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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党对华强硬派伊曼纽尔：对抗中国需要产业政策，关键在于怎么用

，曾任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市长，也曾担任奥巴马政府的白宫办公厅主任和美国国会议员。加美财经编译，不代表支持文中观点或确认其中事实。近四十年前，柏林墙倒塌时，西方许多人欢呼，认为自由市场经济终于彻底摆脱了中央计划经济的阴影。可随后发生了意料之外的事——重商主义卷土重来。如今，我们面临的是截然不同的威胁，这个威胁的名字叫中国。在1990年代，全球自由市场的宏大承诺，建立在世界能够搭建并维持公平竞争环境的基础上。但今天，北京只按自己的规则行事。习近平提出的“中国制造2025”政策体现了一种观念：世界应该越来越依赖“中华”，而中国自身则要保持对世界的独立。中国共产党把公然的经济间谍活动和赤裸裸的知识产权盗窃纳入了核心商业模式，这两者都明显违反了国际规则。但更深层的问题甚至更为隐蔽。中国试图利用经济政策，不是为了推动全球繁荣，而是为了在一场围绕科学和技术的第二次冷战中攫取力量。北京今天对整个产业进行补贴，目的就是让外国竞争对手破产，使中国企业主导整个经济体系（比如太阳能电池板和电动车用磁体）。目标是让中国能够迫使对手屈服，而不至于让可能受到国际制裁的中共成员陷入危险。华盛顿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应对。面对纳粹和苏联时，我们采取了有人称之为“产业政策”的做法。二战期间，政府与私营部门合作，建设武器制造业。冷战期间，又培育了包括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在内的航天航空产业。自从中国成为经济和安全威胁以来，我们已经先后采用了五种不同的产业政策。如果你觉得这只是巧合，那我很乐意把伊利诺伊州芝加哥的威利斯大厦的所有权卖给你。每次我们推行新的产业政策时，都有人抱怨说这是让国家滑向社会主义的危险道路。但在与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斗争中，我们并没有落入国家计划经济的陷阱，现在也不必如此。正如比尔·克林顿曾经说过的，认为我们必须在自由市场和政府干预之间二选一，这是个虚假的选择。为了维护我们的经济主权，我们必须两者兼备，而且必须迅速行动。简单来说，国家产业政策是对北京带来的生存性威胁的合理回应。不过，在很多情况下，我们近期的产业政策更多是被动和仓促的，而不是主动和有战略性的。因此，现在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更好的框架，来决定在什么情况下、以什么方式实施产业政策。我们需要诚实地审视过去几次干预的成败，制定出未来的指导原则——也就是总结经验教训。就像国家安全委员会在每届总统任期开始时会提出国家安全战略一样，下任总统应要求国家经济委员会提出经济安全战略。换句话说，现在是华盛顿认真对待如何保持对中国的领先地位、维护美国经济主权的时候了。我们先坦诚地说清楚，到目前为止发生了什么。在多年几乎没有多少产业政策之后，两党的政府官员重新重视起了这一重要的经济工具。2009年的汽车业纾困、2020年的“曲速行动”、通胀削减法案、2022年的芯片与科学法案，以及现在特朗普推出的激进新关税政策，都是典型的例子。简单来说，中国促成了一种新的常态。不过，华盛顿的这些努力并非全部成功。如果我们尽量宽容，可能会给这套总体表现打个C+。不过，如果是我母亲来打分，她几乎肯定会给出一个比“不及格”还要糟糕的评价。然后她必然会说，我弟弟齐克肯定会做得更好。在这些措施中，最明显的成功是汽车业纾困。当时，奥巴马总统的第一个任期开始时，三大汽车制造商中有两家面临破产的危险，华盛顿利用联邦支持，把一个年销量1600万辆但不盈利的产业，转变为一个年销量1000万辆且盈利的健康产业。这拯救了数十万个工作岗位，以及美国腹地无数社区。相比之下，我们对新冠疫情的应对则是喜忧参半。“曲速行动”迅速为世界带来了疫苗。但随着疫情缓解，我们将生物医疗设备生产（口罩、防护服、手套和呼吸机）转回国内的努力也随之减弱——这是个错误。《芯片与科学法案》是另一个亮点，这一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两党的合作。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内，国会的共和党人认识到半导体的重要性，拜登政府随后通过了这一计划，到2030年有望帮助美国拿下全球先进逻辑和存储芯片制造的五分之一。考虑到此前我们的占比是零，这些举措并非小事。通胀削减法案中的清洁能源条款，在美国推动了太阳能、风能、氢能、碳捕集、电池储能和地热的大规模公共和私人投资，但在“美丽大法案”中被取消或大幅削减，这对于美国与中国的竞争来说显然并不理想。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的新关税计划或许是最糟糕的产业政策示范。总统把本来可以是有用的双边工具，变成了一个粗暴、无差别的大棒，带来的混乱多于增长。美国的工业企业到处都在挂着招聘启事，关税对填补全国近40万个制造业空缺岗位毫无帮助。这些不同的努力给我们什么启示？本质上，它们证明只要经过深思熟虑，美国就可以利用公共投资保持对中国的领先，同时保留美国核心经济模式中最好的部分。我们并不需要在放弃自由企业和沦为中国模式的廉价仿品之间做选择。当然，华盛顿绝不会像中国共产党那样，把政治官员安排进企业董事会（虽然特朗普接管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是个例外）。但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如何塑造美国的产业政策，确保政府干预时，这些努力真正能推动我们取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从一个简单原则开始：美国的产业政策应当只专注于那些中国会试图主导我们的领域。这也是“芯片计划”如此重要的原因：认识到北京如果入侵台湾，美国将失去先进半导体供应，华盛顿迅速提供资金，推动了国内制造业。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内“曲速行动”的成功，也是建立在几十年来国家卫生研究院对生物医学研究的投资之上。因此，我们也需要有长期战略。其次，华盛顿永远不应该无限期资助某个行业。政府应该像手风琴一样，在战略产业需要培育时扩大支出，当私营部门准备好以追求利润为目标进行融资和投资时，再收缩支出。得益于通胀削减法案和芯片法案中的激励措施，私营部门已经在清洁能源和半导体领域投资了近1万亿美元。但需要说明的是，因为私营部门永远不会承担足够的研发投入，国家卫生研究院、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和国家科学基金会（更不用说特朗普政府大幅削减的其他公共机构）在未来几年必须恢复实力。我们还需要更认真地对待劳动力问题。我在日本时，曾与普渡大学和其他11所大学合作，大约一半在美国，一半在日本，扩大为半导体产业输送工程人才的项目。但在很多情况下，这些公司不仅在找计算机科学家，还迫切需要合格的电工、焊工、管道工和设备工程师。这是个我们知道能解决的难题。我在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当市长时，我们请增长最快的六个产业来帮助编写当地社区学院课程的教学大纲，建立了一个被世界银行称为全国最佳的体系。如今，华盛顿也可以帮助社区学院和技术学校为关键产业做同样的事，确保这些产业既能获得所需的人才，也能获得所需的劳动力。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技术工人来浇筑混凝土、开挖下水道、修建道路和铺设光纤，那么在俄亥俄州和亚利桑那州新建芯片制造厂就意义不大。这就引出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今天的产业政策能否有效，取决于美国是否能够增强、维护和保护几十年来支撑国家繁荣的深厚先进研究基础。 “曲速行动”诞生于多年的基础生物医学研究，这些研究由政府资助；我们在芯片制造领域的复兴，依托于源自政府资助研究的半导体技术；如今由私营企业推动的清洁能源革命，来自于由政府资助促成的研究突破。美国应该开始把这种带来巨大财富的要素视为真正的国家财富。中国显然非常清楚知识产权和先进研究对自身雄心的重要性。北京最近甚至决定实质上没收部分中国人工智能科学家的护照，担心他们会带着自己的知识离开中国，再也不回来。这并不是说华盛顿应该禁止美国科学家出国。但我们确实需要摒弃那种轻率的态度，正是这种态度曾让我们在极短时间内能迅速开发出新疫苗。我们的知识突破以及推动这些突破的机构——主要是美国的研究型大学——是我们未来经济成功的种子。特朗普削弱高等教育的努力，无异于在与北京的竞争中主动放弃我们最强的优势。同样，中国也常常强迫美国公司交出技术专长。当像A123 Systems这样的美国公司陷入困境时，华盛顿应当阻止中国公司收购由纳税人资助的研究成果和公司专利。我们太常为了进入中国市场而主动出让知识产权，这样的技术投降是极其愚蠢的。最后，华盛顿必须主动推动那些中国正迅速赶超、并可能利用其优势进行要挟的研究和产能建设。北京最近拒绝出口福特公司制造某些先进汽车所需的一种磁体，迫使美国顶尖汽车制造商关闭了几家工厂。我们的国家拥有大部分对未来繁荣至关重要的“稀土”矿产，但中国几乎垄断了这些矿产的加工能力。这是我们绝不能容忍的弱点。产业政策对华盛顿来说并不陌生——自建国以来，我们就在不同阶段使用过这种有针对性的工具。但北京庞大的规模和险恶的意图，意味着我们需要成熟可靠的原则来应对当下的威胁。简单来说，现在已经不是讨论是否要实行产业政策的时候了。我们过去有，现在也有，我们的经济主权需要它。当前的挑战，是要弄清楚什么时候、怎样用好。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7-08 00:00

纽约时报观点：民主党建制派还没有搞明白，对以色列的看法正在迅速变化

年的霍华德·迪恩、2008年的贝拉克·奥巴马，还是2016年的伯尼·桑德斯——他就能动员成千上万的小额捐款人，获得开展有效竞选所需的资源。特朗普在布拉特胜选仅一年后就宣布竞选总统。这个轨迹值得警惕。民主党内建制派如果继续几乎无条件地支持以色列——尽管面对的是压倒性的公众反对，就会在下一次总统初选中更容易遭遇像曼达尼这样的政治挑战。到了2028年，任何愿意将支持巴勒斯坦人权作为道德一致性的象征、并且不愿退缩的人，都会发现竞选之路已经打开。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问题上，民主党的投票基础在过去十年里的变化，堪比共和党在特朗普2016年胜选前十年里对移民问题的转变。任何有意角逐民主党总统提名的人，如果以为可以无视这种转变，都该记住2016年大选前杰布·布什的下场，当时布什无视了布拉特带来的警示。曼达尼的胜利不是偶然。这是未来趋势到来的预兆。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7-08 00:00

中美重磅！华尔街日报:习近平为与美国的冷战准备数十年战略灵感来自于TA

款对接受中国融资的国家更具可持续性。奥巴马政府前高级国家安全官员、现任乔治城大学教授的Evan Medeiros 表示：“中国的经济和外交政策都是为了与美国进行长期斗争而制定的。” 争取时间中国顾问表示，习近平对党内机构的建议是耐心，因为他坚信全球力量平衡终将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倾斜。这种稳重的平静旨在与习近平眼中的美国乱局以及特朗普政府不断变化的对华姿态形成鲜明对比。短短几个月内，白宫就从对中国施加最大关税压力、试图孤立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转变为如今寻求达成一项双方都做出让步的广泛协议。北京方面充分利用了这种环境，为未来的竞争奠定了基础。特朗普政府解散了美国的对外援助机构，让北京有机会在地缘政治竞争加剧之际试图介入。尽管美国已将中国学生签证作为目标，并正在削减美国之音等机构的运营，但中国政府却为美国社交媒体网红提供全额资助的旅行，希望借此推广“更酷的中国”。美国内容创作者IShowSpeed在社交媒体上拥有超过1.2亿粉丝，今年4月，他访问中国十天，为北京赢得了软实力。他发布的视频广受好评，展现了他对中国高铁和无处不在的电动汽车的惊叹，并在全球引起轰动。除了贸易谈判，北京方面还希望恢复华盛顿认为浪费时间的那种反复出现的“对话”。对习近平来说，这是一种拖延时间的策略。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的裴敏欣说：“他们完全是想耍强硬手段，拖延时间。” 《华尔街日报》称，中国能否在其战略上取得成功，目前仍远未可知。习近平为进一步推进中国大国竞争而采取的政策，可能会加剧其经济困境。党的指令性控制正在扼杀私营部门的活动，而旨在“什么都要自己生产”的政策，尤其令人担忧的是，正在导致通货紧缩周期不断加深。然而，对习近平来说，所有这些或许都是其长期目标——耗尽美国的精力——可以容忍的副作用。 20世纪70年代基辛格的高级经济顾问Robert Hormats说：“习近平的目标是取得技术领先地位，并在这场长期竞争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tqttier07-07 07:42

会员

华尔街日报：习近平为与美国的冷战准备了数十年，基于他对苏联失败的理解

政策都在为与美国的长期较量做准备，”前奥巴马政府国家安全高级官员、现任乔治城大学教授埃文·梅德罗斯说。争取时间中国顾问们说，习近平对党内的指示是要保持耐心，他相信全球力量对比最终会向中国倾斜。这种沉着冷静的态度，是想和他眼中的混乱美国形成对比，以及特朗普政府对华立场的不断变化。短短几个月内，白宫就从对中国施加最高关税压力、试图孤立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转向寻求一份双方都有让步的广泛协议。北京正利用这种环境，为未来的竞争设定条件。特朗普政府还撤销了美国对外援助机构，给了北京机会，可以在地缘政治竞争加剧之际介入。与此同时，美国针对中国学生签证采取限制措施，并削减了例如美国之音等项目的经费，而中国政府则为美国社交媒体网红提供全额资助的中国之行，希望借此塑造一个“更酷的中国”形象。美国内容创作者IShowSpeed在社交媒体上拥有超过1.2亿粉丝。4月他在中国待了10天，为北京赢得了一次软实力胜利。他拍摄的大量浏览量视频中，对中国的高速列车和随处可见的电动车赞叹不已，成为全球热门话题。除了贸易谈判，北京还希望恢复华盛顿认为毫无意义的那种定期“对话”。对习近平来说，这是争取时间的手段。 “他们完全打算强硬对抗并拖延时间，”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的裴敏欣说。中国能否在这场战略中取得成功还远不确定。习近平推动大国竞争的政策可能会加剧中国的经济困境。党的指令式管控正在压制民营经济活动，而“什么都要自己生产”的政策尤其导致了不断加深的通缩循环。不过对习近平来说，这些都可能是为了应对美国所能接受的副作用。 “习近平的目标是实现技术领先，并在这场长期竞争中扮演更有影响力的角色，”曾在上世纪70年代担任基辛格首席经济顾问的霍马茨说。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7-06 00:00

纽约时报观点：共和党强推的特朗普大美丽法案有多糟？用10张图表看清答案

约时报观点频道，作者史蒂文·拉特纳曾在奥巴马政府期间担任财政部长顾问，制图为巴布娜·班纳吉。美国国会以不同寻常的速度，通过了一项近900页的庞大政策法案，尽管其中包含大量有争议的条款。这个法案塞进了数百项修改，将为富人和特殊利益集团带来数万亿美元的减税，同时大幅削减数百万美国人依赖的社会项目资金。富人越来越富就像特朗普在2017年推动的减税法案一样，这项法案也会大幅增加赤字和债务，却无法为经济增长提供任何实质性动力。但这一次，情况会更糟。这项立法在未来10年将让赤字增加大约3万亿美元，是前一版本预计增加金额的两倍，而且缺少能显著促进经济增长的条款。这个法案的核心内容和最昂贵的部分，是将2017年实施的、主要让富裕美国人受益的多项个人减税措施永久化。为了弥补财政缺口，法案提高了学生贷款成本，削减了清洁能源激励措施，并减少了医疗补助的资金和覆盖范围。尽管特朗普曾多次承诺，但法案依然没有任何提高私募股权“附带权益”税率（指把私募股权和对冲基金管理人获得的收益分成，就是附带权益，从当前享受的较低资本利得税率，改为按普通收入征收更高税率。这样可以避免他们缴纳的税率低于普通劳动者）的努力，这对私募股权行业来说是重大利好。不过，法案确实兑现了他的一项竞选承诺：为加班费、小费、汽车贷款利息和老年人提供税收减免，然后这些减免并非永久性的。数百万人失去医疗补助法案中最大、影响最严重的削减是针对医疗补助的，而且从众议院到参议院审议过程中，削减力度变得更加严厉。大约三分之一的节省来自对领取者设置的工作要求。虽然共和党人声称他们只是打击浪费、欺诈和滥用，但要满足这些要求所需的繁琐文书工作。预计会让许多人望而却步，导致失去保障。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这些改变将使超过1000万美国人失去医疗保障。大学费用将飙升法案还大幅削弱了拜登政府此前推出的、为中低收入家庭提供优惠还款条件的学生债务还款计划。结果是借款人的平均月供大幅上升，拥有大学学位且年收入为80300美元的典型借款人，每年将多支付约2929美元。气候变化？这个法案取消了2022年《降低通胀法案》中设立的许多清洁能源税收激励和投资，给应对气候变化设置了重大障碍。自从拜登的这个法案通过以来，美国的清洁能源投资大增，已经投入了3210亿美元，还有5220亿美元在规划中。现在很多项目很可能因此被放弃。大部分投资实际上发生在共和党议员所在的选区，这些地方审批手续通常更简单，气候条件也更适合太阳能和风能发电，然而大多数共和党议员却最终投票支持。砸烂预算这个方案给美国增加的债务规模，远超过特朗普上台以来八年内通过的任何其他方案。2017年的那次标志性减税，在10年赤字预测中只增加了相对温和的1.5万亿美元，因为当时安排部分条款在八年后到期，为如今将这些条款永久化的立法埋下伏笔。这次法案也用同样的手段，让部分减税条款设定到期来降低账面成本。严重失衡因此带来的赤字让经济处于危险境地。过去50年，联邦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平均为21.1%。但在新冠疫情期间激增后，支出水平一直顽固地高于这个平均值。由于加税在政治上不可行，这意味着赤字会进一步扩大。赤字这个法案，只是近年共和党和民主党都在采取的政策最新、也是最糟糕的例子：选择最轻松的办法，让赤字不断攀升。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的支出持续上涨，现在已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5%，而1975年时只有1.2%。社会保障的支出也在增加。而且因为债务规模上升和利率提高，偿还国债利息的成本也开始飙升。允许2017年的减税条款到期，实际上会让62%的美国人面临加税，这可能非常不得人心，但也是必要的。根据一项估算，如果没有这项立法，到2035年赤字将从今年的1.9万亿美元增至2.7万亿美元。而有了这项法案，十年后赤字将提高到3.08万亿美元。如果不计算把某些减税条款设定到期的“障眼法”——国会不愿让2017年的减税到期终止已经证明这种作法极不可能发生——预计赤字会攀升到3.21万亿美元。这样，美国持有的公共债务总额将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130%，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这些更高的赤字会推高利率，削弱经济，更重要的是，给未来几代人留下巨大的债务负担。这项立法对最富裕人群的好处最大，却以牺牲经济地位较低的人为代价。法案将永久确立一个体制，使年收入在120390美元及以上的美国最富裕20%家庭，平均可获得相当于收入2.3%的好处，也就是6055美元。相比之下，最贫困的20%美国人预计会遭受大约560美元的损失，这主要是因为医疗补助和食品券削减的影响。至于这项立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白宫似乎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私人预测机构普遍预计国内生产总值只会有小幅增长，耶鲁大学预算实验室的预测甚至更低。而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却声称，到2028年增长率可能达到4.9%，远高于其他预测。在关注税收和预算政策的50年里，我不认为还有哪项立法会在如此广泛和深远的层面上影响几乎每一个美国人。像医疗补助这样的重要社会福利项目从未被如此程度地削减过。这些税收变化也会加剧收入不平等。这种结果本该让共和党人感到羞耻——而且很可能在2026年和2028年反噬他们。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7-05 00:01

在纽约民主党初选中胜出的进步派议员佐赫兰·曼达尼，到底以什么政纲吸引了选民

加美财经06-27 00:01

纽约杂志内幕报道：没有人预料到曼达尼的大胜与科莫的屈辱，这将重构纽约甚至美国政治

次这样的选举。可以做类比的，或许只有奥巴马。曼达尼和奥巴马起初都被对手轻视，被认为缺乏经验、无能，甚至有点“外来”。很少有美国人想象得出，像奥巴马这样的名字可以成为美国总统。一年前，说“市长佐赫兰·曼达尼”，听起来也同样不现实。在纽约，曼达尼开创了新的竞选打法。他在布鲁克林、皇后区和曼哈顿三大行政区击败科莫，赢得了大多数候选人根本无法触及的多族裔年轻选民。科莫的支持联盟传统而稳固，由组织工会、富人和外城区中间派组成。这样的联盟足以让埃里克·亚当斯当选，但面对比他年轻30多岁的对手，仍然无法胜出。这场选举孕育出一座新城市：一个前所未有展现力量的年轻进步派集团。曼达尼证明，公开左翼立场的候选人可以深入各个族群和经济阶层的社区争取选票。他的民粹主义竞选纲领直击城市的住房危机。他的挺巴勒斯坦立场虽令保守派犹太选民疏远，却吸引了厌倦加沙屠杀的新生代浪潮。关于科莫，可以说他打出了纽约史上乃至全美史上最糟糕的领跑者选战。他参选时民调大幅领先，拥有全民知名度、巨大筹款优势和大量体制背书。可这一切毫无意义，因为他几乎没有真正竞选。他回避公众露面和媒体提问。他的各种丑闻，从导致他下台的性骚扰指控到对新冠疫情的失职，始终如影随形，他又拿不出应对之策。他的竞选如一艘漏水的无畏舰，被曼达尼击沉了。在今晚之前，人们还在讨论大选中可能出现的四方对决：曼达尼、科莫、市长埃里克·亚当斯和共和党人柯蒂斯·斯利瓦。科莫即便初选失败，看似仍有可能以独立身份参选。现在的问题是他是否还会再尝试一把。纽约的权力精英——房地产和金融界——对曼达尼感到恐惧，正在寻找能阻止他上位的人选。亚当斯跳过了民主党初选，民望低迷、丑闻缠身，但如今看起来也不比刚被年轻社会主义者击溃的科莫更有吸引力。亚当斯是否会迎来第二春？科莫是否还会再试？斯利瓦是否可能靠得票优势侥幸胜出？凭借这场胜利，曼达尼底气更足了。曾经被科莫震慑的民主党建制派，如今正逐渐向他献媚。工会背书即将到来。曼达尼将拥有大量资金，他会成为自己的政治巨舰。一座新城市已经诞生，接下来要看它将长成什么模样。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26 00:00

美国官员承认，轰炸后并不清楚伊朗接近武器级别铀库存的下落

伊朗大约有1.9万台离心机运转。直到奥巴马政府在2015年与伊朗签署核协议后，美国才得以通过核查员的工作更全面掌握伊朗的核能力。而当特朗普宣布这个核协议“灾难性”并退出后，伊朗中止了核查，关闭了许多安全摄像头。德黑兰随后扩大离心机生产，将铀浓缩至武器级别，并开始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目前尚不清楚，伊以冲突爆发后，在伊朗境内的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小组是否还能获准恢复核查工作，包括确认那批接近武器级别的铀的存放地点与安全状况。伊朗官员称，战时所有国际核查都已暂停。即便核查恢复，核查员是否能进入遭轰炸的福尔多地下工厂或纳坦兹大型浓缩设施的废墟，也是未知数。前五角大楼官员、前中央情报局官员米克·马尔罗伊谈到这次打击时表示：“以所使用的弹药种类和数量，可能会让伊朗核武计划倒退两到五年。”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24 00:00

外交杂志：总统权力不受约束时代的美国外交，国内是帝王般的总统，国际上更像皇帝

一步侵蚀了约束。小布什签署计划并延续至奥巴马任期，虽然成功避免更大经济灾难，但对“大而不倒”银行的救助，加深了公众对总统可做出攸关整体经济决策的观感，而导致危机的人反而继续从中牟利。尤其让人困惑的是，国会在这些危机后甚至未尝试收回行政权力。通常重大灾难之后会促生改革，比如越南战争末期，国会通过并推翻总统尼克松否决而颁布了《战争权力决议》，限制总统未经国会授权部署军队的时间。虽然此后各任总统绕过这个决议，不承认其效力或以三军总司令权力为由行事。然而，这一决议仍提高了动用军队的政治代价，并让立法部门在未来军事部署中确立了咨询权。金融危机或许耗尽了原本可能用于认真反思“反恐战争”后果的政治能量。由于缺乏这场反思，美国人仍生活在“9·11”之后形成的国内政治秩序中。总统体制高度军事化，只要总统以“国家安全”为名，几乎可以不受约束地行事。国会基本上已在国家安全事务上将自己边缘化，甚至无法废除2001年和2002年授权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使用武力的决议。自“9·11”以来，包括特朗普在内的历任总统都在不断试探权力的极限，将2001年和2002年的武力授权滥用到面目全非。例如，奥巴马推行了大规模无人机打击计划，并轰炸了也门和叙利亚。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继续这些现在看来已成“常规滥用”的做法，多次轰炸叙利亚。他的一些行动虽然风险极高，但只是程度不同而本质相同，比如下令暗杀伊朗军事领导人卡西姆·苏莱曼尼，几乎引发与伊朗更严重的冲突升级。另一些行动则真正突破了总统权力的边界，比如在2020年“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期间，在华盛顿特区拉斐特广场动用军队镇压国内示威。不过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部分制衡机制仍存在，尤其是他内阁中一些获得国会尊重的顾问和官员，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他最极端的本能冲动。现在这些防护栏已经消失。其他政府分支甚至不再试图限制他的外交政策。国会首先在2021年1月打破对行政权的约束，当时参议院在特朗普第二次弹劾审判中未能定罪，指控他煽动了1月6日叛乱。很少有共和党人愿意投票反对特朗普。总统要承担责任，一直依赖于党内的批评和倒戈。在“水门事件”期间，共和党国会议员最终抛弃了尼克松，迫使他在失去支持后辞职。而在2021年特朗普被无罪释放后，共和党议员实际上表明，他们不再承担制衡特朗普的职责。随后在2024年7月，最高法院作出裁决，进一步打破总统责任机制。最高法院历来不愿限制总统在外交事务上的权力，在国家安全领域尤为顺从。这次裁决几乎为特朗普提供了一张“免罪卡”，认定总统在与公务相关的行为中享有广泛豁免权。此裁决不仅终止了对特朗普多项联邦指控的审理——包括他在“停止窃选”运动和1月6日事件中的角色，以及涉嫌不当处理机密文件的行为——也使特朗普未来因违反联邦法律和宪法而被追究责任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事实上，他在第二任期头几个月里已屡次涉嫌违法。个人化统治国际关系学者曾把世界划分为民主国家和其他国家。非民主国家包括萨达姆·侯赛因统治下的伊拉克，以及上世纪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纪初领导人定期轮换的中国。然而，过去十年的研究清晰揭示了专制政权内部的显著差异，及其对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决策的影响。例如，政治学家杰西卡·维克斯指出，在一些专制政体中，领导人仍受精英制约，不论是中国政治局这种政治“机器”，还是军政府中军官可因自身政治生存而罢黜领导人的体制。另一些则是真正的“个人化”独裁，领导人可不受任何限制地做出反复无常的决定，甚至轻易发动不智的战争。即便在同一个政权内部，随时间推移也会出现转变。例如在中国，习近平集中权力至极，打破了原本规律性的领导人轮换机制。政治学家史蒂文·列维茨基与卢坎·韦伊在《外交事务》中指出，美国正滑向“竞争性威权主义”——在这种体制中，虽然选举仍然存在，但并不公平；异见虽有，但受到极大压制。目前，美国法院在国内事务上对总统仍有一定制衡。但这些挑战的前景并不明朗，因为许多案件最终将交由保守派主导构成的最高法院裁决。在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领域，总统职位如今已具备个人化独裁特征。法院在外交事务上一贯对总统极为顺从，这一立场不太可能改变。特朗普第二任期政府对此心知肚明，频频以外交政策为借口推行法律上极具争议的举措。例如，卢比奥积极推动拘留与驱逐在2023年校园抗议中参与示威的外国学生，依据的是1952年的一部法律，只要国务卿认定非公民“存在或活动可能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严重不利后果”，即可驱逐。 1990年国会已将此法严格限定于极特殊情形，1996年特朗普已故姐姐、联邦法官玛丽安·特朗普·巴里曾裁定此法违宪（后来因技术性理由被推翻）。在当前案件中，法院已批评政府做法，部分学生在进一步审理期间被释放。但他们的命运仍悬而未决，卢比奥已扩大签证吊销范围，甚至针对中国学生展开行动。政府仅在极限范围内遵守法院命令，且在许多情况下践踏基本正当程序的速度之快，导致法院难以及时阻止对个人与机构造成巨大伤害。政府官员屡次以外交政策为由进行权力扩张，表明他们深知自己在这个领域拥有行动自由。一旦出现真正的国家安全紧急事件，比如恐怖袭击，总统或许会进一步将行政权力延伸至国内事务。特朗普切断总统责任机制的最后一根线，把是否遵守法律、捍卫宪法的选择留给了下一任总统。总统权力限制的消失，对美国外交政策乃至全球都意味着极为恶劣的前景。关于个人化统治的研究描绘了一幅黑暗图景：在缺乏任何制衡机制下，个人化独裁者极易陷入军事冒险、决策反复无常以及自我毁灭的政策中。如今，美国总统职位已经具备个人化独裁的特征。先从对外侵略说起。许多学者发现，个人化独裁者往往更具军事侵略性。他们也更倾向于对外提出修正主义诉求，以提升国内外地位。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曾设想购买格陵兰岛；在第二任期，他已公开讨论对丹麦——一个北约盟友——动用军事力量以夺取格陵兰。军队的政治化问题也令人严重担忧。虽然早在特朗普之前就已出现这一趋势，但在他任内被极大加速。政治学家凯特琳·塔尔马奇在《独裁者的军队》一书中指出，个人化独裁者往往畏惧军队，将消除对其统治的威胁置于战场表现之上。虽然美国军队距离这一状况尚有距离，特朗普却在滥用其三军总司令身份。例如，在本月因移民政策引发的抗议中，特朗普无视地方文职当局反对，动用国民警卫队和海军陆战队进入洛杉矶。国内制衡机制的瓦解，对全球具有深远影响。美国作为一个不完美的民主国家主导全球秩序已达80年。正如政治学家约翰·艾肯伯里所写，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源于美国在绝对主导地位下自愿接受对自身权力的限制，加入新的国际机构。美国的民主制度使其能可信地加入并长期留在这些安排中。当年美国制定这一秩序规则时——当然对自己极为有利——总统仍需寻求国会支持其长期外交与国家安全战略。哈里·杜鲁门总统为争取两党支持战后与苏联的对抗，付出了巨大政治代价，甚至牺牲了自己国内“公平新政”中的一些经济和社会政策目标。特朗普第二任期远不止退出国际协议与组织。新一届美国政府本身——无法问责、违法、黑箱、腐败、任性且反复无常——已使美国不再是可信赖的合作伙伴。难以想象华盛顿能回到特朗普之前的常态。特朗普不仅削减了美国的国际承诺，更彻底掏空了美国在全球发挥重要与可信角色的能力。这些影响极难逆转。与第一任期结束时不同，这一次几乎没有专业人士能重建日常运作外交政策所需的机构与关系网络。外国政府，包括盟友在内，也不会在特朗普离任后掉以轻心。一个能每日随意更改政策、残酷对待政府人员、采取鲁莽行动破坏体制、危及共享情报与资产的美国，不值得信任。而且，若美国体制本身失灵——尤其是国会无法通过重要立法来落实并资助外交政策机构与优先事项，无法确保财政权力正确执行，无法制衡总统权力——那么美国外交政策将完全受制于每位新当选总统的任性。清算的必要如果美国公民、政治人物和国家机构希望在特朗普离任后真正清算这场废墟，需要做两件事。首先，必须承担艰难但必要的任务，直面过去对法律与规范的践踏。现任政府官员，包括内阁成员，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若涉嫌犯罪，需通过法院追责；若行为存疑，则应举行听证，让民选官员与公众评判其是否违背誓言。但必须划清界限，区分那些违法、不道德或违宪的行为，与仅仅执行特朗普政策目标的行为。否则，未来政治人物可能因政策分歧被刑事化，使复杂政策议题无法辩论与解决。其次，必须重建并强化问责制度。总统必须自愿接受权力制衡——领导人需设身处地思考：若未来由另一党派总统执政，自己是否愿意让其毫无约束。国会必须重新承担制衡行政权的责任。但在极端党派对立、专业能力丧失和立法懦弱的时代，国会恐怕仍会逃避遏制总统权力过度扩张的责任。因此，立法机构必须设计出一些自动性的监督与问责机制，使国会是否约束总统不再是纯粹的政治选择。例如，国会可以扩大既有的“国会报告”机制，不仅限于书面报告，还可制度化高层听证，要求国家安全高官定期出席国会质询。国会议员也可邀请总统一年多次到国会发表演讲或直接答询。要让立法权力重新触达白宫，国会必须恢复那种政治期待——即议员会质询政策，总统若不回应则承担政治代价。特朗普第二任期对未来美国外交政策（无论哪个党执政）已造成严重后果。如果缺乏一场严肃清算来重建外交政策领域的总统问责机制，美国人未来恐怕将面对更多阅兵式、更多军事冒险、更多不可预测的贸易关系与反复无常的外交决策，在极度不确定的未来中摇摆。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22 00:00

The Hill：中共领导人一直都很擅长战略欺骗，美国领导人似乎总容易忘记这一点

5年9月，习近平站在白宫玫瑰园里，站在奥巴马身旁，做出了毫不含糊的承诺：中国“无意军事化”正在南海建设的人工岛屿。这番表态带着大国的庄重权威，是世界领导人之间在国际社会见证下作出的承诺。然而，仅仅三年后，卫星图像显示，军用级别的机场跑道横跨曾经被海水淹没的礁石，加固的导弹掩体遍布曾经的水下地貌，先进的雷达设施扫描着周边海域。这些“民用前哨”，已经转变为在全球最关键航道之一投射力量的前沿军事基地。从公开承诺到有计划的违背变，体现了过去七十年来定义中共外交关系的模式。中国共产党已经将战略欺骗磨炼成艺术——当形势有利于违约时，做出从未打算履行的承诺。这不仅仅是外交上的反复无常，而是一项经过耐心执行、取得巨大回报的精心战略。当特朗普政府重新与中国展开贸易谈判时，美国代表最好牢记这段历史。这一战略的种子在中国内战时期便已发芽。当时共产党为了生存，战略性的做出虚假陈述。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和周恩来在美国外交官面前并没有表现出革命者的强硬姿态，而是伪装成寻求民主变革的温和“土地改革者”。这种精心策划的欺骗带来了切实好处：削弱了美国对国民党的支持，最终在1949年，中共取得了胜利。这种模式在一年后又一次出现，并造成严重后果。当美军在朝鲜战争中接近中国边境时，北京一再向世界传递的信息是不会军事干预，直到数十万“志愿军”突然越过鸭绿江，发动大规模突袭。这场冲突导致数百万人丧生，使亚洲的冷战格局延续至今。编注：当时中共方面多次通过不同渠道向外释放信息，表面上并没有直接宣布要出兵。比如周恩来在10月初会见印度大使潘尼迦时表示，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逼近中国边境，中国“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措施”，但并没有直接说会军事干预。这种说法对外看似是“警告”，但仍让国际社会存在“不确定性”，所以说中国没有明确警告也不算正确。到了20世纪70年代，随着地缘政治格局变化，中共党内领导人认识到与美国和解的价值。在尼克松总统的历史性访问中，毛泽东和周恩来刻意淡化自己的革命意识形态以及文化大革命的残暴行径，战略性地掩盖国内镇压，以换取外交承认和经济利益。编注：这一点作者说得也有偏颇，当时美国很清楚中共在做什么，但是为了对抗苏联，选择性无视了这些。 1984年，中国又与英国签署《中英联合声明》，承诺在香港维持50年现状，但在2019年共产党镇压抗议活动时违背了这一承诺。到1980年代末，中国已经学会了美国人容易遗忘政治教训。只要在今天表现出合作与改革的姿态，就能让美国人忘记昨日的欺骗。这种做法带来了巨大收益。不到十年，西方公司向中国投资数十亿美元，转移技术与经验，成为中国经济奇迹的基础。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大屠杀短暂打断了这个进程，但西方企业很快重返中国。这教会了中国领导人：违背承诺的后果是暂时的，而好处往往是长期的。这一模式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达到高峰。中国谈判代表作出承诺，包括市场改革、知识产权保护和对外资企业的非歧视性待遇。西方领导人被“十亿消费者市场”的愿景所吸引，自我说服经济自由化必然会带来政治开放。克林顿总统当时宣称：“领导层已经得出结论，他们国家更适合有更多竞争、更多法治以及与世界更多接触。他们相信，只要开放经济，社会也必然随之开放。” 二十年后，现实却截然不同。中国选择性地履行WTO承诺，推行大规模产业政策，在符合国内优先事项时限制市场准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估计，美国公司每年因中国的知识产权盗窃损失在2250亿至6000亿美元之间。数百万美国就业岗位流失，中国主导了全球制造业。尽管如此，美国政策制定者仍不断与北京签订无法强制执行的协议。例如，中国在特朗普面前承诺，在2020年和2021年增加对美国产品采购，但协议一年后便未能兑现。在新冠疫情期间，这一模式再次体现。尽管有国际承诺，中国官员延迟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人传人情况，封锁吹哨人并限制信息共享。在国内严格管控的同时，中国反对国际旅行限制，并对宣布全球紧急状态施压。承诺国际规范（此处指国际卫生条例）的承诺再次被国内政治需求所取代。理解这一模式需要看清背后的战略逻辑。作为以自我延续为首要任务的列宁主义党国，中国共产党以工具性眼光看待国际承诺，完全依据其效用进行评估。被“百年屈辱”历史塑造的中国领导人对外部世界充满不信任，必要时采取欺骗手段。正如邓小平在著名讲话中所说：“韬光养晦”。此外，中国深知违约成本往往较低。国际愤怒很快消退，经济制裁被庞大的国内市场吸收，而西方企业与政府——无论是出于贪婪还是天真——仍渴望进入中国市场，哪怕一再受挫。中国共产党已经掌握了可以称为“撒谎红利”的艺术：违背承诺往往比遵守承诺代价更小，尤其是在执法机制薄弱、对方健忘的情况下。理解这一模式并不意味着放弃与中国接触，而是要以清醒现实的态度来接触。未来的协议必须包括有力的验证机制、具体的时间表以及在履约后方可解除的有意义保障。美国政策制定者还必须认识到，他们在这个模式中扮演了助长作用，一再为了市场准入而淡化违约行为。要打破这个循环，需要跨届政府的制度记忆与持续执法。或许最重要的是，美国战略必须承认，中国体制中的某些方面与许多国际规范本质上无法兼容。再多的外交施压也无法让中国共产党接受威胁权力垄断的价值观。与其期望通过接触实现转型性改变，美国政策应聚焦于服务共同利益的具体、可验证行动，尤其是在两个大国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经过七十年的战略性违约，最危险的幻觉或许就是相信下一次中国的承诺会有所不同。当美国代表与北京谈判贸易时，他们不仅要争取对美国最有利的贸易协议，更要考虑到可能的欺骗风险。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21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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