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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月刊 | 美国的时间不多了

就对了。在过去五个月里，我与多位曾在独裁政权下生活过的人进行了长谈，他们传达的一个信息清晰而响亮：美国，你的时间不多了。 2 人们有时会把向威权主义的坠落形容为“滑向深渊”，但这种说法显得这个过程缓慢而又温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为捍卫菲律宾言论自由而奋斗的记者玛丽亚·雷萨(Maria Ressa)告诉我，她在杜特尔特总统(Rodrigo Duterte)[注]任期内所经历的事情，如今正在川普治下的美国以惊人的速度和令人震惊的相似度上演。 [注]罗德里戈·杜特尔特是菲律宾第16任总统(2016-2022)。他是一位极具争议但在部分选民中极受欢迎的政治人物，以强硬作风、民粹主义语言和“铁腕扫毒”政策著称，他的统治为菲律宾民主带来了严重考验。她所在国家的民主斗争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警示。她对我说的信息是：威权领导人推翻民主的速度，远比你想象的快。如果你不是马上发声反对他们，那你已经输了。 3 去年秋天川普再次当选后不久，我给雷萨打了电话，问她美国人该如何为川普的回归做好准备。她告诉我，她担心的是人们缺乏想象力。她知道，机构的迅速瓦解——这是威权统治者用来巩固并集中权力的第一步——会让即使是最密切关注局势的美国人也感到震惊。雷萨常年往返于马尼拉与纽约，她一再提醒我要准备好一切事情会很快发生。几周后，在我们再次通话时，她很震惊：川普总统行动的速度，甚至比她预期的还要快。 4 我最近也从俄罗斯异议人士、国际象棋大师加里·卡斯帕罗夫(Garry Kasparov)那里听到类似的话。对他来说，形势已经很明朗。他对我说，美国的时间不多了。正如卡斯帕罗夫最近在本刊写的那样： “如果你要说我这是在危言耸听，我根本不在乎。就在二十年前，我退出职业国际象棋，投身于抵抗普京处于萌芽状态的独裁政权。那时，人们也同样迟迟未能意识到到底发生了什么。” 5 那些经历过民主崩塌的人都告诉你同一个道理：千万不要错误地以为你还有时间。换句话说：你觉得你还能再观望一下，而民主会依旧完好？想赌一把试试吗？那些曾见证自己国家民主被毁的人，有时会被视作过于悲观——可以理解，他们对威权主义的危害早已有一种宿命感。但这种悲观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警告不可信：如果不尽快遏制川普的权力，局势将迅速恶化。当人们失去自由之后，可能需要整整一代人甚至更久的时间去夺回它—— 而那还是幸运的。 6 川普政府这种疾风骤雨式的推进显然不是偶然的。当民众还在震惊于一个又一个被打破的规范或被漠视的法律时，川普已经开始着手下一个了。这是世界各地威权统治者通用的剧本：首先，他将政府中有专业能力和独立思想的人剔除，换上那些傲慢、无知、极端忠诚的追随者；接着，他采取措施集中权力，宣称前所未有的权威。在这个过程中，他会发起对真相的全面攻击，使讲真话的人被怀疑，腐败成为常态，质疑他变得不可能。宪法被扭曲，最终被摧毁。这就是暴君的所作所为。而现在，川普正在美国这样做。 7 在菲律宾，杜特尔特上台后仅六个月，民主制度就土崩瓦解。在美国，雷萨原本以为川普会需要一个夏天来扩张行政权、破坏联邦机构，但这些事情在川普上任的前30天内就已发生。尽管如此，人们常常没意识到的一点是：独裁者不会一下子就完全掌控权力。“民主死于千刀万刃的缓慢失血，”雷萨最近告诉我，“你不会意识到自己已经流了多少血，直到为时已晚。” 那些曾经历威权统治的人还会告诉你：事情不是有可能变得更糟，而是一定会变得更糟。 8 那些还在等待川普“越过某条红线”的美国人忽略了一个事实：他们今天捍卫民主的筹码，要比明天、比下周、比下个月都多得多。当人们还在争论这到底是威权主义还是法西斯主义时，川普正一步步夺取一个又一个独立机构的控制权。（顺便说一句，我所认识的最聪明的学者都告诉我，川普现在在美国实施的，已经是教科书式的法西斯主义——远远超过他第一任期的威权倾向。例如他的政府推行严格的意识形态纯洁测试，极度干预科学与学术自由。） 9 从我写下这句话到这篇文章正式发表的时间间隔中，联邦政府又将失去数百位有能力、有操守的公务员。很快，更多具有原则的高层人士将被解雇或主动辞职。更多职位将空缺或被毫无底线的人填补。政府对权力制衡机制——媒体、司法——的攻击将会加剧。巨大的压力将迫使人们保持沉默。而沉默，本质上就是一种默许。 10 事实是，制衡机制只有在有人有勇气发声时才会起作用。然而，许多美国公民在川普第二任期伊始却格外沉默。卡斯帕罗夫与雷萨这些曾亲历威权政权转变的人警告说，这是一个错误。许多研究专制与独裁历史的学者也发出同样的警告。在这样的时刻，犹豫可能就是自由与专制之间的分水岭。 “当一个独裁者告诉你他打算做什么时，请相信他。” 11 这并不是一个什么“不确定”的时代，真的不是。独裁者的伎俩之一，就是提前告诉你他们会做什么。关于宣传家有句名言——他们会不断重复谎言，直到人们相信它是真的。但腐败领导者在其他方面也善于利用重复：一个威权者当然会重复谎言，但他也会重复那些令人震惊的事实，直到这些事实不再令人震惊，至少对某些人来说是这样。当他一遍遍告诉人们要监禁政敌或记者，要剥夺基本自由，这些攻击最终发生时，公众就会做好接受的准备。科技在威权主义崛起中所扮演的角色不能被低估：那些为了规模而设计、为了鼓励愤怒、仇恨与冲动而非真相的社交平台，成了反自由宣传的传播网络，帮助川普赢得了总统职位，也助力了全球其他类似人物的上位。本可用于民主表达的技术，反而被用来扭曲舆论、压制异见。【延伸阅读】警惕信息不正义 12 2017年，杜特尔特的宣传机器让“#逮捕玛丽亚·雷萨”(#ArrestMariaRessa)这一标签在社交媒体上疯传——那是在他最终找借口将她逮捕之前的两年。通过提前如此之久公开他的意图，总统确保了当他真正逮捕那些他认为的敌人时，这一行为虽然令人震惊，却不会让人感到意外。独裁者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让人们相信，不正常的事是正常的，违法的事是被允许的。人们就是这样最终沦为“只是奉命行事”的角色。有时候，仅仅是知道某件事情即将发生，就足以导致允许它发生。 13 2016年，杜特尔特当选总统前几个月，雷萨为她在2012年创办的菲律宾新闻机构 Rappler 采访了他。就像誓言要“清除内部敌人”的川普一样，杜特尔特的攻击目标也是他自己的政府。 “我要终结腐败，我要终结犯罪，我要整顿政府，”他当时对雷萨说。他还补充道：“当我说我要终结犯罪，我就是要终结犯罪。如果我必须杀了你，我就会杀你。亲手干。” 当一个独裁者告诉你他打算做什么时，请相信他。他的每一句荒唐之言，都是试探气球，都是离真正行动更近一步。而当人们不反抗——更糟的是，当支持者为他喝彩时——可接受行为的界限就会永久改变。 14 这就是为什么川普称记者是“假新闻”制造者和“人民的敌人”；为什么他提出要处决他眼中的政治对手，并取消第一修正案；为什么他从仅仅想驱逐非法移民，变成了说要将“本国人”也送进萨尔瓦多的古拉格；这也是他试图控制大学和其他原本独立机构的原因。在回归白宫的第一个月，川普禁止美联社进入白宫，仅仅因为他们不愿只使用他喜欢的名词。他接管了原本由新闻界自行运作的白宫记者团队。他的五角大楼告诉记者，他们将终结长期以来允许记者随防长出访、提问的记者随行制度。川普继续幻想要粉碎媒体和任何向记者泄密的人。他在社交媒体上对匿名消息源大发雷霆，称这种“公然的不诚实行为应当付出代价”，并威胁要起诉记者和媒体。他写道： “我会把这当作是对国家的服务。谁知道呢，也许我们会制定一些漂亮的新法律！！！” 15 川普就是这样不断地把球门往后挪。还记得他曾公开宣称他可以在第五大道开枪打死人却不会受到惩罚吗？他想让人们相信，他们应该被惩罚，而他可以为所欲为而不受惩罚。最近他甚至说： “拯救国家的人，不违反任何法律。” 16 川普与杜特尔特之间的一个主要区别，至少目前为止，是暴力的程度。杜特尔特在就职数小时内就开始实施法外处决。他说，他只是在兑现打击犯罪的承诺。（此前在他当市长时，他也曾借助自发义警，甚至警察来进行类似行动。）据人权组织称，他的政府最终杀害了数万名平民。 “我不是真正的坏人，”一位杜特尔特支持者对雷萨团队的记者帕特丽夏·埃文杰丽斯塔(Patricia Evangelista)说。对他来说，这很简单：“有些人就是该死。” 雷萨记得那是一段超现实的时期。她很快意识到，一旦独裁者掌权，非人性的力量便无处不在。这正是独裁者如何改变文化的方式：让支持者为各种丑恶之事喝彩，包括那些他已经公开表示即将剥夺的自由。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美国人对川普对程序正义的冷漠感到震惊。程序正义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原则问题——它是宪法赋予的权利。而放弃它，意味着国家认为它可以随意对待人民。 17 雷萨对美国人有几点忠告：如果你身居领导岗位，你必须表明你理解事态的严重性，并表明你在保护依赖你的人。但同时，你也必须明白，并不是每个人都勇敢。并不是每个人都准备好为自由挺身而出；那些害怕的人很容易被操纵，也可能会将他人置于危险之中。当事关重大时，她建议，没有时间表现软弱。请记住，薄弱环节——无论是个人、大学，还是律师事务所——对于那些需要坚守底线的人来说，都是危险所在。正如我以前写过的，投降是有传染性的。但勇气，也是。 18 2018年1月，Rappler 收到政府的第一份关闭令。雷萨和她的联合创办人蔡·霍菲莱纳(Chay Hofilena)立即召开新闻发布会，确保公众明白杜特尔特正在试图恐吓新闻机构、让其噤声，而他们不会屈服。多年以后，杜特尔特再次试图关闭 Rappler 的网站。但他们的目标始终是：无论发生什么，都要坚持报道——而雷萨做到了。一切都在于事先准备。她的领导团队有应对关闭的预案。她和同事们演练如何在政府强制关闭的情况下，于24小时内使网站重新上线，依靠海外服务器。（好笑的是，她当时就已将服务器部署在美国，她以为“自由之地”的美国会保护新闻自由。如今，她建议美国新闻机构把服务器迁往其他国家。） 19 Rappler 还为新闻编辑部建立了互助制度。 “我们知道我们的记者可能会被陷害，我们早就提醒过他们这一点，” 她告诉我。 “我们告诫他们，如果与政府发生任何冲突，第一件事就是拿起手机，把正在发生的事进行直播。” 他们训练到这种“开启直播”的反应成为肌肉记忆，这样一旦真正发生情况，即便害怕、肾上腺素飙升，他们也能立刻开始直播。 20 这种做法确实奏效了。有一次，雷萨的一位记者皮娅·拉纳达(Pia Ranada)抵达总统府准备参加新闻发布会，却被告知不得进入。她没有得到任何理由。但她记住了训练：雷萨回忆说，从拉纳达拍摄的视频中可以看出她的手在发抖，但她还是打开了相机，问她为何被拒之门外。总统的安保人员暗示命令是“来自上面”，但拒绝说明原因。即便如此，雷萨说，她和同事们当时并不知道事情会变得多么糟。 “我一直知道杜特尔特会打压媒体——他告诉过我们他会这样做！——但我没能想象到最坏的情况，” 她说，“我从没想过我真的会被逮捕。我错了。” 腐败政府会用“法律战”来惩罚异见者。打官司很昂贵，还会毁掉一个人的名誉和生计。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财力去对抗国家机器。 21 2019年情人节前一天，雷萨被逮捕，罪名是“网络诽谤”——而那篇报道发布时，相关的网络诽谤法还未生效。一年多的时间里，杜特尔特政府对她发出了10份逮捕令，累计最高刑期可达103年。（每次雷萨被捕时，Rappler 的读者和朋友们都会挺身而出，慷慨捐助。“我总是开玩笑说，这可不是一个可持续的商业模式，”雷萨对我说。）如今，近十年过去了，雷萨已在法庭上击败了其中8项刑事指控，而杜特尔特则被关押在海牙的监狱中。 22 当政府试图摧毁你时，你会很快看清谁才是真正的朋友。但这条路也很孤独。当杜特尔特追击雷萨时，她担心任何为她发声的朋友都会因此陷入危险。有一段时间，她甚至不敢约朋友吃午饭——担心那个朋友的生意或家庭会因此遭到政府报复。曾有一段时期，她通勤时都穿着防弹衣——街道是死亡小队的“狩猎场”，他们会骑着摩托车对目标开枪；她一天中最危险的时候，就是往返途中。其他人也知道这点：有一次，有位好心人甚至要主动提供给她一辆防弹车。但最终，雷萨拒绝了。作为前战地记者，她的风险承受能力很强。她也有一种使命感：没有人能阻止她说出真相。 23 危险时刻需要极高程度的冷静与勇气。你必须假设最坏的情况会发生，然后从那个点开始反推你的应对策略。人们喜欢从众，这不一定是坏事。“人多力量大”是真实存在的。你需要在自己身边建立一个社区，不仅为了保护你自己，也为了保护所有人。记住，事实依然重要。每一个站出来发声的人、每一个指出谎言的人，都是对真相的忠诚。不要以为自己的声音无关紧要——它很重要。你选择相信什么、阅读什么、花时间关注什么，都是在选择真相。如果人们对现实不再在意，独裁者就会明白，他们可以为所欲为。换句话说：一旦失去对现实的坚持，就会失去法治。失去民主。失去自由。 24 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守住底线。守住你所在行业的伦理底线。守住宪法赋予的权利。你一旦后退一步，或者主动放弃自由，它就永远消失了。持不同政见者并不总是会赢。加里·卡斯帕罗夫因为公开反对普京，最终不得不逃亡美国，躲避家乡的迫害。在菲律宾，人民曾通过民主的方式击退杜特尔特，但那里的民主仍然非常脆弱，肯定比杜特尔特首次赢得总统选举时还要脆弱。 25 美国最基本的自由，今天比一个月前、甚至比一周前都更加岌岌可危。美国长期以来是全球民主的堡垒。但此刻，它不再如此。但还不算太晚。找到你的同盟。为你的价值观而战。与那些依然相信真相、人性与人民不可剥夺权利的人并肩作战。 26 “当我听到人们问，是否该逃往其他国家、遥远的地方时，我真想摇醒他们。你想要一份逃跑计划？那你想逃去哪儿？” 雷萨最近对我说， “如果美利坚合众国倒下了，那就真的是终局了。” 27 人们常常会把这种对美国自由即将灭亡的警告视作夸张的杞人忧天或是最黑暗的悲观主义。但其中存在一个悖论：那些最有紧迫感、认为必须捍卫美国民主的人——他们曾亲眼见证自由可以如何迅速消失，自由被压制可以有多残酷——他们其实某种意义上是乐观主义者。我们应当倾听他们，不仅因为他们可能是对的，更因为他们看出了美国人骨子里都明白的一点：这个国家，这些自由，它们是神圣的。它们属于我们。而现在，还不算太晚。至少，现在还没有。 *为方便手机阅读，编者进行了较多的断行处理。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4-28 00:00

耶鲁大学同学集体信警告财政部长贝森特，不要帮助特朗普把美国带入“法西斯主义”

到了一些明显的威权行动，或者说，明显的独裁行动。我不知道这种情况会发展到多远。”他说。“如果像我们和贝森特这样的人不站出来说‘够了’，就真的存在进一步滑向独裁政府的危险。” 组织这封信的校友蒂加登也不认识贝森特，但她表示，不少人因为担心影响个人生活，拒绝签名。 “很多人害怕公开署名，担心遭到报复。”蒂加登说。她表示，还有人问她，为什么这封信没有呼吁贝森特辞职。蒂加登回答：“对我来说，这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我们需要有人在那里，保持理性，发出理智的声音。” 她说，希望这封信能让贝森特重新思考自己在特朗普政府中的角色，并对她认为的宪政和制度规范的破坏提出抵制。 “他为什么要出卖自己？这是我思考这个问题的出发点。”蒂加登道，她希望“我们能在他心里种下一颗担忧的种子。” “关键在于这一切的非法性。他应该更清楚这一点。” 另一位签署信件的耶鲁校友汉克·科普兰表示：“我不认识斯科特，但我敢打赌，他不愿意生活在一个独裁国家。” 居住在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波利斯、经营一家小型科技公司的科普兰说： “他知道，独裁体制会扼杀人权，摧毁让生活变得有趣、让经济充满活力的交流与互动。最终，僵化、由上而下管理的社会会僵死并失败。” 当被问到希望这封信达到什么效果时，科普兰说： “一方面，我们就像在飓风中吹口哨，一些同学因为觉得无济于事而拒绝签名。” “但另一方面，生活中有很多重要的事情本身就是象征性的，比如交换戒指、升旗或者参加葬礼。” “我们做这些象征性事情，是为了提醒自己和他人，我们到底关心什么。”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4-27 00:01

韩国保守派可能无法阻止李在明在总统大选中胜出，但摇摆选民仍然会影响结果

一举动令许多韩国人联想到国家过去的军事独裁历史，也激发了公众更强烈的权力更替呼声。李在明最大的优势是他的高知名度。他通过排挤党内异见者巩固权力，有人称他已经将民主党变为“个人政党”。尽管这一做法受到批评，但也强化了他意志坚定的领导者形象，而这是许多韩国人所看重的总统特质。 3月底，李在明在违反《公职选举法》案中二审胜诉，扫除了总统参选道路上最重大的法律障碍，进一步增强了公众“天助李在明”的印象。尽管他的存在引发两极化，但他已成为这场选举的中心人物。舆论普遍认为，这次大选已不再是政党或政策的较量，而是围绕“挺李”与“反李”的公投。多项民调显示，李在明在与保守派候选人一对一对决中，领先幅度达10到20个百分点。然而在无党派选民中，他却落后于多位保守党人。虽然李在明的支持率稳定维持在30%左右，但选择观望或尚未表态的受访者比例几乎同样高，甚至在某些调查中更高。例如在韩国盖洛普的调查中，仅有7%的中间选民支持李在明，而多达72%选择观望——这是一个警示信号。李在明拥有忠诚的支持者基础，但他极具争议。目前他正面临五起与腐败等问题相关的审判。同时，据韩国媒体报道，有五名与其有关人士在可疑情形下死亡。部分分析人士认为，鉴于部分民众强烈的“谁都可以，但不要李在明”的情绪，他扩展选民基础的能力受到限制。与此同时，韩国公众对日益严重的政党极化感到不满，保守派与进步阵营之间的对立不断加剧。许多选民已开始脱离传统政党，转而支持中间派与独立候选人，使这部分人群成为大选的“造王者”。对此，李在明也调整策略，开始采取更温和语调，在部分议题上靠拢保守派，例如增长战略、对韩美同盟的支持，以及韩美日三边合作等。李在明的领先优势依旧明显。许多专家认为，这场选举“有八到九成是李在明胜出”，一位熟悉日韩关系的外交人士也表达了相同看法。对保守党来说，要构成有效挑战，首要任务是整合候选人。然而目前，国民力量党仍深陷于是否支持尹锡悦弹劾案的内部分裂。如果这一裂痕无法弥合，保守派重振希望渺茫。保守派的关键在于推出一位能够赢得中间派与独立选民支持的候选人。52岁的韩东勋是人选之一，作为前党首，他提出“代际更新”的主张，颇受关注。然而他支持弹劾尹锡悦的立场却导致与亲尹派关系紧张，团结全党的努力变得复杂。另外，部分保守派人士则转向总理韩德洙，希望这位以稳健治理闻名的资深经济官员参选。在“第三势力”阵营中，新改革党40岁的李俊锡因在年轻人中受欢迎，被视为有力挑战者。如果李俊锡或其他候选人能整合保守派并赢得中间选民，李在明的领先优势可能迅速瓦解，保守派延续政权的机会也将浮现。距离投票日还有一个半月，较短的竞选期或将有利于李在明，主要因为他在全国的高知名度。然而历史证明，胜负直到最后一刻才会揭晓。韩国总统大选历来是保守派与进步派之间的激烈角逐。 2002年大选便是一个典型案例，也为李在明阵营敲响警钟。那一年，尽管保守派的李会昌一开始大幅领先，但最终结果，却是在网络民意推动的草根浪潮中，进步派的卢武铉逆转胜出。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4-26 00:00

在俄罗斯对基辅发动大规模袭击杀害平民后，特朗普恳求普京停手，未提制裁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这位战时总统为“独裁者”，并形容他是和平协议达成的主要障碍。俄罗斯周四凌晨对基辅发动的大规模袭击，造成至少8人死亡，60多人受伤。这是自去年夏天以来，对乌克兰首都基辅最致命的一次袭击。整晚都能听到爆炸声，天亮时，褐色的烟云在城市上空升腾。一枚导弹击中一栋拥有12户人家的两层住宅楼。隔壁五层建筑的窗户全被震碎。人们站在外面，望着废墟，边打电话边告诉亲人自己还活着。附近并没有可见的军事目标。泽连斯基表示，全国多个城市遭到约70枚导弹（包括弹道导弹）和约150架攻击无人机的袭击，其中基辅受创最重。泽连斯基在南非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俄罗斯同意停火方面没有任何压力迹象。他说，如果对莫斯科施加更大压力，“我们就能更接近实现全面、无条件的停火。” 他还说，周四的大规模袭击更像是为了向美国施压。泽连斯基此前指出，乌克兰在3月已接受美国提出的为期30天的停火计划，但普京拒绝同意。普京确实宣布过复活节当天短暂停火，但那更像是一场公关秀，而不是前线的实际停火。只是城市在那30小时期间基本未遭到攻击。但周四凌晨的情况却完全不同。午夜过后不久，空袭警报响起。 40岁的家具商人叶夫赫尼·普拉霍特尼科夫就住在被导弹击中的两层楼对面。他说自己被警报惊醒，听到无人机的嗡嗡声后开始穿衣服。通过许多乌克兰人用于导弹预警的Telegram平台收到信息，说有弹道导弹发射。普拉霍特尼科夫说他正穿第二只鞋时，听到了第一声爆炸。 “然后我听到重物坠落的声音。家里所有的门都被撕成了两半。我打开门时，弹片正飞舞着。” 他说自己帮助其他人逃出大楼。有个男子浑身是血地站着，另一个稍远一点的人说：“院子里的那栋楼没了。” 救援人员在废墟中搜寻幸存者。当地时间早上8点半，紧急服务机构发言人斯维特兰娜·沃多拉哈对记者说：“我们刚刚又救出一人。还活着！” 58岁的特季娅娜·赫里年科站在街头，捂着嘴仰望她受损的公寓楼，旁边就是被夷为平地的那栋建筑。 “最重要的是我们还活着，”赫里年科说。她听到了两次爆炸，看见尘土飞扬，还闻到了焦味。她说：“我听到有人在喊‘救命！’有人在大叫求助。我往楼道一看，楼梯不见了。而我住在五楼。” 居民们清理了楼梯间的碎片，让赫里年科等人得以逃出。袭击发生数小时后，朋友和亲属仍不断赶到被毁的公寓楼，希望听到好消息。但希望渺茫。一对21岁的哥哥和19岁的妹妹遇难。周四下午，17岁的丹尼洛·胡贾的同学和朋友们聚集守夜。这位少年仍与父母一起被困在废墟中。男孩们神情严峻，女孩们，包括丹尼洛的女友，都哭成一片。 “我在等丹尼洛，”朋友丹尼斯说。乌克兰官员表示，自美方主导的和平谈判启动以来，俄罗斯对平民的袭击反而变本加厉。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安德里·叶尔马克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段视频，显示救援人员站在一栋被毁建筑前。 “俄罗斯又一次袭击平民，”他写道。其他乌克兰官员呼吁西方伙伴补充基辅的防空系统。 3月时，特朗普曾表示愿意协助泽连斯基获取美国生产的“爱国者”防空系统。但当泽连斯基本月表示希望购买“爱国者”时，特朗普却称乌克兰“是挑起战争的一方”，还说泽连斯基“总是在找机会买导弹”。这次对基辅的袭击是战争爆发以来最致命的一次之一，也是自去年7月以来基辅遭遇的最严重打击。当时，俄军导弹摧毁了基辅一座儿童医院，造成全市20多人死亡。最近，苏梅和克里维里赫两座城市也遭到致命袭击，平民伤亡惨重。基辅当局最初称周四死亡人数为9人，后将确认人数下调为8人。救援仍在继续，受袭民众希望战争早日结束，但他们表示，无法接受一个只对俄罗斯有利的片面协议。 “昨天我们还在为谈判停滞而失望，结果一夜之间，我就直接遭殃了，”赫里年科在受损公寓前说。“我感到失望，精疲力竭。” 普拉霍特尼科夫则说，他看不到乌克兰的出路，“继续打下去没意义，但也根本停不下来。”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4-25 00:00

美国告急

他们也不否认想对更多人这样做。这就是独裁政权的运作方式。川普一直都清楚自己是谁，想要什么样的权力。现在，他正在运用那种权力。而他身边的每个人——包括卢比奥(Marco Rubio)、帕姆·邦迪(Pam Bondi)、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和克里斯蒂·诺姆(Kristi Noem)——都在维护他行使这一权力的权利。如果川普决定让你烂死在外国监狱里，那是他的权利。那你呢？你没有任何权利。【延伸阅读】所有的美国人都不再安全本届政府执政还不到百天，我们就已面临这种恐怖。我能感到自己内心深处有想逃避的欲望。而去面对这一切，太难，也太影响身心。但是，川普已直截了当、公开地表明：他打算把他憎恨的人送进美国法律管辖之外的外国监狱。他不在乎——他甚至都不试图搜罗——那些人是否犯有他说的罪行。因为这无关于他们是否有罪，而是关于他的权力。如果他能这么做，如果他想这么做，那除此之外，他还能做什么？还想要什么？如果为他服务的人愿意给他，愿意维护他这样做的权利，那他们还会给他什么别的？他们还会维护什么别的？这就是紧急状态。不管你喜不喜欢，它已经降临。我今天的嘉宾是阿莎·兰加帕(Asha Rangappa)。她是前联邦调查局(FBI)特工，现任耶鲁大学杰克逊全球事务学院助理院长。她还是Substack时事通讯The Freedom Academy的作者。 —— 埃兹拉·克莱因 The Emergency Is Here | The Ezra Klein Show 视频链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N1oBfg0fw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iBggW15jLk 现在已是紧急状态本文为非营利调查新闻编辑室“Information Justice（信息正义）”编译作品。欢迎转载、分享、转发。译：Brandi 编：新约客，溪边愚人我们已正式陷入宪政危机克莱因：欢迎来到节目。我想从我们现在所处的黑暗时刻说起。在我看来，至少在阿布雷戈·加西亚案中，政府在直接违抗最高法院的命令。法院或法律系统还有哪些应对手段？兰加帕：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分析家都说，我们已正式陷入宪政危机。通常的做法是以藐视法庭罪起诉政府，可以对具体官员处以罚款。你我这样的人被控藐视法庭的话，最终惩罚是坐牢。我怀疑这最终会发生在本届政府任何人身上，虽然那也是在法院权力范围内。克莱因：但川普可以赦免他们。兰加帕：说到底，行政部门拥有执法权。川普控制所有执法机构，包括美国法警。因此，即使打到最高法院，司法与行政对峙，我也不清楚到底能采取什么措施去执行法院命令，这就给川普政府留下一张川普牌（王牌）——这不是双关语。克莱因：川普政府对该命令的解读是——不知道用“解读”这个词是否合适（斯蒂芬·米勒的话肯定是对该命令的歪曲）——这是他们的一个重大胜利，因为最高法院说，没有人可以强迫他们。他们也许必须提供便利，但不一定非要实施。这句话里有很多强行狡辩。但他们认为，高院为行政部门和川普创造或确认了相当大的权力范围，那就是外交政策方面。如果你读懂了，高院的意思是，他们对此什么都不会做。兰加帕：首先，斯蒂芬·米勒对高院判决的解读并不完全准确。高院虽然提到在外交事务上尊重行政部门，但明确支持下级法院要求政府为遣返提供便利的命令。在与外国政府谈判和交涉方面，高院不能下令该怎么做，但说了政府需要竭尽所能，为这个人回到美国提供方便。从大的方面来看，这是有意为之。无论是驱逐出境、取消签证，甚至关税，你都会听到这些关键词：外交事务、恐怖主义、国家安全、国家紧急状态。这些领域都是行政部门的核心权力，法院会给予高度尊重。因此，他们用这些措辞来描述问题时，就划出一大片权力范围，基本上可不受监督地行使权力。再加上法院去年做出的绝对豁免裁决(该裁决保护核心职能部门免于承担任何责任)，只要政府行动足够迅速，就像在本案中那样，就有很大空间可以肆意行事而不受惩罚。克莱因：所以只要总统说是为了国家安全，就意味着不违法？——效仿尼克松的老话。兰加帕：[笑]我不会说这不违法，那只意味着他的意见会得到很大尊重。例如，事实认定上会倾向于尊重他的判断。比如对美国处于国家紧急状态的事实认定。他的事实判断可以是我们被入侵，也可以是某人的行为侵犯了他的外交政策特权。这些事情都有很大的自由度。迄今为止，所有这些情况下，行政部门都可以根据国会的授权自由裁量。因此，这些实际上是国会的权力，国会将之授予行政部门，初衷是，某些情况下，行政部门可能需要快速作出决策，以行使这种权力。它假定总统会本着国家利益，恰当行事。克莱因：我想先确保我理解你的意思，确认我内心的恐惧——你也说到恐惧感——是有理由的。我听你的意思是，法院对此没有任何制约力。他们告诉行政部门要为阿布雷戈·加西亚的返回提供便利，并假设“行政错误”没发生过，允许他享有正当程序。川普政府已明确表示他们不会那么做。你似乎不指望高院会进行第二轮裁决，以某种方式强迫他们做他们不想做的事。兰加帕：我不知道在这种特殊情况下，高院能强迫他做什么。如果川普说，我和布克尔谈过了，他说他不能归还。或者，如果川普耸耸肩说，他不会归还——他在新闻发布会上就是那么说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法院也无能为力。有趣的是，从政策的大局来看，这对川普并没有益处。把阿布雷戈·加西亚接回来，在法律上符合他的利益，让他可以说：看，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能纠正错误。我们应该快速行动，把所有这些人抓起来，快速遣返，因为如果我们犯了错，可以把他们再接回来。实际上，我认为那将是个更有力的辩词。但现在他关注的是权力角斗，是对司法的抵制。因此，某种程度上，法律上的利益与政府的争权行为相矛盾。如果大家看清这样的举动无法挽回，错误无法纠正，那么或许会阻止他们继续驱逐出境。克莱因：在一个平行世界里，这样做可能符合他们的法律利益。但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阿布雷戈·加西亚很可能受了虐待或酷刑。让他回到美国，让人们听到他的经历，将对美国政府造成政治上的毁灭性打击。因此，实际上，他回来不符合他们的利益——或者说，任何根据这一授权被遣返的人回来都不符合他们的利益。因为如果他们回来，人们会发现政府犯了可怕的错误，无缘无故把人发配到地狱，那政府就有动机不让人把这个事讲出来，让布克尔把他们永远关在CECOT。兰加帕：对。我唯一想说的是，把人接回来会有坏处，但如果这是个一贯愿意遵守法庭命令的政府，他们还是会去做。宪法黑洞克莱因：小布什执政期间，曾有将被视为威胁的犯人转移、送到不受美国法律约束的暗黑之地监狱的臭名昭著的做法。我们现在看到的理论和权力，与当时引用和使用的相似吗？兰加帕：很相似。这更像是布什政府把人送到关塔那摩。暗黑之地是有用的，是为了获得那些被拘者可能拥有的情报，根据美国法律，那些审讯方式是非法的。我不是为那种行为开脱，是说他们认为会得到有用的情报。但就回避法院权力而言，布什政府的做法是，他们研究一些二战先例，那些先例称，敌方战斗人员如果被关押在不受美国控制的地方，就无权申请人身保护令。布什政府说，嘿，太好了，我们可以把人关到关塔那摩，那里在古巴主权控制下，我们可以把那些人都关到那个好地方，法律管不到。这导致了911后一个相当强大的判例。法院不喜欢被排除在考虑之外，所以做出决定，说：“不，我们有权查看你在那里干了什么”。顺便说一句，那个判例造成的讽刺是，关塔那摩被拘者是在国外抓获的，从未踏上美国的土地，却有申请人身保护令、正当程序权、质疑其敌方战斗人员身份的能力，并受《日内瓦公约》保护。而现在，那些在美国居住了十年的人却没有同样的特权和权利。克莱因：太可怕了。兰加帕：非常可怕。令人震惊的是，政府在法律上非常精明，研究过这一点的任何律师都了解布什政府的轨迹，他们知道：想让什么成为宪法黑洞，就必须完全移到另一个国家。不是为了获取情报。而是需要把他们关到那里，然后我们扔掉钥匙。克莱因：他们在法律上很精明。川普政府在不同领域做的很多事都说明了这一点：如果他们想保护这种权力，并最大限度将其扩大，他们会谨慎地选择对象、案件、法律和当局。而在阿布雷戈·加西亚案中——尽管不限于他——看到的是他们没那样做。无论是否有意为之——很难搞清是无能还是蓄意的恶意——他们选择对其做出那种事的人，会让政府很难看。人们知道他的名字是有原因的。这起特殊案件之所以产生轰动，也是有原因的。当然，不管是否有意，他们做的决定是，如果他们能在这个问题上获胜，那他们的权力就能扩大。如果他们不必仔细挑选送往布克尔的地狱的人，如果不必是绝对十恶不赦的罪犯，如果不必无懈可击地确认某人是大家不希望出现在美国的恐怖分子——而只需“川普这么说了”，那他们就拥有了将人失踪的权力。它不仅是一种国家安全权力，而是随时随地清除几乎任何人的能力。他开始这样做，在受到批评的情况下，仍在白宫和布克尔一起，叫嚷说需要造更多的监狱，说也许下一个就是本土的。你怎么看？美国公民是特殊人群吗？那我们好像进入了完全不同的世界。无论他们是否精通法律，这都不是他们精心挑选的测试案例。对于这个案例，高院已经告诉他们：你们不能这么做。而他们的答复基本是：我们能。兰加帕：好吧。我对你的话唯一改动是：不是“如果我们能在这件事上获胜，我们就能做所有事。” 而是“如果我们挑战成功，我们就稳操胜券了。” 克莱因：是的，我指的不是法律上的胜利，而是权力上的胜利。兰加帕：没错。掌握权力。这就是川普政府与布什政府之间的区别。布什政府不希望最高法院对一些最终不利于他们的事情做出裁决。因此，他们认为自己没有很好的法律依据时，就会将被关押者转移出去，或让他们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避免问题得到真正的回答。那样，他们的行为就仍处于某种灰色地带。正如你提到的，川普政府愿意就这些糟糕的案件被诉。糟糕的案件造就糟糕的法律，尤其是对行政部门而言，但他们并不在乎。我认为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因为这体现了无视法律的倾向——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那样。克莱因：本届政府执政还不到一百天。但如果让你从大局的角度告诉我，川普政府希望如何利用国家的安全和司法机构去实现其目标——无论目标是什么——你用什么框架进行理解？兰加帕：我认为这只是权力的整合。这是在僭取国会权力——如我之前提到的，国会在自行让渡权力——现在他们又僭取司法权力。实际上，川普政府在充当“准司法“机构。他们围捕民众，同时充当法官、陪审团和执法者。他们说，相信我们，我们认定这个人有罪，这个人是恐怖分子，这个人犯了法。因此，这是巩固权力。这是独裁行为。他们发出挑战：谁能阻止我们？如果他们行动够快，让人进入宪法黑洞，他们就赢了。弹劾权力已然破碎克莱因：理论上讲，能阻止他们的权力在国会——如果国会愿意的话。兰加帕：我认为，能以系统性方式阻止这一切的权力在于国会。 1798年的《外敌法》是对国会战争权力的授权。克莱因：那是什么法？我们来说说吧。兰加帕：《外敌法》于1798年在与法国的准战争期间通过，它允许总统在宣战或外国入侵期间清除14岁以上的外籍敌国人员。法律初衷是，这种情况下，人们会效忠自己的国家，因此有人可能是间谍和破坏分子。为保护国家安全，行政部门需要有能力迅速清除那些人。今年之前，它只被引用过三次：在1812年战争、一战和二战期间。二战中，人们得到单独听证，至少确认他们是否是敌国的公民。但现在它被用到移民问题上。川普声称非法移民构成入侵。具体说，是黑帮Tren de Aragua的入侵。因此，加入这一帮派的14岁以上男性都适用《外敌法》，可以被驱逐出境。克莱因：当你说这是政府诈称有权力时——我同意——是因为川普真的深信南美黑帮是对美国的威胁？还是说，这是更广泛的、从根本上说是独裁者的权力诈称——国家和领导人面临一系列敌人，于是他们动用一切可动用的权力去实施控制？兰加帕：我认为是后者。不过我觉得他们在拿这个群体做测试。因为大多数人不会反对：有黑帮进入美国，他们是危险的黑帮，那让我们把这个战争概念用到这里。当然，Tren de Aragua是很危险的黑帮。MS-13也是。他们的想法是，看看能做到什么程度不受惩罚，然后就可以得寸进尺，不断扩大这个群体的范围，使其类别越来越广。川普已经在和布克尔讨论：嘿，为什么不把本土罪犯也加进去呢？因此，我认为这是一种试探，看如何做到这一点。这是不经法律程序的立即遣返：怎样才能尽可能多、尽可能快地把人遣返？这就是他们的目标。然后，他们会把更多的人纳入敌人行列。克莱因：当川普想把“土生土长的罪犯”送到萨尔瓦多时，他说：“我们得研究一下这方面的法律。” 这方面的法律是什么？兰加帕：将美国公民送往国外的古拉格集中营，让其在那里“烂死”，是公然违反宪法的。有一项名为《不拘留法》的法律规定：除非根据国会法案，否则不得监禁或以其他方式拘留任何公民。克莱因：但是，如果能以一个连自己都承认是行政错误的理由把人送去—— 兰加帕：问题就在这里。如果只是把人赶走——那么游戏就结束了。如果他们能不让司法部门插手——那正是布什政府企图做的——如果你甚至都不能踏进司法这扇门，行政部门无需在把你押走前证明把你定为恐怖分子或敌人的理由——那么，我们绝对就是1973年的智利。然后，黑色面包车会在半夜出现，围捕你，你会失踪—— 克莱因：你认为我们现在是了吗？兰加帕：我认为我们还没到那一步。克莱因：不是黑色面包车，而是1973年的智利。我们和那有什么不同？从你的描述中，我没发现能得到安慰的东西。兰加帕：我知道。克莱因：我并不是在向你索要什么可以安慰的东西。我在这次访谈话的开场白中说：在我看来，紧急状态已经发生。兰加帕：是的。克莱因：我们面临考验。兰加帕：是的。克莱因：他们是否可以藐视法庭，执意去做？问题摆在这里。正视这个问题是很艰难的。所以，如果你认为我们还不是1973的智利，那很好，我也宁愿不是。但如果你认为已经是了，那又意味着什么呢？如果身处1973年智利的深渊，你该怎么办？兰加帕：宪法对此有个补救措施，那就是弹劾。这需要政治上有意愿。需要某种共识，即这是不可接受的，已超越界限；这是不符合宪法的：这个人在滥用权力，违背了自己的誓言，或违反了法律。宪法危机是对司法部门的藐视，但同样重要的是，国会在这种情况下未能采取行动，不管是站出来收回一些授权，以阻止他把国家紧急状态滥用于其他领域，还是迈出最后一步说：这太出格了。我认为现在已进入可弹劾范畴。这些都是可以弹劾的罪行。这是对权利的剥夺。在我看来，川普和布克尔在搞剥夺人们权利的犯罪阴谋，达成的是犯罪协议。根据《宪法》或美国法律，以法律名义剥夺人们的权利是犯罪。这正是他所说的他要做的事。我们知道，他不会因此承担刑事责任，因为他的行为是官方行为，而最高法院已经说过，这些行为超出国会的权限，不能定罪。我们还剩下什么？克莱因：问题在于，在政党国家化、两极分化的时代，弹劾权力已然破碎。兰加帕：如果我们不再有超越党派的共同价值观，那权力就是破碎的。克莱因：就是说，弹劾权力是个破碎的权力。[笑] 兰加帕：是，但补救措施只有这个。如果川普藐视法庭，法庭没有独立的执行机制。克莱因：我不想让人彻底绝望。兰加帕：我们现在是穿着睡裤、望着天花板发呆的状态。完全不同的世界克莱因：想象这样一个世界：我们在这些恐怖事件中熬过一两年，然后中期选举民主党大胜。我一直说——半开玩笑地说——能拯救美国民主的，可能是川普对全球经济有着最愚蠢的的看法，他毁了401(k)、物价和小企业的进口能力，这给他的对手一个难以置信的中期选举机会。因此，假设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党拿下众议院——赢参议院不太可能，但也不是完全不可能——他们还是无法弹劾，因为他们没有参议院多数，无法将其定罪。但他们会突然有了很大权力。他们可以控制政府各领域的拨款，可以将很多政府成员绳之以藐视法庭罪。突然间，我们不一定有能力结束川普，但有了巨大筹码。我认为，这是成功的途径。兰加帕：我很高兴你提到了拨款授权，因为在本案中，有一点仍不清楚，那就是遣返这些囚犯的钱是从哪里来的。那笔钱最初是做什么的？还有，那份协议的条款是什么？法律上，有个名为《凯斯-扎布洛基法案》(Case-Zablocki Act)的规定，要求行政部门、国务卿向国会通报与外国达成的行政协议。因此，从技术上讲，他们必须披露，应该在国务院网站上公布。对于你提到的扣留拨款，911期间，国会禁止拨款将关塔那摩囚犯转移到美国接受刑事法庭审判。因此，他们只能困在那里。因此，在我看来，如果国会愿意，他们可以禁止拨款将人送往萨尔瓦多。克莱因：他们还可以拿走很多川普政府想要的东西。设想一下民主党控制两院这种不太可能发生的情况：民主党可以简单地以“阻挠议事”得到更多豁免。他们可以从川普手中夺走关税权；可以把关税权交还国会，而国会本来就是掌握关税权的。突然间，川普没有了他最喜欢的国际经济工具。然后，一切都变成需要谈判。川普现在使用的大量权力都基于旧的法案，而那些立法不是为今天的情况制定的。国会不喜欢回头重新审视那些不适合今天的旧的立法，因为他们很难就任何事情进行立法。没人因为回到过去，堵住旧的漏洞和权限而在政治上加分。但他们可以那样做。在一个三权对峙的世界里，并不是要么弹劾，要么什么都不做，而是一切都可以用做筹码。美国总统没有向其他国家征收关税的权力，而必须通过法律实施和完成。那是国会赋予的权力。政府效率部(DOGE)所做的一切，他们在削减支出上做的事，都是国会赋予他们的权力。国会可以全部收回。兰加帕：是的，当然。从更大的方面上说，要重新想象坐白宫的会是什么人。水门事件后，我们进行了改革，因为突然间我们必须重新想象：总统要是越界，怎么办？因此，我们有了《1978年政府道德法》，有了《独立顾问法》，有了对总统使用税务信息的限制，因为突然间，发生了那些例子。坦率地说，我们早就知道这一点——这些事早该做了，钟摆早该摆动了。但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不能授予行政部门这么大的权力。这很难，因为你也不想束缚总统的手脚。如果总统需要，川普用来征收关税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实际上是个外科手术式的杠杆工具。我们希望总统在需要与特定的外国势力就特定紧急情况进行谈判时，能拥有这样的工具。但正如你所说，我们已经不在那个世界里了。我们现在处于完全不同的世界，国会必须正视这一点。克莱因：记得一位我很尊敬的政治学家在川普第一任期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话：没有一种政治制度的设计能在选出糟糕的人时依然良好运作。根据“选出糟糕的人”这一理论来设计政治体制，会让体制难以驾驭。因为从本质上讲，你要束缚他们的手脚，因为他们很糟糕。但是，如果把有独裁倾向的人选入一个假定总统在根本上心怀善意的系统，那就给动机邪恶的人以可怕的权力。兰加帕：我想补充一点，现在情况已发生了变化。尼克松之前可能存在两大假设：A. 总统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B. 如果有必要，国会愿意使用其终极武器，即弹劾。如果这两点都被排除在外，那就是个全新的格局。我们必须适应这一现实。 FBI可以很可怕克莱因：我们一直在谈论我们知道的政府正在做的事情。我想采访你的一个原因是，从一开始我就担心，我们不知道政府在做什么。卡什·帕特尔(Kash Patel) 和丹·邦吉诺(Dan Bongino)被提名进入联邦调查局(FBI)，一个你工作过的地方，我非常震惊。参议院共和党人居然赞同这一提名，让我感到恐惧。我们看到这届政府在光天化日下如何运作，而FBI是个强有力的组织，其本质决定了它在暗处运作。目前管理它的人，唯一的资历是对川普忠心。你对这些正在发生和可能发生的事情看法如何？兰加帕：很高兴你提到FBI在暗处运作。它的国家安全部分确实是在暗处。但调查的性质是，很多事情发生在上法庭之前。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FBI不是根据立法运作的。除了宪法，没有其它法律规定它如何使用调查权。它受总检察长发布的《总检察长指南》管辖。这些准则规定启动调查前必须达到的标准，在不同调查中可以使用哪些手段，需要获得哪些批准，等等。这些都可以在内部更改、取消或不遵守，而我们不会知道。我们能做的是看看实际发生了什么，或没发生什么。例如，“信号门”(Signalgate)这种事件通常会由FBI进行调查。或者司法部、司法部长会任命一个特别顾问进行调查。加兰(Merrick Garland)在拜登持有或不当处理机密文件上就是这么做的。但这一次没有调查。最近有一项针对克雷布斯(Chris Krebs)的行政令，他是CISA的负责人，要求—— 克莱因：能说一下CISA是什么吗？兰加帕：CISA是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隶属于国土安全部，成立于2018年，负责监督选举安全。克雷布斯是第一任局长，他公开宣称2020年大选是安全的，向人们保证，选举运作正常。这显然削弱了选举被操纵的说法。川普命令司法部对克雷布斯进行调查，这告诉我——除非有我不知道的证据——《总检察长指南》已被丢进垃圾桶。我的意思是，他们遵循那些准则的话，就不可能进行毫无根据的调查。一名负责俄罗斯调查的分析师被停职。帕特尔的书中提及这个人，是他的敌人名单上的。因此，这告诉我，仅从外在的东西来看，FBI已不再是过去我曾工作过的机构。这非常危险，因为FBI可以做很多事。克莱因：我们来看看它能做些什么。我对FBI的印象是，它是一个高度专业化的官僚机构，川普政府认为这个机构对他有敌意，并将其当作敌对的来对待。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对川普怀有敌意。那里会有些卡什·帕特尔认为忠心的人，一些想通过卡什·帕特尔在FBI晋升的人，还有他们想招进去的人。因此，虽然FBI不会整个都变成他私人的整治仇敌的机构，但肯定会有几十、几百个人，可以成为特殊的团队，帮他那么干。过去，在胡佛(J. Edgar Hoover)的领导下，FBI挖了很多人的信息，用来敲诈勒索，其中有名的包括马丁·路德·金。因此，可以想象一些在我看来并不牵强的事情，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下，那就是：帕特尔和邦吉诺(Bongino)被任命担任这个职位，他们都是川普的忠实拥护者，他们明白自己的工作是为川普的意志服务，他们明白FBI和FBI内对川普忠实的特工是他们的工具。这样一帮人能做什么？兰加帕：他们能做很多事。从启动调查到进行某种司法检查，有很大的空间。例如，他们可以对你进行人身监视——只作为一种恐吓手段。我们说到黑色面包车，对吧？他们可以把车停在你家门前，一直监视你。他们可以去问讯与你合作的人，大家却不清楚他们在调查什么，就会产生你很可疑的印象。他们可以翻你的垃圾桶，查你拨打的所有号码；他们可以拿到你的金融交易数据，找出你花钱的方式和地点。这些事情他们都可以做，而且无需向法庭出示合理的理由。危险并不在于你会被指控莫须有的罪名，而是你其实永远不会被起诉。那将是胡佛式的行动，要么像你说的，偷偷收集信息，然后将其武器化，要么仅仅是骚扰和恐吓。或者让你付出高昂代价——你得请律师，因为你想搞清到底发生了什么。所有这些都可能发生。这也是制定《总检察长准则》的原因。如果你仔细听过帕特尔和邦迪的确认听证会，他们当时说：我们会遵守法律。对他们来说，法律就是宪法第二条，即单一行政理论。那种观点认为，如果总统这么做了，那就是合法的——不管在执法方面，还是在确保法律得到忠实执行方面。所以，没有保护栏。根据他们对法律的解释，总统的意志就是他们接收的命令。克莱因：根据他们对法律的解释，告诉纽约南区的职业检察官不要再找亚当斯(Eric Adams)市长的麻烦是合法的，因为他已经和川普达成了某种协议。尽管说法不一，但显然他与川普政府达成了协议，他按政府说的去做，以换取保护。这是在邦迪担任司法部长期间发生的事情。对我来说，这是所有一切的重要信号。它发生在光天化日。那些检察官公开辞职后，政府仍一意孤行，制造了大量关于他们的负面新闻和宣传。我认为，川普的世界观及如何在其中运作的关键在于筹码。他对国家、人民和商业伙伴都提出要求，他会在一切领域想方设法得到筹码。关税是筹码。权力和初选也是筹码。兰加帕：对大学的资助也是筹码。克莱因：他们能把持绿卡的人驱逐出境，这是筹码；你因政治腐败而被纽约南区法院调查，也是筹码。 FBI有能力施加影响。根据刚才的描述，FBI可以是个非常可怕的组织。兰加帕：它成了武器。重要的是，这种以权力为筹码的想法，实际上与单一行政理论非常吻合，后者认为执法部门根本不独立于总统。克莱因：能说说什么是单一行政理论吗？兰加帕：这种观点认为，总统，做为单个的人，是所有行政权的体现。他手下所有官员都是这种权力的体现。这等于说，总统可以雇用和解雇行政部门的任何人。这种观点已延伸到总统可以控制调查，因为他是首席执法官。宪法第二条没规定必须有独立性，也没提到总检察长和FBI。这些都是从规范中演变而来的。那将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刻克莱因：你说到依据单一行政理论，可以对FBI进行利用，请展开谈谈这之间的联系。兰加帕：单一行政理论支持尼克松的格言：只要是总统做的，就是合法的。克莱因：讲到这里，我们发现，至少在接下来的中期选举和新国会就职前，川普政府能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情。首先，这句话有问题吗？兰加帕：你比我擅长政治分析，但我觉得有个潜在的制约因素：即使这届政府不在乎法庭，但他们似乎在乎公众舆论。克莱因：我认为他们不会在乎。兰加帕：他们不在乎吗？因为我认为大规模抗议、支持率低、糟糕的民调，还有对这些事情的叙述，都有可能(产生影响)。例如，川普不能从萨尔瓦多的古拉格集中营把人弄回来，就暗示他有软弱之处。因此，我认为有办法让政府在公众叙事中处于守势。克莱因：让我想想我的看法是怎么转变的，因为我过去也会说和你一样的话。我不会说我认为再大的抗议或再严重的民意流失都无法让他们动摇或感到不安。公共舆论方面的关键一点在于他无需赢得连任，他的执政方式显示他也不在乎众议院共和党能否连任。川普有意地牺牲掉支持率，去做一些明显不受欢迎的事情，比如让全球股市崩盘、让美国普通民众面临物价高涨。正是他们相对愿意承受这种不受欢迎和舆论反弹，才让我重新思考他们对这种不受欢迎和反弹有多敏感。我觉得唯一能阻止他们的是国债市场开始解体。他们不想引发真正的金融危机。除此之外，他们并不害怕暂时的民调低迷，也对其不敏感。这要么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东西会慢慢变得受欢迎——比如，布克尔在萨尔瓦多是个很受欢迎的总统——要么因为他们认为长远上看，高关税会有效。我觉得大规模抗议很令人不安。因为我想到川普第一任期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抗议时，川普说他希望国民警卫队或派其他人射杀抗议者，至少朝膝盖开枪。那一命令和建议没被理睬。川普第一任期时，他身边很多人认为自己工作的一部分是抑制他最糟糕的冲动。但现在他身边没有踩刹车的了，没人会说“不”了。看看他的内阁如何安排成员给他以北朝鲜“亲爱的领袖”般的赞美；看看道格·伯根姆(Doug Burgum)如何跪拜在川普面前；看看川普提名的联邦通信委员会(F.C.C.)成员如何戴着川普金像章招摇过市；看看国会议员如何提出法案，让川普有可能当三届总统，或在总统山上加川普；看看卢比奥如何为布克尔辩护——这一切除了十分恐怖，也很说明问题。目前卢比奥显然已完全妥协，或者说，他已选择妥协。川普在国会联席会议讲话中挑出卢比奥，公开嘲讽、公开羞辱。比起其他政府成员，卢比奥明显是如履薄冰。这是个巧妙的策略，向所有人发出信号：卢比奥要么迅速入伙，要么迅速下台。我认为，他们是在假定这对他们有利的情况下，选择尽可能地利用这一点。只要实际权力没易手，他们几乎没有可被攻击的弱点。兰加帕：我相信你的评估。克莱因：我希望自己是错的。兰加帕：是的，你指出的是，这从来都是忠诚度测试——公开羞辱，让人下跪。但我认为，正因为如此，抵抗行为才显得更为重要。哈佛大学拒绝了川普的要求。有律师事务所站出来。还有抗议活动。如果到了需要发生美国版天安门广场事件的地步，也许那就是需要发生的事情。有时，只有令人震惊的东西才能唤醒人们。克莱因：是的，这一点我同意。我要说的是，我不认为他们容易受公众舆论的影响。我认为他们容易受权力的影响。社会上有很多部门掌握着权力。川普并没有绝对的权力。哈佛所做的一切至关重要。其他大学也将开始这样做。因为没人想作为一所没骨气的大学载入史册。律师事务所开始醒悟了。第一批律所跪了，后面的意识到这是个什么时刻，开始停止下跪，说“不”了。商界领袖也拥有权力。川普政府明白有很多权力在别人手中。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民主党在中期选举赢得权力非常重要，因为川普政府最终尊重的是权力。从关税豁免和例外条款可以看出，有些公司是他不想与之为敌的。我相信抗议是重要的。我相信我们会走到那一步。我只是认为，我们走到那一步时，那将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刻。兰加帕：当然。他会援引《叛乱法》。克莱因：你想谈谈《叛乱法》允许做什么吗？兰加帕：《叛乱法》允许总统将军队用于国内执法。因此，我们会看到军队出现在街头，可能逮捕民众或进行其它执法。军方通常不在国内那么做。克莱因：我也担心他会援引《叛乱法》。他任命黑格塞斯、帕特尔，所传达的信息是，他让忠于他的人负责—— 兰加帕：并将军法检察官撤职。克莱因：将他认为不忠诚的将军撤职——至少企图撤掉一些。他试图控制安全机构，那不是没有原因的。兰加帕：对。我只是认为，正如你提到的，从现在到中期选举前，我们定期、有计划地行使这些小块的权力——等到中期选举——[笑]如果我们坚持100天，不知道会是什么局面——[笑]。克莱因：[叹气]我不想在节目中显得悲观无力，但我要说：如果现在不能阻止川普，以后会更糟。如果我们不严肃对待眼下的处境—— 兰加帕：是的。克莱因：这都成老生常谈了：“起初，他们来抓共产党员，我什么都没说，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员；然后他们来抓工会会员，我什么都没说，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然后他们来抓犹太人，我什么都没说，因为我不是犹太人；最后他们来抓我，已经没人为我说话了。” 不是没人了，而是到最后，人们认为发声太危险了。每次对社会上你的敌人中的较弱者行使权力，你的权力都得到加强，最后，没有人能阻止得了你。这就是为什么阿布雷戈·加西亚一案不是件小事。兰加帕：不是。克莱因：那是马里兰一个普通的三孩儿父亲，没人认为他对任何人构成威胁.如果川普能对他那么做，然后在白宫和布克尔坐在一起说：“我也想对美国公民这样做”，而人们只是耸耸肩，然后翻篇儿，那他学到的就是，他可以那么做。兰加帕：这就是提摩希·史奈德(Timothy Snyder)所说的，权力通常是被赋予那些专制者的，而人们会提前服从。在我看来，我们肯定已处在“红区”[注]，但我们还来得及做很多事情。 [注]red zone，美式橄榄球离端区20码内的区域，是防守的危险区。每当进攻方推进到这个区域时，势必引发恶战——双方寸土不让，激烈交战。回到智利的例子——因为我是研究拉美的——那个国家经历17年独裁后，摆脱了困境。所以，总能走出来。只是会越来越难，就像那首诗说的。所以，现在是时候了。有一种盲目自信，就是以为法院会拯救我们。克莱因：是的。兰加帕：法院有它的作用，主要是发挥其机构作用。但法院并不能拯救我们。其他机构——我指的不仅是政府分支，还有你提到的国会、企业、法律界、大学、新闻界——所有机构和人员在这个时段都必须保持强有力。克莱因：我常与国会民主党人交谈，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他们实际上没多少好的选择。我不是处处同情他们做的决定，但除非他们想利用债务上限让经济崩溃，否则没有太多筹码。他们可以在参议院拖延时间。但事实上，川普政府目前并没有大型立法议程，民主党在参议院不占多数，他们在众议院的权力也很小。人们希望他们拥有他们并不真正拥有的权力。一年内，政府又将面临关门的问题。按目前的情况发展，民主党很难说出“我们要继续放任自流”这种话。但这正是其他社会机构的重要之处。这就是为什么我很高兴哈佛大学做出这样的反应。那些拥有巨额捐赠却如此轻易就下跪的大学，那些律师事务所，那些在川普第一任期敢于直言、第二任期却决定屈服的商界领袖，我真的对那一切很反感。马克·扎克伯格几个月前在乔·罗根(Joe Rogan)访谈上说：现在是Facebook回归言论自由的本源的时候了。眼下的一切难道不正是对言论自由的威胁吗？Facebook的雇员拿着绿卡回美国，因为在他们的手机里发现了批评川普的内容，就被叫进小黑屋，然后被遣返。川普政策关于言论自由的内容是什么？这些人在这个国家不仅拥有经济资本，还拥有文化资本，何时他们才会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发声？发声很重要。这些信号发出后，会被其他人注意。每个人都是社会传播的节点。兰加帕：我不指望扎克伯格在任何事情上坚持原则[笑]。回到人们希望民主党做他们没有权力做的事情——有些道理。但现在也是一场信息战。再回到阿布雷戈·加西亚：有些故事可以穿透噪音。共和党就很擅长这个：他们擅长把得到的信息提炼成非常简单的东西，然后重复、重复、再重复。在我看来，川普是个信息战大师。我们要从中学习。这个案子应该成为那种故事。因为人们正是会因为你提到的原因而明白这一点。人们会明白，如果政府能拦下这个在美国呆了10年的人，把他从车里揪出来，押上飞往萨尔瓦多的飞机，然后不管了——它也能对我们那么做。克莱因：他们让自己的违法行为通过一个活生生的人展现出来。兰加帕：他们让他们的违法行为通过一个真实的人展现出来，这是个让人们觉醒的机会。就连乔恩·斯图尔特都说：你说得对，我以前没把这当回事，现在我要认真起来。我认为，在这个时刻，会有人认真起来。 *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4-24 00:00

纽约时报万字讣闻：教宗方济各逝世，扭转教会保守风格，强调包容与对边缘群体的关怀，而非教义纯粹

行性侵。在全球外交中，方济各有时也与独裁者打交道。 2018年，他与中国政府达成临时协议，结束了关于谁有权任命主教的长期争议。他首次获得中国政府对教宗权威的正式承认，但代价是承认七位此前被逐出教会、由政府任命的主教的合法地位。这一协议让教会进入了一个拥有庞大人口的国家，在那里，新教徒的增长远超天主教。但批评者，包括一些曾受共产党政府迫害的主教，抨击该协议是“可耻的退让”和“危险的先例”。他的一些专制东道主也利用他的访问为自身议程和形象服务。但方济各和他的顾问表示，这些风险是值得的，目的是带来希望、寻求突破、修复创伤。教会内部改革方济各的真正遗产，也许不是体现在国际舞台上，而是他在教会内部所推动的改变。约翰·保罗二世和本笃十六世主张将权力集中在罗马。方济各则强调协作和去中心化。他将主教大会（即“世界主教会议”）从过去由罗马教廷主导的宣讲活动，变为拥有实际权力的主教之间的政策协商。对支持者来说，去中心化带来了他们数十年来渴望的变革希望。而对希望梵蒂冈保持控制的人来说，这是一场噩梦。在所谓的“礼仪战争”中——即关于信徒祷告方式的争议，尤其是在英语国家长期分裂自由派与保守派的问题上，方济各赋予地方主教自行翻译礼仪语言的权力。他通过人事任命巩固自己的愿景。他在梵蒂冈的主教部任命了自己的盟友取代保守派，该部门负责选择地方教会领导。他在选择主教时倾向于“牧者”而非“管理者”，倾向于“街头神父”而非“权力掮客”。他更喜欢与人民贴近的主教，而非靠近支持商业利益的天主教组织Opus Dei的主教。在红衣主教团中，方济各任命了超过半数具投票权的红衣主教（80岁以下），这些人将在未来选出他的继任者。他让红衣主教团变得不那么白人、不那么意大利、不那么代表罗马教廷。他减少对欧洲的依赖，称欧洲“老化”，也减少对美国传统培养主教的城市如费城的依赖。他从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那些五旬节派和福音派迅速扩张的国家中任命红衣主教，这些地区成为天主教信仰和神职人员增长最重要的沃土，而欧洲的传统天主教中心却面临神职人员的流失。 “你们很重要。”2019年，他对莫桑比克的年轻天主教徒说，“你们不仅是莫桑比克的未来，也是教会和人类的未来。你们是现在。” 虽然推动去中心化，方济各也设立了由九位受信任的红衣主教组成的顾问团，这个团体权力巨大，甚至被赋予重写梵蒂冈宪章的权力。与过去三十年的教会领导风格形成鲜明对比，他试图重振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的开放精神。他将召开会议的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和教宗约翰·保罗二世在同一天封圣，后来也封圣了执行会议改革的教宗保禄六世。 2021年，在一次与意大利教理讲授人员的会面中，方济各表示：“你可以选择站在教会这边，也就是遵循大公会议，或者你不遵循会议，或以自己想要的方式解读它，那你就不属于教会。” 方济各政治手腕灵活，擅长孤立对手。他没有让主张传统拉丁弥撒的礼仪部门保守派领导人萨拉红衣主教成为“烈士”，而是通过授权副手稀释其影响，之后在萨拉到达退休年龄时悄然接受了他的辞职。不到一年后，也就是2021年他接受结肠手术出院仅几天，方济各便推出对拉丁弥撒的全面限制。他指出，一些人利用传统弥撒破坏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的改革，并在教会内部制造分裂。在关键职位上，他大刀阔斧。2017年7月，他拒绝延长教义部部长、保守派红衣主教穆勒的任期，等同于将其解职。他将原本反堕胎阵营的核心机构——“宗座生命科学院”并入一个新的教友、家庭与生命事务部，这个部门也反对死刑。2018年，死刑正式成为违背天主教教义的行为。同年，他在《欢喜与踊跃》这份宗座劝谕中，将对移民和穷人的关怀与反对堕胎置于同等地位。他表示，欢迎陌生人来到门前，是信仰的根本，“不是哪位教宗发明的概念，也不是一时的潮流。” 在教会遥远而资源匮乏地区神父日益短缺的关键问题上，方济各推动的协作式教会结构似乎也准备带来实际改变。他似乎愿意倾听部分主教要求允许按立已婚男子为神职人员的呼声。神父独身的传统在教会中延续了近1000年，虽然在东仪天主教神父以及改信天主教的已婚新教牧师中存在例外。历史上，教会初期的神父可以结婚。方济各曾考虑，是否可以按立品格无可挑剔的已婚男子成为神父，以服务偏远地区。“我们需要思考‘经考验之人’是否可能成为选项。”2017年，他对德国《时代周报》说，使用的是拉丁语短语“viri probati”。 2019年，他在梵蒂冈召开亚马孙地区主教峰会。主教们建议他允许按立（注，天主教术语，意思是“授予圣职”）已婚男子为神父。这个提议仅限于南美偏远地区，但若被采纳，将为全球范围内放宽神职人员婚姻限制树立先例。保守派反对者称这威胁到了神职传统，是方济各为建立一个更具包容性但“纯度”更低的教会而稀释信仰的又一迹象。即便是已退休、长期避免卷入教会内部意识形态纷争的本笃，也在2020年1月参与出版的一本书中发声，为神父独身制辩护。最终，方济各搁置了这一提议，令自由派支持者失望。穆勒红衣主教欢迎这一决定，认为这可能带来“缓解教会内部派系、意识形态固执与分裂倾向的和解效应”。反对声浪上升对方济各的抵制最初是默默的，随后开始抱怨，最终发展为公开猛烈的反对。他当选教宗不久，梵蒂冈驻外大使向他简报全球局势，建议他在任命美国的主教和红衣主教时尤其小心。 “我已经知道了，”教宗打断道，“反对我的人来自那里。” 几十年来，美国教会一直被文化战争议题所主导。梵蒂冈内部反对方济各的保守派领袖。是美国的雷蒙德·伯克红衣主教，这位教会法专家认为方济各的包容愿景削弱了教义，甚至暗示教宗异端，他制定的法律无效。方济各将伯克移出主教部，终止了他在美国主教人选任命中的作用。 2016年，伯克与其他几位红衣主教联名发表“疑问信”（dubia），要求教宗就似乎愿意允许离婚再婚者领圣体的立场做出澄清，认为这违反教会法律。方济各让他们愤怒的是，他根本没有回应。许多保守派反对者将本笃视为真正的道德权威。在世期间，本笃住在梵蒂冈城一座修道院中，离方济各住处不远，基本履行了不公开露面的承诺，尽管方济各一再撤销他的政策，并明显不喜他偏爱的“高教会”风格与传统主义。方济各政治手腕老练，常会穿白袍前去探访本笃，这种“和谐”关系后来被2019年电影《教宗的承继》中虚构演绎。这些纷争多在教会内部，但特朗普在美国的崛起，为梵蒂冈的传统主义势力提供了另一个集结点。由美国和加拿大资金支持的大量保守派天主教新闻网、博客、电视台，持续削弱教宗威望。 2017年，教宗两位亲密盟友在一份经过梵蒂冈审查的期刊中撰文，指控美国天主教保守派与福音派基督徒结盟支持特朗普，称其为“仇恨联盟”。 2018年，方济各批评保守派天主教网络中充斥敌意。他说：“基督徒也可能被网络语言暴力所裹挟。” 他举例指出，一些天主教媒体发布的恶意诽谤文章，“人们借攻击他人来发泄自己内心的不满。” 2019年9月，在前往莫桑比克的教宗专机上，方济各轻描淡写地承认自己面临美国保守派的激烈反对。他说：“被美国人攻击，是一种荣誉。” 几天后返回罗马途中，有人问他是否担心美国保守派天主教徒持续反对会导致传统派与教会决裂。他说，教会历经无数分裂。 “我祈祷不要出现分裂，”他说，“但我并不害怕。” 性侵丑闻方济各当选，本被视为教会在性侵问题上焕发新气象的象征——这一问题严重破坏了教会声誉并导致信众流失。尽管本笃罢黜了数百名神父，但教会始终未解决是否、以及如何追责纵容或掩盖侵害的主教。 2014年，方济各成立了“保护未成年人宗座委员会”，由清理波士顿性侵丑闻、将此事带入国际视野的奥马利红衣主教担任主席。委员会成员中包含受害者，旨在追究主教对职权滥用的责任，但这一努力最终瓦解。 2016年，方济各发布宗座函《如慈母一般》，尝试运用现行教会法罢免失职主教，但批评者认为措施远远不够。委员会成员因改革进展缓慢而相继辞职。教宗本人对受害者的呼吁似乎也缺乏敏感度。随后，澳大利亚、德国和美国的调查，揭露了成千上万受害者和数百名施害神父，以及华盛顿前总主教麦卡里克对成年修士和未成年人的掠夺行为。 2018年1月，方济各在访智利时对一名记者关于他2015年任命、被指掩盖性侵神父的胡安·巴罗斯主教的提问，回应说“这些指控全是中伤”。回程途中他再次表示，“没有证据”，坚称主教是诽谤受害者。 “我也相信他是无辜的。”他补充道。教会内部也迅速掀起强烈反弹。奥马利红衣主教与他划清界限，称教宗的言论“令幸存者极为痛心”。在公众压力和内部失望下，方济各反转立场，承认错误并迅速行动。他派遣梵蒂冈性侵首席调查官前往智利，重启原本陷入瘫痪的委员会。他在致智利主教的一封长信中写道：“我在处理性侵案件中犯下了严重错误。”随后他开始接受智利主教的辞呈，包括巴罗斯主教，并与曾被他称为“中伤者”的受害人建立了联系。但教会内部的敌人试图以此打击他。 2018年8月，曾任教廷驻美大使的维加诺总主教发表了一封爆炸性“控诉信”，要求方济各辞职，指责他包庇麦卡里克。他说，教宗是“沉默共谋”的一员，纵容梵蒂冈内的“同性恋势力”。方济各否认。 “关于麦卡里克我一无所知，”他在访谈中说，“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2019年2月，他召集全球主教在罗马召开史无前例的未成年人保护会议，表明教廷终于将性侵问题作为全球危机看待，而非某一国家或文化的失误。他发布教会对这一危机最全面的回应性文件，成为梵蒂冈责任的核心文献。文件要求全球教会官员向上级报告性侵及其掩盖行为。梵蒂冈称这是要将主教问责写入教会法，并统一各国对性侵指控的反应。而在一些主教否认性侵存在的教区，甚至根本没有处理流程。然而，这一指令直到2023年才被永久保留，且并未要求教会必须向警方和检方报告，这让许多受害者及倡导者愤怒。梵蒂冈官员则认为，在一些地区，这样的义务可能导致受害者遭到排斥或神父被迫害。新的开放态度方济各带给教会最激进的变化，也许正是最简单的：愿意提出问题供讨论，为深远变革播下种子。他在2018年提到“倾听使徒职”：先倾听，再表达。他曾对斯帕达罗神父说：“反对会开辟道路。我喜欢反对。” 他的前任对异议就不那么宽容。庇护十世清洗了采纳现代主义圣经研究方法的神学家；约翰·保罗二世将神学分歧视为亵渎异端，与教义事务负责人拉青格（后来的本笃）联手封杀持不同见解的神学家。本笃任教宗后还下令撤换《美国》耶稣会期刊的主编，仅因刊登内容不合保守正统。方济各未压制异见，相信“辨明”的过程，即在付诸实行前，耐心权衡各种观点和提议。 “领导者不能总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在2018年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他们需要说服。” 他的亲密盟友们认为这种缓慢稳妥的方法奏效。 “这十年很密集。”教廷国务卿帕罗林红衣主教在教宗当选周年时说。改革根深蒂固、抗拒变革的罗马官僚体系，“耗费大量时间与精力。” 尽管一些最坚定的支持者担心，他对辩论与分辨的热爱导致整个教宗任期空谈多于实干，但他确实推行了实质性变革，如扩大教会法中对性侵受害者的定义，以及貌似只是官僚调整的权力下放与在美国提拔自由派神职人员等，都有望引发更大改变。 2023年10月，他首次让女性和平信徒拥有投票权的世界主教会议，为女性在教会中扮演更重要角色积蓄动力，并至少触及了如神父独身与婚姻地位等敏感议题，尽管尚未做出政策调整。几周后，他发布相当于教宗行政命令的文件，允许神父为同性伴侣祝福。对许多自由派人士来说，这一动力已停滞，承诺的进展并未实现。但在很多方面，方济各愿意讨论曾经的禁忌话题，本身就已经是突破。如果说教宗任期之初，支持者曾预期出现“方济各效应”，会吸引更多信徒回归教会，那么到后来，他们更现实地认为，他至少打开了曾被紧闭数十年的教会大门。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4-22 00:00

特朗普想解雇鲍威尔？法财长警告：这将损害美元信誉和美国经济！

，那么美国将与“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二流独裁国家”没有区别。此外，在上述最新采访中，隆巴德还对美国国内事务进行了异乎寻常的直接评论。在关税方面，这位法国财政部长表示，特朗普对从欧盟进口的商品征收10%的关税“对美国经济来说是不可持续的，对全球贸易构成了重大风险”。欧洲的目标是与美国建立自由贸易区。隆巴德还呼吁欧洲首席执行官们展现“爱国主义”，并与本国政府合作，以免该地区遭受损失。周四，法国亿万富翁伯纳德·阿诺特（Bernard Arnault）似乎暗示，欧盟领导人并没有大力推动达成关税协议。阿诺特的 LVMH 集团旗下除奢侈品牌服饰外，还拥有酩悦香槟（Moët & Chandon）、凯歌香槟（Veuve Clicquot）以及轩尼诗干邑（Hennessy Cognac）等香槟品牌。

金融界04-21 11:55

美国历史时刻：特朗普大战鲍威尔，总统能否解雇美联储主席？

这么做，市场就会崩溃。沃伦称，就算是独裁国家也会尝试建立一个独立于总统的中央银行，这样是为了吸引资本。花旗警告称，除了采取高额关税和其他此前被认为不寻常的政策外，如果央行独立性越过卢比肯河，就会出现更严重、永久性削弱经济和市场信心的风险。鲁比肯河是对破釜沉舟、没有退路的一种比喻。法律允许吗？美国总统能否直接解雇美联储主席是一个尚未被法律清晰界定的问题。按照《联邦储备法》第十条，美联储理事会成员（含主席）可以被总统因故免职，但这种原因一般指严重不当行为或滥用权力。而1935年Humphrey’s Executor一案则有过类似判例，总统不得因政策分歧罢免独立机构委员。有报道称，司法部正在尝试推翻这一先例。彭博评论称，如果最高法院推翻这一先例，美联储的独立性评分将下降，届时美联储将成为G7集团中唯一一个因与银行监管无关而被下调法定独立性的央行。原文链接

TradingKey04-18 11:07

美资深议员“怒喷”特朗普：若他有权解雇鲍威尔，市场将崩溃！

，那么美国将与“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二流独裁国家”没有区别。就在她发表上述评论的几小时前，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鲍威尔被解职的速度还不够快。他写道：“美联储的杰罗姆·鲍威尔总是反应太慢、总是做错，他昨天发了一份报告，那报告又是典型的、彻头彻尾的一团糟！” 特朗普还称，鲍威尔的解职越快越好，他认为美联储本应像欧洲央行那样以更大力度降息。而面对特朗普激进的关税政策，鲍威尔似乎不为所动。周三早些时候，鲍威尔发表最新讲话称，美联储将等待更多经济数据，然后再考虑调整利率。但他警告说，特朗普总统的关税政策可能会导致更高的通胀和更高的失业率，这可能迫使美联储选择优先考虑哪一场战斗。不过，关于总统是否有权解雇美联储主席，还没有先例可循。特朗普本人倒是自信满满，他周四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表示，他相信自己拥有解职鲍威尔的权力。他说：“如果我想让他下台，他马上就会走人，相信我。” 鲍威尔此前则多次表示，总统无权解雇他。而且早在六年前，他就曾明确表态，若其职务受到挑战，他将通过法律手段进行抗争。而美联储高层也曾对这一情况提前做好了准备，即一旦鲍威尔美联储主席的地位受到挑战，美联储负责设定利率的独立机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将立刻召开会议，重新选举鲍威尔为委员会主席。本周三，美国堪萨斯联储主席施密德（Jeff Schmid）在一次网络直播中也谈到了美联储政治独立性的重要性，他说，这使得美联储决策者在设定利率时只需要考虑美国的金融和经济稳定。特朗普幕僚事后匆忙挽尊。一位白宫高级官员后来告诉媒体，特朗普的猛烈抨击不应被视为解雇鲍威尔的威胁，而且目前还没有计划提前结束他的任期。

金融界04-18 10:16

特朗普几个月的密谋曝光：罢免鲍威尔剧本流出，接班人浮出水面

果他想这么做，他就会让市场崩溃。即使是独裁者的国家也试图建立一个独立于国家总统的央行，以吸引资本。” 彭博美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David Wilcox表示，“如果最高法院推翻1935年的先例，这将导致美联储在彭博经济学衡量央行独立性的新指数中的得分下降。如果发生这种情况，美联储将成为七国集团中唯一一家因与银行监管无关的原因而被降低其法律上的独立性的央行，这一殊荣值得怀疑。”

金融界04-18 0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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