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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斯拉多牌齐发：摩根士丹利力挺AI与机器人前景，股价目标直指800美元

司需求的潜在影响的担忧。尤其是在美国民主党消费者群体和欧洲市场，部分客户因马斯克的政治活动表现出抵制情绪，导致特斯拉全球销量在2024年首次下滑1.1%，为十多年来首次负增长。与此同时，中国市场竞争加剧，比亚迪等本土车企的崛起进一步挤压了特斯拉的市场份额，Model系列车型的老化也加剧了需求压力。马斯克在2025年4月财报电话会议中承认，其参与美国政府效率部门（DOGE）事务短期内对特斯拉品牌形象造成负面影响，但他承诺将精力重新聚焦于公司运营。尽管如此，特斯拉的股价在2025年3月曾因市场对马斯克粉丝群体的热情和AI前景的乐观预期而上涨5.3%，显示出投资者对其长期潜力的信心。然而，短期内，特斯拉仍需应对高估值压力和盈利能力挑战，2024年每股收益下降52%，市盈率远高于标普500指数。摩根士丹利看涨逻辑摩根士丹利作为特斯拉的“超级多头”，在2025年3月发布研报，重申对特斯拉的“增持”评级，目标价定为430美元，牛市目标价高达800美元。分析师亚当·乔纳斯（Adam Jonas）指出，尽管马斯克与特朗普的矛盾可能导致短期需求波动，但特斯拉在人工智能、自动驾驶、人形机器人、能源存储等领域的核心竞争力基本不受政治因素影响。摩根士丹利认为，特朗普政府推动的“制造业回流美国”政策将长期利好特斯拉，这些领域不仅关乎美国经济核心利益，还能创造大量就业机会，特斯拉在全球范围内无可替代。研报强调，特斯拉的估值不应仅基于汽车业务，而是应将其视为集AI、机器人和能源创新于一体的前沿科技平台，类似亚马逊或苹果的跨领域生态系统。以下为摩根士丹利对特斯拉估值构成的详细拆分：业务板块每股估值（美元）核心驱动因素核心汽车业务 86 2030年预计销量520万辆网络服务 172 2040年订阅率65%，每用户平均收入200美元出行服务（Robotaxi） 90 自动驾驶出租车网络普及能源业务 65 储能部署量持续增长第三方供应 17 供应链重构与技术输出 FSD与Robotaxi的战略价值特斯拉的FSD（完全自动驾驶）和Robotaxi被视为公司未来增长的核心引擎。摩根士丹利预计，FSD的深度普及将推动特斯拉从传统汽车制造商转型为移动出行服务提供商。Robotaxi网络有望在2030年前实现规模化运营，届时将占特斯拉总营收的25%。 2024年10月，特斯拉发布Cybercab和Robovan等无人驾驶产品，但因缺乏明确的商业化时间表，发布会后股价下跌15%。尽管如此，华尔街分析师Dan Ives表示，Robotaxi的推迟是为了确保技术成熟，长期看仍是特斯拉估值提升的关键。马斯克也在2025年3月表示，特斯拉正加速优化FSD系统，预计2026年将实现更广泛的自动驾驶应用。与传统汽车业务相比，Robotaxi的利润率潜力更高。摩根士丹利预测，Robotaxi网络的每用户平均收入可达200美元，远超当前汽车销售的利润率。特斯拉的Dojo超算系统为FSD提供了强大的算力支持，使其在自动驾驶领域的技术壁垒进一步巩固。 Optimus人形机器人的市场潜力 Optimus人形机器人被认为是特斯拉最具颠覆性的业务之一。摩根士丹利估算，全球劳动力市场规模约40万亿美元，若1%的劳动力被Optimus取代，将为特斯拉创造超过3000亿美元的市值增量，相当于每股提升约100美元。马斯克在2024年11月表示，特斯拉正改进Optimus设计，计划于2026年实现大规模生产。 Optimus的潜在应用场景包括工业制造、家庭服务和医疗护理，其低成本优势（每小时5美元对标人类25美元/小时）使其具有巨大竞争力。以下为Optimus与传统劳动力的成本对比：类型每小时成本（美元）年均成本（万美元）净现值（万美元） Optimus机器人 5 1 20 人类工人 25 5 - AI大模型与特斯拉的融合前景特斯拉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布局不仅限于FSD和Optimus，还包括与马斯克旗下xAI的Grok大模型的深度整合。Grok的加入为特斯拉的Dojo超算系统提供了更强大的推理能力，使FSD和Optimus的场景适应性显著提升。 2024年12月，xAI完成60亿美元C轮融资，进一步加速了Grok的研发，这也间接推高了特斯拉的股价。摩根士丹利认为，特斯拉的AI生态系统将使其成为全球AI应用浪潮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尤其是在医疗、金融和消费电子领域。马斯克在2025年1月表示，Grok与特斯拉的协同效应将“重新定义智能制造和出行服务的未来”。与此同时，特斯拉的能源业务也受益于AI技术，其储能部署量在2024年创下4.1 GWh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40%。 AI优化了电池管理和能源分配效率，为特斯拉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开辟了新的增长点。编辑总结特斯拉在2025年面临多重挑战，包括马斯克政治争议引发的需求压力、全球销量下滑以及高估值质疑。然而，摩根士丹利的看涨研报为市场注入了信心，其核心逻辑在于特斯拉在AI、自动驾驶和人形机器人领域的无可替代性。FSD和Robotaxi的推进为特斯拉打开了高利润的出行服务市场，而Optimus则有望重塑全球劳动力格局。特斯拉的AI生态系统与其能源业务的协同发展，进一步巩固了其作为科技平台而非单纯车企的定位。尽管短期波动不可避免，特斯拉的长期增长潜力依然稳固，特别是在AI与制造业融合的趋势下，其市值有望持续突破新高。 2025年相关大事件 2025年6月6日：特斯拉股价因马斯克与特朗普关系破裂传闻一度暴跌17%，市值蒸发约700亿美元，市场情绪受到政治争议影响。 2025年3月19日：特斯拉高管及董事会成员抛售总值超1亿美元股票，引发市场对公司前景的担忧，股价单日下跌近10%。 2025年3月11日：特朗普购入红色特斯拉Model Y以示支持，但未能阻止股价因政治风波继续下滑。 2025年3月7日：摩根士丹利发布研报，重申特斯拉“增持”评级，目标价430美元，强调AI与机器人业务潜力。 2025年1月2日：特斯拉公布2024年销量178.92万辆，同比下降1.1%，股价下跌6.08%，市值蒸发788亿美元。国际投行与专家点评亚当·乔纳斯（Adam Jonas），摩根士丹利分析师，2025年6月6日：“特斯拉的多牌策略使其在AI、机器人和能源领域的领导地位无可撼动。尽管马斯克与特朗普的矛盾短期内影响需求，但其核心竞争力与政治无关，长期目标价800美元的逻辑依然稳固。” 丹·艾夫斯（Dan Ives），Wedbush Securities分析师，2025年1月3日：“特斯拉的AI估值已达1万亿美元，未来12至18个月有望翻倍。FSD和Robotaxi的成熟将重塑出行行业，销量下滑只是短期阵痛。” 罗斯·格柏（Ross Gerber），Gerber Kawasaki财富管理公司CEO，2025年3月17日：“特斯拉当前估值过高，盈利能力不足以支撑股价。马斯克分心于政治事务进一步削弱了投资者信心，预计股价将继续下行。” 塞思·戈德斯坦（Seth Goldstein），晨星分析师，2025年3月19日：“高管抛售股票可能反映个人财务选择，但发生在特斯拉动荡期并非积极信号。投资者需关注FSD和Optimus的商业化进展以判断长期价值。” 杰伊·里特（Jay Ritter），佛罗里达大学金融学教授，2025年3月19日：“内部人士抛售股票通常表明对估值的谨慎态度。特斯拉需通过AI和机器人业务的实际落地来证明其高市值合理性。” 来源：今日美股网

今日美股网06-11 00:12

特朗普账户震撼登场：新生儿获1000美元投资基金，戴尔高盛力挺

元初始资金对低收入家庭的实际帮助有限。民主党议员乔·内古斯（Joe Neguse）在众议院听证会上表示：“如果我们将账户命名为奥巴马账户，共和党会强烈反对，这种政治品牌化不必要。”此外，参议院部分财政保守派共和党人对计划成本表示担忧，预计170亿美元的政府支出可能加剧赤字。基普林格分析师指出，取消2025-2029年的出生限制并扩展至所有儿童，可能提升计划的公平性。都市研究所的马德琳·布朗补充道：“若不增加用途灵活性，低收入家庭可能无法充分利用账户。”X平台上的讨论显示，公众对政治品牌化争议较大，但对儿童财富积累的支持普遍较高。编辑总结特朗普账户计划通过为新生儿提供1000美元投资基金，结合企业匹配资金，旨在为下一代美国人奠定财富基础。戴尔、高盛等企业的支持增强了计划的吸引力，预计显著推动金融教育和经济流动。然而，税收结构的局限性和政治品牌化引发争议，低收入家庭可能因贡献能力有限而受益不足。相比529计划等现有工具，特朗普账户的实用性需进一步优化。参议院审批的不确定性和170亿美元的成本压力是主要挑战。尽管如此，该计划体现了政府与企业合作的创新尝试，可能为儿童财富积累和经济公平提供新路径，但需平衡成本与实际效益。 2025年相关大事件 2025年6月9日：特朗普在白宫圆桌会议推广特朗普账户计划，戴尔、高盛、优步等企业承诺为员工子女账户追加投资，标普500指数上涨0.8%。 2025年5月29日：众议院通过《美丽大法案》，包含特朗普账户条款，市场对儿童投资计划的乐观情绪推高金融板块1.2%。 2025年5月22日：共和党将“MAG”账户更名为“特朗普账户”，引发政治品牌化争议，民主党批评其为宣传噱头。 2025年5月12日：参议员特德·克鲁兹提出《投资美国法案》，为特朗普账户计划奠定基础，预计10年成本170亿美元。 2025年2月4日：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计划设立美国主权财富基金，为特朗普账户等政策提供潜在资金支持。国际投行与专家点评迈克尔·戴尔（Michael Dell），戴尔科技首席执行官，2025年6月9日：“特朗普账户为儿童教育和创业提供资金支持，戴尔将为员工子女账户1:1匹配投资，助力国家向全民所有制迈进。” 大卫·所罗门（David Solomon），高盛首席执行官，2025年6月9日：“该计划将下一代与美国市场的潜力相连，高盛支持这一长期投资愿景，增强经济活力。” 达拉·霍斯劳沙希（Dara Khosrowshahi），优步首席执行官，2025年6月9日：“特朗普账户不仅是账户，更是孩子未来的起点，优步将为员工子女账户提供支持。” 安·赖利（Ann Reilley），阿尔法财务顾问公司首席执行官，2025年6月9日：“特朗普账户的税收优惠有限，家长可能更倾向于529计划以获得更大免税收益。” 马德琳·布朗（Madeline Brown），都市研究所高级政策研究员，2025年5月23日：“1000美元初始资金不足以覆盖大额支出，需扩大用途范围以提升低收入家庭的实际受益。” 来源：今日美股网

今日美股网06-11 00:12

洛杉矶抗议活动中右翼煽动者疯狂传播虚假图像与阴谋论，以攻击抗议者和民主党

这些虚假信息似乎意在激起公众对移民和民主党的愤怒。这些信息也加剧了信息混乱。在数字和社交媒体中，不同意识形态的视角将局势描绘得截然不同。许多帖子制造了全城陷入暴力的假象，而实际冲突仅限于极少数区域。大量画面显示抗议者向执法人员投掷石块等物品，并纵火焚烧汽车，包括一些自动驾驶的Waymo出租车。同时，虚假图片的传播又激活了旧有的阴谋论，即这场抗议并非对移民突袭的自发回应，而是有计划的挑衅。冲突在星期一进一步升级。新的抗议活动出现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X平台上宣布，他将从洛杉矶附近基地调动700名海军陆战队员，用于保卫联邦建筑。这些部队预计将与特朗普下令部署的2,000名加州国民警卫队成员会合，而这一部署未经加州州长纽瑟姆批准，后者通常对这些部队拥有指挥权。新的部队调动引发了又一波误导性图像的传播，有些图像声称展示了海军陆战队员和军方正在行动。其中一张其实是1983年惊悚片《蓝色霹雳》的一帧剧照，电影讲述了军队剥夺洛杉矶居民公民权的阴谋，片中高潮是在市中心上空的空战。克莱姆森大学媒体取证中心研究员林维尔表示，保守派网络用户“以表演的方式夸大了骚乱”，以支持特朗普关于洛杉矶已被“暴力叛乱团伙”接管的说法。林维尔说，这些帖子也具有“某种自我实现的意味”。 “他们引导关注这些事件，”他说，“结果是会有更多抗议者出现。” 因传播阴谋论而闻名的演员詹姆斯·伍兹，在X平台上攻击该州民选官员，尤其是民主党人纽森，他还转发了伪造的引语，捏造说前总统奥巴马讨论了一个将社会主义强加于美国的秘密计划，并分享了一段警车燃烧视频，2020年的。一张砖块托盘照片，实际上来自马来西亚一家建筑材料批发商的网站，也被用来当作“证据”，称抗议活动是由乔治·索罗斯支持的非营利组织策划的。在极端阴谋论者眼中，索罗斯被视为全球动荡的幕后黑手。 “这是内战！！”星期六，一个X平台账号发文称，这些砖块是“民主党激进分子”放置在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办公室附近的。 X平台随后发布了社区说明，指出这张照片与抗议无关，但图片依然被浏览超过80万次，还被大量转发，包括多个疑似虚假的中文账号。这一网络套路，至少可以追溯到2020年的“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活动。2022年，这一说法再次出现，当时科罗拉多州共和党众议员劳伦·博伯特发文称，国会山附近铺路工程用的砖块是，为了在最高法院推翻“罗诉韦德案”后引发暴力抗议而准备的。 “现在，每当有抗议出现时，那个老掉牙的‘砖块托盘’骗局似乎总会准时现身，”多伦多城市大学社交媒体实验室在Bluesky平台上写道，“你知道的，就是那些照片或视频，说砖块被故意放出来鼓动暴乱。这对右翼煽动者和骗子来说就像猫薄荷一样有吸引力。” 这些阴谋论还呼应了另一个叙述：反对政府政策的抗议是有人安排的。在Truth Social上，特朗普也称这些抗议者是“收钱的暴乱分子！” 大量帖子重复毫无根据的说法，声称这些抗议是索罗斯、地方非政府组织或民主党民选官员策划的，包括洛杉矶市长凯伦·巴斯。一些抹黑抗议的帖子，来自用户名极具欺骗性的账号，这些名字与政府官方账号或新闻机构账号极为相似。阴谋论者、X平台网红迈克·本茨，去年曾声称五角大楼利用流行歌手泰勒·斯威夫特搞心理战以打击特朗普，这次又提出一个荒唐的理论，称市长巴斯与中央情报局有关联，并协助在她所居住的城市制造暴乱。他的依据，仅仅是巴斯是国家民主基金会董事会成员。这个组织是在里根政府时期成立的，由国会授权，旨在在全球推广民主治理。不出意料，俄罗斯社交媒体账号也在传播这一主题。俄方经常放大那些抹黑美国的内容。克里姆林宫及其支持者长期以来一直指控索罗斯或美国政府暗中资助“颜色革命”，推翻各国政府——从2011年阿拉伯之春席卷的国家到乌克兰。 “这是一场自由派对特朗普、也是对整个美国人民的全国性阴谋，”俄罗斯著名民族主义者亚历山大·杜金星期天在X平台写道。倡导组织“自由新闻”的高级法律顾问诺拉·贝纳维德斯表示，这种情况下的虚假信息传播速度之快、范围之广，导致事实核查根本跟不上。她认为，这是“一个更长期图谋的一部分，目的是破坏和平抗议运动的合法性”。 “信息战总是冲突的表现形式，往往是掌权者煽动，用以推动他们非自由主义的目标，”她说，“这让公众陷入混乱，让本该产生同理心的人感到恐惧，在我们最需要团结的时候制造分裂。”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11 00:00

稳定币大战打响！李在明执政党推《数位资产基本法》，美国参议院急促GENIUS法案投票

现关于稳定币发行的承诺，其所在的执政党民主党提出《数位资产基本法》。该法案规定，只要韩国公司拥有至少5亿韩元（合计37万美元）的股本，并且确保透过储备金保证退款，即可发行稳定币。与此同时，美国正在加速稳定币法案。据Cointelegraph6月10日报道，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 John Thune已经为GENIUS 法案及其两党修正案提交终结辩论动议（cloture），并要求于明天（6月11日）进行程序性投票。此前，中国香港已经通过《稳定币条例》，将于8月1日正式生效。可以看出，全球各国或地区正在布局稳定币，或将迎来爆发式发展。目前，市场也非常看好这个领域，其中稳定币第一股Circle近期上市持续飙涨就是最好的表现。原文链接

TradingKey06-10 15:28

桥水基金创始人达利欧万字长文：《内战？》

彻底摧毁。在一战和二战期间，英国这个民主国家也设立了“新闻部”来发布政府宣传。顺从政府宣传需求的主流媒体出版商受到提拔，不配合者则被抨击和边缘化。革命者也同样在各种出版物中歪曲事实。法国大革命时期，革命者经营的报纸鼓吹反君主制和反宗教情绪，但这些革命者掌权后又在“恐怖统治”期间封杀持不同政见的报纸。在财富差距巨大、民粹思想盛行的时期，揭露精英阶层的故事在媒体中尤为受欢迎且具有商业价值——尤其是右翼媒体攻击左派精英、左翼媒体抨击右翼精英的内容。历史显示，这种活动的大规模增加是第五阶段的典型问题，而当媒体的舆论能力叠加其他惩罚手段时，媒体就变成了一个强大的武器。这一现象在当前已经广泛被认知。传统和社交媒体的“可信度”已跌至我们有生以来的最低水平。例如，一项2019年盖洛普民调显示，仅有13%的美国受访者对媒体“非常信任”，只有41%的人表示“有点”或“很信任”媒体。这一数字在1976年曾高达72%。这不仅是边缘媒体的问题，也是主流媒体和整个社会的问题。就连曾被视为新闻诚信典范的《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也经历了信任度的大幅下滑。除了政治动机外，在当前媒体行业财务状况紧张的背景下，耸人听闻的故事也变得更加有利可图。我接触的大多数媒体人士都与我有相同的担忧，尽管他们通常不会公开表达这些看法。这种动态正在阻碍言论自由，因为人们担心自己会在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中被故意扭曲和攻击，从而不敢开口。即便是非常有能力、有影响力的人，如今也因惧怕媒体而不愿公开发声或参选公职。由于几乎所有高知名度人物都会遭到抨击，我认识的几乎每一个人都认为，在公众面前高调、为真理和正义发声的人很危险，尤其是那些可能冒犯到擅长操控媒体的极端分子的人。这类问题虽然鲜少在公众场合被谈及，却在私下频繁被讨论。例如，我不久前与一位曾在政府担任高级职务的退役将军共进午餐，我们谈到了他下一步的打算。我问他最热衷的是什么，他说：“当然是帮助我的国家。”当我问他是否愿意竞选公职时，他回答说，尽管他愿意为国家牺牲生命，但他无法忍受敌人通过媒体和社交平台编造谎言来伤害他和他的家人。像他这样的将军，以及我认识的许多应当被社会聆听的人，现在都害怕公开讲话，因为他们担心被极端分子攻击，而这种攻击会通过耸动的媒体被放大。我的许多朋友都劝我不要公开谈论本书中这些有争议的问题，说这样做很可能会被人“媒体围剿”。我认为他们也许说得没错，但我不会因此而沉默。规则被抛弃，赤裸的斗争开始当人们为之激情澎湃的“诉求”比维护决策体系本身更重要时，这个体系就处于危险之中。规则和法律只有在两个前提下才能发挥作用：一是它们必须极其清晰，二是大多数人必须足够重视在规则体系内协作、愿意妥协以使体系良好运作。若这两个条件都未能达成，法律体系就岌岌可危。如果对立的各方不愿以理性方式彼此沟通，不愿为了集体福祉而做出让步（即放弃自己通过斗争可能获得的利益），那么就会出现某种形式的内战，考验相关各方的力量对比。在这个阶段，“不惜一切代价获胜”成为游戏规则，“不择手段”成为常态。在第五阶段的后期，人们不再讲理，而是彻底被情绪主导。当“获胜”成为唯一重要的目标时，不道德的斗争会以自我强化的方式不断升级。当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信念而战，却没人能达成共识时，整个系统便濒临内战或革命的边缘。这种局面通常会以几种方式表现出来：在第五阶段后期，控制权在手的人往往会将法律与警察系统当作政治武器。此外，私人武力组织也会兴起——比如打人夺财的流氓团伙，或者保护富人免受这些威胁的保镖力量。第五阶段后期，抗议活动数量明显上升，且愈发趋于暴力化。当广泛的不满在社会中爆发，且当权者放任其蔓延时，最终可能演变为暴乱；而一旦他们试图强力压制，局势反而可能爆炸。第五阶段后期的冲突通常积累至高潮，最终触发暴力冲突，这也标志着正式进入被历史学家称为“内战期”的阶段，我称之为“大周期”中的第六阶段。这引出了我的下一个原则：当你犹豫不决时，就离开——如果你不想卷入内战或战争，就应趁还能走的时候尽早离开。这种情况通常出现在第五阶段的晚期。历史表明，当局势恶化时，想要离开的人往往会发现“大门已经关闭”。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投资和资金流动，在这种时期，国家往往会实施资本管制和其他限制措施。从第五阶段（即财务状况极其糟糕，内外冲突激烈）过渡到第六阶段（即进入内战）的关键点，是社会中解决分歧的体系从“还能运作”变成“彻底失灵”。换句话说，就是系统崩溃到无法修复，人们开始彼此使用暴力，而领导层已失控。可以想象，彻底破坏一个体系/秩序并建立一个新的，比在原有体系内进行革命性改革要困难得多。虽然破坏体系会带来更多创伤，但它未必比继续在原有体系中运作更差。决定是否保留并修复一个运行不良的旧体系，或是彻底废除它并另起炉灶，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当这个“旧体系”指的是一个国家的内部秩序时更是如此。但这种情况终究还是会发生，而且多数时候是出于情绪推动而非理性思考。当一个国家处于第五阶段（如当前的美国），最关键的问题是：这个体系还能承受多大压力而不至于崩溃？ “一人一票”的民主过程存在缺陷，即选民通常并不会像企业选高管那样仔细评估候选人的能力，而是被人气左右。历史也表明，在剧烈冲突时期，民主容易崩溃。民主制度要求通过协商达成共识并妥协，这意味着观点对立的人必须在体系内有效合作。这虽保障了各大群体的代表性，但也像所有成员观点分歧甚大的大委员会一样，其决策效率极低。民主制度的最大风险是其决策过程可能变得支离破碎、充满敌意，导致治理失效、结果恶劣，最终引发由民粹主义强人领导的革命——这些强人代表那些渴望秩序、渴望有力领导的大众。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历史显示，在严重冲突时期，联邦制国家（如美国）常出现中央与地方（州）之间关于权力划分的冲突。这种现象在当今美国尚不明显，但一旦出现，将标志着社会进一步向第六阶段演进。民主崩溃的案例实在太多，难以一一探讨。我虽然研究过其中一些案例并观察其模式，但尚未全面深入，这里也不会展开详述。不过我可以说，当第五阶段的各种因素被推向极端时——尤其是糟糕的财政状况、社会奢靡、内乱和外患等，就会形成一个功能紊乱的局面，进而引发由强人领导的权力争夺。典型案例包括：公元前400年代末至300年代的雅典、27年前的罗马共和国解体、1920年代的德国魏玛共和国，以及20世纪20-30年代转向右翼独裁（法西斯主义）以恢复秩序的意大利、日本和西班牙的脆弱民主。不同阶段需要不同类型的领导人以取得最佳效果。第五阶段是一个十字路口，一条路可能通向内战/革命，另一条则可能通向和平与（理想状态下的）繁荣共处。显然，和平繁荣之路是理想之路，但也是最难实现的路径。这条和平之路需要一位“强有力的和平缔造者”，他必须竭力团结国家，包括主动接触对立方，将他们纳入决策过程，并以一种多数人认为公平且运作良好的方式重塑社会秩序（即高度生产性、惠及多数人的新秩序）。历史上这种领导者极为罕见，我们唯有祈祷其出现。第二种则是“强有力的战斗者”，他具备带领国家穿越内战/革命烈焰的能力。第六阶段：当内战爆发时内战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与其像大多数国家的大多数人在长期没有内战后所做的那样，盲目假设“这在我们这儿不会发生”，不如保持警惕，关注那些能表明其临近的标志。上一节我们探讨了在原有秩序框架内发生的非暴力革命，而本节则聚焦于几乎总是暴力性的内战和革命——它们推翻旧有秩序，并建立新的体制。我本可以研究无数实例来理解其运作方式，但最终我选取了我认为最具代表性的29个案例。我将这些案例分为两类：一类是导致体制或政权发生重大变革的，另一类是虽然爆发了激烈内战但未能推翻体制的。例如，美国内战是一场极其血腥的战争，但它未能彻底推翻当时的国家制度，因此归类为第二组。尽管这种分类不够精确，但我们不应因追求精准而阻碍我们识别原本无法看见的模式。大多数冲突基本符合本节所描述的典型路径，尽管也有例外。内战和革命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从而彻底改变内部秩序。这类变革通常伴随着财富和政治权力的全面重组，包括债务结构、金融所有权以及政治决策体系的全面重建。这些改变是对原有制度无法内部解决的根本性问题的自然回应。几乎所有制度最终都会面临这种挑战。这是因为，几乎所有制度都会让某些阶级受益而让另一些阶级受损，而当这种失衡发展到一定程度，变得无法忍受时，就会爆发斗争，以决定未来的方向。当财富和价值观差距极端扩大，并叠加经济困境，导致体制对大多数人而言无法运作时，民众就会奋起反抗，要求更公平的制度。经济上最受打击的人群会试图从现有体制中受益的富裕阶层手中争夺更多财富与权力。革命者自然想要彻底改变体制，因此也自然会违反掌权者制定的法律。这类革命性变革通常通过暴力的内战实现，尽管正如前面提到的，也有可能通过和平方式实现，且不必彻底推翻体制。内战时期通常极为残酷。战争初期可能还表现为相对有组织的权力斗争，但随着冲突与情绪升级，各方为胜利不择手段，暴行程度迅速升级，远超第五阶段人们所能想象的程度。精英和中间派通常会逃亡、被监禁，或遭杀害。这些内战是如何发生的？前文中我已经描述了第五阶段的一系列动态，正是它们推动社会越过界限，进入第六阶段。在这一阶段，所有这些动态都会极度强化。接下来我将继续说明。内战与革命如何发生如前所述，积累财富并伴随财富差距扩大的周期，最终会导致极少数人掌控极大比例的财富，而多数贫困群体则通过内战与革命推翻富人统治。这种情况的发生次数远超人们的想象。虽然大多数典型的内战与革命将权力从右派转移到左派，但也有许多情况是将财富与权力从左派转移到右派。这类情况较少且表现方式不同，通常发生在现有秩序陷入无序与无能状态、大多数民众渴望强有力领导、纪律和效率时。这些新体制，无论左派还是右派，之所以成败，原因相同：成功的关键是是否能实现广泛的经济繁荣；若不能，则失败。因为广泛的经济繁荣是新政权成败的决定性因素，所以长期趋势是总体财富和财富分配的同步提升（即普通民众的经济与健康状况改善）。在亲历“大周期”的某一阶段时，人们常会忽视这种宏观图景。领导这些内战或革命的人，过去如此，现在亦然，通常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层出身者。这些领导人往往极具个人魅力，擅长组织并领导强大高效的革命组织，推动变革。虽然巨大的财富差距和经济困难通常是冲突的主要根源，但革命也往往是多种不满叠加的结果。革命过程中，不同诉求的群体通常联合起来推动变革，但在胜利后，他们之间往往会因权力和政策分歧发生内斗。如前所述，在内战/革命阶段，执政政府几乎总是面临严重的财政、信贷和购买力短缺。这种短缺促使政府寻求从富人手中掠夺资源，而富人则将资产转移至安全的地方或形式（如其他国家、外币、黄金等难以征税或不产生生产力的资产），这又促使政府实施资本管制，阻止这些外逃。更糟的是，内部混乱会引来外部敌对势力的挑战。因为内战削弱了国家的统一与能力，吸引外国趁虚而入。这也是为什么内战与外战往往同时爆发的原因之一。其他原因包括：情绪高涨、民粹主义者倾向于战斗、领导者发现对外冲突能团结国内民众，因而故意制造冲突，以及在极端匮乏中，为获取所需资源而更愿意对外发动战争。几乎所有内战都伴随着外部势力干预，试图左右战争结果以谋取自身利益。内战与革命的开端在发生时往往并不明显，只有置身其中时，人们才意识到。虽然历史学家会为其划定起止时间，但这些日期往往是人为设定的。内战极其残暴，因为这是一场生死之争。每个人都被迫选边站队，中间派在刀光剑影中最容易出局。在这种局势下，最适合成为领导人的是“鼓舞人心的将领型人物”——他们既能聚拢支持，也能赢得各类战斗。由于斗争极为惨烈，他们也必须够强硬，愿意采取一切必要手段赢得胜利。历史学家标注的“内战时期”通常只持续几年，并以掌控首都政府机构的一方为胜者。但如同开端模糊一样，战争的结束也往往不如历史记载那般清晰——战后争权仍可能持续多年。尽管内战与革命代价惨重，但若改革得当，往往能为未来打下更好的制度基础。内战或革命之后的未来走向，取决于战后的应对与重建方式。结论我对历史的研究告诉我，除了“演化”，世上没有什么是永恒的。在演化过程中存在着像潮汐般的周期循环——潮起潮落，难以抵挡或逆转。要想应对这些变化，关键在于了解自己正处于周期的哪个阶段，并掌握应对这一阶段的永恒和普遍原则。随着环境条件的变化，应对方式也必须随之调整——换句话说，什么方式最优取决于所处的环境，而环境始终处于我们刚刚探讨过的那些动态变化之中。如果一个社会无法顺应变化，它终将走向衰亡。这就是为什么持续不断地改革、以适应变化才是最优之道。判断一个体系优劣的标准非常简单：它是否能有效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这一点可以通过客观指标加以衡量，我们也确实正在并将继续这样做。话虽如此，从历史中传递出最响亮、最明确的教训是：通过高效协作建立共赢关系、共同扩大并合理分配“蛋糕”，让大多数人都感到满意，比为财富与权力而内战、导致一方压倒另一方的方式，要更有回报、也少得多的痛苦。

金融界06-10 07:48

美政治风暴升级：特朗普拟逮捕加州州长美军700人驰援洛杉矶应对抗议

长，这是我从未希望看到的一天。无论你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这是我们国家绝不能跨越的一条红线。” 加州起诉特朗普与国防部长：联邦化国民警卫队违法特朗普的上述言论发布后不久，州长纽森与加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宣布，计划就特朗普动用国民警卫队干预移民抗议事件一事，向特朗普及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提起联邦诉讼。邦塔在发布会上强调：“这项联邦化命令既未征得州长同意，也缺乏法律依据，完全违反宪法。” 他表示，此次是自1965年以来，美国总统首次在未经州长请求的情况下动用某州的国民警卫队。“总统试图制造混乱，以谋求政治利益。” 纽森则表示：“特朗普点燃了战火，并非法联邦化了国民警卫队，这项命令不仅适用于加州，他也可以对任何一个州采取同样的做法。” 抗议升级：工会领袖被捕，洛杉矶局势紧张与此同时，联邦检察官以“共谋妨碍执法罪”起诉了劳工领袖、SEIU加州主席戴维·韦尔塔。韦尔塔于上周五在洛杉矶的抗议活动中被捕，预计将在周一出庭。抗议活动持续升级，洛杉矶县城市帕拉蒙特爆发了抗议者与执法人员的激烈冲突。国民警卫队成员已部署至相关区域维持秩序。特朗普坚称出兵“正确”，民主党猛烈抨击特朗普周一在社交平台Truth Social上表示：“我们做出了明智的决定，如果没有派遣国民警卫队，洛杉矶将被彻底摧毁。”他还讽刺称纽森和洛杉矶市长卡伦·巴斯应“感谢我”。他称抗议活动并非“和平示威”，而是“暴力与破坏”，民主党政府对人民撒谎。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则痛斥特朗普的命令为“分散注意力的手段”。“他正因与埃隆·马斯克的冲突和削减1700万人医保的税改法案而焦头烂额，因此急需一个话题转移公众视线。” 舒默还呼吁特朗普“立即撤回部署国民警卫队的命令”，认为地方执法应由州长和市长负责，而非联邦干预。加州州长发出警告：这不仅关乎洛杉矶，是全国警讯纽森周日已请求特朗普从洛杉矶撤回国民警卫队。他在一段采访视频中表示：“这不是关于洛杉矶的问题，而是今天的我们，以及明天的你们每一个人。” “特朗普现在完全失控了，这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夏洛特 1评论06-10 05:26

8个月前的这场对谈，已经把今天的美国讲透了

年来尤其对法西斯主义及威权主义造成美国民主与法治构成的威胁有权威性的论述。这个访谈是斯耐德继2024年9月推出新书《谈自由》(On Freedom)以后巡回书展中的一个，在密西根州的卡拉马祖(Kalamazoo)举行，主持人斯蒂芬·马什(Stephen Marche)是加拿大的小说家、散文家和文化评论家。对谈于2024年10月进行，正值2024年大选前夕，因此其对话有强烈的针对性和适时性。他们主要探讨下面几个议题：美国及全球民主面临的最大威胁、历史如何帮助我们理解现代民主的衰落、美国人能做些什么来保护民主与法治。斯奈德不仅是位历史学家，也是个重大事件的积极参与者，俄乌战争中，他曾多次访问乌克兰，做现场的访问和观察。从他回答的内容可以看出，他对事件的陈述和分析总是有好几个层次，不但不停留在表面，而且能捕捉住其历史性和重要性，让听众对历史情境有更深刻的认知，他对细节和宏观两者间的把握和定位让人赞叹。这是一个极其精彩的对话，不但切正时弊，而且余味无穷，令人反复咀嚼。事隔8个月，在川普2.0的政治现实中重新聆听这个访谈，对照现实，斯奈德的论点更有如暮鼓晨钟，掷地有声，特别发人深思。（临风） United to Preserve: Historian Timothy Snyder in Kalamazoo, MI KZOOTV 视频链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bJAxkRTfoM 历史学家蒂莫西·斯奈德论美国民主的未来与法治 [本场对谈发生于2024年10月] 本文为非营利调查新闻编辑室“Information Justice（信息正义）”编译作品。欢迎转载、分享、转发。译：临风编：新约客作家斯蒂芬·马什历史学家蒂莫西·斯奈德美国民主面临的危险马什：让我们直接切入核心。您认为美国目前面临多大危险？美国民主面临多大危险？斯奈德：我想我们之所以今天聚在这里，是因为我们意识到自己正活在历史之中。我们每个人都活在历史中。历史不是一种恒久不变的保障，历史也不是一种安全感的来源。历史提醒我们：事情总会改变，而它们通常不会按照我们预期的方式改变。当我们回顾历史、记起历史时，我们常常会想：“那时候人们本来可以做不一样的选择——但他们没有。” 民主的历史是一个令人不安、艰难困苦的历史，因为——民主制度通常会失败。美国人一个很大的误区是：我们以为，“因为我们是美国，所以我们是民主国家”，又以为，“因为我们是民主国家，所以我们是美国”。这种被称为“美国例外论”的观念其实非常危险，因为它让我们对一个根本问题失明了——那个美国的建国者们其实非常清楚的问题，也是他们写下宪法和各项制度设计背后的思想基石：那就是——民主是困难的，而人性是有缺陷的。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充满缺点的美国人民，他们所希望的，不过是这个国家能尽可能地维持下去，因为他们明白回答斯蒂芬（马什）问题的根本前提：民主永远处于危险之中。一旦你以为那是别人的问题，或者指望制度自动出手来拯救一切，你就在加剧原本的危险。而如今，美国的民主正面临一种非常具体的危险：我们有一些在全国范围内极具影响力的政治候选人，他们不尊重选票的结果，甚至不相信比民主本身更根本的东西——法治。所以，这个体制是可以改变的，美国，是可能发生改变的。这就是历史的教训。如果我们以为历史不适用于我们，那我们正在犯下最严重的错误。为什么？马什：这是一个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的问题。显然，我们现在谈论的是美国的情况，但我想知道，你认为对美国的威胁根源是什么？同时，我也想知道，为什么这种现象似乎是一股全球范围的阴郁浪潮？为什么我们会看到全球范围内的民主倒退、威权冲动上升的趋势？我们当然可以读到各种解释，也能听到各种说法，甚至像新冠疫情这样的事件都被拿来当作解释。但我想从历史的角度听听你的看法——为什么这种现象正好发生在“现在”？斯奈德：谢谢你的提问。很多问题确实与态度有关。你可以看得比我清楚，灯光照在我身上，我看不清你们，这并不意味着你们可以离开而我不会注意到。表演者总是会注意到这些。这确实意味着我对正在对话的受众群体有大致的了解。一、你们会记得，35年前当共C主义结束时，人们说现在没有自由民主的替代方案。人们说，历史已经终结，因为除了我们现有的制度外，不再有其他可能的制度。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已经耗尽了自己。剩下的只有我们现有的制度。当时人们还说，“个人行为并不重要，因为经济会决定政治。”市场会带来民主。这正是当今问题的一个根源。在当今最重要的一些民主国家，比如美国和英国，长期被那类观念所主导。而这些观念不仅仅是对世界运作方式的错误理解，它们本身就是反民主的。因为民主意味着人民掌握权力。而历史上唯一站在人民掌权一边的力量，就是那些希望掌权的人民，仅此而已。没有其他什么力量——不论是开国元勋、宪法、经济、历史，还是其他什么——天然地支持民主。唯一支持民主的，是那些想要参与统治的人。所以，我认为，大约35年前（苏东解体）的那次重大误解，正是问题的一部分，因为我们当时基本上把整个民主机制挂上了“空挡”。我们放任“车辆”自行前行，盲目信任所谓更大的力量会引导方向。但事实上，并没有什么“更大的力量”站在你这一边。只有你自己。就只有你。这既是好事，也有些令人不安。二、第二个我认为对全球民主造成重大冲击的问题，是社交媒体的兴起，以及随之而来的注意力衰退和信息超载。人们不断被吸引去接收迎合他们口味的信息，同时这些信息往往并不真实。而人们面对面交流的能力也在不断下降。我们今天关于民主要说的很多话，其实早在2500年前的古希腊人就已经预见到了。但其中有一个例外，那就是社交媒体。机器——尽管古希腊人也曾讨论过机器——但今天的机器能让人更难以与他人建立真实的联系。无论是古希腊人、瑞士人，还是新英格兰的民主模式，它们最终都依赖于一种本地层面的对话能力。如果你无法进行地方性对话，那你同样也无法进行全国性的对话。而机器，社交媒体，正是阻碍我们进行本地对话的元凶。这种现象在全世界都存在，是一种国际性的因素。如果你要追溯民主开始崩塌的时间点，2010年是一个不错的参考——那是社交媒体全面接管互联网的开始。三、第三个因素在某些地方更重要，在其他地方则不然，那就是财富不平等。当财富不平等达到《泰坦尼克号》般的程度，如美国所见，甚至有些国家如俄罗斯的财富不平等更为严重，这为我们提供了这些问题可能发展的例子。如果财富不平等过于严重，最终那些少数寡头将控制国家。然后你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当然，寡头们会反对民主，这是他们永远不会改变的。四、但还有另一件事，这也是我的最后一点，那就是我们并不孤立生活。我们生活在一个这样的世界里：那些在国内面临抵抗的独裁者们希望在所有其他地方也反民主。所以，如果你想知道美国反民主的候选人是谁，你只需要知道习支持谁，普京支持谁，对吧？因为从这些独裁者的角度来看，任何地方的民主都是他们的问题。他们想要一个没有民主的世界，而这就是问题的答案之一：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我们都不是一座孤岛，我们不是一个城市，我们不是孤军奋战。世界上存在着一些势力，正在此刻与我们的民主作对。脆弱的历史时刻马什：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你知道，历史上存在着一种著名的分歧，即一些人认为历史是由社会力量推动的，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历史是由伟人主导的。我一直认为你的作品并不属于伟人史观。比如《血土地带》(Bloodlands)一书，它对特定地区进行了极其具体和地方化的研究，并通过大量档案工作揭示了历史的细枝末节。我好奇的是，如今我们不幸生活在历史之中，你是否重新考虑过这一点？你认为民主面临的威胁是源于公众的冷漠？还是说领导者对民主的影响更大？实际掌权者是谁，他们做出的决策，对民主的影响有多大？斯奈德：嗯，让我尝试调和这两种观点，因为在我看来，历史学家既应该关注宏大的历史力量，也应该关注个体及其特殊性。那些成就伟业或制造灾难的个人，往往是能够在某种程度上理解时代，并从中提取出某些东西的人。拿希特勒来说吧，人们很容易把他看作一个可怕的个体、一个疯子，仿佛他不小心闯入了历史舞台，然后把一切毁掉了。但正如像朱利安祖父这样的幸存者可以告诉你的，事实并非如此。事情是一点一点变化的，从一天到一周到一个月。是有过程、有阶段的。而这些变化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像希特勒这样的人，不仅了解他的人民，还理解那个时代的特定历史时刻。希特勒明白人们害怕我们今天称之为“全球化”的东西。他也明白，人们很容易被一些关于全球化的阴谋论所吸引。他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提出了他自己的阴谋论。而阴谋论总是危险的。他的版本非常明确——犹太人被置于绝对核心的位置。希特勒还懂得如何把经济不安全感，从“共同繁荣”的理念，转化为“我们”对抗“他们”的政治叙事。因此，希特勒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他以一种特定的方式理解了那个时代——当然，这并不是唯一可能的理解方式。在1920年代和30年代，德国本来完全有可能选择另一条道路。例如采用某些希特勒所拒绝的技术手段，也完全可能在不靠庞大的军事预算、更不用诉诸战争的前提下，从大萧条中复苏。如果德国在那个时期作出了不同的选择，那么历史上那些惨剧可能就不会发生；而德国可能会主导整个20世纪。但事实不是这样。因为某个特定的人抓住了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机，并以某种方式对其加以解读并加以利用。这就是我认为我们必须高度警惕的事情。我们现在所处的也是一个历史时刻，而这个时刻充满了各种脆弱性，其中一些和一个世纪前的脆弱性极为相似。人们害怕全球化，害怕世界的快速变化。有一些技巧娴熟的政治人物用阴谋论来解释这些变化。人们的不安和对未来的恐惧，也可以被转化为“我们”对抗“他们”的政治逻辑。因此，我们必须警惕那些善于操纵的政客，那些所谓的“伟大人物”——他们身处时代之中，但能够以某种特定方式引导这个时代。而一旦这个时代被引导过头了，一旦拨动的那根弦被拨到某个临界点，想再回头就会变得极其困难。不要低估川普马什：你知道，通常在这种讨论中，我们尽量避免党派之争，但我还是得问你。就在那天，唐纳德·川普说，“我需要希特勒手下的那种将军。” 你能告诉我这对他意味着什么，以及作为历史学家，你对此有何看法？斯奈德：那我来谈谈我对唐纳德·川普的看法吧。我是这么想的——让我换个方式开始。 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确实有一些政治人物，他们非常有才华、也非常聪明，但这种聪明并不是人们所熟悉的那种。他们常常被像我这样的人、像你这样的人所轻视，被学者、记者、知识阶层所低估。他们常被受过教育的人忽略，因为他们的才华、魅力和智慧呈现的方式与传统不同——体现在极强的组织能力和演说天赋上，尽管这些能力形式非常规，但却非常有效。正是由于对这些20年代和30年代的政治人物的低估，才导致了一系列可怕的后果。正因为这个原因，同时也是出于保持客观的努力，我一直尽力不去低估川普先生。川普显然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具备一套独特的技能，本质上是戏剧性的表达能力。这套能力在当今社交媒体时代尤其契合。他的确拥有某种魅力——不是对所有人都有效，但对某些人却极具吸引力。所以当你问我川普算不算一个“历史学家”的时候，就好像你给我抛了个软球，等着我说“他根本不懂历史”。但我不这么看。我认为，川普对历史有他自己的直觉。当然，说他的家族来自德国，他的一些亲戚曾在纳粹军队（Wehrmacht）服役，这种说法太容易了、太表面了。我认为，更关键的是川普对某些历史现象有一种直觉的把握。所以，当他说想要希特勒手下的那种将军时，我认为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这不是值得嘲笑的事。这并不是说他不理解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恰恰相反，我认为他确实理解那个时代。他可能不懂我要讲的那些技术细节，但他抓住了整体图景——尽管他可能一个将军的名字都叫不上来。他真正把握到的一点，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即那些将军不受法律约束，他们对领袖个人效忠（我用这个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那么现在让我来说说这个“技术细节”，因为这对我们现行制度及其可能的变化意义重大。一、所谓“希特勒手下的那种将军”，意味着这样一件事：1934年8月，希特勒成功让德国的将军、军官乃至整个军队发誓效忠于他本人。在那之前，魏玛共和国（当时已经在衰败中）的武装力量宣誓的是对宪法的忠诚。这一点应该听起来很熟悉，因为今天的美国军队也是这样做的。而希特勒做出的改变，是让他们改为向他个人宣誓效忠。这种改变的重要性可能一开始并不明显，所以我必须强调：这是一种巨大的转变。你也许还记得，朱利安刚才提到的对大屠S的记忆尤其能说明问题—— 在1945年，当德国军官们说“我只是奉命行事”时，他们的意思并不仅仅是“我在听命于上级”。他们的潜台词是：我已经不再受宪法约束，我超越了法律，因为我向希特勒本人宣誓效忠。如果希特勒下令，我就执行，没有任何法律能阻止我。所以，当一个人向某位领袖发誓个人效忠时，就意味着他已不再受法律约束。二、而这正是关键点的第二层意义：整个社会将因此被改变。如果军队——也就是掌握武器的人——不再受法律约束，那对社会上其他人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法治对任何人都不再真正适用。只要领袖下令，军队就会执行，他们的行为在新的“秩序”中就是“对的”，因为他们已发誓效忠于这个领袖。因此，宪法制度——任何宪政体制——都无法承受这样的变化，它无法在“希特勒手下的那种将军”存在的条件下生存。这就引出了第三点。三、我一直努力避免使用“元首”(Führer)这个词。但我们说的这个词——“领袖”——是我们用来指称纳粹德国领导人的那个词。这个词真正成为政治现实的时刻，就是在1934年8月。那时，希特勒不再只是德国的总理(Chancellor)，而是成为一个超越法律、超越政府、超越任何约束的人——成为“德国人民的领袖”(Der Führer des deutschen Volkes)。这个转变发生的关键节点，正是将军们发誓效忠的那一刻。所以当川普说他想要“希特勒手下的那种将军”时，他的真正意思是：他希望能够拥有那种形式的权力转变。而在我看来，他的理解是正确的。我不会说他是个糟糕的历史学家。我会说，他理解了1934年8月所发生的事，并且，他希望那样的事情在这里（美国）也能发生。民主崩溃的过程马什：所以，你知道，这显然是民主崩溃的一个时刻，即向个人宣誓效忠。也许因为你研究过这么多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情境，那么民主崩溃的其他迹象是什么？在民主崩溃的过程中，还有哪些其他关键时刻需要关注？斯奈德：这可以从很多角度来回答。一、其中一个我们已经从不同方式谈到过了，那就是把民主当作理所当然的事物，就像天气一样，似乎它自然而然地就会存在。这是一种信号，也是一种危险。它往往和对民主的怀疑并存。把民主视为天经地义的事物，常常也会和对民主制度的一种“青春期式的反叛”相伴随——比如说，这个制度有缺陷，这不是真正的民主，因此，专Z也许不会更糟。这是“青春版”的看法。而“成熟版”的看法可能是：民主就是世界本来的样子，它不会真正改变。不幸的是，这两种心态在当今美国都广泛存在。二、另一个民主陷入困境的信号，也是我们提到过的，就是进行对话变得困难。而这就关系到“真相”的重要性。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价值观，对吧？你和我有不同的价值观，你和你的邻居——无论是谁，如果是你的配偶，尤其是你的配偶——你们也有不同的价值观。这很正常，这其实是好事，这本来就是应该如此的。如果我们彼此价值观不同，反而可以通过协商达成共识，一起去做点什么。比如，你和邻居关心水污染的理由可能不同，但你们都想解决水污染的问题。但是，如果你不同意是否存在水污染，或者如果你不同意是否存在全球变暖，如果你不同意基本事实，那么就无法达成地方共识。如果没有地方共识，就不可能有民主，因为这开始显得毫无意义。如果我们无法在地方层面共同行动，那么我们就会开始质疑整个国家层面的民主项目究竟有什么意义？因此，对话的困难，再加上对事实的瓦解，构成了另一个严重的问题。这种情况在法西斯和共产主义掌权接管民主制度时都曾出现过——那些想要摧毁民主制度的人，总是利用民主制度本身的不完美。民主从来都不是完美无缺的，这些人正是利用了它的“漏洞”——比如新闻媒体的脆弱性。他们会攻击媒体，说记者是“人民的敌人”；他们会利用言论自由作为借口来污蔑、攻击反对者。他们还会努力将公共媒体转化为自己的宣传平台。最终的目的，是用宣传来压倒我们所有人的沟通能力，使我们愤怒，让我们彼此敌视。三、在政治领导层面，还有一个稍微技术性的问题，是史蒂文·列维茨基(Steve Levitsky)和丹尼尔·齐布拉特(Daniel Ziblatt)在其著作《民主如何死亡》(How Democracies Die)中阐述得非常清楚的，那就是关于“规范”(norms)的作用。我自己是个家长，所以经常想到这个类比。你可以试图通过制定规则来教养孩子——我确实这么做，我常常制定规则，我喜欢把规则写在白板上。但归根结底，你无法用立法的方式来“规定童年”——你可以有规则，但还有更基础的东西（规范），那就是“遵守规则”本身也是一种规范。当我们在政治精英层面看到民主危机时，往往就是这些本该被默认遵守的规范正在被破坏，或者人们开始寻找绕开规则的理由——而绕开规则的方法，恰恰就是破坏规范。在选举期间，这种现象尤其令人担忧，因为你不可能为选举过程的每一秒钟都立下明确的法律规定。在某个节点上，你必须依赖人们的“善意”。一旦善意不复存在，问题就变得非常严重。亿万富豪与“言论自由” 最后一个我已经提到过的问题，我们再说一下，那就是不平等。如果财富过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是一个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代就被注意到的问题，此后历代思想家也都反复强调过。美国开国元勋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几乎每一位对民主有深刻见解的人，不论我们把他看作是左派还是保守派，都意识到这个问题：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注意到了，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注意到了，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也注意到了。马克·吐温(Mark Twain)和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也都指出过这个问题。如果你让太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那么这些人就会控制太多的言论空间、太多的话语权、太多的媒体平台。在这种情况下，正常的民主对话就会变得非常困难，因为某一个人（比如一个拥有大型媒体平台或社交平台的人）可能最终决定了我们全社会在谈论什么。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也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我之前说过，古希腊人无法预见社交媒体的出现，但他们确实预见了财富阶层通过宣传使民主变得困难的情形。他们对这一点的担忧是有道理的，而这正是我们今天也必须警惕的一个信号。马什：当然，我认为，这确实引出了我们对当下局势理解中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就像你说的，民主制度的瓦解——如果从2010年开始描绘这个过程，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社交媒体的崛起与如今被污染的信息网络之间的平行关系，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政治现象。但另一方面，这种情况过去也发生过。比如1930年代纳粹控制下的德国新闻媒体，还有收音机的出现与法西斯主义的兴起。甚至在更早以前，英国内战时期传单(pamphlets)文化的兴起，以及这种文化在整个欧洲范围内被压制的情况。我是说，这是否其实是言论自由内在的某种特质？也就是说，它在某种意义上会“吞噬”自身：一旦信息爆炸到不可控制的程度，社会就会因此发生分裂。斯奈德：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观点，我想就此说两点，内容截然不同。首先，我想从你提到技术的地方接着说下去，因为斯蒂芬（马什）说得完全正确，非常值得我们深思。一、我不会把这个问题简单归结为“言论自由”，而是更倾向于认为这是“媒体技术的变革”所导致的。比如印刷术的发明——现在，我虽然看不到你们的样子，但我能看到我那本书的封面，因为它是白色的，会反射你们身上的紫外光。所以你们都拿着书，这很好。我想我们大概都是认为书籍是积极事物的人，认为阅读和拥有书籍是好事。但正如斯蒂芬所暗示的那样，印刷术的出现在最初的150年间其实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它是欧洲宗教战争的主要诱因之一，而那场战争造成了大约三分之一的欧洲人口死亡。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印刷术让信息的传播速度远远超出了当时人们的承受能力；同时，它也让人们能够更轻易地抄袭、诽谤、拼贴。某种意义上，印刷术可以说是社交媒体的先驱。但它也给出了解决问题的线索：当你有了新技术之后，你就必须制定新的规范、惯例和法律。例如版权制度——听起来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无聊的东西——其实正是使书籍成为可能的基础。如果没有版权，我就不能写书或出版。版权制度使得书籍得以存在。而关于抄袭的法律，则让我们所谓的“言论自由”能够真正运作起来。二、所以每当技术发生变革，我们就必须重新思考“言论自由”的含义。这也引出了我的第二点：即使我们在技术层面讨论言论自由，归根结底，它并不是关于技术，而是关于“人”。追溯到古希腊，人类对言论自由的探讨有着悠久而深厚的传统。那么我们为什么需要言论自由呢？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在美国，我们似乎已经到了一个极端——当然不是你们在座的各位，你们是友善、理性、深思熟虑的人——但总体而言，美国人往往倾向于说出一些他们知道具有冒犯性、甚至是虚假的言论，然后再说一句“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好像言论自由本身就能为这些言论披上一层荣耀的外衣。我们已经陷入了这样的误区。同时，在技术层面，我们也陷入了另一个误区——当一个拥有社交平台的亿万富翁想要大规模传播谎言时，他也会打出“言论自由”的旗号。这表明我们对言论自由的理解已经严重偏离了原本的轨道。因为，不管伊隆·马斯克是将一个谎言传播五千万亿次还是五千五百万亿次，这都不是言论自由的真正意义。言论自由从来都不是关于有钱人、强者的，它从来都是关于弱者的。我们之所以捍卫言论自由，是因为“向权力说真话”本身就是危险的。言论自由是关于“人”的，是关于“最不幸的那群人”的。这才是言论自由的核心。但我们已经被搞得头脑混乱，以为言论自由是关于算法、关于那些背后根本没有人操控的机制。但其实，言论自由永远是关于一个具体的人，以及当你说出真相时你所承担的具体风险——身体伤害，甚至生命危险。我们在这个国家真正需要思考的是：我们该如何培养“自由的说话者”。你不需要担心有钱人和有权人，他们的言论自由权利自然会受到宪法保护，他们根本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焦点。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每个人都足够了解信息了吗？我们足够有信心、有安全保障去表达自己了吗？很显然，答案是否定的。而且不仅是对少数族裔或其他处境危险的人群而言，很多中西部的县，我最近拜访过，人们连在院子里插一个支持哪位候选人的标牌都不敢，因为他们害怕遭受人身攻击。这，就是我们目前面对的言论自由问题所在。美国宪法的问题马什：你知道吗，我在想，不知道你有没有像我在这个对谈系列中遇到的很多知识分子那样，去思考美国的建国，思考它的起点。你刚才提到了传单和印刷文化的起源，这很有意思，因为他们当时也正是传单写作者，对吧？某种程度上，他们就是最早的那批“传单叛军”(pamphleteer rebels)。也许我会这么说是因为我是加拿大人，所以我能更有距离感地看这个问题。但我想知道，作为一个历史学者，你是否觉得美国如今所陷入的困境，其实早在当初就已经埋下了种子。比如乔治·华盛顿的告别演说——对我来说，那简直就是在描述今天的美国，只不过是240年前说出来的。你会不会觉得，那些光辉岁月里种下的一些“种子”，现在已经开始发芽燃烧、变成火苗了？又或者说，正是这个国家的美丽与建国理想本身，正在制造它如今所面临的危机？我觉得美国最不同凡响的一件事是：它至今仍处在自己的“第一共和国”当中。你看，法国都已经是第五共和国了。我们加拿大写宪法是1982年，对吧？而你们至今还在使用18世纪写下的宪法。你觉得，美国如今的问题，是不是也部分源于此？斯奈德：是的，法国是第五共和国，但谁在乎呢？马什：说不定等这次对话结束，他们都到第七个了。斯奈德：这里有一个非常讽刺的现象。我是美国人，也是历史学家，但我并不是“美国史学家”，你懂我的意思吧——我是研究欧洲历史的。但从欧洲的角度来看，美国宪政史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反讽之处：当我们有机会影响其他国家的宪法设计时，我们会允许出现、甚至鼓励一些在我们自己宪法中并不存在的内容。举个例子：二战后，欧洲新产生的宪法中包含了许多美国人并不享有的权利。尤其是，这些宪法往往围绕着政府向人民提供服务来进行设计，而这恰恰是美国人常常质疑的部分。二战之后，面对法西斯主义带来的摧残，欧洲各国在宪法设计中大力强调福利国家的理念，其核心目标正是构建一个让人们真正感到自由的社会。所以我这里在思考一个非常具体的宪法设计时刻。我想表达的，其实是一个相对乐观的观点：是的，我们的建国文件确实有些古老、复杂，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人本身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20世纪40年代，甚至更早在20年代，那些参与一战后宪法讨论的美国政治学家和法律学者其实都非常清楚我们宪法的局限。所以说，确实有问题，但不能说所有美国人都对此毫无察觉，也不能说我们就只能消极地被这些文件束缚。我们的某些现实问题确实根植于宪法本身。比如说，宪法允许选区划分操控（gerrymandering，杰利蝾螈），而更好的宪法设计本应排除这种做法。又比如选举人团制度(Electoral College)——它在当时的政治辩论中或许说得通，但现在说实话，简直让人忍俊不禁。它真的完全没有道理，我们之所以还保留它，只是因为它“已经在那里了”。这类基本的设计缺陷确实存在。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对待宪法这份文件的精神，我想强调的是这个点。1852年，在美国首次独立日的第76周年，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自由黑人）发表了一篇著名演讲，我认为他给予了建国者应有的尊重。演讲的核心当然是当时美国最根本的问题——奴隶制。但我觉得，道格拉斯说了一句非常有智慧的话。他说，建国者在他们的时代是“叛逆者”(rebels in their own time)。就像斯蒂芬所说，他们是捣乱分子，是传单写手。道格拉斯说，他们是那些在当时冒着巨大风险的人。他们所坚持的事业在一段时间内是少数人的事业，他们是异类，是边缘人，是在被排斥的状态下坚持下来的。直到后来他们赢得了支持，甚至奇迹般地赢得了一场战争。而“自己时代的叛逆者”这句话，我认为正是我们理解建国精神的正确方式。因为那些起草美国宪法的人深知，我们也必须在我们自己的时代成为“叛逆者”，这当然也意味着我们要敢于对他们当年的立场和设计进行挑战。当年的建国者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认为“我们在18世纪写下的这些东西，应当在250年后依然将所有人牢牢束缚”。他们努力地去设计这些文件，使之能够随着历史而改变，因为他们理解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我已经提过了——我们是有缺陷的，我们不完美。这正是宪法存在的核心理由。民主是困难的，你需要规则和框架来引导我们的能量朝着正确方向流动。第二，他们明白：民主需要不断复兴。而每一次民主的复兴，都必须以我们愿意承认过去所犯的错误为前提。一个严重的错误马什：我听过很多关于美国宪法的辩护。这是我听过的最好的辩护。但这让我们回到了规范的问题。对。你提到的那个比喻很好，就像你在白板上写规则，但你真正希望的是孩子有规范。就像你写这些规则，是因为你不能对孩子说“正常点”。对。就像拥有这些价值观。斯奈德：对。我得说，对孩子说“要正常”是一种我从未想过的方法。好吧，试试看。看看是否有效。马什：也许我试了没效果，对吧？但我猜是因为我完全明白问题在于规范，但这似乎也是一个如此难以面对的问题。我有我的规范，我有朋友，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规范。作为公民，我们似乎很难真正影响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观念，即“我们都相信民主”，对吧？规范似乎是一个如此模糊、不明确，同时又是如此迫切的要求。斯奈德：当然，这是个很好的问题。让我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来回答你——一个是更直接的现实层面，另一个可能是更深层次的。让我先从那个深一点的开始说起。民主并不是——自由也不是——“一切都可以”的意思。不是这样的。自由的意义，在于这个世界上确实存在一些美好的事物，而我们每个人对这些美好事物的理解可能不同，但每个人都应有机会去实现他们心中那些“好”的东西。这才是自由的核心。自由并不意味着“什么都不是真的”，它不是虚无主义。我认为，当我们把自由理解为“无所谓、什么都行、都不重要”的时候，我们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而如果我们因此认为民主就意味着“大家随便说说、无所谓”，那民主根本不可能运作。虽然这种想法很有诱惑力——我们确实看到有不少人，甚至在美国社会中居于高位、甚至竞选公职的人，都抱持着这种态度——但那不是真正的自由，也绝对不是民主。民主绝不能只是“任其发展”的结果。它必须建立在某些积极的信念之上，而这些信念正是“规范”所依赖的基础。所谓“规范”，是指我们的行为准则，是我们在政治这个空间中不言自明、却人人遵守的“看不见的规则”。就像政治房间里的家具，虽然看不见，但我们知道如何在它们之间穿行。可是，如果没有那些积极的价值信仰作为支撑，这些规范就站不住脚。比如说我们之前听朱利安提到的一些价值观：我们要接受和平的权力交接——这是一个积极的确认；我们认为政治暴力不是政治生活中的一种常态，而是一种与民主根本不相容的行为。这一点我其实应该更早提到的：政治暴力是民主出了问题的一个极强信号。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通常，一个人或一群人如果尝试过一次政治暴力，那很有可能就会尝试第二次。所以，怎么才能建立“规范”？你只能通过积极的价值信仰去确立它们。而且你必须认真思考这些价值信仰是什么，因为世界上存在各种价值信仰，其中一些不仅非民主，甚至是反民主的。比如说：“应该有一个领袖，我们所有人都应该服从他”——这也是一种规范，只不过是一种反民主的规范。又比如：“法律并不适用于每一个人”——也是一种规范，但它同样是反民主的规范。所以，你在这里并没有真正的“中立”选项：你总是在肯定某种类型的规范，不是民主的，就是反民主的。接下来我说说那个更“现实直接”的层面：我们可以通过人们遵循的规范来判断他们。没有人在当前我们所见的政治竞争中是完全不遵守任何规范的。问题是，他们所遵循的到底是哪种规范？是与民主相契合的，还是与其他政治体系一致的？规范既是我们必须努力捍卫的，也是完全合理的评判标准。这与“政策立场”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可以支持某种反垄断政策、你可能支持另一种；我可以支持一种肉类检查制度，你可以支持另一种；铁路政策也是如此。我们可以在政策上分歧很大，但仍然在规范层面达成共识。我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评判候选人。当然，有些选举确实是围绕政策分歧展开的，比如肉检政策、交通政策这种。这种选举是你我在政策上有分歧的体现。但我并不认为2024年是这样一场选举。我认为我们现在经历的这场选举，是关于规范的。他们想要你绝望马什：你知道，我觉得这正好引出了“政治暴力”这个问题，而这一直是我最难应对的问题之一。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受。我是说，我写过一本书，叫《下一场内战》(The Next Civil War)，显然，这是一个非常黑暗的视角。我写这本书的初衷，是想作为一种警示，提醒人们美国面临政治暴力的风险。但与此同时，也正是你刚才提到的那个关于“规范”的问题，我有时会问自己：我所指出的这种黑暗是否反而适得其反？是不是一种更积极的策略——比如说去“肯定那些美好的东西”——其实更能阻止民主的倒退？因为在我看来，一旦我们进入那种“民主真的处于危险之中”的状态，这种危机意识本身就会变成一个驱动力，它反过来会加剧那种“绝望感”，而这种绝望感正是导致政治暴力和制度崩溃的温床。所以我想说的其实不仅仅是那些人（制造暴力或极端主义的人），而是我自己——如果我可以把你当成一个心理咨询师的话——我们怎么才能跳出这种负面循环，进入某种积极的肯定状态？斯奈德：我觉得，如果我是你的心理治疗师，我会说：“这是一个非常棒的问题。”对吧？这要收费250美元（笑）。因为这正是治疗师会说的话，不是吗？无论你从哪里出发，你都是从一个好的地方出发的。除了治疗师，全场都笑了。现在，连治疗师也笑了。谢谢你。所以，我想从一个更黑暗的地方开始，然后尝试走出来。我写的这本关于自由的书，其实是一本非常温暖和充满希望的书。它讲述的是“自由”作为一切美好事物中最美好的一种，它描绘的愿景远远好于现实中的美国。但我写这本书时，是带着我对历史的了解在写的——我们刚才讨论了一些——也是带着我对其他更艰难局势的认知在写的。所以，我第一次像这样与人讨论这本书——不是像今晚这样的大讨论，而只是谈这本书——是在乌克兰东北部的哈尔科夫，一个距离俄国边境约35英里、距离前线只有几英里的城市，我们在地下举行讨论。我们之所以在地下，是因为哈尔科夫经常遭到导弹袭击，而人们根本没有足够时间转移到防空掩体。如果你想举行像今晚这样的集会，只能在地下举行。我之所以想到这些，也部分是因为我现在穿的衣服，正是我那次地下讨论时穿的衣服。整场讨论期间我都在想，这一切是多么不同：我可以坐在这里，不是在地下，斯蒂芬和我，还有你们大家，都不用担心导弹袭击。我们知道，当我们今晚走出剧院时，卡拉马祖的建筑不会在我们不在的这段时间被摧毁。我想到了这一切，我没办法不去想。然而，尽管如此——哈尔科夫、乌克兰东部、南部，那些地方是可怕政治暴力的例子。俄罗斯所施加的政治暴力是恐怖的，其目的正是要终结民主。这一切的本质，就是要通过摧毁乌克兰的民主来向俄罗斯人证明：民主是不可能的。那些正在抵抗的乌克兰人，正为民主付出可怕的代价。但这正是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发生转变的地方。因为在我的经验中，甚至可以说是尤其在那些为民主而抵抗、冒着风险的人身上，我看到的是：抵抗总是具有创造性的。我们本来不必在那个地下掩体里讨论自由，对吧？每个人都可以待在家里，看着网络，感到恐惧。但他们没有。他们走出来，参加了讨论，就像你们今晚也走出来参与这个讨论一样。抵抗总是带有创造力的，抵抗总是积极的。当我想到其他一些比我们当前所处环境更危险的地方，那些曾经抗议、冒险的人反复告诉我同一句话：“当我在抗议的时候，我反倒不像在家看电视时那么害怕。” 所以即便是冒那一点点小小的险，也是一种肯定性的行为；它让你与他人一起行动，让你感觉更好。而这也是对你刚才那个“心理治疗”式问题的回答——现在我是认真的了：那些想要“杀死民主”的人，他们的策略就是让你恐惧，让你相信一切都没有希望。他们想要你绝望。这是一种手段，他们的目标就是这个。因为，如果我们彼此隔离、不沟通、不合作，民主是无法运作的；如果我们被恐惧所支配，民主也无法生存。你说得对，恐惧本身的确可能导致糟糕的结果。但这不是让我们屈服于恐惧的理由，而是一个强有力的理由，说明我们必须始终去做我们力所能及的小事。因为每个人总能做点什么，而我们现在通常还能多做一点点。尤其是如果我们和他人一起去做，就能驱散那种无力感。这也是我在那些比我们现在所处环境更加严酷的地方亲眼看到的。如果你什么都不做，那你自然会觉得黑暗的来临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你和别人一起，那你就会产生希望——你会变得更有行动力，也会更有希望。这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行动力与希望会互相激发，彼此增长。无法回头马什：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你在书中提到的一个观点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其实不止一个，但这个尤其让我记住了：人们常常觉得民主不起作用，但如果你试试专Z，那结果才是真正糟糕。它会非常快地崩溃，也会非常快地变得可怕。而我们现在，正处于美国为数不多的四五个关键地区之一，在这里，全球民主的未来可能会被决定。我想请你，向这个世界的角落发出呼吁——为什么民主比它的替代品更好？斯奈德：这是个很容易理解的观点，也是你刚刚提到的。我先说这个，然后再讲另一个。第一个简单的观点是：我们在民主中抱怨的一切，其实都可以被改进。斯蒂芬刚才非常正确地提到过，在专Z制度下，情况往往会变得更糟。看看那些我们某些政治人物钦佩的独裁者，比如普京，或者匈牙利的欧尔班——这些国家相较于美国来说是穷国，而且它们永远都不会变得不穷。它们被困住了。哪怕匈牙利位于欧洲联盟的中心地带——这个世界历史上最大最富裕的贸易区——只要欧尔班继续掌权，匈牙利就会一直贫困。因为欧尔班的统治意味着一人独大，意味着少数依附权力的寡头拿走所有来自欧盟的资金，意味着经济失序。这还不包括缺乏自由媒体、大学被压制等问题——这些国家体制无法运转，问题也无法修复。俄罗斯也是个类似的例子。这个国家拥有大量的油气资源财富，但这些财富被一个人和他周围的一小撮人所控制。全国大多数人极度贫困，而俄罗斯几乎没有什么系统是高效运作的。而且——这种情况无法改变，真的无法改变。所以从斯蒂芬提出的观点出发，我们抱怨的许多民主问题比专Z更糟糕——这是真的。但更糟的是：你在专Z体制下无能为力。你什么都做不了。我非常担心的是，美国人往往不理解这一点的严重性。如果你投票反对民主，如果你投票支持那些破坏规范的人，如果你投票支持那些宣称自己想当独裁者的人，如果你投票给那些公开钦佩独裁者的人——那一刻或许看起来很“爽”，好像你在挑战权威、做了一件“解放自我”的事。但一旦你越过了那条线，你就无法回头了。这不是我们所熟悉的那种“可以修补”的错误。民主虽然慢、尴尬、笨拙，并不总是带来你想要的结果，但你总是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回头，重新开始。但如果你投票反对民主，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正是现在很多美国人正在考虑做的事——一旦你否定了民主，就真的回不了头了。第二个观点，这是个乐观的亮点：美国现在的状态不会一直持续下去。极化不会永远持续；愤怒和焦虑不会永远持续；五五开的选举格局不会永远持续；社交媒体主导一切的现状也不会持续。这种现状是不可持续的。作为一名研究政权变迁和历史转折点的历史学家，我认为，接下来要么事情会变得更糟，要么它们会变得更好——而且可能会变得好很多。 2020年代的美国，有潜力成为一个比现在更加富裕、慷慨、公平和成功的国家。远远更好。我们可能会迎来一种变化，就像从上个世纪40年代走向50年代，从50年代走向60年代那样的跃升。这个国家拥有足够的财富、技术、受过教育的人民——我们拥有一切，除了：一些糟糕的领导人，一些糟糕的想法，一些顽固失效的制度。但我们可以突破——走向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迈入一个更好的“第三世纪”。而我们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前提，就是维持住我们的民主。 *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10 00:00

索罗斯准备投入数百万美元，让得克萨斯州变蓝

尔街日报报道，在经历数十年选举失利后，民主党人正在发起一项耗资数百万美元的行动，在美国第二大州得克萨斯发起攻势，行动得到了大金主乔治·索罗斯的支持。由索罗斯资助的政治行动委员会Texas Majority PAC，将于周一启动“蓝色得克萨斯”计划，联合得克萨斯州民主党以及一些县级党组织，计划在2026年中期选举前组织数万名志愿者、招募候选人，并提升投票率。在美国政治中，PAC是政治行动委员会，可以接受有限额度的个人捐款，并且可以直接捐给候选人或政党，也可以协同开展选举活动；而超级PAC可以接受无限金额的个人、公司或团体捐款，但不能直接捐给候选人，也不得与候选人协调，只能独立开展宣传等支持或反对活动。PAC受限多但联系更直接，超级PAC资金更自由但行动必须独立。亿万富翁投资者和慈善家索罗斯，此前已投入数百万美元用于推动得克萨斯“变蓝”，记录显示他在2024年向Texas Majority捐赠了210万美元，今年4月又捐赠了100万美元。得克萨斯长期是共和党大本营，为共和党提供最多的选举人票，并在过去三次总统选举中全都支持了特朗普。尽管过去二十年中这个州西语裔人口的增长让民主党人看到希望，但人口结构的变化对权力格局几乎没有产生影响。此前民主党通过“德州战场”组织等尝试进行动员，但成效甚微。民主党自1994年以来从未在这里赢得过州一级选举，而去年特朗普在得克萨斯的胜选幅度创下新高，以近14个百分点击败前副总统哈里斯。自1980年以来，共和党在得克萨斯赢得了所有总统选举，这个州最后一位赢得选举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是1988年的劳埃德·本特森。 “蓝色得克萨斯”项目将与州和县级党组织合作，招募候选人并登记志愿者，首先将在6月举行一系列组织集会。组织者计划在7月走访二十多个城市招募候选人。 Texas Majority PAC副执行主任凯瑟琳·费舍尔表示：“如果2026年存在胜选的可能，我们不能因为组织不力而错失机会。” 这个PAC已支持一批市议会和学区董事会候选人，这些人在今年的选举中获胜。 Texas Majority、得克萨斯州民主党和参与“蓝色得克萨斯”联盟的近十个县级党组织，在2024年选举周期共计支出约3500万美元，组织者表示，他们预计通过合作的投入，将超过这个数字。这个组织希望通过持续投入志愿者队伍建设和投票动员工作，为明年的参议员选战带来帮助。现任参议员约翰·科宁将面临来自得克萨斯州司法部长肯·帕克斯顿的共和党初选挑战。前民主党众议员科林·奥尔雷德也正在考虑参加2026年参议员竞选。去年，奥尔雷德曾在参议员选举中被特德·克鲁兹以超过8个百分点的差距击败。初步民调显示，在共和党初选中帕克斯顿领先科宁，而在假设与帕克斯顿对决的情境中，奥尔雷德与帕克斯顿势均力敌，这让民主党人看到突破的可能性。项目的长期目标，是在2032年以前把得克萨斯变成一个战场州，届时这个州预计将在下一轮重划选区后在选举人团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费舍尔表示，如果民主党未能在不断增长的阳光地带州展开竞争，赢得270张选举人票的路径将变得越来越狭窄。像得克萨斯、佛罗里达、北卡罗来纳和亚利桑那这样的州——这些州在2024年都由特朗普赢得——人口都在增长，预计将增加选举人票。而稳定支持民主党的加州和纽约州则因人口减少，选举人票很可能会减少。费舍尔说：“对于得克萨斯和全国所有希望2032年之后看到民主党人入主白宫的人来说，除了通过得克萨斯找到一条路径，别无选择。”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10 00:00

和打压大学一样，刻意在加利福尼亚州引发移民问题冲突后，特朗普抓住机会动用军队扩大事态

把他作为攻击对象，多次将加州和纽森视为民主党失败的代表。 “我们预料到了，也为此做好了准备，”纽森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这并不令人意外——为了让他们成功，加州就必须失败，所以他们会不顾现实证据，用尽陈词滥调中的一切手段。” 周日，纽森致信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正式要求特朗普撤销出动国民警卫队的决定，表示联邦行为正在激化局势。周一，纽森表示将起诉特朗普政储。其他民主党官员也表达了相似立场，称越来越多的示威正是由特朗普的行为引发的。 “总统和他的助手是误导和虚假信息的高手，”加州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亚历克斯·帕迪利亚在采访中说。“他们制造危机，然后带着一整套作秀和残酷的移民执法方式登场。他们不该惊讶，在像洛杉矶这样的社区，他们会遇到坚定捍卫基本权利和正当程序的示威者。” 共和党人为特朗普的举动辩护，称他正当行使权力以保护公共安全。 “总统对目前在洛杉矶遭遇暴力、骚扰和阻挠的联邦官员的安全极为关切，”加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凯文·基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之所以走到这一步，是因为加州政治领导人一系列鲁莽的决定，以及他们协助和纵容拜登总统的开放边境政策。” 特朗普政府官员周日表示，如有必要，他们已准备好进一步升级应对措施。总统的边境事务负责人霍曼在接受NBC新闻采访时表示，政府将逮捕任何干扰移民执法的人，包括公职人员。他说，执法行动将继续在加州和全国范围内展开。特朗普似乎正在对加州使用与打击大学、律师事务所、以及其他他视为政治对手的机构和个人相似的策略。上个月，他曾威胁要“可能永久”撤销对加州的“大规模”联邦资助，原因是这个州允许跨性别运动员参加女子项目。近日，他的政府又表示将撤回约40亿美元的联邦资金，用于加州的高铁项目，这将进一步拖延这个长期受困于延期和资金短缺的工程。 “他对攻击加州或任何他认为不支持他的人已经近乎痴迷，”帕迪利亚说。“他可能认为这样做对他的支持者有利，但实际上这对国家不利。”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10 00:00

福山：我的修正主义历史噩梦

回白宫，并开始消除不仅拜登，还有一连串民主党和共和党总统所造成的严重破坏。在梦中，过去几十年美国经济一直不算强劲，但美国人比过去更加自立。他们意识到自己并不需要曾被允许大量涌入的那些产品、食品、电影和外国人。出国旅行的重要性被认为大大被高估了。不管怎样，美国人也不得不适应亚洲“中华大东亚共荣圈”的现实，这个圈子包括日本、韩国和台湾（最终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应属之地）。明智的美国总统们认识到，亚洲人民可以自己做决定，无需美国插手，从而避免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在欧亚大陆西侧，也维持着类似的和平。俄罗斯通过重新将乌克兰、波罗的海三国、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和波兰东部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纠正了苏联解体所带来的错误。同样，当华盛顿意识到它无权干涉莫斯科如何对待周边邻国时，世界也因此避免了一场核战争。梦中教科书中对更久远历史事件的描述，也与我当年所学完全不同。作者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本不该发生。我的孙子孙女无法相信，有将近50万美国人毫无必要地死去，而这只是因为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插手，阻止德国在欧洲找到应有的位置。美国国内对德国的恐慌情绪，是被人为制造的、大量关于集中营和犹太人被大规模屠杀的虚假故事煽动起来的。教科书承认，确实有一些犹太人在欧洲死去，但认为这一冲突本质上与世界其他地方的种族冲突并无不同。关于德国威胁的虚假叙事误导了美国人，让他们以为自己有责任去“拯救”其他国家，摆脱所谓的独裁者。这种误解导致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资源误用之一，美国投入了大量人力和金钱，建立起庞大的帝国体系，在欧洲及全球设立了军事基地和部署了军人。在梦中，2020年代一整代被称为“新历史学家”的修正主义学者，开始重新解读美国历史的诸多方面。他们帮助美国人认识到，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并不是英雄。他将国家拖入了一场血腥而毫无意义的内战，导致约60万人丧生，并摧毁了美国的一个地区。这场“北方侵略战争”并非出于对奴隶制度的敌意，奴隶制度实际上很仁慈这场战争实际上是华盛顿政客出于扩张联邦政府权力的帝国野心，他们以种族问题为借口。这样的权力扩张破坏了建国先贤设想的、让各州能够自主选择的民主自治制度。一些深受“新历史”传统影响的政客，甚至提议将林肯纪念堂的林肯雕像拆除，换成前总统特朗普的雕像。新雕像的镀金铭文只需稍作修改：“在这座殿堂中，如同在那些他拯救了联邦的人们心中，唐纳德·特朗普的记忆将永存。” 当“新历史学家”最初发表这些观点时，曾引起极大争议。华盛顿政府错误地试图强制在全国课堂上教授这些观点，这引发了对政府权力过度干预的批评。但修正主义者很快发现，他们根本无需强迫人们接受这种对美国历史的新解读。政治光谱另一端的许多人多年来一直在主张，美国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长久以来企图将自身意志强加于世界。进步派开始将“新历史学家”视为潜在盟友，而非敌人。我的孙子孙女很难理解，为何人们曾经会如此长时间被误导。到了2050年代，世界和平，是因为大多数美国人已经接受这样一种观念：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普世价值”。每个国家都有权坚持自己的传统和文化，即使这些与美国的偏好不同，也无可厚非。如果一个国家希望有强大的中央政府，能够控制媒体批评声音，或宣布某一国教，它也有权这样做。美国在这方面并无不同。在梦中，我意识到，在这个无处不在的互联网时代，操控历史叙事是多么容易。从内战一直到数字时代，历史叙述被一小撮左翼精英所掌控，他们将自己的叙述灌输给美国人。互联网则解放了普通人，使他们摆脱这些精英的控制，如今，只要你想传播某种叙事，就很容易让大量人愿意倾听。你甚至不需要强迫他们，他们愿意相信你说的话，还会主动帮助你传播这种新的“福音”。当我从唐纳德·特朗普国际机场飞越华盛顿特区，我开始怀疑，自己这些年来是否也一直被从小接受的历史叙事所欺骗。我甚至开始想，我是否真的希望从这个梦中醒来。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1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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