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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水基金创始人达利欧万字长文：《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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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公开表达这些看法。这种动态正在阻碍言论自由，因为人们担心自己会在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中被故意扭曲和攻击，从而不敢开口。即便是非常有能力、有影响力的人，如今也因惧怕媒体而不愿公开发声或参选公职。由于几乎所有高知名度人物都会遭到抨击，我认识的几乎每一个人都认为，在公众面前高调、为真理和正义发声的人很危险，尤其是那些可能冒犯到擅长操控媒体的极端分子的人。这类问题虽然鲜少在公众场合被谈及，却在私下频繁被讨论。例如，我不久前与一位曾在政府担任高级职务的退役将军共进午餐，我们谈到了他下一步的打算。我问他最热衷的是什么，他说：“当然是帮助我的国家。”当我问他是否愿意竞选公职时，他回答说，尽管他愿意为国家牺牲生命，但他无法忍受敌人通过媒体和社交平台编造谎言来伤害他和他的家人。像他这样的将军，以及我认识的许多应当被社会聆听的人，现在都害怕公开讲话，因为他们担心被极端分子攻击，而这种攻击会通过耸动的媒体被放大。我的许多朋友都劝我不要公开谈论本书中这些有争议的问题，说这样做很可能会被人“媒体围剿”。我认为他们也许说得没错，但我不会因此而沉默。规则被抛弃，赤裸的斗争开始当人们为之激情澎湃的“诉求”比维护决策体系本身更重要时，这个体系就处于危险之中。规则和法律只有在两个前提下才能发挥作用：一是它们必须极其清晰，二是大多数人必须足够重视在规则体系内协作、愿意妥协以使体系良好运作。若这两个条件都未能达成，法律体系就岌岌可危。如果对立的各方不愿以理性方式彼此沟通，不愿为了集体福祉而做出让步（即放弃自己通过斗争可能获得的利益），那么就会出现某种形式的内战，考验相关各方的力量对比。在这个阶段，“不惜一切代价获胜”成为游戏规则，“不择手段”成为常态。在第五阶段的后期，人们不再讲理，而是彻底被情绪主导。当“获胜”成为唯一重要的目标时，不道德的斗争会以自我强化的方式不断升级。当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信念而战，却没人能达成共识时，整个系统便濒临内战或革命的边缘。这种局面通常会以几种方式表现出来：在第五阶段后期，控制权在手的人往往会将法律与警察系统当作政治武器。此外，私人武力组织也会兴起——比如打人夺财的流氓团伙，或者保护富人免受这些威胁的保镖力量。第五阶段后期，抗议活动数量明显上升，且愈发趋于暴力化。当广泛的不满在社会中爆发，且当权者放任其蔓延时，最终可能演变为暴乱；而一旦他们试图强力压制，局势反而可能爆炸。第五阶段后期的冲突通常积累至高潮，最终触发暴力冲突，这也标志着正式进入被历史学家称为“内战期”的阶段，我称之为“大周期”中的第六阶段。这引出了我的下一个原则：当你犹豫不决时，就离开——如果你不想卷入内战或战争，就应趁还能走的时候尽早离开。这种情况通常出现在第五阶段的晚期。历史表明，当局势恶化时，想要离开的人往往会发现“大门已经关闭”。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投资和资金流动，在这种时期，国家往往会实施资本管制和其他限制措施。从第五阶段（即财务状况极其糟糕，内外冲突激烈）过渡到第六阶段（即进入内战）的关键点，是社会中解决分歧的体系从“还能运作”变成“彻底失灵”。换句话说，就是系统崩溃到无法修复，人们开始彼此使用暴力，而领导层已失控。可以想象，彻底破坏一个体系/秩序并建立一个新的，比在原有体系内进行革命性改革要困难得多。虽然破坏体系会带来更多创伤，但它未必比继续在原有体系中运作更差。决定是否保留并修复一个运行不良的旧体系，或是彻底废除它并另起炉灶，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当这个“旧体系”指的是一个国家的内部秩序时更是如此。但这种情况终究还是会发生，而且多数时候是出于情绪推动而非理性思考。当一个国家处于第五阶段（如当前的美国），最关键的问题是：这个体系还能承受多大压力而不至于崩溃？ “一人一票”的民主过程存在缺陷，即选民通常并不会像企业选高管那样仔细评估候选人的能力，而是被人气左右。历史也表明，在剧烈冲突时期，民主容易崩溃。民主制度要求通过协商达成共识并妥协，这意味着观点对立的人必须在体系内有效合作。这虽保障了各大群体的代表性，但也像所有成员观点分歧甚大的大委员会一样，其决策效率极低。民主制度的最大风险是其决策过程可能变得支离破碎、充满敌意，导致治理失效、结果恶劣，最终引发由民粹主义强人领导的革命——这些强人代表那些渴望秩序、渴望有力领导的大众。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历史显示，在严重冲突时期，联邦制国家（如美国）常出现中央与地方（州）之间关于权力划分的冲突。这种现象在当今美国尚不明显，但一旦出现，将标志着社会进一步向第六阶段演进。民主崩溃的案例实在太多，难以一一探讨。我虽然研究过其中一些案例并观察其模式，但尚未全面深入，这里也不会展开详述。不过我可以说，当第五阶段的各种因素被推向极端时——尤其是糟糕的财政状况、社会奢靡、内乱和外患等，就会形成一个功能紊乱的局面，进而引发由强人领导的权力争夺。典型案例包括：公元前400年代末至300年代的雅典、27年前的罗马共和国解体、1920年代的德国魏玛共和国，以及20世纪20-30年代转向右翼独裁（法西斯主义）以恢复秩序的意大利、日本和西班牙的脆弱民主。不同阶段需要不同类型的领导人以取得最佳效果。第五阶段是一个十字路口，一条路可能通向内战/革命，另一条则可能通向和平与（理想状态下的）繁荣共处。显然，和平繁荣之路是理想之路，但也是最难实现的路径。这条和平之路需要一位“强有力的和平缔造者”，他必须竭力团结国家，包括主动接触对立方，将他们纳入决策过程，并以一种多数人认为公平且运作良好的方式重塑社会秩序（即高度生产性、惠及多数人的新秩序）。历史上这种领导者极为罕见，我们唯有祈祷其出现。第二种则是“强有力的战斗者”，他具备带领国家穿越内战/革命烈焰的能力。第六阶段：当内战爆发时内战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与其像大多数国家的大多数人在长期没有内战后所做的那样，盲目假设“这在我们这儿不会发生”，不如保持警惕，关注那些能表明其临近的标志。上一节我们探讨了在原有秩序框架内发生的非暴力革命，而本节则聚焦于几乎总是暴力性的内战和革命——它们推翻旧有秩序，并建立新的体制。我本可以研究无数实例来理解其运作方式，但最终我选取了我认为最具代表性的29个案例。我将这些案例分为两类：一类是导致体制或政权发生重大变革的，另一类是虽然爆发了激烈内战但未能推翻体制的。例如，美国内战是一场极其血腥的战争，但它未能彻底推翻当时的国家制度，因此归类为第二组。尽管这种分类不够精确，但我们不应因追求精准而阻碍我们识别原本无法看见的模式。大多数冲突基本符合本节所描述的典型路径，尽管也有例外。内战和革命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从而彻底改变内部秩序。这类变革通常伴随着财富和政治权力的全面重组，包括债务结构、金融所有权以及政治决策体系的全面重建。这些改变是对原有制度无法内部解决的根本性问题的自然回应。几乎所有制度最终都会面临这种挑战。这是因为，几乎所有制度都会让某些阶级受益而让另一些阶级受损，而当这种失衡发展到一定程度，变得无法忍受时，就会爆发斗争，以决定未来的方向。当财富和价值观差距极端扩大，并叠加经济困境，导致体制对大多数人而言无法运作时，民众就会奋起反抗，要求更公平的制度。经济上最受打击的人群会试图从现有体制中受益的富裕阶层手中争夺更多财富与权力。革命者自然想要彻底改变体制，因此也自然会违反掌权者制定的法律。这类革命性变革通常通过暴力的内战实现，尽管正如前面提到的，也有可能通过和平方式实现，且不必彻底推翻体制。内战时期通常极为残酷。战争初期可能还表现为相对有组织的权力斗争，但随着冲突与情绪升级，各方为胜利不择手段，暴行程度迅速升级，远超第五阶段人们所能想象的程度。精英和中间派通常会逃亡、被监禁，或遭杀害。这些内战是如何发生的？前文中我已经描述了第五阶段的一系列动态，正是它们推动社会越过界限，进入第六阶段。在这一阶段，所有这些动态都会极度强化。接下来我将继续说明。内战与革命如何发生如前所述，积累财富并伴随财富差距扩大的周期，最终会导致极少数人掌控极大比例的财富，而多数贫困群体则通过内战与革命推翻富人统治。这种情况的发生次数远超人们的想象。虽然大多数典型的内战与革命将权力从右派转移到左派，但也有许多情况是将财富与权力从左派转移到右派。这类情况较少且表现方式不同，通常发生在现有秩序陷入无序与无能状态、大多数民众渴望强有力领导、纪律和效率时。这些新体制，无论左派还是右派，之所以成败，原因相同：成功的关键是是否能实现广泛的经济繁荣；若不能，则失败。因为广泛的经济繁荣是新政权成败的决定性因素，所以长期趋势是总体财富和财富分配的同步提升（即普通民众的经济与健康状况改善）。在亲历“大周期”的某一阶段时，人们常会忽视这种宏观图景。领导这些内战或革命的人，过去如此，现在亦然，通常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层出身者。这些领导人往往极具个人魅力，擅长组织并领导强大高效的革命组织，推动变革。虽然巨大的财富差距和经济困难通常是冲突的主要根源，但革命也往往是多种不满叠加的结果。革命过程中，不同诉求的群体通常联合起来推动变革，但在胜利后，他们之间往往会因权力和政策分歧发生内斗。如前所述，在内战/革命阶段，执政政府几乎总是面临严重的财政、信贷和购买力短缺。这种短缺促使政府寻求从富人手中掠夺资源，而富人则将资产转移至安全的地方或形式（如其他国家、外币、黄金等难以征税或不产生生产力的资产），这又促使政府实施资本管制，阻止这些外逃。更糟的是，内部混乱会引来外部敌对势力的挑战。因为内战削弱了国家的统一与能力，吸引外国趁虚而入。这也是为什么内战与外战往往同时爆发的原因之一。其他原因包括：情绪高涨、民粹主义者倾向于战斗、领导者发现对外冲突能团结国内民众，因而故意制造冲突，以及在极端匮乏中，为获取所需资源而更愿意对外发动战争。几乎所有内战都伴随着外部势力干预，试图左右战争结果以谋取自身利益。内战与革命的开端在发生时往往并不明显，只有置身其中时，人们才意识到。虽然历史学家会为其划定起止时间，但这些日期往往是人为设定的。内战极其残暴，因为这是一场生死之争。每个人都被迫选边站队，中间派在刀光剑影中最容易出局。在这种局势下，最适合成为领导人的是“鼓舞人心的将领型人物”——他们既能聚拢支持，也能赢得各类战斗。由于斗争极为惨烈，他们也必须够强硬，愿意采取一切必要手段赢得胜利。历史学家标注的“内战时期”通常只持续几年，并以掌控首都政府机构的一方为胜者。但如同开端模糊一样，战争的结束也往往不如历史记载那般清晰——战后争权仍可能持续多年。尽管内战与革命代价惨重，但若改革得当，往往能为未来打下更好的制度基础。内战或革命之后的未来走向，取决于战后的应对与重建方式。结论我对历史的研究告诉我，除了“演化”，世上没有什么是永恒的。在演化过程中存在着像潮汐般的周期循环——潮起潮落，难以抵挡或逆转。要想应对这些变化，关键在于了解自己正处于周期的哪个阶段，并掌握应对这一阶段的永恒和普遍原则。随着环境条件的变化，应对方式也必须随之调整——换句话说，什么方式最优取决于所处的环境，而环境始终处于我们刚刚探讨过的那些动态变化之中。如果一个社会无法顺应变化，它终将走向衰亡。这就是为什么持续不断地改革、以适应变化才是最优之道。判断一个体系优劣的标准非常简单：它是否能有效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这一点可以通过客观指标加以衡量，我们也确实正在并将继续这样做。话虽如此，从历史中传递出最响亮、最明确的教训是：通过高效协作建立共赢关系、共同扩大并合理分配“蛋糕”，让大多数人都感到满意，比为财富与权力而内战、导致一方压倒另一方的方式，要更有回报、也少得多的痛苦。
金融界06-10 07:48
8个月前的这场对谈，已经把今天的美国讲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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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说记者是“人民的敌人”；他们会利用言论自由作为借口来污蔑、攻击反对者。他们还会努力将公共媒体转化为自己的宣传平台。最终的目的，是用宣传来压倒我们所有人的沟通能力，使我们愤怒，让我们彼此敌视。三、在政治领导层面，还有一个稍微技术性的问题，是史蒂文·列维茨基(Steve Levitsky)和丹尼尔·齐布拉特(Daniel Ziblatt)在其著作《民主如何死亡》(How Democracies Die)中阐述得非常清楚的，那就是关于“规范”(norms)的作用。我自己是个家长，所以经常想到这个类比。你可以试图通过制定规则来教养孩子——我确实这么做，我常常制定规则，我喜欢把规则写在白板上。但归根结底，你无法用立法的方式来“规定童年”——你可以有规则，但还有更基础的东西（规范），那就是“遵守规则”本身也是一种规范。当我们在政治精英层面看到民主危机时，往往就是这些本该被默认遵守的规范正在被破坏，或者人们开始寻找绕开规则的理由——而绕开规则的方法，恰恰就是破坏规范。在选举期间，这种现象尤其令人担忧，因为你不可能为选举过程的每一秒钟都立下明确的法律规定。在某个节点上，你必须依赖人们的“善意”。一旦善意不复存在，问题就变得非常严重。亿万富豪与“言论自由” 最后一个我已经提到过的问题，我们再说一下，那就是不平等。如果财富过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是一个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代就被注意到的问题，此后历代思想家也都反复强调过。美国开国元勋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几乎每一位对民主有深刻见解的人，不论我们把他看作是左派还是保守派，都意识到这个问题：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注意到了，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注意到了，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也注意到了。马克·吐温(Mark Twain)和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也都指出过这个问题。如果你让太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那么这些人就会控制太多的言论空间、太多的话语权、太多的媒体平台。在这种情况下，正常的民主对话就会变得非常困难，因为某一个人（比如一个拥有大型媒体平台或社交平台的人）可能最终决定了我们全社会在谈论什么。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也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我之前说过，古希腊人无法预见社交媒体的出现，但他们确实预见了财富阶层通过宣传使民主变得困难的情形。他们对这一点的担忧是有道理的，而这正是我们今天也必须警惕的一个信号。马什：当然，我认为，这确实引出了我们对当下局势理解中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就像你说的，民主制度的瓦解——如果从2010年开始描绘这个过程，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社交媒体的崛起与如今被污染的信息网络之间的平行关系，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政治现象。但另一方面，这种情况过去也发生过。比如1930年代纳粹控制下的德国新闻媒体，还有收音机的出现与法西斯主义的兴起。甚至在更早以前，英国内战时期传单(pamphlets)文化的兴起，以及这种文化在整个欧洲范围内被压制的情况。我是说，这是否其实是言论自由内在的某种特质？也就是说，它在某种意义上会“吞噬”自身：一旦信息爆炸到不可控制的程度，社会就会因此发生分裂。斯奈德：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观点，我想就此说两点，内容截然不同。首先，我想从你提到技术的地方接着说下去，因为斯蒂芬（马什）说得完全正确，非常值得我们深思。一、我不会把这个问题简单归结为“言论自由”，而是更倾向于认为这是“媒体技术的变革”所导致的。比如印刷术的发明——现在，我虽然看不到你们的样子，但我能看到我那本书的封面，因为它是白色的，会反射你们身上的紫外光。所以你们都拿着书，这很好。我想我们大概都是认为书籍是积极事物的人，认为阅读和拥有书籍是好事。但正如斯蒂芬所暗示的那样，印刷术的出现在最初的150年间其实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它是欧洲宗教战争的主要诱因之一，而那场战争造成了大约三分之一的欧洲人口死亡。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印刷术让信息的传播速度远远超出了当时人们的承受能力；同时，它也让人们能够更轻易地抄袭、诽谤、拼贴。某种意义上，印刷术可以说是社交媒体的先驱。但它也给出了解决问题的线索：当你有了新技术之后，你就必须制定新的规范、惯例和法律。例如版权制度——听起来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无聊的东西——其实正是使书籍成为可能的基础。如果没有版权，我就不能写书或出版。版权制度使得书籍得以存在。而关于抄袭的法律，则让我们所谓的“言论自由”能够真正运作起来。二、所以每当技术发生变革，我们就必须重新思考“言论自由”的含义。这也引出了我的第二点：即使我们在技术层面讨论言论自由，归根结底，它并不是关于技术，而是关于“人”。追溯到古希腊，人类对言论自由的探讨有着悠久而深厚的传统。那么我们为什么需要言论自由呢？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在美国，我们似乎已经到了一个极端——当然不是你们在座的各位，你们是友善、理性、深思熟虑的人——但总体而言，美国人往往倾向于说出一些他们知道具有冒犯性、甚至是虚假的言论，然后再说一句“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好像言论自由本身就能为这些言论披上一层荣耀的外衣。我们已经陷入了这样的误区。同时，在技术层面，我们也陷入了另一个误区——当一个拥有社交平台的亿万富翁想要大规模传播谎言时，他也会打出“言论自由”的旗号。这表明我们对言论自由的理解已经严重偏离了原本的轨道。因为，不管伊隆·马斯克是将一个谎言传播五千万亿次还是五千五百万亿次，这都不是言论自由的真正意义。言论自由从来都不是关于有钱人、强者的，它从来都是关于弱者的。我们之所以捍卫言论自由，是因为“向权力说真话”本身就是危险的。言论自由是关于“人”的，是关于“最不幸的那群人”的。这才是言论自由的核心。但我们已经被搞得头脑混乱，以为言论自由是关于算法、关于那些背后根本没有人操控的机制。但其实，言论自由永远是关于一个具体的人，以及当你说出真相时你所承担的具体风险——身体伤害，甚至生命危险。我们在这个国家真正需要思考的是：我们该如何培养“自由的说话者”。你不需要担心有钱人和有权人，他们的言论自由权利自然会受到宪法保护，他们根本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焦点。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每个人都足够了解信息了吗？我们足够有信心、有安全保障去表达自己了吗？很显然，答案是否定的。而且不仅是对少数族裔或其他处境危险的人群而言，很多中西部的县，我最近拜访过，人们连在院子里插一个支持哪位候选人的标牌都不敢，因为他们害怕遭受人身攻击。这，就是我们目前面对的言论自由问题所在。美国宪法的问题马什：你知道吗，我在想，不知道你有没有像我在这个对谈系列中遇到的很多知识分子那样，去思考美国的建国，思考它的起点。你刚才提到了传单和印刷文化的起源，这很有意思，因为他们当时也正是传单写作者，对吧？某种程度上，他们就是最早的那批“传单叛军”(pamphleteer rebels)。也许我会这么说是因为我是加拿大人，所以我能更有距离感地看这个问题。但我想知道，作为一个历史学者，你是否觉得美国如今所陷入的困境，其实早在当初就已经埋下了种子。比如乔治·华盛顿的告别演说——对我来说，那简直就是在描述今天的美国，只不过是240年前说出来的。你会不会觉得，那些光辉岁月里种下的一些“种子”，现在已经开始发芽燃烧、变成火苗了？又或者说，正是这个国家的美丽与建国理想本身，正在制造它如今所面临的危机？我觉得美国最不同凡响的一件事是：它至今仍处在自己的“第一共和国”当中。你看，法国都已经是第五共和国了。我们加拿大写宪法是1982年，对吧？而你们至今还在使用18世纪写下的宪法。你觉得，美国如今的问题，是不是也部分源于此？斯奈德：是的，法国是第五共和国，但谁在乎呢？马什：说不定等这次对话结束，他们都到第七个了。斯奈德：这里有一个非常讽刺的现象。我是美国人，也是历史学家，但我并不是“美国史学家”，你懂我的意思吧——我是研究欧洲历史的。但从欧洲的角度来看，美国宪政史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反讽之处：当我们有机会影响其他国家的宪法设计时，我们会允许出现、甚至鼓励一些在我们自己宪法中并不存在的内容。举个例子：二战后，欧洲新产生的宪法中包含了许多美国人并不享有的权利。尤其是，这些宪法往往围绕着政府向人民提供服务来进行设计，而这恰恰是美国人常常质疑的部分。二战之后，面对法西斯主义带来的摧残，欧洲各国在宪法设计中大力强调福利国家的理念，其核心目标正是构建一个让人们真正感到自由的社会。所以我这里在思考一个非常具体的宪法设计时刻。我想表达的，其实是一个相对乐观的观点：是的，我们的建国文件确实有些古老、复杂，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人本身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20世纪40年代，甚至更早在20年代，那些参与一战后宪法讨论的美国政治学家和法律学者其实都非常清楚我们宪法的局限。所以说，确实有问题，但不能说所有美国人都对此毫无察觉，也不能说我们就只能消极地被这些文件束缚。我们的某些现实问题确实根植于宪法本身。比如说，宪法允许选区划分操控（gerrymandering，杰利蝾螈），而更好的宪法设计本应排除这种做法。又比如选举人团制度(Electoral College)——它在当时的政治辩论中或许说得通，但现在说实话，简直让人忍俊不禁。它真的完全没有道理，我们之所以还保留它，只是因为它“已经在那里了”。这类基本的设计缺陷确实存在。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对待宪法这份文件的精神，我想强调的是这个点。1852年，在美国首次独立日的第76周年，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自由黑人）发表了一篇著名演讲，我认为他给予了建国者应有的尊重。演讲的核心当然是当时美国最根本的问题——奴隶制。但我觉得，道格拉斯说了一句非常有智慧的话。他说，建国者在他们的时代是“叛逆者”(rebels in their own time)。就像斯蒂芬所说，他们是捣乱分子，是传单写手。道格拉斯说，他们是那些在当时冒着巨大风险的人。他们所坚持的事业在一段时间内是少数人的事业，他们是异类，是边缘人，是在被排斥的状态下坚持下来的。直到后来他们赢得了支持，甚至奇迹般地赢得了一场战争。而“自己时代的叛逆者”这句话，我认为正是我们理解建国精神的正确方式。因为那些起草美国宪法的人深知，我们也必须在我们自己的时代成为“叛逆者”，这当然也意味着我们要敢于对他们当年的立场和设计进行挑战。当年的建国者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认为“我们在18世纪写下的这些东西，应当在250年后依然将所有人牢牢束缚”。他们努力地去设计这些文件，使之能够随着历史而改变，因为他们理解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我已经提过了——我们是有缺陷的，我们不完美。这正是宪法存在的核心理由。民主是困难的，你需要规则和框架来引导我们的能量朝着正确方向流动。第二，他们明白：民主需要不断复兴。而每一次民主的复兴，都必须以我们愿意承认过去所犯的错误为前提。一个严重的错误马什：我听过很多关于美国宪法的辩护。这是我听过的最好的辩护。但这让我们回到了规范的问题。对。你提到的那个比喻很好，就像你在白板上写规则，但你真正希望的是孩子有规范。就像你写这些规则，是因为你不能对孩子说“正常点”。对。就像拥有这些价值观。斯奈德：对。我得说，对孩子说“要正常”是一种我从未想过的方法。好吧，试试看。看看是否有效。马什：也许我试了没效果，对吧？但我猜是因为我完全明白问题在于规范，但这似乎也是一个如此难以面对的问题。我有我的规范，我有朋友，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规范。作为公民，我们似乎很难真正影响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观念，即“我们都相信民主”，对吧？规范似乎是一个如此模糊、不明确，同时又是如此迫切的要求。斯奈德：当然，这是个很好的问题。让我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来回答你——一个是更直接的现实层面，另一个可能是更深层次的。让我先从那个深一点的开始说起。民主并不是——自由也不是——“一切都可以”的意思。不是这样的。自由的意义，在于这个世界上确实存在一些美好的事物，而我们每个人对这些美好事物的理解可能不同，但每个人都应有机会去实现他们心中那些“好”的东西。这才是自由的核心。自由并不意味着“什么都不是真的”，它不是虚无主义。我认为，当我们把自由理解为“无所谓、什么都行、都不重要”的时候，我们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而如果我们因此认为民主就意味着“大家随便说说、无所谓”，那民主根本不可能运作。虽然这种想法很有诱惑力——我们确实看到有不少人，甚至在美国社会中居于高位、甚至竞选公职的人，都抱持着这种态度——但那不是真正的自由，也绝对不是民主。民主绝不能只是“任其发展”的结果。它必须建立在某些积极的信念之上，而这些信念正是“规范”所依赖的基础。所谓“规范”，是指我们的行为准则，是我们在政治这个空间中不言自明、却人人遵守的“看不见的规则”。就像政治房间里的家具，虽然看不见，但我们知道如何在它们之间穿行。可是，如果没有那些积极的价值信仰作为支撑，这些规范就站不住脚。比如说我们之前听朱利安提到的一些价值观：我们要接受和平的权力交接——这是一个积极的确认；我们认为政治暴力不是政治生活中的一种常态，而是一种与民主根本不相容的行为。这一点我其实应该更早提到的：政治暴力是民主出了问题的一个极强信号。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通常，一个人或一群人如果尝试过一次政治暴力，那很有可能就会尝试第二次。所以，怎么才能建立“规范”？你只能通过积极的价值信仰去确立它们。而且你必须认真思考这些价值信仰是什么，因为世界上存在各种价值信仰，其中一些不仅非民主，甚至是反民主的。比如说：“应该有一个领袖，我们所有人都应该服从他”——这也是一种规范，只不过是一种反民主的规范。又比如：“法律并不适用于每一个人”——也是一种规范，但它同样是反民主的规范。所以，你在这里并没有真正的“中立”选项：你总是在肯定某种类型的规范，不是民主的，就是反民主的。接下来我说说那个更“现实直接”的层面：我们可以通过人们遵循的规范来判断他们。没有人在当前我们所见的政治竞争中是完全不遵守任何规范的。问题是，他们所遵循的到底是哪种规范？是与民主相契合的，还是与其他政治体系一致的？规范既是我们必须努力捍卫的，也是完全合理的评判标准。这与“政策立场”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可以支持某种反垄断政策、你可能支持另一种；我可以支持一种肉类检查制度，你可以支持另一种；铁路政策也是如此。我们可以在政策上分歧很大，但仍然在规范层面达成共识。我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评判候选人。当然，有些选举确实是围绕政策分歧展开的，比如肉检政策、交通政策这种。这种选举是你我在政策上有分歧的体现。但我并不认为2024年是这样一场选举。我认为我们现在经历的这场选举，是关于规范的。他们想要你绝望马什：你知道，我觉得这正好引出了“政治暴力”这个问题，而这一直是我最难应对的问题之一。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受。我是说，我写过一本书，叫《下一场内战》(The Next Civil War)，显然，这是一个非常黑暗的视角。我写这本书的初衷，是想作为一种警示，提醒人们美国面临政治暴力的风险。但与此同时，也正是你刚才提到的那个关于“规范”的问题，我有时会问自己：我所指出的这种黑暗是否反而适得其反？是不是一种更积极的策略——比如说去“肯定那些美好的东西”——其实更能阻止民主的倒退？因为在我看来，一旦我们进入那种“民主真的处于危险之中”的状态，这种危机意识本身就会变成一个驱动力，它反过来会加剧那种“绝望感”，而这种绝望感正是导致政治暴力和制度崩溃的温床。所以我想说的其实不仅仅是那些人（制造暴力或极端主义的人），而是我自己——如果我可以把你当成一个心理咨询师的话——我们怎么才能跳出这种负面循环，进入某种积极的肯定状态？斯奈德：我觉得，如果我是你的心理治疗师，我会说：“这是一个非常棒的问题。”对吧？这要收费250美元（笑）。因为这正是治疗师会说的话，不是吗？无论你从哪里出发，你都是从一个好的地方出发的。除了治疗师，全场都笑了。现在，连治疗师也笑了。谢谢你。所以，我想从一个更黑暗的地方开始，然后尝试走出来。我写的这本关于自由的书，其实是一本非常温暖和充满希望的书。它讲述的是“自由”作为一切美好事物中最美好的一种，它描绘的愿景远远好于现实中的美国。但我写这本书时，是带着我对历史的了解在写的——我们刚才讨论了一些——也是带着我对其他更艰难局势的认知在写的。所以，我第一次像这样与人讨论这本书——不是像今晚这样的大讨论，而只是谈这本书——是在乌克兰东北部的哈尔科夫，一个距离俄国边境约35英里、距离前线只有几英里的城市，我们在地下举行讨论。我们之所以在地下，是因为哈尔科夫经常遭到导弹袭击，而人们根本没有足够时间转移到防空掩体。如果你想举行像今晚这样的集会，只能在地下举行。我之所以想到这些，也部分是因为我现在穿的衣服，正是我那次地下讨论时穿的衣服。整场讨论期间我都在想，这一切是多么不同：我可以坐在这里，不是在地下，斯蒂芬和我，还有你们大家，都不用担心导弹袭击。我们知道，当我们今晚走出剧院时，卡拉马祖的建筑不会在我们不在的这段时间被摧毁。我想到了这一切，我没办法不去想。然而，尽管如此——哈尔科夫、乌克兰东部、南部，那些地方是可怕政治暴力的例子。俄罗斯所施加的政治暴力是恐怖的，其目的正是要终结民主。这一切的本质，就是要通过摧毁乌克兰的民主来向俄罗斯人证明：民主是不可能的。那些正在抵抗的乌克兰人，正为民主付出可怕的代价。但这正是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发生转变的地方。因为在我的经验中，甚至可以说是尤其在那些为民主而抵抗、冒着风险的人身上，我看到的是：抵抗总是具有创造性的。我们本来不必在那个地下掩体里讨论自由，对吧？每个人都可以待在家里，看着网络，感到恐惧。但他们没有。他们走出来，参加了讨论，就像你们今晚也走出来参与这个讨论一样。抵抗总是带有创造力的，抵抗总是积极的。当我想到其他一些比我们当前所处环境更危险的地方，那些曾经抗议、冒险的人反复告诉我同一句话：“当我在抗议的时候，我反倒不像在家看电视时那么害怕。” 所以即便是冒那一点点小小的险，也是一种肯定性的行为；它让你与他人一起行动，让你感觉更好。而这也是对你刚才那个“心理治疗”式问题的回答——现在我是认真的了：那些想要“杀死民主”的人，他们的策略就是让你恐惧，让你相信一切都没有希望。他们想要你绝望。这是一种手段，他们的目标就是这个。因为，如果我们彼此隔离、不沟通、不合作，民主是无法运作的；如果我们被恐惧所支配，民主也无法生存。你说得对，恐惧本身的确可能导致糟糕的结果。但这不是让我们屈服于恐惧的理由，而是一个强有力的理由，说明我们必须始终去做我们力所能及的小事。因为每个人总能做点什么，而我们现在通常还能多做一点点。尤其是如果我们和他人一起去做，就能驱散那种无力感。这也是我在那些比我们现在所处环境更加严酷的地方亲眼看到的。如果你什么都不做，那你自然会觉得黑暗的来临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你和别人一起，那你就会产生希望——你会变得更有行动力，也会更有希望。这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行动力与希望会互相激发，彼此增长。无法回头马什：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你在书中提到的一个观点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其实不止一个，但这个尤其让我记住了：人们常常觉得民主不起作用，但如果你试试专Z，那结果才是真正糟糕。它会非常快地崩溃，也会非常快地变得可怕。而我们现在，正处于美国为数不多的四五个关键地区之一，在这里，全球民主的未来可能会被决定。我想请你，向这个世界的角落发出呼吁——为什么民主比它的替代品更好？斯奈德：这是个很容易理解的观点，也是你刚刚提到的。我先说这个，然后再讲另一个。第一个简单的观点是：我们在民主中抱怨的一切，其实都可以被改进。斯蒂芬刚才非常正确地提到过，在专Z制度下，情况往往会变得更糟。看看那些我们某些政治人物钦佩的独裁者，比如普京，或者匈牙利的欧尔班——这些国家相较于美国来说是穷国，而且它们永远都不会变得不穷。它们被困住了。哪怕匈牙利位于欧洲联盟的中心地带——这个世界历史上最大最富裕的贸易区——只要欧尔班继续掌权，匈牙利就会一直贫困。因为欧尔班的统治意味着一人独大，意味着少数依附权力的寡头拿走所有来自欧盟的资金，意味着经济失序。这还不包括缺乏自由媒体、大学被压制等问题——这些国家体制无法运转，问题也无法修复。俄罗斯也是个类似的例子。这个国家拥有大量的油气资源财富，但这些财富被一个人和他周围的一小撮人所控制。全国大多数人极度贫困，而俄罗斯几乎没有什么系统是高效运作的。而且——这种情况无法改变，真的无法改变。所以从斯蒂芬提出的观点出发，我们抱怨的许多民主问题比专Z更糟糕——这是真的。但更糟的是：你在专Z体制下无能为力。你什么都做不了。我非常担心的是，美国人往往不理解这一点的严重性。如果你投票反对民主，如果你投票支持那些破坏规范的人，如果你投票支持那些宣称自己想当独裁者的人，如果你投票给那些公开钦佩独裁者的人——那一刻或许看起来很“爽”，好像你在挑战权威、做了一件“解放自我”的事。但一旦你越过了那条线，你就无法回头了。这不是我们所熟悉的那种“可以修补”的错误。民主虽然慢、尴尬、笨拙，并不总是带来你想要的结果，但你总是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回头，重新开始。但如果你投票反对民主，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正是现在很多美国人正在考虑做的事——一旦你否定了民主，就真的回不了头了。第二个观点，这是个乐观的亮点：美国现在的状态不会一直持续下去。极化不会永远持续；愤怒和焦虑不会永远持续；五五开的选举格局不会永远持续；社交媒体主导一切的现状也不会持续。这种现状是不可持续的。作为一名研究政权变迁和历史转折点的历史学家，我认为，接下来要么事情会变得更糟，要么它们会变得更好——而且可能会变得好很多。 2020年代的美国，有潜力成为一个比现在更加富裕、慷慨、公平和成功的国家。远远更好。我们可能会迎来一种变化，就像从上个世纪40年代走向50年代，从50年代走向60年代那样的跃升。这个国家拥有足够的财富、技术、受过教育的人民——我们拥有一切，除了：一些糟糕的领导人，一些糟糕的想法，一些顽固失效的制度。但我们可以突破——走向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迈入一个更好的“第三世纪”。而我们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前提，就是维持住我们的民主。 *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10 00:00
马斯克的丑陋遗产已为川普铺平道路，更大的灾难正在美国酝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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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公司对以下方面的承诺： ● 透明度、言论自由和对技术影响的严谨讨论 ● 通过与美国及盟军合作捍卫民主 ● 人工智能部署中合乎道德的数据实践、隐私保护和问责制 ● 平等主义、法治以及摆脱专制统治的自由我们不再相信Palantir的高管还在坚持这些价值观。通过支持川普政府、马斯克的DOGE计划以及危险的行政权力扩张，他们已经放弃了自己的责任，并违反了Palantir的行为准则。签名： Juan Sebastián Pinto/Carl Myers/Ari Gesher/Silas Stafford/Courtney Wong-McGuire/Casey Ketterling/Erion Malaj/Margret Williams/Linda Xia/Jason Ma/Aditya Arolkar/Paul Mustière/Magnus Hagmar 四、行动呼吁科技工作者必须抵制同流合污。当马斯克的 DOGE 行动以揭露腐败为幌子瓦解美国政府机构时，反对力量却保持沉默。公司正在安抚川普政府，压制异议，并与他的仇外、性别歧视和寡头议程保持一致。政府数据库已经在删除有关变性人和性别确认护理的内容。我们帮助建立的软件基础设施可能会助长这些不公正现象。 DOGE 试图招募曾经是 Palantir 的员工，这揭示了我们的行业在塑造世界事件中的关键作用。我们必须利用内部网络、社交平台和算法工具来抵制虚假信息。我们必须组织起来，采取政治行动，要求问责。这是一个关键时刻——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议员必须拒绝与川普政府合作，除非结束非法举措（如DOGE）。今天就给您的议员打电话，要求他们坚守底线。我们希望这封信，就像最近DOGE联邦技术人员的大规模离职一样，有助于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鼓励其他公司的技术人员采取行动，因为这些公司正在帮助川普政府并使其合法化。趁我们还有能力，大声疾呼，努力反对我们目前正在走向的科技史上的危险之路——这正是真知晶球的寓言和传说的核心。毫无疑问，真知晶球从来都不是普通人使用的东西，也不是常识……只有国王和统治者，以及他们指定的看守人，才能接触到它们，而且它们从未被公开查阅或展示过。 ——J.R.R. 托尔金，《真知晶球》参考资料 https://www.nytimes.com/2025/05/30/technology/trump-palantir-data-americans.html https://www.documentcloud.org/documents/25930212-the-scouring-of-the-shire/ https://zh.wikipedia.org/zh-cn/%E7%9C%9F%E7%9F%A5%E6%99%B6%E7%90%83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08 00:00
哈佛大学又取得一次针对特朗普政府的法律胜利，法官裁定不得禁止就读哈佛的国际学生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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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因哈佛未按他意愿行事，侵犯了哈佛的言论自由权。哈佛大学在修改后的诉讼中表示：“特朗普的行为是政府有计划、不断升级的报复行动，明显是因哈佛行使第一修正案权利，拒绝政府控制哈佛的管理、课程以及教师和学生的‘意识形态’。” 特朗普的行政令称，哈佛“已不再是国际学生和交流访问项目的可信管理者”，指责学校未能解决不当行为问题，并称校园内“暴力犯罪率上升”。他还批评哈佛研究人员与中国学者合作的方式可能助力北京的军事现代化。这项公告对寻求从事研究的国际学生和交流访问者设立了为期六个月的暂停令。同时，命令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审查哈佛现有外国人签证是否应被吊销。根据公告，美国将在“任何符合国家利益”的情况下给予例外处理。哈佛大学表示，校方一直与国土安全部保持定期联系，并已提供法律要求的数据及国际学生的额外纪律信息。伯勒斯法官此前已临时禁止政府取消哈佛参与由国土安全部管理的学生和交流访问者项目。在周四的命令中，她将这一禁令延长至6月20日。哈佛大学律师在诉状中表示，校内7000多名持签证的学生和研究人员“已成为政府升级报复行动中的棋子”，“这项公告明显是试图绕过法院的命令。” 伯勒斯的新裁决增加了案件最终进入最高法院的可能性。2018年，最高法院曾以5票对4票裁定总统拥有很大的入境限制权力，支持了特朗普对多数穆斯林国家人员的旅行禁令。哈佛本科生学生会主席阿卜杜拉·沙希德·西亚尔在学年结束后回到巴基斯坦。他能否在新学年重返校园，现在“完全取决于美国移民机构”。 20岁的西亚尔说：“我认为特朗普政府确实成功让国际学生感到不受欢迎。我感到不受欢迎。” 特朗普曾表示，他希望将哈佛的国际学生比例限制在15%，撤销其免税资格，并取消剩余的联邦合同。在周三的另一项针对大学的行动中，特朗普政府宣布，正请求一个机构撤销哥伦比亚大学的认证。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07 00:00
福山：被毫不留情抛弃的马斯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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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创办的思想平台，致力于捍卫自由民主、言论自由与理性辩论。该平台以“说服”命名（ Persuasion 来自拉丁语 persuadere ，意为“通过理性或感情使人相信或行动”），开宗明义反对民粹主义与极端身份政治，鼓励观点多元、理性辩论，而不是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主张在多元意见中通过“说服”实现共识，以抵抗自由民主面临的双重威胁：右派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与左派的意识形态激进主义——因为 “说服”，正是民主社会的基础。 Persuasion 汇聚了福山、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安妮·阿普尔鲍姆(Anne Applebaum) 等思想家，影响力遍及自由主义知识圈，被视为当代反对极端文化、倡导开放社会的重要声音之一。本篇收录于美国总统攻击美国 | 马川之乱栏目 2025 年 5 月 31 日作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美国著名政治学者、斯坦福大学教授，以提出“历史终结论”而闻名，主张自由民主是人类政治发展的最终形态。福山被视为自由主义传统中的重要思想家，与亨廷顿、基辛格等并列为后冷战时代的重要国际关系理论人物。他的理论曾影响克林顿政府对外政策，也被全球化时代的自由派精英广泛引用，著有《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政治秩序的起源》等。原文链接： https://www.persuasion.community/p/the-tragedy-of-elon-musk 玩火自焚：埃隆·马斯克的悲剧他不仅浪费了改革政府的良机，他的荒唐行径更毁了电动汽车的声誉。本文为非营利调查新闻编辑室“Information Justice（信息正义）”编译作品。已开通快捷转载，欢迎转载、分享、转发。文：弗朗西斯·福山译：临风编：新约客 1 不出所料，唐纳德·川普利用马斯克做“脏活”，而当马斯克从资产变成负担后，他就被毫不留情地抛弃了。 2 埃隆·马斯克就是我们这个被寡头主导的社会问题的典型代表。他在涉足政治之前所获得的赞誉无可厚非：特斯拉开创了一类全新的工业产品，并从无到有地成为一家严肃认真的汽车公司；SpaceX 成为美国发射行业的支柱；而星链在乌克兰战场上也证明了自己的价值。正如诺亚·史密斯（Noah Smith）曾经指出的那样，马斯克真正的天赋并不在于工程或科技，而在于他的工业组织能力，可与亨利·福特等先驱相提并论。 3 但马斯克也恰如其分地说明了“寡头问题”的本质。美国确实培养出了一批令人印象深刻的科技创业家，他们建立了全球领先的公司。但其中一些人不知道如何坚守本分。他们误以为自己在一个领域获得了成功和财富，就能够在其他所有领域也一样得心应手，结果闯入自己完全不擅长的领域。 4 真想不出还有谁在政治上的直觉比马斯克更差。他的家族背景也并不光彩：他的祖父曾试图在加拿大建立一个新纳粹组织，被政府阻止后迁居南非。而那恰恰是在 20 世纪50 年代种族隔离制度建立的时期（从他们的视角看“正是好时机”）。马斯克本人对自由派建制派的不满有其真实原因：任何企业家都会与华盛顿繁复的监管体系发生冲突。他的一个孩子接受了性别转换手术，这似乎也促使他从 2021 年起不断发出对“觉醒病毒”（woke mind virus）的抱怨。【延伸阅读】南非白人马斯克 5 然而，这时，技术本身也介入了。《纽约时报》最近试图通过追踪马斯克所关注的大约一千个 X（原推特）账号，重建他所生活的网络世界。这个世界与我，或我猜测大多数读这篇文章的人所处的世界完全不同。那里充满阴谋论、末日预言，以及对所谓“Marxism疯子”的激烈攻击，这些“疯子”据说就活跃在政治光谱的另一端。 6 在这个平行世界中，美国政府是由那些“Marxism疯子”操控的“深层政府”，他们完全脱离了民主选举领导人的控制。借用硅谷的流行说法，马斯克在成为 DOGE 掌门人后，感到自己有能力拆解美国政府的大部分架构。他本人以及他雇佣的许多工程师（很多才二十多岁）对政府实际职能毫无理解；他们看到的只是一些他们不熟悉的预算项目，然后就将其简单地贴上“浪费、欺诈和滥用”的标签。川普允许马斯克拆解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因为选民普遍不喜欢对外援助，而他们自己也不了解 USAID 在人道主义援助和加强美国软实力方面的作用。【延伸阅读】美国顶级医生访谈：这是一场浩劫，这是一场空前危机从乡绅谈起：“马川之乱”关闭USAID，是美国衰败的开始 7 事实上，联邦政府确实存在效率低下的问题。但这一问题的根源，恰恰与马斯克和其他保守派的说法相反。我们的文官体制并非“脱离民主控制”，而是被过度控制了。美国人长期以来对政府的怀疑，导致了层层叠叠的规章制度，以限制官僚的行为。这些官僚被激励去“守规矩”，而不是为公众解决实际问题。如果真的想提高政府效率，就必须让公务员有自由裁量权和常识来解决问题。例如，他们需要摆脱每年向国会提交成千上万份报告的义务——这些报告 99%都没人看。 8 马斯克缺乏政治判断力，在他被逐出权力中心时接受的一些采访中展露无遗。他从一个几乎全民宠儿（包括环保左派都喜爱他的电动车），变成了全美最遭人痛恨的人之一。他无法理解，为何自己捐赠 2.5 亿美元给川普竞选、举纳粹敬礼、支持德国极右翼政党 AfD，会招致批评。他反而认为，反对他的人“肯定是民主党出钱雇的”。 9 美国政治的悲剧在于，马斯克可能因为他对政治的误判，亲手毁掉了他最杰出的创作——特斯拉。商学院教的第一课就是：不要让你卖给大众的产品沾染政治色彩。倾向自由派的选民曾是特斯拉最忠实的顾客；我在帕洛阿尔托（Palo Alto，加州）这个非常自由的社区里，几乎每隔一辆车就是特斯拉。而川普的“MAGA”基本盘不太可能掏高价去买一辆电动车——更别提川普本人多次嘲讽电动车这种产品。与此同时，中国车企推出了更先进、更具竞争力的车型，而传统汽车制造商也正在迎头赶上。马斯克最近暗示，未来的增长会依赖无人驾驶出租车和类人机器人来弥补特斯拉在美欧销量下滑的损失，但类似的承诺他已经说了很多年。 10 马斯克在政治上的失误带来了双重灾难：他和 DOGE 团队对美国政府造成了巨大破坏，而他对特斯拉的忽视则让这家公司能否继续生存都成了疑问。如果特斯拉失败，整个国家都会受到影响。美国迫切需要证明：自己仍然有能力在金属加工的工业领域实现创新——而这在近些年已属罕见。特斯拉原本是低碳未来的先锋，还能盈利。而现在，这个未来或许会被中国夺走，中国的电动车被广泛认为已经遥遥领先全球。 *为方便手机阅读，编者进行了较多的断行处理。
加美财经06-07 00:00
哈佛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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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表示不满及嘲讽的权力，各种形式的言论自由是最高形式的保障。 ——默里·古尔芬本篇收录于美国总统攻击美国 | 美国告急栏目被川普大清洗的监察长们，正在急切地向美国敲响警钟黑暗的“君主制美国”未来：政府已经准备“正面对决” 所有的美国人都不再安全一个保守派的大声疾呼：团结起来，美国人民，反抗川普美国告急美国时间不多了（因故无法发出，请前往以下网址阅读： https://caus.com/all-articles/xxzy/416936）美国顶级医生访谈：这是一场浩劫，这是一场空前危机这就是我们一直害怕的：DOGE正在建立一个监控国家前副总统戈尔：这个国家堕入地狱的第一步美国法治的终结哈佛官司将决定美国高等教育和美国的命运本文由非营利调查新闻编辑室“Information Justice（信息正义）”与“美国华人杂谈”共同策划，联合发表。欢迎转载、分享、转发撰文：#溪边愚人编辑：新约客，溪边愚人昨天（5月29日），联邦法官艾莉森·巴勒斯(Allison D. Burroughs)阻止了川普政府禁止哈佛大学招收外国学生的努力。法官巴勒斯说，她上周签发的临时限制令继续有效，直到她签发正式初步禁令。《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说，“这一裁决使哈佛大学在与美国政府的持续战争中赢得了一场最重要的胜利。” 川普总统一直在从多方面试图解体美国民主和法治。他第一任期间因为身边人的抵制，这类企图成效甚微，大多被扼杀在摇篮中。但他第二任上确保身边都是唯命是从的人，所以他要做的绝大多数事情，包括违法、违宪的举动，都没有人试图阻止。其中最引入注目，也最考验民主机制的，大概就是川普对媒体、大学和律师界的打压了。川普本月签署的一项行政命令，冻结了政府对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和公共广播公司(PBS)每年大约 5 亿多美元的资助。对此，NPR 和其他公共广播组织已经对川普提起法律诉讼，称该命令违反了宪法和第一修正案对言论自由的保护。诉讼还称：“根据宪法，总统无权采取此类行动。恰恰相反，钱袋子的权力属于国会。” 川普对律师行业的打压更早，在 3 月，通过一系列总统行政令，点名剥夺个别律师或某些律师事务所所有律师的安全许可，并限制这些律师、律所接触政府大楼和官员。川普这招很毒，是彻底砸饭碗的行为。所有人都明白，川普的行政令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要在法庭上打败川普不难，不确定的是，律所能不能存活到赢得官司的那一天。因此，大部分大律所跪了。好在还是有敢于抗争的大律所。（详情请阅读：在川普攻击律师业时）目前，所有已经发生的判决都是律所胜，法官宣布川普行政令违宪。最新的胜利来自于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方法院，本周二（5 月 27 日）法官理查德·莱昂(Richard J. Leon)裁定，川普对 WilmerHale 律所的行政令违宪，“必须全部推翻”，并补充说，川普似乎有意通过实施让人无处可逃或求助无门的严厉制裁，将公司逼到谈判桌前。 3 月初，川普政府突然撤销了对哥伦比亚大学的 4 亿美元联邦资助，政府同时分发了一份名单，其中包括另外九所大学，指责它们未能解决反犹太主义问题。这给整个高等教育界蒙上了一层阴影，都担心自己可能成为下一个受害者。首当其冲的哥大反复权衡后决定跪了，而这还只是换来有望恢复 4 亿美元联邦资助的可能！继哥大之后，川普又瞄准了哈佛，不仅条件更苛刻，而且因为哈佛选择不跪，川普就层层加码，可以看出川普要杀一儆百。川普政府不仅已冻结了哈佛约 32 亿美元的拨款和合同，威胁取消其免税资格，还试图阻止哈佛大学招收国际学生。政府最新的行为是，于本周二（5 月 27 日）致函包括 NIH （National Institure of Health，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在内的各联邦机构，指示它们终止总额约为 1 亿美元的与哈佛的合同——这等于切断政府与哈佛大学最后的一点联系。所有这些都是釜底抽薪，旨在不让哈佛生存。上述这些还只限于经济层面。川普政府对哈佛的胁迫还包括很多涉及如何办学等方面的内容，比如政府要干预如何招生，如何审查教学内容，甚至包括审查师生的政治意识形态等，还要学校向政府提供超出法律要求范围的学生数据。这些都是哈佛认为不可能妥协的东西。哈佛将这场斗争归结于维护其第一修正案的权利，并指责川普政府试图控制其人事、课程和招生。哈佛分别对川普政府提起了两项诉讼，一项是要求恢复 30 多亿美元的联邦拨款，另一项要求联邦法院恢复其招收国际学生的权利。上周，巴勒斯法官暂时恢复了哈佛大学招收国际学生的权利，今天的判决保证了临时限制令继续有效。哈佛官司的前景不容乐观美国的主流媒体大多为私人拥有，所以政府对媒体的报复范围比较有限。惩罚律所的行政令在法律上没有任何立脚点，所以就打赢官司来说不是太难。也许最困难的是大学。哈佛大学校长艾伦·加博(Alan Garber)就哈佛告政府案接受 NBC 新闻的独家专访时说：“他们想直接审查我们的教职员工。这会直接影响到在校园里可以表达什么样的观点。他们还想告诉我们需要解雇谁，干预我们的招生程序。这正是我们所反对的。我们在捍卫我认为是美国经济和生活方式最重要的支柱之一——我们的大学。” 加博校长还特别指出，尽管他认为学校在反犹太主义方面存在改进的空间，但研究经费和反犹太主义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就是说，政府以反犹太主义为理由取消学校经费，这里面没有逻辑联系。采访中的几个问答特别能让人感受到气氛的凝重：问：在提起诉讼之前，你做了个深呼吸吧？这是重要的一步。答：这是很大的一步。好多个深呼吸。这很艰难。问：哈佛能承受多大的痛苦？答：我们不知道我们到底能承受多少。但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在基本原则上妥协，比如捍卫我们的第一修正案权利。问：事到如今，这已经超出了哈佛的范围吗？答：这当然是比哈佛更大的事情，因为如果我们看看这里的风险是什么，岌岌可危的是美国高等教育的卓越性，尤其是许多大学的研究任务，这对美国经济、美国人民的健康和福祉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问：你们能赢得这场斗争吗？答：我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但事关重大，我们别无选择。可以说，哈佛的选择既是无奈，也是决绝。这让我想起几乎是整整 54 年前，《纽约时报》以同样的决绝发表了《五角大楼文件》的事情。《纽约时报》豁出一切揭露美国越战的丑陋秘密在美国，媒体透露政府机密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 1971 年《纽约时报》系统性大规模发表《五角大楼文件》这个重头绝密文件，是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这份文件总共 47 卷，其中 3000 多页历史分析资料，4000 多页政府原始资料，揭露了美国政府在越战初期就采取蒙蔽、欺骗公众的行径以获取人们对越战的支持，随着战争的继续，这些手段更是成了美国政府的家常便饭。为《纽约时报》提供这份文件的是曾在国防部工作，后来成了反战人物的丹尼尔·艾尔斯伯格(Daniel Ellsberg)。他走出这一步时已经做好了坐牢的准备。时报知道，如果发表，出版人很可能会坐牢。时报也警告所有参与这个报道的人，他们都有坐牢的可能。就是这样，所有人都选择参与。所有人的核心理念都是美国民众有知情权。时报同时还面临一个如何发的问题。是仅仅写报道呢，还是在报道的同时也登部分文件原件？单单讲故事，风险小很多，但新闻的力度也大减。最后编辑同仁达成共识：发此新闻后果可能相当严重，但不发的后果是无法承受的：这份文件早晚是会见天日的。等哪一天别家报纸登了，时报如何向自己的读者交代！要发，就必须报道加原件，为避风险降低新闻的质量是对读者不负责任。 1971 年 6 月 13 日，星期天，《纽约时报》开始刊登五角大楼文件，连载将持续十天。其实当时的白宫是乐见媒体批评前面两任总统的。尼克松的第一反应是，“这都是关于民主党人所做的可怕事情。我为什么要在意？”但是基辛格说服他必须动作，允许一个泄露，以后就什么都泄漏了。而尼克松也想利用这个机会惩罚媒体。结果就是，连载两日，白宫没动静。在第三日发稿前的最后一刻，司法部长来了电报，蛮横要求报社立即停止这个连载，并设法收回已经发出的报纸。时报原来的打算是，如果政府以法律手段阻止发表，时报必须服从，然后打官司。但现在是一份来自司法部长的电报，该不该服从呢？时报内部律师詹姆斯·C·古德尔(James C. Goodale)了解了所有信息后对出版人说：“你不能服从一份电报。如果你服从这个，你知道新闻业在这个国家的命运将是什么吗？你不能这样做。”出版人最后说：“好吧，发一份电报回去，告诉政府我们不打算这么做。” 白宫暴怒了，采取了最强硬的动作：不仅以《间谍罪》一状告到法院，而且通过法院传令，命令报社在诉讼期间不能继续连载。这是美国新闻史上第一次新闻在报社发文之前被强行阻止发行。接下来的就是一场惊心动魄、关系新闻自由的官司。内行人都知道，不同于以往只需要担心罚款的官司，这次时报是把所有家当都押上了，如果输了，就是出版商坐牢，报纸声誉尽毁。而声誉是报纸的生命线！时报的胜诉为整个新闻界撑起了一把保护伞后来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时报不仅赢了这场一直打到最高法院的官司，而且美国法律尊重先例，有了这个高院判决，后人轻易不敢再来挑战。纽约时报和许多别家媒体后来多次刊登过美国政府的“机密”资料、文件，白宫官员只是在幕后与报社合作，争取同情，希望能够删除某部分内容，却再也没有走法律程序这条路。我特别想为时报的内部律师古德尔点个赞。我曾听过古德尔的一本自传体录音书，印象最深的是，他说时报的律师从来不对记者或编辑说你不能发表。他说，时报的律师就是为记者和编辑服务的，为他们发表的权利辩护。古德尔事后说，在这个案子的整个过程中，他心里一直认为，他们不只是代表时报。他们是代表所有的记者，代表所有的媒体。他说：“而且我们必须在此案中形成一个良好的第一修正案标准。这将是一列政府无法阻止的火车。” 我曾作文介绍过整个《五角大楼文件》事件前前后后的各种惊心动魄（见长文“50年前的那一夜，《纽约时报》差点被毁灭”）。写到时报赢下最高法院判决时，我忍不住感慨：“这是一个《纽约时报》以惊人的决绝将自己置死地而后生的官司；这是一个自由派律师以天才般的大智大勇为新闻自由擎起一片永不塌陷的天的官司；这是一个把美国的新闻自由暴露到极端的官司；这是一个真正体现了美国是一个法制社会的官司。” 今天的哈佛，难道不是正处于当初时报的境地吗？哈佛校长加博说不知道能不能赢这场官司，“但事关重大，我们别无选择。”54 年前时报面临的选择不也是“发此新闻后果可能相当严重，但不发的后果是无法承受的”？我一直说，有资源的要照顾资源较贫乏的。不说撑起一片天，至少也给打一把伞。今天的哈佛，任重而道远。几点反思 1）团结起来才可能赢当年的官司，时报是当之无愧的主角，但其它媒体也做了力所能及的贡献。看过电影 The Post 的都会记得，《华盛顿邮报》在时报被迫停止这个系列报道后，成为第二家发表《五角大楼文件》的媒体。法院停止了华邮的出版后，其它媒体又接力开始发表相关文章。在高院的判决前，总共有 19 家报纸参与。（只有 19 家，不是其余媒体不敢加入，而是吹哨人艾尔斯伯格只来得及给这 19 家。）所有的新闻人都关注着这个案子，所有的新闻人也都在做自己能够做的。没有人因为时报吃了官司而退缩。相反，大家像跑接力一样，一家一家在努力完成这个赛跑。一个又一个媒体的泄密如决堤的洪水，不可阻挡。这次官司是时报的胜利，同时，所有媒体人也都是赢家。反观今天，在川普政府只是惩罚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候，几乎没有别的大学站出来为其助阵。等到哈佛也成为受害者时，才开始有一个联合阵营的出现，包括全国很多大学校长联名签署声明，谴责川普政府试图控制大学的作为等。这份声明从最初的 200 多校长签名到现在的 658 个签名，已经走过了一段长长的克服恐惧的路。人们已经越来越看清楚了，一旦妥协，川普政府的要求是没有底线的，也是没有任何逻辑和道理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团结起来共同抗争。团结的作用在律所、律师的抗争中特别有道理。律所最害怕的就是被政府制裁后，明星律师选择带着客户离开。这样律所就难以生存了。但是，如果律所和律师以及客户都团结起来，就不会发生律师带着客户离开的情况。事实上，这时候律师、律所和客户的利益还真的都是一致的，必须团结。试想，如果不团结的话，只能一个个律所跪下，那么等到那些客户需要敢于与政府博弈的律师、律所时，谁还能做他们的律师呢？ 2）拥抱正义、守住价值观永远是正道还是拿律所来说话。当初有些律所选择跪下是因为害怕失去明星律师和大客户。我当时就想，你不跪就一定会失去吗？为什么我倒是认为你跪了也会失去呢？果然！最近这些日子的相关新闻包括这两个：微软放弃了一家与政府达成和解的律师事务所，转而选择了一家与政府对抗的律师事务所（见上图）；与川普达成协议的律所 Paul Weiss 的四个明星律师宣布，他们将离开该律师事务所（见下图）。看见这些消息时，我脑海里出现的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德不孤必有邻。有一个消息很鼓舞人：哈佛选择不跪后，学校获得的捐款忽然激增。不少从来没给母校捐过款的校友，选择在这个时候慷慨解囊。 3）现在是放下一切为民主而战的时候正如哈佛校长加博所说，哈佛的官司是比哈佛更大的事情，关系到美国高等教育是否还能维持其卓越性，甚至直接关系到美国经济、美国人民的健康和福祉。所以，哈佛“别无选择”。就好像当初《纽约时报》是为整个媒体界争取生存一样，今天哈佛也是在为美国的整体高等教育而战，为美国人民的生活方式及价值观而战。打赢这场官司，也是让美国卓越的高等教育成为“一列政府无法阻止的火车”。就好像纽约时报远不够完美一样，哈佛也很不完美。我以前就经常批评哈佛。但是，现在这个时刻，我们需要所有的力量都团结起来支持哈佛。昨天看见一篇报道，说川普对哈佛的攻击，让校园内一些曾因巴以冲突和言论自由问题而产生分歧的人，找到了团结起来的理由。周二傍晚，一名支持巴勒斯坦的主要学生示威者带领聚集在 Harvard Yard 大门前的数百名群众高呼“哈佛万岁”；一位曾经批评过支持巴勒斯坦的校园活动的前犹太领袖则首先在这个活动中发表了讲话；随后，哈佛大学最著名的批评者之一、一位教授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呼吁人们捍卫哈佛大学。这就体现了顾大局的胸襟，也说明大家都看明白了哈佛和美国面临的危机。最后，我想用时报《五角大楼文件》案一审法官的部分判词来结束此文，因为我觉得这段判词既适合媒体的情况，也适合大学的情况，既适合当年，也适合现在。审理该案的法官是纽约南区地区法院刚被尼克松任命的默里·古尔芬(Murray Gurfein)，这是他走马上任后受理的第一个案子。古尔芬二战期间在军方担任情报工作，故他在案前是同情原告的。鉴于原告缺乏证据，古尔芬还一再启发原告，可以用文件原件来证明重要军事机密被泄露。遗憾的是，原告自始自终无法提供哪怕一个这样的例子。这彻底改变了古尔芬的立场。古尔芬只有一个晚上来写他的观点，但他写得如此之好：国家的安全并不仅仅取决于城墙堡垒。它还依赖于我们自由制度的价值。为了维护具更高价值的言论自由和民众的知情权，当权者必须承受一个暴躁易怒、固执、无处不在的新闻媒体。我们正处在乱世。要保持我们对政府事务表示不满及嘲讽的权力，各种形式的言论自由是最高形式的保障。这是我们整个历史上制度中最天才的一部分。国家的安全不仅仅在于城墙。安全还在于我们自由制度的价值。为了维护言论自由和人民了解…..的权利等更崇高的价值，当权者必须容忍顽固不化的新闻媒体和无处不在的新闻媒体。这是一个动荡的时代。没有比任何形式的言论自由更能消除对政府事务的不满和嘲讽的安全阀了。在历史上，这一直是我们制度的天才所在。参考资料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education/2025/05/29/harvard-international-students-hearing/ https://www.nbcnews.com/media/abc-news-pay-15-million-legal-settlement-trump-george-stephanopoulos-rcna184269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style/2025/01/06/melania-trump-amazon-documentary/ https://www.cnbc.com/2024/01/12/trump-ordered-to-pay-new-york-times-reporters-over-lawsuit.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25/05/27/business/media/npr-trump-lawsuit-executive-order-funding.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25/05/27/us/harvard-trump-federal-funds.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25/05/23/us/trump-harvard-international-student-records.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25/05/22/us/politics/trump-harvard-international-students.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25/05/23/business/karen-dunn-paul-weiss-partners.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25/05/01/business/microsoft-drops-trump-compliant-law-firm.html 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25/mar/21/columbia-university-funding-trump-demands https://www.nytimes.com/2025/05/27/us/politics/trump-student-visas-interviews.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25/05/23/us/harvard-sues-trump-international-students-garber.html https://www.nbcnews.com/news/us-news/harvards-president-says-school-will-not-compromise-trump-admin-rcna202564 https://www.nytimes.com/live/2025/05/27/us/trump-news#trump-law-firms-wilmerhale https://www.nytimes.com/2025/05/27/us/trump-attacks-unify-divided-harvard.html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01 00:00
哈佛之劫：当权力伸向象牙塔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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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科研资助威胁到学校的独立性，而且侵犯言论自由权。联邦机构试图以财政要挟来对学校的决策施加控制，但如何应对反犹行动应由哈佛自行决定。诉状还指出，当局在削减资助时违反了联邦法规。例如，政府援引《1964年民权法案》第六章（Title VI）作为对哈佛采取行动的法律依据，该法案禁止基于种族、肤色或民族出身的歧视。哈佛辩称，法案赋予学校与政府自愿合作、纠正合规问题的权利，而政府在冻结资金前未给予学校任何整改机会。哈佛另提诉称，政府禁止其招收国际学生的命令违反法律和正当程序。联邦法官已签发临时禁令，阻止特朗普政府的命令生效，理由是剥夺招收国际生资格将对哈佛造成“直接且不可挽回的伤害”。冻结资助的影响有多大？在致校内信中，Garber表示冻结联邦资助的影响将是“严重且长期的”，将直接影响包括儿童癌症、多发性硬化症、帕金森病和阿尔茨海默病在内的医学研究。诉讼文件称，资助冻结还将影响数千名从事科学、技术、医学和公共卫生研究的研究生与博士后。上一个学年，哈佛从美国多个联邦机构（包括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国防部与能源部）获得约7亿美元的科研经费。为应对今后资金缺口，哈佛将动用额外2.5亿美元自有资金用于下一学年的研究支出，作为对每年已支出的约5亿美元科研经费的补充。Garber还宣布，自7月1日起自愿减薪25%。哈佛能用捐赠基金填补缺口吗？哈佛的捐赠基金总额超过530亿美元，但这笔资金并非普通银行账户那样可以随取随用。学校每年只能提取其中一部分用于运营预算，且大部分资金有专款用途限制或绑定在非流动性资产上。若禁止国际学生，将产生什么影响？根据哈佛数据，目前该校约有6,800名国际学生，占全校学生的27%，而2006年这一比例为19.6%。一旦禁令实施，将损失巨额学费收入，进一步加剧学校财政压力。哈佛已请求法院发出长期禁令，阻止该措施生效。特朗普政府用什么方法限制哈佛招收国际学生？美国的高校若要招收国际学生，必须保有“学生与交流访问学者项目”（SEVP）认证，该项目隶属于国土安全部。该认证旨在确保申请赴美留学的学生以及接收他们的学校都具备合法资格。学校必须证明其具备合规的校园设施、财政能力和合格的教职员工，并承诺向政府报告学生的在校记录，以及学生地址或就业状况。这一认证每两年需更新一次，若没有这项认证，学校将无法为国际学生提供申请美国签证所需的必要文件。总统可以撤销大学免税资格吗？ 5月2日，特朗普在Truth Social发文称：“我们将取消哈佛的免税资格。这是他们活该！”此前几周，他已频繁威胁要改变该校的免税地位。对此，四位民主党参议员呼吁对特朗普的言行展开调查，以确认其是否违反一项禁止总统指示国税局对个人或组织发起调查和审计的联邦刑法。他们在致财政部代理税务监察长Heather Hill的信中写道，特朗普“公然多次触犯这项法律”，因哈佛“未屈从于其意志”，就威胁剥夺该校免税地位。参议员们指出，根据《美国税法典》，任何组织在失去免税资格前，国税局必须对其行为进行“审慎且客观的审查”，并给予该组织申诉的机会。特朗普的公开威胁明显未遵循这一法定程序。
金融界05-29 08:07
得州新法震慑科技巨头：苹果、谷歌应用商店年龄验证引发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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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法可能引发宪法争议，尤其是在隐私权和言论自由方面。投资者应关注科技巨头如何应对监管压力，以及潜在的法律诉讼对股价的影响。得州5月31日参议院对社交媒体禁令的表决将是关键观察点。编辑总结得州新法标志着美国对儿童在线安全的监管进入新阶段，SB 2420要求苹果和谷歌实施年龄验证，反映了公众对青少年网络保护的强烈需求。然而，苹果和谷歌的反对凸显了隐私与安全的两难选择。Meta等社交媒体公司支持法案，试图将责任推向应用商店，但全面数据收集可能引发网络安全和宪法争议。未来，科技巨头需调整技术架构以符合监管要求，同时应对用户体验和隐私保护的挑战。市场需密切关注其他州的立法动向及联邦法案进展，以评估对科技行业的影响。 2025年相关大事件 5月27日：得州州长格雷格·阿博特签署SB 2420，要求苹果和谷歌应用商店验证用户年龄，2026年1月1日生效，引发科技巨头与监管机构的激烈争论。来源：路透社 5月20日：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致电阿博特，请求修改或否决SB 2420，称其威胁用户隐私，凸显科技行业对监管的担忧。来源：华尔街日报 5月15日：得州参众两院以绝对多数通过SB 2420，法案送交州长签署，标志着得州在儿童在线安全立法上的重大进展。来源：CNBC 3月27日：犹他州率先签署应用商店年龄验证法，成为美国首个实施此类法律的州，为得州等州提供立法模板。来源：CNBC 1月15日：美国最高法院审理得州2023年成人网站年龄验证法的宪法争议，凸显年龄验证政策的法律风险。来源：路透社国际投行及专家点评 “得州新法将迫使苹果和谷歌重新设计应用商店的运营模式，短期内可能增加合规成本。”——Erik Woodring，摩根士丹利分析师，5月27日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表示，科技巨头需平衡监管要求与用户体验。 “年龄验证法可能引发用户数据泄露风险，苹果的隐私立场可能使其在竞争中占据道德高地。”——Ryan Hammond，高盛科技研究主管，5月25日对Investopedia表示，隐私保护将成为科技公司竞争的关键。 “Meta支持得州法案反映了其战略转移，试图将监管压力推向应用商店。”——Daniel Ives，Wedbush Securities分析师，5月26日对CNBC表示，社交媒体公司可能从中获益。 “得州法律可能成为全国模板，但宪法争议将限制其长期实施。”——Josh Withrow，R Street研究所研究员，5月16日对R Street官网表示，隐私和言论自由问题需谨慎处理。 “儿童安全与隐私保护的平衡是科技行业面临的长期挑战，得州法案只是开始。”——Jonathan Haidt，纽约大学教授，5月27日对纽约时报表示，立法需更精准以避免副作用。来源：今日美股网
今日美股网05-29 00:11
金融时报：美国的MAGA们不是什么孤立主义者，热衷干预才是他们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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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对英国的斯塔默施压，要求他捍卫英国的言论自由，还曾表示美国将捍卫“国内和尤其是国外的宗教自由（“both within our borders and especially outside our borders”）”。（黑体字部分如果让你读起来还不觉得不安，那就太迟钝了。） “美国优先”，但同时也是“全球受压迫的基督徒优先”。两个拥核国家之间的交火：不是美国的事。英国北安普顿一位社交平台用户的命运，却是美国的事。万斯并非特例。一个自诩捍卫主权、定义上反对“全球主义者”的运动，MAGA（让美国再次伟大）却明显痴迷于外国事务。上周特朗普在白宫突然质问南非总统拉马福萨（用了虚假信息），这才是真正的故事。确实，特朗普及其幕僚在所谓的种族灭绝问题上信息有误，但这不算新闻。确实，他们对一位访客的态度非常无礼。但西方国家常常道貌岸然又虚伪的对待“全球南方”，这本身就是另一种殖民式的轻蔑。真正令人惊讶的是，特朗普居然还在意这些事。如果说他曾经闭塞，那现在绝非如此。不过他以前也并非真的闭塞。在他第一任期内，尽管向叙利亚发射导弹、在第三国刺杀伊朗高级将领，但全球最严谨的媒体还是称他为孤立主义者。几个月前，连被认为是英国还活着的最优秀首相约翰·梅杰都用了“孤立主义”来形容他。为什么严肃的观察者会相信这种陈词滥调？部分原因在于，人们习惯通过历史类比来理解现实。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确实是孤立主义（特朗普的北欧血统中也许有点林德伯格影子，尽管他对个人风险的态度不同），但如今的美国却没有一个对应的参照物。注 ,林德伯格是美国著名飞行员，也是20世纪中期美国孤立主义的象征人物之一。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一个孤立的美国对盟友来说，比一个敌意明显的美国更容易理解。孤立是一种合理的选择，尤其是对于这个历史上唯一一个有地理优势能实现孤立的超级大国。其他自由国家虽然代价高昂，但仍能设法绕开孤立的美国。如果美国成了隐居共和国，至少行事可以预测。而如今的特朗普治下的美国，才是最糟糕的局面：不再用武力保护盟友，反而破坏和削弱那些在意识形态上不合其意的盟国。换句话说，把美国称为孤立主义，反倒是低估了问题的严重性。 MAGA尤其痴迷于欧洲。早在特朗普之前，美国保守派中就有一小撮人对这个无神论、出生率低、穆斯林移民涌入的“老大陆”抱有病态兴趣。但那时他们只是边缘群体，也并无实际行动打算。如今这两点都变了。而且，今天右翼对欧洲的关注，还伴随着一种略带做作的崇敬，把欧洲视为西方文明的终极源头：那些极右翼社交媒体账号里总是充斥着多立克柱式和斯多葛主义的格言。结果是知识上的混杂拼盘——基督教民族主义者推崇古雅典的异教神庙——但别怀疑他们的真诚。这些人是真的想“拯救”欧洲。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传教士”成分，并未随着新保守主义的退潮而消失。注：“多立克柱式”和“斯多葛主义”是讽刺美国极右翼文化中常见的视觉和思想象征。多立克柱式（Doric columns）指的是古希腊建筑中最简洁、最古老的一种柱式，在极右翼社交媒体中，被滥用来营造一种“我们要捍卫西方传统价值”的视觉印象，仿佛他们是古希腊文明的传人。斯多葛主义（Stoic epigrams）是古希腊哲学流派，强调理性、自律、顺应命运。这类思想在右翼圈层常以“名言警句”的形式出现在社交媒体上，作为一种“硬汉哲学”或“高贵苦难”的表达。为何如此热衷干预？因为这是美国还能发挥影响力且代价不大的少数领域之一。美国占全球产出的比例早已不及高峰。曾经遥遥领先到无需比较第二名的美军，如今也面对来自中国的生死挑战。在多数“硬实力”方面，美国已不像从前那样具备主导力。但白宫依然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话语平台。大多数思想和价值观交锋的平台如今都属美国所有。这些交流使用的语言，也天然有利于英语国家。如果美国政府试图用宣传操控别国国内政治，确实有可能成功。即便失败，也不乏乐趣可寻。特朗普本人是否真的关心这些议题？我表示怀疑。他更喜欢做“交易”和出席事件的实在感。但万斯、马斯克和总统身边的其他人成长于一个政治日渐演变为评论产业的时代。即使美国不会真正为南非白人农场主采取行动，关键在于站队并发出信号。争论本身就是目的。说到底，现在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美国孤立主义者”了，不是帕特·布坎南（注，保守派政治人物、评论员，曾是尼克松和里根的顾问。主张美国不要卷入海外冲突，反对自由贸易，提倡“美国优先”。对全球主义、多边联盟持强烈批判态度，反对美国在全球扮演“世界警察”）或戈尔·维达尔（注，自由派作家、评论家，以讽刺美国政治和帝国主义著称。他也是孤立主义者，但反战、反干预主义，主张美国撤出海外军事基地，回归宪法原则。曾批评美国的对外政策是“伪装成民主的帝国扩张”）那种。当一个国家在全球都有资产和利益长达几十年，这个国家几乎注定要持续干预。只是如今的掌权者是否具备匹配这份痴迷的知识储备，让人不得不打个问号。万斯曾说，“伦敦现在让我感觉不再是地道的英国了”。 “现在”？他比我还年轻。在我有记忆的年代，那里从未真正是纯粹的英国味。他还对一个没有“第一修正案”的国家为何不符合美国标准的言论自由感到困惑。 “我们怀念那些孤立主义者”，这话在欧洲简直不可想象，但或许我们迟早也会这样低声自语。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5-29 00:00
美国当局禁止哈佛招收留学生国土安全部长称其他大学或也会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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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威胁。 “这种做法延续了特朗普政府对言论自由和大学自主权的持续打压，”前奥巴马政府教育部副副部长、现任Century Foundation高级研究员的Robert Shireman表示。 “国际学者为美国带来了巨大益处，”Shireman说，“这是一次恶意行为，意在压制思想交流，试图以中央集权方式控制科学与历史研究。”
金融界05-23 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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