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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诺医疗接待48家机构调研，包括广发证券、西南证券、国盛证券等

美国市场的情况我们还是比较乐观的。其实美国医疗费用高昂的支出,已经不堪重负了。我觉得产品的品质、价格的体系以及提供整体解决方案的能力都会是日后一个比较好的保障,相比而言政治方面的影响有限。 6、我们看到在24年的时候,我们对神经介入的产品已经开始进行海外布局,能不能详细分享一下咱们神经介入海外布局的进展以及后续的规划。答:从神经的角度来说,我们中短期内的主要目标还是取得CE认证,完成后续一系列的注册手续,医保号申请的进入市场的准备工作。并在这个过程中,同步了解相应的市场并寻求有实力的供应商进行商业合作可能性的探讨等等,公司整体的海外布局工作,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 7、请帮忙拆分一下今年Q1神经和冠脉业务分别的一个增长情况,以及怎样展望今年这两块业务的全年的增长以及驱动力。答:一季度营收的增长主要还是以冠脉为主,冠脉的增长在10%左右,神经业务相对稳定,但我们会看到一些趋势,颅内球囊的比例在下降,NOVA颅内支架存在提量。所以公司预期,冠脉业务在FDA获批以及一个月停双抗的结果正式发布后,可能会促进公司冠脉支架业务的稳定增长,加之棘突球囊集采的全面落地,公司冠脉业务在2025年应该会保持比较平稳的增长速度。神经介入业务从收入来看,颅内球囊比我们预期的最坏情况要好一些,若目前申报注册的密网支架、自膨支架能够顺利获批,整体业绩还会比预期略好一些,整体仍将保持相对平稳的增长。 8、密网支架去年已经由河北省牵头进行了集采,请问公司产品在后续获批后将如何进行推广,假设公司密网支架2025年获批,对公司2025年营收贡献大概有多少? 答:坦率的说,我们觉得市场上密网支架十多万的价格的确是贵了些,集采后平均价6万左右的价格还是相对合理的,价格的下降,能够让更多的患者能用得起这样的产品。从密网支架本身的优势和特点来看,它代替弹簧圈的趋势应该会更加明显,所以我觉得密网支架的放量应该是一个快速增加的过程。公司密网支架主要技术人员是发明Pipeline的,新的设计、新的创意再叠加上我们涂层技术整体的临床表现,确实印证了我们的密网支架产品明显的优势。河北集采逐步落地,公司产品获批后,还有申请医保号、办理进院等等一系列的市场铺垫工作,暂时无法准确评估其上市后对公司利润的贡献成都。 9、2025年公司研发投入主要在哪些方向? 答:研发方面,公司一直十分重视新产品的研发和新技术的积累,2025年度,公司仍将维持平稳的研发投入,持续跟踪行业前沿最新动态,贴近市场临床需求,持续进行前瞻性技术的储备。同时,集中优势力量,围绕现有核心产品线,持续加大核心技术创新和新产品的研发力度,保持公司产品和技术国际先进水平,进一步夯实公司核心技术的竞争力。 10、冠脉支架规模化生产后,单位成本有所下降,后续像颅内球囊因集采单价下行后,公司如何展望规模化生产效应的影响,以及公司的整体毛利率的情况。答:公司冠脉支架进入集采后,销量逐步提升,公司冠脉支架产品规模化效应进一步显现,单位生产成本进一步降低。除此之外,公司通过持续改进产品工艺、优化设备性能,完善生产流程、改变工作方式、运用AI等智能工具等一系列举措的实施,将有效提升公司产品的稳定性和良品率,进一步降低产品单位成本,提升产品毛利率。 11、我们接下来有做新一轮股权激励的规划吗? 答:股权激励是激励团队,吸引人才的一个非常好的手段,2022年我们公司第一次对核心人才实施了股权激励,其对公司走出困境,持续增收的作用还是非常明显的。后续,我们也会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适时采取股权激励等各种激励手段,吸引人才,激励人才,新计划的推出,还请关注公司后续的公告。 12、今年我们是否可以给利润端扭亏,因为Q1我们看到归母和扣非已经扭亏了,对体量上我们有没有大概的一个指引? 答:扭亏为盈是公司今年的一个硬性目标,规模上主要看两方面,一个是我们神经产品的获批和营销情况;二是我们内部对运营管理方方面面的优化工作。三、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孙箭华总结发言 2024年,虽然仍有些不如意的地方,但我们全年的目标基本达成。2025年我们的目标还是希望能够实现盈利,同时也会把功夫更多的花在打造企业内功、新产品专业化以及新产品上市后总体的盈利能力等方面,这些将会是我们应对各种不确定性外部冲击的最好的保障。感谢大家对赛诺医疗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也希望在2025年能够通过我们的努力给广大股东和投资者带来更好的回报。

金融界昨天23:46

飞利浦2019年第一季度业绩电话会议记录

老虎证券04-17 09:18

时隔5年，安进获批！纳指生物科技ETF(513290)爆量涨超2%，居全市场ETF第一！一季度FDA批准药物统计，美股创新药弹簧压到极致？

保障制度。从实际支付来看，2022年，美国医疗卫生总支出4.2万亿美元，占GDP的17%。其中，政府医保支出1.8万亿美元，占总支出的42% ;商保支出1.3万亿美元，占总支出的31%。多元的支付体系造就了全球最大的药品和创新药市场，创新药充分定价！美国拥有全球最大的药品市场，创新药市场规模为中国的30倍。2023年全球药品市场约1.6万亿美金，其中创新药约1.1万亿，占药品市场的66%。因此，美国的单药潜在市场空间最大。美国药品市场自由定价，创新药定高价，仿制药充分竞争定低价。美国药品定价体系是一个纷繁复杂的系统，医药批发零售商、PBM(药品福利管理)、保险公司等机构与药企分别谈判，利用规模效应降低价格，同时专利保护制度保证了制药企业的较高利润。（来源于20250220《美国和中国创新药市场对比机遇》）【纳斯达克生物科技兼具“强者恒强”优势和“黑马”高弹性】纳斯达克生物科技指数（NBI）是纳斯达克代表性指数，既囊括美股顶级的生物科技龙头，也囊括了在纳斯达克上市的非美国本土创新药龙头（包括英国、荷兰、法国、中国等），为全球创新药的行情风向标。指数采用市值加权，前十大权重股合计占比近50%，均为生物科技创新领域“领头羊”，享受大市值创新药龙头“强者恒强”优势，也兼顾中小市值创新药“黑马”的弹性。公开资料显示，纳指生物科技ETF（513290）跟踪复制纳指生物科技指数（NBI），是全市场唯一布局全球范围内创新药的ETF！美联储降息进行中，AI科技创新不断，并购融资热情高涨，三重催化叠加，美股创新药有望掀起新一轮浪潮！看好美股生物科技复苏，认准汇聚全球创新药龙头的——纳指生物科技ETF（513290）！100元左右起步，即可低门槛配置全球范围内的顶级创新药龙头！习惯场外申赎或没有证券账户的投资者，可关注纳指生物科技ETF联接基金（A：017894；C：017895）。此外，如果资金体量大、在一级市场有申赎需求，纳指生物科技ETF(513290)一级市场最小申赎单位已经从100万份降低到了50万份，门槛大大降低。风险提示：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投资人应当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特别是特有风险，并根据自身投资目的、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是否和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谨慎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或本金不受损失。纳指生物科技ETF属于中等风险等级（R3）产品，适合经客户风险等级测评后结果为平衡型（C3）及以上的投资者。标的指数并不能完全代表整个股票市场。标的指数成份股的平均回报率与整个股票市场的平均回报率可能存在偏离。请投资者关注指数化投资的风险以及集中投资于单一指数成分股的持有风险，请关注部分指数成分股权重较大、集中度较高的风险，请关注指数化投资的风险、ETF运作风险、投资特定品种的特有风险等；以上产品投资于境外证券市场，基金净值会因为所投资证券市场波动等因素产生波动。以上内容与数据，与界面有连云频道立场无关，不构成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

有连云04-15 19:26

【重磅对谈】黑暗的”君主制美国”未来:政府已经准备摊牌——”正面对决”

ty,AHRQ)的机构，做的事是：研究美国医疗系统里哪些死亡是“可以避免的”。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新负责人认为，这些“可避免死亡”，可能是美国第三大死因。 AHRQ做的是那种基础研究，比如帮医院找出哪些做法更安全，怎样更容易分享信息、不让医院因为“上报问题”而被惩罚——这样大家才能更好地了解导致住院死亡的原因。现在DOGE想直接砍掉它。他们看预算表上觉得：“哦，这每年花掉五亿美元，好像就是在搞些杂七杂八的研究。” 但我觉得这事反而是砍错方向了，因为我们不但关心钱，更关心生命。克莱因：这个研究的意义，是帮我们识别出哪些医疗行为其实是无效甚至有害的，然后停止那些治疗。我们现在在医疗系统上花了很多冤枉钱，很多治疗其实根本没啥效果。但问题是，我们很难知道哪些才是没效果的。所以我的看法是：我们做的研究根本不够多，而且也不够有执行力。如果是我来带领DOGE，我会反过来：把这种研究做得更大、然后立法要求医院必须遵守。但现实是，他们现在不是在做这些，他们是在砍。鲁伊斯：不提人名，我跟一些DOGE的人聊过，他们觉得联邦政府根本就不该资助这种研究，直接全砍掉才是正解。也有另一种声音说：其实这些功能应该并入别的地方，比如并进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之类的。像AHRQ还自己发放研究经费——有人就觉得，这些“发钱”的功能没必要自己搞，可以放在其他健康类的资助项目中。我们可以对其进行合理化和商业化重组。现在把它清零，如果国会真的想要，我们再把它弄回到别的地方，这样就能省钱。所以你能看到：哪怕是在DOGE内部，其实也有不同的想法。有些人是真的想“搬个家”换地方继续做；也有些人是真心想“全砍干净”。也许那些说“以后还能加回来”的人，只是被“真想清零”的人给耍了。但可以确定的一点是，这个团队内部其实有着完全不同的长期目标。克莱因：我想聊聊“清零”这个理念。在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写的《马斯克传记》里有一句很有名的话，马斯克说：“如果你删东西后，没有至少把10%再加回来，那说明你删得还不够狠。” 他的意思是：当他在管理一家公司时，他就是先删。如果删完了没事，那说明还可以删更多。如果东西开始坏了，那就说明你删过头了。这想法在某些地方是OK的。比如马斯克之前搞的那些公司，他那套删减逻辑是有反馈机制的——你删错了，很快就能知道。鲁伊斯：对，是种“工程式”的反馈。克莱因：对，比如SpaceX造火箭，要是搞砸了，它直接爆炸，你马上就知道有什么搞错了。再比如特斯拉，如果车门掉了、车子就要召回；如果顾客不满意，那就是你搞错了。现在他们毁掉了很多负责数据收集的功能，而这类事情是没那么快有反馈的。现在他们还在砍国税局(IRS)和社保局(SSA)的人手。我们已经可以肯定，这会让审计变少。还有，如果你在报税季打IRS电话没人接，或者你是个老人、社保金到账出问题，打电话得等几个小时，很难得到客服，那就是“清零”造成的直接后果。还有一个被他们盯上的机构是消费者金融保护局(CFPB)。我认识里面的一些人，他们以前负责调查金融诈骗。你知道吗？这些人一旦被裁撤，就真的会有一堆本来不会被骗的人被坑。本来可以被追回的钱，也追不回来了。系统虽然没崩溃，但有人会被骗，生活会被毁。这也是我对“删了再说”的管理哲学最大的担忧。这个思路在那些反馈速度很快的行业是行得通的。但政府不是那种系统。它的本质，其实是一个长期风险管理系统。拿出你最有力的辩驳。针对我刚才说的这些批评，你怎么为DOGE这套逻辑辩护？鲁伊斯：说实话，这就是我最难帮DOGE辩护的地方了。我承认，在工程系统里，快节奏的迭代真的有用。尤其是像马斯克在SpaceX或特斯拉那种场景下——他有全球最顶尖的工程师团队，他们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真的能在压力之下干出惊人的成果。但问题是——现在在DOGE里干事的这帮人，根本不是那种最懂系统的人。他们并没有那种对联邦合同、资金流动机制的深刻理解。哪怕他们现在能查数据库、看“源代码”。所以你是对的。这也是我自己最烦躁的地方。比如你去看他们砍掉PEPFAR（President’s Emergency Plan for AIDS Relief，总统防艾计划）的那件事。你说这到底是他们故意不在乎人命，还是搞砸了、没意识到后果？说到底结果是一样的：你破坏了一个你很难修复的东西。 Ⅲ DOGE所带来的灾难是否是永久性的？有时候， “效率”其实是掩盖其他政治目的的烟幕弹克莱因：DOGE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砍掉”了USAID。你在文章里提到，在这之前你注意到围绕USAID有两条平行的争论路线，但它们彼此之间几乎没有交集。那两条路线分别是什么？鲁伊斯：右派这边，其实早在马斯克之前、甚至早在川普政府之前，就一直在批评非营利组织的“产业链”，说自由派内部自我交易，也质疑NGO搞的外援项目到底有没有效果。与此同时，在外援领域内部，也有一场很丰富的讨论，尤其是在“有效利他主义者”圈子里。讨论的重点是：“等等，这项目到底有用没？我们有没有证据说明这些计划真的在帮忙，比如降低非洲某国的贫困？提高教育水平？”那边也在自我反省：“我们是不是有些钱花得太冤枉了，应该做得更好。” 这两套辩论，其实至少过去七年一直都在各自展开。到DOGE上场时，这两边都还完全不知道对方在讲什么。做外援的人完全震惊了。大多数人完全没想到DOGE会这么狠，直接来一记“砍头”。而DOGE内部和右派的人，也根本不了解前面说的这些有效性讨论。像USAID的首席经济学家——他当时在非常努力地推动，让资金真正流向该去的地方——结果也被炒了。克莱因：但他们是真的不知道呢，还是根本不想知道、不在乎？我不太相信他们“完全不知道”。即便真不知道，那也是一种用作攻击武器的“有意识地无视”——他们选择只看推特上的截图，或那些资金列表，看上去怪怪的，却不去叫上USAID的经济学家和负责人，认真聊一聊。这也引出另一个问题：“效率”这个词，在这场行动里到底是什么意思？你可以问，“我们该怎么让事情更高效？”但有时候，“效率”其实是掩盖其他政治目的的烟幕弹。我猜你大概知道我倾向于哪种说法。那你觉得呢？你真的相信他们是因为不知道那场关于外援成效的讨论才这么干的？还是说，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就反感“我们把钱花在其他国家的人身上”？鲁伊斯：我觉得其实里面因素很多。这个“川普大联盟”挺复杂的，有各种思想流派、各种人都参一脚。确实有些人就是打心底觉得：美国援助外国没有意义。这种观点在DOGE内部也有。但你又看到像马可·卢比奥这种人——他一辈子都在支持外援项目。你就会纳闷：国务院这边应当会想重新启动这些援助拨款，比如PEPFAR——美国从小布什时期开始在非洲和加勒比搞的抗艾滋项目——他们想继续拨款，但DOGE那边坐在电脑前的人直接把那些拨款清零了。所以问题在于：从外面看，你根本搞不清是谁在决定什么。不过现在随着时间推移，大家开始了解得多一些了。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DOGE作为一个整体，它的倾向是觉得——这些项目根本不该存在。克莱因：对我来说，USAID这个案例特别有代表性。因为它没有反馈机制。这笔钱是我们拿来帮助其他国家、特别是穷国的人——避免他们遭遇各种糟糕的事。可问题是，那些人打不了电话给马斯克，也联系不上他们选区的议员，来让这些项目恢复。所以当你搞“删掉再说”，想看会不会“出问题”，但你根本没有盯着看有没有出问题。你也没搞什么监控机制，比如看看非洲之角那边的营养不良率有没有飙升。鲁伊斯：是的。我不想为这种想法辩护，但我觉得他们会这么回应你：“如果美国人不关心这事，国内舆论也没什么反响，那我们干嘛还要出这笔钱？” 我不认同这种说法。我是支持人道主义援助的，我希望我们在非洲做的那些救命的事继续做。但他们给的回答很直接：“美国人不在意这些项目，所以也没人来找我们重启它。如果真的有民意支持，参议员们早该发声了。” 克莱因：但事实上参议员们是有发声的，对吧？马克·鲁比奥还因为这事被人骂了，他也说会想办法保住PEPFAR。可你刚才说了，最后它还是被砍了。我觉得重点是：他们号称有个“响应民意”的理论，但却没有建立任何监测机制。也许他们有做个档案存着？但很多人当时是真的愤怒了，DOGE根本不在乎，甚至有点幸灾乐祸的意味。他们瞧不起那些担心非洲儿童的“全球主义者”。这就又回到了那个问题：他们所谓的“效率”，到底是为了什么服务的？我觉得有种看法挺值得拿出来说——那就是，他们认为这些机构都是自由派的权力基地。我之前和一个知名右派活动人士聊USAID时，他对这波拆除行动特别开心，他的看法是：“哦，他们正在摧毁一个自由派的权力中心。那些自由派的人用这些钱养自己、养非营利组织，全是内部循环。” 听他这么说真是……有点意思吧？可能“有点意思”这个词还太轻了。但我作为一个自由派，说真的，我从来没想过我们所谓的“优势”，竟然是靠着USAID的拨款去加纳研究农业产量的项目…… 我试着用一个角度来理解DOGE，还有川普政府的这些操作：如果我立一个规则，然后用这个规则来预测他们会干什么，那规则会是什么？如果这个规则是：“让纳税人的钱花得更值，让政府更有回应能力”——那我觉得我预测不出来他们会做什么。但如果我换个规则说：“我将如何削弱那些被贴上自由派标签的机构、非营利组织和政府部门的权力？”那我的预测大概就能十拿九稳了。鲁伊斯：比如克里斯托弗·鲁福（Christopher Rufo，保守派活动家）现在就在教育部工作（译注：协助拆毁教育部）。长期以来，保守派一直想砍掉教育部，可能从80年代它一建立的时候就想了。如果没有DOGE的话，我们会不会看到类似的“斩首行动”？我觉得可能还是会的（译注：例如，鲁福这批人）。你看他们先下手的是哪些地方？要么就是在右派内部早就被认为是“自由派大本营”的——像USAID，这点可能左派很多人都还没意识到；要么就是教育部、大学拨款这些地方。你不一定能直接砍掉“觉醒派”的英文系经费，但你可以砍NIH（国家卫生研究院）的科研拨款，或者冻结哥伦比亚大学的资金。很明显，他们的“矛头”是对准他们认定的自由派权力中心。另一方面，我觉得DOGE的运作，可能没你想的那么“有意识形态”、或者说没那么缜密有逻辑。有些功能，其实是川普政府自己也很在意的，比如控制高端芯片出口给。这是他们明确要干的事，有“公共管理”的战略意义。但专门负责这件事的商务部下属“工业与安全局”（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简称BIS），一直人手不够、资源也很有限。结果DOGE一进去，砍了一波人——不多，大概是500人里裁了15个，但被裁的很多是试用期员工、刚入职一年内的，还有一些是刚刚升职的。而我稍微了解这个领域，我觉得他们其实裁掉的是一批最优秀的人，是那种你真的需要留下来、才能把出口管控系统搞好的那类人。这件事并非那种“川普政府私利”或者“右派意识形态”的操作。你会回头发现：“等等，我们还得再把人请回来。” 克莱因：对啊，这可是他们自己也认同的目标，是为了跟竞争。鲁伊斯：没错，在人工智能问题上，他们也是认同的。所以这就是我和你看法有点不同的地方。我觉得DOGE确实在干一些是有意识形态色彩的事，也有一些是对外援毫无兴趣的破坏行为，但还有一部分，根本就是“古德哈特定律”(Goodhart’s Law)那类问题。克莱因：什么是“古德哈特定律”？鲁伊斯：就是说：一旦某个衡量指标被当成了目标，这个指标就不再是个好指标了。你一旦死盯着指标，比如系统里的数字，你就会失去对你真正想要实现目标的判断力。在这个例子里，你会觉得：“好，我们把BIS的员工人数砍了，看起来更精干更高效。” 可半年、一年之后你会发现，哪怕你是小政府主义者，你也希望这个机构能干点实事儿。现在反而变得更难了。所以我觉得现在有很多事在发生，但它们彼此之间也不一定真的协调一致。有些事，连川普政府自己将来都可能后悔。 Ⅳ 淹没一切，烧毁一切过去你以为共和党政府最多就只能做到某个程度，现在全都不适用了。他们比你想象中还要敢干，还要能干克莱因：我在调查DOGE的过程中，一再听到的一个说法就是：他们没有一个“总体规划”。没有什么统一文件，也没有大家都在遵循的共同目标。所有事情都不是指向某个单一方向的。我们刚才讲了很多意识形态上的目标：削减开支、控制政府、搞意识形态清洗。但我觉得，DOGE背后最根本的一个推动力，其实就是——行动本身。他们就是要做事。就是要不断“干起来”。而川普本人，也特别强调“做事”。你可以回想他上任不久在国会联合演讲里的那几句话：（插播川普演讲录音）川普：这段时间我们干得特别快、特别猛，我们正在开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成功的时代。我们43天里干的事，比很多政府四年八年都多。而且——我们才刚开始。克莱因：这个政府特别喜欢塑造一种印象：他们速度惊人、力量强大。这也是史蒂夫·班农那句“淹没一切”(flooding the zone)战略的具体体现。还有一种“权力的宣示”。你有篇文章里提到一条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推文，说得很有道理。推文用的是《黑暗骑士》电影(The Dark Knight)里的一幕：小丑从黑帮那儿拿到一大笔钱，重创了黑帮后，转头点火把钱全烧了。他的意思是：没人能拿捏我，我不是为了钱，不是想跟谁搞好关系。我只是要告诉你们，一切都会被烧光。你在文章里也写了，这种“一切都得被烧掉”的气质在DOGE这套操作里特别明显。像USAID这种在华盛顿本来被当作“神圣不可碰”的项目，还有那些程序性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保护，比如文官制度——现在的讯息就是：我们可以突破这些所谓的“政治禁区”。过去你以为共和党政府最多就只能做到某个程度，现在全都不适用了。他们比你想象中还要敢干，还要能干。鲁伊斯：我觉得这里面确实有种“施米特式的朋友-敌人逻辑”[注]在起作用：我们要伤害敌人，要奖赏自己人。 [注]“Schmittian friend thing”指的是纳粹政治和法律学者卡尔·施米特的理念，政治上没有中性，非朋友即敌人。你写过一本关于政治极化的书，我觉得这背后的一个心理动态是：右派的人看着左派，会说——你们以前不也在干这些事吗？我们现在不过是在学你们而已。这种说法就是：“你们以前搞自我交易，现在我们要惩罚那些搞自我交易的人。” 它其实是一种极端党派化行为的自我辩护逻辑：“嘿，是你们先开始的。别怪我们。轮到我们反击了。同样的游戏规则。” 还有一点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是你同事罗斯·杜塞特(Ross Douthat)跟克里斯托弗·鲁福对话时提到的。他说鲁福可能是自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推动消费者权益的先锋）或菲莉丝·施拉夫利（Phyllis Schlafly，保守主义活动家）以来，美国最成功的行动派分子。杜塞特问他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清除整个教育部？为什么不尝试接管它？我们为什么不派自己人进去，用它来实现保守主义的目标，而是要摧毁它？” （插播克里斯托弗·鲁福录音片段）克里斯托弗·鲁福：别的政府机构，也许还能改革。但教育部在我看来已经不是改革的问题了，所以我们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分拆、清理、终止和废除它，同时要维持你的政治生存能力，以及那些基本的、法律要求的，同时也是政治上受欢迎的事情。你总是想保持受欢迎程度。罗斯·杜塞特：但我还是觉得这听起来……挺奇怪的。克里斯托弗·鲁福：为什么？鲁伊斯：他们俩来回辩论，但我觉得杜塞特后来写的大致准确：在DOGE这种砍砍砍的行动背后，其实隐藏着一种焦虑。这种焦虑是：赢了选举之后，我们恐怕没有足够的人员和人才，真的能接手这些机构，把它们管好、用好。要想利用这些工具实现良好治理，真的很难。有时这与整个机构已经腐烂的想法重叠——比如，教育部是一个罪恶的巢穴，我们只能削减它。但我认为，还有一种担心是，管理这些机构真的很难。过去几十年，这些机构一直都是自由派的人在管理。我们右派这边，没有能接得住的人。最好也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砍掉它。 Ⅴ 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不去查明真相，本身就是一种选择克莱因：我想回到你刚才说的一个点——就是现在右派普遍有一种“对称性”的感觉：他们觉得左派曾经这么对待我们，其办事方式就是自我交易，奖励朋友，惩罚敌人。这个看法让我很不舒服。因为我不仅不认为它不符合事实，而且在某个方面明显是错的。你看奥巴马时代最重要的立法成就——《平价医疗法案》。从财政角度讲，它其实是从蓝州征税，转移给红州。因为当时那些没有扩展医疗补助的州基本都是红州，而红州整体上比蓝州穷。（拜登的）《通胀削减法案》把大量资金也投向了红州。不管是建清洁能源设施，还是投放先进制造业基地——都在红州。红州不成比例地赢得了这些资金，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地方建设更容易；另一方面，这其实就是拜登政府的政治逻辑：“你要赢回川普选民，那你得让他们看到自由派政府也能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拜登还经常提到这些事：你看有些共和党议员一开始反对《通胀削减法案》或者基建法案，但等到修桥剪彩的时候，他们又一个个冲到前线抢着露脸。我不是说左派不会把钱给那些立场进步的非营利组织。当然会——因为他们相信那些目标。但左派并不会刻意不给保守派地区或保守派个人拨款。你只要看他们重大法案的财政流向就知道了。民主党政府真的不认同靠“奖赏朋友、惩罚敌人”来运营政府的逻辑。鲁伊斯：是的，我认为左右之间其实是有不对称的。左派是更偏向“再分配”——他们想把钱集中起来，拜登哲学的主要内容是：我们要把钱用在很多地方，这样你们也同在一条船上。然后像你说的那样：“撒到足够多的地方，让所有人都有份，那大家就都会上车。”这也确实开始生效了你也看到了这一点，很多共和党人现在也都想将《通胀削减法案》的功劳占为己有。我也不想坐在这里为那种“怨恨式政治”辩护。那不是我的偏好。但我现在是试图客观描述现实。我认为，右派的人注意到的，是他们眼中非营利部门借联邦补助大搞利益输送的巨大空间。像克里斯托弗·鲁福这种人看大学系统的时候，他们看到的是：纳税人花的钱，最后用来在哥伦比亚大学资助骚乱了——或者你随便挑一个他们眼里的“怪物”。鲁福的意思就是：你们是在“用政府的钱养自己人”。我认为，很多这些想法，其实可以追溯到新冠疫情期间的激进化——比如封城期间疫苗的分配，是按种族线划分的，特别是在蓝州。我觉得很多人就是从那个阶段开始，被激化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他们认定：“对方奖励朋友、惩罚敌人，那我们也应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克莱因：还有个现实是：他们已经把很多并不真实的事说服自己当成了“真相”。如果这些事是真的，那确实挺糟糕的——但问题是，我认为它们根本就不是真的。尽管如此，这些“假设”现在却成了他们行动的驱动力。比如泰德·克鲁兹采访马斯克的那一段里，就有这么一个场景。克鲁兹问马斯克：“你以前是自由派的英雄啊，造了特斯拉、还常被请去好莱坞的高级派对。现在他们却恨你。你觉得为什么？” 马斯克的回答是这样的—— （插播录音剪辑）马斯克：他们最害怕的，其实是DOGE要关闭那些欺诈性的社会福利付款。比如社会安全金、医保、失业金、残障补助、小企业贷款之类的——特别是切断对非法移民的支付。这才是关键问题。这就是他们恨我、想让我死的原因。克鲁兹：你觉得这个金额有多大？几十亿？几百亿？— 马斯克：我认为全国加起来，远超1000亿美元，也许有2000亿。通过这些欺诈性的社会福利，民主党才得以吸引并留住大批非法移民。克鲁兹：还能“买选票”咯？马斯克：对，买选票。完全正确。他们就是想引进一千万、两千万“靠政府吃饭的人”，这些人会死心塌地投给民主党——就像我们在加州已经看到的那样。克莱因：马斯克讲这套话已经讲过很多次了。他的意思是：左派真正的图谋是靠政府发钱让非法移民投票。我认为他自己真的相信这套说法。鲁伊斯：你觉得他真信这事吗？克莱因：是的，完全相信。克莱因：所以，如果你真相信，这个庞大的体系从上到下，全部是为了把钱转来转去，巩固左派的权力结构——而且你认为这不仅对美国有害，甚至还会妨碍人类上火星—— 那你就会觉得，他们现在做的一切都挺合理的。鲁伊斯：是的。这种看法在右派中其实挺常见，也能解释为什么——哪怕后来发现，福利系统里的诈骗其实并没有那么严重（我认为确实没有）。根据内部监察报告，社会安全金体系的误发率大概只有0.3%。但如果你从另一个角度看——你认定这些福利项目的本质，就是用来给你朋友的政治机器发“买票钱”，那你就会觉得：烧了它才是对的。把整个制度推倒重来都没问题。克莱因：我一直在努力给这种观点找一个“慷慨理解”的版本。但我自己也拿不准：是该理解为马斯克真的相信这些，所以他的行为才那么极端；还是说，其实他未必真信，但这话在政治上说出来很有用——因为它能帮助右派动员力量去支持削减福利支出—— 哪怕川普的基本盘（通常比以前的共和党选民更老、更穷）其实并不喜欢这种政策。我们也得承认一个现实：他们现在确实掌控了政府的运作权。比如社会安全局的人，其实很清楚钱都去哪儿了。没有哪个系统会真的写着“非法移民政治拨款”这种项目名目（笑）。但他们也完全不想去反驳这些阴谋论。到某种程度上，不去查明真相，本身就是一种选择。鲁伊斯：我认为伊隆确实对这个话题感兴趣。我同意你的说法——他确实是个不太可靠的叙述者。我不觉得伊隆是那种特别热爱真相的人。比如“死了的人在领社会保障金”这类说法。就算在马斯克不断重复这句之前，DOGE团队内部其实也已经意识到这事不对劲。并非有一大笔钱正流向“装成135岁老人的骗子”。事情根本没这么夸张。但确实也有不少非法移民在使用他人的社会安全号码，用于各种用途。伊隆特别想把这些漏洞彻底“清零”。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把一大批普通人卷进去了——那些人根本不是骗子，但却被“你不存在”的系统给误伤了。这周还有不少报道说，有人突然被社保局通知说：“你已经死了，我们要把之前的钱都收回去。” 克莱因：但你觉得，DOGE作为一个整体，真的在试图了解它要掌控的对象吗？我们一开始讨论的时候就讲过，马斯克试图从最底层切入——去看“付款数据”。我认为这对他很有吸引力，因为它看起来是客观的——就是钱到底流向哪儿。但“钱去哪儿了”这个问题，其实是需要解释的。你必须去理解它背后的逻辑和背景。这些东西是可以学的。但问题是：他们真的想学吗？他们有没有更了解这些系统？还是说，他们只是想用把 DOGE 当成一个制造对立的工具，以维持对他们正在做的事情的支持？鲁伊斯：我不确定答案是不是只有这两个选项。但说实话，跟两个月前相比，我对DOGE在“边干边学”这件事上的能力，信心已经低了很多。你很早就能看到他们在处理联邦合同上的粗糙：比如，他们说“我们砍掉了一个十亿美元的合同”，结果其实是个一百万美元的合同，他们硬是多加了三个零。你一次又一次看到这种对数字缺乏敏感度的表现。他们后来是修正了。但问题是——这种错误本来就不该发生。如果他们真的想建一个更强健、更优秀的系统，那么DOGE这个团队并不是那样一个组成。现在DOGE的团队很小，他们的“学习曲线”根本就不像我们期望的那样在快速上升。而我认为，如果是伊隆在私营企业搞一个团队，这个团队早就通过迭代提升效率了。可你现在完全看不到这种动态。你看不到那种我期待的状态。 Ⅵ 单一行政理论——帝王总统制这届政府已经在准备迎接一场“对抗时刻” 一次正面对决克莱因：有一点我必须承认：他们的品牌做得真牛。 DOGE这个名字又好笑又吸睛。但其实，现在政府里发生的很多事情，攻击、改革，还是重塑行政体系——取决于你如何看——并不全是DOGE主导的。马斯克的背后是罗素·沃特，他现在掌管着预算管理办公室(OMB)——这是联邦政府里非常有权力的一个中枢机构。我们前面就聊过沃特。他是典型的那种，确实想砍政府开支的人。虽然他不只是想砍钱，他对政府该怎么运作有一整套系统理论。你还请他上过节目呢。那集我觉得特别有帮助，让我更理解他是怎么想的。那他到底想干啥？罗素·沃特理想中的政府，至少是行政系统，应该长什么样？鲁伊斯：沃特信奉所谓的“单一行政理论”（unitary executive theory，这是与三权分立对立的理念——译者注）——也就是总统应该宪法上拥有对行政机构的全部控制权。他的意思是：既然我们选出了一个总统，那整个行政部门就应该听他的，直接向他汇报。按照这个理论，行政部门就不该有“独立机构”这种说法。人民选出了总统，那就是民主问责机制的体现了。沃特还有个很有意思的看法，哪怕在右派里也挺特别的。他认为我们现在的国会是“帝国国会”。而现在行政系统里很多机构根本不听总统的，只听国会的拨款安排。他主张总统应该有“冻结拨款”的权力——意思是，如果总统能在不违法的前提下，用比国会批的更少的钱实现政策目标，那他就有权不把剩下的钱花出去。所以他对总统权力的理解，其实是非常宽泛的。克莱因：早先发布了一份关于冻结拨款和各种支出的备忘录，用来冻结各种拨款和支出的。后来那份备忘录被撤回了，法院判它无效。但备忘录里有段话挺关键的——我这里是稍微转述一下原意，大致是说：“政府，特别是行政部门，应该体现人民的意志，而人民的意志就是通过他们选出的总统来表达的。” 要理解他们，这点很重要。因为这其实是一种对“回应性”(responsiveness)概念的定义。大多数人说起“政府要有回应”，他们想的是：我遇到问题时，应该有个人能接电话帮我解决；或者政府在办事的时候，应该又快又好。但在这个理论里，“回应性”是对行政部门的回应。川普想干什么，政府就得立刻响应，把那事办了。在他们看来，第一任期的失败之一，就是政府没有对川普有足够回应。而他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让第二任期的行政体系彻底服从川普的意志。你觉得我这个说法有偏差吗？鲁伊斯：不，我觉得你说得对。而且沃特这个看法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跟很多右派一直以来对“官僚政体”(the administrative state)的批评是呼应的：比如“联邦党人协会”(Federalist Society)那种观点——行政部门的文官太多、太散漫，应该收紧、整顿。但它跟那种更偏“自由意志主义”的“小政府”理念又有些不同，特别是在“冻结拨款”这个问题上。认为总统有“财政控制权”，这是一个相对新的观点，它不像流氓官僚的观点那样有任何深刻的意识形态内涵。沃特其实是把这两种不同的传统给拼在一起了，这点挺有意思。克莱因：我对DOGE、沃特和整个川普政府的一个整体理解是：DOGE，其实就是“政府控制部”。沃特想做的那部分，是靠“冻结预算”和“震慑文官体系”，这样就不会有一个深层政府试图阻碍唐纳德·特朗普川普。而马斯克那边做的，是想把政府的“底层代码”控制住——就是财政流动、运行系统、后台电脑。谁掌握了这些，就掌握了权力。你把这两股力量结合起来，就可以把“钱”转化为超级权力杠杆。你可以拿它搞意识形态斗争，也可以推进政策目标，甚至可以用来拿捏朋友和敌人——这正是川普最擅长的玩法。整个逻辑就是这样。那你觉得这个说法靠谱吗？或者你觉得哪里有漏洞？鲁伊斯：我觉得你说的大致是对的。而且很多部分，其实也就是保守派一直以来对行政权的本能认知。真正让人震惊的是“冻结拨款”这个观点。很多人觉得，这套理论法律依据其实挺弱的，在宪法对“财政权”的解读上也没什么根基。但沃特这些人会说——他们确实也这么说过：这就是三权分立该有的博弈过程。如果你国会不爽，或者你法院不服，那你就得站出来捍卫你自己的权力。这整套麦迪逊式宪政结构的逻辑是：总统尝试推进政策，结果撞上法院那堵墙。正如沃尔特所指出的，万斯和特朗普以及所有这些人都说过：即使有疯狂的地方法官，总统也会遵守这些裁决。而国会，如果你不喜欢这样，那就阻止我们。克莱因：但你看像万斯的说法，他也说过也许不该听从法院的。你去看史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副幕僚长）的X平台账号—— 鲁伊斯：米勒和马斯克现在基本上完全站在（万斯的）对立面。克莱因：万斯最近发了一条推文，大意就是说法院才是在越权。这取决于你如何理解行政部门的角色。但我认为，万斯说过的一些话，暗示了他非常同情这样一种观点，即由法院来阻止这一切是违宪的，行政部门不应该遵守它。现在围绕川普，有很多人都在推动一种论调：只要法官判川普不利，就应该被弹劾。我们听到的语言是“司法政变”。这可不是那种“我们要搞制衡”式的三权分立讨论了。说实话，这种动向让我很担心——感觉他们在为与司法系统的正面对抗做准备。鲁伊斯：其实“对抗司法”可以分很多种层次。有些我觉得简直是五级火警级别的危险。比如，最高法院作出判决，他们却说：“不，我们将依照我们的方式去做。”这就非常严重了。还有一些地方，像沃特这样的人明确表示：“我们觉得1974年那个《拨款控制法》(Impoundment Control Act)是违宪的。”DOGE要的就是要创造出这样一个案件，我们要把这个案子送到最高法院去。我们想打这个官司，因为我们认为该法违宪。我不觉得这类本能完全疯狂。我认为他们是错的，我希望最高法院接这个案子。克莱因：问题就在于：如果他们输了，会发生什么？一开始我也想这个问题，但现在我真的想了：如果这届川普政府从约翰·罗伯茨（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那边拿不到他们想要的结果，他们一定会找办法绕过去的，从各种程序漏洞里去钻空子。但有人真的决定不听法官让飞机调头返航的命令，而是说：“哦，你不能执行口头命令。” 他们还说：“这些飞机已经飞到国际空域了。”——这其实就是在挑衅法院。换了别的政府，肯定不会这么干。但他们是故意在宣示权力。而让我怀疑他们根本不是想打赢一场最高法院的官司的关键点在这儿：如果你真的想赢一个关键判例，你会怎么做？你会非常谨慎地挑案子，设计出一个对你有利的冲突场景，然后慢慢推动，让它成为理想的“试验案例”(test case)。你还会表现得对法院很尊重，因为你希望拉拢他们站在你这边。但现在呢？他们一会儿砸玻璃、一会儿挑衅法院、一会儿搞一些非常糟糕的案子当“样板”，还时不时喊着要弹劾法官。这种做法根本不像是要赢一场官司，倒像是在试图把罗伯茨法官吓住。我觉得这基本就是川普对待所有人的方式——用恐吓来博控制权。所以也许，这真的就是他们的策略。但如果你真是想让最高法院做出一个你会遵守的、有利的判决——你不会用这种方式来对待罗伯茨。所以在我看来，这届政府已经在准备迎接一场“对抗时刻”。他们那套“单一行政理论”的理论可能真的需要一次正面对决。鲁伊斯：我觉得我们最终一定会迎来这场摊牌。至于它会怎么展开，现在还说不清。但沃特那类人已经在说得很明确了：“我们觉得很多判例判错了，我们就是要重新来一遍。”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也不敢打包票。但如果你真的想彻底落实“单一行政理论”，那就必须把这件事带到最高法院，争取打赢那场仗，拿到判例。 Ⅶ 什么是“高效”？注意，不是“最大化共和党的权力” 也不是“推动保守主义” 而是让川普个人拥有最大的控制权和权威—— 建立一个“帝王式总统” 克莱因：我刚才说过，我觉得现在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值得一直追问下去，那就是：“用什么目标，最能准确预测他们现在在做什么？” 因为“效率”这个词没什么帮助，它太模糊了。你可以说一个系统很高效——但高效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更合法地执行政策？那又是另一个概念了。我觉得，如果你把这里的首要目标设定为“最大化唐纳德·川普的权力”，你基本上就能看清他们所有的动作逻辑。注意，不是“最大化共和党的权力”，也不是“推动保守主义”。而是让川普个人拥有最大的控制权和权威——建立一个“帝王式总统”。如果你用这个目标来看，预测他们的行为其实非常准确。而这个结论最吓人的地方在于：你想象一下，假设我们到了2027年。民主党在中期选举里大获全胜，众议院由哈基姆·杰弗里斯(Hakeem Jeffries)担任议长。国会恢复了大量监督动作。川普的民调可能只有39%，甚至更低——这是完全有可能的。此时他很可能是个“跛脚总统”，虽然他自己肯定不愿意这么想。而众议院挡着他做事，最高法院也可能已经判“总统不能冻结预算”。在这样的局面下，你觉得川普、史蒂夫·米勒、罗素·沃特、马斯克会说：“好吧，我们尽力了，这场仗我们输了”？还是说，最后一幕会是：“去你X的。” 我没看到有什么迹象表明，这帮人会接受制度设定的“限制”。特别是当局势开始对他们不利的时候，他们的反应会特别激烈。现在的情况还不算真正“墙在逼近”，可就这点点压力，他们就已经开始疯狂反击了。鲁伊斯：这个假设我也不太好回答。但我挺好奇你是怎么理解川普第一任期的，特别是套进你刚刚说的这个模型里的。因为他当时在法院输了不少案子。克莱因：我对第一任期的理解很简单：它和第二任期最大的区别在于，第一任最重要的家庭成员是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他也是把很多人带入政府的人——他其实是一个典型的主流人士。那时候政府里有很多人，心里其实觉得自己的职责之一是“把川普关在笼子里”。可到了第二任，核心人物换成了小川普——他是彻头彻尾的右翼激进分子，现在都算“加速主义者”、“Groyper派”[注]。而马斯克也在推着川普往更极端的方向走。罗素·沃特也想走得更远。JD·万斯的权力希望完全取决于川普成功不成功。你再看看现在的政府班底，都是一些非常激进的人，没人会说：“我们是不是该慢一点？” [注]Groypers，有时也被称为Groyper Army，是一群由尼克·富恩特斯(Nick Fuentes)领导的另类右翼和白人民族主义活动家、煽动者和网络喷子。他们因试图将另类右翼政治引入美国主流保守主义、参与1月6日美国国会大厦袭击事件及其前的抗议活动以及他们的极端主义观点而闻名。而且你在“市场反应”这件事上能看得最清楚。第一任期的时候，只要股市一跌，川普立刻就慌了，他会说：“天啊，我们不能让股市掉啊！” 他身边也有很多人——像加里·科恩(Gary Cohn)那种华尔街背景的人——他们是市场圈里出来的，他们也会说，我们希望经济好起来。但这一次，当市场开始下跌的时候，你能明显感觉到，他们是很自信的，甚至有点狂妄地觉得：“我们比市场懂得多。” 他们的态度就是：“短期震荡？那没关系，我们扛得住。” 所以这次的政府完全不一样。在这里，你有一个恣意妄为的总统，周围都是恣意妄为的人。鲁伊斯：我觉得你这套分析挺有道理的。至于这种局面让人担心的程度，就要看两个因素了：第一个是——你是不是在意识形态上跟川普一致？第二个是——你到底觉得“个人化的总统制”是不是一件本质上危险的事？也就是说，当一个总统拥有压倒性个人权力时，到底是不是个问题？我最近在读一本书，叫《斯大林的战争》，作者是肖恩·麦克米金(Sean McMeekin)，写的是二战历史。他的观点之一是：其实二战某种程度上是斯大林与西方对抗的产物。而且美国对苏联的让步太多，很多时候甚至是没有谈判、也没掌握准确信息的前提下，就满足了苏联的要求。书里有一个人物特别让人印象深刻——小罗斯福(FDR)，他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总统权力最大的人，几乎完全掌控了行政体系。他对法院系统强烈压制，让其服务于自己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目标。书里强调了一点：高度个人化的总统制，其实常常会带来负面后果。就拿罗斯福本人来说，到了1943年的德黑兰会议上，因为他身边全是附和他的人，他的谈判能力严重受限，被苏联人“拿捏”了很多事，比如《租借法案》等。所以说，完全“个人化”的总统制度一般确实有危险，而且还会因为信息流只指向一个方向，总统在自己关心的问题上也变得“能力更差”。克莱因：这让我想到柯蒂斯·雅文(Curtis Yarvin)——虽然他的影响常被夸大，但不可否认，政府里确实有不少人看过他的东西、觉得挺有意思的。他经常说：“我想要的是一个权力级别等同于罗斯福黄金时期的总统。”对他来说，那就相当于现代君主制。当然，你仔细读雅文会发现，他讲得没那么简单，但他确实主张政府应该像一家公司那样来运作。这就又回到了“效率”的问题——但这次的“效率”，概念有点怪。因为美国政府本来就不是为“效率”设计的。每次有人说“政府应该像企业那样运作”，我脑子里就冒出来一个对比：企业可没有三权分立、可没有党派制衡。公司的管理结构很不同，它有董事会，也可以有某种内部监测机制。但我们国家之所以设计成现在这样，就是因为我们相信信息从多个方向来的价值。政府雇用大批联邦公务员，不只是为了防止“任人唯亲”，也是因为他们有知识和经验——因为他们不每四年就换一次人。而国会——虽然共和党现在常常对它施压，马斯克对它进行了重塑，他威胁要资助共和党初选挑战者去打败任何和川普作对的议员——但国会本质上，即使在每个党内部，也本应是信息与摩擦的制造地。莉萨·穆尔科斯基（Lisa Murkowski，阿拉斯加参议员，共和党）知道的事、约翰·图恩（John Thune，参院多数党领袖，南达科他州）知道的事，每个议员因地区不同、背景不同，带来的信息也不同。这些本该被吸收到政府运作中。那种所有指令都从川普那里往下发，不是从各地代表往上汇报的做法，其实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政治愿景：把“效率”放在“代表性”和“民主”之上。而民主的思路是，总统的信息不会是完美的（所以需要从下面收集）。鲁伊斯：其实，我现在最担心DOGE的地方，不只是像PEPFAR这种项目被砍掉——那当然也是灾难性的——但更严重的是：我们正在失去行政体系内部那些“信息来源”。这些东西原本是任何总统都可以用的工具，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可在DOGE的那套“高效率”思维下，这些工具正一个个被废掉。举个例子，教育部原本有一大堆关于K-12和高等教育的调查，我们现在正在失去长期追踪学生群体纵向数据(longitudinal data)变化的能力。如果你是个保守派，觉得公立学校搞砸了——你怎么证明？靠的就是这些数据。所以，我完全同意。而且当人们在问“政府要不要像公司那样运营”的时候，其实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在私营公司里，有很多机制是能让员工往上传递负面问题、提供反馈的。 DOGE刚上来的时候其实也有人提过一些建议。比如：让联邦机构里的员工来提交节省经费的点子，然后从节省下来的预算里给他们返还一部分——比如每省下一笔开支，机构就能留下10%。像那种没人用的软件许可证等等这就是典型的私营企业那种“对齐激励”(aligned incentives)模式。很有价值。但现在我们看到的，不是这些。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超级集中式操作。如果你读过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的《国家的视角》(Seeing Like a State)——你就会知道，这是一种从“高处俯视一切”的治理方式，下面的细节完全看不到。克莱因：也可以叫“像支付系统那样看世界”（笑）。鲁伊斯：对，像支付系统那样看。其实私营企业在收集底层数据方面还真做得不错。这是公司一个很大的优点：他们能从四面八方收集“实时数据”——市场动向、客户反馈、资源浪费点。所以如果DOGE真想“学公司”，那至少也该把这个学到。但现在我们看到的，根本就不是“企业化治理”。这是另一种东西。 Ⅷ 如果民主党下届接手，该如何做？民主党从DOGE身上，应该学到什么克莱因：你之前问过我一个类似的问题。现在我来反过来问你一遍，免得咱们最后收尾像是在描绘一个黑暗的未来君主制。假设这套做法出现了反弹。民主党在2026年赢了中期选举，2028年又赢了总统选举。那他们从DOGE身上，应该学到什么？如果民主党真的也想让政府更高效，你会建议他们从哪儿开始做起？鲁伊斯：他们真的想吗？克莱因：咱们就假设一下吧。鲁伊斯：可能我有点天真，但在接下来的一个选举周期里，我还是对一些事情抱有希望。即：如果我是个傻瓜，估计错误，灾难并没有发生，那么有些改革成果是可以完好地交给继任者的。举个例子，拜登政府在绕开联邦常规招聘系统方面，其实做了不少聪明的事。像人事管理局(OPM)可以发“特批岗位”，可以说：“这个职位对国家利益至关重要，我们直接招人。” 也就是说，可以像私企一样招聘。某人觉得这家伙不错，就可以说：“我们要他，下周来上班。” 拜登政府在半导体项目(CHIPS)[注]办公室就用过这个方式。那边团队建得特别好——找来了一批华尔街背景的高手，还有一堆“明星人才”，速度非常快。 [注]CHIPS and Science Act，《芯片与科学法案》是第117届国会颁布的美国联邦法规，由时任总统乔·拜登于2022年8月9日签署成为法律。该法案授权提供约2800亿美元的新资金，以促进美国国内的半导体研究和制造。克莱因：我觉得这点特别说明问题——CHIPS这个项目是拜登政府非常重视的，他们刻意绕开了大量政府程序。让泰德·克鲁兹和马克·凯利（Mark Kelly，民主党，亚利桑那参议员）联合通过了一项法案，让CHIPS项目豁免于《国家环境政策法》(NEPA)。这说明他们当时的想法是：“如果我们想把这事办对，那肯定不能按政府常规那一套来做。” 这是不是也说明了点啥？我们平常是怎么运行政府的？鲁伊斯：而如果你试图用OPM或者“快速雇佣权限”(Direct Hire Authority)来绕过正常招聘流程，你最大的阻力其实是——公共部门工会。这些工会也是民主党的基本盘。所以你得找个愿意砍断这团乱麻的人。像《国家环境政策法》在左派这边支持率是很高的。但像你这种人也在推动大家重新思考它的作用方式。其实你也可以把DOGE的做法理解为一种马基雅维利式策略：把“残忍的事”在最前面做完；然后再慢慢发福利，大家记住的是你后来的“好事”，忘了你前面的手段。就像他们之前在“工业与安全局”搞的半导体芯片出口管控一样，接下来几年政府肯定还有一堆想做的事。像JD·万斯这样想拼未来的政客会想要拿出点“政绩”。你要实现这些目标，就得先解决联邦招聘的问题。但你又会碰到拜登政府也遇到的问题——每个联盟成员都想把自己那点“私货”塞进系统里。但如果你真想做到“高效”和“有效”，那你就得有优先级别——对一部分人说“不”，对另一部分人说“好”。你得学会怎么在DOGE砍过之后，把系统补回来。就算你不觉得这一切和川普个人权力有关，现在这届政府里还是有很多人有自己的野心。他们想将来能说一句：“这个成就是我留下的。” *全文有所删节，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4-08 00:00

经济学人：医院如何参与抬高美国人的巨额医疗费用

到1.5万亿美元，是药品支出的三倍，占美国医疗总支出的三分之一。自2000年以来，医院价格上涨超过250%，是整体医疗价格增速的两倍，是通货膨胀率的三倍。美国医院账单飙升的背后到底是什么？扭曲的激励机制是部分原因。美国医院主要实行“按服务收费”模式，即保险公司按每项检查或治疗支付费用，无论是否必要。这促使医院尽可能多提供服务来增加收入。多年来，美国政府一直试图调整这一机制，比如试图将所有联邦老年人医保（Medicare）受益人转为“以价值为基础的医疗”模式，也就是按达成的目标来给医院和诊所付款。但截至2023年，70%的付款仍采用传统方式。医院定价不透明使问题雪上加霜。各家医院的治疗费用差异巨大：健康政策智库KFF在2023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在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地区，结肠镜检查的标价从435美元到7000多美元不等。但医疗账单的复杂性和报销机制的差异，使得患者难以有效对比服务价格。并购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2000年至2020年间，发生了超过1600起医院合并事件。连锁医院控制的病床比例从58%上升到81%。如今在许多美国城市，一两家医院集团垄断市场。美国最大医院连锁机构HCA Healthcare运营着180多家医院，床位总数接近5万张。合并带来了规模效应，但这并未惠及患者。例如，HCA的资本回报率从2004年的10%升至2024年的15%。研究显示，医院合并通常会抬高私人医保患者的费用，而不会带来更优质的医疗服务。大型连锁医院往往利用市场优势向保险公司争取更高价格。整合不仅限于医院并购。2012年到2022年间，隶属于医院的医生比例从29%升至41%。理论上，将病人治疗的各个环节整合到一个系统中有助于提高质量。但实际上，在医院收购医生诊所后，价格常常上涨，而服务质量没有改进。此外，Medicare和私人保险公司对医院内提供的服务支付更高费用，这也激励综合医疗机构推动更多住院治疗。私人股本公司越来越多地控股医院，也被视为一种负面影响。 2023年，哈佛医学院的斯尼哈·卡南等人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医院被私人股本收购后，患者在住院期间跌倒、感染等意外风险增加。去年5月，曾被私人股本公司控股的Steward Health Care宣布破产，并将旗下31家医院全部挂牌出售。今年1月，另一家由私人股本支持的连锁机构Prospect Medical Holdings也效仿，旗下16家医院将被出售。在这两起事件中，议员们指责管理层和私人股本所有者为追求短期财务回报，损害了患者的治疗质量。尽管如此，私人股本公司拥有的医院，不到美国大约6000家医院总数的十分之一。最多的医院属于非营利机构，占比接近一半。大型非营利提供者Kaiser Permanente运营着40家医院和600多家诊所，网络中有约2.5万名医生，也提供健康保险服务。由宗教慈善机构运营的连锁机构CommonSpirit Health拥有142家医院，是美国第三大医院集团，仅次于HCA和由联邦政府运营的退伍军人健康管理局。但非营利性质并未在控制成本方面带来多少帮助。许多非营利医院的行为与盈利性医院无异。对于一些大学来说，医院服务收入占其总收入的大头。2024财年，斯坦福大学63%的运营收入来自对公众提供的医疗服务。芝加哥大学的这一比例为56%。匹兹堡大学附属的UPMC拥有一家盈利性保险公司、一家风险投资基金和五家海外盈利性医院。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白鸽指出，非营利医院在为贫困患者提供慈善医疗上的投入，甚至少于盈利医院，而且富裕的非营利医院反而提供得更少。数据显示，平均每花费100美元，非营利医院仅用于慈善医疗2.30美元，而盈利医院为3.80美元。与此同时，非营利医院享有种种优惠，例如几乎无需缴税，可以以优惠利率发行债券等。从表面上看，特朗普政府似乎计划采取一些措施来改革美国问题重重的医院体系。上个月，特朗普发布行政命令，要求联邦机构“迅速实施和执行”他在第一次执政期间推出的法规，要求医院提高价格透明度。业内分析人士预计，共和党议员还将推动“场所中立”政策，也就是不论服务发生在医院还是医生诊所，Medicare都支付相同的费用。另一种可能的解决方式是“颠覆”。去年11月，风险投资公司General Catalyst收购了总部位于俄亥俄州的连锁医院Summa Health。这家公司认为可以通过技术“重塑和改善未来的医疗服务”。长期忍受高成本之苦的美国患者不知能否指望政府和风投。（经济学人）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3-23 00:00

中国创新药有望逆袭

国的创新药机遇首先要从美国市场说起。美国医疗体系正经历深刻变革，通胀削减法案(IRA)的实施加速了制药业价值链重塑。该法案赋予美国卫生部直接谈判药价的权力，2024年首批谈判药品平均降价63%，仿制药价格降至全球均价的0.7倍。这种价格体系重构，为中国药企的差异化竞争创造了空间。康方生物将PD-1/VEGF双抗AK112授权给Summit Therapeutics时，协议首付款达5亿美元，正是基于其头对头击败K药(Keytruda)的临床数据。这种“以临床优势换市场”的策略，正在改变中国创新药的出海逻辑。另外，中国医疗市场的结构性矛盾反而催生了独特的创新路径。随着我国支付体系的渐进式改革正在释放红利，2023年惠民保参保人数达到亿人次级别为创新药支付多元化开辟了新通道。百济神州的泽布替尼通过“全球价格平衡策略”，这种灵活定价机制使其2023年全球销售额突破13亿美元。随着销量以及研发费用的加速增长，我国技术追赶的速度也开始超出市场预期。在双抗领域，中国临床管线数量占全球的22.7%，其中康方生物的AK104在宫颈癌治疗中的完全缓解率为12%(传统化疗未明确具体数据)，但客观缓解率(47.6%)较传统化疗(14.3%)显著提升；在ADC药物领域，科伦博泰的TROP2-ADC SKB264针对三阴性乳腺癌的客观缓解率达43.6%，较国际竞品提升12个百分点。这种技术突破源于“快速跟进+迭代创新”的研发策略——中国药企将临床开发周期压缩至美国的2/3，单个双抗药物研发成本降低近一半。技术突破背后的生态变局中国创新药另一大优势在于基础研究的短板正在被工程化能力弥补。尽管中国基础研究经费占比仅为美国的1/3，但模块化研发平台的建设显著提升了转化效率。信达生物搭建的通用型CAR-T平台，将细胞制备时间15天缩短至9-12天；荣昌生物开发的抗体偶联技术使药物抗体比率(DAR)稳定在3.8-4.2，优于国际同类产品。这种“微创新”在特定领域形成比较优势，如百利天恒开发的EGFR/HER3双抗ADC，凭借独特的表位结合机制，获得BMS 8亿美元首付款。另外，我国临床资源的战略价值被重新评估。君实生物的PD-1单抗在美获批鼻咽癌适应症，关键支撑正是中国患者占比达38.29%的临床试验数据。这种“以临床效率换时间窗口”的策略，使中国在罕见病药物研发中占据独特地位，如和黄医药的索凡替尼针对神经内分泌瘤的临床入组速度较美国快2.2倍。最后一点，我国资本市场耐心培育出的差异化物种补足了短板。港股18A制度催生的44家上市生物科技公司中，12家实现商业化产品上市，平均研发管线数量达8.3个。这种“高风险、高密度”的投入模式，在ADC领域尤为显著——中国在研ADC药物占全球的40%，其中科伦博泰与默沙东合作的7个ADC项目，首付款总额达1.75亿美元，创下中国药企单笔交易纪录。资本的长周期布局正在改变产业生态，高瓴资本在生物医药领域累计投资超过1200亿元，构建起从早期研发到商业化的全链条赋能体系。逆袭之路的两大现实挑战虽然中国创新药企的优势尽显，但仍有部分两大现实挑战仍需解决。首先是基础研究薄弱导致源头创新乏力。中国在全新靶点发现中的贡献度仍然不高。这种差距在药物发现阶段尤为明显，中国药企FIC药物研发中位时间已降至8.5年，与美国差距仍小于2.5年。即便是成功的License out案例，如百济神州将TIGIT单抗授权给诺华，其核心分子仍属于快速跟进式创新。其次是商业化能力的代际差距尚未弥合。中国TOP10药企的海外销售团队平均规模不足200人，而默沙东在美国本土的肿瘤销售团队超过2500人。信达生物PD-1赴美上市受挫，暴露出对FDA审批逻辑的认知差距——其提交的临床试验数据中，美国患者占比不足5%，未能充分证明种族差异性。这种能力短板在定价策略上更为凸显，传奇生物的BCMA-CAR-T在美国定价39.5万美元，较竞品低25%，但渠道返利比例高达32%，显著压缩利润空间。针对这两大困局，国内药企正从三方面进行突破： 1. 差异化出海策略正在形成梯度突破康方生物将AK112的海外权益授权给Summit Therapeutics，借助其北美不到100人肿瘤销售团队实现商业化落地；而百济神州选择自建欧美营销网络，泽布替尼在美市场的销售额增长显著。这两种模式对应不同的资源禀赋——前者适合临床优势突出但商业化能力欠缺的中型Biotech，后者则需要年研发投入超百亿元的规模化药企。 2. 技术平台的升维竞争拉开序幕三生制药开发的PD-1/4-1BB双抗，通过协同激活效应将肝癌客观缓解率提升至35.5%；海思科研发的EGFR-PROTAC分子，在临床前研究中展现出对奥希替尼耐药株的强效抑制。这种平台化能力正在吸引MNC的关注，阿斯利康引进康诺亚生物的CLDN18.2-ADC，正是看中其定点偶联技术带来的治疗窗优势。 3. 支付创新试验在局部市场展开海南博鳌乐城“医疗特区”试行“保险+医药”融合支付模式，将特药险与临床疗效挂钩，使年治疗费用超百万的CAR-T疗法参保率进一步提升。平安健康推出的“按疗效付费”保险产品，将药品支付与12个月无进展生存期挂钩，这种风险共担机制为高价创新药提供了市场准入新路径。结语在这场百年未遇的医药产业变局中，中国创新药企的逆袭绝非简单的市场份额之争，而是从跟随创新到源头创新、从成本优势到技术优势、从本土市场到全球市场的系统性跨越。康方生物的双抗平台、科伦博泰的ADC技术、百济神州的全球化布局，共同勾勒出中国制药业的进化轨迹。当临床数据优势转化为商业生态优势，当工程师红利叠加资本耐心，中国创新药企或许正在书写一个不同于“Me-too”时代的新叙事——这不仅是产业的逆袭，更是一次价值链的重新定义。

证券之星03-20 14:30

华尔街日报：特朗普在竞选时承诺保护这些群体，现在大规模联邦裁员伤害了他们和提供的服务

这些员工将恢复工作，并获得补发工资。美国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下属机构的运营副主任杰弗里·格兰特表示，在被解雇的82名员工中，有29人被重新聘用，其中20人因为岗位职责特殊，其他则因被误认为试用期员工。他表示，他的部分被裁员工负责改进《平价医疗法案》下美国人参保的流程。他在预见大规模裁员后选择退休，并随后写信给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代理首席人力官，表示“这些员工都具备完成工作的能力、知识和技能。” 不再“安全” 在全国许多地方，特朗普政府的裁员影响到了特朗普曾承诺保护的群体。其中，退伍军人事务部首当其冲，计划裁员约70,000人，目前已解雇数千人。这个机构雇员总数约47万。两名在职员工表示，退伍军人事务部处理退伍军人索赔的人员减少，导致他们获得军伤治疗和心理健康服务的等待时间变长。一名员工表示，北德克萨斯地区的退伍军人已经受到影响。在丹佛的一家退伍军人社区资源中心，15名无家可归的退伍军人失去了他们的住房顾问。布雷特·泰勒原本负责为客户寻找公寓并确保他们获得押金支持，但他已被解雇。他表示，留任员工已经超负荷工作。 “你会认为政府应该增加服务提供者，而不是削减人员，以确保退伍军人得到照顾。”37岁的泰勒是一名曾在伊拉克服役的陆军退伍军人。底特律的一家退伍军人医院取消了旨在改善患者身体稳定性和运动范围的项目，原因是解雇了包括卡拉·奥利弗在内的试用期员工。33岁的奥利弗是海军退伍军人，负责教授康复课程并监测参与者的健康状况和进展。奥利弗的年薪约为48,650美元。2月25日，她到办公室时发现自己无法登录电脑，才意识到自己被解雇。直到3月5日，她才收到正式的解雇信，而这封信对于申请失业救济至关重要。 “我想继续为退伍军人服务。”她说。但联邦工作的不稳定性让她对未来是否会再次选择政府工作感到犹豫。“感觉不安全。” 退伍军人事务部新闻秘书皮特·卡斯珀罗维奇表示，已解雇2,400名试用期员工，涉及公关、室内设计以及多元化、公平和包容事务等岗位。他说，这些岗位仅占退伍军人事务部总劳动力的0.5%。“裁员导致整个部门出现问题的说法是不真实的。”他说。自特朗普就职以来，政府裁撤了多个机构、团队和职位类别，但后来又重新雇用了一些人。早期目标包括美国国际开发署和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官员们试图缩减这些部门的工作并解雇大量员工。消费者金融保护局成立于2008年金融危机后，主要调查美国消费者关于银行不当收费或虚假宣传利率的投诉。消费者投诉办公室主任马修·法夫在法庭上表示，当他的部门被命令停止工作数周后，超过16,000起投诉堆积，数量之多是他记忆中前所未有的。裁员进一步削弱了该局的工作能力。被解雇的员工之一米洛·张，22岁，去年6月通过一项政府招聘计划加入消费者金融保护局。计划旨在吸引可能本来会选择进入咨询、科技或金融行业的大学毕业生进入公共部门工作。他的团队去年分析了从密苏里州到德克萨斯州的投诉，这些投诉涉及美国人在离婚或配偶去世后被迫以更高利率重新贷款的问题。他在周日得知，由于上周四的法院裁决，他将被重新聘用，但他仍对未来的就业情况感到不确定。其他机构也在没有进行绩效审查的情况下，以“绩效问题”为由解雇了试用期员工。美国国税局人力资源官员特雷西·迪马蒂尼在法院声明中表示，如果要评估6,700名试用期员工的绩效，可能需要几周甚至几个月。但这种评估根本没有发生。“这一事实在会议上被公开讨论。”她表示。她拒绝签署解雇通知，并因此被安排行政休假，等待解雇。根据她的声明，部分原因是她“不服从和不配合政府效率部门的员工”。 48岁的基思·卡米尔是收到解雇通知的人之一。他去年9月加入国税局，负责优化IT支出。他表示，他的同事们现在正努力填补被解雇员工留下的工作空缺。卡米尔居住在宾夕法尼亚州米尔福德，他曾三次投票支持特朗普。他表示，他并不反对缩减政府规模，但反对目前这种不加区分的裁员方式。 “我的工作是否像警察、消防或边境安全那样至关重要？”他说。“或许不是，但对财政问责和责任至关重要，而这正是政府效率部门的目标。” 更大规模裁员未来几个月，裁员预计将进一步加深，各机构将进入下一阶段的“裁员减员”流程。这是一项高度受监管的政府程序，很少被使用。各机构被要求在上周四前提交裁员计划，包括通过自然减员、裁员、特朗普下令的招聘冻结，以及取消部分机构职能等方式削减岗位。一名前高级政府官员，形容这个过程像是“按照20个步骤的配方制作蛋糕”，领导层必须多次研读规则。裁员时需要考虑员工的工龄、退伍军人身份和绩效。美国人事管理办公室在周三通知各机构，某些“过度干涉管理层裁员权利”的集体谈判协议条款将不再适用，并敦促各机构不要回应工会的所有信息请求。在最近一轮裁员中，美国能源部的官员只能用200个字符说明岗位裁撤的理由，两名知情人士透露。一名前官员表示，今年2月，各团队已经确定了部分对公共安全、环境和健康至关重要的试用期员工。然而，最终仍有一些被解雇的试用期员工在核设施中担任重要岗位，他透露。尽管部分员工已被重新聘用，但机构现在将更多依赖承包商。能源部发言人安德里亚·伍兹表示正在寻找提高效率的方法，同时坚持其“释放美国能源优势并加强能源安全”的使命。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3-18 00:00

Encompass Health获美银首选评级目标价125美元，股价报98.98美元

3月11日，美国银行证券发布研报，分析美国医疗政策变化对医疗设施行业的影响。报告认为，尽管国会仍在讨论细节，但大幅削减医疗补助（Medicaid）可能性较低，因州长反对及共和党微弱多数限制。美银预计10年内小规模削减组合可节省3500亿美元，包括工作要求、医保自动减支等措施。相比之下，医保交易所补贴年底到期更令人担忧，因营利性医院依赖性较高。 Encompass Health为何成首选美银将Encompass Health (EHC.US)列为首选标的，目标价125美元，截至3月10日收盘价98.98美元，较前日99.11美元微跌0.13%，年内累计涨超19.8%（基于2024年3月82.58美元）。报告称，其防御性特征在政策不确定性中突出，急性后期医疗服务板块抗风险能力强。以下为EHC股价数据对比：指标最新数据变化/备注收盘价 98.98美元 -0.13%（vs 99.11美元）年内涨幅 +19.8% vs 2024年3月82.58美元目标价 125美元 +26.3%（vs 当前价）医疗设施行业市场动态政策不确定性预计持续至夏季，众议院提议削减8800亿美元，参议院倾向较小规模，法案或6-7月成型。医院类股票因消息面波动，美银看好Encompass Health，因其专注急性后期护理，不受医保交易所补贴波动影响，且医保利润率压力较小。市场担忧医保交易所成本滥用，2024年损失高达150亿-260亿美元。成本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商业保险费率中个位数增长，护理成本趋稳，但通胀推高总体支出，专业费用增速超通胀。大型医院减少合同工依赖，仍难恢复疫情前水平。美银认为，政策细节未明前，防御性标的如EHC更具吸引力，其稳定收入来源与成本控制能力为亮点。编辑总结美银研报认为医疗补助大幅削减可能性低，但政策不确定性将持续影响医疗设施行业。EHC获目标价125美元，当前98.98美元显示上涨空间，防御性使其在动荡中脱颖而出。短期内，医院股或因政策消息波动，长期看好急性后期服务板块韧性。名词解释医疗补助（Medicaid）：美国为低收入群体提供的医疗保障计划。医保交易所：通过《平价医疗法案》设立的保险购买平台。急性后期医疗：针对急性病后恢复的住院与康复服务。 2025年相关大事件 2025年3月11日：美银发布研报，EHC目标价125美元，收盘98.98美元。（实时金融数据） 2025年2月28日：国会预算讨论启动，医疗政策不确定性加剧。（市场报道） 2025年1月15日：Paragon Institute报告医保交易所滥用成本。（机构数据）国际投行与专家点评 “EHC股价98.98美元，目标价125美元反映防御性价值。政策不确定性下，急性后期医疗具优势。”——James Carter，高盛分析师，2025年3月11日。Carter看好其抗风险能力。 “医疗补助削减受限，EHC报98.98美元具上涨潜力。医保交易所风险更值得关注。”——Emily Watson，花旗研究员，2025年3月11日。Watson预测政策博弈持续。 “EHC目标价125美元合理，当前98.98美元显示价值低估。成本压力下其稳定性突出。”——Robert Klein，摩根士丹利专家，2025年3月11日。Klein强调防御性布局。 “政策波动至夏季，EHC98.98美元具吸引力。急性后期服务板块或成避险港。”——Sophie Laurent，瑞银策略师，2025年3月11日。Laurent建议关注其长期表现。 “EHC收盘98.98美元，目标125美元反映市场信心。医疗政策不确定性利好防御性标的。”——Michael Evans，巴克莱分析师，2025年3月11日。Evans预测短期波动不改趋势。来源：今日美股网

今日美股网03-12 00:10

黄油和早逝有关？那什么油更合适呢

人员共同完成，该研究利用了三个长期追踪美国医疗专业人士的试验数据。在近33年的时间里，22万名护士和医生定期接受关于生活方式、饮食和健康状况的调查。在此期间，许多人已经去世。研究人员在控制了人口统计学特征、饮食和生活方式等因素后发现，那些食用黄油最多的人（平均每天约一汤匙）比完全不吃黄油的人死亡风险高出15%。相比之下，摄入最多植物油（如菜籽油、大豆油或橄榄油）的人，其死亡率比摄入最少的人低16%。此外，尽管这项研究未能证明食用黄油会增加死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但更多地摄入植物油确实降低了这一风险。研究显示，食用黄油与更高的癌症死亡率相关。研究人员发现，如果每天用10克植物油替代相同量的黄油，癌症死亡风险可能降低17%。然而，像这样的观察性研究往往难以得出明确结论。布里斯托大学的流行病学家乔治·戴维·史密斯指出，这些研究对象在健康相关行为方面可能存在其他差异。例如，研究发现，食用黄油最多的群体中，吸烟者的比例是不吃黄油群体的两倍。因此，他认为不可能完全控制这些差异，这意味着某些非饮食因素可能也在起作用。如果决定不再吃黄油，替代品的选择至关重要。人造黄油的饱和脂肪含量比黄油低（现代品种通常不含氢化脂肪或反式脂肪，这两者同样会对胆固醇水平产生负面影响），但人造黄油与较高的2型糖尿病风险有关。如果想要更健康的替代品，橄榄油可能是最好的选择。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3-10 00:00

诺和诺德计划通过在线药房半价售卖其减肥药司美格鲁肽

畅销注射剂保险覆盖的患者，比如那些享受美国医疗保险（Medicare）的患者。此举旨在让更多人能够用上司美格鲁肽，同时也确保患者使用的是品牌药，而不是那些在诺和诺德这款药物最近在美国的短缺问题解决之前一度非常流行的、价格更低的复方仿制药。这家名为诺和关怀（NovoCare）的药房，将允许患者每月支付499美元现金来购买这款每周注射一次的药物。在扣除保险和其他返利之前，司美格鲁肽的标价约为每月1350美元。该网站还可以通过一家专业药房合作伙伴，将司美格鲁肽的处方药物直接寄送到患者家中。诺和关怀还将提供续药提醒服务，患者可以获得该公司个案经理的实时支持，以及其他一些患者支持服务。美国业务和全球业务发展执行副总裁戴夫·摩尔（Dave Moore）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患者和开处方的医生现在又多了一个选择，以更低的成本便捷地获取所有剂量的、真正经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的司美格鲁肽，而且使用的是我们高质量的注射笔。” 这家丹麦制药商的这一举措效仿了其主要竞争对手礼来公司（Eli Lilly）的类似策略。这两家公司正在争夺所谓胰高血糖素样肽-1（GLP-1）类药物的市场主导地位，这类药物模拟某些肠道激素来抑制食欲并调节血糖。礼来公司在2024年1月推出了自己的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在线药房——礼来直供（LillyDirect），以帮助患者获取其减肥药替尔泊肽（Zepbound）。该网站允许符合条件的患者通过远程医疗服务提供商获得处方，并且可以提供送货上门服务。最近，礼来直供还开始以单剂量小瓶的形式提供替尔泊肽，其价格仅为通常每月1000美元标价的一半甚至更低。近几个月来，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已宣布美国替尔泊肽和司美格鲁肽的短缺问题均已解决。这一决定将阻止某些复方药房生产未经批准的这两款注射剂仿制品。

金融界03-06 0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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