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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预言了美国民主崩溃，现在他说有一个“好消息”……

转折，背离了战后那25年“社会团结、高税收”的模式——富人缴纳高税，整个社会维持某种程度的团结。而新自由主义则压低了高收入者的税收，放松监管，可以说是“让市场自由奔跑”。而它确实“跑”了起来，其结果就是不断扩大的不平等，一场接一场的金融危机。这与他们当初承诺的美好图景完全相反，经济增长变得更缓慢，经济系统更加不稳定，社会更加不平等。但我们当时没有意识到。大家就像喝了“毒鸡尾酒”一样深信不疑，即便数据摆在眼前，表明这个实验正在失败。就像任何宗教邪教一样，他们说，“再给点时间，再等等”。而时间过去，我们迎来了2008年的又一场危机，经济鸿沟继续扩大，美国人的预期寿命开始下降。最终，我曾预见的情景变成了现实——一个煽动者从这片绝望的肥沃土壤中崛起。巴斯塔尼：那你是不是认为，川普的出现要归咎于奥巴马政府？听起来是他们在关键时刻做出的某些选择，让这几乎变得不可避免。斯蒂格利茨：我认为问题其实早在奥巴马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我必须说，从某种意义上讲，问题在卡特政府时期就已开始，那时候开始了去监管化。克林顿延续了这一趋势，进行了大规模金融领域的放松监管，并降低了资本利得税——这是超级富豪的主要收入来源。所以，加剧不平等的税收政策，实际上是克林顿议程的一部分。而到了奥巴马执政时期，事态的走向已经非常明确，不能再有借口。所以，是的，最终我确实在某些方面把责任归于奥巴马。首先，他有一个成就，那就是“奥巴马医保”(Obamacare)，为大量原本没有医保的美国人提供了医疗保障。这确实是一个成就。当然，在设计中也存在一些错误。我当时就主张设置一个“公共选项”(public option)，就是说，如果私人保险公司不能提供人们想要和需要的服务，就应该有一个公共医疗保险选项。但这个提议最终在保险公司游说下被否决了——他们不希望面对竞争。而他们不愿意面对竞争这一事实，其实应该已经说明了问题。他们害怕公共选项。尽管如此，这仍然是奥巴马政府的一项重要成功。但他对银行救助的处理方式、未能有效帮助抵押贷款者、经济复苏计划力度不足、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无所作为——这些都是失败。而在政治层面上，他也没能…… 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州一级和地方一级发生的事情其实非常关键。他没有去加强民主党的州级和地方组织。与此同时，共和党却在大力经营州与地方势力。所以，最终我们的政治体系变得更加脆弱，我们的经济体系也更加容易受冲击。巴斯塔尼：是啊，对在英国观看和收听这个节目的朋友来说，就我了解的情况而言，到2012年，尽管奥巴马成功连任，但在“下级选举”（down-ballot races，这里指低于总统职位的选举或地方选举-译者注）中，民主党却表现很差，选民投票率明显下降。而这15年来最大的讽刺之一就是：右翼反而从激进左翼、甚至20世纪的左翼组织手段中吸取了更多经验，比如如何建党、如何组织群众，而中间派和中左翼却没有。在我们转向讨论你这本书的核心内容前，最后一个与历史相关的问题。我记得你在书里提到，你多年前曾见过米尔顿·弗里德曼。他这个人是什么样子？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虚伪 Milton Friedman 斯蒂格利茨：其实，多年来我和他有很多很多次接触。我曾是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里的一名“当摆设”的自由派成员。这个研究所，不知道你是否了解，它是位于斯坦福大学校园内的一个智库，是所有右翼人士接受训练、灌输的地方之一。每位美国总统通常都会有一个图书馆，而图书馆往往还会附带一个智库。赫伯特·胡佛是典型的右翼总统代表，他当年在经济大萧条爆发时说，“让市场自己解决”，结果就酿成了灾难。 1929年9月股市崩盘时，他什么都没做，结果我们迎来了真正的大萧条。所以他成为了“典范右派经济政策”的象征，而在胡佛研究所，他们还以此为荣。他们当时想象征性地引进少数几个自由派人物。我当时在斯坦福教书，于是他们把我找去了，还有其他几位，比如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我也很乐意借此机会了解整个政治光谱。我们确实进行了很多次交流。我给你讲一个具体的例子。在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初，我写了一篇论文，阐述为什么企业追求最大化股东价值，并不会带来整个社会的福祉。我是用数学模型来说明这个观点。而差不多在同一时间，米尔顿·弗里德曼正在写一篇后来证明非常有影响力的文章，发表在《纽约时报》杂志上，主张企业就应该最大化股票市值。我后来受邀去芝加哥大学做报告，介绍我的论文。我做完研讨会之后，我们站在研讨教室外面，他对我说：“乔，你错了。” 我说：“米尔顿，那你告诉我，我在哪个假设上错了？还是我的分析逻辑哪里有问题？” 他说：“乔，你错了。我就是知道最大化股东利益对社会是最好的。” 我说：“请你看看这篇文章。我花了很多功夫推导证明你不对，你能不能指出我的分析中到底哪里有错？” 他说：“乔，你错了。”那一刻非常清楚，他已经变成一个意识形态至上的人。他有非常坚定的信念，但他无法参与真正的分析性讨论。他非常聪明，也很友好，是个很随和的人，但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意识形态中。我一直觉得他身上有点虚伪（我不知道该用哪个词更准确）。因为在他那本《资本主义与自由》中，他有一个论点是：经济自由对于政治自由非常重要。我确实认为两者之间存在一种重要的关系。而他谈论这点时的语气让人觉得，他真正关心的是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只是通向政治自由的一种手段。但令人震惊的是，他却很坦然地跑去智利，成为皮诺切特的顾问——那可是一个刚刚“清洗”了几万人、强权统治的政权——并利用这种政治专制，把他的经济意识形态强加在智利人民身上。也就是说，他是在用政治独裁来强推他所谓的“经济自由”。巴斯塔尼：我经常在YouTube上看到弗里德曼的视频片段。我总在想，天哪，我们真的该庆幸他没活在TikTok和Instagram的时代，因为他有一种极其吸引人的“短视频传播能力”，非常适合吸引点击率和制造爆点。他的话题简洁、抓人。虽然那时候还没有“网红经济学”这个词，但他本质上已经不是经济学家了。就像你说的，他后来成了一个“思想网红”。斯蒂格利茨：当然，他早期确实做出了一些重要的学术贡献，也正是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我认为所有人都尊重他那些开创性的研究成果。但他也是一个了不起的辩论家、修辞大师。你不得不佩服他的那些“视频爆点”有多么精彩。被歪曲的亚当·斯密 Adam Smith 巴斯塔尼：是的，是的，他确实非常有说服力，非常有魅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提出的观点就特别有说服力。在你的书中你提到了亚当·斯密(Adam Smith)。这个人生活在250多年前，几乎和美国共和国建立是同一个时代。我们谈的是18世纪中期，对吧？斯蒂格利茨：1776年是《国富论》发表的年份。巴斯塔尼：对，就是那一年。斯蒂格利茨：对你的听众来说，如果他们记不清，那也是我们《独立宣言》发表的年份。巴斯塔尼：这是个重要的年份。那你怎么看待那些自由市场的自由主义者，他们借用亚当·斯密的名号来为自己喜欢的政策辩护？斯蒂格利茨：哦，他要是在天有知，恐怕早就气得在坟墓里翻身了。如果你完整地读亚当·斯密的著作，他确实谈到了“看不见的手”——个人追求自身利益，好像能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带来社会福祉。但那只是他众多思想中的一个。你可以这样理解：他只是把“看不见的手”当作一种力量在描述而已。他在其他地方也说过，比如：“商人们凑在一起——无论是为了消遣还是别的什么——几乎从不会不密谋一些有害公众利益的事情。”所以他并不认为商人天生是为了提升人民福祉而存在的，他其实非常担心我们今天所说的“反竞争行为”。他还在另一个地方写道，当一项法规是为了工人的利益时，它几乎总是有益的；但当法规是为了企业的利益，那就未必了。他非常清楚企业如何控制国家机器，通过制定有利于自身的法规来谋取利益——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寻租”。他同样也意识到，国家为工人利益进行监管，对整个社会福祉来说是多么重要。他还指出，企业之间几乎总是在秘密中联手，试图压低工人工资。我经常引用他这段话，来批评200年后在好莱坞和硅谷发生的一些密谋行为——这些超级赚钱的公司居然联合起来压低那些为他们创造利润的工人的工资。这是完全难以置信的。但他有一种远见，也许是对人性本质和对利润贪婪的深刻理解。但显然，他并不支持毫无约束的资本主义。巴斯塔尼：是的，他实际上也提出了一些早期类似“工会权利”的观点，他谈到雇主结成联盟。而那时，工会是非法的。比如几十年后，英国南部发生“托尔普德尔烈士”(Tolpuddle Martyrs)事件，他们因为团结起来争取工资而被控罪。所以，亚当·斯密的思想被如此严重地误用、滥用，真是令人震惊。这是为什么？他一开始就是被误解的吗？是不是某种政治企图，想要把亚当·斯密塑造成某种“特定类型”的人物？这种扭曲从哪里来的？因为如果你花十分钟去读《国富论》或《道德情操论》，你会很快发现这些事根本不是秘密。斯蒂格利茨：是的，我认为，要理解这种误读是怎么发生的，就得意识到，自工业革命以来，人们一直在争论“不平等的起源”。回顾工业革命初期，有些人确实富了起来，但很多人的生活水平却下降了——尤其是那些迁入城市后饱受环境恶化之苦的人。如果你读狄更斯的小说，就能看到那个时代有多么严酷。所以，很明显，那些你可以称之为“资本家”的人正在受益，他们也需要一个理论来为当时的现实辩护，一整套理论应运而生，我把它们总结为所谓的“应得说”(just deserts)：富人之所以富，是因为他们配得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更努力，更有创新精神。牛津大学一位首席政治经济学讲席教授纳索·西尼尔(Nassau Senior)——我200年后也占据过那个席位——曾说资本家的高收入源自于“节制”(abstinence)，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词。意思是说他们不消费，所以储蓄有功，收入是对他们节制的奖励。于是，这套理论就这么发展起来了：不平等并不可怕，因为它“在道德上是正当的”。这是所谓“边际生产力理论”(marginal productivity theory)赋予不平等的“道德合理性”。另一套理论，当然就是卡尔·马克思的观点。他认为资本主义是建立在剥削之上的，是利用工人获取利润。于是你看到，两种世界观在较量：一方认为资本主义系统高效而且正当，另一方认为它是剥削性制度，最终将面临系统性崩溃。而在这样的思想斗争中，亚当·斯密就被当作“好资本主义”的代表人物。但如果站在21世纪的经济学角度来看，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亚当·斯密才是那个“屋子里最理性的人”。他看到了市场激励机制的好处，也看到了市场可能造成的剥削，因此他主张要有政府监管。他还强调政府干预的重要性，比如提供教育。他还支持政府进行公共投资。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我认为亚当·斯密其实非常像一个现代经济学家。他并不是那种单纯激进的剥削论者，而是一个试图平衡地看待市场经济优劣的人。巴斯塔尼：是的。如果真正读一读亚当·斯密的话，我觉得现代人会发现他其实更接近中左派。而马克思呢，公平地说，他自称是实证主义者(empiricist)，但他同时也是个辩论者、煽动者，对吧？他是在一个历史关键时刻试图写出一部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檄文。而斯密并不是做这样的事。但你说得很对。你读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人口论的发明者——译者注）和亚当·斯密时就会发现，他们说的几乎是完全相反的东西。马尔萨斯的意思几乎就是：如果孩子因为吃不饱而饿死，那就是自然规律，就该那样。斯蒂格利茨：就是认为这是系统的“均衡”部分。美国需要FDR2.0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巴斯塔尼：是啊。然后这些思想家们在所有事情上都达成了一致，在马克思的对立面，这件事情很有意思。美国现在需要另一个小罗斯福总统(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FDR)吗？斯蒂格利茨：是的。你看，FDR是对“大萧条”作出回应的领导人。但他当时的回应不仅是像我们今天所说的“刺激经济”，他还指出我们社会中存在深层次的问题，比如我们缺乏社会保障体系。于是他提出了“社会保障制度”(Social Security)。他还说，工人的议价能力太弱，他们被抛弃了。因此，我们通过了后来被称为“瓦格纳法案”(Wagner Act)的法律，赋予工人集体谈判的权利。这些都是具有变革性的举措。他还强调政府在投资中也应发挥作用。虽然美国当时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但国内有很大一部分地区还没有电力供应。他指出，市场没有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政府就要来做这件事，为全国提供电力。他还说，人们不应该生活在恐惧之中。他强调我们拥有公民自由，比如言论自由、宗教自由等等，但我们也应该有经济权利，比如免于饥饿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因此，他对国家角色进行了全新的构想。他也知道这不是件容易的事。他说，会有些人主张小政府，有些人希望维持不平等，他们会反对我。但他有一种不同的社会愿景，他坚持不懈，推动这个愿景，最终取得了巨大成就。如今，几乎一百年过去了，我们再次需要那种有远见的政治人物——既有宏观愿景，也有能力将其落实到现实之中。奥巴马的幕僚长曾经说过：“不要浪费一场危机。”但奥巴马确实浪费了。他所做的是拼拼凑凑，主要是挽救银行体系，并没有从根本上改革我们的社会。他错失了那个时刻。而现在，我们又处在另一个关键时刻——但这次，我们面临的问题更为严重。因为川普践踏了我们的民主制度和法治，我们现在才真正意识到我们的政治制度和民主机制是多么脆弱。我们意识到，我们所谓的“制衡机制”，也许还能撑住，我们希望它能撑住，但它们太脆弱了。此时此刻，我们本不该靠祈祷维持秩序，但事实上我们现在就只能靠祈祷了。巴斯塔尼：你觉得为什么进步党派就这么难再造出像FDR那样的政治人物？这不仅是美国的问题，在英国也是如此，而且并不是最近才开始的现象。就像你说的，奥巴马掌握了一个危机的契机，他赢得了压倒性的选票支持——那是一个极具魅力的总统候选人，我会说是自肯尼迪以来最有魅力的美国政治家（当然你也可以说是里根，但肯定属于那个级别）——然而他却没有兑现一个整体性的政治项目。你现在在英国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施凯尔·斯塔默(Keir Starmer)也是这样。你刚才用了“拼拼凑凑”这个词，说得太准确了。那么为什么在英语世界的国家中，进步党派都没有真正推动你所说的FDR式议程？到底是什么在阻碍他们？斯蒂格利茨：我想可以从1980年代和1990年代说起，那时我们经历了一个大缓和时期。你可以说，那是一个“温和”的年代，人们试图达成共识。也可以说，我不想用反弹这个词，但认为FDR太过尖锐了。人们当时说：“我们现在都是中产阶级了，别再提‘阶级斗争’这种东西，那是过去的事，是旧的共产主义语言，我们把那些留在过去吧。我们是一大家子，过得挺好。” 但事实当然不是这样。我们并不是“一大家子”，美国有相当大一部分人处于极度不满之中，在其他发达国家也是一样。但那种信念、那种意识形态、那种对“我们是一家人”的希望，限制了政治家们敢于采取的行动。他们不愿意显得太激进。而FDR当时面对现实，说：“我别无选择。如果我不激进，我们就无法走出大萧条。”他看清了这一点，于是他必须做出抉择。这需要一种胆识。不过我们还是有一些有魄力的领导人的，比如美国的AOC（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还有一些州长，我认为他们有能力提出一套新的、进步的议程。这与过去的做法不同，因为我们已经进入21世纪，正经历着数字化与绿色转型，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所以我们不需要复制19世纪的斗争，而是需要一种新的策略。这需要一种明确而坚定的立场，要认识到我们正处于剧烈变革的时刻，这需要强有力的集体行动。而很不幸，我们现在的现实是，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接受这样的变革。巴斯塔尼：是啊，这是政客不能轻易说出口的，对吧？那我接下来就带着点怀疑主义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虽然我基本上同意你刚才说的所有观点。但对那些看福克斯新闻(Fox News)或者在英国看GB News的观众来说，他们可能会说：斯蒂格利茨先生，斯蒂格利茨教授，你对FDR的分析是合理的，其实我也同意你说的，但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已经不一样了。个人债务比过去高得多，主权债务也比以前高得多。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真正的增长了，只是靠债务驱动的杠杆式增长——基本上从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就是这样。美国和英国都没有一个真正的增长模式。人们谈论川普时期的经济增长，但你看看财政赤字，那也不是靠私营部门带动的真正繁荣。在英国也是这样，尤其是如果你把大科技企业排除在外的话。所以，这和1930年代的情况完全不同。面对如今的高债务、零增长，甚至是人口结构的变化，比如我们是老龄化更严重的社会，老年护理和医疗成本都更高了，你会怎么回应这些质疑？斯蒂格利茨：我首先会说，我们现在是一个更具创新力的社会。科学领域取得了巨大进步。我们今天的生活水平为什么比250年前高这么多？根本原因是科学进步，以及我们学会了如何更好地集体合作。我们创造了新的社会组织形式，比如大型企业，还有更广义上的社会制度，比如制衡机制、法治制度、如何让民主运作起来。而且我们也从失败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知道了什么是良治(good governance)的原则，什么是劣治(bad governance)的表现。所以从基本面来看，我们实际上比100年前处于更好的位置。关键是我们如何运用这些知识，并引导这些知识，为社会大多数人（而不仅是少数人）创造一个更加繁荣的未来。我认为，我们其实被困在一个长达45年的失败实验之中。对我来说，解决方案就是从这个实验中挣脱出来，承认它的失败。这个实验当然指的是新自由主义实验，也就是“自由市场会带来更高的增长”，“通过涓滴效应让所有人受益”，以及“市场本身是稳定的”。我们已经对这些假设做了充分的尝试，而且不只是一个国家，而是一国接一国地失败了。所以对我来说，有了这些知识储备，我们其实站在一个更有利的位置，可以开始构建一种替代性的经济体系。我并不认为这会容易，因为在民主制度下，你必须说服大量民众。虽然我不太喜欢这个词，但我不得不说，很多人其实几十年来都被“洗脑”了。他们被灌输了这样一种信念：只要再多给它一点时间，这个制度——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终将奏效。但最终，他们开始失望了。而这种失望正在把他们推向威权民粹主义。你甚至可以说，在这个非常黑暗的时刻，有一个“好消息”是：川普正在让大家看到，威权民粹主义可能对任何人都不是一个好答案。巴斯塔尼：是啊，很有意思的是，新自由主义的崩溃，以及新自由主义“自我”的崩溃，甚至在社交媒体上也体现得淋漓尽致。你可能会指出一个市场失灵的例子，或者是一个负外部性的问题——这些都是像你这样的经济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在讨论的问题。而人们的反应却是：“这是社会主义”，或者“这是因为移民”。因为当然不可能是我们所处的经济制度本身的问题嘛——这个制度是会自我纠正的，是会自然达到均衡的。这就是我们这个文化长期以来一直呼吸的“新鲜空气”。我觉得你说得对。这正是为什么对很多人来说，最终的答案却变成了右翼威权主义。我还是继续站在怀疑者的立场说话。特别是在英国语境下，比如GB News的观众可能会说：好吧，斯蒂格利茨先生，斯蒂格利茨教授，我们确实想建立一个新的体系。但我们现在债务与GDP的比率已经接近100%了。我的个人税负也很高。我孩子上大学就背了5万英镑的债。我们去年财政赤字是1200亿英镑，利息支出高达1000亿英镑，这在英国是非常高的。那你说我们要加大投资，比如搞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请问这笔钱要从哪来？你是主张加税吗？还是你会削减其他领域的开支？斯蒂格利茨：首先，我想把这个问题放到一个历史背景中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的债务与GDP比率比现在还要高，远远高于现在。但我们并没有因此止步不前。接下来的几十年，是美国增长最快的时期，那个债务占GDP的比重从130%以上降到了45%以下。只要经济增长，债务与GDP的比率就会下降，因为GDP在增长。英国的债务与GDP比率当时甚至更高，但后来也降下来了。你们的情况更困难一些，战争对你们打击更大，破坏更严重。我们只是推迟了一些投资，而你们遭受了很多实际的损失。但这证明，即使在高债务的情况下，也可以制定出增长战略。现在你进一步追问我具体措施，我认为，增加税收有很大的空间。我在美国对此研究得很深入。我知道我们在十年期内（我们通常以十年为窗口衡量）确实有能力提高税收，数以万亿计的美元。部分原因是我们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差距——我们设定的税率与我们实际征收的税收之间有巨大鸿沟。尤其是企业，逃税避税现象非常严重。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之一，就是它为通过避税天堂和保密制度进行逃税和避税提供了“绝佳平台”。但我们也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实施环境税，通过减少污染来改善社会。还有其他负外部性问题。例如，金融交易，尤其是短期交易，会造成巨大波动，扰乱经济。所以，在金融交易税方面，我们也有很大空间。在美国，资本所有者的税率比一名水管工的工薪税率还要低。如果我们仅仅对资本进行公平征税，就可以筹集几万亿美元。而如果我们实施累进税制、资本利得税的合理实现，以及诸如此类的很多细节性改革，我们将再次能够筹集数以万亿计的资金。所以在美国，我们毫无疑问地拥有充分的机会来增加公共财政收入，用于对研发、人力资本、基础设施、技术的公共投资。这些投资将带来一项增长议程，从需求端和供给端同时发力，引领我们迈入一个新的时代。西方可以向中国取经吗？巴斯塔尼：你在书中谈到中国。我想把两个问题合并成一个：中国是社会主义经济还是资本主义经济？过去35年来，中国是如何管理其经济的？西方能从中学到什么？斯蒂格利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sui generis)。它自我定义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以把这些词连起来的意思就是：中国跟任何其他经济体都不一样。有些人称其为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但它也有一个非常活跃的小企业部门。政府在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比任何西方国家都要深远得多。因此它确实在经济中扮演了非常大的角色。我认为，从中国作为经济体取得的成功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里我们不谈民主等其他方面，仅仅谈经济上的成功。首先，中国有一个愿景。它说：“我们要实现现代化，没有任何理由我们的生活水平要低于最先进的国家。” “我们怎样才能实现这一目标？”——这是大多数国家从未认真自问过的问题。而中国人有一种自豪感，他们说：“没有理由我们不能拥有与任何国家同等的生活水平。” 这就为他们打开了一扇门，让他们开始思考：经济成功的关键因素是什么？他们与各方面的人交流，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我第一次与中国方面会面是在1980年。我第一次访问是在1981年，从那之后就一直持续进行对话。他们希望从一切可能的来源学习。他们听取不同的观点，然后将其整合到自身的框架中。由此产生了很多新的、创新性的理念。我现在没时间一一讲述。其次，有一点很明显：他们重视对人的投资，也就是人力资本。他们派出数十万人前往美国、欧洲、澳大利亚，去接受高等教育，成为工程师。现在你已经看到了这些投资的成果。几周前我还在中国，参观了他们的一家新汽车工厂，机器人在组装汽车，几乎没有人类操作。非常惊人。工厂里大多数员工并不是生产线工人，而是工程师。他们已经从一个依赖低技能劳动力的国家，转变为拥有工程与高技能劳动力优势的国家。这是过去45年来的惊人变化。第三，他们进行了规划，做了前瞻性的思考：如何实现这个愿景？这就涉及到产业政策。如今美国终于也开始接受某种形式的产业政策。在《芯片法案》(CHIPS Act)中，美国承认我们缺乏生产现代经济核心组件——芯片——的能力。还有《通胀削减法案》(IRA)，也承认我们尚未为绿色转型做好准备。但我们并没有一个广泛的产业政策。川普正在做的，是将贸易作为产业政策的工具。他想把工作机会带回美国。这实际上就是产业政策在做的事。但他执行的方式非常鲁莽、无知，并且具有破坏性，不仅对美国，对全球经济秩序都是如此。这使人质疑他是否真能取得什么成果。其代价对全球经济来说是巨大的。对美国经济本身来说，也是巨大的。所以我认为，至少有三点，是任何国家都可以从中国身上学习和研究的。当然，中国拥有一些其他国家没有的优势，比如规模——如果你有13亿人口，你的国内市场就是一个大市场。这个没有边界的大市场带来了很多优势。以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PP)来衡量，也就是经济学家在比较不同价格结构的国家时所使用的方法，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这使得他们有了巨大的机会，继续推进他们的发展战略。巴斯塔尼：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这是一场非常精彩的对话。感谢你参加“Downstream”节目。斯蒂格利茨：谢谢你。 *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2小时前

经济学人：养老金领取者能拯救中国经济吗？问题是政府在退休福利问题上既吝啬又保守

向个人账户缴纳1.2万元，并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已有近7300万人注册，但只有不到四分之一实际缴费。政府还希望职业年金的投资更加大胆。职业年金覆盖约7600万人，包括4400万政府工作人员。但这些资金的管理者通常按年度绩效评估，因此倾向保守投资，仅将10-15%的资金配置到股票，以避免业绩波动。Principal Financial Group的Bo Sun 表示，结果是“长期资金被短期心态管理”。政府希望将评估周期延长至三年以上，以鼓励他们更多投资股票，从而帮助稳定股市，并在长期获得更高回报。政府也正尝试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目前覆盖超过5.3亿人——推广至像李先生这样的零工和灵活就业者。这些人如今可以自愿缴纳收入的20%，但许多人不愿意为了将来的养老金而放弃眼前工资。一些电商平台开始尝试充当正规雇主，为快递员缴纳额外养老金补贴，只要他们愿意从工资中划出一部分缴费。中国最大的一个养老金计划覆盖约5.38亿居民，主要是农村人口。年轻时可选择小额缴费，老年时获得基本保障。今年3月，政府宣布将每月最低养老金从123元提高20元，地方政府通常还会进一步补贴（见图表2）。国家社保基金是这些国家计划的后盾，既管理部分筹集的资金，也持有国有企业的股权，总账面价值为2.1万亿元。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政府应做得更多。野村证券的陆挺指出，每月养老金增加300元将带来双重收益：一方面，超过1.8亿退休人员的消费能力将增强；另一方面，这项改革也能降低养老金体系中3.58亿年轻成员的储蓄率，他们可期待在退休时获得更高收入。这项改革的年度成本不到GDP的0.5%。政府是否在倾听？6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改善民生”的十条意见，涵盖养老、教育、医疗等多个领域。政府发言人称，这是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首次以中央文件形式发布的全面民生政策。其中提到，应加强养老金缴费激励，扩大覆盖灵活就业人群，并让人们能在居住地而非户籍地参保。然而，邢自强指出，这些意见缺乏明确细节，“谁来出钱”依然不清楚。政府似乎尚未准备好采取真正能推动经济增长的“大手笔”政策。今年和去年居民养老金每月增加20元，这一幅度已是历来最大。即便当前内需急缺，政府仍显得犹豫。近几周，城市职工和政府雇员养老金上调幅度仅为2%。邢自强表示，“问题不是没想法，而是制度惰性”，“从问题判断到政策执行之间仍存在巨大鸿沟”。至于来自河南的李先生，他并不指望养老金改革来保障退休生活。 “不能干了，就回老家种地，”他说。习近平号召全国人民憧憬“中国式现代化”和辉煌的工业未来。但对于许多像李先生这样的中年人来说，未来更可能是回归土地。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2小时前

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区别在哪？

是国家的一项重要社会保障制度。国家通过税收等手段筹集资金，建立社会保险基金，为社会成员在面临年老、疾病、失业、工伤和生育等风险时提供基本的经济保障，确保其基本生活不会因为这些风险事件的发生而受到严重影响。与之不同的是，商业保险具有自愿性和营利性。商业保险基于等价交换和自愿原则，由投保人自主决定是否购买以及购买何种保险产品。保险公司作为商业机构，经营的主要目的是获取利润。它通过集合大量投保人的风险，运用精算技术和风险评估方法进行风险管理和定价，为投保人提供各种风险保障服务。其次，分析出资方与费用来源的差异。社会保险通常由国家、企业和个人三方共同承担费用。以养老保险为例，企业需要按照职工工资的一定比例缴纳，个人也需要从工资中扣除一定比例用于缴纳养老保险费，国家则在税收政策等方面给予支持。这种三方负担的模式体现了社会保险责任的共担。而商业保险完全由投保人个人承担保费。投保人根据所选择的保险产品和保障额度，按照保险公司制定的费率支付相应的保费。保费的高低不仅取决于投保人的年龄、健康状况等个人因素，还与保险产品所承担的风险程度以及保障期限等因素有关。在保障对象和保障水平方面，两者也有明显区别。社会保险以全体社会成员为保障对象，旨在覆盖尽可能广泛的人群，为他们提供最基本的保障。以医疗保险为例，无论收入高低、职业差异，只要符合参保条件的社会成员都可以参加，在患病就医时能够获得基本的医疗费用报销，减轻医疗负担。商业保险的保障对象则可以是不同年龄、职业、收入水平的人群，投保人可以根据自身实际需求和经济能力，自由选择适合的保险产品和保障额度，所获得的保障水平往往取决于投保人所支付的保费。再者，管理和运营主体不同。社会保险由政府部门设立专门的社会保险机构进行统一管理和运作。这些机构需要遵循国家制定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以确保社会保险制度的公正、公平实施。商业保险则由商业保险公司负责经营和管理。保险公司在遵循国家保险监管机构制定的法律法规前提下，自主进行市场运营、产品开发、风险管理等一系列经营活动，以实现经济效益和满足客户保险需求的双重目标。另外，保险期限也存在不同。社会保险的保险期限往往较长，像养老保险，通常是伴随参保人一生的，从开始缴纳到参保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持续提供养老金待遇。而商业保险的保险期限则较为灵活多样，有短期的，如一年期的医疗险、意外险等；也有长期甚至终身的产品，例如一些终身寿险产品。投保人可以根据自身需求和规划，灵活选择合适保险期限与自身需求匹配。以上信息由金融界利用AI助手整理发布。金融界作为知名的金融信息服务平台，始终秉承客观、准确、及时的原则，为广大用户提供全面的财经资讯和专业的金融知识解读。依托强大的技术实力和专业团队，致力于为用户打造了解金融世界的便捷窗口，帮助用户提升金融素养，更好地应对复杂多变的金融市场环境。免责声明：本文内容根据公开信息整理生成，不代表发布者及其关联方的官方立场或观点，亦不构成任何形式的投资建议。请您对文中关键信息进行独立核实，自主决策并承担相应风险。

金融界昨天06:48

美国七月就业疲软，增长大大低于预期，美联储降息重新成为焦点

他提到了关税、移民限制和一项新的大规模税收法案。经济学家特别关注劳动力供应的变化。边境过境人数大幅减少，限制了来自国外的新劳动力数量。高调的移民突袭让许多工人待在家里。同时，美国人口老龄化导致退休人数增加，年轻劳动力的增长也受到限制。国际经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杰德·科尔科表示，一年半前，经济每月需新增16.6万个就业岗位才能保持劳动市场稳定。而到6月，这一数字已降至8.6万个。 “这个数字下降这么多，是因为移民激增已经结束了，”科尔科说。换句话说，一年半前看起来乏力的就业增长数字，如今可能实际上已经相当强劲。最近，每月新增就业岗位数量在放缓，但失业率只是小幅上升。 “人们得开始适应这种普普通通的就业增长，这种增长本身不会说明就业市场疲软，”伯杰说。“这对大家来说，会是件很难适应的事。”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昨天00:00

欧美贸易协议达成，特朗普赢了吗？

）协定促进跨境数字贸易与数据流动，税收政策趋于友好，有助于软件与云服务业务进一步拓展欧洲市场。 - 医药：AstraZeneca（AZN）、Novartis AG（NVS） 15%的药品关税稳定，部分可能宽免，有助于药品出口业务减少政策不确定性，提升长期增长预期。原文链接

TradingKey08-01 19:09

特朗普关税话题暂告一段落！今日非农绝对抢尽风头，美元获多重利好

外，股市大跌超过3%，部分原因是其国内税收减免政策被取消。华尔街和欧洲股市似乎对关税消息也不太在意。欧洲斯托克50指数期货下跌0.3%；纳斯达克期货与标普500指数期货均下跌0.2%，主要是因为亚马逊财报未达市场预期，股价暴跌6%。目前关税话题暂告一段落，市场焦点将转向欧元区稍晚将公布的7月CPI初值，市场预计该数据将从年率2.0%小幅回落至1.9%。市场对欧洲央行明年初前降息的预期也仅计入“一半”的可能性。接下来便是美国7月非农就业报告，这将成为美联储是否在9月降息的关键判断依据。目前市场预计美联储9月降息的可能性仅为40%，远低于一个月前的75%。市场普遍预测美国7月新增就业岗位为11万人，失业率将从4.1%升至4.2%。如果数据强于预期，市场对9月降息的预期可能会进一步消退，美元多头将获得新动力。美元本周表现强劲，有望录得近三年来最佳周涨幅，兑一篮子货币上涨2.5%，进一步巩固了其从三年低点反弹的趋势。美元获得支撑的一个关键原因是，美联储在面对关税风险时仍保持鹰派立场，未采取宽松政策。事实上，美联储偏好的通胀指标在昨夜公布的数据中也略高于预期，显示出关税对价格的影响。周五可能影响市场的关键事件包括：欧元区7月CPI初值美国7月非农就业报告和ISM制造业指数

风起08-01 16:35

中美大消息！路透独家:特朗普将扩大对稀土价格支持政策以削弱中国的地位

政府财政支持，包括特朗普7月4日批准的税收和支出法案中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激励措施。科普利没有立即回应路透社的置评请求。五角大楼本月投资后，苹果公司与MP公司签署了一项供应协议。所有消息人士均表示，在华盛顿的会议上，纳瓦罗和科普利表示，特朗普希望看到更多科技公司投资稀土领域，无论是通过种子投资还是收购。苹果和康宁尚未回应置评请求。微软拒绝置评。

tqttier08-01 12:40

世界黄金协会：2025年二季度报告公布，黄金需求总值飙升至1320亿美元的新纪录

元空头回补风险加剧波动上半年因关税、税收担忧导致的美元大幅抛售，使美元汇率远低于利差隐含的公允价值，存在空头回补风险。若美元短期反弹，以美元计价的黄金价格可能承压，尤其阻碍机构投资者的短期配置意愿。尽管中期美元结构性走弱预期较强，但市场情绪逆转可能引发黄金ETF资金阶段性流出，5月全球黄金ETF持仓曾出现小幅下降。股市分流效应显现中国和印度的股市表现对黄金投资形成替代效应。中国若推出宽松政策刺激经济，可能推动估值较低的股市反弹，抑制黄金作为避险资产的吸引力；印度股市近年表现强劲且估值较高，尽管下半年经济放缓可能缓解“黄金需求阻力”，但股市财富效应仍可能分流部分资金。可负担性问题限制投资需求高金价对零售投资的刺激作用存在边际递减效应。美国金条金币需求同比下降35%至9吨，创2019年以来新低，反映出普通投资者在金价高位的谨慎态度；日本出现“年轻投资者购金、年长投资者抛售”的结构性分化，导致投资需求波动加剧。此外，越南、印尼等新兴市场因本币贬值叠加金价高企，实物投资需求同比下降20%，显示可负担性问题已扩散至更多地区。政策不确定性扰动市场情绪美国关税政策的潜在调整、各国税收政策变化（如资本利得税）以及地缘冲突的外溢效应，均增加了黄金市场的不确定性。美国对部分黄金产品加征关税，导致第二季度美国金条金币需求因供应链扰乱而骤降；中东地区因军事冲突引发的避险需求虽短期提振投资，但冲突结束后可能出现获利了结。这种政策与地缘的双重扰动，使黄金的避险属性在短期交易中被放大波动。

金融界08-01 10:28

BC省拒绝重启外国买家入市：空置炒房时代已终结

房禁令，并建议省府放宽对外国买家的购房税收政策。信件指出，由于外国资金受限，加之行业整体放缓，今年3月的住宅开工量相比去年同期锐减近五成，部分项目被迫延期或叫停，已造成裁员潮。尽管开发商称外国投资者在期房预售中扮演关键角色，是推动新项目开建的重要资金来源，但BC省府对此并不买账。住房厅长Boyle强调：“我们欢迎建设合作，但坚决拒绝投机炒作。BC省不会停止对炒房行为的打击，也不会取消外国买家税。即使这是由我们政治对手创设的税种，我们依然看到其积极成效。” 联邦住房部并未正面回应该呼吁，仅通过电邮声明强调，限制外国需求可“确保住房用于加拿大居民居住，而非成为外国投机资本的资产工具。” Eby省长同样态度坚决。他直言，所谓“引入外国资金让所有人受益”的旧模式早已破产。“过去这种逻辑导致房价与居民收入严重脱节，使年轻人被彻底排除在住房市场之外。”他提到温哥华CURV公寓项目的例子，该项目原由本地开发商以1600万元购地，后在海外资金介入下地价炒至6900万元，如今项目陷入财务困境，濒临接管。 “如果外国资金可以真正用于建设本地居民可负担的住房，我们欢迎。但如果只是换来市中心更多空置豪宅——那我们不接受。那种模式已经死了。” 尽管开发商建议参考澳大利亚模式——限制外国人购买二手房但允许其投资新建项目，BC省政府仍坚持本地优先、遏制炒房的基调。开发商代表、Wesbild公司总裁Kevin Layden警告，当前市场低迷程度甚至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如果项目停摆，两三年后将出现库存短缺，届时房价势必再次飙升。” 但省府表态明确，未来将继续通过降低开发成本、强制市政加快审批等方式推动住房建设，而非放开外国资金。 “让开发管道持续流动，是我们的共同目标，”Boyle补充道，“但靠炒空置公寓维持市场的旧路，我们绝不会再走。”

Lisa08-01 00:11

META 2025Q2业绩电话会议高管解读财报

较前期上涨而产生的基于股票的薪酬的超额税收优惠。净利润为183亿美元，合每股7.14美元。资本支出（包括融资租赁本金支付）为170亿美元，主要由服务器、数据中心和网络基础设施的投资推动。自由现金流为85亿美元。我们回购了98亿美元的A类普通股，并向股东派发了13亿美元的股息。我们还在第二季度进行了151亿美元的非流通股本投资，其中包括对Scale AI的少数股权投资以及其他投资活动。本季度末，我们持有471亿美元的现金和流通证券，以及288亿美元的债务。现在来看看我们各部门的业绩。首先从“应用家族”部门开始。我们的“应用家族”社区持续增长，我们估计6月份每天有超过34亿人至少使用一款我们的“应用家族”。第二季度“应用家族”总收入为471亿美元，同比增长22%。第二季度“应用家族”广告收入为466亿美元，增长21%，按固定汇率计算增长22%。其中，在线商务垂直领域是同比增长的最大贡献者。从用户地域来看，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广告收入增幅最为强劲，分别为 24% 和 23%。北美和亚太地区的广告收入增幅分别为 21% 和 18%。第二季度，我们各项服务的广告展示总数增长了 11%，增长主要来自亚太地区。所有地区的展示次数均有所增长，这主要得益于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的互动性提升，以及 Facebook 的广告加载优化（尽管程度较小）。受广告效果提升推动，广告主需求增加，平均每条广告价格上涨9%。由于第二季度展示量加速增长，价格涨幅较第一季度略有放缓。应用系列其他收入为 5.83 亿美元，增长 50%，这得益于 WhatsApp 付费消息收入的增长以及 Meta Verified 订阅的增长。我们继续将大部分投资用于应用系列的开发和运营。第二季度，应用系列支出为222亿美元，占我们整体支出的82%。应用系列支出增长了14%，主要原因是员工薪酬和基础设施成本的增长，但法律相关成本的下降部分抵消了这一增长。应用程序系列运营收入为 250 亿美元，运营利润率为 53%。在我们的现实实验室 (Reality Labs) 部门，第二季度收入为 3.7 亿美元，同比增长 5%，这得益于 AI 眼镜销量的增长，但 Quest 销量的下降部分抵消了这一增长。现实实验室的支出为 49 亿美元，同比增长 1%，这主要是由于与员工人数无关的技术开发成本增加。现实实验室的运营亏损为 45 亿美元。现在谈谈业务前景。推动我们收入表现的主要因素有两个：我们为社区提供引人入胜体验的能力，以及我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将这种参与转化为收益的有效性。首先，随着我们进一步改进推荐系统和产品体验，Facebook、Instagram 和 WhatsApp 的每日活跃用户持续增长。我们尤其看到视频互动的强劲增长势头。第二季度，Instagram 全球视频使用时长同比增长超过 20%。Facebook 也表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尤其是在美国，视频使用时长同比增长超过 20%。这些增长得益于我们持续优化排名系统，以便更好地识别最相关的内容并进行展示。随着我们进一步扩大模型规模，并使建议更适应个人在会话中的兴趣，我们期望全年能够取得更多改进。我们推荐工作的另一个重点是推广原创内容。在Instagram上，美国超过三分之二的推荐内容目前来自原创帖子。下半年，我们将专注于进一步提高原创帖子的新鲜度，以便合适的受众能够在创作者发布原创内容后立即发现它们。我们在长期排名创新方面也取得了良好进展，预计这些创新将在未来几年带来下一阶段的改进。我们开发跨表面基础推荐模型的研究工作也在持续推进。我们在 Threads 推荐系统中使用 LLM 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LLM 的加入正在显著提升 Threads 推荐系统中与排名相关的时间投入。我们目前正在探索如何将 LLM 和推荐系统的应用扩展到我们的其他应用。我们还利用了 Llama 和其他几个后端流程，包括处理错误报告，以便我们能够更快、更高效地识别和解决重复出现的问题。这使得美国和加拿大 Facebook 动态中的顶级错误报告数量在过去 10 个月内下降了约 30%。目前，我们在应用中使用 Llama 的主要方式是支持 Meta AI，它目前已覆盖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WhatsApp 仍然是最大的查询驱动力，因为人们会直接向 Meta AI 发送消息，用于信息收集、作业辅导和图像生成等任务。在 WhatsApp 之外，我们看到 Meta AI 正日益成为我们内容发现引擎的宝贵补充。Meta AI 在 Facebook 上的使用率正在不断增长，因为人们使用它来询问他们在动态消息中看到的帖子，并在我们平台上的搜索中查找内容。我们期待 Meta AI 能够通过自动翻译和配音将外语内容翻译成观众的母语，从而帮助用户发现内容。今年晚些时候，我们将分享更多关于这方面的成果。转向 Reality Labs。雷朋 Meta 眼镜的销量在第二季度加速增长，尽管我们今年早些时候增加了产量，但最畅销的单品仍然供不应求。我们正在努力提高供应量，以便在今年晚些时候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现在谈谈我们收入表现的第二个驱动力，即提高变现效率。这项工作的第一部分是优化自然互动中的广告投放水平。我们持续优化各个平台的广告供应，以便在与用户最相关的时间和地点更好地投放广告。在第二季度，我们还开始在 WhatsApp 的动态消息和“更新”标签页中引入广告，这些标签页与用户的聊天记录是分开的。自五月起，全球广告商现已可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地区向 Threads 用户投放视频和图片广告。尽管广告供应量仍然较低，预计 Threads 短期内不会对整体展示量增长做出显著贡献，但随着社区和用户参与度的增长以及变现规模的扩大，我们对 Threads 的长期发展前景持乐观态度。在 WhatsApp 上，我们正在推出动态和频道广告，并在“更新”标签页中推出频道订阅功能，以帮助企业触达每天访问该应用相关部分的超过 15 亿活跃用户。我们预计广告和动态功能的推出将在今年和明年逐步推进，初期预计广告供应量较低。我们还预计，在可预见的未来，WhatsApp 广告和动态的平均价格将低于 Facebook 或 Instagram 广告，部分原因是 WhatsApp 偏向于盈利能力较低的市场，且可用于定位的信息较为有限。鉴于此，我们预计未来几年内，广告和动态不会对总展示次数或收入增长产生显著贡献。提升盈利效率的第二部分是提升营销绩效。今天我将重点讨论这方面的三个方面：改进我们的广告系统；改进我们的广告产品，包括构建辅助广告创作的工具；以及改进我们的广告平台，以根据每个业务的目标优化广告效果。首先是我们的广告系统，我们正在对广告检索和排名阶段进行创新，以便为用户提供更相关的广告。这项工作的很大一部分涉及我们继续推进之前推出的模型创新，并扩大其在整个平台上的采用。我们从 2024 年下半年开始引入的 Andromeda 模型架构，为广告系统的广告检索阶段提供支持，让我们从数千万个潜在候选广告中筛选出几千个最相关的广告。第二季度，我们对 Andromeda 进行了增强，使其能够筛选出更相关、更个性化的广告候选广告，同时将覆盖范围扩展到 Facebook Reels。这些改进使 Facebook 移动动态和 Reels 的转化率提高了近 4%。我们全新的生成式广告推荐系统 (GEM) 为广告系统的排名阶段提供支持。排名阶段是广告检索之后的流程，我们会从检索引擎推荐的候选广告中确定向用户展示哪些广告。在第二季度，我们通过进一步扩展训练能力并添加 Instagram 上的自然搜索和广告互动数据，提升了 GEM 的性能。我们还融入了新的高级序列建模技术，帮助我们将事件序列的长度增加了一倍，使我们的系统能够考虑用户互动内容或广告的更长时间的历史记录，从而提供更优质的广告选择。这些改进的结合使得第二季度 Instagram 上的广告转化率提高了约 5%，Facebook Feed 和 Reels 上的广告转化率提高了 3%。最后，我们在第二季度扩展了 Lattice 模型架构的覆盖范围。我们最初于 2023 年开始在后期广告排名工作中部署 Lattice 模型，这使我们能够运行更大规模的模型，这些模型能够将学习成果推广到各个目标和界面，从而取代过去针对单个目标和界面进行优化的众多小型广告模型。今年4月，我们开始将Lattice部署到早期阶段的广告排名模型中。这不仅提升了容量和工程效率，也提升了性能。最近的Lattice部署推动了Facebook Feed和Reels在第二季度的广告转化率增长了近4%。接下来是广告产品。在这方面，我们的 Advantage+ 人工智能解决方案套件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第二季度，我们完成了 Advantage+ 销售和应用广告系列的简化广告系列创建流程的上线，这使得广告主能够更轻松地在初期启用 Advantage+ 来获得效果提升。自我们扩大 Advantage+ 的可用性以来，广告主对销售和应用广告系列的采用率有所提升，我们正在努力在未来几个月内完成潜在客户广告系列的上线。在我们的 Advantage+ Creative 套件中，genAI 广告创意工具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目前，近 200 万广告主正在使用我们的视频生成功能、图像动画和视频扩展功能。随着我们不断添加新功能，我们的文本生成工具也取得了显著成效。我们在第二季度开始测试 AI 翻译功能，以便广告主能够自动将其广告字幕翻译成 10 种不同的语言。虽然目前还处于初期阶段，但我们在预发布测试中已经看到了显著的性能提升。我们还看到中小型广告商对图片扩展工具的采用持续强劲，这表明这些工具能够帮助资源较少的企业开发创意。对于大型广告商，我们预计代理机构将继续成为宝贵的合作伙伴，帮助他们应用这些新工具来提升业绩。除了 Advantage+ 之外，我们看到商业消息传递业务也呈现良好势头，尤其是在美国，其第二季度点击消息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40%。美国市场的强劲增长得益于我们网站消息广告的普及，这种广告会引导用户访问企业网站了解更多信息，然后再选择在我们的消息应用上与企业进行聊天。最后，我们持续改进广告平台，以根据每家企业的目标及其衡量结果的方式进行优化。第二季度，我们完成了增量归因功能的全球推广，这是市面上唯一一款针对增量转化进行优化并报告的产品。增量转化是指在没有用户看到广告的情况下就不会发生的转化。我们在第二季度还在全球范围内推出了全渠道广告，使广告主只需一个广告系列即可优化实体店和线上销售，从而提升销售额。测试显示，与仅进行网站优化相比，使用全渠道广告的广告主的单次购买总成本平均降低了 15%。接下来，我想谈谈我们的资本配置策略。我们的首要任务仍然是将资本重新投入到业务中，其中基础设施和人才是我们的重中之重。我先从招聘开始。我们新增员工的策略依然聚焦于公司最优先的领域。我们预计，所有优先领域的人才增长将在今年和2026年继续推动整体员工数量的增长。虽然我们其他职能部门的员工数量增长仍然受到限制，但在人工智能领域，我们尤其注重招募行业内的领军人才，并正在构建元超级智能实验室，以加速我们的人工智能模型开发和产品计划。接下来是基础设施。我们预计，拥有充足的计算能力对于在未来几年实现我们面临的许多重大机遇至关重要。我们在核心广告和自然互动计划中的人工智能能力投资持续获得丰厚回报，我们预计在2026年将继续大力投资这些领域。我们还预计，开发领先的AI基础设施将成为开发最佳AI模型和产品体验的核心优势。因此，我们预计将在2026年大幅增加投资，以支持这项工作。谈到我们的财务展望。我们预计2025年第三季度总收入将在475亿美元至505亿美元之间。我们的指引假设，基于目前的预测，外币将对总收入同比增长带来约1%的推动作用。虽然我们没有提供第四季度收入的前景，但我们预计，2025 年第四季度的同比增长率将低于第三季度，因为我们将在 2024 年第四季度迎来一段更强劲的增长期。现在谈谈支出前景。我们预计2025年全年总支出将在1140亿美元至1180亿美元之间，低于我们之前预测的1130亿美元至1180亿美元，同比增长20%至24%。虽然我们明年的规划仍处于初期阶段，但我们预计一些因素将对我们2026年的总费用增长率构成显著的上行压力。最大的单一增长驱动力将是基础设施成本，这得益于我们继续扩大基础设施规模，导致折旧费用增长急剧加速，运营成本也随之上升。除基础设施外，我们预计第二大增长驱动力将是员工薪酬，因为我们将在重点领域增加技术人才，并为2025年全年聘用的员工确认全年薪酬支出。我们预计这些因素将导致2026年的同比费用增长率高于2025年的费用增长率。现在谈谈资本支出展望。我们目前预计，2025 年的资本支出（包括融资租赁的本金支付）将在 660 亿美元至 720 亿美元之间，低于我们之前预测的 640 亿美元至 720 亿美元，中值同比增加约 300 亿美元。尽管基础设施规划流程仍高度动态，但我们目前预计 2026 年资本支出仍将保持同样显著的增长，因为我们将继续积极寻求机会，增加产能以满足人工智能工作和业务运营的需求。关于税收。随着美国新税法的颁布，我们预计今年剩余时间和未来几年的美国联邦现金税将有所降低。目前有几种实施该法案条款的替代方法，我们正在评估。虽然我们估计2025年的税率将高于我们第二季度的税率，但目前无法量化具体幅度。此外，我们持续关注活跃的监管环境，包括欧盟日益严峻的法律和监管挑战，这些挑战可能会对我们的业务和财务业绩产生重大影响。例如，我们持续与欧盟委员会就“低个性化广告”（Less Personalized Ads，LPA）进行沟通。该方案于2024年11月推出，并基于欧盟委员会就DMA（直接市场营销）提出的反馈意见。随着欧盟委员会就 LPA 提供进一步反馈，我们不能排除其可能对其进行进一步修改，从而导致用户和广告主体验大幅下降。这可能会最早在本季度晚些时候对我们在欧洲的收入产生重大负面影响。我们已就欧盟委员会的 DMA 决定提出上诉，但任何对我们模型的修改都可能在上诉过程中实施。最后，本季度我们的业务表现又一次强劲，因为我们在基础设施和技术人才方面的投资持续提升了我们平台上的核心广告效果和参与度。我们预计，目前的重大投资将使我们能够继续利用人工智能的进步来扩大这些成果，并在未来几年开启一系列新的机遇。 (这份记录可能不是100％的准确率，并且可能包含拼写错误和其他不准确的。提供此记录，没有任何形式的明示或暗示的保证。表达的记录任何意见并不反映老虎的意见)

老虎证券07-31 2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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