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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拉里·克林顿：特朗普政府做的事情，还能变得多愚蠢？

世界，仅有实力还不够，还必须聪明。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担任国务卿时，我主张“巧实力”，把军事实力与外交、发展援助、经济实力和文化影响这些软实力结合起来使用。这些工具单独使用都无法完成任务，只有联合起来，才能让美国成为超级大国。而特朗普的做法是“愚蠢实力”。特朗普治下的美国，不是一个以全面实力领导世界、应对对手的强大国家，而是一个日益盲目、笨拙、无力、孤立的国家。我们先来说军事，因为那是他声称最关心的。不要被那副架势骗了。特朗普和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就是那个群聊出名的人）显然更专注于那些表演性的“反觉醒”斗争，而不是为与美国对手的真正冲突做准备。会有人真的认为，删掉纪念塔斯基吉飞行员的内容，会让我们更安全吗？特朗普主导的五角大楼还删掉了投下原子弹、结束二战的那架飞机的照片，只因为它的名字叫“伊诺拉·盖”。这太愚蠢了。编注：“塔斯基吉飞行员”指的是塔斯基吉空军中队，这是二战期间美国空军中第一支由非裔美国人组成的战斗机飞行员部队，因他们接受训练的地点在阿拉巴马州塔斯基吉而得名。他们不仅在战斗中表现出色，还打破了美国军方长期存在的种族隔离和偏见，是美国民权运动的重要历史象征之一。“伊诺拉·盖”（Enola Gay）是在二战末期投下原子弹的美国轰炸机的名字，在英文中除了是“盖（Gay）”这个人名，也有“同性恋”的意思。总统没有与国会合作，按变化的威胁现实对军费预算进行现代化调整，反而在没有可信理由的情况下解雇高级将领。五位前国防部长，包括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都明确警告说，这将“削弱我们的全志愿军队，削弱国家安全”。情报机构也在遭遇大规模裁员。一位前高级情报官员说，“我们这不是在开枪打脚，而是在往自己脑袋里开枪”。这太不聪明了。如果他们对美国的硬实力都如此鲁莽，那他们肆意破坏软实力也就不令人意外。作为前国务卿，我尤其对政府计划关闭使领馆、解雇外交人员以及摧毁美国国际开发署感到震惊。我想解释一下为什么这很重要，因为这不像坦克和战斗机那样容易被人理解。在担任美国最高外交官期间，我访问了112个国家，飞行近160万公里。我亲眼看到，在遥远的地方代表美国有多么重要。美国军方早就明白，必须将部队部署在前沿阵地，才能投射美国的力量、迅速应对危机。我们的外交官也一样。大使馆是我们政策制定的眼睛和耳朵，是保障国家安全和繁荣的行动平台，从培训外国反恐部队到帮助美国企业进入新市场，都离不开它们。中国深知前沿部署外交的价值，所以在全球范围新开设使领馆，如今数量已经超过美国。特朗普政府的撤退，将使北京得以不受阻碍地扩散影响力。外交官是美国争取朋友的关键，这样我们在竞争激烈的世界中就不必孤军奋战。我和同事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才能让联合国通过对伊朗核计划的严厉制裁，最终迫使德黑兰停止推进核弹进程——这是特朗普的虚张声势根本做不到的。他实际上还切断了对伊朗研究设施的国际核查资金。这太愚蠢了。外交是高性价比的方式，尤其是与军事行动相比。预防战争的成本远低于打仗。特朗普的前国防部长、海军陆战队四星上将马蒂斯曾在国会表示：“如果你们不给国务院提供充足资金，那我就需要多买弹药。” 美国的发展援助在联邦预算中一直只占很小一部分，但在维护国际稳定方面的影响却非常巨大，尤其是当与有效的外交手段结合时。美国的援助资金如果能帮助遏制饥荒、疫情爆发，或者应对自然灾害、开设学校，就能赢得那些原本可能转向恐怖分子或中国等对手的民众。我们可以减少移民和难民的流动，加强那些可能濒临崩溃的友好政府。我并不想假装这些事情很容易，也不否认美国的外交政策曾犯过许多错误。领导从来都不容易。但想要做正确的事，保障国家安全，我们唯一的机会是加强政府，而不是削弱它。我们应该投资于那些为国家服务的爱国者，而不是侮辱他们。通过聪明的改革，可以让包括国务院和美国国际开发署在内的联邦机构更加高效有效。在克林顿政府时期，我丈夫发起了由副总统戈尔领导的“重塑政府”计划，这个计划与国会合作，有条理地简化官僚体系、实现人力现代化，同时节省了数十亿美元。在很多方面，这种做法正好与特朗普政府的“大砍一通”式政策完全相反。现在他们不是在重塑政府，而是在摧毁它。这些做法既愚蠢又危险。而我还没提到特朗普与像俄罗斯总统普京这样的独裁者亲近，对我们的联盟——这些可以延伸我们影响力、分担我们负担的力量倍增器——横加破坏，对国内法治的践踏更是严重削弱了我们的道德影响力。我也还没讲他如何让经济下滑、让国家债务爆炸。北京和莫斯科的宣传机器非常清楚，我们正处于一场关于不同治理体系的全球性较量中。世界各地的人民和领导人都在观察，民主是否还能带来和平与繁荣，甚至是否还能正常运作。如果美国像一个香蕉共和国一样被治理，腐败横行、领导人凌驾于法律之上，我们就输掉了这场较量。我们也将失去那些让美国独特且不可或缺的特质。如果这里真有什么大战略在起作用，我完全看不出来。也许特朗普想回到十九世纪的大国势力范围，也许他只是被个人恩怨驱动，根本没有什么考虑。作为商人，他让大西洋城的赌场破产；现在他在拿美国的国家安全赌博。如果这种局面持续下去，那个群聊事件只会是我们最小的担忧，哪怕再多的拳头和国旗表情符号也救不了我们。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3-30 00:00

十问美国政府债务上限：什么是X-date？与政府关门有何不同？

举后，共和党夺回众议院多数席位，并要求奥巴马削减预算赤字、仅提升债务上限1万亿美元，而民主党要求一次性提升2.4万亿。双方最终在违约截止期前两天达成妥协，但仍导致股市暴跌（标普指数-17%）、黄金暴涨（+13%）。标普第一次将美国AAA评级下调，这也是美国历史上首次。 3、2013年债务上限危机——政府关门共和党要求以债务上限为条件要求废除奥巴马政府的《平价医疗法案》，政府关门半个月。这一事件拖累美国第四季GDP增速0.25%或造成24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减少10月就业人数12万。 4、2023年债务上限危机——惠誉下调美国评级年初政府债务规模突破31.4万亿美元上限后，为避免6月发生债务违约，拜登政府和国会共和党人经过多番谈判，最终敲定取消债务上限至2025年1月1日。 2023年8月，惠誉下调了美国信用评级。美国政府关门是指国会没有通过政府新财年预算案，使得大部分政府职能被迫关停、政府雇员无薪休假。美国政府关门和债务上限是两个不同的财政和政治概念，它们有时会同时发生，但在产生原因、影响和后果具有明显差异。债务上限政府关门核心问题政府借款权限不足政府支出授权不足触发条件债务触及法定上线预算案/拨款法案未通过直接后果债务违约风险政府公共服务暂停经济影响全球金融系统性风险（相对更严重）短期国内经济和社会服务受阻解决方式国会提高或暂停债务上限国会通过预算或临时拨款发生频率发生频率相对较低，政治极化和赤字问题的加剧推升债务上限的紧张局势发生频率高【来源：TradingKey】原文链接

TradingKey03-28 09:30

美国卫生部在大规模重组中裁员1万人

务中心。社区生活管理局是在2012年奥巴马政府对卫生与公众服务部进行上一次重大重组时设立的，由原本关注老年人和残障人士的三个办公室合并而成。这次裁员和大规模重组，发生在参议院刚刚确认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国家卫生研究院两位新领导人之后，分别是马蒂·马卡里医生和杰伊·巴塔查里亚医生。这些裁员可能会遭到公共卫生倡导者的反对，他们认为联邦机构需要的是更多的资金和人手，而不是减少。 “改革应当强化，而不是削弱我们保护美国人免受健康威胁的能力。”前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主任汤姆·弗里登在本月早些时候就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可能被削减的前景作出评论，他当时尚未看到特朗普政府的具体计划。特朗普现任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拉塞尔·沃特正在与政府效率部协同合作，削减联邦员工。他去年9月在密歇根州希尔斯代尔学院的一场小组讨论中特别点名批评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看看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根据网上发布的录音，沃特当时说，“他们大多数人甚至不从事公共卫生工作。他们是发表研究文章的研究人员。谁知道这些研究有没有意义？他们自己都不得不承认，在这场一代人一次的公共卫生危机中，他们是失败的。”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3-28 00:00

“美元&人民币&港币”的历史本源和真相

。此后，美国进入到了一个很微妙的状态。奥巴马用了十年时间，试图扭转这个历史趋势，但是奥巴马的力量不够。美国这个国家是个会思考的国家，但是这个国家也是需要后面挨一脚才能前进。因为，没有外部力量的压迫，它也很难形成深刻的历史性的变革。它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关键节点上。二、人民币的故事人民币的信用，确实是革命的产物。在它的历史过程中，从红军时期的根据地的货币发行，从毛泽民的苏区货币时代开始，到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货币就比较成熟了。我们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货币发行已经基本成熟了，到解放战争时期从有了成片的根据地我们开始把它归结和统一。到1948年第一版人民币，已经是非常经典的主权货币了。我觉得第一版人民币真的是珍贵的，因为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拥有主权特征的货币。1955年之后，它的主权特征被削弱了。 1955年到1995年，人民币实际上是卢布信用的延伸。当然有我们自己的主权信用，但是它仍然不是完全独立的主权信用。四十年之后，1955年到1995年，四十年之后，因为我们的市场化要跟世界接轨，所以我们决定跟美元信用接轨。在这个事情上，我们做了一次重大的决策，就是人民币与美元挂钩。很多人问我，1995年的汇改是对还是错，是好还是坏？我一直这样说，在那样的历史时刻，汇率改革是必须的，也是必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好的。因为中国需要两样东西。在1995年，中国资本严重稀缺，我们需要大量的引入资本，引入资本，就得借助别人的信用，接受东方版的怀特方案是可以理解的。同时，中国有大量的劳动力剩余，我们中国制造要走向全世界，也需要结算和清算方便。在那个时刻，特定的历史时刻，在货币主权上，做出适当的让步无可厚非。但是，任何正确的事情，都有时间和空间的约束。当一件事情，走过它的时间约束，就走向了正确的反面。2005年，中国的资本稀缺问题已经解决，中国产品出口的问题已经解决，那个时候就应该开始反思我们的联系汇率制度。如果，我们在那个时候开始进行反思，并且做出适度的政策安排，可能能够避免一些事情的发生。三, 港币的故事这是港币，这张钱，大家一定要记住，它在1983年12月之前，这张钱是一张具有主权特征的货币，也正是这张主权特征的货币，使得香港成为四小龙之一。 1971年之前，港币是跟英镑挂钩的，1971年港币取消跟英镑挂钩，成为独立的主权货币， 1983年它重新跟美元挂钩，成为了另一个怀特方案的一部分。正是这张纸的变更，导致了超级地租的出现，也就是这张纸，导致了香港资本大规模流出。从1983年到1997年，我们估计至少5000亿镑以上的资本，因资产泡沫大规模上升而撤走。甚至可能有一些人估计更多，他们认为可能高达一万亿镑资本流出。这件事情，1997年并未结束，资本仍然在流出，因为超级地租更严重了，而且现在不但流出自己的资本，也成为中国资本外泄的一个重要通道。不要小看怀特方案，这是剥皮的方案。是的，在特定历史时期，我们需要它，借助它，在我们长大之后，我们应该学习的是戴高乐，法国在1944年接受了这个方案以后，二十年之后，法国进行了反思，他们终结了法郎的兑换券的地位，成为主权货币。 #加息RMB贬值# #人民币暴跌#

老虎证券03-26 12:51

关于英国退欧投票，你需要知道的事……

卡梅伦、十六位内阁成员、工党、美国总统奥巴马、大部分欧盟成员如德国、法国都希望英国留在欧盟。英国执政的保守党保持中立。他们认为英国留在欧盟会获得更大的收益。首先，销售产品到欧盟国家将更方便；其次，他们认为更多进入英国的劳动力将帮助英国经济增长，同时能够帮助社会福利。此外，离开欧盟将会使得英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受损。英国退欧主要影响的方面有哪些？ 1.消费者事务；2.会员费；3.教育和研究；4.能源和环境；5.渔业；6.防卫与国际角色；7.移民；8.安全与政策；9.主权与法律；10.商业和贸易；11.旅游与出国；12.工作和薪水。商业公司怎么看待？大的商业公司基本都倾向于留在欧盟，个别例外，因为这将更方便它们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贸易。许多中小公司不喜欢繁文缛节，所以更希望英国退欧。根据英国商务部的统计，有55%的商业成员支持留在欧盟。对贸易和投资的影响几何？由于退欧后，英国与欧盟的贸易模式将面临重构，50%的对外贸易受直接影响。在最差情况下，在 2018-2030年，英国将损失 550 亿英镑，占当前 GDP 比例超过2%。服务贸易恶化，顺差最多缩减 20%。同时，由于当前欧盟超过 60%的欧元交易和全球超过 40%的美元交易均在伦敦完成。一旦退出欧盟，英国境内大部分跨国金融机构将主动从伦敦转移，大规模欧元交易也将不再被允许，伦敦金融中心地位难保。欧央行的多位官员表示，英国退欧后，欧央行将不再允许伦敦成为欧元的交易中心。英国汽车制造业对退欧的反应最激烈。英国吸引车企入驻的主要原因是英国劳动力成本优势明显，显著低于德国（是德国的 50%）和法国等汽车生产大国。目前，在英国建厂的日本日产、丰田、本田公司，德国大众、宝马公司等均明确表示反对退出欧盟。在人口老龄化快速上升的背景下，英国劳动力供给将产生巨大缺口。退出欧盟后，英国来自欧盟国家的移民将显著受阻，而一旦缺乏移民，英国劳动力缺口将难以得到有效填补。退欧对英镑有何影响？如果英国退欧，英国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可能出现双赤字，短期内或进一步加剧英国资本外逃。更糟糕的后果可能是，伦敦金融中心地位或被动摇。 5月24日，英国央行副行长Broadbent表示，英国退欧将引发严重后果，可能导致经济增速放缓，或将导致英镑贬值逾5%。英镑贸易加权指数=GBP在过去六个月跌幅高达10%，围绕退欧的种种疑虑造成动荡不安，期权市场的隐含波动率指数也飙升，反映出投资者要规避英镑汇率波动的需求增加。虽然英镑汇率自4月起反弹了约5%，隐含波动率依然是两年前水平的近一倍，而且期权定价显示未来几个月仍明显偏向于卖权。英镑定价里至少隐藏着极大的看空倾向，这其中的大部分料将在GONG投留欧后消散。瑞银投行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虽然本月英镑抛售有所缓解，但过去一年英镑总体外流的格局没有改变。该数据并显示，除了投机性对冲基金最近买入英镑，资产经理、非金融类公司和私人客户仍远离英镑。 5月23日，英镑兑美元一个月隐含波动率攀升了11%，创2月以来新高。上周，两个月隐含波动率跳升至18.5%，创下七年来的最高水平，表明市场对于退欧忧心忡忡。此外，英国退欧，意味着欧盟一体化的进程将逆转，欧元也难逃贬值厄运。 $(FXB)$ $(FXE)$ $(EWU)$ $(EZU)$ $(DAX)$ $(SPY)$ $(QQQ)$

老虎证券03-26 12:50

华尔街日报：美国边检正使用攻击性策略来审查有签证的人，因轻微问题就长时间拘留

“我不记得有过这么极端的情况，”前总统奥巴马时期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局长吉尔·科利科夫斯基表示。这些措施出台的背景是，特朗普在上任首日发布的一项行政命令，要求移民官员对签证和绿卡申请人，包括再次入境的移民，实施“极端审查”措施。律师表示，这一指令似乎给官员施加了更大压力，以发现更多违规者，从而收紧入境限制。 25岁的德国水管工卢卡斯·西拉夫与他的未婚妻（一名美国公民）驾车从墨西哥进入美国时，在边境检查站被移民官员戴上镣铐。西拉夫表示，移民官员将他铐在长凳上，并拒绝提供翻译和律师。他们指控他非法居住在美国，而不是以游客身份短期停留。他告诉官员，他计划在德国游客允许的90天期限到期前返回自己的国家。然而，他被送往圣迭戈的一座拘留中心，并被告知不能自愿离境。在被拘留16天后，官员才允许他预订回国的航班。 “我震惊于这一切变化得如此之快，”西拉夫说，“他们竟然毫无理由地把无辜的人关进监狱。” 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发言人希尔顿·贝克汉姆表示，受隐私法规限制，她无法透露具体案件的细节，但就类似西拉夫的案件，她说：“如果违反法规或签证条款，旅行者可能会面临拘留和遣返。” 律师表示，这些事件让美国签证持有者对未来的旅行计划感到不安，大型大学和雇佣外国公民的企业也在寻求建议，以指导其员工和学生如何应对旅行问题。布朗大学警告国际学生和教职工不要离开美国，因为该校一名持工作签证的教授在前往黎巴嫩旅行后被遣返。此外，美国官员现在要求大多数移民申请者在提交申请时提供社交媒体账户，并在机场加大了对旅客手机内容的检查力度。 “我认为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仍然很低，但我肯定会建议人们谨慎对待社交媒体上的内容以及他们设备上的信息。”波士顿移民律师丹·伯杰表示，他为大学和医院提供移民事务咨询。狄金森·赖特律师事务所的移民律师凯瑟琳·坎贝尔·沃克，形容这些措施是“极其复杂的难题，让我的客户很难决定是否应该旅行”。另外，两起涉及德国公民的案件引发了关注。德国外交部发言人本周表示，德国政府正在调查这些案件。其中一名德国公民是法比安·施密特，他持有美国绿卡，但本月早些时候在波士顿洛根机场被拦下并遭到严厉盘问。据其律师戴维·凯勒称：“他们对他施加了不必要的审讯手段……以至于他被折磨到需要送医。” 施密特的母亲阿斯特丽德·西尼尔证实，儿子曾因持有大麻被指控，但案件已被撤销。她表示，移民官员在机场对施密特进行了脱衣搜查，并将他置于冷水淋浴中。凯勒说，尽管施密特已被拘留近两周，美国政府仍未对其提出正式指控。 “关于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这些指控完全是错误的，”希尔顿·贝克汉姆表示。“当一个人被发现有与毒品相关的指控并试图重新入境时，官员将采取适当行动。” 加拿大女演员贾思敏·穆尼在试图申请新的工作签证时被拒绝入境美国。此前，加拿大人一直被允许在边境入境口岸申请此类签证。然而，在这位曾出演《美国派》等电影的女演员准备返回加拿大之前，一名官员找到她，开始办理拘留手续。她告诉《华尔街日报》，自己在12天内被转移到了两个不同的拘留中心。 “我有加拿大护照、律师、资源、媒体关注、朋友、家人，甚至有政治人士为我发声，”穆尼写道。“现在想象一下，其他人面对这样的系统会是怎样的——那些没有我这种特权的人。”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3-21 00:00

特朗普说出心里话：不希望俄罗斯与中国走得太近了！

在采访中将中俄关系的升温追溯到巴拉克·奥巴马执政时期，称两国是因“糟糕的能源政策”被迫走到一起，但未详细说明。他认为，美国过去推行的清洁能源政策让中国等国家获得了不公平的竞争优势，因为它们可以继续依赖煤炭能源，而美国却受到环保政策的限制。尽管特朗普自上任以来已多次直接与普京对话，但他仍未与中国领导人举行正式会谈。与此同时，美国已两次提高对中国的关税，使这一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面临更大压力。 “在贸易方面，中国非常需要我们，但我们必须解决贸易逆差问题，”特朗普表示，“至于俄罗斯，他们也希望获得我们的一些经济实力。”

风起03-19 12:26

特朗普突提6个字，揭示中国国家习近平的真实动机！

示，他将中俄关系密切归咎于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 “奥巴马确实通过糟糕的能源政策强迫他们走到一起，”特朗普说。“他强迫他们结成一桩本不该结的婚，这不是自然而然的。” 特朗普表示，他相信美国将与俄罗斯和中国“非常友好”。他周一指出，习近平将很快访美。特朗普在访问华盛顿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时谈及中国领导人时对记者说：“不久的将来他(习近平)就会来。” 《华尔街日报》(WSJ)上周报道称，美国和中国已开始讨论6月份在美国举行峰会的可能性。两国领导人的生日都在6月份。自今年1月重返白宫以来，特朗普以贸易不平衡及未能阻止致命芬太尼的流入为由，对中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等主要贸易伙伴加征关税。上周，中国呼吁与美国进行“对话”。本月早些时候，特朗普将之前对中国产品征收的10%的统一关税提高到20%。中国方面则对美国大豆、猪肉和鸡肉等一系列农产品征收高达15%的关税。习近平上次访问美国是在2023年11月，当时他在加利福尼亚州会见了前美国总统拜登，以缓解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

圈内人03-19 12:13

特朗普称拜登签署的赦免令无效

律传统之上的。” 拜登和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有时也会使用自动签名笔来签署法案，但这一问题从未在法庭上接受过检验。

金融界03-18 07:39

彭博：只有美国人还信商人治国，而且是在多次教训之后

内部，他们常常用这一论点攻击民主党人。奥巴马和拜登都曾因内阁成员缺乏私营部门背景而受到批评。而美国社会呢，民调长期显示，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拥有商业和管理经验的人能更好地治理国家。这种情绪，帮助特朗普成为首位直接从商界进入白宫的总统。在2016年竞选期间，他不断强调自己商界领袖的身份，以此对比希拉里的政府经验。至于特朗普的企业曾多次申请破产，这一点却没有妨碍他的宣传。与此同时，他承诺要带来“最优秀的人”——也就是商界人士，加入他的政府。这一理念也解释了为什么，尽管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造成了巨大冲击，许多美国人仍然支持。根据2月份的哈佛CAPS/Harris民调，两党选民中有多数人支持设立一个专门负责提高政府效率的机构，而60%的人——包括37%的民主党人和85%的共和党人，认为“政府效率部”正在帮助大幅削减政府开支。甚至有83%的受访者同意应该削减政府预算。美国人认为政府应该像企业一样运作，这是可以理解的。企业每年花费数千亿美元在广告上，以塑造自己友好、有用、有价值和高效的形象。相比之下，联邦政府则沉默、遥远、抽象。多年来，市场崇拜和“市场化方案总是最优”的观念，使政府显得过时且脱节。美国总统卡尔文·柯立芝曾有一句名言：“美国的事务就是商业。” 不幸的是，许多历史学家认为，柯立芝的政策助长了大萧条的发生。然而，虽然对政府低效的抱怨普遍存在，但“企业家能解决政府问题”这一观念似乎是美国独有的。在其他成熟民主国家，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之间的界限更加明确，人们明白政府提供的是公共服务，而不是盈利业务。 2013年，我从私营部门转入政府工作。在长期担任记者、并在《时代》杂志担任七年主编之后，我加入了国务院，担任负责公共外交与公共事务的副国务卿。任何经历过这一转变的人都会很快意识到，政府庞大、官僚化、运转缓慢。许多时候，我心里都会想：“难以置信，他们居然是这样做事的。” 我刚上任时，隶属于我的一个反恐工作组，希望在推特上批评尼日利亚恐怖组织“博科圣地”。但这条推文必须提交多个国务院部门审批，结果花了整整两周时间！两周才发一条推文！很快，我意识到政府的结构不是围绕“行动”来设计的，而是为了“防止错误”。这并不是一件坏事。政府本就不应该像私营企业那样运作。政府远比任何企业复杂。企业领导者不会面临535名国会议员的指令，而政府往往需要得到立法机构的授权，而立法者的利益并不总是一致的。那些宣称要削减政府规模的议员，同时也会夸耀自己为选区争取了多少财政拨款。把公民视为“股东”是对政府职能的误解。我们需要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而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如果说商业原则本就不适用于政府，那么马斯克及“政府效率部”（DOGE）所推崇的硅谷“快速行动，打破常规”文化，对政府来说更是格格不入。政府负责的是学校、食品补助、老年人护理、病患医疗、空中交通管制等等。你可以“快速行动，打破推特”，最多让一群推特用户愤怒，但如果政府用这种方式运作，那就会危及生命。事实上，政府的职责是降低风险，确保社会保障、医疗补助、退伍军人补助不会被随意取消。政府的失败代价远远高于企业。我理解马斯克和他的团队为什么会认为，政府系统中有那么多副助理部长、那么多机构间重复的项目，只要砍掉冗余就能节省开支，提高效率。他们可能还认为，这样可以加快决策速度。但政府之所以有这么多“冗余”和“缓慢运作”，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宪法本身的设计：基本原则是让权力的行使更困难，而不是更容易。宪法制定者设计了一套复杂的权力分立和制衡体系，目的就是遏制并控制政府权力，特别是行政权力。他们会认为“统一行政理论”是危险且违宪的。詹姆斯·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51篇中写道：“必须用野心来对抗野心。” 他强调，“我们必须把政府各部门划分并安排好，相互制衡。” 这显然不是一个追求效率或速度的设计。在同一篇文章中，麦迪逊还写下了一句关于美国政治实验最清晰、最美妙的论述：“正义是政府的目标。” 不是效率、不是权力，更不是利润。宪法设计者之所以让政府决策过程如此复杂，正是为了防止不公，避免多数人的暴政压迫少数人，防止民选领导人成为独裁者。他们曾经为此而战，他们不希望未来重蹈覆辙。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并不是肯尼迪唯一招募进政府的外来者。肯尼迪的财政部长是投资银行家道格拉斯·狄龙，国务卿是曾管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迪安·腊斯克。《最优秀与最聪明的人们》一书中提到，副总统林登·约翰逊在首次内阁会议上，对这些来自私营部门的精英人才赞不绝口，并向他的导师、众议院议长萨姆·雷伯恩炫耀。雷伯恩回答说：“林登，也许你说得对，他们确实聪明。但如果他们当中过去有人竞选过治安官，我会更放心。” 那些想要用企业方式管理政府的人，往往高估了商业手段的有效性，同时低估了政府经验的重要性。在国务院的两年半时间里，我发现最了解政府运作的人，就是政府内部的人。正如雷伯恩所暗示的，最适合改革政府的，正是那些理解政府的人。只是，他们很少被赋予这样的机会。克林顿执政时期是一个例外。1993年初，他启动了“国家政府改革伙伴计划”（NPR），目标是“让整个联邦政府变得更节省、更高效，并改变国家官僚体系的文化，使其摆脱惰性和特权意识，转向积极主动和赋权管理。” 尽管克林顿强调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合作，他并没有把改革政府的任务交给某个商界大亨，而是交给了副总统阿尔·戈尔——一个自29岁起就一直在政府任职的人。虽然这项改革的宣传口号听起来像是企业术语，比如“政府应该更好地服务客户”，但实际运作的负责人是华盛顿的资深人士，如戴维·奥斯本和伊莱恩·卡马克。这些人不会像某些政治人物那样，在集会上挥舞电锯（暗示大刀阔斧裁员），但在七年内，NPR推动了政府员工自愿买断计划，削减了42.5万个联邦职位，节省了约1400亿美元的联邦预算。这些措施都获得了国会的两党支持，并通过了合法的立法程序。戈尔和他的团队用了一整年时间来规划改革目标，分析低效环节，重新设计政府岗位。他们从现有联邦雇员中挑选改革人才，整个过程没有引发宪政危机，也没有采取违法手段。改革是深思熟虑的，循序渐进的——完全不同于马斯克的做法。没有人会称戈尔的团队是“神童”或“最优秀与最聪明的人”，但他们的模式值得效仿。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3-17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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