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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斯克政治表态引发忠诚度滑坡，特斯拉客户“倒戈”潮加剧

总价值约290亿美元，旨在稳住这位亿万富豪的掌舵地位，以应对法院关于其2018年薪酬方案无效的判决。有分析人士指出，特斯拉忠诚度的急剧下降可能与马斯克卷入政治、与环保导向的核心客户群价值观背离有关。晨星公司（Morningstar）分析师塞思·戈德斯坦（Seth Goldstein）称：“如果客户本身倾向民主党，他们很可能会考虑除特斯拉之外的其他品牌。” 此外，特斯拉产品线老化也使其面临来自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现代汽车（Hyundai）和宝马（BMW）等传统汽车制造商推出多款电动车型的激烈竞争。自2020年以来，特斯拉仅推出了一款新车型——造型前卫的Cybertruck，但市场反响远不及马斯克此前宣称的“年销量数十万辆”的预期。在今年4月的财报电话会上，特斯拉首席财务官瓦伊巴夫·塔内贾（Vaibhav Taneja）提到品牌形象受损，“公司和员工遭遇恶意破坏和不当敌意”，并承认在调整产线生产新款Model Y期间，“损失了数周产能”。尽管马斯克在通话中表示：“除非宏观环境出现重大问题，我们并未看到需求疲软。”但根据标普数据，2025年前五个月特斯拉在美销量同比下滑8%，而在欧洲更是暴跌33%。CFRA Research分析师加勒特·尼尔森（Garrett Nelson）指出，马斯克加剧的政治激进行为“时机极为不利”，正值公司面临中国产电动车与传统车企竞争加剧的双重压力。“我最大的担忧是特斯拉的市场份额正在流失，以及品牌形象损毁后如何修复。” 客户忠诚度断崖式下滑尽管特斯拉仍是美国电动车销量冠军，但随着马斯克将注意力从经济型新车转向自动驾驶和机器人技术，其市场主导地位正在被侵蚀。Libby指出，客户忠诚度是汽车行业最关键的指标之一，因为“争夺新客户的成本远高于保留现有客户”。标普的数据基于美国50个州的真实车辆注册信息，追踪家庭购车行为迁移路径，比传统调查问卷数据更具可信度。数据显示，从2021年第四季度到2023年第三季度，超过60%的特斯拉家庭用户再次选择该品牌。同期，仅有福特一度超过60%的季度忠诚度。流失加剧，竞争对手受益数据还揭示了另一个趋势：哪些品牌正在从特斯拉手中“抢客户”。过去四年，特斯拉平均每流失1户客户，就能从其他品牌吸引近5户新客户，远超第二名Genesis（现代豪华品牌，2.8户）。但从2024年7月开始，这一优势开始消退。自2025年2月起，特斯拉每流失1户客户，仅能吸引不到2户新客户，创下历史最低水平。数据显示，当前吸引特斯拉客户流入的品牌包括Rivian、Polestar、保时捷（Porsche）和凯迪拉克（Cadillac）。特斯拉投资方Zacks Investment Management的投资组合经理布莱恩·马尔伯里（Brian Mulberry）则表示并不担忧公司的长期盈利前景。“如果特斯拉的机器人出租车和自动驾驶技术授权计划顺利推进，公司未来甚至不必再靠卖车赚钱。” 今年6月，特斯拉已在奥斯汀启动自动驾驶出租车的内部测试，邀请部分网红和忠实粉丝试乘。马尔伯里称：“如果技术得以推广，那么特斯拉不再销售汽车，也完全说得通。”

埃尔瓦昨天22:26

他曾预言了美国民主崩溃，现在他说有一个“好消息”……

松监管，并降低了资本利得税——这是超级富豪的主要收入来源。所以，加剧不平等的税收政策，实际上是克林顿议程的一部分。而到了奥巴马执政时期，事态的走向已经非常明确，不能再有借口。所以，是的，最终我确实在某些方面把责任归于奥巴马。首先，他有一个成就，那就是“奥巴马医保”(Obamacare)，为大量原本没有医保的美国人提供了医疗保障。这确实是一个成就。当然，在设计中也存在一些错误。我当时就主张设置一个“公共选项”(public option)，就是说，如果私人保险公司不能提供人们想要和需要的服务，就应该有一个公共医疗保险选项。但这个提议最终在保险公司游说下被否决了——他们不希望面对竞争。而他们不愿意面对竞争这一事实，其实应该已经说明了问题。他们害怕公共选项。尽管如此，这仍然是奥巴马政府的一项重要成功。但他对银行救助的处理方式、未能有效帮助抵押贷款者、经济复苏计划力度不足、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无所作为——这些都是失败。而在政治层面上，他也没能…… 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州一级和地方一级发生的事情其实非常关键。他没有去加强民主党的州级和地方组织。与此同时，共和党却在大力经营州与地方势力。所以，最终我们的政治体系变得更加脆弱，我们的经济体系也更加容易受冲击。巴斯塔尼：是啊，对在英国观看和收听这个节目的朋友来说，就我了解的情况而言，到2012年，尽管奥巴马成功连任，但在“下级选举”（down-ballot races，这里指低于总统职位的选举或地方选举-译者注）中，民主党却表现很差，选民投票率明显下降。而这15年来最大的讽刺之一就是：右翼反而从激进左翼、甚至20世纪的左翼组织手段中吸取了更多经验，比如如何建党、如何组织群众，而中间派和中左翼却没有。在我们转向讨论你这本书的核心内容前，最后一个与历史相关的问题。我记得你在书里提到，你多年前曾见过米尔顿·弗里德曼。他这个人是什么样子？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虚伪 Milton Friedman 斯蒂格利茨：其实，多年来我和他有很多很多次接触。我曾是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里的一名“当摆设”的自由派成员。这个研究所，不知道你是否了解，它是位于斯坦福大学校园内的一个智库，是所有右翼人士接受训练、灌输的地方之一。每位美国总统通常都会有一个图书馆，而图书馆往往还会附带一个智库。赫伯特·胡佛是典型的右翼总统代表，他当年在经济大萧条爆发时说，“让市场自己解决”，结果就酿成了灾难。 1929年9月股市崩盘时，他什么都没做，结果我们迎来了真正的大萧条。所以他成为了“典范右派经济政策”的象征，而在胡佛研究所，他们还以此为荣。他们当时想象征性地引进少数几个自由派人物。我当时在斯坦福教书，于是他们把我找去了，还有其他几位，比如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我也很乐意借此机会了解整个政治光谱。我们确实进行了很多次交流。我给你讲一个具体的例子。在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初，我写了一篇论文，阐述为什么企业追求最大化股东价值，并不会带来整个社会的福祉。我是用数学模型来说明这个观点。而差不多在同一时间，米尔顿·弗里德曼正在写一篇后来证明非常有影响力的文章，发表在《纽约时报》杂志上，主张企业就应该最大化股票市值。我后来受邀去芝加哥大学做报告，介绍我的论文。我做完研讨会之后，我们站在研讨教室外面，他对我说：“乔，你错了。” 我说：“米尔顿，那你告诉我，我在哪个假设上错了？还是我的分析逻辑哪里有问题？” 他说：“乔，你错了。我就是知道最大化股东利益对社会是最好的。” 我说：“请你看看这篇文章。我花了很多功夫推导证明你不对，你能不能指出我的分析中到底哪里有错？” 他说：“乔，你错了。”那一刻非常清楚，他已经变成一个意识形态至上的人。他有非常坚定的信念，但他无法参与真正的分析性讨论。他非常聪明，也很友好，是个很随和的人，但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意识形态中。我一直觉得他身上有点虚伪（我不知道该用哪个词更准确）。因为在他那本《资本主义与自由》中，他有一个论点是：经济自由对于政治自由非常重要。我确实认为两者之间存在一种重要的关系。而他谈论这点时的语气让人觉得，他真正关心的是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只是通向政治自由的一种手段。但令人震惊的是，他却很坦然地跑去智利，成为皮诺切特的顾问——那可是一个刚刚“清洗”了几万人、强权统治的政权——并利用这种政治专制，把他的经济意识形态强加在智利人民身上。也就是说，他是在用政治独裁来强推他所谓的“经济自由”。巴斯塔尼：我经常在YouTube上看到弗里德曼的视频片段。我总在想，天哪，我们真的该庆幸他没活在TikTok和Instagram的时代，因为他有一种极其吸引人的“短视频传播能力”，非常适合吸引点击率和制造爆点。他的话题简洁、抓人。虽然那时候还没有“网红经济学”这个词，但他本质上已经不是经济学家了。就像你说的，他后来成了一个“思想网红”。斯蒂格利茨：当然，他早期确实做出了一些重要的学术贡献，也正是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我认为所有人都尊重他那些开创性的研究成果。但他也是一个了不起的辩论家、修辞大师。你不得不佩服他的那些“视频爆点”有多么精彩。被歪曲的亚当·斯密 Adam Smith 巴斯塔尼：是的，是的，他确实非常有说服力，非常有魅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提出的观点就特别有说服力。在你的书中你提到了亚当·斯密(Adam Smith)。这个人生活在250多年前，几乎和美国共和国建立是同一个时代。我们谈的是18世纪中期，对吧？斯蒂格利茨：1776年是《国富论》发表的年份。巴斯塔尼：对，就是那一年。斯蒂格利茨：对你的听众来说，如果他们记不清，那也是我们《独立宣言》发表的年份。巴斯塔尼：这是个重要的年份。那你怎么看待那些自由市场的自由主义者，他们借用亚当·斯密的名号来为自己喜欢的政策辩护？斯蒂格利茨：哦，他要是在天有知，恐怕早就气得在坟墓里翻身了。如果你完整地读亚当·斯密的著作，他确实谈到了“看不见的手”——个人追求自身利益，好像能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带来社会福祉。但那只是他众多思想中的一个。你可以这样理解：他只是把“看不见的手”当作一种力量在描述而已。他在其他地方也说过，比如：“商人们凑在一起——无论是为了消遣还是别的什么——几乎从不会不密谋一些有害公众利益的事情。”所以他并不认为商人天生是为了提升人民福祉而存在的，他其实非常担心我们今天所说的“反竞争行为”。他还在另一个地方写道，当一项法规是为了工人的利益时，它几乎总是有益的；但当法规是为了企业的利益，那就未必了。他非常清楚企业如何控制国家机器，通过制定有利于自身的法规来谋取利益——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寻租”。他同样也意识到，国家为工人利益进行监管，对整个社会福祉来说是多么重要。他还指出，企业之间几乎总是在秘密中联手，试图压低工人工资。我经常引用他这段话，来批评200年后在好莱坞和硅谷发生的一些密谋行为——这些超级赚钱的公司居然联合起来压低那些为他们创造利润的工人的工资。这是完全难以置信的。但他有一种远见，也许是对人性本质和对利润贪婪的深刻理解。但显然，他并不支持毫无约束的资本主义。巴斯塔尼：是的，他实际上也提出了一些早期类似“工会权利”的观点，他谈到雇主结成联盟。而那时，工会是非法的。比如几十年后，英国南部发生“托尔普德尔烈士”(Tolpuddle Martyrs)事件，他们因为团结起来争取工资而被控罪。所以，亚当·斯密的思想被如此严重地误用、滥用，真是令人震惊。这是为什么？他一开始就是被误解的吗？是不是某种政治企图，想要把亚当·斯密塑造成某种“特定类型”的人物？这种扭曲从哪里来的？因为如果你花十分钟去读《国富论》或《道德情操论》，你会很快发现这些事根本不是秘密。斯蒂格利茨：是的，我认为，要理解这种误读是怎么发生的，就得意识到，自工业革命以来，人们一直在争论“不平等的起源”。回顾工业革命初期，有些人确实富了起来，但很多人的生活水平却下降了——尤其是那些迁入城市后饱受环境恶化之苦的人。如果你读狄更斯的小说，就能看到那个时代有多么严酷。所以，很明显，那些你可以称之为“资本家”的人正在受益，他们也需要一个理论来为当时的现实辩护，一整套理论应运而生，我把它们总结为所谓的“应得说”(just deserts)：富人之所以富，是因为他们配得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更努力，更有创新精神。牛津大学一位首席政治经济学讲席教授纳索·西尼尔(Nassau Senior)——我200年后也占据过那个席位——曾说资本家的高收入源自于“节制”(abstinence)，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词。意思是说他们不消费，所以储蓄有功，收入是对他们节制的奖励。于是，这套理论就这么发展起来了：不平等并不可怕，因为它“在道德上是正当的”。这是所谓“边际生产力理论”(marginal productivity theory)赋予不平等的“道德合理性”。另一套理论，当然就是卡尔·马克思的观点。他认为资本主义是建立在剥削之上的，是利用工人获取利润。于是你看到，两种世界观在较量：一方认为资本主义系统高效而且正当，另一方认为它是剥削性制度，最终将面临系统性崩溃。而在这样的思想斗争中，亚当·斯密就被当作“好资本主义”的代表人物。但如果站在21世纪的经济学角度来看，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亚当·斯密才是那个“屋子里最理性的人”。他看到了市场激励机制的好处，也看到了市场可能造成的剥削，因此他主张要有政府监管。他还强调政府干预的重要性，比如提供教育。他还支持政府进行公共投资。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我认为亚当·斯密其实非常像一个现代经济学家。他并不是那种单纯激进的剥削论者，而是一个试图平衡地看待市场经济优劣的人。巴斯塔尼：是的。如果真正读一读亚当·斯密的话，我觉得现代人会发现他其实更接近中左派。而马克思呢，公平地说，他自称是实证主义者(empiricist)，但他同时也是个辩论者、煽动者，对吧？他是在一个历史关键时刻试图写出一部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檄文。而斯密并不是做这样的事。但你说得很对。你读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人口论的发明者——译者注）和亚当·斯密时就会发现，他们说的几乎是完全相反的东西。马尔萨斯的意思几乎就是：如果孩子因为吃不饱而饿死，那就是自然规律，就该那样。斯蒂格利茨：就是认为这是系统的“均衡”部分。美国需要FDR2.0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巴斯塔尼：是啊。然后这些思想家们在所有事情上都达成了一致，在马克思的对立面，这件事情很有意思。美国现在需要另一个小罗斯福总统(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FDR)吗？斯蒂格利茨：是的。你看，FDR是对“大萧条”作出回应的领导人。但他当时的回应不仅是像我们今天所说的“刺激经济”，他还指出我们社会中存在深层次的问题，比如我们缺乏社会保障体系。于是他提出了“社会保障制度”(Social Security)。他还说，工人的议价能力太弱，他们被抛弃了。因此，我们通过了后来被称为“瓦格纳法案”(Wagner Act)的法律，赋予工人集体谈判的权利。这些都是具有变革性的举措。他还强调政府在投资中也应发挥作用。虽然美国当时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但国内有很大一部分地区还没有电力供应。他指出，市场没有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政府就要来做这件事，为全国提供电力。他还说，人们不应该生活在恐惧之中。他强调我们拥有公民自由，比如言论自由、宗教自由等等，但我们也应该有经济权利，比如免于饥饿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因此，他对国家角色进行了全新的构想。他也知道这不是件容易的事。他说，会有些人主张小政府，有些人希望维持不平等，他们会反对我。但他有一种不同的社会愿景，他坚持不懈，推动这个愿景，最终取得了巨大成就。如今，几乎一百年过去了，我们再次需要那种有远见的政治人物——既有宏观愿景，也有能力将其落实到现实之中。奥巴马的幕僚长曾经说过：“不要浪费一场危机。”但奥巴马确实浪费了。他所做的是拼拼凑凑，主要是挽救银行体系，并没有从根本上改革我们的社会。他错失了那个时刻。而现在，我们又处在另一个关键时刻——但这次，我们面临的问题更为严重。因为川普践踏了我们的民主制度和法治，我们现在才真正意识到我们的政治制度和民主机制是多么脆弱。我们意识到，我们所谓的“制衡机制”，也许还能撑住，我们希望它能撑住，但它们太脆弱了。此时此刻，我们本不该靠祈祷维持秩序，但事实上我们现在就只能靠祈祷了。巴斯塔尼：你觉得为什么进步党派就这么难再造出像FDR那样的政治人物？这不仅是美国的问题，在英国也是如此，而且并不是最近才开始的现象。就像你说的，奥巴马掌握了一个危机的契机，他赢得了压倒性的选票支持——那是一个极具魅力的总统候选人，我会说是自肯尼迪以来最有魅力的美国政治家（当然你也可以说是里根，但肯定属于那个级别）——然而他却没有兑现一个整体性的政治项目。你现在在英国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施凯尔·斯塔默(Keir Starmer)也是这样。你刚才用了“拼拼凑凑”这个词，说得太准确了。那么为什么在英语世界的国家中，进步党派都没有真正推动你所说的FDR式议程？到底是什么在阻碍他们？斯蒂格利茨：我想可以从1980年代和1990年代说起，那时我们经历了一个大缓和时期。你可以说，那是一个“温和”的年代，人们试图达成共识。也可以说，我不想用反弹这个词，但认为FDR太过尖锐了。人们当时说：“我们现在都是中产阶级了，别再提‘阶级斗争’这种东西，那是过去的事，是旧的共产主义语言，我们把那些留在过去吧。我们是一大家子，过得挺好。” 但事实当然不是这样。我们并不是“一大家子”，美国有相当大一部分人处于极度不满之中，在其他发达国家也是一样。但那种信念、那种意识形态、那种对“我们是一家人”的希望，限制了政治家们敢于采取的行动。他们不愿意显得太激进。而FDR当时面对现实，说：“我别无选择。如果我不激进，我们就无法走出大萧条。”他看清了这一点，于是他必须做出抉择。这需要一种胆识。不过我们还是有一些有魄力的领导人的，比如美国的AOC（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还有一些州长，我认为他们有能力提出一套新的、进步的议程。这与过去的做法不同，因为我们已经进入21世纪，正经历着数字化与绿色转型，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所以我们不需要复制19世纪的斗争，而是需要一种新的策略。这需要一种明确而坚定的立场，要认识到我们正处于剧烈变革的时刻，这需要强有力的集体行动。而很不幸，我们现在的现实是，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接受这样的变革。巴斯塔尼：是啊，这是政客不能轻易说出口的，对吧？那我接下来就带着点怀疑主义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虽然我基本上同意你刚才说的所有观点。但对那些看福克斯新闻(Fox News)或者在英国看GB News的观众来说，他们可能会说：斯蒂格利茨先生，斯蒂格利茨教授，你对FDR的分析是合理的，其实我也同意你说的，但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已经不一样了。个人债务比过去高得多，主权债务也比以前高得多。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真正的增长了，只是靠债务驱动的杠杆式增长——基本上从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就是这样。美国和英国都没有一个真正的增长模式。人们谈论川普时期的经济增长，但你看看财政赤字，那也不是靠私营部门带动的真正繁荣。在英国也是这样，尤其是如果你把大科技企业排除在外的话。所以，这和1930年代的情况完全不同。面对如今的高债务、零增长，甚至是人口结构的变化，比如我们是老龄化更严重的社会，老年护理和医疗成本都更高了，你会怎么回应这些质疑？斯蒂格利茨：我首先会说，我们现在是一个更具创新力的社会。科学领域取得了巨大进步。我们今天的生活水平为什么比250年前高这么多？根本原因是科学进步，以及我们学会了如何更好地集体合作。我们创造了新的社会组织形式，比如大型企业，还有更广义上的社会制度，比如制衡机制、法治制度、如何让民主运作起来。而且我们也从失败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知道了什么是良治(good governance)的原则，什么是劣治(bad governance)的表现。所以从基本面来看，我们实际上比100年前处于更好的位置。关键是我们如何运用这些知识，并引导这些知识，为社会大多数人（而不仅是少数人）创造一个更加繁荣的未来。我认为，我们其实被困在一个长达45年的失败实验之中。对我来说，解决方案就是从这个实验中挣脱出来，承认它的失败。这个实验当然指的是新自由主义实验，也就是“自由市场会带来更高的增长”，“通过涓滴效应让所有人受益”，以及“市场本身是稳定的”。我们已经对这些假设做了充分的尝试，而且不只是一个国家，而是一国接一国地失败了。所以对我来说，有了这些知识储备，我们其实站在一个更有利的位置，可以开始构建一种替代性的经济体系。我并不认为这会容易，因为在民主制度下，你必须说服大量民众。虽然我不太喜欢这个词，但我不得不说，很多人其实几十年来都被“洗脑”了。他们被灌输了这样一种信念：只要再多给它一点时间，这个制度——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终将奏效。但最终，他们开始失望了。而这种失望正在把他们推向威权民粹主义。你甚至可以说，在这个非常黑暗的时刻，有一个“好消息”是：川普正在让大家看到，威权民粹主义可能对任何人都不是一个好答案。巴斯塔尼：是啊，很有意思的是，新自由主义的崩溃，以及新自由主义“自我”的崩溃，甚至在社交媒体上也体现得淋漓尽致。你可能会指出一个市场失灵的例子，或者是一个负外部性的问题——这些都是像你这样的经济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在讨论的问题。而人们的反应却是：“这是社会主义”，或者“这是因为移民”。因为当然不可能是我们所处的经济制度本身的问题嘛——这个制度是会自我纠正的，是会自然达到均衡的。这就是我们这个文化长期以来一直呼吸的“新鲜空气”。我觉得你说得对。这正是为什么对很多人来说，最终的答案却变成了右翼威权主义。我还是继续站在怀疑者的立场说话。特别是在英国语境下，比如GB News的观众可能会说：好吧，斯蒂格利茨先生，斯蒂格利茨教授，我们确实想建立一个新的体系。但我们现在债务与GDP的比率已经接近100%了。我的个人税负也很高。我孩子上大学就背了5万英镑的债。我们去年财政赤字是1200亿英镑，利息支出高达1000亿英镑，这在英国是非常高的。那你说我们要加大投资，比如搞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请问这笔钱要从哪来？你是主张加税吗？还是你会削减其他领域的开支？斯蒂格利茨：首先，我想把这个问题放到一个历史背景中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的债务与GDP比率比现在还要高，远远高于现在。但我们并没有因此止步不前。接下来的几十年，是美国增长最快的时期，那个债务占GDP的比重从130%以上降到了45%以下。只要经济增长，债务与GDP的比率就会下降，因为GDP在增长。英国的债务与GDP比率当时甚至更高，但后来也降下来了。你们的情况更困难一些，战争对你们打击更大，破坏更严重。我们只是推迟了一些投资，而你们遭受了很多实际的损失。但这证明，即使在高债务的情况下，也可以制定出增长战略。现在你进一步追问我具体措施，我认为，增加税收有很大的空间。我在美国对此研究得很深入。我知道我们在十年期内（我们通常以十年为窗口衡量）确实有能力提高税收，数以万亿计的美元。部分原因是我们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差距——我们设定的税率与我们实际征收的税收之间有巨大鸿沟。尤其是企业，逃税避税现象非常严重。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之一，就是它为通过避税天堂和保密制度进行逃税和避税提供了“绝佳平台”。但我们也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实施环境税，通过减少污染来改善社会。还有其他负外部性问题。例如，金融交易，尤其是短期交易，会造成巨大波动，扰乱经济。所以，在金融交易税方面，我们也有很大空间。在美国，资本所有者的税率比一名水管工的工薪税率还要低。如果我们仅仅对资本进行公平征税，就可以筹集几万亿美元。而如果我们实施累进税制、资本利得税的合理实现，以及诸如此类的很多细节性改革，我们将再次能够筹集数以万亿计的资金。所以在美国，我们毫无疑问地拥有充分的机会来增加公共财政收入，用于对研发、人力资本、基础设施、技术的公共投资。这些投资将带来一项增长议程，从需求端和供给端同时发力，引领我们迈入一个新的时代。西方可以向中国取经吗？巴斯塔尼：你在书中谈到中国。我想把两个问题合并成一个：中国是社会主义经济还是资本主义经济？过去35年来，中国是如何管理其经济的？西方能从中学到什么？斯蒂格利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sui generis)。它自我定义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以把这些词连起来的意思就是：中国跟任何其他经济体都不一样。有些人称其为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但它也有一个非常活跃的小企业部门。政府在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比任何西方国家都要深远得多。因此它确实在经济中扮演了非常大的角色。我认为，从中国作为经济体取得的成功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里我们不谈民主等其他方面，仅仅谈经济上的成功。首先，中国有一个愿景。它说：“我们要实现现代化，没有任何理由我们的生活水平要低于最先进的国家。” “我们怎样才能实现这一目标？”——这是大多数国家从未认真自问过的问题。而中国人有一种自豪感，他们说：“没有理由我们不能拥有与任何国家同等的生活水平。” 这就为他们打开了一扇门，让他们开始思考：经济成功的关键因素是什么？他们与各方面的人交流，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我第一次与中国方面会面是在1980年。我第一次访问是在1981年，从那之后就一直持续进行对话。他们希望从一切可能的来源学习。他们听取不同的观点，然后将其整合到自身的框架中。由此产生了很多新的、创新性的理念。我现在没时间一一讲述。其次，有一点很明显：他们重视对人的投资，也就是人力资本。他们派出数十万人前往美国、欧洲、澳大利亚，去接受高等教育，成为工程师。现在你已经看到了这些投资的成果。几周前我还在中国，参观了他们的一家新汽车工厂，机器人在组装汽车，几乎没有人类操作。非常惊人。工厂里大多数员工并不是生产线工人，而是工程师。他们已经从一个依赖低技能劳动力的国家，转变为拥有工程与高技能劳动力优势的国家。这是过去45年来的惊人变化。第三，他们进行了规划，做了前瞻性的思考：如何实现这个愿景？这就涉及到产业政策。如今美国终于也开始接受某种形式的产业政策。在《芯片法案》(CHIPS Act)中，美国承认我们缺乏生产现代经济核心组件——芯片——的能力。还有《通胀削减法案》(IRA)，也承认我们尚未为绿色转型做好准备。但我们并没有一个广泛的产业政策。川普正在做的，是将贸易作为产业政策的工具。他想把工作机会带回美国。这实际上就是产业政策在做的事。但他执行的方式非常鲁莽、无知，并且具有破坏性，不仅对美国，对全球经济秩序都是如此。这使人质疑他是否真能取得什么成果。其代价对全球经济来说是巨大的。对美国经济本身来说，也是巨大的。所以我认为，至少有三点，是任何国家都可以从中国身上学习和研究的。当然，中国拥有一些其他国家没有的优势，比如规模——如果你有13亿人口，你的国内市场就是一个大市场。这个没有边界的大市场带来了很多优势。以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PP)来衡量，也就是经济学家在比较不同价格结构的国家时所使用的方法，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这使得他们有了巨大的机会，继续推进他们的发展战略。巴斯塔尼：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这是一场非常精彩的对话。感谢你参加“Downstream”节目。斯蒂格利茨：谢谢你。 *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昨天00:01

《乱世访谈》：揭露爱泼斯坦的记者讲述仍被掩盖的真相

。是在从那时到90年代期间，他成为超级富豪。他是如何变富的？你刚才提到，你开始报道时，那还是个未知。但你能按你现在的理解讲讲他是怎么发财的吗？布朗：他个非常聪明的人。爱泼斯坦成功的关键在于，他能找到任何人的弱点——他们需要什么或想要什么——然后加以利用。我不知道他在威克斯纳(Les Wexner)身上发现了什么，反正威克斯纳成了他的大客户。韦克斯纳是个亿万富翁，当时拥有Victoria’s Secret和the Limited。他结识了爱泼斯坦，成为他的主要客户，使其财富骤增。道瑟：但爱泼斯坦不单是韦克斯纳的财务顾问，他有授权书，实际上是《权力的游戏》中的“国王之手”，能代表韦克斯纳做任何交易。在关于爱泼斯坦财富之谜的争论中，有人说：韦克斯纳为什么给他这么大权力，是个谜，但这解释了他是怎么变富的——韦克斯纳坐拥百亿财富，而爱泼斯坦仅凭这种关系，就能赚几千万甚至上亿。你觉得这种解释合理吗？你是否觉得与韦克斯纳的关系——即使韦克斯纳为什么喜欢他还是个谜——足以解释他为什么在90年代末那么有钱？布朗：不，那说不通。该对此进行官方调查，即使当时没有，也该在随后几年里调查。我总觉得他们过于依赖受害者帮他们立案，而他们本应该跟着钱走。道瑟：没错，我们的事实核查小组觉得那是推测，是二手消息，道听途说。早在80年代，他遇到韦克斯纳之前，就有那样的说法。他很擅长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转移资金。其中一个也是道听途说的故事是，他为80年代有名的军火商卡舒吉(Adnan Khashoggi)做事。传说他为人搞定事情，你说过，他善于满足人的愿望。据说会有人带着几乎无法解决的问题去找他。比如——我瞎编一下：我在西藏某地有一批奔驰车，需要合法地运到秘鲁。爱泼斯坦，你能帮我吗？他做过那种事，但公开记录里，他致富的主要途径是他和韦克斯纳的关系。我们还在尽力了解真相。布朗：是的。道瑟：90年代末，他开始了花花公子文化人的生活方式，你能描述一下他的生活方式吗？布朗：他在曼哈顿的住宅等地方都有所谓的沙龙。他在圣托马斯岛海岸拥有一座岛屿。他把诺贝尔获奖者接过去，谈论科学。他成立了几个基金会，并通过这些基金会捐赠大量资金。他和很多知名度高的科学家来往。他自诩为科学家和数学家，虽然我认为他算不上。但他那么有钱，而且会拿钱做诱惑。那些科学家和学者——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的——他们的项目通常需要钱。而他有钱，有很多钱。所以他们讨好他。道瑟：容忍他。布朗：是的，某些情况下。他们中一些人知道他满口胡言，但还是愿意收下他的钱。道瑟：你知道他具体对科学什么方面感兴趣吗？或他对哪些具体项目感兴趣？布朗：他对任何涉及婴儿如何形成智力、优生学和基因研究的都很感兴趣。道瑟：我读到的一种说法是，他有一些超人类主义的想法。也有人说他想把自己的基因传到未来。虽然与生了众多孩子的马斯克方式不同，但很相似，他想在未来有很多孩子。布朗：他常参加一些富人、名人的聚会，他们会谈论这些科学话题，他也向很多参加学术会议的人表达他的兴趣。道瑟：你说了，科学家和知识分子愿意和爱泼斯坦在一起，原因很简单。最初，是因为他有钱，愿意资助研究和捐赠大学，这并不是什么难理解的事情。但那些坐他的飞机并到他岛上的政客名人呢？托尼·布莱尔、比尔·克林顿这种级别的人——我们稍后再谈川普。但这些人也只是出于正常人性——有钱人喜欢和名人交往，名人也喜欢和有钱人交往，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布朗：爱泼斯坦给很多竞选活动做政治捐款。所以他当然会吸引那些需要捐款的人，克林顿是其中之一。克林顿卸任总统后，成立了克林顿基金会，也为基金会寻求捐款。于是他们坐爱泼斯坦的私人飞机，进行远程海外旅行，前往各地了解艾滋病的流行及解决办法。爱泼斯坦把自己想象成一个也许能找到治愈癌症或艾滋病的方法的人，他觉得自己可以以某种方式参与其中。道瑟：我们把这些时间线重叠起来。你提过，麦克斯韦尔曾是他的情人，后来成了他的同谋。他们什么时候开始交往的？布朗：是她父亲罗伯特·麦克斯韦尔去世后。他是英国出版商，死因也很可疑。道瑟：在一艘船上。布朗：他在加那利群岛附近有一艘游艇。人们认为他落水了。他突然失踪，最后，有人看到他的尸体浮在海里。疑点很多。他死后，调查人员发现他基本上掏空了他的整个公司，包括员工的养老基金。他的儿子们不得不为此接受审判。她父亲去世后，爱泼斯坦参加了一个纪念她父亲的活动。当时，麦克斯韦尔的家庭已完全破败，没有钱，她母亲即将失去一切。她母亲后来写了一本书，说有位纽约金融家出手帮助。她没说那个人是谁，但有足够迹象表明，可能是爱泼斯坦救了她家，并为她母亲提供了一栋房子。他们应该是那样认识的。道瑟：1991年，麦克斯韦尔的父亲离奇死亡。爱泼斯坦帮助了她的家人。值得注意的是，麦克斯韦尔本人和以色列政府及以色列情报机构都有联系，这也是阴谋论的又一条线。爱泼斯坦和麦克斯韦约会，然后在某一时刻，她变身为他的拉皮条者。爱泼斯坦什么时候变成一个连环性侵犯？布朗：我们知道他的第一批受害者是在1996年到1998年之间，有人告诉我，麦克斯韦尔意识到她永远不可能嫁给他。当时有传言说他们可能会结婚，但她意识到随着年龄增长，她无法满足他，因为他想要的女孩越来越年轻。当时她在经济上有些依赖他。于是，她开始为他找女孩。事情就是这样开始的。道瑟：花花公子金融家爱泼斯坦在佛罗里达的私人飞机上及他的私人小岛上与知识分子和政客们一起玩乐，同时，他还把那些女孩带进他的房子，带进他的生活，侵害她们。据推测，上述事情一直同时发生——直到他2008年被起诉，并被轻度定罪。他从地中海俱乐部式的监狱中出来后，他的社交圈——他的上流关系——发生了什么变化？布朗：出狱后，他雇公关人员重塑形象，档案里有新闻稿。爱泼斯坦基金会发布了很多新闻稿。一开始，他在这里捐钱，在那里捐钱，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开始恢复服刑前的生活。他能做到这一点，一定程度上是因为那个认罪协议。因为认罪协议只涉及引诱一名未成年少女。他可以对人说，我做的这件事虽然很糟糕，但仅此而已。对别人来说，那也没什么，他已经服过刑了。他们接受了这样的解释：他只对一个女孩犯了错。当然，他说他不知道她还未成年。所以很多人相信他不是我们后来所知道的禽兽。道瑟：是的。因为人们知道他喜欢和少女交往。早在爱泼斯坦第一次被定罪之前，川普本人说过一句有名的话，我相信这句话出现在《纽约》杂志的一篇文章中。他谈到爱泼斯坦的社交生活时说：他和我一样喜欢女人，但他喜欢年轻的。所以他似乎一直有这种名声。布朗：没错。有受害者告诉我，她们被邀请参加有很多有钱人和知名人士参加的派对，她们被要求像雕像一样站在那里，只需要看起来漂亮，要尽量少说话，要对他殷勤。他会让有的少女坐在腿上。所以，是的，人们可以看到。道瑟：人们能看到。布朗：是的。被毁掉的女孩那些男人没有受到法律指控道瑟：这个故事现在卷入川普和MAGA的漩涡。但最初，它是个 #MeToo故事。布朗：没错。道瑟：单从爱泼斯坦的行为来看，那就像是哈维·温斯坦(Harvey Weinstein)故事的另一版本。因为他有关系，所以可以合法逃脱惩罚。但最后，因为你的报道，因为风气改变，一切都崩溃了。布朗：#MeToo 运动就发生在报道出来之前。温斯坦事件也发生了。我在那之前就开始做这个报道项目，那时还没有#MeToo，但在调查中间，#MeToo 运动爆发了。那对我的报道肯定是有帮助的，因为是在同一时间发生的。道瑟：关于爱泼斯坦，我对我们能确定的东西和未解之谜间的空间很感兴趣。因此，如果从最简单的角度看这个故事，这是一个人脉很广的有钱人的故事，因为他有那些关系，所以犯下可怕罪行也能逃脱。这个故事让所有认识他的人都很难看，就像所有认识温斯坦的人都很难看一样。但爱泼斯坦的故事已达到了政治神话传说的级别，温斯坦没有。我想谈谈这个故事中悬而未决的问题，那些问题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爱泼斯坦的故事比温斯坦的更有影响、更持久。显然，一个核心问题是：除了爱泼斯坦之外，那些女孩是否会与其他人发生性关系？很多关注这个故事的人都想当然地认为，肯定还有其他名人也得到了性服务。据我所知，对此否定的理由是，在所有提出指控的年轻女性中，只有一位——你刚才提到的弗吉尼亚·朱弗雷——提出了一系列指控，称自己迫于压力与名人发生了性关系。这些指控中，只有一项和解。虽然没有开庭审理什么的，但有她与安德鲁王子达成的和解——还有安德鲁王子与麦克斯韦尔和朱弗雷的合影。弗吉尼亚·朱弗雷手持年轻时的照片。（摄：艾米丽·米肖特。原刊于《迈阿密先锋报》2022 年 11 月 8 日。）朱弗雷出生于1983年。她的父亲是川普海湖庄园的维修经理，她在那里被爱泼斯坦的同伙麦克斯韦尔相中，2000年至2002年间为爱泼斯坦和他的多名商业伙伴提供性服务。朱弗雷是第一个公开站出来指控爱泼斯坦的受害者。她向多家美国和英国记者详细讲述了自己被虐待和贩卖的经历。2025年4月25日，朱弗雷在家中自杀身亡，终年41岁。其他案件中，被点名的人成功地进行了反击。朱弗雷现在已经死了，她显然有心理创伤，有理由认为她可能是出于金钱或报复的动机，也有理由对她的一些指控持怀疑态度。我对此案的理解是，那仅是爱泼斯坦一人所为。你认为只涉及爱泼斯坦吗？布朗：不，我不认为，因为这些年来，有很多女性站出来，我也经常和这些女性的律师交谈。其中一位律师说，他的一位客户——她年龄很小，在棕榈滩被爱泼斯坦交给一位非常有权势的人提供性服务。我相信还有其他女孩也是这样，被贩运给有权势的男人。这些女孩极其恐惧，不敢站出来。因为，看看朱弗雷的下场吧。她们不愿站出来，因为她们太害怕了。道瑟：朱弗雷怎么了？布朗：朱弗雷公开了她的名字。结果，德肖维茨一马当先，在每个关头都对她进行残酷攻击。每次他站在麦克风前，都侮辱她。非常非常下流。道瑟：站在德肖维茨的角度说一句，她指控德肖维茨性侵。布朗：对。你没让我说完。道瑟：抱歉。布朗: 我同意那指控足以让人发疯，尤其是错误指控的话，他觉得她认错人了。但同时，朱弗雷不是唯一指控德肖维茨的人，还有一位受害者也指控了他。我同意——尤其考虑到整件事的结局——她的指控也许有误，是有疑问的。但我认为，她之所以遭受这么多创伤，是因为这样的对性侵受害者——当时她还未成年——的攻击是二次伤害。她受到很多创伤，肯定导致了她的心理健康问题，最终导致她自杀。道瑟：对。从你的角度来看，世界上很可能有这样一帮男人，他们在爱泼斯坦的豪宅或他的岛屿进行过犯罪活动，罪行的本质是侵害贩运给他们的女孩，与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而那些男人没有受到法律指控。布朗：没错。道瑟：下一个问题，对于爱泼斯坦敲诈他人的说法，你如何看待那些证据和猜测？因为下面的推论是，爱泼斯坦不仅想结交那些人，还想掌握那些在他身边干过坏事的人的把柄。布朗：我认为是那样，但不是直接敲诈。想想看，如果你派女孩去和那些男人中的某个发生性关系，你不会把它写下来——我不相信他有个名单。我只是认为，他利用这些女孩作为棋子，去讨好他想与之做交易的人。对他来说，就是做生意，仅此而已，我不认为他系统性敲诈，说，你不为我做这件事，我就揭发你和某某发生过性关系。我不认为他有传统意义上的敲诈操作。但如果你是其中某个男人，知道自己做了那种事—— 道瑟：他也知道你知道。布朗：我不认为个他有正式的或赤裸裸的勒索计划，更像是“他知道我的这些事，所以我最好这么做”。道瑟：还有说爱泼斯坦涉嫌与情报机构有联系，无论是美国情报机构，还是以色列的摩萨德情报机构。早些时候，我们谈到他的认罪协议，及为什么阿科斯塔给他认罪协议，传闻说是川普第一任政府中有人叫阿科斯塔放过爱泼斯坦，因为爱泼斯坦为情报部门做事。阿科斯塔从未公开证实过这种说法。私下他说他对爱泼斯坦可能与情报部门有联系一无所知。你是否认为情报界——及其与爱泼斯坦的联系——对他第一次被诉如此轻而易举地脱罪起了任何作用？布朗：我不知道，我认为除了掌握这些档案的政府人员，没人知道。这是爱泼斯坦的又一未解之谜。我知道有很多类似猜测，但我尽量只看事实，而这个不是确定的事实。道瑟：你对勒索的说法持怀疑态度。借用你的观点，可以有两个机智的叙事。一个是，爱泼斯坦为情报机构工作，收集名人的污点，让他们为美国政府或以色列政府做事。这是最极端的说法。另一个是，爱泼斯坦的金主韦克斯纳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也是以色列支持者，麦克斯韦尔也与以色列情报机构有联系。我认为第二种说法更可信。世界上很多人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交集，也许爱泼斯坦是个有用的信息渠道，但那并不是说他故意设圈套，如果爱泼斯坦没有实际的勒索行动，那他搞大规模情报活动的说法就不大可能了。布朗：你在说什么是可信的，什么不可信。政府的职责就是找出什么是可信的，什么是真实的，什么不真实。肯定有足够多的东西是我们不知道、也许该调查的，那么联邦政府和川普应该启动反间谍调查，调查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我们早就知道阿科斯塔的声明。我们刚才谈到的，我们不知道问题的答案，但联邦政府的工作就是调查这类事。我们希望他们切实做了调查。我们只是不知道他们做了没有。他们绝对有可以公开的文件爱泼斯坦不是一个人道瑟：这引出我最后一个问题，或者最后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那就是：如果政府、司法部或任何人掌握了些东西，你认为那会是什么？布朗：他们绝对有可以公开的文件。比如可以公布他的验尸报告；比如可以公布他的飞机记录——空管局(F.A.A.)关于他飞行地点的记录。他们可以编录受害者名单，可以公布美国法警局收集的信息——法警局本应监督他的。他是一个被定罪的性犯罪者，却被允许乘他的私人飞机到全球各地，经常带着女孩或年轻女性坐他的飞机回美国。因此，在我看来，这不只是关于爱泼斯坦的故事，还是关于我们的政府做了什么或没做什么的故事。这个人被允许侵害女孩和女性长达二十年之久。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是个问题。爱泼斯坦是其中的角色，但我认为，公众，尤其是受害者，有权知道我们的政府是否做了他们该做的工作。道瑟：人们在谈论爱泼斯坦档案（这成了个被广泛使用的词），而你似乎认为政府需要查看已拥有的材料，其实是创建一套新的爱泼斯坦—— 布朗：我们不知道。道瑟：我们要去挖掘和发现新的—— 布朗：但有谁知道吗？也许他们已经那么做了。我们不知道他们做了什么或没做什么。可能他们确实进行了反间谍行动。可能他们确实调查了他们收到的关于爱泼斯坦的线索。这些只是其中一部分问题。说要公开爱泼斯坦档案，但政府可能无法公开所有的档案，而且也许不是所有档案都适合公开。但像现在这样完全封存案件——说，到此为止，没什么可看的——我认为对公众不利。因为人们想知道这个人为什么能逍遥法外这么久。道瑟：你说有些东西可以公开，但不合适公开，意思是有些信息和材料既涉及受害者和被指控的犯罪者，也涉及只与爱泼斯坦有关系的无辜之人，对吗？布朗：没错。道瑟：有些信息和资料你不希望公开，因为会伤害受害者，或者实际上是公开一些道听途说和谣言，而那些公众人物其实并没被指控犯罪。这些都阻碍了人们想要的公开信息。布朗：没错，但仍有很多可以公开的信息。例如，联邦调查局的在线文件库上——他们称之为文件库——有很多电子文件，多数情况下，点击这些文件，里面要么满是莫名其妙的代码，要么是联邦调查局2005年的调查报告，里面只有案件的更新情况。这些报告很多地方被涂黑，甚至连爱泼斯坦本人的名字都被遮住了。当年的调查——他们做了什么，知道什么，什么时候知道的——这些文件的一部分应该可以被查看，去掉涂黑，让人们看到底发生了什么，联邦调查局做了什么，或没做什么。道瑟：2018年左右的调查中是否也有类似的文件可以公开？布朗：肯定会有一些。但记住，麦克斯韦尔现在在上诉。所以，他们给出的不公开案件档案的理由是，此案理论上仍未结案。道瑟：如果一群有权势的男人和爱泼斯坦一起侵害女性，却逍遥法外，那为什么麦克斯韦尔不会为了某种辩诉交易而供出其中一些人呢？布朗：我认为这和川普不想公开档案的原因是一样的，没人愿意去惹那种麻烦。那些人非常有权势，非常显要，甚至可能是共和党或民主党的捐款大户。道瑟：但如果那能为麦克斯韦尔争取减刑，她为什么不愿供出有权势的民主党或共和党捐款人？布朗：你得问她。她当然—— 道瑟：我们一定争取让她来播客。布朗：祝你好运。老实说，我觉得他们一旦给她定了罪，就算完事儿了。据我从受害者代理律师那里了解的情况，他们更关心的是如何给爱泼斯坦和麦克斯韦尔定罪。他们从来没想追查其他人。如果压根没想做，就…… 道瑟：所以即使她的律师提出交易，他们也会说，不，谢谢，我们对提供其他人犯罪的证据不感兴趣？布朗：我不确定。道瑟：现在来谈川普。一切都将是猜测，川普政府关闭调查，不是说：我们把能公开的都公开了，而是川普公然出来说：那是个骗局。他实质上把一个被他自己许多支持者接受的事当作一个他不仅要忽视，而且公开诋毁的事。你如何理解川普与爱泼斯坦的关系？布朗：我只谈我知道的。道瑟：对，谈你知道的。布朗：90年代他和爱泼斯坦是好友，他们在同一个社交圈。我们看到他俩在海湖庄园派对上的视频。我的理解是，两件事导致他们闹翻。一是爱泼斯坦在海湖庄园勾引一位会员的女儿，于是被禁止进入海湖庄园。道瑟：川普（这种人）“挺身而出”，“捍卫”美国的性道德。布朗：对。另一件涉及房地产交易，他们对同一房产竞标——一处很大的房产。爱泼斯坦输了，川普赢了，于是他们因为那处房产闹翻了。就这两件事。此前，川普一直坐爱泼斯坦的飞机，他在自己的一家赌场招待爱泼斯坦家人，所以，他们还算友好。道瑟：但在所知的公开记录中，没理由认为在爱泼斯坦的所有朋友和熟人中，川普会是与爱泼斯坦在某些方面关系特别密切的人？布朗：现在还没有证据表明川普参与了爱泼斯坦的生意、性交易或犯罪活动。道瑟：我不想让你猜测太多，但看到川普基本在说：是时候埋葬这件事了，是时候让我的支持者从这件事中走出来了，你觉得那表明什么？类似于检察官不希望惹上因其他人名字曝光而带来的麻烦吗？那是你的解读吗？布朗：我不知道，老实说，我不明白。你贩卖那个阴谋论，反复地说你要公布，让你任命的人在电视上公开承诺公布档案，然后却180度大转弯，这太叫人搞不懂。老实说，我真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做。道瑟：他在竞选期间接受了一次采访，被问及文件的问题，他回答说：我们应该公布一些东西。但他接着说：你不会想公开那些不真实的东西。我一直认为，他的支持者里有人对这件事很热衷，但川普对此从来不特别上心。那是他的支持者痴迷的东西。川普政府不想回去查找记录，因此，我并不感到惊讶。不过，我对川普对负面反应的激烈反应感到惊讶——这倒是个谜。我们说了这些没有答案的问题，你还有其他希望得到答案的问题吗？布朗：我想知道为什么我们的政府没把这件事当作犯罪来处理，而这件事就是犯罪。这是一起发生在美国的严重犯罪。我不认为对此会有任何争议。这是实际发生了的事情，不是骗局。发生在那些女性身上的犯罪，当时她们很年轻。某种程度上，令人惊讶的是，政府把这当成政治问题，而不是像应该做的那样，当成犯罪。如果档案不能令人满意，或不包含可信的证据，那么也许他们需要再深入调查。正确回答应该是：我们仍有疑问，我们会进一步调查。但那不是政府给出的回答。他们给的是：什么都没有，没什么好调查的，这个案子已经结了。我认为政府的回答应该是：显然公众还有很多疑问，受害者仍希望伸张正义，所以我们会进一步调查。道瑟：爱泼斯坦本人已经死了，所以如果值得进一步调查，就需要你提出的论点——我认为那是个非常有说服力的论点——其核心是，还有其他人是有罪的。布朗：没错。道瑟：他们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没有。布朗：是的，让我说清楚：爱泼斯坦不是一个人行动的。他自己几乎连鞋带都系不好，有管家和助手为他打点一切，包括编录联系人名单和音乐播放曲目。有很多人帮他做事，他不是单独做那些事的，有人帮他，也有其他男人送女孩给他。道瑟：朱莉·道瑟，谢谢你，非常荣幸。布朗：谢谢。 *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7-29 00:00

重大变故！180亿家居龙头证实，实控人在家中不幸身故

汪林朋还以125亿元的身家入围胡润全球富豪榜。汪林朋是一位非常愿意创新的老板，他尝试做IP、做视频、做直播，业界一度称之“家居行业最强直播IP”。他在抖音的粉丝数超10万，并发布了121个视频作品。在视频中，他既谈AI转型、智能家居、出海等行业动态，也分享自己摘瓜、陪宠物玩耍的日常生活。汪林朋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4月9日出席在武汉举办的智能家居论坛，当时曾畅谈AI设计和人工智能。业绩连续下滑不过，受近年来地产下行影响，居然智家面临严峻挑战，业绩连续下滑，股价不断走低。 2022年-2024年，居然智家分别实现净利润16.48亿元、13亿元、7.69亿元，同比下滑28.45%、21.1%、40.83%。今年一季度，居然智家业绩继续下滑，实现净利润2.12亿元，同比下滑39.39%。自2020年以来，居然智家股价一路走低，累计下跌近69%。在此背景下，居然智家将智能化和国际化作为新增长的抓手。智能化上，居然智家持续打造“居然设计家（Homestyler）”、“居然智慧家”、“洞窝”三大数智化创新业务平台。其中，居然设计家是其与阿里巴巴共同打造的AI设计平台。国际化上，居然智家去年先后在柬埔寨和澳门开设两家门店；居然设计家在海外上线了13种设计工具语言，新增140余种各国支付渠道；开通跨境电商自有海外分站3个，注册用户超100万。

格隆汇07-28 23:08

185亿竞买德国超市，刘强东要改写零售版图？

凯勒哈尔斯曾以12亿美元身家登上福布斯富豪榜；第二大股东为拥有260年历史的汉尼尔家族，第三大股东则是与麦德龙创始人施密特家族关系密切的Meridian Stiftung基金。“这些欧洲老牌财团对出售股份态度谨慎，部分股东明确表示反对。”接近交易的人士透露，Ceconomy在声明中也强调“尚未签署任何协议，收购要约能否提出存在不确定性”。亚洲棋局：40亿港元暗战香港零售市场在欧洲战场胶着之际，刘强东同步推进的香港佳宝超市收购案显得更为“务实”。据知情人士透露，京东与佳宝已于4个月前签署协议，虽对外宣称“实际交易金额远低于40亿港元”，但市场普遍认为，京东看中的是佳宝在香港社区零售领域的深厚根基——其门店网络覆盖新界、九龙等核心区域，与京东“即时零售”战略高度契合。 “京东计划通过供应链改造盘活佳宝门店。”零售行业分析师李明指出，京东在香港已运营多个前置仓，若能整合佳宝的线下网点，可快速构建“1小时达”配送体系，直面阿里巴巴支持的惠康超市、屈臣氏等竞争对手。数据显示，香港即时零售市场规模2024年突破200亿港元，年增速超30%，成为电商巨头必争之地。刘强东的资本棋局：全球化与本地化的双重博弈这两笔并购案暴露了京东的深层战略意图。一方面，通过收购Ceconomy，京东可获得欧洲成熟的线下零售网络，弥补其在海外市场的短板。目前，京东国际业务收入占比不足5%，远低于阿里巴巴的12%；另一方面，拿下佳宝超市则能巩固其在粤港澳大湾区的供应链优势，为未来拓展东南亚市场提供跳板。 “刘强东正在复制亚马逊的路径——以电商为核心，通过并购构建物流、零售、技术的生态闭环。”长江商学院教授李伟分析称，但京东面临的风险同样显著：Ceconomy股东结构的复杂性可能拖慢交易进程，而香港零售市场已进入存量竞争阶段，整合难度不容小觑。资本市场对京东的激进扩张态度分化。7月25日，京东港股股价微涨0.8%，但摩根士丹利发布报告警告：“若并购失败或整合效果不及预期，可能影响公司现金流和估值。”与此同时，花旗银行则上调京东目标价，认为“全球化布局将提升长期竞争力”。老钱与新贵的对决：一场未完成的资本博弈随着谈判进入关键阶段，刘强东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在欧洲，他要说服的是传承数代的家族财团，其决策逻辑远非商业利益所能涵盖；在香港，他则需在本土化运营中平衡效率与文化冲突。这两场并购战的结果，不仅将决定京东未来十年的增长轨迹，更可能重塑中国电商出海的竞争范式。截至发稿，京东官方对两笔交易均未置评，仅表示“持续关注海外市场机会”。但可以确定的是，刘强东已按下全球化加速键——无论是200亿的资本豪赌，还是与欧洲老钱的博弈，这场零售业的权力游戏，才刚刚拉开帷幕。

金融界07-26 13:57

曹德旺、虞仁荣创办的民办高校招生分数线超部分985高校

龙头企业，曾在2021年登上福布斯全球富豪榜第181名，成为中国晶片圈首富。民营企业家办教育并非新鲜事，历史上张謇等企业家也曾为中国近代教育事业作出巨大贡献。如今，曹德旺和虞仁荣创办的高校招生分数线超过部分985高校，这一现象或许会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带来新的可能性。

金融界07-25 13:37

李嘉诚港口交易最新波折！中远海运寻求交易一票否决权

最大的航运公司中远海运即将加入收购香港富豪李嘉诚海外港口的全球财团，并要求在集团中扮演重要角色，以获得北京方面对这笔备受争议交易的支持。知情人士表示，中远海运集团正寻求在接管这43个港口的实体中拥有一票否决权或同等权力，其中包括位于巴拿马运河沿线的两个战略要地。中远方面认为，这样的权力是必要的，以便阻止任何可能损害中国利益的决策。李嘉诚旗下长江和记实业有限公司与原买方财团（包括贝莱德旗下的Global Infrastructure Partners以及意大利富豪吉安路易吉·阿庞特控制的Terminal Investment Ltd.）已同意让中远全面获取该运营的所有信息。但有关中远在财团中具体拥有多大权力的谈判仍在进行，尚未作出最终决定。周二，中远海控在香港股价一度上涨4.1%，上海上市股价最高涨幅达2.4%；长江和记股价一度上涨3.2%。知情人士称，长江和记与财团之间为期145天的独家谈判期预计将在7月27日到期，而中远在财团中角色的细节可能会在9月底前敲定。中远的要求标志着这笔交易的最新波折。这笔交易已成为中美地缘博弈的一个缩影，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称此交易是将巴拿马运河重新纳入美国影响力的举措。与此同时，中国监管机构也承诺调查此交易，而李嘉诚及其家族也因此承受了巨大压力和批评。彭博本月早些时候报道称，香港富豪李嘉诚之子李泽楷试图将保险业务扩展至中国内地的谈判已陷入停滞，原因正是港口交易激怒了北京。而彭博3月份的另一篇报道则指出，中国当局已要求国企暂停与李嘉诚家族相关企业展开新的合作。据悉，买方财团最初的结构设计是：阿庞特家族控制的Terminal Investment将拥有除巴拿马两个港口外的所有港口，而这两个巴拿马港口的控制权则归贝莱德旗下的GIP所有。

风起07-22 16:26

《外交事务》 | “后美国世界”：无足轻重的美国

克——这位曾向其竞选活动捐赠巨额资金的富豪——肆意干预联邦官僚机构，迫使许多才华横溢的职业公务员离职，而这些人正是确保联邦政府正常运转并执行美国外交政策的关键力量。 8 与此同时，川普针对对手和盟友的反复无常的贸易战扰乱了市场，吓退了投资者，并使华盛顿的伙伴相信它们不再能信任美国。川普威胁盟友的主权，公开斥责它们的领导人，同时对威胁它们的独裁者和暴徒大加赞扬。美国政府突然且武断地取消对外国援助，剥夺了美国影响力的重要工具，并释放出一种冷漠态度，这种态度不会被忽视。当美国的盟友目睹这一切时感到震惊，而对手则幸灾乐祸，美国已从不可或缺的伙伴沦为令人难以忍受的对手。 9 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在历史上是异常的，因为它导致其他国家采取的制衡措施少之又少。通常，一个崛起的大国会促使其他国家平衡其影响力：在公元前五世纪，雅典的崛起促使邻国向斯巴达寻求保护；在十八世纪初的北方战争中，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的野心引发了反瑞典联盟；大约一个世纪后，法国的日益强大促成了最终击败拿破仑的联盟。但美国及其盟友在二战废墟上创建的国际秩序阻止了这种看似不可避免的规律。其共识性规则与自愿参与机制，使中小国家得以在美式安全保障下最大化自身影响力。美国主动自我克制以鼓励合作。因此，美国主导的秩序极为高效，因为规则很少需要强制执行。没有哪个主导大国在维持其主导地位时曾得到如此多的他国协助。 10 这一秩序现在正在崩溃。川普深信盟友是负担。他的谈判策略是利用美国的杠杆作用，随时从所有对手那里榨取让步。但这种方法未能考虑到合作如何作为力量倍增器。以伊朗为例。自1979年以来，美国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实施了严厉制裁。然而，仅靠美国的压力不足以让德黑兰就其核计划进行谈判。这需要中国、俄罗斯和华盛顿的欧洲盟友加入制裁机制。 11 乌克兰战争提供了另一个例子。为了结束战争，川普政府可能希望放松对俄罗斯的制裁或迫使乌克兰屈服于莫斯科的侵略。但俄罗斯经济要恢复需要欧洲的默许，而欧洲国家即使没有美国的援助也可以继续支持乌克兰。然而，川普并未在谈判中争取欧洲盟友的合作，而是将它们排除在外。同样，美国希望限制中国获取某些先进技术，如制造半导体所需的关键工具和组件。但如果没有制造这些产品的国家（如日本和荷兰）的配合，美国的限制措施将不起作用。如果华盛顿无论如何都要限制市场准入，或者美元失去全球经济的中心地位，那么，威胁将各国排除在美国市场之外或剥夺其使用美元进行交易的能力将不再有效。 12 川普政府绝非唯一助长有利美国国际秩序腐蚀的因素。几十年来，华盛顿一直在将经济相互依存武器化，而由于美国选民普遍认为自由贸易损害了美国制造业并掏空了美国经济，过去三届总统政府都对提供市场准入持敌对态度，甚至对那些对美国生产至关重要的关键输入品供应国也不例外。 13 多年来，美国的盟友——特别是那些担心中国日益增强的亚洲盟友——一直恳求华盛顿采取一种经济战略，使它们能够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在巴拉克·奥巴马总统的第二任期内，他的政府谈判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PPP)，提供了一种合作的前进方式。该协议将连接12个经济体，利用亚洲的经济活力，并利用进入美国市场的承诺来强制执行更高的环境和劳工标准，从而使美国生产更具竞争力。但奥巴马政府未推动国会批准该协议，而是让其搁置。 2016年，两大党总统候选人都否认了该协议，川普于2017年退出谈判，乔·拜登在2021年成为总统后选择不加入该协议。 14 然而，在烧毁桥梁方面，没有什么比过去几个月川普政策的速度和破坏性更甚。根据民意研究公司Cluster 17和“Le Grand Continent”杂志近期进行的调查，51%的欧洲人“认为川普是欧洲的敌人”。这种情绪在之前最支持美国的国家，如丹麦和德国，表现得最为强烈。 “美国人——至少是这部分美国人，这个政府——对欧洲的命运基本漠不关心，” 现任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在2月其中间偏右政党赢得选举后表示。因此，他说， “我的首要任务将是尽快加强欧洲，以便我们能够一步步真正实现对美国的独立。” 他的话捕捉到了十年前还是边缘信念、如今在欧洲已成为普遍共识的观点。孤立美国 15 近年来，美国的对手，包括中国、伊朗、朝鲜和俄罗斯，在面对华盛顿试图孤立它们的努力时，加强了彼此的合作，帮助对方规避制裁、武装军队并实施各种侵略行为。这并不令人意外，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有丰富的经验应对此类阴谋。然而，它们缺乏的，是面对一个传统美国盟友和中立国家也开始联合起来——但针对美国——的世界经验。 16 这一过程的最初迹象可能看起来仅仅是象征性的抗议，因为各国和机构寻求消弱华盛顿传统的召集能力。国家元首可能避免与白宫举行会晤，外国官员可能无法接听电话以协调政策，国际组织领导人可能不安排那些能为美国官员提供地位、设定议程并同时会见众多世界领导人的峰会。担心华盛顿计划撤出驻扎在欧洲的美国军队，北约秘书长可能取消联盟的年度峰会，以避免给美国总统提供宣布此举的平台；联合国秘书长可能选择不配合美国的安理会会议日程安排，或拒绝让美国代表发言提出论点。虽然这些行为看似琐碎，但它们会削弱华盛顿确保其政策提案成为国际辩论和行动基础的能力。 17 全球对华盛顿的退缩很快会开始产生更明显的影响，对美国经济造成损失。各国可能选择不投资美国国债，或者仅以更高的利率购买，这将增加华盛顿偿还国家债务的成本。美国能够维持其令人瞠目结舌的国债挥霍，仅因为投资者认为美元是避险资产。但川普及其在国会的共和党盟友通过关税和将债务水平推向空前高度的预算，正在摧毁这一来之不易的特权。（五月，穆迪下调美国信用评级并不令人意外。）随着时间推移，美国可能面临投资者的流失，这些投资者不仅珍视他们期望从美国市场获得的增长，还有支撑美国经济的稳定、法治和监管独立性。与此同时，外国政府可能开始通过补贴和监管措施，建立绕开美国零部件的供应链。 18 如果华盛顿继续对外国商品设置重大壁垒，其贸易伙伴将寻求其他市场，增加彼此之间的整合，牺牲美国公司的利益。三月，日本和韩国——美国在亚洲最依赖的两个盟友——与中国举行了贸易峰会，之后三国联合宣布计划推动新的三边自由贸易协定，并承诺共同努力在该地区发展“可预测的贸易和投资环境”。华盛顿需要东京和首尔站在自己一边，以创造规模经济并绕过中国的供应链。日本和韩国是亚洲经济活力的两大支柱；没有它们，美国边缘化中国的努力无法成功。 19 川普对多边主义的蔑视也正在危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几十年来，这两个机构帮助塑造了对华盛顿有利的全球经济。但川普政府指责它们“表现不佳”，并要求它们将议程与总统保持一致，这引发了人们对华盛顿可能退出或像对待世界贸易组织一样削弱它们的担忧。背刺美国 20 如果各国开始与华盛顿脱钩，美国的国家安全也将受到损害。考虑情报共享，这是另一个华盛顿可能面临合作减少的领域。这一做法要求美国伙伴相信，他们与华盛顿共享的任何信息不会被用来损害他们的利益，并且获取这些情报的来源和方法将保持机密。在川普的第一任期内，美国盟友很快发现总统对机密信息态度轻率。 2017年5月，《纽约时报》报道，川普在与访问白宫的俄罗斯官员交谈时，随意讨论了以色列提供给美国的关于恐怖主义阴谋的机密信息。在他的第二任期内，这种担忧进一步加剧。 3月，川普的多名内阁官员使用未加密的商业移动应用Signal，分享和讨论关于对也门胡塞武装即将发动的美国打击的机密细节。这种松懈可能导致其他国家在与华盛顿分享信息时变得更加谨慎，无论是分享的内容、方式还是时机。 21 川普管理美国军队的方式也可能导致盟友逃离美国领导。一些训练最精良的军事单位现在被从军队国家训练中心的高强度作战准备中调离，以协助在墨西哥边境执行移民执法任务。为了追求这样的总统优先事项，国家武装部队将失去作战能力，使其成为价值较低且可用性较低的伙伴。盟友可能选择避免采购美国制造的武器，担心华盛顿或美国公司可能在危机中拒绝他们使用武器的许可—— 正如2022年马斯克拒绝乌克兰使用其星链通信网络攻击克里米亚的俄罗斯军队一样。这种回避反过来可能导致互操作性问题。让军队使用兼容设备紧密合作已属不易；增加难度将削弱华盛顿及其盟友对潜在对手的核心优势之一。 22 美国军队在全球投射力量的能力依赖于伙伴和盟友。五角大楼如果不使用比利时和德国的港口，就无法向中东紧急部署部队，也无法在不使用日本和菲律宾基地的情况下向太平洋派遣部队（更不用说与中国进行持续作战行动）。美国无法在没有巴基斯坦领空许可的情况下对阿富汗的恐怖分子实施空袭，如果美国军队无法使用德国的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和兰茨图尔医院，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中会有更多的美国军人丧生。华盛顿如果没有通过巴拿马和苏伊士运河的优先通行权，就无法以必要速度执行作战计划。美国军事力量并非自给自足；它依赖于他国。但对美国政策的日益反感将疏远其他国家的公众，使其政府更难以支持美国军事行动，更不用说参与其中。想象一下，如果恐怖分子对美国发动大规模袭击，而盟友不像9/11袭击后那样迅速提供帮助，部分通过支持美国在阿富汗的部队。 23 美国密集的联盟和伙伴关系网络还支持“扩展威慑”，保护华盛顿的朋友免受敌人侵害。但川普已经削弱了战后秩序的这一支柱。例如，2019年，伊朗代理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的主要石油加工设施后，美国盟友注意到川普选择不报复。 24 川普政府似乎认为，如果华盛顿迫使盟友自立，它们会做出有利于美国的抉择。这不太可能成真。尽管大多数美国盟友的军队优于其潜在对手，但它们通常缺乏使用这些军队的信心。华盛顿的欧洲盟友无疑能在常规非核战争中击败俄罗斯军队。如果得到至少一个核武盟友——法国或英国——的安全保证，单是芬兰可能就能在这样的战斗中击败俄罗斯。 25 但欧洲的美国盟友对自身力量缺乏信心。如果美国抛弃它们，它们可能与侵略者妥协，损害自身和华盛顿的利益。这正是2014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法国和德国所做的，而奥巴马政府几乎未作反应。欧洲大国迫使乌克兰接受所谓的明斯克协议，正式化了俄罗斯占领乌克兰领土的缓冲区。但这并未停止战争：俄罗斯加强了其阵地，违反协议，并于2022年再次入侵。 26 未来几年，俄罗斯对北约波罗的海成员国领土的侵蚀，伴随如果北约抵抗，（俄国）就使用核武器的威胁，可能分裂西方。川普政府可能不愿为了塔林(Tallinn)而牺牲纽约——法国、德国和英国也可能退缩。一个充满这种不安全感的欧洲不会特别热衷于帮助华盛顿应对中国的军事和商业侵略，或帮助限制伊朗的核计划。 27 川普经常通过表现出对那些他认为国防开支不足的条约盟友的安全无动于衷，质疑美国安全保证的可靠性。他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与乌克兰对其主权的英勇捍卫等同起来的可耻方式，侵蚀了吸引志同道合国家合作的基本美国道德感——尽管这种道德感可能不完美且不一致。如果美国的政策明显不道德，从而与中国和俄罗斯的政策无异，其他国家可能选择站在这些大国一边，押注其行为至少更具可预测性。让美国更软弱 28 川普政府可能指望美国盟友对中国、伊朗、朝鲜和俄罗斯等美国对手的意识形态所持的敌意。在这种观点中，即使美国伙伴不喜欢华盛顿的某些做法，他们最终会出于民主团结感而继续支持美国。但美国盟友轻易克服了他们可能存在的任何意识形态反对意见，在2014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继续与俄罗斯贸易，尽管中国近年来对维吾尔人的镇压和对香港的打压，他们也继续与中国贸易。此外，川普政府本身并不认为意识形态差异是合作的障碍。美国与俄罗斯价值观的不匹配并未阻止川普在乌克兰战争中站在莫斯科一边。川普在5月对一群投资者和沙特领导人保证，华盛顿不会“对你们的生活方式或治理方式说教”。如果华盛顿不认为意识形态重要，就不应该指望其他国家会重视。 29 川普及其团队可能还认为，中国、伊朗、朝鲜和俄罗斯的力量汇聚如此之大，没有美国的支持，欧洲的抵抗将徒劳无功。在这种观点下，最好恢复十九世纪大国瓜分世界的做法。然而，这将把欧洲让给俄罗斯，把亚洲让给中国，这将是一场巨大的损失。而且，没有理由假设这种让步会满足中国和俄罗斯的野心：例如，考虑北京在拉丁美洲的大量投资和试图腐蚀加拿大政治体系的行为，暗示了中国的意图。 30 川普政府这种方式的另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它认为大多数联盟管理形式充其量是对赢得与中国的竞争的干扰，管理联盟通常还是个障碍。川普政府的官员们会讨厌这种比较，但这种立场是拜登政府论点的延续，即美国最重要的任务是在国内增强自身实力：拥有最佳经济、最具创新性的技术以及最强大的军队。按照这种逻辑，在这些方面获胜将吸引全球支持，因为人们喜欢站在赢家一边。但如果其他国家无法进入美国市场，或者认为美国技术对它们有危险，或者相信美国军队无法为它们提供真正的保护，情况就不会如此。当然，美国应该增强自身实力。但如果这样做没有惠及他国，它们将试图保护自己并限制对美国实力的接触。 31 如果川普真的旨在通过在国内增强实力来使国家在国外更强大，他的方式却很奇怪。政府不明智的关税正在增加市场波动性，使商业规划几乎不可能。川普倡导的共和党立法可能导致赤字激增和通货膨胀加剧。美国科技巨头与政府对机构和法治发起攻击的关联，正在损害它们的品牌，危及它们的市场价值和用户采纳率。根据国防分析师托德·哈里森（Todd Harrison）的说法，川普支持的预算提案将导致2026年国防开支比拜登政府为该年预测的减少315亿美元，而拜登政府的预算本身已不足以应对国家面临的安全挑战。这并非强硬议程，而是软弱议程。让美国无足轻重 32 川普及其团队正在摧毁一切使美国成为吸引人的合作伙伴的因素，因为他们无法想象一个与美国利益相悖的秩序会有多么糟糕。美国的不可或缺性并非必然。在冷战后世界，美国通过承担维护那些同意遵守华盛顿制定并执行的规则的国家安全与繁荣的责任，成为了不可或缺的存在。如果美国自身放弃这些规则及其所建立的体系，它将变得完全无足轻重。 33 川普执政期间美国实力的自我毁灭，很可能让未来的历史学家感到困惑。在冷战后时代，美国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霸权，维持这种霸权相对容易且成本低廉。川普的所有前任在那个时期都犯过错误，其中一些错误显著削弱了美国的影响力，助长了美国的对手，并限制了华盛顿促使其他国家合作或服从的能力。但这些前任并未有意造成这种结果。川普则希望生活在一个美国虽然依然富裕强大，但不再积极塑造有利于自身全球秩序的世界。他更倾向于领导一个被畏惧而非被爱的国家。但他的做法不可能引发任何情感。如果美国继续沿着川普开辟的道路前进，它将成为一个“既不足为友（因太过残暴），亦不足为惧（已无足轻重）”的国家。 34 在未来几年，美国花费数十年建立的联盟将开始瓦解，而美国的竞争对手将不会浪费时间，迅速利用由此产生的真空。华盛顿的一些盟友可能会等待一段时间，希望他们的美国盟友会回心转意，试图恢复类似于传统美国领导角色。但一切无法回到从前；他们的信任与信心已遭受不可逆转的重创。即便美国试图回归昔日风采，也难以完全恢复往日荣光，他们也不会等待太久。很快，他们将另寻出路——而世界其他国家也将随之而动。 *小标题为编者所加；为方便手机阅读，编者进行了较多的断行处理。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7-21 00:00

银行圈重磅变动，等待一年时间后，深圳前首富正式杀入民生银行董事会，民生银行格局迎来洗牌

的身家财富位居2007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第23位，马化腾以101.9亿元财富位列第40位。不过有着“深圳前首富”之称的林立却异常的低调，林立出生于广东省河源市紫金县蓝塘镇，为博士学历。1979年，他曾在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紫金县分行当会计员，此后在当地的中国农行任职，并于1986年到中国银行深圳某支行任职等。公开资料显示，林立1995年创建立业集团，总部位于深圳，是一家持续稳健发展的综合产业控股集团立业集团产业布局十分广泛，覆盖金融、新能源、化工、生物医药等多个领域，目前控、参股子公司超百家。其中在金融领域，立业集团布局十分突出。立业集团不仅控股上市券商华林证券，还在2014年与腾讯等企业联合发起设立了国内首家互联网银行——微众银行，目前以20%的持股比例位列第二大股东。此外，立业集团是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第五大股东，还曾是中国平安前十大股东之一。在2024年《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中，立业集团以140.91亿美元财富值位列第207位，较上年排名跃升了34个名次。民生银行迎来洗牌目前，股权分散的民生银行迎来洗牌。在泛海系和东方系相继暴雷出局后，2024年12月，刘永好和新希望集团抓住机会。通过南方希望实业、新希望六和投资、新希望化工连续通过二级市场增持民生银行股份，并完成举牌动作，至此刘永好掌舵的“新希望系”跃居该行第二大股东。此外还有四大AMC之一的中国长城杀入战局。在近日民生银行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上，提名郑海阳为民生银行第九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出现在该行议案中。而郑海阳系现任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副总裁。民生银行董秘曾表示，根据公司章程持有3%以上的股东有权提出董事候选人，目前长城资产已经达到该标准。这意味着，长城资产在民生银行的持股至少已经达到了3%。如今，民生银行董事会又迎来深圳前首富入局。

金融界07-20 18:57

周评：特朗普政策突然转向！鲍威尔解雇插曲吓坏市场，美联储7月降息彻底凉凉

恢复H20对华出口本周，这位全球第九富豪宣布，英伟达将恢复向中国销售H20芯片，这标志着特朗普政府政策的突然转向。他还为北京一场重要的供应链博览会揭幕，并应主持人、前中国商务部官员任鸿斌的要求，用中文致辞，呼吁加强中美商业联系。英伟达星期一(7月14日)晚间宣布将恢复向中国出售H20芯片。该公司在社交媒体平台X上的贴文说：“美国政府已保证将给予许可证，预计很快发货。”此前，美国商务部在4月份宣布了相关出口销售限制。 H20芯片出口许可证获批不仅提振了英伟达的盈利前景，也有利于白宫与关键贸易伙伴之间谈判取得进展。美国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周二表示，英伟达计划恢复向中国销售H20 AI芯片是美国与中国稀土谈判的一部分，此前几天英伟达首席执行官与特朗普会面。 AI芯片竞争对手AMD也表示，商务部将审查其MI308芯片对华出口的许可证申请。随着中美之间政治敏感性和互不信任上升，企业高管“穿梭外交”已成常态，以确保两国最大的市场业务顺利开展。多次向美国政府强调，收紧芯片出口禁令只会促使中国加速发展本土产业。尽管黄仁勋没有政治野心，但他的逻辑很简单：允许英伟达在中国本土与华为等企业竞争，对美国在人工智能竞赛中获胜至关重要。本周，中国官媒大力报道H20芯片恢复供应的“好消息”，尽管这些芯片性能仍不及英伟达最先进的产品。黄仁勋本人对中国科技研究人员和企业家大加赞赏，不忘提及小米，和小米CEO雷军合影，还笑称小米电动车无法在美国销售是“美国人民的不幸” “他是一位老练的CEO，像库克等人一样，必须尽可能同时在中国和非中国的科技生态系统中游走，”前美国驻香港总领事、现任亚洲集团合伙人的Kurt Tong说。

风起07-20 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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