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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威尔说美股“估值相当高”，这三张图表证明他说得没错，但也许这就是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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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伦·格林斯潘的那句名言。格林斯潘曾在里根总统任内开始担任美联储主席，历经四位总统。在1996年12月5日的一次演讲中，格林斯潘说：“我们如何知道，当非理性繁荣不适当地推高资产价格时，这些价格是否会随之经历意想不到且持续的收缩？” 格林斯潘因此被认为是“非理性繁荣”这一短语的创始人，这也成为了互联网泡沫时代的代名词，尽管市场直到三年后才达到峰值。当前这轮牛市是否也会步入类似命运，尚不得而知。市场观察列出了三张图表，来支持鲍威尔的观点。 CAPE比率由耶鲁大学经济学家罗伯特·席勒提出的CAPE比率，是一个广受欢迎的估值指标。自这轮牛市启动以来，这个比率持续上升。截至8月底，这一比率接近38，为2021年末以来的最高水平。当时熊市已初现端倪。与其他估值指标不同，CAPE比率不是将标普500指数与预期收益、销售额或现金流等数据进行对比，而是将标普500指数除以其成分公司过去十年的平均经通胀调整后的收益。席勒的网站每月只更新一次标普500的CAPE比率，但有迹象显示，随着股价持续走高，近几周这个比率可能已进一步上升。 Creative Planning公司首席市场策略师查理·比列洛本周早些时候在X平台发文称，标普500的CAPE比率2000年以来首次突破40。当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后的熊市刚刚开始。巴菲特指标一些分析师喜欢将美国股市的整体市值与美国经济总量进行比较，这被称为“巴菲特指标”。在2001年接受《财富》采访时，伯克希尔·哈撒韦董事长巴菲特曾表示，把美国股市总市值与国内生产总值（GDP）进行对比，“大概是衡量估值水平最好的单一指标”。道琼斯市场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美国股市总市值约为64.5万亿美元。而第二季度美国GDP以2017年价格计算的最新数据为23.7万亿美元。以此计算，当前股市市值相当于GDP的2.7倍，是至少自2001年3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巴菲特的一位代表曾表示，这位传奇投资者并不建议尝试预测市场，“在他成年以来的整个投资生涯中，巴菲特一直告诉人们不要试图预测股市的行为。” 尽管如此，仍有分析师认为，这一指标在衡量股市估值方面依然具有参考价值。毕竟从理论上讲，公司盈利——投资者最关心的变量之一——与整体经济活动密切相关。这一指标还能反映估值是否已经脱离了经济基本面。 Jones Trading公司首席市场策略师迈克尔·奥鲁克在接受采访时说：“你会关注巴菲特指标，是因为它显示了资产相对于GDP、国家经济活动的估值水平。当你达到这些创纪录的水平时，资产价格就已经远远超过了美国经济的规模。” 市销率以收入来衡量，标普500指数的估值目前处于历史最高点。道琼斯市场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标普500指数相对于未来12个月预期收入的市销率为3.12，是自2000年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雅顿尼也表示，这一指标目前处于历史高位。一些分析师认为，市销率比其他估值指标更真实。因为公司可以通过调整诸如折旧和摊销等非现金支出，操控按公认会计准则计算的净利润。不过，美国企业的利润率目前已接近历史高位。根据FactSet数据，这意味着将当前市销率与过去水平相比，并不能完全等同。估值确实是投资者决策中的关键因素，但大量华尔街研究表明，估值对未来12个月市场走向的预测能力其实非常有限。 “新常态”？雅顿尼指出，近几周盈利预期加快上升，说明第三季度企业利润有望再创新高。理论上，强劲的盈利增长能让投资者更容易接受高估值。美国银行首席股票策略师萨维塔·苏布拉马尼安则表示，并无需要立刻担忧的理由。高估值可能只是投资者和市场所处的“新常态”之一。毕竟，如今美国最大的公司，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企业已经截然不同。如今，标普500指数成分公司负债率更低。大公司几乎不再持有浮动利率债务，使得债务偿还更加可控。大型企业的利润增长明显，单季度盈利的波动性也有所下降。根据美国银行的数据，高质量公司现在占指数比重超过60%，而20年前这一比例还不到50%。公司资产更轻，固定成本更低，自动化技术也持续压低用工成本。 “或许我们应该把当下的估值水平视为新常态，而不是指望回归过去。”苏布拉马尼安在周三说。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9-26 00:00
美国就业市场显露疲态求职者对劳动力市场感到沮丧数据终于开始解释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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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嘿，你能帮我找份工作吗？你们选区里根本没有工作机会，而且一半的招聘信息都是虚假的。’”凯亚德在8月上传到TikTok的视频中说道。她从未得到回应。数据终于开始解释原因如今，经济数据开始反映像凯亚德这样求职者数月来切身感受到的美国就业市场状况。2024年5月至今，美国失业率一直在4%至4.2%之间波动，但8月突破这一狭窄区间升至4.3%，为2021年10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修订后的就业数据显示，今年6月美国实际减少了1.3万个岗位，这是自2020年12月以来的首次月度净失业；而截至2025年3月的一年间，新增岗位数也比最初公布的少近100万个。 “如果你目前有工作，而且对现状满意，你大概会觉得还好，因为裁员率依然很低，”Indeed招聘实验室经济学家艾莉森·施里瓦斯塔瓦（Allison Shrivastava）表示，“但如果你正在尝试进入劳动力市场或换工作，那将会非常艰难。” 凯亚德拥有酒店与旅游管理学士学位以及人力资源管理硕士学位，她在失业后立即开始申请其他职位，尤其担心医疗保险问题——通过COBRA续保的费用大约每月800美元。截至目前，她已提交超过500份申请，却只拿到过两次面试机会。当前，美国就业市场正处于“既不招聘也不裁员”的状态。就业者宁愿留在现有岗位，也不愿冒险跳槽；而失业者则因企业在经济不确定性下谨慎扩招，难以进入职场。 “找工作本身就是一份全职工作，”凯亚德说。“人们问我在做什么？我只能说‘努力坚持下去’。” 令人担忧的下滑担忧的理由并不少。数据显示，8月美国长期失业（超过27周未就业）人口比例升至25.7%，这是自2022年初以来的最高水平。在那之前，劳动力市场还处于火热状态，就业岗位创纪录。 “目前并非大量裁员——裁员率依旧很低——但新增就业岗位不多，而且人们也不愿意主动辞职。”施里瓦斯塔瓦解释说。她指出，工人们正从疫情后极度强劲的就业高峰跌落，因此这次下滑尤为令人眩晕。与此同时，失业率远未达到疫情时的水平，通胀也远低于2022年，而消费者支出依然强劲，不过主要由高收入人群推动。这引发了一个问题：这种糟糕的就业感受会持续多久？与此同时，求职信心已经急剧下降。纽约联储数据显示，工人认为如果失去当前工作，找到新工作的可能性已跌至2013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密歇根大学消费者调查则显示，预计未来12个月失业率会上升的比例，已达到自“大衰退”以来最高。对于那些仍在找工作的群体来说，现实是一场过山车般的投递，却常常以“掉下悬崖”收场。有些招聘是“幽灵岗位”，根本无人入职；有些申请则由AI筛选，哪怕花费数小时量身修改简历和求职信，也可能在几分钟内收到拒绝。 47岁的菲莉西亚·恩里克斯（Felicia Enriquez）来自洛杉矶，因意外失去律师助理职位而失业约14个月，她一直在持续找工作。为维持生活，她接了自由记者的工作，但房租已经拖欠6个月。起初，她只申请律师助理岗位，但因为不会说西班牙语（当地很多职位对此有要求），始终没能成功。于是她扩大范围，最近甚至申请了CVS药店的职位。 “我现在愿意做任何工作。”恩里克斯说。 27岁的泰勒·蒂德（Tyler Tiede）来自纽约州罗切斯特，在去年11月底从软件工程岗位离职休假后，也陷入求职困境。他拥有物理学学位，最初只是随意寻找，但自6月起开始全力投入。起初，他只申请软件工程岗位，但竞争激烈——既有计算机专业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也有大量被裁的科技从业者。投出数百份申请后，他开始转向销售工程师、产品工程师岗位，甚至考虑转型为IT或系统管理员。同时，他靠为Uber Eats和DoorDash送单维持生计。蒂德说，幸运的是，他有女友等支持体系。但失业仍然会每天动摇一个人对自我的认知。 “我追踪了最近100份申请，截至几周前，大约60%根本没有回复，40%直接被拒绝。”他说，“你要么没有任何消息，要么只收到一句‘我们选择了别人’，几乎不会告诉你真正的原因。” 施里瓦斯塔瓦表示，她理解人们对冻结的就业市场感到沮丧。她建议失业者利用这段时间提升技能，并尽可能借助人脉。 “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简历上的空档期不会像在繁荣市场时那样成为严重的负担，”她说。“大家普遍都理解，因为我们都在经历同样的经济困境。”
佳华16809-18 00:38
美国总统攻击美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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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把新政与保守主义调和起来、并最终由里根总统真正体现的“美国共识”的缔造者。的确如此。你必须做出选择。这正是博物馆要做的，也是传记作家要做的，也是记者要做的。说到底，这也是选民和公民要做的。所以这并不是“一刀切”的事情。我并不是说这些机构是完美的，肯定有改进的空间。顺便说一下，几年前我曾在史密森的美国历史博物馆董事会任职。我想他们会是第一批承认自己并非事事都做对的人。但我们要实话实说：川普总统并不是某天早晨醒来就忽然想要成为“美国的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罗马帝国衰亡史》作者）”，来重新决定美国的历史叙事。这是——这是他把国家按照自己的形象重塑工程的一部分。檀香山报纸 Star Advertiser 编辑部漫画截图（2025年8月21日） https://www.staradvertiser.com/2025/08/21/editorial/editorial-cartoons/editorial-cartoon-for-thursday-august-21-2025/ 维尔希：没错。这其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其一是，你指出的很好，博物馆应该与时俱进。它们应该讨论，应该审查。（其次，）这些工作应该交给策展人、专家，或许还有外部人士和像你这样的人来评判：我们是否做对了？因为如果你今天走进任何一家博物馆，与50或100年前相比，展陈内容必然会有所不同，这本应如此。问题在于“与某某保持（高度）一致”这一概念。这正是让我担忧的地方。就连白宫使用的语言都令人不安。首先，这是一次内部审查，而非公开审查，也不是由全国最好的历史学家和策展人进行的评估。但这种“保持一致”的概念让我非常担忧，因为如今，所有听起来有点威权主义的东西都会在我脑海中敲响警钟。米切姆：你强调这一点完全正确。你对史密森学会在美国文化中独特地位的描述也完全正确。非裔美国人历史与文化博物馆是一项非凡成就。我敢打赌，任何人站在那个午餐柜台前，都会感受到那种沉重与痛苦。是的，美国实验的最终善意是存在的。但你知道吗？这种善意是附带条件的。因此，你站在那个午餐柜台前——1960年，那些勇敢的非暴力活动家们在那里见证了种族隔离制度——你站在那里是为了提醒自己该做什么。而上帝知道绝对不该做什么。那么，这是种一致性吗？承认一个国家错误，然后讨论其纠正以及持续关注和关怀的必要性，这是种一致性吗？这就是一条非常非常滑坡的路。维尔希：你在写作的时候会不会经常遇到这种情况：你写的人物，可能是因为你欣赏他们或者他们的一些成就，而你意识到他们也有不光彩的一面？而这正是故事的一部分，对吧？不光彩的一面存在，以及它们如何被清洗掉，都是故事的一部分。米切姆：这完全就是故事本身。这就是整个故事。简单来说，我认为关键并不是人们是否“伟大”，而是那些有缺点的人在关键时刻做对了一两件事——这难道不是令人惊叹的吗？大多数人都比我好——这不难，所以别得意（笑）。但我知道，如果我51%的时间做对了，那已经是个了不起的日子。而我这样的日子并不多。所以亚伯拉罕·林肯的非凡之处在于，他在 1858 年竞选参议员时，在伊利诺伊州南部曾说过：黑人不应担任陪审员，不应与白人通婚，他并不主张黑人享有完整的公民权利。然而在他所说的“烈火般的考验”中，他最终走向了《解放奴隶宣言》。在当时，他左边的批评者认为他太慢，右边的批评者认为他太快。但他最终做到了。他之所以能做到，是因为奴隶们自己展现出的力量与勇气，他们逃离、他们反抗，这才推动了进程。而这才是关键。再比如托马斯·杰斐逊，他是奴隶主，是我们长期犯错的象征——尤其是像我这样的美国南方白人新教徒的错误。但他却写下了也许是英语中最重要的一句话：“人人被造生而平等”。正如我哈佛的同事安妮特·戈登-里德(Annette Gordon-Reed)所说：你还能指望一个人做到多少呢？他写下了《独立宣言》，我们当然要追究他在其他方面的责任。但说实话，我们当中又有多少人写过《独立宣言》呢？所以，我相信讲述这些故事的目的，并不是把他们供上神坛去膜拜，而是把他们放到更高的位置，让更多人能看见他们。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9-16 00:01
贝森特在美联储主席遴选风波中：既要应对特朗普诉求，又要缓解市场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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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式经济顾问、以供给侧理论为罗纳德・里根减税政策提供指导的经济学家阿瑟・拉弗（Art Laffer）表示，“姆努钦只能坐在那里，身体僵硬，瑟瑟发抖。” 特朗普当时愤怒到甚至考虑解雇姆努钦，但姆努钦最终保住了职位，并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的四年里始终担任财政部长。姆努钦的发言人拒绝置评。自鲍威尔首次出任美联储主席以来的近 8 年里，特朗普对他的不满愈发加深。特朗普给鲍威尔起了个 “为时已晚”（Too Late）的绰号，称其未能及时降息。他曾多次提及解雇鲍威尔，目前还因指控美联储理事莉萨・库克（Lisa Cook）存在抵押贷款欺诈、试图将其解职而陷入法律纠纷。特朗普还试图与当初提拔鲍威尔的决定撇清关系，他在 7 月表示，对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主席感到 “意外”，并将这一任命归咎于前总统乔・拜登（Joe Biden）。特朗普对美联储的公开抨击，让贝森特的工作愈发艰难 —— 他既要安抚市场情绪，又要满足这位要求苛刻的上司。贝森特试图在政治诉求与经济现实间寻求平衡的同时，债券市场已发出警示：特朗普推动的激进降息可能重新点燃通胀。目前，30 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已逼近 5%。策略转变布鲁金斯学会哈钦斯财政与货币政策中心主任戴维・韦塞尔（David Wessel）表示，贝森特的举动似乎在向市场、媒体和国会传递一个信号：“遴选过程是有章法的，并非完全由特朗普的个人意愿决定。” 周日，贝森特在全国广播公司（NBC）的节目中被问及 “新主席上任后美联储独立性将如何保障” 时表示：“我们希望找到一个思想开放、能综合考量各类政策的人选。” 他同时指出，无论下一任主席是谁，“特朗普总统都会明确表达自己的观点”。贝森特的盟友担忧，若美联储新主席降息速度不够快，或未能充分贯彻特朗普的议程，贝森特在特朗普心中的地位可能会迅速下滑。特朗普有两个核心目标：降低消费者成本与住房成本。选民表示，这两项指标将影响他们在 2026 年中期选举中的投票决定。若贝森特主导的遴选过程能选出一位带来积极成效的美联储主席，他在特朗普政府中的地位大概率将进一步提升。但反之，即便贝森特已做出诸多努力，仍有不少质疑者认为，他恐怕难以避免负面后果。 “要是有人觉得特朗普会对谁保持忠诚，那他一定没关注过特朗普的行事风格，” 韦塞尔说。
金融界09-09 08:30
纽约时报观点：特朗普正在消灭劳工运动，但工会正在保持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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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对特朗普的沉默，与1981年罗纳德·里根解雇空中交通管制员时的反应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的“团结日”在1981年9月吸引了26万工会成员和盟友来到华盛顿，呼吁工人反抗里根对工人阶级的压制。虽然这没有阻止劳工运动的衰落，但帮助民主党在1982年中期选举中大幅扩大了众议院多数席位。要在特朗普的进攻下生存，劳工运动必须迎难而上。首先必须打破工会内部的规矩，公开批评奥布赖恩这样的工会领袖。除非工会人士重新掌握反抗的叙事，否则自由派联盟中许多人会认为工实际上更支持特朗普。其次，工会必须让自身成员参与到与政治相关的问题中。这不仅仅是选举时候才进行政治教育，还要在当下的重要议题上教育工人。几十年来，许多工会在移民等分歧议题上对成员保持沉默。对部分工会来说，这是现实的回应，因为对很多成员而言，工会身份不如其他政治信仰重要。但如果工会只在选举时才谈政治，就会导致言行脱节，让许多成员选择忽视这一切。第三，在数百万美国人经济生活中感到无人代表、无人依靠的时候，工会必须承担起填补空白的角色。工厂关闭、通货膨胀等经济问题带来的绝望情绪，使工人阶级支持特朗普。但这同时也推动了国内工会支持率的激增。大多数人认为体系已经破碎，正在寻找能修复它的力量。工会可以提供这种领导力。工会常说，工人拥有终极力量，可以通过罢工拒绝出卖他们的劳动力。他们应该把这种力量用于反击特朗普对工人阶级的战争。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9-02 00:00
川普不可饶恕之罪：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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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家和评论家，前总统演讲稿撰写人，曾在里根、老布什及小布什政府内任职，后成为伦理与公共政策中心(Ethics and Public Policy Center)高级研究员，也是三一论坛(Trinity Forum)的资深研究员。作为坚定的保守派，他同时也是川普的坚决批评者。罗伯特·贝谢尔是美国知名政治学者，曾领导世界银行“政府实务中心”(Center of Government Practice)，目前是 “Middle East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的高级非驻地研究员。原文链接： https://www.theatlantic.com/politics/archive/2025/08/trump-incompetence/683779 川普不可饶恕之罪选民显然可以容忍腐败，但有一件事他们绝不会忽视本文为非营利调查新闻编辑室“Information Justice（信息正义）”编译作品。已开通快捷转载，欢迎转载、分享、转发。译：临风编：新约客，Brandi 美国人开始发现川普无能 1 数千万美国人投票支持总统唐纳德·川普，是因为他们相信他有能力胜任总统职务。他们可能对他是被定罪的重罪犯并不感到高兴，也不喜欢他在 2021 年 1 月 6 日国会山暴力事件中的角色。许多人担心他威胁到民主制度。但仍有足够多的人愿意忽视这些问题，因为他们说服自己相信，川普会是一位高效的领导者，在他的带领下，生活会变得更好，国家会更加繁荣。 2 民主党民调专家道格拉斯·肖恩(Douglas Schoen)和卡莉·库珀曼(Carly Cooperman)的大选后调查显示，与拜登政府相比，独立选民认为川普政府提供准确信息的可信度低 11 个百分点，但同一批人又以 10 个百分点的差距认为川普政府办事更有效率。 3 他们在报告中写道： “选民在这次选举中优先考虑的是感觉到的效率，而不是维护民主。尽管他们对我们的制度总体上抱有深深的怀疑，但对新政府能有效提供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案持谨慎乐观态度。” 4 然而，在川普第二任期仅过去半年多的今天，公众对他作为领导者的信心正在崩塌。美联社/NORC 的最新民调显示，仅有四分之一的美国成年人认为川普的政策帮助了他们，大约一半的人认为这些政策“更多是在伤害他们”，只有五分之一的人觉得“没有产生影响”。令人瞩目的是，在这次民调涉及的所有议题中，包括经济、移民以及削减政府开支，川普都未能获得多数支持。 5 结果，政治上的负面印象正在固化：在最近的盖洛普民调中，川普的支持率为 37%，是他本届任期内的最低值，仅比他第一任期末的历史最低点 34% 略高。（在独立选民中，川普的支持率已降至 29%）。美国人早就知道川普腐败，并且表明愿意容忍这一点，但现在他们开始认为他无能—— 而在美国政治中，这才是不可饶恕的罪。川普政府大错特错 6 在经济方面，川普所推行的关税上调——往往在缺乏任何逻辑或理由的情况下宣布又改变——现在才开始在经济中渗透开来，而幅度最大的加税尚未生效。经济正在呈现放缓趋势。消费者价格同比上涨 2.6%，这让美联储不敢降息，尽管承受着川普的巨大压力。 7 月的就业报告显示，新增就业岗位仅为 7.3 万个，显示劳动力市场正在走弱。更重要的是，美国劳工统计局将 5 月和 6 月的就业总数下调了 25 万多，失业率升至 4.2%。消费者支出明显低于去年水平。超过一半的美国人表示，食品杂货价格是他们目前生活中的一个“重大”压力来源。许多行业推迟招聘，全国招聘率接近十年来最低水平。消费者似乎也在推迟大额、长期的采购。耶鲁大学预算实验室估算，美国消费者当前面临的平均有效关税率为 18.3%，为 1934 年以来最高，今年每个家庭将因涨价额外支出 2400 美元。通用汽车公司上个月报告称，川普的关税已让公司损失超过 10 亿美元。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川普最新的关税“将扰乱关键的跨大西洋供应链，损害大西洋两岸的企业、消费者和患者的利益。” 7 川普政府将赌注押在总统的关税政策不会引发通胀，会带来巨额财政收入，从而显著减少赤字，并促使美国制造业与投资复兴上面。如果这一切成真，川普将收获巨大的政治利益。但我们认为，政府的判断大错特错，这一点将在未来几个月和几年内让普通美国人体会切肤之痛。 8 经济并不是川普政策伤害多于帮助的唯一领域。预测显示，未来十年内，美国无医保人口将增加超过 1千万人，这对脆弱的农村人口尤其具有毁灭性影响。削减四分之一的国税局员工可能会削弱税收征管能力，并延长美国人领取退税的等待时间。大幅削减社会保障局(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该机构目前服务的人数创下历史新高，但工作人员数量却是半个世纪以来最少——将会延长有需要的人获取帮助的等待时间，并导致各地办公室关闭，这对农村社区的老年人打击最大，也可能延迟养老金、残障救济以及遗属福利的处理。一位印第安纳州 70 岁的退休老人告诉《卫报》：“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我和妻子为是否能按时拿到社保金而感到紧张和担忧。” 9 川普政府已经重创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这是全球最顶尖的医学研究中心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生物医学研究资助机构。近 2500 项科研资助被终止或推迟，打乱了关键的医学研究，减少了研究人员的数量，并损害了公共健康与疾病预防。 10 “这个国家将为失去这一机构而痛心数十年，” 1993 年至 1999 年担任 NIH 院长的诺贝尔奖得主、癌症生物学家哈罗德·瓦尔穆斯(Harold Varmus)对《纽约时报》说。（有迹象表明，一些国会共和党人终于开始从沉睡中苏醒，可能准备对川普政府的所作所为发起反击，尽管政府可能会通过无视拨款、制造财政扣留之争，或试图再次撤销资金来阻挠。） 11 对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的大幅削减，导致一些最有经验的气象服务领导人离职，并阻碍了收集关键气象数据的工作，从而影响准确、及时的天气预报，这将增加美国人经历极端天气的风险。 12 正如《大西洋月刊》的大卫·格雷厄姆(David A. Graham)所写，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FEMA)正处于混乱之中，由一个明显力不从心的人领导。川普希望在年底前彻底取消 FEMA。该机构已经失去了大约三分之一的常驻员工，并且取消了帮助社区应对洪水、火灾等自然灾害的专项项目。 FEMA 从来不是一个完美的联邦机构，本可以通过改革让它变得更好。问题是，川普政府并没有任何方案替代“后 FEMA 时代”，而各州和地方政府将难以填补这一空缺。 13 FEMA 裁掉数百名呼叫中心合同工，导致在最近的得克萨斯州洪灾之后，成千上万寻求救援的电话无人接听。（政府称有关报道是“假新闻”。）龙卷风摧毁圣路易斯部分地区后，FEMA 直到几周后才派遣人员到现场，导致居民无法申请新鲜食品和药品的基本补助，更不用说获得针对自然灾害未投保损失的帮助了。 14 川普政府还在摧毁联邦政府的反腐败工作。今年早些时候，它宣布不再执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1977年海外反腐败法》。它还宣布终止司法部两个旨在查封并归还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关系密切的盗贼和寡头(kleptocrats and oligarchs)海外资产的项目。此外，政府还解雇或降职了20名监察长(inspectors general)及代理监察长—— 这些人当时正在联邦政府内部调查浪费、欺诈和滥用职权行为。 15 作为终身保守派，我们完全赞同政府项目需要问责、提高效率，并在某些情况下对其进行重组、缩减规模甚至取消。但问题在于，川普政府的做法极其轻率与鲁莽—— 与此同时还通过了一项《大美丽法案》，将令国家债务增加惊人的 3 万亿美元。（译者注：最近，非党派国会机构CBO调整数据，预估债务将达到4.1 万亿美元！） 16 川普身边围绕着一群虚无主义者，他们像疯子一样在舞台上挥舞链锯，并宣称职业公务员应被视为“恶棍”(villains)。川普的管理与预算办公室主任拉塞尔·沃特(Russell Vought)在 2023 年说： “我们要让他们受到创伤。” 川普的毁灭性影响 17 因此，民主党人拥有大量可利用的材料。几乎每天川普都在自我伤害，这为民主党人提供了绝佳机会，让他们能够以极高的精准度，突出川普未能兑现自己承诺的失败。在这一过程中，民主党人需要展现的并非是“执政党”的形象，而是“改革派”的形象，是代表公众利益打破现状的颠覆者。我们认为，他们必须以各种方式向选民表明，在经济、医疗保健、灾难救援等各个领域，川普正在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糟，而非更好。他和他的政府是无能的草台班子，是力不从心的草包。他们是哗众取宠的江湖艺人和骗子，是满嘴喷毒的电台痞子和怪胎。就算他们可能拥有某种才能，治国绝对不在其中。 18 或许最重要的是，“无能”这一论点需要被具象化、有人情味地表达出来。民主党需要能唤起共鸣的叙事，用来展示川普及其帮凶的极度无能是如何伤害普通人的。例如，他们可以讲述前国立卫生研究院(NIH)院长弗朗西斯·柯林斯(Francis Collins)提到的故事：一位 40 岁出头、罹患四期结直肠癌的女性，原本有望参加一项可能挽救她生命的免疫疗法临床试验，但由于 NIH 被削减经费而遭遇致命性延误；或者那些患有罕见疾病的儿童，因为基因编辑研究被迫中断，他们的生命可能因此受到影响；又或是那些希望在阿尔茨海默病研究中取得突破的家庭，如今希望可能破灭。他们可以述说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长小罗伯特·F·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 Jr.)在几十年来最严重的麻疹疫情中所扮演的角色—— 他传播反疫苗阴谋论；他决定取消近 5 亿美元的 mRNA 疫苗研发资助和合同，而这些疫苗在拯救数百万人的生命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并被视为癌症免疫疗法中最令人兴奋的新机遇。他们还可以论证川普政府在应对可能发生的禽流感大流行方面毫无准备。 19 民主党人还可以讲述爱荷华州西部等地的农民，在关税上涨后，不仅国内购买机械、化肥、除草剂和饲料的成本增加，还被限制了进入国际市场的机会。 20 民主党人可以揭露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特工用破门锤对劳工进行突袭的行动，如何正在摧毁奥马哈(Omaha)的格伦谷食品公司(Glenn Valley Foods)。该公司曾是中西部地区增长最快的肉类加工企业之一。据《纽约时报》报道： “短短几周内，产量骤降近70%。大部分员工已离职。维护团队的一半成员正面临被驱逐出境，人力资源总监已停止上班，超过50名员工被关押在内布拉斯加州农村的一处拘留中心。” 21 基于《纽约时报》记者尼克·克里斯托夫(Nick Kristof)的报道，民主党人还可以讲述像格贝西(Gbessey)这样的婴儿的故事—— 他生活在利比里亚的一个村庄，因为川普政府关闭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当地卫生人员没有疟疾药物，这个婴儿最终死于疟疾；他的弟弟奥斯曼(Osman)也因疟疾病重。他们可以讲述在南苏丹，因艾滋病失去父母的孩子正在死去，因为为他们送药的社区卫生员已被裁掉。（《柳叶刀》近期的一项研究预测，削减 USAID 经费可能会在本年代末导致 1400 万人死亡。） 22 这些例子只是开始；毕竟，川普的任期还剩下1200多天。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会变得更有能力或更有同情心，反而有大量证据表明情况正好相反。民主党的挑战在于，要跟上这些接连不断的骇人故事发生的节奏，并以生动而有同理心的方式讲述出来，传达川普政府在各个领域错误政策所带来的毁灭性影响。他们的烂摊子 23 在《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中，司各特·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写到了汤姆和黛西·布坎南(Tom and Daisy Buchanan)这对贵族夫妇，他们是富人道德腐败的典型代表。 24 “汤姆和黛西，这两个满不在乎的人。” 菲茨杰拉德写道， “他们搞砸了事情，毁了人，然后就退回到自己的钱堆中去，退回到麻木不仁或者任何能将他们维系在一起的东西中去，让别人收拾他们的烂摊子。” 25 川普正在以几乎无法想象的规模大肆破坏，而且他似乎对自己每天制造的艰难困境与广泛苦难毫不在意。而川普的行动远未结束。痛苦与死亡人数将不断上升、上升、再上升。收拾他制造的烂摊子的任务将落在别人身上。有些损害可能会随着时间被修复；有些则将永远无法弥补。民主党人应该明确说出这些。这是击溃他们那场运动的最佳途径—— 唯有如此，复原方能开始。 *小标题为编者所加。为方便手机阅读，编者进行了较多断行分段处理。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8-18 00:00
美国皇权总统制几乎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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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该条款的一种解读，这个名词正式出现在里根政府时代。简单地说：“单一行政理论”是一种美国宪法学说，主张宪法赋予总统对整个联邦行政部门的完整、统一和直接的控制权，包括对所有联邦行政官员的解聘权、命令权和政策决策权。 11 然而，这段话没有单一的权威定义，对其解读历来存有分歧。有人将其解读为总统强权，总统对行政部门所有官员拥有控制权；而另一个方向的解读则认为国会可通过立法手段对总统的权力进行实质性限制。 12 其实，对总统权限的争议在1787年的制宪会议上就已经出现了，虽然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词汇。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在《联邦党人文集》的第70篇中强调单一行政领导的重要性，认为一个强有力的总统能够确保行政部门的“活力”(energy)、统一性和责任性。这种观点为后来的“单一行政理论”奠定了思想基础。 13 当时，开国元老中有许多人（包括制宪者）对君主制深怀恐惧，他们反对将行政权力过分集中，担心会带来专制和暴政。这其中包括：乔治·梅森(George Mason)、埃德蒙·伦道夫(Edmund Randolph)、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等等。托马斯·杰弗逊的立场接近这批人，虽然制宪时他正在法国担任驻法公使。 14 因此，宪法定稿对总统权限的规定有一定的模糊度。它一方面肯定总统的权力很大，一方面提供制衡的机制。制宪者并没有对总统的权力界限作出精准的定义，也因此带来不断平衡中的张力。 15 其实任何体制都无法“万无一失”，人的素质十分重要。一个人如果存心破坏体制，他总可以找到漏洞。从立宪的精神来看，宪法对总统权限的规定偏向于“平和”(moderate)：它赋予总统对行政部门的重要控制权，但通过制衡机制限制其绝对性。 16 换句话说，宪法设立的初衷并不支持极端的“单一行政理论”。最高法院推翻百年惯例 17 “单一行政理论”，即总统权力的范围，究竟能够走多远？一个最好的观察角度就是：联邦政府对“独立机构”(Independent Agencies)的组成和权力的使用。 18 “独立机构”是美国国会创建的行政实体，以处理复杂的监管需求、政治隔离，以及应付危机。这是宪法第一条第八款的规定，授权国会组织行政部门。这些行政机构负责执行特定职能，通常具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权，部分独立于总统的直接控制。这些机构通常由委员会或董事会领导，其成员受“因故免职”（只能因“低效、渎职或失职”免职）条款保护，限制总统单方面免职的权力，这就与“单一行政理论”产生了张力。 19 早期联邦机构（如1792年成立的邮政局）通常由总统直接控制。现代意义上的独立机构始于19世纪末，受到工业化、城市化和州际商业扩展带来复杂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推动。向独立机构转变标志着与“单一行政理论”模式的背离，国会寻求创建具有专业知识且部分独立于政治影响的机构。 20 其中非党派的“独立机构”大约有19个，包括： 1887年建立的州际商业委员会(ICC)：监管铁路，解决垄断行为和不公平定价问题，确保州际运输的公平性。它由五名两党成员组成的委员会，由总统提名、参议院确认，成员任期固定，仅能因故免职，使其具有一定独立性。（以后成立的机构皆本此原则） 1913年建立的联邦储备系统(The Fed)：在1907年银行恐慌后，提供稳定的货币和金融系统。 1914年建立的联邦贸易委员会(FTC)：打击不公平商业行为，促进竞争，以应对信托和垄断的日益增长。 1934年建立的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在1929年股市崩盘后监管股票市场，保护投资者。 1935年建立的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NLRB)：监督劳资关系，保护工人组织权利。 1972年建立的消费者产品安全委员会(CPSC)：保护消费者免受不安全产品危害。 1974年建立的联邦选举委员会(FEC)：在水门案后通过《联邦选举活动法案》修正案设立，监管竞选财务，确保联邦选举的透明度。 2010年建立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CFPB)：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保护金融市场中的消费者。 21 关于“独立机构”的自主性，最高法院早年一个具有分水岭意义的判决是1935年的“汉弗莱遗嘱执行人诉美国案”(Humphrey’s Executor v. United States)。该案涉及威廉·E·汉弗莱(William E. Humphrey)，他是独立机构“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委员，于1933年被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因政策分歧而解雇。大法官裁决认定，总统无权随意解雇独立机构的官员，除非国会授权的免职原因成立。而汉弗莱不是“因故解职”，总统被判越权。 22 第二个著名的案件发生在1988年里根总统时代，“莫里森诉奥尔森案”(Morrison v. Olson)。最高法院认定《独立检察官法》(Independent Counsel Act)合宪。莫里森案再度确立了一个重要的先例，肯定国会限制总统解除官员职务权力的范围。 23 安东宁·斯卡利亚大法官(Antonin Scalia)关于该案的唯一反对意见也很有名。他提出“单一行政理论”的概念，认为这个判决违反了宪法第二条。因为美国是英美法系(common law)或称判例法(case law)，美国法院判案，一向有“遵循先例”(stare decisis)的传统。那么，这两个判决是否已经形成了“先例”的传统呢？显然没有。 24 第二个具分水岭意义的判决发生于2020年。已经去世的斯卡利亚大法官找到了共鸣。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率领的最高法院改变了对“单一行政理论”的立场。 25 川普2017年因为不喜欢消费者金融保护局(CFPB)的职能而开革了局长。这件事因超越总统职权的理由被告上法庭。 2020年，最高法院以5-4判决“西拉律师事务所诉消费者金融保护局案”(Seila Law LLC v. Consumer Financial Protection Bureau)，裁定CFPB局长被总统免职成立。 26 罗伯茨大法官撰写的多数意见书解释道： CFPB的“单一局长结构”违宪，因为“因故免职”的保护使总统无法有效监督行政权的执行。最高法院认为，总统必须有权自由免除CFPB局长，以符合宪法第二条的行政权授权。 27 直白地说，罗伯茨大法官找到一个勉强的理由，宣称“单一局长结构”违宪！为了避免违反“遵循先例”的传统，罗伯茨特别区别出“汉弗莱遗嘱执行人诉美国案”的传统，指出其适用于“多成员”的委员会（如FTC），因为这些机构具有“准立法”和“准司法”职能，且通过两党平衡和交错任期实现独立性，而CFPB的单一局长结构不具备这些特征。 28 针对另一个判例，最高法院也提出解释： 1988年“莫里森诉奥尔森案”的判决仅适用于针对“下级官员”的一个“狭窄的例外”。 29 2021年，最高法院判决“科林斯诉耶伦案”(Collins v. Yellen)，该案涉及联邦住房金融局(FHFA)的结构问题。最高法院延续“西拉律师事务所诉消费者金融保护局案”的先例，做出同样的判决。 30 说白了，罗伯茨领导的6位保守派大法官为提升总统的权力，推翻了将近一百年的惯例，主张一个比较强化的“单一行政理论”。 31 庆幸的是，至少到今天，川普总统还不敢开革美联署的主席。原因或许不是因为川普害怕违宪，而是担心股市可能崩盘，联邦债券可能被抛售。总统行政权力的消长 32 尽管《宪法》第二条对总统权力的规定相对简略和模糊，但随着历史发展，总统的行政权力经历了从有限到强大、从议会主导到行政主导的显著演化。 33 建国初期，乔治·华盛顿设立了多个总统权力的先例：主张总统有权解雇行政官员；在“威士忌叛乱”[注]中动用联邦军队维持秩序。但整体来看，当时的总统仍受制于国会，行政权较弱。 [注]威士忌叛乱(Whiskey Rebellion)，又叫威士忌起义(Whiskey Insurrection)，是一场在1791年－1794年间发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西部的抗税运动。 34 19世纪的安德鲁·杰克逊(1829–1837)是个强势总统，强调总统是“人民的代表”，对抗国会。使用否决权不仅基于宪法理由，也基于政策立场。亚伯拉罕·林肯(1861–1865)在内战期间行使非常权力：暂停人身保护令(Habeas Corpus)；以战争权力发布《解放黑奴宣言》，为后来战争时期总统权力扩张奠定基础。到了20世纪初，西奥多·罗斯福(1901–1909)倡导“受托理论”：总统可以做宪法未禁止的任何事情，使用行政命令和舆论工具推动社会改革。 35 大萧条和二战时期，富兰克林·罗斯福(1933–1945)推行新政(New Deal)与战争动员，将总统权力推向高峰：建立大量联邦机构（如社会保障局、证监会），大量使用行政命令，总统成为联邦政策的核心驱动者。最高法院“汉弗莱遗嘱执行人诉美国案”的判决就是对总统权力扩张的遏制。 36 70年代，尼克松总统滥用总统特权（如水门事件中拒绝交出证据），最终在宪政危机中辞职，引发对总统权力的强烈反弹。国会通过限制总统的新法律：《战争权力法案》(1973)，《信息自由法》修正案，设立独立检察官制度(1978)。 37 然而，这种限制趋势在80年代被里根政府逆转。罗纳德·里根(1981–1989)推广“单一行政理论”，强化白宫对联邦机构的控制。引进斯卡利亚(Antonin Scalia)大法官就是里根总统重塑宪政理念的一个重要棋子。里根强调，行政部门不应存在“政治中立”的官僚，而应执行总统意志。 38 司法部长埃德温·米斯(Edwin Meese)推动司法部在法院中提出立场：宪法第二条将行政权“完整地赋予总统个人”，任何限制总统的立法都应受到质疑。这使“单一行政理论”正式进入政府法律攻略，成为对抗国会与法院干预的工具。但1988年最高法院“莫里森诉奥尔森案”的判决允许司法部长推荐一名独立检察官，是对里根扩权的遏制。 39 9-11之后，乔治·W·布什(2001–2009)启动“反恐战争”，大幅扩张总统权力，推动无需法庭授权的监控项目(NSA)，启用酷刑与无限期拘押，广泛使用总统“签署声明”(Signing Statements)来规避国会法律。 40 然后，美国进入唐纳德·川普(2017–2021, 2025– )时代，推行极端版“单一行政理论”。川普政府持续强调总统享有广泛免受调查与约束的权力，多次使用行政命令绕开国会立法程序。而最高法院2020年对“西拉律师事务所诉消费者金融保护局案”的判决，进一步加强了总统的权力。 41 川普2.0的司法部长对总统的权力做出了最大的扩充。司法部长帕姆·邦迪(Pam Bondi)于2025年2月5日发布了一份备忘录，称“总统解释行政部门的法律”(The president interprets the law for the executive branch)。这样一来，总统成了行政部门对法律的诠释者和代言人！换句话说，作为行政部门的领导，总统就是法律，他说了算。 42 所以，川普一上台就解雇了多名参与对他提起诉讼的检察官，并要求提供联邦调查局参与调查他的特工名单。他等于在告诉司法部：这个部门属于我，为我个人服务。 43 2025年3月，川普在邦迪的陪同下访问司法部，发表讲话。他批评对手对他的的攻击，以及司法部被“武器化”。川普点名批评了参与调查他的个人和机构，指责他们将司法部政治化并利用其权力阻挠他的政治抱负。川普并暗示将对那些他视为对手的人采取报复。 44 值得注意的是，总统访问司法部并发表讲话的举动偏离了美国的传统。传统上，司法部与白宫保持一定距离以维护其独立性，司法部的职责是维护法律的公正与国家安全，而不是执行总统的意志。 45 再加上2024年大法官对主张总统豁免权的“川普诉美国案”的判决，川普更是如恶虎添翼，意志无限扩张的总统加上免罪牌，总统的权力已经达到皇权的高度。 46 保守派退休法官约翰·卢蒂格(John Luttig)这样对公众电台Frontline节目描述“川普诉美国案”的影响：我认为“川普诉美国案”是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最高法院裁决。我第一天就把它比作法院在“德雷德·斯科特案”(Dred Scott v. Sandford，加深奴隶制的桎梏)和“日裔美国人强制收容案”(Korematsu v. United States)中的那些阴险判决。接着，我第二天还说过这样一句话：“这项裁决甚至比那两项更糟，因为它破坏了所谓的结构性宪法”，也就是说，它破坏了权力的分立。卢蒂格还认为： “川普诉美国案”实际上赋予总统几近绝对的免受刑事起诉的豁免权。因此，最高法院的这一决定使得总统对一百多项行政命令所做的事情几乎毫无法律责任。总统在这些行政命令中所为，绝大多数情况下都超越了他根据宪法或联邦法律所拥有的合法权限。 Frontline节目《川普的权力与法治》(Trump’s Power & the Rule of Law)截屏。上述引文引自2025年3月31日Frontline对卢蒂格的采访。皇权逆流波涛汹涌 47 川普的底气不仅来自大法官，更是来自MAGA煽动家们的拥护。 48 在川普的支持者中，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要算是意识形态最浓厚，思想最清晰的“国师”级人物。他于今年4月3日对公众电台Frontline节目的迈克·怀瑟(Mike Wiser)谈到川普上台第一天的总统广发行政命令时说：这其中一个核心理念就是“解构行政国家”[注]的理论。而要解构行政国家，首先你必须确立“谁在掌权”，对吧？这就是为什么会提到“单一行政理论”—— 这个理论的核心就是，一切权力集中在总统办公室。 [注]Administration State，行政国家，指由国会通过的法律进行实施和执行的庞大政府机构和部门网络，包括各种独立机构，如环保署、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这些机构通常由未经选举产生的职业官员和公务员组成。 Frontline《川普的权力与法治》系列对班农的访谈截屏 49 班农高度推荐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说他是川普团队里“单一行政理论”的主要推手。访问班农后第二天，Frontline的迈克·怀瑟去访问迈克·戴维斯。戴维斯说：民主党人认为“单一行政理论”只是一个理论。但它根本不是理论，它是《美国宪法》第2条。美国总统掌管行政部门，他在第2条下拥有行政权，每一个政府部门和机构都必须向总统汇报，包括司法部。 50 对戴维斯而言，宪法赋予总统的权力就是绝对的。怀瑟：“所以你是在说，他想传达的信息是：‘你们都为我工作’？” 戴维斯回答：我不知道他具体想表达什么信息，但如果我是川普总统，在经历了过去八年的‘法律战’之后，我会传达的信息是：‘现在这里换了新警长’。美国人民把川普总统重新选回白宫，而司法部是为总统工作的。他的第二个任期将会带来急需的问责。我希望对这个被政治化、被武器化的司法体系，会有严重的——我是说非常严重的——法律上的、政治上的、经济上的后果。 Frontline《川普的权力与法治》系列对迈克·戴维斯的访谈截屏 51 在怀瑟追问之下，戴维斯再度强调，总统的行政权力覆盖整个行政体系，没有例外。他宣称：从大约100年前开始，我们逐步建立起了一个‘威尔逊式’的政府模式，就是让一些没有被选举产生、也不对公众负责的联邦技术官僚（深层政府）来替我们做决策—— 他们不对总统负责，却替我们立法、执行法律，甚至裁决案件和争议。这种做法完全违背了宪法制定者的初衷。 52 戴维斯应该是期望一个现代版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不就是“忠诚绝对”的表现吗？ 53 戴维斯也承认，“川普诉美国案”的判决极其重要：这非常重要。它决定了川普总统到底是被华盛顿特区的奥巴马任命法官塔尼娅·丘特坎(Tanya Chutkan)和拜登的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Jack Smith)）在1月6日事件所“构陷”而入狱，还是能重返白宫。这是极具影响力的事情，也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最高法院裁决之一。作为川普阵营“单一行政理论”的推手，戴维斯的立场是有代表性的。 54 除了戴维斯，在川普阵营中，还有位深受“国师”班农和副总统万斯追捧的人，柯蒂斯·亚尔文(Curtis Yarvin)，他比戴维斯还极端。亚尔文是“新反动主义”（Neoreactionary，NRx，又称 Dark Enlightenment，黑暗启蒙运动）政治思想的奠基人之一，曾对总统权力问题进行了另类探讨。他的理论在川普阵营和硅谷科技大佬间广受尊崇。柯蒂斯·亚尔文认为自由民主是一个腐朽的敌人，必须予以铲除。他憎恶美国民权运动，认为某些种族可能比其他种族更合适被奴役。2022 年，Vox称亚尔文是“花费最多时间思考如何推翻和取代美国政府的人”。摄影：David Merfield 55 亚尔文认为民主制度是个失败的系统，主张结束民主。他口中的“单一行政理论”是将国家治理权集中在“CEO式”的个人统治者手中，即主权公司(sovereign corporation)的模型，他的思想类似“封建复辟”，认为治理结构应类似于企业或历史上的封建君主制，而非现代代议制政府。 56 他主张在总统宣誓就职当日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况，使用行政命令解构联邦官僚机构，解雇所有联邦官僚（他称之为“RAGE”：Retire All Government Employees）。他批评“进步主义”是一个现代宗教，要完全铲除高等学府和精英媒体对社会的影响（他称这批人为“Cathedral”，教堂）。 57 亚尔文在“思想右翼”（MAGA精英分子）和“智识右翼”（如Claremont Institute，The American Mind）群体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他之前批评川普，对他“恨铁不成钢”。他认为，川普的“本能式民粹主义”缺乏系统性和制度改革方案，川普1.0错失了将总统职位转变为“真正主权”的机会。 58 总之，亚尔文通过万斯、拉塞尔·沃特(Russell Vought)、迈克尔·安东(Michael Anton)、彼得·蒂尔(Peter Thiel)和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等人物，间接影响川普2.0政府。这些人呼应了他对官僚系统“大清洗”(RAGE)、行政权力集中、以及解构“教堂”的主张。 59 川普2.0时代，亚尔文的这股暗流正变得波涛汹涌。皇权总统制几乎成形 60 川普2.0是美国历史上的岐异点。他一上台就动用紧急令，用超越宪法赋权的“单一行政理论”的方式管理国家。他不但滥权，更是公私不分，利用权力腐败，恐吓勒索。 61 三权分立中，川党控制的国会已经完全认怂。美国的宪法本来就偏袒小州（绝大多数是红州），如果红州又不断像德州这样利用杰利蝾螈的手段非民主地增加共和党的国会议席，在可见的未来，川党将可能会持续控制国会。 62 在司法界，联邦司法部已经成他的私人司法团队。不但如此，川普不断提名党派性的法官，川普控制的参议院又不断使用橡皮图章任命这类法官。（例如，几天前福克斯新闻主持人珍妮·皮罗，Jeanine Pirro，被任命为华盛顿特区美国检察官，她不仅积极散布2020大选舞弊说，而且法律界认为根本资格不符。）《民主案卷》(Democracy Docket)报道截图，标题为《共和党推选选举否认者珍妮·皮罗担任关键检察官职位》。珍妮·皮罗在福克斯担任新闻主播时，散布2020大选阴谋论，是导致福克斯因多米尼恩投票系统(Dominion Voting Systems)诽谤诉讼最终被迫以7.87亿美元和解的原因之一。几年下来，美国的法院将充满艾琳·坎农(Aileen Cannon)[注]这种不合格的党派法官。 [注]艾琳·坎农是美国佛罗里达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2020年由川普任命。她因“川普案”过度偏袒川普而引发强烈批评，同时被MAGA群众追捧。其关于总统豁免权与特别主审程序的裁定遭法院驳回或批评，在伦理监督方面同样面临舆论和法律质疑。 63 最高法院是三权分立中第三个权力最后一道防线，但如今，六名保守派大法官组成的多数派几乎没有阻碍川普的意愿，最高法院最近有关川普政府的“紧急备案”的大部分判决倾向于川普。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法学院院长、宪法学者埃尔温·切梅林斯基(Erwin Chemerinsky)最近说： “一再地，最高法院选边站，而且坚定地站在了非常保守的一边。” 64 以此，单一行政理论对美国权力制衡机制构成严重威胁。美国法治中的第一权和第三权都已经摇摇欲坠，皇权总统制几乎成形。 65 在这个川普2.0的美国，媒体和选民必须勇敢地站起来，捍卫美国的宪政民主和政治伦理，因为这是美国走向香蕉共和国的最后一道防线。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诉诸呼吁、揭发、抗争。我深深相信，只要我们不放弃，光明总有一天会来到。让我们谨记马丁·路德·金牧师的话： “道德宇宙的弧线很长，但它最终会弯向正义。” 美国的民权运动就是在备受打压之中经过不屈不挠的奋斗而获取胜利的。 *为方便手机阅读，编者进行了较多断行分段处理。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8-13 00:01
德国的身份危机：列车不再准时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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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100名乘客临时转乘这列车。对像普里根这样的通勤者来说，这些延误已经成为职业生活的一种负担。他是来自杜塞尔多夫的银行职员，计划周一早晨从伍珀塔尔前往哈姆，原定车程45分钟。但列车根本没有出发。在等待替代列车后，他比预定时间晚了整整两小时才到达。原本8点的会议只好由同事顶替。普里根说，现在德国铁路的状况是“困难”——接着他又直截了当地说，“其实是灾难。” “现在准时的列车才是例外。”他说。 72岁的退休老人福格尔也被迫在伍珀塔尔下车，他和普里根一起站在站台上，等待下一班开往柏林的列车。福格尔此行是去看望女儿，他把责任归咎于三十年来对基础设施的忽视。 “我们都知道，基础设施如果长期不做任何维护，就只会让现在这些问题越来越严重。”他说。说话间，列车广播响起。 “由于临时在哈姆增加了一站……我们抵达汉诺威的时间将比原计划更晚。”列车长说。“很遗憾，我现在还无法告诉大家会晚多少。” 1990年代初期，德国约有85%的长途列车能够准时到达。过去一年中，这一比例一直徘徊在60%至65%之间。而据德国铁路的数据，到了7月，仅有56%的长途列车能在预定时间6分钟内抵达。发言人表示，德国铁路今年的目标是将长途列车的准点率提升到至少65%，并在2027年实现75%到80%的准点率。 “铁路的可靠性必须大幅提升，”德国新任交通部长施奈德周二在德国ZDF新闻频道表示，并称当前的准点率数据“令人无法接受”。乘客对此也常有同样的看法——只不过表达得更直接粗暴。德国财政部为2025年铁路基础设施拨款创下纪录，高达250亿美元，其中约100亿美元来自今年设立的5770亿美元基础设施与气候专项投资基金，这是德国政府历史性放宽借贷限制的一部分。这项资金计划将为到2029年前超过1160亿美元的铁路投资铺平道路，也是德国作为北约成员国致力于将国内生产总值5%用于国防相关项目的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的一环。内乌斯表示，这些资金将有所帮助，但德国铁路仍“亟需大幅增加投资”。周一，21岁的多萝特·洛萨和23岁的芭芭拉·威廉姆从德国西部的科隆出发，前往波罗的海沿岸的罗斯托克探望洛萨的哥哥。她们同样在伍珀塔尔被迫换乘，因此将错过在柏林的中转列车，旅程可能要多出两个小时。 “有趣的是，我们昨晚打电话告诉她哥哥我们的到达时间，他说，那就大概再晚两个小时吧，”威廉姆说。 “我经历过四小时的延误，”洛萨接着说，“也试过凌晨三点才到一个地方。你只能学会适应，尽量别在抵达当天安排任何事情。”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8-06 00:00
他曾预言了美国民主崩溃，现在他说有一个“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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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开始所发生的变化，特别是在1980年里根上台之后，新自由主义的兴起。这确实标志着一个重大转折，背离了战后那25年“社会团结、高税收”的模式——富人缴纳高税，整个社会维持某种程度的团结。而新自由主义则压低了高收入者的税收，放松监管，可以说是“让市场自由奔跑”。而它确实“跑”了起来，其结果就是不断扩大的不平等，一场接一场的金融危机。这与他们当初承诺的美好图景完全相反，经济增长变得更缓慢，经济系统更加不稳定，社会更加不平等。但我们当时没有意识到。大家就像喝了“毒鸡尾酒”一样深信不疑，即便数据摆在眼前，表明这个实验正在失败。就像任何宗教邪教一样，他们说，“再给点时间，再等等”。而时间过去，我们迎来了2008年的又一场危机，经济鸿沟继续扩大，美国人的预期寿命开始下降。最终，我曾预见的情景变成了现实——一个煽动者从这片绝望的肥沃土壤中崛起。巴斯塔尼：那你是不是认为，川普的出现要归咎于奥巴马政府？听起来是他们在关键时刻做出的某些选择，让这几乎变得不可避免。斯蒂格利茨：我认为问题其实早在奥巴马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我必须说，从某种意义上讲，问题在卡特政府时期就已开始，那时候开始了去监管化。克林顿延续了这一趋势，进行了大规模金融领域的放松监管，并降低了资本利得税——这是超级富豪的主要收入来源。所以，加剧不平等的税收政策，实际上是克林顿议程的一部分。而到了奥巴马执政时期，事态的走向已经非常明确，不能再有借口。所以，是的，最终我确实在某些方面把责任归于奥巴马。首先，他有一个成就，那就是“奥巴马医保”(Obamacare)，为大量原本没有医保的美国人提供了医疗保障。这确实是一个成就。当然，在设计中也存在一些错误。我当时就主张设置一个“公共选项”(public option)，就是说，如果私人保险公司不能提供人们想要和需要的服务，就应该有一个公共医疗保险选项。但这个提议最终在保险公司游说下被否决了——他们不希望面对竞争。而他们不愿意面对竞争这一事实，其实应该已经说明了问题。他们害怕公共选项。尽管如此，这仍然是奥巴马政府的一项重要成功。但他对银行救助的处理方式、未能有效帮助抵押贷款者、经济复苏计划力度不足、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无所作为——这些都是失败。而在政治层面上，他也没能…… 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州一级和地方一级发生的事情其实非常关键。他没有去加强民主党的州级和地方组织。与此同时，共和党却在大力经营州与地方势力。所以，最终我们的政治体系变得更加脆弱，我们的经济体系也更加容易受冲击。巴斯塔尼：是啊，对在英国观看和收听这个节目的朋友来说，就我了解的情况而言，到2012年，尽管奥巴马成功连任，但在“下级选举”（down-ballot races，这里指低于总统职位的选举或地方选举-译者注）中，民主党却表现很差，选民投票率明显下降。而这15年来最大的讽刺之一就是：右翼反而从激进左翼、甚至20世纪的左翼组织手段中吸取了更多经验，比如如何建党、如何组织群众，而中间派和中左翼却没有。在我们转向讨论你这本书的核心内容前，最后一个与历史相关的问题。我记得你在书里提到，你多年前曾见过米尔顿·弗里德曼。他这个人是什么样子？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虚伪 Milton Friedman 斯蒂格利茨：其实，多年来我和他有很多很多次接触。我曾是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里的一名“当摆设”的自由派成员。这个研究所，不知道你是否了解，它是位于斯坦福大学校园内的一个智库，是所有右翼人士接受训练、灌输的地方之一。每位美国总统通常都会有一个图书馆，而图书馆往往还会附带一个智库。赫伯特·胡佛是典型的右翼总统代表，他当年在经济大萧条爆发时说，“让市场自己解决”，结果就酿成了灾难。 1929年9月股市崩盘时，他什么都没做，结果我们迎来了真正的大萧条。所以他成为了“典范右派经济政策”的象征，而在胡佛研究所，他们还以此为荣。他们当时想象征性地引进少数几个自由派人物。我当时在斯坦福教书，于是他们把我找去了，还有其他几位，比如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我也很乐意借此机会了解整个政治光谱。我们确实进行了很多次交流。我给你讲一个具体的例子。在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初，我写了一篇论文，阐述为什么企业追求最大化股东价值，并不会带来整个社会的福祉。我是用数学模型来说明这个观点。而差不多在同一时间，米尔顿·弗里德曼正在写一篇后来证明非常有影响力的文章，发表在《纽约时报》杂志上，主张企业就应该最大化股票市值。我后来受邀去芝加哥大学做报告，介绍我的论文。我做完研讨会之后，我们站在研讨教室外面，他对我说：“乔，你错了。” 我说：“米尔顿，那你告诉我，我在哪个假设上错了？还是我的分析逻辑哪里有问题？” 他说：“乔，你错了。我就是知道最大化股东利益对社会是最好的。” 我说：“请你看看这篇文章。我花了很多功夫推导证明你不对，你能不能指出我的分析中到底哪里有错？” 他说：“乔，你错了。”那一刻非常清楚，他已经变成一个意识形态至上的人。他有非常坚定的信念，但他无法参与真正的分析性讨论。他非常聪明，也很友好，是个很随和的人，但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意识形态中。我一直觉得他身上有点虚伪（我不知道该用哪个词更准确）。因为在他那本《资本主义与自由》中，他有一个论点是：经济自由对于政治自由非常重要。我确实认为两者之间存在一种重要的关系。而他谈论这点时的语气让人觉得，他真正关心的是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只是通向政治自由的一种手段。但令人震惊的是，他却很坦然地跑去智利，成为皮诺切特的顾问——那可是一个刚刚“清洗”了几万人、强权统治的政权——并利用这种政治专制，把他的经济意识形态强加在智利人民身上。也就是说，他是在用政治独裁来强推他所谓的“经济自由”。巴斯塔尼：我经常在YouTube上看到弗里德曼的视频片段。我总在想，天哪，我们真的该庆幸他没活在TikTok和Instagram的时代，因为他有一种极其吸引人的“短视频传播能力”，非常适合吸引点击率和制造爆点。他的话题简洁、抓人。虽然那时候还没有“网红经济学”这个词，但他本质上已经不是经济学家了。就像你说的，他后来成了一个“思想网红”。斯蒂格利茨：当然，他早期确实做出了一些重要的学术贡献，也正是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我认为所有人都尊重他那些开创性的研究成果。但他也是一个了不起的辩论家、修辞大师。你不得不佩服他的那些“视频爆点”有多么精彩。被歪曲的亚当·斯密 Adam Smith 巴斯塔尼：是的，是的，他确实非常有说服力，非常有魅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提出的观点就特别有说服力。在你的书中你提到了亚当·斯密(Adam Smith)。这个人生活在250多年前，几乎和美国共和国建立是同一个时代。我们谈的是18世纪中期，对吧？斯蒂格利茨：1776年是《国富论》发表的年份。巴斯塔尼：对，就是那一年。斯蒂格利茨：对你的听众来说，如果他们记不清，那也是我们《独立宣言》发表的年份。巴斯塔尼：这是个重要的年份。那你怎么看待那些自由市场的自由主义者，他们借用亚当·斯密的名号来为自己喜欢的政策辩护？斯蒂格利茨：哦，他要是在天有知，恐怕早就气得在坟墓里翻身了。如果你完整地读亚当·斯密的著作，他确实谈到了“看不见的手”——个人追求自身利益，好像能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带来社会福祉。但那只是他众多思想中的一个。你可以这样理解：他只是把“看不见的手”当作一种力量在描述而已。他在其他地方也说过，比如：“商人们凑在一起——无论是为了消遣还是别的什么——几乎从不会不密谋一些有害公众利益的事情。”所以他并不认为商人天生是为了提升人民福祉而存在的，他其实非常担心我们今天所说的“反竞争行为”。他还在另一个地方写道，当一项法规是为了工人的利益时，它几乎总是有益的；但当法规是为了企业的利益，那就未必了。他非常清楚企业如何控制国家机器，通过制定有利于自身的法规来谋取利益——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寻租”。他同样也意识到，国家为工人利益进行监管，对整个社会福祉来说是多么重要。他还指出，企业之间几乎总是在秘密中联手，试图压低工人工资。我经常引用他这段话，来批评200年后在好莱坞和硅谷发生的一些密谋行为——这些超级赚钱的公司居然联合起来压低那些为他们创造利润的工人的工资。这是完全难以置信的。但他有一种远见，也许是对人性本质和对利润贪婪的深刻理解。但显然，他并不支持毫无约束的资本主义。巴斯塔尼：是的，他实际上也提出了一些早期类似“工会权利”的观点，他谈到雇主结成联盟。而那时，工会是非法的。比如几十年后，英国南部发生“托尔普德尔烈士”(Tolpuddle Martyrs)事件，他们因为团结起来争取工资而被控罪。所以，亚当·斯密的思想被如此严重地误用、滥用，真是令人震惊。这是为什么？他一开始就是被误解的吗？是不是某种政治企图，想要把亚当·斯密塑造成某种“特定类型”的人物？这种扭曲从哪里来的？因为如果你花十分钟去读《国富论》或《道德情操论》，你会很快发现这些事根本不是秘密。斯蒂格利茨：是的，我认为，要理解这种误读是怎么发生的，就得意识到，自工业革命以来，人们一直在争论“不平等的起源”。回顾工业革命初期，有些人确实富了起来，但很多人的生活水平却下降了——尤其是那些迁入城市后饱受环境恶化之苦的人。如果你读狄更斯的小说，就能看到那个时代有多么严酷。所以，很明显，那些你可以称之为“资本家”的人正在受益，他们也需要一个理论来为当时的现实辩护，一整套理论应运而生，我把它们总结为所谓的“应得说”(just deserts)：富人之所以富，是因为他们配得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更努力，更有创新精神。牛津大学一位首席政治经济学讲席教授纳索·西尼尔(Nassau Senior)——我200年后也占据过那个席位——曾说资本家的高收入源自于“节制”(abstinence)，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词。意思是说他们不消费，所以储蓄有功，收入是对他们节制的奖励。于是，这套理论就这么发展起来了：不平等并不可怕，因为它“在道德上是正当的”。这是所谓“边际生产力理论”(marginal productivity theory)赋予不平等的“道德合理性”。另一套理论，当然就是卡尔·马克思的观点。他认为资本主义是建立在剥削之上的，是利用工人获取利润。于是你看到，两种世界观在较量：一方认为资本主义系统高效而且正当，另一方认为它是剥削性制度，最终将面临系统性崩溃。而在这样的思想斗争中，亚当·斯密就被当作“好资本主义”的代表人物。但如果站在21世纪的经济学角度来看，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亚当·斯密才是那个“屋子里最理性的人”。他看到了市场激励机制的好处，也看到了市场可能造成的剥削，因此他主张要有政府监管。他还强调政府干预的重要性，比如提供教育。他还支持政府进行公共投资。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我认为亚当·斯密其实非常像一个现代经济学家。他并不是那种单纯激进的剥削论者，而是一个试图平衡地看待市场经济优劣的人。巴斯塔尼：是的。如果真正读一读亚当·斯密的话，我觉得现代人会发现他其实更接近中左派。而马克思呢，公平地说，他自称是实证主义者(empiricist)，但他同时也是个辩论者、煽动者，对吧？他是在一个历史关键时刻试图写出一部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檄文。而斯密并不是做这样的事。但你说得很对。你读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人口论的发明者——译者注）和亚当·斯密时就会发现，他们说的几乎是完全相反的东西。马尔萨斯的意思几乎就是：如果孩子因为吃不饱而饿死，那就是自然规律，就该那样。斯蒂格利茨：就是认为这是系统的“均衡”部分。美国需要FDR2.0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巴斯塔尼：是啊。然后这些思想家们在所有事情上都达成了一致，在马克思的对立面，这件事情很有意思。美国现在需要另一个小罗斯福总统(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FDR)吗？斯蒂格利茨：是的。你看，FDR是对“大萧条”作出回应的领导人。但他当时的回应不仅是像我们今天所说的“刺激经济”，他还指出我们社会中存在深层次的问题，比如我们缺乏社会保障体系。于是他提出了“社会保障制度”(Social Security)。他还说，工人的议价能力太弱，他们被抛弃了。因此，我们通过了后来被称为“瓦格纳法案”(Wagner Act)的法律，赋予工人集体谈判的权利。这些都是具有变革性的举措。他还强调政府在投资中也应发挥作用。虽然美国当时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但国内有很大一部分地区还没有电力供应。他指出，市场没有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政府就要来做这件事，为全国提供电力。他还说，人们不应该生活在恐惧之中。他强调我们拥有公民自由，比如言论自由、宗教自由等等，但我们也应该有经济权利，比如免于饥饿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因此，他对国家角色进行了全新的构想。他也知道这不是件容易的事。他说，会有些人主张小政府，有些人希望维持不平等，他们会反对我。但他有一种不同的社会愿景，他坚持不懈，推动这个愿景，最终取得了巨大成就。如今，几乎一百年过去了，我们再次需要那种有远见的政治人物——既有宏观愿景，也有能力将其落实到现实之中。奥巴马的幕僚长曾经说过：“不要浪费一场危机。”但奥巴马确实浪费了。他所做的是拼拼凑凑，主要是挽救银行体系，并没有从根本上改革我们的社会。他错失了那个时刻。而现在，我们又处在另一个关键时刻——但这次，我们面临的问题更为严重。因为川普践踏了我们的民主制度和法治，我们现在才真正意识到我们的政治制度和民主机制是多么脆弱。我们意识到，我们所谓的“制衡机制”，也许还能撑住，我们希望它能撑住，但它们太脆弱了。此时此刻，我们本不该靠祈祷维持秩序，但事实上我们现在就只能靠祈祷了。巴斯塔尼：你觉得为什么进步党派就这么难再造出像FDR那样的政治人物？这不仅是美国的问题，在英国也是如此，而且并不是最近才开始的现象。就像你说的，奥巴马掌握了一个危机的契机，他赢得了压倒性的选票支持——那是一个极具魅力的总统候选人，我会说是自肯尼迪以来最有魅力的美国政治家（当然你也可以说是里根，但肯定属于那个级别）——然而他却没有兑现一个整体性的政治项目。你现在在英国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施凯尔·斯塔默(Keir Starmer)也是这样。你刚才用了“拼拼凑凑”这个词，说得太准确了。那么为什么在英语世界的国家中，进步党派都没有真正推动你所说的FDR式议程？到底是什么在阻碍他们？斯蒂格利茨：我想可以从1980年代和1990年代说起，那时我们经历了一个大缓和时期。你可以说，那是一个“温和”的年代，人们试图达成共识。也可以说，我不想用反弹这个词，但认为FDR太过尖锐了。人们当时说：“我们现在都是中产阶级了，别再提‘阶级斗争’这种东西，那是过去的事，是旧的共产主义语言，我们把那些留在过去吧。我们是一大家子，过得挺好。” 但事实当然不是这样。我们并不是“一大家子”，美国有相当大一部分人处于极度不满之中，在其他发达国家也是一样。但那种信念、那种意识形态、那种对“我们是一家人”的希望，限制了政治家们敢于采取的行动。他们不愿意显得太激进。而FDR当时面对现实，说：“我别无选择。如果我不激进，我们就无法走出大萧条。”他看清了这一点，于是他必须做出抉择。这需要一种胆识。不过我们还是有一些有魄力的领导人的，比如美国的AOC（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还有一些州长，我认为他们有能力提出一套新的、进步的议程。这与过去的做法不同，因为我们已经进入21世纪，正经历着数字化与绿色转型，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所以我们不需要复制19世纪的斗争，而是需要一种新的策略。这需要一种明确而坚定的立场，要认识到我们正处于剧烈变革的时刻，这需要强有力的集体行动。而很不幸，我们现在的现实是，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接受这样的变革。巴斯塔尼：是啊，这是政客不能轻易说出口的，对吧？那我接下来就带着点怀疑主义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虽然我基本上同意你刚才说的所有观点。但对那些看福克斯新闻(Fox News)或者在英国看GB News的观众来说，他们可能会说：斯蒂格利茨先生，斯蒂格利茨教授，你对FDR的分析是合理的，其实我也同意你说的，但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已经不一样了。个人债务比过去高得多，主权债务也比以前高得多。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真正的增长了，只是靠债务驱动的杠杆式增长——基本上从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就是这样。美国和英国都没有一个真正的增长模式。人们谈论川普时期的经济增长，但你看看财政赤字，那也不是靠私营部门带动的真正繁荣。在英国也是这样，尤其是如果你把大科技企业排除在外的话。所以，这和1930年代的情况完全不同。面对如今的高债务、零增长，甚至是人口结构的变化，比如我们是老龄化更严重的社会，老年护理和医疗成本都更高了，你会怎么回应这些质疑？斯蒂格利茨：我首先会说，我们现在是一个更具创新力的社会。科学领域取得了巨大进步。我们今天的生活水平为什么比250年前高这么多？根本原因是科学进步，以及我们学会了如何更好地集体合作。我们创造了新的社会组织形式，比如大型企业，还有更广义上的社会制度，比如制衡机制、法治制度、如何让民主运作起来。而且我们也从失败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知道了什么是良治(good governance)的原则，什么是劣治(bad governance)的表现。所以从基本面来看，我们实际上比100年前处于更好的位置。关键是我们如何运用这些知识，并引导这些知识，为社会大多数人（而不仅是少数人）创造一个更加繁荣的未来。我认为，我们其实被困在一个长达45年的失败实验之中。对我来说，解决方案就是从这个实验中挣脱出来，承认它的失败。这个实验当然指的是新自由主义实验，也就是“自由市场会带来更高的增长”，“通过涓滴效应让所有人受益”，以及“市场本身是稳定的”。我们已经对这些假设做了充分的尝试，而且不只是一个国家，而是一国接一国地失败了。所以对我来说，有了这些知识储备，我们其实站在一个更有利的位置，可以开始构建一种替代性的经济体系。我并不认为这会容易，因为在民主制度下，你必须说服大量民众。虽然我不太喜欢这个词，但我不得不说，很多人其实几十年来都被“洗脑”了。他们被灌输了这样一种信念：只要再多给它一点时间，这个制度——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终将奏效。但最终，他们开始失望了。而这种失望正在把他们推向威权民粹主义。你甚至可以说，在这个非常黑暗的时刻，有一个“好消息”是：川普正在让大家看到，威权民粹主义可能对任何人都不是一个好答案。巴斯塔尼：是啊，很有意思的是，新自由主义的崩溃，以及新自由主义“自我”的崩溃，甚至在社交媒体上也体现得淋漓尽致。你可能会指出一个市场失灵的例子，或者是一个负外部性的问题——这些都是像你这样的经济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在讨论的问题。而人们的反应却是：“这是社会主义”，或者“这是因为移民”。因为当然不可能是我们所处的经济制度本身的问题嘛——这个制度是会自我纠正的，是会自然达到均衡的。这就是我们这个文化长期以来一直呼吸的“新鲜空气”。我觉得你说得对。这正是为什么对很多人来说，最终的答案却变成了右翼威权主义。我还是继续站在怀疑者的立场说话。特别是在英国语境下，比如GB News的观众可能会说：好吧，斯蒂格利茨先生，斯蒂格利茨教授，我们确实想建立一个新的体系。但我们现在债务与GDP的比率已经接近100%了。我的个人税负也很高。我孩子上大学就背了5万英镑的债。我们去年财政赤字是1200亿英镑，利息支出高达1000亿英镑，这在英国是非常高的。那你说我们要加大投资，比如搞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请问这笔钱要从哪来？你是主张加税吗？还是你会削减其他领域的开支？斯蒂格利茨：首先，我想把这个问题放到一个历史背景中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的债务与GDP比率比现在还要高，远远高于现在。但我们并没有因此止步不前。接下来的几十年，是美国增长最快的时期，那个债务占GDP的比重从130%以上降到了45%以下。只要经济增长，债务与GDP的比率就会下降，因为GDP在增长。英国的债务与GDP比率当时甚至更高，但后来也降下来了。你们的情况更困难一些，战争对你们打击更大，破坏更严重。我们只是推迟了一些投资，而你们遭受了很多实际的损失。但这证明，即使在高债务的情况下，也可以制定出增长战略。现在你进一步追问我具体措施，我认为，增加税收有很大的空间。我在美国对此研究得很深入。我知道我们在十年期内（我们通常以十年为窗口衡量）确实有能力提高税收，数以万亿计的美元。部分原因是我们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差距——我们设定的税率与我们实际征收的税收之间有巨大鸿沟。尤其是企业，逃税避税现象非常严重。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之一，就是它为通过避税天堂和保密制度进行逃税和避税提供了“绝佳平台”。但我们也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实施环境税，通过减少污染来改善社会。还有其他负外部性问题。例如，金融交易，尤其是短期交易，会造成巨大波动，扰乱经济。所以，在金融交易税方面，我们也有很大空间。在美国，资本所有者的税率比一名水管工的工薪税率还要低。如果我们仅仅对资本进行公平征税，就可以筹集几万亿美元。而如果我们实施累进税制、资本利得税的合理实现，以及诸如此类的很多细节性改革，我们将再次能够筹集数以万亿计的资金。所以在美国，我们毫无疑问地拥有充分的机会来增加公共财政收入，用于对研发、人力资本、基础设施、技术的公共投资。这些投资将带来一项增长议程，从需求端和供给端同时发力，引领我们迈入一个新的时代。西方可以向中国取经吗？巴斯塔尼：你在书中谈到中国。我想把两个问题合并成一个：中国是社会主义经济还是资本主义经济？过去35年来，中国是如何管理其经济的？西方能从中学到什么？斯蒂格利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sui generis)。它自我定义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以把这些词连起来的意思就是：中国跟任何其他经济体都不一样。有些人称其为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但它也有一个非常活跃的小企业部门。政府在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比任何西方国家都要深远得多。因此它确实在经济中扮演了非常大的角色。我认为，从中国作为经济体取得的成功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里我们不谈民主等其他方面，仅仅谈经济上的成功。首先，中国有一个愿景。它说：“我们要实现现代化，没有任何理由我们的生活水平要低于最先进的国家。” “我们怎样才能实现这一目标？”——这是大多数国家从未认真自问过的问题。而中国人有一种自豪感，他们说：“没有理由我们不能拥有与任何国家同等的生活水平。” 这就为他们打开了一扇门，让他们开始思考：经济成功的关键因素是什么？他们与各方面的人交流，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我第一次与中国方面会面是在1980年。我第一次访问是在1981年，从那之后就一直持续进行对话。他们希望从一切可能的来源学习。他们听取不同的观点，然后将其整合到自身的框架中。由此产生了很多新的、创新性的理念。我现在没时间一一讲述。其次，有一点很明显：他们重视对人的投资，也就是人力资本。他们派出数十万人前往美国、欧洲、澳大利亚，去接受高等教育，成为工程师。现在你已经看到了这些投资的成果。几周前我还在中国，参观了他们的一家新汽车工厂，机器人在组装汽车，几乎没有人类操作。非常惊人。工厂里大多数员工并不是生产线工人，而是工程师。他们已经从一个依赖低技能劳动力的国家，转变为拥有工程与高技能劳动力优势的国家。这是过去45年来的惊人变化。第三，他们进行了规划，做了前瞻性的思考：如何实现这个愿景？这就涉及到产业政策。如今美国终于也开始接受某种形式的产业政策。在《芯片法案》(CHIPS Act)中，美国承认我们缺乏生产现代经济核心组件——芯片——的能力。还有《通胀削减法案》(IRA)，也承认我们尚未为绿色转型做好准备。但我们并没有一个广泛的产业政策。川普正在做的，是将贸易作为产业政策的工具。他想把工作机会带回美国。这实际上就是产业政策在做的事。但他执行的方式非常鲁莽、无知，并且具有破坏性，不仅对美国，对全球经济秩序都是如此。这使人质疑他是否真能取得什么成果。其代价对全球经济来说是巨大的。对美国经济本身来说，也是巨大的。所以我认为，至少有三点，是任何国家都可以从中国身上学习和研究的。当然，中国拥有一些其他国家没有的优势，比如规模——如果你有13亿人口，你的国内市场就是一个大市场。这个没有边界的大市场带来了很多优势。以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PP)来衡量，也就是经济学家在比较不同价格结构的国家时所使用的方法，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这使得他们有了巨大的机会，继续推进他们的发展战略。巴斯塔尼：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这是一场非常精彩的对话。感谢你参加“Downstream”节目。斯蒂格利茨：谢谢你。 *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8-04 00:01
彭博深度：习近平将自己的政治遗产和中国经济的命运，和价值1670亿美元的新大坝捆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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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利益优先：习仲勋传》作者约瑟夫·托里根表示，习近平将当前视为“彻底解决民族问题的时机”，“如今重心更加聚焦于整合——让藏人真切地感觉到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 这座大坝如今由新成立的国有企业中国雅江集团负责监管，统一指挥建设和运营工作，必然有大量汉族工人将涌入西藏最偏远的地区之一。发展重心和经济活动也将向林芝转移，进一步削弱拉萨作为西藏传统权力中心的影响力。就在几年前，人们还认为中国在修建超级水坝方面可能已经接近尾声。到2022年为止的十年间，中国建成了全球十大水电站中的五座，很多人认为已经没有合适的新建选址了。唯一的例外就是雅鲁藏布江。多年来，这条河因地处偏远、成本高昂而迟迟未被开发。如今，随着经济亟需提振，这些障碍已被忽视。尽管风能和太阳能成本更低、可扩展性更强、增长迅速，但中国官员也明确表示，过度依赖这些在无风或日落时停止发电的能源形式存在问题。按水电标准来看，这座大坝的电价可能不便宜，特别是考虑到远距离输电线路的建设成本以及潜在的能量损耗。但相比化石燃料仍具有竞争力，并能为工业部门提供更清洁、更稳定的电力。然而，工程建设可能带来一系列环境后果。青藏高原被称为“第三极”，是除南极和北极之外地球上最大的冰雪储藏地，对全球急流气流和南亚气候的稳定起着关键作用。大坝所在的流域是地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区域之一，栖息着超过150种本土鱼类——其中一些濒临灭绝，以及难以捕捉的雪豹和小熊猫等物种。习近平在2021年首次以国家主席身份访问西藏时，强调要保护这一地区的生态环境，主张在不扰动脆弱生态的前提下谨慎利用水资源。他当时说：“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是无价的财富。” 但这种“财富”的概念，也反映出更深层次的政治目标。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美亚关系讲席教授拉纳·米特表示：“习近平希望打造一个消除身份与民族差异的中国，而更强的自上而下控制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核心。”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将能源，特别是水电，视为其科技驱动未来战略的关键。 “这座大坝将这些叙事融合在了一起。”米特说。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7-31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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