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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个月前的这场对谈，已经把今天的美国讲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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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他的家族来自德国，他的一些亲戚曾在纳粹军队（Wehrmacht）服役，这种说法太容易了、太表面了。我认为，更关键的是川普对某些历史现象有一种直觉的把握。所以，当他说想要希特勒手下的那种将军时，我认为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这不是值得嘲笑的事。这并不是说他不理解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恰恰相反，我认为他确实理解那个时代。他可能不懂我要讲的那些技术细节，但他抓住了整体图景——尽管他可能一个将军的名字都叫不上来。他真正把握到的一点，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即那些将军不受法律约束，他们对领袖个人效忠（我用这个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那么现在让我来说说这个“技术细节”，因为这对我们现行制度及其可能的变化意义重大。一、所谓“希特勒手下的那种将军”，意味着这样一件事：1934年8月，希特勒成功让德国的将军、军官乃至整个军队发誓效忠于他本人。在那之前，魏玛共和国（当时已经在衰败中）的武装力量宣誓的是对宪法的忠诚。这一点应该听起来很熟悉，因为今天的美国军队也是这样做的。而希特勒做出的改变，是让他们改为向他个人宣誓效忠。这种改变的重要性可能一开始并不明显，所以我必须强调：这是一种巨大的转变。你也许还记得，朱利安刚才提到的对大屠S的记忆尤其能说明问题—— 在1945年，当德国军官们说“我只是奉命行事”时，他们的意思并不仅仅是“我在听命于上级”。他们的潜台词是：我已经不再受宪法约束，我超越了法律，因为我向希特勒本人宣誓效忠。如果希特勒下令，我就执行，没有任何法律能阻止我。所以，当一个人向某位领袖发誓个人效忠时，就意味着他已不再受法律约束。二、而这正是关键点的第二层意义：整个社会将因此被改变。如果军队——也就是掌握武器的人——不再受法律约束，那对社会上其他人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法治对任何人都不再真正适用。只要领袖下令，军队就会执行，他们的行为在新的“秩序”中就是“对的”，因为他们已发誓效忠于这个领袖。因此，宪法制度——任何宪政体制——都无法承受这样的变化，它无法在“希特勒手下的那种将军”存在的条件下生存。这就引出了第三点。三、我一直努力避免使用“元首”(Führer)这个词。但我们说的这个词——“领袖”——是我们用来指称纳粹德国领导人的那个词。这个词真正成为政治现实的时刻，就是在1934年8月。那时，希特勒不再只是德国的总理(Chancellor)，而是成为一个超越法律、超越政府、超越任何约束的人——成为“德国人民的领袖”(Der Führer des deutschen Volkes)。这个转变发生的关键节点，正是将军们发誓效忠的那一刻。所以当川普说他想要“希特勒手下的那种将军”时，他的真正意思是：他希望能够拥有那种形式的权力转变。而在我看来，他的理解是正确的。我不会说他是个糟糕的历史学家。我会说，他理解了1934年8月所发生的事，并且，他希望那样的事情在这里（美国）也能发生。民主崩溃的过程马什：所以，你知道，这显然是民主崩溃的一个时刻，即向个人宣誓效忠。也许因为你研究过这么多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情境，那么民主崩溃的其他迹象是什么？在民主崩溃的过程中，还有哪些其他关键时刻需要关注？斯奈德：这可以从很多角度来回答。一、其中一个我们已经从不同方式谈到过了，那就是把民主当作理所当然的事物，就像天气一样，似乎它自然而然地就会存在。这是一种信号，也是一种危险。它往往和对民主的怀疑并存。把民主视为天经地义的事物，常常也会和对民主制度的一种“青春期式的反叛”相伴随——比如说，这个制度有缺陷，这不是真正的民主，因此，专Z也许不会更糟。这是“青春版”的看法。而“成熟版”的看法可能是：民主就是世界本来的样子，它不会真正改变。不幸的是，这两种心态在当今美国都广泛存在。二、另一个民主陷入困境的信号，也是我们提到过的，就是进行对话变得困难。而这就关系到“真相”的重要性。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价值观，对吧？你和我有不同的价值观，你和你的邻居——无论是谁，如果是你的配偶，尤其是你的配偶——你们也有不同的价值观。这很正常，这其实是好事，这本来就是应该如此的。如果我们彼此价值观不同，反而可以通过协商达成共识，一起去做点什么。比如，你和邻居关心水污染的理由可能不同，但你们都想解决水污染的问题。但是，如果你不同意是否存在水污染，或者如果你不同意是否存在全球变暖，如果你不同意基本事实，那么就无法达成地方共识。如果没有地方共识，就不可能有民主，因为这开始显得毫无意义。如果我们无法在地方层面共同行动，那么我们就会开始质疑整个国家层面的民主项目究竟有什么意义？因此，对话的困难，再加上对事实的瓦解，构成了另一个严重的问题。这种情况在法西斯和共产主义掌权接管民主制度时都曾出现过——那些想要摧毁民主制度的人，总是利用民主制度本身的不完美。民主从来都不是完美无缺的，这些人正是利用了它的“漏洞”——比如新闻媒体的脆弱性。他们会攻击媒体，说记者是“人民的敌人”；他们会利用言论自由作为借口来污蔑、攻击反对者。他们还会努力将公共媒体转化为自己的宣传平台。最终的目的，是用宣传来压倒我们所有人的沟通能力，使我们愤怒，让我们彼此敌视。三、在政治领导层面，还有一个稍微技术性的问题，是史蒂文·列维茨基(Steve Levitsky)和丹尼尔·齐布拉特(Daniel Ziblatt)在其著作《民主如何死亡》(How Democracies Die)中阐述得非常清楚的，那就是关于“规范”(norms)的作用。我自己是个家长，所以经常想到这个类比。你可以试图通过制定规则来教养孩子——我确实这么做，我常常制定规则，我喜欢把规则写在白板上。但归根结底，你无法用立法的方式来“规定童年”——你可以有规则，但还有更基础的东西（规范），那就是“遵守规则”本身也是一种规范。当我们在政治精英层面看到民主危机时，往往就是这些本该被默认遵守的规范正在被破坏，或者人们开始寻找绕开规则的理由——而绕开规则的方法，恰恰就是破坏规范。在选举期间，这种现象尤其令人担忧，因为你不可能为选举过程的每一秒钟都立下明确的法律规定。在某个节点上，你必须依赖人们的“善意”。一旦善意不复存在，问题就变得非常严重。亿万富豪与“言论自由” 最后一个我已经提到过的问题，我们再说一下，那就是不平等。如果财富过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是一个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代就被注意到的问题，此后历代思想家也都反复强调过。美国开国元勋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几乎每一位对民主有深刻见解的人，不论我们把他看作是左派还是保守派，都意识到这个问题：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注意到了，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注意到了，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也注意到了。马克·吐温(Mark Twain)和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也都指出过这个问题。如果你让太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那么这些人就会控制太多的言论空间、太多的话语权、太多的媒体平台。在这种情况下，正常的民主对话就会变得非常困难，因为某一个人（比如一个拥有大型媒体平台或社交平台的人）可能最终决定了我们全社会在谈论什么。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也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我之前说过，古希腊人无法预见社交媒体的出现，但他们确实预见了财富阶层通过宣传使民主变得困难的情形。他们对这一点的担忧是有道理的，而这正是我们今天也必须警惕的一个信号。马什：当然，我认为，这确实引出了我们对当下局势理解中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就像你说的，民主制度的瓦解——如果从2010年开始描绘这个过程，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社交媒体的崛起与如今被污染的信息网络之间的平行关系，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政治现象。但另一方面，这种情况过去也发生过。比如1930年代纳粹控制下的德国新闻媒体，还有收音机的出现与法西斯主义的兴起。甚至在更早以前，英国内战时期传单(pamphlets)文化的兴起，以及这种文化在整个欧洲范围内被压制的情况。我是说，这是否其实是言论自由内在的某种特质？也就是说，它在某种意义上会“吞噬”自身：一旦信息爆炸到不可控制的程度，社会就会因此发生分裂。斯奈德：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观点，我想就此说两点，内容截然不同。首先，我想从你提到技术的地方接着说下去，因为斯蒂芬（马什）说得完全正确，非常值得我们深思。一、我不会把这个问题简单归结为“言论自由”，而是更倾向于认为这是“媒体技术的变革”所导致的。比如印刷术的发明——现在，我虽然看不到你们的样子，但我能看到我那本书的封面，因为它是白色的，会反射你们身上的紫外光。所以你们都拿着书，这很好。我想我们大概都是认为书籍是积极事物的人，认为阅读和拥有书籍是好事。但正如斯蒂芬所暗示的那样，印刷术的出现在最初的150年间其实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它是欧洲宗教战争的主要诱因之一，而那场战争造成了大约三分之一的欧洲人口死亡。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印刷术让信息的传播速度远远超出了当时人们的承受能力；同时，它也让人们能够更轻易地抄袭、诽谤、拼贴。某种意义上，印刷术可以说是社交媒体的先驱。但它也给出了解决问题的线索：当你有了新技术之后，你就必须制定新的规范、惯例和法律。例如版权制度——听起来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无聊的东西——其实正是使书籍成为可能的基础。如果没有版权，我就不能写书或出版。版权制度使得书籍得以存在。而关于抄袭的法律，则让我们所谓的“言论自由”能够真正运作起来。二、所以每当技术发生变革，我们就必须重新思考“言论自由”的含义。这也引出了我的第二点：即使我们在技术层面讨论言论自由，归根结底，它并不是关于技术，而是关于“人”。追溯到古希腊，人类对言论自由的探讨有着悠久而深厚的传统。那么我们为什么需要言论自由呢？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在美国，我们似乎已经到了一个极端——当然不是你们在座的各位，你们是友善、理性、深思熟虑的人——但总体而言，美国人往往倾向于说出一些他们知道具有冒犯性、甚至是虚假的言论，然后再说一句“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好像言论自由本身就能为这些言论披上一层荣耀的外衣。我们已经陷入了这样的误区。同时，在技术层面，我们也陷入了另一个误区——当一个拥有社交平台的亿万富翁想要大规模传播谎言时，他也会打出“言论自由”的旗号。这表明我们对言论自由的理解已经严重偏离了原本的轨道。因为，不管伊隆·马斯克是将一个谎言传播五千万亿次还是五千五百万亿次，这都不是言论自由的真正意义。言论自由从来都不是关于有钱人、强者的，它从来都是关于弱者的。我们之所以捍卫言论自由，是因为“向权力说真话”本身就是危险的。言论自由是关于“人”的，是关于“最不幸的那群人”的。这才是言论自由的核心。但我们已经被搞得头脑混乱，以为言论自由是关于算法、关于那些背后根本没有人操控的机制。但其实，言论自由永远是关于一个具体的人，以及当你说出真相时你所承担的具体风险——身体伤害，甚至生命危险。我们在这个国家真正需要思考的是：我们该如何培养“自由的说话者”。你不需要担心有钱人和有权人，他们的言论自由权利自然会受到宪法保护，他们根本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焦点。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每个人都足够了解信息了吗？我们足够有信心、有安全保障去表达自己了吗？很显然，答案是否定的。而且不仅是对少数族裔或其他处境危险的人群而言，很多中西部的县，我最近拜访过，人们连在院子里插一个支持哪位候选人的标牌都不敢，因为他们害怕遭受人身攻击。这，就是我们目前面对的言论自由问题所在。美国宪法的问题马什：你知道吗，我在想，不知道你有没有像我在这个对谈系列中遇到的很多知识分子那样，去思考美国的建国，思考它的起点。你刚才提到了传单和印刷文化的起源，这很有意思，因为他们当时也正是传单写作者，对吧？某种程度上，他们就是最早的那批“传单叛军”(pamphleteer rebels)。也许我会这么说是因为我是加拿大人，所以我能更有距离感地看这个问题。但我想知道，作为一个历史学者，你是否觉得美国如今所陷入的困境，其实早在当初就已经埋下了种子。比如乔治·华盛顿的告别演说——对我来说，那简直就是在描述今天的美国，只不过是240年前说出来的。你会不会觉得，那些光辉岁月里种下的一些“种子”，现在已经开始发芽燃烧、变成火苗了？又或者说，正是这个国家的美丽与建国理想本身，正在制造它如今所面临的危机？我觉得美国最不同凡响的一件事是：它至今仍处在自己的“第一共和国”当中。你看，法国都已经是第五共和国了。我们加拿大写宪法是1982年，对吧？而你们至今还在使用18世纪写下的宪法。你觉得，美国如今的问题，是不是也部分源于此？斯奈德：是的，法国是第五共和国，但谁在乎呢？马什：说不定等这次对话结束，他们都到第七个了。斯奈德：这里有一个非常讽刺的现象。我是美国人，也是历史学家，但我并不是“美国史学家”，你懂我的意思吧——我是研究欧洲历史的。但从欧洲的角度来看，美国宪政史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反讽之处：当我们有机会影响其他国家的宪法设计时，我们会允许出现、甚至鼓励一些在我们自己宪法中并不存在的内容。举个例子：二战后，欧洲新产生的宪法中包含了许多美国人并不享有的权利。尤其是，这些宪法往往围绕着政府向人民提供服务来进行设计，而这恰恰是美国人常常质疑的部分。二战之后，面对法西斯主义带来的摧残，欧洲各国在宪法设计中大力强调福利国家的理念，其核心目标正是构建一个让人们真正感到自由的社会。所以我这里在思考一个非常具体的宪法设计时刻。我想表达的，其实是一个相对乐观的观点：是的，我们的建国文件确实有些古老、复杂，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人本身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20世纪40年代，甚至更早在20年代，那些参与一战后宪法讨论的美国政治学家和法律学者其实都非常清楚我们宪法的局限。所以说，确实有问题，但不能说所有美国人都对此毫无察觉，也不能说我们就只能消极地被这些文件束缚。我们的某些现实问题确实根植于宪法本身。比如说，宪法允许选区划分操控（gerrymandering，杰利蝾螈），而更好的宪法设计本应排除这种做法。又比如选举人团制度(Electoral College)——它在当时的政治辩论中或许说得通，但现在说实话，简直让人忍俊不禁。它真的完全没有道理，我们之所以还保留它，只是因为它“已经在那里了”。这类基本的设计缺陷确实存在。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对待宪法这份文件的精神，我想强调的是这个点。1852年，在美国首次独立日的第76周年，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自由黑人）发表了一篇著名演讲，我认为他给予了建国者应有的尊重。演讲的核心当然是当时美国最根本的问题——奴隶制。但我觉得，道格拉斯说了一句非常有智慧的话。他说，建国者在他们的时代是“叛逆者”(rebels in their own time)。就像斯蒂芬所说，他们是捣乱分子，是传单写手。道格拉斯说，他们是那些在当时冒着巨大风险的人。他们所坚持的事业在一段时间内是少数人的事业，他们是异类，是边缘人，是在被排斥的状态下坚持下来的。直到后来他们赢得了支持，甚至奇迹般地赢得了一场战争。而“自己时代的叛逆者”这句话，我认为正是我们理解建国精神的正确方式。因为那些起草美国宪法的人深知，我们也必须在我们自己的时代成为“叛逆者”，这当然也意味着我们要敢于对他们当年的立场和设计进行挑战。当年的建国者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认为“我们在18世纪写下的这些东西，应当在250年后依然将所有人牢牢束缚”。他们努力地去设计这些文件，使之能够随着历史而改变，因为他们理解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我已经提过了——我们是有缺陷的，我们不完美。这正是宪法存在的核心理由。民主是困难的，你需要规则和框架来引导我们的能量朝着正确方向流动。第二，他们明白：民主需要不断复兴。而每一次民主的复兴，都必须以我们愿意承认过去所犯的错误为前提。一个严重的错误马什：我听过很多关于美国宪法的辩护。这是我听过的最好的辩护。但这让我们回到了规范的问题。对。你提到的那个比喻很好，就像你在白板上写规则，但你真正希望的是孩子有规范。就像你写这些规则，是因为你不能对孩子说“正常点”。对。就像拥有这些价值观。斯奈德：对。我得说，对孩子说“要正常”是一种我从未想过的方法。好吧，试试看。看看是否有效。马什：也许我试了没效果，对吧？但我猜是因为我完全明白问题在于规范，但这似乎也是一个如此难以面对的问题。我有我的规范，我有朋友，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规范。作为公民，我们似乎很难真正影响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观念，即“我们都相信民主”，对吧？规范似乎是一个如此模糊、不明确，同时又是如此迫切的要求。斯奈德：当然，这是个很好的问题。让我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来回答你——一个是更直接的现实层面，另一个可能是更深层次的。让我先从那个深一点的开始说起。民主并不是——自由也不是——“一切都可以”的意思。不是这样的。自由的意义，在于这个世界上确实存在一些美好的事物，而我们每个人对这些美好事物的理解可能不同，但每个人都应有机会去实现他们心中那些“好”的东西。这才是自由的核心。自由并不意味着“什么都不是真的”，它不是虚无主义。我认为，当我们把自由理解为“无所谓、什么都行、都不重要”的时候，我们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而如果我们因此认为民主就意味着“大家随便说说、无所谓”，那民主根本不可能运作。虽然这种想法很有诱惑力——我们确实看到有不少人，甚至在美国社会中居于高位、甚至竞选公职的人，都抱持着这种态度——但那不是真正的自由，也绝对不是民主。民主绝不能只是“任其发展”的结果。它必须建立在某些积极的信念之上，而这些信念正是“规范”所依赖的基础。所谓“规范”，是指我们的行为准则，是我们在政治这个空间中不言自明、却人人遵守的“看不见的规则”。就像政治房间里的家具，虽然看不见，但我们知道如何在它们之间穿行。可是，如果没有那些积极的价值信仰作为支撑，这些规范就站不住脚。比如说我们之前听朱利安提到的一些价值观：我们要接受和平的权力交接——这是一个积极的确认；我们认为政治暴力不是政治生活中的一种常态，而是一种与民主根本不相容的行为。这一点我其实应该更早提到的：政治暴力是民主出了问题的一个极强信号。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通常，一个人或一群人如果尝试过一次政治暴力，那很有可能就会尝试第二次。所以，怎么才能建立“规范”？你只能通过积极的价值信仰去确立它们。而且你必须认真思考这些价值信仰是什么，因为世界上存在各种价值信仰，其中一些不仅非民主，甚至是反民主的。比如说：“应该有一个领袖，我们所有人都应该服从他”——这也是一种规范，只不过是一种反民主的规范。又比如：“法律并不适用于每一个人”——也是一种规范，但它同样是反民主的规范。所以，你在这里并没有真正的“中立”选项：你总是在肯定某种类型的规范，不是民主的，就是反民主的。接下来我说说那个更“现实直接”的层面：我们可以通过人们遵循的规范来判断他们。没有人在当前我们所见的政治竞争中是完全不遵守任何规范的。问题是，他们所遵循的到底是哪种规范？是与民主相契合的，还是与其他政治体系一致的？规范既是我们必须努力捍卫的，也是完全合理的评判标准。这与“政策立场”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可以支持某种反垄断政策、你可能支持另一种；我可以支持一种肉类检查制度，你可以支持另一种；铁路政策也是如此。我们可以在政策上分歧很大，但仍然在规范层面达成共识。我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评判候选人。当然，有些选举确实是围绕政策分歧展开的，比如肉检政策、交通政策这种。这种选举是你我在政策上有分歧的体现。但我并不认为2024年是这样一场选举。我认为我们现在经历的这场选举，是关于规范的。他们想要你绝望马什：你知道，我觉得这正好引出了“政治暴力”这个问题，而这一直是我最难应对的问题之一。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受。我是说，我写过一本书，叫《下一场内战》(The Next Civil War)，显然，这是一个非常黑暗的视角。我写这本书的初衷，是想作为一种警示，提醒人们美国面临政治暴力的风险。但与此同时，也正是你刚才提到的那个关于“规范”的问题，我有时会问自己：我所指出的这种黑暗是否反而适得其反？是不是一种更积极的策略——比如说去“肯定那些美好的东西”——其实更能阻止民主的倒退？因为在我看来，一旦我们进入那种“民主真的处于危险之中”的状态，这种危机意识本身就会变成一个驱动力，它反过来会加剧那种“绝望感”，而这种绝望感正是导致政治暴力和制度崩溃的温床。所以我想说的其实不仅仅是那些人（制造暴力或极端主义的人），而是我自己——如果我可以把你当成一个心理咨询师的话——我们怎么才能跳出这种负面循环，进入某种积极的肯定状态？斯奈德：我觉得，如果我是你的心理治疗师，我会说：“这是一个非常棒的问题。”对吧？这要收费250美元（笑）。因为这正是治疗师会说的话，不是吗？无论你从哪里出发，你都是从一个好的地方出发的。除了治疗师，全场都笑了。现在，连治疗师也笑了。谢谢你。所以，我想从一个更黑暗的地方开始，然后尝试走出来。我写的这本关于自由的书，其实是一本非常温暖和充满希望的书。它讲述的是“自由”作为一切美好事物中最美好的一种，它描绘的愿景远远好于现实中的美国。但我写这本书时，是带着我对历史的了解在写的——我们刚才讨论了一些——也是带着我对其他更艰难局势的认知在写的。所以，我第一次像这样与人讨论这本书——不是像今晚这样的大讨论，而只是谈这本书——是在乌克兰东北部的哈尔科夫，一个距离俄国边境约35英里、距离前线只有几英里的城市，我们在地下举行讨论。我们之所以在地下，是因为哈尔科夫经常遭到导弹袭击，而人们根本没有足够时间转移到防空掩体。如果你想举行像今晚这样的集会，只能在地下举行。我之所以想到这些，也部分是因为我现在穿的衣服，正是我那次地下讨论时穿的衣服。整场讨论期间我都在想，这一切是多么不同：我可以坐在这里，不是在地下，斯蒂芬和我，还有你们大家，都不用担心导弹袭击。我们知道，当我们今晚走出剧院时，卡拉马祖的建筑不会在我们不在的这段时间被摧毁。我想到了这一切，我没办法不去想。然而，尽管如此——哈尔科夫、乌克兰东部、南部，那些地方是可怕政治暴力的例子。俄罗斯所施加的政治暴力是恐怖的，其目的正是要终结民主。这一切的本质，就是要通过摧毁乌克兰的民主来向俄罗斯人证明：民主是不可能的。那些正在抵抗的乌克兰人，正为民主付出可怕的代价。但这正是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发生转变的地方。因为在我的经验中，甚至可以说是尤其在那些为民主而抵抗、冒着风险的人身上，我看到的是：抵抗总是具有创造性的。我们本来不必在那个地下掩体里讨论自由，对吧？每个人都可以待在家里，看着网络，感到恐惧。但他们没有。他们走出来，参加了讨论，就像你们今晚也走出来参与这个讨论一样。抵抗总是带有创造力的，抵抗总是积极的。当我想到其他一些比我们当前所处环境更危险的地方，那些曾经抗议、冒险的人反复告诉我同一句话：“当我在抗议的时候，我反倒不像在家看电视时那么害怕。” 所以即便是冒那一点点小小的险，也是一种肯定性的行为；它让你与他人一起行动，让你感觉更好。而这也是对你刚才那个“心理治疗”式问题的回答——现在我是认真的了：那些想要“杀死民主”的人，他们的策略就是让你恐惧，让你相信一切都没有希望。他们想要你绝望。这是一种手段，他们的目标就是这个。因为，如果我们彼此隔离、不沟通、不合作，民主是无法运作的；如果我们被恐惧所支配，民主也无法生存。你说得对，恐惧本身的确可能导致糟糕的结果。但这不是让我们屈服于恐惧的理由，而是一个强有力的理由，说明我们必须始终去做我们力所能及的小事。因为每个人总能做点什么，而我们现在通常还能多做一点点。尤其是如果我们和他人一起去做，就能驱散那种无力感。这也是我在那些比我们现在所处环境更加严酷的地方亲眼看到的。如果你什么都不做，那你自然会觉得黑暗的来临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你和别人一起，那你就会产生希望——你会变得更有行动力，也会更有希望。这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行动力与希望会互相激发，彼此增长。无法回头马什：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你在书中提到的一个观点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其实不止一个，但这个尤其让我记住了：人们常常觉得民主不起作用，但如果你试试专Z，那结果才是真正糟糕。它会非常快地崩溃，也会非常快地变得可怕。而我们现在，正处于美国为数不多的四五个关键地区之一，在这里，全球民主的未来可能会被决定。我想请你，向这个世界的角落发出呼吁——为什么民主比它的替代品更好？斯奈德：这是个很容易理解的观点，也是你刚刚提到的。我先说这个，然后再讲另一个。第一个简单的观点是：我们在民主中抱怨的一切，其实都可以被改进。斯蒂芬刚才非常正确地提到过，在专Z制度下，情况往往会变得更糟。看看那些我们某些政治人物钦佩的独裁者，比如普京，或者匈牙利的欧尔班——这些国家相较于美国来说是穷国，而且它们永远都不会变得不穷。它们被困住了。哪怕匈牙利位于欧洲联盟的中心地带——这个世界历史上最大最富裕的贸易区——只要欧尔班继续掌权，匈牙利就会一直贫困。因为欧尔班的统治意味着一人独大，意味着少数依附权力的寡头拿走所有来自欧盟的资金，意味着经济失序。这还不包括缺乏自由媒体、大学被压制等问题——这些国家体制无法运转，问题也无法修复。俄罗斯也是个类似的例子。这个国家拥有大量的油气资源财富，但这些财富被一个人和他周围的一小撮人所控制。全国大多数人极度贫困，而俄罗斯几乎没有什么系统是高效运作的。而且——这种情况无法改变，真的无法改变。所以从斯蒂芬提出的观点出发，我们抱怨的许多民主问题比专Z更糟糕——这是真的。但更糟的是：你在专Z体制下无能为力。你什么都做不了。我非常担心的是，美国人往往不理解这一点的严重性。如果你投票反对民主，如果你投票支持那些破坏规范的人，如果你投票支持那些宣称自己想当独裁者的人，如果你投票给那些公开钦佩独裁者的人——那一刻或许看起来很“爽”，好像你在挑战权威、做了一件“解放自我”的事。但一旦你越过了那条线，你就无法回头了。这不是我们所熟悉的那种“可以修补”的错误。民主虽然慢、尴尬、笨拙，并不总是带来你想要的结果，但你总是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回头，重新开始。但如果你投票反对民主，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正是现在很多美国人正在考虑做的事——一旦你否定了民主，就真的回不了头了。第二个观点，这是个乐观的亮点：美国现在的状态不会一直持续下去。极化不会永远持续；愤怒和焦虑不会永远持续；五五开的选举格局不会永远持续；社交媒体主导一切的现状也不会持续。这种现状是不可持续的。作为一名研究政权变迁和历史转折点的历史学家，我认为，接下来要么事情会变得更糟，要么它们会变得更好——而且可能会变得好很多。 2020年代的美国，有潜力成为一个比现在更加富裕、慷慨、公平和成功的国家。远远更好。我们可能会迎来一种变化，就像从上个世纪40年代走向50年代，从50年代走向60年代那样的跃升。这个国家拥有足够的财富、技术、受过教育的人民——我们拥有一切，除了：一些糟糕的领导人，一些糟糕的想法，一些顽固失效的制度。但我们可以突破——走向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迈入一个更好的“第三世纪”。而我们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前提，就是维持住我们的民主。 *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10 00:00
福山：被毫不留情抛弃的马斯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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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彩：他的祖父曾试图在加拿大建立一个新纳粹组织，被政府阻止后迁居南非。而那恰恰是在 20 世纪50 年代种族隔离制度建立的时期（从他们的视角看“正是好时机”）。马斯克本人对自由派建制派的不满有其真实原因：任何企业家都会与华盛顿繁复的监管体系发生冲突。他的一个孩子接受了性别转换手术，这似乎也促使他从 2021 年起不断发出对“觉醒病毒”（woke mind virus）的抱怨。【延伸阅读】南非白人马斯克 5 然而，这时，技术本身也介入了。《纽约时报》最近试图通过追踪马斯克所关注的大约一千个 X（原推特）账号，重建他所生活的网络世界。这个世界与我，或我猜测大多数读这篇文章的人所处的世界完全不同。那里充满阴谋论、末日预言，以及对所谓“Marxism疯子”的激烈攻击，这些“疯子”据说就活跃在政治光谱的另一端。 6 在这个平行世界中，美国政府是由那些“Marxism疯子”操控的“深层政府”，他们完全脱离了民主选举领导人的控制。借用硅谷的流行说法，马斯克在成为 DOGE 掌门人后，感到自己有能力拆解美国政府的大部分架构。他本人以及他雇佣的许多工程师（很多才二十多岁）对政府实际职能毫无理解；他们看到的只是一些他们不熟悉的预算项目，然后就将其简单地贴上“浪费、欺诈和滥用”的标签。川普允许马斯克拆解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因为选民普遍不喜欢对外援助，而他们自己也不了解 USAID 在人道主义援助和加强美国软实力方面的作用。【延伸阅读】美国顶级医生访谈：这是一场浩劫，这是一场空前危机从乡绅谈起：“马川之乱”关闭USAID，是美国衰败的开始 7 事实上，联邦政府确实存在效率低下的问题。但这一问题的根源，恰恰与马斯克和其他保守派的说法相反。我们的文官体制并非“脱离民主控制”，而是被过度控制了。美国人长期以来对政府的怀疑，导致了层层叠叠的规章制度，以限制官僚的行为。这些官僚被激励去“守规矩”，而不是为公众解决实际问题。如果真的想提高政府效率，就必须让公务员有自由裁量权和常识来解决问题。例如，他们需要摆脱每年向国会提交成千上万份报告的义务——这些报告 99%都没人看。 8 马斯克缺乏政治判断力，在他被逐出权力中心时接受的一些采访中展露无遗。他从一个几乎全民宠儿（包括环保左派都喜爱他的电动车），变成了全美最遭人痛恨的人之一。他无法理解，为何自己捐赠 2.5 亿美元给川普竞选、举纳粹敬礼、支持德国极右翼政党 AfD，会招致批评。他反而认为，反对他的人“肯定是民主党出钱雇的”。 9 美国政治的悲剧在于，马斯克可能因为他对政治的误判，亲手毁掉了他最杰出的创作——特斯拉。商学院教的第一课就是：不要让你卖给大众的产品沾染政治色彩。倾向自由派的选民曾是特斯拉最忠实的顾客；我在帕洛阿尔托（Palo Alto，加州）这个非常自由的社区里，几乎每隔一辆车就是特斯拉。而川普的“MAGA”基本盘不太可能掏高价去买一辆电动车——更别提川普本人多次嘲讽电动车这种产品。与此同时，中国车企推出了更先进、更具竞争力的车型，而传统汽车制造商也正在迎头赶上。马斯克最近暗示，未来的增长会依赖无人驾驶出租车和类人机器人来弥补特斯拉在美欧销量下滑的损失，但类似的承诺他已经说了很多年。 10 马斯克在政治上的失误带来了双重灾难：他和 DOGE 团队对美国政府造成了巨大破坏，而他对特斯拉的忽视则让这家公司能否继续生存都成了疑问。如果特斯拉失败，整个国家都会受到影响。美国迫切需要证明：自己仍然有能力在金属加工的工业领域实现创新——而这在近些年已属罕见。特斯拉原本是低碳未来的先锋，还能盈利。而现在，这个未来或许会被中国夺走，中国的电动车被广泛认为已经遥遥领先全球。 *为方便手机阅读，编者进行了较多的断行处理。
加美财经06-07 00:00
赶走顶级科学家换回12个俘虏，外界不知道的钱学森被驱逐故事，这改写了世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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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机密的曼哈顿计划，还被派往德国审讯纳粹科学家。钱博士希望人类第一个进入太空的人是美国人——他正着手设计实现这一目标的火箭。但他的事业戛然而止。在事业巅峰之际，家门被敲响，他在妻子和年幼儿子面前被戴上手铐。检察官最终撤销了对钱博士煽动叛乱和间谍的指控，但美国还是将他驱逐出境——1955年，他被送回共产主义的北京，以换取约十二名美国战俘。这次驱逐带来的影响极为深远：钱博士一回到中国，就立即说服毛泽东让他参与建设现代化武器项目。到本世纪50年代末，中国完成了首次导弹试验。到1980年，中国已经能轻易将导弹投向加州或莫斯科。钱博士不仅被公认为中国导弹和太空项目之父，他还启动了一场技术革命，让中国走上超级大国之路。这些年来，我一直在筹备一本关于他传记的书，他的故事始终萦绕在我脑海中。眼看特朗普政府对外国学生和研究人员展开无情打压，钱博士的经历尤显警示意义。周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加大施压，宣布政府将“强硬撤销”中国学生的签证，包括那些与中国共产党有关联，或从事“关键领域”学习的学生。目前美国境内约有100万名外国留学生，其中超过25万人来自中国。钱学森被驱逐出境一事，应当成为一个重要的警示故事。那是一次被仇外心理驱动的美国错误，永久性地改变了全球力量格局。与当下情势形成呼应的是，钱学森因为是中国国籍、又是科学家，成为参议员麦卡锡“红色恐慌”狂热中的攻击目标。他的安全许可被撤销，这对他是一种侮辱。美国当年放弃钱博士，付出的代价极其惨重。不仅错失了在载人航天领域超越苏联的机会，还将唯一缺乏的资源——强大的科学实力——拱手让给了中国，使其有能力挑战美国在亚洲的主导地位。除了弥补这个差距，钱学森的回国也开启了中国本土一代又一代的科学突破。直到今天，华盛顿仍需每年花费数十亿美元，在太平洋地区为盟友提供“核保护伞”，以应对他当年带来的技术成果。当被问到美国驱逐钱博士一事时，前海军部长丹·金博尔说：“这是这个国家干过最愚蠢的事。” 钱学森23岁时来到美国。他受益于一项奖学金，这项奖学金如今看起来似乎代表着一种已经消失的理念：即通过国际教育交流来传播美国价值观，促进世界和平。美国驻北京代表爱德蒙·詹姆斯设立了这个基金，使钱博士和其他类似的学生得以前往美国。 “哪个国家成功教育了当代中国的年轻人，”詹姆斯在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信中写道，“哪个国家就将在道德、智力和商业影响力上，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回报。” 到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最杰出的200位科学家中，有四分之三都曾在美国接受过培训，其中包括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这都要归功于詹姆斯的远见。在加州，钱博士加入了一个由其他前途光明的年轻科学家组成的小组。他们自称为“自杀小队”，因为他们早期的一次实验曾引爆了校内实验室。在一场工程师年会上，小组中的两人宣布，他们已成功设计出能垂直飞行1600公里的火箭。不久，这个团队有了一个更官方的名字：喷气推进实验室。 1949年，钱博士被选为实验室负责人，当时这个实验室已成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前身。他不仅希望帮助美国赢得太空竞赛，还曾提出一个计划，使用火箭推动的空中旅行，使乘客从纽约飞往洛杉矶不到一小时。钱博士是间谍吗？他是共产党吗？没有确凿证据能够证明这两点，但美国政府是否曾在意过这些，也不得而知。包括曾与钱博士一同参与曼哈顿计划的J·罗伯特·奥本海默在内的多位国防高官和学者曾表示反对，但这些抗议并未得到重视。在长达五年的软禁后，钱博士开始向中国政府求助，希望能够逃离美国。根据已解密的国务院文件，钱博士在艾森豪威尔政府眼中已变成一个极度被低估的棋子，最终被作为交换美军飞行员的条件，送回中国。中国总理周恩来说到这场谈判时曾自豪地表示：“我们赢回了钱学森，这一件事就让谈判物有所值。” 钱博士此后再也没有回到美国，终其一生，成为中国共产党颇受尊敬的领袖。他也被视为国家英雄，中国为他建造了纪念他成就的博物馆。他晚年的多数言论，都是技术性文件或反美的党派宣传。然而在1966年，他曾给一位加州理工学院的旧同事寄去一张明信片，明信片上印着一幅中国传统的花卉画，邮戳来自北京。他在上面写道：“这是一朵在逆境中盛开的花。” 卢比奥的声明虽然细节不多，但毫无疑问已在国际学生及其研究型大学的同僚中引发了焦虑。各大学和实验室正为可能到来的更多干扰而做准备。但失去的不仅是稳定：美国曾经相信，教育世界上的奋进者是增强和巩固国家实力的方式。让全球最聪明、最有才华的思想家、科学家和领导人愿意来这里学习，接触美国的民主与文化，这曾是一种战略优势。钱博士为中国取得的成就，说明放弃这种优势的风险，以及将世界人才排斥于门外而非欢迎时可能带来的黑暗后果。这些人才有一天也可能被用来反对我们。关于本文作者：凯瑟琳·金斯伯里是《纽约时报》观点版主编，负责编辑委员会和观点板块。此前，她曾任副社论版编辑。她于2017年加入《纽约时报》，此前曾在《波士顿环球报》担任数字版主编。她于2015年获得普利策社论写作奖。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05 00:00
纽约时报调查：在协助特朗普竞选期间，马斯克不光是私生活更为混乱，吸毒也越来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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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反复无常的行为，侮辱内阁成员、做出纳粹式手势，在一场安排好的采访中言语混乱。与此同时，根据文件和采访内容，马斯克的家庭生活也愈发动荡，他在处理重叠的恋爱关系和不断扩大的子女数量引发的私人法律纠纷。周三晚，马斯克宣布结束在政府中的工作，感叹自己花了太多时间在政治上，而忽视了事业。本周，马斯克及其律师没有回应关于他吸毒和个人生活的置评请求。他此前曾表示，自己因抑郁症接受处方氯胺酮治疗，大约每两周服用一次。他还对自己的传记作者说，“我真的不喜欢使用非法毒品。” 白宫没有回应是否曾要求马斯克进行药检的问题。作为大型政府承包商，他的航天公司SpaceX必须保持无毒品的工作环境，并对员工进行随机药检。但据接近流程的人士透露，马斯克会提前得知药检安排。SpaceX没有回应关于这些预先警告的问题。马斯克在靠汽车、卫星和火箭获得巨额财富后，加入总统的核心圈层。他一直以夸张言论和反复无常的个性闻名。支持者认为他是具有奇异天赋的天才，他激进的管理方式是成功的关键。但去年他涉足政界后，一些了解他的人开始担心他频繁的毒品使用、情绪波动以及对生育更多孩子的执念。《纽约时报》根据获得的私人信息以及对十多名与他认识或共事过的人的采访，整理了这份关于他行为的报道。今年，他的一些老朋友与他断绝关系，批评他在公众场合的某些行为。 “埃隆越来越频繁地突破恶劣行为的界限，”神经科学家、曾是马斯克好友的菲利普·洛说。他批评马斯克在集会上做出类似纳粹的手势。还有一些女性正就子女监护权问题与马斯克展开争夺战。马斯克的前伴侣之一、音乐人Grimes（本名克莱尔·布歇），正在与他就两人5岁的儿子X发生争执。马斯克对这个男孩感情极深，曾带着他进入白宫椭圆办公室以及全球直播的重要场合。据知情人士透露，布歇在私下表示，这些公开亮相违反了她与马斯克达成的监护协议。协议中双方同意尽量让孩子远离公众视野，而这一条款此前并未公开。她对他人的说法中提到，她担心孩子的安全，频繁旅行和睡眠不足正在损害孩子的健康。另一位母亲、保守派网红作者阿什莉·圣克莱尔，今年2月公开称她曾与马斯克有一段秘密关系，并生下了他的第14个已知孩子。马斯克曾提出高额和解金，希望她保密孩子父亲的身份，但她拒绝了。她在采访中说，马斯克试图在纽约申请禁言令，迫使她停止对外发声。氯胺酮的习惯马斯克曾在采访和社交媒体上谈到一些心理健康问题，在一则帖子中写道，自己经历过“极度高涨、深度低落和持续不断的压力”。他否定传统疗法和抗抑郁药物。他会连续数小时打电子游戏。据熟悉他习惯的人士透露，他有暴饮暴食的问题，并服用减重药物。他还日夜不间断地在自己创办的社交媒体平台X上发帖。《华尔街日报》去年报道，马斯克有娱乐性用药的历史。特斯拉公司的一些董事会成员曾对他使用药物表示担忧，包括安眠药Ambien。在2024年3月的一次采访中，记者唐·莱蒙就他的药物使用问题追问。马斯克当时表示，他只服用“极少量”的氯胺酮，大约每两周一次，用于治疗情绪低落。但《纽约时报》发现，马斯克实际上已经发展出更严重的药物习惯。据熟悉情况的人透露，马斯克经常，甚至有时每日使用氯胺酮，还与其他药物混用。医学用途与娱乐使用的界限变得模糊，让一些身边人感到担忧。知情人称，他还在美国各地和至少一个国外私人聚会上使用摇头丸和迷幻蘑菇。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目前只正式批准氯胺酮作为医疗麻醉剂使用。部分拥有特别执照的医生可以将其用于抑郁症等精神疾病治疗，但已发出警告，指出氯胺酮的风险，在演员马修·佩里死亡事件后更引起公众关注。这种药物具有迷幻作用，会让人产生与现实脱离的感觉。长期使用可能导致成瘾及膀胱疼痛和控制能力问题。到去年春天，马斯克开始加大对拜登的批评，尤其针对其非法移民和多元化政策。与此同时，马斯克的企业正面临联邦层面的调查。监管机构正在调查特斯拉自动驾驶汽车的事故以及工厂存在种族歧视的指控等问题。去年5月，马斯克在发给亲近人士的短信中写道：“至少有六项针对我的重大措施正在进行。” 他还写道：“拜登政府把我视为仅次于特朗普的第二大威胁。” 他接着表示：“我不能当总统，但我可以帮特朗普击败拜登，而且我会这么做。” 7月，他公开支持特朗普。大约在那个时期，马斯克告诉一些人，自己使用氯胺酮导致膀胱出现问题。据知情人士透露，这些说法发生在私下聊天中。 10月5日，他首次在集会上与特朗普同台亮相，在候选人身边兴奋地跳跃。那天晚上，马斯克在发给亲近人士的短信中分享他的兴奋心情：“今晚过后我感觉更乐观了。” 他写道，“明天我们就要释放矩阵里的异常。” 大约一小时后，马斯克补充说：“这不是棋盘上的一步棋，所以他们会非常吃惊。……来自太空的‘激光’。” 特朗普胜选后，马斯克在佛罗里达州总统当选人马阿拉歌庄园租了一栋别墅，以协助政权交接。他参与人事会议，还旁听了与外国领导人的通话。他还制定了改革联邦政府的计划，新设立了政府效率部。家庭秘密马斯克还在应对他“多生孩子”努力带来的混乱后果。到2022年，马斯克已结婚离婚三次，与第一任妻子育有六个孩子（其中一个在婴儿期去世），还与布歇育有两个孩子。据知情人士透露，布歇曾告诉他人，她认为他们处于一段专一的关系，并一起组建家庭。但就在代孕母亲怀着他们第三个孩子时，布歇愤怒地发现，马斯克最近与Neuralink脑机接口公司高管希冯·齐利斯生了一对双胞胎。此时，马斯克已开始对全球生育率下降发出警告，称这将导致文明终结。他公开鼓励人们多生孩子，并向一项人口增长研究计划捐赠了1000万美元。在私下里，他与“亲生主义”运动中的重要人物西蒙娜与马尔科姆·柯林斯来往密切，并鼓励富有的朋友尽可能多生孩子。据了解这些对话的人透露，马斯克认为世界需要更多聪明人。柯林斯拒绝评论与马斯克的关系，但表示：“埃隆是认真对待这个议题的人之一。” 尽管马斯克不断添子，但他最偏爱的是儿子X。据知情人士透露，到2022年秋季，在他与布歇分手期间，马斯克开始带着儿子出行，一走就是好几天，而且经常不提前告知。布歇后来与马斯克和好，但又遭遇一次意外打击。2023年8月，她得知齐利斯通过代孕将为马斯克生下第三个孩子，并怀上了两人第4个孩子。布歇与马斯克随后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监护权争夺战，期间马斯克将X留在自己身边达数月之久。最终双方签署了一份联合监护协议，约定让孩子远离公众视线。到了2023年年中，在布歇和齐利斯都不知情的情况下，马斯克已与作家圣克莱尔开始了恋爱关系，后者居住在纽约市。圣克莱尔在一次采访中表示，马斯克一开始告诉她自己没有与其他人交往。但当她怀孕约六个月时，马斯克才承认自己正在与齐利斯谈恋爱，而后者后来也成为马斯克生活中愈发公开的一部分。齐利斯曾坚持称没有感情基础，只是马斯克提供了精子。圣克莱尔说，马斯克曾告诉她，自己在世界各地都有孩子，其中一位孩子的母亲是日本流行歌手。他还说，愿意向任何想生孩子的人提供精子。 “他把这说得像是出于无私奉献，还说他真心认为这些人应该有孩子。”圣克莱尔说。她还说，自己去年9月在产房分娩时，马斯克通过Signal发送阅后即焚的消息，要求她保密孩子父亲身份以及两人的关系。选举之夜，圣克莱尔与马斯克一同前往马阿拉歌庄园庆祝特朗普胜选。但她说，自己必须装作与他不熟。根据《纽约时报》查阅的文件，以及最早由《华尔街日报》报道的内容，马斯克曾提出以1500万美元外加每月10万美元直至孩子21岁为代价，换取她的沉默。但她不愿隐瞒孩子的父亲身份。今年2月，为抢在八卦媒体报道前公开，她起诉马斯克确认亲子关系，并随后申请紧急抚养费。马斯克则申请了禁言令，称涉及孩子的公开信息或圣克莱尔对其经历的评论，会对孩子的安全构成风险。 “这种行为不值得同情” 马斯克的一些昔日朋友公开表达了对他“有毒”的公共行为的担忧。公共知识分子山姆·哈里斯在今年1月的通讯中解释他为何与马斯克断交，称马斯克利用自己的社交平台诽谤他人、传播谎言。 “他的道德指南针出了严重问题，甚至可能对现实的认知都有问题。”哈里斯写道。当月晚些时候，在一场特朗普就职庆典上，马斯克捶胸并将手臂斜上扬起，动作酷似法西斯致敬。 “我由衷敬佩你们，”他对人群说，“正是因为你们，文明的未来才得以保障。” 面对随之而来的舆论风波，马斯克轻描淡写，称那只是一个“积极的手势”。 NeuroVigil神经科技公司首席执行官洛博士（Dr. Low,）很震怒。他向马斯克发了一封措辞激烈的邮件，并转发给《纽约时报》，在信中怒斥马斯克“做出纳粹敬礼”。马斯克没有回应洛博士的消息后，洛博士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他在Facebook上写道：“我对这种行为没有任何同情。” 他所指不仅是马斯克的手势，还有其他行为。“在多次私下指出之后，我认为，做一件道义上正确的事，就是公开发声，坚定且毫不道歉地表达立场。” 下个月，马斯克再次引发争议，这次是在华盛顿郊外举行的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CPAC）上的亮相。当他走上舞台时，阿根廷总统、政治盟友哈维尔·米莱递给他一把电锯。马斯克对着欢呼的人群喊道：“这是用来砍官僚主义的电锯！” 一些会议组织者对《纽约时报》表示，他们在后台并未察觉马斯克有任何异常举动。但在台上的采访环节，他佩戴墨镜，发言断断续续，不时结巴和大笑。相关片段在网上疯传，许多观众纷纷猜测他可能服用了药物。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5-31 00:00
推动经济的战争机器过于强大，普京永远不会真正愿意结束俄乌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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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如今的局面与二战后的美国或战争前的纳粹德国类似——军工行业成为经济增长引擎。但不同于美国，军工进步常能带动民用技术发展（如青霉素量产或互联网），俄罗斯的国防产业几乎不可能带来持续增长所需的技术突破。与此同时，随着平民经济因劳动力短缺导致物价上涨（如鸡蛋和土豆），许多人认为军工业的收缩最终是不可避免的。如何管控这一下行过程，将至关重要。 “财政刺激一旦减弱，必须格外谨慎……有太多人想让这个‘旋转木马’继续转下去，”Kolyandr说。
超启05-28 20:24
会员
外交事务：台海问题上，威慑是一种平衡艺术，但美国正在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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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开支上与美国进行一对一的竞赛。例如，纳粹德国在1933至1939年间军费开支是英国的两倍；冷战时期，美国平均每年比苏联多支出32%，而在1970年后苏联反超，直到1988年平均比美国多出26%。相比之下，中国的投资是有针对性的，旨在获得在快速、有限战争中的优势，同时保持整体军费开支较低。中国军费从1995年占美国的5%上升到2017年的32%。中国在实现经济发展的同时推进了军事现代化，避免了冷战式军备竞赛。即使经济停滞，如果军费占GDP的比例提高，中国仍能继续推进军事现代化。实际上，这场贸易战不仅不会遏制中国的军事发展，反而可能让开战在北京看来变得更有吸引力。目前，中共领导人只会在非常具体、狭窄的情境下考虑入侵台湾：也就是在能在美军介入前夺取台湾。对北京来说，大规模持久战争代价太高，部分原因在于中美经济关系的重要性。但如果美国的经济施压不断加码，中国领导人可能会得出结论：继续参与经济交往的好处有限，与美国开战才是摆脱掣肘的唯一途径。这将使北京更愿意冒险对台湾发动战争。如果想要真正实现安抚效果，应当采取实质性的经济和外交让步，提升中国维持现状的收益，并可信地传达美国无意对华敌对的信号。暂停或逆转经济脱钩是明显的起点；华盛顿应取消对中国商品的关税（或至少将其与中国的合理回应挂钩），放宽对出口和对华投资的限制，除非涉及最敏感的技术和行业。这样不仅可以打消北京关于“美国图谋削弱和分裂中国”的疑虑，还能缓解中国国内潜在的不稳定，避免中共政权因内政压力而被迫通过武统台湾来重建民族主义合法性。更重要的是，维持经济互依，尤其是当前这种不对称的互依状态，能让美国对中国保持巨大的战略杠杆，一旦战争爆发，美国就能通过更严厉的制裁令中国经济陷入长期衰退。暂停或有条件地限制经济脱钩，可以赋予美国制裁以最大的打击力，从而增强威慑效果。当然，要增强经济互依，也必须减少美国对中国关键进口商品的依赖，如稀土矿物、电网用变压器、稀缺药品、高科技电子产品，以及其他工业、基础设施和军用原材料。美国应多元化这些商品的进口来源，并将中国所占比例降至可接受水平。但华盛顿不必立即减少从中国进口消费品，即便这些产品的替代品相对容易找到。继续进口这些商品，有助于稳定中国经济，同时保留动用制裁的威胁。最后，为最大化对中共的威慑力，美国还应与盟友协调建立一个制裁联盟，这可能需要向盟友提供补贴或其他让步。在华盛顿的许多决策者眼中，威慑已经变成了对中国展示毫不妥协甚至敌意的姿态。但这些姿态并不能真正增强台湾的安全。相反，美国应在军事方面保持低调投资，提高战备与能力；在言辞上谨慎；在经济上保持韧性，并维持一定程度的互依。威慑的两难在于，极易滑向挑衅或拖延，因此需要这种如履薄冰的策略。而如果有一个地方值得在平衡中投入巨大努力，那就是台湾。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5-23 00:00
纽约时报评论：支持特朗普的右翼正在指责犹太人反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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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白在1940年大选中击败罗斯福，并与纳粹德国签署条约。如今再翻这本书，我发现一些情节显得格外诡异——林白的“美国优先”政纲，他关于“劣等血统渗入”国家的警告，他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的大型虚构竞选集会，以及叙述者对与加拿大战争的威胁。但即便是罗斯，在他强烈的预见能力下，也未能预料到一个现代版的林白，会以确保犹太人安全为幌子，把美国变成犹太人梦魇中的景象。罗斯曾称自己是描写“美国本土疯狂”的首席记录者。他当时还没意识到，这种疯狂会达到怎样的地步。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5-21 00:00
华盛顿邮报评论：当拥有一个道德沦丧的总统时，美国发生任何事情都不要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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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道的父亲乔治，以及祖父母，是为逃避纳粹而从奥地利逃出的犹太人。2014年，乔治·兰道（后来成为美国外交官）在为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录制的视频中回忆，他留在奥地利的家人被遣送到波兰，并在毒气室中被杀害。如今，克里斯托弗·兰道成了一个政策的代言人，而这个政策关闭了美国对难民的大门——除了某些白人的“优质种子”。当我向国务院要求兰道的评论时，一位发言人回复说，接收布尔人是“巨大的成就”。本周，美国圣公会主教肖恩·罗威宣布，“鉴于我们教会对种族正义的坚定承诺”，将退出难民安置项目，而不是听从政府命令协助白人南非人安置。 “看到某一群体的难民以极不寻常的方式被选中，并优先于那些在难民营或危险环境中等待多年的其他人，令人痛心，”他写道，“让我感到悲伤和羞愧的是，许多被拒绝进入美国的难民，是那些曾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与美军并肩作战、因帮助我们国家而在国内面临危险的勇敢人士。我也为那些宗教迫害的受害者，包括基督徒，在过去几个月未能获得庇护而感到难过。” 他呼吁教会成员“为那些已通过审查但未获准前来这个国家的难民祈祷”。我在为他们祈祷，也在为我们祈祷。在特朗普的自私统治下，他似乎不明白美国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善良。要看到这一点，只需看看美国的“第十四世利奥教皇”——一个长期以来关怀移民和穷人的人。但特朗普向世界展示的却恰恰相反：一个对最弱者残酷、对文明进程在自由与压迫之间的斗争漠不关心的美国。在这个时刻，比什么都更重要的是，让美国重新善良。上周，比尔·盖茨恰如其分地形容了特朗普的跟班马斯克对美国国际开发署的破坏，以及随之而来的对数百万人民赖以生存的食物和药物的打击。 “世界首富正在杀害世界上最贫穷的孩子，这并不好看，”盖茨对《金融时报》说，马斯克“应该去看看那些因为他削减援助而感染了艾滋病毒的孩子”。本周，特朗普在中东之行中彻底抛弃了传达美国自由和民主价值观的伪装，转而推销“特朗普价值观”——贪婪和交易关系。在空军一号上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特朗普称赞了攻击以色列和航运通道的胡塞武装代表——“非常强大，非常有实力，我们关系非常好”。他还称赞中国的习近平，“我们一直关系很好，我非常尊重他”。他没有鼓励那些专制东道国举行选举，而是再次抱怨美国的选举，声称2020年的选举是“被操纵的”。在沙特阿拉伯，特朗普原计划发表“重大外交政策演讲”。结果演讲变成了对他自己的颂扬，对前任的攻击，以及对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的溢美之词。美国情报界已经认定，正是这位王储亲自批准了对《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贾迈勒·卡舒吉的谋杀和肢解。 “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特朗普对穆罕默德赞不绝口，“他无与伦比……他是你们最优秀的代表……我非常喜欢他，喜欢得不得了。所以我们才给这么多，你知道吗？太多了。我太喜欢你了。真是个很棒的人。” 特朗普说将应穆罕默德的请求，解除对叙利亚政府的制裁，尽管这个政府的总统曾领导过一个基地组织分支。 “为了王储，我都做了些什么啊，”特朗普对沙特主办方说。这一周，在道德层面形成了鲜明对比。特朗普在中东反复坚持自己应得一架更奢华的747飞机，而在国内，众议院共和党人正在拼凑他的“美丽法案”，批准了一项将让数百万人失去医保和营养补助的计划。特朗普似乎决心接受来自卡塔尔的4亿美元飞机，因为现有的空军一号“太寒酸”，而美国“应拥有最炫目的飞机”。ABC新闻率先报道说，曾担任卡塔尔游说者的司法部长帕姆·邦迪将批准。就连一些“让美国再次伟大”阵营的议员和评论员都对此表示反对，他们中的本·夏皮罗称这类行为是“低劣的勾当”。总统的回应则是谎言：“这架波音747是送给美国空军/国防部的，不是给我的！” 他发文称（其实离任后会进入他的图书馆），还转发了一则称赠礼相当于法国赠送自由女神像的说法，而自由女神像的接收是由国会授权的，而且也没有送进格罗弗·克利夫兰的总统图书馆。而这些最新的“骗局”，还叠加着加密货币骗局，让他的家人和朋友大发横财。根据特朗普媒体公司的监管披露，陷入困境的Truth Social的母公司，去年向首席执行官、前共和党众议员德文·努涅斯支付了4760万美元——而公司全年营收仅为360万美元，正如《巴伦周刊》中报道的那样。与此同时，特朗普的盟友，美国投资公司Burkhan World Investments的沙哈尔·汗本周陪同总统在利雅得，为他自己的企业向沙特要到了150亿美元的新投资承诺。这与国会山上的情况形成对比，无党派的国会预算办公室指出，众议院共和党起草的特朗普税改法案将削减7150亿美元医保支出，其中大部分来自医疗补助，将导致1030万人失去医疗补助，760万人完全失去医保。连密苏里州共和党参议员乔什·霍利都表示，这一医疗补助削减“在道德上是错误的”。但马里兰州众议员、极右翼自由核心小组主席安迪·哈里斯却说，削减还不够，还称法案中新设的工作要求“简直是个笑话”。此外，这项立法将削减2900亿美元的食品券预算（现称补充营养援助计划），几乎相当于整个项目的三分之一。法案还包括一项5%的汇款税，将对如移民向家人汇款等国际转账征税。尽管法案中的数万亿美元减税不会显著改变富人、穷人和中产阶级之间的相对税负，但来自高税州的共和党人，正在推动提高州和地方税收的扣除上限，这将使减税计划的总额增加数千亿美元。几乎全部增益都会流向年收入超过20万美元的家庭。本周在国会作证时，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长小罗伯特·F·肯尼迪继续劝人们不要接种麻疹疫苗，尽管当前疫情中已有超过1000个病例。他声称疫苗含有“胎儿残骸”，没有经过充分测试，而且免疫力衰退很快。他暗示疫苗不安全：“如果我建议你去一个我知道有鳄鱼的湖里游泳，你难道不希望我告诉你有鳄鱼吗？” 不过，不论任何情况，人们都不应听从小肯尼迪的游泳建议；母亲节那天，他带孙子去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洛克溪游泳，而那里因为细菌和粪便污水污染已被禁止游泳。几乎同时，国土安全部长克里斯蒂·诺姆在另一委员会作证时，同样表现出对职责范围内民众的漠视。她对自己的职责的理解更接近一个网红，频频出现在战术装备、防弹背心、飞行夹克、消防制服以及戴着牛仔帽骑马的照片中。但当被问及被遣返至萨尔瓦多监狱、未获正当程序的同性恋化妆师安德里·何塞·埃尔南德斯·罗梅罗的情况时，诺姆表示，这不在她的工作职责范围内。 “这个问题最好去问总统和萨尔瓦多政府，”她解释说。美国开国元勋曾相信总统会保持一定的自我克制。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第68篇中写道，“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职位会经常由具备卓越能力和品德的人担任。” 特朗普的性格中有自我克制这一点吗？。正因如此，我们才看到特朗普和他的助手威胁要绕开法治。特朗普的亲信斯蒂芬·米勒在法院不利裁决后表示，如果法院不支持总统，特朗普“正积极考虑”暂停宪法保障的人身保护令。特朗普的副司法部长在最高法院就出生公民权问题辩论时，拒绝承诺政府会服从上诉法院的裁决。在另一宗案件中，特朗普的律师对总统紧急权力的解释范围之广，甚至让一位由里根总统任命的法官都表示震惊：“你们的意思是——没有限制？” 缺乏自我克制，也导致了特朗普政府对大学言论自由的猛烈打击（本周再削减哈佛大学4.5亿美元拨款，以惩罚该校拒绝干预），对环境的攻击（计划废除能源之星计划、加州排放标准以及饮用水中“永久化学物”的限制），以及对政府日常运行的干预（最新事件包括解雇国会图书馆馆长，禁止通讯社记者登上前往中东的空军一号）。最重要的是，一位有德行的总统会更诚实地告诉美国人他们面临的问题。特朗普显然也不是。 “我们刚刚与英国达成了一个历史性贸易协议，周末还与中国达成了突破性协议，”特朗普本周吹嘘称，他已“打开”中国市场。但实际上，他已经在大多数关税问题上让步，几乎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华尔街日报》社论指出，“几乎没有看到特朗普承诺的大规模贸易协议”，并指出：“就像上周与英国的微弱协议一样，和中国的协议更像是投降而非胜利。” 尽管已让步，全国最大零售商沃尔玛仍表示，即便按本周宣布的较低关税水平，也不得不涨价。同样，特朗普称可节省“近万亿美元”的马斯克“美国DOGE服务”，最初被马斯克预期达到甚至超过2万亿美元的节省，现在也化为乌有。目前的总节省额似乎仅是现在所称的1700亿美元的一小部分，因为政府已不得不承认“失误”，并恢复许多合同和政府职能。特朗普关于在美国的投资的诸多说法——本周的数字是“10万亿美元爆炸式增长”——也被证明完全是虚构的。特朗普本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关于一项新行政命令的消息，宣称“处方药和药品价格将立即降低30%至80%”。但他没有告诉美国人，他在第一个任期后期发布过类似命令，毫无成果，被三家法院驳回，拜登政府最终放弃了这项注定失败的尝试，转而通过立法来解决药价问题。雷蒙德·詹姆斯的一位分析师表示，这项命令“只会雷声大雨点小”。然而，当他抵达利雅得时，特朗普已经把有关处方药的说法改口为：“我们已经把医疗费用降低了50%到90%。” 他进一步宣布，美国“没有通胀”，经济“强劲运行”。他声称非法越境人数“创下历史最低，下降了99.999%。” 他的沙特东道主一定知道这些都是胡言乱语，但他们显然也不在意这些可笑的夸口。他们足够精明，送上了这位总统几乎对免费飞机一样看重的东西：热烈的掌声。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5-18 00:01
前副总统戈尔：这个国家堕入地狱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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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周开幕式的演讲中，将川普总统所为与纳粹德国进行类比，严厉警告川普对真相的攻击，正是“这个国家堕入地狱的第一步”，呼吁人们从纳粹德国的黑暗历史中汲取教训。作为气候行动的先驱，气候变化是戈尔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议题。戈尔此次演讲正值气候运动面临严峻挑战之际，尽管加州及其他地区的气候行动受益于拜登政府四年来前所未有的联邦政府投资，但川普第二次担任总统之后，却在极短的时间彻底改变了这一轨迹。川普上任头三个月，一直试图削减温室气体监管法规和清洁能源计划。他罔顾科学家的研究表明化石燃料导致了历史性高温、并对气候系统造成严重破坏的事实，反而极力推动其生产和发展。戈尔指出：“川普新政府正竭尽所能，试图阻止向清洁能源未来的过渡。”他说，与任何具体政策一样，真正的危险在于总统散布谎言和散布宣传的倾向。川普政府鼓励人们相信气候变化是一个骗局，将会破坏数十年来在气候领域取得的进展。戈尔质问：“为了保住化石燃料行业的利润，我们所有人真的会让我们的孩子和孙子陷入科学家警告的人间地狱吗？” 他严厉地斥责川普，指出他正是国父们在起草宪法时旨在防范的那种“不惜一切代价攫取更多权力的人”。他大声疾呼：“这是我们必须动员起来保卫国家的时刻”。 “现在是时候了，是采取紧急应对行动的时刻了，是总动员的时刻了。” 阿尔·戈尔，2007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曾于1993年至2001年担任比尔·克林顿总统的副总统。他是2000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尽管布什胜出，但佛州选票争议和最高法院干预使选举结果长期受到质疑。卸任后，戈尔专注于倡导气候问题解决方案。他创办了可持续投资公司世代投资管理公司(Generation Investment Management)，以及致力于气候问题的非营利组织“气候现实项目”(Climate Reality Project)。他的奥斯卡获奖影片《难以忽视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广泛提升了公众对气候变化的关注。（上）戈尔在2025年旧金山气候周上的演讲时引用哲学家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的话发出警告：“这个国家堕入地狱的第一步，就是，将所有关于真相的问题转化为关于权力的问题”。（下）他斥责川普是”不惜一切代价攫取更多权力的人“，指出”我们的宪法正是国父制定，旨在保护我们，防范川普那种人的“。演讲文稿原文链接： https://algore.com/news/remarks-by-former-vice-president-al-gore-at-san-francisco-climate-week-2025 戈尔在2025年旧金山气候周上的演讲本文为非营利调查新闻编辑室“Information Justice（信息正义）”编译作品。欢迎转载、分享、转发。译：Brandi 编：新约客，溪边愚人史无前例的攻击女士们先生们，非常感谢。正式开始之前，我想先说一下：昨晚，我们失去了这个世界有史以来最有力量的良知声音之一：教皇方济各。他对社会和经济正义，特别是气候危机的谦逊而史无前例的领导力，推动了一场继续照亮人类前进道路的道德运动。他的通谕《Laudato Sí》是我读过的关于气候危机的最鼓舞人心的文字。如果你们还没读，我强烈推荐。很长的文章，条理清晰，具有深刻的分析性和道德力量。希望大家去读读。他的道德教诲在当前的美国尤为重要，因为我们看到，过去几个月里，美国的气候运动正受到攻击。仅仅三个月零一天，我们就非常清楚地看到，川普新政府正竭尽所能，试图阻止向清洁能源未来的过渡，阻止大幅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而气候危机的80%是化石燃料危机。在座的许多人可能都感受到了川普政府的政策和言论带来的寒蝉效应，及对企业和投资者乃至更多方面的影响。当然，道琼斯指数今天又下跌了一千点。川普就职以来，道琼斯指数已下跌六千点。尽管新政府的所作所为对股市的影响最明显，但股市并不是唯一崩溃的东西。信任崩溃了。民主遭受重创。希望被日益增长的恐惧代替。真相贬值了，全世界对美国领导力的信心一落千丈。我们的民主面临全国性的紧急状况，我们的气候系统面临全球性的紧急状况。我们必须应对民主危机，才能解决气候危机。当前对自由的持续攻击，在规模和范围上显然是史无前例的。这个国家堕入地狱的第一步说到史无前例，我想说，我明白将希特勒第三帝国与任何其它东西相提并论都是错误的，因为那是独一无二的邪恶。但是，我们可以从那个邪恶产生的历史中汲取重要教训，这一点至关重要。二战结束不久，一批躲过希特勒暴政的哲学家回到德国，对第三帝国进行了某种意义上的道德解剖。这群被称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家中很有影响力的一位，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曾写道，这个国家堕入地狱的第一步，就是，“将所有关于真相的问题转化为关于权力的问题”。他还描述了纳粹如何“攻击真相与虚假的核心区别”。川普政府试图制造他们喜欢的版本的“现实”。他们说乌克兰攻击了俄罗斯，而不是正相反，还指望我们相信！在国内，他们攻击在战场上和网络战中保卫美国的英雄，称他们为叛徒。他们说气候危机是中国为摧毁美国制造业而编造的“骗局”。他们说烧煤是清洁的；他们说风力发电涡轮会致癌；他们说，海平面上升只是带来更多的海景房。他们反气候行动的寡头盟友竟然认为，那些想阻止把大气层当作开放式排污场的人需要“现实一些”，应该默许燃烧更多的化石燃料(这正是他们在推动的)，尽管化石燃料是气候危机的主要原因。大家可能不会感到惊讶，化石燃料行业多年来一直在兜售这种“气候现实主义”的宣传。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Saudi Aramco)首席执行官说：“我们应该放弃逐步淘汰石油和天然气的幻想。” 他的同行、埃克森(Exxon)首席执行官达伦·伍兹(Darren Woods)声称，“世界需要面对现实…问题不在于石油和天然气，而在于排放。” 美国石油学会说，我们需要“一种更现实的能源方案”——你猜对了，那种方案包括购买和燃烧更多的石油和天然气。那么，让我向大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他们到底想让我们对什么更现实一些？他们扭曲的“现实主义”与人类现在面临的现实相矛盾。导致全球变暖的污染气体长期积累下来(那些分子平均存留100年)，每天吸收的额外热量，相当于每天在地球上引爆75万颗第一代原子弹释放的热量！让这种情况继续下去，现实吗？以为不采取行动减少温室气体，凭主观愿望，问题就不存在了，一切正常，现实吗？大自然很好地反驳了这一论点。每晚的电视新闻就像行走在《末日迷踪》(注：Book of Revelation，基督教末世预言畅销小说Left behind系列里的最后一部)。例如，北加州的许多社区发生山火后，继续在加州加剧山火的风险，现实吗？看看一月份洛杉矶山火造成的破坏就知道了。告诉全世界的房主，全球住房市场预计在未来25年内损失25万亿美元，现实吗？如果我们不改变目前的做法，世界上所有住宅存量的15%都会消失，他们会认为这是现实的吗？每年有870万人死于吸入燃烧化石燃料产生的微粒污染物。继续默默接受这一事实，现实吗？这是已经死亡的人数。燃烧煤、石油和天然气时，不仅会排放吸收热量的污染气体，还会让下风口的人们把PM2.5颗粒污染物吸入肺里，健康专家称之为“造成全球疾病负担的主要因素”。各国政府在本世纪余下时间里需要应对10亿跨国气候移民。在他们看来，那现实吗？如果继续向地球的对流层排放1.75亿吨人为产生的吸收热量的污染物，让气温和湿度继续升高，扩大地球上不适合生存的区域，那么柳叶刀委员会估计，未来几十年中，跨国气候移民数量将达到10亿。你们知道蓝色对流层是什么样子的，地球那层薄薄的大气外壳是蓝色的，因为那里有氧气。它如此之薄，如果以高速公路的车速驾车直冲云霄，5到7分钟就能到达蓝线的顶端。那就是我们正在使用的开放式排污场。那现实吗？我不觉得。防范川普那种人顺便说一句，我们已看到民粹主义专制领导人如何把移民当作替罪羊，煽动仇外情绪，以攫取权力。而攫取权力是一切的目的。我们的宪法是国父制定的，旨在保护我们，防范川普那种人—— 不惜一切代价攫取权力、以获得更多权力的人。想象一下，对于未来将发生的十亿移民跨越国界，那些煽动仇恨的人会做什么。我们的民主将面临严重威胁。继续让气候危机给全球经济造成经济损失，现实吗？根据德勤公司(Deloitte)的数据，未来50年内，对气候变化的不作为将导致178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同期，气候行动将使全球经济规模增加43万亿美元。我们本可以抓住实现净零排放这个经济机遇。而错过这样的机遇，现实吗？一个与附近的硅谷特别相关的问题是：由于更强、更严重的气旋风暴和超级暴风雪造成供应链中断，半导体行业年收入损失将高达35%，这现实吗？让融资系统继续将整个非洲大陆完全排除在外，现实吗？非洲大陆是世界上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安装的太阳能电池板却比美国的佛罗里达还少。这是我们金融体系的耻辱。但是，非洲在建和准备开工的石油和天然气管道数量却是整个北美的三倍。这种体系下，继续维持现状是荒谬的。这怎么会是现实的？这公平吗？正义吗？为了保护化石燃料行业的利润，让我们的子孙后代陷入科学家警告的”人间地狱“，现实吗？事实证明，科学家50年前的预测完全正确。科学家现在警告，如果不迅速大幅减少燃烧化石燃料产生的废气排放，将会发生什么。过去的警告正确，难道我们不该更认真倾听他们现在的警告吗？听取已被证明正确的来源的建议，不现实吗？新出炉的所谓“气候现实主义”不过是变相的气候变化否定论。它假装一切正常，无视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这些所谓的“现实主义”从未对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结论提出任何可信的质疑。他们不作为，只说：“哦，解决这个问题是不现实的。” 如果凭主观愿望就能让问题消失，我倒是乐意看到。但那不会发生。残酷的现实是，化石燃料行业资金严重短缺。他们眼看着自己最大的两个市场逐渐萎缩：一个是电力，一个是运输。他们在能源市场上的份额正被可再生能源取代，因此他们非常恐慌。这也解释了他们为什么如此拼命利用其控制的政客去阻止有效的解决方案。当然，与控制排放相比，他们更擅长控制政客，他们在这方面已非常娴熟。他们是史上最资金庞大、最有势力的行业游说集团。与他们相比，大英帝国的东印度公司就像个卖爆米花的小贩。他们几乎就是全球霸王。无论是在我们称之为COP的缔约方会议上，还是在全球塑料公约的谈判中，他们都利用强大的资金和一贯的政治经济权力网络，阻止任何减排行动，也阻止减少塑料污染的努力。为什么？他们正在失去电力市场，因为去年全球新安装的发电设备中，93%是太阳能和风能的。电动汽车在大幅增长。他们说涨幅放缓了，但我们刚得到新的数据——美国的同比增长为18%，许多国家的增长速度比这快得多。因此，他们试图扩大第三个市场——他们告诉华尔街，他们将在未来35年内把塑料产量提高两倍，以弥补前两个市场预期的损失。对此，我们或许有话要说。这现实吗？我们已经发现——科学家说——一些海鸟因大脑中的塑料微粒而表现出类似阿尔海默症的症状，他们还发现，这种微粒会穿过人类的血脑屏障。而且在过去十年中，这种微粒的数量增加了一倍。我们真的想继续这样下去吗？这太疯狂了，但他们在这两个国际论坛上进行阻挠，在各国的审议中进行阻挠，在州和省，甚至在地方一级都进行阻挠。世界上任何地方，只要有人想通过立法或法规来减少使用化石燃料，他们就带着钱，带着游说者，带着被控制的政客，去竭力阻挠。而解决方案就是大家在旧金山气候周上所做的一切。我们必须站出来，改变这种状况。这也是他们大肆鼓吹贵得离谱、滑稽得不切实际的技术的原因，比如制造巨大的机械吸尘机，先把废气排入大气层，再吸回来。有一天这能成为现实吗？也许。但现在不能！差得太远了。他们把它当作个亮闪闪的东西，转移人们的注意力，说“看这里，看这里，这个好神奇，我们根本不需要停止烧化石燃料！我们可以继续烧更多的化石燃料，因为，看这个亮亮的东西。我们有了这台吸尘器。” 二氧化碳只占空气中分子的0.035%。用一个能源密集、荒谬、昂贵的方法过滤掉其他99.965%的分子？太荒唐了。事实上，可持续发展革命正在成为全球经济的引擎，具有工业革命的规模和影响，正以数字革命的速度发展。顺便说一句，在曾拥有能源自由市场的德克萨斯，去年新增发电量中，超过90%是太阳能和风能。那里的政客已经被控制了。他们在德州推动立法，从法律上要求任何太阳能和风能开发商，想获得开发可再生能源的许可，就必须先花时间和金钱开采更多的石油和天然气。这不是现实主义，是可悲。这是绝望的表现。他们不相信自由市场。他们只越来越依赖政客，他们叫政客跳，政客就跳；叫他们再跳，他们只问要跳多高。行动是绝望的解药因此，全球范围内，市场在发生转变。自《巴黎协定》签署以来，太阳能成本下降了76%，风能成本下降了66%，供电电池成本下降了87%。 2004年，Generation公司成立之初，全球一整年才安装一千兆瓦的太阳能发电设备，而现在，一天就安装这么多。不仅是可再生能源领域。我们看到，可持续发展革命正在席卷全球经济的其他领域，从交通运输到再生农业，到循环制造业，等等。因此，我们在这里为气候周拉开序幕，我们在地球日前夕聚集在一起，我们必须把这一刻当作发出行动号召之时。因此，我来这里不仅是为了回应摩根和埃文等人的邀请。我是来招募你们的。你们中许多人已在从事这项工作，但对于还没有加入的人，我是来招募你们的。我们需要你。现在是时候了，是采取紧急应对行动的时刻了，是总动员的时刻了。现在是审视企业、投资和公民参与的方方面面，确定你是否能为解决气候危机做出更大贡献的时候。我们很容易陷入自己版本的“气候现实主义”。有些人担心任务太艰巨，说个人作用太小，无法产生影响。有些人以此为借口：如果政府不采取行动，我们又能做什么呢？正如气候危机没有国界，政府和企业及全球经济重要参与者之间也没有职责划分。气候变化已经对你的生活和工作产生了影响，还将通过破坏供应链、增加风险、改变消费需求等方式对你产生更大的影响。这是我们必须动员起来保卫国家的时刻。请记住，对气候变化绝望的解药是气候行动。 60年代，琼·贝兹(Joan Baez)[注]正是在这座城市首次说出“行动是绝望的解药”(Action is the antidote to despair)。 [注]Joan Baez，美国歌手，词曲作者，社会活动家，其现代民谣题材包括抗议和社会正义。现在我们需要记住这句话。美国民权斗争中，当人们感到绝望时，马丁·路德·金指出如何克服那些会让你气馁、阻止你前进的东西。他说：如果你不能飞，那就跑；如果不能跑，那就走；如果不能走，那就爬。但无论如何，都要继续前行。这就是我们所处的境地。过去每一场以道德为基础的运动都有让倡导者感到绝望的时候。但当人们认识到，核心选择是对与错之间的选择时，在深远层次上，结局就已注定。因为教皇方济各提醒我们，我们是上帝创造的孩子。我们爱我们的家庭。我们致力于我们的社区。我们必须保护我们的未来。如果你怀疑人类是否有能力拿出足够的政治意愿来化解这场危机，请记住，政治意愿本身就是一种可再生资源。谢谢大家。 LaoShouTou ，赞10 *为方便手机阅读，编者进行了较多的断行处理。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5-17 00:00
日经分析：习近平的篮球伙伴成为中美贸易谈判核心人物，他在经济外交中有一项特别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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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总统普京一同观看纪念苏联二战战胜纳粹德国80周年的阅兵式时，中美之间的贸易谈判也在幕后悄然推进。中美两国在国内问题压力下，不得不放弃强硬立场，缓和日益激烈的贸易战。如果由于特朗普的高关税导致对华贸易陷入停滞，美国将遭受损失。原本来自中国的廉价圣诞树、装饰品及其他相关商品供应可能完全中断。特朗普政府希望避免激怒普通美国人，因为这可能会导致圣诞商品价格飙升，或是在购物高峰期让商店货架空空如也。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圣诞相关商品主要来自浙江省，出口高峰通常持续到夏末。这项为期90天的休战协议将在8月结束。曾长期在浙江工作的习近平，也有着类似的动机——他不希望这个省因贸易战遭受经济打击。中美达成休战协议的消息公布后，美国、日本等地的股市大涨，但中国股市的反应却没有市场预期的强烈。许多中国市场参与者认为，中国经济停滞的真正原因并非特朗普的关税，而是习近平主导的国内经济政策。在90天关税暂停期内，何立峰将主导与美国的贸易谈判，而他正是这些政策的制定者之一。那么，何立峰是谁？他于2023年3月出任主管经济事务的副总理，此前曾担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负责规划习近平“一带一路”倡议的总体蓝图。习近平与何立峰之间的深厚关系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1985年，30出头的习近平被调往福建厦门，担任这个沿海城市的副市长。迎接习近平的厦门市政府官员，当时并不知道新任副市长长什么样，没想到他如此年轻，其中一人甚至问：“副市长习近平还没到吗？” 厦门的老一辈政府官员一开始不知道如何对待习近平。最初，这位副市长常常无事可做，就抽空打篮球。当时年纪比习近平稍小、同样喜欢篮球的何立峰担任厦门市政府秘书。两人因篮球结缘，很快成为亲密朋友。这段深厚友谊为何立峰的迅速升迁铺平了道路。两年后，习近平与著名军旅歌手彭丽媛再婚。由于在福建工作了近17年，习近平对这个省有着特别的情感。在担任厦门市领导之后，何立峰于2009年离开家乡福建，调任直辖市天津，担任高级官员。当时，习近平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国家副主席。何立峰在担任天津滨海新区主要负责人时，显得精力充沛。一位外国公司高管回忆当时说：“他的升迁似乎是板上钉钉的。他非常自信，说有什么要求或问题都可以直接告诉他。” 何立峰出生并成长于福建，毕业于厦门大学。与曾在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内担任中美贸易谈判首席代表的前副总理刘鹤不同，何立峰从未有过海外留学经历。他在美国并没有强大的人脉关系，也不能流利地说英语。但他在经济外交中有一项特别的“武器”：闽南语——这一方言主要在福建和台湾使用。闽南语与普通话差异极大，北京人通常听不懂。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是台湾裔美国人，也会讲闽南语。最近他访问中国时，副总理何立峰用闽南语与他交谈，并加深了彼此交流。许多有福建血统的华人和“海外华人”活跃在世界各地的商业圈，尤其是在东南亚。因此，闽南语已经成为“中华经济圈”中的有力工具。在习近平开始在福建崭露头角的同时，来自印尼等地、讲闽南语的富裕华人对福建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我会跟习近平主席谈谈，也许就在本周末。”特朗普在90天休战协议达成后的星期一在白宫表示，“我们讨论的最大问题是中国市场的开放。” 特朗普政府可能会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科技和金融市场，而这是北京希望避免的。不可预测的特朗普并未排除在谈判期间再次提高对中国商品关税的可能性，这将取决于全面贸易谈判的进展。无法预见8月份的中美关系将会是什么局面。习近平的老篮球伙伴将采取什么策略推进与美国的谈判？随着时间流逝，何立峰的谈判能力将面临考验。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5-16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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