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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突发命令!美国审查所有国防采购项目 威胁将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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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已知的直接谈判是在时任总统巴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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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马
执政期间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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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了2015年国际核协议,但特朗普后来放弃了该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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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辞
04-10 11:41
华尔街日报:中国已经准备好针对美国公司的贸易战武器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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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让美国承受最大程度的痛苦,”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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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马
政府担任高级国家安全官员、现为乔治城大学教授的埃文·梅德罗斯说,“他们的准备方式,在贸易战中形成了不对称优势。” 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内对所有中国进口商品征收104%的关税,这将叠加在此前已有的关税上,使中国商品的平均关税税率接近125%。 中国外交部在新关税生效后表示,北京将采取有力措施捍卫国家利益,但仍表示愿在“平等、尊重和互惠”的条件下进行谈判。中国商务部指出,美国长期在服务贸易方面对中国保持顺差,2023年达266亿美元。 一些可能对中国自身代价较大的选项,目前北京暂时不会动用。例如大幅贬值人民币,或大规模抛售美国国债。这些举措可能会破坏中国金融市场稳定,也不利于加强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这一战略目标。 据知情人士透露,近几周,中国官员已接触包括柬埔寨、老挝和泰国在内的东南亚国家,寻求扩大与这些国家的贸易,并推动以人民币结算。 这些人士表示,在讨论中,中国官员透露,为了推动“去美元化”的目标——即以人民币进行更多贸易,北京希望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 随着特朗普每一轮对中国的加征关税,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升级,中国政府也一次次进行反击。习近平政府最初对与新一届美国政府谈判抱有希望,如今这些期待已经转为失望和愤怒。 中国这轮反制措施的组合,显示出北京对美国公司的打击重点正日益集中于高端科技领域。 在与华盛顿的激烈博弈中,尽管中国经济近期表现疲弱,北京依然试图凭借中国市场的吸引力争夺技术主导权。 尽管过去几年,外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大幅下滑,但多项最新调查显示,从汽车制造商到制药公司,再到芯片制造商,很多跨国企业仍选择继续与中国保持合作。 尽管如此,越来越多的企业发现自己正面临来自中国的风险。美国商会基金会委托的一份新报告发现,在过去几年中接受调查的大约200家美国公司中,大多数将中国视为最大的地缘政治风险来源。 北京越来越常用的一种实现地缘政治目标的工具是反垄断法规。例如,一些本可使美国公司受益的并购交易,因中国监管部门迟迟不批准而告吹,比如英特尔拟收购以色列塔尔半导体的交易。 作为对特朗普最近关税行动的回应,中国上周启动了对杜邦在中国业务的反垄断调查。杜邦去年有19%的营收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但中国没有对此次调查给出明确说明。 中国反垄断监管机构还在审查一项交易,这项交易会把巴拿马两个港口的控制权从由香港富豪李嘉诚家族控制的长江和记实业转移至由贝莱德主导的投资集团。 尽管相关公司和资产都不在中国大陆,北京的审查仍威胁到这一交易的进展,使其成为中美之间的新摩擦点。 中国还打造了另一个强有力的贸易武器——所谓“不可靠实体清单”,与美国用于限制被视为危害国家安全的外国公司和个人与美国企业进行商业往来的黑名单类似。 中国在2019年设立这个黑名单,是在美国将中国电信巨头华为技术公司列入其清单之后。被中国列为不可靠实体的公司,禁止在中国投资或与中国公司进行贸易,同时还面临包括关键员工被禁止入境等其他限制。 乔治城大学的梅德罗斯与研究机构Trivium China联合创始人安德鲁·波尔克在《华盛顿季刊》本周早些时候发表的新论文指出,中国在使用不可靠实体清单方面一直相对谨慎,直到最近才开始频繁使用。 中国在2023年首次动用这一工具,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雷神导弹与防务公司列入名单,理由是两家公司参与对台湾的军售。 这一举动对两家公司影响有限,因为它们在中国大陆的防务相关业务本就不多,而且雷神相关的商业子公司在中国的运营未受影响。 然而,根据梅德罗斯与波尔克的研究,2024年秋季至2025年初,中国当局加快了使用不可靠实体清单的节奏,扩大了覆盖范围。 最新的行动是,为回应特朗普的关税攻势,北京将黑名单范围从国防相关企业扩大至其他美国公司,例如美国服装集团PVH(Calvin Klein和Tommy Hilfiger的母公司)以及美国生物科技公司Illumina。 PVH因宣布将遵守美国法律,停止使用新疆棉花而激怒了北京;而中国官员则认为Illumina一直在游说排挤中国竞争对手进入美国市场。 截至本周初,根据梅德罗斯与波尔克的研究,中国已将38家美国实体列入黑名单,并可能在与美国更广泛的竞争中,继续针对更多美国公司。 来源:加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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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美财经
04-10 00:00
特朗普签署一系列旨在促进美国煤炭业发展的行政令 还表示将号召律师事务所助力煤炭生产和关税协议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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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采取更广泛的行动,撤销前总统巴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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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马
和乔・拜登实施的能源政策。 特朗普还表示将号召律师事务所助力煤炭生产和关税协议事宜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今天暗示,他将号召那些已与白宫达成协议的律师事务所,来协助煤炭生产以及关税协议相关事宜。 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东厅签署与能源相关的行政命令时,身边围聚着煤炭工人,他说道:“我们会任用其中一些人,还有一些很棒的律师事务所 —— 它们也确实是很棒的事务所。它们只是经历了一段艰难时期,但我们会让这些事务所中的一部分,来在租赁及其他事务上与你们合作,它们会出色地完成任务的。” 已有几家律师事务所与特朗普政府达成协议,承诺将在总统的第二个任期内提供无偿法律服务,其中包括世达律师事务所(Skadden Arps)、美邦律师事务所(Milbank)和伟凯律师事务所(Willkie Farr)。 特朗普还表示,律师事务所能够协助敲定他所寻求的那些 “量身定制” 的关税协议。 特朗普称:“我认为,我们得让那些优秀的律师事务所来帮我们处理相关事务,而实际上我们很可能也会这么做。我们会任用它们,并且会以合理的价格让它们为我们服务。因为我们必须这样做 —— 我们需要大量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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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界
04-09 07:40
【重磅对谈】黑暗的”君主制美国”未来:政府已经准备摊牌——”正面对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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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而且在某个方面明显是错的。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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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马
时代最重要的立法成就——《平价医疗法案》。 从财政角度讲,它其实是从蓝州征税,转移给红州。因为当时那些没有扩展医疗补助的州基本都是红州,而红州整体上比蓝州穷。 (拜登的)《通胀削减法案》把大量资金也投向了红州。不管是建清洁能源设施,还是投放先进制造业基地——都在红州。红州不成比例地赢得了这些资金,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地方建设更容易;另一方面,这其实就是拜登政府的政治逻辑:“你要赢回川普选民,那你得让他们看到自由派政府也能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拜登还经常提到这些事:你看有些共和党议员一开始反对《通胀削减法案》或者基建法案,但等到修桥剪彩的时候,他们又一个个冲到前线抢着露脸。 我不是说左派不会把钱给那些立场进步的非营利组织。当然会——因为他们相信那些目标。但左派并不会刻意不给保守派地区或保守派个人拨款。 你只要看他们重大法案的财政流向就知道了。 民主党政府真的不认同靠“奖赏朋友、惩罚敌人”来运营政府的逻辑。 鲁伊斯:是的,我认为左右之间其实是有不对称的。左派是更偏向“再分配”——他们想把钱集中起来,拜登哲学的主要内容是:我们要把钱用在很多地方,这样你们也同在一条船上。然后像你说的那样:“撒到足够多的地方,让所有人都有份,那大家就都会上车。”这也确实开始生效了你也看到了这一点,很多共和党人现在也都想将《通胀削减法案》的功劳占为己有。 我也不想坐在这里为那种“怨恨式政治”辩护。那不是我的偏好。但我现在是试图客观描述现实。我认为,右派的人注意到的,是他们眼中非营利部门借联邦补助大搞利益输送的巨大空间。 像克里斯托弗·鲁福这种人看大学系统的时候,他们看到的是:纳税人花的钱,最后用来在哥伦比亚大学资助骚乱了——或者你随便挑一个他们眼里的“怪物”。 鲁福的意思就是:你们是在“用政府的钱养自己人”。 我认为,很多这些想法,其实可以追溯到新冠疫情期间的激进化——比如封城期间疫苗的分配,是按种族线划分的,特别是在蓝州。 我觉得很多人就是从那个阶段开始,被激化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他们认定:“对方奖励朋友、惩罚敌人,那我们也应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克莱因:还有个现实是:他们已经把很多并不真实的事说服自己当成了“真相”。如果这些事是真的,那确实挺糟糕的——但问题是,我认为它们根本就不是真的。尽管如此,这些“假设”现在却成了他们行动的驱动力。 比如泰德·克鲁兹采访马斯克的那一段里,就有这么一个场景。 克鲁兹问马斯克:“你以前是自由派的英雄啊,造了特斯拉、还常被请去好莱坞的高级派对。现在他们却恨你。你觉得为什么?” 马斯克的回答是这样的—— (插播录音剪辑) 马斯克:他们最害怕的,其实是DOGE要关闭那些欺诈性的社会福利付款。比如社会安全金、医保、失业金、残障补助、小企业贷款之类的——特别是切断对非法移民的支付。这才是关键问题。这就是他们恨我、想让我死的原因。 克鲁兹:你觉得这个金额有多大?几十亿?几百亿?— 马斯克:我认为全国加起来,远超1000亿美元,也许有2000亿。通过这些欺诈性的社会福利,民主党才得以吸引并留住大批非法移民。 克鲁兹:还能“买选票”咯?马斯克:对,买选票。完全正确。他们就是想引进一千万、两千万“靠政府吃饭的人”,这些人会死心塌地投给民主党——就像我们在加州已经看到的那样。 克莱因:马斯克讲这套话已经讲过很多次了。他的意思是:左派真正的图谋是靠政府发钱让非法移民投票。 我认为他自己真的相信这套说法。 鲁伊斯:你觉得他真信这事吗? 克莱因:是的,完全相信。 克莱因:所以,如果你真相信,这个庞大的体系从上到下,全部是为了把钱转来转去,巩固左派的权力结构——而且你认为这不仅对美国有害,甚至还会妨碍人类上火星—— 那你就会觉得,他们现在做的一切都挺合理的。 鲁伊斯:是的。这种看法在右派中其实挺常见,也能解释为什么——哪怕后来发现,福利系统里的诈骗其实并没有那么严重(我认为确实没有)。 根据内部监察报告,社会安全金体系的误发率大概只有0.3%。 但如果你从另一个角度看——你认定这些福利项目的本质,就是用来给你朋友的政治机器发“买票钱”,那你就会觉得:烧了它才是对的。把整个制度推倒重来都没问题。 克莱因:我一直在努力给这种观点找一个“慷慨理解”的版本。但我自己也拿不准:是该理解为马斯克真的相信这些,所以他的行为才那么极端;还是说,其实他未必真信,但这话在政治上说出来很有用——因为它能帮助右派动员力量去支持削减福利支出—— 哪怕川普的基本盘(通常比以前的共和党选民更老、更穷)其实并不喜欢这种政策。 我们也得承认一个现实:他们现在确实掌控了政府的运作权。比如社会安全局的人,其实很清楚钱都去哪儿了。没有哪个系统会真的写着“非法移民政治拨款”这种项目名目(笑)。但他们也完全不想去反驳这些阴谋论。 到某种程度上,不去查明真相,本身就是一种选择。 鲁伊斯:我认为伊隆确实对这个话题感兴趣。 我同意你的说法——他确实是个不太可靠的叙述者。我不觉得伊隆是那种特别热爱真相的人。 比如“死了的人在领社会保障金”这类说法。就算在马斯克不断重复这句之前,DOGE团队内部其实也已经意识到这事不对劲。 并非有一大笔钱正流向“装成135岁老人的骗子”。事情根本没这么夸张。 但确实也有不少非法移民在使用他人的社会安全号码,用于各种用途。 伊隆特别想把这些漏洞彻底“清零”。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把一大批普通人卷进去了——那些人根本不是骗子,但却被“你不存在”的系统给误伤了。 这周还有不少报道说,有人突然被社保局通知说:“你已经死了,我们要把之前的钱都收回去。” 克莱因:但你觉得,DOGE作为一个整体,真的在试图了解它要掌控的对象吗? 我们一开始讨论的时候就讲过,马斯克试图从最底层切入——去看“付款数据”。我认为这对他很有吸引力,因为它看起来是客观的——就是钱到底流向哪儿。 但“钱去哪儿了”这个问题,其实是需要解释的。你必须去理解它背后的逻辑和背景。这些东西是可以学的。 但问题是:他们真的想学吗?他们有没有更了解这些系统? 还是说,他们只是想用把 DOGE 当成一个制造对立的工具,以维持对他们正在做的事情的支持? 鲁伊斯:我不确定答案是不是只有这两个选项。但说实话,跟两个月前相比,我对DOGE在“边干边学”这件事上的能力,信心已经低了很多。 你很早就能看到他们在处理联邦合同上的粗糙:比如,他们说“我们砍掉了一个十亿美元的合同”,结果其实是个一百万美元的合同,他们硬是多加了三个零。 你一次又一次看到这种对数字缺乏敏感度的表现。他们后来是修正了。但问题是——这种错误本来就不该发生。 如果他们真的想建一个更强健、更优秀的系统,那么DOGE这个团队并不是那样一个组成。现在DOGE的团队很小,他们的“学习曲线”根本就不像我们期望的那样在快速上升。 而我认为,如果是伊隆在私营企业搞一个团队,这个团队早就通过迭代提升效率了。可你现在完全看不到这种动态。你看不到那种我期待的状态。 Ⅵ 单一行政理论——帝王总统制 这届政府已经在准备 迎接一场“对抗时刻” 一次正面对决 克莱因:有一点我必须承认:他们的品牌做得真牛。 DOGE这个名字又好笑又吸睛。但其实,现在政府里发生的很多事情,攻击、改革,还是重塑行政体系——取决于你如何看——并不全是DOGE主导的。 马斯克的背后是罗素·沃特,他现在掌管着预算管理办公室(OMB)——这是联邦政府里非常有权力的一个中枢机构。 我们前面就聊过沃特。他是典型的那种,确实想砍政府开支的人。虽然他不只是想砍钱,他对政府该怎么运作有一整套系统理论。你还请他上过节目呢。那集我觉得特别有帮助,让我更理解他是怎么想的。 那他到底想干啥?罗素·沃特理想中的政府,至少是行政系统,应该长什么样? 鲁伊斯:沃特信奉所谓的“单一行政理论”(unitary executive theory,这是与三权分立对立的理念——译者注)——也就是总统应该宪法上拥有对行政机构的全部控制权。他的意思是:既然我们选出了一个总统,那整个行政部门就应该听他的,直接向他汇报。 按照这个理论,行政部门就不该有“独立机构”这种说法。人民选出了总统,那就是民主问责机制的体现了。 沃特还有个很有意思的看法,哪怕在右派里也挺特别的。他认为我们现在的国会是“帝国国会”。而现在行政系统里很多机构根本不听总统的,只听国会的拨款安排。 他主张总统应该有“冻结拨款”的权力——意思是,如果总统能在不违法的前提下,用比国会批的更少的钱实现政策目标,那他就有权不把剩下的钱花出去。 所以他对总统权力的理解,其实是非常宽泛的。 克莱因:早先发布了一份关于冻结拨款和各种支出的备忘录,用来冻结各种拨款和支出的。后来那份备忘录被撤回了,法院判它无效。但备忘录里有段话挺关键的——我这里是稍微转述一下原意,大致是说:“政府,特别是行政部门,应该体现人民的意志,而人民的意志就是通过他们选出的总统来表达的。” 要理解他们,这点很重要。因为这其实是一种对“回应性”(responsiveness)概念的定义。 大多数人说起“政府要有回应”,他们想的是:我遇到问题时,应该有个人能接电话帮我解决;或者政府在办事的时候,应该又快又好。 但在这个理论里,“回应性”是对行政部门的回应。川普想干什么,政府就得立刻响应,把那事办了。 在他们看来,第一任期的失败之一,就是政府没有对川普有足够回应。而他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让第二任期的行政体系彻底服从川普的意志。 你觉得我这个说法有偏差吗? 鲁伊斯:不,我觉得你说得对。而且沃特这个看法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跟很多右派一直以来对“官僚政体”(the administrative state)的批评是呼应的:比如“联邦党人协会”(Federalist Society)那种观点——行政部门的文官太多、太散漫,应该收紧、整顿。 但它跟那种更偏“自由意志主义”的“小政府”理念又有些不同,特别是在“冻结拨款”这个问题上。 认为总统有“财政控制权”,这是一个相对新的观点,它不像流氓官僚的观点那样有任何深刻的意识形态内涵。 沃特其实是把这两种不同的传统给拼在一起了,这点挺有意思。 克莱因:我对DOGE、沃特和整个川普政府的一个整体理解是:DOGE,其实就是“政府控制部”。 沃特想做的那部分,是靠“冻结预算”和“震慑文官体系”,这样就不会有一个深层政府试图阻碍唐纳德·特朗普川普。 而马斯克那边做的,是想把政府的“底层代码”控制住——就是财政流动、运行系统、后台电脑。谁掌握了这些,就掌握了权力。 你把这两股力量结合起来,就可以把“钱”转化为超级权力杠杆。你可以拿它搞意识形态斗争,也可以推进政策目标,甚至可以用来拿捏朋友和敌人——这正是川普最擅长的玩法。 整个逻辑就是这样。 那你觉得这个说法靠谱吗?或者你觉得哪里有漏洞? 鲁伊斯:我觉得你说的大致是对的。而且很多部分,其实也就是保守派一直以来对行政权的本能认知。 真正让人震惊的是“冻结拨款”这个观点。很多人觉得,这套理论法律依据其实挺弱的,在宪法对“财政权”的解读上也没什么根基。 但沃特这些人会说——他们确实也这么说过:这就是三权分立该有的博弈过程。如果你国会不爽,或者你法院不服,那你就得站出来捍卫你自己的权力。 这整套麦迪逊式宪政结构的逻辑是:总统尝试推进政策,结果撞上法院那堵墙。 正如沃尔特所指出的,万斯和特朗普以及所有这些人都说过: 即使有疯狂的地方法官,总统也会遵守这些裁决。而国会,如果你不喜欢这样,那就阻止我们。 克莱因:但你看像万斯的说法,他也说过也许不该听从法院的。你去看史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副幕僚长)的X平台账号—— 鲁伊斯:米勒和马斯克现在基本上完全站在(万斯的)对立面。 克莱因:万斯最近发了一条推文,大意就是说法院才是在越权。这取决于你如何理解行政部门的角色。但我认为,万斯说过的一些话,暗示了他非常同情这样一种观点,即由法院来阻止这一切是违宪的,行政部门不应该遵守它。 现在围绕川普,有很多人都在推动一种论调:只要法官判川普不利,就应该被弹劾。我们听到的语言是“司法政变”。 这可不是那种“我们要搞制衡”式的三权分立讨论了。说实话,这种动向让我很担心——感觉他们在为与司法系统的正面对抗做准备。 鲁伊斯:其实“对抗司法”可以分很多种层次。有些我觉得简直是五级火警级别的危险。比如,最高法院作出判决,他们却说:“不,我们将依照我们的方式去做。”这就非常严重了。 还有一些地方,像沃特这样的人明确表示:“我们觉得1974年那个《拨款控制法》(Impoundment Control Act)是违宪的。”DOGE要的就是要创造出这样一个案件,我们要把这个案子送到最高法院去。我们想打这个官司,因为我们认为该法违宪。 我不觉得这类本能完全疯狂。我认为他们是错的,我希望最高法院接这个案子。 克莱因:问题就在于:如果他们输了,会发生什么? 一开始我也想这个问题,但现在我真的想了:如果这届川普政府从约翰·罗伯茨(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那边拿不到他们想要的结果,他们一定会找办法绕过去的,从各种程序漏洞里去钻空子。 但有人真的决定不听法官让飞机调头返航的命令,而是说:“哦,你不能执行口头命令。” 他们还说:“这些飞机已经飞到国际空域了。”——这其实就是在挑衅法院。 换了别的政府,肯定不会这么干。但他们是故意在宣示权力。 而让我怀疑他们根本不是想打赢一场最高法院的官司的关键点在这儿:如果你真的想赢一个关键判例,你会怎么做? 你会非常谨慎地挑案子,设计出一个对你有利的冲突场景,然后慢慢推动,让它成为理想的“试验案例”(test case)。你还会表现得对法院很尊重,因为你希望拉拢他们站在你这边。 但现在呢?他们一会儿砸玻璃、一会儿挑衅法院、一会儿搞一些非常糟糕的案子当“样板”,还时不时喊着要弹劾法官。 这种做法根本不像是要赢一场官司,倒像是在试图把罗伯茨法官吓住。 我觉得这基本就是川普对待所有人的方式——用恐吓来博控制权。所以也许,这真的就是他们的策略。 但如果你真是想让最高法院做出一个你会遵守的、有利的判决——你不会用这种方式来对待罗伯茨。 所以在我看来,这届政府已经在准备迎接一场“对抗时刻”。 他们那套“单一行政理论”的理论可能真的需要一次正面对决。 鲁伊斯:我觉得我们最终一定会迎来这场摊牌。至于它会怎么展开,现在还说不清。但沃特那类人已经在说得很明确了:“我们觉得很多判例判错了,我们就是要重新来一遍。”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也不敢打包票。但如果你真的想彻底落实“单一行政理论”,那就必须把这件事带到最高法院,争取打赢那场仗,拿到判例。 Ⅶ 什么是“高效”? 注意, 不是“最大化共和党的权力” 也不是“推动保守主义” 而是让川普个人 拥有最大的控制权和权威—— 建立一个“帝王式总统” 克莱因:我刚才说过,我觉得现在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值得一直追问下去,那就是:“用什么目标,最能准确预测他们现在在做什么?” 因为“效率”这个词没什么帮助,它太模糊了。你可以说一个系统很高效——但高效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更合法地执行政策?那又是另一个概念了。 我觉得,如果你把这里的首要目标设定为“最大化唐纳德·川普的权力”,你基本上就能看清他们所有的动作逻辑。 注意,不是“最大化共和党的权力”,也不是“推动保守主义”。而是让川普个人拥有最大的控制权和权威——建立一个“帝王式总统”。如果你用这个目标来看,预测他们的行为其实非常准确。 而这个结论最吓人的地方在于: 你想象一下,假设我们到了2027年。民主党在中期选举里大获全胜,众议院由哈基姆·杰弗里斯(Hakeem Jeffries)担任议长。国会恢复了大量监督动作。川普的民调可能只有39%,甚至更低——这是完全有可能的。此时他很可能是个“跛脚总统”,虽然他自己肯定不愿意这么想。而众议院挡着他做事,最高法院也可能已经判“总统不能冻结预算”。 在这样的局面下,你觉得川普、史蒂夫·米勒、罗素·沃特、马斯克会说:“好吧,我们尽力了,这场仗我们输了”? 还是说,最后一幕会是:“去你X的。” 我没看到有什么迹象表明,这帮人会接受制度设定的“限制”。特别是当局势开始对他们不利的时候,他们的反应会特别激烈。 现在的情况还不算真正“墙在逼近”,可就这点点压力,他们就已经开始疯狂反击了。 鲁伊斯:这个假设我也不太好回答。但我挺好奇你是怎么理解川普第一任期的,特别是套进你刚刚说的这个模型里的。因为他当时在法院输了不少案子。 克莱因:我对第一任期的理解很简单:它和第二任期最大的区别在于,第一任最重要的家庭成员是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他也是把很多人带入政府的人——他其实是一个典型的主流人士。 那时候政府里有很多人,心里其实觉得自己的职责之一是“把川普关在笼子里”。 可到了第二任,核心人物换成了小川普——他是彻头彻尾的右翼激进分子,现在都算“加速主义者”、“Groyper派”[注]。而马斯克也在推着川普往更极端的方向走。 罗素·沃特也想走得更远。JD·万斯的权力希望完全取决于川普成功不成功。你再看看现在的政府班底,都是一些非常激进的人,没人会说:“我们是不是该慢一点?” [注]Groypers,有时也被称为Groyper Army,是一群由尼克·富恩特斯(Nick Fuentes)领导的另类右翼和白人民族主义活动家、煽动者和网络喷子。他们因试图将另类右翼政治引入美国主流保守主义、参与1月6日美国国会大厦袭击事件及其前的抗议活动以及他们的极端主义观点而闻名。 而且你在“市场反应”这件事上能看得最清楚。第一任期的时候,只要股市一跌,川普立刻就慌了,他会说:“天啊,我们不能让股市掉啊!” 他身边也有很多人——像加里·科恩(Gary Cohn)那种华尔街背景的人——他们是市场圈里出来的,他们也会说,我们希望经济好起来。 但这一次,当市场开始下跌的时候,你能明显感觉到,他们是很自信的,甚至有点狂妄地觉得:“我们比市场懂得多。” 他们的态度就是:“短期震荡?那没关系,我们扛得住。” 所以这次的政府完全不一样。在这里,你有一个恣意妄为的总统,周围都是恣意妄为的人。 鲁伊斯:我觉得你这套分析挺有道理的。 至于这种局面让人担心的程度,就要看两个因素了: 第一个是——你是不是在意识形态上跟川普一致? 第二个是——你到底觉得“个人化的总统制”是不是一件本质上危险的事?也就是说,当一个总统拥有压倒性个人权力时,到底是不是个问题? 我最近在读一本书,叫《斯大林的战争》,作者是肖恩·麦克米金(Sean McMeekin),写的是二战历史。他的观点之一是:其实二战某种程度上是斯大林与西方对抗的产物。而且美国对苏联的让步太多,很多时候甚至是没有谈判、也没掌握准确信息的前提下,就满足了苏联的要求。 书里有一个人物特别让人印象深刻——小罗斯福(FDR),他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总统权力最大的人,几乎完全掌控了行政体系。他对法院系统强烈压制,让其服务于自己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目标。 书里强调了一点:高度个人化的总统制,其实常常会带来负面后果。就拿罗斯福本人来说,到了1943年的德黑兰会议上,因为他身边全是附和他的人,他的谈判能力严重受限,被苏联人“拿捏”了很多事,比如《租借法案》等。 所以说,完全“个人化”的总统制度一般确实有危险,而且还会因为信息流只指向一个方向,总统在自己关心的问题上也变得“能力更差”。 克莱因:这让我想到柯蒂斯·雅文(Curtis Yarvin)——虽然他的影响常被夸大,但不可否认,政府里确实有不少人看过他的东西、觉得挺有意思的。他经常说:“我想要的是一个权力级别等同于罗斯福黄金时期的总统。”对他来说,那就相当于现代君主制。 当然,你仔细读雅文会发现,他讲得没那么简单,但他确实主张政府应该像一家公司那样来运作。 这就又回到了“效率”的问题——但这次的“效率”,概念有点怪。因为美国政府本来就不是为“效率”设计的。 每次有人说“政府应该像企业那样运作”,我脑子里就冒出来一个对比:企业可没有三权分立、可没有党派制衡。公司的管理结构很不同,它有董事会,也可以有某种内部监测机制。 但我们国家之所以设计成现在这样,就是因为我们相信信息从多个方向来的价值。政府雇用大批联邦公务员,不只是为了防止“任人唯亲”,也是因为他们有知识和经验——因为他们不每四年就换一次人。 而国会——虽然共和党现在常常对它施压,马斯克对它进行了重塑,他威胁要资助共和党初选挑战者去打败任何和川普作对的议员——但国会本质上,即使在每个党内部,也本应是信息与摩擦的制造地。 莉萨·穆尔科斯基(Lisa Murkowski,阿拉斯加参议员,共和党)知道的事、约翰·图恩(John Thune,参院多数党领袖,南达科他州)知道的事,每个议员因地区不同、背景不同,带来的信息也不同。这些本该被吸收到政府运作中。 那种所有指令都从川普那里往下发,不是从各地代表往上汇报的做法,其实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政治愿景:把“效率”放在“代表性”和“民主”之上。 而民主的思路是,总统的信息不会是完美的(所以需要从下面收集)。 鲁伊斯:其实,我现在最担心DOGE的地方,不只是像PEPFAR这种项目被砍掉——那当然也是灾难性的——但更严重的是:我们正在失去行政体系内部那些“信息来源”。 这些东西原本是任何总统都可以用的工具,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 可在DOGE的那套“高效率”思维下,这些工具正一个个被废掉。 举个例子,教育部原本有一大堆关于K-12和高等教育的调查,我们现在正在失去长期追踪学生群体纵向数据(longitudinal data)变化的能力。 如果你是个保守派,觉得公立学校搞砸了——你怎么证明?靠的就是这些数据。 所以,我完全同意。而且当人们在问“政府要不要像公司那样运营”的时候,其实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在私营公司里,有很多机制是能让员工往上传递负面问题、提供反馈的。 DOGE刚上来的时候其实也有人提过一些建议。比如:让联邦机构里的员工来提交节省经费的点子,然后从节省下来的预算里给他们返还一部分——比如每省下一笔开支,机构就能留下10%。 像那种没人用的软件许可证等等这就是典型的私营企业那种“对齐激励”(aligned incentives)模式。很有价值。 但现在我们看到的,不是这些。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超级集中式操作。 如果你读过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的《国家的视角》(Seeing Like a State)——你就会知道,这是一种从“高处俯视一切”的治理方式,下面的细节完全看不到。 克莱因:也可以叫“像支付系统那样看世界”(笑)。 鲁伊斯:对,像支付系统那样看。 其实私营企业在收集底层数据方面还真做得不错。这是公司一个很大的优点:他们能从四面八方收集“实时数据”——市场动向、客户反馈、资源浪费点。 所以如果DOGE真想“学公司”,那至少也该把这个学到。但现在我们看到的,根本就不是“企业化治理”。 这是另一种东西。 Ⅷ 如果民主党下届接手,该如何做? 民主党从DOGE身上, 应该学到什么 克莱因:你之前问过我一个类似的问题。现在我来反过来问你一遍,免得咱们最后收尾像是在描绘一个黑暗的未来君主制。 假设这套做法出现了反弹。民主党在2026年赢了中期选举,2028年又赢了总统选举。那他们从DOGE身上,应该学到什么? 如果民主党真的也想让政府更高效,你会建议他们从哪儿开始做起? 鲁伊斯:他们真的想吗? 克莱因:咱们就假设一下吧。 鲁伊斯:可能我有点天真,但在接下来的一个选举周期里,我还是对一些事情抱有希望。即:如果我是个傻瓜,估计错误,灾难并没有发生,那么有些改革成果是可以完好地交给继任者的。 举个例子,拜登政府在绕开联邦常规招聘系统方面,其实做了不少聪明的事。像人事管理局(OPM)可以发“特批岗位”,可以说:“这个职位对国家利益至关重要,我们直接招人。” 也就是说,可以像私企一样招聘。某人觉得这家伙不错,就可以说:“我们要他,下周来上班。” 拜登政府在半导体项目(CHIPS)[注]办公室就用过这个方式。那边团队建得特别好——找来了一批华尔街背景的高手,还有一堆“明星人才”,速度非常快。 [注]CHIPS and Science Act,《芯片与科学法案》是第117届国会颁布的美国联邦法规,由时任总统乔·拜登于2022年8月9日签署成为法律。该法案授权提供约2800亿美元的新资金,以促进美国国内的半导体研究和制造。 克莱因:我觉得这点特别说明问题——CHIPS这个项目是拜登政府非常重视的,他们刻意绕开了大量政府程序。让泰德·克鲁兹和马克·凯利(Mark Kelly,民主党,亚利桑那参议员)联合通过了一项法案,让CHIPS项目豁免于《国家环境政策法》(NEPA)。 这说明他们当时的想法是:“如果我们想把这事办对,那肯定不能按政府常规那一套来做。” 这是不是也说明了点啥?我们平常是怎么运行政府的? 鲁伊斯:而如果你试图用OPM或者“快速雇佣权限”(Direct Hire Authority)来绕过正常招聘流程,你最大的阻力其实是——公共部门工会。这些工会也是民主党的基本盘。所以你得找个愿意砍断这团乱麻的人。 像《国家环境政策法》在左派这边支持率是很高的。但像你这种人也在推动大家重新思考它的作用方式。 其实你也可以把DOGE的做法理解为一种马基雅维利式策略:把“残忍的事”在最前面做完;然后再慢慢发福利,大家记住的是你后来的“好事”,忘了你前面的手段。 就像他们之前在“工业与安全局”搞的半导体芯片出口管控一样,接下来几年政府肯定还有一堆想做的事。像JD·万斯这样想拼未来的政客会想要拿出点“政绩”。 你要实现这些目标,就得先解决联邦招聘的问题。但你又会碰到拜登政府也遇到的问题——每个联盟成员都想把自己那点“私货”塞进系统里。 但如果你真想做到“高效”和“有效”,那你就得有优先级别——对一部分人说“不”,对另一部分人说“好”。你得学会怎么在DOGE砍过之后,把系统补回来。 就算你不觉得这一切和川普个人权力有关,现在这届政府里还是有很多人有自己的野心。他们想将来能说一句:“这个成就是我留下的。” *全文有所删节,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来源:加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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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美财经
04-08 00:00
中美突发消息!《华尔街日报》:习近平、特朗普沟通陷入停滞 中国将启动贸易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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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并防止与美国进一步脱钩的疑问。 曾任
奥
巴马
政府国家安全官员、现任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主任的瑞安·哈斯(Ryan Hass)表示:“特朗普政府正在推动这一议程。而北京方面几乎完全处于被动应对的姿态。” 一些外交政策和贸易分析人士透露,中国方面等待时机是明智的,因为特朗普还大幅提高了对传统盟友和其他大型贸易伙伴的进口税,这引发了全球对美国的强烈反对,而这可能使中国受益。 据咨询中国高层官员的人士称,中国方面采取防御态势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尽管中国方面正在探讨是否仍有可能与特朗普达成贸易协议,但习近平不希望被视为一个过于热切的追求者。 “特朗普和习近平陷入了压力与自尊的矛盾之中,”华盛顿民主防御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克雷格·辛格尔顿说。“特朗普的策略是将最大限度的压力与突然的外交姿态相结合——他认为影响力和接触是相辅相成的。相比之下,习近平则井然有序、规避风险,依靠的是拖延和纪律。” 辛格尔顿说,如果中国过早介入,可能会显得软弱。 特朗普曾暗示与习近平的会晤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举行。但鉴于美国的压力不断加大,中国官员已向美国高管表示,习近平不太可能很快访问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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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辞
1评论
04-07 08:20
故意让股市崩盘,喊话美国人民“挺住”!特朗普在革谁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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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美国人民意愿”。 日前,美国前总统
奥
巴马
也首次严厉抨击了特朗普政策。 他表示,特朗普征收关税“对美国没好处”。别因为特朗普行为古怪就以为他的总统任期不会有危险。 “想象一下,如果我当年做了这些事,如今保持沉默的那些政党绝不会容忍我。” “我们不需要一个自封的国王、伪独裁者、到处惩罚敌人的人再来四年。” 就连之前和特朗普站统一战线的马斯克也终于忍不住了。 他周六表示,希望欧洲和美国能够达成共识,建立自由贸易区。欧洲和美国都应朝着零关税的方向发展。 与此同时,马斯克甚至还罕见公开地抨击特朗普政府核心圈人士——纳瓦罗。 此人在公开节目上坚称,关税最终会赢来好的结果。 而在刚过去的两天,据说马斯克因关税战导致其净资产缩水超过300亿美元。 经济革命,革的谁的命? “关税乱拳”之下,美国民众痛感来了。 摩根大通分析指出,美国的新关税政策将使美国人一年多交6600亿美元的税。 美国物价将再次飙升,美国长期居高不下的高通胀率将再次被推高。 当民怨四起、怨声载道,特朗普终于出来回音。 日前,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转发其支持者发布的一段视频。 视频开头表示,“特朗普正在引发股市崩盘……但他是故意的。” 外界也由此猜测,特朗普是在回应股市崩盘,暗示是自己“故意”的。 当地时间5日,特朗普再度发文承认关税引发全球震荡,他敦促美国人民保持耐心,要“挺住”。 “过去我们一直是愚蠢的冤大头,但现在不会了。我们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振兴就业和商业。” “这是一场经济革命,我们一定会赢。尽管不容易还是要挺住,最终结果将会是历史性的。” 所谓的经济革命,革的谁的命? 美国人开始认清事实:美国政府对普通人视而不见。 尽管特朗普承诺“关税即将让美国再次富裕”,但美国选民对他的信心正逐渐转为质疑。 所以除了大规模示威之外,特朗普支持率也在急剧下滑。 在关税落地之日,特朗普的支持率就已经跌至其第二任期以来的最低点。 据路透社/益普索的最新民调,特朗普的总体支持率仅为43%。 另据美媒民调显示,54%受访选民反对特朗普对进口商品加征关税,比支持的人多12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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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隆汇
04-06 16:30
“煤矿里的金丝雀”:更可能是共和党人的小企业主陷入困境,这对特朗普来说是一个警告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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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白宫呼吁克制。但一点效果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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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马
政府时期担任商务部长及驻华大使的骆家辉表示,“如果这些行业巨头都影响不了政府,小企业、家庭店铺的代表又怎么会有影响力?” 特朗普推出关税正值关键时刻。 会计软件公司Intuit QuickBooks每月发布的小企业就业追踪数据显示,员工人数在9人以下的最小型企业在3月减少了近10万雇员,延续了自去年以来的下滑趋势。 美国商会与大都会人寿共同发布的季度信心指数在2025年第一季度也有所下降。多家地区联邦储备银行的调查发现,自2021年以来首次,大多数小企业报告收入下滑。 “在小企业招聘计划方面,我听到的不是‘增长’,而是‘观望’,”里士满联储主席巴金在特朗普宣布关税前接受采访时说。 即便是在通常对特朗普议程持乐观态度的全美独立企业联合会的调查中,上个月的经济信心也有所减弱。 在总统宣布对汽车、钢铁和铝进口征收高额关税后,特朗普及白宫高级官员表示,美国经济可以承受任何干扰或价格上涨。 “当美国总统说某项政策会提高成本,这就吓到小企业了,”美国商会小企业政策副总裁汤姆·沙利文说。 特朗普坚称,他的贸易计划将为美国企业和经济带来巨大收益。 “多年来,辛勤工作的美国人只能在一旁看着其他国家变得富有强大,而这一切很多是以我们的代价换来的,”特朗普周三说,“但现在轮到我们繁荣了,并且借此用数万亿美元来减税和偿还国债,而且这一切将非常迅速地发生。” 在他宣布关税前,众议院共和党人并未被小企业领域显现出的疲软迹象所动摇,他们表示减税和放松监管将在未来几个月改善前景。 众议院小企业委员会主席、德克萨斯州一家汽车经销商的老板罗杰·威廉姆斯周二对Politico表示,如果企业为清库存而降价,特朗普的关税反而可能带来对消费者更有利的交易。 “我自己也会受到关税影响,但我并不担心,因为像我这样有库存的人,如果卖不出去,就打折处理,”这位共和党人说,“客户会拿到折扣。” 不过,华尔街的经济学家警告,特朗普的关税计划及其可能引发的报复措施,可能会导致通胀加剧、消费者需求减弱和经济放缓。 如果关税带来价格上涨和增长放缓的双重打击,政府可能会在政治上面临“滞涨”问题——这是美国四十多年来未曾经历的经济难题。 “宏观经济条件变化,小企业会非常敏感,”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阿克奇吉说,他领导开发了Intuit QuickBooks的就业追踪系统。“也像矿井里的金丝雀,一旦情况不妙,是最先受到影响的。” 大多数经济学家并不看好小企业应对即将到来的动荡的能力。 高盛和摩根大通的分析师上调了未来12个月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概率,华尔街也正为第一季度投资和交易放缓带来的业绩疲软做准备。美国银行的经济学家认为,“温和的滞涨”是今年最可能出现的情况,这可能限制美联储通过降息为企业纾困的空间。 银行贷款标准早在滞涨和衰退担忧加剧前就已开始收紧。美国银行研究所专门分析小企业银行数据的经济学家泰勒·鲍利指出,小企业对贷款的依赖程度远高于大型企业。 一旦因关税导致原材料成本上升,小企业的处境就会变得更加艰难。 “不像大公司,”鲍利说,“无法轻易调整供应链或提前大量订货来规避贸易壁垒。利润率本来就非常薄,坦白说,根本没有那个资源或运营成本空间去应对。” 来源:加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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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美财经
04-05 00:00
音频 | 格隆汇4.1盘前要点—港A美股你需要关注的大事都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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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尚未考虑竞选第三届总统 乐意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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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马
PK; 大中华区要闻: 1、国资委:鼓励国有企业在生物医药等领域开展并购重组; 2、国家数据局:今年要实现60%以上新增算力在国家枢纽节点集聚,新建大型数据中心使用绿电占比超过80%; 3、中国信通院:2月国内市场手机出货量1966.2万部,同比增37.9%; 4、香港2月零售销售额同比下跌13%,远逊预期; 5、国家发改委主任郑栅洁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 积极回应企业关切; 7、公募基金2024全年盈利1.28万亿元; 8、宇树机器人售卖宇树机器狗,一分钟卖出超百万; 9、华为:2024年全球销售收入增22.4%至8621亿元,净利润减少28%至626亿元; 10、会稽山:4月1日起公司部分重点产品提价; 11、南下资金3月净买入港股1602亿港元,年内累计净买入4386亿; 12、南下资金净买入港股29亿港元,加仓中国移动、华润燃气和中国银行; 13、公告精选︱云南白药:2024年度净利润增16.02%至47.49亿元 拟10派11.85元;雪龙集团:与宇树科技无任何形式的业务合作; 14、公告精选(港股)︱老铺黄金(06181.HK)2024年经调整净利润大增253.4%达到15.02亿元 末期息每股6.35元; 15、A股投资避雷针︱京投发展:2024年净亏损10.55亿元;*ST嘉寓: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股票停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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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隆汇
04-01 07:40
纽约时报两万字特别报道:乌克兰战争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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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米亚并在乌东煽动分裂叛乱。时任总统
奥
巴马
虽然谴责俄方行动并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但他担心美国介入会引发全面战争,因此只批准非常有限的情报共享,并拒绝提供防御性武器。 “毛毯和夜视仪很重要,但你不能靠毛毯打赢战争。”当时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抱怨说。
奥
巴马
后来放宽了一些情报分享限制,而特朗普在首个任期中进一步放松,并首次向乌克兰提供标枪反坦克导弹。 而在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全面入侵前的紧要关头,拜登政府关闭基辅大使馆,撤走全部美军人员(只有一支小型中情局小组被允许留下)。 在乌克兰人看来,这就如一位美军高级军官说的,“我们告诉他们俄军来了,然后,再见。’” 入侵发生后,美国将领提出提供协助,但遭遇乌方不信任的壁垒。 “我们正在和俄军作战,你们不是。我们为什么要听你们的?”乌克兰地面部队司令亚历山大·瑟尔斯基上将第一次见到美方人员时这样说。 瑟尔斯基将军很快转变态度,美方能提供他们从未掌握过的战场情报。 战争初期,这种协助形式非常简陋——多纳休将军与几名助手仅靠手机,将俄军动态传送给瑟尔斯基及其参谋。但即便是这种临时安排,也触碰了乌军内部的敏感神经——瑟尔斯基与他上级、武装部队总司令瓦列里·扎卢日内之间的权力之争。 在扎卢日内的支持者看来,瑟尔斯基已在借助美方关系为自己争取优势。 加剧问题的,还有扎卢日内与他的美方对应——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上将之间的紧张关系。 电话中,米利可能会质疑乌克兰的武器请求,或依据五角大楼屏幕上的卫星图像提出战术建议。接下来就是尴尬沉默,然后扎卢日内干脆挂掉电话。有时候他甚至完全不接电话。 为了确保他们继续沟通,五角大楼启动了一条复杂的“电话链”:米利的一名助手先打给加州国民警卫队司令戴维·S·鲍德温少将,他再拨给一位来自利沃夫的富商、洛杉矶飞艇制造商伊戈尔·帕斯特纳克。帕斯特纳克和当时乌克兰国防部长奥列克西·列兹尼科夫是老相识。 列兹尼科夫再去找扎卢日内,说,“我知道你对米利不满,但你得给他打电话。” 这样拼凑起来的联盟,最终在之后的一连串紧急事态中整合成真正的合作伙伴。 3月,俄军未能攻占基辅后调整战略,将重心转向东部和南部——这是一个美国情报评估认为要花数月完成的兵力调动,而俄军只用了两个半星期。 美军欧洲与非洲司令部司令克里斯托弗·卡沃利上将与多纳休将军得出结论:如果不调整自己的战略目标,兵力和火力都严重不足的乌克兰将注定失败。 换句话说,联盟必须开始提供重型进攻性武器——比如M777榴弹炮及炮弹。 拜登政府此前仅批准过防空与反坦克武器的紧急输送。而M777代表着一次重大变化——首次明确支持一场地面主战场的全面战争。 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与米利上将决定由第18空降军负责武器输送和作战培训。当拜登批准提供M777之后,托尼·巴斯礼堂正式成为作战总部。 一位波兰将军出任多纳休的副手。一位英国将军负责在前篮球场上设立的后勤中心。一位加拿大军官则负责培训工作。 礼堂地下室被改为“融合中心”,用于整合并生产关于俄军阵地、调动和意图的情报。据情报官员称,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国防情报局和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的官员,与多国联盟情报人员共同工作于此。 第18空降军的代号是“龙军”,这个新作战单位被命名为“龙特遣队”。唯一还未完全到位的,是乌克兰高级指挥层的支持。 2022年4月26日,在德国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的一次国际会议上,米利将军把列兹尼科夫和扎卢日内的一位副手,介绍给卡沃利与多纳休两位将军。 他说:“这两位就是你们的合作对象。他们会帮助你们。” 信任开始形成。列兹尼科夫表示愿意与扎卢日内沟通。回到基辅后,“我们组织了一个代表团前往威斯巴登,”列兹尼科夫说,“就这样开始了。” 合作的核心,是两位将军——乌克兰人扎布罗茨基与美国人多纳休。 扎布罗茨基将军虽然当时在议会任职,但成为威斯巴登方面的主要乌克兰联络人,虽然身份有点非官方,但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选。 像乌克兰军队中的许多同代人一样,扎布罗茨基将军对敌人非常了解。上世纪90年代,他曾在圣彼得堡的军事学院学习,并在俄罗斯军队中服役了五年。 他同样熟悉美国人。2005年至2006年间,他曾在堪萨斯州莱文沃思堡的陆军指挥与参谋学院学习。八年后,扎布罗茨基将军在乌克兰东部俄军支持势力控制区后方指挥了一次危险的行动。这次任务部分是参考他在莱文沃思堡学习过的一次战斗——美利坚联盟国将军斯图尔特围绕波托马克军麦克莱伦将军发起的著名侦察行动。 这让他引起了五角大楼一些有影响力人物的注意,他们觉得这位将军是可以合作的领导者。 扎布罗茨基将军回忆在德国威斯巴登的第一天:“我的任务是搞清楚,多纳休将军是谁?他有什么权限?他能为我们做多少事?” 多纳休将军是特种部队秘密世界中的明星。他曾与中央情报局的暗杀小组和地方合作伙伴一起,在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和阿富汗暗中追捕恐怖分子头目。 作为三角洲特种部队的领导人,他曾协助建立与库尔德武装的合作关系,一起打击叙利亚的“伊斯兰国”。卡沃利将军曾形容他是“漫画中的动作英雄”。 现在,他向扎布罗茨基将军和他的同行——少将基里连科,展示了一张乌克兰东部和南部被围困区域的地图,图上俄军数量远超乌军。 他喊出“荣耀属于乌克兰”的战斗口号,同时指出了挑战:“你们可以跟别人一起喊‘荣耀属于乌克兰’,我不在乎你们有多勇敢。看看这些数字吧。” 接着,他和扎布罗茨基将军讲解了一项争取到秋季前获得战场优势的计划。 第一阶段已经开始——训练乌克兰炮兵使用他们的新型M777榴弹炮。“龙特遣队”随后将帮助他们利用这些武器阻止俄军推进。然后,乌军需要发起反攻。 那天晚上,扎布罗茨基将军写信给基辅的上级。 “你知道,很多国家都想支持乌克兰,”他回忆说。但“必须有人来协调,来组织一切,解决眼前的问题,规划未来我们需要什么。我对总司令说,‘我们找到了合作伙伴。’” 不久,近20名乌克兰人——情报人员、作战规划者、通信和火控专家——陆续抵达威斯巴登。军官们回忆,每天早上,乌克兰人和美国人都会聚在一起,分析俄军武器系统和地面部队情况,挑选最关键、价值最高的目标。 优先目标清单随后交给情报融合中心,军官们在那儿分析各种数据流,确定目标坐标。 在美国欧洲司令部内部,这一过程引发了一场微妙但棘手的语言争论:鉴于任务的敏感性,把目标称为“目标”,是否会过于挑衅? 一些军官认为“目标”这个词是合适的。另一些人则称之为“情报线索”,因为俄军常常在移动,信息需要地面验证。 最终,这场争论由欧洲司令部情报负责人、少将蒂莫西·布朗定调:俄军部队的位置被称为“感兴趣点”,空中威胁被称为“关注轨迹”。 “一旦有人问你,你有没有把一个目标传给乌克兰人?你就可以诚实地回答,没有。”一位美国官员解释说。 每一个“感兴趣点”都必须遵守一套情报共享规则,以降低俄方对北约伙伴的报复风险。 “感兴趣点”不能位于俄罗斯境内。如果乌克兰指挥官想要攻击俄罗斯本土目标,扎布罗茨基将军解释说,他们必须依靠自己的情报和国产武器。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我们向俄罗斯传达的信息是,这场战争在乌克兰境内进行。” 白宫还禁止共享关于“战略性”俄方领导人的情报位置,比如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将军。 “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知道有国家在帮助某个国家帮助暗杀我们的参谋长,那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另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那样的话,我们就进入了战争。” 同样,“龙特遣队”也不能提供任何能识别出个别俄军士兵位置的情报。 这个系统的运作方式是,“龙队”会告诉乌克兰人俄军在哪里。但为了保护情报来源和方式不被俄方间谍识破,他们不会透露情报来源。乌克兰人只能在安全云端看到一串串坐标数据,分成不同优先等级——第一优先、第二优先等等。 扎布罗茨基将军回忆,当乌克兰人质疑这些情报是否可靠时,多纳休将军会说:“别管我们怎么知道的。你只要相信你开火就会命中。你会满意结果。如果你不满意结果,告诉我们,我们会改进。” 这个系统在五月正式启用。首个打击目标是一辆配备雷达的装甲车“Zoopark”,俄军可以用它来追踪像M777这样乌军的武器系统。情报融合中心在乌克兰东部俄军占领的顿涅茨克附近发现了一辆Zoopark。 乌克兰人准备设下陷阱:首先向俄军阵地发射炮弹。当俄军打开Zoopark雷达来追踪来袭火力时,融合中心就会精准定位Zoopark的坐标,为打击做准备。 到了约定那天,扎布罗茨基将军讲述,多纳休将军给炮兵营指挥官打了通话打气:“你感觉怎么样?” “我感觉非常好,”乌克兰人回答。 多纳休将军接着核对了卫星图像,确保目标和M777炮位正确。直到一切准备妥当,炮兵才开火,摧毁了Zoopark。 “大家都说,‘我们能做到!’”一位美国官员回忆。 但一个关键问题仍未解决:如果在面对多个目标、爆发激烈战斗时,这个系统还能否有效运作? 这场战斗发生在顿涅茨克以北的北顿涅茨克。俄军试图在那里搭建浮桥渡河,继而包围并夺取这座城市。扎布罗茨基将军称其为“一个地狱般的目标”。 接下来的战斗被认为是乌克兰在战争早期一次重要的胜利。浮桥变成了死亡陷阱。乌克兰方面估计,至少有400名俄军被击毙。未被公开的是,美国提供了关键的“兴趣点”情报,帮助阻止了俄军的进攻。 战争最初几个月,战斗主要集中在乌克兰东部。但美方情报机构也在追踪俄军在南部的调动,特别是在赫尔松这座主要城市附近的大规模部队集结。 不久后,几支M777榴弹炮部队被重新部署,龙特遣队开始提供兴趣点,用于打击那里的俄军阵地。 随着实战经验的积累,龙特遣队生成兴趣点的速度加快,乌克兰人也更快的开火。他们越是展现出M777与类似系统的打击效果,联盟就越是派来更多装备,而威斯巴登方面也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兴趣点。 “你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开始真正相信了吗?”扎布罗茨基将军回忆说,“当多纳休说这是一份阵地名单。我们核对后说,这100个位置很好,但我们还需要另外50个。他们真的就把那50个也发来了。” M777迅速成为乌克兰军队的主力装备。但由于装备155毫米炮弹通常射程不超过24公里,面对俄军在兵力和装备上的压倒性优势,依然难以匹敌。 为了让乌军在精准度、速度和射程上获得补偿性优势,卡沃利与多纳休两位将军很快提出一个更大胆的提议——提供高机动炮兵火箭系统,也就是HIMARS。 这种系统使用卫星制导火箭弹,可对距离达80公里的目标发动打击。 随之而来的争论反映出美方立场的变化。 五角大楼官员最初持抵触态度,不愿消耗陆军本就有限的HIMARS库存。但5月,卡沃利将军亲赴华盛顿进行游说,最终打动了相关部门。 时任国防部国际安全事务助理部长塞莱斯特·沃兰德回忆说:“米利总是说,现在是一支小的俄式军队在与大的俄式军队作战,他们打法一样,乌克兰永远赢不了。” 而卡沃利将军的论点是,“有了HIMARS,他们可以像我们一样作战,那样他们才能开始打败俄军。” 在白宫,拜登及其顾问在这一观点与“刺激普京可能导致战争升级”的忧虑之间权衡。一位官员回忆说,当将军们提出HIMARS请求时,“感觉就像站在那条红线上,想着,跨出这一步,会不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而当白宫决定迈出这一步时,这位官员说,龙特遣队已成为“整个战争的后方中枢”。 威斯巴登将全面监督每一次HIMARS打击。多纳休将军与助手会审查乌克兰的打击名单,并就火箭发射器的布置和打击时机提出建议。 乌克兰人只能使用美方提供的坐标。每次发射弹头前,HIMARS操作员都需使用一张特别的电子钥匙卡,美方可以随时将其停用。 几乎每周,都有一次HIMARS打击造成超过100名俄军伤亡。俄军陷入混乱,士气崩溃,战斗意志随之瓦解。随着HIMARS数量从8套增加到38套,乌克兰操作员熟练度不断提高,一位美国官员表示,打击效果提高了多达五倍。 “我们成为这个系统的一部分,也许不是最重要的一部分,但确实是其中一部分。”扎布罗茨基将军表示,并说:“其他国家用10年、20年、30年来建立这个体系,而我们被迫在几周内完成。” 双方携手打磨出了一部高效的杀伤机器。 第二部分:2022年6月至11月,“等你们打败俄罗斯” 在第一次会面时,多纳休将军曾向扎布罗茨基将军展示一张地区军事态势图,图上以颜色区分:美军与北约军队是蓝色,俄军是红色,乌军是绿色。 扎布罗茨基问:“为什么我们是绿色?我们应该是蓝色。” 到了6月初,当两人再次并肩坐在桌面作战地图前推演乌克兰反攻计划时,扎布罗茨基将军看到,代表乌军的标记块已经变成了蓝色——这是一个象征性的举动,旨在强化彼此的共同目标。 “等你们打败俄罗斯,”多纳休将军对乌克兰人说,“我们就会把你们永远标成蓝色。” 距俄军入侵已过去三个月,地图呈现出这样的战况: 在南部,乌克兰人在黑海造船重镇尼古拉耶夫挡住了俄军攻势。但赫尔松仍在俄军控制之下,大约2.5万人的俄军部队盘踞在第聂伯河西岸。在东部,乌克兰军队在伊久姆阻止了俄军推进,但俄方仍控制着从那里到边境之间的大片区域,包括战略要地奥斯基尔河谷。 俄军战略已从最初试图斩首基辅政府,转为缓慢绞杀。乌克兰急需发动反攻。 乌军总司令扎卢日内与英国军方支持一个最具雄心的方案——从东南部扎波罗热附近出发,推进至俄军占领的梅利托波尔。 这一行动如果成功,将切断俄军从俄罗斯本土进入克里米亚的陆上补给线。 从理论上讲,多纳休将军同意这个目标。但据他的同僚回忆,他认为以乌克兰军队当时的状态、以及联军能提供的M777数量,根本无法支撑进攻梅利托波尔。 为了在兵棋推演中说明这一点,他亲自扮演俄军指挥官。每当乌克兰“进攻”,多纳休就用压倒性的火力将其“击溃”。 最终,双方同意发动一场两线作战,以迷惑俄军指挥官——根据美方情报,俄军判断乌方只能发动一场进攻。 主攻方向是收复赫尔松并控制第聂伯河西岸,以防俄军南方部队推进至敖德萨港口,并为再度进攻基辅创造条件。 多纳休将军主张设立与赫尔松进攻地位对等的第二战线——从哈尔科夫地区发起攻击,直指奥斯基尔河谷。但乌克兰方面则主张采用较小规模的佯攻,以吸引俄军东调兵力,为赫尔松战役扫清障碍。 这个佯攻将在9月4日前后开始。乌军随后将发动为期两周的炮击,以削弱俄军南部防御。直到9月18日左右,他们才会正式进军赫尔松。 如果弹药仍够,他们将尝试渡过第聂伯河。扎布罗茨基将军回忆多纳休当时说:“如果你们真的想过河,挺进克里米亚咽喉,就按这个计划来。” 但这一计划很快被推翻了。 泽连斯基有时会直接与地区指挥官通话,在一次通话后,美方被告知作战顺序已更改。 赫尔松战役将提前——而且变成首攻方向,时间定在8月29日。 多纳休将军向扎卢日内指出,需要更多时间为赫尔松反攻做准备,这种调整将让反攻计划、甚至整个国家陷入危险。美方随后得知其中内幕:泽连斯基希望出席9月中旬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他和顾问认为,如果能在战场上展示进展,有助于争取更多军援。因此,他们在最后一刻打乱了原定计划——这种政治与军事之间的脱节,将日益影响整个战争的走势。 结果却没有人预料到。 俄军随即从东线调兵增援赫尔松。这时,扎卢日内意识到,东线俄军兵力空虚,或许乌军可以执行多纳休原本主张的计划——推进至奥斯基尔河谷。 “快上,快上,你们已经把他们逼到墙角了,”一位欧洲官员回忆,多纳休将军对乌军东线指挥官瑟尔斯基将军喊道。 俄军溃败的速度超出预期,士兵抛弃装备仓皇逃跑。乌克兰指挥部原本并未预料会打到奥斯基尔河西岸。当部队抵达那里时,瑟尔斯基在泽连斯基心中的地位迅速上升。 在南方,美方情报显示,驻扎在第聂伯河西岸的俄军部队正面临粮弹短缺。 乌军犹豫不决。多纳休将军不断劝说现场指挥官科瓦尔丘克少将继续推进。很快,美军高级将领卡沃利与米利也出面,直接施压扎卢日内。 但这依然没用。 英国国防大臣本·华莱士问多纳休,如果科瓦尔丘克是你的下属,你会怎么做? “他早就被我开除了。”多纳休答道。 “交给我吧。”华莱士说。英国军方在基辅拥有相当影响力;不同于美方,英方自战争爆发后就派出小型军官团队进驻乌克兰。 如今,国防大臣动用这种影响力,要求乌方撤换指挥官。 对普京而言,没有比克里米亚更重要的领土了。当乌军小心翼翼地推进,试图渡过第聂伯河,挺进克里米亚,这引发了五角大楼官员所称的“关键忧虑”:要让俄罗斯总统产生谈判的动机,就必须对克里米亚施加压力。但这样做,也可能逼他采取“极端手段”。 乌军已经在地面上施压。拜登政府授权乌克兰研发、制造和部署一支新兴的海上无人机队,专门用于打击俄军黑海舰队(美方提供的一架原型机,原是为对抗中国大陆对台湾袭击而研发)。 起初,美国海军仅被允许提供克里米亚领海以外俄军舰艇的位置。到了10月,中情局开始秘密协助无人机对塞瓦斯托波尔港实施攻击。 同月,美国情报部门截获俄军驻乌总指挥苏罗维金将军的通话内容:他确实在讨论采取极端手段,包括使用战术核武器,以阻止乌军渡河并直取克里米亚。 在此之前,美方评估俄罗斯动用核武的概率仅为5%至10%。现在,他们判断,如果俄军南线崩溃,概率将上升至50%。 紧张情绪达到了临界点。 在欧洲,卡沃利与多纳休将军不断敦促新任指挥官塔尔纳夫斯基准将带领部队前进,击溃俄军,夺取其装备。 而在华盛顿,拜登的高级顾问却开始忧心忡忡地想——是否该劝乌军放慢推进速度。 这是乌军击溃俄军、扭转战局的最佳时机。也是引爆更大战争风险的最危险时刻。 最终,在这种“宏大的模糊”中,这一时刻并未真正到来。 为掩护撤退,俄军指挥官留下小股部队作为屏障。多纳休将军建议塔尔纳夫斯基:或绕开这些小股部队,或迅速歼灭,集中打击主力部队。 但每当乌军遭遇这种俄军“钉子兵”,就停止前进,以为后方隐藏着更大部队。 五角大楼官员表示,多纳休告诉乌方,卫星图像显示他们面前的只是两辆俄军坦克。但乌军看不到图像,担心遭遇陷阱,迟迟不敢推进。 为促使乌军继续前进,龙特遣队提供“兴趣点”,由M777炮手发射神剑导弹摧毁坦克——每次遇到俄军残部,乌军都需重复这一耗时步骤。 最终,乌克兰还是收复了赫尔松,清除了第聂伯河西岸的俄军。但反攻就此停滞。乌军因弹药短缺,未能渡河,也未能像他们所希望、俄军所畏惧的那样,推进至克里米亚。 随着俄军渡河撤退、进入更深的占领区,大型工程机械开动,地面被撕裂,深深的战壕一条条筑了起来。 尽管如此,乌克兰军方仍士气高涨。扎布罗茨基将军在他下次前往威斯巴登时,送给多纳休将军一件“战斗纪念品”:一件俄军士兵的战术背心——而这名士兵的同袍,正朝着2023年的烈焰战场——巴赫穆特,前进。 第三部分:2022年11月至2023年11月 周密的计划 2023年的作战计划几乎在2022年秋天就立即启动——那时回头看,是一个充满不切实际乐观情绪的时刻。 乌克兰已经控制了奥斯基尔河和第聂伯河的西岸。联盟内部普遍认为,2023年的反攻将是这场战争的最后决战:乌克兰将实现彻底胜利,或者普京将被迫求和。 “我们会赢下这一切,”一位美国高级官员回忆,泽连斯基曾对盟友这样说。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扎布罗茨基将军在那年深秋的威斯巴登会议上解释,总司令扎卢日内再次坚持主攻方向应是梅利托波尔,切断俄军通往克里米亚的补给线——他认为那是2022年本该打出的致命一击,被错失的战略机会。 而美国部分将领再次劝告谨慎。 在五角大楼,官员们担心难以为这次反攻提供足够武器,有人甚至认为乌克兰应考虑在自身处于最有利地位时谈判达成协议。 当米利将军在演讲中提出这个建议时,许多乌克兰的支持者(包括当时压倒性支持这场战争的国会共和党人)将此视为“绥靖”。 在威斯巴登的私下交流中,多纳休将军对扎布罗茨基和英国代表指出,俄军已在南部挖战壕。他还提到几周前乌军在第聂伯河前的推进迟滞。 “他们正在固守阵地,”他说,“你们要怎么越过去?” 扎布罗茨基和一位欧洲官员回忆,多纳休主张暂缓:如果乌克兰人花上一年甚至更长时间组建、训练新旅,届时再打梅利托波尔,胜算会大得多。 英国方面则坚持,如果乌克兰一定要打,联盟就该尽全力支持。 卡沃利将军说,他们不需要像英美一样优秀,只要比俄军强就够了。 结果是,没有暂停。 扎布罗茨基对扎卢日内说:“多纳休是对的。” 但他也承认,“除了我,没人喜欢他的建议。” 况且,多纳休将军也即将离任。 第18空降军的部署本就是临时性的。如今将由一个更长期的机构接替他们在威斯巴登的职责:乌克兰安全援助小组(Security Assistance Group–Ukraine),代号“厄瑞玻斯”(Erebus)——希腊神话中的黑暗化身。 那天秋天,计划会议结束后,多纳休将军陪同扎布罗茨基前往克雷兵营的机场。他送给扎布罗茨基一块纪念盾牌——盾上是第18空降军的龙形徽章,外圈环绕着五颗星。 最西侧的代表威斯巴登,稍东是热舒夫–亚西翁卡机场。其余三颗星分别代表基辅、赫尔松和哈尔科夫——象征着扎卢日内和南、东部的指挥官。 在星星下方,刻着一个字:“谢谢。” 扎布罗茨基回忆说,他当时问:“你为什么谢谢我?应该是我感谢你才对。” 多纳休回答说,是乌克兰人在前线作战、牺牲,测试美军装备与战法,并分享经验教训。 “多亏你们,”他说,“我们才建立起这些以前从未拥有的体系。” 在风大嘈杂的机场,两人反复争论谁更应致谢,最后握手告别。扎布罗茨基登上了等候的C-130运输机。 “新来的那位”是中将安东尼奥·阿古托。他是一位风格完全不同的指挥官,肩负着不同的使命。 多纳休将军善于冒险,而阿古托将军则以谨慎和擅长训练与大规模作战著称。2014年克里米亚被吞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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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扩大了对乌克兰的训练计划,包括在乌西设立基地,阿古托曾负责这个项目。 在威斯巴登,他的首要任务是训练新旅。 “你得把他们训练好,”国防部长奥斯汀对他说。 这意味着乌克兰将获得更大自主权,双方关系重心重新调整:一开始,威斯巴登努力争取乌克兰信任。 现在,乌克兰反过来要求威斯巴登信任他们。 很快,机会来了。 乌方情报发现俄军在被占领的马凯耶夫卡一所学校设立临时兵营。 “相信我们,”扎布罗茨基对阿古托说。这位美将领选择信任他,而扎布罗茨基回忆说,“这次目标打击流程完全由我们独立完成。” 威斯巴登只提供了坐标。 在这个新阶段,美乌军官仍每天会面,共同设定打击优先级,情报融合中心据此生成兴趣点。但乌克兰指挥官现在可以更自由地利用HIMARS,对本国情报确定的新目标进行打击——只要这些目标符合既定战略优先。 “我们会退一步观察你们,盯着你们别做出疯狂举动,”阿古托将军对乌方说。“目标是让你们最终能独立运作。” 2023年1月的兵棋推演结果,与2022年如出一辙,确定为双线作战计划。 次要方向由瑟尔斯基将军负责,在东部巴赫穆特展开攻势——此地已鏖战数月——并假装意图进军2022年被普京宣布吞并的卢甘斯克地区。这一动作被认为将牵制俄军东部兵力,从而为南方主攻梅利托波尔扫清道路。那里俄军防线因冬季潮湿寒冷已腐朽崩塌。 但新计划一出台,就面临新问题。 扎卢日内虽为乌军总司令,但与瑟尔斯基之间的竞争正日益削弱他的权威。据乌克兰官员称,这场矛盾始于2021年泽连斯基决定提拔扎卢日内,跳过其上级瑟尔斯基。入侵后,双方为争抢稀缺的HIMARS资源而竞争加剧。 瑟尔斯基生于俄罗斯,曾在俄军服役,最初以俄语参加会议。扎卢日内有时轻蔑地称他为“那个俄国将军”。 美方知晓瑟尔斯基对自己只能承担辅助任务一事不满。阿古托将军致电确认他理解反攻计划,他回答:“我不同意,但我接到命令了。” 反攻原定于5月1日展开。在此期间,部队将接受训练。瑟尔斯基将贡献四支经历实战洗礼的旅(每旅3000至5000人),赴欧洲接受训练,另加四支新兵旅。 但瑟尔斯基另有打算。 在巴赫穆特,俄军正投入大量兵力且不断伤亡。瑟尔斯基认为这是围歼敌军、破坏其士气的机会。据美方官员称,他对阿古托将军说:“把所有新兵派去梅利托波尔。” 泽连斯基站在他一边,反对自己任命的总司令,也无视美方建议。这一决定,实际上瓦解了原本构建于精锐部队基础上的反攻蓝图。 最终,只有四支未经实战的新旅被派往欧洲接受训练(乌克兰国内还将再训练八支旅)。而这些新兵多数年纪偏大,大多在40岁至50岁之间。 一位美方高官回忆:“我们脑子里只想着。这不妙。” 乌克兰征兵年龄为27岁。新任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卡沃利将军曾劝扎卢日内,“让你们的18岁年轻人上场吧。” 但美方判断,无论是总统还是总司令,都不会承担这一政治敏感决定带来的后果。 与此同时,美方内部也出现类似权衡。 前一年,俄军错误地将指挥所、弹药库与后勤中心部署在距前线不到80公里的位置。但新情报显示,这些重要设施已被转移至HIMARS打击范围之外。因此,卡沃利与阿古托将军建议迈出下一步:向乌克兰提供“陆军战术导弹系统”(ATACMS)——其射程可达300公里,从而限制俄军在克里米亚对梅利托波尔防御的支援能力。 ATACMS一直是拜登政府极度敏感的话题。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在2022年5月间接警告米利将军称,任何射程达300公里的武器都属于“越线”。 五角大楼还面临现实问题:美军自身库存不足,一旦美国卷入战争,可能弹药告急。 简而言之,传达给乌克兰的信号是明确的:不要再提ATACMS了。 原来的设想已被彻底颠覆。尽管如此,美方仍看到一条胜利之路,虽然这条路越来越窄。要把握住这丝希望,关键是必须按原计划在5月1日启动反攻,在俄军修复防线、向梅利托波尔增派兵力之前先发制人。 但最后期限过去了。部分弹药与装备交付被推迟,尽管阿古托将军一再保证已经有足够物资启动行动,乌克兰方面仍拒绝动手,直到全部物资到位。 在某个时刻,情绪升级,卡沃利将军对扎布罗茨基将军说:“米沙,我爱你们的国家。但如果你们不打,就会输掉这场战争。” “我的回答是,我明白你的意思,克里斯托弗。但请你也理解我。我不是总司令,也不是乌克兰总统。”扎布罗茨基回忆道,并说:“可能我当时也想像他一样哭。” 在五角大楼,官员们开始感觉到某种更严重的裂痕正在出现。米利将军问扎布罗茨基:“告诉我实话。你们是不是改了计划?” “没有,没有没有,”他回答。“我们没有改计划,也不打算改。” 当说这些话时,他真心相信自己说的是实情。 5月下旬,情报显示俄军正在快速组建新旅。尽管乌克兰没有拿到他们想要的一切,但他们拥有了认为“足够”的资源。他们必须开始行动了。 扎卢日内在国家军事指挥机构“斯塔夫卡”会议上,介绍了最终计划。塔尔纳夫斯基将军将拥有12个旅和绝大部分弹药,负责主攻方向梅利托波尔。海军陆战队司令索多尔中将将佯攻马里乌波尔——这座城市在一年前被俄军围困后占领。瑟尔斯基将军则在东部巴赫穆特负责辅助战线,那里的阵地战已持续数月,乌军刚刚失守。 但瑟尔斯基随后发言。据乌克兰官员称,他表示希望脱离原计划,对巴赫穆特发动全面攻势,驱逐俄军,随后推进至卢甘斯克地区。他当然还需要额外兵力与弹药。 美方未被告知这次会议的结果。但随后,美方情报部门发现乌军部队和弹药的调动方向与既定计划不符。 不久,在波兰边境一次紧急安排的会议上,扎卢日内向卡沃利与阿古托两位将军坦承,乌军实际上决定同时从三个方向发起进攻。 “这不是计划!”卡沃利将军喊道。 据乌克兰官员透露,斯塔夫卡会议后,泽连斯基下令将联盟提供的弹药在瑟尔斯基与塔尔纳夫斯基之间平分。 同时,五个受过训练的新旅也拨给瑟尔斯基,只留下七个旅用于梅利托波尔战役。 “一切还没开打,就仿佛亲眼看着梅利托波尔反攻走向终结。”一位乌克兰官员表示。 战争已进入第十五个月,一切走到了这关键时刻。 “我们当时应该退出。”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说。 但他们并没有。 “牵涉生死、关乎领土价值高低的这些决定,本质上是主权决策,”拜登政府一位高层官员表示,“我们能做的只有提供建议。” 马里乌波尔战役的指挥官索多尔将军非常愿意听取阿古托将军的建议。这一合作带来反攻中的一个重大胜利:在美方情报发现俄军防线一个弱点后,索多尔指挥部队利用威斯巴登提供的“兴趣点”夺回斯塔罗马约尔斯克村,收复近21平方公里土地。 对乌方而言,这场胜利引出新问题:马里乌波尔战线是否比梅利托波尔更具希望?但进攻因兵力不足而陷入停滞。 问题在阿古托办公室的作战地图上一目了然:瑟尔斯基在巴赫穆特的攻势,正在耗尽乌军的兵力。 阿古托将军呼吁瑟尔斯基将兵力和弹药南调支援梅利托波尔攻势。但乌方与美方官员表示,瑟尔斯基拒绝让步。即便在瓦格纳首领普里戈任因反叛普京军方,率军朝莫斯科推进时,他也不愿调整部署。 美方情报评估认为,这场兵变可能打击俄军士气与组织力;拦截信息显示,俄军指挥官对乌军未趁虚直扑防御薄弱的梅利托波尔感到意外。 但在瑟尔斯基看来,兵变正验证了他的策略:通过巴赫穆特绞杀俄军,引发其内部动荡。 他对阿古托将军说:“我是对的,你是错的。我们会打到卢甘斯克。” 泽连斯基曾将巴赫穆特称为“我们士气的堡垒”。结果,这里成了兵力匮乏的乌克兰危险处境的血腥缩影。 虽然伤亡数据差异极大,但俄军死伤人数确实远超乌军。然而,瑟尔斯基始终未能收复巴赫穆特,也未能推进至卢甘斯克。而俄军在东部重建部队、继续推进,乌克兰则缺乏新兵来源。 普里戈任最终在逼近莫斯科前撤兵,两个月后死于坠机,美方情报认为是克里姆林宫暗杀。 剩下的希望寄托在梅利托波尔。 威斯巴登系统的一大优势是速度——从“兴趣点”到乌军打击之间的时间被极大压缩。但这一优势,以及整个梅利托波尔战役,被乌军指挥官对“兴趣点”使用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所削弱。 弹药远少于原计划,因此不再直接开火,而是先用无人机确认情报。 这种模式逐渐形成恶性循环,再加上过度谨慎和缺乏信任的氛围,在乌军艰难穿越布满地雷和直升机火力的地狱战场,逼近俄军占领的罗博廷村时,终于爆发。 美方官员回忆,当时乌军正以火炮猛烈轰炸俄军,美方情报显示敌军已在后撤。 “马上占领地面,”阿古托将军对塔尔纳夫斯基将军说。 但乌军侦察到一小股俄军占据一座山丘。 卫星图像显示,俄军只剩一个排,约20至50人。阿古托将军认为,这不足以阻挡推进。 但塔尔纳夫斯基拒绝前进,除非这一威胁被清除。威斯巴登将那个排的坐标发给他,建议同时开火并推进。 但塔尔纳夫斯基选择用无人机再次验证情报。 这耗费时间。确认后才开火。 打击后,他又派无人机确认山头已被清空。确认无误后才命部队进攻罗博廷,并于8月28日成功夺取。 这段反复花费了24至48小时。就在这段时间里,俄军在罗博廷以南开始新一轮布防、布雷,并调来增援,阻断乌军进展。 “整个局势彻底变了。”扎布罗茨基将军说。 阿古托将军大声命令塔尔纳夫斯基:继续前进。但乌军必须轮换前线部队,而他们只有七个旅,无法迅速补充兵力。 乌军进展缓慢的原因错综复杂。但在威斯巴登,沮丧的美方官员始终念念不忘那座山上的俄军排。 “一个该死的排挡住了整个反攻。”一位军官说。 乌军最终没能打到梅利托波尔。他们不得不缩小目标。 新目标是占领托克马克——这座被占领的小城位于通往梅利托波尔的一半路程,靠近关键铁路与公路干线。 阿古托将军虽赋予乌方更大自主权,但现在他拟定了一份详细炮击计划,“滚雷行动”(Operation Rolling Thunder),列明乌军应以何种武器、按何种顺序打击哪些目标。 但塔尔纳夫斯基对部分目标提出异议,坚持使用无人机验证“兴趣点”,“滚雷行动”因此陷入停滞。 为了挽救反攻,白宫秘密批准运送少量射程约160公里的集束弹头。阿古托与扎布罗茨基制定行动,打击威胁塔尔纳夫斯基部队的俄军攻击直升机。至少有10架被击落,俄军被迫将所有飞机撤回克里米亚或俄本土。但乌军仍未能推进。 美方最后的建议是由瑟尔斯基接手托克马克战役。遭到拒绝。随后建议索多尔派海军陆战队挺进罗博廷,突破俄军防线。扎卢日内却命令海军陆战队转战赫尔松,开辟新战线,美方坚决反对,称此举注定失败——试图渡过第聂伯河、挺进克里米亚。 海军陆战队在11月初成功渡河,但兵力与弹药耗尽。原本应是一记致命反击的反攻,就此以黯然告终。 第四部分:2023年12月至2025年1月 信任裂痕与突破边界 圣诞节前夕,泽连斯基首次走进威斯巴登的大门,访问这个战争中美乌合作的秘密核心。 他步入托尼·巴斯礼堂,经过陈列着两国联合作战战利品的展厅——扭曲的俄军车辆残骸、导弹碎片与飞机零件。 当他走上那个俯瞰篮球场旧址的走廊,仿佛回到2022年扎布罗茨基将军第一次站在这里的那一幕,礼堂内的军官们纷纷鼓掌致意。 但总统此行并非为庆祝而来。反攻失败的阴影未散,第三个艰苦战时冬天逼近,前景更为暗淡。俄军正趁势在东线不断增兵。而在美国,怀疑乌克兰的特朗普正重新崛起,一些共和党议员开始抱怨要削减对乌军援。 一年前,联盟还在谈论胜利。而随着2024年的到来,拜登政府被迫一次次突破自己设定的“红线”,只为让乌克兰维持住战局。 但在那时,威斯巴登面临的紧迫事务是:卡沃利与阿古托两位将军向泽连斯基解释,2024年不可能收复大片失地。联盟无法提供一场大规模反攻所需的全部装备,乌克兰也无法迅速组建起足够的军队。 乌军必须放低预期,专注于可实现的目标,确保自己仍能留在战局之中,同时建立战力,为2025年可能的反攻做准备:他们需要在东线设防,阻止俄军继续推进;也需要重整现有部队、补充新旅,联盟将协助训练与装备。 泽连斯基表示支持。 但美方清楚,他是勉强接受。泽连斯基一次又一次明确表示,他既想要,也迫切需要一场重大胜利来提振国内士气,并稳住西方援助。 就在几周前,泽连斯基曾要求扎卢日内在2024年秋前将俄军赶回乌克兰1991年边界。扎卢日内随后向美方提出一个计划,让人震惊:需要500万发炮弹和100万个无人机。 对此,卡沃利将军用一口流利俄语回答:“从哪来?” 几周后,在基辅国防部的一间厨房,扎卢日内一边猛吸电子烟,一边把卡沃利将军“锁”在那里做最后的恳求。 “他夹在两团火之间,一边是总统,一边是盟友。”一位他的助手说。 作为妥协,美方向泽连斯基提出一种“象征性胜利”方案——代号“月光冰雹行动”,用远程导弹与无人机发动空袭,迫使俄军将其在克里米亚的军事设施撤回至俄罗斯境内。 此前,在中情局、美英海军协助下,乌克兰曾使用海上无人机与英国“风影”导弹、法国SCALP导弹打击黑海舰队。威斯巴登主要提供情报支持。 但要推进对克里米亚的更大规模打击,乌克兰需要更多导弹——大量ATACMS。 在五角大楼,那些长期的顾虑并未消失。但阿古托将军向奥斯汀简报“月光冰雹”的战略意义后,一位助手回忆,奥斯汀说:“好吧,这个战略目标非常有说服力,这不仅仅是打击目标的问题。” 泽连斯基终于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ATACMS。但一位美官员说:“我们知道,他内心深处仍然想要更大的行动。” 2025年1月下旬,扎布罗茨基将军在威斯巴登指挥中心接到一则紧急信息,离席片刻。 回来后,他面色惨白,将阿古托将军带到阳台上,一边抽着一支Lucky Strike烟,一边说:乌克兰高层权斗已至高潮,扎卢日内将被免职。而最可能接任的是他的对手,瑟尔斯基。 这对美方来说并不意外;他们早已听闻总统对扎卢日内的不满。乌克兰国内普遍认为,这一人事变动源于政治考量——担忧在民间极受欢迎的扎卢日内可能参选挑战泽连斯基。 此外,在斯塔夫卡会议上,泽连斯基曾公开架空扎卢日内,而后者又在《经济学人》上发表文章称战争陷入僵局,乌方需要“质变式技术突破”,当时泽连斯基正高喊“彻底胜利”。 一位美官员说,扎卢日内已是“政治上的死将”。 瑟尔斯基的上任带来了谨慎的安慰。美方认为,他更接近总统核心圈,决策流程可能更稳定一致。 他们也熟悉这位将军。 但这种“熟悉”也包括2023年的记忆——包括巴赫穆特的伤痕。他有时不采纳建议,甚至试图架空美方。但卡沃利与阿古托认为,自己已了解他的个性,他至少会倾听,也通常信任他们提供的情报。 但对扎布罗茨基来说,这次变动是一次个人打击,也是战略上的未知。他视扎卢日内为朋友,并为其放弃议员席位,担任作战与计划副手。 不久,他就被排除出这个职务和威斯巴登的角色。阿古托得知后,打电话邀请他去北卡的海滨别墅一起扬帆。 “等我下辈子吧,”扎布罗茨基答道。 而这场人事变动恰逢合作关系进入极度不确定阶段:在特朗普推动下,美国国会共和党人冻结610亿美元军事援助。梅利托波尔战役期间,乌军指挥官曾坚持用无人机确认每一个“兴趣点”;现在,弹药更少,前线指挥官也普遍采纳这一模式。 威斯巴登虽仍不断生成“兴趣点”,但乌方几乎不再使用。 “我们现在用不上这个,”扎布罗茨基对美方说。 “红线”持续后移。 ATACMS已于春初秘密运抵,防止俄方发现乌军已可打击克里米亚全境。 还有所谓“SMEs”。几个月前,阿古托将军获准派出一小组(约12人)军官前往基辅,稍微突破美军不得驻乌的限制。为避免联想到美军顾问在越战前进驻南越的历史,他们被称为“专题专家”。而在乌方人事更替后,为加强协调与信任,美方将驻基辅人员增至约36人,这些军官现在可以公开称为“顾问”,但仍仅限于基辅地区活动。 但最敏感的红线,是俄罗斯边境。很快,这条线也将被突破。 4月,资金障碍终于解除,180枚ATACMS导弹、数十辆装甲车、8.5万发155毫米炮弹开始经波兰运入乌克兰。 但联盟情报发现,俄军另一轮调动正在展开:一个新组建的“第44军团”正向乌俄边境北部的别尔哥罗德集结。俄方抓住乌方等待美援到位的窗口期,准备在乌克兰北部开辟新战线。 乌方相信,俄军意图是占领环绕哈尔科夫的主要交通干道,从而用炮火攻击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威胁逾百万平民的生命安全。 这场俄军攻势暴露出一个根本性的不对称:俄军可在边境线后方用火炮支援部队,而乌军却不得使用美方装备或情报进行还击。 但危险也带来机会。俄方因自信美方不会允许乌军越界攻击,安保极其松懈,整支部队连同装备就暴露在田野之中,几乎毫无防御。 乌方请求美方批准使用美援武器越过边境打击俄境内目标。更进一步,卡沃利与阿古托将军提议,像在乌克兰与克里米亚一样,由威斯巴登协助提供“兴趣点”与精准坐标,指导这些打击行动。 白宫尚在讨论这些提议之时,2025年5月10日,俄军率先发动了攻击。 这成为拜登政府改变游戏规则的时刻。卡沃利与阿古托两位将军受命设立一个“作战区”(ops box)——即俄罗斯境内的一个区域,允许乌克兰使用美方提供的武器进行打击,威斯巴登则可提供情报支持。 起初,他们主张设立一个较大的作战区,以覆盖另一项紧迫威胁:滑翔炸弹——这种改装自苏联时期的老旧炸弹,加装了机翼与导引装置,变成精准武器,正对哈尔科夫制造持续恐怖轰炸。 一个半径约300公里的作战区,可让乌克兰使用新获得的ATACMS导弹打击这些滑翔炸弹部署区及其他俄境深处目标。但奥斯汀认为这属于“任务扩张”:他不希望从“月光冰雹”行动中挪用ATACMS资源。 最终,两位将军被指示提出两个方案:一个是延伸约80公里,属于HIMARS常规射程;另一个则接近两倍。拜登与顾问们最终选择了最保守的版本——虽然这是有限方案,但为了同时保护苏梅与哈尔科夫,其范围沿乌克兰北部边境延展开来,面积几乎与美国新泽西州相当。 中情局也获准向哈尔科夫地区派遣军官,协助乌方在作战区内行动。 作战区于5月底正式启用。俄军措手不及:威斯巴登提供的“兴趣点”与坐标,加上乌方自己的情报,HIMARS导弹在作战区内精准打击,帮助乌克兰守住了哈尔科夫。俄军因此遭受战争以来最惨重的伤亡之一。 不可想象的事情变成了现实:美国已深度介入杀伤俄罗斯本土军队。 2024年夏,乌军在北部和东部战线兵力极度吃紧。尽管如此,瑟尔斯基将军仍对美方反复强调:“我需要一场胜利。” 早在3月,这一趋势已有迹象。当时美方发现,乌克兰军事情报局(HUR)正秘密筹备一场进入俄罗斯西南部的地面行动。中情局驻基辅站长找上情报局长布达诺夫将军,警告:如果你越过边界,将不会得到美方武器或情报支援。 布达诺夫还是行动了,最终被迫撤退。 类似时刻,拜登政府官员曾苦笑道,他们通过监听更了解俄军在计划什么,却难以掌握乌克兰盟友的真实意图。 而对乌克兰人而言,“不问就是默许”,总比“问了就要阻止”来得好。乌军前情报指挥官康德拉秋克中将表示:“我们是盟友,但我们的目标不同。我们保卫国家,而你们是在守着冷战时代的幻影恐惧。” 8月,阿古托将军任期将满,原定9日离任。当天,乌方含糊地提及北部“将有行动”。 8月10日,中情局驻基辅站长也调任回总部。指挥更替之际,瑟尔斯基将军发动行动——派部队越过俄罗斯西南边境,进入库尔斯克地区。 对美方而言,这次行动构成严重信任破裂。乌克兰不仅再次隐瞒,而且带着联盟提供的装备,越界进入原本划定的“作战区”俄境部分,违反设定之初的明确规则。 这个作战区本意是为防止哈尔科夫人道主义灾难,不是让乌军借机夺取俄方领土。“这根本不是暗示勒索,是明目张胆的勒索。”五角大楼一位高级官员说。 美方本可以取消作战区。但他们清楚,正如一位政府官员所说:“那将可能酿成灾难”——库尔斯克境内的乌军将失去HIMARS火力与美方情报支援,陷入险境。 美方最终认定,库尔斯克就是泽连斯基一直暗示的那场“胜利”。这也说明了他的战略考量:尽管口头上仍主张“彻底胜利”,但此次行动的一大目的,是获取筹码——占领俄方土地,作为未来谈判中交换乌克兰领土的筹码。 曾被明令禁止的挑衅性行动,如今已被默许。 在被排除在指挥圈前,扎布罗茨基与阿古托将军共同挑选了“月光冰雹行动”的打击目标。整个行动的执行过程,几乎回到了多纳休将军时期那种“全程扶持”的状态。美英军官几乎参与每一处打击,从确定坐标到导弹飞行轨迹的计算。 约100个克里米亚目标中,最重要的是连接克里米亚与俄本土的刻赤大桥。普京视这座桥为克里米亚与俄罗斯联系的象征;而乌总统泽连斯基则视摧毁这座桥为终极目标。 这座桥曾是美方设定的“红线”。早在2022年,拜登政府就禁止帮助乌方攻击这座桥,连克里米亚侧的接近区也被视为俄罗斯主权领土。(乌方情报部门曾自行尝试攻击,造成一定损毁。) 但在“月光冰雹”行动达成共识后,白宫授权美军与中情局与乌方及英方密谋制定攻击计划:由ATACMS导弹打击桥面脆弱部位,同时海上无人机冲击桥墩。 然而,在无人机准备过程中,俄军加强了桥墩防御。 乌方提出用ATACMS单独发起攻击。卡沃利与阿古托将军反对:仅靠ATACMS无法摧毁大桥,建议等待无人机就位或干脆取消打击。 最终,美方让步,8月中旬,在威斯巴登“勉强协助”下,乌方发射数枚ATACMS攻击刻赤大桥。桥未坍塌,只打出一些“弹坑”。 俄军很快修复。一位美方官员抱怨道:“有时候,他们非得失败一次,才知道我们是对的。” 尽管刻赤桥行动失败,但“月光冰雹”整体合作仍被视为显著成功。俄军舰艇、飞机、指挥所、武器库与维修设施被摧毁或迫使撤离至俄本土。 对拜登政府来说,刻赤桥的失败和ATACMS数量的紧张再次印证了:必须协助乌克兰更有效运用他们的远程攻击无人机。主要挑战仍在于如何绕过俄军防空系统、精准锁定目标。 按美方既有政策,中情局不得提供关于俄境目标的情报。于是,白宫决定允许中情局申请“豁免”,授权其在为特定目标服务的前提下,协助乌方打击俄境内目标。 情报部门发现,在托罗佩茨这个位于乌克兰边境以北约470公里的湖畔小镇,有一个大型弹药库,正源源不断地为俄军在哈尔科夫和库尔斯克提供武器。拜登政府批准了中情局提出的“豁免申请”,将托罗佩茨作为一次验证性打击。 中情局军官向乌方提供了关于弹药库的军火储备、弱点及沿途俄军防御系统的情报。他们还计算出行动所需的无人机数量,并绘制了复杂的飞行路径。 9月18日,大批无人机猛然袭击弹药库。爆炸如同小型地震,炸出一个足球场大小的巨大弹坑。视频中,巨大的火球和滚滚浓烟升上湖面上空。 但正如克里米亚刻赤大桥行动一样,这次无人机合作也暴露了战略分歧。 美方主张将无人机打击集中于具有战略意义的军事目标——如同他们在2023年反攻期间(关于梅利托波尔方向)所提出的建议。乌方则坚持攻击更多样化的目标,包括油气设施以及莫斯科周边的一些政治敏感目标(这些行动不使用中情局协助)。 “俄罗斯民意终将倒向普京的对立面,”泽连斯基在9月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你们错了。我们了解俄罗斯人。” 10月,奥斯汀与卡沃利将军访问基辅。多年来,拜登政府不断向乌方提供更先进的武器系统,一次又一次地突破“红线”。但防长与将军这次来访,更多是在忧虑地面战局所传递出的警讯。 俄军在东线正逐步向波克罗夫斯克推进,这个城市被一名美官员称作“他们的大目标”。同时,俄军也在库尔斯克逐步夺回部分失地。尽管俄军日均伤亡已飙升至1000至1500人,但他们仍在不断推进。 奥斯汀日后曾提及,在基辅街头装甲车中,他望着窗外,一幕画面触动他:街上许多二十多岁的男性,却几乎无人穿军装。 作为一个处于战争中的国家,他说,这个年龄段的男性本该都在前线作战。 这正是美方此行希望传达的艰难信息之一——说明2025年他们还能为乌克兰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泽连斯基已小幅下调征兵年龄至25岁,但乌克兰仍无法补足现有旅,更遑论新组建部队。 奥斯汀施压泽连斯基进一步采取更大胆行动,征召18岁青年服役。泽连斯基回应,据一位在场官员回忆:“我为什么要征更多人?我们都没有装备给他们。” “可你的将军在报告说,你们的部队兵力不足。”奥斯汀反驳道,“你们的部队缺的是士兵,而不是装备。” 这正是双方长久以来的僵局:在乌克兰看来,美国不愿意做出真正必要的事来让他们赢得胜利;而在美国看来,乌克兰不愿意采取真正必要的行动为自己的胜利负责。 泽连斯基在回应征兵问题时经常说,乌克兰是在为国家的未来而战,而18至25岁青年正是这个未来的父亲。 但一位美官员却说:“如果他们连自己的人民都不肯让上战场,这场仗在他们眼里就不是关乎生死存亡的战争。” 早在2023年9月,鲍德温将军曾访问基辅。当时反攻已陷入停滞,美国大选将近,乌方不断向他提问关于阿富汗的事。 他回忆说,乌克兰人非常害怕被抛弃。他们反复打来电话问:“如果共和党赢得国会,会发生什么?如果特朗普当选总统呢?” 他说自己总是鼓励他们保持信心,但他也坦言:“我说话时其实手指是交叉在背后的,因为我真的已经无法确定。” 最终,特朗普赢了,那种恐惧席卷而来。 在卸任前的最后一段时间里,拜登采取一系列举措,试图至少暂时维持当前政策,稳住他的“乌克兰项目”。 他跨越了最后一道红线——扩大作战区,允许ATACMS与英国“风影”导弹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这是在朝鲜向俄军派出数千士兵、协助其攻占库尔斯克后采取的决定。 首批美方支持的打击之一,瞄准并击伤了朝鲜指挥官金上将,当时他正在一处指挥地堡内与俄军开会。 政府还批准威斯巴登与中情局支持远程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俄南部某些区域,这些地区被俄军作为进攻波克罗夫斯克的集结区。同时,允许军事顾问离开基辅,前往更接近前线的指挥所。 12月,多纳休将军晋升为上将,重返威斯巴登,出任美军欧洲与非洲司令。他曾是2021年喀布尔撤离中最后一位离开的美军士兵。如今,他必须应对乌克兰这个前景未卜的战局。 自两年前多纳休离开以来,很多事情都已改变。但关于领土的基本问题几乎没变。在战争第一年,在威斯巴登支持下,乌军收复了自2022年入侵以来超过一半的失地。而今,他们只是在东部(以及库尔斯克)为些许土地苦战。 据五角大楼官员透露,多纳休在威斯巴登的主要目标之一是恢复战友情谊,为这部曾经高效的战争机器注入新活力——阻止俄军攻势,甚至设法扭转战局。 随后几周,在威斯巴登提供的“兴趣点”与坐标支援下,俄军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的攻势明显放缓,乌军甚至在东部一些区域取得进展。但在俄罗斯西南方向,随着特朗普政府削减支援,乌方逐步失去谈判筹码——库尔斯克。 2025年1月初,多纳休与卡沃利将军访问基辅,会见瑟尔斯基将军,确保他同意补充部队、巩固防线的作战计划。据五角大楼消息,随后他们前往德国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与奥斯汀会面,这是联盟国防首长的最后一次聚会,一切即将改变。 在对媒体和公众关闭的大门内,奥斯汀的各国同行称他为“教父”、“架构师”,称赞他是这场合作的设计者。尽管期间充满信任破裂与误解,他仍维系住了乌克兰人的抗争与希望。 这一切始于2022年春天,多纳休与扎布罗茨基在威斯巴登的初次会面。 奥斯汀一向沉稳坚毅。但在回礼时,他哽咽了。 “这不是道别,”他说,眼含泪光,“让我说声谢谢。” 他接着说:“我祝愿你们一切顺利、勇敢坚定。女士们先生们,继续前行。” 来源:加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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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个战场州的得票率,极其准确地预测了其中8个,误差在1%之内。 肖尔还是美国进步中心行动基金(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Action Fund)的高级研究员。 近日,Vox的Eric Levitz和纽约时报的Ezra Klein都与肖尔讨论了他对2024大选的分析。 要点如下: 民主党在移民、年轻人和政治参与度低的选民中支持率降幅最大 有色人群的温和派和保守派倒向共和党 年轻人在右转 年轻男性和年轻女性投票差别有史以来最大 如果投票率更高,民主党反而会输得更多 民主党在经济和物价上失去了选民信任 民主党最有效的竞选信息是经济平民主义 川普现在大力推进的议程很不得人心 TikTok使选民更倾向共和党 民主党选民更易因人工智能而失业 下面是对民主党怎样输掉2024大选的的详细分析。 本文为非营利调查新闻编辑室“Information Justice(信息正义)”原创作品。已开启快捷转载,欢迎转载、分享、转发。 文:Brandi 编:溪边愚人,新约客 【一】民主党输在哪些人上? 民主党失去了大批拉美裔和亚裔选民 上面的图表按种族和意识形态列了2016、2020和2024年民主党候选人的支持率,展示了一个明显趋势。 白人选民,不管是自由派、温和派和保守派,摇摆幅度都是零,即没有变化。哈里斯在白人保守派、白人自由派、白人温和派中的表现与希拉里·克林顿完全一样。 黑人选民的摇摆幅度不太大,民主党只失去了少量黑人选民,其中多为保守派黑人。 但是,民主党失去了大批拉美裔选民,也失去了大批亚裔选民。 拉美裔和亚裔选民对民主党的支持率出现了两位数的巨大跌幅。2016年,民主党获得了81%的拉美裔温和派支持,而2024年只获58%,下降了23%;民主党在2016年赢得了34%的保守派拉美裔选民,到了2024年,比例下降了一半,仅为17%;民主党2016年赢得了78%的温和派亚裔,2024年降至67%, 降幅为11%。 川普赢得了移民选票 这是《经济学人》杂志的图表。横轴是每个郡外国出生人口比例,竖轴是共和党得票率增长。可以看到,一个郡的移民比例,与川普的得票增长明显呈正比。在纽约皇后区或佛罗里达的迈阿密-戴德等郡,川普的得票率提高了10%,增长非常显著。另一方面,民主党的支持率在移民比例高的社区呈下降趋势:2020年投给拜登的比例高出27%,2024年变成让川普微弱胜出。 归化公民约占选民总数的10%,这意味着移民支持川普的增长率,比整体选民增长率的中位数要大得多。肖尔猜测他们有23%背弃了民主党。那么,川普获得的净胜选票有一半来自移民。川普在纽约、加州、德州和佛罗里达这四个移民集中的大州表现非常好。战场州可能向川普倾斜了半个到一个百分点,那就足以让他获胜。 民主党失去非白人选民和移民的原因:意识形态分化 Blue Rose Research的数据显示,过去几次选举中,自认为是保守派或温和派的非白人选民,投票方式越来越像保守派或温和派的白人,他们的投票倾向越来越不取决于族群,而取决于意识形态。 肖尔认为这并不奇怪。现在的民主党被看作是自由派的党,但过去民主党是自由派、温和派和保守派的联盟。其保守派和温和派中,非白人比例很高。随着自由派成为联盟主导,联盟中的保守派开始倒戈。 有人认为这不可避免:拉美裔和亚裔倾向于追随其他移民群体的政治轨迹:最初几代都支持民主党,但随着变得富裕和同化,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开始分化。美国黑人也是类似的情况——种族压迫和种族隔离缓解后,保守派黑人就考虑投票给共和党。 同年,英国工党在黑人和印度裔等亚裔选民中的支持率也有所下降,因此,美国的情况也可能是全球性移民和有色选民右转现象的一部分。 令人震惊:年轻人显著右转 上图按种族和性别,列出哈里斯在各年龄段的支持率。X轴是年龄坐标,四条线是哈里斯的支持率。蓝色实线代表非白人女性,蓝色虚线代表非白人男性,橙色实线代表白人女性,橙色虚线代表白人男性。可以看到,18岁的年轻人里,哈里斯只在非白人女性中胜出。在25岁左右的人群,两党在白人女性中的支持率基本持平,但白人年轻男性压倒性支持川普。 八年前,年轻人比老年人更不喜欢川普,但这张图显示,75岁白人和非白人男性支持哈里斯的比例明显高于20岁的白人和非白人男性,这是个很大的转变,也是最令人震惊的一点。 多年来,年轻人一直是民主党的可靠选民。民主党数据公司Catalist的数据表明,2020年,30岁以下的选民压倒性支持拜登,其支持率高出23%。然而,美联社VoteCast估算,川普2024年大选中赢得18-29岁选民的47%,高于2020年的36%。Blue Rose Research的数据显示,川普在2024年甚至可能以微弱优势在这一人群中胜出——这与出口民调不符,但Blue Rose Research的调查数据、选民档案数据和选区级数据,都指向这一事实。 过去四年里,25岁以下的每个群体——白人、非白人、男性或女性——都比千禧一代右倾得多,这是前所未有的。年轻人已从婴儿潮以来某种意义上最进步的一代,变成或许是五六十年来最右的一代。而且这个趋势还在加剧——AtlasIntel今年2月的民调显示,自1月以来,川普在18-29岁人群中的支持率提高了近23%。 所以,预测2020年至2024年选民倾向的决定性变量就是年龄。与四年前相比,年轻人明显右倾。(当然,其中很大部分的样本是不同的人,因为人的年纪在增长。) 年轻选民2024年对民主党的支持度骤降,也与其他趋势相关联:年轻人中,非白人的比例高于整体选民,与整体选民相比,年轻人的政治参与度也更低。 为什么这一代年轻人更保守?Klein猜测,青春期和成年早期经历的政治事件会对世界观产生持久影响。千禧一代在小布什第二任期的灾难中长大,会将民主党与极具魅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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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在一起,Z世代则将民主党与拜登治下的疫情和通货膨胀联系在一起。 但肖尔认为原因不止于此,因为他看到这是个全球趋势。英国大选中,虽然工党胜出,但保守党在18至24岁选民中的得票率却增加了2-3%。因此,肖尔认为年轻人右转不仅仅是因为通胀,也不仅仅是对现任政府不满,而是全球趋势。 早在2016年和2020年,“民主党选民比例会越来越高”的说法已经不靠谱的了,但民主党还相信,年轻选民最终会拯救他们:如果川普在老年人中支持率不上升,千禧一代和Z世代有了投票权,共和党末日就到了。结果这完全错误。肖尔承认,四年前他也那么认为。反过来说,民主党在投票率高的老年选民中支持增多,会对两年后的中期选举有利。但如果不采取措施,民主党的年轻选民问题仍会很严重。 年轻男性和女性的民主党支持率:分化严重 这一张,是肖尔最震惊,觉得最可怕的图表。横轴是年龄,竖轴是男性和女性当中的哈里斯支持率差距。可以看到,30岁以上的选民,性别差距相当稳定,约为10%,大致是美国政治整体上的性别差距,75岁以上的更低。但30岁以下的人群,性别差距悬崖式升高,翻了一倍:18岁男性支持川普的可能性比18岁女性高出23%,性别分化之严重,完全前所未有。 在其他国家,性别分化似乎也在加剧。例如在德国,年轻女性投票给左翼政党“左翼党”的比例非常高。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也许和堕胎问题有关,但看一下非政治性的民意调查就会发现,网络世界正在发生巨大的文化变革。挪威一项针对高中生的民意调查显示,近年来,认为“性别平等走得太远”的年轻男性比例激增。 新冠期间,MeToo兴起,安德鲁·泰特(Andrew Tate)[注]也在那期间开始走红。某种意义上,民主党成了一个对女性很友好的政党,而年轻男性的政治观点对此发生了巨大反弹。肖尔认为,我们正处于一场文化大变革,而人们对其影响认识不足。 [注]Andrew Tate,社交媒体红人,前拳击手,以在男性圈平台上宣扬富有争议的观点而著称。 此外,Klein推测,手机和社交媒体的影响很大。这些年轻人从小就把社交媒体上的网红当榜样。社交媒体、网络文化让年轻人的媒体来源按性别高度分化:一个对终极格斗锦标赛感兴趣的23岁年轻男性,会被带入一个男性色彩强烈的网络世界。而一个23岁的女性,如果其兴趣与YouTube的算法一致,就不会进入那个世界,而进入一个相反的世界,会看布蕾妮·布朗(Brené Brown)[注]的演讲。 [注]Brené Brown,休士顿大学社会工作研究院教授,其很受欢迎的TED演讲主题是脆弱、勇气、共情、和领导力。 肖尔认为,网络社区的性别分化远远高于线下社区,当年轻人的社交圈突然全部移到网络上,就会导致政治局势发生变化,那么,民主党在年轻选民中遭遇滑铁卢,就不奇怪了。 不久前也有人指出年轻男性选民是民主党的一大挑战。2024年,政治学教授大卫·科恩(David B. Cohen)接受《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年轻选民是民主党基础的重要组成,如果这一基础受到侵蚀,该如何弥补?未来民主党要想在全国范围有竞争力,就必须想办法让年轻选民回归阵营,尤其是年轻男性。” 肖尔认为,那些对政治和性别持有可怕、倒退观点的年轻男性仍支持堕胎权,仍支持全民医保,所以他建议民主党政治家专注于在堕胎权和全民医保上做斗争,但其他人应努力改善网络上对文化争议性问题的讨论。 政治参与度高的人群倾向民主党,参与度低的纷纷抛弃民主党 衡量政治参与的方法有很多:参加投票的次数、政治对身份认同的重要性、关注新闻的程度等。上图数据来自内特·科恩(Nate Cohen)为《纽约时报》Upshot(可能是美国质量最高的公共民调)做的民调。这个图表用是否在2020年投票作为政治参与度的一个指标,分析2024年的投票倾向。左图显示,2020年没投票的人里,拜登占微弱优势。也就是说,2020年,如果没投票的人都去投票,民主党会赢得更多。而四年后,没投票的人群从轻微倾向民主党,变成支持川普的比例高出14%。右图是每个选区2022年中期选举的投票比例,和2020年到2024年民主党得票率的变化,从中可以看到,投票率低的选区,川普得票率增加了6%,而投票率高的选区,哈里斯的支持率有所提高。 另外,从对新闻关注程度作为政治参与度的指标来看,关注新闻的人更支持民主党,不关注新闻的更保守。而后者数目庞大。 Klein问肖尔,不看新闻的人,他们对政治的看法,是基于物价等个人直接经验吗?肖尔认为,大多数人对现实的反应基于已有的立场。坚定的民主党选民不会仅仅因为对高物价不满就转投川普。而政治参与度低的人,对经济反应最大,绝大多数都将生活成本列为最关心的问题。 但不能都归因于通胀。政治上不活跃的选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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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坚定地支持民主党,支持率高出10-15%,在2020年大致两边均衡,但在2024年,支持共和党的比例上升了14%。 基于教育程度的严重分化 因此,除了通货膨胀和社交媒体,还有一个长期趋势,即民主党的联盟已从工人阶级转向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如今,政治参与度越低,受教育程度越低,社会经济地位越低,投票给川普的几率就越高。这与全球趋势一致:过去三、四十年来,西方国家的一大政治趋势就是基于教育程度的两极分化: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向左转,而工人阶级则向右转。所以,川普的崛起和回归代表了这一全球趋势。 下图是肖尔早在2021年对英、法美、三国的选举分析:每条线代表一个国家左翼政党在教育程度低人群和教育程度高人群中的支持率差异,三条线都随着年代推移上升,说明三个国家基于教育程度的差别都越来越大。[注] [注] 美国的曲线从1964年开始大幅上升,也许可以解释为《1964年民权法》通过后,教育程度低的白人基于种族原因抵触民主党;克林顿两次当选时的差异为零,是因为吸引了很多教育程度低的工人阶级支持;随后差异又开始上升,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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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当选时有所下降,肖尔说是由于大批白人投了民主党;随后差异急剧攀升,2016年时间段截止时为最高。 没出来投票的前民主党选民,更可能投给共和党 广为流传的说法是:如果每个人都投票,民主党就肯定赢——投票率越高,对民主党越有利。选举后第二天发布的、当时掌握信息有限的美联社大选分析也将哈里斯的失败归咎于民主党投票率低。但肖尔发现实际情况正相反:投票的人越多,共和党越赢。如果只有在2022年投过票的人去投票,哈里斯会赢得普选和选举人团;如果所有登记选民都去投票,川普将胜出5%(而不是实际的1.4%)。“提高热情,动员所有人投票”的策略会让民主党输得更多。 现在公布的各州选民档案数据可以显示选民改变投票意向与投票人数变化究竟各占多大比例。结果发现,2020年到2024年,民主党选票份额的变化中,约30%是投票人的变化——投票率降低,另外70%是投票意向变了。这与过去30年中大多数选举的细分情况是一致的。 一般来说,投票率和支持率的走向是一致的。在摇摆选民中失势的政党,往往投票率同时下降。原因很简单。去年,许多民主党选民对他们的政党感到愤怒。他们大多是民主党中的温和派和保守派,对生活成本等问题不满,他们还做不到投票给共和党,于是呆在家里没去投。但他们的抱怨与那些从拜登阵营转向川普的选民非常相似。 曾投票给拜登、而这次没去投票的人的统计学特征是:受教育程度较低,不关心政治,很少看MSNBC那样的新闻节目,而更多看福克斯。坦率地说,他们和那些背弃民主党的选民很相似。因此,如果强迫他们去投票,他们很可能会投给川普。全国总体投票率确实有所下降,但在决定选举的战场州,投票率与四年前大致相当。显然是很多人改变了想法,而通胀是个很大的因素。赶上通胀,而那些不大关注政治的人,对物价最不满,认为执政党要对物价负责。对这些非选民进行调查,问他们最关心的是什么,他们会说是通胀,这也是所有选民群体压倒性最关心的问题,这一点后面还有讨论。 TikTok用户政治参与度低,倾向于支持川普 过去四年中,从TikTok获取新闻的年轻选民人数增长了四倍多,这是媒体消费领域最大、也是最快的变化,而且与民主党支持率下降密切相关。TikTok的用户更年轻,政治参与度也更低,民主党在这一群体的支持率下降,是意料之中的。那些从TikTok上获取新闻的群体,支持共和党的比例比四年前高了8%,增长幅度相当大,而这正是选举前川普承诺救下TikTok的原因。 Klein提出,人们担心有一个可能,即TikTok背后的公司稍微做了手脚,通过算法把对川普有利的内容提升7%。对此,肖尔说他不知道答案,但认为完全有可能,因为在某些话题上,比如乌克兰或 ,他们已经那么做过。 但肖尔认为,TikTok确实是第一个真正去中心化的社交媒体平台。比如,Instagram Reels上的视频观看次数与创作者的粉丝数量紧密相关,而TikTok不是基于粉丝数量,而是用机器学习来分析视频,对视频是否会火,能提前做出准确预测。因此,如果视频可能会吸引人,即使没有粉丝,也能广泛传播。这确实更民主。 其次,TikTok随机性更强,让很多在推特或电视上无法获得大量浏览的内容摆脱束缚,直接进入不太关心政治的人们的视线。这个巨大变化对共和党有利。TikTok与之前的平台很不同,它的用户多不关心政治、多为工人阶级,而民主党很难找到能吸引那些人的创作者和内容,因为民主党里没有那种人。 在过去的传统媒体世界里,民主党做得很好,但现在,战争的打法完全不同了。从前,要想传递信息,必须让文笔好的人吸收你的信息,再发布出去。而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任何人都可以制作视频的世界里,只要视频有吸引力,就会传播出去。这个变化自然让左派失去优势,因为文笔好的人一般更左倾。 与此相关,Nate Cohn几年前发布了一个有趣的统计数据:白人工人阶级选民里,过去一年里读过一本书的,比没读过书的更倾向于民主党。 【二】民主党输掉的原因 川普依然不受欢迎,但民主党也变成不受欢迎 这张图表是根据2020年和2024年民主党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支持率的出口民调,显示川普在去年大选和2020年一样不受欢迎,甚至稍微更不受欢迎。但变了的是,拜登的净支持率曾为正6%,而哈里斯的净支持率为负6%。但肖尔认为不是不应换下拜登。相反,下图显示,正是拜登支持率太低,连累了哈里斯。 拜登极不受欢迎 这张图表显示美国人支持及不支持拜登的比例。阿富汗撤军后,拜登支持率断崖式跌落,之后通货膨胀、移民问题以及预算之战都发生在秋季,支持率进一步下跌,再也没恢复。拜登的净不支持率一直在扩大,到大选时,人们对拜登政府已经很不满了,今年1月的净不支持率又高了一点,为20%。所以,肖尔认为拜登更难赢,因为如果哈里斯都很难与拜登拉开距离,拜登就更难和他自己拉开距离了。 另外,黑人从2020年到2024年的整体摇摆幅度很小,只有0-1%。但根据Blue Rose Research的民调,换上哈里斯之前,7–8%的黑人选民准备离弃民主党。这也证明,民主党不换候选人的话,会输掉更多。2024年,在很不利的形势下,哈里斯的表现其实不错——大选结果非常接近。 选民想要对制度进行重大改革 对于“目前最重要的,是维护制度,还是改革”这个问题,78%的选民回答“改革”。问到现状,是“可以更好,需要改进,以回到从前”还是“太糟了,需要对系统进行冲击”,大多选择后者,比例是53%,选前者的是37%。这显示选民希望发生大的变革。副总统哈里斯被视为现有系统的一部分,这是她败选的原因之一。 选民对现状非常愤怒,想要个也一样愤怒的候选人。但那得是一个在意识形态上不极端的、“愤怒”的温和派。下图就是选民对候选人意识形态的印象。 选民认为哈里斯在意识形态上更偏激 Blue Rose Research问被调查者:你认为这位候选人:比你自己更自由派,更保守,还是接近你自己的观点?49%的选民认为哈里斯比自己更自由派,只有39%的选民认为川普比自己保守。因此,更多选民认为川普比哈里斯温和。这说明,对候选人意识形态的看法上,存在巨大差距。2020年大选,人们说他们在意识形态上更接近拜登,而不是川普。但随着拜登支持率下跌,认为他过于自由派的比例也上升了。如果人们在经济等重要问题上更信任共和党,而不是民主党,哈里斯作为民主党的领袖,被认为过于自由派就不足为奇了。 选民最关心的是物价,没有之一 但肖尔认为哈里斯可以做得更好,赢得那场选举是有可能的。Blue Rose Research向被调查者展示国家面临的两个问题,问哪一个更重要。只要把生活成本或通胀与其他问题放在一起,十个人中就有八到九个认为生活成本和通胀更重要。这恰恰说明选民对拜登处理通胀、预算赤字问题上的做法非常不满。 94%的选民认为生活成本比学生债务重要;70%认为生活成本比移民和边境安全重要;80%认为生活成本比堕胎权重要;84%认为生活成本比环境和气候变化更重要。84%认为生活成本比保护美国民主制度更重要。 这清楚表明,选民希望改善经济,更关心物价,而不是维护美国民主制度。 Klein评价说,民主党的选举表现其实比其他国家的执政党好些。英国保守党的选举结果差得多,法国执政联盟也是,而民主党的支持率下降幅度不大。如果当初川普赢了2020年大选,通胀就是在他的治下发生,会让他和他的政府信誉扫地。那么,是不是民主党本身没有问题,只是运气不佳? 下一个图表也许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选民在关心的议题上,更信任哪个党 Blue Rose Research的调查让选民给40个问题按重要性排序,然后问:“在这些问题上,你更信任哪个党?” 上面这张图表分成四个象限。右上角是选民认为重要、而且民主党更被信任的议题,那个象限几乎空白。在精神健康上,选民对民主党的信任度很高,但他们不认为那是个重要议题;气候变化、环境和生育权的重要性都排在精神健康后面。唯一亮点是医疗保健——选民认为相当重要,民主党也明显占优势的议题。 2020年,人们最关心疫情和医保,而那些也是人们最信任民主党的议题。因此民主党只需谈论疫情和医保。他们那么做了,结果赢了。 这次困难得多。选民最关心的议题是生活成本。排在生活成本之后的是联邦政府规模、预算赤字、移民、犯罪及医保。几乎在所有这些问题上,人们更信任共和党的比例高出两位数的百分点。民主党在医保上更被信任,但仅领先2%,这个历来民主党占优势的议题,领先度下降很多。人们在气候变化和生育权问题上更信任民主党,但选民并不大关心那些。 这次选举中,选民在所有最重要问题上对共和党的信任度都远远高于民主党,但他们同时也认为川普是个可怕的人,不能信任他掌权。所以选举结果才如此接近。 但四年后,川普不会还是候选人,共和党也许会提名一个同样不讨人喜欢的候选人,也许不会。但如果民主党不摆脱这种信任危机,就依然灾难深重。 民主党信任度下降的一个原因是,拜登非常不受欢迎。数据表明,随着拜登越来越不受欢迎,民主党在所有问题上的受信任度都下降了很多,这个转变是大面积的。 另一个原因是选民对现实中的具体事情做出了反应。通常,经济在两党优势上是中性的。但通货膨胀后,选民对共和党在经济方面的支持率从高出5%上升到高出15–16%,经济成了共和党的优势。教育曾是民主党的强项,但疫情期间,这个优势坍塌,现在基本势均力敌;2021年的弗吉尼亚州州长选举中,教育甚至成为共和党的优势。另一方,生育权曾是个中性议题,但高院推翻堕胎权之后,选民在生育权上对民主党的信任度直线上升。所以,世界在过去四年里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还会继续变化,民主党必须根据变化做出调整,不要以为做什么都不重要。 信息传递 Blue Rose Research对竞选广告进行随机对照测验:对于某个广告,把1000人分成干预组和对照组。500人看广告,500人不看,之后问他们投票给谁,然后看两组的差异。最有效的一个广告是哈里斯直视镜头,说:“我知道生活成本太高了,我将建造更多住房,打击租金过高和价格垄断,来解决这个问题。你们辛辛苦苦赚的薪水,应该有更多留在手中。” 另一则广告称,“川普在为自己和他的亿万富翁朋友而战。他打算征收全国销售税——川普税,让中产阶级家庭的开支每年上涨4000美元。我们将为中产阶级减税,而不是加税。” 这些都是最好的竞选广告。也证实了选民最关心的是生活成本,而且选民对现状不满。哈里斯能在广告中承认:事情的确很糟糕,正是那条广告测试效果好的一个原因。 哈里斯竞选了三个月,一开始主要讲经济平民主义,但后来主要讲捍卫民主。民主党面临的一个重大战略难题是:民调告诉他们,应该谈选民关心的经济或物价,但那些问题很难吸引眼球。另一方面,川普每天都在做叫人生气和担心的坏事——起诉政敌,大肆滥用行政权力,但测试结果却是,选民不关心,也不想听那些。对民主和独裁话题的关注程度,因政治参与度和教育程度的不同有很大差异。 即使测试已指明什么更有效,但民主党的信息没有集中在经济上,而过于关注捍卫民主,也过于关注多元化、觉醒、和变性问题。除了经济问题不易被媒体关注,肖尔称也有民主党捐款大户对广告内容提出要求、施加压力的原因。 测试表明,川普最好的广告,基本上是关于经济、油价、移民和犯罪的。此外,川普竞选最后几天的广告是开垃圾车和在麦当劳卖汉堡。自由派觉得荒唐可笑,但其视觉效果很贴近底层人民。哈里斯真的在麦当劳打过工,但系上围裙在麦当劳作秀的却不是她。 肖尔认为,民主党必须明白,他们深陷信任危机,他们想说服的人,价值观与之不同,对现实的看法也完全不同。而且,很多人根本不用民主党的信息源。 民主党想要赢得工人阶级,就必须努力改善信息传递,向他们伸出手,并开始使用新平台。 【三】民主党怎样才能赢回来 攻击川普的最大弱项 这张图表有60来个圆点,每个都代表川普的一个行政命令或竞选政策,其中最受欢迎的包括:不对小费征税;在边境部署军队;实施选民身份证法;停止联邦雇员的远程工作。但很多川普和马斯克在全力执行的东西都不得人心,也是共和党的最大弱项:削减医疗补助、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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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保、延长对亿万富翁减税。肖尔认为,如果民主党坚决反对川普这些不受欢迎的改革,就有机会回到2012年的局面。 此外,肖尔他们还把川普将要做的58件事情,根据这些事情改变投票意向、让人不支持川普的说服力进行排序。民主党最关心的很多事情——马斯克导致联邦政府混乱、削减医疗补助、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及延长富人税收减免——排名都很靠前。这等于共和党自己在主动失误。 有项是“川普废除了降低处方药成本、给胰岛素花费制定上限的法律,这将增加数百万人赖以救命的药品成本”,这一条将转而不支持川普的比率提高了1.9%,这是能想到的最直白、最民主党的信息。但它的测试效果不如这条:川普“让马斯克在没有监督和制衡的情况下削减联邦预算;马斯克向川普竞选捐了2.5亿美元,现在川普让马斯克以马斯克获益的方式重塑政府,不惜伤害美国工人阶级的利益”。很难有什么能比得过保护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但马斯克被排在最前面,说明马斯克的行为实在是惹了众怒。 这些数据表明,接下来几个月中,民主党应该做两件事:一是反对削减社会福利,二是抨击马斯克制造混乱。这两点,既符合民主党的理念,也是选民非常关心的问题。 川普其实很脆弱 数据中看到:川普的反对率升得很快——今年1月末,他的反对率是40%,短短三个星期后就升为47%;同时他的支持率在下降。这说明,他做的很多事不得人心,他其实很脆弱。民主党只需找到最好的攻击点。 意识形态与民主党品牌 美国约有37%的人认同保守派,36%温和派,自由派有25%(根据问题不同,分布也可为40%、40%、20%)。 但肖尔指出,其实,意识形态划分并不是想象的那么严格。温和派,尤其是非白人温和派,他们中很多人对经济和社会问题都持进步观点,而川普的选民中很多是支持堕胎的。对各类选民的测试表明,经济平民主义的信息非常有效。另一方面,城市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与其他人群存在巨大的文化鸿沟,如果把那些人的文化特征作为民主党的形象和品牌,占大多数的其他人就会不支持民主党。 所以,品牌上,民主党不应过分强调意识形态,而应注重经济平民主义。 应对人工智能的挑战 当前的讨论还陷在意识形态之争,但肖尔认为,人工智能可能会迅速且不可逆转地改变政治格局:不久的将来,人工智能将导致大规模失业,民主党选民更受影响,其带来的社会和政治冲击会加剧美国的党派对立。 Blue Rose Research与经济学家乔纳森·赫什(Jonathan Hersh)和丹尼尔·洛克(Daniel Rock)合作,对哪些工作受人工智能影响最大进行了估算。他们的研究表明,有大学文凭的人比劳工阶级受影响更大。原因很简单,大型语言模式(Large Language Model,LLM)的发展速度比机器人快。人工智能对城市和郊区就业的影响将大于农村地区,对女性的影响大于男性。换言之,人工智能对民主党的选民负面影响更大。 肖尔预测这也可能是本世纪最大的文化战争,并担心这会加剧文化分歧,带来破坏性的后果。疫情期间,民主党的应对措施加剧了2016年就存在的文化分歧,其影响持续到现在,使民主党更难赢得选举。但与疫情不同的是,民主党有机会提前看到下一次冲击,必须为此做好准备,主动思考人工智能问题,而不是把头埋进沙子里。 未来选举展望 肖尔认为,即使民主党什么都不做,2026年也可能会赢回国会,因为那些从TikTok上获取新闻、不关心政治的选民——25岁以下的选民——中期选举的投票率极低。 赢回参议院比较难。2024年民主党在摇摆州的表现比全国的好,很大原因是对手的候选人太烂,不能指望那种情况永远持续下去。2024年,即使竞选工作做得空前地好,对手又空前地弱,民主党也只获47个席位。所以,即使有蓝潮,也很难赢回50个席位。 民主党必须做出改变,才能赢得参议院多数席位。民主党不应过分强调意识形态,并需要在意识形态上作妥协,但所需妥协程度因州而异。2024年,内布拉斯加的丹·奥斯本(Dan Osborn)获胜,部分原因是他作为独立候选人参选,但更重要的是他主打经济平民主义,关注人们最关心的问题。 展望总统大选,民主党需要改善品牌。现在民主党在全国范围信誉不高,如果不解决品牌问题,四年后大选,可能在核心问题上仍不被信任。何况,中期选举不会投票的选民会在2028年大选投票,而这一次,对手可能是个比川普受欢迎的候选人,那麻烦就大了。 另一方面,民主党现在不是执政党,这意味着他们没有议程控制权。现实地说,至少在2026年前,民主党的策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共和党做什么。但现在开始讨论新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并不过早。一旦推出新的候选人,那将是一次重启。可以想象,民主党推出的新的候选人会做得更好。 资料来源: Blue Rose Research: 2024 Retrospective and Looking Forward https://22733335.fs1.hubspotusercontent-na1.net/hubfs/22733335/2024%20Blue%20Rose%20Research%20Retrospective.pdf Ezra Klein: Democrats Need to Face Why Trump Won https://www.nytimes.com/2025/03/18/opinion/ezra-klein-podcast-david-shor.html Eric Levitz: This is why Kamala Harris really lost https://www.vox.com/politics/403364/tik-tok-young-voters-2024-election-democrats-david-shor David Shor: post on X https://x.com/davidshor/status/1357068352313839616 来源:加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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