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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种族灭绝学者协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认定以色列正在加沙实施种族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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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B’Tselem,以及联合国专家。
国际法院
正在审理南非提起的诉讼,指控以色列实施并未能防止种族灭绝行为,违反
国际法
。 桑普尔说,协会的决议所以选择在战争爆发很久之后,也就是冲突两周年之际出台,部分原因是成员担心“个人和职业上的后果”。 她透露,一些成员因公开发声在美国丢掉工作,或被拒签无法赴美。 她说:“对学者来说,公开反对这种种族灭绝很难,因为要权衡个人代价。” 在以色列,社会普遍支持军事行动,但学术界对战争性质存在分歧。以色列开放大学和海法大学的政治理论学者、种族灭绝问题专家施穆尔·莱德曼表示,以色列少数研究种族灭绝的专家,几乎一致认定以色列的行为构成种族灭绝。 莱德曼说,尤其是在以色列3月宣布几乎全面封锁人道主义援助后,越来越多以色列学者,特别是
国际法
专家,开始考虑种族灭绝的定性。 上月,全球饥饿机构宣布加沙部分地区爆发饥荒后,总理内塔尼亚胡抨击外界认为以色列在饥荒中的角色加剧了种族灭绝指控。他在8月对以色列记者说:“如果我们想实施种族灭绝,只需一个下午就能完成。” 莱德曼说:“从3月底开始,随着饥饿和种族清洗作为官方目标被宣布,不仅是种族灭绝学者,越来越多法律学者也认为我们看到的是种族灭绝。我本人在2024年春天就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他说:“归根结底,这一领域有这么多人认同是有原因的。作为研究种族灭绝的学者,要否认这里是种族灭绝,几乎是不可能的。” 来源:加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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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美财经
09-03 00:03
纽约时报社论:以色列禁止国际媒体进入加沙,杀害巴勒斯坦记者,显示他们对平民和记者生命的漠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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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机构共同签署了一封信,呼吁以色列遵守
国际法
,保护那些“尽管面临严重个人风险”仍继续报道的巴勒斯坦记者。) 上周的一次袭击就是一个可怕而具有代表性的例子。以色列有时会在加沙使用所谓的“双击打击”战术,即第一次袭击后紧跟第二次袭击,目的是最大化对敌人的伤害。然而,记者和急救人员往往最先到达现场。 周一,以色列军队炮击了加沙南部的纳赛尔医院,随后表示目标是他们认为的哈马斯监控摄像头。第一次攻击后不久,第二次袭击发生。总共有至少20名巴勒斯坦人被杀,其中包括美联社、路透社、半岛电视台和Middle East Eye的5名记者。大多数伤亡来自第二次袭击。 内塔尼亚胡称这是一次“悲惨的意外”,说以色列重视记者,并宣布将进行军事调查(译注,以色列2023年在黎巴嫩开炮杀死了路透记者,调查结果至今没有公布)。但以色列在城市作战中使用“双击打击”的做法,显示出对平民生命以及试图揭示战争真相的记者的漠视。 必须说明,哈马斯也绝非开放信息的典范,长期以来在加沙以残酷的极权统治手段打压、惩罚甚至杀害试图说出真相的人。记者易卜拉欣·穆哈雷布曾被自称是加沙警察调查部门的人殴打至昏迷,他告诉保护记者委员会,其中一人说:“间谍和记者是一样的。” 未来的加沙应该拥有完全不同于哈马斯和以色列所允许的自由新闻环境。 以色列对加沙记者遇难的批评回应是,一些记者是哈马斯成员。可能一些媒体机构确实与哈马斯或其他极端组织,比如“伊斯兰圣战组织”有联系。但以色列却以这种方式,抹黑那些在几乎不可能的环境下进行重要工作的勇敢记者——其中一些还为《纽约时报》报道——暗示他们是战斗人员。这是不可接受的,以色列几乎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来支持这些说法,却同时刻意阻止国际记者进入。 两周前,包括英国、法国和德国在内的28个国家,呼吁以色列立即允许媒体进入加沙,他们表示记者“在揭示战争毁灭性现实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色列拒绝独立媒体进入的要求时,强调的理由是担心他们的安全。但这个说法很大程度上只是借口。 世界各地的记者已准备好报道这场战争。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70多家国际媒体和民间组织在另一封信中声明,他们“完全理解在战争地区报道所固有的风险”。 以色列政府常常抱怨,世界获取的信息依赖于由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卫生部和其他机构。但内塔尼亚胡及其官员,当他们禁止外部见证者进入加沙时,又指望会发生什么呢? 如果以色列政府真的想让世界自己作出判断,就应该允许媒体进入。 来源:加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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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美财经
09-02 00:00
纽约时报观点:他是被毁加沙的代表与声音,然后以色列在没有可信证据的情况下找了罪名将他暗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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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自己被监视、被追踪、被锁定。” 根据
国际法
,记者属于平民。但根据保护记者委员会(我担任该机构理事)的数据,自加沙战争爆发以来,已有至少192名记者被杀。 “有段时间,我不得不放弃穿防弹记者背心,因为它已经不再提供我所寻求的保护,”穆哈维什告诉我,“实际上,反倒让我成了靶子。” 穆哈维什去年已离开加沙。谢里夫的死亡,发生在以色列军方接连威胁之后,令他格外心碎。“最终,他选择为这份工作付出生命的代价,”穆哈维什说,“我真的真的厌倦了为朋友和同事哀悼。” 沙特政府在土耳其的领事馆内谋杀《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贾迈勒·卡舒吉时,引发了全球哗然。俄罗斯拘禁并杀害记者,也曾激起国际舆论的强烈支持。尽管这些政府常会捏造间谍罪等指控来为自己的暴行辩解,但世界普遍将这些指控视为独裁政权打压言论自由的荒谬借口。 而对谢里夫被杀,以及几十位其他巴勒斯坦记者被杀的反应,却显得不同——更加冷淡,媒体往往对以色列的指控与记者的身份给予同等权重,尽管以色列拿不出可核实的证据。 穆哈维什对全球许多媒体重复以色列说法、称他朋友是哈马斯武装分子深感痛心。 “令人心碎的是,这意味着世界上有记者在为杀害其他记者的行为辩护。”他说。 这是我,作为外国记者,与战区本地记者之间的另一种区别。我身边的本地记者对自己祖国的局势了解得比我多得多。他们知道如何在危险中行动,拥有关键联系人和必要知识,这些都大大丰富了我的报道。 理想情况下,本地记者与国际记者之间应是互惠共生的合作关系,后者常常聘请本地人来提升报道质量。但在一些地方,本地记者的“专业知识”会被扭曲为“同谋”。我作为外国人,往往被视为中立的外来观察者;而本地记者因身处社区、亲历苦难,被认为“无法客观”,甚至“有立场”。人们觉得她不可能不偏向冲突中的一方,她必定是“有倾向的”。 在一部令人震撼的新纪录片《距离安德里夫卡2000米》中,两位乌克兰记者陪同乌军士兵穿越一片狭窄的森林地带,试图从俄军手中夺回一座村庄。影片在地堡和战壕中展开,极具压迫感和真实感。影片导演、普利策奖和奥斯卡奖得主姆斯季斯拉夫·切尔诺夫指出了他与受访士兵之间的平行处境。 切尔诺夫说,这名士兵拿起了步枪,而他拿起了相机。他们以不同方式,为乌克兰人民的尊严与主权而奋斗。假如切尔诺夫——他为美联社工作——遭到俄罗斯政府抹黑或袭击,全球记者都会第一时间站出来支持他,斥责任何指控为宣传攻势。我自己也会是最先声援他的人之一。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必须重新审视以色列对谢里夫是哈马斯成员的指控。以色列公布的所谓证据非常薄弱,仅仅是一些表格截图、所谓的服役编号和未被独立核实的旧支付记录。 “以色列军方似乎是在没有任何实质证据的情况下,靠空口指控作为杀害记者的授权,”联合国意见和表达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艾琳·汗在去年另一场以军空袭炸死半岛电视台记者及其摄影师时曾表示。 谢里夫当时曾报道这起事件。 在自己死前的采访中,谢里夫曾恳求外界提供帮助和安全。 “这些事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我报道以色列占领军在加沙地带犯下的罪行,伤害了他们,破坏了他们在国际上的形象,”他告诉保护记者委员会。“他们指控我是恐怖分子,是因为占领军想在道义上暗杀我。” 即便完全采信以色列的说法(我并不认同,以色列过去已有多次不实指控),也只是假设2013年、他17岁时曾加入哈马斯——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这个选择? 当时,哈马斯自2006年起就是他家乡的执政当局,掌控着这个狭小地带的全部行政体系。 “这是一个拥有庞大社会基础设施的组织,”塔里克·巴科尼在他的哈马斯研究著作中写道,“与许多既不支持哈马斯政治纲领、也不参与其军事行动的巴勒斯坦人存在联系。” 再进一步讲,即便以色列所谓证据属实,谢里夫过去在成为记者之前确实参与过军事行动——战争新闻史上也不乏战士转行记者的例子。也许最著名的是乔治·奥威尔,他曾在西班牙内战中参战,并在战地记录士兵生活,后来成为战地记者。 如今,在美国,服过兵役被广泛认为是战地记者的加分项。编辑们并不觉得这类记者“有偏见”,反而看重他们从军旅中带来的见解和经验,并信任他们能在新闻报道中坚守职业角色。 在以色列,大多数年轻人都必须服兵役,因此许多以色列记者也有军旅背景。 许多人会反驳说,哈马斯不同于一个国家的正规军。这确实如此。早在去年10月7日发动惨烈袭击前,哈马斯就使用过针对平民的自杀式爆炸等恐怖战术。包括美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将其认定为恐怖组织。但它一直是加沙地带的实际执政当局。 事实上,一个令人不安的现实是,哈马斯的壮大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内塔尼亚胡的算计政策。正如《纽约时报》在2023年报道的那样,以色列政府曾暗中支持哈马斯,以削弱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直到哈马斯袭击以色列的前一个月,也就是2023年9月,以色列政府仍欢迎通过卡塔尔向哈马斯输送数百万美元资金。 “即使以色列军方获得了哈马斯入侵的作战计划,分析人士也观察到加沙边境附近的大规模恐怖演习,这些资金仍然持续流入,”我的新闻同事们写道。“多年间,以色列情报人员甚至还曾护送卡塔尔官员进入加沙,将装满数百万美元的手提箱送交哈马斯。” 弗洛伊德曾提出,癔症患者只是普通人在极端情境中经历巨大痛苦的一种极端表现。用同样的方式来看,记者就是那种极度好奇的人,在别人都因感到危险而收起好奇心、离开现场的时候,仍选择留下来、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记者到底是什么人?是那些在社会名义下,主动去直面无法承受之事的异类。他们放弃自身安全,也许还从见证和报道恐怖事件中感受到某种奇特的刺激。这当中当然可能带有一种道德上的扭曲,但这是一种重要的、被社会认可的角色。总得有人把这些信息送进历史里。 从这个角度看,记者其实和士兵并没有那么不同。毕竟,士兵也是普通人,只接受了最基础的训练——学习如何使用武器装备,学习基本战术,然后就被派去执行一项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几乎无法想象的任务,代表我们去完成那些“可怕的事”。 这种奇特却很少被承认的联系,使得战区记者,尤其是本地记者的工作,总是蒙上一层怀疑的阴影。他们无法置身事外,只能卷入正在眼前发生的一切。他们使用自己选择的工具和媒介,试图保护家园和人民。在这样的情境下,对立一方很容易将他们描绘成战斗人员,即使他们手中并未携带武器。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相信这样的指控。 来源:加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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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美财经
08-22 00:00
以色列批准新的大规模殖民定居点计划,公开宣称要抹去两国方案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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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发表评论时告诉记者,定居点建设违反
国际法
,“阻碍了通过谈判实现两国方案以及结束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的占领”。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尚未就E1的宣布发表评论。 不过,星期天在访问约旦河西岸另一个已有25年历史的定居点奥弗拉时,他发表了讲话。 他说:“25年前我就说过,我们会尽一切努力牢牢掌握以色列土地,阻止建立巴勒斯坦国,阻止任何试图将我们从这里驱逐的行为。感谢上帝,我当时的承诺,如今已经兑现。” 两国方案设想在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与以色列并存。 由于担心破坏与巴勒斯坦未来的和平协议,西方国家和一些维权组织一直反对这一定居点项目。 E1位于马阿莱·阿杜明附近。由于美国和欧洲政府的反对,这一计划曾在2012年和2020年被冻结。计划包括建设大约3400套新住房。 根据跟踪约旦河西岸定居点活动的以色列维权组织“现在和平”的说法,基础设施工程可能在几个月内启动,住房建设大约在一年后开始。 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认为,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违反
国际法
。 以色列对此持异议,称这个地区与他们有历史和圣经渊源,并表示定居点提供战略纵深和安全保障。 来源:加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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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美财经
08-21 00:00
以色列媒体的调查显示,以军成立专门部门以合法化杀害记者的行为,不惜扭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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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伤害无关人员,尤其是记者,一切均符合
国际法
”。 发言人像以往一样宣称,在袭击前,“采取了措施减少伤及平民的可能性,包括使用精确制导武器、空中监视和额外情报信息”。加沙已经有超过6万人被杀,其中多数为女性和儿童。 年仅28岁的沙里夫,已成为加沙最知名的记者之一。根据CPJ数据,自10月7日以来,他是加沙地带186名遇害记者和媒体工作者之一,这是该组织自1992年开始统计以来记者死亡人数最多的时期。其他机构估计死亡人数可能高达270人。 “如果你们看到这些文字,就说明以色列已经成功杀死我,让我的声音永远沉默,”沙里夫在最后一则遗言中写道。这条信息在他去世后发布在社交媒体上。“我经历过各种细节的痛苦,多次尝到苦难和失去的滋味,但我从未犹豫过如实传递真相,不加歪曲、不作篡改。” 来源:加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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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美财经
08-16 00:00
中欧关系骤然紧张!中国禁止机构和个人与两家欧盟银行开展业务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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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并于8月9日正式实施制裁,严重违反
国际法
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对中欧经贸关系和金融合作造成严重负面影响。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发言人说:“为坚决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经国家反外国制裁工作协调机制批准,中方决定将欧盟UAB Urbo Bankas和AB Mano Bankas两家银行列入反制清单,禁止我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进行有关交易、合作等活动。” 发言人强调,希望欧方珍视中国与欧盟及其成员国在经贸和金融领域形成的长期良好合作关系,纠正有关错误做法,停止损害中方利益和破坏中欧合作的行为。 上个月,欧盟在其旨在阻碍俄罗斯战争机器的最新一揽子措施中,宣布对位于中俄边境附近城市的两家小型中国银行实施制裁:绥芬河农村商业银行和黑河农村商业银行。这项禁止欧盟运营商与这两家银行进行交易的措施于8月9日生效。 中国的银行被指控为数字资产交易提供便利,这“严重阻碍了”欧盟的制裁。北京方面对此作出回应,呼吁欧盟“立即停止其错误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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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qttier
08-14 10:26
中美军事新冲突!中国在黄岩岛附近警告驱离美国军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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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美方行为“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违反
国际法
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希金斯”号隶属驻日本横须贺的美国第七舰队。该舰队发言人Sarah Merrill对 CNBC 表示,“希金斯”号是在依照
国际法
进行“航行自由行动”。 Merrill补充说:“中国关于此次行动的说法是错误的……美国正在捍卫在
国际法
允许范围内飞行、航行和开展行动的权利,‘希金斯’号在此的行动正是如此。无论中国说什么,都不会阻止我们。” 此事发生之际,华盛顿与北京正陷入一场贸易摩擦,双方曾互放激烈言辞。今年3月,中国曾警告称已做好准备与美国进行“一场贸易战或任何其他形式的战争”,随后紧张局势有所缓和。 就在本周二,一艘中国军舰在追赶一艘菲律宾巡逻艇时与本国海警船相撞。 中国依据其“九段线”主张几乎整个南海的主权,这一立场拒绝承认荷兰海牙国际仲裁法庭在2016年的裁决。仲裁庭当时认定,北京的主权主张在法律和历史上均无依据。 近年来,中国与菲律宾船只在南海多次发生冲突。菲律宾方面曾指责中国军方去年追逐菲方船只,并用激光照射在有争议的另一处礁附近巡逻的菲方飞机。据菲律宾官员称,冲突曾涉及船只碰撞、水炮攻击,以及菲籍水手受伤。 2024年5月,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 Jr.)表示,如果有菲律宾公民在南海因与中国海警的冲突而丧生,这几乎可以肯定将构成“红线”,并“非常接近我们所定义的战争行为”。 他补充称,“我们的条约盟友,我相信也持有同样的立场”,指的是美军。自1951年以来,美国与菲律宾签有共同防御条约,该条约规定,在太平洋地区对菲律宾或美国的攻击将被视为对另一方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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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3 15:04
中美突发重磅!美副总统:特朗普正“考虑”对中国产品征收新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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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使馆表示,中国与俄罗斯的贸易属于
国际法
范围。 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表示:“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在
国际法
框架内与俄罗斯开展了正常合作。” 特朗普当地时间8月6日曾表示,他可能宣布对中国征收进一步的关税,类似于早些时候对印度因购买俄罗斯石油而征收的25%的关税,具体取决于情况的发展。 当被问及是否有类似的计划对中国征收更多关税时,特朗普回答说:“可能会发生。” 特朗普当时表示,将会有“更多”的二级制裁,并指出印度“在从俄罗斯购买石油方面与中国非常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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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qttier
1评论
08-11 07:49
纽约时报观点:西方国家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努力是一种进步,但仍然空洞而且充满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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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之后,这一点意义重大。 考虑到主权是
国际法
的核心,这一举动可能赋予巴勒斯坦权利倡导者更多筹码,推动本国政府在以色列问题上遵守
国际法
。 目前已有147个国家承认巴勒斯坦国。如果这三个以色列的重要盟友加入,将是关键一步,也会让美国作为以色列主要支持者的地位更加孤立。 然而,这一承认行动既远远不足,也明显为时已晚。对饥荒问题来说,这种回应极其不够——更别说那些人权组织、种族灭绝与大屠杀研究学者,以及联合国特别报告员所指称的“种族灭绝”行为了。在加沙战争持续近两年之后,以色列的所作所为已被普遍归类为此。 然而,这些承认仍可耻地附带了前提条件。英国首相斯塔默将承认为一种威胁手段:如果以色列不采取“实质性步骤”缓解加沙“可怕局势”、同意停火并承诺和平,他将承认巴勒斯坦。加拿大总理卡尼则将承认条件设定为巴勒斯坦政治改革、哈马斯不得参与选举,以及建立一个非军事化国家。法国总统马克龙虽然没有明言设置条件,但在承诺承认的同时,也提醒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领导人阿巴斯履行改革承诺。 与此同时,尽管国际社会普遍认定以色列违反人权并实施犯罪行为,以色列在获得数十亿美元军事援助方面,几乎没有面临任何限制或附带条件。 这三国的声明,恰逢上周由法国和沙特主办的联合国大会“两国方案”会议。会议包括来自加拿大和英国的代表,最终形成了所谓的《纽约宣言》,提出了解决冲突的若干步骤。宣言要求结束加沙战争、立即提供人道援助、统一加沙与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建立巴勒斯坦国,以及停止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定居和吞并行为。 主办方希望,在九月联合国大会年会上,绝大多数成员国能支持这一计划,并呼吁所有尚未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国家尽快承认。 这一宣言,加上可能到来的高调承认行动以及不断壮大的民间社会运动,正使以色列在国际社会中愈加孤立。 但这一声明同样清楚地揭示出,主权的游戏对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规则:对一个人口和基础设施正被系统性摧毁的民族,国际社会提出一系列技术性和体制性要求,却对策划这场摧毁行动的一方要求少得可怜。 根据宣言内容,巴勒斯坦人被要求放弃暴力,承诺建立一个非军事化国家,维护一个对“各方”都有利的安全体系,举行选举,并在此基础上推动“良好治理、透明度、财政可持续性”,以及“公共服务、营商环境和发展”。 相比之下,以色列仅被要求遵守基本的国际规则,公开支持“两国方案”,并从加沙撤军。 这套几十年前的“两国方案”剧本,几乎没有随着这一时代的“种族灭绝”升级而有任何实质变化。1993年,巴解组织主席阿拉法特在一封信中承认了“以色列在和平与安全中存在的权利”,并承诺巴解组织会进行和平谈判,放弃恐怖主义,并修改巴勒斯坦宪章以体现这些承诺。作为交换,以色列仅在“考虑到”阿拉法特承诺的前提下,承认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 但巴勒斯坦主权依旧遥不可及,而以色列的占领继续推进。 这种根本性的不公,贯穿了之后的所有外交努力。在奥斯陆协议规定的极其有限的框架内,巴勒斯坦残存的政府建立起允许的部分制度,与以色列安全部队合作,并继续表态支持一个早已被以色列破坏的和平进程。在前总理法耶兹领导下,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在2000年代的建国运动,完全遵循以色列及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制定的规则。 然而承认依然停滞,美国阻止了巴勒斯坦获得联合国正式会员国身份——而以色列作为占领方却始终未被附加任何条件。 如今,西方国家却仍要求巴勒斯坦人重复那一套繁复的体制表演,而与此同时,以色列官员则公然谈论让加沙居民“自愿迁移”以及永久吞并约旦河西岸。 宣布支持《纽约宣言》和承认巴勒斯坦建国计划的国家,面临两个直接考验。第一,他们是否会就以色列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地面上的严重违反
国际法
行为采取措施?这些行为包括种族灭绝、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等指控。 当然,以色列否认这些指控,也否认它正在导致加沙的饥荒。 联合国会议的参与国拥有相关手段:保障人道通道、因阻止援助而制裁以色列、暂停贸易关系。如果他们无法在当下拯救那些最危在旦夕的生命,又如何为未来提供任何希望? 第二个考验是,是否会追究以色列的责任。 宣言中提到“人道灾难”和饥荒时使用了被动语态,仿佛加沙的饥荒是自然发生,而非人为造成——正如许多观察者所指出的那样。宣言中“问责”仅出现一次,“正义”一词则完全没有出现。 这同样令人想起奥斯陆体制,以牺牲问责、正义和真相为前提来推进谈判。 在过去近两年的严重通行限制以及以军事化粮食分发系统取代联合国主导援助机制,已导致1300多名巴勒斯坦人死亡的背景下,签署宣言的15个国家,至今仍不肯集体承认“以色列要为加沙饥荒负责”。 若连问题都无法指出,又何谈解决? 如今,改革乃至“解决”的语言听起来越来越空洞。宣言承诺迈出“不可逆转”的建国步伐,但对正在挨饿的人来说,唯一不可逆转的就是死亡。 如果承认巴勒斯坦国不能带来实际行动——如武器禁运、制裁、执行
国际法
,那么将仍是空洞的承诺,更多地是转移视线,使西方国家在加沙毁灭中的共谋角色得以掩盖。 来源:加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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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美财经
08-08 00:01
以色列名将之子:从犹太复国主义者变成巴勒斯坦捍卫者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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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项定义明确的罪行。这不是一种观点。
国际法
对种族隔离罪有明确的定义。因此,你可以去查找种族隔离罪,看看种族隔离罪的定义。大赦国际大约三年前发布了一份报告,概述了为什么这是一个种族隔离国家。 这是一份非常非常详尽的报告,他们花了几年时间才完成。它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所以,如果你看看犯罪的定义,再看看当地的实际情况,答案就出来了。 这不是一个观点问题。有定义,也有现实。 我在耶路撒冷长大。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从来没有接触过巴勒斯坦人。我们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社区。我们的社区灯火通明,街道宽阔,有漂亮的学校、操场、人行道、充足的水和电。在用水或用电这类事情上,我从来不需要想一想。 但即使只是孤立地看耶路撒冷这个城市,巴勒斯坦居民区的现实情况完全不同。那里没有人行道。没有水。没有我们所拥有的资源。我们上不同的学校,说不同的语言。 当你开车在全国各地行驶时,情况也是一样。你会看到巴勒斯坦城镇,我甚至不是在谈论约旦河西岸,我说的是 1948 年的巴勒斯坦城镇,或者有些人称之为以色列本土的巴勒斯坦城镇。 你看看这些城镇,看看它们的区别,它们没有任何发展。同样,水、资源、人行道等基本设施都不存在。即使是现在,也是如此。还有一个重要的区别:他们没有防空洞。 而在他们周围,在曾经属于他们的土地上,正在兴建美丽的以色列新定居点、以色列城镇和城市,巴勒斯坦人却与这些都无缘。 再回到伊朗问题,因为它非常重要,这些火箭弹正在落下,这些导弹正在落下,以色列人正在跑向防空洞。而住在街对面的巴勒斯坦人,他们没有避难所,也不被允许进入这些避难所。再说一遍,这些美丽的以色列城镇大多建在他们的土地上。他们是完全不同的。这是显而易见的。 也许最能让人真切意识到不平等现实的,是水资源的分配。 当你开车穿过这个国家时,你可能已经看到了这一点,以色列的定居点,以色列的城镇都很漂亮,绿树成荫,道路宽阔,应有尽有。而巴勒斯坦人的地方看起来有点落后,尘土飞扬,发展不足。我从小到大所学到的,我相信你也听说过,人们经常听到的是,犹太人来了,他们开发了这片土地,而阿拉伯人,看看他们,他们是如此落后,因为他们是阿拉伯人,是吧? 斯普林克尔:这正是我 1999 年住在那里时得到的印象。每当我们去一个阿拉伯城市,我不记得确切的说法,但我可以告诉你我当时形象的想法就是,哦,是的,看,他们有点脏。他们不在意自己的东西。看看犹太人,他们管理得很好,爱惜自己的财产和一切。但那个肮脏的城市,那些人……嗯,就是这样的想法。 佩莱德:但人们不知道的是,所有的水都被以色列的一个叫 Korot 的机构控制着。顺便说一下,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巴勒斯坦人只分配到 3% 的水。 因此,如果你仔细想想,有时两个镇就隔着一条街,有时只是两个不同的社区,甚至不是两个不同的镇。一方可以获得他们所需的全部水源甚至更多,而另一方每周只能获得七八个或十个小时的自来水。 想想你要把水用来做什么?你要做饭,你要喝水,你要洗衣服。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如果你有一些土地,你需要浇灌庄稼等等。 所以,这事本身…… 这可能是最糟糕的事情。这就是你看到差异的原因。 如果巴勒斯坦人能够获得同样的资源,比如水,那么情况就会大不一样。但这并没有被告知。这不是对话的一部分。 没有道德的军队 斯普林克尔:哇!所以,你明显是在军人家庭长大的,而且还在以色列国防军服役。是这样吗? 佩莱德:是的,我服过三年义务兵役。 斯普林克尔:那是什么感觉?你知道,我们听说以色列国防军是世界上最有道德的军队…… 你觉得这话有道理吗? 佩莱德:不,没有,当然没有。没有所谓的道德军队,以色列国防军就更不是了。以色列国防军是建立在 1948 年种族清洗的残暴基础上的,对巴勒斯坦的种族清洗,以及对巴勒斯坦人的骇人听闻的屠杀,数不胜数的屠杀。这些屠杀最初是由民兵进行的,后来在 1948 年成为正式军队,成为以色列国防军。这就是以色列国防军成立的时刻。然后,他们在这些年里一直在进行屠杀。 当我去服役时,当然,我相信这是一支有道德的军队。我相信我们必须有一支军队,以及所有诸如此类的东西。所以我去了,那是 1980 年底。 我在我的书中描述了这一点和最初的几次行动。我从来没有参加过战斗或类似战斗的事情,但我们必须去巴勒斯坦城镇巡逻,或者类似的事情。我记得,我在书中提到过,我们是年轻的士兵,我们去巡逻一个巴勒斯坦城市。 指挥官告诉说,我们应该在街上来回走动。如果有人敢看我们一眼,我们就打断他们的每一根骨头,他们给我们警棍和手铐。我在想,我们是一支步兵部队,为什么要带警棍和手铐?如果我们穿得像全副武装的士兵一样穿过城市,每个人都会看着我们,你怎么可能不看呢,这就是个奇怪的场景,对吧?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在我服役的最后一年,以色列入侵了黎巴嫩。这一事件让一切都变得清晰了…… 起初这应该只是一次 40 公里的短暂入侵,但我们马上就知道,当以色列政府说这是一次 40 公里的入侵时,他们已经在贝鲁特的郊区了,那里有萨布拉和夏蒂拉难民营,有屠杀[注]…… 人们正在为 1982 年萨布拉和沙蒂拉大屠杀中平民受害者挖集体坟墓。近东救济工程处档案,摄影师不详 [注]贝鲁特难民营大屠杀,又名萨布拉-夏蒂拉大屠杀(Sabra and Shatila massacre),是 1982 年 9 月 16 日至 9 月 18 日的一场政治性大屠杀,由天主教马龙派的黎巴嫩长枪党屠杀其政敌,包括巴勒斯坦人和黎巴嫩的什叶派穆斯林,遇难人数大约在 762 人至 3500 人之间。事发地点是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萨布拉街区和邻近的夏蒂拉难民营。当时正值黎巴嫩内战和第五次中东战争。 1983 年,由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助理和联合国大会主席的肖恩·麦克布赖德(Seán MacBride)担任主席的调查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以色列作为此地区的占领者,阻止此地区发生屠杀本应是其责任,需对此次事件负责,并认定这是一起反人道的种族灭绝事件。被委托调查这起事件的以色列贝鲁特难民营屠杀事件委员会发现,以色列军队清楚地意识到这场大屠杀正在进行,不仅没有阻止,还参予其中帮助屠杀平民。因此,以色列对大屠杀负有直接责任,而以色列国防部长阿里埃勒·沙龙(Ariel Sharon)需对“忽视大屠杀和复仇事件的存在可能性”负有个人责任,这迫使其引咎辞职。 因此,整个所谓道德军队的理念,被彻底抹杀了。甚至当时我的父亲也站出来,告诉士兵们拒绝进入黎巴嫩,拒绝在黎巴嫩服役,并以同样理由拒绝在约旦河西岸服役。这就是当时的气氛。 从那时起,我就知道这一切都是谎言。 斯普林克尔:你在书中讲述了一个故事,我读这个故事把这部分书都翻毛了。这是一个关于其他一些以色列国防军成员,他们喜欢在没有任何独立威胁的情况下,攻击巴勒斯坦渔船。你能谈谈吗?我读了一遍又一遍,只是想,这不可能是真的。我就想,米科,你一定是在编故事,不可能。我不能相信这真的发生了,因为我的心这样告诉我。但后来你从军队里几位互不关联的独立消息来源那里听到同样的说法。你能说说这个事吗? 佩莱德:哦,你说的是那个故事。有个人是以色列海军突击队的军官,海军突击队被认为是最精锐的部队。我们围坐在一起,他讲述了在加沙海岸巡逻的情景。他们遇到一艘渔船。他们叫渔民跳入水中,炸毁了渔船,然后看着在水里的他们,让他们数到 100,然后再数一遍,再数一遍,直到他们全部淹死。 他满不在乎地讲着这个故事。我的意思是,他不是从内疚、羞愧或震惊的角度来讲述的。他只是说,哈哈哈,我们就是这样对待这些阿拉伯人的。当然,现在我们都知道,在加沙发生种族灭绝已经快两年了,但那是发生在那个时候。查尔斯·格拉斯(Charles Glass)是个非常著名的出色的记者,他在我的书出版之后写信给我,他说他记得在黎巴嫩也看到过这样的场景。 种族主义的主线 佩莱德:他记得以色列突击队也对黎巴嫩渔民做过类似这样的事情。但是,我认为重要的是要了解这种行为的来源。它来自一种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即所谓的犹太复国主义,这是一种至上主义意识形态。 这是一种种族主义的、暴力的、至上主义的意识形态。一开始我很难说出这样的话,因为对我来说,犹太复国主义是我们一生都在讨论、谈论和钦佩的东西。我的意思是,每天晚上在餐桌上,我们都在谈论犹太复国主义和国家,以及对国家的贡献,还有犹太复国主义对犹太人的重要性。 所以,我不是从教科书上了解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复国主义发生在我每天的生活中,在每一个家庭聚会中。我有一个当过总统的舅舅,还有另外一个也是显赫人物的舅舅。我的意思是,大家庭的聚会就像开国元勋的名人录。 但后来,我认识了巴勒斯坦人,参与并理解了他们,真正走出了压迫者和至上主义所处的非常安全和干净的现实环境,进入了巴勒斯坦人实际生活的地方。这才意识到,还有一个我们不知道的现实存在。 显然,我们被告知的是,巴勒斯坦人是危险的、肮脏的,他们是骗子,他们想要杀死我们所有人。但是我有不同的经历,我在书中也描述过,开车进入拿撒勒或乌马尔-法希姆这样的巴勒斯坦城镇,这些城镇里的人都是以色列公民,但我很害怕。然而,没有人想杀我,人们都很和善,如果我问路,他们会不厌其烦、超出我期待地帮助我,如果我们去餐馆,一切都很好,我在那里遇到了很多人。 后来,我第一次独自前往约旦河西岸的一个小镇,我吓坏了。我独自一人,在一辆挂着以色列牌照的车里。任何人都能看出我是以色列人。我不可能活着出来。然后我到了那里,却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对他人的恐惧、对他人的优越感并不是新鲜事物。我的意思是,这不是新发明出来的什么设计,但它非常强大,我们每天,或者说在巴勒斯坦过去的近 80 年里,都能看到它的表现,这就是巴勒斯坦人被杀害的原因。这也是我认为西方世界并不关心的原因,因为当白人杀害棕色人种时,人们通常并不关心。世界并没有真正关注。 斯普林克尔:所以,你确实可以看到在整个事件中交织着一条强烈的种族主义主线。 佩莱德:绝对是,毫无疑问。如果没有种族主义,你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也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没有种族主义,这一切就不可能发生。除非存在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否则一群定居者不可能来到一个属于别人的国家,并犯下这些骇人听闻的罪行长达近百年。绝对是因为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 斯普林克尔:在以色列长大的你是否经历过以色列同胞明确的种族主义言论?是直白的,还是暗示性的,有所掩藏? 佩莱德:哦,不,它一直都很明显。今天,它是官方政策。以前,在官方的那种国家领域,它是比较低调的。但在朋友间和私人之间的对话中,它是明确的,完全直白的。 阿拉伯人是肮脏的。有一个词叫“阿拉伯劳工”,非常有意思。阿拉伯劳工被认为是贫穷、蹩脚的劳工。巴勒斯坦最漂亮的房子,现在很多都被以色列人占了,以色列人就住在里面。最美丽的家园被称为阿拉伯家园或巴勒斯坦家园,尤其是在西耶路撒冷。最美丽的家园是巴勒斯坦人建造的,但是却有这样的说法。是的,种族主义无所不在。它存在于课本中,存在于言论中,存在于一切之中。 斯普林克尔:你在另一边看到了同样情况吗?因为我经常被告知,如果你在加沙或约旦河西岸长大,你从小就被训练成反犹太人,对犹太人有一种内在的仇恨。你在两边都看到这种情况了吗?我的意思是,你可能只能主要谈谈你作为以色列人的经历。 佩莱德:不,不,我两者都看到,因为对这类内容我读过,研究过,我了解它。以色列竭尽所能让巴勒斯坦人憎恨以色列人——不是犹太人,是以色列人占领者。 每一个孩子,任何一个孩子,从 4 岁到 94 岁的老人,都会有同样的故事,有同样的口头禅,他们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我们一直与犹太人和平共处。我们与犹太人关系融洽。我们的邻居都是犹太人。 我们与犹太人没有问题,这是被历史证实了的。但我们怎么能不恨以色列人呢?我们怎能不憎恨这种占领?我们怎能不憎恨以色列国?看看他们对我们做了什么。 即使我们试图与他们和平共处,看看发生了什么。这行不通。所以这是两码事。 这与反犹主义无关。它与憎恨占领者、憎恨压迫者有关,这是完全自然的。 说到课本。我有个姐姐是教育工作者,她写了一本书,介绍以色列的教科书,以色列的学校课本,以及它们是如何将种族主义色彩系统化的。这是一篇学术文章,我的意思是,她是学术界的。她还与其他人一起研究了巴勒斯坦的教科书。 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教科书等,必须得到以色列当局、欧洲人以及一大堆不同团体的批准,才能交给巴勒斯坦人使用。 在耶路撒冷城的学校里,甚至还有另一层审查制度。如果你打开一本教科书,比如学校的课本,有时你会看到上面都涂黑了,因为有些术语、某些叙述、某些诗歌是不允许他们学习的。以色列的教科书没有经过任何形式的审查,而巴勒斯坦人的教科书却要经过大量的审查。 但这已经超出了教科书。如果你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你会憎恨另一方。我是说,谁不会呢? 今天有些人,有些犹太人,他们不会去德国。有些美国人也有憎恨的东西。我是说,事情就是这样。你怎么能不恨他们呢?这与反犹主义无关,因为从历史上看,犹太人在巴勒斯坦、伊拉克和其他国家生活了几千年,生活得非常非常好。 从一个悲剧走向另一个悲剧 斯普林克尔:我们漏掉了你故事的一个关键部分:你的侄女被自杀式炸弹袭击者炸死了。那是在我搬到以色列短期居住的两年前,我记得我听说本耶胡达街发生了一起爆炸,我想那可能就是她,你的侄女。因为我记得我去本耶胡达街的时候,人们都有点胆怯,爆炸就发生在那里。可能是同一个人,你能告诉我们吗? 佩莱德:1997 年 9 月 4 日,三名巴勒斯坦人自爆,炸死了一群以色列人,炸伤了很多人。我 13 岁的侄女被炸死。当时我已经住在美国。这是个大事件。 这是个大新闻,当时我父亲已经去世了,但她是一位著名将军的孙女,同时也是一位一直呼吁与巴勒斯坦人和平的人的孙女,现在看看发生了什么!我立即飞了过去。葬礼在几天后举行,上了所有报纸的头版。 我姐姐的公寓挤满了从世界各地赶来报道此事的记者。有人问她复仇、报复之类的问题,这也是人们常问的问题。我姐姐说的第一句话是,没有一个真正的母亲会愿意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其他母亲身上。所以别跟我说孩子被杀了,还要杀更多的人。不该是这样回应的。 第二,她说,我们认为以色列政府要对此负责,因为当你压迫人民,当你杀害人民,当你杀害他们的孩子,当你逮捕他们的父母,当你像我们对待巴勒斯坦人那样对待巴勒斯坦人时,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这就是结果。我们可以喜欢它,也可以不喜欢它,可以谴责它,也可以不谴责它,但这是我们以色列一手造成的现实。有趣的是,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当时也是总理。那是他第一次担任总理。他和我姐姐曾经是朋友,一起上学,所以彼此非常了解。我们与他和他的家人很熟悉。 他要求前来吊唁,我姐姐告诉他不要来。我们不想在那里看到他。对我来说,这就是我开始写这本书的动力,就像这本书的副标题“一个以色列人在巴勒斯坦的旅程”,因为我们做得不够的是,停下来,消化信息。 我们从一个悲剧走向另一个悲剧。这里的悲剧是,三个年轻人自杀了,还杀了一大堆人。等一下,是什么样的现实造就了如此可怕的事情发生?当然,从那时起,还有更多的死亡和悲剧发生。但是,如果我们只抓住这一件事,停一停,想一想,会如何? 因此,当我回到美国后——那时我已经住在美国——我开始探索与巴勒斯坦人会面的可能性。我从未见过巴勒斯坦人。就像我说的,我在耶路撒冷长大,但你只是从框架中看到巴勒斯坦人。他们在你的画面中进进出出,但你从未遇见过巴勒斯坦人。我开始参加各种会议和对话等等。最终,这成了是我踏上旅程的第一步。 一个以色列人在巴勒斯坦的旅程 斯普林克尔:那是你在圣地亚哥的时候,对吗?你在一本书里提到过,你去圣地亚哥参加了一个以巴联合集会。你不得不搬到圣地亚哥去见巴勒斯坦人。我听其他以色列人也说过这样的事情,你可以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几十年,却从未真正与巴勒斯坦人交谈过。我只是不明白这怎么可能。 佩莱德:那就是种族隔离。尽管国家很小,种族分割而居。但正如你所知,隔离是非常完全的。我们不在一起,孩子们没有任何一起的活动。他们从不一起上学。他们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中。我们的城市很漂亮,灯火通明,很现代化。而他们的城市,就像你刚才说的那样,我们的隔离是 100% 的。 斯普林克尔:你刚开始的时候是怎样的?我的问题的切入点是,考虑到你的犹太复国主义背景,你的成长经历,你能带我们回到你生命中的那个时刻吗? 比如你的情绪,你的想法,你是在慢慢反思自己的立场吗?是否有一些阻力?比如说在圣地亚哥的集会上,第一次从巴勒斯坦人那里听到了什么的时候,你有没有反驳? 佩莱德:我用两种方式来形容。第一种感觉就像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用锯子把自己的手锯下来一样。因为这不仅仅是因为我是以色列人,我来自这样一个家庭,其中很多重要人物,我们为自己的身份感到自豪。所以这是第一个感觉。 第二个感觉是,我必须把这归功于巴勒斯坦人的慷慨,多年后,他们现在仍然是我的好朋友。巴勒斯坦社区允许我经历这个非常痛苦的过程。这就像一个婴儿放开一个扶手,然后在抓住下一个扶手前,迈出最初的几步。 你必须非常耐心。正是他们的耐心、慷慨和热情,让我完成了这个过程。 没有人指责我。从来没有人对我指指点点。没有人因为我的背景、我的犹太复国主义根源等而让我感到不舒服或不好受。这就是巴勒斯坦人的慷慨和热情。 不仅是我在圣地亚哥的巴勒斯坦朋友。在巴勒斯坦的经历也是如此,在我无数次的访问和接触中,在参加抗议活动和一切活动中,我都感受到了这一点。这让我迈出了几小步。我不得不放下一些我知道或我以为我知道的东西,不仅仅是放下,而是拒绝它,寻找其他东西,因为,等等,我是谁? 我的身份突然变得模糊不清了,对吗?我的意思是,我得弄清楚我是谁,我的信仰是什么。这一切意味着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 我该怎么做,这不是救赎的问题,而是我该怎么做才能弥补这些发生的可怕事情?我该如何补救?我该如何参与? 我的书出版后,我了解到,因为我的背景,我的声音有作用。于是,我开始演讲和写作,因为我的背景,人们倾听,我有了听众。所以我用我的声音和我的写作来发挥作用。 世界上最愚蠢的事情 斯普林克尔:是啊,你对自己的观点毫不隐晦。这可能很危险,对吧?我是说,你的观点是如何被接受的?在这个时代,如果你说了任何关于以色列的负面言论,你就会被指责为哈马斯的支持者,或者反犹主义者,或者就你的情况而言,我猜,是一个自我仇恨的犹太人,或者其他的什么。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你的活动进行得如何? 佩莱德:好吧,也许我失去了一些朋友。我的家庭内部会有一些严重的矛盾,但我得到的朋友比失去的要多,这是肯定的。我要说,这个社区,全世界声援巴勒斯坦的社区,都是一些最亲切、最棒的人。 我有朋友,有巴勒斯坦的兄弟姐妹,在整个巴勒斯坦都有巴勒斯坦人朋友,我了解他们,爱戴他们,尊重他们,我愿意跟随他们赴汤蹈火。我们的合作非常密切。事实上,我们可以谈谈我现在在华盛顿特区管理的这个组织。 我是说,没有他们的声音,没有他们的支持,这一切都不可能实现。因此,老实说,当人们说这些话的时候,我真的不会被困扰。 如果有人想进行严肃的对话,我当然很乐意。如果有人想说我自我憎恨这个,自我憎恨那个,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我的意思是,我不恨我自己。 说说犹太人,我有很多朋友和活动家朋友都是犹太人或以色列人。比如,伊兰·帕佩,仅举一例。那些恶毒的批评确实很疯狂,但这是荒谬的。仇恨和压制理性声音(我认为是理性的声音)的欲望是如此强烈。而且情况越来越糟。毫无疑问,现在什么都被说成是反犹太的。 说自由巴勒斯坦是反犹太的,说正义是反犹太的,说从河到海是反犹太的。哇,哇,哇,哇,哇!反犹主义过去是指针对犹太人的种族主义。但这不是更高级的种族主义。都是同样货色,种族主义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 并不是说犹太人有种族主义就比一般人有种族主义更糟糕。大多数人都有种族主义倾向。但现在你反对的是以色列国的犹太复国主义,就像我之前说的,犹太复国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种族主义至上的意识形态,它建立了一个种族灭绝的种族隔离国家。我知道这些话会让人发疯,但我不是随便说说的。 如果你看看这些罪行的定义,并将它们与正在发生的事情进行比较,你就会发现它们是吻合的。因此,如果说批评犹太复国主义这样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就是反犹太,那一定是疯了,因为这完全说不通。 种族主义就是种族主义。我们应该拒绝一切形式的种族主义。它们都是一样的,都应该被摒弃。对一切形式的种族主义都应该零容忍,没有商量余地。但他们却制造了这样的无稽之谈,你知道,你可能会因为采访我而被指责为种族主义或反犹太主义。这太荒谬了。绝对荒谬。 斯普林克尔:是啊,这真的是世界上最愚蠢的事情了。这就像如果我批评美国政府,而我的确批评,那会让我怎么样?对所有美国人都怀有仇恨?这根本说不通。我们批评各地政府,我们应该批评。我的意思是,我认为在有证据的情况下,我们绝对应该批评政府,但这与政府高层某些人的种族构成无关,也与那些支持某种有问题的意识形态的人无关。 你在演讲时经常会受到哪些批评?人们会不会认为你相信了哈马斯的宣传?或者这样、那样?当你分享你的观点时,你会发现自己不得不反复回应的一些常见问题是什么? 种族灭绝的意图 佩莱德:一般是,哈马斯怎么办?或者说,他们输掉了战争,活该!通常涉及的边缘问题都很荒谬。我是说,哈马斯怎么办?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这是一个由许多巴勒斯坦人投票支持的世界组织。它是一个抵抗组织,它的成立只是因为巴勒斯坦人民被占领,巴勒斯坦人民被杀戮和压迫。如果这样的现实不存在,就不会有哈马斯。 为什么会出现抵抗组织?就是为了反抗压迫,反抗对人民的杀戮。因此,如果我们不喜欢哈马斯,不喜欢抵抗组织,不喜欢武装抵抗,不喜欢这样那样,那就让我们来解决问题。 让我们结束占领。让我们在历史悠久的巴勒斯坦全境建立一个权利平等的真正民主国家。让难民重返家园,这样就不会有问题了。 问题不在于对问题的反应,问题在于存在着一个占领了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政权。这才是问题所在,也是你们遭遇抵抗的原因。 这就是为什么有哈马斯、这个组织、那个组织和所有其他组织。 这不是信不信的问题。种族灭绝是二战后由拉斐尔·莱姆金(Raphael Lemkin)定义的一种罪行,它被接受了,对吗?我相信是在 1949 年。 它被接受为一种罪行。种族灭绝罪的定义非常明确。你所要做的就是把这个定义与过去 77 年在巴勒斯坦发生的事情,特别是过去近两年在加沙发生的事情进行比较,你可以自己看。事实上,加沙现在发生的事情超出了我认为的种族灭绝罪和反人类罪的范围。 这些罪行是在二战后、大屠杀后被定义的,当时全世界都觉得我们需要做很多,我们需要发现这些罪行,我们需要让政府为如此可怕的罪行负责。我不认为他们预见到像现在发生在加沙这样可怕的事情,饥饿,人们死于脱水,人们、儿童仅仅因感染而死亡,因为没有肥皂。肥皂不被允许进入。 然而,离这个被称为加沙地带的死亡集中营仅一分钟车距的地方就有丰富的资源。巴勒斯坦是一个富饶的国家。有水,有食物,有药品,有医院。 但集中营里的巴勒斯坦人却被禁止使用这些资源。因此,人们谈论,是啊,他们应该允许更多的卡车进入。他们不允许卡车通行。 他们不需要卡车。二战结束后,集中营里的犹太人和集中营里的其他人并不需要援助。我的意思是,他们也需要援助,但他们需要解放,对不对? 巴勒斯坦人需要解放。加沙集中营必须解放,这样那里的人们才能去国家的其他地方,获得那里的丰富资源。但毫无疑问,如果你看一下种族灭绝罪的定义,再说一遍,这些词不应该不假思索地抛出。 你应该读一读拉斐尔·莱姆金,读一读罪行,他们自己的法规,读懂罪行,罪行的定义,看看那里发生了什么,毫无疑问,那里正在发生种族灭绝,毫无疑问,也有种族灭绝的意图,因为要定种族灭绝罪,你必须证明意图,这是非常棘手的。好吧,你炸了一次大楼,杀了几个公民,也许并没有意图。如果你一而再、再而三、三番五次、长年累月地这样做,我认为意图非常明显。另外,如果你听听那些言论,我读希伯来新闻,我听电视节目,我听政治家和街头民众的访谈,还有那些话题人物等等。种族灭绝的意图昭然若揭。 他们甚至没有试图掩饰。因此,有种族屠杀是毫无疑问的。有种族灭绝的意图也是毫无疑问的。 斯普林克尔:我记得大概是 2024 年 1 月,那是 10 月 7 日之后的几个月,我读了南非提交的报告。这份报告长达 90 页。我当时真的很紧张。那时人们把种族灭绝挂在嘴边。我不确定。我想,这是不好的,这是可怕的。这可能是危害人类罪、战争罪,可是,它是种族灭绝吗? 但读了那份报告后,正如你说的,我发现这是广泛的行为,有 10 页纸的内容记录了以色列领导人或其他方面明显的种族灭绝的声明,所以有很好的意图记录,然后显然也有很好的结果记录。 我认为人们所纠结的是,他们认为种族灭绝意味着一个国家、政府或军队会使用尽可能多的权力来杀死尽可能多的人。所以,他们可能会说,嗯,他们没有……当然,有 8 万死亡人数,这很糟糕。但他们可能会说,那里有 200 万人。以色列有能力杀光他们吗?有可能,他们有核武器,对吧?他们还没有使尽全力,他们杀的人没有他们能够杀的那么多,因此,这不是种族灭绝。 我想很多人都是这么认为的。但这不是种族灭绝的定义。它不是用尽可能大的力量尽快杀死尽可能多的人。不是这样的。事实上,我认为他们很有策略。如果他们走得太远,比他们已经走的更远,那么你会有更多的国际压力。 佩莱德:那个估计,你说有 8 万人,被统计的数字通常是被枪杀的人数。人们死于脱水,儿童死于脱水,儿童奄奄一息,反对种族灭绝的医生和其他去过那里的团体都提供了证词,其中很多人我都见过面。 首先,他们没有设备。他们不被允许携带任何设备。他们甚至连洗手液都不能带进去。 想象一下一个医生在没有洗手液的情况下做手术。这会造成感染。所以,你可以处理伤口,但病人会因感染而死,这种情况经常发生。 很多儿童仅仅因为感染而死亡。有一位出色的护士拉娜,她去了(加沙的)很多地方。她描述了自己第一次去医院的情景,她治疗了一个病人,在病人出院时,她对病人关照:回家后多喝水,清洗伤口,换创可贴。然后当她说这些的时候,她意识到那里没有家,没有水,没有肥皂,没有创可贴,什么都没有。 她刚刚治疗过的这个病人很可能会死于脱水或感染,因为没有办法治疗感染。就是这样,每天都有数以万计的人死于这种情况,仅仅是简单的感染,而更糟糕的是,在五分钟车距的集中营的另一边,在栅栏的另一边,什么都有。那里物资丰富。 打开栅栏,让人们获得资源。但是,让人们死于感染,让人们死于脱水或饥饿,比直接枪毙他们代价小多了。因此,这是战略性的。这残忍得令人发指,但却很有策略。 他们不停地轰炸、杀戮、轰炸、杀戮。现在他们在食物领取区杀人,就像缸里的鱼,一天杀 100 或 150 人,但它非常非常策略。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计算”出来的。这还不算在约旦河西岸被杀的人。巴勒斯坦人在 1948 年被杀害——我的意思是,巴勒斯坦人每天的死亡人数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现在你把这个数字乘以这么多年的时间,这简直是疯狂的。 【延伸阅读】 【重磅长篇】“大规模杀人工厂”:以色列军队蓄意杀害平民 毫无疑问,这是一场种族屠杀。这非常可怕。就像我说的,我不知道那些定义种族灭绝罪的人是否想象过如此可怕的残酷,尽管他们是根据大屠杀的经历写的。 斯普林克尔:你认为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国际上继续施压,情况会怎样?如果你去看看美国之外的一些国家,比如英国,在一定程度上那里的情况更复杂,或者看看德国。我的意思是,国际社会对发生的一切感到震惊。你认为在六个月后,或两年后的某一时刻,总该有个结局吧?不是说整个国家发生的所有事情,至少对加沙来说,总得有个交代。你认为会对战争罪进行审判吗?你认为内塔尼亚胡会对他的行为负责吗?或者你有什么想法? 佩莱德:我认为世界还不够震惊,因为没有行动,没有制裁。直到严厉的制裁,武器禁运,直到以色列受到抵制,以色列外交使馆被关闭,大使们被遣送回国,直到特拉维夫的使馆被关闭,所有国家的人民把他们的大使召回国。在这些发生之前,一切都不会改变。 只要世界还纠缠于种族隔离或以色列国这个问题中,就不会有任何改变。只要人们还说“我相信以色列有生存的权利”,那么他们就是在说“我允许这一切继续下去”,这种可怕的种族灭绝,这种残忍的行为,是不会停止的。不会有一个不同的以色列。 没有其他选择。我们这个非营利机构“巴勒斯坦自由之家”的立场,或者说我们所传播的信息是,我们所寻求的和平、稳定、民主和人权正闪亮地照耀着我们,它就在我们眼前,但它与种族隔离国家势不两立。 种族隔离国家必须解体。必须严厉制裁。必须抵制以色列。 他们必须被踢出奥运会和国际足联,就像当年对待种族隔离的南非一样。他们必须屈膝投降,种族隔离的国家必须被一个自由民主的巴勒斯坦所取代——所有历史上的巴勒斯坦国都享有平等的权利。这不是什么魔术。 全世界都必须站起来这样做,除非我们作为选民要求我们的政府这样做,否则这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不是自上而下的,而是自下而上的,而我们还没有做到这一点。其实我们离那一步还很远。 尽管有数百万人走上街头,人们在抗议,写文章反对,称这是种族灭绝,但我们离成功还远着呢。除非我们站出来,我再强调一次,我们不仅要以选民的身份站出来,还要以消费者的身份站出来。除非我们要求媒体诚实,除非我们要求我们的政府采取行动,立即实施最严厉的制裁、最严厉的抵制、武器禁运、在加沙上空设立禁飞区——只有这样的行动才能结束这一切。然后才是从种族隔离国家和平过渡到权利平等的真正民主国家。 必须释放所有巴勒斯坦囚犯。90% 的巴勒斯坦囚犯是政治犯,这是巴勒斯坦社会精英中的精英。 他们是领袖。这些人才能领导未来的享有平等权利的民主。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这一点。没有什么魔术。没有其他解决办法。要么让种族隔离国家继续存在下去,直到它以某种方式内爆,因为种族隔离国家本身就处于混乱状态。要么我们与巴勒斯坦人民一起斗争,争取他们应得的权利,保障巴勒斯坦人的安全。 巴勒斯坦人的安全没有保障。巴勒斯坦人可能被枪杀、被杀害、被饿死、脱水而死,而且不会有任何后果。没有追索权。 巴勒斯坦人无处可去。没有人倾听巴勒斯坦人的心声,没有人会来保护他们。他们没有保护。没有法律。没有国家。 没有任何实体保护他们。就像我之前说的,除非种族隔离国家崩溃,取而代之的是真正的民主和平等权利,否则变化不会发生。 以色列的控制 斯普林克尔:你在华盛顿,你能解释一下吗,为什么美国精英会如此广泛地支持以色列国?我认为除了一个共和党议员外,其他共和党人都无条件地支持以色列。民主党这边有些人对以色列采取批评态度,托马斯·马西(Thomas Massie)是唯一一位直言不讳的共和党人。但为什么会有这种对美国精英的控制? 佩莱德:我想,有几个问题。首先,美国的教育体系就是犹太复国主义的教育体系。所以你在街上随便问一个人关于巴勒斯坦的事情,大多数时候,他们都会把它和巴基斯坦混为一谈。他们从未听说过巴勒斯坦。即使听说过,也是在新闻中偶然听到的,可能是关于恐怖主义或战争之类的。你不会在学校里了解巴勒斯坦。 你在学校了解以色列。你在学校学习《圣经》故事,好像它们就是历史。你在学校了解大屠杀。你在学校了解以色列国。我的孩子上的是公立学校。那里没有巴勒斯坦。 他们从未听说过巴勒斯坦。以色列是我们的盟友。他们知道以色列人是伟大的希伯来人的后裔等等诸如此类的东西。 这些说法在历史上都是有问题的,但美国人就是这么学的。这已经造成美国人亲以色列了。除此之外,从文化、媒体、美国生活的方方面面来看,以色列的存在感都非常、非常、非常强。 再看看慈善事业及一些最慷慨的学校捐助者。我在圣地亚哥时,雅各布斯(Jacobs)家族拯救了圣地亚哥交响乐团。这些人都是慷慨的好人,他们都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如果他们支持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而且如此慷慨,谁会告诉他们以色列是一个种族隔离国家呢? 现在,人们知道了这些,会问,等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而这些还只是个地基。 在此基础之上,以色列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游说团体,犹太复国主义游说团体,遍布整个美国。 每个州都有一个组织,比如弗吉尼亚州以色列什么什么委员会,德克萨斯州以色列什么什么委员会。他们审查教科书,审查社会研究(social study)这个课程的教科书。他们是真的审查教科书,并为教授社会研究的教师提供课程材料,以教授“正确的东西”。他们无处不在。 还有华盛顿特区的 AIPAC,AIPAC不是唯一的一家。还有一大堆犹太复国主义游说团体,几乎就住在国会山。(他们应该支付租金。)他们多如牛毛,就像家具一样,他们确保一切都按照他们的计划进行。 他们非常引人注目。他们也有能力影响选举。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点。 我们已经看到,一些人在竞选公职时,没有遵循犹太复国主义的路线,结果丢了饭碗。这就是他们如此强大的原因。100 多年来,他们一直做得很好。 你知道,我的祖父就是这批外交官中的一员,在他们那个年代,他们就已经全世界跑,传播犹太复国主义。在以色列建国之前,他曾作为联合国代表团成员在纽约生活过,等等。这些人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在计划和战略上,在筹集资金以表达他们的观点上,他们非常成功。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得到如此大规模的支持。 信仰的畸变 斯普林克尔:前不久,我读了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的《以色列游说团》(The Israel Lobby)一书。这是过去五年里我读过的最令人不安的书之一。我认为它记录得非常详实。当然,他也因为写这本书而遭到猛烈抨击。米科,感谢你抽出宝贵的时间,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不是教徒吧?至少你不是基督徒? 佩莱德:我不是。 斯普林克尔:大规模的福音派基督教支持犹太复国主义,我很想知道你局外人的观点。你对此有何感想? 佩莱德:我认为这很糟糕。我认为这是基督教的畸变。这是信仰的畸变。 我无法理解,我不可能理解。当有人对我说,在加沙发生的一切,在某种程度上,上帝认为是可以的,支持种族隔离和种族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的,上帝向人们许诺了土地,这就是建立种族隔离国家的理由,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没有意义的。 我甚至不知道这对有信仰的人有什么意义。我认识一些对宗教信仰十分认真的人,各种信仰的都有,犹太人、基督徒、穆斯林和其他人,他们认为这令人憎恶,他们认为利用信仰来让这种恐怖继续下去是完全不可解释和不可原谅的。但我也要说,这不是第一次有人利用信仰做出可怕的事情。 所以我无法理解,无法解释。我认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谎言之上的。我认为很多说法都是宗教人士,包括犹太复国主义者编出来的。 如果有人认为这是可以的,因为上帝在某种程度上认可它,我甚至不知道该说什么。如果你相信有上帝在支持,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争辩。 斯普林克尔:这是我大半辈子呼吸的空气。在我接受神学教育后,我开始意识到神学上是行不通的,你不能从上帝对亚伯拉罕的承诺直接联系到第一世纪的以色列,这在神学上行不通。但在我的福音派犹太复国主义的广义教养中,我认为有三种形式的神学论证,第一,有一种复杂的似乎有逻辑的神学论点,我认为它是错误的,但至少他们试图在神学上做出解释。还有一种是比较被动的,比如人们只是在读,我在《圣经》中看到了以色列,上帝的子民。他们看着地图,哦,以色列就在那里。他们只是把这些联系起来,并没有深入思考。还有一些基督徒可能根本不懂神学。这几乎更像是一种政治行为,他们甚至不关心也不争论神学。他们只是想,也许这是同一个以色列,也许不是,我不知道。我只是知道这是我们在中东唯一的民主盟友。如果我们不支持以色列,整个世界的恐怖主义都会冲着美国而来。 所有这些说法都不是真的。但我认为有三种形式。无论哪种方式,它是引人注目的。这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如果你反对它,你会得到很多反弹,包括我们这一集节目播出后也会有。 佩莱德:以色列人当然乐在其中。他们享受这种好处,但也取笑他们。他们像取笑一群傻瓜一样取笑他们。 斯普林克尔:是吗? 佩莱德:当然。他们来做志愿者,在军事基地工作,还寄了这么多钱。但以色列人认为这些人是傻瓜。 而且,当基督徒去圣地的时候,他们会被唾弃,他们会受到可怕的对待。那还是圣地吗?更别说巴勒斯坦基督徒了。许多福音派教徒认为,巴勒斯坦基督徒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因此,他们试图向他们传福音,让他们改宗。 总的来说,犹太复国主义者对其他人、穆斯林和基督徒充满蔑视。如果你懂他们的语言,你听到内部对话,你就知道,他们甚至不尊重这种支持。他们会接受,但不会尊重。 高调地写出巴勒斯坦 斯普林克尔:米科,非常感谢你抽出时间。我对你有很多祝福。你能简单介绍一下你的组织吗? 佩莱德:一年前 我们在华盛顿特区建立了“巴勒斯坦自由之家”。我们在国会山的宾夕法尼亚大道上。我们想在华盛顿特区高调地建立这个组织,高调地挂上巴勒斯坦的旗帜,高调地写出巴勒斯坦的名字。 我们的使命是教育,我们即将推出一个非常雄心勃勃的课程,帮助人们理解我所说的观点,即和平、稳定和人权在该地区是绝对可能的,只要我们停止投资于问题,停止投资于障碍,即种族隔离国家。巴勒斯坦一百多年来的经历蕴含着大量的知识,但这些知识从未浮出水面。我们正在挖掘它。 在阿拉伯语中,我们称之为“塔拉库姆”(tarakum),意思是积累,是几十年来写作、政治表达、艺术表达等方面的积累,只是从未浮出水面而已。我们正在挖掘这些东西,并将其转化为课程,向人们展示巴勒斯坦的过去和未来,以及我们都非常希望看到的和平与稳定的障碍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目的。 我们一直在这里做播客。Palestinehouseoffreedom.org 是我们的网站。我们也在社交媒体上。请关注我们。如果你在华盛顿,请来参观。非常感谢! *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来源:加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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