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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来当“全职儿女”!具身智能应用破局养老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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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数据,2024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
人口
首次突破3亿人,占比总
人口
22%,其中65岁及以上
人口
2.2亿人,占全国
人口
的15.6%。我国老年人的数量接近美国的总
人口
,超过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
人口
总量。预计至2035年,该数字有望突破4亿,占比逾30%,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到本世纪中叶将突破5亿人,占比接近40%,达到峰值。 养老抚养压力大,养老护理需求大。伴随
人口
老龄化的不断深入,老年
人口
抚养比呈现出不断上升趋势,根据联合国预测,2030年前后我国老年
人口
抚养比将达到25%左右,即4个劳动力就需供养1名老人。同时,养老护理员缺口达550万,尤其失能老人照护需求迫切;情感陪伴不足,独居老人缺乏安全监护和情感陪伴;养老机构分布不均衡,农村和不发达地区养老资源明显不足,供需失衡。 中央和地方持续推出政策利好。近年,中央和地方持续推出政策,支持养老机器人等技术产品的研发、应用、规范、推广,持续不断为养老机器人发展注入动能。 来源:各部门官网 02市场现状:多品类布局和多企业抢滩 图片来源:优必选、法新社 养老机器人种类多样,市场广阔。目前,市面上的养老机器人种类和形式多样,包含外骨骼、人形等各种形式,覆盖居家、机构等不同场景需求,前景十分广阔。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24年中国养老机器人行业全景图谱》显示,2024年我国养老机器人的市场规模约79亿元,未来五年将会以15%左右的复合增长率快速成长,预计到2029年,我国养老机器人的市场规模将会达到159亿元。 多家企业布局养老场景。华为、智元机器人、中坚科技合作康养人形机器人,各方将在算力、大模型平台、数据采集、解决方案及应用场景展开合作。萤石网络的陪护机器人支持多模态交互;奥比中光将3D视觉技术应用于智能养老机器人;亿嘉和主打康养的人形机器人;傅利叶智能研发适配养老陪护的人形机器人;优必选提供智慧康养全场景方案; 方正证券表示,智能养老机器人产业正迎来技术融合与场景落地的爆发期。机器人的落地应用场景中,养老领域的应用将有望在今年下半年率先加速落地,场景有望持续催生需求,且国家有望持续推出利好智能康养领域机器人发展相关举措。随着人工智能、物联网、柔性机械等技术的持续突破,养老机器人将从单一功能向多模态交互、具身智能方向升级,实现更精准的健康监测、更自然的陪护交互以及更安全的物理辅助。智能养老机器人的技术研发、应用推广与生态共建,为老年人等群体提供更智能、高效、人性化的康养解决方案,开拓“AI+养老”新未来。 03投资视角:机器人ETF锚定产业核心机遇 1)机器人产业大趋势启动向上。今年以来,我们看到了机器人在工业、医疗养老、陪伴教育、娱乐旅游等诸多场景的应用进展,产业大趋势启动向上。中航证券表示,从中长期来看,行业的市场成长空间巨大,属于“长坡厚雪”的新质生产力赛道。机器人ETF(562500)作为全市场唯一规模超百亿的机器人主题ETF,成为投资者理想选择。 2)规模与流动性领先:作为全市场唯一规模超百亿的机器人主题ETF,超百亿的规模保障了交易活跃度。截至6月9日,机器人ETF(562500)最新资金净流入1.06亿元,居可比基金首位。拉长时间看,近3个交易日内“吸金”3.58亿元。规模方面,机器人ETF最新规模133.76亿元,年内规模增长92.39亿元,实现显著增长,新增规模位居可比基金首位。份额方面,机器人ETF最新份额158.58亿,年内份额增长105.35亿份,实现显著增长,新增份额位居可比基金首位。 3)龙头汇聚提供龙头驱动动能:龙头股经营更稳定、客户基础更好、整合产业链能力更强,有大的发展空间。中证机器人指数指数成分股共计70只,包含各机器人行业龙头。前十大成份股占比50.38%,精准锚定机器人产业核心环节。 数据来源:Wind,持仓数据截至2025.5.27,相关概念成分股划分的对比基准分别是万得人形机器人概念指数、工业机器人及工控系统指数(中信)、万得服务机器人指数以及公司年报中是否明确提及相关业务,以上不作为个股推荐,亦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 4)覆盖细分领域更全,指数表达更务实。机器人ETF(562500)跟踪中证机器人指数,成分股覆盖人形机器人、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多个细分领域,既捕捉前沿热点,又兼顾产业根基,帮助投资者一键布局机器人上中下游产业链。 人形机器人:作为当下最具想象力的赛道,从春晚舞台的“人机共舞”到现实版“铁甲钢拳”竞技,持续吸引市场目光; 工业机器人: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在制造业智能化转型浪潮下,工业机器人凭借标准化工作场景,成为最先实现规模化落地的领域,相关企业确定性更强; 服务机器人:深度契合我国老龄化社会需求,在养老护理、家庭服务等场景快速渗透。 前十大成分股细分领域权重 数据来源:Wind,持仓数据截至2025.5.27,相关概念成分股划分的对比基准分别是万得人形机器人概念指数、工业机器人及工控系统指数(中信)、万得服务机器人指数以及公司年报中是否明确提及相关业务,以上不作为个股推荐,亦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 风险提示:以上基金风险等级为R4(中高风险)。以上基金属于股票基金,风险与收益高于混合基金、债券基金与货币市场基金。个股不作为推荐。投资者在投资基金之前,请仔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和《产品资料概要》等基金法律文件,充分认识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因素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售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理性判断并谨慎做出投资决策,独立承担投资风险。指数表现不代表产品业绩,二级市场价格表现不代表净值业绩。本基金为ETF基金,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面临跟踪误差控制未达约定目标、指数编制机构停止服务、成份券停牌等潜在风险、标的指数回报与股票市场平均回报偏离的风险、标的指数波动的风险、基金投资组合回报与标的指数回报偏离的风险、标的指数变更的风险、基金份额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折溢价的风险、申购赎回清单差错风险、参考IOPV决策和IOPV计算错误的风险、退市风险、投资者申购赎回失败的风险、基金份额赎回对价的变现风险、衍生品投资风险等。 本资料不作为任何法律文件,观点仅供参考,资料中的所有信息或所表达意见不构成投资、法律、会计或税务的最终操作建议,我公司不就资料中的内容对最终操作建议做出任何担保。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资料中的任何内容所引致的任何损失负任何责任。市场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以上内容与数据,与有连云立场无关,不构成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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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连云
06-11 13:37
6月11日证券之星午间消息汇总:14家车企作出承诺!支付账期不超过6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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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石油需求在短期内不会见顶。随着世界
人口
的增长,未来25年石油需求将保持强劲增长。该组织预计,从现在到2050年,全球能源需求将增长24%,在此期间,石油需求将超过1.2亿桶/日。他指出,欧佩克认为“原油需求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出现峰值”。阿尔盖斯表示,欧佩克高度重视气候变化,但必须专注于减排而非挑选能源来源。 3、马斯克称,首辆实现全自动驾驶的特斯拉汽车将于6月28日从工厂生产线直接开到客户家中。Robotaxi公开试运营预计将于6月22日开始。 03. 板块掘金 1、中金公司研报指出,短期内,供需趋紧态势延续,叠加海外下游钨制品溢价的刺激作用,我们认为钨价已进入牛市通道,有望持续突破历史高位。长期看,预计钨的供需缺口有望从2024年1.83万吨扩张至2028年1.91万吨,预计2024-2028年全球钨供需缺口占原钨需求的比例分别为-18.4%/-16.6%/-17.0%/-16.8%/-17.4%,钨价中枢有望持续提升。 2、华泰证券研报表示,随着户外运动的兴起、社交媒体内容的超速增长以及VR/AR的逐步成熟,运动相机和全景相机作为捕捉和分享动态瞬间与沉浸式体验的关键设备,正逐步从极限运动玩家的小众影像设备,“破圈”成为广大户外运动爱好者、短视频用户的创意生产力工具,“新消费”属性显著,行业处在快速增长阶段。 3、中国银河证券研报表示,海光信息吸收合并中科曙光是中国信创领域里程碑事件,在美国持续加强对中国科技制裁的背景下,信创与算力巨头的重组不仅是产业链资源的整合,更是推动国产算力+信创全面升级的战略布局,2025年信创有望进入新一轮周期,产业链整合也将加速推进,重点关注国产算力及硬件、国产操作系统、国产EDA等“卡脖子”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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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之星
06-11 11:47
大仙说币:6.11失踪
人口
回归!大饼新高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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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开了个实体饭店,主要精力都放在饭店,所以加密货币方面耽搁了一下,文章更新的少了一点,但是每天的行情建议都在内部群里发布。 废话也不多说,总结一下近期的事件影响,中美于6月9日在伦敦重启高层经贸对话,为期两天时间。此次会谈聚焦于中国的稀土出口限制,以及美国对中国的科技产品出口管制这两大核心议题。尽管双方在谈判中都表达了谨慎的乐观态度,但能否为持续紧张的中美贸易关系带来实质性转机,仍然充满未知数。 其次,随着美国在加密货币监管领域展现出日益开放的态度,加上上市公司微策略持续买入比特币并获得巨额未实现利润的成功案例,激励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启动比特币储备策略。其中,资管巨擘贝莱德旗下比特币现货ETF(IBIT)再度写下ETF产业历史新篇章,耗时341个交易日,资产管理规模突破700亿美元大关,打破由最大黄金ETF创下的1691天记录。贝莱德现持有比特币58.2万枚,总价值超过620亿美元,平均入手成本为每枚比特币70086美元,总计盈利约212亿美元。 加密货币方面,受中美谈判影响,比特币在10日早晨五点左右一度突破110000美元关口,最高触及110650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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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仙说币
06-11 02:51
土豆价格飙升,通胀加剧,俄罗斯贫困人群生活更加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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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公共事业和药品价格为基础计算的贫困
人口
通胀率超过20%,比官方通胀率高出10个百分点。 TsMAKP表示:“食品价格持续快速上涨,导致低收入人群消费篮子价格指数与整体通胀率出现显著背离。” 养老金领取者占总
人口
的四分之一以上,4月份平均养老金为23,448卢布(约合298美元)。剔除通胀后,去年全年养老金实际下滑,仅自2025年年初以来上涨了1.4%。 曾任俄罗斯央行官员、现流亡美国的反对派经济学家谢尔盖·阿列克萨申科说:“低收入群体受通胀影响更大。” 他指出,养老金领取者和公共部门工作人员首当其冲。 来源:加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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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美财经
06-11 00:00
蜜雪冰城:幸运咖 “不幸”,蜜雪下一步豪赌 “田间地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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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家门店,对应郑州 1300 万的
人口
规模,相当于平均每十万人拥有 6.18 家门店,为全国最高。 而根据下图,从当前蜜雪开店量最多的五个城市看,除了西安的门店密度和郑州接近(毗邻郑州,品牌知名度高,且布局较早)外,其他城市的门店密度普遍不足郑州的 60%。 极限乐观情况下,假设全国范围内蜜雪冰城的门店密度都达到郑州的水平,可以测算出蜜雪的开店上限也就是 14.1 亿/10 万 *6.18 ——8.7 万家门店。 但实际情况考虑到蜜雪冰城在其他地区无论是品牌知名度、还是竞争上的先发优势都很难达到郑州的水准,因此海豚君中性假设其他地区通过加密开店,门店密度达到郑州的 65%-70%,对应蜜雪冰城在国内的开店空间是 5.7-6.1 万家门店,较当前有 50%-60% 的提升空间。 注意,上述测算过程实际隐含了两个关键假设: <1>、蜜雪冰城吃掉部分其他现制茶饮品牌的份额(尤其是地方性非连锁的单体茶饮店)的门店份额。海豚君认为这个趋势已经开始演绎。 从下图可以看到,虽然头部的连锁茶饮品牌包括蜜雪冰城、古茗、茶白道、沪上阿姨等仍处于开店的爬坡阶段。但根据窄门餐眼的统计数据,2024 年全国现制茶饮的门店总数实则净减少 1.6 万家,说明当前的新茶饮品牌的淘汰赛正在加速: 淘汰赛的导火索始于 2024 年年初开始的价格战。经历了 2023 年全行业的高速扩张后,中国的现制饮品行业在高线城市和部分成熟地区已经进入了存量竞争阶段,为了进一步抢占优质点位,吸引加盟商,头部的连锁现制茶饮品牌几乎都做出了相同的动作——降前置投入: 奈雪的茶将 98 万的单店投资门槛直接砍到 58 万,古茗、书亦烧仙草、沪上阿姨纷纷采用加盟费分期支付。 除了降加盟费,价格战也体现在集体压低现制茶饮单品的价格,吸引消费者,根据渠道调研信息,经过 2024 年激烈价格战,主流品牌产品均价已经从 15-20 元降至 10-15 元。 在激烈的价格战下,由于多数中小品牌的原料依赖第三方代工,原料采购成本较高,因此如果不能给予加盟商同等的优惠补贴力度,伴随单店 GMV 下降就会导致加盟商的回本周期延长、部分扛不住的加盟商自然会选择退出。从下图可以看到 7 个千店级别以上的连锁现制茶饮品牌在 2024 年已经出现了门店的负增长。 对于蜜雪冰城而言,凭借强大的自建供应链加上本就极低的价格带,在价格战中几乎不受影响,反而可以借此机会抢占其他品牌因退出而空余出的优质点位,实现市占率的进一步提升。 蜜雪招股书显示,2024 年蜜雪的闭店率仅为 3.1%,在行业内属于极低水平(2024 年很多现制茶饮品牌闭店率达到双位数以上),因此海豚君假设未来蜜雪在国内的开店空间一部分来自市占率的提升。 <2>、继续下沉向乡镇地区开店:蜜雪冰城在 2022 年放开了乡镇地区的加盟,截至 2024 年底,蜜雪在全国范围内共覆盖了 4900 个乡镇地区(平均一个乡镇地区对应一家店,对应 4900 家门店)。 而近期有关蜜雪冰城推出麦田配送,打出 “收麦子喝蜜雪、全镇可配送” 的口号,已然卷到了 “田间地头”,这套营销的背后,在海豚君看来更像是蜜雪冰城把自己乡镇下沉的心智卷到极致。 而根据公司透露,2024 年乡镇门店就增加了超 2000 家,且在 2025 年要把乡镇市场作为核心扩张方向。海豚君认为这背后流露出的信号在于——城市市场的高速扩张红利期已经初步接近尾声。 而蜜雪把乡镇市场选为下一阶段扩张的潜力市场,海豚君认为也合理: 1)中高端的连锁茶饮品牌(10 元以上)匹配不了乡镇地区的消费水平,很难进入,而蜜雪的价格带(4-7 元)刚好契合乡镇地区的消费水平; 2)乡镇地区的现制饮品基本以无牌小店为主,从品牌力的角度来说,蜜雪作为全国第一大连锁茶饮基本上就是降维打击。 此外,结合渠道调研信息,海豚君大致测算出了乡镇和城市店的单店模型。根据下图,可以明显看到,乡镇市场由于租金、人力成本更低,对于加盟商而言最终的经营利润率实则更高。 但从开店空间上看,虽然乡镇地区的单店模型看起来更诱人,但就中国接近 4 万个乡镇地区而言,满足开店条件的其实并不多。 根据蜜雪的管理层透露,乡镇地区的开店条件需要符合常驻
人口
在 4w 人以上,且年轻消费群体占比高于 15%。按照这个标准筛选,中国符合标准的乡镇大约有 1 万个,因此乡镇地区未来开店空间大致有 5k-6k 家。 整体上,在海豚君看来,<1>,<2>两个假设实现的概率都比较大,因此中性假设下做出的测算置信度比较高。 只是,接下来要新增的 2-3 万家店,无论是在开店难度、开店所需的时间跨度,甚至是说单店经济性上来说,可能要比过去几年新增 2-3 万店时候,都要差一些。 三、幸运咖:咖啡再造 “蜜雪”?难! 如果说蜜雪冰城主品牌只是过了开店红利期的问题,那么蜜雪在平价咖啡赛道的布局——幸运咖就是完全没做成气候的问题。 在探讨蜜雪冰城的咖啡门店品牌幸运咖的开店空间前,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幸运咖的背景。2019 年,也就是蜜雪全国化高速扩张的前夕,总经理张红甫亲自带队收购了平价现制咖啡品牌——幸运咖,进军咖啡领域。 下图是幸运咖的三大单品,可以看到同样的款式定价普遍比瑞幸、库迪还要低近一半,但整体价格带又比蜜雪冰城要高。除了把产品换成了咖啡外,选址、门店运营的模式几乎全部与蜜雪主品牌保持一致。依托蜜雪冰城自身的供应链优势,张红甫扬言要 5 年内 “再造一个蜜雪 “。 Source:蜜雪招股书,海豚投研整理 但实际情况是,截至 2024 年底,幸运咖在全国的门店数刚刚突破了四千家,和蜜雪冰城主品牌接近 4 万 + 家门店显然不在一个数量级。 而在连锁现制咖啡品牌中,虽然幸运咖的门店数量仅次于瑞幸、库迪、星巴克,位列第四,但与同样注重下沉市场、且 2022 年才开始起步的库迪相比拓张速度也明显落后。 此外,根据窄门餐眼数据,从幸运咖已经开的 4 千家店的分布来看,门店超过 200 家的省份基本都聚集在河南及周边省份(河北、山东、陕西),而其他省份零星分布,不成气候。 在海豚君看来最多算得上是一家区域性的品牌,这与张红甫起初的预期相比自然是有不少差距,那么问题出在了哪里? 1)“农村包围城市”,一样的策略,不一样的结局;不同于瑞幸、库迪,最初都是通过在高线城市开设门店,快速建立品牌认知后再逐步向下沉市场渗透,幸运咖模仿了蜜雪冰城 “农村包围城市” 的打法,从一开始就选择了主攻三线及以下的下沉市场,后期寻求向上突破。 从下图可以看到幸运咖在三线及以下城市占比超过 70%,远高于瑞幸、库迪。 但问题在于,对于三线及以上城市,咖啡的受众群体主要是有一定收入的工薪阶层和白领,经过了以瑞幸、库迪为代表的平价高质咖啡的培育,消费者对咖啡的品质往往有一定的要求,而幸运咖的咖啡豆用料普通,也使得最终的产品口感较为寡淡,基本等同于 “加了咖啡因的饮料”,产品力低下,很难吸引到价格敏感度相对较低的高线城市消费者。 而对于幸运咖主攻的三线及以下城市,由于消费者饮用咖啡的习惯尚未形成,整体而言咖啡的接受度要显著低于茶饮,再加上幸运咖一般开在蜜雪冰城旁边,因此从性价比的角度而言消费者反而更倾向于选择茶饮进而对幸运咖形成分流。 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幸运咖主攻的低线市场需求不足,而高线城市又由于产品缺乏竞争力攻不进去。 2)价格极度内卷,加盟商回本周期慢;从单店模型上看,根据渠道调研信息,幸运咖的月收入平均在 7 万元左右,仅为蜜雪冰城的 60% 左右。 盈利能力上,由于幸运咖的咖啡豆采购规模和蜜雪冰城的核心原材料(柠檬,茶叶等)相比体量较小,议价能力相对较弱,再加上咖啡豆价格属海外产能为主的大宗商品,成本本来就更高,因此在人工&店租相差不大的情况下,同样采用低价策略的幸运咖经营利润率要低于蜜雪冰城主品牌 8-10pct。 因此,虽然幸运咖的前期投入略低于蜜雪冰城,但最终加盟商的回本周期普遍在 2 年以上。 最后回到幸运咖终局开店空间的测算,我们采取和蜜雪主品牌类似的方式。假设当前郑州的开店密度是幸运咖的上限。(郑州幸运咖的开店密度仍然是全国最高)。 根据窄门餐眼数据,当前郑州共有 218 家门店,也就是平均每十万人拥有 1.67 家门店,。而根据下图,从当前幸运咖开店量最多的五个城市看,除了西安剩下的全在河南省境内。而西安作为省外开店量最大的城市,当前门店密度也仅为郑州的 40%。 极限乐观情况下假设全国范围内蜜雪冰城的门店密度都达到郑州的水平,可以测算出幸运咖的开店上限也就是 14.1 亿/10 万 *1.67 ——2.35 万家门店。 但实际情况考虑到幸运咖作为蜜雪冰城的子品牌,品牌知名度较蜜雪冰城主品牌更低,且难以向高线城市扩张,因此海豚君中性假设幸运咖逐步向其他三线及以下城市拓张,门店密度达到郑州的 40%,对应幸运咖在国内的开店空间是 9400 家,较当前有 4000-5000 家的增量。 整体上,根据前文分析,除非三线及以下消费市场的咖啡饮用习惯逐步培养成熟,但考虑到瑞幸、库迪也在通过补贴加速下沉开店,抢占优质点位,而下沉市场的开店空间也比较有限,一般县城地区 2-3 家就接近饱和,所以留给幸运咖的机会其实也并不会很大。因此总体上海豚君并不太看好幸运咖未来有超预期的表现。 小结: 整体上,国内市场作为蜜雪冰城的主战场,蜜雪用双现制双王——茶饮和咖啡来锁定未来空间。 茶饮上,确实用深厚的供应链 + 精准卡位,实现了快速开店,以及低价带来的商业模式韧性,且未来增量空间盯紧瞄准乡镇市场,存量空间瞄准市占率提升。 但在幸运咖上,从目前来看,咖啡以海外产能为主的全球大宗性质,即使是低价爆销,对应的供应链溢价效应也没有那么强,这种情况下低定价反而会严重影响产品力,没培育好的底层市场不是那么愿意喝,而培育好的中高线市场又忍不了 “加了咖啡因饮料” 的低质口感,咖啡的这个第二条腿目前看并不成功,这样开店空间也就相对较小。 国内空间探讨暂停于此,下篇明天继续,探讨海外空间和投资价值判断,stay tuned! 相关文章: 海豚君相关文章: 2025 年 3 月 13 日《“现饮界拼多多” 蜜雪冰城 :“雪王” 封王底气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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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豚投研
06-10 19:19
事关孩子上学、育儿补贴、社保……六部门最新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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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等学校倾斜。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
人口
享有同迁入地户籍
人口
同等权利。 在高等教育领域,今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扩招,对于刚参加完高考的同学来说是一个利好消息。一是“改善条件”,统筹用好中央预算内投资和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高校持续改善办学条件。二是“优化结构”,推动新增高等教育资源适度向中西部
人口
大省倾斜。支持布局新型研究型大学和高水平中外合作办学。三是“产教融合”,引导高校面向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完善学科专业设置调整机制,强化行业企业实践培养,增强学生就业创业能力。 如何让托育服务实现“托得起”、“放心托”、“托得好”? 国家卫生健康委: 通过完善“三个体系”来实现“托得起”、“放心托”和“托得好”。 ① 完善托育服务支持政策体系。实施3岁以下婴幼儿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1315个县(市、区)已经出台了托育机构建设补贴、运营补贴、发放消费券等措施来降低托育服务价格,让婴幼儿家庭“托得起”。 ② 进一步完善托育服务标准规范体系。制定托育机构设置管理、保育照护、伤害预防、消防安全、营养喂养等标准,支持医疗卫生机构开展订单签约服务,向托育机构提供卫生保健、膳食营养、疾病防控等儿童健康管理服务,规范托育服务发展,让婴幼儿家庭“放心托”。 ③ 完善托育服务供给体系。通过发挥中央资金的引导作用,指导并支持各地建设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公办托育服务设施,带动社会力量发展普惠托育服务,提供全日托、半日托、计时托、临时托等服务,安排中央财政资金支持普惠托育服务发展示范项目,用于激励引导一批典型地市发挥引领示范、带动辐射等作用,提升托育服务整体水平,让婴幼儿家庭“托得好”。 下一步,将多渠道增加普惠托育服务供给: 构建以托育综合服务中心为枢纽,以托育机构、社区嵌入式托育、幼儿园托班、用人单位办托、家庭托育点为网络的“1+N”托育服务体系,提升普惠托育服务。 总结地方经验做法,统筹0-6岁育幼服务资源,健全支持保障措施,支持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推进学前教育和托育服务协调可持续发展。 促进医疗机构支持托育服务发展,指导各地通过托育服务机构设施设备改造、质量评估、人员培训、安全检查等措施,推进托育服务规范化、专业化发展。 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等人群如何参保?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以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高校毕业生为重点,研究制定更适合新就业方式和收入特点的参保政策。落实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参保的户籍限制,实施更加灵活的参保缴费方式,积极引导有条件的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或户籍地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稳妥有序扩大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通过完善费率等政策稳步扩大试点范围。 如何让群众就近“看上病”“看好病”? 国家卫生健康委: 第一方面是围绕“大病不出省”,持续优化“双中心”(国家医学中心和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模式、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进一步缓解群众跨区域、跨省份的就医难题。 第二方面是围绕“一般病在市县解决”,2025年,将持续推进城市医疗集团建设,由三级综合性医院牵头,建立城市网格化医疗服务新体系,实行人员、技术、服务和管理协同下沉,推进市县服务能力提升。同时,推进90%以上的县域建成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推广“分布式检查、集中式诊断”医疗服务模式。 第三方面是围绕“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持续开展“优质服务基层行”活动,加强基层儿科、中医、口腔等服务能力,重点提升一批中心卫生院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基层服务能力和诊疗服务质量。 抓紧建立实施育儿补贴制度 财政部: 在“一老一小”服务方面,财政部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完善养老育幼服务体系,推进社区支持的居家养老服务,加强失能老年人照护服务,促进普惠托育服务高质量发展,抓紧建立实施育儿补贴制度。有关工作正在加快推进,确保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一老一小”方面的服务需求。 困难群众如何认定,能获得哪些帮扶? 民政部: 将存在现实困难的对象、以及存在较大潜在风险的对象均纳入监测范围,对符合条件的及时给予救助帮扶。全面开展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认定工作,会同相关部门推动医疗等专项救助向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延伸。积极推动出台社会救助法,为基本民生保障提供有力法治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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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界
06-10 15:17
美歐政策分歧引發匯市震盪,歐元築底待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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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的前景正變得更加模糊。5月份非農就業
人口增加
13.9萬,雖略高於市場預期的13萬,但仍低於過去一年的平均增長水準。同時,失業率穩定在4.2%,平均時薪同比上漲3.9%,顯示工資增速仍具粘性。這一數據結構使市場更傾向於認為,美聯儲至少在9月前維持政策利率不變的概率上升。 從美元走勢來看,非農公佈後一度推動美元短線走強,但隨後部分漲幅回吐,顯示市場對高利率持續時間的信心正在重新評估。雖然就業增幅超出預期,但前值的下調與就業增長動能的邊際放緩,使得投資者對美國勞動力市場的強勁程度持謹慎態度。尤其在美聯儲進入議息前的靜默期階段,通脹數據的前瞻性影響被進一步放大,短線交易情緒轉向更為觀望。 與此同時,歐元區方面則出現了略顯積極的經濟信號,增強了市場對歐洲央行政策趨穩甚至可能轉鷹的預期。歐元區第一季度GDP終值被上修至環比增長0.6%,同比增長1.5%,表明經濟動能略有改善。此外,4月零售銷售同比增長2.3%,好於市場預估,反映內需略有回暖。在這樣的背景下,歐洲央行管理委員會成員卡齊米爾強調,若非經濟前景依舊疲弱,當前利率水準或許已經不足以抑制通脹,這一表態被市場解讀為潛在的政策收緊信號。 投資者也開始在結構上重新評估歐元的中期價值。目前市場傾向於在歐元/美元匯率構築多頭防線,反映出歐元受到經濟數據和鷹派言論的雙重提振。儘管歐元區整體增長前景仍顯脆弱,但貨幣政策轉捩點的討論重啟,正為歐元提供階段性支撐。 從整體市場情緒來看,短期盤面進入一個多空拉鋸但偏強的整理區間。一方面,美聯儲政策路徑的不確定性與即將公佈的CPI數據交織,使得美元多頭動力暫時減弱;另一方面,歐元在經濟數據修正和政策預期修復中獲得喘息機會。交易員在缺乏壓倒性利好驅動的背景下,正在為下一階段行情蓄勢待發。 技術面 歐元兌美元當前呈現出較強的技術修復跡象,整體依舊維持在日線圖布林帶中軌之上,短期內維持整理偏強的格局。價格目前在1.1399一帶震盪運行,雖此前自高位有所回落,但技術圖形表明下方支撐穩固,市場多頭情緒仍未明顯退潮。布林帶中軌已抬升至1.1305附近,成為階段性的第一道支撐,而上軌壓力聚集於1.1496區域,是市場關注的突破位之一。 從震盪區間來看,歐元/美元在1.1350至1.1500之間的區間盤整為當前主要運行格局。上方1.1494-1.1500的技術平臺壓制是重要阻力所在,若後續突破並企穩,則可能激發多頭新 一輪上攻動力,目標或將指向前期高點1.1572,甚至中期上方目標1.1620-1.1700區間。而若價格反復受限於該區域下方,則市場仍可能處於整理蓄勢階段。 指標層面上,MACD雙線自下方形成金叉後持續運行,暗示空頭動能逐步衰退,但目前尚未看到明顯的多頭加速跡象。這意味著在缺乏明確基本面催化的背景下,匯價上行空間仍受到一定制約。此外,RSI指標目前運行於58水準,雖未進入超買區域,但已處於中性偏強位置,仍具備一定的上行空間,對短線走勢構成支撐。 本周美國將公佈關鍵的CPI通脹數據,或將成為短線走勢方向選擇的重要觸發點。若數據顯示價格壓力仍高於市場預期,市場對美聯儲延遲降息的押注可能回溫,從而支撐美元反彈,令歐元/美元面臨重新下探1.1370一線的可能。相反,若CPI顯示通脹回落跡象,則美元可能承壓,歐元或趁勢突破1.1500整數位並上行測試1.1572。 不過仍要提醒所有交易者,商品市場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現貨xx價格可能隨時發生變化。 (請注意: Moneta Markets 億匯資訊目前僅針對非中國大陸區域的華文投資機構和個人,且僅提供參考價值,不具備任何現實層面指導意義。) #CPI #歐元 #美元 #美联储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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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eta_Markets
06-10 13:20
音频 | 格隆汇6.10盘前要点—港A美股你需要关注的大事都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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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限制; 3、中办、国办:制定低收入
人口
认定办法、低收入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办法; 4、中办、国办:完善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 合理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5、中办、国办:开发适合大龄劳动者的多样化工作岗位; 6、预告:国新办6月10日就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有关政策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 7、李强:进一步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有条件的企业牵头或参与国家科技创新项目; 8、进口影片发行工作会议在京召开:鼓励更多世界优秀电影进入中国电影市场; 9、半夏投资李蓓:继4月减仓大部分银行股之后,5月减仓全部银行股; 10、澳门11间卫星赌场年底停运 5600名本地员工受影响; 11、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5月挖掘机国内销量8392台,同比下降1.48%; 12、消息称DeepSeek核心高管离职创业,瞄准Agent赛道; 13、亿纬锂能:拟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 14、容大科技(9881.HK)暗盘收涨78.8% 每手赚3940港元; 15、新琪安(2573.HK)暗盘收涨77.25%,每手赚2920港元; 16、海光信息:拟通过换股方式吸收合并中科曙光 将于6月10日复牌; 17、今日港股METALIGHT、新琪安、容大科技及A股交大铁发上市; 18、南下资金加仓信达生物、美团,减仓腾讯和小米; 19、公告精选︱南网能源:拟投资约5197.88万元建设分布式光伏电站;德新科技:不直接生产固态电池; 20、公告精选(港股)︱保发集团(03326.HK)获简健光溢价约61.29%私有化 明日复牌; 21、A股投资避雷针︱来伊份:股东爱屋企管拟减持不超3%股份;德新科技:不直接生产固态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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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隆汇
06-10 07:48
桥水基金创始人达利欧万字长文:《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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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目前,这正在推动美国一些州之间的
人口迁移
。如果经济状况恶化,这一过程会加速。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税收周期的发展。 历史表明,在财富差距大、经济状况糟糕的背景下加税和削减支出,是导致某种形式的内战或革命的最强领先指标。 需要明确的是,这些变动未必是暴力形式的,尽管它们可以是暴力形式。我在个人生活中看到了这些循环正在发生。例如,我住在康涅狄格州,这是美国人均收入最高的州,拥有全美最严重的财富和收入差距,也有全美最高的人均债务和养老金缺口之一。我看到富人与穷人各自专注于自己的生活,几乎不会互相关心,因为彼此接触很少。我通过接触我们社区中的富人,和我妻子为帮助弱势群体中失学高中生所做的工作,得以窥见两个群体的生活。我看到了穷人社区中极其恶劣的生存环境,也看到了富人(在穷人眼中显得富有和奢靡)其实并不觉得自己富裕。我看到他们都在为自己的困难而挣扎——富人困于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子女教育等;穷人则为收入、食品、避免暴力、子女接受优质教育而努力。 我看到这两个群体更容易对彼此持批判性、刻板印象的看法,倾向于相互厌恶,而不是将彼此视为同一个社区中应互助的成员。我看到由于这些刻板印象,以及富人认为自己并不富有,也不认为穷人值得他们的资助,导致互相帮助变得非常困难。我对未来感到担忧,因为现有状况可能会进一步恶化。我亲眼看到,新冠疫情所带来的健康与财政冲击揭示了穷人社区的恶劣状况,并正在加剧可能引发“有毒组合”动态的财政差距。 平均数并不如受苦人数的数量及其所拥有的权力重要。 那些支持对整体有利的政策——比如自由贸易、全球化、取代人力的技术进步,却没有考虑如果整体的利益分配无法让大多数人受益会发生什么,这样的观点忽略了一个关键事实:整体本身也会因此处于危险之中。 若要实现和平与繁荣,社会必须具备能让大多数人受益的生产力。你认为我们今天有做到这一点吗? 历史表明,当政府破产时,为了提高能惠及多数人的生产力,有一条路径是有效的:重组和/或贬值足够多的既有债务及非债务义务。这在第五阶段和第六阶段是常见做法。虽然这种重组或贬值在当下通常是痛苦的,但它能减少债务负担,继而为重建创造条件。 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是:新创造的债务和货币必须被用于提升生产力、带来良好投资回报,而不是无条件地分发出去却无法带来生产或收入增长。若后者发生,这些货币将贬值至几乎失去购买力,政府或任何人都无法从中获益。 历史显示,把借来的钱用于能带来广泛生产力提升、投资回报率高于借款成本的项目,可以提升生活水平并偿还债务,因此这类政策是有效的。 如果用于融资债务的资金不足,中央银行印钞并作为最后贷款人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只要这些资金被用于有足够回报、能够偿还债务的投资上。历史与逻辑都表明,对各个层次的教育(包括职业培训)、基础设施和能够带来成果的科研进行良好投资非常有效。例如,大规模的教育和基础设施计划几乎总是取得成功,尽管这些投资见效通常需要较长时间。实际上,教育和基础设施的改善,即便是通过举债融资,几乎是所有帝国崛起的关键要素,而这类投资质量的下降几乎也总是帝国衰落的先兆。如果执行得当,这些干预措施完全可以抵消“毒性混合”效应。 “毒性混合”通常伴随着其他问题。以下因素出现得越多,发生严重冲突(如内战或革命)的可能性就越大。 颓废 在周期的早期,时间和金钱通常更多用于生产性事务;但在周期的后期,时间和金钱则更多地花在享乐上(例如豪华住宅、艺术品、珠宝和服饰等精致消费品)。这种现象始于第四阶段,当时这种支出被视为一种时尚;但到了第五阶段,它开始显得令人反感。通常,这种奢靡消费是通过举债来实现的,从而加剧了金融状况的恶化。与这种转变同时出现的心理变化也是可以理解的:富人觉得自己赚来的钱理应可以自由支配,用来享受生活无可厚非;而穷人在忍受苦难的同时看到这种消费行为,则认为这是不公和自私的。除了激化社会怨恨,奢靡消费(与储蓄和投资相对)还会削弱生产力。 一个社会把钱花在哪里非常重要。如果是用于能够带来生产力和收入提升的投资项目,就会带来更好的未来;如果是用于不能提高生产力和收入的消费项目,未来则会恶化。 官僚主义 在内部秩序周期的早期,官僚主义较低;而在周期后期,官僚主义高度膨胀,这使得做出理性且必要的决策变得更加困难。 这是因为随着社会发展,事情趋于复杂化,最终甚至连一些显而易见的好事都无法推进——这往往需要通过革命性变革才能解决。在一个以法律和契约为基础的体系中,这种问题会尤为突出,因为法律本身可能成为推进显然有益之事的障碍。以下是一个我亲身接触的例子,因为我和我的妻子对此非常关心。 由于美国宪法未将教育列为联邦政府职责,因此教育主要由各州和地方政府负责,学校经费主要来自城市和乡镇的地方税收。虽然不同州之间有所不同,但通常富裕州中的富裕城市的孩子能接受到远比贫困州中贫困城市孩子更好的教育。尽管大多数人都认为孩子应该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但现实却显然不公平且低效。然而,这种制度结构在政治体系中根深蒂固,几乎不可能在不进行革命性改革的情况下改变。还有很多例子说明官僚主义妨碍了明智和有成效的行动,但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篇幅一一列举。这在今天的美国,已成为一个严重问题。 民粹主义与极端主义 在混乱和不满中,常常会出现一些具有强烈个性、反精英并自称为“普通人而战”的领导者,他们被称为民粹主义者。民粹主义是一种政治和社会现象,诉诸于那些认为自身关切未被精英阶层重视的普通民众。它通常出现在财富与机会差距扩大、国内外不同价值观被视为文化威胁,以及“体制精英”掌握权力却未能有效为大众谋福利的情境下。 当这些因素激起普通人的愤怒时,民粹主义者便乘势上台。这些民粹主义者可以来自左翼或右翼,其政治立场往往远比中间派更为极端,且倾向于诉诸普通人的情绪。他们通常具有对抗性而非合作性,倾向于排他而非包容。这会导致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者之间因无法调和的分歧而爆发激烈冲突。 他们主导的“革命”所呈现的极端程度不尽相同。近年,美国在2016年选举中特朗普的当选反映出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而桑德斯、Elizabeth Warren、AOC等人的受欢迎则体现了左翼民粹主义的影响力。多个国家的政治运动中,民粹主义势头正在增强。 将民粹主义与政治极化作为关键指标来观察。民粹主义与极化现象越严重,一个国家越可能处于第五阶段,越接近内战与革命。在第五阶段,中间派成为少数;到第六阶段,中间派几乎不复存在。 阶级斗争 在第五阶段,阶级斗争会加剧。这是因为,在困境和冲突加剧的时期,人们更倾向于以刻板印象将他人归类为某一阶级成员,并将这些阶级视为敌人或盟友。在第五阶段,这种现象开始明显加剧;到了第六阶段,则可能演变为极端危险的局面。 第五阶段的一个典型特征,并在第六阶段进一步恶化的,是对其他阶级的“妖魔化”,这通常导致某一或数个阶级成为替罪羊,被普遍认定为问题的根源。结果便是排斥、监禁,甚至消灭这些阶级成员的冲动,这种情况会在第六阶段出现。种族、民族和社会经济群体经常在社会经济压力下被妖魔化。 “妖魔化”与“替罪羊化”是典型且危险的现象,需要我们密切关注。 公共领域真相的丧失 随着人们变得更加分裂、情绪化和政治化,由媒体歪曲和宣传导致的信息失真使人们愈发难以辨别真相。 在第五阶段,交战各方往往与媒体合作,操纵公众情绪以获取支持、打击对手。换句话说,左翼媒体人与左翼政治力量合作,右翼媒体人与右翼政治力量联手,在“肮脏的战斗”中互相攻讦。媒体变得像义警一样肆无忌惮:人们经常在没有法院审判的情况下被媒体“定罪”,生活被彻底摧毁。 在一战和二战期间,英国这个民主国家也设立了“新闻部”来发布政府宣传。顺从政府宣传需求的主流媒体出版商受到提拔,不配合者则被抨击和边缘化。革命者也同样在各种出版物中歪曲事实。法国大革命时期,革命者经营的报纸鼓吹反君主制和反宗教情绪,但这些革命者掌权后又在“恐怖统治”期间封杀持不同政见的报纸。 在财富差距巨大、民粹思想盛行的时期,揭露精英阶层的故事在媒体中尤为受欢迎且具有商业价值——尤其是右翼媒体攻击左派精英、左翼媒体抨击右翼精英的内容。历史显示,这种活动的大规模增加是第五阶段的典型问题,而当媒体的舆论能力叠加其他惩罚手段时,媒体就变成了一个强大的武器。 这一现象在当前已经广泛被认知。传统和社交媒体的“可信度”已跌至我们有生以来的最低水平。例如,一项2019年盖洛普民调显示,仅有13%的美国受访者对媒体“非常信任”,只有41%的人表示“有点”或“很信任”媒体。这一数字在1976年曾高达72%。这不仅是边缘媒体的问题,也是主流媒体和整个社会的问题。就连曾被视为新闻诚信典范的《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也经历了信任度的大幅下滑。 除了政治动机外,在当前媒体行业财务状况紧张的背景下,耸人听闻的故事也变得更加有利可图。我接触的大多数媒体人士都与我有相同的担忧,尽管他们通常不会公开表达这些看法。 这种动态正在阻碍言论自由,因为人们担心自己会在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中被故意扭曲和攻击,从而不敢开口。 即便是非常有能力、有影响力的人,如今也因惧怕媒体而不愿公开发声或参选公职。由于几乎所有高知名度人物都会遭到抨击,我认识的几乎每一个人都认为,在公众面前高调、为真理和正义发声的人很危险,尤其是那些可能冒犯到擅长操控媒体的极端分子的人。这类问题虽然鲜少在公众场合被谈及,却在私下频繁被讨论。 例如,我不久前与一位曾在政府担任高级职务的退役将军共进午餐,我们谈到了他下一步的打算。我问他最热衷的是什么,他说:“当然是帮助我的国家。”当我问他是否愿意竞选公职时,他回答说,尽管他愿意为国家牺牲生命,但他无法忍受敌人通过媒体和社交平台编造谎言来伤害他和他的家人。像他这样的将军,以及我认识的许多应当被社会聆听的人,现在都害怕公开讲话,因为他们担心被极端分子攻击,而这种攻击会通过耸动的媒体被放大。 我的许多朋友都劝我不要公开谈论本书中这些有争议的问题,说这样做很可能会被人“媒体围剿”。我认为他们也许说得没错,但我不会因此而沉默。 规则被抛弃,赤裸的斗争开始 当人们为之激情澎湃的“诉求”比维护决策体系本身更重要时,这个体系就处于危险之中。规则和法律只有在两个前提下才能发挥作用:一是它们必须极其清晰,二是大多数人必须足够重视在规则体系内协作、愿意妥协以使体系良好运作。 若这两个条件都未能达成,法律体系就岌岌可危。如果对立的各方不愿以理性方式彼此沟通,不愿为了集体福祉而做出让步(即放弃自己通过斗争可能获得的利益),那么就会出现某种形式的内战,考验相关各方的力量对比。在这个阶段,“不惜一切代价获胜”成为游戏规则,“不择手段”成为常态。在第五阶段的后期,人们不再讲理,而是彻底被情绪主导。 当“获胜”成为唯一重要的目标时,不道德的斗争会以自我强化的方式不断升级。当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信念而战,却没人能达成共识时,整个系统便濒临内战或革命的边缘。 这种局面通常会以几种方式表现出来: 在第五阶段后期,控制权在手的人往往会将法律与警察系统当作政治武器。此外,私人武力组织也会兴起——比如打人夺财的流氓团伙,或者保护富人免受这些威胁的保镖力量。 第五阶段后期,抗议活动数量明显上升,且愈发趋于暴力化。当广泛的不满在社会中爆发,且当权者放任其蔓延时,最终可能演变为暴乱;而一旦他们试图强力压制,局势反而可能爆炸。第五阶段后期的冲突通常积累至高潮,最终触发暴力冲突,这也标志着正式进入被历史学家称为“内战期”的阶段,我称之为“大周期”中的第六阶段。 这引出了我的下一个原则: 当你犹豫不决时,就离开——如果你不想卷入内战或战争,就应趁还能走的时候尽早离开。 这种情况通常出现在第五阶段的晚期。历史表明,当局势恶化时,想要离开的人往往会发现“大门已经关闭”。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投资和资金流动,在这种时期,国家往往会实施资本管制和其他限制措施。 从第五阶段(即财务状况极其糟糕,内外冲突激烈)过渡到第六阶段(即进入内战)的关键点,是社会中解决分歧的体系从“还能运作”变成“彻底失灵”。换句话说,就是系统崩溃到无法修复,人们开始彼此使用暴力,而领导层已失控。 可以想象,彻底破坏一个体系/秩序并建立一个新的,比在原有体系内进行革命性改革要困难得多。虽然破坏体系会带来更多创伤,但它未必比继续在原有体系中运作更差。 决定是否保留并修复一个运行不良的旧体系,或是彻底废除它并另起炉灶,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当这个“旧体系”指的是一个国家的内部秩序时更是如此。但这种情况终究还是会发生,而且多数时候是出于情绪推动而非理性思考。 当一个国家处于第五阶段(如当前的美国),最关键的问题是:这个体系还能承受多大压力而不至于崩溃? “一人一票”的民主过程存在缺陷,即选民通常并不会像企业选高管那样仔细评估候选人的能力,而是被人气左右。历史也表明,在剧烈冲突时期,民主容易崩溃。 民主制度要求通过协商达成共识并妥协,这意味着观点对立的人必须在体系内有效合作。这虽保障了各大群体的代表性,但也像所有成员观点分歧甚大的大委员会一样,其决策效率极低。 民主制度的最大风险是其决策过程可能变得支离破碎、充满敌意,导致治理失效、结果恶劣,最终引发由民粹主义强人领导的革命——这些强人代表那些渴望秩序、渴望有力领导的大众。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历史显示,在严重冲突时期,联邦制国家(如美国)常出现中央与地方(州)之间关于权力划分的冲突。这种现象在当今美国尚不明显,但一旦出现,将标志着社会进一步向第六阶段演进。 民主崩溃的案例实在太多,难以一一探讨。我虽然研究过其中一些案例并观察其模式,但尚未全面深入,这里也不会展开详述。不过我可以说,当第五阶段的各种因素被推向极端时——尤其是糟糕的财政状况、社会奢靡、内乱和外患等,就会形成一个功能紊乱的局面,进而引发由强人领导的权力争夺。 典型案例包括:公元前400年代末至300年代的雅典、27年前的罗马共和国解体、1920年代的德国魏玛共和国,以及20世纪20-30年代转向右翼独裁(法西斯主义)以恢复秩序的意大利、日本和西班牙的脆弱民主。 不同阶段需要不同类型的领导人以取得最佳效果。第五阶段是一个十字路口,一条路可能通向内战/革命,另一条则可能通向和平与(理想状态下的)繁荣共处。显然,和平繁荣之路是理想之路,但也是最难实现的路径。 这条和平之路需要一位“强有力的和平缔造者”,他必须竭力团结国家,包括主动接触对立方,将他们纳入决策过程,并以一种多数人认为公平且运作良好的方式重塑社会秩序(即高度生产性、惠及多数人的新秩序)。历史上这种领导者极为罕见,我们唯有祈祷其出现。 第二种则是“强有力的战斗者”,他具备带领国家穿越内战/革命烈焰的能力。 第六阶段:当内战爆发时 内战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与其像大多数国家的大多数人在长期没有内战后所做的那样,盲目假设“这在我们这儿不会发生”,不如保持警惕,关注那些能表明其临近的标志。 上一节我们探讨了在原有秩序框架内发生的非暴力革命,而本节则聚焦于几乎总是暴力性的内战和革命——它们推翻旧有秩序,并建立新的体制。我本可以研究无数实例来理解其运作方式,但最终我选取了我认为最具代表性的29个案例。 我将这些案例分为两类:一类是导致体制或政权发生重大变革的,另一类是虽然爆发了激烈内战但未能推翻体制的。例如,美国内战是一场极其血腥的战争,但它未能彻底推翻当时的国家制度,因此归类为第二组。尽管这种分类不够精确,但我们不应因追求精准而阻碍我们识别原本无法看见的模式。大多数冲突基本符合本节所描述的典型路径,尽管也有例外。 内战和革命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从而彻底改变内部秩序。 这类变革通常伴随着财富和政治权力的全面重组,包括债务结构、金融所有权以及政治决策体系的全面重建。这些改变是对原有制度无法内部解决的根本性问题的自然回应。几乎所有制度最终都会面临这种挑战。 这是因为,几乎所有制度都会让某些阶级受益而让另一些阶级受损,而当这种失衡发展到一定程度,变得无法忍受时,就会爆发斗争,以决定未来的方向。当财富和价值观差距极端扩大,并叠加经济困境,导致体制对大多数人而言无法运作时,民众就会奋起反抗,要求更公平的制度。 经济上最受打击的人群会试图从现有体制中受益的富裕阶层手中争夺更多财富与权力。革命者自然想要彻底改变体制,因此也自然会违反掌权者制定的法律。这类革命性变革通常通过暴力的内战实现,尽管正如前面提到的,也有可能通过和平方式实现,且不必彻底推翻体制。 内战时期通常极为残酷。战争初期可能还表现为相对有组织的权力斗争,但随着冲突与情绪升级,各方为胜利不择手段,暴行程度迅速升级,远超第五阶段人们所能想象的程度。精英和中间派通常会逃亡、被监禁,或遭杀害。 这些内战是如何发生的?前文中我已经描述了第五阶段的一系列动态,正是它们推动社会越过界限,进入第六阶段。在这一阶段,所有这些动态都会极度强化。接下来我将继续说明。 内战与革命如何发生 如前所述,积累财富并伴随财富差距扩大的周期,最终会导致极少数人掌控极大比例的财富,而多数贫困群体则通过内战与革命推翻富人统治。这种情况的发生次数远超人们的想象。 虽然大多数典型的内战与革命将权力从右派转移到左派,但也有许多情况是将财富与权力从左派转移到右派。这类情况较少且表现方式不同,通常发生在现有秩序陷入无序与无能状态、大多数民众渴望强有力领导、纪律和效率时。这些新体制,无论左派还是右派,之所以成败,原因相同:成功的关键是是否能实现广泛的经济繁荣;若不能,则失败。因为广泛的经济繁荣是新政权成败的决定性因素,所以长期趋势是总体财富和财富分配的同步提升(即普通民众的经济与健康状况改善)。在亲历“大周期”的某一阶段时,人们常会忽视这种宏观图景。 领导这些内战或革命的人,过去如此,现在亦然,通常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层出身者。这些领导人往往极具个人魅力,擅长组织并领导强大高效的革命组织,推动变革。 虽然巨大的财富差距和经济困难通常是冲突的主要根源,但革命也往往是多种不满叠加的结果。革命过程中,不同诉求的群体通常联合起来推动变革,但在胜利后,他们之间往往会因权力和政策分歧发生内斗。 如前所述,在内战/革命阶段,执政政府几乎总是面临严重的财政、信贷和购买力短缺。这种短缺促使政府寻求从富人手中掠夺资源,而富人则将资产转移至安全的地方或形式(如其他国家、外币、黄金等难以征税或不产生生产力的资产),这又促使政府实施资本管制,阻止这些外逃。 更糟的是,内部混乱会引来外部敌对势力的挑战。因为内战削弱了国家的统一与能力,吸引外国趁虚而入。这也是为什么内战与外战往往同时爆发的原因之一。其他原因包括:情绪高涨、民粹主义者倾向于战斗、领导者发现对外冲突能团结国内民众,因而故意制造冲突,以及在极端匮乏中,为获取所需资源而更愿意对外发动战争。 几乎所有内战都伴随着外部势力干预,试图左右战争结果以谋取自身利益。 内战与革命的开端在发生时往往并不明显,只有置身其中时,人们才意识到。虽然历史学家会为其划定起止时间,但这些日期往往是人为设定的。 内战极其残暴,因为这是一场生死之争。每个人都被迫选边站队,中间派在刀光剑影中最容易出局。 在这种局势下,最适合成为领导人的是“鼓舞人心的将领型人物”——他们既能聚拢支持,也能赢得各类战斗。由于斗争极为惨烈,他们也必须够强硬,愿意采取一切必要手段赢得胜利。 历史学家标注的“内战时期”通常只持续几年,并以掌控首都政府机构的一方为胜者。但如同开端模糊一样,战争的结束也往往不如历史记载那般清晰——战后争权仍可能持续多年。 尽管内战与革命代价惨重,但若改革得当,往往能为未来打下更好的制度基础。内战或革命之后的未来走向,取决于战后的应对与重建方式。 结论 我对历史的研究告诉我,除了“演化”,世上没有什么是永恒的。在演化过程中存在着像潮汐般的周期循环——潮起潮落,难以抵挡或逆转。要想应对这些变化,关键在于了解自己正处于周期的哪个阶段,并掌握应对这一阶段的永恒和普遍原则。随着环境条件的变化,应对方式也必须随之调整——换句话说,什么方式最优取决于所处的环境,而环境始终处于我们刚刚探讨过的那些动态变化之中。 如果一个社会无法顺应变化,它终将走向衰亡。这就是为什么持续不断地改革、以适应变化才是最优之道。 判断一个体系优劣的标准非常简单:它是否能有效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这一点可以通过客观指标加以衡量,我们也确实正在并将继续这样做。 话虽如此,从历史中传递出最响亮、最明确的教训是:通过高效协作建立共赢关系、共同扩大并合理分配“蛋糕”,让大多数人都感到满意,比为财富与权力而内战、导致一方压倒另一方的方式,要更有回报、也少得多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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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界
06-10 07:48
8个月前的这场对谈,已经把今天的美国讲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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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而那场战争造成了大约三分之一的欧洲
人口
死亡。 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印刷术让信息的传播速度远远超出了当时人们的承受能力;同时,它也让人们能够更轻易地抄袭、诽谤、拼贴。 某种意义上,印刷术可以说是社交媒体的先驱。但它也给出了解决问题的线索: 当你有了新技术之后,你就必须制定新的规范、惯例和法律。例如版权制度——听起来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无聊的东西——其实正是使书籍成为可能的基础。 如果没有版权,我就不能写书或出版。版权制度使得书籍得以存在。而关于抄袭的法律,则让我们所谓的“言论自由”能够真正运作起来。 二、 所以每当技术发生变革,我们就必须重新思考“言论自由”的含义。这也引出了我的第二点:即使我们在技术层面讨论言论自由,归根结底,它并不是关于技术,而是关于“人”。 追溯到古希腊,人类对言论自由的探讨有着悠久而深厚的传统。那么我们为什么需要言论自由呢?这个问题至关重要。 在美国,我们似乎已经到了一个极端——当然不是你们在座的各位,你们是友善、理性、深思熟虑的人——但总体而言,美国人往往倾向于说出一些他们知道具有冒犯性、甚至是虚假的言论,然后再说一句“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好像言论自由本身就能为这些言论披上一层荣耀的外衣。 我们已经陷入了这样的误区。同时,在技术层面,我们也陷入了另一个误区——当一个拥有社交平台的亿万富翁想要大规模传播谎言时,他也会打出“言论自由”的旗号。 这表明我们对言论自由的理解已经严重偏离了原本的轨道。 因为,不管伊隆·马斯克是将一个谎言传播五千万亿次还是五千五百万亿次,这都不是言论自由的真正意义。 言论自由从来都不是关于有钱人、强者的,它从来都是关于弱者的。我们之所以捍卫言论自由,是因为“向权力说真话”本身就是危险的。 言论自由是关于“人”的,是关于“最不幸的那群人”的。这才是言论自由的核心。 但我们已经被搞得头脑混乱,以为言论自由是关于算法、关于那些背后根本没有人操控的机制。 但其实,言论自由永远是关于一个具体的人,以及当你说出真相时你所承担的具体风险——身体伤害,甚至生命危险。 我们在这个国家真正需要思考的是:我们该如何培养“自由的说话者”。 你不需要担心有钱人和有权人,他们的言论自由权利自然会受到宪法保护,他们根本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焦点。 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每个人都足够了解信息了吗?我们足够有信心、有安全保障去表达自己了吗?很显然,答案是否定的。 而且不仅是对少数族裔或其他处境危险的人群而言,很多中西部的县,我最近拜访过,人们连在院子里插一个支持哪位候选人的标牌都不敢,因为他们害怕遭受人身攻击。 这,就是我们目前面对的言论自由问题所在。 美国宪法的问题 马什:你知道吗,我在想,不知道你有没有像我在这个对谈系列中遇到的很多知识分子那样,去思考美国的建国,思考它的起点。你刚才提到了传单和印刷文化的起源,这很有意思,因为他们当时也正是传单写作者,对吧?某种程度上,他们就是最早的那批“传单叛军”(pamphleteer rebels)。也许我会这么说是因为我是加拿大人,所以我能更有距离感地看这个问题。 但我想知道,作为一个历史学者,你是否觉得美国如今所陷入的困境,其实早在当初就已经埋下了种子。比如乔治·华盛顿的告别演说——对我来说,那简直就是在描述今天的美国,只不过是240年前说出来的。 你会不会觉得,那些光辉岁月里种下的一些“种子”,现在已经开始发芽燃烧、变成火苗了?又或者说,正是这个国家的美丽与建国理想本身,正在制造它如今所面临的危机? 我觉得美国最不同凡响的一件事是:它至今仍处在自己的“第一共和国”当中。你看,法国都已经是第五共和国了。我们加拿大写宪法是1982年,对吧?而你们至今还在使用18世纪写下的宪法。你觉得,美国如今的问题,是不是也部分源于此? 斯奈德:是的,法国是第五共和国,但谁在乎呢? 马什:说不定等这次对话结束,他们都到第七个了。 斯奈德:这里有一个非常讽刺的现象。我是美国人,也是历史学家,但我并不是“美国史学家”,你懂我的意思吧——我是研究欧洲历史的。 但从欧洲的角度来看,美国宪政史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反讽之处:当我们有机会影响其他国家的宪法设计时,我们会允许出现、甚至鼓励一些在我们自己宪法中并不存在的内容。 举个例子:二战后,欧洲新产生的宪法中包含了许多美国人并不享有的权利。尤其是,这些宪法往往围绕着政府向人民提供服务来进行设计,而这恰恰是美国人常常质疑的部分。 二战之后,面对法西斯主义带来的摧残,欧洲各国在宪法设计中大力强调福利国家的理念,其核心目标正是构建一个让人们真正感到自由的社会。所以我这里在思考一个非常具体的宪法设计时刻。 我想表达的,其实是一个相对乐观的观点:是的,我们的建国文件确实有些古老、复杂,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人本身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20世纪40年代,甚至更早在20年代,那些参与一战后宪法讨论的美国政治学家和法律学者其实都非常清楚我们宪法的局限。 所以说,确实有问题,但不能说所有美国人都对此毫无察觉,也不能说我们就只能消极地被这些文件束缚。 我们的某些现实问题确实根植于宪法本身。比如说,宪法允许选区划分操控(gerrymandering,杰利蝾螈),而更好的宪法设计本应排除这种做法。 又比如选举人团制度(Electoral College)——它在当时的政治辩论中或许说得通,但现在说实话,简直让人忍俊不禁。它真的完全没有道理,我们之所以还保留它,只是因为它“已经在那里了”。这类基本的设计缺陷确实存在。 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对待宪法这份文件的精神,我想强调的是这个点。1852年,在美国首次独立日的第76周年,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自由黑人)发表了一篇著名演讲,我认为他给予了建国者应有的尊重。演讲的核心当然是当时美国最根本的问题——奴隶制。 但我觉得,道格拉斯说了一句非常有智慧的话。他说,建国者在他们的时代是“叛逆者”(rebels in their own time)。就像斯蒂芬所说,他们是捣乱分子,是传单写手。 道格拉斯说,他们是那些在当时冒着巨大风险的人。他们所坚持的事业在一段时间内是少数人的事业,他们是异类,是边缘人,是在被排斥的状态下坚持下来的。直到后来他们赢得了支持,甚至奇迹般地赢得了一场战争。而“自己时代的叛逆者”这句话,我认为正是我们理解建国精神的正确方式。 因为那些起草美国宪法的人深知,我们也必须在我们自己的时代成为“叛逆者”,这当然也意味着我们要敢于对他们当年的立场和设计进行挑战。 当年的建国者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认为“我们在18世纪写下的这些东西,应当在250年后依然将所有人牢牢束缚”。他们努力地去设计这些文件,使之能够随着历史而改变,因为他们理解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第一,我已经提过了——我们是有缺陷的,我们不完美。这正是宪法存在的核心理由。民主是困难的,你需要规则和框架来引导我们的能量朝着正确方向流动。 第二,他们明白:民主需要不断复兴。而每一次民主的复兴,都必须以我们愿意承认过去所犯的错误为前提。 一个严重的错误 马什:我听过很多关于美国宪法的辩护。这是我听过的最好的辩护。但这让我们回到了规范的问题。对。你提到的那个比喻很好,就像你在白板上写规则,但你真正希望的是孩子有规范。就像你写这些规则,是因为你不能对孩子说“正常点”。对。就像拥有这些价值观。 斯奈德:对。我得说,对孩子说“要正常”是一种我从未想过的方法。好吧,试试看。看看是否有效。 马什:也许我试了没效果,对吧?但我猜是因为我完全明白问题在于规范,但这似乎也是一个如此难以面对的问题。我有我的规范,我有朋友,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规范。作为公民,我们似乎很难真正影响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观念,即“我们都相信民主”,对吧?规范似乎是一个如此模糊、不明确,同时又是如此迫切的要求。 斯奈德:当然,这是个很好的问题。让我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来回答你——一个是更直接的现实层面,另一个可能是更深层次的。让我先从那个深一点的开始说起。 民主并不是——自由也不是——“一切都可以”的意思。不是这样的。自由的意义,在于这个世界上确实存在一些美好的事物,而我们每个人对这些美好事物的理解可能不同,但每个人都应有机会去实现他们心中那些“好”的东西。这才是自由的核心。 自由并不意味着“什么都不是真的”,它不是虚无主义。我认为,当我们把自由理解为“无所谓、什么都行、都不重要”的时候,我们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而如果我们因此认为民主就意味着“大家随便说说、无所谓”,那民主根本不可能运作。 虽然这种想法很有诱惑力——我们确实看到有不少人,甚至在美国社会中居于高位、甚至竞选公职的人,都抱持着这种态度——但那不是真正的自由,也绝对不是民主。 民主绝不能只是“任其发展”的结果。它必须建立在某些积极的信念之上,而这些信念正是“规范”所依赖的基础。 所谓“规范”,是指我们的行为准则,是我们在政治这个空间中不言自明、却人人遵守的“看不见的规则”。就像政治房间里的家具,虽然看不见,但我们知道如何在它们之间穿行。可是,如果没有那些积极的价值信仰作为支撑,这些规范就站不住脚。 比如说我们之前听朱利安提到的一些价值观:我们要接受和平的权力交接——这是一个积极的确认;我们认为政治暴力不是政治生活中的一种常态,而是一种与民主根本不相容的行为。这一点我其实应该更早提到的:政治暴力是民主出了问题的一个极强信号。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通常,一个人或一群人如果尝试过一次政治暴力,那很有可能就会尝试第二次。 所以,怎么才能建立“规范”?你只能通过积极的价值信仰去确立它们。而且你必须认真思考这些价值信仰是什么,因为世界上存在各种价值信仰,其中一些不仅非民主,甚至是反民主的。 比如说:“应该有一个领袖,我们所有人都应该服从他”——这也是一种规范,只不过是一种反民主的规范。又比如:“法律并不适用于每一个人”——也是一种规范,但它同样是反民主的规范。所以,你在这里并没有真正的“中立”选项:你总是在肯定某种类型的规范,不是民主的,就是反民主的。 接下来我说说那个更“现实直接”的层面:我们可以通过人们遵循的规范来判断他们。没有人在当前我们所见的政治竞争中是完全不遵守任何规范的。问题是,他们所遵循的到底是哪种规范?是与民主相契合的,还是与其他政治体系一致的? 规范既是我们必须努力捍卫的,也是完全合理的评判标准。这与“政策立场”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可以支持某种反垄断政策、你可能支持另一种;我可以支持一种肉类检查制度,你可以支持另一种;铁路政策也是如此。我们可以在政策上分歧很大,但仍然在规范层面达成共识。我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评判候选人。 当然,有些选举确实是围绕政策分歧展开的,比如肉检政策、交通政策这种。这种选举是你我在政策上有分歧的体现。但我并不认为2024年是这样一场选举。我认为我们现在经历的这场选举,是关于规范的。 他们想要你绝望 马什:你知道,我觉得这正好引出了“政治暴力”这个问题,而这一直是我最难应对的问题之一。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受。 我是说,我写过一本书,叫《下一场内战》(The Next Civil War),显然,这是一个非常黑暗的视角。我写这本书的初衷,是想作为一种警示,提醒人们美国面临政治暴力的风险。但与此同时,也正是你刚才提到的那个关于“规范”的问题,我有时会问自己:我所指出的这种黑暗是否反而适得其反?是不是一种更积极的策略——比如说去“肯定那些美好的东西”——其实更能阻止民主的倒退? 因为在我看来,一旦我们进入那种“民主真的处于危险之中”的状态,这种危机意识本身就会变成一个驱动力,它反过来会加剧那种“绝望感”,而这种绝望感正是导致政治暴力和制度崩溃的温床。 所以我想说的其实不仅仅是那些人(制造暴力或极端主义的人),而是我自己——如果我可以把你当成一个心理咨询师的话——我们怎么才能跳出这种负面循环,进入某种积极的肯定状态? 斯奈德:我觉得,如果我是你的心理治疗师,我会说:“这是一个非常棒的问题。”对吧?这要收费250美元(笑)。因为这正是治疗师会说的话,不是吗?无论你从哪里出发,你都是从一个好的地方出发的。除了治疗师,全场都笑了。现在,连治疗师也笑了。谢谢你。 所以,我想从一个更黑暗的地方开始,然后尝试走出来。我写的这本关于自由的书,其实是一本非常温暖和充满希望的书。它讲述的是“自由”作为一切美好事物中最美好的一种,它描绘的愿景远远好于现实中的美国。 但我写这本书时,是带着我对历史的了解在写的——我们刚才讨论了一些——也是带着我对其他更艰难局势的认知在写的。所以,我第一次像这样与人讨论这本书——不是像今晚这样的大讨论,而只是谈这本书——是在乌克兰东北部的哈尔科夫,一个距离俄国边境约35英里、距离前线只有几英里的城市,我们在地下举行讨论。 我们之所以在地下,是因为哈尔科夫经常遭到导弹袭击,而人们根本没有足够时间转移到防空掩体。如果你想举行像今晚这样的集会,只能在地下举行。 我之所以想到这些,也部分是因为我现在穿的衣服,正是我那次地下讨论时穿的衣服。整场讨论期间我都在想,这一切是多么不同:我可以坐在这里,不是在地下,斯蒂芬和我,还有你们大家,都不用担心导弹袭击。我们知道,当我们今晚走出剧院时,卡拉马祖的建筑不会在我们不在的这段时间被摧毁。我想到了这一切,我没办法不去想。 然而,尽管如此——哈尔科夫、乌克兰东部、南部,那些地方是可怕政治暴力的例子。俄罗斯所施加的政治暴力是恐怖的,其目的正是要终结民主。这一切的本质,就是要通过摧毁乌克兰的民主来向俄罗斯人证明:民主是不可能的。 那些正在抵抗的乌克兰人,正为民主付出可怕的代价。但这正是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发生转变的地方。因为在我的经验中,甚至可以说是尤其在那些为民主而抵抗、冒着风险的人身上,我看到的是:抵抗总是具有创造性的。我们本来不必在那个地下掩体里讨论自由,对吧?每个人都可以待在家里,看着网络,感到恐惧。但他们没有。他们走出来,参加了讨论,就像你们今晚也走出来参与这个讨论一样。抵抗总是带有创造力的,抵抗总是积极的。 当我想到其他一些比我们当前所处环境更危险的地方,那些曾经抗议、冒险的人反复告诉我同一句话:“当我在抗议的时候,我反倒不像在家看电视时那么害怕。” 所以即便是冒那一点点小小的险,也是一种肯定性的行为;它让你与他人一起行动,让你感觉更好。而这也是对你刚才那个“心理治疗”式问题的回答——现在我是认真的了:那些想要“杀死民主”的人,他们的策略就是让你恐惧,让你相信一切都没有希望。他们想要你绝望。这是一种手段,他们的目标就是这个。 因为,如果我们彼此隔离、不沟通、不合作,民主是无法运作的;如果我们被恐惧所支配,民主也无法生存。 你说得对,恐惧本身的确可能导致糟糕的结果。但这不是让我们屈服于恐惧的理由,而是一个强有力的理由,说明我们必须始终去做我们力所能及的小事。 因为每个人总能做点什么,而我们现在通常还能多做一点点。尤其是如果我们和他人一起去做,就能驱散那种无力感。 这也是我在那些比我们现在所处环境更加严酷的地方亲眼看到的。如果你什么都不做,那你自然会觉得黑暗的来临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你和别人一起,那你就会产生希望——你会变得更有行动力,也会更有希望。这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行动力与希望会互相激发,彼此增长。 无法回头 马什: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你在书中提到的一个观点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其实不止一个,但这个尤其让我记住了: 人们常常觉得民主不起作用,但如果你试试专Z,那结果才是真正糟糕。它会非常快地崩溃,也会非常快地变得可怕。而我们现在,正处于美国为数不多的四五个关键地区之一,在这里,全球民主的未来可能会被决定。我想请你,向这个世界的角落发出呼吁——为什么民主比它的替代品更好? 斯奈德:这是个很容易理解的观点,也是你刚刚提到的。我先说这个,然后再讲另一个。 第一个简单的观点是:我们在民主中抱怨的一切,其实都可以被改进。斯蒂芬刚才非常正确地提到过,在专Z制度下,情况往往会变得更糟。 看看那些我们某些政治人物钦佩的独裁者,比如普京,或者匈牙利的欧尔班——这些国家相较于美国来说是穷国,而且它们永远都不会变得不穷。它们被困住了。哪怕匈牙利位于欧洲联盟的中心地带——这个世界历史上最大最富裕的贸易区——只要欧尔班继续掌权,匈牙利就会一直贫困。因为欧尔班的统治意味着一人独大,意味着少数依附权力的寡头拿走所有来自欧盟的资金,意味着经济失序。 这还不包括缺乏自由媒体、大学被压制等问题——这些国家体制无法运转,问题也无法修复。 俄罗斯也是个类似的例子。这个国家拥有大量的油气资源财富,但这些财富被一个人和他周围的一小撮人所控制。全国大多数人极度贫困,而俄罗斯几乎没有什么系统是高效运作的。而且——这种情况无法改变,真的无法改变。 所以从斯蒂芬提出的观点出发,我们抱怨的许多民主问题比专Z更糟糕——这是真的。但更糟的是:你在专Z体制下无能为力。你什么都做不了。我非常担心的是,美国人往往不理解这一点的严重性。 如果你投票反对民主,如果你投票支持那些破坏规范的人,如果你投票支持那些宣称自己想当独裁者的人,如果你投票给那些公开钦佩独裁者的人——那一刻或许看起来很“爽”,好像你在挑战权威、做了一件“解放自我”的事。 但一旦你越过了那条线,你就无法回头了。 这不是我们所熟悉的那种“可以修补”的错误。民主虽然慢、尴尬、笨拙,并不总是带来你想要的结果,但你总是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回头,重新开始。 但如果你投票反对民主,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正是现在很多美国人正在考虑做的事——一旦你否定了民主,就真的回不了头了。 第二个观点,这是个乐观的亮点:美国现在的状态不会一直持续下去。 极化不会永远持续;愤怒和焦虑不会永远持续;五五开的选举格局不会永远持续;社交媒体主导一切的现状也不会持续。这种现状是不可持续的。 作为一名研究政权变迁和历史转折点的历史学家,我认为,接下来要么事情会变得更糟,要么它们会变得更好——而且可能会变得好很多。 2020年代的美国,有潜力成为一个比现在更加富裕、慷慨、公平和成功的国家。远远更好。我们可能会迎来一种变化,就像从上个世纪40年代走向50年代,从50年代走向60年代那样的跃升。 这个国家拥有足够的财富、技术、受过教育的人民——我们拥有一切,除了:一些糟糕的领导人,一些糟糕的想法,一些顽固失效的制度。 但我们可以突破——走向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迈入一个更好的“第三世纪”。 而我们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前提,就是维持住我们的民主。 *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来源:加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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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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