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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向德国平民提供援助，宣称他们从疯狂的独裁政权手中解救了德国人。 “以色列本应像当年同盟国解放德国人一样，帮助加沙人民脱离哈马斯，”他说，“但现在，全世界都在憎恨以色列。” 来源：加美财经

会遭遇这种情况，这将使我们的国家更接近独裁政权，而不是开放和自由的民主国家。现在是每个人——尤其是国会——承认事实并阻止我们的民主、自由和自主逐渐消失的时候了，这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修复。” 调查受阻和受到人身威胁，非但没能吓倒贝鲁里斯，反倒成为他公开站出来做吹哨人的部分动力。他认为人们应该知道政府的数据和计算机系统面临着怎样的风险，以防止进一步的损害。他说，是否把自己的担忧说出来，“在目前情况下已经成为一种道德义务了。在我 20 年的 IT 工作中，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他还说，作为一名前 IT 顾问，如果他也像 DOGE 的人那样操作，早就被解雇了。贝鲁里斯仍然希望联邦政府能够进一步调查敏感数据处理不当的问题。他说：“我发自内心地相信，这远远不只是个案数据的问题。我知道其他机构也有类似的行为。我坚信，这种情况可能在其他机构发生得更多。” 他希望为其他类似位置的人提供一个路线图：“我向国会披露信息的目的根本不是要把注意力集中在我身上，而是要向他们提供他们可能不一定掌握的信息，即除非你知道该从哪里寻找，否则你不一定会注意到的东西。” 贝鲁里斯对 DOGE 的工程师们提出了一个简单的要求：“要透明。如果你们没有什么可隐瞒的，就不要删除日志，不要遮遮掩掩……要开放，因为这才是效率的真谛。如果这是一个巨大的误会，那就证明给大家看。把一切都公开，这就是我所要求的。” NLRB 表示，它将配合因贝鲁里斯向国会披露信息而进行的任何调查。 NLRB 数据被转移或暴露的隐患极大 NLRB 的数据可能包括有关工会的敏感信息、正在审理的法律案件和公司机密——四位劳动法专家告诉 NPR，这些数据属于几乎永远不应该离开 NLRB 的那种，而且与提高政府效率或削减开支毫无关系。曾与 NLRB 合作或在该委员会工作过的劳动法专家在接受 NPR 采访时解释说，即使像律师或监察长这样的外部人员被授予系统访客账户，也只是为了查看与他们的案件或调查相关的文件。曾在 2013 年至 2017 年担任 NLRB 总法律顾问的理查德·格里芬(Richard Griffin)在接受 NPR 采访时说：“任何机密和审议信息都不应该离开该机构。”他还说：“这是让人良心不安的事情。如果司法部特工捕获并删除了案件档案，就可能构成违反《隐私法》的行为。” 接受 NPR 采访的劳动法专家担心，如果这些数据被泄露出去，可能会被滥用，包括被在该机构有案件的私营公司滥用，这些公司可能会了解到极其不利的证词、工会领导层、法律策略和竞争对手的内部数据。他们说，这还可能会恐吓到那些潜在的揭露不公平劳动行为的举报人，并会影响 NLRB 独立性的信誉。劳动法专家尤其关注他们所描述的明显的利益冲突，特别是涉及马斯克、他的公司以及他庞大的前雇员和盟友网络时。马斯克目前就与 NLRB 有好几起案子，其中一个是，在一群 SpaceX 前员工向 NLRB 提出申诉后，代表 SpaceX 的律师（其中一些人最近受雇于政府部门）对 NLRB 提起诉讼。哈佛大学法学院劳工与公正经济中心(Center for Labor and a Just Economy)执行主任、前 NLRB 董事会成员莎伦·布洛克(Sharon Block)和其他接受 NPR 采访的劳动法专家表示，DOGE 成员和马斯克在联邦政府任职的前同事都未能向公众或法院保证，他们已经采取了适当的预防措施来保护他们所获取的数据，他们的私人商业利益不会影响数据的使用或政策的制定。布洛克说：“这已经不是一个普通人获得了普通人不该获得的信息。如果他们真的得到了所有信息，那么他就掌握了政府针对他立案的信息。不管他们承认与否，DOGE 的负责人都是正在接受调查和起诉的人。这令人难以置信。” 马斯克的公司 xAI 也可以通过吸取 DOGE 收集到的所有数据来训练自己的算法——著名密码学家、哈佛肯尼迪学院兼职讲师布鲁斯·施奈尔(Bruce Schneier)等网络安全专家在接受 NPR 采访和书面发言时都详细指出了这一问题。两位未被授权公开谈论其工作场所情况的联邦政府消息人士与 NPR 分享了电子邮件文件，他们的管理人员一直在警告员工，他们的数据可能会受到人工智能的审查，尤其是他们对马斯克发起活动的电子邮件回复，该活动要求联邦雇员每周一用五个要点详细说明“他们上周做了什么”。鉴于这一点，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专门研究劳动和信息技术的名誉教授哈雷·沙肯(Harley Shaiken)说：“几个 DOGE 人员偷偷向马斯克或与他关系密切的人透露一些[数据]并不是凭空想象。” 今年 2 月辞去消费者金融保护局(CFPB)首席技术官一职的伊利·迈耶(Erie Meyer)是最早就 DOGE 访问敏感数据一事公开发表言论的人之一。她在正在进行的有关 DOGE 系统授权的法庭案件中提供了证词，并接受了 NPR 的采访。消费者金融保护局拥有敏感且可能影响市场的数据。迈耶说，DOGE 的员工授予自己对 CFPB 系统的“上帝级”访问权限，关闭了审计和事件日志，并让负责内部威胁检测的网络安全专家休行政假。当 CFPB 的 IT 专家计划对 DOGE 的活动给出一个“事后”报告时，却被阻止。当她听说 DOGE 工程师是如何在 NLRB 开展工作的，尤其是他们采取了哪些措施来掩盖自己的活动时，她发现其模式是一模一样的。当听说 NLRB 的数据可能被曝光时，迈耶说：“我浑身都在颤抖。他们可以得到每一份举报人的证词、每一份报告，所有的一切。这可不是什么好事。” 参考资料 https://www.npr.org/2025/04/15/nx-s1-5355896/doge-nlrb-elon-musk-spacex-security https://x.com/SollenbergerRC/status/1895609294810464390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7-26 00:01

《外交事务》 | “后美国世界”：无足轻重的美国

公开斥责它们的领导人，同时对威胁它们的独裁者和暴徒大加赞扬。美国政府突然且武断地取消对外国援助，剥夺了美国影响力的重要工具，并释放出一种冷漠态度，这种态度不会被忽视。当美国的盟友目睹这一切时感到震惊，而对手则幸灾乐祸，美国已从不可或缺的伙伴沦为令人难以忍受的对手。 9 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在历史上是异常的，因为它导致其他国家采取的制衡措施少之又少。通常，一个崛起的大国会促使其他国家平衡其影响力：在公元前五世纪，雅典的崛起促使邻国向斯巴达寻求保护；在十八世纪初的北方战争中，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的野心引发了反瑞典联盟；大约一个世纪后，法国的日益强大促成了最终击败拿破仑的联盟。但美国及其盟友在二战废墟上创建的国际秩序阻止了这种看似不可避免的规律。其共识性规则与自愿参与机制，使中小国家得以在美式安全保障下最大化自身影响力。美国主动自我克制以鼓励合作。因此，美国主导的秩序极为高效，因为规则很少需要强制执行。没有哪个主导大国在维持其主导地位时曾得到如此多的他国协助。 10 这一秩序现在正在崩溃。川普深信盟友是负担。他的谈判策略是利用美国的杠杆作用，随时从所有对手那里榨取让步。但这种方法未能考虑到合作如何作为力量倍增器。以伊朗为例。自1979年以来，美国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实施了严厉制裁。然而，仅靠美国的压力不足以让德黑兰就其核计划进行谈判。这需要中国、俄罗斯和华盛顿的欧洲盟友加入制裁机制。 11 乌克兰战争提供了另一个例子。为了结束战争，川普政府可能希望放松对俄罗斯的制裁或迫使乌克兰屈服于莫斯科的侵略。但俄罗斯经济要恢复需要欧洲的默许，而欧洲国家即使没有美国的援助也可以继续支持乌克兰。然而，川普并未在谈判中争取欧洲盟友的合作，而是将它们排除在外。同样，美国希望限制中国获取某些先进技术，如制造半导体所需的关键工具和组件。但如果没有制造这些产品的国家（如日本和荷兰）的配合，美国的限制措施将不起作用。如果华盛顿无论如何都要限制市场准入，或者美元失去全球经济的中心地位，那么，威胁将各国排除在美国市场之外或剥夺其使用美元进行交易的能力将不再有效。 12 川普政府绝非唯一助长有利美国国际秩序腐蚀的因素。几十年来，华盛顿一直在将经济相互依存武器化，而由于美国选民普遍认为自由贸易损害了美国制造业并掏空了美国经济，过去三届总统政府都对提供市场准入持敌对态度，甚至对那些对美国生产至关重要的关键输入品供应国也不例外。 13 多年来，美国的盟友——特别是那些担心中国日益增强的亚洲盟友——一直恳求华盛顿采取一种经济战略，使它们能够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在巴拉克·奥巴马总统的第二任期内，他的政府谈判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PPP)，提供了一种合作的前进方式。该协议将连接12个经济体，利用亚洲的经济活力，并利用进入美国市场的承诺来强制执行更高的环境和劳工标准，从而使美国生产更具竞争力。但奥巴马政府未推动国会批准该协议，而是让其搁置。 2016年，两大党总统候选人都否认了该协议，川普于2017年退出谈判，乔·拜登在2021年成为总统后选择不加入该协议。 14 然而，在烧毁桥梁方面，没有什么比过去几个月川普政策的速度和破坏性更甚。根据民意研究公司Cluster 17和“Le Grand Continent”杂志近期进行的调查，51%的欧洲人“认为川普是欧洲的敌人”。这种情绪在之前最支持美国的国家，如丹麦和德国，表现得最为强烈。 “美国人——至少是这部分美国人，这个政府——对欧洲的命运基本漠不关心，” 现任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在2月其中间偏右政党赢得选举后表示。因此，他说， “我的首要任务将是尽快加强欧洲，以便我们能够一步步真正实现对美国的独立。” 他的话捕捉到了十年前还是边缘信念、如今在欧洲已成为普遍共识的观点。孤立美国 15 近年来，美国的对手，包括中国、伊朗、朝鲜和俄罗斯，在面对华盛顿试图孤立它们的努力时，加强了彼此的合作，帮助对方规避制裁、武装军队并实施各种侵略行为。这并不令人意外，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有丰富的经验应对此类阴谋。然而，它们缺乏的，是面对一个传统美国盟友和中立国家也开始联合起来——但针对美国——的世界经验。 16 这一过程的最初迹象可能看起来仅仅是象征性的抗议，因为各国和机构寻求消弱华盛顿传统的召集能力。国家元首可能避免与白宫举行会晤，外国官员可能无法接听电话以协调政策，国际组织领导人可能不安排那些能为美国官员提供地位、设定议程并同时会见众多世界领导人的峰会。担心华盛顿计划撤出驻扎在欧洲的美国军队，北约秘书长可能取消联盟的年度峰会，以避免给美国总统提供宣布此举的平台；联合国秘书长可能选择不配合美国的安理会会议日程安排，或拒绝让美国代表发言提出论点。虽然这些行为看似琐碎，但它们会削弱华盛顿确保其政策提案成为国际辩论和行动基础的能力。 17 全球对华盛顿的退缩很快会开始产生更明显的影响，对美国经济造成损失。各国可能选择不投资美国国债，或者仅以更高的利率购买，这将增加华盛顿偿还国家债务的成本。美国能够维持其令人瞠目结舌的国债挥霍，仅因为投资者认为美元是避险资产。但川普及其在国会的共和党盟友通过关税和将债务水平推向空前高度的预算，正在摧毁这一来之不易的特权。（五月，穆迪下调美国信用评级并不令人意外。）随着时间推移，美国可能面临投资者的流失，这些投资者不仅珍视他们期望从美国市场获得的增长，还有支撑美国经济的稳定、法治和监管独立性。与此同时，外国政府可能开始通过补贴和监管措施，建立绕开美国零部件的供应链。 18 如果华盛顿继续对外国商品设置重大壁垒，其贸易伙伴将寻求其他市场，增加彼此之间的整合，牺牲美国公司的利益。三月，日本和韩国——美国在亚洲最依赖的两个盟友——与中国举行了贸易峰会，之后三国联合宣布计划推动新的三边自由贸易协定，并承诺共同努力在该地区发展“可预测的贸易和投资环境”。华盛顿需要东京和首尔站在自己一边，以创造规模经济并绕过中国的供应链。日本和韩国是亚洲经济活力的两大支柱；没有它们，美国边缘化中国的努力无法成功。 19 川普对多边主义的蔑视也正在危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几十年来，这两个机构帮助塑造了对华盛顿有利的全球经济。但川普政府指责它们“表现不佳”，并要求它们将议程与总统保持一致，这引发了人们对华盛顿可能退出或像对待世界贸易组织一样削弱它们的担忧。背刺美国 20 如果各国开始与华盛顿脱钩，美国的国家安全也将受到损害。考虑情报共享，这是另一个华盛顿可能面临合作减少的领域。这一做法要求美国伙伴相信，他们与华盛顿共享的任何信息不会被用来损害他们的利益，并且获取这些情报的来源和方法将保持机密。在川普的第一任期内，美国盟友很快发现总统对机密信息态度轻率。 2017年5月，《纽约时报》报道，川普在与访问白宫的俄罗斯官员交谈时，随意讨论了以色列提供给美国的关于恐怖主义阴谋的机密信息。在他的第二任期内，这种担忧进一步加剧。 3月，川普的多名内阁官员使用未加密的商业移动应用Signal，分享和讨论关于对也门胡塞武装即将发动的美国打击的机密细节。这种松懈可能导致其他国家在与华盛顿分享信息时变得更加谨慎，无论是分享的内容、方式还是时机。 21 川普管理美国军队的方式也可能导致盟友逃离美国领导。一些训练最精良的军事单位现在被从军队国家训练中心的高强度作战准备中调离，以协助在墨西哥边境执行移民执法任务。为了追求这样的总统优先事项，国家武装部队将失去作战能力，使其成为价值较低且可用性较低的伙伴。盟友可能选择避免采购美国制造的武器，担心华盛顿或美国公司可能在危机中拒绝他们使用武器的许可—— 正如2022年马斯克拒绝乌克兰使用其星链通信网络攻击克里米亚的俄罗斯军队一样。这种回避反过来可能导致互操作性问题。让军队使用兼容设备紧密合作已属不易；增加难度将削弱华盛顿及其盟友对潜在对手的核心优势之一。 22 美国军队在全球投射力量的能力依赖于伙伴和盟友。五角大楼如果不使用比利时和德国的港口，就无法向中东紧急部署部队，也无法在不使用日本和菲律宾基地的情况下向太平洋派遣部队（更不用说与中国进行持续作战行动）。美国无法在没有巴基斯坦领空许可的情况下对阿富汗的恐怖分子实施空袭，如果美国军队无法使用德国的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和兰茨图尔医院，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中会有更多的美国军人丧生。华盛顿如果没有通过巴拿马和苏伊士运河的优先通行权，就无法以必要速度执行作战计划。美国军事力量并非自给自足；它依赖于他国。但对美国政策的日益反感将疏远其他国家的公众，使其政府更难以支持美国军事行动，更不用说参与其中。想象一下，如果恐怖分子对美国发动大规模袭击，而盟友不像9/11袭击后那样迅速提供帮助，部分通过支持美国在阿富汗的部队。 23 美国密集的联盟和伙伴关系网络还支持“扩展威慑”，保护华盛顿的朋友免受敌人侵害。但川普已经削弱了战后秩序的这一支柱。例如，2019年，伊朗代理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的主要石油加工设施后，美国盟友注意到川普选择不报复。 24 川普政府似乎认为，如果华盛顿迫使盟友自立，它们会做出有利于美国的抉择。这不太可能成真。尽管大多数美国盟友的军队优于其潜在对手，但它们通常缺乏使用这些军队的信心。华盛顿的欧洲盟友无疑能在常规非核战争中击败俄罗斯军队。如果得到至少一个核武盟友——法国或英国——的安全保证，单是芬兰可能就能在这样的战斗中击败俄罗斯。 25 但欧洲的美国盟友对自身力量缺乏信心。如果美国抛弃它们，它们可能与侵略者妥协，损害自身和华盛顿的利益。这正是2014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法国和德国所做的，而奥巴马政府几乎未作反应。欧洲大国迫使乌克兰接受所谓的明斯克协议，正式化了俄罗斯占领乌克兰领土的缓冲区。但这并未停止战争：俄罗斯加强了其阵地，违反协议，并于2022年再次入侵。 26 未来几年，俄罗斯对北约波罗的海成员国领土的侵蚀，伴随如果北约抵抗，（俄国）就使用核武器的威胁，可能分裂西方。川普政府可能不愿为了塔林(Tallinn)而牺牲纽约——法国、德国和英国也可能退缩。一个充满这种不安全感的欧洲不会特别热衷于帮助华盛顿应对中国的军事和商业侵略，或帮助限制伊朗的核计划。 27 川普经常通过表现出对那些他认为国防开支不足的条约盟友的安全无动于衷，质疑美国安全保证的可靠性。他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与乌克兰对其主权的英勇捍卫等同起来的可耻方式，侵蚀了吸引志同道合国家合作的基本美国道德感——尽管这种道德感可能不完美且不一致。如果美国的政策明显不道德，从而与中国和俄罗斯的政策无异，其他国家可能选择站在这些大国一边，押注其行为至少更具可预测性。让美国更软弱 28 川普政府可能指望美国盟友对中国、伊朗、朝鲜和俄罗斯等美国对手的意识形态所持的敌意。在这种观点中，即使美国伙伴不喜欢华盛顿的某些做法，他们最终会出于民主团结感而继续支持美国。但美国盟友轻易克服了他们可能存在的任何意识形态反对意见，在2014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继续与俄罗斯贸易，尽管中国近年来对维吾尔人的镇压和对香港的打压，他们也继续与中国贸易。此外，川普政府本身并不认为意识形态差异是合作的障碍。美国与俄罗斯价值观的不匹配并未阻止川普在乌克兰战争中站在莫斯科一边。川普在5月对一群投资者和沙特领导人保证，华盛顿不会“对你们的生活方式或治理方式说教”。如果华盛顿不认为意识形态重要，就不应该指望其他国家会重视。 29 川普及其团队可能还认为，中国、伊朗、朝鲜和俄罗斯的力量汇聚如此之大，没有美国的支持，欧洲的抵抗将徒劳无功。在这种观点下，最好恢复十九世纪大国瓜分世界的做法。然而，这将把欧洲让给俄罗斯，把亚洲让给中国，这将是一场巨大的损失。而且，没有理由假设这种让步会满足中国和俄罗斯的野心：例如，考虑北京在拉丁美洲的大量投资和试图腐蚀加拿大政治体系的行为，暗示了中国的意图。 30 川普政府这种方式的另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它认为大多数联盟管理形式充其量是对赢得与中国的竞争的干扰，管理联盟通常还是个障碍。川普政府的官员们会讨厌这种比较，但这种立场是拜登政府论点的延续，即美国最重要的任务是在国内增强自身实力：拥有最佳经济、最具创新性的技术以及最强大的军队。按照这种逻辑，在这些方面获胜将吸引全球支持，因为人们喜欢站在赢家一边。但如果其他国家无法进入美国市场，或者认为美国技术对它们有危险，或者相信美国军队无法为它们提供真正的保护，情况就不会如此。当然，美国应该增强自身实力。但如果这样做没有惠及他国，它们将试图保护自己并限制对美国实力的接触。 31 如果川普真的旨在通过在国内增强实力来使国家在国外更强大，他的方式却很奇怪。政府不明智的关税正在增加市场波动性，使商业规划几乎不可能。川普倡导的共和党立法可能导致赤字激增和通货膨胀加剧。美国科技巨头与政府对机构和法治发起攻击的关联，正在损害它们的品牌，危及它们的市场价值和用户采纳率。根据国防分析师托德·哈里森（Todd Harrison）的说法，川普支持的预算提案将导致2026年国防开支比拜登政府为该年预测的减少315亿美元，而拜登政府的预算本身已不足以应对国家面临的安全挑战。这并非强硬议程，而是软弱议程。让美国无足轻重 32 川普及其团队正在摧毁一切使美国成为吸引人的合作伙伴的因素，因为他们无法想象一个与美国利益相悖的秩序会有多么糟糕。美国的不可或缺性并非必然。在冷战后世界，美国通过承担维护那些同意遵守华盛顿制定并执行的规则的国家安全与繁荣的责任，成为了不可或缺的存在。如果美国自身放弃这些规则及其所建立的体系，它将变得完全无足轻重。 33 川普执政期间美国实力的自我毁灭，很可能让未来的历史学家感到困惑。在冷战后时代，美国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霸权，维持这种霸权相对容易且成本低廉。川普的所有前任在那个时期都犯过错误，其中一些错误显著削弱了美国的影响力，助长了美国的对手，并限制了华盛顿促使其他国家合作或服从的能力。但这些前任并未有意造成这种结果。川普则希望生活在一个美国虽然依然富裕强大，但不再积极塑造有利于自身全球秩序的世界。他更倾向于领导一个被畏惧而非被爱的国家。但他的做法不可能引发任何情感。如果美国继续沿着川普开辟的道路前进，它将成为一个“既不足为友（因太过残暴），亦不足为惧（已无足轻重）”的国家。 34 在未来几年，美国花费数十年建立的联盟将开始瓦解，而美国的竞争对手将不会浪费时间，迅速利用由此产生的真空。华盛顿的一些盟友可能会等待一段时间，希望他们的美国盟友会回心转意，试图恢复类似于传统美国领导角色。但一切无法回到从前；他们的信任与信心已遭受不可逆转的重创。即便美国试图回归昔日风采，也难以完全恢复往日荣光，他们也不会等待太久。很快，他们将另寻出路——而世界其他国家也将随之而动。 *小标题为编者所加；为方便手机阅读，编者进行了较多的断行处理。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7-21 00:00

【重磅访谈】一支由总统控制的国家警察部队正在美国建立

加美财经07-19 00:00

美国从未如此腐败

任何希望在川普心目中超过卡塔尔的中东独裁者，如今都知道了“出价”的标准。 11 在印度，寡头和政府盟友正迅速开设川普品牌物业；巴基斯坦最近宣布设立国家级加密储备，并与一家川普支持的组织签署了“意向书”；塞尔维亚和阿尔巴尼亚也正在争取川普的青睐，分别与其家族签署奢华地产项目协议。全球各地的地缘竞争中，很快可能普遍出现“谁出的贿赂多谁得利”的逻辑。 12 也许最令人担忧的是，川普默许了外国势力直接资助美国政客。他树立了一个先例，强行要求检察官撤销对纽约市长埃里克·亚当斯(Eric Adams)的案件——亚当斯被控向土耳其索要竞选资金。 “赢得选举靠的是筹钱，”亚当斯说，“其他都是无关紧要的。” 人们完全可以想象总统也会说出同样的话。外国政权正在逐渐明白，在川普主政下的美国，他们的钱能起多大作用。历史上从未有投标者能从美国总统处获得如此巨大利益。 *为方便手机阅读，编者进行了较多的断行处理。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7-18 00:00

特朗普关税遇到了强硬对手，卢拉说没什么好谈的，巴西没有美国也能活

象，是在工厂工作时失去手指、靠反对军事独裁崛起的巴西总统卢拉，属于那种长期以来就喜欢政治较量的领导人。卢拉政府的助手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表示，他们认为可以承受特朗普周三宣布将于8月1日生效的50%关税。特朗普在致卢拉的信中表示，采取这一措施“部分原因”是前总统博索纳罗遭到起诉，巴西检察官指控这位前总统在2022年败选后曾试图通过军事手段继续掌权。 “可能会有一些影响，会让我们增长稍微放缓一点。”一名外交部高级官员在谈及政府立场时说，“但从经济角度看，巴西并不严重依赖美国。” 美国在巴西还是被视为一个重要的贸易伙伴，2024年购买了400亿美元的商品，但算不是关键市场。穆迪最新报告显示，出口到美国只占巴西经济总量的1.7%，虽然美国是巴西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中国。彭博经济研究预计，50%的关税可能使巴西经济受到1%的冲击。该报告称，关税可能导致美国自巴西进口商品总额减少60%，不过巴西可能会将部分出口转向其他市场。那些对美国依赖更高的国家，更容易受到特朗普经济施压的影响。比如对美国出口几乎占越南国内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这个东南亚国家迅速与美方达成协议，取消了对大部分美国产品的关税。今年1月，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拒绝接收美国的遣返航班，特朗普宣布25%的报复性关税，佩特罗很快让步，担心失去最大的出口市场。 “巴西对美国的依赖更小。”开放社会基金会项目副总裁阿布拉莫瓦伊说，“并非无足轻重，但巴西可以承受住，这不会让国家崩溃。” 近年来，巴西加强了与金砖国家集团内其他国家的市场联系——包括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相对减少了与西方国家的贸易。根据CNN Brasil去年报道的政府数据，截至2023年，巴西与金砖国家的贸易额，大约比与美国和欧洲的总和高出50%。助手们说，这场与美国的较量也可能在政治上对卢拉有利。尽管卢拉在巴西历史上一直是最受欢迎的人物之一，但他的第三个任期却面临公众日益失望的问题。尽管做出了巨大努力——包括更新宣传策略和换掉沟通团队——卢拉未能扭转民调的下滑，目前支持率处于历史低位。最近的调查显示，如果与博索纳罗再次对决，选情将非常胶着。博索纳罗面临40年刑期，预计今年晚些时候将受审，他被指领导了准备推翻政府并杀害政治对手的庞大阴谋，这位前总统虽然声势不如以往，但仍保有一批忠实支持者。许多巴西人将对他的起诉视为对本国民主制度的考验，而特朗普却在信中称这是“政治迫害”。分析人士说，特朗普周三宣布加征关税，改变了巴西的政治格局。卢拉现在有了更明确的对手，也多了一条有力的攻击线，可以指责博索纳罗或他未来的政治继任者，与外国敌对势力站在一起。 “卢拉想要对超级富豪征税，”卢拉支持者周三发布的一条病毒式信息写道，“博索纳罗想对巴西征税。” 助手们说，周三晚，卢拉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特朗普的关税。他希望立即明确表态，巴西不会在美国面前退缩。几小时内，卢拉就发布了声明，反驳了特朗普信中从巴西贸易政策到严格监管社交媒体等各项指责，并威胁采取经济报复。 “他们把这变成了政治，我们也要参与进来。”一名卢拉助手在总结卢拉想法时说，“他不会恐吓对方或落入挑衅，但回应会坚定而大胆。” 卢拉说，巴西即使没有与美国的贸易也能生存，并将寻求其他合作伙伴来取代美国。 “我们将不得不寻找其他合作伙伴来购买我们的产品。巴西与美国的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7%。”卢拉周四晚在接受Record电视台采访时说，“没有美国，我们也能活。” 在两次电视采访中，这位左翼领导人对特朗普表现出强硬态度，重申特朗普必须尊重巴西的主权，美国总统不能表现得像拥有其他国家一样。他明确表示，自己没有退让的打算，在接受Globo电视台采访时称，这场关税争端可能“没有尽头”。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期间，各国首脑会晤。卢拉说，像巴西这样的国家没有义务继续使用美元进行贸易，他重申了上周末在金砖峰会上发表的言论，并承认这些言论“很可能让特朗普担心”。 “我们有兴趣在其他国家之间创建一种贸易货币。”卢拉在Record的采访中说，“我没有义务购买美元去和委内瑞拉、玻利维亚、智利、瑞典、欧盟或中国进行贸易。我们可以用各自的货币进行贸易。” 尽管卢拉谈到了美元问题，但金砖国家在讨论了十年的贸易和投资跨境支付体系方面再次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卢拉还表示，特朗普没必要对这个国家集团感到担忧。这并不是特朗普第一次改变外国选举的走向。加拿大总理卡尼和自由党在最近的选举中曾落后20个百分点，但部分由于特朗普的贸易战和吞并威胁，他们最终逆转胜选。在澳大利亚，保守派总理候选人本来领先，结果在特朗普最初一轮全球关税出台后支持率大幅下滑，最终惨败。去年，巴西也曾经历类似的对抗，当时科技企业家马斯克与巴西司法系统爆发冲突。作为对网络虚假信息调查的一部分，巴西最高法院法官莫赖斯下令删除他认定违反国家言论法规的账户。马斯克拒绝，莫赖斯就暂停了X。双方都称不会让步，但最终是马斯克妥协，同意删除。特朗普在周三的信中提到这一争议，声称有“数百个秘密且非法的审查令”。但这次是另一场斗争，利害关系要大得多。特朗普提到涉及博索纳罗的案件时，称之为“政治迫害”，要求撤销指控，这让卢拉感到愤怒，周三誓言将进行报复，并指责美国试图干涉巴西的司法体系和内政。卢拉助手们表示，政府在博索纳罗的起诉问题上不会做出任何妥协。 “这里的新情况是，特朗普将商业手段用于政治目的，把贸易武器化。”一名卢拉高级顾问在匿名谈及内部讨论时说，“但他想要的交易是不可接受的。” 政府部长们在周四的公开讲话中表示，这些关税没有经济依据，完全是出于政治动机，几乎没有谈判的空间，因为卢拉无权干预博索纳罗在最高法院的案件。卢拉周四表示，他“打电话给特朗普没有问题”，但“首先得有个理由打电话”。 “他本可以先打电话给巴西，谈谈他要采取的措施，”他在Globo采访中说，“这完全是不尊重，我没有必要接受这种不尊重。我和特朗普没有什么好谈的，他没有给出任何谈的理由。” 相反，卢拉表示，他将寻求与会受关税影响的公司和行业的企业高层对话，特别提到巴西飞机制造商Embraer、橙汁生产商和钢铁企业。他表示，巴西将努力在8月1日关税生效前用尽谈判手段。但如果谈判没有进展，政府将根据今年国会通过的新贸易对等法案采取报复措施。 “我们会尽一切可能进行谈判。”卢拉在Globo采访中说，“巴西更愿意谈判，更愿意对话。但一旦谈判无果，巴西将对等执行。” 以上报道整理自彭博和华盛顿邮报。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7-12 00:00

纽约时报：共和党说佐赫兰·曼达尼“反犹”，但是很多犹太人喜欢他

于这座城市的愿景——一个接纳移民、痛恨独裁者，既接地气又国际化的城市——正是许多犹太人，包括我自己，都觉得鼓舞人心的。他之所以能赢，部分原因就是他显然是我们所热爱的纽约的产物。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29 00:00

为什么在以色列袭击伊朗后，俄罗斯并没有大力支持自己的盟友？

波捷表示：“俄罗斯并不像它自称的那样是独裁者的好朋友，普京常在这些专制朋友最需要他时转身离去。” 普京没有援助伊朗，反而试图把自己塑造成潜在的调解人。特朗普上周驳斥了这种可能性，表示普京应该先集中精力调解乌克兰战争。以色列与伊朗的战争在某些方面可能对莫斯科有利，有助于推高油价，并在俄罗斯预计即将发动夏季攻势之际，转移外界对其入侵乌克兰的注意力。伊朗实际上可能在这场冲突后变得更加孤立，更加依赖俄罗斯和中国，而这正好被两国所利用。瑞典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的瑞典-伊朗研究员蒂诺·萨南达吉表示：“伊朗国内普遍抱怨，中国和俄罗斯并非真正的朋友，而是利用伊朗的孤立地位，低价获取自然资源，同时高价向伊朗出售次等军备，甚至有时根本没有交付承诺的装备。” 还有人警告称，俄罗斯作为盟友的信誉正面临风险。政治学家安德烈·科图诺夫写道：“事实是，俄罗斯无法阻止以色列对一个五个月前才与自己签署战略伙伴协议的国家发动大规模打击。莫斯科显然打算停留在政治表态。”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25 00:00

外交杂志：总统权力不受约束时代的美国外交，国内是帝王般的总统，国际上更像皇帝

国会规定的对外援助承诺，欺凌盟友，拉拢独裁者，接受君主国赠送的奢华礼物，在美国城市街头部署军队，甚至在他生日当天组织军队阅兵。研究专制政体的政治学家对此有清晰的认识：这就是独裁者的外交政策。华盛顿在对外事务中从来都不是道德典范，但特朗普第二任期的非同寻常表明，以往的总统在外交政策上确实受到更多限制。一旦没有约束，总统在国家安全领域实际上就等同于独裁者，可以随心所欲地将一时的冲动转化为政策。尽管并不是特朗普启动了总统权力无限扩张的进程，但他如今成了最大的受益者。国会和最高法院在此前各届政府期间允许行政部门极度扩权，但仍保留了一些防护栏。国会未能因1月6日叛乱追究特朗普责任，以及最高法院在2024年授予总统全面豁免权的裁决，彻底摧毁了最后的限制机制。美国总统职位早已带有帝王色彩。但直到特朗普的第二任期，才真正有总统试图以皇帝自居。破坏特朗普第二任期对美国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机制的全面破坏，几乎难以完全描述。但可以将这种破坏归纳为三个类别，共同得出一个结论：特朗普已经摧毁了美国外交。特朗普摧毁了美国的国家能力。通过所谓的“政府高效部”（DOGE）的疯狂行动，特朗普削弱了联邦雇员队伍。总统和DOGE推动解雇和裁员，欺压留下来的员工。在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甚至解散了整个机构。其中一些行为违法，但当法院介入时，很多已经无法逆转。政治学家丹尼尔·德雷兹纳称之为“空壳国家”。这些行动严重削弱了美国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机构的能力，却没有削减联邦预算，说明特朗普政府的动机根本不是财政需要，而是蔑视专业知识、寻求报复和为腐败扫清障碍。在第一个任期中，特朗普的许多极端冲动受到幕僚限制。进入第二任期后，他任命缺乏资格但绝对忠诚的人进入高位，包括赫格塞斯担任国防部长，图尔西·加巴德出任国家情报总监，并强行推动参议院通过任命。有些观察人士在特朗普提名此前以传统保守外交立场著称的参议员卢比奥为国务卿时，短暂地松了口气。但卢比奥很快变成特朗普的忠实执行者，协助DOGE迅速解体美国国际开发署。特朗普还在电视直播中破坏了美国的国际信任和善意。最恶劣的例子是在椭圆形办公室的记者会上，当面对友好国家的来访领导人时，特朗普当众羞辱他们。乌克兰战时总统泽连斯基和南非总统拉马福萨都曾被如此对待。另一个电视直播下的外交打击发生在4月2日，特朗普向全球经济投下关税炸弹。多家法院已裁定他的多项关税违法，表明总统外交政策仍有部分制衡存在。但特朗普仍可绕过法院追征关税。更重要的是，美国信誉的损害已无法挽回。特朗普搅乱了长期存在的协议与贸易关系，以及耗费数十年建立的新贸易伙伴关系。由于关税政策反复无常，截至目前，大多数国家仍面临高关税，全球领导人可能不愿再与美国认真进行贸易谈判。在第一个任期内，特朗普也削弱了外交政策机构：对国务院采取敌对立场，导致大量人才流失；持续削弱情报机构；让军队政治化。但尽管当时美国的外交、军事等权力工具遭受一些打击，整体仍可运作。拜登政府上台后在某些方面恢复了部分能力，比如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前夕重振了美国情报系统。但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破坏将很难逆转。人员流失规模和范围远超第一次，许多原本在首任期幸免的领域也失去了专业力量，包括对美国创新至关重要的科学机构。更糟的是，这一次政府执行的是一种明确的意识形态图景——右派“2025项目”纲领明确要让联邦雇员痛苦到不愿继续工作。重建联邦官僚体系的专业知识与经验，将是一代人的任务，而非一届政府的工作。当危机不可避免地到来时，美国或许已没有足够的工具、技能与整体能力去应对。责任真空特朗普重返白宫的最初几个月真正暴露出的是：行政部门内外制衡机制几乎被彻底摧毁后所留下的责任真空。在第二任期内，特朗普展示了总统职位仍能累积多少权力，以及当一个无意尊重权力边界的领导人掌权时会发生什么。这场危机酝酿了几十年。正如政治学家詹姆斯·戈尔德盖尔与我在《外交事务》上所写，早在特朗普2016年当选之前，总统在外交政策上的制衡机制就已经严重削弱。有两大发展对当前困境尤为关键：一是2001年“9·11”袭击后总统权力的扩张，二是伊拉克战争与2008年金融危机的失败，未能让精英阶层承担责任。国会在反恐关头授权总统更大权力时，形成了自我强化的逻辑，使得这些权力难以被收回。担心被视为阻碍反恐，国会不愿废除这些授权或对“反恐战争”实施强有力监督。2003年小布什总统借此入侵伊拉克后，即使战争显然失败，国会仍不愿在战时限制总统。在经济领域，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启动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进一步侵蚀了约束。小布什签署计划并延续至奥巴马任期，虽然成功避免更大经济灾难，但对“大而不倒”银行的救助，加深了公众对总统可做出攸关整体经济决策的观感，而导致危机的人反而继续从中牟利。尤其让人困惑的是，国会在这些危机后甚至未尝试收回行政权力。通常重大灾难之后会促生改革，比如越南战争末期，国会通过并推翻总统尼克松否决而颁布了《战争权力决议》，限制总统未经国会授权部署军队的时间。虽然此后各任总统绕过这个决议，不承认其效力或以三军总司令权力为由行事。然而，这一决议仍提高了动用军队的政治代价，并让立法部门在未来军事部署中确立了咨询权。金融危机或许耗尽了原本可能用于认真反思“反恐战争”后果的政治能量。由于缺乏这场反思，美国人仍生活在“9·11”之后形成的国内政治秩序中。总统体制高度军事化，只要总统以“国家安全”为名，几乎可以不受约束地行事。国会基本上已在国家安全事务上将自己边缘化，甚至无法废除2001年和2002年授权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使用武力的决议。自“9·11”以来，包括特朗普在内的历任总统都在不断试探权力的极限，将2001年和2002年的武力授权滥用到面目全非。例如，奥巴马推行了大规模无人机打击计划，并轰炸了也门和叙利亚。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继续这些现在看来已成“常规滥用”的做法，多次轰炸叙利亚。他的一些行动虽然风险极高，但只是程度不同而本质相同，比如下令暗杀伊朗军事领导人卡西姆·苏莱曼尼，几乎引发与伊朗更严重的冲突升级。另一些行动则真正突破了总统权力的边界，比如在2020年“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期间，在华盛顿特区拉斐特广场动用军队镇压国内示威。不过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部分制衡机制仍存在，尤其是他内阁中一些获得国会尊重的顾问和官员，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他最极端的本能冲动。现在这些防护栏已经消失。其他政府分支甚至不再试图限制他的外交政策。国会首先在2021年1月打破对行政权的约束，当时参议院在特朗普第二次弹劾审判中未能定罪，指控他煽动了1月6日叛乱。很少有共和党人愿意投票反对特朗普。总统要承担责任，一直依赖于党内的批评和倒戈。在“水门事件”期间，共和党国会议员最终抛弃了尼克松，迫使他在失去支持后辞职。而在2021年特朗普被无罪释放后，共和党议员实际上表明，他们不再承担制衡特朗普的职责。随后在2024年7月，最高法院作出裁决，进一步打破总统责任机制。最高法院历来不愿限制总统在外交事务上的权力，在国家安全领域尤为顺从。这次裁决几乎为特朗普提供了一张“免罪卡”，认定总统在与公务相关的行为中享有广泛豁免权。此裁决不仅终止了对特朗普多项联邦指控的审理——包括他在“停止窃选”运动和1月6日事件中的角色，以及涉嫌不当处理机密文件的行为——也使特朗普未来因违反联邦法律和宪法而被追究责任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事实上，他在第二任期头几个月里已屡次涉嫌违法。个人化统治国际关系学者曾把世界划分为民主国家和其他国家。非民主国家包括萨达姆·侯赛因统治下的伊拉克，以及上世纪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纪初领导人定期轮换的中国。然而，过去十年的研究清晰揭示了专制政权内部的显著差异，及其对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决策的影响。例如，政治学家杰西卡·维克斯指出，在一些专制政体中，领导人仍受精英制约，不论是中国政治局这种政治“机器”，还是军政府中军官可因自身政治生存而罢黜领导人的体制。另一些则是真正的“个人化”独裁，领导人可不受任何限制地做出反复无常的决定，甚至轻易发动不智的战争。即便在同一个政权内部，随时间推移也会出现转变。例如在中国，习近平集中权力至极，打破了原本规律性的领导人轮换机制。政治学家史蒂文·列维茨基与卢坎·韦伊在《外交事务》中指出，美国正滑向“竞争性威权主义”——在这种体制中，虽然选举仍然存在，但并不公平；异见虽有，但受到极大压制。目前，美国法院在国内事务上对总统仍有一定制衡。但这些挑战的前景并不明朗，因为许多案件最终将交由保守派主导构成的最高法院裁决。在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领域，总统职位如今已具备个人化独裁特征。法院在外交事务上一贯对总统极为顺从，这一立场不太可能改变。特朗普第二任期政府对此心知肚明，频频以外交政策为借口推行法律上极具争议的举措。例如，卢比奥积极推动拘留与驱逐在2023年校园抗议中参与示威的外国学生，依据的是1952年的一部法律，只要国务卿认定非公民“存在或活动可能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严重不利后果”，即可驱逐。 1990年国会已将此法严格限定于极特殊情形，1996年特朗普已故姐姐、联邦法官玛丽安·特朗普·巴里曾裁定此法违宪（后来因技术性理由被推翻）。在当前案件中，法院已批评政府做法，部分学生在进一步审理期间被释放。但他们的命运仍悬而未决，卢比奥已扩大签证吊销范围，甚至针对中国学生展开行动。政府仅在极限范围内遵守法院命令，且在许多情况下践踏基本正当程序的速度之快，导致法院难以及时阻止对个人与机构造成巨大伤害。政府官员屡次以外交政策为由进行权力扩张，表明他们深知自己在这个领域拥有行动自由。一旦出现真正的国家安全紧急事件，比如恐怖袭击，总统或许会进一步将行政权力延伸至国内事务。特朗普切断总统责任机制的最后一根线，把是否遵守法律、捍卫宪法的选择留给了下一任总统。总统权力限制的消失，对美国外交政策乃至全球都意味着极为恶劣的前景。关于个人化统治的研究描绘了一幅黑暗图景：在缺乏任何制衡机制下，个人化独裁者极易陷入军事冒险、决策反复无常以及自我毁灭的政策中。如今，美国总统职位已经具备个人化独裁的特征。先从对外侵略说起。许多学者发现，个人化独裁者往往更具军事侵略性。他们也更倾向于对外提出修正主义诉求，以提升国内外地位。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曾设想购买格陵兰岛；在第二任期，他已公开讨论对丹麦——一个北约盟友——动用军事力量以夺取格陵兰。军队的政治化问题也令人严重担忧。虽然早在特朗普之前就已出现这一趋势，但在他任内被极大加速。政治学家凯特琳·塔尔马奇在《独裁者的军队》一书中指出，个人化独裁者往往畏惧军队，将消除对其统治的威胁置于战场表现之上。虽然美国军队距离这一状况尚有距离，特朗普却在滥用其三军总司令身份。例如，在本月因移民政策引发的抗议中，特朗普无视地方文职当局反对，动用国民警卫队和海军陆战队进入洛杉矶。国内制衡机制的瓦解，对全球具有深远影响。美国作为一个不完美的民主国家主导全球秩序已达80年。正如政治学家约翰·艾肯伯里所写，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源于美国在绝对主导地位下自愿接受对自身权力的限制，加入新的国际机构。美国的民主制度使其能可信地加入并长期留在这些安排中。当年美国制定这一秩序规则时——当然对自己极为有利——总统仍需寻求国会支持其长期外交与国家安全战略。哈里·杜鲁门总统为争取两党支持战后与苏联的对抗，付出了巨大政治代价，甚至牺牲了自己国内“公平新政”中的一些经济和社会政策目标。特朗普第二任期远不止退出国际协议与组织。新一届美国政府本身——无法问责、违法、黑箱、腐败、任性且反复无常——已使美国不再是可信赖的合作伙伴。难以想象华盛顿能回到特朗普之前的常态。特朗普不仅削减了美国的国际承诺，更彻底掏空了美国在全球发挥重要与可信角色的能力。这些影响极难逆转。与第一任期结束时不同，这一次几乎没有专业人士能重建日常运作外交政策所需的机构与关系网络。外国政府，包括盟友在内，也不会在特朗普离任后掉以轻心。一个能每日随意更改政策、残酷对待政府人员、采取鲁莽行动破坏体制、危及共享情报与资产的美国，不值得信任。而且，若美国体制本身失灵——尤其是国会无法通过重要立法来落实并资助外交政策机构与优先事项，无法确保财政权力正确执行，无法制衡总统权力——那么美国外交政策将完全受制于每位新当选总统的任性。清算的必要如果美国公民、政治人物和国家机构希望在特朗普离任后真正清算这场废墟，需要做两件事。首先，必须承担艰难但必要的任务，直面过去对法律与规范的践踏。现任政府官员，包括内阁成员，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若涉嫌犯罪，需通过法院追责；若行为存疑，则应举行听证，让民选官员与公众评判其是否违背誓言。但必须划清界限，区分那些违法、不道德或违宪的行为，与仅仅执行特朗普政策目标的行为。否则，未来政治人物可能因政策分歧被刑事化，使复杂政策议题无法辩论与解决。其次，必须重建并强化问责制度。总统必须自愿接受权力制衡——领导人需设身处地思考：若未来由另一党派总统执政，自己是否愿意让其毫无约束。国会必须重新承担制衡行政权的责任。但在极端党派对立、专业能力丧失和立法懦弱的时代，国会恐怕仍会逃避遏制总统权力过度扩张的责任。因此，立法机构必须设计出一些自动性的监督与问责机制，使国会是否约束总统不再是纯粹的政治选择。例如，国会可以扩大既有的“国会报告”机制，不仅限于书面报告，还可制度化高层听证，要求国家安全高官定期出席国会质询。国会议员也可邀请总统一年多次到国会发表演讲或直接答询。要让立法权力重新触达白宫，国会必须恢复那种政治期待——即议员会质询政策，总统若不回应则承担政治代价。特朗普第二任期对未来美国外交政策（无论哪个党执政）已造成严重后果。如果缺乏一场严肃清算来重建外交政策领域的总统问责机制，美国人未来恐怕将面对更多阅兵式、更多军事冒险、更多不可预测的贸易关系与反复无常的外交决策，在极度不确定的未来中摇摆。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22 00:00

外交杂志深度分析：印度的大国幻想，其实阻碍了自己的宏伟抱负

地宣布“紧急状态”，暂停这些权利，实行独裁统治并监禁反对派。然而，印度人民抵抗了她的专制，当她为寻求合法性而举行选举时，选民将她赶下台。使印度民主尤其令人瞩目的是，在通常民主失败的环境中蓬勃发展。政治学研究表明，一个国家人均收入水平与民主成功高度相关。多数第三世界新生民主国家独立后很快陷入专制，但印度并未如此。尽管贫困，印度的领导人通过公开竞争管理政治局势，使民主延续至今。印度之所以能保持民主，部分得益于其宪法。宪法包含多项保障尊重所有人的条款。为了防止多数人的暴政，印度将公民资格完全建立在出生地原则上，而非宗教、财富或种族等先赋标准。宪法还赋予少数群体实际的法律保护，例如管理其宗教与慈善机构的权利，超越了所有公民普遍享有的信仰、实践和传播宗教的自由。印度建立了联邦体制，为多种语言群体划分各自的邦，维护文化多样性。宪法通过赋权联邦与省级立法机关与司法机构，限制行政权力，并为公民社会提供空间，确保公民在言论、集会、结社等方面能切实表达自由。正是这些因素，使印度的政治体系不仅仅是民主的，更是根本上的自由主义。如尼赫鲁所说，这个国家的缔造者，希望“通过正义的手段建立一个正义的社会”。他们相信并证明了，即便是贫穷国家，也能坚定地保护个人权利，拒绝专制承诺的快速经济增长。但如今，印度正远离这种起点。与冷战时期即便经济欠佳仍坚守自由主义原则的印度不同，如今的印度在经济表现更好之际，却明显被不自由与专制倾向所污染。长期的世俗政治传统正在被印度教民族主义所取代，后者认为印度属于印度教徒，其他宗教少数群体充其量只是二等公民。这种被称为“印度教图瓦”的意识形态，曾被国家缔造者否定并边缘化，但从未消失，自1990年代起在印度政治中死灰复燃，首先通过人民党在当年代末赢得权力，并在2014年莫迪上台后更为彻底地掌权。这一崛起催生了疏离印度近2亿穆斯林和约3000万基督徒的政策。与此同时，人民党试图重新吸纳此前被边缘化的低种姓印度教徒，组建一个接近十亿人的统一印度教选民集团。而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还鼓吹，佛教、耆那教和锡克教其实都是印度教的变体。所有这些都源于一种更广泛的信念：只有起源于印度次大陆的宗教传统才是真正的印度人。对宪法世俗理想的攻击也伴随着日益增强的专制主义。这种转变并未通过修改宪法实现的——尽管有人提出要彻底更换宪法，相反是通过对归属感相关基本规范的侵蚀，以及对原本中立机构的武器化而发生。回溯紧急状态时期，莫迪政府动用税务机关和其他执法工具恐吓反对党、公民社会、监管机构以及一些反对党执政的邦。不过，印度的民主并未死亡。国家仍有竞争性选举，也隐约显示出可能重新走向自由。人民党在最近的全国大选中失去绝对多数，现需联合执政。实际上，这个党从未赢得过多数民众选票，而是通过简单多数制的选举制度获得议会多数。尽管人民党竭尽所能，印度教图瓦似乎并未获得大多数印度选民的认同。反对党仍掌控三分之一的邦。印度自由派虽处境艰难，仍在抵抗印度教民族主义潮流。司法及其他裁判机构偶尔仍对行政权力的扩张进行制衡。印度是否会成为不自由的强国，这个问题仍未有定论。但如果印度政治不再回归自由主义，将对世界产生严重后果。在世界亟需榜样之时，印度将不再是自由民主的典范。将无法强化自由国际秩序——这个秩序不仅承诺和平政治与经济繁荣，而且正日益受到攻击。事实上，若印度和美国都持续成为不自由民主国家，这个战后秩序——尽管两国如今都对其抱怨，但确实让两国受益良多——将遭受严重破坏。两个原本的自由民主国家若持续不自由，将强化其他国家中类似的政治力量。奥巴马在2015年新德里的一次演讲中，曾预见性地表示：“如果美国能够展现出多样性下的共处与合作能力；如果印度这样庞大、多元、充满差异的国家能够持续坚定维护自身的民主，这对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是榜样。” 如今，美国和印度似乎都正走向考验的失败。一个不自由的印度在实力上也可能更为虚弱。人民党的政策使印度在意识形态和宗教上更加分裂，而关于如何在议会中代表印度人口结构变化的问题尚未解决，这威胁着地区与语言的进一步撕裂。印度正愈发像高度分裂的美国。分裂对美国已造成机构功能失效与民主衰败，但对国家与社会本就更脆弱的印度来说，后果可能更为严重。分裂可能加剧新德里长期面临的武装叛乱，为外部势力在印度境内制造混乱创造机会。这些冲突还可能蔓延至印度周边地区，随着对穆斯林的意识形态敌意升级，加剧与孟加拉国及巴基斯坦的紧张关系。分裂还会增加印度的国内安全负担，消耗新德里本应用于对外扩展影响力的资源。即便分裂未导致更多内乱，也将削弱新德里动员国民积累国家实力的努力。权力失效适度的经济增长、持续追求与所有国家建立伙伴关系却与任何国家都无特殊关系，以及国内日益加剧的不自由，使印度的全球影响力低于其不断增长的物质实力。尽管印度将成为全球第三或第四大经济体，但其发展指标落后意味着庞大人口既无法享有相应生活水平，也难以像中国、美国和欧洲那样对国家实力的积累做出相称贡献。即便经济规模无可争议地扩张，印度仍将面临巨大贫困与不满问题，这可能威胁社会稳定与国家实力。如果印度的持续增长仍主要依赖国内市场扩展，而不像中国那样实现国际融合，其增长速度必然受限。同样，印度将失去影响更邻近地区国家决策的机会。学者们常指出，强国的最低标准是能在本国周边地区塑造决定性结果。而目前在东亚与中东，印度未能通过这一标准，未来数十年恐怕也难有大变局，尤其是考虑到中国与美国在这些地区的活跃程度。因此，将印度的经济命运更紧密地系于这些地区的变革已成必要之举，尤其是印度在南亚虽具天然主导地位，却难以将其转化为持久的地区霸权。即便未来二十年印度年均增长达6%，在亚洲仍将被中国超越。印度必须依靠外部平衡，也就是与外国力量全面合作以牵制中国。最佳合作对象仍是美国，因为即便在国内功能失效的情况下，美国在未来几十年仍可能是全球最强大的国家。新德里与华盛顿近年来在制衡中国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但印度对与美国建立紧密伙伴关系的犹疑却令这一目标受挫。两国的经济联系本应因彼此的天然互补性而更为紧密，但最大的制约因素在于印度执着于通过多边结盟推动多极化，这种策略假设印度很快将能与中国、美国和欧洲并驾齐驱，进而可凭自身力量平衡中国。这种前景不仅遥不可及，而且妨碍了真正联合防御中国的建立。如果印度能够大幅扩充自身军力，独立抵消中国威胁，并在中国威胁下援助其他印太国家，这一不足或许尚可容忍。但在可预见的未来，印度要实现这两个目标都很困难。考虑到与中国当前以及未来的GDP差距，印度在国防现代化方面将难以与北方邻国竞争。北京的军事实力已超过印度，且由于国防开支占GDP比例较低，中国可以在较少影响经济增长的情况下进一步扩大军费，从而拉大军事优势。印度在联合防御建设上不愿与美国更紧密合作，这种态度虽可理解，却使对中国的制衡更为艰难。更糟糕的是，印度推动多极化的抱负在国际秩序诸多议题上与美国发生冲突，而当前与华盛顿合作本应是更为紧迫的优先事项。印度不应自欺欺人地以为，自己既能在独立遏制中国的同时，又能呼吁建立一个美国角色被削弱的多极世界。美国之所以在过去容忍印度的这种做法，部分原因在于两国曾基本都是自由民主国家。但随着双方都走向不自由，这种价值观纽带不复存在。双边关系可能转向以交易为核心，华盛顿可能会在合作条件上对新德里提出更多要求。特朗普在其第二任期内对印度的态度已经显示出这种演变。实际上，印度未来无法赶上中国，同时其坚持的多极化主张与美国根本利益相冲突，这将让美国非常为难。印度似乎只会在部分涉华事务上与美国合作，而在很多关键领域，即使涉及中国，也未必会与华盛顿并肩作战。如果新德里无法在亚洲有效制衡北京，华盛顿必然会重新评估应在印度投入多少资源与信任。一个自由主义的美国或许仍会支持自由主义的印度，因为这本身具有意义（前提是成本不至于过高，且新德里的成功仍符合某些美国利益）。但若印度或美国任何一方持续不自由，那么美国就再无意识形态上的理由去援助印度。可以肯定的是，一个以利益为中心、而非以价值观为基础的美印关系，并不会对任何一方造成灾难性后果。但这将意味着双方抱负的收缩。冷战后美印双边关系的转型，原本被视为改善与维护自由国际秩序的一种方式。如今，这段关系可能主要被限定在共同遏制中国的范围内。若真如此，不论是印度、美国，还是整个世界，都不会因此而变得更好。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21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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