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68财经网_全球视野外汇黄金加密货币NFT资讯网

外交事务长文：中国模式的真实含义，并不是美国议员说的“只会偷”

内组织协调。2000年，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曾说，控制互联网就像“把果冻钉在墙上”。但中国领导层得出相反的结论。他们认为，高质量的数据基础设施将加强政府能力，使其能更好地监控和引导舆论，追踪民众动向，同时大大有利于国家工业发展，构建高科技生态系统。中国真的把“果冻钉在了墙上”，建设了几乎覆盖全国人口的国内互联网，同时屏蔽了国外信息。这个赌注得到了回报。得益于北京早期积极推动移动互联网，中国企业在移动互联网发展中处于领先。字节跳动、阿里巴巴和腾讯等平台成为全球一流创新者。华为则成为全球领先的5G设备制造商。中国民众现在高度依赖智能手机，而中国共产党依然牢牢掌控局势。电力驱动中国技术实力背后的另一个关键基础设施是电力系统。在过去25年里，中国在建设电厂方面处于全球领先地位，每年新增的发电能力，相当于英国全国供电量。如今，中国每年发电量超过美国和欧盟的总和。中国还大量投资于特高压输电线路，使得电力可以高效地远距离输送，并在各类电池储能技术上持续投入。这种充足的电力供应，推动了依赖电力的运输系统的迅速发展，尤其是高铁和电动车。中国已经克服了长期以来阻碍电力成为主要能源的难题——电难以运输、难以储存、在交通领域应用效率低。但现在，中国正稳步迈向成为全球首个主要依赖电力运行的经济体。当前，全球电力在能源消费中的占比为21%，美国为22%。而在中国，这一比例接近30%，在所有大国中，仅次于日本。更重要的是，这个占比正在快速增长：中国电力消费每年增长约6%，而全球为2.6%，美国仅为0.6%。中国的电气化并非出自统一规划，而是技术官僚对一些具体问题的回应，比如工业区电力短缺、释放铁路运力以减少运煤压力。但现在，迅速的电气化已经具备了清晰的战略意义。正如达米安·马和李紫在《外交事务》7月文章中指出，这是工业创新的引擎，是“为未来提供动力”。政府也深知，充足且廉价的电力是未来高耗能产业（尤其是人工智能）中的关键竞争优势。因此，北京正全力确保其电力系统在全球范围内持续保持最大、最强的地位。中国最隐秘但最关键的基础设施，是超过7000万人的产业工人队伍，这是全球最大的产业劳动力。依靠多年来复杂制造供应链的密集建设，中国的工厂管理者、工程师和工人积累了几十年“流程知识”——即从实际操作中获得的关于产品如何制造、如何改进的经验。这种流程知识使得中国具备持续改进的能力，即不断对产品进行微调，从而提升效率、质量并降低成本，也使中国具备大规模生产能力：中国工厂可以迅速组织起一支有经验的团队来制造几乎任何新产品。最重要的是，这种流程知识还让中国有能力创造出全新的产业。深圳的工人可能某年组装iPhone，次年制造华为Mate手机，然后再去生产大疆的无人机或宁德时代的电动车电池。中国劳动力的流程知识可能是北京最大的经济资产。但这种知识难以量化，这也是全球长期低估中国能力的原因之一。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之所以组装全球大部分智能手机和电子产品，是因为劳动力成本低。但事实上，中国仍能保持领先地位，是因为劳动力展现出高水平的专业性、规模能力和生产速度。分析人士还忽略了中国企业家的强烈野心。中国充满了愿意颠覆产业格局的乐观、敢为、甚至有些鲁莽的企业家。小米传奇创始人雷军在2021年押注电动车，宣布这家当时估值800亿美元的公司将投资100亿美元开发电动车，并称这是他“最后一次重大创业”。在德国赛道上的胜利验证了这次豪赌。雷军成功接入了中国现有的电子生态系统、电池合作伙伴和经验丰富的工人队伍，仅用了几年时间就制造出了高速电动车。要理解为什么美国企业难以做到同样的事情，可以对比小米和苹果的经历。 2014年，苹果也曾考虑开发电动车，这个想法并不疯狂。当时苹果市值6000亿美元，现金储备400亿美元，远比小米雄厚。从传统标准来看，苹果的技术水平也更高。但美国既缺乏中国那样的能源系统，也缺乏制造能力，苹果找不到可以利用的基础设施。结果是，2024年，苹果董事会终止了长达十年的电动车研发计划。同一年，小米扩展了制造能力，并多次上调交付目标。而与此同时，美国电动车领军企业特斯拉在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主要市场销售都在下滑。中国消费者如今认为，本土品牌比特斯拉更具创新性，更能迎合快速变化的消费趋势。负面效应低估中国是错误的。但这个国家确实面临严峻的经济挑战，其中很多至少部分来源于带来辉煌成果的产业政策本身。中国技术官僚不仅将资源导向高生产率的基础设施，也投入给了一些对科技生态系统几乎没有贡献的国有企业。这些企业积累大量债务，拖累经济效率。政府对像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字节跳动联合创始人张一鸣这样的创新型企业家的政治打压，让民营企业信心严重受挫。这些人因北京加强对消费互联网的控制而遭受羞辱。此外，不受监管的补贴也滋生了普遍腐败。一个典型例子是中国半导体产业。自2014年以来，这个行业获得了超过1000亿美元的直接国家政策支持。但其中一些项目是彻头彻尾的骗局，另一些虽然合法，却仍被企业人士和官员贪污挪用。自2022年以来，已有十余位芯片行业高层因腐败入狱，包括清华紫光的负责人（公司运营多个重要芯片制造企业），以及中国国家集成电路基金的主管。两位时任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也因贪腐被免职。补贴有时也会抑制创新。大量的制造补贴确实促进了科技生态的发展，但也让效率较低的企业得以长期存活，延缓市场出清。这导致利润整体降低，因为企业为了维持市场份额不得不不断压价。反过来，这又使得企业无法在研发上投入足够资源，也不敢扩招或提高工资。太阳能产业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掌控太阳能供应链对国家来说是战略胜利，但太阳能组件企业生产的产品差异不大，为了争夺市场份额不断压价，利润微薄。电动车、智能手机等领域的企业也面临同样的困境，太多企业生产同类产品，利润空间极低。中国科技产业在全球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其中许多企业自身的处境却十分艰难。相比之下，中国对科技和制造企业过于“慷慨”，但对服务行业则不够支持。北京对服务行业长期管控过严，打击政府认定具有垄断倾向或威胁政治社会稳定的互联网企业。金融、医疗和教育等领域也受到严格限制。这导致服务行业就业增长疲弱，进而拖累整个国家的就业形势。即使在这个以工业为中心的国家，服务业也雇用了城市劳动力的60%，并贡献了过去十年所有净新增就业岗位。如今，就业岗位难找、工资停滞或下降，加之房价下跌（住房是大多数中国家庭最重要的资产），中国消费者不愿消费。看到需求疲软，私营企业更不愿招聘和加薪。中国当前的模式几乎注定经济增长放缓。北京制造出的恶性循环，让中国经济如今很难实现每年5%的增长目标，并且持续面临通货紧缩压力。同时，由于内需不足，中国高产能制造业的更多产品必须依赖出口，从而导致贸易顺差不断扩大。中国目前的贸易顺差接近1万亿美元，是五年前的两倍多。北京面临的风险是显而易见的。增长放缓可能使经济变得不够活跃，科技企业可能失去持续创新的能力或动力。不断扩大的贸易顺差可能引发全球更严厉、更协调的保护主义，越来越多的国家可能效仿美国，对中国进口商品设立关税壁垒。但北京很可能会像以往应对各种挑战那样，战胜这些风险。中国已经开始意识到补贴过高的问题，并着手逐步退出。规模小、效率低的企业将会被市场淘汰。电动车行业已经在整合：自2022年以来，电动车制造商数量从57家减少到49家。现在，已有三分之一的电动车企业月销量超过1万辆，而三年前这一比例还不到四分之一。至于保护主义，大多数国家会发现，在成本效益上，很难找到能替代中国出口商品的其他选择。还有一些规避关税壁垒的方式，比如通过第三国转运商品，或者像比亚迪那样在巴西和匈牙利等国设立组装厂。中国官员似乎认为，较低的经济增长、通货紧缩以及贸易伙伴的不满，都是值得承受的代价。2020年，习近平表示，“要认识到实体经济的根本性地位……绝不能去工业化”。当年，中国制造业在新冠疫情期间大幅提升医疗设备和消费品产能，应对危机。这一表态传递的信号非常明确：中国的核心目标不是高速增长，而是自给自足和技术进步。无法阻挡面对中国科技和制造业的进展，华盛顿并没有袖手旁观。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对“中国制造2025”的雄心感到震惊，于是重启了美国商务部中一度陷入沉寂的机构，动用庞大的官僚体系，试图切断中国获取关键原材料的渠道。美方意识到，中国高度依赖西方的技术输入，比如尖端半导体和芯片制造设备，因此押注于全面封锁这些技术，认为这将大幅减缓中国的技术引擎。这是一个跨党派的共识。2021年，拜登上台后继续执行特朗普的限制措施。事实上，拜登政府对高端芯片，尤其是人工智能所需芯片及相关设备的出口管控进一步加强。然而，这些限制措施的成效至今仍不明显。 2018年，中国两家大型科技公司中兴和福建晋华在被切断美国技术供应后几乎倒闭。但那些更有能力的企业，在律师和游说人士的协助下，设法恢复了元气。特朗普最近还取消了对英伟达AI芯片的限制，允许该公司再次向中国出售产品。华为在2019年被美国商务部制裁后确实受到重创。但到了2025年公司宣布，上一年营收已经恢复至2019年水平。华为仍然是一家擅长生产5G设备和手机的企业，只不过现在还是中国领先的芯片创新企业之一，在替代美国产品方面投入了数十亿美元。还有一些企业比华为应对得更好。作为中国重要的芯片代工企业，中芯国际自2020年遭制裁以来，营收翻了一番。尽管在盈利能力方面仍远落后于台积电，但已经实现了技术上的突破，成功制造出7纳米芯片——这在制裁初期曾被认为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对人工智能技术的限制，也并未阻止DeepSeek的崛起，这家公司开发出的AI推理模型仅有少数硅谷企业可比。 DeepSeek的成功并不难理解。尽管中国的AI公司无法获得与美国同行相同的尖端芯片，但他们拥有丰富的人才资源、成熟芯片和庞大的数据池，还有几乎无限量的廉价电力——这是美国企业所不具备的。全球技术评估数据显示，中国的大型语言模型最多只比美国领先企业落后六个月，且这一差距正持续缩小。美国的技术限制并未阻止中国前进，反而引发了中国的“斯普特尼克时刻（编注，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一号”，当时震惊了美国，被视为美国在太空竞赛中的警钟时刻）”。中国企业如今规模更大、竞争力更强，对美国产品的依赖也远小于十年前。部分美国官员已意识到，仅靠打压中国行业无法取胜。例如，拜登政府的经济团队制定了一套产业政策，试图推进美国在关键战略领域的发展。美国通过了《芯片法案》，加强半导体生产；还通过了《通胀削减法案》，为清洁技术提供补贴。管这两项政策动用了数千亿美元资金，实际成效却不佳。失败原因很简单：美国自身没有建立起足够的深层基础设施。拜登在任初期提出要让几乎所有美国人都能用上互联网的宏大计划，但在他卸任前，这个“全民互联网”项目尚未为任何人接入服务。尽管国会已批准巨额拨款，美国至今仍未建成全国范围的电动车充电网络。更不用说电力传输系统的建设，仍面临大量繁琐的行政和法规障碍，导致能源企业无法利用《通胀削减法案》为太阳能和风能项目提供的税收激励。如今，这些激励措施也岌岌可危。特朗普7月提出的预算和解法案规定，2026年底前未开工的大多数太阳能和风电项目，将无法再享受补贴。《芯片法案》虽然依然有效，但特朗普却嘲讽这项法律“糟糕透顶”、“可笑至极”。与此同时，特朗普征收的关税让制造业陷入深度不确定性，企业暂停投资，努力维持供应链。白宫宣称，这些关税最终将迫使企业将生产转回美国本土。但这种分析有误。制造企业高度依赖进口原材料，并不愿意根据特朗普一变再变的言论做出重大战略决策。事实上，仅在4月至7月之间，美国制造业就减少了超过1万个岗位，而正是在这期间，特朗普宣布对几乎所有国家征收高关税的计划。当然，特朗普并不是唯一未兑现承诺的政客。美国政客总喜欢在新矿山或半导体工厂开业时大肆宣传，但在产品延迟、裁员和产能下降的背景下，美国制造业仍在持续萎缩。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制造业产出始终未能恢复至危机前水平。即便是国防制造业也出现萎缩。尽管获得大量资金，美国几乎所有在建的海军舰艇都存在严重拖延，有些甚至延期三年。尽管美国向乌克兰大量提供武器弹药，本国的炮弹制造商仍未能快速提高产能。美国试图摆脱对中国稀土资源的依赖的努力，也基本失败。美国在几个关键领域仍保有优势，包括软件、生物技术、人工智能，以及由高校主导的创新生态系统。但这些机构的未来也变得充满不确定性。自回归白宫以来，特朗普开始削减科研经费，并阻碍技术人才流入。政府机构正在审查哈佛、哥伦比亚等顶尖大学，以“反犹太主义”的指控为由，撤销政府拨款，并威胁取消其免税资格。白宫已大幅削减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国家卫生研究院的预算。而特朗普对移民的敌意，迫使原本想在美国工作的研究人员转而选择其他国家的公司和大学。激进的驱逐政策也在打击美国的建筑业。美国显然未为未来的创新生态打好基础。回归基础美国可以，也应该在条件允许时尽快撤销特朗普对科研经费和移民的限制。但要想真正有效地与中国竞争，仅仅消除自我设限还远远不够。华盛顿连续几届政府的失败不是偶然：美国官员，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从未真正重视中国的能力。 “中国不创新，只会偷，”这是阿肯色州参议员汤姆·科顿今年4月在社交媒体上的发言，充分反映了美国人对中国成就的轻视态度。太多美国领导人仍相信，只要制定更精密的出口管制，就能遏制中国的技术势头。他们是在派律师打一场工程师的战斗。他们必须意识到：无论美国如何施压，都无法打破中国的工业与技术体系。华盛顿真正应该做的，是增强自身能力。这意味着，美国必须开始认真建设自己的深层基础设施。华盛顿不需要复制北京那种大规模、往往效率低下的全面投资模式，但也不能再采取拜登那种零散的、按行业逐个施策的做法，更不能继续特朗普依靠高关税重振旧工业的幻想，尤其是他对钢铁等传统重工业的执着。政策制定者需要像中国那样，以生态系统的视角进行思考。美国在创业和金融领域本就具有深厚优势，因此国家主导的现代基础设施投资很可能获得巨大回报，就像19世纪和20世纪铁路与高速公路建设那样。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不仅可以刺激技术需求，也有助于积累制造经验，这些是重建制造业的关键第一步。当务之急，应是建设更大、更强的电力系统，融合核能、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为了最大化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美国应投资更多电池储能设施和高压输电线路。美国还需要找到办法，降低产业整体成本。作为一个富裕国家，美国的工资水平较高，劳动和环保标准也更严格，因此永远无法与中国或印度在低成本劳动力方面竞争，也不应尝试这么做。但若想真正重建工业，美国必须致力于使其市场对资本密集型产业更具吸引力。这包括取消特朗普破坏性的关税，这些关税正在让美国产品成本高得难以承受；还包括提供充足且廉价的能源；此外，还要推动审批改革，减少新建设项目的过度监管成本；为基础研究和开发提供足够政府资金；实施更加宽松的移民政策，让企业能从全球引进最优秀的人才。虽然移民政策并非直接降低成本的手段，但对于重建美国的制造经验至关重要。大量制造知识如今掌握在国外，美国必须有能力引进这些知识。最重要的是，华盛顿绝不能低估对手。北京已将实现技术领先地位作为首要政治任务。中国推动技术进步的补贴确实造成了不少浪费，但这些只是中国实现未来产业主导地位所付出的代价。要与之竞争，美国也必须下定决心在这些产业中争夺领导地位，并接受“犯错”和“浪费”是取得成功不可避免的一部分。中国的模式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政策制定者做对了很多事情，也因为他们为中国企业家创造了成功的环境。这个国家有很多问题，但依然非常有效。而中国持续的成功，只会加速美国及其盟友的去工业化过程，受到来自中国能源、工业品，甚至人工智能企业的持续压力。如果美国要真正具备竞争力，政策制定者就必须少花时间琢磨如何削弱对手，多花时间思考如何让美国成为最强大、最有活力的版本。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8-26 00:00

金融时报：从《往年纪事》到《哈姆雷特》，普京入侵战争背后的神话故事

里姆林宫全力帮助他的竞选，打击希拉里·克林顿。美国人压抑着这段记忆：特朗普教导他的支持者把它称作“骗局”，媒体也受到压制。我们本就记忆短暂，不愿相信自己会轻易被外国人愚弄。但俄罗斯的操作是真实存在的，普京和特朗普都心知肚明。在那场没有记者提问的“记者会”上，普京长篇讲述他神话般的过去，而特朗普则诉说自己因人们记得俄罗斯在2016年帮过他而心怀怨恨。特朗普说，这从未发生过，任何相反的看法都是一个“骗局”，而这个骗局不幸阻碍了他与普京之间“极佳关系”对政策的指引。在克里姆林宫看来，特朗普从一开始就是“俄罗斯的人”。十年前，克里姆林宫完全有理由认为特朗普的总统任期会符合他们的利益，能给美国带来混乱和软弱。俄罗斯官方媒体在2024年已经公开表明，特朗普是他们在乌克兰取胜的最大希望。无论俄罗斯还有什么其他筹码，单是之前的支持，加上特朗普的虚荣，就足够了。换作另一个人，也许会以不同的方式处理：他们可能会说，是的，俄罗斯支持过我，但无关紧要，我无论如何都会赢；既然赢了，我要向俄罗斯展示我的独立性。和普京一样，特朗普也是极为玩世不恭的人，是后真相政治的产物。而在这种犬儒主义底下，潜藏着天真——他相信自己真的独立自主。正因他需要坚持否认俄罗斯的支持，才使他受制于那些真正支持过他的人。普京只需附和一句：“对，这全是骗局”。随后，特朗普和普京就能因为他们共同“遭受”的委屈而建立起情感纽带。特朗普在安克雷奇甚至说，“我们”一起承受的一切，让他们都成了“殉道者”。乌克兰人完全被忽视。在阿拉斯加，数十万伤亡者的真实苦难根本没被提及。普京对乌克兰的看法是疯狂的，但这疯狂有其逻辑。他在阿拉斯加称乌克兰是“兄弟民族”，既是引用罗雷克的故事，也是权力宣示：作为军阀和独裁者，我能用杀戮把谎言变为真理，把反驳的证据抹去。特朗普不必理解其中的神秘主义，他只需从中得到安慰。俄罗斯是古老的民族，是大国，理应随心所欲。特朗普可以告诉自己和我们，这只是世界的本来模样，而不是美国软弱政策的结果，也不是虚荣的美国总统陷入圈套的病态劳作。在阿拉斯加，这两个故事汇聚在一起，昭然若揭。或许这并不意外，因为哈姆雷特的故事和罗雷克的故事其实是同一个故事。没有斯堪的纳维亚的传说，没有丹麦和基辅的僧侣编年史，就不会有著名的莎士比亚悲剧，俄罗斯人也就缺少他们的起源神话。我们必须了解艺术，才能理解王朝神话和疯狂困境中的政治。理解这些故事，就是看到欺骗与自欺如何引发战争，并且如何延长、加剧它。无论是《往年纪事》还是《哈姆雷特》，都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是事实记录，就像安克雷奇两位总统的记者会一样。但“准备就是一切”。艺术让我们看清，比如两个人的纠葛，比我们期待中的政策更重要，而一个国家正从内部腐烂。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8-26 00:00

大西洋月刊：MAGA世界被加文·纽森的恶搞激怒了，但他们似乎还没意识到真实原因

拉里）+ Kill（杀），暗示希拉里·克林顿涉及谋杀、掩盖、阴谋，源自网络上的“克林顿暗杀名单”等阴谋论。纽森的讽刺中有一点确实让我笑出了声：他发布了一些模仿艺术家、特朗普支持者乔恩·麦克诺顿风格的图片。麦克诺顿虽然是位技艺不错的插画师，但他的画作却非常怪异。这些作品就像格兰特·伍德与中世纪宗教画风的迷幻混合体，画中特朗普要么像阿特拉斯一样扛着整个世界，要么受到已故总统的祝福，要么从怒目而视的自由派手中拯救宪法。纽森那张画着已故霍克·霍根的图像实在太逼真了，我一开始还以为真是麦克诺顿画的。特朗普的支持者似乎很喜欢这种画。纽森正是借此揭示了这些画究竟有多诡异。纽森的目的已经达成，是时候收手了。但他留下的重要成果，是揭示出特朗普的支持者其实并不像外界想的那样对现实毫无感知。我早在十年前特朗普首次宣布参选那天就怀疑——这些“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忠粉，其实对批评特朗普非常敏感，因为他们内心深处其实是知道的：他们知道特朗普很多言论既具冒犯性又脱离现实；他们知道特朗普人格紊乱；他们知道这位总统每天都在让自己的政党和国家丢脸。多年来，这些MAGA支持者采用各种方式来避免面对认知失调所带来的痛苦。他们会拿其他政客来“转移焦点”，他们会声称特朗普其实“心里有数”，或者他们能读懂那些断断续续、语无伦次、逻辑终止的言语背后真正的意思。如今，纽森让他们直面现实——让他们看到脱去特朗普那层夸张表演和强势姿态后的真实样貌。说到底，也许“MAGA世界”并不是“快要明白了”，也许他们早就明白了，这正是他们这次格外愤怒的原因。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8-25 00:00

一些民主党人因曼达尼在纽约初选中胜出而惊慌失措，但奥巴马却打电话给他了

歉。据《纽约时报》报道，曾担任比尔·克林顿和希拉里·克林顿的重要竞选顾问的民调专家马克·潘甚至与特朗普会面，向他汇报民调显示科莫在与曼达尼一对一竞选中可能有竞争力。潘的一家公司曾为一个支持科莫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工作。奥巴马阵营似乎对曼达尼有不同看法：不是威胁或负担，而是民主党迫切需要的新鲜力量。奥巴马执政时是自由派中间路线，而自他卸任以来，党内左翼的立场变得更进步。一些选民对他卸任后的表现感到失望，因为他总体上很少就政治发表公开意见，而民主党此时正艰难组织对特朗普的反击。尽管如此，奥巴马依然是几代民主党人中最受欢迎的人物之一。如果曼达尼最终得到他的公开支持，这可能会对他有帮助，尤其是在一些年长选民和黑人选民中。这也可能让其他民主党人更容易接受，甚至拥抱他在党内崛起的角色。如果奥巴马愿意，他还可以在另一层面发挥重要作用——表明曼达尼大力关注的“可负担性”问题，不仅是党内左翼的议题，而应当在当前不平等正在破坏人们生活和对美国民主信心的时刻，成为党派政治的核心。在被问及那次通话时，曼达尼的传播主管、曾在奥巴马白宫工作的杰弗里·勒纳，将两人作了比较：“就像我以前的老板一样，佐赫兰展现了深思熟虑的领导力、道德勇气，以及鼓舞被政治遗忘之人的独特能力。” 尽管距离奥巴马2008年胜选已近二十年，这两位富有魅力的民主党人之间的相似之处依然明显。两人都是拥有非传统背景的政治圈外人。奥巴马是美国首位黑人总统，而如果曼达尼在11月当选，他将成为首位执掌纽约市的穆斯林。两人都以草根组织为基础开展竞选，建立起多元的多种族联盟，不仅激励了年轻美国人，还吸引了党派传统基本盘之外的选民。阿克塞尔罗德说，他觉得纽约政坛许多人的反应令人沮丧而且过时。 “吓唬人们，也许我们就能让他们投票支持我们，这是一种残缺的政治，却就是他们的做法。”他尖锐地说道，“这不是我想与之为伍的政治，这也不是我认为会取胜的政治。”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8-15 00:00

彭博：中国早已为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做了几十年的准备，而美国还有很多要学

权主义和国家管控的日子屈指可数。比尔·克林顿称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我们推动中国社会积极变革的最大机遇”。他的继任者乔治·布什和奥巴马的想法几乎没有改变。为了下季度的财报，美国跨国公司把供应链转移到中国的低成本工厂。双方形成一种隐性交易：用进入全球人口最多的消费和劳动力市场的机会，换取现代工业所需关键技术的蓝图。包括福特和大众在内的汽车制造商，只要同意与中国本土企业合资，就可以进入市场。星巴克和肯德基开设了数千家门店。但电力和钢铁等战略性上游行业的准入依然受到严格限制。在一个完全自由贸易和市场竞争的理想世界里，美国模式的活力本应每次都能取胜。但在当下这个保护主义与经济治国并存的次优世界，中国的计划经济模式虽然成本不低，但好处也更清楚。经济学家理查德·利普西与凯尔文·兰开斯特在1956年提出的“次优理论”认为，如果完美市场的一个条件缺失，坚持其他条件——而不是寻找次优平衡——只会让情况更糟。中国的国家规划者用几十年时间打造了适应次优世界的工具，而美国的对手并没有这样做。当然，美国并非完全没有工具。对先进半导体背后的知识产权的掌控，以及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虽然不足以让华盛顿对中国一击致命，但也能造成相当疼痛的打击。来自苹果和台积电等公司的数千亿美元投资承诺表明，特朗普推动制造业回流的努力至少取得了一些进展。作为自由市场民主国家，美国有中国一党执政、国家主导体系所缺乏的纠错能力。反过来，中国正面临房地产市场长期低迷、工业产能过剩加剧以及高企的债务，特朗普的关税冲击来得不是时候。欧盟跟随推出保护主义措施，更可能加剧问题。布鲁塞尔已经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关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最近关于中国“以廉价、补贴商品充斥全球市场，消灭竞争对手”的表态，在实质上与特朗普相似，虽然语气更接近外交辞令。 “我不怪中国。”特朗普在4月2日宣布关税大动作后不久说，“我怪的是那些坐在椭圆形办公室那张漂亮办公桌前，让这种事发生的人。” 他的方案可能会失灵。关税与出口管制可能给硅谷带来的麻烦，比给深圳造成的还多。不过在问题原因的判断上，特朗普说对了。美国原以为自由贸易会改变中国领导人，实际上却是强化了他们的地位。现在，美国自己正面临痛苦的转型。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8-14 00:00

金融时报：特朗普正不断为中国送上大礼

本市场》编辑和驻菲律宾记者。卢斯曾担任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财政部长劳伦斯·H·萨默斯的演讲稿撰写人。 Shaleah Craighead, Public domain, via Wikimedia Commons 2025年还没过半，但中国已经成为当之无愧的最大赢家。特朗普以近乎精准的节奏，一次次将巨大的好处送到中国手中。面对习近平的强硬姿态，特朗普对他的敬畏反而日益增长，让人不禁怀疑，特朗普是否真的希望中国继续赢下去。在华盛顿，两党普遍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而特朗普则是最后一个对中国持温和态度的人。偏偏他的声音最为关键。特朗普对中国很尊重，独一无二。曾经，布热津斯基批评另一位地缘战略大师基辛格，“对敌人明显着迷，却对朋友感到厌倦”。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每一个盟友，都曾经历过特朗普的冷遇。这并非新鲜事。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特朗普的眼中钉是日本，而不是苏联。如今，哪怕偶尔把责任归咎于中国，他也会强调真正的问题出在美国公司。特朗普说，如果他站在中国的立场，也会“吞掉美国的午餐”。特朗普二次执政在地缘政治上带来的影响难以低估。自本世纪初以来，美国历届政府都在努力扶持中国周边国家。而特朗普正以惊人的速度摧毁这一战略。其中，最令人震惊的是印度。印度总理莫迪在国内表现得强势，但在对待特朗普时却谄媚至极。但这种奉承毫无回报。上周，特朗普宣布对印度征收25%的关税，并指责新德里通过进口石油资助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未来甚至可能对印度征收100%的“次级制裁性关税”。在过去25年中，推动印度强大、平衡中国力量，是美国最重要的对华战略。但特朗普却不断加码的行为，使外界对这是否仍然成立产生怀疑。他声称（印度方面否认）是他阻止了印巴在5月爆发战争。与此同时，特朗普还积极拉拢巴基斯坦。今年6月，他邀请莫迪访问华盛顿的同一天，又与巴基斯坦军方最高将领穆尼尔私下共进午餐。美国总统从不单独与外国军队领导人共餐，而特朗普却为巴基斯坦破例。莫迪礼貌地婉拒了邀请。如今，特朗普嘲讽印度“经济已死”，还说未来可能得从巴基斯坦进口石油。这正是失去朋友、丧失影响力的方式。台湾的处境与印度一样堪忧。作为全球最大的半导体中心，（中华民国控制下的）台湾正被特朗普征收20%的关税，还被指责“掠夺”美国。上周，他不允许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在纽约短暂停留，以免惹恼中共。基辛格曾主张对台保持战略模糊——让中国永远无法确定美国是否会出手相助——但这一立场正被特朗普的战术短视所取代。为了换取中国的贸易让步，特朗普甚至可能拿台湾的安全作筹码。特朗普的“疯狂”背后，是否存在地缘政治上的逻辑？勉强可以这么说，他尊重中国的势力范围，并希望中国也尊重美国的势力范围，逻辑是每一个“森林中的大掠食者”都应该在自己的一片区域自由活动。特朗普依然惦记格陵兰，还对巴拿马运河念念不忘，因为他认为中国正在蚕食北极圈与西半球。但他对中国周边几乎毫不在意。最近，当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向他抱怨中国“单方面改变世界秩序”时，他轻描淡写地回应：“我们和中国关系很好。” 习近平有太多理由感谢特朗普，其中两个方面对全球格局影响深远。首先，特朗普正在将全球南方的博弈拱手让给中国。他削弱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又对非洲和拉丁美洲最贫困国家发起关税战，使这些地区越来越倾向中国。其次，正如经济学者亚当·图兹所指出的，特朗普正在让中国赢得清洁能源的工业竞赛。他还在放松了拜登对中国获取先进半导体的限制。去年，中国新增的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超过全球其他国家的总和。自今年1月起，特朗普又削减了美国绿色能源补贴，并将“钻探吧，继续钻探”作为其总统任期内化石能源政策的核心。这种对碳能源的怀旧情结，才是中国收获的最大红利。世界的未来正在中国书写，而特朗普正无意中成为共同作者。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8-06 00:00

美国众议院共和党人给特朗普“添乱”，发出传票要求司法部公开爱泼斯坦案件档案

共和党和民主党政府的重要政治人物，包括克林顿夫妇、前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前司法部长加兰、巴尔、塞申斯、林奇、霍尔德和冈萨雷斯，以及前特别检察官米勒。爱泼斯坦的调查持续了二十年，科默共发出了11份传票。由共和党主导的众议院发出这份传票，显示特朗普和共和党人正面临支持者要求公开文件的巨大压力。随着“MAGA”支持者持续要求透明化，特朗普和国会共和党人一直在努力平息围绕司法部拒绝公布文件的争议。今年7月初，特朗普政府的司法部发布备忘录，确认爱泼斯坦系自杀，并否认存在所谓的“客户名单”，即涉及性侵未成年少女的权势人物名单。而特朗普本人和他政府中的多名要员，在上任前甚至上任后，还一直在宣扬“客户名单”一类的阴谋论。 7月23日，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众议员萨默·李，在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下属的联邦执法小组委员会听证会上，提出动议要求司法部公布爱泼斯坦文件。动议以8票对2票通过，获得两党支持，投赞成票的共和党人包括来自佐治亚州的布赖恩·杰克、南卡罗来纳州的南希·梅斯和宾夕法尼亚州的斯科特·佩里。动议中包含保护受害者身份的条款。另一个监督小组委员会投票决定向爱泼斯坦的狱中同伙、吉斯莱恩·麦克斯韦尔发出传票。科默迅速发出传票，要求她在8月11日那一周于佛罗里达联邦监狱接受讯问。麦克斯韦尔正在那里服20年刑期。不过，由于科默拒绝麦克斯韦尔律师提出的以豁免换取作证的请求，以及其他条件，这次讯问目前处于停滞状态。众议院共和党人虽然在8月进入休会期，但休会前的一系列行动可能让特朗普政府和共和党高层在爱泼斯坦问题上陷入困境。民主党人已经迫使共和党人多次在公开文件问题上进行尴尬的表决，预计未来还会有更多类似情况。其中一个两党合作的行动，由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众议员罗·卡纳和肯塔基州共和党众议员托马斯·马西牵头，计划在9月国会复会后推动众议院全体就公开爱泼斯坦文件进行表决。据马西在社交媒体上的统计，已有近20名共和党人签署了这一所谓的强制表决动议。如果民主党人全体支持，将足以迫使众议院进行正式投票。紧张局势还因众议院规则委员会中的民主党人，多次逼迫共和党人就爱泼斯坦相关修正案进行表决而加剧，导致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人）提前一天宣布休会。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8-06 00:00

他曾预言了美国民主崩溃，现在他说有一个“好消息”……

府时期就已开始，那时候开始了去监管化。克林顿延续了这一趋势，进行了大规模金融领域的放松监管，并降低了资本利得税——这是超级富豪的主要收入来源。所以，加剧不平等的税收政策，实际上是克林顿议程的一部分。而到了奥巴马执政时期，事态的走向已经非常明确，不能再有借口。所以，是的，最终我确实在某些方面把责任归于奥巴马。首先，他有一个成就，那就是“奥巴马医保”(Obamacare)，为大量原本没有医保的美国人提供了医疗保障。这确实是一个成就。当然，在设计中也存在一些错误。我当时就主张设置一个“公共选项”(public option)，就是说，如果私人保险公司不能提供人们想要和需要的服务，就应该有一个公共医疗保险选项。但这个提议最终在保险公司游说下被否决了——他们不希望面对竞争。而他们不愿意面对竞争这一事实，其实应该已经说明了问题。他们害怕公共选项。尽管如此，这仍然是奥巴马政府的一项重要成功。但他对银行救助的处理方式、未能有效帮助抵押贷款者、经济复苏计划力度不足、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无所作为——这些都是失败。而在政治层面上，他也没能…… 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州一级和地方一级发生的事情其实非常关键。他没有去加强民主党的州级和地方组织。与此同时，共和党却在大力经营州与地方势力。所以，最终我们的政治体系变得更加脆弱，我们的经济体系也更加容易受冲击。巴斯塔尼：是啊，对在英国观看和收听这个节目的朋友来说，就我了解的情况而言，到2012年，尽管奥巴马成功连任，但在“下级选举”（down-ballot races，这里指低于总统职位的选举或地方选举-译者注）中，民主党却表现很差，选民投票率明显下降。而这15年来最大的讽刺之一就是：右翼反而从激进左翼、甚至20世纪的左翼组织手段中吸取了更多经验，比如如何建党、如何组织群众，而中间派和中左翼却没有。在我们转向讨论你这本书的核心内容前，最后一个与历史相关的问题。我记得你在书里提到，你多年前曾见过米尔顿·弗里德曼。他这个人是什么样子？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虚伪 Milton Friedman 斯蒂格利茨：其实，多年来我和他有很多很多次接触。我曾是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里的一名“当摆设”的自由派成员。这个研究所，不知道你是否了解，它是位于斯坦福大学校园内的一个智库，是所有右翼人士接受训练、灌输的地方之一。每位美国总统通常都会有一个图书馆，而图书馆往往还会附带一个智库。赫伯特·胡佛是典型的右翼总统代表，他当年在经济大萧条爆发时说，“让市场自己解决”，结果就酿成了灾难。 1929年9月股市崩盘时，他什么都没做，结果我们迎来了真正的大萧条。所以他成为了“典范右派经济政策”的象征，而在胡佛研究所，他们还以此为荣。他们当时想象征性地引进少数几个自由派人物。我当时在斯坦福教书，于是他们把我找去了，还有其他几位，比如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我也很乐意借此机会了解整个政治光谱。我们确实进行了很多次交流。我给你讲一个具体的例子。在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初，我写了一篇论文，阐述为什么企业追求最大化股东价值，并不会带来整个社会的福祉。我是用数学模型来说明这个观点。而差不多在同一时间，米尔顿·弗里德曼正在写一篇后来证明非常有影响力的文章，发表在《纽约时报》杂志上，主张企业就应该最大化股票市值。我后来受邀去芝加哥大学做报告，介绍我的论文。我做完研讨会之后，我们站在研讨教室外面，他对我说：“乔，你错了。” 我说：“米尔顿，那你告诉我，我在哪个假设上错了？还是我的分析逻辑哪里有问题？” 他说：“乔，你错了。我就是知道最大化股东利益对社会是最好的。” 我说：“请你看看这篇文章。我花了很多功夫推导证明你不对，你能不能指出我的分析中到底哪里有错？” 他说：“乔，你错了。”那一刻非常清楚，他已经变成一个意识形态至上的人。他有非常坚定的信念，但他无法参与真正的分析性讨论。他非常聪明，也很友好，是个很随和的人，但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意识形态中。我一直觉得他身上有点虚伪（我不知道该用哪个词更准确）。因为在他那本《资本主义与自由》中，他有一个论点是：经济自由对于政治自由非常重要。我确实认为两者之间存在一种重要的关系。而他谈论这点时的语气让人觉得，他真正关心的是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只是通向政治自由的一种手段。但令人震惊的是，他却很坦然地跑去智利，成为皮诺切特的顾问——那可是一个刚刚“清洗”了几万人、强权统治的政权——并利用这种政治专制，把他的经济意识形态强加在智利人民身上。也就是说，他是在用政治独裁来强推他所谓的“经济自由”。巴斯塔尼：我经常在YouTube上看到弗里德曼的视频片段。我总在想，天哪，我们真的该庆幸他没活在TikTok和Instagram的时代，因为他有一种极其吸引人的“短视频传播能力”，非常适合吸引点击率和制造爆点。他的话题简洁、抓人。虽然那时候还没有“网红经济学”这个词，但他本质上已经不是经济学家了。就像你说的，他后来成了一个“思想网红”。斯蒂格利茨：当然，他早期确实做出了一些重要的学术贡献，也正是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我认为所有人都尊重他那些开创性的研究成果。但他也是一个了不起的辩论家、修辞大师。你不得不佩服他的那些“视频爆点”有多么精彩。被歪曲的亚当·斯密 Adam Smith 巴斯塔尼：是的，是的，他确实非常有说服力，非常有魅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提出的观点就特别有说服力。在你的书中你提到了亚当·斯密(Adam Smith)。这个人生活在250多年前，几乎和美国共和国建立是同一个时代。我们谈的是18世纪中期，对吧？斯蒂格利茨：1776年是《国富论》发表的年份。巴斯塔尼：对，就是那一年。斯蒂格利茨：对你的听众来说，如果他们记不清，那也是我们《独立宣言》发表的年份。巴斯塔尼：这是个重要的年份。那你怎么看待那些自由市场的自由主义者，他们借用亚当·斯密的名号来为自己喜欢的政策辩护？斯蒂格利茨：哦，他要是在天有知，恐怕早就气得在坟墓里翻身了。如果你完整地读亚当·斯密的著作，他确实谈到了“看不见的手”——个人追求自身利益，好像能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带来社会福祉。但那只是他众多思想中的一个。你可以这样理解：他只是把“看不见的手”当作一种力量在描述而已。他在其他地方也说过，比如：“商人们凑在一起——无论是为了消遣还是别的什么——几乎从不会不密谋一些有害公众利益的事情。”所以他并不认为商人天生是为了提升人民福祉而存在的，他其实非常担心我们今天所说的“反竞争行为”。他还在另一个地方写道，当一项法规是为了工人的利益时，它几乎总是有益的；但当法规是为了企业的利益，那就未必了。他非常清楚企业如何控制国家机器，通过制定有利于自身的法规来谋取利益——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寻租”。他同样也意识到，国家为工人利益进行监管，对整个社会福祉来说是多么重要。他还指出，企业之间几乎总是在秘密中联手，试图压低工人工资。我经常引用他这段话，来批评200年后在好莱坞和硅谷发生的一些密谋行为——这些超级赚钱的公司居然联合起来压低那些为他们创造利润的工人的工资。这是完全难以置信的。但他有一种远见，也许是对人性本质和对利润贪婪的深刻理解。但显然，他并不支持毫无约束的资本主义。巴斯塔尼：是的，他实际上也提出了一些早期类似“工会权利”的观点，他谈到雇主结成联盟。而那时，工会是非法的。比如几十年后，英国南部发生“托尔普德尔烈士”(Tolpuddle Martyrs)事件，他们因为团结起来争取工资而被控罪。所以，亚当·斯密的思想被如此严重地误用、滥用，真是令人震惊。这是为什么？他一开始就是被误解的吗？是不是某种政治企图，想要把亚当·斯密塑造成某种“特定类型”的人物？这种扭曲从哪里来的？因为如果你花十分钟去读《国富论》或《道德情操论》，你会很快发现这些事根本不是秘密。斯蒂格利茨：是的，我认为，要理解这种误读是怎么发生的，就得意识到，自工业革命以来，人们一直在争论“不平等的起源”。回顾工业革命初期，有些人确实富了起来，但很多人的生活水平却下降了——尤其是那些迁入城市后饱受环境恶化之苦的人。如果你读狄更斯的小说，就能看到那个时代有多么严酷。所以，很明显，那些你可以称之为“资本家”的人正在受益，他们也需要一个理论来为当时的现实辩护，一整套理论应运而生，我把它们总结为所谓的“应得说”(just deserts)：富人之所以富，是因为他们配得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更努力，更有创新精神。牛津大学一位首席政治经济学讲席教授纳索·西尼尔(Nassau Senior)——我200年后也占据过那个席位——曾说资本家的高收入源自于“节制”(abstinence)，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词。意思是说他们不消费，所以储蓄有功，收入是对他们节制的奖励。于是，这套理论就这么发展起来了：不平等并不可怕，因为它“在道德上是正当的”。这是所谓“边际生产力理论”(marginal productivity theory)赋予不平等的“道德合理性”。另一套理论，当然就是卡尔·马克思的观点。他认为资本主义是建立在剥削之上的，是利用工人获取利润。于是你看到，两种世界观在较量：一方认为资本主义系统高效而且正当，另一方认为它是剥削性制度，最终将面临系统性崩溃。而在这样的思想斗争中，亚当·斯密就被当作“好资本主义”的代表人物。但如果站在21世纪的经济学角度来看，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亚当·斯密才是那个“屋子里最理性的人”。他看到了市场激励机制的好处，也看到了市场可能造成的剥削，因此他主张要有政府监管。他还强调政府干预的重要性，比如提供教育。他还支持政府进行公共投资。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我认为亚当·斯密其实非常像一个现代经济学家。他并不是那种单纯激进的剥削论者，而是一个试图平衡地看待市场经济优劣的人。巴斯塔尼：是的。如果真正读一读亚当·斯密的话，我觉得现代人会发现他其实更接近中左派。而马克思呢，公平地说，他自称是实证主义者(empiricist)，但他同时也是个辩论者、煽动者，对吧？他是在一个历史关键时刻试图写出一部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檄文。而斯密并不是做这样的事。但你说得很对。你读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人口论的发明者——译者注）和亚当·斯密时就会发现，他们说的几乎是完全相反的东西。马尔萨斯的意思几乎就是：如果孩子因为吃不饱而饿死，那就是自然规律，就该那样。斯蒂格利茨：就是认为这是系统的“均衡”部分。美国需要FDR2.0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巴斯塔尼：是啊。然后这些思想家们在所有事情上都达成了一致，在马克思的对立面，这件事情很有意思。美国现在需要另一个小罗斯福总统(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FDR)吗？斯蒂格利茨：是的。你看，FDR是对“大萧条”作出回应的领导人。但他当时的回应不仅是像我们今天所说的“刺激经济”，他还指出我们社会中存在深层次的问题，比如我们缺乏社会保障体系。于是他提出了“社会保障制度”(Social Security)。他还说，工人的议价能力太弱，他们被抛弃了。因此，我们通过了后来被称为“瓦格纳法案”(Wagner Act)的法律，赋予工人集体谈判的权利。这些都是具有变革性的举措。他还强调政府在投资中也应发挥作用。虽然美国当时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但国内有很大一部分地区还没有电力供应。他指出，市场没有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政府就要来做这件事，为全国提供电力。他还说，人们不应该生活在恐惧之中。他强调我们拥有公民自由，比如言论自由、宗教自由等等，但我们也应该有经济权利，比如免于饥饿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因此，他对国家角色进行了全新的构想。他也知道这不是件容易的事。他说，会有些人主张小政府，有些人希望维持不平等，他们会反对我。但他有一种不同的社会愿景，他坚持不懈，推动这个愿景，最终取得了巨大成就。如今，几乎一百年过去了，我们再次需要那种有远见的政治人物——既有宏观愿景，也有能力将其落实到现实之中。奥巴马的幕僚长曾经说过：“不要浪费一场危机。”但奥巴马确实浪费了。他所做的是拼拼凑凑，主要是挽救银行体系，并没有从根本上改革我们的社会。他错失了那个时刻。而现在，我们又处在另一个关键时刻——但这次，我们面临的问题更为严重。因为川普践踏了我们的民主制度和法治，我们现在才真正意识到我们的政治制度和民主机制是多么脆弱。我们意识到，我们所谓的“制衡机制”，也许还能撑住，我们希望它能撑住，但它们太脆弱了。此时此刻，我们本不该靠祈祷维持秩序，但事实上我们现在就只能靠祈祷了。巴斯塔尼：你觉得为什么进步党派就这么难再造出像FDR那样的政治人物？这不仅是美国的问题，在英国也是如此，而且并不是最近才开始的现象。就像你说的，奥巴马掌握了一个危机的契机，他赢得了压倒性的选票支持——那是一个极具魅力的总统候选人，我会说是自肯尼迪以来最有魅力的美国政治家（当然你也可以说是里根，但肯定属于那个级别）——然而他却没有兑现一个整体性的政治项目。你现在在英国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施凯尔·斯塔默(Keir Starmer)也是这样。你刚才用了“拼拼凑凑”这个词，说得太准确了。那么为什么在英语世界的国家中，进步党派都没有真正推动你所说的FDR式议程？到底是什么在阻碍他们？斯蒂格利茨：我想可以从1980年代和1990年代说起，那时我们经历了一个大缓和时期。你可以说，那是一个“温和”的年代，人们试图达成共识。也可以说，我不想用反弹这个词，但认为FDR太过尖锐了。人们当时说：“我们现在都是中产阶级了，别再提‘阶级斗争’这种东西，那是过去的事，是旧的共产主义语言，我们把那些留在过去吧。我们是一大家子，过得挺好。” 但事实当然不是这样。我们并不是“一大家子”，美国有相当大一部分人处于极度不满之中，在其他发达国家也是一样。但那种信念、那种意识形态、那种对“我们是一家人”的希望，限制了政治家们敢于采取的行动。他们不愿意显得太激进。而FDR当时面对现实，说：“我别无选择。如果我不激进，我们就无法走出大萧条。”他看清了这一点，于是他必须做出抉择。这需要一种胆识。不过我们还是有一些有魄力的领导人的，比如美国的AOC（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还有一些州长，我认为他们有能力提出一套新的、进步的议程。这与过去的做法不同，因为我们已经进入21世纪，正经历着数字化与绿色转型，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所以我们不需要复制19世纪的斗争，而是需要一种新的策略。这需要一种明确而坚定的立场，要认识到我们正处于剧烈变革的时刻，这需要强有力的集体行动。而很不幸，我们现在的现实是，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接受这样的变革。巴斯塔尼：是啊，这是政客不能轻易说出口的，对吧？那我接下来就带着点怀疑主义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虽然我基本上同意你刚才说的所有观点。但对那些看福克斯新闻(Fox News)或者在英国看GB News的观众来说，他们可能会说：斯蒂格利茨先生，斯蒂格利茨教授，你对FDR的分析是合理的，其实我也同意你说的，但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已经不一样了。个人债务比过去高得多，主权债务也比以前高得多。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真正的增长了，只是靠债务驱动的杠杆式增长——基本上从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就是这样。美国和英国都没有一个真正的增长模式。人们谈论川普时期的经济增长，但你看看财政赤字，那也不是靠私营部门带动的真正繁荣。在英国也是这样，尤其是如果你把大科技企业排除在外的话。所以，这和1930年代的情况完全不同。面对如今的高债务、零增长，甚至是人口结构的变化，比如我们是老龄化更严重的社会，老年护理和医疗成本都更高了，你会怎么回应这些质疑？斯蒂格利茨：我首先会说，我们现在是一个更具创新力的社会。科学领域取得了巨大进步。我们今天的生活水平为什么比250年前高这么多？根本原因是科学进步，以及我们学会了如何更好地集体合作。我们创造了新的社会组织形式，比如大型企业，还有更广义上的社会制度，比如制衡机制、法治制度、如何让民主运作起来。而且我们也从失败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知道了什么是良治(good governance)的原则，什么是劣治(bad governance)的表现。所以从基本面来看，我们实际上比100年前处于更好的位置。关键是我们如何运用这些知识，并引导这些知识，为社会大多数人（而不仅是少数人）创造一个更加繁荣的未来。我认为，我们其实被困在一个长达45年的失败实验之中。对我来说，解决方案就是从这个实验中挣脱出来，承认它的失败。这个实验当然指的是新自由主义实验，也就是“自由市场会带来更高的增长”，“通过涓滴效应让所有人受益”，以及“市场本身是稳定的”。我们已经对这些假设做了充分的尝试，而且不只是一个国家，而是一国接一国地失败了。所以对我来说，有了这些知识储备，我们其实站在一个更有利的位置，可以开始构建一种替代性的经济体系。我并不认为这会容易，因为在民主制度下，你必须说服大量民众。虽然我不太喜欢这个词，但我不得不说，很多人其实几十年来都被“洗脑”了。他们被灌输了这样一种信念：只要再多给它一点时间，这个制度——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终将奏效。但最终，他们开始失望了。而这种失望正在把他们推向威权民粹主义。你甚至可以说，在这个非常黑暗的时刻，有一个“好消息”是：川普正在让大家看到，威权民粹主义可能对任何人都不是一个好答案。巴斯塔尼：是啊，很有意思的是，新自由主义的崩溃，以及新自由主义“自我”的崩溃，甚至在社交媒体上也体现得淋漓尽致。你可能会指出一个市场失灵的例子，或者是一个负外部性的问题——这些都是像你这样的经济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在讨论的问题。而人们的反应却是：“这是社会主义”，或者“这是因为移民”。因为当然不可能是我们所处的经济制度本身的问题嘛——这个制度是会自我纠正的，是会自然达到均衡的。这就是我们这个文化长期以来一直呼吸的“新鲜空气”。我觉得你说得对。这正是为什么对很多人来说，最终的答案却变成了右翼威权主义。我还是继续站在怀疑者的立场说话。特别是在英国语境下，比如GB News的观众可能会说：好吧，斯蒂格利茨先生，斯蒂格利茨教授，我们确实想建立一个新的体系。但我们现在债务与GDP的比率已经接近100%了。我的个人税负也很高。我孩子上大学就背了5万英镑的债。我们去年财政赤字是1200亿英镑，利息支出高达1000亿英镑，这在英国是非常高的。那你说我们要加大投资，比如搞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请问这笔钱要从哪来？你是主张加税吗？还是你会削减其他领域的开支？斯蒂格利茨：首先，我想把这个问题放到一个历史背景中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的债务与GDP比率比现在还要高，远远高于现在。但我们并没有因此止步不前。接下来的几十年，是美国增长最快的时期，那个债务占GDP的比重从130%以上降到了45%以下。只要经济增长，债务与GDP的比率就会下降，因为GDP在增长。英国的债务与GDP比率当时甚至更高，但后来也降下来了。你们的情况更困难一些，战争对你们打击更大，破坏更严重。我们只是推迟了一些投资，而你们遭受了很多实际的损失。但这证明，即使在高债务的情况下，也可以制定出增长战略。现在你进一步追问我具体措施，我认为，增加税收有很大的空间。我在美国对此研究得很深入。我知道我们在十年期内（我们通常以十年为窗口衡量）确实有能力提高税收，数以万亿计的美元。部分原因是我们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差距——我们设定的税率与我们实际征收的税收之间有巨大鸿沟。尤其是企业，逃税避税现象非常严重。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之一，就是它为通过避税天堂和保密制度进行逃税和避税提供了“绝佳平台”。但我们也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实施环境税，通过减少污染来改善社会。还有其他负外部性问题。例如，金融交易，尤其是短期交易，会造成巨大波动，扰乱经济。所以，在金融交易税方面，我们也有很大空间。在美国，资本所有者的税率比一名水管工的工薪税率还要低。如果我们仅仅对资本进行公平征税，就可以筹集几万亿美元。而如果我们实施累进税制、资本利得税的合理实现，以及诸如此类的很多细节性改革，我们将再次能够筹集数以万亿计的资金。所以在美国，我们毫无疑问地拥有充分的机会来增加公共财政收入，用于对研发、人力资本、基础设施、技术的公共投资。这些投资将带来一项增长议程，从需求端和供给端同时发力，引领我们迈入一个新的时代。西方可以向中国取经吗？巴斯塔尼：你在书中谈到中国。我想把两个问题合并成一个：中国是社会主义经济还是资本主义经济？过去35年来，中国是如何管理其经济的？西方能从中学到什么？斯蒂格利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sui generis)。它自我定义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以把这些词连起来的意思就是：中国跟任何其他经济体都不一样。有些人称其为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但它也有一个非常活跃的小企业部门。政府在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比任何西方国家都要深远得多。因此它确实在经济中扮演了非常大的角色。我认为，从中国作为经济体取得的成功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里我们不谈民主等其他方面，仅仅谈经济上的成功。首先，中国有一个愿景。它说：“我们要实现现代化，没有任何理由我们的生活水平要低于最先进的国家。” “我们怎样才能实现这一目标？”——这是大多数国家从未认真自问过的问题。而中国人有一种自豪感，他们说：“没有理由我们不能拥有与任何国家同等的生活水平。” 这就为他们打开了一扇门，让他们开始思考：经济成功的关键因素是什么？他们与各方面的人交流，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我第一次与中国方面会面是在1980年。我第一次访问是在1981年，从那之后就一直持续进行对话。他们希望从一切可能的来源学习。他们听取不同的观点，然后将其整合到自身的框架中。由此产生了很多新的、创新性的理念。我现在没时间一一讲述。其次，有一点很明显：他们重视对人的投资，也就是人力资本。他们派出数十万人前往美国、欧洲、澳大利亚，去接受高等教育，成为工程师。现在你已经看到了这些投资的成果。几周前我还在中国，参观了他们的一家新汽车工厂，机器人在组装汽车，几乎没有人类操作。非常惊人。工厂里大多数员工并不是生产线工人，而是工程师。他们已经从一个依赖低技能劳动力的国家，转变为拥有工程与高技能劳动力优势的国家。这是过去45年来的惊人变化。第三，他们进行了规划，做了前瞻性的思考：如何实现这个愿景？这就涉及到产业政策。如今美国终于也开始接受某种形式的产业政策。在《芯片法案》(CHIPS Act)中，美国承认我们缺乏生产现代经济核心组件——芯片——的能力。还有《通胀削减法案》(IRA)，也承认我们尚未为绿色转型做好准备。但我们并没有一个广泛的产业政策。川普正在做的，是将贸易作为产业政策的工具。他想把工作机会带回美国。这实际上就是产业政策在做的事。但他执行的方式非常鲁莽、无知，并且具有破坏性，不仅对美国，对全球经济秩序都是如此。这使人质疑他是否真能取得什么成果。其代价对全球经济来说是巨大的。对美国经济本身来说，也是巨大的。所以我认为，至少有三点，是任何国家都可以从中国身上学习和研究的。当然，中国拥有一些其他国家没有的优势，比如规模——如果你有13亿人口，你的国内市场就是一个大市场。这个没有边界的大市场带来了很多优势。以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PP)来衡量，也就是经济学家在比较不同价格结构的国家时所使用的方法，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这使得他们有了巨大的机会，继续推进他们的发展战略。巴斯塔尼：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这是一场非常精彩的对话。感谢你参加“Downstream”节目。斯蒂格利茨：谢谢你。 *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8-04 00:01

《乱世访谈》：揭露爱泼斯坦的记者讲述仍被掩盖的真相

亲自指控奥巴马“叛国”，并指控希拉里·克林顿犯下应入狱的险恶罪行。川普的绝望还体现在他派遣司法部副部长托德·布兰奇(Todd Blanche)——他曾经的私人律师——前往迈阿密审讯爱泼斯坦案的关键人物吉斯兰·麦克斯韦尔(Ghislaine Maxwell)，她因长期为爱泼斯坦的性交易服务而被判处20年徒刑。这场出乎意料的“谈判”是川普在期待达成某种协议吗？封她的口？她可能还有很多事情没有透露？美联社报道，川普在7月25日表示，他可以赦免麦克斯韦尔。“I’m allowed to do it.” 媒体早都报道过川普和爱泼斯坦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到21世纪初有着长达三十年的交情，直到两人因一次房地产交易有了龃龉才分道扬镳。川普为什么这么明显的担心爱泼斯坦档案？早期视频显示川普与爱泼斯坦的交情。在总统竞选期间，川普经常承诺他当选后就会公开爱泼斯坦档案。他的MAGA追随者沉迷于恋童癖阴谋论，幻想着这些文件里会充斥着关于著名民主党人和权贵家族的爆料。当川普重返白宫后，他的司法部长帕姆·邦迪(Pam Bondi)宣称文件中有“大量”关于爱泼斯坦性交易的信息，包括那份臭名昭著的“名单”——“就放在办公桌上”，暗示她可能很快就会将其公之于众。然后，突然就变了。今年5月，邦迪私下告诉川普，他的名字多次出现在爱泼斯坦档案中。虽然这并不意味着川普做错了什么，但是，川普决定放弃承诺，不公布名单。这个决定或许有一天会被证明是川普最大的政治失误，这位总统或许正面临他人生中最大的政治危机。鉴于川普的众议长迈克·约翰逊突然决定终止国会对国家日益严重的问题的审议，导致所有议员提前放暑假（他显然对共和党议员即将加入民主党阵营，要求就爱泼斯坦事件举行公开听证会感到焦虑不安），我们只能到9月国会复会才会对美国与川普的未来命运有更清晰的认识。现在，让我们把目光转向一位记者这里。一位锲而不舍的记者我们现在之所以了解爱泼斯坦的罪行，以及他利用权势关系逃避法律制裁的诸多细节，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一位锲而不舍的记者：《迈阿密先锋报》(The Miami Herald)的朱莉·布朗(Julie K. Brown)。 2018 年，她发表了一系列深入调查的报道，揭露了爱泼斯坦对女孩们长期实施的性虐待、受害者的惨痛经历，以及那份让他逃过联邦指控、仅在宽松的“工作释放”计划下服刑 13 个月的“甜心认罪协议”(Sweetheart plea deal)。 2009 年获释后，爱泼斯坦仍然活跃在精英圈层，并继续以年轻女性为猎物。2017 年，随着 #MeToo 运动的爆发，以及曾为爱泼斯坦谈判认罪协议的亚历克斯·阿科斯塔(Alex Acosta)被任命为川普内阁成员，布朗受到启发，决定重启此案的调查。她细致的报道，涉及识别并采访数十名被指控的受害者，重新点燃了公众对爱泼斯坦罪行的关注，最终促成了他于 2019 年 7 月因联邦性交易指控被捕。（阿科斯塔也被迫辞职。）一场乱世中的访谈信息正义今天刊发的，是《纽约时报·观点版》制作的播客节目，《乱世访谈》(Interesting Times)7月19日内容的文字记录翻译。在这期播客里，调查记者朱莉·布朗讲述了该案仍然掩盖的真相，布朗认为，杰弗里·爱泼斯坦并非单独行动，这起事件的真相远不止爱泼斯坦一个人。《乱世访谈》由《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和保守派公共知识分子罗斯·道瑟(Ross Douthat)主持，从保守视角解析当代政治、文化与社会现象。访谈的对象跨越政治光谱，主要探讨这个“乱世”背后的文化撕裂、政治愤怒、制度困境与思想碰撞。 “Interesting Times”这个名字，源自一句常被误认为是中国古谚的英文讽刺语：“愿你活在有趣的时代（May you live in interesting times）。”这句话听上去似乎是中性的，甚至带点祝福意味，但真正的含义是：“乱世将至。”（By 新约客） She Exposed Epstein, and Shares MAGA’s Anger | Interesting Times with Ross Douthat 播客链接： https://www.nytimes.com/2025/07/19/opinion/interesting-times-julie-k-brown-epstein.html 她揭露了爱泼斯坦，她也像MAGA一样在愤怒揭露爱泼斯坦的记者讲述仍被掩盖的真相本文为非营利调查新闻编辑室“Information Justice（信息正义）”编译作品。已开通快捷转载，欢迎转载、分享、转发。译：Brandi 编：新约客，溪边愚人道瑟：几周前，川普政府告诉全世界，爱泼斯坦的事没什么好说的（这并不属实）。自那时起，我们就这个案子进行了很多对话，讨论了川普政府的政治，MAGA内部斗争，关于阴谋论的理论。我不断地回到爱泼斯坦这个人本身。作为一名记者和新闻消费者，所有那些奇怪问题仍围绕着他的故事。所以我希望我们俩一起回顾一下这个故事——作为“人”的爱泼斯坦，如何成为本世纪初最大色魔爱泼斯坦的真实故事。我想从他故事的中间或结尾开始，而那是你调查工作的开头。你是如何被这个故事吸引的？作为记者，是什么促使你开始调查爱泼斯坦及其罪行？谁放了爱泼斯坦爱泼斯坦的“甜心”检察官，川普的劳工部长布朗：我主要做犯罪报道。我当时在《迈阿密先锋报》的调查组工作，负责报道监狱方面内容。我需要换换口味，所以想找个悬疑故事来写。爱泼斯坦的案子以前也有人写过，主要集中在他的光鲜名流生活、他认识的人、他的飞机、他的私人岛屿。但每读到他的故事，我都无法解释为什么他能逍遥法外。就在我想找点事做的时候，新当选的川普提名了一个叫亚历克斯·阿科斯塔[注]的人担任他的劳工部长。我知道阿科斯塔是2008年与爱泼斯坦签了轻判认罪交易的检察官。 [注]亚历克斯·阿科斯塔。2008年，他在佛罗里达州南区担任检察官时，发生杰弗里·爱泼斯坦性侵少女案。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阿科斯塔与爱泼斯坦就性侵少女等相关指控达成认罪协议。双方签署的认罪协议令爱泼斯坦得以避免联邦起诉和可能面临的终身监禁，仅以较轻罪名服刑13个月，爱泼斯坦更是获准每周离开监狱6天到自己的办公室工作。这份协议被公众称为“甜心认罪协议”。 2017年2月16日，时任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提名阿科斯塔出任美国劳工部长。2019年7月，杰弗里·爱泼斯坦再度因为涉及未成年人性交易而被逮捕。阿科斯塔因对爱泼斯坦当初过于宽大处理面临舆论的巨大压力。2019年7月12日，阿科斯塔宣布辞职。我当时以为，参议院听证会上会问阿科斯塔很多关于那个案子的问题，但出人意料的是，似乎大家都忘了这件事，他们只问了他一两个问题，我觉得他回答得不是很好，但参议员们满意了，因为提名最终通过了。我们知道至少有十几个受害者，事件发生时她们还未成年。但现在，随着时间推移，她们已20多岁、30出头了。我想知道那些受害者怎么看阿科斯塔——此人给她们的侵害者如此宽大的刑罚，而现在他掌管着美国最大的政府机构之一，负责监督人口贩运。所以故事是这样开头的：我本想写一篇受害者们对阿科斯塔被任命为劳工部长的反应，但开始深入挖掘后，就像剥洋葱一样，我发现了越来越多的东西。老实说，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搞清楚受害者都是谁，因为事已久远，她们的名字被从所有文件中删掉，所以那个过程就像滚雪球一样。我真正关注的是，那些女孩的生活基本上被毁了，即使她们只去过他家一次，她们的余生也被影响，她们告诉我的故事很震撼。道瑟：当时的官方说法是，爱泼斯坦接受了与未成年少女有关的认罪协议。那个协议的实质是什么？布朗：我发现了很多之前没报道过的东西——其中之一是，他们操纵并淡化了他的犯罪范围。他只承认引诱一名未成年少女的指控。他们还特意选了一个年龄稍大的女孩，可以说是淡化了案中罪行。尽管他明显对很多女孩做过那种事，但指控只提到一个。他们隐瞒认罪协议，不让公众知道，也不让受害者知道，竭力让整个交易成为秘密。他好像无声地滑进法庭，认罪，但没人知道他承认了什么，因为所有记录都被封存。因此，一位受害者的律师提起诉讼。2016年我调查此案时，诉讼还在进行中。诉讼的核心是，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秘箱操作，违反了《犯罪受害者权利法》(Crime Victims’ Rights Act)。该法规定，所有诉讼程序或任何认罪协议都应告知受害人。但他们没那么做，过了一年，认罪协议才公开。那时，他已服满那个短暂舒服的刑期。而那根本不算刑期，因为允许他离开监狱，回到棕榈滩，回到他的办公室或家里。每天早上都有司机去监狱接他，直到晚上10点才送回监狱，所以基本上只有睡觉是在那里。道瑟：他为什么会得到那个认罪协议？当时你在调查这个故事，作为记者，你的理论是什么？布朗：一直有个理论，有点扯到阴谋论了——但这个理论—— 道瑟：我们会深入探讨的，别担心。布朗：理论是，是政府里的谁放走了爱泼斯坦？我不知道，但想尽可能找到那个人，那就是我的目标——追踪所发生的一切。我把它看成一桩悬案，把所有文件都找出来，因为年代久远，很多都是纸质的，装满了好多箱子。我从头开始查，想找出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道瑟：你发现了什么？布朗：我发现爱泼斯坦资源雄厚，包括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他拉拢两党的人——及全世界的人。他非常富有，但没有迹象表明他是如何致富的。我只知道，他能雇一个梦之队律师团：斯塔尔(Kenneth Starr)，德肖维茨(Alan Dershowitz)，莱夫科维茨(Jay Lefkowitz)，其中很多人与律所Kirkland & Ellis有联系。道瑟：那是家非常著名的律师事务所。布朗：爱泼斯坦非常精明，他请的每位律师，都与本案检察官有关系：阿科斯塔曾在Kirkland律所干过，他当时雄心勃勃，是共和党的新秀。讽刺的是，他脱颖而出就是靠处理大量儿童色情案，他是起诉儿童色情案的检察官团队成员。爱泼斯坦知道该雇谁，他甚至聘了一名曾与其中一位检察官约会过的律师。所以每位律师都与检察官有某种联系。检察官都希望最终能进一家好的律师事务所，赚更多的钱。所以有些检察官会很仰慕斯塔尔和德肖维茨这样的律师。道瑟：某种意义上，关系和权力合力打造了一个阻力最小的起诉，使之能得到某种定罪，却不必耗费资源，与这个全明星律师团开战。布朗：没错，他们提出无止境的辩护和动议，对此检察官当然必须处理，所以我们得到了爱泼斯坦的律师和负责此案的联邦检察官之间往来的邮件，那些邮件让人大开眼界，因为他们特别亲密，会说：“周末过得怎么样？” 他们携手合作，根本没把爱泼斯坦当罪犯对待。道瑟：他最终认了两项教唆卖淫罪，其中一项是教唆未成年人卖淫。布朗：没错。道瑟：刑期多长？布朗：18个月。道瑟：但他只服了13个月。这时你开始报道这件事，你采访了最初起诉中的受害者，发现了更多的受害者。布朗：因为爱泼斯坦犯罪的本质就是招募贩运年轻女孩，他的同谋麦克斯韦尔(Ghislaine Maxwell)是个英国社交名媛，一度是他的女友。一开始她从棕榈滩的水疗中心招募在那里工作的年轻漂亮女孩。她并没告诉这些女孩她们要和那个人发生性关系，而是说：我们想要你给他按摩。她们到了那里，进了那栋豪宅，上了楼，在那个黑暗房间里，看到他披着浴巾进来，才意识到：没人知道我在这里，这家伙是谁？她们非常害怕。他性侵她们之后，会说：你以后不必再做了，你每带一个女孩来，我都会给你同样多的钱。于是，他让一个又一个女孩带着其他女孩来，就像旋转门，日夜旋转，他贪得无厌。她们就这样进进出出——坐出租或搭车，这一切很疯狂。道瑟：性侵大多发生在他棕榈滩的豪宅里，我知道有官方数字，但你猜有几百名女孩？布朗：是的。他能摆平一切在被宣布自杀之前，他本来可以逃脱道瑟：你的报道产生了什么后果？对爱泼斯坦在法律上有什么影响？布朗：这篇报道引起了很多关注。一开始我想，很好，我的工作得到了认可。但后来开始听到传言，说司法部在重新调查此案。接下来的十年中，几位受害者对爱泼斯坦提起了民事诉讼，其中一些仍在审理中。随着受害者和他们的律师进行取证，发现了越来越多关于爱泼斯坦所作所为的可怕细节。受害者的律师不断向司法部，特别是纽约的联邦检察官，提交新证据。因为最初的认罪协议是在佛罗里达州达成的，基于那个协议，无法在佛罗里达对爱泼斯坦提出额外指控，所以律师不断要求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重启调查和审理，但一直遭拒。我的报道发表后，一些检察官读了报道，把它交给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杰弗里伯曼(Jeffrey Berman)，对他说，我们得做点什么。伯曼说：去查吧，就这么办。于是爱泼斯坦在七月被捕，那是独立日的周末，他刚从巴黎飞回来（他在那里有房子），特工登机逮捕了他。道瑟：然后发生了什么? 布朗：他被关进纽约联邦监狱，被传讯并被指控犯有新的性交易罪。有趣的是，他的应对模式和2008年一样——聘请了大牌律师，几乎每天都与律师会面。他的律师始终向他保证，那些指控不成立，因为他已经被起诉过，并对之前的指控表示认罪。他们认为，之前的认罪协议让他不会被再次起诉。律师让他相信：不会有事的，你会被释放。但后来他申请保释被拒了，所有受害人都出席了保释听证会并作证，说他对我做了这些，她们情绪激动，听着让人心碎。我想，可能没有法官会允许他保释，受害人说她们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所以他没被保释。道瑟：然后发生了什么？布朗：《迈阿密先锋报》曾起诉要求解封一桩重要民事案件，即一位叫弗吉尼亚·朱弗雷(Virginia Giuffre)的受害者告爱泼斯坦同谋麦克斯韦尔的案件。8月9日，他们解封了几乎所有文件。我们写了篇报道。8月10日上午，我就解封的文件接受NPR采访，一接通电话，他们就告诉我，爱泼斯坦上吊自杀了，我这才知道他死了，简直不敢相信。写完报道的第二天，我找到我在纽约司法部的信息源，说你必须告诉我，那是怎么发生的？就这样，我才了解到整个经过。道瑟：我知道你不是检察官，也不是辩护律师，但他自杀的时候，你觉得他可能会在监狱里待很久吗？是不是因为有太多的受害者出现，他可能面临长期监禁？还是说，你仍觉得由于他有强大的律师团，还有他过去的认罪协议，所以他能逃脱？布朗：我认为他会逃脱——真的。他能摆平一切：资源上他应有尽有，直接或间接认识神通广大的人。道瑟：我想从头讲起，希望你帮我补充。上世纪70年代，爱泼斯坦在纽约一所非常有名的私立学校Dalton当老师，校长是Donald Barr，他是后来爱泼斯坦自杀时的司法部长Bill Barr的父亲。我提这个细节，只想说明爱泼斯坦的故事如何充满了给阴谋论提供养分的情节，而这是其中一个例子。据我所知，一个学生家长对他很好，帮他获得一个投资公司Bear Stearns交易员的面试机会。是在从那时到90年代期间，他成为超级富豪。他是如何变富的？你刚才提到，你开始报道时，那还是个未知。但你能按你现在的理解讲讲他是怎么发财的吗？布朗：他个非常聪明的人。爱泼斯坦成功的关键在于，他能找到任何人的弱点——他们需要什么或想要什么——然后加以利用。我不知道他在威克斯纳(Les Wexner)身上发现了什么，反正威克斯纳成了他的大客户。韦克斯纳是个亿万富翁，当时拥有Victoria’s Secret和the Limited。他结识了爱泼斯坦，成为他的主要客户，使其财富骤增。道瑟：但爱泼斯坦不单是韦克斯纳的财务顾问，他有授权书，实际上是《权力的游戏》中的“国王之手”，能代表韦克斯纳做任何交易。在关于爱泼斯坦财富之谜的争论中，有人说：韦克斯纳为什么给他这么大权力，是个谜，但这解释了他是怎么变富的——韦克斯纳坐拥百亿财富，而爱泼斯坦仅凭这种关系，就能赚几千万甚至上亿。你觉得这种解释合理吗？你是否觉得与韦克斯纳的关系——即使韦克斯纳为什么喜欢他还是个谜——足以解释他为什么在90年代末那么有钱？布朗：不，那说不通。该对此进行官方调查，即使当时没有，也该在随后几年里调查。我总觉得他们过于依赖受害者帮他们立案，而他们本应该跟着钱走。道瑟：没错，我们的事实核查小组觉得那是推测，是二手消息，道听途说。早在80年代，他遇到韦克斯纳之前，就有那样的说法。他很擅长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转移资金。其中一个也是道听途说的故事是，他为80年代有名的军火商卡舒吉(Adnan Khashoggi)做事。传说他为人搞定事情，你说过，他善于满足人的愿望。据说会有人带着几乎无法解决的问题去找他。比如——我瞎编一下：我在西藏某地有一批奔驰车，需要合法地运到秘鲁。爱泼斯坦，你能帮我吗？他做过那种事，但公开记录里，他致富的主要途径是他和韦克斯纳的关系。我们还在尽力了解真相。布朗：是的。道瑟：90年代末，他开始了花花公子文化人的生活方式，你能描述一下他的生活方式吗？布朗：他在曼哈顿的住宅等地方都有所谓的沙龙。他在圣托马斯岛海岸拥有一座岛屿。他把诺贝尔获奖者接过去，谈论科学。他成立了几个基金会，并通过这些基金会捐赠大量资金。他和很多知名度高的科学家来往。他自诩为科学家和数学家，虽然我认为他算不上。但他那么有钱，而且会拿钱做诱惑。那些科学家和学者——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的——他们的项目通常需要钱。而他有钱，有很多钱。所以他们讨好他。道瑟：容忍他。布朗：是的，某些情况下。他们中一些人知道他满口胡言，但还是愿意收下他的钱。道瑟：你知道他具体对科学什么方面感兴趣吗？或他对哪些具体项目感兴趣？布朗：他对任何涉及婴儿如何形成智力、优生学和基因研究的都很感兴趣。道瑟：我读到的一种说法是，他有一些超人类主义的想法。也有人说他想把自己的基因传到未来。虽然与生了众多孩子的马斯克方式不同，但很相似，他想在未来有很多孩子。布朗：他常参加一些富人、名人的聚会，他们会谈论这些科学话题，他也向很多参加学术会议的人表达他的兴趣。道瑟：你说了，科学家和知识分子愿意和爱泼斯坦在一起，原因很简单。最初，是因为他有钱，愿意资助研究和捐赠大学，这并不是什么难理解的事情。但那些坐他的飞机并到他岛上的政客名人呢？托尼·布莱尔、比尔·克林顿这种级别的人——我们稍后再谈川普。但这些人也只是出于正常人性——有钱人喜欢和名人交往，名人也喜欢和有钱人交往，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布朗：爱泼斯坦给很多竞选活动做政治捐款。所以他当然会吸引那些需要捐款的人，克林顿是其中之一。克林顿卸任总统后，成立了克林顿基金会，也为基金会寻求捐款。于是他们坐爱泼斯坦的私人飞机，进行远程海外旅行，前往各地了解艾滋病的流行及解决办法。爱泼斯坦把自己想象成一个也许能找到治愈癌症或艾滋病的方法的人，他觉得自己可以以某种方式参与其中。道瑟：我们把这些时间线重叠起来。你提过，麦克斯韦尔曾是他的情人，后来成了他的同谋。他们什么时候开始交往的？布朗：是她父亲罗伯特·麦克斯韦尔去世后。他是英国出版商，死因也很可疑。道瑟：在一艘船上。布朗：他在加那利群岛附近有一艘游艇。人们认为他落水了。他突然失踪，最后，有人看到他的尸体浮在海里。疑点很多。他死后，调查人员发现他基本上掏空了他的整个公司，包括员工的养老基金。他的儿子们不得不为此接受审判。她父亲去世后，爱泼斯坦参加了一个纪念她父亲的活动。当时，麦克斯韦尔的家庭已完全破败，没有钱，她母亲即将失去一切。她母亲后来写了一本书，说有位纽约金融家出手帮助。她没说那个人是谁，但有足够迹象表明，可能是爱泼斯坦救了她家，并为她母亲提供了一栋房子。他们应该是那样认识的。道瑟：1991年，麦克斯韦尔的父亲离奇死亡。爱泼斯坦帮助了她的家人。值得注意的是，麦克斯韦尔本人和以色列政府及以色列情报机构都有联系，这也是阴谋论的又一条线。爱泼斯坦和麦克斯韦约会，然后在某一时刻，她变身为他的拉皮条者。爱泼斯坦什么时候变成一个连环性侵犯？布朗：我们知道他的第一批受害者是在1996年到1998年之间，有人告诉我，麦克斯韦尔意识到她永远不可能嫁给他。当时有传言说他们可能会结婚，但她意识到随着年龄增长，她无法满足他，因为他想要的女孩越来越年轻。当时她在经济上有些依赖他。于是，她开始为他找女孩。事情就是这样开始的。道瑟：花花公子金融家爱泼斯坦在佛罗里达的私人飞机上及他的私人小岛上与知识分子和政客们一起玩乐，同时，他还把那些女孩带进他的房子，带进他的生活，侵害她们。据推测，上述事情一直同时发生——直到他2008年被起诉，并被轻度定罪。他从地中海俱乐部式的监狱中出来后，他的社交圈——他的上流关系——发生了什么变化？布朗：出狱后，他雇公关人员重塑形象，档案里有新闻稿。爱泼斯坦基金会发布了很多新闻稿。一开始，他在这里捐钱，在那里捐钱，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开始恢复服刑前的生活。他能做到这一点，一定程度上是因为那个认罪协议。因为认罪协议只涉及引诱一名未成年少女。他可以对人说，我做的这件事虽然很糟糕，但仅此而已。对别人来说，那也没什么，他已经服过刑了。他们接受了这样的解释：他只对一个女孩犯了错。当然，他说他不知道她还未成年。所以很多人相信他不是我们后来所知道的禽兽。道瑟：是的。因为人们知道他喜欢和少女交往。早在爱泼斯坦第一次被定罪之前，川普本人说过一句有名的话，我相信这句话出现在《纽约》杂志的一篇文章中。他谈到爱泼斯坦的社交生活时说：他和我一样喜欢女人，但他喜欢年轻的。所以他似乎一直有这种名声。布朗：没错。有受害者告诉我，她们被邀请参加有很多有钱人和知名人士参加的派对，她们被要求像雕像一样站在那里，只需要看起来漂亮，要尽量少说话，要对他殷勤。他会让有的少女坐在腿上。所以，是的，人们可以看到。道瑟：人们能看到。布朗：是的。被毁掉的女孩那些男人没有受到法律指控道瑟：这个故事现在卷入川普和MAGA的漩涡。但最初，它是个 #MeToo故事。布朗：没错。道瑟：单从爱泼斯坦的行为来看，那就像是哈维·温斯坦(Harvey Weinstein)故事的另一版本。因为他有关系，所以可以合法逃脱惩罚。但最后，因为你的报道，因为风气改变，一切都崩溃了。布朗：#MeToo 运动就发生在报道出来之前。温斯坦事件也发生了。我在那之前就开始做这个报道项目，那时还没有#MeToo，但在调查中间，#MeToo 运动爆发了。那对我的报道肯定是有帮助的，因为是在同一时间发生的。道瑟：关于爱泼斯坦，我对我们能确定的东西和未解之谜间的空间很感兴趣。因此，如果从最简单的角度看这个故事，这是一个人脉很广的有钱人的故事，因为他有那些关系，所以犯下可怕罪行也能逃脱。这个故事让所有认识他的人都很难看，就像所有认识温斯坦的人都很难看一样。但爱泼斯坦的故事已达到了政治神话传说的级别，温斯坦没有。我想谈谈这个故事中悬而未决的问题，那些问题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爱泼斯坦的故事比温斯坦的更有影响、更持久。显然，一个核心问题是：除了爱泼斯坦之外，那些女孩是否会与其他人发生性关系？很多关注这个故事的人都想当然地认为，肯定还有其他名人也得到了性服务。据我所知，对此否定的理由是，在所有提出指控的年轻女性中，只有一位——你刚才提到的弗吉尼亚·朱弗雷——提出了一系列指控，称自己迫于压力与名人发生了性关系。这些指控中，只有一项和解。虽然没有开庭审理什么的，但有她与安德鲁王子达成的和解——还有安德鲁王子与麦克斯韦尔和朱弗雷的合影。弗吉尼亚·朱弗雷手持年轻时的照片。（摄：艾米丽·米肖特。原刊于《迈阿密先锋报》2022 年 11 月 8 日。）朱弗雷出生于1983年。她的父亲是川普海湖庄园的维修经理，她在那里被爱泼斯坦的同伙麦克斯韦尔相中，2000年至2002年间为爱泼斯坦和他的多名商业伙伴提供性服务。朱弗雷是第一个公开站出来指控爱泼斯坦的受害者。她向多家美国和英国记者详细讲述了自己被虐待和贩卖的经历。2025年4月25日，朱弗雷在家中自杀身亡，终年41岁。其他案件中，被点名的人成功地进行了反击。朱弗雷现在已经死了，她显然有心理创伤，有理由认为她可能是出于金钱或报复的动机，也有理由对她的一些指控持怀疑态度。我对此案的理解是，那仅是爱泼斯坦一人所为。你认为只涉及爱泼斯坦吗？布朗：不，我不认为，因为这些年来，有很多女性站出来，我也经常和这些女性的律师交谈。其中一位律师说，他的一位客户——她年龄很小，在棕榈滩被爱泼斯坦交给一位非常有权势的人提供性服务。我相信还有其他女孩也是这样，被贩运给有权势的男人。这些女孩极其恐惧，不敢站出来。因为，看看朱弗雷的下场吧。她们不愿站出来，因为她们太害怕了。道瑟：朱弗雷怎么了？布朗：朱弗雷公开了她的名字。结果，德肖维茨一马当先，在每个关头都对她进行残酷攻击。每次他站在麦克风前，都侮辱她。非常非常下流。道瑟：站在德肖维茨的角度说一句，她指控德肖维茨性侵。布朗：对。你没让我说完。道瑟：抱歉。布朗: 我同意那指控足以让人发疯，尤其是错误指控的话，他觉得她认错人了。但同时，朱弗雷不是唯一指控德肖维茨的人，还有一位受害者也指控了他。我同意——尤其考虑到整件事的结局——她的指控也许有误，是有疑问的。但我认为，她之所以遭受这么多创伤，是因为这样的对性侵受害者——当时她还未成年——的攻击是二次伤害。她受到很多创伤，肯定导致了她的心理健康问题，最终导致她自杀。道瑟：对。从你的角度来看，世界上很可能有这样一帮男人，他们在爱泼斯坦的豪宅或他的岛屿进行过犯罪活动，罪行的本质是侵害贩运给他们的女孩，与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而那些男人没有受到法律指控。布朗：没错。道瑟：下一个问题，对于爱泼斯坦敲诈他人的说法，你如何看待那些证据和猜测？因为下面的推论是，爱泼斯坦不仅想结交那些人，还想掌握那些在他身边干过坏事的人的把柄。布朗：我认为是那样，但不是直接敲诈。想想看，如果你派女孩去和那些男人中的某个发生性关系，你不会把它写下来——我不相信他有个名单。我只是认为，他利用这些女孩作为棋子，去讨好他想与之做交易的人。对他来说，就是做生意，仅此而已，我不认为他系统性敲诈，说，你不为我做这件事，我就揭发你和某某发生过性关系。我不认为他有传统意义上的敲诈操作。但如果你是其中某个男人，知道自己做了那种事—— 道瑟：他也知道你知道。布朗：我不认为个他有正式的或赤裸裸的勒索计划，更像是“他知道我的这些事，所以我最好这么做”。道瑟：还有说爱泼斯坦涉嫌与情报机构有联系，无论是美国情报机构，还是以色列的摩萨德情报机构。早些时候，我们谈到他的认罪协议，及为什么阿科斯塔给他认罪协议，传闻说是川普第一任政府中有人叫阿科斯塔放过爱泼斯坦，因为爱泼斯坦为情报部门做事。阿科斯塔从未公开证实过这种说法。私下他说他对爱泼斯坦可能与情报部门有联系一无所知。你是否认为情报界——及其与爱泼斯坦的联系——对他第一次被诉如此轻而易举地脱罪起了任何作用？布朗：我不知道，我认为除了掌握这些档案的政府人员，没人知道。这是爱泼斯坦的又一未解之谜。我知道有很多类似猜测，但我尽量只看事实，而这个不是确定的事实。道瑟：你对勒索的说法持怀疑态度。借用你的观点，可以有两个机智的叙事。一个是，爱泼斯坦为情报机构工作，收集名人的污点，让他们为美国政府或以色列政府做事。这是最极端的说法。另一个是，爱泼斯坦的金主韦克斯纳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也是以色列支持者，麦克斯韦尔也与以色列情报机构有联系。我认为第二种说法更可信。世界上很多人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交集，也许爱泼斯坦是个有用的信息渠道，但那并不是说他故意设圈套，如果爱泼斯坦没有实际的勒索行动，那他搞大规模情报活动的说法就不大可能了。布朗：你在说什么是可信的，什么不可信。政府的职责就是找出什么是可信的，什么是真实的，什么不真实。肯定有足够多的东西是我们不知道、也许该调查的，那么联邦政府和川普应该启动反间谍调查，调查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我们早就知道阿科斯塔的声明。我们刚才谈到的，我们不知道问题的答案，但联邦政府的工作就是调查这类事。我们希望他们切实做了调查。我们只是不知道他们做了没有。他们绝对有可以公开的文件爱泼斯坦不是一个人道瑟：这引出我最后一个问题，或者最后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那就是：如果政府、司法部或任何人掌握了些东西，你认为那会是什么？布朗：他们绝对有可以公开的文件。比如可以公布他的验尸报告；比如可以公布他的飞机记录——空管局(F.A.A.)关于他飞行地点的记录。他们可以编录受害者名单，可以公布美国法警局收集的信息——法警局本应监督他的。他是一个被定罪的性犯罪者，却被允许乘他的私人飞机到全球各地，经常带着女孩或年轻女性坐他的飞机回美国。因此，在我看来，这不只是关于爱泼斯坦的故事，还是关于我们的政府做了什么或没做什么的故事。这个人被允许侵害女孩和女性长达二十年之久。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是个问题。爱泼斯坦是其中的角色，但我认为，公众，尤其是受害者，有权知道我们的政府是否做了他们该做的工作。道瑟：人们在谈论爱泼斯坦档案（这成了个被广泛使用的词），而你似乎认为政府需要查看已拥有的材料，其实是创建一套新的爱泼斯坦—— 布朗：我们不知道。道瑟：我们要去挖掘和发现新的—— 布朗：但有谁知道吗？也许他们已经那么做了。我们不知道他们做了什么或没做什么。可能他们确实进行了反间谍行动。可能他们确实调查了他们收到的关于爱泼斯坦的线索。这些只是其中一部分问题。说要公开爱泼斯坦档案，但政府可能无法公开所有的档案，而且也许不是所有档案都适合公开。但像现在这样完全封存案件——说，到此为止，没什么可看的——我认为对公众不利。因为人们想知道这个人为什么能逍遥法外这么久。道瑟：你说有些东西可以公开，但不合适公开，意思是有些信息和材料既涉及受害者和被指控的犯罪者，也涉及只与爱泼斯坦有关系的无辜之人，对吗？布朗：没错。道瑟：有些信息和资料你不希望公开，因为会伤害受害者，或者实际上是公开一些道听途说和谣言，而那些公众人物其实并没被指控犯罪。这些都阻碍了人们想要的公开信息。布朗：没错，但仍有很多可以公开的信息。例如，联邦调查局的在线文件库上——他们称之为文件库——有很多电子文件，多数情况下，点击这些文件，里面要么满是莫名其妙的代码，要么是联邦调查局2005年的调查报告，里面只有案件的更新情况。这些报告很多地方被涂黑，甚至连爱泼斯坦本人的名字都被遮住了。当年的调查——他们做了什么，知道什么，什么时候知道的——这些文件的一部分应该可以被查看，去掉涂黑，让人们看到底发生了什么，联邦调查局做了什么，或没做什么。道瑟：2018年左右的调查中是否也有类似的文件可以公开？布朗：肯定会有一些。但记住，麦克斯韦尔现在在上诉。所以，他们给出的不公开案件档案的理由是，此案理论上仍未结案。道瑟：如果一群有权势的男人和爱泼斯坦一起侵害女性，却逍遥法外，那为什么麦克斯韦尔不会为了某种辩诉交易而供出其中一些人呢？布朗：我认为这和川普不想公开档案的原因是一样的，没人愿意去惹那种麻烦。那些人非常有权势，非常显要，甚至可能是共和党或民主党的捐款大户。道瑟：但如果那能为麦克斯韦尔争取减刑，她为什么不愿供出有权势的民主党或共和党捐款人？布朗：你得问她。她当然—— 道瑟：我们一定争取让她来播客。布朗：祝你好运。老实说，我觉得他们一旦给她定了罪，就算完事儿了。据我从受害者代理律师那里了解的情况，他们更关心的是如何给爱泼斯坦和麦克斯韦尔定罪。他们从来没想追查其他人。如果压根没想做，就…… 道瑟：所以即使她的律师提出交易，他们也会说，不，谢谢，我们对提供其他人犯罪的证据不感兴趣？布朗：我不确定。道瑟：现在来谈川普。一切都将是猜测，川普政府关闭调查，不是说：我们把能公开的都公开了，而是川普公然出来说：那是个骗局。他实质上把一个被他自己许多支持者接受的事当作一个他不仅要忽视，而且公开诋毁的事。你如何理解川普与爱泼斯坦的关系？布朗：我只谈我知道的。道瑟：对，谈你知道的。布朗：90年代他和爱泼斯坦是好友，他们在同一个社交圈。我们看到他俩在海湖庄园派对上的视频。我的理解是，两件事导致他们闹翻。一是爱泼斯坦在海湖庄园勾引一位会员的女儿，于是被禁止进入海湖庄园。道瑟：川普（这种人）“挺身而出”，“捍卫”美国的性道德。布朗：对。另一件涉及房地产交易，他们对同一房产竞标——一处很大的房产。爱泼斯坦输了，川普赢了，于是他们因为那处房产闹翻了。就这两件事。此前，川普一直坐爱泼斯坦的飞机，他在自己的一家赌场招待爱泼斯坦家人，所以，他们还算友好。道瑟：但在所知的公开记录中，没理由认为在爱泼斯坦的所有朋友和熟人中，川普会是与爱泼斯坦在某些方面关系特别密切的人？布朗：现在还没有证据表明川普参与了爱泼斯坦的生意、性交易或犯罪活动。道瑟：我不想让你猜测太多，但看到川普基本在说：是时候埋葬这件事了，是时候让我的支持者从这件事中走出来了，你觉得那表明什么？类似于检察官不希望惹上因其他人名字曝光而带来的麻烦吗？那是你的解读吗？布朗：我不知道，老实说，我不明白。你贩卖那个阴谋论，反复地说你要公布，让你任命的人在电视上公开承诺公布档案，然后却180度大转弯，这太叫人搞不懂。老实说，我真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做。道瑟：他在竞选期间接受了一次采访，被问及文件的问题，他回答说：我们应该公布一些东西。但他接着说：你不会想公开那些不真实的东西。我一直认为，他的支持者里有人对这件事很热衷，但川普对此从来不特别上心。那是他的支持者痴迷的东西。川普政府不想回去查找记录，因此，我并不感到惊讶。不过，我对川普对负面反应的激烈反应感到惊讶——这倒是个谜。我们说了这些没有答案的问题，你还有其他希望得到答案的问题吗？布朗：我想知道为什么我们的政府没把这件事当作犯罪来处理，而这件事就是犯罪。这是一起发生在美国的严重犯罪。我不认为对此会有任何争议。这是实际发生了的事情，不是骗局。发生在那些女性身上的犯罪，当时她们很年轻。某种程度上，令人惊讶的是，政府把这当成政治问题，而不是像应该做的那样，当成犯罪。如果档案不能令人满意，或不包含可信的证据，那么也许他们需要再深入调查。正确回答应该是：我们仍有疑问，我们会进一步调查。但那不是政府给出的回答。他们给的是：什么都没有，没什么好调查的，这个案子已经结了。我认为政府的回答应该是：显然公众还有很多疑问，受害者仍希望伸张正义，所以我们会进一步调查。道瑟：爱泼斯坦本人已经死了，所以如果值得进一步调查，就需要你提出的论点——我认为那是个非常有说服力的论点——其核心是，还有其他人是有罪的。布朗：没错。道瑟：他们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没有。布朗：是的，让我说清楚：爱泼斯坦不是一个人行动的。他自己几乎连鞋带都系不好，有管家和助手为他打点一切，包括编录联系人名单和音乐播放曲目。有很多人帮他做事，他不是单独做那些事的，有人帮他，也有其他男人送女孩给他。道瑟：朱莉·道瑟，谢谢你，非常荣幸。布朗：谢谢。 *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7-29 00:00

纽约时报观点：层出不穷的阴谋论已经淹没了华盛顿，但特朗普转移爱泼斯坦案件注意力还是没有成功

看看爱普斯坦的其他知名好友，比如比尔·克林顿。 “别老说我，”他说。 “我不像你们那样专注于阴谋论。”他接着说。倒也没错。他关注的是其他阴谋论。在特朗普时代的政治演变中，这一现象格外说明问题：一个去世六年的性犯罪者可以再次主导全国舆论，而背后几乎没有什么新信息，能真正改变人们对案件的基本认知。再想想，特朗普这次针对奥巴马的指控，其实是关于俄罗斯干预选举的老话题，已经过去九年，并曾多次被调查，始终未发现任何他声称的罪行证据。 “人类似乎天生就倾向于，通过把每一桩坏事都归因于幕后主谋，来简化复杂的现实。”田纳西州罗德学院的总统事务学者迈克尔·纳尔逊表示，“特朗普一直迎合这种心理，如今爱普斯坦事件开始反噬他自己。” 实际上，特朗普把很多事搞成这样是自作自受。他鼓动人们对“深层政府”的黑暗看法，如今这种看法一发不可收拾，尽管所谓的“深层政府”的头儿现在正好是他，要知道他身连挤满了绝对忠诚的人，忠诚不绝对的已经被赶走或者没机会进入政府。特朗普政府对是否公布爱普斯坦文件的态度反复摇摆，不仅激起了特朗普批评者的怀疑，连他自己的支持者也开始谈论“掩盖真相”。阴谋论在美国历史上并不陌生。很多美国人仍然相信肯尼迪总统是遭人暗杀的，登月是伪造的，“9·11”恐袭是政府内部策划的，美国政府在新墨西哥州罗斯威尔藏着外星人证据。 2023年，有65%的美国人对盖洛普民调表示，他们相信肯尼迪遇刺背后存在阴谋。当然，也确实有些阴谋论最后被证实是事实，或至少部分属实。但总统们历来不会主动传播这些可疑故事。相反，他们通常把自己的职责看作是消除疑虑、重建人们对制度的信任。林登·约翰逊设立沃伦委员会调查肯尼迪遇刺案，正是为了遏制谣言和揣测的传播，虽然并没有成功。相比之下，特朗普乐于传播阴谋论，尤其是那些能为他谋利或诋毁对手的，即使毫无事实依据也无所谓。 “美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一些相信阴谋论的政治运动，”多伦多大学教授杰夫·丹西表示，他研究阴谋论话题，“但从未真正进入权力高层，直到过去这十年。” 在2016年共和党初选期间，特朗普曾声称他的对手之一、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参议员克鲁兹的父亲与肯尼迪遇刺案有关，依据是一张他与李·哈维·奥斯瓦尔德的合影。但在去年纽约的封口费审判中，曾与特朗普关系密切的《国家问询报》前负责人大卫·佩克在庭上承认，那件事完全是编造出来抹黑克鲁兹、以帮助特朗普当选。特朗普对关于奥巴马出生地的虚假说法一直不知悔改，直到2016年竞选末期才勉强承认奥巴马确实出生在美国。但他仍继续无端指控奥巴马监视他，还散布本·拉登并未死亡、奥巴马和拜登则下令把执行任务的海豹突击队第六分队灭口。他还轻率地指控一位电视主播犯下谋杀罪。注，这句话指的是特朗普曾在推特上暗示，MSNBC电视台主持人乔·斯卡伯勒（Joe Scarborough）可能与他2001年一名女性实习生在佛罗里达办公室中死亡一事有关。当时这名实习生劳丽·克劳西特斯（Lori Klausutis）被发现死于斯卡伯勒的国会办公室内，法医后来认定是因心律异常倒地撞到桌角致死，排除了他杀可能。但特朗普多次公开暗示斯卡伯勒“可能知道得太多”或“应该被调查”，尽管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这些指控。这类言论当时引发了极大争议，尤其是死者家属也曾致信推特，要求特朗普删除相关帖子，称这些言论“令人痛苦”。霍夫斯特拉大学彼得·S·卡利考总统研究中心主任米娜·博斯表示：“总统反复传播关于2016年选举等多项阴谋论，在美国政治史上没有先例。总统提出毫无事实根据的指控，破坏了公众对政治体系的信心，也对宪政原则和法治构成严重挑战，尤其当其他机构未能对其加以制衡时。” 阴谋论并非特朗普或右翼的专属。就在上个月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市发生对特朗普的暗杀未遂事件周年之际，一些左翼人士又重提这一枪击事件可能是自导自演，用来把特朗普塑造成政治烈士。现在，一些民主党人也投身于爱普斯坦的阴谋论旋涡。这个几周前还不在党派议程中的结案案件，突然成为攻击特朗普、加剧他政治困境的工具。就在爱普斯坦案引发激烈讨论之际，为他辩护的律师罗伊·布莱克在80岁时去世，一些左翼人士开始怀疑死亡时机是否“可疑”。美国的阴谋热还波及海外盟友。法国总统马克龙与妻子布丽吉特本周在特拉华州对极右翼YouTube评论员坎迪斯·欧文斯提起诽谤诉讼，因后者屡次声称法国第一夫人其实是男性。然而，在所有主要政治人物中，特朗普推动阴谋论的程度无人能及。他在重新执政后的六个月里，仍不顾自己是政府首脑，频频暗示各种阴谋正在政府内部上演。他甚至质疑国家在诺克斯堡的黄金储备是否已不翼而飞，重提一个几十年前的边缘说法，尽管他本人作为总统本应有权了解真相。 “如果金子不在那儿，我们会非常不高兴，”他对记者说。最后不得不由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出面澄清，向公众保证：“所有黄金都在，也都记录在册。” 特朗普也曾顺应公众的长期猜疑，命令公布数十万页有关肯尼迪、罗伯特·肯尼迪以及马丁·路德·金遇刺事件的文件。这一举措虽为历史学家和研究者提供了透明信息，但他却早已不满足于仅仅“提出猜测”，而是将自创的“另一个现实”变成了政府政策。在第二任期的用人筛选中，部分求职者被问及是否认为2020年大选是特朗普赢得的——尽管他实际输了。给出“错误答案”的申请人前景堪忧。于是，一些本来还算看重事实的人，被迫考虑是否该接受谎言以获得职位。特朗普还宣称，拜登在任期后期身体虚弱到无法自行签署赦免令，是助手们用自动签名笔替他签的。尽管拜登确实显现出老态，但自动签名笔的说法纯属揣测。当被问到是否有证据时，特朗普说：“我揭示的是人类的心智。我是在跟人类的心智辩论，我觉得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最近一周，特朗普密集抛出各种阴谋论，显然意在转移公众对爱普斯坦案的注意力。情报总监、总统政治任命官员图尔西·加巴德声称，奥巴马主导了一个“长达数年的政变和叛国阴谋”，操纵了2016年大选干预调查——尽管共和党主导的参议院报告早就得出相反结论，那个报告由现任国务卿卢比奥签署的。加巴德还声称希拉里在2016年竞选期间“每天服用大量镇静剂”。特朗普指控奥巴马“叛国”，发布了一段假视频，显示奥巴马在椭圆形办公室被戴上手铐、送入监狱。他随后又发布了一张假图像，把奥巴马PS成像辛普森案中的O·J·辛普森驾驶白色越野车被警车追赶，特朗普开车跟在后面。总统公开发布这样的图像攻击另一位总统，以前本会引发震惊，但对特朗普来说早已成为常态。尽管如此，这位阴谋论总统依然甩不掉爱普斯坦案，这反映出QAnon运动的影响力日益扩大，后者相信美国由一群崇拜撒旦的恋童癖者掌控。大部分文件至今仍未公布，据他的司法部长称其中包括特朗普的名字，这使MAGA派保守派和自由派民主党人形成了罕见的联盟。众所周知，特朗普曾与爱普斯坦交好，虽然后来闹翻。因此他的名字出现在文件中到底意味着什么，并不清楚。但特朗普从不退让。上周被问及是否被告知自己的名字在文件中时，特朗普再次把矛头指向阴谋者。 “这些文件是科米伪造的，”他对记者说，指的是他早在2019年前就解职的联邦调查局前局长詹姆斯·科米。 “是奥巴马编的，”他接着说，“是拜登政府伪造的。” 只能说，特朗普对阴谋论的爱好永无止境。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7-28 00:00

24小时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