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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发在外交事务杂志网站，作者伯特·A·帕普是 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兼安全与威胁项目主任。他著有《轰炸取胜：战争中的空中力量与胁迫》。
经过近700天的战争，加沙的死亡人数已达到惊人水平。
猛烈的轰炸将这片地区变成废墟，严厉的封锁导致普遍饥饿甚至饿死。加沙卫生部门数据显示，已有超过6.1万名巴勒斯坦人死亡，超过14.5万人重伤。这些数字并未区分平民和哈马斯成员（编注，但有报道指出多数为女性和儿童）。
但实际的伤亡人数可能远高于这些数据。这些数字没有包括仍埋在废墟下的数千具尸体、未能送至太平间的遗体，以及因基础设施被毁而引发疾病、饥荒和缺乏医疗导致的额外死亡。
2月，《柳叶刀》医学期刊基于包括讣告在内的多种来源发布详细分析，估计官方死亡人数至少低报了41%，甚至可能低报107%，且完全没有计算因以色列军事行动影响加沙医疗、食物和水供应、以及卫生条件而导致的非创伤性死亡。
研究作者总结认为，以色列的军事行动至少额外造成2.6万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可能超过12万人。真实的死亡人数可能超过18.6万。截至2025年7月底，这场战争已导致加沙战前约220万人口的5%到10%死亡。
这是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屠杀。
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是西方民主国家中最致命的一次以惩罚平民为战争策略的案例。
长期以来，政治领袖和学者普遍认为，民主制度能够避免专制国家最严重的病症，尤其是政府对民众施加胁迫、残酷和暴力的倾向。
美国和其他西方民主国家（包括以色列）一直宣称，民主对于促进基本人权、个人繁荣以及建设一个更加和平的世界至关重要。
一直标榜自己民主形象的以色列，如今以如此剧烈的方式违背民主核心准则，贬损了民主制度本身的价值。
以色列的支持者可能会辩称，与深藏地下的恐怖分子作战时，平民死亡在所难免。但从以色列的行动——包括狙击手瞄准儿童、不间断轰炸民用基础设施和住宅、封锁并饿死平民——以及大量以色列官员的言论来看，这场战争的目标不仅仅是哈马斯，而是加沙所有居民。
许多国际机构和人权组织也得出相同结论。前以色列安全局局长约拉姆·科恩本周就表示，用军事手段消灭哈马斯是“幻想”。
随着加沙平民持续受苦，以色列失去了道义上的优势，却没有换来任何战略上的好处。
批评者可能会主张，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待遇，使它不应被视为民主国家。但这样说低估了以色列在加沙的行为。即便如此，以色列依然保有建立在多数人投票基础上的政治机构，以及高水平公民参与自由选举的制度，这些是西方民主的标志。自由之家等独立机构仍然将以色列视为民主国家。
真正令人震惊的是，加沙的巨大破坏规模，以及以色列政府可以真诚地说，这些政策反映了大多数以色列人的意愿。
这场屠杀不是独裁者或煽动者的作为，而是民主制度下的产物。这对以色列的长期安全和全球民主的价值都有深远影响。
历史的镜鉴
在我1996年的著作《Bombing to Win》中，我研究了20世纪所有以空袭为手段、意图伤害平民的军事行动——共40次，包括西班牙内战、越南战争和1991年的海湾战争。
在这40场行动中，只有5次造成的平民死亡超过总人口的1%。其中4次发生在二战前后：1937年至1945年日本侵华、1939年至1945年德国入侵波兰、1939年至1945年盟军轰炸并入侵德国、1942年至1945年美国轰炸并占领日本，以及1979年至1988年苏联入侵阿富汗。
按比例计算，纳粹德国对波兰的进攻最致命，在六年内造成战前人口的20%以上死亡，这一数字还包括大屠杀和数百万波兰犹太人在隔都和集中营被屠杀。
在加沙之前，西方民主国家对平民最严重的惩罚性战争，是二战期间对德国的轰炸和地面入侵，造成约2%至4%人口死亡，甚至超过美国对日本的核攻击和大规模燃烧弹轰炸所造成约1%人口死亡。这些数据包括苏军和西方部队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死亡（与《柳叶刀》对加沙的统计方式相似）。
不论是否被称为“种族灭绝”，任何理性观察者都不会忽视以色列在加沙造成的惊人破坏。
除了大规模死亡与痛苦，物理破坏的程度同样惊人：英国《经济学人》和《金融时报》等独立媒体的卫星分析显示，加沙至少60%的建筑和90%的住房被严重损坏或彻底摧毁。加沙所有12所大学、80%的学校和清真寺，以及大量教堂、博物馆和图书馆已被夷为平地。
没有一家医院完全运作，36家医院中只有20家部分运作。
然而，即使投入如此巨大的破坏，以色列仍远未实现其消灭哈马斯的宣称目标。哈马斯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依然拥有相当影响力。作为军事力量，可能被削弱，但依旧能用新招募的人手补充消耗。
据一些说法，自战争爆发以来，哈马斯已吸收超过1万名新战士。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极端残酷，并未带来预期的战略收益。
即便暴力针对平民在战略上有作用，其道德正当性也始终值得怀疑。而当这种战略目的并不存在时，道德正当性更是彻底消失。
以色列如今处于道义上无法自圆其说的境地。如果不想继续承受世界舆论的愤怒、经济压力加大以及未来更可能爆发的暴力冲突，以色列必须改变路线，寻求替代大规模杀戮的策略。
战略的终结
纵观历史，各国屡次严厉惩罚平民，希望迫使当地居民反对政府或恐怖组织。但即使是最强烈的平民惩罚，也很少能实现目标。
相反，这往往会引发我称之为“珍珠港效应”的结果：被攻击的平民社区，会更加支持其政府或当地的武装组织。
2024年6月，我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指出，在某种程度上，哈马斯在当时甚至比2023年10月7日之前更强。诚然，以色列的攻击重创了该组织的领导层，摧毁了其大部分基础设施。但当时最可靠的民调信息显示，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对哈马斯的支持保持不变甚至上升。
总体而言，哈马斯的根基——补充战斗员的能力——实际上增强了。2025年1月，美国官员披露，美国的估计认为，自2023年以色列开始军事行动以来，哈马斯已招募约1.5万名新战士，超过美国情报部门估计的1.1万至1.3万的损失人数。
自今年年初以来，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3月为期两个月的停火结束；以色列的围困升级，并进一步收紧进入加沙的食品与人道物资封锁；整个人口陷入人道危机；以色列宣布计划征服至少75%的加沙；一些以色列领导人甚至公开讨论应当将所有巴勒斯坦人驱逐出加沙。
哈马斯方面似乎加大了在加沙对以色列士兵的伏击与爆炸等游击战术，但并未能有效保护加沙领土及其居民免受以色列攻击。近几个月的媒体报道显示，加沙出现了零星的反哈马斯示威，这表明部分巴勒斯坦人对哈马斯及其行为已感到厌倦。但最新民调显示，哈马斯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中仍普遍受欢迎。
以色列行动的史无前例规模，并没有推翻我在最初分析中的判断。
不能用衡量以色列与国家对手之间军事力量的方式，来简单衡量哈马斯的相对实力。在国家间的较量中，双方军队会直接进行大规模战斗，以夺取并控制领土、掌握制空权或争夺有争议的区域。这类行动的成败通常由战斗员数量、武器库存和经济支持水平等关键指标决定。
如果以色列与哈马斯的战斗遵循这种模式，战争早就结束了，因为以色列在这些常规军事力量指标上都远超哈马斯。但战争已持续近两年，哈马斯在加沙仍有足够的治理权威，可以隐藏剩余的以色列人质，并对以色列安全部队造成伤亡，这强烈表明，哈马斯的真正实力并不在于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力量对比。
哈马斯的持久性
像哈马斯这样的恐怖组织采取的是非对称作战。他们很少试图夺取并控制领土，几乎从不与对手进行大规模军事对军事的会战。相反，他们通过游击作战，在长时间内零星击杀敌方军人，并袭击平民目标。更多时候，他们只想对脆弱的平民造成尽可能大的伤害。
由于在常规军事指标上始终弱于国家对手，这类组织预期在冲突中会承受巨大损失。因此，衡量哈马斯真正实力的关键，是它能否用新战斗员补充阵亡者的能力。
这一逻辑从哈马斯的兵力估算中得到了印证。以色列军方称，2025年初，哈马斯拥有多达2.3万战斗员，这与以色列估算的2023年10月7日之前的规模几乎相同。
哈马斯能够招募新战斗员，因为依然享有支持。衡量巴勒斯坦人对哈马斯支持程度的最好方式，是调查民意。对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最佳调查来自巴勒斯坦政策与调查研究中心（PSR）。
这个中心于1993年奥斯陆协议后成立，是一个与以色列学者和机构合作的独立非营利调查机构。
我在2024年6月的分析依赖于PSR在2023年和2024年的调查。当加入2025年5月的最新调查时，一个显著发现是：如今哈马斯在巴勒斯坦人中的支持率高于2023年10月7日之前。
例如，如今哈马斯明显比其主要政治对手——主导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巴解组织法塔赫派系——更受欢迎。2023年9月，法塔赫比哈马斯领先4个百分点（26%对22%）。2025年5月的调查显示，哈马斯领先法塔赫11个百分点（32%对21%）。
这种转向哈马斯的趋势在约旦河西岸尤为明显，对哈马斯的支持率翻了一倍多。那里对袭击以色列平民的支持率，从2023年6月的48%升至2025年5月的59%。
在加沙，尽管哈马斯2023年10月的袭击引发了巨大的苦难，但对哈马斯的支持基本保持不变。2023年9月，哈马斯在加沙的支持率比法塔赫高13个百分点（38%对25%），2025年5月几乎一样（37%对25%）。
唯一的变化迹象是加沙人对袭击以色列平民的支持率下降，从2023年9月的67%降至2025年5月的37%。
但民调显示，以色列并未切断加沙人与哈马斯的联系。支持率不仅没有下降，反而上升或保持稳定。巴勒斯坦人袭击以色列平民的意愿依然足够高，这保证了哈马斯的招募来源，尽管这是一场西方民主国家历史上最残酷的惩罚性行动。
对以色列安全而言，悲哀的现实是，哈马斯可能仍保有未来发动重大袭击的关键资产：大量愿意为此战斗并牺牲的战士。
哈马斯的持续受欢迎，可能会引发加沙之外更大范围的暴力。随着以色列军队加强对巴勒斯坦难民营的突袭，以及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袭击巴勒斯坦人，地区已成火药桶。
约旦河西岸有270万巴勒斯坦人和67万以色列定居者毗邻而居。以色列最近计划在西岸扩大定居点，极右翼人物呼吁吞并该地区，这些都可能进一步加剧局势。
以色列宣布要控制至少75%的加沙，并将加沙人限制在剩余很小的区域，这不会让他们与哈马斯分离。随着巴勒斯坦人被赶入加沙的一隅，哈马斯也会随之迁入。这个计划并不比之前在加沙内部反复转移人口更能击败哈马斯。
事实上，这种做法只会让平民承受更多苦难，并制造更多恐怖分子。以色列甚至可能进一步将加沙人驱逐至西奈沙漠，但这种极端措施将激发未来针对以色列的报复性暴力。
从长期安全角度看，把加沙人驱逐出领土会使以色列面临从事种族清洗的指控，削弱任何支持它的道义基础。
无论是否有意导致历史上空前的平民死亡，这些军事行动最终都会让以色列陷入更危险的处境，使那里成为犹太人更不愿意居住的地方，也更可能成为报复目标。
相反，以色列应建立新的安全隔离带，将以色列平民与加沙的巴勒斯坦人隔开，给加沙人足够空间重建生活，让人道与经济援助畅通进入，并与国际盟友合作，推动加沙出现替代哈马斯或以色列控制的政治安排。
不道德行动的战略代价
自1948年建国以来，以色列获得国际支持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人们承认犹太人曾是历史上最严重种族灭绝的受害者。然而，加沙战争让越来越多的人谴责以色列故意伤害平民、犯下大规模暴行，甚至种族灭绝。国际刑事法院已对以色列总理和其他内阁成员发出逮捕令，要求包括法国和英国在内的大约125个国家予以拘捕。
即使在以色列国内，也有重要声音呼吁改变方向：前总理奥尔默特称以色列在加沙的行为等同于“战争罪”，并指出，“我们现在在加沙进行的是一场毁灭之战，无差别、无底线、残酷且犯罪地杀害平民。”
随着以色列成为国际弃儿，并在加沙面临越来越强烈的抵抗，这种历史性规模的惩罚平民行为只会危及国家的长期安全。
许多西方国家已开始采取措施惩戒以色列，包括加入世界大多数国家的行列，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这一步可能导致对加沙的大规模人道干预，以及对以色列的经济制裁。
美国可能不会走这一步，但特朗普性格多变。他已与内塔尼亚胡的立场相左，坚持必须结束加沙的饥饿。特朗普的支持阵营内部在以色列问题上的裂痕正加大。美国众议员玛乔丽·泰勒·格林——极右翼共和党重要人物——直言以色列在加沙犯下种族灭绝，这种说法通常更多出现在左翼阵营。
美国国内极右翼与极左翼中反对美国支持以色列的部分力量，可能形成战术联盟。
以色列是中东军事最强的国家，近年来多次战胜对手。但也是一个四面环敌的小国，需要与主要西方民主国家保持紧密关系来维持经济运转。如果继续发动这场西方民主国家史上最严重的平民惩罚战争，不仅无法消灭哈马斯，还会让以色列树敌更多，陷入更孤立的处境。
以色列领导人必须决定，他们在加沙持续的不道德行为，是否值得为此付出国家未来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