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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预言了美国民主崩溃，现在他说有一个“好消息”……

恐惧之中。他强调我们拥有公民自由，比如言论自由、宗教自由等等，但我们也应该有经济权利，比如免于饥饿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因此，他对国家角色进行了全新的构想。他也知道这不是件容易的事。他说，会有些人主张小政府，有些人希望维持不平等，他们会反对我。但他有一种不同的社会愿景，他坚持不懈，推动这个愿景，最终取得了巨大成就。如今，几乎一百年过去了，我们再次需要那种有远见的政治人物——既有宏观愿景，也有能力将其落实到现实之中。奥巴马的幕僚长曾经说过：“不要浪费一场危机。”但奥巴马确实浪费了。他所做的是拼拼凑凑，主要是挽救银行体系，并没有从根本上改革我们的社会。他错失了那个时刻。而现在，我们又处在另一个关键时刻——但这次，我们面临的问题更为严重。因为川普践踏了我们的民主制度和法治，我们现在才真正意识到我们的政治制度和民主机制是多么脆弱。我们意识到，我们所谓的“制衡机制”，也许还能撑住，我们希望它能撑住，但它们太脆弱了。此时此刻，我们本不该靠祈祷维持秩序，但事实上我们现在就只能靠祈祷了。巴斯塔尼：你觉得为什么进步党派就这么难再造出像FDR那样的政治人物？这不仅是美国的问题，在英国也是如此，而且并不是最近才开始的现象。就像你说的，奥巴马掌握了一个危机的契机，他赢得了压倒性的选票支持——那是一个极具魅力的总统候选人，我会说是自肯尼迪以来最有魅力的美国政治家（当然你也可以说是里根，但肯定属于那个级别）——然而他却没有兑现一个整体性的政治项目。你现在在英国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施凯尔·斯塔默(Keir Starmer)也是这样。你刚才用了“拼拼凑凑”这个词，说得太准确了。那么为什么在英语世界的国家中，进步党派都没有真正推动你所说的FDR式议程？到底是什么在阻碍他们？斯蒂格利茨：我想可以从1980年代和1990年代说起，那时我们经历了一个大缓和时期。你可以说，那是一个“温和”的年代，人们试图达成共识。也可以说，我不想用反弹这个词，但认为FDR太过尖锐了。人们当时说：“我们现在都是中产阶级了，别再提‘阶级斗争’这种东西，那是过去的事，是旧的共产主义语言，我们把那些留在过去吧。我们是一大家子，过得挺好。” 但事实当然不是这样。我们并不是“一大家子”，美国有相当大一部分人处于极度不满之中，在其他发达国家也是一样。但那种信念、那种意识形态、那种对“我们是一家人”的希望，限制了政治家们敢于采取的行动。他们不愿意显得太激进。而FDR当时面对现实，说：“我别无选择。如果我不激进，我们就无法走出大萧条。”他看清了这一点，于是他必须做出抉择。这需要一种胆识。不过我们还是有一些有魄力的领导人的，比如美国的AOC（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还有一些州长，我认为他们有能力提出一套新的、进步的议程。这与过去的做法不同，因为我们已经进入21世纪，正经历着数字化与绿色转型，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所以我们不需要复制19世纪的斗争，而是需要一种新的策略。这需要一种明确而坚定的立场，要认识到我们正处于剧烈变革的时刻，这需要强有力的集体行动。而很不幸，我们现在的现实是，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接受这样的变革。巴斯塔尼：是啊，这是政客不能轻易说出口的，对吧？那我接下来就带着点怀疑主义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虽然我基本上同意你刚才说的所有观点。但对那些看福克斯新闻(Fox News)或者在英国看GB News的观众来说，他们可能会说：斯蒂格利茨先生，斯蒂格利茨教授，你对FDR的分析是合理的，其实我也同意你说的，但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已经不一样了。个人债务比过去高得多，主权债务也比以前高得多。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真正的增长了，只是靠债务驱动的杠杆式增长——基本上从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就是这样。美国和英国都没有一个真正的增长模式。人们谈论川普时期的经济增长，但你看看财政赤字，那也不是靠私营部门带动的真正繁荣。在英国也是这样，尤其是如果你把大科技企业排除在外的话。所以，这和1930年代的情况完全不同。面对如今的高债务、零增长，甚至是人口结构的变化，比如我们是老龄化更严重的社会，老年护理和医疗成本都更高了，你会怎么回应这些质疑？斯蒂格利茨：我首先会说，我们现在是一个更具创新力的社会。科学领域取得了巨大进步。我们今天的生活水平为什么比250年前高这么多？根本原因是科学进步，以及我们学会了如何更好地集体合作。我们创造了新的社会组织形式，比如大型企业，还有更广义上的社会制度，比如制衡机制、法治制度、如何让民主运作起来。而且我们也从失败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知道了什么是良治(good governance)的原则，什么是劣治(bad governance)的表现。所以从基本面来看，我们实际上比100年前处于更好的位置。关键是我们如何运用这些知识，并引导这些知识，为社会大多数人（而不仅是少数人）创造一个更加繁荣的未来。我认为，我们其实被困在一个长达45年的失败实验之中。对我来说，解决方案就是从这个实验中挣脱出来，承认它的失败。这个实验当然指的是新自由主义实验，也就是“自由市场会带来更高的增长”，“通过涓滴效应让所有人受益”，以及“市场本身是稳定的”。我们已经对这些假设做了充分的尝试，而且不只是一个国家，而是一国接一国地失败了。所以对我来说，有了这些知识储备，我们其实站在一个更有利的位置，可以开始构建一种替代性的经济体系。我并不认为这会容易，因为在民主制度下，你必须说服大量民众。虽然我不太喜欢这个词，但我不得不说，很多人其实几十年来都被“洗脑”了。他们被灌输了这样一种信念：只要再多给它一点时间，这个制度——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终将奏效。但最终，他们开始失望了。而这种失望正在把他们推向威权民粹主义。你甚至可以说，在这个非常黑暗的时刻，有一个“好消息”是：川普正在让大家看到，威权民粹主义可能对任何人都不是一个好答案。巴斯塔尼：是啊，很有意思的是，新自由主义的崩溃，以及新自由主义“自我”的崩溃，甚至在社交媒体上也体现得淋漓尽致。你可能会指出一个市场失灵的例子，或者是一个负外部性的问题——这些都是像你这样的经济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在讨论的问题。而人们的反应却是：“这是社会主义”，或者“这是因为移民”。因为当然不可能是我们所处的经济制度本身的问题嘛——这个制度是会自我纠正的，是会自然达到均衡的。这就是我们这个文化长期以来一直呼吸的“新鲜空气”。我觉得你说得对。这正是为什么对很多人来说，最终的答案却变成了右翼威权主义。我还是继续站在怀疑者的立场说话。特别是在英国语境下，比如GB News的观众可能会说：好吧，斯蒂格利茨先生，斯蒂格利茨教授，我们确实想建立一个新的体系。但我们现在债务与GDP的比率已经接近100%了。我的个人税负也很高。我孩子上大学就背了5万英镑的债。我们去年财政赤字是1200亿英镑，利息支出高达1000亿英镑，这在英国是非常高的。那你说我们要加大投资，比如搞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请问这笔钱要从哪来？你是主张加税吗？还是你会削减其他领域的开支？斯蒂格利茨：首先，我想把这个问题放到一个历史背景中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的债务与GDP比率比现在还要高，远远高于现在。但我们并没有因此止步不前。接下来的几十年，是美国增长最快的时期，那个债务占GDP的比重从130%以上降到了45%以下。只要经济增长，债务与GDP的比率就会下降，因为GDP在增长。英国的债务与GDP比率当时甚至更高，但后来也降下来了。你们的情况更困难一些，战争对你们打击更大，破坏更严重。我们只是推迟了一些投资，而你们遭受了很多实际的损失。但这证明，即使在高债务的情况下，也可以制定出增长战略。现在你进一步追问我具体措施，我认为，增加税收有很大的空间。我在美国对此研究得很深入。我知道我们在十年期内（我们通常以十年为窗口衡量）确实有能力提高税收，数以万亿计的美元。部分原因是我们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差距——我们设定的税率与我们实际征收的税收之间有巨大鸿沟。尤其是企业，逃税避税现象非常严重。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之一，就是它为通过避税天堂和保密制度进行逃税和避税提供了“绝佳平台”。但我们也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实施环境税，通过减少污染来改善社会。还有其他负外部性问题。例如，金融交易，尤其是短期交易，会造成巨大波动，扰乱经济。所以，在金融交易税方面，我们也有很大空间。在美国，资本所有者的税率比一名水管工的工薪税率还要低。如果我们仅仅对资本进行公平征税，就可以筹集几万亿美元。而如果我们实施累进税制、资本利得税的合理实现，以及诸如此类的很多细节性改革，我们将再次能够筹集数以万亿计的资金。所以在美国，我们毫无疑问地拥有充分的机会来增加公共财政收入，用于对研发、人力资本、基础设施、技术的公共投资。这些投资将带来一项增长议程，从需求端和供给端同时发力，引领我们迈入一个新的时代。西方可以向中国取经吗？巴斯塔尼：你在书中谈到中国。我想把两个问题合并成一个：中国是社会主义经济还是资本主义经济？过去35年来，中国是如何管理其经济的？西方能从中学到什么？斯蒂格利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sui generis)。它自我定义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以把这些词连起来的意思就是：中国跟任何其他经济体都不一样。有些人称其为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但它也有一个非常活跃的小企业部门。政府在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比任何西方国家都要深远得多。因此它确实在经济中扮演了非常大的角色。我认为，从中国作为经济体取得的成功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里我们不谈民主等其他方面，仅仅谈经济上的成功。首先，中国有一个愿景。它说：“我们要实现现代化，没有任何理由我们的生活水平要低于最先进的国家。” “我们怎样才能实现这一目标？”——这是大多数国家从未认真自问过的问题。而中国人有一种自豪感，他们说：“没有理由我们不能拥有与任何国家同等的生活水平。” 这就为他们打开了一扇门，让他们开始思考：经济成功的关键因素是什么？他们与各方面的人交流，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我第一次与中国方面会面是在1980年。我第一次访问是在1981年，从那之后就一直持续进行对话。他们希望从一切可能的来源学习。他们听取不同的观点，然后将其整合到自身的框架中。由此产生了很多新的、创新性的理念。我现在没时间一一讲述。其次，有一点很明显：他们重视对人的投资，也就是人力资本。他们派出数十万人前往美国、欧洲、澳大利亚，去接受高等教育，成为工程师。现在你已经看到了这些投资的成果。几周前我还在中国，参观了他们的一家新汽车工厂，机器人在组装汽车，几乎没有人类操作。非常惊人。工厂里大多数员工并不是生产线工人，而是工程师。他们已经从一个依赖低技能劳动力的国家，转变为拥有工程与高技能劳动力优势的国家。这是过去45年来的惊人变化。第三，他们进行了规划，做了前瞻性的思考：如何实现这个愿景？这就涉及到产业政策。如今美国终于也开始接受某种形式的产业政策。在《芯片法案》(CHIPS Act)中，美国承认我们缺乏生产现代经济核心组件——芯片——的能力。还有《通胀削减法案》(IRA)，也承认我们尚未为绿色转型做好准备。但我们并没有一个广泛的产业政策。川普正在做的，是将贸易作为产业政策的工具。他想把工作机会带回美国。这实际上就是产业政策在做的事。但他执行的方式非常鲁莽、无知，并且具有破坏性，不仅对美国，对全球经济秩序都是如此。这使人质疑他是否真能取得什么成果。其代价对全球经济来说是巨大的。对美国经济本身来说，也是巨大的。所以我认为，至少有三点，是任何国家都可以从中国身上学习和研究的。当然，中国拥有一些其他国家没有的优势，比如规模——如果你有13亿人口，你的国内市场就是一个大市场。这个没有边界的大市场带来了很多优势。以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PP)来衡量，也就是经济学家在比较不同价格结构的国家时所使用的方法，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这使得他们有了巨大的机会，继续推进他们的发展战略。巴斯塔尼：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这是一场非常精彩的对话。感谢你参加“Downstream”节目。斯蒂格利茨：谢谢你。 *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昨天00:01

香港当局对19名海外活动人士发出通缉令，并对其中15人悬赏通缉

一国两制”安排，承诺享有高度自治，包括言论自由。批评者认为，国家安全法被当局用来打压异见。中国和香港官员则反复声称，这项法律对恢复稳定至关重要。2019年，香港曾连续数月爆发反政府、反中示威，当局指责其中不少演变为暴力事件。警方重申，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属严重罪行，具有域外效力，并敦促通缉人员尽快回港自首。警方声明中表示：“如违法者自愿停止继续违法行为、自首、如实供述罪行，或提供有助侦破其他案件的重要信息，或可依法从轻处罚。” 警方还警告称，协助、教唆或资助他人参与“香港议会”，也可能构成刑事罪行。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7-27 00:00

特朗普发布AI行政令推动美国成为人工智能出口强国，芯片制造商需快速获许可证

工智能发展的联邦法规，推动创新自由。言论自由保障：保证AI模型免受政府意识形态偏见的限制，支持开放和多元的发展环境。联邦资金限制：威胁停止向设置繁复监管的州拨付AI相关联邦资金，引发争议。对芯片制造及技术出口的具体影响此次行政令要求芯片制造商必须获得政府许可证，强调监管重心从资金许可转向运营许可证，意在强化对关键技术供应链的控制。OpenAI、谷歌和Meta等行业巨头均表态支持，认为美国技术优势将持续不可撼动。该战略将加速大型AI项目实施，确保全球市场高度依赖美国技术，维护美国的技术主导权。权威点评与总结特朗普的AI行动计划是美国政府针对全球人工智能竞争态势的积极回应。通过行政令简化审批流程并强化出口管控，美国试图保持其技术领先优势，同时对芯片制造商实施严格许可管理，加强国家安全。尽管政策支持创新自由，但对部分州的资金限制可能引发法律争议和创新生态冲击。整体来看，该计划显示出美国政府将人工智能视为战略重点，未来AI领域竞争将更趋激烈。 “美国加速AI出口管理，将巩固其全球技术领导地位。” —— Morgan Stanley科技研究部，2025年7月 “芯片许可政策凸显国家安全优先，助力供应链韧性建设。” —— Goldman Sachs策略分析团队，2025年7月 “法规放宽推动创新，但资金限制恐引发联邦与州权力冲突。” —— Harvard法学院政策研究中心，2025年7月常见问题解答问：特朗普的AI行政令主要目标是什么？答：加速人工智能技术出口，巩固美国在全球AI领域的领导地位。问：芯片制造商需要什么新要求？答：必须获得政府快速审批的许可证，确保关键技术安全。问：该计划如何保障AI模型的言论自由？答：取消政府强加的意识形态偏见，促进AI多元开放发展。问：为什么有州会被限制联邦AI资金？答：因其出台繁文缛节监管，被威胁停止资金支持以促进创新环境。问：AI战略将对全球技术格局有何影响？答：将加强全球对美国AI技术依赖，维护美国技术领先优势。来源：今日美股网

今日美股网07-25 00:11

【专家观点】袁吉伟：主权国家ESG评级的特点、机制以及实践研究

金融界07-18 14:47

欧盟取消数字税计划改征新税：美国科技巨头逆风翻盘，贸易谈判迎新转机

壁垒，指责其“歧视美国企业”并可能损害言论自由。白宫发布的一份备忘录明确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在2025年4月1日前提交报告，评估欧盟数字法规的影响，并提出应对措施。欧盟取消数字税的决定，部分是为了避免特朗普政府进一步升级关税战，尤其是在汽车、钢铁等关键领域的报复性关税。对美国科技巨头的直接影响欧盟取消数字税对美国科技巨头如Apple、Meta Platforms、Google、Amazon和Microsoft构成重大利好。此前，欧盟的数字税计划针对年收入超7.5亿欧元的大型科技公司，征收3%的收入税，可能导致这些公司每年支付数十亿美元。取消数字税减轻了这些企业的税收负担，有助于其在欧洲市场的盈利能力。以Apple为例，欧盟最高法院9月裁定其需向爱尔兰补缴140亿美元的税款，而数字税若实施将进一步增加其成本。Meta同样面临DMA下高达8.4亿美元的罚款威胁。取消数字税不仅缓解了这些企业的财务压力，也可能提振其股价表现。例如，7月11日美股收盘，Apple（AAPL.US）和Meta（META.US）股价分别上涨1.2%和0.9%，反映市场对这一消息的积极反应。公司潜在数字税影响近期股价表现（7月11日） Apple (AAPL.US) 每年或需支付超10亿美元上涨1.2% Meta Platforms (META.US) 每年或需支付约5亿美元上涨0.9% Alphabet (GOOGL.US) 每年或需支付约7亿美元上涨0.7% 欧美贸易谈判：新税与缓和策略欧盟取消数字税的决定被视为其在与美国贸易谈判中的“战略退让”。当前，双方正处于关键谈判阶段，特朗普政府设定7月9日为达成贸易协议的最后期限，否则将对欧盟商品征收50%的全面关税。欧盟委员会主席Ursula von der Leyen表示，欧盟将以“实力地位”进行谈判，但“所有工具都在桌面上”，暗示可能通过调整数字法规或税收政策来换取关税豁免。然而，欧盟内部对这一策略存在分歧。德国和爱尔兰等国担忧新税可能损害本国经济，尤其是爱尔兰作为美国科技巨头欧洲总部的吸引力。相比之下，法国和西班牙等国更倾向于强硬立场，主张对美国企业实施更严格监管。欧盟的折中方案——用电子垃圾税等替代数字税——试图平衡内部矛盾，同时为谈判争取更多筹码。编辑总结：欧盟的战略平衡与未来展望欧盟取消数字税的决定反映了其在全球贸易战中的战略调整。面对特朗普政府的关税威胁，欧盟选择避免直接对抗，转而通过新税设计来维持财政目标，同时减少对美企的“歧视性”指控。这一策略短期内可能为美国科技巨头带来喘息机会，并有助于缓和跨大西洋贸易紧张局势。然而，欧盟内部的分歧和对新税的争议可能削弱其谈判立场，特别是在需要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的情况下。从长期看，欧盟的税收政策转向可能促使其重新审视数字经济监管框架。《数字市场法案》和《数字服务法案》的实施已对美国科技巨头形成压力，若新税无法有效落地，欧盟可能面临财政和监管的双重挑战。投资者应密切关注欧美贸易谈判的进展，尤其是7月21日的关键节点，任何突破或僵局都可能引发市场波动。对于美国科技股而言，取消数字税无疑是利好，但潜在的报复性关税和新监管风险仍需警惕。权威点评欧盟取消数字税是向美国释放的明确信号，表明其愿意在贸易谈判中做出让步以避免全面关税战。然而，这可能削弱欧盟在全球数字经济中的监管权威。 —— Goldman Sachs首席经济学家Jan Hatzius，2025年7月12日特朗普的强硬关税策略迫使欧盟重新评估数字税的可行性，但新税的实施难度不容忽视，尤其是需要欧盟成员国一致同意的情况下。 —— Morgan Stanley欧洲市场分析师Laura Hoy，2025年7月11日取消数字税为美国科技巨头减轻了直接压力，但欧盟的替代税收计划可能引发新的行业成本，尤其对电子产品制造商影响较大。 —— JPMorgan全球科技研究主管Dan Ives，2025年7月12日常见问题解答欧盟为何取消数字税计划？欧盟取消数字税是为了缓解与美国的贸易紧张关系，避免特朗普政府施加报复性关税，同时通过新税维持财政收入目标。新税将如何影响企业？电子垃圾税和烟草税将增加相关行业的成本，高收入企业税可能影响跨国公司，但具体影响需待税收细则公布。特朗普的关税威胁有多大影响？特朗普的关税威胁已迫使加拿大和欧盟在数字税上让步，显示其在贸易谈判中的强势姿态，可能进一步影响全球科技行业。美国科技巨头会持续受益吗？短期内，取消数字税减轻了Apple、Meta等公司的负担，但欧盟新税和监管政策可能带来新的不确定性。欧美贸易谈判的下一步是什么？双方正力争在7月21日前达成协议，欧盟可能通过调整数字法规或税收政策换取关税豁免，但内部共识仍是关键。来源：今日美股网

今日美股网07-13 00:10

特朗普关税重大宣布！美国将对巴西征收50%关税巴西资产应声暴跌

就任总统。特朗普批评巴西对自由选举和言论自由的攻击，以及“对美国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秘密和非法审查令”，并下令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巴西的政策展开不公平贸易行为调查。这项调查可能会导致对巴西出口产品征收进一步的关税。特朗普对巴西进行猛烈抨击之际，他的政府正逐渐接近与最大的贸易伙伴欧盟达成协议。特朗普此前在其社交媒体平台“真相社交”上向七个较小的贸易伙伴发出关税通知：对菲律宾商品征收20%的关税，对斯里兰卡、阿尔及利亚、伊拉克和利比亚商品征收30%的关税，对文莱和摩尔多瓦商品征收25%的关税。这些国家在美国贸易逆差中只扮演小角色，2024年美国进口额接近150亿美元。巴西是美国第15大贸易伙伴，2024年双边贸易总额达920亿美元，美国罕见地实现74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但特朗普致卢拉的信函与之前发给其他国家的信函措辞相同，称巴西的贸易关系“非常不公平”。本周早些时候，美国还发出了14封最新关税信，其中包括对美国主要供应国韩国和日本征收25%的关税，这些关税也将于 8月1日生效，除非在此之前达成任何贸易协议。特朗普宣布50%关税后巴西资产应声暴跌特朗普威胁对巴西商品征收50%的关税，导致巴西货币暴跌，因为这位美国领导人与拉丁美洲最大国家、左翼领导人卢拉的争端急剧升级。 (截图来源：彭博社) 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账户上发布的一封信中提到了右翼前总统、卢拉的竞争对手博尔索纳罗，他因在2022年大选失败后企图发动政变而面临审判。特朗普直接将此与政治联系起来，称他做出这一改变“部分是因为巴西对自由选举和美国人的基本言论自由权利的阴险攻击”。博尔索纳罗在总统任期内模仿了特朗普的政治风格，此次针对他的指控源于对巴西首都选举后骚乱的调查。这场骚乱与 2021年1月6日华盛顿的叛乱企图相提并论。随着法律困境日益加重，博尔索纳罗多次请求特朗普的帮助。受特朗普关税消息影响，巴西雷亚尔兑美元汇率暴跌近3%，而iShares MSCI巴西ETF(美国上市的最大追踪巴西股票的交易所交易基金)在盘后交易中下跌近2%。 (截图来源：彭博社) 此前根据特朗普今年4月最初公布的所谓“对等”关税，巴西将面临最低10%的关税。

风枫07-10 09:04

马斯克旗下X的首席执行官宣布辞任

，“我非常感谢他信任我，让我肩负起保护言论自由、扭转公司局面以及将 X 转型为‘Everything App’的责任。” 一位知情人士称，亚卡里诺没有说明离职原因，但她的离职计划已酝酿了一个多星期。马斯克于 2023 年 5 月宣布聘请亚卡里诺担任 X 公司首席执行官，几个月前，他以 440 亿美元收购了社交博客网站 Twitter。在担任首席执行官的两年时间里，亚卡里诺一直是马斯克的坚定支持者，并在社交媒体上多次为他辩护。亚卡里诺曾就职于 NBC 环球集团，并晋升至该公司全球广告业务的最高职位。她在 X 公司的主要任务是负责 “业务运营”，其中包括在该社交平台对其安全和内容审核政策进行重大调整之际，努力安抚广告商。例如，2023 年在《交易手册》峰会（DealBook Summit）上，马斯克对广告商恶语相向，其中包括 “去你妈的”，之后亚卡里诺将马斯克的言论描述为 “关于我们立场的明确观点”。 “我们是一个允许人们自主做决定的平台，” 亚卡里诺当时在 X 平台的一篇帖子中写道，“在广告方面，我的观点是：X 正处于言论自由和主流社会的独特且奇妙的交汇点 ——X 社区充满力量，并随时欢迎您的加入。感谢那些相信我们有意义的工作的合作伙伴们。”

金融界07-10 08:07

关税突发！特朗普宣布将对巴西征收50%关税，巴西总统称将对等回应美关税

犯国家机构独立性的干涉或威胁。在巴西，言论自由不应与侵略或暴力行为混为一谈。所有在巴西运营的国内外公司都必须遵守巴西法律。关于巴西与美国贸易关系中所谓的美国逆差的说法是错误的。美国政府自己的统计数据证明，过去15年，美国与巴西的货物和服务贸易顺差达4100亿美元。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单方面提高关税的举措都将根据巴西经济互惠法予以回应。特朗普再向7国发出关税信函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7月9日在“真实社交”上发布致7个国家领导人有关加征关税的信函。这7个国家包括菲律宾、文莱、摩尔多瓦、阿尔及利亚、伊拉克、利比亚和斯里兰卡。其中，利比亚、伊拉克、阿尔及利亚和斯里兰卡将被征收30%的关税，文莱和摩尔多瓦的税率是25%，菲律宾的税率是20%。新税率将从8月1日起生效。特朗普当地时间7月7日已向日本、韩国等14个国家发出了首批关税信函，关税税率从25%到40%不等。他同时预告本周还会有更多此类信函发出。据央视新闻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7月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了致日本首相石破茂、韩国总统李在明的信件，表示美国将自2025年8月1日起对所有日本和韩国产品征收25%的关税。特朗普表示，尽管美国与韩国和日本之间存在巨额贸易逆差，美国仍决定继续与两国合作。然而，美国决定以更加平衡、公平的贸易为前提，继续向前推进。特朗普称，贸易逆差已对美国经济乃至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因此必须作出改变。自2025年8月1日起，美国将对所有韩国和日本产品征收25%的关税，此项关税将独立于各类行业性关税。此外，任何试图通过第三国转运来规避该关税的做法，也将被征以更高的关税。特朗普称，选择在美国境内建厂或生产产品的公司无需缴纳此项关税。此外，若韩国和日本决定提高对美关税，则美国将在现有25%税率基础上追加同等幅度关税。谈判截止日期延长至8月1日在本周的谈判截止日期之前，特朗普已于周一开始向贸易伙伴通报新的税率。但特朗普随后通过行政命令将截止日期延长至8月1日，实际上为贸易伙伴争取了更多谈判时间，这最初引发了华尔街对他是否会真正落实这些进口税的怀疑。本周早些时候，特朗普更增添了不确定性，声称他对这一新的谈判截止日期“并非100%坚定”。不过随后他试图向投资者和贸易伙伴表明自己将履行关税威胁，并在周二誓言：“所有款项将于2025年8月1日开始到期并应付——不再提供任何延期”，针对各国单独关税的执行绝不退让。特朗普还加大了对两个关键贸易伙伴的压力，称尽管与欧盟的谈判取得进展，但可能很快就会单方面对欧盟征收关税；同时誓言因印度参与金砖国家集团而再对其加征10%关税，特朗普认为该集团威胁到美元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他还暗示可能会出台更多针对特定行业的关税，比如他提出对铜制品征收50%关税，这使得铜价周二在纽约飙升至历史最大单日涨幅，高达17%。他还提出，如果制药公司在未来一年内不将生产迁回美国，可能对药品进口征收高达200%的关税。这一连串的关税通知函和新的威胁，标志着特朗普令人眼花缭乱的贸易议程的最新进展，该议程引发了市场波动，并让消费者、企业以及贸易伙伴对贸易流动和全球经济的影响感到担忧。特朗普周一的通知函针对了包括日本、韩国、南非、印度尼西亚、泰国和柬埔寨在内的国家。不过，大多数关税税率与特朗普此前已宣布这些国家可能面临的水平基本一致。虽然特朗普将他的这些关税通知函吹捧为“协议”，但即便是在谈判期内与英国和越南达成的实际协议，也远未全面，许多细节仍不明确。

金融界07-10 07:47

从支持川普到建立第三党科技“疯子”马斯克的艰难从政路

，也是情绪化的社交平台“疯子”；他支持言论自由，也封禁记者的账号；他的“政治理念”不成体系，甚至夹杂着明显的个人情绪，而以上这些混乱和疯狂也削弱了其在主流中产与中立选民心中的可信度。马斯克离建党还有多远？而且，美国的政治体制对于第三党极为不友好，各州选票制度、总统选举人团机制，以及政党补贴、媒体资源分配等，都严重倾向两大党。可以说美国现行选举制度极大限制了第三党的崛起。美国选举专家布雷特·卡普尔说，所有州的法律都偏向共和、民主两大政党，并尽可能对第三党的出现制造障碍。而且历史数据显示，美国第三方政党成功的案例少之又少。在美国政治史上，最成功的第三方候选人要数1992年独立总统候选人罗斯·佩罗，他获得了18.9%的普选票。然而，即使是这样的得票率也无法转化为选举人票。2016年大选中，自由党的加里·约翰逊获得3.27%普选票，创造了该党历史最佳成绩。在2020年，绿党的吉尔·斯坦也仅获得了约1.1%的普选票。《华盛顿邮报》也指出，“美国党”或任何新成立政党想要动摇美国沿袭已久的政治架构，都将面临重重障碍。当下，马斯克尚未正式发布完整的政党纲领，但根据马斯克的发言，“美国党”计划在明年的中期选举中成为活跃的政治力量——“聚焦于仅仅2或3个参议院席位和8到10个众议院选区。” 上述选举专家卡普尔表示，尽管马斯克可能在某些州推动少数候选人进入选票，但建立一个全新的全国性政党可能需要数年时间，绝无可能在2026年中期选举前完成。

金色财经07-08 19:26

纽约时报观点：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开始变得越来越像中国

——比如民主退化、对封闭边界的执着、对言论自由的限制以及其他种种表现——美国开始在某种程度上变得更像中国。自2008年以来，我一直住在中国上海，亲眼目睹了中国崛起的高潮。美国确实有很多可以向中国学习的地方。但或许最重要的教训是要忠于我们自己的国家特质。这正是中国做的事情，采纳了美国方式中能让自己变强的部分，同时坚持共产党主导的政治体系和国家对一切事务的深度介入，并取得了极为显著的成功。然而，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反而开始看起来像是在模仿中国的政治模式。这不是我们应有的样子。MAGA运动及其领导人虽然把中国共产党描绘成敌人，但他们的一些做法实际上印证了中共的那一套，显示出在实际层面，他们似乎想要的是类似的东西。两者都鼓吹强硬的爱国主义，都执着于制造业，都对移民怀有敌意。两者都想要一个少数族裔要服从多数群体、传统性别角色受到严格规范的国家。而所有这些，都由一个专断的执政党和自我吹捧的领袖主导，他热衷于阅兵式来取悦自己。模仿确实是最高级的恭维。每天都可以看到新的证据。中国将经济当作武器，因各种争端甚至是轻微的冒犯来惩罚贸易伙伴；特朗普政府也会对美国盟友施加任意关税或其他报复，比如在芬太尼和政治问题上施压。在地缘政治上，中国更看重“利益共同体”式的便利关系，比如与俄罗斯的联系，而不是正式联盟。北京欺凌邻国，挑动领土争端，心态可以用前外交部长杨洁篪在2010年对东南亚官员直言的那句话来概括：“中国是大国，其他国家是小国，这是事实。” 特朗普同样看不起结盟的价值，还曾威胁要吞并加拿大和格陵兰岛，甚至打算把墨西哥湾改名。在经济上，美国人长期以来批评中国过度依赖制造业、向全球市场倾销商品，却忽视了刺激国内消费来平衡经济和贸易。但和习近平一样，MAGA领导人也把制造业看作高尚的事业，把全球化看作让美国人沦为被动消费者的祸害。当然，美国和中国的政治体系在核心上截然不同。但我们的国内政治却越来越像中国的轨迹，特朗普政府在破坏基本宪法权利、司法程序方面，以及对言论自由和抗议的打压力度，都让这种相似性显现。尽管美国和中国非常不同，但一些深层的国内条件正在促成这种趋同。中国曾全力采纳美国模式来实现工业重建、追赶西方。而今天，担心自己落后的成了美国。两国的人们都担心人工智能和自动化会夺走工作，改变我们的生活、工作和社会互动方式。两国的很多失落青年觉得被排除在国家经济之外，开始怀疑努力工作到底还有什么意义。这些共同的挑战，不意外地催生了类似的民粹主义政治解决方案。习近平提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是他关于中国重返古代繁荣和强盛的爱国愿景。特朗普则靠着没有那么久历名支撑的美国版本——“让美国再次伟大”——赢得了两次选举胜利。客观的说，中国做的很多事情值得尊重。这个政府习惯性地制定有远见的产业政策。主动把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以积极的力量呈现给公众，并在教育和医疗等领域以造福社会的方式引入。中国正积极向可再生能源转型，新的估算显示，这个全球最大排放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首次开始下降。中国的城市干净、安全、高效、科技水平高，拥有整洁的高速公路和最先进的铁路网络。政府的资金和投资不断流向教育、科学和技术。美国人如果想要一个更好的未来，自然而然会（哪怕是心不甘情不愿地）去看看中国取得的成就。当然，北京的领导人没有民主的掣肘来妨碍他们的计划，但那绝不是中国成功的唯一原因。成功同样来自战略眼光、对未来的投资、从高层到普通人形成的国家专注和团结（而不是分裂），以及数以百万计的个人为建设国家而努力工作。中国借鉴了美国的经验，但坚持自己的制度，并专注于满足民众的基本需求。美国完全可以、也应该考虑采纳中国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比如转型到可再生能源、振兴产业政策、支持科学研究和教育、重新投资基础设施、住房和安全的城市，最重要的是树立一种带来国家力量的集体目标感。然而，特朗普政府却在破坏或削减公共安全、基础设施、教育、科学研究、清洁能源和半导体制造等关键领域的资金，同时煽动政治分裂。我们可以向中国学习，但必须找到一种在忠于我们建国原则的前提下加以运用的方式。否则，当特朗普时代的硝烟散去，美国或许不会“再次伟大”，而是会变得更加脆弱。而那时，我们将发现，学生已经变成了老师。来源：加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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