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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月刊：特朗普正在实现基辛格的梦想，把道义从美国外交中赶出去

宣传工具，以实现全球目标的方法——例如里根将共产主义描绘为无神论和不道德体制，乔治·W·布什把伊拉克战争包装成推动中东民主的大策略。特朗普根本无意使用这些理念。他眼中的世界是弱肉强食的，美国必须表现出自己是最强的那一个。就这样，不服来干。我请教了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历史教授、《亨利·基辛格与美国世纪》作者杰雷米·苏里，让他从基辛格的角度想象这过去的100天。 “他会高兴看到力量优先于理念，”苏里说。“他长期批评美国沉迷于威尔逊式的执念，把软性元素、理想主义元素置于力量元素之上。” 基辛格还会欣赏特朗普对强国的重视，以及对国际组织如欧盟和联合国的轻蔑态度，苏里说，这些机构在基辛格眼中“最多只能算个麻烦”。基辛格也有自己的“特朗普式时刻”，在那种情况下，他在几乎不顾后果的情况下动用了美国的力量。智利的秘密干预也许是最典型的例子。1970年，社会主义者萨尔瓦多·阿连德赢得大选，基辛格担心共产主义在西半球扩散，他没有选择建立某种平衡，而是决定立刻消灭这个威胁。他据说曾说：“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站在一旁，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国家因为人民的不负责任而走向共产主义。” 在加拿大最近议会选举中，自由党以大约44%的得票率获胜，人们甚至不难想象特朗普说出类似的话。基辛格在智利促成的军事政变，引发了奥古斯托·皮诺切特的残暴统治，这不仅让整个地区更加不稳定，还破坏了他追求全球稳定的更大战略目标。而他在另一部分更为有效——更持久、更不“特朗普化”的战略举措中，确实推动了全球力量格局的“系统性转变”，正如苏里所说：与苏联实现缓和（不管那些犹太人的命运），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哪怕数千万毛时代的受害者被抛在脑后）。这些行动同样没有考虑道德因素，但至少有清晰的战略意图，旨在实现更多的安全与稳定。是否值得做出这样的交换，是基辛格的遗产留给我们的疑问。他绝不会预见一个美国外交政策中“传教士精神”完全消失的世界。理想主义者曾是基辛格的对立面，即使他们称他为“战争罪犯”，就像克里斯托弗·希钦斯那样。但基辛格知道，他们一直是制衡力量，是这个国家自建国以来就存在的传统力量。如果这股力量不再存在，一个更冷酷、更残忍、更自私的现实政治版本就此上台，这意味着什么？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一篇关于国务院新变化的报道中，有一个特别令人不寒而栗的细节：根据一份备忘录，员工被要求“精简”国务院发布的年度人权报告，使其与“近期发布的行政命令”保持一致。实际上，这份备忘录解释说，报告应删除诸如监狱虐待、政府腐败和无正当程序拘押异见人士等内容。报告中只能保留国会法律要求的最基本内容。在有关萨尔瓦多的报告中，其监狱系统已成为被美国驱逐的移民的“垃圾场”，但报告中将不再有关于这些监狱条件的细节。而关于匈牙利——特朗普在那里的盟友是强人奥尔班——备忘录显示，“政府腐败”这一部分将被删除。即使在过去，美国无视自己的理想，或者只在表面上提及它们，或者有像基辛格这样的领导人刻意绕过它们，这个国家仍然以暴政行为的记录者自居。如果你是异见者或受迫害的少数群体，你曾至少能安慰自己：在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政府中，有人正在撰写一份报告，有可能记录你所经历的歧视或屠杀。美国曾给予人们发声的机会——一条热线，另一端有人愿意倾听。但现在，特朗普正将这条热线彻底切断。已经没有人接听这通电话了。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16小时前

美国法官裁定，特朗普必须恢复美国之音的节目播出和员工的工作

台已经停播，或只能播放音乐。” 这位由里根总统任命的法官表示，政府的做法“完全无视对员工、合同工、记者和全球媒体受众所造成的伤害”，并说：“很难想象还有比被告此次行为更直接体现随意和反复无常的例子。” 法官命令特朗普政府恢复“美国之音”的节目播出。 “我们对这项裁决感到感激。但我们也知道这只是一个小小的进展，政府很可能会上诉，”原告之一、“美国之音”记者帕齐·威达库斯瓦拉在短信中表示。她还说：“我们将继续为对抗我们认为是政府非法压制‘美国之音’的行为而斗争，直到我们能够回归国会赋予的使命——通过真实、平衡和全面的报道，讲述美国的故事。” 特朗普的支持者长期以来批评“美国之音”和USAGM，称这些独立新闻机构是“宣传工具”。马斯克曾呼吁关闭“美国之音”。特朗普任命的USAGM高级顾问、也是这起诉讼被告之一的卡丽·莱克，上个月宣布取消USAGM一项为期15年的租约时表示：“这个机构已经无可救药。” 法院对这些由美国政府资助的国际广播机构作出的有利裁决，表明特朗普政府若要彻底解散这些长期受到国会两党支持的媒体机构，将面临巨大阻力。 “美国之音”成立于二战中，目的是反击纳粹宣传。“自由欧洲电台”则是在冷战期间成立，用于反击苏联共产主义宣传。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4-24 00:01

特斯拉2025Q1业绩电话会议高管解读财报

把目光投向山下那片光明，我不知道，某种里根式的景象。这就是我们前进的方向，而且就在不远的将来。就像我说的，大概明年一两年。所以，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关于供应链风险，特斯拉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实现供应链本地化。从成本和物流风险的角度来看，这实际上是合理的，即至少将供应链设在汽车生产地所在的大陆。因此，我认为我们是受关税影响最小的汽车公司，至少在大多数方面是这样，我的意思是，这还有待观察。现在，当利润率仍然较低时，关税对公司来说仍然很艰难。但我们在北美、欧洲和中国都有本地化的供应链。这使我们比任何竞争对手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毫无疑问，我会收到很多关于关税的问题，我只想强调，关税决定完全取决于美国总统。我会向总统提出我的建议，他也会听取我的建议，但最终最终还是由他自己决定。我曾多次公开表示，我相信降低关税总体上有利于繁荣，但最终的决定权最终还是掌握在民选代表——美国总统手中。所以，你知道，我会继续倡导降低关税而不是提高关税，但我能做的也仅此而已。现在，让我来解释一下我为什么对特斯拉的未来如此兴奋。首先，是自动驾驶。我和团队正专注于在六月份将自动驾驶出租车（Robotaxi）带到奥斯汀。无人监管的自动驾驶技术将首先在奥斯汀的Model Y上得到解决。然后——实际上，你应该仔细分析一下“Robotaxi”或“Robotaxi”这两个术语，就像Cybercab一样，因为我们有一款名为Cybercab的产品。任何特斯拉，即使是S3加宽版，只要是自动驾驶的，都可以称之为“Robotaxi”。这很容易让人混淆。所以我们制造的绝大多数特斯拉车队都具备成为Robotaxi或“Robotaxi”的能力。一旦我们能够让整个系统运行起来，让你在一个城市实现无人驾驶的付费出行，那么这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可扩展的事情，可以在任何允许我们运营的司法管辖区内广泛推广。因为我们要解决的是自动驾驶的通用解决方案，而不是针对特定城市的自动驾驶解决方案。一旦我们让它在几个城市运行起来，我们基本上就可以让它在该司法管辖区内的所有城市运行。所以，一旦我们能够让它在美国的几个城市运行，我们就可以让它在美国的任何地方运行。一旦我们能够让它在中国的几个城市运行，我们就可以让它在中国的任何地方运行，在欧洲也是如此，只需要获得监管部门的批准。这就是使用人工智能的通用解决方案的优势。特斯拉专门为此设计了一款人工智能芯片，而不是非常昂贵的传感器和针对特定社区的高精度地图，因为该社区可能会发生变化，或者经常发生变化，然后汽车就会停止工作。所以，我们有一个通用的解决方案，而不是一个特定的解决方案。关于Optimus，我们正在取得良好进展。我们预计到今年年底，也就是十年后，将有数千台Optimus机器人在特斯拉工厂工作。我们预计Optimus的扩张速度将比历史上任何产品都要快，尽快达到年产数百万台。我有信心在不到五年，甚至五年内达到年产100万台的目标。所以，到2030年，我有信心预测Optimus的年产销量将达到100万台，可能是在2029年。就能源业务而言，Megapack 使公用事业公司的总发电量远超预期。想想电网的发电能力，它远不止是年总发电量。如果发电厂能够全天 24 小时以峰值功率运行，而不是在夜间以一半甚至四分之一的功率运行，那么现有发电厂的发电量就能翻一番。但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对能量进行缓冲，这样就可以在夜间给电池组之类的设备充电，然后在白天向电网放电。因此，这将极大地提升任何电网在一年内的总发电量。公用事业公司也开始意识到这一点，并开始大规模采购我们的 Megapack。目前，千兆瓦级电池已经相当普遍。我们有很多千兆瓦及以上电池的订单和报价。我们预计，固定式储能业务最终将达到每年太瓦级。所以数字非常非常好。现在，第一季度，也就是一年中的第一季度通常相当棘手。因为它通常是一年中最糟糕的一个季度，因为人们不想在隆冬的暴风雪中去买车。所以我们选择第一季度作为过渡期，将Model Y的产量转移到新款车型上，并将全球最畅销车型的生产转移到了Model Y上——记住，Model Y是全球最畅销的车型，单一车型的年产量高达11亿辆。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工厂同时进行了这一过渡。祝贺特斯拉团队出色地完成了这一非常艰难的过渡。是的，这真的是一项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工作。所以，是的。总而言之，尽管我们和边境行业短期内面临诸多阻力，但特斯拉的未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光明。公司的价值在于通过我们价格实惠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实现可持续的富足。所以，我喜欢这个说法，“人人享有可持续的富足”。如果你问，你能想象的理想未来是什么？那就是你想要的。你希望人人都能以可持续的方式实现富足。这对环境有益。基本上，这就是幸福的未来。如果你问，你能想象的最幸福的未来是什么？那就是人人都能享有可持续富足的未来。基本上，这是我们在地球上能找到的最接近天堂的东西。所以，再次感谢测试团队在这段充满挑战的时期所做的一切努力。我期待在未来继续带领团队取得巨大成功。瓦伊巴夫·塔内贾谢谢，埃隆。正如埃隆提到的，在第一季度，我们实现了汽车行业前所未有的成就：同时更新了我们所有工厂，以生产全球最畅销的车型。很多人可能不明白，这绝非易事。我们从未听说过有其他人能够在一个季度内一次性生产出最畅销的车型，而且还按时完成了我们最初设定的所有时间表。因此，我们非常感谢团队实现了这一目标。此外，我们本季度的储能业务毛利润也创下了历史新高。现在，回到正题上。关于第一季度汽车交付量下降的原因，有很多猜测。我们之前曾计划对所有工厂进行升级，这将导致几周的生产损失，而这也确实按计划进行了。这一变化的连锁反应是，大多数市场都没有足够的新款 Model Y 供人们在本季度最后几周前看到和体验。此外，针对我们品牌和员工的破坏行为以及不必要的敌意也对某些市场造成了负面影响。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能够在美国、中国和全球其他一些市场销售旧款 Model Y。再次强调，为了让大家理解，我们之前一直生产旧款 Model Y 到二月中旬到月底。我们进行了升级，并且仍然能够在那段时间内销售一空。所以，再次感谢特斯拉全体员工，他们实现了这一目标，这真是一个巨大的成就。我们拥有极具竞争力的车型阵容，大多数车型最近都进行了升级。此外，如果车辆需要配备全自动驾驶（FSD），就可以拥有一位私人司机，在司机的监督下带您前往几乎任何地方。客户分享了无数故事，从FSD如何改善他们的日常通勤，到如何为残障人士提供出行便利，再到如何让老年客户能够舒适独立地出行。FSD不仅比人类驾驶员更安全，而且还改善了体验者的生活。再说一次，这是你必须体验的事情，任何有过体验的人都会明白这一点。我们最近一直在努力传播这些故事，至少在X平台上是这样，以便人们能够看到其他人是如何从中受益的。现在，谈到一些财务方面，汽车利润率环比下降，主要是由于交付总量减少、工厂变更奖励导致的固定成本吸收减少以及监管信贷收入减少，但尽管我们采取了销售旧款 Model Y 的激励措施，但新款 Model Y 的上市导致价格略有上涨，抵消了这些影响。正如我之前所说，我们的储能业务在本季度实现了又一个里程碑，创造了最高的毛利润。尽管部署量环比下降，但仍然如此。正如 Elon 所说，这项业务的重要性非常深远，尤其是在当前的环境下。因为为了让我们的电网能够正常运转，满足人工智能等诸多需求，我们需要更高的稳定性。这是迄今为止我们所知的最简单、最好的解决方案，可以帮助我们实现这一点。我们还开发了一些独特的解决方案来帮助我们的客户实现这一点。此外，在 Powerwall 方面，我们一直在销售新款 Powerwall 3，它受到了客户的热烈欢迎，以至于我们目前的供应已经紧张。服务和其他业务的利润率环比略有下降，主要原因是二手车业务和保险业务面临压力。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继续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提升服务和碰撞险业务的盈利能力。如前所述，我们的运营费用环比持续增长，主要原因是我们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项目（包括Optimus）以及车辆项目的开发成本，包括Cybercabs、SEMA和更便宜的车型。这些费用主要来自研发。我们相信，即使在当前环境下，在这些领域进行投资也是正确的战略，有助于我们做好长期准备。这些增长被我们垂直项目销售、一般及行政费用（SG&A）变化的减少所抵消。其他收入环比大幅下降。主要原因是第一季度比特币市价损失，而第四季度则盈利，导致下降了4.72亿美元。其余变化是由于外汇补偿。随着比特币采用新的市价标准，我们预计除了外汇波动之外，其他收入的波动性也会增加。我知道关税是人们讨论的最热门话题，它对我们的业务有各种影响。正如埃隆提到的，在汽车业务方面，我们多年来一直在进行区域化进程。特别是在美国，Model Y三年前就被Cars.com的“美国制造”指数评为最具美国制造的车型。这款最终产品是团队多年来一直努力的结果，以至于今天，如果你看看我们在美国的汽车阵容，按加权平均数计算，我们大约有85%符合USMCA的规定。所以，就像马斯克说的，这无疑让我们在管理关税方面比其他原始设备制造商更具优势，但我们并非完全没有受到影响，因为232条款汽车测试将于5月生效，其中包括加拿大和墨西哥，而加拿大和墨西哥一直是我们区域化研究的一部分。这些测试将对盈利能力产生影响。我知道，针对这一影响的研究模型显示，受影响的车辆数量大约有几千辆，这与我们的预测基本一致。由于我们从中国采购磷酸铁锂电池，关税对能源业务的影响将非常巨大。我们正在调试用于在美国本地生产磷酸铁锂电池的设备。然而，我们现有的设备只能服务于我们近期总装机容量的一小部分。我们也一直在努力从中国以外的供应商那里获得额外的供应链，但这需要时间。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尽管美国能源业务受到关税的诸多影响，但我们在中国拥有一家超级工厂，该工厂刚刚于第一季度投入运营，这应该能够保障我们在美国以外的业务。关税对我们的资本投资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我知道这听起来可能有点违反直觉，因为为了启动制造或扩大生产线，我们必须从美国境外引进设备，因为美国国内的产能并不多。而且在当前的贸易环境下，这类设备的进口是主观的。伊隆·马斯克目前这些费用是从中国进口的。瓦伊巴夫·塔内贾没错。事实上，中国拥有最基本的电力供应，拥有最大的产能来提供。即使我们努力进行优化，我们的资本支出指导（包括[关税]）预计今年仍将超过100亿美元。我们仍在评估在这方面可以采取哪些进一步的措施。总而言之，由于关税和品牌形象问题，我们的业务近期面临挑战。我们认为，以有竞争力的价格提供最佳产品的策略将会取得成功，这也是我们仍然专注于尽快将更便宜的车型推向市场的原因。投产时间仍计划于6月。此外，FSD相关功能的改进，包括今年晚些时候在奥斯汀推出的自动驾驶出租车试点项目，应该有助于创造一个新的需求时代。我要感谢特斯拉的每一位员工和我们的客户。 (这份记录可能不是100％的准确率，并且可能包含拼写错误和其他不准确的。提供此记录，没有任何形式的明示或暗示的保证。表达的记录任何意见并不反映老虎的意见)

老虎证券04-23 22:26

一名男子因佛罗里达州已被叫停的反移民法被拘留，然而他是出生在美国的公民

加美财经04-20 00:01

总统与美联储的紧张关系升级：特朗普团队研究解雇鲍威尔可行性法律争议与潜在继任者浮出水面

低利率，直接导致恶性通胀；1980年代里根支持沃尔克激进加息则带来经济阵痛后的长期繁荣。当前困局的核心在于：如何在政治诉求与专业决策间保持平衡？这场宪政危机可能演变为美国金融体系的压力测试。无论结果如何，这场围绕货币政策独立性的较量，都将深刻影响全球经济的未来走向。

丰雪鑫9904-19 00:38

纽约时报：极右翼文化的代表人物开始受不了特朗普

回顾自己曾经参与的那个圈子时，她发现那里根本没有任何真正关于后自由主义社会的构想——只有姿态、怨恨和气氛。 “而现在，这些气氛撞上了现实，”她说，“最令人震惊的是，所有这些气氛根本经不起推敲。完全不适用于21世纪。一旦付诸实施，只会带来贫困与战争。” 欧文·克里斯托尔曾说，新保守主义者是“被现实打了一拳的自由主义者”。或许我们很快也需要一个类似的词，用来形容那些无法忍受自己一手打造的世界的右翼分子。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4-17 00:00

一个保守主义者的忏悔

肯到富兰克林·D·罗斯福，再到罗纳德·里根及其之后的美国人，他们为自由和人类尊严而战，反对暴政；我们推动了民主，资助了马歇尔计划，挽救了非洲数百万人的生命，使他们免于艾滋病的侵袭。即使我们曾造成伤害——比如在越南、伊拉克——那也是出于自负和天真，而非邪恶的意图。 2 直到2025年1月20日，我才意识到，我的身份认同有多大程度是建立在对美国善良本质的信仰之上—— 那是这样的一个观念：我们美国人是一个伟大而英勇事业的合伙人，我们的日常生活因投身于这一事业而变得高尚。但自那天以来，看着美国以卑劣的方式行事—— 对待我们在加拿大和墨西哥的朋友、对待欧洲的盟友、对待乌克兰的英雄们，以及椭圆形办公室里的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总统—— 我几乎无法描述我所经历的痛苦。是悲伤？是震惊？还是像置身于某种幻觉之中？也许，最恰当的描述是“道德上的羞耻”：眼睁睁看着国家的荣誉被摧毁，那种感觉既令人尴尬，又令人心碎。 3 乔治·奥威尔是理解当下现象的重要向导。他深知，人们可以在没有任何善的愿景的情况下追求权力。在《一九八四》中，一位党内官员说道：党追求权力完全是为了自身利益。 “我们并不关心他人的福祉；我们唯一在乎的是权力。不是什么财富、奢侈、长寿或幸福：只有权力，纯粹的权力。权力如何展现？就是让他人受苦。奥威尔笔下的人物继续说：仅仅让他服从还不够。除非他在受苦，你怎么能确定他是在服从你的意志而不是他自己的意志？权力就在于施加痛苦和羞辱。 4 唐纳德·川普的预算局局长罗素·沃特(Russell Vought)仿佛是从《一九八四》里走出来的。他在2023年一次活动上谈及联邦员工时说道：我们希望他们早上醒来时不想去上班，因为他们越来越被视为反派人物。我们要让他们陷入创伤。 5 自从重返白宫以来，川普就一直在让乌克兰人民受苦，让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的移民受苦，让我所认识的一些最优秀的人受苦。我的许多华盛顿朋友是福音派基督徒，他们的使命是公共服务——打击人口贩运，服务全球贫困人口，保护美国免受外国威胁，从事治病救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他们努力按照慈悲与爱的福音去生活。而川普摧毁了他们的工作。他不仅是在对“觉醒文化”宣战，他是在对基督徒的服务精神宣战—— 实际上是在对一切形式的服务精神宣战。 6 如果川普背后存在某种主导性的哲学，那就是：道德是给傻瓜准备的。强者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弱者只能承受必须承受的一切。这是所有恶霸的逻辑。如果他的策略有一贯性，那就是：日复一日，这届政府致力于创造一个冷酷无情者可以兴旺发达的世界。这意味着要摧毁一切可能制约强人权力的制度或安排。法律的规则，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都限制了权力，因此必须被肢解。总监察长、军事法官、监督机制和监察机构都可能制约权力，所以必须被解雇或废除。真相本身也是对权力的制约，因此必须被抛弃。谎言，成为了国家的语言。 7 川普的第一任期为他的第二任期铺平了道路。他的第一个任期逐渐侵蚀了规范，使美国适应了一种新的政权形式。这为他现在的第二任期奠定了基础，而他正在将整个世界变成黑帮分子的游乐场。 8 我们曾生活在一个意识形态相互碰撞的世界，但如今意识形态似乎已经无关紧要。强人对权力的理解正在大行其道。权力就像金钱：越多越好。川普、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以及世界上其他专制者，正当着我们的面组成一个冷酷无情的轴心。川普主义已经变成了一种虚无主义，它正吞噬着所到之处的一切。【贰】伪民粹主义者他们的智识水准显而易见的低劣，但他们身上那种赤裸裸的野心总让人觉得毛骨悚然 9 可悲的是，我竟然没有预见这一切，尽管我成年后的人生几乎一直是在这些人中间度过的。我在1980年代加入保守主义运动，那时我曾先后在《国家评论》、《华盛顿时报》和《华尔街日报》社论版工作。那个年代的保守阵营中，有两种人：保守派和“反左急先锋”。我们这些保守派认真研读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詹姆斯·伯纳姆(James Burnham)、惠特克·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和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的著作。 “反左急先锋”的目标则只是想激怒左派。我们保守派将写作、供稿于知识分子杂志作为人生方向；而“反左急先锋”倾向于电视和广播的喧闹场。我们虽属右翼阵营，却拥有许多自由派朋友；而他们则蔑视任何非反建制右翼的人。他们并不是真的相信保守主义——他们只是仇恨左派。我如今才真正明白，这之间的区别极其重要。 10 其实我早该明白这一点，因为“反左急先锋”早在1986年1月就暴露了他们的本性。当时，一群达特茅斯学院的进步学生为了抗议种族隔离制度，在校园里搭建了一排棚屋。而某晚，12名学生突袭这些棚屋，用大锤将其摧毁，其中大多数人都与右翼的《达特茅斯评论》(Dartmouth Review)有关联。 11 那时候我就很震惊。种族隔离是邪恶的，是应当反对的。而夜间带着大锤突袭，听起来更像是盖世太保的行径，不是伯克式的保守主义。但保守派知识分子并没有给予足够重视。我认为，部分原因是我们看不起《达特茅斯评论》的那帮人，他们当中包括劳拉·英格拉汉姆（Laura Ingraham，福克斯电台脱口秀主持人）和迪内什·德索萨（Dinesh D’Souza，右翼政治评论员、阴谋论者）。他们的智识水准显而易见的低劣。我不知道怎么说才算客气，但他们身上那种赤裸裸的野心总让人觉得毛骨悚然—— 我当时真心以为，这种姿态最终会毁了他们。 12 但历史偏偏向他们微笑。一位右翼出版商曾告诉我，卖得好的保守主义书籍不需要写得好，只需要写得足够冒犯左派，就能让“反左急先锋”一哄而上来买。这种策略带来了类似《大谎言：揭露美国左派的纳粹根源》(The Big Lie: Exposing the Nazi Roots of the American Left)这样的书名，也造就了安·库尔特(Ann Coulter)整个人的职业生涯。 “打击自由派”成了可变现的商业模式。 13 当然，左派在这方面确实也帮了他们一把。左派的确把保守派从大学和其他文化权力中心驱逐出去；左派的确鼓吹一种“精英选拔制”的等级体系，使富人子弟受益，而牺牲了工人阶级；左派的确高高在上地对那些他们认为在道德上“未开化”的人说教，从性别到环境，无所不包；左派的确创造出一种压制异见的僵化正统。如果你告诉一半国家的人他们的声音毫无意义，那么这些沉默者最终势必会掀翻整张桌子。 14 但尽管川普在竞选时打着“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民粹主义旗号，利用工人阶级的怨愤上台，他实际执政的风格却是（佛州）棕榈滩式的精英主义。川普和埃隆·马斯克都是亿万富翁，都是宾夕法尼亚大学校友。 JD·万斯毕业于耶鲁法学院。皮特·海格塞斯(Pete Hegseth)是普林斯顿和哈佛的校友。维韦克·拉马斯瓦米(Vivek Ramaswamy)也念过耶鲁和哈佛。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是杜克大学的毕业生。特德·克鲁兹(Ted Cruz)则是普林斯顿和哈佛的校友。据《纽约时报》报道，马斯克的许多DOGE项目员工也来自顶尖学府——哈佛、普林斯顿、摩根士丹利、麦肯锡、沃顿商学院。 15 这些人，是“藤校虚无主义者”，是《达特茅斯评论》中那些精英恶少的精神继承者。这个政治时代，不是“民粹主义者 vs. 精英”，而更像是一场大学预校中的“精英内战”：肮脏无耻的富家子弟在对抗自命不凡的富家子弟。 16 MAGA的精英靠工人阶级的选票上台，但——相信我，我认识他们中的不少人——他们并不关心工人阶级。川普和他的团队本可以入主白宫后，拿出真正的计划来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一个真正关心工人阶级的政府应该试图解决这样的问题：比如，最贫困的美国人平均寿命比富人少活10到15年；又比如，到六年级时，最穷学区的孩子在学业上已落后最富学区的孩子四个年级。如果他们真的关心这些人，就该提出一项跨党派的产业政策，为工人阶级创造就业机会。 17 但这些“伪民粹主义者”对此毫无兴趣。他们不想着如何帮助工人，反而专注于与同为精英的左派展开“内战”。在川普第一任期的最初几个月，他们的当务之急之一竟是摧毁他们认为自由派精英聚集的地方——科学界、对外援助体系、肯尼迪艺术中心、教育部、大学。【叁】信奉尼采的“基督徒” “川普式鸡尾酒”已经侵蚀了基督教，短短二十年，美国的堕落令人不寒而栗。川普式虚无主义已经肢解了保守主义。这届政府中的人并不是保守派，他们是保守主义的反面。 18 结果证明，当你把自恋和虚无主义混合在一起时，就会制造出一种能够腐蚀一切信仰体系的强酸。这种“川普式鸡尾酒”已经侵蚀了基督教——一个本应以边缘群体为核心的信仰体系。 “温柔的人有福了”“灵里贫穷的人有福了”，穷人比富人更接近上帝……耶稣一再明确拒绝尘世权力。 19 但如果说川普主义有一个核心信条，那就是对世俗权力的不加掩饰的贪欲。在川普主义的圈子里，许多人高调自称是基督徒，但他们却鲜少谈论耶稣；他们胸前挂着十字架，心里却住着尼采——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高中二年级水平的尼采。在尼采的世界观中，那些关于正义、和平、爱与文明的基督教虔诚言辞，都是弱者为阉割强者而设下的枷锁。从这种角度看，尼采主义是一种“赢家的道德观”。它崇拜异教的美德：力量、勇气、荣耀、意志和自我主张。尼采笔下的超人(Übermensch)——川普和马斯克显然都把自己视作这样的存在——许诺要统治那些病态的、沉溺于同情心的“软弱者”。 20 二十年前，迈克尔·格尔森(Michael Gerson)——一位毕业于福音派名校惠顿学院的基督徒——协助乔治·W·布什总统启动了总统紧急救援计划（PEPFAR，President’s Emergency Plan for AIDS Relief，总统防艾计划），这个项目挽救了非洲及其他地区2500万人的生命。我曾和格尔森一同前往纳米比亚、莫桑比克和南非，亲眼目睹那些曾濒死的人如何康复回家，重新拥有正常生活。那是我作为美国人最自豪的时刻之一。 21 而如今，沃特——同样毕业于惠顿学院、现为川普政府的预算主管——却主张解体PEPFAR。这一毁灭性的决定已通过行政命令付诸实施，无异于判成千上万人死刑。沃特还是《2025计划》的主要设计者之一，这一计划帮助铺垫了削弱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的路径。 USAID如今被架空，导致一个为5300万人提供疟疾防护的项目中止，也削减了本该送到饥饿儿童手中的紧急粮食配给。短短二十年，美国在道德上从格尔森堕落成了沃特，令人不寒而栗。 22 川普式虚无主义已经肢解了保守主义。这届政府中的人并不是保守派，他们是保守主义的反面。 23 保守主义者曾信仰稳健而渐进的改革；而马斯克推崇的是鲁莽、瞬间的破坏性革新。保守主义者曾相信道德规范可以约束人、文明化，并培养人向善；川普主义却在每一个方向上都践踏这些规范，披着通奸、滥权、残酷、幼稚、贪腐和欺诈的外衣向前冲锋。 24 保守主义者曾捍卫宪政制度和麦迪逊式的权力制衡；而川普则像推土机一样横冲直撞，公然在社交媒体上宣称： “拯救祖国之人不受法律约束。” 里根曾在世界范围内推广民主制度，因为他认为民主是最符合人类尊严的政治体制；而川普政府对民主毫无兴趣，对人类尊严同样不屑一顾。【肆】美国是否正在走向毁灭？美国也许真的会进入一段民主衰退和国际孤立的时期，建立强大联盟和民主机制需要数十年，毁掉它们只需数周。但我仍然对美国能挺过这场危机充满信心。 25 这会如何结束？右派中是否会有人最终站出来反抗川普式的冲击？我们的制度是否能承受住虚无主义的攻击？美国是否正在走向毁灭？ 26 2025年2月，在川普第二任期刚开始不久，我受邀在伦敦的一个保守派聚会——“负责任公民联盟”(Alliance for Responsible Citizenship)上发表演讲。与会者中既有彻头彻尾的民粹主义者（如拉马斯瓦米、迈克·约翰逊、奈杰尔·法拉奇），也有中右翼或非意识形态化的人物（如奈尔·弗格森、主教罗伯特·巴伦，以及我在《大西洋月刊》的同事亚瑟·布鲁克斯）。 27 这个会议在某些方面与我过去几十年来参加的保守主义大会相似。我听一位来自塞内加尔的女士讲述她如何努力使本国文化更具企业家精神，遇见一所（纽约）布朗克斯(Bronx)特许学校(charter school)的校长，该校致力于品格教育。但另一方面，这次会议又显得出奇的不同。 28 在我的演讲中，我对民粹主义者对西方社会现状的批评表示了一定程度的理解，但我也毫不掩饰地表达了我对川普总统的黑暗看法。不出所料，一大部分听众发出了激烈的嘘声。一个男子当场高喊我“是个叛徒”，然后愤然离席。但也有不少人为我鼓掌。即便是在受反左急先锋式MAGA主义影响的保守派阵营中，也显然有人已经厌倦了川普式的野蛮。 29 随着会议进行，我注意到隐约的“隐喻之争”正在上演。真正的保守主义者使用的是成长与修复的隐喻：社会是一种需要治愈的有机体，或是一张需要重新编织的社会之网。一位名叫乔舒亚·卢克·史密斯(Joshua Luke Smith)的诗人说：我们应该成为“复苏之种”，为后代种下树木。他的语调宛若福音书中的“八福”宣告：“记住穷人，记住穷人。” 30 而另一些人则使用军事隐喻。他们认为我们正身处一场文明战争之中。“他们”——觉醒左派、激进伊斯兰分子、整个左翼——正在摧毁我们的文化。他们引用了《指环王》中的末世大战，暗示索伦和他的兽人军团正要摧毁我们，而我们是英勇的遗民，必须“打碎对方，否则就会被打碎”。这些“战士们”通常认为我这样的人软弱、天真；而我则认为他们是夸大的、自恋的悲观主义者。在我眼中，那些川普追随者不是丘吉尔，而是一群以为自己是丘吉尔的张伯伦。 31 我理解民粹领袖的诱惑力：他告诉你，那些看不起你的人不仅傲慢，更是邪恶的。他告诉你，一切都快塌了，你生活在文明的边缘。这种叙述令人上瘾：末日迫在眉睫，你的人生因此有了意义与紧迫感。一切都坏了—— 所以烧掉它吧。 32 我也理解为何那些感到被疏离的人更愿意追随一个高呼“征服”和“战斗”的领袖，而不是一个谈论“修复”和“合作”的人。即使你读过柏克，背过《马太福音》，你仍然可能一怒之下把所有信仰抛诸脑后，去支持那个承诺要做你“复仇化身”的人。 33 美国也许真的会进入一段民主衰退和国际孤立的时期。建立强大联盟和民主机制需要数十年，毁掉它们只需数周—— 我们已经亲眼见过。但我仍然对美国能挺过这场危机充满信心。 34 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包括美国自身，都经历过更糟、更血腥的危机，最终依然恢复了生机。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动荡：国家危机中的转折点》(Upheaval: Turning Points for Nations in Crisis)中回顾了若干案例： 19世纪末的日本，战后的德国与芬兰，1960年代之后的印度尼西亚，70年代动荡后的智利与澳大利亚…… 他们有的经历过战争（日本）、酷刑和“失踪”（智利）、或严重的社会衰退（英国、澳大利亚），但最终都重新站起来了。 35 美国自己已经经历过多次破裂与修复。现在有人觉得我们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动荡之中，但内战、大萧条甚至上世纪60年代末的混乱远比现在更甚—— 那时美国经历了刺杀、暴乱、一场失败的战争、飙升的犯罪率和社会解体。从1969年1月到1970年4月，美国共发生了4330起爆炸案，平均每天9起。 36 但到了80年代和90年代，在挺过水门事件、滞涨危机和“卡特式萧条”后，美国恢复了元气。那些破坏最终也促成了变革：帮美国摆脱了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与性别歧视，推动了更加自由与个人主义时代的到来。 37 但1830年代的美国或许才是最鲜明的历史对照。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是最像川普的美国总统——他贪恋权力、鲁莽冲动、自恋成性，并以仇恨驱动政治。他的反对者称他为“安德鲁国王”，因为他不断扩张行政权力。正如当时罗德岛参议员阿舍·罗宾斯(Asher Robbins)所言：我们所选出的总统，已将自己变成了一个暴君，宪法已成他脚下的一堆废墟。只要宪法挡了他的路，它连蛛丝都不如，根本无法束缚他穿越它的意图。杰克逊公然无视最高法院的裁决，尤其是在关于（原住民）切罗基民族领地的问题上。他的这种挑战司法权威的行为，今天居然还受到副总统万斯的明确支持。当时的大法官约瑟夫·斯托里(Joseph Story)哀叹道：我们虽然名义上还处于共和国体制下，但实际上已沦为一人的专制。匿名艺术家于1832 年创作的石版画漫画《安德鲁一世国王》。 38 但杰克逊最终犯下了所有民粹主义者的通病：过度扩张，终致崩塌。他因个人对精英阶层的敌意，摧毁了第二合众国银行（可视为美联储的早期雏形），结果引发了一场经济萧条，直接拖垮了他钦定的接班人——马丁·范布伦(Martin Van Buren)的总统任期。[注] [注]这段历史的教训显而易见：当个人权力脱缰，制度就会遭殃；当政治变成怨恨的武器，国家的根基便开始动摇。而那种短暂的民粹高潮，最终往往以更深重的代价收场——不仅摧毁一个政权，更撕裂了国家的未来。 39 为了回应杰克逊的统治，辉格党(Whig Party)在19世纪30年代崛起，试图建立一种新的政治和社会秩序。辉格党坚决反对专制，是一种文化、社会和政治力量的结合体。他们既重视传统道德，也倡导进步改革。他们主张监狱改革和遵守安息日，鼓励女性更多参与政治，同时支持强大的军队；他们支持政府资助的公立学校，以及有利于商业发展的政府政策。他们反对杰克逊恶名昭著的《印第安人迁移法案》，也反对民主党反动的、白人至上的社会愿景。 [注] 美国民主党的意识形态经历了深刻的历史转变。19世纪中叶，民主党主要代表南方白人种植园主利益，是支持奴隶制的主要政党。然而，自20世纪中叶起，特别是自1960年代民权运动之后，民主党逐步转向支持种族平等、公民权利和社会福利，成为代表自由派价值的进步政党；而共和党则吸纳了南方保守派选民，演变为更偏保守主义的政党。这一政党“身份互换”被历史学界称为“南方战略”（Southern Strategy）的一部分。 40 杰克逊民主党人强调的是“消极自由”——“别来管我”；而辉格党人（后来演变为亚伯拉罕·林肯领导下的早期共和党）则强调“积极自由”，致力于赋能美国人民，使他们拥有更广阔、更美好的生活。这种积极自由体现在拓展经济信贷、免费公共教育，以及更强的法律保障（包括正当程序和财产权）等方面。历史学家丹尼尔·沃克·霍伊名著《上帝的作为：美国的变革，1815-1848》 41 尽管我们今天常把19世纪早中期称为“杰克逊时代”，历史学家丹尼尔·沃克·霍伊(Daniel Walker Howe)指出，其实塑造我们今天所熟知的美国的，并不是杰克逊，而是辉格党。霍伊写道： “作为经济现代化的推动者、强大国家政府的支持者，以及在人道主义上比对手更能接纳各种才干（无论种族或性别）的人，” 辉格党“推动了美国从一系列封闭的农业社区，转型为一个通过商业、工业、信息、志愿性组织及政治纽带整合在一起的国际化国家。” 回望历史，霍伊总结说，即便辉格党在当时并不是占主导地位的政党，但“他们是美国未来的政党”。 42 要走出川普主义带来的创伤，美国需要一个属于这个时代的“辉格时刻”。【伍】为重建做准备川普主义的崩溃是国家复兴的必要条件。当川普制造一场不必要的危机时，这危机往往不会是小规模的。无论怎样，这一切都极有可能导致他的支持崩塌，历史的天平也将随之转向。 43 当然，我们已经到达了一种创伤性的断裂时刻。一个煽动民众的民粹主义者掌权，并正在摧毁一切。但更可能的情况是，这个民粹主义者将开始犯错，因为无能是虚无主义计划的内核。虚无主义者只会摧毁，无法建设。威权式的虚无主义本质上就是愚蠢的。我并不是说川普主义者智商低，我的意思是，他们的行为常常直接违背自身利益。他们带有病态的自我毁灭倾向。当你建立一个由一个人独揽大权、其他人只能拍马屁取悦他庞大自我需求的政府时，愚蠢就是必然的结果。 44 威权者在道德上也同样愚蠢。谦逊、审慎和诚实不仅仅是可贵的美德，更是带来良好结果的实用工具。当你用贪婪、欲望、虚伪和欺骗去取而代之，灾难就随之而来。 45 DOGE一代的孩子们无疑在某些方面聪明绝顶，但他们对政府的了解，就像我对火箭科学的了解一样少。他们曾宣布削减一项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合同支出达80亿美元—— 但如果他们正确解读了自己的文件，就会发现削减的其实不到800万美元。他们还解雇了国家核安全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个机构负责美国的核安全，不久之后就不得不撤回部分裁员决定。川普似乎正试图让一群山姆·班克曼-弗里德（Sam Bankman-Fried，美国企业家、加密货币交易所FTX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式的人物掌管美国的核武库和国税局记录—— 这会出什么问题呢？ 46 而当川普制造一场不必要的危机时，这危机往往不会是小规模的。他第一任期中“房间里的成年人”——那些曾试图控制危机的人——如今都已不在。无论第二任期的危机会是怎样：失控的通货膨胀？全球贸易战？经济崩溃和股市暴跌？与中国的军事冲突？疫情处理再度失败？又一次违宪、蔑视法院的真正政变？—— 这一切都极有可能导致他的支持崩塌，历史的天平也将随之转向。 47 然而，尽管川普主义的崩溃是国家复兴的必要条件，但这还远远不够。它的终结必须伴随真正的公民与政治更新所需的艰苦努力。 48 进步并不总是平稳或愉快的旅程。在某些时期，国家会在某种范式下运行数十年，直到这种范式失效并被摧毁。当重建新范式的时机来临，进步主义者谈论的是经济再分配；保守主义者谈论的是文化与社会修复。历史表明，两者缺一不可：国家危机的复原需要在社会各个层面进行全面性的重塑。如果你回望几个世纪的历史，会发现这个过程需要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努力。 49 首先，是全国性的价值观转变。例如在19世纪末，美国经历了痛苦的工业化进程，严重的经济衰退和城市贫困带来了国家性创伤。对此，社会达尔文主义让位于“社会福音”运动。社会达尔文主义（与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等思想家相关联）推崇“适者生存”，声称穷人之所以贫穷，是因为能力低劣。而社会福音运动（与神学家沃尔特·劳申布什，Walter Rauschenbusch，等人相关联）则强调贫困的系统性原因，包括“镀金时代”企业权力的高度集中。到了20世纪初，大多数主流新教派别都签署了《教会社会信条》(Social Creed of the Churches)，呼吁废除童工、建立残障保险等制度改革。 50 其次，是危机中的国家团结依赖于强烈的国家认同——即回归国家的根本精神。他们需要一位领袖，用新的道德使命取代虚无主义的无道德观，或奴隶制之类的非正义体制，就像林肯在葛底斯堡对美国国家意义的重新定义一样。 51 第三，是公民复兴。在社会福音运动生根之后，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的美国人发起并参与了一系列社会运动和公民组织：如联合劝募会(United Way)、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塞拉俱乐部(Sierra Club)、定居屋运动(settlement-house movement)和美国退伍军人协会(American Legion)。 52 第四，是国家性的重新审视。正如贾雷德·戴蒙德指出的那样，那些成功实现转型的国家并不会夸大灾难，而是以清醒的眼光评估何处有效、何处失败，并追求慎重、选择性的改革。戴蒙德的研究显示，成功的改革领导者也会为危机承担自身责任。例如，德国领导人承认纳粹历史；芬兰在二战前接受了其对苏联的非现实外交政策；澳大利亚在1970年代承认其政治文化和外交政策过度依赖英国的错误。 53 第五，是政治改革的浪潮。在1830至1840年代的英国，社会混乱、银行倒闭、严重萧条、骚乱和极端财富不平等相继而至。时任首相的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是一位极具道德操守的领导人，他建立了现代警察体系，削减关税，推动铁路立法（从字面上为英国工业化铺设了轨道），并促成了1844年《工厂法》的通过，对工厂劳动条件进行规范。 20世纪初的美国，进步主义者也推行了一系列有效改革，使国家摆脱了工业化带来的危机。政治改革的一部分，是权力圈的扩大。如今在美国，这意味着在传统上由进步精英主导的文化领域中（如大学、非营利组织、文官系统和主流媒体），应大规模纳入工人阶级与保守派的声音。 54 最后，是经济扩张。经济增长可以愈合许多创伤。推动所谓“繁荣议程”——即减少政府管制、增加对创新的投资、扩大住房、能源和医疗资源的供给——是实现这种扩张最有希望的路径。【陆】 “火星终将向上飞升” 川普主义似乎正在吞噬一切，然而，修复的力量正在悄然集结。从长远来看，川普主义注定失败，历史不会停止前进。 55 从长远来看，川普主义注定会失败。没有谨慎与谦逊的权力终将覆灭。正如个人只有在痛苦中才会改变，国家亦然。如今，川普主义似乎正在吞噬一切，让人忍不住想相信这一次或许真的是“不同的一次”。但历史不会停止前进。即使在此刻，当我走访全国各地时，我也能看到修复的力量正在社区和街区中悄然集结。如果你参与的组织正在跨越阶级界限建立信任，那你就是在对抗“川普主义”。如果你是一位民主党人，正摒弃封闭象牙塔式的进步主义，转而支持类似辉格党的、面向工人阶级的繁荣议程，那你就是在对抗“川普主义”。如果你在捍卫一种包容与多元的道德准则，一种能够维系美国统一的信念，那你就是在对抗“川普主义”。 56 随着时间推移，价值观的改变会带来人际关系的变化，人际关系的变化会推动公民生活的重建，而这最终会影响政策方向，并改变整个国家的发展轨迹。这一过程开始时缓慢，但正如《约伯记》所说： “火星终将向上飞升”。[注] [注] 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至于我，我必仰望上帝，把我的事情托付他。 ——《约伯记》5：7-8 *为便于手机阅读，编辑进行了较多断行分段处理。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4-16 00:00

川普想下的那盘大棋

1980年代初，美国为遏制严重通胀，里根政府实施紧缩货币政策，大幅加息。高利率吸引了全球资本涌入，推动美元升值近50%，极大削弱了美国出口竞争力，导致贸易逆差迅速扩大，也加速了制造业外流。川普口中的“外国占便宜”，正源于这一时期。为纠正失衡，1985年美、英、法、西德、日五国在纽约达成《广场协议》(Plaza Accord)，通过联合干预促使美元有序贬值。虽然短期内美国贸易赤字改善有限，但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的贬值超过40%，部分产业竞争力得以恢复。为遏制贬值过快，五国又于1987年签署《卢浮宫协议》(Louvre Accord)，以稳定汇率。《广场协议》的意义远超减少贸易逆差。更重要的是，它巩固了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黄金、石油等商品大多以美元计价；美国国债成为各国官方储备工具，既可储值，又可对冲风险，稳定本币。这种“美元霸权”带来“过度的特权”，赋予美国在全球外交、军事与文化中的主导地位。失去这一地位，美国将面临债务违约、经济灾难乃至社会崩溃的风险。而川普政府认为，这一“末日场景”已经初现：制造业空心化，经济分化严重，债务高筑却仍要为盟友提供安全保障。因此，川普回归后的首要任务，就是用激进行动制造出类似《广场协议》的结果。他的武器就是关税神器。关税神器的理论基础川普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史蒂芬·米兰(Stephen Miran)去年11月发表过一篇论文《重塑全球贸易体系用户指南》(A User’s Guide to Restructuring the Global Trading System)。他提出了利用关税和货币政策来调整全球贸易格局，以促进美国经济复兴。这篇论文就是传说中《海湖庄园协议》(Mar-a-Lago Accord)的理论基础（没人见过那个协议）。换句话说，利用一个全球关税政策，川普政府可以鱼与熊掌兼得。他的主要论点有三： 1. 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导致美元被过度高估。这种高估使美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进而削弱了美国的制造业基础。 2. 用关税作为战略工具：他主张将关税不仅视为保护国内产业的手段，还可用于增加财政收入、将经济负担转嫁给外国生产商，并在国际谈判中作为筹码。 3. “海湖庄园协议”构想，旨在通过谈判促使其他国家提高其货币对美元的汇率，从而在不直接贬值美元或引发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使美国出口更具竞争力。米兰希望通过打破一切现状的框架，对主要贸易伙伴征收高额关税，迫使这些国家重新评估与美国的贸易关系，并鼓励它们采取措施，例如提高本国货币价值或减少对美国的贸易壁垒。如果盟友拒绝屈服于关税压力，转而以征税报复。美国则可要挟，撤销保护伞。与1985年不同的是，如今独霸制造业（大约占全世界1/3），它并持有大量美元，因为体量大，不容易受到霸凌。降低美元价值等同于对发动金融战。米兰建议，将贸易政策与安全政策“紧密结合”至关重要。这一战略的目标是通过惩罚性关税或对外汇储备征收“使用费”的方式，将逐步从全球经济体系中切割出去，从而迫使其发生深层次的转变。这一策略的目标是改善美国的贸易平衡，重振国内制造业。如果这个如意算盘能打成，美国的出口将更具全球竞争力，的国力将被削弱，而更多的盟友也将分担美国的军费负担。最终结果将是美国制造业回流，心脏地带（中西部等工业区）重振活力。简言之，米兰的观点反映了一种经济民族主义的立场，强调通过调整贸易政策和货币策略来维护和提升美国的经济地位。它漠视此政策可能导致贸易伙伴的报复性措施，扰乱全球供应链，推高消费者价格，并可能引发全球贸易战，最终对美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米兰写的那篇论文并不是一个完整的计划，它更像是一本“策略手册”，他提出了一个构想，列出了一些可能的选项。关税神器的实际操作自左至右：彼得·纳瓦罗，史蒂芬·米兰，斯科特·贝森特如果彼得·纳瓦罗(Pete Navarro)是关税大战背后的精神领袖，米兰是关税大战的理论家，那么，财长贝森特(Scott Bessent)就是关税战步骤的设计师，虽然最后拍板的是关税帝君川普。霍华德·卢特尼克此外，这场关税大战的大喇叭（除了川普之外）就是商业部长卢特尼克(Howard Lutnick)，这位仁兄就是川普的约瑟夫·戈培尔，他以为谎话说一千遍就能成为事实。贝森特提到关税大棒的目标：“关税的目的是——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使国际贸易体系开始奖励创新、安全、法治和稳定，而不是通过压低工资、操纵汇率、盗取知识产权、设置非关税壁垒以及施加严苛法规来获利。” 贝森特的眼光超越经济的范畴。他说：“国际贸易体系由军事、经济、政治关系构成的网络所组成，不能将某一个方面孤立来看。川普总统就是这样看待世界的——不是一个零和博弈，而是一个可以重新排序、用以推动美国人民利益的相互联系系统。” 因此，在贝森特的构想中，这不仅是一个经济政策，它更深层地反映出，以国家利益和安全为核心来审视国际贸易，从而勾画出一个以地缘政治与国家利益为先的现实主义，以国家利益划分阵营的经济和贸易政策。在这个框架下，关税政策成为工具，推动经济阵营的分化，破坏WTO等多边机制的运作原则。贝森特把世界上的国家分为三类：附庸、中立、敌国，这就是他“绿色、黄色和红色国家结构”的宏大关税计划。 1. 附庸国(Vassals)指的是与美国关系密切的盟友国家，很多时候也依赖美国的安全保护伞。（日本、韩国、部分欧盟国家）对这些国家应该实行低关税甚至零关税。目的是加强联盟关系，推动经济合作。 2. 中立国(Neutrals)指既不特别亲美，也不敌视美国的国家。（印度、越南）可根据它们的行为和对美贸易的公平性，设定适中的关税。关税可作为一种工具，用来引导这些国家更倾向与美国合作。 3. 敌对国(Enemies)指与美国存在战略对抗或被视为威胁的国家。对这些国家应征收高额关税，作为经济武器使用。目标是削弱其经济实力，保护美国国家安全和利益。川普的“解放日”闹剧然而，川普“解放日”（4月2日）在白宫玫瑰园所推出的关税政策远比米兰和贝森特的理论更为苛刻。据说这是当天早上，川普与阁员们经过三个小时的激烈辩论后，由川普最后拍板定调。它显然不像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计划，米兰那个细致“烹小鲜”的框架被抛弃，贝森特的“绿色、黄色和红色国家”的结构也被简化。这个号称为“对等关税”的关税规模远远大于“对等性”。性质上更具破坏性，更霸道： 1. 普遍关税：自2025年4月5日起，对除加拿大和墨西哥外的所有国家的进口商品征收10%的普遍关税。 2. 特定国家关税：自2025年4月9日起，对被认为存在不公平贸易行为的约60个国家实施额外的“互惠”关税。这些关税在普遍关税的基础上增加，具体税率因国家而异。例如：： 34%的额外关税。欧盟： 20%的额外关税。日本： 24%的额外关税。韩国： 26%的额外关税。越南： 46%的额外关税。印度： 27%的额外关税。柬埔寨：49%的额外关税。此外，川普总统还宣布对进口汽车征收25%的关税，该措施自2025年4月3日起生效。这个“解放日”的宣布带来了全球各国的惊恐，金融市场震动。各国的反应强度不一，事情还在继续发酵中。经济学家们十分担心川普推出的这个保护主义政策：如果你搞关税战，东西就会变贵，老百姓生活成本会上升，通胀可能会卷土重来。更严重的是，这还可能导致经济陷入衰退，很多人会失业。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历史上确实发生过这种事——比如上世纪30年代的全球贸易战，大家互相加关税，结果没有赢家，只有一地鸡毛，甚至最后还演变成了战争。米兰是这么看的：美国其实是有底气打贸易战的。他的理由也挺直接——其他国家找不到像美国这么可以大规模地卖东西的地方，他们要赚美元，就得出口到美国。他要让出口国承担高关税的负担。听起来有点微妙，但米兰的核心意思是：全球都想把东西卖给美国，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拿到美元，而美元又是国际结算的硬通货。所以，美国在谈判时，其实有非常独特、强势的地位。川普团队认为，当前的国际秩序已经不再符合美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如今“搅乱关税”就是为了创造谈判筹码；他们也已经明确表示，目标是通过“对等关税”来创造一个“对美国公平”的竞争环境；他们也暗示，只要能达成一项货币协议，关税就可以大幅降低。什么是他们期盼的结果呢？川普政府希望美元贬值，但却不失去其主导地位。米兰写道：“川普总统将关税视为达成交易的谈判筹码。在连续施加惩罚性关税之后，更容易想象贸易伙伴会更愿意接受某种形式的货币协议，以换取关税的降低。” 米兰说：“如果美元能够走弱，以实现贸易平衡，那么我们就不会有现在这些结构性贸易逆差的问题。我们也不会再需要关税或其他政策手段来解决这些问题，因为美国的出口产品在全球市场上会变得更具竞争力，我们也不会再被其他国家‘占便宜’了。” 一厢情愿的愿景能否实现？在川普政府的理想里，在这个新的世界秩序中，“绿色国家”会将其货币与美元挂钩，并达成协议：当美元过强时，它们就让自己的货币升值以进行调整。作为交换，它们将获得进入全球最大消费市场（美国）的机会、安全保障，并轻松进入美元体系。但与“布雷登森里体系”不同，美国这次希望这些国家为安全保障“交保护费”。听起来是不是像“美国帮你罩着，但你得听话”？所以米兰说，这些国家基本上就是附庸国了。如果有足够多的国家加入这个新的“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新秩序，情况就很不一样了。美国既可以让美元适度走弱（增强出口），又不失去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霸主地位。而这，对美国实现再工业化，是极大的帮助。但当然，所有这一切都取决于美国是否能让其他国家觉得“成为绿色国家”足够有吸引力。这才是贝森特和米兰等人计划的真正问题所在。本质上就意味着这些国家愿意成为一个超级大国的附庸国。至于“黄色国家”和“红色国家”，如果不屈服，那就是继续以高关税伺候了。然而，要愿意这样服从美国，需要巨大的信任。这种信任曾在布雷顿森林协议签署时存在，也曾在1985年各国配合里根达成“广场协议”时存在。但如果你亲手撕毁了你自己签署的贸易协议；或者你动不动就威胁占领盟友领土，搞地缘政治讹诈，那别人怎么敢相信你、跟你搞什么“新秩序”？美元成为全球储备货币的根本原因，不只是因为它印得多，而是因为大家都信任它——信任它是安全的，是避风港，不会随便没收你资产，不会搞政治报复。正是因为美国在政治上稳定、法律上讲规矩，才有那么多人、那么多国家愿意把钱投进来。战后美元之所以走强，是因为美国不只是做买卖，还建立了一个全球联盟网络，靠贸易维持和平。而美元能长期强势，是因为其他国家经济出了问题、乱七八糟时，美国依然是那个稳定、创新、有希望的地方。斯坦福大学的历史学者詹妮弗·伯恩斯(Jennifer Burns)说了一句很有分量的话：“美国最宝贵的资产不是美元本身，而是我们的信用和价值观。” 如果你搞一个“海湖庄园协议”的世界，虽然美元可能贬值，但真正贬值的，其实是美国的尊严和道德地位。所以，最后我们必须面对一个大问题：如果没有足够多国家愿意加入这个所谓的新经济秩序，美国怎么办？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你放弃美元霸权，接受不再是全球老大的现实；要么你咬牙保住美元地位，但同时也得承认，你确实依赖别的国家来提供制造能力。否则，国内的通膨和经济萎缩就能把美国拖垮。对一个单想靠霸凌和恐吓来获取领导地位的人来说，他无法得到尊重和信任。同样地，对于一个捉摸不定，朝令夕改的领导人，他的信誉和担保可能比空气还轻，世人不会重复上当。以邻为壑的人，最终会被邻居抛弃。所以至终，真正的受害者或许就是这位领导人所代表的国家和人民。参考资料： Why Trump’s tariff chaos actually makes sense (big pictur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ts5wJ6OfzA After tariffs: Is there a plan to restructure the global economic system? https://instituteofgeoeconomics.org/en/research/2025040302 There’s a Method to Trump’s Tariff Madness https://www.nytimes.com/2025/04/07/opinion/tariffs-trump-dollar.html 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史蒂芬·米兰在哈德森研究所致辞内容（4/7/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2025/04/cea-chairman-steve-miran-hudson-institute-event-remarks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4-13 00:01

邢自强：以“两个30”战略应对特朗普关税冲击

市表现优异，这一副作用也愈发显著。从里根政府时期至今，劳动者在美国GDP分配中的占比持续下降，而企业利润占比则不断上升。由此引发的贫富差距问题在2016年前后达到顶峰，随后政权更迭，特朗普1.0时代开启，其试图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解决问题。2020年疫情后再次换届，拜登政府上台，尝试采用不同路径应对社会问题。拜登经济学倾向于左派，通过直接的财政转移支付支持中低收入群体，然而这一举措也导致了通胀加剧以及财政赤字的不可持续性。如今，特朗普2.0时代重归，意图延续孤立经济保护主义的思路来解决收入分配与社会问题。此前的分析指出，特朗普2.0时代所继承的美国经济与2017年他刚上台时的1.0时代已大不相同，当前美国经济呈现出“两高一后”的特征，即高通胀、高财政赤字以及经济处于后周期的强弩之末。在此背景下，美国行政当局严格执行其三大政纲：严控移民、对外加征关税发动贸易战、对内进行财政整肃。然而，这些举措在实施次序上存在错误，属于“先破后立”的合成谬误，必然对经济和市场造成巨大压力。如今，美国资本市场和经济所遭受的压力已显而易见。更为重要的是，若从关税战的长期目的来看，推动制造业回流美国似乎并非其核心目标。从此次对等关税制定的依据可以看出，关税率并非依据各国对美国的关税率来设定，而是根据各国对美贸易顺差的幅度来确定，这表明其长期目的可能是减少贸易逆差。这一做法对跨国企业产生了重大影响，许多关税可能会长期存在。近期，众多智库与媒体普遍担忧，若中国在贸易反制中表现出坚定勇气，而其他国家率先妥协低头，降低关税，中国可能会处于不利地位。然而，亚洲许多国家已看穿美国此次关税行动的长期目的，即减少贸易逆差，而非推动制造业回流。因此，这些国家采取妥协方案以换取可持续性减关税的难度极高，可能性不大。例如，一些在地缘政治上对美国存在依赖性的小型经济体，可能会迅速向美国提出妥协方案，承诺购买美国产品或降低贸易壁垒，以换取关税的短期搁置或延期。但这种做法在长期内不具备可持续性。以越南为例，其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已占到其GDP的约1/4，仅靠增加进口或减少关税几乎无法实现贸易再平衡。美国制定关税的基础是各国对美贸易顺差的幅度，即使这些亚洲贸易国选择妥协，关税在短期内可能有所延期，但从长期来看，仍存在反复上升的风险。在此背景下，跨国企业对美国政策的信任度大幅下降。过去六七年来，跨国企业为应对风险而在东南亚、墨西哥等地实施的“中国+1”策略，如今已失效，这反映出跨国企业信心的低落。更为关键的是，美国在当前形势下，短期政策刺激空间极为有限。与2018年相比，当时所谓的“特朗普put”或“美联储put”能够迅速出手扭转经济下行局面，而如今，企业因前景不明而不敢投资，消费者因高物价而不敢消费，美联储在短期内降息空间极小，货币政策空间受限，整个经济呈现出滞胀特征。其次，财政政策方面，特朗普接手的是一个面临高通胀和高财政赤字的经济体。尽管他正在实施所谓的联邦效率改革，试图削减开支以实现减税，但效果并不显著，减税方案难以迅速落地。在此过程中，美国短期经济遭受重创后，政策刺激空间极为有限。此时，中国能否迅速推出相关刺激政策，以抵消关税冲击，成为博弈的关键。贸易战对全球经济均造成损害，关键在于谁的损失相对较小。根据博弈论，这是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中国在两会期间已制定了约2万亿元人民币的广义赤字扩张计划，当时并未预见到关税战会如此激烈。因此，显然需要迅速推出更多措施。建议无需等待7月底的政治局会议，也无需等到4月或5月出口数据及采购经理人指数显著下滑，应加快政策推进流程。当前全球面临的变局和冲击可与2008年9月雷曼兄弟倒闭后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相媲美，因此必须迅速采取行动。全球金融市场的震荡和中美之间的信心博弈都不会等待，所以应立即行动。可借鉴去年9月底之后的经验，当时通过不断召开发布会，向市场通报正在研究的政策及政策出台的大致规模和时间，以前瞻性指引稳定市场信心。当前，采取类似措施已迫在眉睫。更为关键的是，应抓住美国为解决国内社会问题而主动选择从冷战后建立的全球贸易体系中逐步退缩、走向孤立主义的机遇。二、中国的对策美国留下的真空与混乱为中国与亚洲、欧洲国家共同填补并重塑国际经济秩序乃至地缘政治秩序提供了机遇。在此背景下，需明确战略思维，抓住未来两三个月的关键机遇期，在主要欧亚经济体仍受美国关税影响且处于迷茫之时迅速行动。为了应对美国走向退缩的贸易保护主义时代，应争取到2030年实现“两个30”战略。第一个“30”指的是宣布，除美国之外，中国在未来五年内将对其他国家的关税降至零，将外商直接投资和中国自身民营企业投资准入限制降至零，同时将中国自身的产业补贴降至零。第二个“30”是宣布到2030年，中国内需消费目标将增加30%，即在现有规模基础上增加3万亿美元。鉴于美国未来关税机制可能长期存在，这将导致中国、亚洲、欧洲等过去主要依赖供给侧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体面临外贸空间的挤压。中国过去二十多年以供给侧和工业制造为主导的增长模式正面临巨大挑战。当前正处于战略抉择期，中国需决定是继续坚持供给侧立国、工业制造导向，还是转向内需消费，通过社会福利改革构建更加平衡的经济和贸易体系。一些欧洲的智库对中国存在担忧，他们担心在美国关税冲击导致全球贸易格局重塑、美国市场逐渐封闭的背景下，中国过剩的产能产品可能会大量涌入其他国家和地区，给欧洲、亚洲、南美等地区带来压力，使其难以生存。这种担忧具有一定合理性，甚至可以推断，如果中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坚持以供给侧为主导的外向型制造立国经济模式，欧亚各国可能会效仿美国，纷纷出台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最终导致全球贸易回到二战前的割裂状态，这将极大地增加中国在地缘政治上拓展空间的难度。相比之下，推行“两个30”的重大战略是更为可行的路径。到2030年将内需消费增加30%的目标既具有可实现性，又带有理想色彩，是一项宏大的战略。可以借鉴二战后三十年欧美国家的经验，当时这些国家通过加强社会保障、提升劳动力教育水平、改善公共服务、强化创新等措施，加快了以内需为主、服务业为主的经济转型。在面对美国关税霸凌时，许多人认为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处于主导地位，其他国家作为供货方只能接受规则改变，否则就会吃亏。然而，这种观点过于陈旧。从历史上看，经济体的演变和战略抉择表明，甲乙双方的地位并非固定不变。随着中国收入水平的提升、发展理念的转变、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及技术进步，如果决策层能够落实加强社会保障福利、劳动者教育、公共福利建设以及完善包括农民工、农民、灵活就业人群在内的社保福利改革，相信能够加快向内需主导型经济的转型，而不再仅仅将自己定位为供货方。到2030年实现消费内需比当前增加30%具有两层重要意义。其一，可行性。根据团队测算，若落实上述社会保障体系改革，支持内需转型，到2030年消费内需比当前增加30%，年均增长率5.4%是可实现的。其二，战略性。美国一年进口商品总值3万亿美元，其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导致这部分市场逐渐对全球贸易伙伴封闭隔绝，全球担心出现近3万亿美元的需求缺口。中国当前消费内需为10万亿美元，占GDP的一半，若未来五年增加30%，即增加3万亿美元，可填补美国贸易保护主义造成的全球需求潜在空白，为欧亚各国企业提供市场机遇。此外，“两个30”重大战略还包括在未来五年内对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加快开放，将关税、市场准入限制及产业本地补贴均降至零，为全球市场提供广阔空间，以中国内需增长弥补美国消费市场收缩带来的缺口。在关税问题上，在具备反制勇气的同时，更需具备破局的智慧。正如古语所言：“霸者以利服人，人服威而不怀德；王者以德服人，人怀德而无敌。”若中国能在未来几个月的关键机遇期内宣布这一战略，相信能够打破当前僵局，并为中国在未来经济格局中赢得更有利的地位创造极佳条件。

金融界04-11 11:10

张婉雅：公开3170高空博弈获胜！现3155大幅减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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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名师张婉雅04-11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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