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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研究大屠杀的以色列学者曾是在加沙巡逻的士兵，他解释为何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动是种族灭绝

族灭绝。维金：批评者也会指出，二战时纳粹屠杀犹太人，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是出于对犹太身份的仇恨。而他们认为，以色列并不是因为巴勒斯坦人是巴勒斯坦人才造成平民死亡，而是因为哈马斯藏身于平民之中。以色列是在尽可能保护平民的情况下作战。你认为这里有区别吗？巴托夫：不。如果真要类比纳粹，我会说，纳粹所持的种族主义、生物决定论、所谓“科学种族论”是一种极端特殊的意识形态。而以色列方面，尽管内阁中确实有人持有犹太至上主义立场，但以色列政府整体并没有用那种种族论的语言。然而，以色列确实是在对巴勒斯坦人作战。这个政府的目标是让巴勒斯坦人永远无法实现民族自决，无法抵抗以色列对他们的压迫与占领。维金：还有一个批评是，你将加沙的种族灭绝责任归咎于以色列，而实际上，这场战争本可以随时结束——只要哈马斯投降并释放人质。他们随时可以结束这一切。所以指责以色列犯下种族灭绝罪是不公平的，因为以色列的行为只是哈马斯拒绝投降的后果。巴托夫：是的，这种说法恰恰说明以色列宣传的成功。如果哈马斯投降，交出人质，你觉得以色列和国防军会怎么做？他们会打包帐篷，把坦克倒车开出加沙吗？不会的。现在唯一阻止以军彻底摧毁加沙、控制所有地区的障碍，正是以色列人质的存在。所以，以色列国防军完全摧毁加沙行动的唯一限制，是那里仍有以色列人质。内塔尼亚胡自己也表示，他的目标是“彻底胜利”。当然，他所说的“彻底胜利”并没有一个明确定义，但其含义就是对整个加沙地带的全面控制。维金：最后，还有批评者指出，二战期间，数十万德国和日本平民被杀——包括对日本的原子弹轰炸以及对德累斯顿的燃烧弹轰炸。那为什么这些没有被认为是种族灭绝，而这次加沙的情况却被认为是？巴托夫：这是一个二战中经常被提出的问题。特别是英国和美国的轰炸机，仅在德国就故意杀害并燃烧了大约60万平民。你当然可以说那是战争罪，那为什么不算种族灭绝？你可以思考一下美国占领德国之后发生了什么。他们是否杀光了德国人？是否宣布德国将不复存在？是否将德国夷为平地？没有。他们决定实施马歇尔计划。当然，他们这样做是有原因的，因为担心共产主义的影响，所以希望把德国建设成一个有活力的社会。德国的经济奇迹，很大程度上就是在马歇尔计划的基础上开始的。即便是对日本也是如此——美国占领日本后，并没有摧毁日本。战后甚至有抱怨说，失败的一方在经济上比胜者做得还好。日本输了战争，却赢了经济竞争。难道以色列会说：“我们是在和哈马斯作战，不是与巴勒斯坦人作战，不是针对巴勒斯坦人民。我们站在你们一边。居民们，请帮助我们消灭哈马斯，我们将与你们一起建设一个新的社会。”——你不会在以色列的言论中找到这样的说法。维金：我们暂时撇开政治和道德问题，谈一点你个人的经历。你在1970年代作为年轻人服役于以色列国防军，曾在加沙巡逻。你曾写道，这段服役经历让你理解了什么叫“占领他人”。在写这篇文章时，你有没有回想起自己在加沙的经历？如果有，你是如何思考的？巴托夫：当然有。当时我是年轻军官，我们营部设在加沙市。那是一座人口密集的城市，暴力事件频发，居民住在破败的区域里，环境非常恶劣。我也在约旦河西岸服役过。你要知道，我是在以色列长大的，是在一个犹太复国主义家庭中长大的。我曾经渴望成为战斗兵，是一个典型的以色列男性。而我慢慢开始意识到，占领他人，会带来一种怎样的状况——怎么说呢？这不是一种深刻的思想层面上的认识，而是一种感受：作为占领者的感受，是你不被欢迎的感觉。你会问自己：“我为什么在这里？” 你感受到彼此的威胁。当你在城市里巡逻，三十个持枪士兵行走在街头，你显然就是来制造威胁的。但你也看到窗户背后有很多人，你不知道他们是谁，不知道他们可能对你做什么。你始终感到威胁。这就是占领状态造成的一种彼此非人化的局面。而对我来说，那是一个开始。我用了好几年，才逐渐意识到占领会造成什么。五十多年后，我认为，占领会腐蚀一切，彻底腐蚀整个社会，并深入其内部。我曾经属于的1970年代初的以色列社会，与今天的以色列社会已经完全不同。军队也不一样了，很大一部分正是因为这场持续的占领，占领所带来的非人化影响。我常常会想到，坐在特拉维夫某家漂亮的咖啡馆里，和一个年轻人喝咖啡、聊聊天——他们是友好的人，开朗、幽默、气质很好，就像你在纽约、伦敦或柏林会遇到的任何人。但就在前一天，他们还穿着军装。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执行占领。而你如何执行占领？你必须表现得你是老大。你怎么表现？你在凌晨四点闯进人家屋里，把老人从床上拖出来，把孩子的玩具打碎——这就是占领的实施方式。这对你意味着什么？对你的社会意味着什么？而这还没有触及加沙战争对整整一代在那片土地上作战、破坏的以色列年轻人所造成的影响。维金：这种“非人化”是否是实施种族灭绝的前提？巴托夫：是的，确实如此。种族灭绝的一个标志就是，你开始把某个特定群体当作“不是人”来看待——他们是“不同的”，因此不配拥有同样的权利，或者没有与我们一样的品质。你可以说，他们都是小偷、都是强奸犯。你也可以说他们是蟑螂，是“人类动物”。所有这些语言，都是实施种族灭绝的前提条件。并不是说用了这些词就一定会发生种族灭绝，但只有当你把另一个群体看作不配拥有权利，甚至不配“拥有拥有权利的权利”时，种族灭绝的思想才有可能扎根。在以色列，这种观念是逐渐形成的。对大多数以色列人来说——我不是说右翼，而是大多数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应该享有与我们同等的权利、尊严和平等地位”这一想法，根本没有进入他们的意识。人们已经习惯了占领。这也是我认为他们对10月7日事件感到极度震惊的原因之一，因为那些人突然从“牢笼”中冲了出来，对我们发动袭击。而我们早已习惯了他们被关在隔离墙另一边，被我们的士兵巡逻看管，而这些士兵第二天就可以坐在咖啡馆里，和我们一起聊天，表现得像再普通不过的人。维金：你一生都在研究大屠杀，全球许多犹太人都认为大屠杀教育至关重要，而“永不再发生”这句口号正是这种教育的核心。你认为以色列在加沙的行为，将如何影响人们对“永不再发生”以及对大屠杀的认知？巴托夫：我职业生涯的早期其实是研究德国军队在东线犯下的罪行，以及士兵的野蛮化，这是我非常感兴趣的主题。后来，我开始越来越多地研究种族灭绝和大屠杀。我写过自己对“从大屠杀中吸取教训”这个概念的看法，我对这种说法始终有些怀疑。我担心的是这种观念：我们需要从大屠杀中学会更多宽容和人性。如果我们去教授大屠杀，人们就会理解这些美德。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教授残酷、非人化，就应该让人变得更具人性、更能理解我们都是人类这一共同身份？我一直对此有些保留。这其实是美国后来发展出的对大屠杀的一种解释方式，这种解释在最初并不存在，而是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逐渐形成的。而在以色列，大屠杀的理解方式一直完全不同。在以色列，大屠杀意味着犹太人应该团结在一起，一旦遭遇威胁，就要将对方彻底消灭。我认为，在以色列的情形下，加沙所带来的后果是在两个层面上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第一，以色列今后将越来越难以继续宣称，“因为大屠杀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因此可以做任何事情，无需遵守国际法，也无需理会其他国家的批评，因为我们是在为生存而战——看看奥斯维辛发生了什么。” 而当以色列从事的是如此大规模地毁灭人命、对他人如此冷酷无情的行为时，将再也无法凭借大屠杀所积累的“道德资本”。第二，从整个记忆、纪念、教育等文化层面来说，那些本来是出于良好目的，用大屠杀来教导宽容与人道主义的教育机构与文化传统——现在越来越难以维系。那些承担起传播纪念文化、“永不再发生”的人和机构，那些倡导“再也不能对人命漠视、不能再发生种族灭绝”的人，这两年来在加沙问题上保持沉默。我认为这极大削弱了他们的道德权威。我担心，这可能导致整套关于大屠杀的纪念文化退回到它最初的状态——也就是变成一种犹太人只在内部讲述自身苦难的“族裔飞地”式的记忆。维金：我不知道该怎么问这个问题——很难说“这是否能带来某种好结果”。你作为历史学家，也许可以想象五十年后再回头看今天的情况——有没有可能出现某种积极的结果，或者某种“宣泄”后的转折？你觉得可以用这样的角度来看吗？巴托夫：当然可以。历史上确实有这样的例子，一些曾有暴力政权的国家，后来确实从中挣脱出来，重建为完全不同的社会。无论是德国，还是南非，都是如此。但这并不是因为人们突然改变了想法。德国的转变，是因为德国在二战中战败了。南非的变化，是因为它处于巨大的国际制裁之下，已经无法维持种族隔离制度。所以我认为这种改变是可能的。但我必须说，现在以色列在国际社会中享有的“豁免权”实在太惊人——尤其是在最在意的国际圈子中，也就是美国和西欧，这些是主要支持者——所以我担心，现在更可能出现的趋势，是以色列会变得越来越专制，最终成为一个彻底的种族隔离政权。而这种政权，通常不会长久。也许之后会有清算。如果真的发生，那一定要经历一场真相与和解的过程。因为以色列不可能仅靠抹除过去、抹去自己在加沙的行为记忆来摆脱一切。它必须面对这一切，必须回溯至1948年，从根本上开始一场真相与和解的进程，才有可能促成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在这片土地上的某种和解。但现在的趋势，正在往相反方向发展。维金：以色列在近期的未来，特别是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问题上，美国国内正在出现巨大的代际裂痕。年轻一代犹太人比他们的父母更倾向于认为以色列在加沙犯下了罪行，是一个占领力量。你认为这对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将意味着什么？对以色列的未来又意味着什么？巴托夫：以色列为了赢得美国的支持——可以说是某种“热爱”——花了很多时间。在欧洲，情况稍有不同，因为有大屠杀的历史负罪感，也有对以色列的某种敬意。这种支持是几十年一点一点建立起来的，而现在正被侵蚀。我不能说我为此感到高兴。如果以色列失去了这种支持，同时变得更加暴力，并进一步侵蚀本就所剩无几的自由民主制度——正如现在正在发生的那样——那对以色列这个国家本身是极为不利的。不幸的是，这也会对全球犹太社群产生负面影响。因为以色列自我定位为“全球犹太人的代表”，它实际上使犹太人——无论他们愿不愿意——都不得不为它的行为承担责任。因此，这不仅会削弱对以色列的支持，还可能助长世界各地对犹太人的偏见。维金：你刚刚的回答其实已经隐约提到了这个问题，但我还是想更直接地问你——你现在对以色列的情感是怎样的？作为人、作为个体，不是以学者的身份，你现在对这个你出生和成长的国家，抱有什么情绪？巴托夫：说实话，这是令人心碎的。我在那里长大，我最好的朋友还在那儿，我的家人也在那儿。那片土地上曾有许多我热爱的东西，过去我真的深爱那个国家。而如今，看到它发生如此剧烈的变化——既是长期演变的结果，也是在10月7日之后骤然加速的“剧变”——真的令人痛心。我可以说，我是以色列国的坚定支持者。我是以色列公民。我相信，犹太人和其他民族一样，有权利实现民族自决。我并不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我认为，犹太复国主义曾是一场为犹太人争取自由和人权的运动。但今天以色列所呈现出来的这种犹太复国主义，今天这个国家的样貌，我无法支持。维金：奥默，非常感谢你今天参与这次对话。非常感谢。巴托夫：非常感谢你，丹。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7-26 00:01

【DOGE现形记②】马斯克联手白宫，通过造谣接管社保局

r Schindler)式的人物，这位纳粹实业家在二战期间秘密拯救犹太人生命的事迹被一部广受好评的电影所描述。杜德克在他任职的最后几周，曾独自驾车走访了中西部地区受裁员影响尤为严重的办事处。那也正好是社保局推出不再允许通过电话申请福利或更改银行账户信息新政策不久，各个办事处都挤满了去寻求帮助的人。在密尔沃基的一个外地办事处，杜德克拦住了一位驾车驶出停车场的女士，《纽约时报》记者目睹了这一时刻。杜德克问道：“我们今天满足了您的需求吗？” 这位女士回答说：“完全没有。” 杜德克在她开车离开时表示了歉意。不管人们将来如何评价杜德克，那位女士的回答就是他和 DOGE 留给我们的遗产。参考资料 https://www.nytimes.com/2025/06/16/us/politics/doge-social-security.html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7-25 00:01

华盛顿邮报：特朗普是否理解“西方”是什么？西方必须拒绝乌克兰被普京肢解

感作祟，人们一度忽略了1939年8月的纳粹-苏联条约，短暂地把俄罗斯视为西方的一部分。俄罗斯往往被视为西方的“他者”，甚至是最典型的“他者”。正是通过与俄罗斯的对比，西方才认识到自己所具有的“文明共同体”，瓦鲁夏基斯如此指出。为了加强与欧洲的文化纽带，哈佛大学于20世纪50年代创办了著名的“国际研讨班”，发起人之一就是年轻的欧洲移民亨利·基辛格。亨廷顿指出，西方注定要与其他强大且有主张的文明共处，这种共处可能是危险的。而在今天的文明冲突中，莫斯科与华盛顿之间的“互不理解”并非对等。普京理解西方，并且出于根深蒂固的反西方思维而鄙视它。他否定启蒙时代的个人主义传统，也拒绝雷蒙·阿隆的理想——“真正的‘西方人’，唯一毫无保留接受的，是他拥有批评自己文明的自由，以及改善它的机会。” 普京的想法完全是背道而驰，他所推崇的是一种浸入式的族群-宗教认同论，这一信仰与西方注定处于无法调和的冲突中。特朗普之所以对普京不愿像地产商一样理性地各退一步感到困惑，是因为他缺乏想象力。他无法理解普京如何看待自己，这是他对深层、持久的文明冲突缺乏认知的表现。瓦鲁夏基斯援引美国学者詹姆斯·柯斯与迈克尔·金梅奇的话指出，“没有哪位近代美国总统像特朗普那样，更准备退出西方文明与西方这个共同体。” 他还表示，“说特朗普在2017到2021年任期内是美国首位非西方总统，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 不过，2017年7月6日，特朗普在波兰发表演讲时曾十次提到“西方”。他说，波兰的历史经验提醒我们，“西方的防卫最终依靠的，不仅是手段，更是其人民取胜的意志。” 因此，特朗普当时表示：“我们这个时代的根本问题，是西方是否还有求生的意志。” 然而，人们仍然质疑，他是否真正相信自己提过的这些话。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7-25 00:01

【重磅访谈】一支由总统控制的国家警察部队正在美国建立

加美财经07-19 00:00

美国“魏玛时刻”汲取德国认信教会的教训

er)的故事，这位德国牧师曾英勇地反抗纳粹。他和少数其他德国新教领袖聚集在一起，自称认信教会(Confessing Church)【注】。他们在1934年发表了《巴门宣言》(Barmen Declaration)，重申教会独立于纳粹政府，后者试图强迫他们加入官方的“帝国教会”(Reich Church)。【注】认信教会是纳粹德国时期德国新教内部的一个运动，该运动反对政府主导的将所有新教教会统一为一个亲纳粹的德国福音教会。他们属于德国教会的极少数，并被批评为“不爱国”。这个教派在二战后消亡。当本文的中文译本中对认信教会四个字加引号时，已经不再是指纳粹德国时期的认信教会，而是把这个词汇当作一个符号，一个当下的假设成立，即具独立性教会的代表，它并非是什么具体的宗派。他们的做法是正确的，但此时纳粹已根深蒂固、势力强大且深得民心。大多数巴门领袖失去了工作，数人被关进集中营，许多人因坚持反对纳粹暴政而被处决。潘霍华本人参与了一次刺杀阿道夫·希特勒的未遂行动。悲惨的是，他被捕入狱，并在二战末期殉难。 “廉价的恩典是宣讲没有悔改的赦免，没有教会纪律的洗礼，没有认罪的圣餐，没有个人认罪的赦免。廉价的恩典是没有门徒生活的恩典，没有十字架的恩典，没有活着并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的恩典。”（特里希·潘霍华：《做门徒的代价》）愿我们在“巴比伦的淫妇”（《启示录》里对罗马帝国的隐喻——译者注）冲我们而来时（既需要我们做真道捍卫者、殉道者时——译者注），都能如此勇敢。今天我们理应赞扬潘霍华。但如果我们有权批评我们的殉道者，难道不能说，尽管他们英勇无畏，潘霍华和认信教会最终还是来得太晚了吗？在纳粹于1933年上台之前，潘霍华和其他认信教会的领袖们在哪里？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当他们本可以有所作为时，他们在哪里？答案是，他们大多数人是各种中间派政党的成员，正在完成学业并建立自己的职业生涯。尽管他们后来表现出了英雄主义，但他们未能在共和国还可能被拯救时看到对共和国日益增长的威胁。当他们最终站出来坚持原则时，一切都已成定局。如果说认信教会在1930年代勇于坚持其独立性并公开反对纳粹，是正确的，那么更好的做法是更早采取行动——在1920年代，当共和国在左右极端势力的冲击下摇摇欲坠、而纳粹尚未掌权之时。认信教会所坚持的原则，并非只适用于他们所处的历史时刻；而是具有永恒意义的政治神学原则，应当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成为普世教会的约束与指引。对于2025年的美国教会来说，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无论你是左派还是右派，我们都容易把自己想象成正处于1933年的德国，仿佛正面对一个道德上等同于纳粹的敌人。这样的叙事让人感到道德清晰——善与恶界限分明，我们的责任也一目了然：唯一的问题只是我们是否有勇气去履行它。但这种类比可能具有误导性，它也让我们有借口忽视对“自己这边”的反思。我们应当能够识别来自政治光谱两端的不公义，而不是只关注对方的问题。事实上，一个更加困难、在智性与属灵层面都更具挑战性的历史类比可能是：我们并不是活在1933年的纳粹德国，而是活在1923年的魏玛共和国。被困于德国的左右翼之间在纳粹掌权的十年前，德国正由一个脆弱的共和国所统治。它混乱、腐败、软弱，几乎无人尊敬它。不同于美国建国时那种激励人心的故事，德国的共和时刻源于一次失败而不义的“伟大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其时有两百万德国士兵丧命。军事失败导致威廉二世皇帝退位，随后德国城市爆发了共产党起义，右翼准军事组织则展开反击，内战的阴影笼罩全境。魏玛共和国是在战乱和革命边缘仓促缝合出的临时方案。它以其创立所在的城市命名，面临着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欧洲把战争责任归咎于德国，并强加沉重的战争赔款；伤残老兵、战争寡妇和孤儿要求国家救助；恶性通货膨胀摧毁了人民的储蓄与生活水准——这一切发生在全球大萧条之前，却已让德国人陷入赤贫和饥饿。经济崩溃与国家羞辱为政治极端主义提供了肥沃土壤：左边是共产党，右边是法西斯。他们都宣称只有彻底的革命式变革才能解决德国的问题，否定现有体制，拒绝民主，宣扬各自的极端意识形态——都提供了简单、全面的答案。在他们眼中，政治道德只剩下一件事：投票支持党派路线。当共产党警告说法西斯是邪恶的，他们说得没错；而当法西斯宣称共产主义是威胁，他们也说得没错。那么，一个有政治良知的基督徒该如何行事？他们可以加入一些中间立场的政党，例如社会民主党试图在左派和共产党之间维持中心，但它始终薄弱无力；右派的各种民族主义或民粹政党也逐渐被纳粹吸收或边缘化。如果你希望发挥实质性影响，就不想把选票浪费在那些软弱无力的中间派身上。社会民主党不足以阻挡共产主义的威胁，而只有纳粹看似有能力扭转左倾的趋势。如果你相信共产党才是更大的邪恶，你可能会觉得出于道德责任应该投票给纳粹。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你更担心的是法西斯主义，那么右派的民族主义和民粹政党几乎无法区分，最后大多被纳粹同化，而社会民主党无能为力。如果你认为纳粹是最大的邪恶，你可能会觉得投票给共产党才是道义上的责任。最终，你会不知不觉地被推向极左或极右。我们都知道结局。法西斯主义最终被证明是更迅速、更具毁灭性的力量，它引发了世界大战和种族灭绝；但它的失败也促成了东欧共产政权的崛起，带来了集中营和延续数十年的极权统治。两个极端都不是答案。 “起初，他们来抓社会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社会主义者。然后，他们来抓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然后，他们来抓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最后，他们来抓我——而那时已经没有人能为我说话了。” ——马丁·尼莫拉(Martin Niemöller)，一位反纳粹的认信教会牧师被困于美国的左右翼之间如果在纳粹掌权之前就已成立，面对左右两边都存在道德邪恶、局势混沌的状况，一间“认信教会”会是什么样子？这也许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问的问题。如今，美国基督徒在“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这个问题上意见不一，对于历史类比能教给我们什么也存在严重分歧。对一些人来说，世俗进步派左翼就是纳粹在现代的化身：他们推动对未出生婴儿的“大屠杀”、在校园和新闻界培育一种威权文化，并要求国家认可并支持性革命的一切极端表达。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川普总统及其MAGA运动才是邪恶势力的代表：他们鼓吹战斗性的民族主义，要求对单一领袖的绝对忠诚，破坏法治，纵容政治暴力。如果这两种基督徒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都对呢？要发现“坏人”并不难——他们在我们周围随处可见。但如果我们意识到，不存在单一的“坏人”、一个邪恶政党或群体，而是有许多这样的存在，那么我们就应该谨慎，不要轻易将今天的美国等同于1933年的德国。或许今天美国教会的使命并不是去进行一场视死如归、反对某个“明确无误的道德邪恶”的英勇抵抗，也不是联合所有正义之士去对抗某一特定敌人。相反，也许今天教会的使命是：辨认出四周各种形式的不公义与邪恶，坚守自己的独立性，最重要的是成为一个倡导者——不是为任何一方政治势力辩护，而是为法治与各政治部落之间的和平代言。一间现代的“认信教会”应当拒绝“沉默主义”(quietism)，并肯定公共生活是不可回避的。我们无法选择退出公共广场。上帝造人是社会性的存有，人类始终处于社会、文化，乃至政治的关系之中。上帝喜爱公义，我们也应如此——而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我们被呼召去爱邻舍，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关注邻舍所生活的社会、文化与政治环境。如果所谓的“本笃选项”(Benedict Option)【注】意味着完全放弃政治参与，那就是对基督徒使命的失职。【注】The Benedict Option就是呼吁基督徒在现代世俗社会中，有意识地退回到小型的、信仰坚定的社区中生活，像中世纪的圣本笃修道院那样，坚持自己的信仰和价值观，不随波逐流。该名词来自Rod Dreher的一本书名。在一个多党制的民主制度下，这意味着我们往往必须在政党内、中间或通过政党去行动。“认信教会”不会否认党派参与的必要性，也不会逃避现实中的党派选举。但它也会清楚地承认，每一个人类制度——包括所有政党——都不可避免地被罪和不义所沾染。它会坚决拒绝任何一种“某一党派代表上帝”的说法。它会期待每一个政治团体都在某种程度上与不公义相勾连。英国《卫报》2024年4月7日的一篇报道：基督教民族主义者将川普奉为救世主–他们会成为他的救世主吗？这意味着，“认信教会”会劝勉其成员，不要将自己的忠诚交给任何一个政党——尤其是在今天这样的时代。我们可以在特定议题上与某个政党合作，例如堕胎、治安或扶贫问题，但我们不应该将自己的身份与这个党认同，更不该为它提供道德资本。我们应当对他们有所保留，即使只是为了传达一个信息：他们并不拥有我们。没有任何迫切的理由非得自称是共和党人或民主党人。不要给予他们把你归类为“自己人”的尊严。政党活动是否有一个道德的“红线”？一间“认信教会”会要求其成员严肃审视的不只是政党的竞选纲领，还有他们的行为方式。 1933年的纳粹党纲领并没有主张种族灭绝或发动世界大战；共产党的党纲也未曾写明要设立劳改营、强迫失踪或制造饥荒。但这些却是这两个党后来真实的“果子”。我们应当“灵巧像蛇”（马太福音10:16），并根据其行为的“果子”来判断，而不是轻信宣传机器、政权代言人或盲目支持者的宣传。（闻其言、观其行——译者注）在1933年以前，纳粹和共产党都遵守民主程序，参与选举。但纳粹党在此前的13年间已经表现出其行为模式：包括一次未遂政变（1923年的啤酒馆政变）【注】、街头暴力与恐吓、种族主义和对宪政秩序的蔑视。【注】啤酒馆政变是希特勒1923年在慕尼黑企图用武力夺权的一次失败政变，但这场失败却让他和纳粹党走上了通向权力的道路。共产党则公开宣称自己与国际革命运动为伍，该运动已在俄国推翻政府，并对反对者施加恐怖统治与谋杀。那么，纳粹的纲领重要，还是他们的行为重要？共产党的政纲重要，还是共产极权的现实重要？一间“认信教会”会问出最严峻的道德问题：在1920年代的德国，基督徒投票给纳粹是否在道德上是可接受的，因为当时他们尚未变成1939年的纳粹？同样地，投票给共产党是否合理，因为当时苏联的古拉格集中营还未成形？或者，我们是否应该认为，这些党的后来行为其实是他们早期意识形态种下的果实，因此他们的早期支持者也应当在道德上负有责任？今日的“认信教会”该如何度日？投票支持共和党的基督徒，蒙召要在共和党内部成为“盐与光”【注】。这意味着要成为呼吁共和党尊重法治的声音。【注】这是耶稣登山宝训里面一段十分重要的讲话，来自《马太福音》5:13-16：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他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你应当是最响亮的声音，谴责川普赦免“1月6日暴乱者”的行为，并反对他对制衡制度的破坏——这些制度本应限制总统权力的滥用。你应该为穷人和弱势者发声，反对川普所滋养的残忍、恶意与报复性文化。这种文化腐蚀了我们的公共生活，侮辱了我们共同的公民身份，也对那些成为川普政治打压对象的人构成了具体威胁。如果你保持沉默，你就是既轻信又有罪，参与了这个政党的罪——包括那些尚未发生的。投票支持民主党的基督徒，同样被召唤要在民主党中成为“盐与光”。这意味着要呼吁民主党尊重“自然与自然的上帝”【注】。【注】“自然与自然的上帝”引自《独立宣言》。《独立宣言》的开场白：“美利坚十三个联合州一致通过的宣言，当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一个民族必须解除与另一个民族之间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政治纽带，并依照自然法与自然之上帝的法则，在地球万邦中取得其独立而平等的地位时，出于对世人舆论的应有尊重，他们应当陈明促使他们分离的种种理由。” 近代“自然法”(natural law)的理念来自13世纪欧洲中世纪经院派哲学家和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后来，英国的约翰·洛克把这个概念融入他的社会契约理论。杰斐逊再把它引入美国的《独立宣言》。世俗左派有时散发出一种“无神、无根、唯权力是图、道德相对主义”的气味。他们今天否认超越性的“真理”，明天又宣布一种全新的(超验性)“真理”，接着他们的网络暴民就会对未能及时支持他们“当日热门议题”(cause de jour)的人进行霸凌与骚扰。正是因为缺乏道德基础，他们才变成了道德专制者，自信于自己关于种族、阶级、性别的新真理，并对国人不能立即跟上不耐烦。一个开放、宽容的古典自由主义的政府制度（指美国的民主宪政——译者注）无法在没有基础的情况下存活。杰斐逊在写《独立宣言》时指出，“自然与自然的上帝”应当成为我们制度的基础，他是对的。自然法具有超越性，但不具宗派性；它是一个所有宗教或无宗教信仰者都能一同立足的共同基础。这些，就是一间今日的“认信教会”应当在讲台与播客上传讲的内容。美国的基督徒迫切需要一套健全的公民参与神学，这套神学要教导共和政府的道德价值、法治的善、以及宪政制度的意义。它应当教导人尊重多元、警惕乌托邦幻想，并从历史上那些极权政治宗教及其恶果中获得智慧。它应当教导教会的成员如何批判性地与政党保持距离，在谨慎选择下与政党在特定议题上有限合作。教会应当教导会众说真话——始终、彻底、简单地说，不加修饰，不玩话术。在当今这个信息被操控的环境中，你能做的最激进的行为就是用朴素真诚的话语谈论真理、良善与美。一个要求我们“以谎言换取入伙资格”的政党，是绝不配拥有权力的政党。教会应当教导其成员：“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恩慈”（歌罗西书 4:6）。一个让你习惯用讽刺与半真半假的方式为党派赢取优势的政治文化，绝不会培养你去“思念那些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事”（腓立比书 4:8）。教会应当警告其成员提防“世上的智慧”（哥林多前书 1:20）。那些靠煽动恐惧与愤怒来换取点击量和广告费的媒体人，不过是最廉价的世俗哲学家。最重要的是，一间“认信教会”要教导会众分辨时代，并实行自我省察的伦理。耶稣曾问：“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马太福音 7:3-5）实行自我省察是顺服基督命令的重要步骤。有一种党派主义的风格是：任何对本方的批评都被视为背叛甚至叛国。在右翼，这种党派主义体现为“右派皆友人”的信条，同阵营中的种族主义者和仇恨分子只要选举日去投票，就对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左翼，这种党派主义则体现为不敢有“索尔贾姐妹时刻”【注】——不敢公开谴责其内部那些高呼支持哈马斯口号的极端分子，或那些将“多元、公平、包容”(DEI)变成压制异议、取消文化的工具的人。【注】A Sister Souljah moment就是用“批评自己人”来表明：我不是一味偏袒某一边，我有自己的判断力，我更接近常识和中间立场。一间“认信教会”会训练信徒认识到：这种党派主义本身就是对上帝的悖逆。如果你非得成为党派中的一员，那就做一个好的党派成员——一个好的把关者，一个愿意审视自身运动方式的人。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赢得更多选票”这种策略上的考虑，更是因为道德上必须坚持善的立场。我们正处于一个政治极端分子已经学会如何操纵我们的体系并劫持我们的政党的时代。他们很可能正在得逞。一间“认信教会”会用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著名箴言回应他们：“你可以决心过一种正直的生活。让你的信条是：容让谎言进入世界，甚至谎言会胜利。但不是通过我。” 政治极端主义或许会胜利，但不能借我之手。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7-10 00:00

民主党对华强硬派伊曼纽尔：对抗中国需要产业政策，关键在于怎么用

。华盛顿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应对。面对纳粹和苏联时，我们采取了有人称之为“产业政策”的做法。二战期间，政府与私营部门合作，建设武器制造业。冷战期间，又培育了包括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在内的航天航空产业。自从中国成为经济和安全威胁以来，我们已经先后采用了五种不同的产业政策。如果你觉得这只是巧合，那我很乐意把伊利诺伊州芝加哥的威利斯大厦的所有权卖给你。每次我们推行新的产业政策时，都有人抱怨说这是让国家滑向社会主义的危险道路。但在与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斗争中，我们并没有落入国家计划经济的陷阱，现在也不必如此。正如比尔·克林顿曾经说过的，认为我们必须在自由市场和政府干预之间二选一，这是个虚假的选择。为了维护我们的经济主权，我们必须两者兼备，而且必须迅速行动。简单来说，国家产业政策是对北京带来的生存性威胁的合理回应。不过，在很多情况下，我们近期的产业政策更多是被动和仓促的，而不是主动和有战略性的。因此，现在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更好的框架，来决定在什么情况下、以什么方式实施产业政策。我们需要诚实地审视过去几次干预的成败，制定出未来的指导原则——也就是总结经验教训。就像国家安全委员会在每届总统任期开始时会提出国家安全战略一样，下任总统应要求国家经济委员会提出经济安全战略。换句话说，现在是华盛顿认真对待如何保持对中国的领先地位、维护美国经济主权的时候了。我们先坦诚地说清楚，到目前为止发生了什么。在多年几乎没有多少产业政策之后，两党的政府官员重新重视起了这一重要的经济工具。2009年的汽车业纾困、2020年的“曲速行动”、通胀削减法案、2022年的芯片与科学法案，以及现在特朗普推出的激进新关税政策，都是典型的例子。简单来说，中国促成了一种新的常态。不过，华盛顿的这些努力并非全部成功。如果我们尽量宽容，可能会给这套总体表现打个C+。不过，如果是我母亲来打分，她几乎肯定会给出一个比“不及格”还要糟糕的评价。然后她必然会说，我弟弟齐克肯定会做得更好。在这些措施中，最明显的成功是汽车业纾困。当时，奥巴马总统的第一个任期开始时，三大汽车制造商中有两家面临破产的危险，华盛顿利用联邦支持，把一个年销量1600万辆但不盈利的产业，转变为一个年销量1000万辆且盈利的健康产业。这拯救了数十万个工作岗位，以及美国腹地无数社区。相比之下，我们对新冠疫情的应对则是喜忧参半。“曲速行动”迅速为世界带来了疫苗。但随着疫情缓解，我们将生物医疗设备生产（口罩、防护服、手套和呼吸机）转回国内的努力也随之减弱——这是个错误。《芯片与科学法案》是另一个亮点，这一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两党的合作。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内，国会的共和党人认识到半导体的重要性，拜登政府随后通过了这一计划，到2030年有望帮助美国拿下全球先进逻辑和存储芯片制造的五分之一。考虑到此前我们的占比是零，这些举措并非小事。通胀削减法案中的清洁能源条款，在美国推动了太阳能、风能、氢能、碳捕集、电池储能和地热的大规模公共和私人投资，但在“美丽大法案”中被取消或大幅削减，这对于美国与中国的竞争来说显然并不理想。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的新关税计划或许是最糟糕的产业政策示范。总统把本来可以是有用的双边工具，变成了一个粗暴、无差别的大棒，带来的混乱多于增长。美国的工业企业到处都在挂着招聘启事，关税对填补全国近40万个制造业空缺岗位毫无帮助。这些不同的努力给我们什么启示？本质上，它们证明只要经过深思熟虑，美国就可以利用公共投资保持对中国的领先，同时保留美国核心经济模式中最好的部分。我们并不需要在放弃自由企业和沦为中国模式的廉价仿品之间做选择。当然，华盛顿绝不会像中国共产党那样，把政治官员安排进企业董事会（虽然特朗普接管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是个例外）。但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如何塑造美国的产业政策，确保政府干预时，这些努力真正能推动我们取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从一个简单原则开始：美国的产业政策应当只专注于那些中国会试图主导我们的领域。这也是“芯片计划”如此重要的原因：认识到北京如果入侵台湾，美国将失去先进半导体供应，华盛顿迅速提供资金，推动了国内制造业。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内“曲速行动”的成功，也是建立在几十年来国家卫生研究院对生物医学研究的投资之上。因此，我们也需要有长期战略。其次，华盛顿永远不应该无限期资助某个行业。政府应该像手风琴一样，在战略产业需要培育时扩大支出，当私营部门准备好以追求利润为目标进行融资和投资时，再收缩支出。得益于通胀削减法案和芯片法案中的激励措施，私营部门已经在清洁能源和半导体领域投资了近1万亿美元。但需要说明的是，因为私营部门永远不会承担足够的研发投入，国家卫生研究院、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和国家科学基金会（更不用说特朗普政府大幅削减的其他公共机构）在未来几年必须恢复实力。我们还需要更认真地对待劳动力问题。我在日本时，曾与普渡大学和其他11所大学合作，大约一半在美国，一半在日本，扩大为半导体产业输送工程人才的项目。但在很多情况下，这些公司不仅在找计算机科学家，还迫切需要合格的电工、焊工、管道工和设备工程师。这是个我们知道能解决的难题。我在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当市长时，我们请增长最快的六个产业来帮助编写当地社区学院课程的教学大纲，建立了一个被世界银行称为全国最佳的体系。如今，华盛顿也可以帮助社区学院和技术学校为关键产业做同样的事，确保这些产业既能获得所需的人才，也能获得所需的劳动力。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技术工人来浇筑混凝土、开挖下水道、修建道路和铺设光纤，那么在俄亥俄州和亚利桑那州新建芯片制造厂就意义不大。这就引出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今天的产业政策能否有效，取决于美国是否能够增强、维护和保护几十年来支撑国家繁荣的深厚先进研究基础。 “曲速行动”诞生于多年的基础生物医学研究，这些研究由政府资助；我们在芯片制造领域的复兴，依托于源自政府资助研究的半导体技术；如今由私营企业推动的清洁能源革命，来自于由政府资助促成的研究突破。美国应该开始把这种带来巨大财富的要素视为真正的国家财富。中国显然非常清楚知识产权和先进研究对自身雄心的重要性。北京最近甚至决定实质上没收部分中国人工智能科学家的护照，担心他们会带着自己的知识离开中国，再也不回来。这并不是说华盛顿应该禁止美国科学家出国。但我们确实需要摒弃那种轻率的态度，正是这种态度曾让我们在极短时间内能迅速开发出新疫苗。我们的知识突破以及推动这些突破的机构——主要是美国的研究型大学——是我们未来经济成功的种子。特朗普削弱高等教育的努力，无异于在与北京的竞争中主动放弃我们最强的优势。同样，中国也常常强迫美国公司交出技术专长。当像A123 Systems这样的美国公司陷入困境时，华盛顿应当阻止中国公司收购由纳税人资助的研究成果和公司专利。我们太常为了进入中国市场而主动出让知识产权，这样的技术投降是极其愚蠢的。最后，华盛顿必须主动推动那些中国正迅速赶超、并可能利用其优势进行要挟的研究和产能建设。北京最近拒绝出口福特公司制造某些先进汽车所需的一种磁体，迫使美国顶尖汽车制造商关闭了几家工厂。我们的国家拥有大部分对未来繁荣至关重要的“稀土”矿产，但中国几乎垄断了这些矿产的加工能力。这是我们绝不能容忍的弱点。产业政策对华盛顿来说并不陌生——自建国以来，我们就在不同阶段使用过这种有针对性的工具。但北京庞大的规模和险恶的意图，意味着我们需要成熟可靠的原则来应对当下的威胁。简单来说，现在已经不是讨论是否要实行产业政策的时候了。我们过去有，现在也有，我们的经济主权需要它。当前的挑战，是要弄清楚什么时候、怎样用好。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7-08 00:00

美国公开的秘密：很多行业全靠无证移民撑着

以达到政治目的。这可不是新鲜事，当初纳粹也是这样非人化犹太人的。不懂得历史就特别容易被欺骗。所以，华人落入这个陷阱特别让人悲哀。我们自己也是少数族裔，也是被歧视的对象，怎么能与白人至上的人为伍呢？那些一口一个“黑墨穆”的人，愚蠢至极！人道对待无证移民是你我基本权力获得保障的依托。即便是非法移民，也必须以人道待之，必须遵循法律。这是底线。不是为了自我感觉好，而是，如果他们遭受非人待遇，那么，我们的待遇也无法保证合法合理。我曾在某微信群里非常吃惊地看见有人说，来美国就是为了生活在白人世界，所以赞成遣返那些非白人。且不说这种说法的价值观多么成问题，就从实践角度来看，如果美国真的再次变成一个白人世界，那么，说这个话的华人日子绝对不会好过。你以为美国曾经有过《排华法案》只是碰巧那时有太多华人移民啊？《排华法案》、当初驱逐犹太人、今天美国的所谓驱逐移民“罪犯”，以及加沙巴勒斯坦人所遭遇的，都是一脉相承的。多读点历史吧！美国能够成为世界强国，最主要原因就是吃了移民红利。反移民只会削弱美国。美国需要努力的方向是，不仅是一个移民国家，更是一个体面的国家。参考资料 https://cmsny.org/agricultural-workers-rosenbloom-083022 https://www.nytimes.com/2025/06/19/podcasts/the-daily/tom-homan-ice-immigration-trump.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25/06/13/us/politics/trump-ice-raids-farms-hotels.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25/06/14/us/politics/trump-immigration-raids-workers.html https://www.wsj.com/business/meatpacking-american-workers-immigration-d6bdd47a https://www.nytimes.com/2025/06/23/business/factory-jobs-workers-trump.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24/02/01/us/congress-border-immigration-history.html https://www.statesman.com/story/news/politics/politifact/2025/06/29/do-people-in-the-us-illegally-pay-more-taxes-than-amazon-ibm-netflix-generally-yes/84406518007 https://www.nbcnews.com/politics/congress/senate-republicans-block-border-security-bill-campaign-border-chaos-rcna153607 https://www.nbcnews.com/politics/congress/new-immigration-asylum-reform-bill-released-senate-text-rcna136602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7-05 00:00

这是让美国能够从危崖边退后的重要方法

来的吗？ 1941 年，为援助英国抵抗纳粹，美国国会在小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FDR)总统主导下通过了《租借法案》，这同时也是一个对美国经济有极大刺激的法案。当时的美国还是一个种族隔离的社会，各方面对黑人的歧视非常严重。黑人领袖们担心合格的黑人工人会被国防承包商拒之门外，得不到他们应得的工作机会，于是计划在华盛顿举行抗议游行，并事先动员了 10 万人参加。 10 万人这个数字吓到了 FDR，他要求黑人领袖取消抗议活动，以免发生事故。在黑人领袖不肯妥协后，谈判的结果是，FDR 签署了第 8802 号行政命令，禁止国防工业和联邦政府中因“种族、信仰、肤色或国籍”的歧视行为。这件事情上 FDR 坚持了两个底线，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一个是“你不能把十万黑人带到华盛顿。弄不好会死人的。”另一个是“如果我为你们发布行政命令，那么其他团体就会来要求同样的东西，这将没有尽头。”坚持这两个底线的结果就是一个不允许歧视任何族裔或团体的行政令，也是一个公平合理的行政令。这个行政令的细节是用整整一周时间谈判出来的。（参考阅读：那个真正让美国伟大的总统是如何对待罢工的）这就是今天的民主党人需要努力学习的地方。去发现问题，同时还要去解决问题。不要走捷径，而是不畏艰难去寻求真正公平合理的方案。我参加的两次抗议活动都是遇上雨天，但现场人人情绪高昂，谁也不在意天气。拄着拐的，推着助行车的，坐轮椅的，或是走路颤颤巍巍的，都来了。多么勇敢、美丽的人民！所以，现在就看民主党是否能提出真正吸引选民的政策方案了。这样的机会并不多，千万不能搞砸了。如果民主党要借 2026 年中选来改变美国的政治格局，时间已经不多了。这一次，民主党的何去何从，直接关系到美国的命运。参考资料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HkzgDOMtY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app=desktop&v=a1kcR8eqNNk FDR by Jean Edward Smith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20 00:00

8个月前的这场对谈，已经把今天的美国讲透了

，说他的家族来自德国，他的一些亲戚曾在纳粹军队（Wehrmacht）服役，这种说法太容易了、太表面了。我认为，更关键的是川普对某些历史现象有一种直觉的把握。所以，当他说想要希特勒手下的那种将军时，我认为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这不是值得嘲笑的事。这并不是说他不理解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恰恰相反，我认为他确实理解那个时代。他可能不懂我要讲的那些技术细节，但他抓住了整体图景——尽管他可能一个将军的名字都叫不上来。他真正把握到的一点，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即那些将军不受法律约束，他们对领袖个人效忠（我用这个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那么现在让我来说说这个“技术细节”，因为这对我们现行制度及其可能的变化意义重大。一、所谓“希特勒手下的那种将军”，意味着这样一件事：1934年8月，希特勒成功让德国的将军、军官乃至整个军队发誓效忠于他本人。在那之前，魏玛共和国（当时已经在衰败中）的武装力量宣誓的是对宪法的忠诚。这一点应该听起来很熟悉，因为今天的美国军队也是这样做的。而希特勒做出的改变，是让他们改为向他个人宣誓效忠。这种改变的重要性可能一开始并不明显，所以我必须强调：这是一种巨大的转变。你也许还记得，朱利安刚才提到的对大屠S的记忆尤其能说明问题—— 在1945年，当德国军官们说“我只是奉命行事”时，他们的意思并不仅仅是“我在听命于上级”。他们的潜台词是：我已经不再受宪法约束，我超越了法律，因为我向希特勒本人宣誓效忠。如果希特勒下令，我就执行，没有任何法律能阻止我。所以，当一个人向某位领袖发誓个人效忠时，就意味着他已不再受法律约束。二、而这正是关键点的第二层意义：整个社会将因此被改变。如果军队——也就是掌握武器的人——不再受法律约束，那对社会上其他人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法治对任何人都不再真正适用。只要领袖下令，军队就会执行，他们的行为在新的“秩序”中就是“对的”，因为他们已发誓效忠于这个领袖。因此，宪法制度——任何宪政体制——都无法承受这样的变化，它无法在“希特勒手下的那种将军”存在的条件下生存。这就引出了第三点。三、我一直努力避免使用“元首”(Führer)这个词。但我们说的这个词——“领袖”——是我们用来指称纳粹德国领导人的那个词。这个词真正成为政治现实的时刻，就是在1934年8月。那时，希特勒不再只是德国的总理(Chancellor)，而是成为一个超越法律、超越政府、超越任何约束的人——成为“德国人民的领袖”(Der Führer des deutschen Volkes)。这个转变发生的关键节点，正是将军们发誓效忠的那一刻。所以当川普说他想要“希特勒手下的那种将军”时，他的真正意思是：他希望能够拥有那种形式的权力转变。而在我看来，他的理解是正确的。我不会说他是个糟糕的历史学家。我会说，他理解了1934年8月所发生的事，并且，他希望那样的事情在这里（美国）也能发生。民主崩溃的过程马什：所以，你知道，这显然是民主崩溃的一个时刻，即向个人宣誓效忠。也许因为你研究过这么多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情境，那么民主崩溃的其他迹象是什么？在民主崩溃的过程中，还有哪些其他关键时刻需要关注？斯奈德：这可以从很多角度来回答。一、其中一个我们已经从不同方式谈到过了，那就是把民主当作理所当然的事物，就像天气一样，似乎它自然而然地就会存在。这是一种信号，也是一种危险。它往往和对民主的怀疑并存。把民主视为天经地义的事物，常常也会和对民主制度的一种“青春期式的反叛”相伴随——比如说，这个制度有缺陷，这不是真正的民主，因此，专Z也许不会更糟。这是“青春版”的看法。而“成熟版”的看法可能是：民主就是世界本来的样子，它不会真正改变。不幸的是，这两种心态在当今美国都广泛存在。二、另一个民主陷入困境的信号，也是我们提到过的，就是进行对话变得困难。而这就关系到“真相”的重要性。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价值观，对吧？你和我有不同的价值观，你和你的邻居——无论是谁，如果是你的配偶，尤其是你的配偶——你们也有不同的价值观。这很正常，这其实是好事，这本来就是应该如此的。如果我们彼此价值观不同，反而可以通过协商达成共识，一起去做点什么。比如，你和邻居关心水污染的理由可能不同，但你们都想解决水污染的问题。但是，如果你不同意是否存在水污染，或者如果你不同意是否存在全球变暖，如果你不同意基本事实，那么就无法达成地方共识。如果没有地方共识，就不可能有民主，因为这开始显得毫无意义。如果我们无法在地方层面共同行动，那么我们就会开始质疑整个国家层面的民主项目究竟有什么意义？因此，对话的困难，再加上对事实的瓦解，构成了另一个严重的问题。这种情况在法西斯和共产主义掌权接管民主制度时都曾出现过——那些想要摧毁民主制度的人，总是利用民主制度本身的不完美。民主从来都不是完美无缺的，这些人正是利用了它的“漏洞”——比如新闻媒体的脆弱性。他们会攻击媒体，说记者是“人民的敌人”；他们会利用言论自由作为借口来污蔑、攻击反对者。他们还会努力将公共媒体转化为自己的宣传平台。最终的目的，是用宣传来压倒我们所有人的沟通能力，使我们愤怒，让我们彼此敌视。三、在政治领导层面，还有一个稍微技术性的问题，是史蒂文·列维茨基(Steve Levitsky)和丹尼尔·齐布拉特(Daniel Ziblatt)在其著作《民主如何死亡》(How Democracies Die)中阐述得非常清楚的，那就是关于“规范”(norms)的作用。我自己是个家长，所以经常想到这个类比。你可以试图通过制定规则来教养孩子——我确实这么做，我常常制定规则，我喜欢把规则写在白板上。但归根结底，你无法用立法的方式来“规定童年”——你可以有规则，但还有更基础的东西（规范），那就是“遵守规则”本身也是一种规范。当我们在政治精英层面看到民主危机时，往往就是这些本该被默认遵守的规范正在被破坏，或者人们开始寻找绕开规则的理由——而绕开规则的方法，恰恰就是破坏规范。在选举期间，这种现象尤其令人担忧，因为你不可能为选举过程的每一秒钟都立下明确的法律规定。在某个节点上，你必须依赖人们的“善意”。一旦善意不复存在，问题就变得非常严重。亿万富豪与“言论自由” 最后一个我已经提到过的问题，我们再说一下，那就是不平等。如果财富过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是一个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代就被注意到的问题，此后历代思想家也都反复强调过。美国开国元勋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几乎每一位对民主有深刻见解的人，不论我们把他看作是左派还是保守派，都意识到这个问题：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注意到了，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注意到了，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也注意到了。马克·吐温(Mark Twain)和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也都指出过这个问题。如果你让太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那么这些人就会控制太多的言论空间、太多的话语权、太多的媒体平台。在这种情况下，正常的民主对话就会变得非常困难，因为某一个人（比如一个拥有大型媒体平台或社交平台的人）可能最终决定了我们全社会在谈论什么。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也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我之前说过，古希腊人无法预见社交媒体的出现，但他们确实预见了财富阶层通过宣传使民主变得困难的情形。他们对这一点的担忧是有道理的，而这正是我们今天也必须警惕的一个信号。马什：当然，我认为，这确实引出了我们对当下局势理解中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就像你说的，民主制度的瓦解——如果从2010年开始描绘这个过程，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社交媒体的崛起与如今被污染的信息网络之间的平行关系，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政治现象。但另一方面，这种情况过去也发生过。比如1930年代纳粹控制下的德国新闻媒体，还有收音机的出现与法西斯主义的兴起。甚至在更早以前，英国内战时期传单(pamphlets)文化的兴起，以及这种文化在整个欧洲范围内被压制的情况。我是说，这是否其实是言论自由内在的某种特质？也就是说，它在某种意义上会“吞噬”自身：一旦信息爆炸到不可控制的程度，社会就会因此发生分裂。斯奈德：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观点，我想就此说两点，内容截然不同。首先，我想从你提到技术的地方接着说下去，因为斯蒂芬（马什）说得完全正确，非常值得我们深思。一、我不会把这个问题简单归结为“言论自由”，而是更倾向于认为这是“媒体技术的变革”所导致的。比如印刷术的发明——现在，我虽然看不到你们的样子，但我能看到我那本书的封面，因为它是白色的，会反射你们身上的紫外光。所以你们都拿着书，这很好。我想我们大概都是认为书籍是积极事物的人，认为阅读和拥有书籍是好事。但正如斯蒂芬所暗示的那样，印刷术的出现在最初的150年间其实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它是欧洲宗教战争的主要诱因之一，而那场战争造成了大约三分之一的欧洲人口死亡。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印刷术让信息的传播速度远远超出了当时人们的承受能力；同时，它也让人们能够更轻易地抄袭、诽谤、拼贴。某种意义上，印刷术可以说是社交媒体的先驱。但它也给出了解决问题的线索：当你有了新技术之后，你就必须制定新的规范、惯例和法律。例如版权制度——听起来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无聊的东西——其实正是使书籍成为可能的基础。如果没有版权，我就不能写书或出版。版权制度使得书籍得以存在。而关于抄袭的法律，则让我们所谓的“言论自由”能够真正运作起来。二、所以每当技术发生变革，我们就必须重新思考“言论自由”的含义。这也引出了我的第二点：即使我们在技术层面讨论言论自由，归根结底，它并不是关于技术，而是关于“人”。追溯到古希腊，人类对言论自由的探讨有着悠久而深厚的传统。那么我们为什么需要言论自由呢？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在美国，我们似乎已经到了一个极端——当然不是你们在座的各位，你们是友善、理性、深思熟虑的人——但总体而言，美国人往往倾向于说出一些他们知道具有冒犯性、甚至是虚假的言论，然后再说一句“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好像言论自由本身就能为这些言论披上一层荣耀的外衣。我们已经陷入了这样的误区。同时，在技术层面，我们也陷入了另一个误区——当一个拥有社交平台的亿万富翁想要大规模传播谎言时，他也会打出“言论自由”的旗号。这表明我们对言论自由的理解已经严重偏离了原本的轨道。因为，不管伊隆·马斯克是将一个谎言传播五千万亿次还是五千五百万亿次，这都不是言论自由的真正意义。言论自由从来都不是关于有钱人、强者的，它从来都是关于弱者的。我们之所以捍卫言论自由，是因为“向权力说真话”本身就是危险的。言论自由是关于“人”的，是关于“最不幸的那群人”的。这才是言论自由的核心。但我们已经被搞得头脑混乱，以为言论自由是关于算法、关于那些背后根本没有人操控的机制。但其实，言论自由永远是关于一个具体的人，以及当你说出真相时你所承担的具体风险——身体伤害，甚至生命危险。我们在这个国家真正需要思考的是：我们该如何培养“自由的说话者”。你不需要担心有钱人和有权人，他们的言论自由权利自然会受到宪法保护，他们根本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焦点。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每个人都足够了解信息了吗？我们足够有信心、有安全保障去表达自己了吗？很显然，答案是否定的。而且不仅是对少数族裔或其他处境危险的人群而言，很多中西部的县，我最近拜访过，人们连在院子里插一个支持哪位候选人的标牌都不敢，因为他们害怕遭受人身攻击。这，就是我们目前面对的言论自由问题所在。美国宪法的问题马什：你知道吗，我在想，不知道你有没有像我在这个对谈系列中遇到的很多知识分子那样，去思考美国的建国，思考它的起点。你刚才提到了传单和印刷文化的起源，这很有意思，因为他们当时也正是传单写作者，对吧？某种程度上，他们就是最早的那批“传单叛军”(pamphleteer rebels)。也许我会这么说是因为我是加拿大人，所以我能更有距离感地看这个问题。但我想知道，作为一个历史学者，你是否觉得美国如今所陷入的困境，其实早在当初就已经埋下了种子。比如乔治·华盛顿的告别演说——对我来说，那简直就是在描述今天的美国，只不过是240年前说出来的。你会不会觉得，那些光辉岁月里种下的一些“种子”，现在已经开始发芽燃烧、变成火苗了？又或者说，正是这个国家的美丽与建国理想本身，正在制造它如今所面临的危机？我觉得美国最不同凡响的一件事是：它至今仍处在自己的“第一共和国”当中。你看，法国都已经是第五共和国了。我们加拿大写宪法是1982年，对吧？而你们至今还在使用18世纪写下的宪法。你觉得，美国如今的问题，是不是也部分源于此？斯奈德：是的，法国是第五共和国，但谁在乎呢？马什：说不定等这次对话结束，他们都到第七个了。斯奈德：这里有一个非常讽刺的现象。我是美国人，也是历史学家，但我并不是“美国史学家”，你懂我的意思吧——我是研究欧洲历史的。但从欧洲的角度来看，美国宪政史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反讽之处：当我们有机会影响其他国家的宪法设计时，我们会允许出现、甚至鼓励一些在我们自己宪法中并不存在的内容。举个例子：二战后，欧洲新产生的宪法中包含了许多美国人并不享有的权利。尤其是，这些宪法往往围绕着政府向人民提供服务来进行设计，而这恰恰是美国人常常质疑的部分。二战之后，面对法西斯主义带来的摧残，欧洲各国在宪法设计中大力强调福利国家的理念，其核心目标正是构建一个让人们真正感到自由的社会。所以我这里在思考一个非常具体的宪法设计时刻。我想表达的，其实是一个相对乐观的观点：是的，我们的建国文件确实有些古老、复杂，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人本身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20世纪40年代，甚至更早在20年代，那些参与一战后宪法讨论的美国政治学家和法律学者其实都非常清楚我们宪法的局限。所以说，确实有问题，但不能说所有美国人都对此毫无察觉，也不能说我们就只能消极地被这些文件束缚。我们的某些现实问题确实根植于宪法本身。比如说，宪法允许选区划分操控（gerrymandering，杰利蝾螈），而更好的宪法设计本应排除这种做法。又比如选举人团制度(Electoral College)——它在当时的政治辩论中或许说得通，但现在说实话，简直让人忍俊不禁。它真的完全没有道理，我们之所以还保留它，只是因为它“已经在那里了”。这类基本的设计缺陷确实存在。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对待宪法这份文件的精神，我想强调的是这个点。1852年，在美国首次独立日的第76周年，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自由黑人）发表了一篇著名演讲，我认为他给予了建国者应有的尊重。演讲的核心当然是当时美国最根本的问题——奴隶制。但我觉得，道格拉斯说了一句非常有智慧的话。他说，建国者在他们的时代是“叛逆者”(rebels in their own time)。就像斯蒂芬所说，他们是捣乱分子，是传单写手。道格拉斯说，他们是那些在当时冒着巨大风险的人。他们所坚持的事业在一段时间内是少数人的事业，他们是异类，是边缘人，是在被排斥的状态下坚持下来的。直到后来他们赢得了支持，甚至奇迹般地赢得了一场战争。而“自己时代的叛逆者”这句话，我认为正是我们理解建国精神的正确方式。因为那些起草美国宪法的人深知，我们也必须在我们自己的时代成为“叛逆者”，这当然也意味着我们要敢于对他们当年的立场和设计进行挑战。当年的建国者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认为“我们在18世纪写下的这些东西，应当在250年后依然将所有人牢牢束缚”。他们努力地去设计这些文件，使之能够随着历史而改变，因为他们理解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我已经提过了——我们是有缺陷的，我们不完美。这正是宪法存在的核心理由。民主是困难的，你需要规则和框架来引导我们的能量朝着正确方向流动。第二，他们明白：民主需要不断复兴。而每一次民主的复兴，都必须以我们愿意承认过去所犯的错误为前提。一个严重的错误马什：我听过很多关于美国宪法的辩护。这是我听过的最好的辩护。但这让我们回到了规范的问题。对。你提到的那个比喻很好，就像你在白板上写规则，但你真正希望的是孩子有规范。就像你写这些规则，是因为你不能对孩子说“正常点”。对。就像拥有这些价值观。斯奈德：对。我得说，对孩子说“要正常”是一种我从未想过的方法。好吧，试试看。看看是否有效。马什：也许我试了没效果，对吧？但我猜是因为我完全明白问题在于规范，但这似乎也是一个如此难以面对的问题。我有我的规范，我有朋友，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规范。作为公民，我们似乎很难真正影响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观念，即“我们都相信民主”，对吧？规范似乎是一个如此模糊、不明确，同时又是如此迫切的要求。斯奈德：当然，这是个很好的问题。让我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来回答你——一个是更直接的现实层面，另一个可能是更深层次的。让我先从那个深一点的开始说起。民主并不是——自由也不是——“一切都可以”的意思。不是这样的。自由的意义，在于这个世界上确实存在一些美好的事物，而我们每个人对这些美好事物的理解可能不同，但每个人都应有机会去实现他们心中那些“好”的东西。这才是自由的核心。自由并不意味着“什么都不是真的”，它不是虚无主义。我认为，当我们把自由理解为“无所谓、什么都行、都不重要”的时候，我们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而如果我们因此认为民主就意味着“大家随便说说、无所谓”，那民主根本不可能运作。虽然这种想法很有诱惑力——我们确实看到有不少人，甚至在美国社会中居于高位、甚至竞选公职的人，都抱持着这种态度——但那不是真正的自由，也绝对不是民主。民主绝不能只是“任其发展”的结果。它必须建立在某些积极的信念之上，而这些信念正是“规范”所依赖的基础。所谓“规范”，是指我们的行为准则，是我们在政治这个空间中不言自明、却人人遵守的“看不见的规则”。就像政治房间里的家具，虽然看不见，但我们知道如何在它们之间穿行。可是，如果没有那些积极的价值信仰作为支撑，这些规范就站不住脚。比如说我们之前听朱利安提到的一些价值观：我们要接受和平的权力交接——这是一个积极的确认；我们认为政治暴力不是政治生活中的一种常态，而是一种与民主根本不相容的行为。这一点我其实应该更早提到的：政治暴力是民主出了问题的一个极强信号。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通常，一个人或一群人如果尝试过一次政治暴力，那很有可能就会尝试第二次。所以，怎么才能建立“规范”？你只能通过积极的价值信仰去确立它们。而且你必须认真思考这些价值信仰是什么，因为世界上存在各种价值信仰，其中一些不仅非民主，甚至是反民主的。比如说：“应该有一个领袖，我们所有人都应该服从他”——这也是一种规范，只不过是一种反民主的规范。又比如：“法律并不适用于每一个人”——也是一种规范，但它同样是反民主的规范。所以，你在这里并没有真正的“中立”选项：你总是在肯定某种类型的规范，不是民主的，就是反民主的。接下来我说说那个更“现实直接”的层面：我们可以通过人们遵循的规范来判断他们。没有人在当前我们所见的政治竞争中是完全不遵守任何规范的。问题是，他们所遵循的到底是哪种规范？是与民主相契合的，还是与其他政治体系一致的？规范既是我们必须努力捍卫的，也是完全合理的评判标准。这与“政策立场”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可以支持某种反垄断政策、你可能支持另一种；我可以支持一种肉类检查制度，你可以支持另一种；铁路政策也是如此。我们可以在政策上分歧很大，但仍然在规范层面达成共识。我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评判候选人。当然，有些选举确实是围绕政策分歧展开的，比如肉检政策、交通政策这种。这种选举是你我在政策上有分歧的体现。但我并不认为2024年是这样一场选举。我认为我们现在经历的这场选举，是关于规范的。他们想要你绝望马什：你知道，我觉得这正好引出了“政治暴力”这个问题，而这一直是我最难应对的问题之一。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受。我是说，我写过一本书，叫《下一场内战》(The Next Civil War)，显然，这是一个非常黑暗的视角。我写这本书的初衷，是想作为一种警示，提醒人们美国面临政治暴力的风险。但与此同时，也正是你刚才提到的那个关于“规范”的问题，我有时会问自己：我所指出的这种黑暗是否反而适得其反？是不是一种更积极的策略——比如说去“肯定那些美好的东西”——其实更能阻止民主的倒退？因为在我看来，一旦我们进入那种“民主真的处于危险之中”的状态，这种危机意识本身就会变成一个驱动力，它反过来会加剧那种“绝望感”，而这种绝望感正是导致政治暴力和制度崩溃的温床。所以我想说的其实不仅仅是那些人（制造暴力或极端主义的人），而是我自己——如果我可以把你当成一个心理咨询师的话——我们怎么才能跳出这种负面循环，进入某种积极的肯定状态？斯奈德：我觉得，如果我是你的心理治疗师，我会说：“这是一个非常棒的问题。”对吧？这要收费250美元（笑）。因为这正是治疗师会说的话，不是吗？无论你从哪里出发，你都是从一个好的地方出发的。除了治疗师，全场都笑了。现在，连治疗师也笑了。谢谢你。所以，我想从一个更黑暗的地方开始，然后尝试走出来。我写的这本关于自由的书，其实是一本非常温暖和充满希望的书。它讲述的是“自由”作为一切美好事物中最美好的一种，它描绘的愿景远远好于现实中的美国。但我写这本书时，是带着我对历史的了解在写的——我们刚才讨论了一些——也是带着我对其他更艰难局势的认知在写的。所以，我第一次像这样与人讨论这本书——不是像今晚这样的大讨论，而只是谈这本书——是在乌克兰东北部的哈尔科夫，一个距离俄国边境约35英里、距离前线只有几英里的城市，我们在地下举行讨论。我们之所以在地下，是因为哈尔科夫经常遭到导弹袭击，而人们根本没有足够时间转移到防空掩体。如果你想举行像今晚这样的集会，只能在地下举行。我之所以想到这些，也部分是因为我现在穿的衣服，正是我那次地下讨论时穿的衣服。整场讨论期间我都在想，这一切是多么不同：我可以坐在这里，不是在地下，斯蒂芬和我，还有你们大家，都不用担心导弹袭击。我们知道，当我们今晚走出剧院时，卡拉马祖的建筑不会在我们不在的这段时间被摧毁。我想到了这一切，我没办法不去想。然而，尽管如此——哈尔科夫、乌克兰东部、南部，那些地方是可怕政治暴力的例子。俄罗斯所施加的政治暴力是恐怖的，其目的正是要终结民主。这一切的本质，就是要通过摧毁乌克兰的民主来向俄罗斯人证明：民主是不可能的。那些正在抵抗的乌克兰人，正为民主付出可怕的代价。但这正是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发生转变的地方。因为在我的经验中，甚至可以说是尤其在那些为民主而抵抗、冒着风险的人身上，我看到的是：抵抗总是具有创造性的。我们本来不必在那个地下掩体里讨论自由，对吧？每个人都可以待在家里，看着网络，感到恐惧。但他们没有。他们走出来，参加了讨论，就像你们今晚也走出来参与这个讨论一样。抵抗总是带有创造力的，抵抗总是积极的。当我想到其他一些比我们当前所处环境更危险的地方，那些曾经抗议、冒险的人反复告诉我同一句话：“当我在抗议的时候，我反倒不像在家看电视时那么害怕。” 所以即便是冒那一点点小小的险，也是一种肯定性的行为；它让你与他人一起行动，让你感觉更好。而这也是对你刚才那个“心理治疗”式问题的回答——现在我是认真的了：那些想要“杀死民主”的人，他们的策略就是让你恐惧，让你相信一切都没有希望。他们想要你绝望。这是一种手段，他们的目标就是这个。因为，如果我们彼此隔离、不沟通、不合作，民主是无法运作的；如果我们被恐惧所支配，民主也无法生存。你说得对，恐惧本身的确可能导致糟糕的结果。但这不是让我们屈服于恐惧的理由，而是一个强有力的理由，说明我们必须始终去做我们力所能及的小事。因为每个人总能做点什么，而我们现在通常还能多做一点点。尤其是如果我们和他人一起去做，就能驱散那种无力感。这也是我在那些比我们现在所处环境更加严酷的地方亲眼看到的。如果你什么都不做，那你自然会觉得黑暗的来临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你和别人一起，那你就会产生希望——你会变得更有行动力，也会更有希望。这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行动力与希望会互相激发，彼此增长。无法回头马什：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你在书中提到的一个观点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其实不止一个，但这个尤其让我记住了：人们常常觉得民主不起作用，但如果你试试专Z，那结果才是真正糟糕。它会非常快地崩溃，也会非常快地变得可怕。而我们现在，正处于美国为数不多的四五个关键地区之一，在这里，全球民主的未来可能会被决定。我想请你，向这个世界的角落发出呼吁——为什么民主比它的替代品更好？斯奈德：这是个很容易理解的观点，也是你刚刚提到的。我先说这个，然后再讲另一个。第一个简单的观点是：我们在民主中抱怨的一切，其实都可以被改进。斯蒂芬刚才非常正确地提到过，在专Z制度下，情况往往会变得更糟。看看那些我们某些政治人物钦佩的独裁者，比如普京，或者匈牙利的欧尔班——这些国家相较于美国来说是穷国，而且它们永远都不会变得不穷。它们被困住了。哪怕匈牙利位于欧洲联盟的中心地带——这个世界历史上最大最富裕的贸易区——只要欧尔班继续掌权，匈牙利就会一直贫困。因为欧尔班的统治意味着一人独大，意味着少数依附权力的寡头拿走所有来自欧盟的资金，意味着经济失序。这还不包括缺乏自由媒体、大学被压制等问题——这些国家体制无法运转，问题也无法修复。俄罗斯也是个类似的例子。这个国家拥有大量的油气资源财富，但这些财富被一个人和他周围的一小撮人所控制。全国大多数人极度贫困，而俄罗斯几乎没有什么系统是高效运作的。而且——这种情况无法改变，真的无法改变。所以从斯蒂芬提出的观点出发，我们抱怨的许多民主问题比专Z更糟糕——这是真的。但更糟的是：你在专Z体制下无能为力。你什么都做不了。我非常担心的是，美国人往往不理解这一点的严重性。如果你投票反对民主，如果你投票支持那些破坏规范的人，如果你投票支持那些宣称自己想当独裁者的人，如果你投票给那些公开钦佩独裁者的人——那一刻或许看起来很“爽”，好像你在挑战权威、做了一件“解放自我”的事。但一旦你越过了那条线，你就无法回头了。这不是我们所熟悉的那种“可以修补”的错误。民主虽然慢、尴尬、笨拙，并不总是带来你想要的结果，但你总是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回头，重新开始。但如果你投票反对民主，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正是现在很多美国人正在考虑做的事——一旦你否定了民主，就真的回不了头了。第二个观点，这是个乐观的亮点：美国现在的状态不会一直持续下去。极化不会永远持续；愤怒和焦虑不会永远持续；五五开的选举格局不会永远持续；社交媒体主导一切的现状也不会持续。这种现状是不可持续的。作为一名研究政权变迁和历史转折点的历史学家，我认为，接下来要么事情会变得更糟，要么它们会变得更好——而且可能会变得好很多。 2020年代的美国，有潜力成为一个比现在更加富裕、慷慨、公平和成功的国家。远远更好。我们可能会迎来一种变化，就像从上个世纪40年代走向50年代，从50年代走向60年代那样的跃升。这个国家拥有足够的财富、技术、受过教育的人民——我们拥有一切，除了：一些糟糕的领导人，一些糟糕的想法，一些顽固失效的制度。但我们可以突破——走向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迈入一个更好的“第三世纪”。而我们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前提，就是维持住我们的民主。 *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10 00:00

福山：被毫不留情抛弃的马斯克

光彩：他的祖父曾试图在加拿大建立一个新纳粹组织，被政府阻止后迁居南非。而那恰恰是在 20 世纪50 年代种族隔离制度建立的时期（从他们的视角看“正是好时机”）。马斯克本人对自由派建制派的不满有其真实原因：任何企业家都会与华盛顿繁复的监管体系发生冲突。他的一个孩子接受了性别转换手术，这似乎也促使他从 2021 年起不断发出对“觉醒病毒”（woke mind virus）的抱怨。【延伸阅读】南非白人马斯克 5 然而，这时，技术本身也介入了。《纽约时报》最近试图通过追踪马斯克所关注的大约一千个 X（原推特）账号，重建他所生活的网络世界。这个世界与我，或我猜测大多数读这篇文章的人所处的世界完全不同。那里充满阴谋论、末日预言，以及对所谓“Marxism疯子”的激烈攻击，这些“疯子”据说就活跃在政治光谱的另一端。 6 在这个平行世界中，美国政府是由那些“Marxism疯子”操控的“深层政府”，他们完全脱离了民主选举领导人的控制。借用硅谷的流行说法，马斯克在成为 DOGE 掌门人后，感到自己有能力拆解美国政府的大部分架构。他本人以及他雇佣的许多工程师（很多才二十多岁）对政府实际职能毫无理解；他们看到的只是一些他们不熟悉的预算项目，然后就将其简单地贴上“浪费、欺诈和滥用”的标签。川普允许马斯克拆解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因为选民普遍不喜欢对外援助，而他们自己也不了解 USAID 在人道主义援助和加强美国软实力方面的作用。【延伸阅读】美国顶级医生访谈：这是一场浩劫，这是一场空前危机从乡绅谈起：“马川之乱”关闭USAID，是美国衰败的开始 7 事实上，联邦政府确实存在效率低下的问题。但这一问题的根源，恰恰与马斯克和其他保守派的说法相反。我们的文官体制并非“脱离民主控制”，而是被过度控制了。美国人长期以来对政府的怀疑，导致了层层叠叠的规章制度，以限制官僚的行为。这些官僚被激励去“守规矩”，而不是为公众解决实际问题。如果真的想提高政府效率，就必须让公务员有自由裁量权和常识来解决问题。例如，他们需要摆脱每年向国会提交成千上万份报告的义务——这些报告 99%都没人看。 8 马斯克缺乏政治判断力，在他被逐出权力中心时接受的一些采访中展露无遗。他从一个几乎全民宠儿（包括环保左派都喜爱他的电动车），变成了全美最遭人痛恨的人之一。他无法理解，为何自己捐赠 2.5 亿美元给川普竞选、举纳粹敬礼、支持德国极右翼政党 AfD，会招致批评。他反而认为，反对他的人“肯定是民主党出钱雇的”。 9 美国政治的悲剧在于，马斯克可能因为他对政治的误判，亲手毁掉了他最杰出的创作——特斯拉。商学院教的第一课就是：不要让你卖给大众的产品沾染政治色彩。倾向自由派的选民曾是特斯拉最忠实的顾客；我在帕洛阿尔托（Palo Alto，加州）这个非常自由的社区里，几乎每隔一辆车就是特斯拉。而川普的“MAGA”基本盘不太可能掏高价去买一辆电动车——更别提川普本人多次嘲讽电动车这种产品。与此同时，中国车企推出了更先进、更具竞争力的车型，而传统汽车制造商也正在迎头赶上。马斯克最近暗示，未来的增长会依赖无人驾驶出租车和类人机器人来弥补特斯拉在美欧销量下滑的损失，但类似的承诺他已经说了很多年。 10 马斯克在政治上的失误带来了双重灾难：他和 DOGE 团队对美国政府造成了巨大破坏，而他对特斯拉的忽视则让这家公司能否继续生存都成了疑问。如果特斯拉失败，整个国家都会受到影响。美国迫切需要证明：自己仍然有能力在金属加工的工业领域实现创新——而这在近些年已属罕见。特斯拉原本是低碳未来的先锋，还能盈利。而现在，这个未来或许会被中国夺走，中国的电动车被广泛认为已经遥遥领先全球。 *为方便手机阅读，编者进行了较多的断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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