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68财经网_全球视野外汇黄金加密货币NFT资讯网

特朗普关税重大宣布！美国将对巴西征收50%关税巴西资产应声暴跌

就任总统。特朗普批评巴西对自由选举和言论自由的攻击，以及“对美国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秘密和非法审查令”，并下令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巴西的政策展开不公平贸易行为调查。这项调查可能会导致对巴西出口产品征收进一步的关税。特朗普对巴西进行猛烈抨击之际，他的政府正逐渐接近与最大的贸易伙伴欧盟达成协议。特朗普此前在其社交媒体平台“真相社交”上向七个较小的贸易伙伴发出关税通知：对菲律宾商品征收20%的关税，对斯里兰卡、阿尔及利亚、伊拉克和利比亚商品征收30%的关税，对文莱和摩尔多瓦商品征收25%的关税。这些国家在美国贸易逆差中只扮演小角色，2024年美国进口额接近150亿美元。巴西是美国第15大贸易伙伴，2024年双边贸易总额达920亿美元，美国罕见地实现74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但特朗普致卢拉的信函与之前发给其他国家的信函措辞相同，称巴西的贸易关系“非常不公平”。本周早些时候，美国还发出了14封最新关税信，其中包括对美国主要供应国韩国和日本征收25%的关税，这些关税也将于 8月1日生效，除非在此之前达成任何贸易协议。特朗普宣布50%关税后巴西资产应声暴跌特朗普威胁对巴西商品征收50%的关税，导致巴西货币暴跌，因为这位美国领导人与拉丁美洲最大国家、左翼领导人卢拉的争端急剧升级。 (截图来源：彭博社) 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账户上发布的一封信中提到了右翼前总统、卢拉的竞争对手博尔索纳罗，他因在2022年大选失败后企图发动政变而面临审判。特朗普直接将此与政治联系起来，称他做出这一改变“部分是因为巴西对自由选举和美国人的基本言论自由权利的阴险攻击”。博尔索纳罗在总统任期内模仿了特朗普的政治风格，此次针对他的指控源于对巴西首都选举后骚乱的调查。这场骚乱与 2021年1月6日华盛顿的叛乱企图相提并论。随着法律困境日益加重，博尔索纳罗多次请求特朗普的帮助。受特朗普关税消息影响，巴西雷亚尔兑美元汇率暴跌近3%，而iShares MSCI巴西ETF(美国上市的最大追踪巴西股票的交易所交易基金)在盘后交易中下跌近2%。 (截图来源：彭博社) 此前根据特朗普今年4月最初公布的所谓“对等”关税，巴西将面临最低10%的关税。

风枫07-10 09:04

马斯克旗下X的首席执行官宣布辞任

，“我非常感谢他信任我，让我肩负起保护言论自由、扭转公司局面以及将 X 转型为‘Everything App’的责任。” 一位知情人士称，亚卡里诺没有说明离职原因，但她的离职计划已酝酿了一个多星期。马斯克于 2023 年 5 月宣布聘请亚卡里诺担任 X 公司首席执行官，几个月前，他以 440 亿美元收购了社交博客网站 Twitter。在担任首席执行官的两年时间里，亚卡里诺一直是马斯克的坚定支持者，并在社交媒体上多次为他辩护。亚卡里诺曾就职于 NBC 环球集团，并晋升至该公司全球广告业务的最高职位。她在 X 公司的主要任务是负责 “业务运营”，其中包括在该社交平台对其安全和内容审核政策进行重大调整之际，努力安抚广告商。例如，2023 年在《交易手册》峰会（DealBook Summit）上，马斯克对广告商恶语相向，其中包括 “去你妈的”，之后亚卡里诺将马斯克的言论描述为 “关于我们立场的明确观点”。 “我们是一个允许人们自主做决定的平台，” 亚卡里诺当时在 X 平台的一篇帖子中写道，“在广告方面，我的观点是：X 正处于言论自由和主流社会的独特且奇妙的交汇点 ——X 社区充满力量，并随时欢迎您的加入。感谢那些相信我们有意义的工作的合作伙伴们。”

金融界07-10 08:07

关税突发！特朗普宣布将对巴西征收50%关税，巴西总统称将对等回应美关税

犯国家机构独立性的干涉或威胁。在巴西，言论自由不应与侵略或暴力行为混为一谈。所有在巴西运营的国内外公司都必须遵守巴西法律。关于巴西与美国贸易关系中所谓的美国逆差的说法是错误的。美国政府自己的统计数据证明，过去15年，美国与巴西的货物和服务贸易顺差达4100亿美元。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单方面提高关税的举措都将根据巴西经济互惠法予以回应。特朗普再向7国发出关税信函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7月9日在“真实社交”上发布致7个国家领导人有关加征关税的信函。这7个国家包括菲律宾、文莱、摩尔多瓦、阿尔及利亚、伊拉克、利比亚和斯里兰卡。其中，利比亚、伊拉克、阿尔及利亚和斯里兰卡将被征收30%的关税，文莱和摩尔多瓦的税率是25%，菲律宾的税率是20%。新税率将从8月1日起生效。特朗普当地时间7月7日已向日本、韩国等14个国家发出了首批关税信函，关税税率从25%到40%不等。他同时预告本周还会有更多此类信函发出。据央视新闻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7月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了致日本首相石破茂、韩国总统李在明的信件，表示美国将自2025年8月1日起对所有日本和韩国产品征收25%的关税。特朗普表示，尽管美国与韩国和日本之间存在巨额贸易逆差，美国仍决定继续与两国合作。然而，美国决定以更加平衡、公平的贸易为前提，继续向前推进。特朗普称，贸易逆差已对美国经济乃至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因此必须作出改变。自2025年8月1日起，美国将对所有韩国和日本产品征收25%的关税，此项关税将独立于各类行业性关税。此外，任何试图通过第三国转运来规避该关税的做法，也将被征以更高的关税。特朗普称，选择在美国境内建厂或生产产品的公司无需缴纳此项关税。此外，若韩国和日本决定提高对美关税，则美国将在现有25%税率基础上追加同等幅度关税。谈判截止日期延长至8月1日在本周的谈判截止日期之前，特朗普已于周一开始向贸易伙伴通报新的税率。但特朗普随后通过行政命令将截止日期延长至8月1日，实际上为贸易伙伴争取了更多谈判时间，这最初引发了华尔街对他是否会真正落实这些进口税的怀疑。本周早些时候，特朗普更增添了不确定性，声称他对这一新的谈判截止日期“并非100%坚定”。不过随后他试图向投资者和贸易伙伴表明自己将履行关税威胁，并在周二誓言：“所有款项将于2025年8月1日开始到期并应付——不再提供任何延期”，针对各国单独关税的执行绝不退让。特朗普还加大了对两个关键贸易伙伴的压力，称尽管与欧盟的谈判取得进展，但可能很快就会单方面对欧盟征收关税；同时誓言因印度参与金砖国家集团而再对其加征10%关税，特朗普认为该集团威胁到美元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他还暗示可能会出台更多针对特定行业的关税，比如他提出对铜制品征收50%关税，这使得铜价周二在纽约飙升至历史最大单日涨幅，高达17%。他还提出，如果制药公司在未来一年内不将生产迁回美国，可能对药品进口征收高达200%的关税。这一连串的关税通知函和新的威胁，标志着特朗普令人眼花缭乱的贸易议程的最新进展，该议程引发了市场波动，并让消费者、企业以及贸易伙伴对贸易流动和全球经济的影响感到担忧。特朗普周一的通知函针对了包括日本、韩国、南非、印度尼西亚、泰国和柬埔寨在内的国家。不过，大多数关税税率与特朗普此前已宣布这些国家可能面临的水平基本一致。虽然特朗普将他的这些关税通知函吹捧为“协议”，但即便是在谈判期内与英国和越南达成的实际协议，也远未全面，许多细节仍不明确。

金融界07-10 07:47

从支持川普到建立第三党科技“疯子”马斯克的艰难从政路

，也是情绪化的社交平台“疯子”；他支持言论自由，也封禁记者的账号；他的“政治理念”不成体系，甚至夹杂着明显的个人情绪，而以上这些混乱和疯狂也削弱了其在主流中产与中立选民心中的可信度。马斯克离建党还有多远？而且，美国的政治体制对于第三党极为不友好，各州选票制度、总统选举人团机制，以及政党补贴、媒体资源分配等，都严重倾向两大党。可以说美国现行选举制度极大限制了第三党的崛起。美国选举专家布雷特·卡普尔说，所有州的法律都偏向共和、民主两大政党，并尽可能对第三党的出现制造障碍。而且历史数据显示，美国第三方政党成功的案例少之又少。在美国政治史上，最成功的第三方候选人要数1992年独立总统候选人罗斯·佩罗，他获得了18.9%的普选票。然而，即使是这样的得票率也无法转化为选举人票。2016年大选中，自由党的加里·约翰逊获得3.27%普选票，创造了该党历史最佳成绩。在2020年，绿党的吉尔·斯坦也仅获得了约1.1%的普选票。《华盛顿邮报》也指出，“美国党”或任何新成立政党想要动摇美国沿袭已久的政治架构，都将面临重重障碍。当下，马斯克尚未正式发布完整的政党纲领，但根据马斯克的发言，“美国党”计划在明年的中期选举中成为活跃的政治力量——“聚焦于仅仅2或3个参议院席位和8到10个众议院选区。” 上述选举专家卡普尔表示，尽管马斯克可能在某些州推动少数候选人进入选票，但建立一个全新的全国性政党可能需要数年时间，绝无可能在2026年中期选举前完成。

金色财经07-08 19:26

纽约时报观点：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开始变得越来越像中国

——比如民主退化、对封闭边界的执着、对言论自由的限制以及其他种种表现——美国开始在某种程度上变得更像中国。自2008年以来，我一直住在中国上海，亲眼目睹了中国崛起的高潮。美国确实有很多可以向中国学习的地方。但或许最重要的教训是要忠于我们自己的国家特质。这正是中国做的事情，采纳了美国方式中能让自己变强的部分，同时坚持共产党主导的政治体系和国家对一切事务的深度介入，并取得了极为显著的成功。然而，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反而开始看起来像是在模仿中国的政治模式。这不是我们应有的样子。MAGA运动及其领导人虽然把中国共产党描绘成敌人，但他们的一些做法实际上印证了中共的那一套，显示出在实际层面，他们似乎想要的是类似的东西。两者都鼓吹强硬的爱国主义，都执着于制造业，都对移民怀有敌意。两者都想要一个少数族裔要服从多数群体、传统性别角色受到严格规范的国家。而所有这些，都由一个专断的执政党和自我吹捧的领袖主导，他热衷于阅兵式来取悦自己。模仿确实是最高级的恭维。每天都可以看到新的证据。中国将经济当作武器，因各种争端甚至是轻微的冒犯来惩罚贸易伙伴；特朗普政府也会对美国盟友施加任意关税或其他报复，比如在芬太尼和政治问题上施压。在地缘政治上，中国更看重“利益共同体”式的便利关系，比如与俄罗斯的联系，而不是正式联盟。北京欺凌邻国，挑动领土争端，心态可以用前外交部长杨洁篪在2010年对东南亚官员直言的那句话来概括：“中国是大国，其他国家是小国，这是事实。” 特朗普同样看不起结盟的价值，还曾威胁要吞并加拿大和格陵兰岛，甚至打算把墨西哥湾改名。在经济上，美国人长期以来批评中国过度依赖制造业、向全球市场倾销商品，却忽视了刺激国内消费来平衡经济和贸易。但和习近平一样，MAGA领导人也把制造业看作高尚的事业，把全球化看作让美国人沦为被动消费者的祸害。当然，美国和中国的政治体系在核心上截然不同。但我们的国内政治却越来越像中国的轨迹，特朗普政府在破坏基本宪法权利、司法程序方面，以及对言论自由和抗议的打压力度，都让这种相似性显现。尽管美国和中国非常不同，但一些深层的国内条件正在促成这种趋同。中国曾全力采纳美国模式来实现工业重建、追赶西方。而今天，担心自己落后的成了美国。两国的人们都担心人工智能和自动化会夺走工作，改变我们的生活、工作和社会互动方式。两国的很多失落青年觉得被排除在国家经济之外，开始怀疑努力工作到底还有什么意义。这些共同的挑战，不意外地催生了类似的民粹主义政治解决方案。习近平提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是他关于中国重返古代繁荣和强盛的爱国愿景。特朗普则靠着没有那么久历名支撑的美国版本——“让美国再次伟大”——赢得了两次选举胜利。客观的说，中国做的很多事情值得尊重。这个政府习惯性地制定有远见的产业政策。主动把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以积极的力量呈现给公众，并在教育和医疗等领域以造福社会的方式引入。中国正积极向可再生能源转型，新的估算显示，这个全球最大排放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首次开始下降。中国的城市干净、安全、高效、科技水平高，拥有整洁的高速公路和最先进的铁路网络。政府的资金和投资不断流向教育、科学和技术。美国人如果想要一个更好的未来，自然而然会（哪怕是心不甘情不愿地）去看看中国取得的成就。当然，北京的领导人没有民主的掣肘来妨碍他们的计划，但那绝不是中国成功的唯一原因。成功同样来自战略眼光、对未来的投资、从高层到普通人形成的国家专注和团结（而不是分裂），以及数以百万计的个人为建设国家而努力工作。中国借鉴了美国的经验，但坚持自己的制度，并专注于满足民众的基本需求。美国完全可以、也应该考虑采纳中国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比如转型到可再生能源、振兴产业政策、支持科学研究和教育、重新投资基础设施、住房和安全的城市，最重要的是树立一种带来国家力量的集体目标感。然而，特朗普政府却在破坏或削减公共安全、基础设施、教育、科学研究、清洁能源和半导体制造等关键领域的资金，同时煽动政治分裂。我们可以向中国学习，但必须找到一种在忠于我们建国原则的前提下加以运用的方式。否则，当特朗普时代的硝烟散去，美国或许不会“再次伟大”，而是会变得更加脆弱。而那时，我们将发现，学生已经变成了老师。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7-02 00:00

Tether加速非洲太阳能服务亭布局，挑战Circle与亚马逊稳定币市场霸主地位

构建了强大的市场生态系统。其中，与支持言论自由的视频分享平台Rumble的合作尤为引人注目。Ardoino在2025年3月表示：“Rumble计划推出内置USDT的钱包，覆盖其7000万用户，这为稳定币的普及提供了强大起点。”此外，Tether的4.5亿用户基础和每季度新增3000万钱包的增长速度，凸显了其在全球支付和储蓄领域的广泛应用。Ardoino强调：“37%的用户将USDT作为储蓄账户，反映了其在新兴市场作为价值储存工具的潜力。”通过这些投资，Tether不仅扩展了USDT的使用场景，还通过与科技平台的合作，增强了其在数字经济中的竞争力。 GENIUS法案对行业影响 2025年6月，美国参议院通过的《GENIUS法案》为美元挂钩稳定币建立了联邦监管框架，要求发行商持有1:1的高质量资产储备，并接受定期审计。Ardoino对此表示担忧，他在2025年3月指出：“《GENIUS法案》可能限制非金融公司发行稳定币，例如Meta或亚马逊，这可能为Tether提供竞争优势。”该法案为合规稳定币（如USDC）提供了清晰的法律框架，但对Tether的离岸运营模式可能构成挑战。尽管如此，Tether通过提前布局合规资产（2025年6月，85%的储备为合规资产）应对监管压力，确保其市场主导地位。稳定币市场竞争格局随着稳定币市场规模在2025年突破2600亿美元，竞争日趋激烈。以下为主要竞争者的对比分析：公司稳定币市场份额（2025年4月）市值（亿美元）合规性 Tether USDT 66% 1500 离岸，部分合规 Circle USDC 27% 610 完全合规其他（如BUSD、PAX）多种 7% 约200 部分合规 Circle在2025年6月通过IPO筹集11亿美元，市值飙升至190亿美元，其USDC因完全合规受到机构青睐。Circle首席政策官Faryar Shirzad在2025年6月表示：“《GENIUS法案》为稳定币行业带来监管清晰度，将吸引更多投资。”与此同时，亚马逊等科技巨头正在探索发行自有稳定币，试图分食市场蛋糕。Tether凭借其庞大的用户基础和新兴市场布局，仍保持领先，但需应对合规压力和新兴竞争者的挑战。编辑总结 Tether通过非洲太阳能服务亭项目和广泛的投资组合，成功将USDT打造为新兴市场的支付和储蓄工具，巩固了其在稳定币市场的领先地位。《GENIUS法案》的通过为行业带来监管清晰度，但也可能限制科技巨头的进入，为Tether提供短暂的竞争优势。然而，Circle的合规优势和亚马逊等新玩家的潜在入场，使稳定币市场竞争更加白热化。未来，Tether需在合规性和创新之间找到平衡，以维持其市场主导地位。 2025年相关大事件 2025年6月18日：美国参议院通过《GENIUS法案》，为美元挂钩稳定币建立联邦监管框架，要求发行商持有1:1高质量资产储备，并接受每月审计，为行业带来监管清晰度。 2025年6月5日：Circle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成功IPO，筹集11亿美元，股价首日飙升168%，市值达190亿美元，成为首家上市的稳定币发行商。 2025年5月27日：Circle宣布IPO计划，目标估值67亿美元，ARK Investment表示将购买1.5亿美元股份，反映机构对合规稳定币的强烈兴趣。 2025年4月2日：Circle披露2024年收入16.8亿美元，同比增长16%，显示USDC在合规市场中的强劲增长。 2025年3月2日：Tether首席执行官Paolo Ardoino宣布非洲太阳能服务亭项目已覆盖50万用户，计划到2030年扩展至10万个服务亭。国际投行与专家点评 2025年6月18日，Faryar Shirzad，Circle首席政策官：“《GENIUS法案》的通过为稳定币行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监管清晰度，将吸引更多机构投资，推动USDC在全球支付和结算中的应用。”（来源：CNBC采访） 2025年6月12日，David Zaslowsky，Baker McKenzie律师：“Circle的IPO标志着稳定币与传统金融的融合，其透明的合规模式可能迫使Tether提升储备披露标准，否则将面临市场份额流失的风险。”（来源：Reuters报道） 2025年6月4日，Cathie Wood，ARK Investment首席执行官：“稳定币市场将在未来5年内增长至3万亿美元，Tether和Circle通过持有美国国债，不仅增强美元全球影响力，还可能成为美国政府的重要金融盟友。”（来源：ARK Big Ideas 2025报告） 2025年5月27日，Matt Kennedy，Renaissance Capital高级策略师：“Circle的IPO反映了加密市场的乐观情绪，Tether需应对合规压力，否则可能在机构市场中失去竞争力。”（来源：Reuters报道） 2025年4月20日，Lance Davis，Seree首席执行官：“Tether的非洲项目展示了稳定币在金融包容性方面的潜力，但其离岸模式可能在《GENIUS法案》实施后面临更大监管挑战。”（来源：Forbes报道）来源：今日美股网

今日美股网06-26 00:12

特朗普政府遇挫，美国法官下令释放亲巴勒斯坦活动人士，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哈利勒

到惩罚，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的言论自由权利。新泽西纽瓦克的联邦地区法官迈克尔·法比亚兹6月11日裁定，政府依据一项很少使用的法律关押哈利勒，侵犯了他的言论自由权。这项法律赋予美国国务卿权力，驱逐被认为对美国外交政策利益不利的外国人。此后，不甘心的特朗普政府又声称哈利勒因在申请永久居留时隐瞒信息要被单独指控，因此法比亚兹6月13日曾拒绝下令将哈利勒从路易斯安那州杰纳的拘留中心释放。哈利勒的律师否认了这一指控，并表示人们很少因这种指控被拘留。 6月16日，他们请求法比亚兹批准哈利勒的保释申请，或将他转移到新泽西州的移民拘留中心，以便他能更接近纽约的家人。特朗普政府的律师6月17日提交文件称，哈利勒的释放申请应提交负责他移民案件的行政法官，由行政程序裁定他是否应被驱逐，而不是由法比亚兹裁定他3月8日的逮捕和随后拘留是否合法。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22 00:00

这是让美国能够从危崖边退后的重要方法

滥用，或者是越权到财政领域，或者是剥夺言论自由等的违宪行为，更多的是兼而有之。他对哈佛等大学、律师、律所的权力剥夺和惩罚等就是这类产物。不得已，大学、律所等走上法庭维权。但更合理的出路应该是国会站出来承担自己的责任，喝停川普的胡作非为。遗憾的是，国会选择不作为，任由川普将国家机器当作个人报复的工具。总而言之，川普第二任上，国会不再具备独立性，美国的三权分立已经名存实亡。如果这不是宪政危机，我不知道什么才是！高院判决不应该是唯一的试金石很多人一直在等川普哪一天不执行高院的判决，似乎只有那时才能说美国发生了宪政危机。可是，不执行地方或上诉法院的判决就不是宪政危机了？川普已经多次违背法官的命令了，比如在相当长时间一直拒绝把错误遣返的人接回美国；法官命令遣返无证移民必须坚持程序正义，川普政府就只是走形式，比如对没有英文阅读能力的人只提供英语书面通知，而且只给 24 小时的时间向法院提出申诉，否则就被送出国。官司一直在打，但什么都等到高院判决的话，多少人、多少家庭的生活已经被颠覆，很多还是不可逆的情况。更重要的是，高院判决不应该是是否违宪唯一的试金石。不仅是因为耗时太久，还因为，高院的判决并不一定代表真理和正义。美国历史上最高法院做出错误判决的时候还少吗？而且这届高院做出的不少判决，如给予总统几乎没有限制的豁免权等，普遍不被学界认可。不是说要不听从高院的判决。作为法治社会，我们当然必须服从法庭判决，即便判决不合理也必须寻求法律手段去解决，包括上诉或由国会制定/修改法律，而不是拒不服从。历史的进步就是这样被推动的。这也说明了，把所有的赌注都押在最高法院是不合理的。一个成熟的民主机制往往是有多层保护的。对抗总统滥用职权也不是只有法庭这一条路可走。其实最小的代价就是所有政府机构和负责人都担当起自己的责任，这也包括国会承担宪法所赋予的责任。时不我待，抵抗必须就是现在因为三权分立的一支不作为，目前基本上就是指望法院了。幸好法院大体上还靠谱，包括不少案子中川普任命的法官也秉持法律判案，丝毫没有给川普面子。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不要说有可能遇上不公平的法官，就是法院完全公平，很多法庭之外发生的事情后果也很严重。很多不肯顺从川普政府违宪政策的人，不是自己以辞职抗议就是被迫走人，抵抗力量在不断被削弱，新替代的都是对川普政府言听计从的，这些人分分钟都在伤害、肢解和摧毁美国的民主党机制。时间的优势不在我们这一边。我们已经知道，曾经由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DOGE)正在争分夺秒地建立一个中央数据库（详见马斯克走了，他将美国人置于危险之中的设计仍在抓紧实施）。最近，川普政府又邀请擅长数据分析和处理的技术公司 Palantir(Palantir Technologies)协助。据政府官员说，广泛采用 Palantir 的关键产品 Foundry 组织和分析数据，为川普轻松合并来自不同机构的信息铺平了道路。（详见马斯克的丑陋遗产已为川普铺平道路，更大的灾难正在美国酝酿。）这相当于政府在为每一个美国人建立个人“档案”。再考虑到川普新任命的 FBI 局长帕特尔上任后的各种表现都极带政治色彩，如果川普政府在中选之前就将 FBI 变质为新版的盖世太保，成为川普的政治工具，那么，在个人“档案”与盖世太保的完美结合下，我们还有可能保住民主体制吗？这还只是一个例子，只是从一个方面来考虑。如果仔细审视川普全方位的破坏行为，真的都细数不过来。无视法律，随便抓人（而且是带着面罩，像恐怖组织一样），随便裁人，迫害政敌，扰乱全球经济秩序……难道现在不是每天都在发生让我们认不出来这个社会和国家的事情吗？所以，我们一天也不能等。每个人都要以可能的方式和最大的努力去抗争。选民发声了，抗议规模之大罕见 4 月 5 日，美国举行了全国规模的大游行，抗议川普政府的政策，特别是 DOGE 对各个政府部门的破坏。笔者去了曼哈顿的抗议点，那真是人山人海，水泄不通。最没有资源的普遍老百姓以最朴素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愤怒。抗议地点：Teaneck，NJ。摄影：溪边愚人 6 月 14 日又是一次全国范围的抗议活动，主要是抗议川普在那一天搞阅兵，抗议活动的口号是 No Kings（不要国王），同时也是抗议川普政府所有反民主的政策和措施。 NY&Beyond ，赞3 NY&Beyond ，赞1 NY&Beyond ，赞3 我特别高兴看见有人打出了谴责共和党不作为的标语，如下面两张照片中的“嘿，共和党人！履行你的誓言！”和“共和党能阻止这个”。这说明选民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共和党继续这样走下去肯定不得民心。抗议地点：Wilmington, Delaware。摄影：Jane 抗议地点：Fairfax City，VA。摄影：Yan 根据 Alternative National Park Service（国家公园替代管理局）的统计（见下图），这次抗议活动共有超过 2300 个点，1314 万人参与，创造了历史性的记录。根据一个理论，当出来参与抗议的人数达到总人口数的 5% 时，一般抗议活动会成功，即达到抗议活动的目的。但是，哈佛大学美国政治学教授埃里卡·切诺韦斯(Erica Chenoweth)的研究表明，只要参与抗议的人数达到总人口的 3.5% 甚至更低一些，就会有效果。切诺韦斯说，在美国，只要有 1000 万人出来抗议就会成功。埃里卡·切诺韦斯某个讲座的 Youtube 截屏，该图表显示，非暴力抗议比暴力抗议成功的可能性更大埃里卡·切诺韦斯某个讲座的 Youtube 截屏，该图表显示，参加抗议活动的人越多，成功的可能性越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也冒雨参加了在纽约的“No Kings”抗议活动，之后他在文章中说：“让我们能够从危险的悬崖边退后的重要方法之一就是：普通美国人参与大规模抗议。” 所以，不要以为上个街、喊个口号没什么用，这可是切切实实的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我之前在文章中不止一次提到，是普通美国民众在拯救美国。所以，不必等待某个超级政治明星，超级英雄，我们自己，就是美国的英雄。【延伸阅读】美国还有救吗？考验民主党的时刻切诺韦斯所说的抗议活动成功是有一定条件的：非暴力，有组织有策略，多元（普遍性），可见的，有持续性、干扰性（如静坐、罢工、罢市）和抗压性（有人肯承受损失），同时社会中有一定的言论或集会自由。如此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对民主党应该是好消息。在两党制的美国，当共和党被川普绑架，能够挽救民主的也只有民主党了。但这不等于什么都是现成的了。上世纪 70 年代席卷全美、风起云涌的反越战抗议运动，最后没有转化成一股政治力量，是一个非常困惑政治学家的现象。民主党的支持率长期徘徊于 20% 多，不做什么根本性的改变，怕是也难以承担重任。所以民主党的挑战主要还是来自自身。能不能将目前的抵抗力量转化为 2026 年中选的选票，就看民主党是否能有所作为了。对了，那些 5% 或 3.5% 的人口参与抗议就会成功的理论都是指推翻一个政权的非暴力运动，美国目前的情况是要将人们对抗议活动的参与转化为选票，很可能难度更大。这也是不容民主党乐观的因素之一。我认为，民主党最主要的努力方向应该是，诚实、扎实、肯花大力气地去做最困难的事情，不要图轻松做表面文章。举个例子，川普竞选时说要让服务业的小费收入免税，民主党候选人就也跟风，生怕失去了服务业的选票。但是，说句良心话，这种做法公平吗？为什么你的收入可以免税，不在服务业做的我的收入就不能免税？知道 FDR 禁止国防工业和联邦政府中因“种族、信仰、肤色或国籍”而歧视的行政令是怎么来的吗？ 1941 年，为援助英国抵抗纳粹，美国国会在小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FDR)总统主导下通过了《租借法案》，这同时也是一个对美国经济有极大刺激的法案。当时的美国还是一个种族隔离的社会，各方面对黑人的歧视非常严重。黑人领袖们担心合格的黑人工人会被国防承包商拒之门外，得不到他们应得的工作机会，于是计划在华盛顿举行抗议游行，并事先动员了 10 万人参加。 10 万人这个数字吓到了 FDR，他要求黑人领袖取消抗议活动，以免发生事故。在黑人领袖不肯妥协后，谈判的结果是，FDR 签署了第 8802 号行政命令，禁止国防工业和联邦政府中因“种族、信仰、肤色或国籍”的歧视行为。这件事情上 FDR 坚持了两个底线，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一个是“你不能把十万黑人带到华盛顿。弄不好会死人的。”另一个是“如果我为你们发布行政命令，那么其他团体就会来要求同样的东西，这将没有尽头。”坚持这两个底线的结果就是一个不允许歧视任何族裔或团体的行政令，也是一个公平合理的行政令。这个行政令的细节是用整整一周时间谈判出来的。（参考阅读：那个真正让美国伟大的总统是如何对待罢工的）这就是今天的民主党人需要努力学习的地方。去发现问题，同时还要去解决问题。不要走捷径，而是不畏艰难去寻求真正公平合理的方案。我参加的两次抗议活动都是遇上雨天，但现场人人情绪高昂，谁也不在意天气。拄着拐的，推着助行车的，坐轮椅的，或是走路颤颤巍巍的，都来了。多么勇敢、美丽的人民！所以，现在就看民主党是否能提出真正吸引选民的政策方案了。这样的机会并不多，千万不能搞砸了。如果民主党要借 2026 年中选来改变美国的政治格局，时间已经不多了。这一次，民主党的何去何从，直接关系到美国的命运。参考资料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HkzgDOMtY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app=desktop&v=a1kcR8eqNNk FDR by Jean Edward Smith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20 00:00

桥水基金创始人达利欧万字长文：《内战？》

会公开表达这些看法。这种动态正在阻碍言论自由，因为人们担心自己会在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中被故意扭曲和攻击，从而不敢开口。即便是非常有能力、有影响力的人，如今也因惧怕媒体而不愿公开发声或参选公职。由于几乎所有高知名度人物都会遭到抨击，我认识的几乎每一个人都认为，在公众面前高调、为真理和正义发声的人很危险，尤其是那些可能冒犯到擅长操控媒体的极端分子的人。这类问题虽然鲜少在公众场合被谈及，却在私下频繁被讨论。例如，我不久前与一位曾在政府担任高级职务的退役将军共进午餐，我们谈到了他下一步的打算。我问他最热衷的是什么，他说：“当然是帮助我的国家。”当我问他是否愿意竞选公职时，他回答说，尽管他愿意为国家牺牲生命，但他无法忍受敌人通过媒体和社交平台编造谎言来伤害他和他的家人。像他这样的将军，以及我认识的许多应当被社会聆听的人，现在都害怕公开讲话，因为他们担心被极端分子攻击，而这种攻击会通过耸动的媒体被放大。我的许多朋友都劝我不要公开谈论本书中这些有争议的问题，说这样做很可能会被人“媒体围剿”。我认为他们也许说得没错，但我不会因此而沉默。规则被抛弃，赤裸的斗争开始当人们为之激情澎湃的“诉求”比维护决策体系本身更重要时，这个体系就处于危险之中。规则和法律只有在两个前提下才能发挥作用：一是它们必须极其清晰，二是大多数人必须足够重视在规则体系内协作、愿意妥协以使体系良好运作。若这两个条件都未能达成，法律体系就岌岌可危。如果对立的各方不愿以理性方式彼此沟通，不愿为了集体福祉而做出让步（即放弃自己通过斗争可能获得的利益），那么就会出现某种形式的内战，考验相关各方的力量对比。在这个阶段，“不惜一切代价获胜”成为游戏规则，“不择手段”成为常态。在第五阶段的后期，人们不再讲理，而是彻底被情绪主导。当“获胜”成为唯一重要的目标时，不道德的斗争会以自我强化的方式不断升级。当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信念而战，却没人能达成共识时，整个系统便濒临内战或革命的边缘。这种局面通常会以几种方式表现出来：在第五阶段后期，控制权在手的人往往会将法律与警察系统当作政治武器。此外，私人武力组织也会兴起——比如打人夺财的流氓团伙，或者保护富人免受这些威胁的保镖力量。第五阶段后期，抗议活动数量明显上升，且愈发趋于暴力化。当广泛的不满在社会中爆发，且当权者放任其蔓延时，最终可能演变为暴乱；而一旦他们试图强力压制，局势反而可能爆炸。第五阶段后期的冲突通常积累至高潮，最终触发暴力冲突，这也标志着正式进入被历史学家称为“内战期”的阶段，我称之为“大周期”中的第六阶段。这引出了我的下一个原则：当你犹豫不决时，就离开——如果你不想卷入内战或战争，就应趁还能走的时候尽早离开。这种情况通常出现在第五阶段的晚期。历史表明，当局势恶化时，想要离开的人往往会发现“大门已经关闭”。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投资和资金流动，在这种时期，国家往往会实施资本管制和其他限制措施。从第五阶段（即财务状况极其糟糕，内外冲突激烈）过渡到第六阶段（即进入内战）的关键点，是社会中解决分歧的体系从“还能运作”变成“彻底失灵”。换句话说，就是系统崩溃到无法修复，人们开始彼此使用暴力，而领导层已失控。可以想象，彻底破坏一个体系/秩序并建立一个新的，比在原有体系内进行革命性改革要困难得多。虽然破坏体系会带来更多创伤，但它未必比继续在原有体系中运作更差。决定是否保留并修复一个运行不良的旧体系，或是彻底废除它并另起炉灶，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当这个“旧体系”指的是一个国家的内部秩序时更是如此。但这种情况终究还是会发生，而且多数时候是出于情绪推动而非理性思考。当一个国家处于第五阶段（如当前的美国），最关键的问题是：这个体系还能承受多大压力而不至于崩溃？ “一人一票”的民主过程存在缺陷，即选民通常并不会像企业选高管那样仔细评估候选人的能力，而是被人气左右。历史也表明，在剧烈冲突时期，民主容易崩溃。民主制度要求通过协商达成共识并妥协，这意味着观点对立的人必须在体系内有效合作。这虽保障了各大群体的代表性，但也像所有成员观点分歧甚大的大委员会一样，其决策效率极低。民主制度的最大风险是其决策过程可能变得支离破碎、充满敌意，导致治理失效、结果恶劣，最终引发由民粹主义强人领导的革命——这些强人代表那些渴望秩序、渴望有力领导的大众。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历史显示，在严重冲突时期，联邦制国家（如美国）常出现中央与地方（州）之间关于权力划分的冲突。这种现象在当今美国尚不明显，但一旦出现，将标志着社会进一步向第六阶段演进。民主崩溃的案例实在太多，难以一一探讨。我虽然研究过其中一些案例并观察其模式，但尚未全面深入，这里也不会展开详述。不过我可以说，当第五阶段的各种因素被推向极端时——尤其是糟糕的财政状况、社会奢靡、内乱和外患等，就会形成一个功能紊乱的局面，进而引发由强人领导的权力争夺。典型案例包括：公元前400年代末至300年代的雅典、27年前的罗马共和国解体、1920年代的德国魏玛共和国，以及20世纪20-30年代转向右翼独裁（法西斯主义）以恢复秩序的意大利、日本和西班牙的脆弱民主。不同阶段需要不同类型的领导人以取得最佳效果。第五阶段是一个十字路口，一条路可能通向内战/革命，另一条则可能通向和平与（理想状态下的）繁荣共处。显然，和平繁荣之路是理想之路，但也是最难实现的路径。这条和平之路需要一位“强有力的和平缔造者”，他必须竭力团结国家，包括主动接触对立方，将他们纳入决策过程，并以一种多数人认为公平且运作良好的方式重塑社会秩序（即高度生产性、惠及多数人的新秩序）。历史上这种领导者极为罕见，我们唯有祈祷其出现。第二种则是“强有力的战斗者”，他具备带领国家穿越内战/革命烈焰的能力。第六阶段：当内战爆发时内战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与其像大多数国家的大多数人在长期没有内战后所做的那样，盲目假设“这在我们这儿不会发生”，不如保持警惕，关注那些能表明其临近的标志。上一节我们探讨了在原有秩序框架内发生的非暴力革命，而本节则聚焦于几乎总是暴力性的内战和革命——它们推翻旧有秩序，并建立新的体制。我本可以研究无数实例来理解其运作方式，但最终我选取了我认为最具代表性的29个案例。我将这些案例分为两类：一类是导致体制或政权发生重大变革的，另一类是虽然爆发了激烈内战但未能推翻体制的。例如，美国内战是一场极其血腥的战争，但它未能彻底推翻当时的国家制度，因此归类为第二组。尽管这种分类不够精确，但我们不应因追求精准而阻碍我们识别原本无法看见的模式。大多数冲突基本符合本节所描述的典型路径，尽管也有例外。内战和革命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从而彻底改变内部秩序。这类变革通常伴随着财富和政治权力的全面重组，包括债务结构、金融所有权以及政治决策体系的全面重建。这些改变是对原有制度无法内部解决的根本性问题的自然回应。几乎所有制度最终都会面临这种挑战。这是因为，几乎所有制度都会让某些阶级受益而让另一些阶级受损，而当这种失衡发展到一定程度，变得无法忍受时，就会爆发斗争，以决定未来的方向。当财富和价值观差距极端扩大，并叠加经济困境，导致体制对大多数人而言无法运作时，民众就会奋起反抗，要求更公平的制度。经济上最受打击的人群会试图从现有体制中受益的富裕阶层手中争夺更多财富与权力。革命者自然想要彻底改变体制，因此也自然会违反掌权者制定的法律。这类革命性变革通常通过暴力的内战实现，尽管正如前面提到的，也有可能通过和平方式实现，且不必彻底推翻体制。内战时期通常极为残酷。战争初期可能还表现为相对有组织的权力斗争，但随着冲突与情绪升级，各方为胜利不择手段，暴行程度迅速升级，远超第五阶段人们所能想象的程度。精英和中间派通常会逃亡、被监禁，或遭杀害。这些内战是如何发生的？前文中我已经描述了第五阶段的一系列动态，正是它们推动社会越过界限，进入第六阶段。在这一阶段，所有这些动态都会极度强化。接下来我将继续说明。内战与革命如何发生如前所述，积累财富并伴随财富差距扩大的周期，最终会导致极少数人掌控极大比例的财富，而多数贫困群体则通过内战与革命推翻富人统治。这种情况的发生次数远超人们的想象。虽然大多数典型的内战与革命将权力从右派转移到左派，但也有许多情况是将财富与权力从左派转移到右派。这类情况较少且表现方式不同，通常发生在现有秩序陷入无序与无能状态、大多数民众渴望强有力领导、纪律和效率时。这些新体制，无论左派还是右派，之所以成败，原因相同：成功的关键是是否能实现广泛的经济繁荣；若不能，则失败。因为广泛的经济繁荣是新政权成败的决定性因素，所以长期趋势是总体财富和财富分配的同步提升（即普通民众的经济与健康状况改善）。在亲历“大周期”的某一阶段时，人们常会忽视这种宏观图景。领导这些内战或革命的人，过去如此，现在亦然，通常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层出身者。这些领导人往往极具个人魅力，擅长组织并领导强大高效的革命组织，推动变革。虽然巨大的财富差距和经济困难通常是冲突的主要根源，但革命也往往是多种不满叠加的结果。革命过程中，不同诉求的群体通常联合起来推动变革，但在胜利后，他们之间往往会因权力和政策分歧发生内斗。如前所述，在内战/革命阶段，执政政府几乎总是面临严重的财政、信贷和购买力短缺。这种短缺促使政府寻求从富人手中掠夺资源，而富人则将资产转移至安全的地方或形式（如其他国家、外币、黄金等难以征税或不产生生产力的资产），这又促使政府实施资本管制，阻止这些外逃。更糟的是，内部混乱会引来外部敌对势力的挑战。因为内战削弱了国家的统一与能力，吸引外国趁虚而入。这也是为什么内战与外战往往同时爆发的原因之一。其他原因包括：情绪高涨、民粹主义者倾向于战斗、领导者发现对外冲突能团结国内民众，因而故意制造冲突，以及在极端匮乏中，为获取所需资源而更愿意对外发动战争。几乎所有内战都伴随着外部势力干预，试图左右战争结果以谋取自身利益。内战与革命的开端在发生时往往并不明显，只有置身其中时，人们才意识到。虽然历史学家会为其划定起止时间，但这些日期往往是人为设定的。内战极其残暴，因为这是一场生死之争。每个人都被迫选边站队，中间派在刀光剑影中最容易出局。在这种局势下，最适合成为领导人的是“鼓舞人心的将领型人物”——他们既能聚拢支持，也能赢得各类战斗。由于斗争极为惨烈，他们也必须够强硬，愿意采取一切必要手段赢得胜利。历史学家标注的“内战时期”通常只持续几年，并以掌控首都政府机构的一方为胜者。但如同开端模糊一样，战争的结束也往往不如历史记载那般清晰——战后争权仍可能持续多年。尽管内战与革命代价惨重，但若改革得当，往往能为未来打下更好的制度基础。内战或革命之后的未来走向，取决于战后的应对与重建方式。结论我对历史的研究告诉我，除了“演化”，世上没有什么是永恒的。在演化过程中存在着像潮汐般的周期循环——潮起潮落，难以抵挡或逆转。要想应对这些变化，关键在于了解自己正处于周期的哪个阶段，并掌握应对这一阶段的永恒和普遍原则。随着环境条件的变化，应对方式也必须随之调整——换句话说，什么方式最优取决于所处的环境，而环境始终处于我们刚刚探讨过的那些动态变化之中。如果一个社会无法顺应变化，它终将走向衰亡。这就是为什么持续不断地改革、以适应变化才是最优之道。判断一个体系优劣的标准非常简单：它是否能有效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这一点可以通过客观指标加以衡量，我们也确实正在并将继续这样做。话虽如此，从历史中传递出最响亮、最明确的教训是：通过高效协作建立共赢关系、共同扩大并合理分配“蛋糕”，让大多数人都感到满意，比为财富与权力而内战、导致一方压倒另一方的方式，要更有回报、也少得多的痛苦。

金融界06-10 07:48

8个月前的这场对谈，已经把今天的美国讲透了

体，说记者是“人民的敌人”；他们会利用言论自由作为借口来污蔑、攻击反对者。他们还会努力将公共媒体转化为自己的宣传平台。最终的目的，是用宣传来压倒我们所有人的沟通能力，使我们愤怒，让我们彼此敌视。三、在政治领导层面，还有一个稍微技术性的问题，是史蒂文·列维茨基(Steve Levitsky)和丹尼尔·齐布拉特(Daniel Ziblatt)在其著作《民主如何死亡》(How Democracies Die)中阐述得非常清楚的，那就是关于“规范”(norms)的作用。我自己是个家长，所以经常想到这个类比。你可以试图通过制定规则来教养孩子——我确实这么做，我常常制定规则，我喜欢把规则写在白板上。但归根结底，你无法用立法的方式来“规定童年”——你可以有规则，但还有更基础的东西（规范），那就是“遵守规则”本身也是一种规范。当我们在政治精英层面看到民主危机时，往往就是这些本该被默认遵守的规范正在被破坏，或者人们开始寻找绕开规则的理由——而绕开规则的方法，恰恰就是破坏规范。在选举期间，这种现象尤其令人担忧，因为你不可能为选举过程的每一秒钟都立下明确的法律规定。在某个节点上，你必须依赖人们的“善意”。一旦善意不复存在，问题就变得非常严重。亿万富豪与“言论自由” 最后一个我已经提到过的问题，我们再说一下，那就是不平等。如果财富过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是一个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代就被注意到的问题，此后历代思想家也都反复强调过。美国开国元勋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几乎每一位对民主有深刻见解的人，不论我们把他看作是左派还是保守派，都意识到这个问题：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注意到了，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注意到了，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也注意到了。马克·吐温(Mark Twain)和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也都指出过这个问题。如果你让太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那么这些人就会控制太多的言论空间、太多的话语权、太多的媒体平台。在这种情况下，正常的民主对话就会变得非常困难，因为某一个人（比如一个拥有大型媒体平台或社交平台的人）可能最终决定了我们全社会在谈论什么。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也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我之前说过，古希腊人无法预见社交媒体的出现，但他们确实预见了财富阶层通过宣传使民主变得困难的情形。他们对这一点的担忧是有道理的，而这正是我们今天也必须警惕的一个信号。马什：当然，我认为，这确实引出了我们对当下局势理解中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就像你说的，民主制度的瓦解——如果从2010年开始描绘这个过程，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社交媒体的崛起与如今被污染的信息网络之间的平行关系，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政治现象。但另一方面，这种情况过去也发生过。比如1930年代纳粹控制下的德国新闻媒体，还有收音机的出现与法西斯主义的兴起。甚至在更早以前，英国内战时期传单(pamphlets)文化的兴起，以及这种文化在整个欧洲范围内被压制的情况。我是说，这是否其实是言论自由内在的某种特质？也就是说，它在某种意义上会“吞噬”自身：一旦信息爆炸到不可控制的程度，社会就会因此发生分裂。斯奈德：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观点，我想就此说两点，内容截然不同。首先，我想从你提到技术的地方接着说下去，因为斯蒂芬（马什）说得完全正确，非常值得我们深思。一、我不会把这个问题简单归结为“言论自由”，而是更倾向于认为这是“媒体技术的变革”所导致的。比如印刷术的发明——现在，我虽然看不到你们的样子，但我能看到我那本书的封面，因为它是白色的，会反射你们身上的紫外光。所以你们都拿着书，这很好。我想我们大概都是认为书籍是积极事物的人，认为阅读和拥有书籍是好事。但正如斯蒂芬所暗示的那样，印刷术的出现在最初的150年间其实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它是欧洲宗教战争的主要诱因之一，而那场战争造成了大约三分之一的欧洲人口死亡。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印刷术让信息的传播速度远远超出了当时人们的承受能力；同时，它也让人们能够更轻易地抄袭、诽谤、拼贴。某种意义上，印刷术可以说是社交媒体的先驱。但它也给出了解决问题的线索：当你有了新技术之后，你就必须制定新的规范、惯例和法律。例如版权制度——听起来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无聊的东西——其实正是使书籍成为可能的基础。如果没有版权，我就不能写书或出版。版权制度使得书籍得以存在。而关于抄袭的法律，则让我们所谓的“言论自由”能够真正运作起来。二、所以每当技术发生变革，我们就必须重新思考“言论自由”的含义。这也引出了我的第二点：即使我们在技术层面讨论言论自由，归根结底，它并不是关于技术，而是关于“人”。追溯到古希腊，人类对言论自由的探讨有着悠久而深厚的传统。那么我们为什么需要言论自由呢？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在美国，我们似乎已经到了一个极端——当然不是你们在座的各位，你们是友善、理性、深思熟虑的人——但总体而言，美国人往往倾向于说出一些他们知道具有冒犯性、甚至是虚假的言论，然后再说一句“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好像言论自由本身就能为这些言论披上一层荣耀的外衣。我们已经陷入了这样的误区。同时，在技术层面，我们也陷入了另一个误区——当一个拥有社交平台的亿万富翁想要大规模传播谎言时，他也会打出“言论自由”的旗号。这表明我们对言论自由的理解已经严重偏离了原本的轨道。因为，不管伊隆·马斯克是将一个谎言传播五千万亿次还是五千五百万亿次，这都不是言论自由的真正意义。言论自由从来都不是关于有钱人、强者的，它从来都是关于弱者的。我们之所以捍卫言论自由，是因为“向权力说真话”本身就是危险的。言论自由是关于“人”的，是关于“最不幸的那群人”的。这才是言论自由的核心。但我们已经被搞得头脑混乱，以为言论自由是关于算法、关于那些背后根本没有人操控的机制。但其实，言论自由永远是关于一个具体的人，以及当你说出真相时你所承担的具体风险——身体伤害，甚至生命危险。我们在这个国家真正需要思考的是：我们该如何培养“自由的说话者”。你不需要担心有钱人和有权人，他们的言论自由权利自然会受到宪法保护，他们根本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焦点。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每个人都足够了解信息了吗？我们足够有信心、有安全保障去表达自己了吗？很显然，答案是否定的。而且不仅是对少数族裔或其他处境危险的人群而言，很多中西部的县，我最近拜访过，人们连在院子里插一个支持哪位候选人的标牌都不敢，因为他们害怕遭受人身攻击。这，就是我们目前面对的言论自由问题所在。美国宪法的问题马什：你知道吗，我在想，不知道你有没有像我在这个对谈系列中遇到的很多知识分子那样，去思考美国的建国，思考它的起点。你刚才提到了传单和印刷文化的起源，这很有意思，因为他们当时也正是传单写作者，对吧？某种程度上，他们就是最早的那批“传单叛军”(pamphleteer rebels)。也许我会这么说是因为我是加拿大人，所以我能更有距离感地看这个问题。但我想知道，作为一个历史学者，你是否觉得美国如今所陷入的困境，其实早在当初就已经埋下了种子。比如乔治·华盛顿的告别演说——对我来说，那简直就是在描述今天的美国，只不过是240年前说出来的。你会不会觉得，那些光辉岁月里种下的一些“种子”，现在已经开始发芽燃烧、变成火苗了？又或者说，正是这个国家的美丽与建国理想本身，正在制造它如今所面临的危机？我觉得美国最不同凡响的一件事是：它至今仍处在自己的“第一共和国”当中。你看，法国都已经是第五共和国了。我们加拿大写宪法是1982年，对吧？而你们至今还在使用18世纪写下的宪法。你觉得，美国如今的问题，是不是也部分源于此？斯奈德：是的，法国是第五共和国，但谁在乎呢？马什：说不定等这次对话结束，他们都到第七个了。斯奈德：这里有一个非常讽刺的现象。我是美国人，也是历史学家，但我并不是“美国史学家”，你懂我的意思吧——我是研究欧洲历史的。但从欧洲的角度来看，美国宪政史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反讽之处：当我们有机会影响其他国家的宪法设计时，我们会允许出现、甚至鼓励一些在我们自己宪法中并不存在的内容。举个例子：二战后，欧洲新产生的宪法中包含了许多美国人并不享有的权利。尤其是，这些宪法往往围绕着政府向人民提供服务来进行设计，而这恰恰是美国人常常质疑的部分。二战之后，面对法西斯主义带来的摧残，欧洲各国在宪法设计中大力强调福利国家的理念，其核心目标正是构建一个让人们真正感到自由的社会。所以我这里在思考一个非常具体的宪法设计时刻。我想表达的，其实是一个相对乐观的观点：是的，我们的建国文件确实有些古老、复杂，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人本身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20世纪40年代，甚至更早在20年代，那些参与一战后宪法讨论的美国政治学家和法律学者其实都非常清楚我们宪法的局限。所以说，确实有问题，但不能说所有美国人都对此毫无察觉，也不能说我们就只能消极地被这些文件束缚。我们的某些现实问题确实根植于宪法本身。比如说，宪法允许选区划分操控（gerrymandering，杰利蝾螈），而更好的宪法设计本应排除这种做法。又比如选举人团制度(Electoral College)——它在当时的政治辩论中或许说得通，但现在说实话，简直让人忍俊不禁。它真的完全没有道理，我们之所以还保留它，只是因为它“已经在那里了”。这类基本的设计缺陷确实存在。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对待宪法这份文件的精神，我想强调的是这个点。1852年，在美国首次独立日的第76周年，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自由黑人）发表了一篇著名演讲，我认为他给予了建国者应有的尊重。演讲的核心当然是当时美国最根本的问题——奴隶制。但我觉得，道格拉斯说了一句非常有智慧的话。他说，建国者在他们的时代是“叛逆者”(rebels in their own time)。就像斯蒂芬所说，他们是捣乱分子，是传单写手。道格拉斯说，他们是那些在当时冒着巨大风险的人。他们所坚持的事业在一段时间内是少数人的事业，他们是异类，是边缘人，是在被排斥的状态下坚持下来的。直到后来他们赢得了支持，甚至奇迹般地赢得了一场战争。而“自己时代的叛逆者”这句话，我认为正是我们理解建国精神的正确方式。因为那些起草美国宪法的人深知，我们也必须在我们自己的时代成为“叛逆者”，这当然也意味着我们要敢于对他们当年的立场和设计进行挑战。当年的建国者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认为“我们在18世纪写下的这些东西，应当在250年后依然将所有人牢牢束缚”。他们努力地去设计这些文件，使之能够随着历史而改变，因为他们理解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我已经提过了——我们是有缺陷的，我们不完美。这正是宪法存在的核心理由。民主是困难的，你需要规则和框架来引导我们的能量朝着正确方向流动。第二，他们明白：民主需要不断复兴。而每一次民主的复兴，都必须以我们愿意承认过去所犯的错误为前提。一个严重的错误马什：我听过很多关于美国宪法的辩护。这是我听过的最好的辩护。但这让我们回到了规范的问题。对。你提到的那个比喻很好，就像你在白板上写规则，但你真正希望的是孩子有规范。就像你写这些规则，是因为你不能对孩子说“正常点”。对。就像拥有这些价值观。斯奈德：对。我得说，对孩子说“要正常”是一种我从未想过的方法。好吧，试试看。看看是否有效。马什：也许我试了没效果，对吧？但我猜是因为我完全明白问题在于规范，但这似乎也是一个如此难以面对的问题。我有我的规范，我有朋友，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规范。作为公民，我们似乎很难真正影响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观念，即“我们都相信民主”，对吧？规范似乎是一个如此模糊、不明确，同时又是如此迫切的要求。斯奈德：当然，这是个很好的问题。让我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来回答你——一个是更直接的现实层面，另一个可能是更深层次的。让我先从那个深一点的开始说起。民主并不是——自由也不是——“一切都可以”的意思。不是这样的。自由的意义，在于这个世界上确实存在一些美好的事物，而我们每个人对这些美好事物的理解可能不同，但每个人都应有机会去实现他们心中那些“好”的东西。这才是自由的核心。自由并不意味着“什么都不是真的”，它不是虚无主义。我认为，当我们把自由理解为“无所谓、什么都行、都不重要”的时候，我们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而如果我们因此认为民主就意味着“大家随便说说、无所谓”，那民主根本不可能运作。虽然这种想法很有诱惑力——我们确实看到有不少人，甚至在美国社会中居于高位、甚至竞选公职的人，都抱持着这种态度——但那不是真正的自由，也绝对不是民主。民主绝不能只是“任其发展”的结果。它必须建立在某些积极的信念之上，而这些信念正是“规范”所依赖的基础。所谓“规范”，是指我们的行为准则，是我们在政治这个空间中不言自明、却人人遵守的“看不见的规则”。就像政治房间里的家具，虽然看不见，但我们知道如何在它们之间穿行。可是，如果没有那些积极的价值信仰作为支撑，这些规范就站不住脚。比如说我们之前听朱利安提到的一些价值观：我们要接受和平的权力交接——这是一个积极的确认；我们认为政治暴力不是政治生活中的一种常态，而是一种与民主根本不相容的行为。这一点我其实应该更早提到的：政治暴力是民主出了问题的一个极强信号。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通常，一个人或一群人如果尝试过一次政治暴力，那很有可能就会尝试第二次。所以，怎么才能建立“规范”？你只能通过积极的价值信仰去确立它们。而且你必须认真思考这些价值信仰是什么，因为世界上存在各种价值信仰，其中一些不仅非民主，甚至是反民主的。比如说：“应该有一个领袖，我们所有人都应该服从他”——这也是一种规范，只不过是一种反民主的规范。又比如：“法律并不适用于每一个人”——也是一种规范，但它同样是反民主的规范。所以，你在这里并没有真正的“中立”选项：你总是在肯定某种类型的规范，不是民主的，就是反民主的。接下来我说说那个更“现实直接”的层面：我们可以通过人们遵循的规范来判断他们。没有人在当前我们所见的政治竞争中是完全不遵守任何规范的。问题是，他们所遵循的到底是哪种规范？是与民主相契合的，还是与其他政治体系一致的？规范既是我们必须努力捍卫的，也是完全合理的评判标准。这与“政策立场”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可以支持某种反垄断政策、你可能支持另一种；我可以支持一种肉类检查制度，你可以支持另一种；铁路政策也是如此。我们可以在政策上分歧很大，但仍然在规范层面达成共识。我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评判候选人。当然，有些选举确实是围绕政策分歧展开的，比如肉检政策、交通政策这种。这种选举是你我在政策上有分歧的体现。但我并不认为2024年是这样一场选举。我认为我们现在经历的这场选举，是关于规范的。他们想要你绝望马什：你知道，我觉得这正好引出了“政治暴力”这个问题，而这一直是我最难应对的问题之一。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受。我是说，我写过一本书，叫《下一场内战》(The Next Civil War)，显然，这是一个非常黑暗的视角。我写这本书的初衷，是想作为一种警示，提醒人们美国面临政治暴力的风险。但与此同时，也正是你刚才提到的那个关于“规范”的问题，我有时会问自己：我所指出的这种黑暗是否反而适得其反？是不是一种更积极的策略——比如说去“肯定那些美好的东西”——其实更能阻止民主的倒退？因为在我看来，一旦我们进入那种“民主真的处于危险之中”的状态，这种危机意识本身就会变成一个驱动力，它反过来会加剧那种“绝望感”，而这种绝望感正是导致政治暴力和制度崩溃的温床。所以我想说的其实不仅仅是那些人（制造暴力或极端主义的人），而是我自己——如果我可以把你当成一个心理咨询师的话——我们怎么才能跳出这种负面循环，进入某种积极的肯定状态？斯奈德：我觉得，如果我是你的心理治疗师，我会说：“这是一个非常棒的问题。”对吧？这要收费250美元（笑）。因为这正是治疗师会说的话，不是吗？无论你从哪里出发，你都是从一个好的地方出发的。除了治疗师，全场都笑了。现在，连治疗师也笑了。谢谢你。所以，我想从一个更黑暗的地方开始，然后尝试走出来。我写的这本关于自由的书，其实是一本非常温暖和充满希望的书。它讲述的是“自由”作为一切美好事物中最美好的一种，它描绘的愿景远远好于现实中的美国。但我写这本书时，是带着我对历史的了解在写的——我们刚才讨论了一些——也是带着我对其他更艰难局势的认知在写的。所以，我第一次像这样与人讨论这本书——不是像今晚这样的大讨论，而只是谈这本书——是在乌克兰东北部的哈尔科夫，一个距离俄国边境约35英里、距离前线只有几英里的城市，我们在地下举行讨论。我们之所以在地下，是因为哈尔科夫经常遭到导弹袭击，而人们根本没有足够时间转移到防空掩体。如果你想举行像今晚这样的集会，只能在地下举行。我之所以想到这些，也部分是因为我现在穿的衣服，正是我那次地下讨论时穿的衣服。整场讨论期间我都在想，这一切是多么不同：我可以坐在这里，不是在地下，斯蒂芬和我，还有你们大家，都不用担心导弹袭击。我们知道，当我们今晚走出剧院时，卡拉马祖的建筑不会在我们不在的这段时间被摧毁。我想到了这一切，我没办法不去想。然而，尽管如此——哈尔科夫、乌克兰东部、南部，那些地方是可怕政治暴力的例子。俄罗斯所施加的政治暴力是恐怖的，其目的正是要终结民主。这一切的本质，就是要通过摧毁乌克兰的民主来向俄罗斯人证明：民主是不可能的。那些正在抵抗的乌克兰人，正为民主付出可怕的代价。但这正是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发生转变的地方。因为在我的经验中，甚至可以说是尤其在那些为民主而抵抗、冒着风险的人身上，我看到的是：抵抗总是具有创造性的。我们本来不必在那个地下掩体里讨论自由，对吧？每个人都可以待在家里，看着网络，感到恐惧。但他们没有。他们走出来，参加了讨论，就像你们今晚也走出来参与这个讨论一样。抵抗总是带有创造力的，抵抗总是积极的。当我想到其他一些比我们当前所处环境更危险的地方，那些曾经抗议、冒险的人反复告诉我同一句话：“当我在抗议的时候，我反倒不像在家看电视时那么害怕。” 所以即便是冒那一点点小小的险，也是一种肯定性的行为；它让你与他人一起行动，让你感觉更好。而这也是对你刚才那个“心理治疗”式问题的回答——现在我是认真的了：那些想要“杀死民主”的人，他们的策略就是让你恐惧，让你相信一切都没有希望。他们想要你绝望。这是一种手段，他们的目标就是这个。因为，如果我们彼此隔离、不沟通、不合作，民主是无法运作的；如果我们被恐惧所支配，民主也无法生存。你说得对，恐惧本身的确可能导致糟糕的结果。但这不是让我们屈服于恐惧的理由，而是一个强有力的理由，说明我们必须始终去做我们力所能及的小事。因为每个人总能做点什么，而我们现在通常还能多做一点点。尤其是如果我们和他人一起去做，就能驱散那种无力感。这也是我在那些比我们现在所处环境更加严酷的地方亲眼看到的。如果你什么都不做，那你自然会觉得黑暗的来临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你和别人一起，那你就会产生希望——你会变得更有行动力，也会更有希望。这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行动力与希望会互相激发，彼此增长。无法回头马什：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你在书中提到的一个观点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其实不止一个，但这个尤其让我记住了：人们常常觉得民主不起作用，但如果你试试专Z，那结果才是真正糟糕。它会非常快地崩溃，也会非常快地变得可怕。而我们现在，正处于美国为数不多的四五个关键地区之一，在这里，全球民主的未来可能会被决定。我想请你，向这个世界的角落发出呼吁——为什么民主比它的替代品更好？斯奈德：这是个很容易理解的观点，也是你刚刚提到的。我先说这个，然后再讲另一个。第一个简单的观点是：我们在民主中抱怨的一切，其实都可以被改进。斯蒂芬刚才非常正确地提到过，在专Z制度下，情况往往会变得更糟。看看那些我们某些政治人物钦佩的独裁者，比如普京，或者匈牙利的欧尔班——这些国家相较于美国来说是穷国，而且它们永远都不会变得不穷。它们被困住了。哪怕匈牙利位于欧洲联盟的中心地带——这个世界历史上最大最富裕的贸易区——只要欧尔班继续掌权，匈牙利就会一直贫困。因为欧尔班的统治意味着一人独大，意味着少数依附权力的寡头拿走所有来自欧盟的资金，意味着经济失序。这还不包括缺乏自由媒体、大学被压制等问题——这些国家体制无法运转，问题也无法修复。俄罗斯也是个类似的例子。这个国家拥有大量的油气资源财富，但这些财富被一个人和他周围的一小撮人所控制。全国大多数人极度贫困，而俄罗斯几乎没有什么系统是高效运作的。而且——这种情况无法改变，真的无法改变。所以从斯蒂芬提出的观点出发，我们抱怨的许多民主问题比专Z更糟糕——这是真的。但更糟的是：你在专Z体制下无能为力。你什么都做不了。我非常担心的是，美国人往往不理解这一点的严重性。如果你投票反对民主，如果你投票支持那些破坏规范的人，如果你投票支持那些宣称自己想当独裁者的人，如果你投票给那些公开钦佩独裁者的人——那一刻或许看起来很“爽”，好像你在挑战权威、做了一件“解放自我”的事。但一旦你越过了那条线，你就无法回头了。这不是我们所熟悉的那种“可以修补”的错误。民主虽然慢、尴尬、笨拙，并不总是带来你想要的结果，但你总是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回头，重新开始。但如果你投票反对民主，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正是现在很多美国人正在考虑做的事——一旦你否定了民主，就真的回不了头了。第二个观点，这是个乐观的亮点：美国现在的状态不会一直持续下去。极化不会永远持续；愤怒和焦虑不会永远持续；五五开的选举格局不会永远持续；社交媒体主导一切的现状也不会持续。这种现状是不可持续的。作为一名研究政权变迁和历史转折点的历史学家，我认为，接下来要么事情会变得更糟，要么它们会变得更好——而且可能会变得好很多。 2020年代的美国，有潜力成为一个比现在更加富裕、慷慨、公平和成功的国家。远远更好。我们可能会迎来一种变化，就像从上个世纪40年代走向50年代，从50年代走向60年代那样的跃升。这个国家拥有足够的财富、技术、受过教育的人民——我们拥有一切，除了：一些糟糕的领导人，一些糟糕的想法，一些顽固失效的制度。但我们可以突破——走向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迈入一个更好的“第三世纪”。而我们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前提，就是维持住我们的民主。 *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10 00:00

24小时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