高得多的工作，” 马丁称，“相比之下，对一家过去 20 年以 10%、15% 增速增长，且未来仍将保持这一增速的企业进行估值，要容易得多。” 由于市场接受度高、未来潜在市场规模庞大，今年与加密货币相关的金融科技新股也成为投资者追捧的焦点。继 Circle 之后，金融科技加密货币交易所 Bullish（股票代码：BLSH）于 8 月将 IPO 发行价定为 37 美元，首个交易日收盘时股价达 68 美元，涨幅超 80%。科技及科技相关领域 IPO 的活跃，推动新股首日涨幅不断攀升，逼近 10 年高点。过去 30 年，新股上市首日平均涨幅为 19%。分析师认为，15%-20% 的涨幅区间属于健康水平，既能合理回报投资者为未知企业承担的风险，又远低于今年科技类 IPO 的平均表现。但需明确的是，科技股达到的超高股价往往会回落。经济学家多蒙科斯・瓦莫西（Domonkos Vamossy）表示，从长期来看，IPO 前市场热度高的新股，其表现往往比热度较低的新股低 8% 以上。菲格玛首日开盘价为 85 美元，截至周五，其股价已低于这一水平，约为 54 美元。尽管仍较发行价高出约 64%，但与首日收盘价 115.50 美元相比已相去甚远。这种现象究竟是市场低效导致的自然回调，还是证明缺乏经验的投资者在 IPO 中受损，抑或是两者兼而有之，这一问题仍有待市场解答。不过马丁表示，至少在当前阶段，IPO 热潮大概率不会消退。IPO 研究公司复兴资本（Renaissance Capital）的数据显示，2025 年以来，市值不低于 5000 万美元的美国企业 IPO 数量，较去年同期增长 53.1%，交易活动正重新活跃。 “目前我们所处的水平，无疑处于历史上高于常规的区间，” 马丁说。

金融界09-13 10:10

美联储货币政策会议之后，黄金能否守住纪录高位？

。下周需关注的经济数据：周一：美国纽约联储制造业调查周二：美国零售销售周三：美国新屋开工和建筑许可、加拿大央行货币政策决定、美联储货币政策决定周四：英国央行货币政策决定、美国每周初请失业金、费城联储制造业调查、日本央行货币政策决定

丰雪鑫9909-13 0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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