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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党正在进行自1980年代以来最深刻的自我审视

，于1980年以压倒性差距败给罗纳德·里根，革新呼声由此初现。吉米·卡特总统向罗纳德·里根承认1980年总统选举败选。正如《华盛顿邮报》记者丹·巴尔兹(Dan Balz)与我在1996年著作《攻城破阵》(Storming the Gates)中所写，卡特败选后，民主党人围绕如何重振旗鼓形成了两大理论派系。一派认为卡特因推行中间派经济政策偏离了党内自由派的新政传统，重振之路在于重提经济再分配与“公平”理念以动员更多非选民群体。另一派系后来被称为新自由主义者或“雅达利民主党人”(Atari Democrats)，以加里·哈特(Gary Hart)等年轻官员为核心，他们主张必须精简政府机构，与自由派利益集团保持距离，同时倡导经济增长和自由贸易。当“新政”（New Deal，小罗斯福总统的口号）战略的代表人物沃尔特·蒙代尔(Walter Mondale)在1984年总统大选失利，以及技术官僚色彩浓厚的新自由派迈克尔·杜卡基斯(Michael Dukakis)在1988年败选后，这两种策略相继宣告失败。这些挫败为更激进的替代方案打开了大门——以DLC为核心的路线。该组织由民主党国会助理阿尔·弗罗姆(Al From)于1985年创立，最初主要由中西部和南部的温和派当选的民主党人组成。 DLC与新自由主义者同样支持政府改革、财政纪律和自由贸易。但哈特一代在国家安全和社会议题上普遍保持自由派立场，DLC却坚持认为该党在这两方面都需向右转。 1988年总统大选中，副总统乔治·H·W·布什大胜杜卡基斯后，更多民主党人开始接受DLC的振奋性主张。对民主党人而言，败给被誉为“伟大沟通者”的历史性政治天才里根是一回事，败给舌头打结的布什则是另一回事。阿肯色州州长比尔·克林顿作为新一代政治奇才，利用担任民主党领导委员会主席的契机提升全国知名度，随后凭借中间派“新民主党”纲领——该纲领在福利、犯罪、贸易及联邦预算平衡等议题上摒弃自由派教条——在1992年大选中赢得提名并最终获胜。川普时代的冲击波许多民主党改革派将2024年大选视为现代版的1988年。该党曾轻易将川普2016年的胜选视为偶然——毕竟他输掉了普选票，而希拉里·克林顿存在诸多独特弱点。2020年尽管川普在非白人蓝领选民中取得令人不安的增长，最终仍败给乔·拜登。但2024年川普的胜选——即便选民已历经其首个任期动荡——对当今民主党人造成的冲击，堪比一代人败给老布什时的震撼。正如当年那样，2024年的败选正拓宽民主党人当前愿意考虑的可能性。唐纳德·川普2025年11月6日凌晨进行胜选演讲。 “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CAP)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尼拉·坦登(Neera Tanden)表示：“我们已与唐纳德·川普共处十年，必须正视川普作为政治力量的存在，我们需要替代方案。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是宏大理念，真正的核心问题在于：你们能提出什么足以与之抗衡的宏伟愿景？” 曾担任克林顿1992年竞选民调顾问的民主党策略师斯坦利·B·格林伯格(Stanley B. Greenberg)认同，2024年大选应像1988年那样给民主党人敲响警钟。但他指出，如今制定应对策略更为艰难。格林伯格指出，克林顿的制胜策略是在历经数十年磨砺后才浮现的——自1960年代社会动荡初次瓦解民主党选举联盟后，该党接连尝试了乔治·麦戈文、卡特、蒙代尔和杜卡基斯等一系列成效不彰的竞选模式。“这场战役贯穿了整整数届选举周期，”他如此评价。他认为，如今民主党面临的困境“与1980年代末同样严峻”，但相较于孕育克林顿的漫长过程，该党必须“在极其紧迫的时间表内”整合新策略。新民主党团体潮涌政策创新者们正争相迎接这一挑战。自我审视已成为民主党内部蓬勃发展的领域。仅部分项目清单就包括：曾任已故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哈里·里德(Harry Reid)助手的詹特尔森创立了“探照灯研究所”，旨在鼓励非传统的政策思维，并且如同当年DLC的弗洛姆一样，明确对抗自由派利益集团的影响。米奇·兰德鲁(Mitch Landrieu)，前新奥尔良市长、拜登白宫顾问，正在领导“工人阶级计划”(The Working Class Project)，研究跨种族的蓝领选民——他们在川普时期以加速的步伐转向共和党。大约三十多位中间派民主党民选官员——包括参议员埃莉萨·斯洛特金(Elissa Slotkin)、鲁本·加列戈(Ruben Gallego)和迈克尔·班纳特(Michael Bennet)——组建了一个名为“多数派民主党人”(Majority Democrats)的组织，承诺“重塑并壮大民主党，使其能够在任何地方竞争”。同样的思路下，最初在20世纪80年代由DLC发起的中间派智库——“进步政策研究所”(Progressive Policy Institute)，也在丹佛和拉斯维加斯召集了民主党当选官员，探讨党的“新方向”，并计划举办更多会议。 “美国进步中心”(CAP)启动了“前进之路”(Path Forward)项目，已经发布关于竞选资金和移民的政策文件，并计划就主要的文化与经济议题发布更多成果。同样地，与进步变革竞选委员会(Progressive Change Campaign Committee)相关的智库——该委员会支持与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和伊丽莎白·沃伦联系紧密的经济民粹主义——将在今年秋季推出“大创意项目”(big ideas project)，以形成一个左倾的政策议程。开放慈善基金会(Open Philanthropy)，一个源自硅谷的赠款组织，今年春天宣布将设立一项基金，至少投入1.2亿美元，推动一本畅销书《丰裕》(Abundance)所倡导的那类推动增长的议程。该书由自由派记者埃兹拉·克莱因(Ezra Klein)和德里克·汤普森(Derek Thompson)合著，引发党内广泛讨论。季刊《民主》(Democracy)的编辑安德烈·切尔尼(Andrei Cherny)，正在筹划“2029计划”(Project 2029)，这本书计划于2027年出版，其模式借鉴了保守派为第二个川普政府起草的“2025计划”。前拜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贾里德·伯恩斯坦(Jared Bernstein)则正在组织一个经济学家网络，制定他所谓的“后川普议程”(PTA: post-Trump agenda)。自创立以来一直担任“进步政策研究所”所长的威尔·马歇尔(Will Marshall)表示，如今竞争的势头太多，没有任何一个可能像DLC鼎盛时期那样集中施加影响。（DLC在2011年正式关闭，但在克林顿卸任十年后，就已不再是党内的主导力量。）马歇尔说：“如果你想表明自己是一个改革派的民主党人，一个现代化的民主党人，你就会加入DLC——它是当时唯一一个专门致力于改变党治国议程的组织。现在却有一堆所谓的中间派团体在各自独立运作，一切都非常零散。” 马歇尔与我接触的其他人士一样，认为当下的另一个重大障碍是——这些项目主要由顾问和策略师主导。他指出，DLC当年主要是由代表政治摇摆选区的民选官员来定义的。这种差异，他认为，将使这些理念更难进入党内主流。马歇尔说：“我们当时有一大批有公信力的民主党人物——州长、参议员、众议员、州领导人——他们认同‘新民主党人’的使命，因为他们能感受到脚下的大地在震动。”他说，如今要赢得大量民选民主党人的认同更难，“因为党已经萎缩，而竞争性选区的数量也萎缩，剩下的民主党人基本都处在安全地带。” 重振工人阶级然而，民主党内部对于制定新策略的紧迫感依然强烈。发起这些努力的各个团体在一些推动变革的基本原则上达成了一致。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是经济议题与社会议题之间的平衡。虽然这些团体中大多数希望民主党在犯罪、移民和跨性别权利等问题上向右调整立场，而也有一些团体不赞同这种方向，但双方都同意，民主党的公共论述应更多聚焦于工薪家庭的经济困境。兰德鲁说：“工人阶级选民认为，民主党在社会议题上花的时间太多，而在‘钱袋子问题’上花的时间太少。”“（在我们的焦点小组讨论中，）他们并没有说，‘我讨厌跨性别者，’或‘我讨厌移民，他们是罪犯。’他们只是说，‘我需要你们先关注我的问题，因为我现在喘不过气来了。’” 这些努力中达成的第二个重要共识是：民主党必须比近年来承担更大的风险，并提出更根本性的改革。曾担任拜登政府首席国内政策顾问的坦登表示，对于全球中左翼政党来说，“川普时代的陷阱在于……去捍卫现状，”而与此同时，“民粹右翼则提出颠覆制度”——许多选民认为现有制度已让他们失望。她补充说：“我们最成功的政治人物，始终把‘希望’作为核心主题——比尔·克林顿是来自希望镇(Hope)的人，巴拉克·奥巴马则代表‘希望与变革’。我们要走出困境，唯一的途径就是——希望与计划。” 民主党最成功的两位政治人物，比尔·克林顿和巴拉克·奥巴马都始终把‘希望’作为核心主题。詹特尔森对“美国进步中心”持批评态度，认为该机构是在为一种站不住脚的自由主义辩护。但在描述“探照灯研究所”的使命时，他的说法却与坦登不谋而合。他说：“我们的口号是‘异端精神’(heterodoxy)。我们想打破这种僵化的文化，让人们能够自由地向不同方向探索——无论是向左还是向右。” 伯恩斯坦在谈到他所领导的“PTA（后川普议程）”时，也表达了类似的精神。他说：“形势极其严峻，我们需要像闯进瓷器店的公牛一样更具冲劲。那种坐在功劳簿上、说‘抱歉，我们不能帮工人，因为那违反了经济学导论第16条原则’的做派——那些日子已经结束了。” 切尔尼，正在领导“2029计划”，则表示：川普所带来的颠覆迫使民主党必须提出更大胆的构想。他说：“我们过去一个世纪所熟知的政府基础设施，正在我们眼前被逐步摧毁。因此，如果民主党在2029年重新执政，其议程不能只是‘重新雇用教育部的员工并恢复过去的做法’。我们被迫彻底重新思考如何在这个世纪中运作。” 2028年初选的对决今年6月末，左翼民主党佐兰·曼达尼赢得纽约市长民主党提名。有魅力的候选人可以来自意识形态光谱上的任何一端。尽管在上述问题上已经达成了一些共识，这些相互竞争的项目仍然为民主党呈现出一条在更自由派与更中间派路径之间抉择的十字路口。例如，一些自由派领导人认为，即便民主党重点强调经济议题，也必须找到有原则的方式来捍卫跨性别群体的包容性，因为无论民主党在多大程度上回避该话题，共和党都会借此来定义民主党。民主党还将面临另一项选择：其经济议程应当是以“向富人开刀”的民粹主义和新政府项目为核心，还是采取更有利于商业的措施以刺激私营部门增长。 “缺乏共识的关键在于——我们的叙事中是否需要‘亿万富豪与企业反派’的信息？还是要唱着“库姆巴亚”式和解(Kumbaya)[注]，假装我们是在为所有人奋斗——尽管社会中确实有‘好人’和‘坏人’之分？”——亚当·格林(Adam Green)，“进步变革竞选委员会”(Progressive Change Campaign Committee)联合创始人如是说。 [注]“Kumbaya”源自非裔美国人的圣歌“Kum Ba Yah”，意为“到这儿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首歌被美国当时的自由主义活动家传唱一时，表达在苦难时期对同情和友谊的鼓励与渴望。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在政治上，现在这个词变成了一种嘲讽，用来暗示不切实际或肤浅的团结，成为软弱、无能或天真理想主义的象征。最终，这场拉锯战将由民主党选民来决定，特别是在2028年总统初选中。“这场争论在那之前不会得到解决，因为它归根结底取决于哪些候选人能够体现这些理念、采纳它们并赢得胜利。”——费尔南德斯·安科纳(Fernandez Ancona)说。格林伯格指出，如果当年没有比尔·克林顿为DLC的改革理念打上个人烙印，这场运动可能永远无法在党内引起共鸣。展望未来，格林伯格说：“问题更多在于哪位领导者能跃至队伍前列，而不是哪一个组织能推动变革。” 上周，“第三条道路”(Third Way)——一个中间派民主党组织——公布了针对可能参与2028年初选选民的早期民调。结果显示，大多数选民关注的不是意识形态的纯粹性，而是谁最有可能赢得大选。负责该调查的民主党民调专家安吉拉·库夫勒(Angela Kuefler)表示：“对这些初选选民而言，最具吸引力的候选人不一定是立场最左的人。”她补充说，这些潜在选民的主要动机是：“局势太严峻了，我们必须赢下下一场选举。” 这种倾向可能有利于那些在民主党重新定位中取向中间的候选人。但正如佐兰·曼达尼(Zohran Mamdani)今年赢得纽约市长民主党提名所展示的那样，有魅力的候选人可以来自意识形态光谱上的任何一端。目前民主党内部左翼与中间派之间展开的思想交锋，最好被理解为——只是“前哨战”，真正的“主战场”将出现在两年多后总统初选中的候选人对决。《第二次内战》封面【延伸阅读】加州选民将决定美国命运，“2028年可能就无法举行大选了”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10-17 06:00

美军推进核能战略！“雅努斯计划”引爆小型核能赛道核能股强势分化

考量。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议员帕特·哈里根（Pat Harrigan）指出，军方反应堆的监管标准不同于民用核电厂，可能为军方与私营部门合作创造新商业模式。他提到：“我们甚至可以在军事基地旁建立数据中心，由基地核反应堆直接供电，从而带动区域经济增长。” 瓦克斯曼也提出，未来不排除将部分电力回输至民用电网（Sell-back to Grid），但目前法律上存在灰色地带。由于军方反应堆既属国防设施，又涉及商业发电，其监管权界限尚不明确。相关问题已提交国会讨论，并获得跨党派支持以推进立法修正。成本与风险：为“韧性”付出的溢价关于成本问题，瓦克斯曼表示核能发电或许仍高于传统能源，但韧性价值值得额外投入。 “关键问题在于，我们愿意为能源安全支付多少溢价，”他说，“如果成本差距有限，这样的投资完全合理。” 他同时强调，所有反应堆项目将严格遵守透明和合规程序，不会重蹈上世纪“格陵兰秘密核反应堆事件”的覆辙。“那是上世纪60年代的事了——在2025年，我们不会再‘偷偷建堆’。” 行业意义：SMR商用化加速核能或迎新周期业内人士认为，“雅努斯计划”不仅是美军能源战略的重要转折点，也为美国核能产业提供了实地验证与商业落地的关键机会。 NuScale、Oklo、Nano Nuclear等初创公司将在军方需求与政策红利的推动下，获得规模化生产、供应链整合与融资的新契机。随着全球能源转型与地缘政治风险升温，小型核反应堆（SMR）被视为兼具安全性、灵活性与清洁属性的能源新形态。美国的军民融合路径或将为其他国家提供参考样本，标志着“新核能时代”的加速到来。

财经风云10-16 07:04

特斯拉上海工厂增产推动TSLA股价反弹，中国9月销量达71525辆

伍在推动股价，我们多次提到，基本面在这里根本无关紧要。这也是为什么该股的市盈率高得离谱。” 此外，技术面因素如“七大科技巨头”（Mag 7）表现和期权交易活动，也对股价波动起到重要作用。即将发布财报及市场预期特斯拉将于10月22日收盘后发布财报，为投资者提供买入或卖出决策参考。市场关注点包括第四季度交付量、Model YL销量以及整体毛利率表现，届时将对股价走势产生重要影响。编辑总结特斯拉股价反弹反映出市场对中国市场销量增长和上海工厂增产的积极预期。Model YL的推出推动大型SUV细分市场份额提升，而散户投资者活跃度及技术面因素进一步放大股价波动。尽管美国联邦电动汽车税收抵免即将取消，特斯拉能否维持增长仍需关注即将发布的财报数据。整体来看，公司在全球电动汽车市场的竞争力依然强劲。常见问题解答问：特斯拉股价反弹的主要原因是什么？答：主要原因包括上海超级工厂启动第四季度增产、Model YL推出刺激中国市场销量、第三季度交付量表现强劲，以及人工智能行业热度对市场情绪的带动。此外，散户投资者活跃度高和期权交易等技术面因素也对股价产生放大作用。问：上海工厂增产对全球交付有何意义？答：上海工厂是特斯拉全球产量最大的组装工厂，其增产不仅满足中国市场需求，还供应全球其他地区。这意味着特斯拉可在第四季度提高全球交付量，缓解部分市场对电动汽车竞争加剧的担忧，增强投资者信心。问：Model YL对销量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如何？答：Model YL为三排六座加长版SUV，适应中国大型电动SUV细分市场。9月批发量达59,000辆，同比增长17%，推动整体中国市场份额从8.33%上升至8.66%，说明新车型对销量提升和市场份额扩张发挥了重要作用。问：特斯拉股价为何被称为“初代网红概念股”？答：分析师丹・利维指出，特斯拉股价受庞大散户投资者推动，基本面影响有限，因此被称为“初代网红概念股”。股价波动还受期权交易和科技股相对表现等技术面因素影响，使其市盈率较高且波动性大。问：投资者在财报发布前应关注哪些重点？答：投资者应关注第四季度交付量、中国市场销量及Model YL表现、整体毛利率和成本控制情况，以及公司在美国税收抵免政策变化下的销量影响。财报数据将为市场提供判断特斯拉股价持续性及增长潜力的重要依据。来源：今日美股网

今日美股网10-15 00:11

观点：阿根廷又端起了要饭的碗，这次带队的是米莱

，是知名的恶性通货膨胀专家之一，他曾任里根的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加美财经编译，不代表支持文中观点或确认其中事实。 Vox España, CC0, via Wikimedia Commons 世界上最大的“赖账者”又端起了要饭碗。这一次，阿根廷开口要200亿美元。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已经表示愿意掏出这笔钱，设立一条规模高达20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额度，用来救助阿根廷及陷入困境的总统米莱。这笔钱从哪里来？贝森特将动用美国财政部一个鲜少启用的账户——外汇稳定基金。而他这么做，不需要国会批准。原因在于，特朗普押注在米莱身上。特朗普视米莱为美国在拉丁美洲的代表——要带领地区对抗“粉红浪潮”的左翼政府，同时牵制中国在该地区的商业和地缘政治扩张。但也许，特朗普押错了宝。阿根廷从来不是一个可靠的赌注。自独立以来，这个国家经济危机不断。仅在过去两代人的时间里，就经历了一次恶性通货膨胀（1989–1990）、六次银行危机（1980、1982、1995、2001、2008、2019）、五次国际收支危机（1958、1962、1981–82、1989、2018–19）、四次外债违约（1982、1989、2001、2020）、三次本地公共债务违约（1989、2007–09、2019）、无数次货币贬值，以及长期的高通胀。通胀确实成了米莱脖子上的绞索。米莱在2023年12月上任时，货币供应量（M3）以年增130%的速度增长，而年通胀率高达211%。如今，货币供应量仍以67%的年增速度上升——远高于我所称的“汉克黄金增长率”9.8%，这个增速才与阿根廷实现5%通胀目标相符。因此，通胀依然失控，目前年率高达33.6%。自1956年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来，阿根廷多次向IMF求救。现在，阿根廷正处于第23个IMF援助项目中。结果是一系列“有毒药方”，不仅没能治好病人，反而让阿根廷欠IMF高达418亿美元，是IMF第二大债务国乌克兰的四倍多。显然，IMF并非救火队，而更像是煽风点火的“金主爸爸”。为什么米莱陷入困境阿根廷的问题暂且不谈，那米莱本人呢？他正在泥潭中挣扎，并面临10月26日的中期选举。他之所以陷入困境，是因为他没有兑现两年前最重要的竞选承诺——废除阿根廷央行（BCRA）和不可靠的比索，用美元取而代之。如今，他正为自己的固执与短视付出代价。 200亿美元可能救不了米莱。据我估算，只要中央银行和比索依旧存在，大约75%的资金从前门进，就会从后门流出，变成资本外逃。称贝森特的货币协议为“互换”其实是误导性的——这就像用特朗普的海湖庄园去换阿根廷潘帕斯草原中央的一间破屋，或用一根金条换一根铅条。事实上，这不过是向全球最臭名昭著的“惯性赖债国”发放贷款。结束阿根廷货币噩梦、挽救米莱唯一的办法，是废除比索，全面美元化。然而，米莱的政治前途——以及他的改革计划——依然摇摆不定。比索仍是他的“致命弱点”。 2001年，一比索能兑换一美元；如今，需要1421比索才能换到一美元。正因为这种严重的信誉缺失，利率居高不下。9月份平均房贷利率达57.3%，比索的实际（经通胀调整）利率约为20%，而美国仅约3%。美国财政部的货币互换无法、也不会恢复比索的信誉，甚至可能适得其反。如果投机者认为美国财政部只是想帮助米莱在选举前支撑比索汇率，选后将出现大幅贬值，他们就会像往常那样抢先行动，从中央银行中抽走美元储备。这在阿根廷是屡见不鲜的剧本。 1999年，我在前南斯拉夫国家黑山担任政府国务顾问。当时黑山使用高度通胀的南斯拉夫第纳尔。我设计并实施了一项货币改革，使德国马克成为法定货币。几天之内，第纳尔迅速退出流通，黑山实现了“美元化”，以马克取代第纳尔。我还曾为厄瓜多尔财政部长卡洛斯·胡里奥·埃马努埃尔提供建议，协助厄瓜多尔在2001年以美元取代不稳定的苏克雷货币。这两次我都听到过类似反对声音。如今，阿根廷经济部长路易斯·卡普托和IMF的经济学家们也在唱同一首歌——他们声称“美元化”不可行也不明智。这纯属无稽之谈。正如黑山和厄瓜多尔的情况一样，阿根廷实现美元化既可行又明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曾说过：“世俗的智慧告诉人们，按常规失败比以非常规方式成功更有面子。” 阿根廷又一次踏上了熟悉的老路——一条总是通向失败的路。我们将拭目以待，看米莱是否有勇气以“非常规方式”成功，推动阿根廷实现美元化。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10-14 10:00

观点：为什么这么多 Z 世代的年轻人投入了保守基督教？

0年代的公民宗教和道德保守主义。当时，里根成为他们的代表人物。一开始，很多基督教右翼领导人对自己的政治前景感到乐观。1980年代，这些领导人大多来自美国阳光地带，这个地区当时经济和人口增长都居全国前列。但Z世代的基督徒，并不具备类似的对自由市场或阳光地带式的乐观情绪。 1980年代的基督教右翼主要由浸信会主导，而Z世代的基督教右翼则更偏向灵恩派。一项研究显示，大约一半的Z世代和千禧一代教会成员参加的是灵恩派教会。而年长一代中，只有24%参加过灵恩派教会。无宗派或灵恩派教会也吸引了一些非裔和拉美裔Z世代基督徒。他们在投向政治上更保守的多种族大型教会时，可能会抛弃家族中传统的民主党身份。如今，年轻男性教会成员的每周出席频率已经超过年轻女性，这是现代美国历史上首次出现这种情况，年轻男性比同龄女性更为虔诚。灵恩派和五旬节派基督徒尤其倾向于反建制的民粹主义，也更容易被强势而有“魅力”（非宗教意义上的）的人物吸引。特朗普在这一群体中拥有极高的支持率。美国最大的五旬节派教派之一——神召会（Assemblies of God）成员中，认同共和党的比例甚至高于南方浸信会成员。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不仅仅是白人保守派：美国神召会中有44%的成员是拉美裔或其他非白人族裔。他们在特朗普身上看到了与自身反建制民粹主义理念的高度契合。灵恩派和五旬节派信徒也容易接受“属灵战争”的说法，他们往往将政治视为善与恶之间的对抗。他们也比其他福音派信徒更热衷文化战争。灵恩派福音派比非灵恩派福音派更倾向于支持削弱对LGBTQ群体的法律保护。今天的年轻基督教右翼选民，对具体政策问题的兴趣可能不如对部落身份的认同那么强烈。去年共和党放弃了坚持四十年的全国范围堕胎禁令，虽然有少数保守派基督徒表示不满，但福音派对特朗普的支持仍然毫不动摇。政治行动的目的，不再是推动特定政策结果，而是要让“站在上帝一边”的候选人赢得选举。而判断谁站在上帝一边的标准，并非这个人是否有信仰或道德操守，而是他是否愿意保护“上帝的子民”——这只是指保守派基督徒。对许多Z世代保守派基督徒政治活动者而言，政治依然是实现某种社会愿景的手段——一个既能保障保守派基督徒按良心行事，又能让保守价值观得以延续的社会。但在今天的政治语境中，正是这个目标，让一些年轻保守派基督徒开始质疑自由民主和宗教多元化，转而思考是否应建立一个“后自由主义”的体制，来推动家庭友好型价值观，即使这意味着必须抛弃可能威胁这些价值观的宗教或意识形态多元性。 Z世代的基督教右翼活动者可能很快就会意识到，如果他们的议程要经由民主选票决定，他们将难以胜出——这就意味着他们将面临一个抉择：要么在民主制度下当他们认为的“受迫害少数派”，要么选择成为非民主体制中的“胜利少数派”。目前，很多Z世代基督徒正在为成为“殉道者”而准备。他们相信，在一个拒绝他们关于性别、性取向和绝对真理观点的社会中，自己将会遭遇排斥。但对于那些对“被迫害”感到疲惫的人来说，放弃民主来“赢得胜利”，可能会成为一种诱惑。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10-14 00:00

彭博观点：撒切尔主义是保守主义危机的源头

（矿工工会和阿根廷军政府），并坚定支持里根摧毁苏联帝国的使命。 1980年10月，她在保守党大会上对欢呼的观众说道：“你们要转弯就自己转去，本女士绝不转弯。” 正是这种“别无选择”的激进精神，深深刻进了保守党的政治灵魂。确实，一些保守党人尝试在这套理念中加入更多妥协成分。议会党团最终将她赶下台，就是因为他们厌倦了她一贯的强硬立场（特别是在人头税问题上）。约翰·梅杰和戴维·卡梅伦试图重塑一种“更有同理心的保守主义”，特蕾莎·梅则希望通过脱欧弥合社会裂痕。但撒切尔式激进主义的精神始终不断回潮。这种激进精神从保守派媒体上很容易看出来，例如《每日电讯报》有时激进得几乎像英国极左背景的《Morning Star》；也会出现在保守党政客身上，比如迈克尔·戈夫——他在2010到2014年担任教育大臣期间，办公室墙上贴着列宁的画像，以象征他想对教育体制（他称之为“僵尸”）动刀的决心。但最关键的体现，则是在关于英国是否应退出欧盟的争论中，撒切尔在被迫下台之后，曾竭力推动并煽动这场辩论。保守党内的脱欧派堪称史上最激进的一群人。他们推动全民公投，尽管这意味着在议会制度中引入公投式民主；他们将任何寻求妥协的人诬为“叛徒”“破坏分子”；为了实现最强硬版本的脱欧，他们接连扶上几个能力低下的领导人，从特蕾莎·梅到鲍里斯·约翰逊，再到莉兹·特拉斯。主导“脱欧”运动、也是约翰逊幕僚长的多米尼克·卡明斯，宣称要“不择手段完成脱欧”——这句话本出自马尔科姆·艾克斯对正义斗争中使用暴力的辩护。而莉兹·特拉斯则模仿虚构的重金属乐队Spinal Tap，要把“音量开到11”。注：马尔科姆·艾克斯（Malcolm X）是20世纪美国著名的非裔民权运动领袖、激进的政治活动家和演说家，他以坚定不妥协的立场、激烈的语言风格以及对美国白人种族压迫的猛烈批评而闻名。保守党的“姊妹党”美国共和党，也走上了同样一条革命式激进主义道路，尽管中间曾短暂地有过几次“回神时刻”，比如老布什初期批评“巫毒经济学”，以及小布什提出“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里根推翻了财政责任的基本原则；金里奇在把政治斗争玩得炉火纯青的同时，还热衷于一些离谱的未来主义幻想，比如让残障人士上太空。 911事件后，小布什结合了单边战争与中东民主化空想，他的盟友理查德·珀尔甚至曾戏言，美国外交的精髓就是：“下一个是谁？” 正如英国保守党最终向脱欧派屈服，美国共和党也向特朗普的民粹主义举手投降。为什么这种“革命式保守主义”在短期内如此诱人，却在长远上破坏巨大？部分原因在于一种特殊的“成功与失败并存”状态：撒切尔和里根在私有化、放松管制和激发企业活力方面取得显著成果，这促使后来者效仿他们的激进作风；但他们却未能阻止文化领域向左倾斜，也未能控制日益独立的“常设国家机器”。这种失败带来了一种对现状的愤怒，也引发更极端的变革诉求。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这种革命式保守主义摧毁了老派保守主义为政治秩序设下的“护栏”。传统保守主义重视传统胜于变革——保守主义思想家伯克曾指出，保守主义的职责是遏制法国大革命所释放出的变革风暴。这种对传统的偏好，孕育出对制度的尊重、妥协的文化，以及对“人民意志”的警惕。而革命式保守主义则抛弃了这一切。他们狂热拥抱市场、或“人民”，甚至两者兼而有之。撒切尔曾宣称“根本没有社会这种东西”，并用冷酷无性的功利主义看待地方政府和大学等中间机构。脱欧派和特朗普派则接纳了卢梭“人民意志”的革命理念，抛弃了伯克对“民众狂热”的怀疑。特朗普在2021年1月6日煽动暴民冲击国会，不断以“真正的美国人”名义削弱对总统权力的制衡——在他看来，支持他的人不仅是得票多数，更是“100%真正的美国人”。早在1793年，法国记者雅克·马莱·迪潘在断头台血流成河的时代就说过：“革命终将吞噬自己的孩子”。而今，那些追随撒切尔式激进保守主义的政党正陷入类似命运：英国保守党正在被改革党边缘化，共和党则落入一名威权强人手中。想阻止这场“自相残杀”的盛宴继续流血，唯一的办法就是重拾传统保守主义的基本原则——那些强调谨慎与克制，而非革命狂热的理念。如果这意味着要对那位即将迎来百年诞辰的女士说些不中听的话，那也在所难免。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10-13 10:00

法官裁定特朗普政府非法打压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者：真正丑闻性的、违宪的言论自由压制

处于相同处境的学生”。杨引用了前总统里根的话，谴责特朗普政府的行为。里根曾表示，自由必须“由每一代人不断争取和捍卫”。杨是里根任命的法官，他形容这个案件“或许是这个地区法院历史上最重要的案件”。他表示，将在未来的听证会上决定对特朗普政府行为的合适救济措施。今年三月初，美国移民当局开始拘捕和驱逐在美国大学里反对以色列在加沙战争的非公民学生。这些被捕学生没有被指控任何罪行，却在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CE）的拘押设施中被关押了数周，有的甚至被送到距住所数百公里的地方。在波士顿提起的诉讼，由大学教授工会发起，指控特朗普政府制定了违宪政策，按政治观点驱逐人员。原告律师在提交法院的文件中写道，这项政策的目的和结果是“恐吓非公民，让他们保持沉默”。特朗普和其他官员把这些拘捕行为称作打击反犹主义的一部分，但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信口声称这些学生鼓吹暴力或支持哈马斯。这起由法官而非陪审团审理的案件，旨在回答非公民在美国是否享有与公民相同的言论自由权利。根据证人证词，为追捕和驱逐这些非公民抗议者，特朗普政府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动用移民执法体系。高级官员指示国土安全部人员放下原本分析跨国犯罪网络的工作，转而撰写涉及亲巴勒斯坦抗议学生的报告。证人称，分析人员大量依赖一个名为“Canary Mission”的亲以色列组织所制作的数千个档案。这个组织声称自己在记录那些“在大学校园里鼓吹仇视美国、以色列和犹太人”的人。国土安全部下属的国土安全调查局（HSI）主要依靠Canary Mission的名单，生成了100至200份关于学生抗议者的报告，一名国土安全部官员在庭审中作证。国土安全部随后把几十份报告转交给国务院，建议吊销这些人的签证和绿卡，为驱逐铺平道路。数周内，有几名学生被蒙面便衣特工逮捕，并被送往路易斯安那州和德克萨斯州的拘押设施。 HSI的官员和特工作证称，在今年之前，他们从未被要求整理学生抗议者的报告，也从未因为移民身份变化而逮捕非公民学生。法官裁定，庭审表明政府是因学生的言论而拘押他们，而对他们的严重指控至今未得到证实。三月，土耳其籍塔夫茨大学儿童发展专业研究生鲁梅萨·奥兹图尔克在波士顿住所外被蒙面特工抓走。国土安全部当时声称她“参与支持哈马斯的活动”。证词显示，吊销奥兹图尔克签证的理由，仅仅是她一年多前与另外三人共同为塔夫茨校报撰写的一篇评论文章。这篇文章批评了校方对加沙战争的回应。这篇评论的观点也得到几个学生团体支持，其中一个后来在校园里被暂时取缔。国务院高级领事官员约翰·阿姆斯特朗作证说，即使只是这种间接关联，也足以在奥兹图尔克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吊销她的签证。尽管国土安全部官员没有找到她从事反犹行为或支持恐怖主义的证据。奥兹图尔克在路易斯安那州ICE拘押设施里被关押了六个多星期，后来由联邦法官下令释放。在法庭文件中，原告律师和政府律师围绕非公民是否享有与公民相同的第一修正案权利展开辩论。司法部律师辩称，非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本就有限，例如法律禁止他们向政治候选人捐款。但原告律师引用多项法院判决，强调合法入境的非公民，有权享有“完整的第一修正案权利”。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10-02 00:00

大西洋月刊：美国总司令给美国将军们来了一出令人不安的表演，状态不太好

参联会破口大骂，尼克松陷入抑郁和偏执，里根和拜登与衰老的困境搏斗。但军官团知道，总统基本上都是正常人，身边也有正常人，美国宪法制度会保护军队免于执行任何来自椭圆形办公室的疯狂命令。同样，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总统身边有人确保他最疯狂、最危险的想法在传到军方之前就被扼杀。如今，美国高级军官不得不怀疑，谁能在他们刚刚看到的这个人面前保护他们免受其冲动之害？当特朗普宣称其他国家在一年前就称美国为“死国”时，他们该怎么想？（毕竟，这些人去年也在带兵。）当特朗普脱离事实、侮辱他们的前任总统、谈到自己与克里姆林宫的密切关系时，他们该如何反应？ 1973年，一位名叫哈罗德·赫林的空军核导弹军官，在培训中问了一个简单的问题：“我如何知道下令我发射导弹的总统是理智的？” 这个问题断送了他的职业生涯。军人被训练的是执行命令，而不是质疑命令。但今天，那个可以下令使用核武器的人和那个可能验证这一命令的人，在匡提科基地都作出了耻辱和令人不安的表演。有多少军官离开房间时，会在心里问自己赫林少校当年的那个问题？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10-02 00:00

起诉科米，美国总统对美国司法的攻击达到新的高度

取代他的是川普的前私人辩护律师林赛·哈里根(Lindsey Halligan)。哈里根此前没有任何检察经验，但她是川普的忠实拥护者，果然不负川普的期望。这份只有两页纸的起诉书仅由哈里根签署，检方出席大陪审团程序的也只有两个政治任命官员，没有一个职业检察官，这非常不寻常。通常情况下，负责调查、收集证据的职业检察官也会在起诉书上签字，并出席大陪审团程序。法庭记录显示，哈里根还试图让大陪审团以第二项虚假陈述指控起诉科米，但遭到拒绝。前密歇根东区联邦检察官芭芭拉·麦克奎德表示：“这是法治悲哀的一天……是对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嘲讽。” 弗吉尼亚州民主党参议员马克·沃纳发表声明谴责：“唐纳德·川普已经明确表示，他打算把我们的司法系统变成惩罚和压制批评者的武器。这种干预是危险的滥用权力。” 被起诉后，科米随即在社交媒体发表视频声明。他的话非常有力：我和我的家人多年来就知道，站出来反对唐纳德·川普是有代价的，但我们无法想象以另一种方式生活。我们不会屈膝而活，你们也不该如此。最近，我非常爱的人说过一句话：“恐惧是暴君的工具”，她说得没错。但我不怕，我希望你们也不要怕。我更希望你们能参与、能保持关注，并且去投票——就像你心爱的国家依赖于此那样投票，因为事实确实如此。我对司法部感到痛心，但我对联邦司法体系有很大的信心。我是无罪的。那么我们就开庭吧，保持信心。科米所说的他“非常爱的人”，就是他的女儿前联邦检察官莫琳·科米(Maurene Comey)。莫琳·科米 2025 年 7 月 16 日被美国司法部突然无端解雇。她在随后给曼哈顿美国检察官办公室同事的告别信中写道，如果职业检察官可以在没有理由的情况下被解雇，恐惧可能会渗透到留下来的人的决策中，并强调“恐惧是暴君的工具(Fear is the tool of a tyrant)，用来压制独立思考”。她警告同事们，解雇可能会在司法部内引发恐惧，影响独立判断，呼吁大家不要让这种情况发生。莫琳·科米之前主导了对爱泼斯坦(Jeffrey Epstein)性交易指控的起诉。解雇发生在司法部长帕姆·邦迪(Pam Bondi)决定不公开爱泼斯坦案件文件，引发了公众的愤怒之后。川普震惊司法界此前，川普关于此案的言行已经震惊了美国政界和司法界。上周五（9 月 19 日），川普总统在椭圆办公室对记者说，他希望弗吉尼亚州东区检察官埃里克·西伯特被免职，因为他的提名获得了弗吉尼亚州两名民主党参议员的赞成票。几小时后，西伯特辞职。川普说西伯特得到民主党议员赞成票是件很糟糕的事只是借口——川普是在事情发生之后才提名他做弗吉尼亚州东区检察官的。真正的原因是，西伯特负责调查纽约州总检察长詹乐霞(Letitia James)和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的案子，而他最近告诉司法部，没有足够证据对詹姆斯提出指控，他对关于科米的潜在案子也表示担忧。然后，上周六川普继续就这件事在社交媒体上直接对司法部长帕姆·邦迪(Pam Bondi)喊话：帕姆：我查阅了 30 多份声明和帖子，基本上都和以前一样，老调重弹，光说不练。什么都没做。那科米、亚当·希夫、莱蒂西亚呢？他们都罪大恶极，但什么都没做。他们弹劾了我两次，起诉了我（5次！），却一无所获。正义必须得到伸张，现在！！《纽约时报》报道说，后来在向记者谈到他给司法部长的信息时，川普似乎暗示他最希望看到的是刑事指控。川普不久就将这些贴删了。但震惊效果已经造成。川普的言论和行为严重破坏了司法部传统的独立性，破坏了美国的三权分立。这种做法违背了民主的一切原则。川普违背了三权分立美国的民主体制强调三权分立：立法权归国会；执法权归总统；司法权归法院。三权分立还体现于，总统不能参与、干涉司法部门办案。说起来司法部长由总统任命，总统也的确可以对司法部长做大方向的指示。奥巴马执政期间就曾指示司法部将执法重点从低级别的非暴力毒品犯罪者转移到了更大规模的贩毒活动上。但总统的权力也仅限于这种大方向的指示。总统不能就任何具体案子干涉司法部门。一般，总统为了避嫌，都不与司法部长或 FBI 局长等单独见面。奥巴马决定任命科米为 FBI 局长后，在宣布任命前与科米面谈时说，这应该是我们最后一次两人单独交谈了。但川普破了这个规矩。川普第一任上多次分别要求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Jeff Sessions)和 FBI 局长科米与他单独见面或晚餐，让塞申斯和科米都非常不自在，因为他们知道这样做很不妥。至于川普第二任上公开说西伯特该走人，詹姆斯和科米等该被定罪，并直接对司法部长喊话等等，绝对违背三权分立的原则。川普疯狂地选择性执法美国是一个允许选择性执法的国家。以抓超速为例，交警看见有人超速时，可以抓，也可以不抓。在不允许选择性执法的国家，就不存在这种选择，只要看见有人超速就必须抓。但选择性执法是有限制的。比如，在选择上不能有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等违宪的成分。另外，不能出于政治目的。上面提到的奥巴马政府执法重点的转移，就是一种不违法的选择性执法。但川普公开说他这次就是来报复的。他把任何曾经参与过对他的调查和起诉的人都看成是自己的敌人，要实施报复。已经有大批在职司法部门人员，就因为曾参与对川普的调查被解雇。对于他鞭长莫及的人，比如不是联邦雇员的纽约州总检察长詹姆斯，加州参议员亚当·希夫(Adam B. Schiff)，或者已经退休的前 FBI 局长科米（当初被他解雇了），他就以对他们选择性执法来惩罚。（科米曾对川普 2016 年竞选活动和俄罗斯干预选举进行调查；詹姆斯起诉了川普及其家族企业的非法商业行为；希夫曾在 2019 年川普的首次弹劾审判中担任众议院主要负责人。）更疯狂的是，当检察官西伯特认为没有足够证据起诉时，川普的解决方式是惩罚检察官。在他看来，结果只能是一个——把詹姆斯和科米定罪。川普不仅是不合法地选择性执法，而且把选择性执法推向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程度。川普选择性执法的危害我一直认为，民主的核心内容就是公平二字。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但完善的民主制度会寻求最接近公平的方案。不少人把民主简单地理解为少数服从多数。这个理解有点偏颇，但不可否认，民主机制中充满了少数服从多数的表象。因为，一般来说，少数服从多数比多数服从少数更接近公平。细究任何法律和规则，就会发现都是以公平为准绳制定的。这就是为什么，即便允许选择性执法，其选择方式要有限制。一旦出现不公平的选择性执法，民主制度就受到威胁了。这是关键的关键。有一种观点认为，犯法就是犯法，一旦被抓住，就是罪有应得。其实，事情不那么简单。我们不妨来看看具体例子。现在司法部正对三个川普的敌人进行调查，他们分别是詹姆斯，希夫和美联储理事会中唯一的黑人女性丽莎·库克(Lisa Cook)，而且三个人遭遇的是同样的指控：抵押贷款欺诈，即在申请房屋贷款时，在同一时期内将不同房产声称为主要住所。（主要住所房贷的利息会有一点优惠。）负责调查詹姆斯案子的检察官西伯特认为没有足够证据起诉她。希夫的发言人称这些指控“明显不实”，并表示希夫的贷款人“完全了解参议员常年在两地工作的义务”以及“他为此使用两套住房的理由”。据希夫办公室，他是在众议院律师的指导下办理这两笔抵押贷款的。库克的情况是否有问题，我们还不知道。但这里的关键问题是，这三个案子是怎么出现的，怎么三个人都是同样的问题。这些指控都来自同一个人，比尔·普尔特(Bill Pulte)。普尔特是川普的主要金主之一，在川普第二任被钦点为联邦住房金融管理局的负责人。他的工作基本上是监督美国抵押贷款市场，启动房屋销售，提高住房可负担性。他能接触到数百万美国房主的抵押贷款文件。看来他确实一直在搜索这些文件，为川普服务。（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说，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从 IRS 和社会保障局等部门大量偷数据是一件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但这种选择性执法，不仅因为专门针对政敌而不合法，也因为其具体指控内容的模糊而不合理。 ProPublica 通过检查亨特布鲁克媒体公司(Hunterbrook Media)提供的财务披露表、郡房地产记录和公开的抵押贷款数据，发现川普的内阁成员中至少有三人在抵押贷款中同时将多处住宅称为主要住所，他们分别是劳工部长洛里·查韦斯-德雷默(Lori Chavez-DeRemer)，交通部长肖恩·达菲(Sean Duffy)和环境保护局局长李·泽尔丁(Lee Zeldin)。 ProPublica 说，如果普尔特指控的民主党人有问题，那么，这三名川普内阁官员至少有同样的问题。对此，白宫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这只是一个左翼黑钱组织的又一篇攻击文章，该组织不断试图抹黑川普总统令人难以置信的内阁成员。与公然故意实施抵押贷款欺诈的丽莎-‘腐败’-库克不同，德雷默部长、达菲部长和泽尔丁局长拥有多处住宅，他们遵守法律，完全符合所有道德义务。” 说实话，我没看明白这个声明说了什么。但白宫发言人为达菲辩护时倒是说了句实话：“是银行，而不是部长，决定并将这两笔抵押贷款归类为主要住宅。” 房地产律师道格·米勒(Doug Miller)就是这样说的：“很少有消费者了解这个问题，如果说这里有人有错的话，那很可能就是建议他们签署这笔显然不是主要住所贷款的贷款人员。为了争取业务，贷款人员往往会报出较低的利率。” 据 ProPublica，房地产专家说，同时在不同的抵押贷款上声称主要住所通常是合法的，而且很少被起诉。房地产律师和联邦判决数据也证明，抵押贷款欺诈很少被起诉。对此，普尔特指出 2016 年一名加州妇女被认定犯有为多个公寓骗取多笔贷款的罪行，她谎称这些公寓将是她的主要住所。但该案还有另外一层欺诈：这名妇女从未打算住在这些房子里。因为她信用良好，所以被秘密收买，假冒房产买家，然后再将房产转让给真正的买家。她后来拖欠贷款，给贷款方造成了 50 多万美元的损失。而这一层欺诈更严重，应该也是被起诉的主要原因。如果普尔特只有这一个例子，反倒证明了纯粹的抵押贷款欺诈不会被起诉。另外，据 NBC 报道，川普的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也曾将两处房产同时称为自己的“主要住所”。而且，经手这两笔贷款的美国银行表示当时知道这两处房产都不是主要住所。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1）声明一处以上房产为主要住所的做法很普遍。因为普遍，几乎是一抓一个准。我敢说，把国会议员都过一遍，大概率 90% 以上的人都有类似的问题。这时候选择性执法就特别不公平，等于是你知道所有人都有问题，却选择性地抓，想弄谁弄谁。这就是政治迫害了。 2）一般不会纯粹因为抵押贷款欺诈而被起诉。是否起诉要遵循惯例，要有一致性，一贯性，否则就不公平。首先，以政敌为目标的选择性执法本身就是违法的。其次，上述两个结论都证明这件事情上，即便不是出于政治目的，也不能选择性执法，因为太不公平了。不是说有罪不能治，而是必须通过公平、正常的渠道。任何不公平的执法都会损害政府和司法部门的公信力，也就是在损害民主的支柱。当司法部成为政治工具有没有注意到，同样是对待抵押贷款欺诈（如果是有欺诈的话），白宫对内阁成员的问题与川普政敌的问题是区别对待的。对“自己人”来说，犯错误的是银行，对“政敌”来说，哪怕证据不足也必须设法定罪。这是司法双标，其危险性不言而喻。最近还有一个沸沸扬扬的事件：司法部终止了对有“边境沙皇”之称的白宫边境事务负责人汤姆·霍曼(Tom Homan)涉嫌收受 5 万美元贿赂的调查，称“没有可信的证据”。但据《纽约时报》，有消息人士称，案子在证据收集完成之前就被终止了。这本是一次更广泛的公共腐败调查，最初并不针对霍曼，但探员们发现霍曼“闯”进了这个调查——他们录下了霍曼涉嫌接受一个装有 5 万美元现金的袋子，答应在川普赢得 2024 年大选后帮助送现金的人获得政府合同。参议院和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民主党议员已致信司法部和 FBI 高层官员提出质疑，并要求公开卧底行动中获取的所有录音。但因为参众两院都被共和党把持，民主党人很难有所作为。这项调查是在川普政府上台之初正式启动的，它的终止让现任和前任官员担心川普政府会通过保护高调官员免受法律审查而进一步将司法部政治化。如果司法部成为总统的政治工具，那么，选择性执法+国家机器，就是完美的打击政敌的武器。美国的民主还能撑六个月吗？西伯特上周五辞职，本周一，现任白宫顾问、前川普私人辩护律师林赛·哈里根已宣誓顶替西伯特的职位，接手科米和詹姆斯的案子。司法部宣布哈里根上任的内部电子邮件拼错了她的名字，可见接替过程多么仓促。哈里根的履历薄得让人吃惊，而且在此之前没有过任何检察官经历。但她对川普的忠诚是没有疑问的。只是，能否成功起诉并定罪，也不是司法部能够全盘控制的。还记得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CE)搜捕无证移民时，有人向 ICE 特工扔三明治抗议吗？扔三明治的人连续三次被司法部指控，但连续三次大陪审团都拒绝起诉。连续三次提起指控，可以看出司法部选择性执法的偏狂；三次失败，说明证据非常非常弱。这肯定也是西伯特不肯对科米和詹姆斯提起指控的考量之一。而且，就是大陪审团同意指控，也不代表案子一定成立。被告律师不允许出席大陪审团的庭审，这是一个单方面的指控，所以，说服大陪审团不那么难。但被起诉后，被告律师时候可以走法律程序质疑案子的成立理由，要求法官驳回。如果证明是出于政治报复的选择性执法，单凭这一点，案子就可以被推翻。最后，还有陪审团这一关。最卑微的公民，这时候手里有神圣的一票。美国的三权分立中，共和党掌控的国会这一权已经成为川普总统的附庸，最高法院也一再对川普无法无天的行为保持沉默的时候，只有依然秉持良心的各级法官和最卑微的公民，还在以一己之力，维护司法这一权的一部分。评估各个国家民主程度的瑞典哥德堡大学主导的“民主多样性”项目今年 3 月发布的结果依然将美国列为民主国家，但这是因为这份报告的数据只涵盖至 2024 年底。该项目将国家的民主程度分 5 个等级（见上图）。 3 月份评估结果发布时，项目负责人斯塔凡·林德伯格(Staffan Lindberg)说，川普上任后的行为，不仅在规模上让他开始设想将美国从民主国家名单中移除，并降至五个等级中的倒数第二级，即“选举专制”国家，更重要的是事情发生的速度让他震惊：“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美国的民主撑不过六个月。” 川普社交媒体的贴表明他已经疯了。如此偏狂的选择性执法，说明司法部也疯了。谁也不知道美国的民主能不能挺住。也许，科米、詹姆斯和希夫的案子，会成为美国民主的方向标。参考资料 https://www.nytimes.com/2025/09/22/us/politics/trump-lindsey-halligan-james-comey.html https://www.propublica.org/article/trump-cabinet-mortgage-fraud https://www.foxnews.com/politics/trump-pressures-bondi-prosecute-adversaries-now-deleted-social-media-post-theyre-all-guilty-hell https://www.cnbc.com/2025/09/17/bessent-fed-trump-lisa-cook-mortgage.html https://abcnews.go.com/Politics/doj-ended-probe-border-czar-tom-homan-allegedly/story?id=125781386 https://www.cbc.ca/news/world/trump-democracy-report-1.7486317 https://www.nytimes.com/2025/09/19/us/politics/erik-siebert-comey-letitia-james.html https://www.msnbc.com/top-stories/latest/trump-lisa-cook-mortgage-fraud-bill-pulte-rcna232499 https://www.kenneylegaldefense.us/blog/getting-a-federal-criminal-case-dismissed-based-on-selective-prosecution/ https://www.cnbc.com/2025/09/17/bessent-fed-trump-lisa-cook-mortgage.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25/09/23/us/politics/trump-justice-department.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25/09/24/us/justice-dept-independence-trump-kimmel.html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9-27 00:00

格林斯潘、伯南克与耶伦敦促最高法院允许莉萨・库克留任美联储理事一职

潘和伯南克最初分别由共和党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和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任命；民主党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提名耶伦进入美联储，而耶伦后来还担任过民主党总统乔・拜登（Joe Biden）政府的财政部长。联名签署这份文件的人士还包括其他前财政部长、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席，以及得克萨斯州前共和党参议员菲尔・格拉姆（Phil Gramm）—— 他曾担任参议院银行、住房与城市事务委员会主席。特朗普于 8 月 25 日试图解雇库克，但一名法官裁定她可继续留任。特朗普指控库克存在抵押贷款欺诈行为，称其在 2021 年 6 月至 7 月（尚未进入美联储理事会任职前），曾将分别位于密歇根州和乔治亚州的两处房产均申报为 “主要住宅”。若将其中一处房产申报为出租房或第二套房，抵押贷款利率通常会更高、首付比例也更高，而申报为 “主要住宅” 则可享受更低的利率和更少的首付。库克否认存在任何不当行为，且尚未受到任何刑事指控。按照美联社获取的文件，在 2021 年 5 月库克获取的一份贷款评估报告中，她明确将自己在亚特兰大的公寓标注为 “度假屋”；而在一份申请安全审查的表格中，她将该公寓描述为 “第二住宅”。这两份文件似乎均对政府指控的 “欺诈行为” 构成了反驳。此次解雇库克的尝试，与特朗普此前解雇其他独立机构理事会成员的做法有所不同。此前他对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联邦贸易委员会和消费品安全委员会等机构成员的解雇，均属于 “任意解雇”（可无理由实施）。最高法院此前虽允许这些 “任意解雇” 暂时执行，但曾警示称，其对美联储的看法有所不同。特朗普此次援引了美联储成立相关法律中的条款，该条款允许 “有正当理由” 解雇美联储理事。

金融界09-26 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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